语言哲学观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20 16:08:29

语言哲学观论文

篇(1)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1]韩林合.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篇(2)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136-02

一、语言哲学简介

20世纪是语言哲学转向时期,人类关于哲学的思索由本体论、认识论转向了语言,“转向”带来的不仅是新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哲学观上的革命性转变。语言哲学在此时崛起,成为该时代科学的主流。关于“语言哲学”的概念,众说纷纭。不同的哲学流派以不同的方式研究语言,因此得到的结论也存在差异。语言哲学研究包括对语与句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的探讨,对意义、指称与真理理论的研究,对语言与心理、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研究。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主要分为两大流派: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英美语言哲学主要运用语言分析方法对语言的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进行分析和论述。欧洲大陆语言哲学更注重语言的结构、功能和语言的人文特性。但这种分析只是从宏观上比较粗略的区分,事实上两派中的语言哲学家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有相互借鉴交融之处。在英美语言哲学内部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分为逻辑分析学派与日常语言分析两个学派。逻辑分析学派的罗素主张指称理论,同时根据亲知原则,强调了亲知在真理断定中的重要性。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等著作中提出图像论及逻辑原子论的符合论,他认为名称和对象是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命题甚至整个语言结构也与客观世界在逻辑上是对应或同构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世界的图像。日常语言学派采取概念性的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对日常语言进行精细的分析研究。从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到塞尔形成了包括言语行为理论的一整套有影响力且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语言哲学的研究者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归为语言哲学的一个分支。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哲学有着比较纷繁复杂的流派传统,而且各流派之间观点不同,甚至有着较深的矛盾。本文在此将西方语言哲学与《论语》中出现的关于语言的哲学性思考进行分析探讨,希望借此对我国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及该时代的语言哲学思想有较为深入的挖掘。

二、语言哲学的真理观

真理“符合论”是真理观中最古老,也是发展得最为完整、深入的理论。一开始“真理”便与语言联系在一起。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根据前人的观点指出:同一事物不可能具有一对相反的性质,不存在“一个事物既是白的又不是白的”这种现象,因此对事物的陈述也不能有居间状态,“对立的陈述不能同时为真”,“对于一事物必须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其某一方面”。所以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说存在者不存在或不存在者存在的人为假;说存在者存在和不存在者不存在的人则为真”。“说”在这里不仅仅是“陈述”,更是以言语形式所作的判断。

亚里士多德的真理判断标准:与事实符合,它们则为真,是真理;与事实不符,则为假,不属于真理。这种真理观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内涵,他承认在人这一主体之外,客观的对象世界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符合论”通常被学者认为是传统经验主义真理观的代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涉及的“世界、实体”非柏拉图式的理念实体,而是人们可以由感官感知到的“质料”与“形式”都相同一的具体事物,他认为真正的真理乃是主体认识与客观世界的一致。

罗素是真理符合论的代表者,他和维特根斯坦一样,主张真理是逻辑上的符合。他认为传统的符合论是认识论上的符合,真理就是要求命题与人们所获得的经验相一致,虽然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存在但人类却无法经验到的事实,是无法根据这个理论得出其真理性的。因此,他主张逻辑原子论,即从逻辑的角度认为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同构关系。

除真理符合论外,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与真理融贯论也是比较有影响的真理理论。实用主义真理观并非“有用即真理”那么简单,包括有用的概念才是真的概念,即概念的意义在于它的用途等较为深入的论述。真理融贯论事实上是受到黑格尔的整体主义本体论的影响而产生的。真理融贯论把真理理解为命题之间、判断之间、信念之间的融贯性。在一个理论中,如果一个命题与其他命题相融贯,这个命题就是真命题。

篇(3)

“美辞”论者认为“语文课”不是教学生学语言也不是学言语,而是学习修辞——美辞:听读上能鉴赏美的辞、说写上能使辞美。在经历了上述无休止的争论之后,近几年出现了自称“本质悬置”和“反本质”的声音。“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了,暂且将本质“悬置”,转而说可以说的“‘语文’不是什么”。“反本质”论者则认为不是“语文”的本质说不清楚,而是本来就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原本就没有“语文”这么回事,甚至有人主张将“语文”还原为“国文”,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由以上的简略梳理可以看出,在半个多世纪里,学界对该学科本质的认识仍然是一笔“糊涂账”,而“语文教育本质”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为什么“语文教育本质”研究会陷入这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困境,乃至有人声称干脆“本质悬置”或“反本质”呢?第一,研究对象不明。我并不怀疑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本意是弄清楚“语文教育本质”,有的研究者也申明自己在探讨“语文教育本质”,但实际探讨的却是“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基本特点与属性,而且经常将这几个有密切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相互替代使用。第二,研究方法不当。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用“拆字—析字法”界定“语文”二字。例如:有几位著名语文教育家、语言学家在其重要文章里或在大型研讨会上的如下表述都有“拆字—析字”之嫌:“语就是口头语,文就是书面语,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语文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字,也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学。”“语文这门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字之学。”“语文课,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语言文字。”“我想中学的语文课是指语言文学。”由于先拆字再析字,对“语”的解释有了母语、汉语、口语、语言、言语、语感、现代汉语等,对“文”的解释有了书面语、文字、文学、文章、文化、人文、文言文等。这样,“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本质说不清楚了,而“语文教育本质”就更说不清楚了。二是根据语文教学内容、价值观和目的观来确认“基本特点与属性”。传统的“文道统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具性”说、五种“言语”说、“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说、“人文性”说、“模糊性”说、“美辞”说等性质观,都与此有关。三是将“特点”、“属性”等同于“本质”。李海林已经指出:我国语文教育界已经习惯于用“××性”这种言语方式来表达对语文学科、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势;“××性”仅仅是一种指向事物外在形态的描述,用“××性”概括语文学科、语文课程的性质是把它的某一外部特征当作了内部性质,而揭示“本质”的最好方式应该是下定义。第三,知其难而退缩。所谓的“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转而说“‘语文’不是什么”。例如:不是语言教学、不是培养语言学家,不是文学教学、不是培养作家,不是一般的文化课,不是言语形式教学、不是言语内容教学等。其实,这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质悬置”,而是在“反向”地说“本质”。所谓的“反本质”论者认为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并没有“语文”这么回事,意欲放弃对“语文教育本质”的追问。例如:有人认为把“国文”改为“国语”进而改为“语文”决不是科学的明智之举,现在把“语文”还原为“国文”不是复古,而是拨乱反正;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这是对“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与机械分割,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反本质”,因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用以消解乃至放逐形而上学“本质论”的“反本质”方法论,并不是主张通过放逐或分割使该事物不再是该事物,而是强调只关注“现象”和“存在”本身,闭口不谈本质,压根儿不承认事物有“抽象的本质”。这三种原因的共同点是研究方法不正确,方法不正确又是因为方法论不正确,方法论不正确的根源又在因哲学意识淡薄而没能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

“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怎样才能走出困境?强化哲学意识——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吸收其方法论——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关键是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并吸收其方法论。那么,包含着“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方法论的可靠哲学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哲学基础在于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分析哲学是20世纪前期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尽管分析哲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观点和方法有较大差异,但都重视分析的方法、强调进行语言分析。罗素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精确地描述世界,使世界的本质结构得以呈现;而日常语言是模糊不清的,哲学中经常使用的词语表意不明、歧义丛生。因此,要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全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用法,应该把语言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和实践来考察;语言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对语言正常用法的错误使用。因此,分析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日常用语中有哪些歪曲,还语言以真面目。分析哲学的共同旨趣是通过语言分析给语言“看病”,代表了哲学研究的科学化取向。我国学者王路在《走进分析哲学》中指出:分析哲学对观念明确、思想清晰的强调,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正是中国学者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

哲学解释学是在20世纪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针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对人文领域尤其是哲学领域的渗透与制约的反抗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哈贝马斯。伽达默尔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不足以成为人文科学方法论基础;语言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工具,而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是存在的家园,存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以显现,即“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人类的母语学习即意味着在这个语言世界中成长,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语言自身对于世界解释的有限性决定了学习者的有限性,语言的界限即是理解的界限。作为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对语言的理解,它离不开“前见”的影响,是理解者自身视域与历史流传物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哲学解释学的语言理解方法。分析哲学追求精确严密的语言分析,代表着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哲学解释学主张对语言意义进行理解,代表着人文学科的方法论。虽然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起初是旨趣不同的两个哲学派别,但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两派哲学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分析”与“理解”有相互补充的必要,逐步从方法论角度克服各自的片面化信念与主张,呈现出对话和融合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哲学都极为关注语言,分析哲学由于对语言的关注才带来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哲学解释学始终把语言看作一切“理解”的基础。正如孙正聿在《哲学通论》中所说: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的关系,是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双峰对峙”的重要根源,也是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融合的趋势,已经为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研究“语文教育本质”应该用“语言分析”和“语言理解”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理解并明确地回答“语文教育”的两个根本问题。

篇(4)

二、后语言哲学研究内容的转换

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外语界相关学者在语言哲学方面对西方主流思想研究比较清晰,阐述也足够详尽,应该说对语言哲学问题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但由于研究目的等范式的转换,要求后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应开拓视野,逐步丰富,并且应该体现我们本国的研究特色,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语言哲学的特有魅力。从我国的语言哲学研究来看,语言哲学既重视语言形式,又比较看重语言的功能,注重语言中内含的哲学思想表达。春秋时期墨子就十分强调并重视言语的成事作用,主张“取实予名”,即把名称这样的概念推及现实的思考,注意事物变化及其他因素的逻辑关系。另外,儒家的孟子就十分重视语言的伦理意义,注重语言表达的道德哲学功能。孟子曾经指出: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说明语言不详实、没有好的内容,没有达到内容充实饱满,是语言表达的不当。这里就传递了语言哲学中的伦理问题。如果语言缺乏道德标准,所以表达的涵义不会深远。我们总是倡导学以致用的理念和为我所用的方法论,这与西方的语言哲学观有所不同。这也必然在语言哲学研究方面要与西方的发展方向分道扬镳。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后语言哲学应该体现语言哲学功能和中国特色,体现中国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应该是开放和多元的,既要立足语言学的本身,又要关注语用学发展;既要关注语法逻辑,又要分析推论反映出的哲学问题,并且要继承和借鉴已有的优秀研究成果。如对于语用研究中语言的伦理研究,就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有学者用语言哲学视角分析了礼貌用语表达方式,既以后现代视角指出礼貌的动态性和两面性。语用语言礼貌(pragmalinguisticpoliteness)独立于语境(context-free),主要包括句法、词汇、语义、音系特征等语言选择,礼貌表达就是如何使用它们,这属于语用学与语言学之间的问题;依赖语境(context-sen-sitive),这是在社会文化语境下因人际距离、受益与受损、权力与义务等因素影响下语言选择的恰当性,涉及一定的社会规约,这属于语用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问题。

以上研究说明作为哲学伦理学层面的礼貌问题的语言现象具有多维性,存在与我国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契合问题。另外,要注重古代语哲思想的探究,把英语语言现象与中国的哲学很好地结合。如英语字母本身就隐含中国传统的五行八卦原理。英语中元音字母A、E、I、O、U代表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模式;中文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分类组成世界的物质,正与英语元音字母相对应。这种研究紧贴哲学源头,有内涵、接地气,意义深远。

三、后语言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

语言具有共融性的特征,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尤其现代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语言成为了重要的信息载体为人们广泛使用,那么语言哲学涉足的范围会不断扩大。相应地,语言哲学研究也会随着这种发展趋势,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成果对某一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即跨学科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就是语言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合璧与贯通。如从语言哲学及翻译的契合点寻找新课题的跨学科研究方面,朱志方教授从语言进化论视角重新审视了蒯因的翻译不确定理论,提出了异族语言不可能没有指称个体的语言手段的论断,证明了蒯因翻译的不确定理论存在缺陷。进化理论为此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佐证,这也表明了多学科参与语言哲学研究可以使问题的解决更有说服力。一般认为,语言哲学研究就是涉及语言学和哲学理论,没有机会运用其他方面的学科理论。但哲学作为解决人类一般问题的学科,给我们以整个世界及人生之解释,仍然可以有机会与其他学科结合,提高语言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各个学科有各个不同的视角,可以提供语言哲学开放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准备。其实学科划分以人的认识对象为依据,事物存在的本身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一定的事物需要多学科的解释。我国以往的各级各类教育在人文精神方面有所欠缺,缺乏开阔的视野。也就是说,研究语言哲学必须掌握其他跨学科理论,打破学科封闭,这可以为语言哲学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根基。

四、后语言哲学研究思维的转换

(一)坚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我们知道,语言哲学兴起和发展于西方,大量已有研究成果含有西方的思想基因,其中,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对于语言哲学研究本身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也提醒我们,在后语言哲学研究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用科学的逻辑方法解决问题。费尔克劳福(Fairclough.N.)认为:“话语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的使用的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话语即社会实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还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语言同样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样,我们就必须紧跟实践的发展,深刻认识和辨别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用好语言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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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

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问题为核心,致力于探究世界的本原。“一切形而上学(包括它的反对者实证主义)都说着柏拉图的语言。”[1]61《逻辑哲学论》的命题1和2也论述着世界的构成,反映了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但传统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就是物的集合,物和原子均可分,且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可以无限分下去,维特根斯坦却将组成世界的元素限定在了“对象”上,相应的事态就是逻辑原子,且认为“对象”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在事态中对象就像链条的环节那样互相勾连(2•03)”。命题1和2映射的本体论思想和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家们讨论的本体论已有很大差异,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世界、对自然朴素的态度,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本体论问题的两种解释方式———以某种具体的物质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和以数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就包含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等三种知识,前两者属于本体论的研究范围,而逻辑学则属于认识论范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从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分化,加之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近代西方哲学排斥对形而上学的研究,这就导致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心理学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较多被采用,分析和归纳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关键词。《逻辑哲学论》的命题3和命题4提出的图像论恰好反映了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这两个命题提出了关于思想和命题的图像论,阐述了关于事实、逻辑图像和思想的关系。思想被看做是事实的镜子,因为事实的逻辑结构就反映在思想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事实存在于逻辑空间中,而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每个事物都像是在一个可能事态的空间里。我可以设想这个空间是空的,但是我不能设想没有这空间的事物(2•013)。”其中的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怎样?逻辑上的可能世界如何才能达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如何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必定有一种连结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而思想又是在逻辑空间中的活动,所以现实世界中的图像是由逻辑形式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都是根据逻辑在思想,“我们不能思想非逻辑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必须非逻辑地思想(3•03)”。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阐释了思想以逻辑为工具对事实的把握,它用图像来联系事实领域和命题领域。“图像就成了区分真正的命题与似是而非的命题的标准,它为命题与非命题划定了界限。”[2]438

2.从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

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强调对客体世界本原进行探究的本体论时代、近代强调对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追寻的认识论时代,以及当下强调对作为认识工具和思想表达形式的语言进行探究的语言学时代。“当今各种哲学研究,都涉及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语言。”《逻辑哲学论》命题5和6强调了语言和命题是思想表达的手段。维特根斯坦将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的问题,“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4•0031)”。此论述实际隐含了西方哲学由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物理学由宏观领域转向微观领域,导致物理学传统范式“解题能力”的弱化。认识论困境部分导致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我们理解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只能是语言,我们在谈论思想时其实是在谈论语言,所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在语言中不能表现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就像在几何学中不能用坐标来表现违反空间规律的图形,或者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点的坐标一样(3•032)”,否则就会出现歧义和理解混乱。在罗素的导言中就明确提出:“传统的哲学和传统的解决是怎样由于符号系统原则的无知和对语言的误用而产生出来的。”[3]3维特根斯坦把传统哲学的错误看做是错误地使用语言的结果,因此《逻辑哲学论》就是要通过解释日常语言的逻辑缺陷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根源。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清语言自身的逻辑与日常应用。只要语言符合逻辑就可以通过它找到知识的确定性。“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6)。”要在哲学研究方法上进行逻辑主义的思维,必须将传统研究方法从“主观”转向“客观”,即从主观的思维逻辑转向客观的语言逻辑。

二、实践解释学的方法论意蕴

国内学者俞吾金强调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论穿透力,认为马克思在解释学领域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主旨是确立实践在人的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核心作用”[4]5。实践解释学不同于解释学哲学、哲学解释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解释学等范畴,实践解释学以实践取向的唯物主义为背景,建立了世界和人的“意义性”关联和“解释学关联”。它是实践的、历史的、批判的、总体性的解释学方法,“使语言、文本、结构、观念通过实践向生活、历史、人、现实开放,形成语言与生活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文本与历史之间的解释学循环、结构与人之间的解释学循环以及观念与现实之间的解释学循环”[5]47-50。哲学是一项澄清思想的实践,而语言又是表达思想的手段,可以说,哲学是一项澄清语言并使其有意义的实践。既然如此,理解和解释在此过程中就不可或缺。而要避免误解,解释学在澄清思想上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尔给解释学下的定义,“解释学是关于与文字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文本的话语的实现问题”。施莱尔马赫也认为,“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6]41-45。在他看来,“误解是普遍的,而解释是避免误解的艺术,理解需要解释规则系统的帮助,排除误解,达到正确的理解”[7]113。实践解释学把对象和现实看做是主体实践的结果,对象和现实的“属人意义”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来得到理解。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所以这种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使得语言批判具有了实践解释学意味———我们可以对“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解释,对“不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理解。解释和理解的区分导源于J.德罗伊森的《历史概论》(1858)和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1883),它在抵制自然科学方法的背景下提出,凸显了人文科学的独特视域,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解释学具有启发意义,且对我们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实践解释学视域中的《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一直认为世界以两种形式存在,即“可以说的”与“不可以说的”。所谓“可以说的”就是能够用逻辑语言言说的东西,而“不可说的”就是无法用逻辑语言表达的东西。《逻辑哲学论》的前六个命题特别是命题5和命题6主要分析了“可说的东西”,而作为一个没有子命题的独立命题,命题7则意犹未尽却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不可说的东西”的态度,与前述其他命题中体现出的对“可以说的”事物的态度———用逻辑语言说清楚———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我国学者俞吾金和李金辉的观点,我们认为哲学不应该回避“不可说的”,而应从实践解释学视角回应或处理“不可说的”问题。

1.“可说的”———基于实践的解释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提出命题,而是要澄清命题,即从逻辑上解释清楚思想。但语言并非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而且即便是符合逻辑的语言也并非能完成语言的使命———能够应用于日常表述,如科学世界的语言就无法应用于生活世界。传统哲学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总是试图去创造一些不可说的、无法用逻辑语言解释的命题。这样的形而上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命题。与形而上的命题相对,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不想说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称谓(6•53)。”因此,“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理解,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一定解释构成的,哲学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哲学的澄清(4•1112)”。我们认为,哲学澄清的本质即基于实践的解释。解释(Explain)由表示“外面”和“以前”的前缀Ex-和表示“简单易懂”的词根plain组成,它意味着“从外面对世界进行简单易懂的研究”。此种意义上的“解释”正好对应着科学与哲学分野后的科学知识,亦即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这种解释性的澄清也应该以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为基础。问题在于,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与实践紧密相连。实践解释学中的实践概念是需要解释的、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并随着这种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概念。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明确指出,语言和词语都是工具,其意义取决于其用法。“语言的用法十分繁多,每个个别的语言表达(陈述、问题、命令等)都嵌在比较广阔的语言和超语言行为的环境之中,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2]440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一定重合之处。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多重含义,我国学者李金辉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文本梳理,认为“实践”经历了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上的和总体性的概念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实践的演变过程。[8]34很明显,包括语法、语义和语用等在内的语言是实践本身或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认为对“可说的东西”进行批判,就是对作为实践的语言进行解释。

2.“不可说的”———基于实践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认为,“真命题的总体就是全新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总体)(4•11)”,而“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4•111)”。所以,哲学所提的命题就不是真命题,但哲学又并非无用,它“为自然科学划定可以在其中争论的范围(4•113)”。哲学应当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4•113),而且,“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4•112)”。由此可见,哲学命题虽然不是自然科学命题中的真命题,但仍然有实践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轻率地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将哲学命题划归为“不可说的”而对其保持沉默,而应该对其进行实践解释学分析,即基于实践的理解。伽达默尔将解释学当做一种方法和注释文本的技术,海德格尔则将解释学当做“哲学”,注重对存在本身———定在的本体论诠释。将解释学由“方法、技艺”看做是“哲学”,导致了认识论的基础与本体论的基础的对立。然而在阐明某些概念这一哲学任务中,认识和本体并不是对立的,而应是统一的。正如利科尔所说:“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一句话是:因此,被看作是解释学的内部包含着在引申意义上被称为是解释学的东西的根基:人文科学方法论。”[6]54按照狄尔泰的观点,“我们把从通过感官接收的符号中识别出某种内在内容的过程称为理解”。而理解(Interpreta-tion)英语前缀Inter即有“内在”和“相互”之意。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所谓“理解”就是人的一种通过反身性达到内在性的把握的过程。“理解”意义上的展现,不是那种人不在场的自在过程,而是人的现实活动开启并参与生成的过程。[9]1-3此种“理解”方法是人文科学方法论,可以作为哲学命题分析的基础。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不可说的东西”说清楚,这依赖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行动和实践。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4)”、“关于哲学问题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4•003)”。要揭示被掩盖意义的问题,就需要主客体双向度理解。而这种特殊实践就是解释主体和解释客体间的双向互动行为,而不是单向度的注释。历史解释学认为,生存实践属于人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此,实践不是苍白的行动,而是包含着历史、传统和文化等背景要素。施莱尔马赫所要避免的“误解的理解”就是单向度的无背景参与的理解。

篇(6)

一、语言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认识论思想,结合人类语言交际的实际情况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来的。语言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行为和认知的理论。它以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为契机,描述人类使用语言的各种现象,阐释人类语言交际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以及社会、文化、认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语言运用的实质。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过程是动态的,是以语言的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为基础的。变异性(variability)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negotiability)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adaptability)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事项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际的需要”。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为关联,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语言的使用: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对象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顺应论对语境的划分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手段,后者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简言之,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从本质上讲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顺应理论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启发我们在选择和使用语言的同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哲学思考。

二、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带来了语言哲学的迅猛发展,许多哲学家都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语言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与本体论相联系,并把语言当成人的本质属性。他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迦达默尔也赋予语言本体论地位,主张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生活,人、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变的人的能力。对于人来说,语言本身是可变的,因为它对于同一件事为人准备了各种表述的可能性”。因此,维索尔伦将他的语言顺应理论界定为“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意蕴深刻。首先,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所研究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人类的诸种活动形式不可分离;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在被嵌入或锚定于这些活动形式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成的。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人类学、哲学和符号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可以说,语言顺应理论在其理论基础层面,从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生物学、符号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意蕴。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形式是被嵌入到人类的合作性活动中才发挥其语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就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语言活动形式的人类合作性活动。人类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哲学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思考语言(意义)问题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就包括“语言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两个组成部分。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游戏活动总体中的一部分是被织入其中而发挥其功能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的语用观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体系中,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后成为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其次,维索尔伦认为语言顺应论是“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综观”作为观察语言使用的一种理论视角反映了维索尔伦对语用学本质的独特理解,但其构成要素则有着深厚的符号学、哲学渊源。莫里斯在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表意过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在哲学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词意义的生成过程时提出语言游戏来说明语词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质,从而得出“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并提出“生活形式”来说明意义生成的本体。总之,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顺应。语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顺应人类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生活之所以如此也来自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这正是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要义。

三、顺应论蕴含的哲学思想

语言顺应论突破了言语适应理论长期遗忘语言、谈语言作用这一瓶颈问题,使语言问题回归语言本身,革新了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展示了语用学研究的新理路。具体而言,维索尔伦顺应理论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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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56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107-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他的意义观在整个语言哲学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一生最主要的两本著作分别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这两本书代表了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研究上的大转向,国内外普遍把《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作为他哲学研究的前期,主要观点是“逻辑图像论”,他的前期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分析哲学的发展;而把《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作为他理论研究的后期,主要思想是“语言游戏说”,他的后期思想开创了日常语言哲学的新时代。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理论:逻辑图像论

(一)逻辑图像论的基本含义

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深受弗雷格和罗素的现代数学逻辑的影响,正如他在《逻辑哲学论》的序中提到:“对我思想的激励大多得之于弗雷格的伟著和我朋友罗素先生的著作”。他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学说和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的目的在于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即对这些不加以澄清就容易模糊的思想给出明确的界限。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立足于意义确定性的寻求,他认为人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哲学问题,是由于误解了我们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因此,他试图澄清语言的逻辑来指明形而上学对语言的误用。跟以往以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为目的的哲学家不同,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是消解哲学问题,这种全新的哲学形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逻辑哲学论》中,逻辑分析不仅是维特根斯坦用以整理语言和世界的手段,而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灵魂。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集中研究了语言如何表现实在,一种科学语言的构成,以及语言和世界的“界限”等问题,在这些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他的“图像论”。“图像论”贯穿《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它集中代表了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的基本思想。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是词汇的简单叠加,命题的本质在于语词间的逻辑关联,语词通过命题建立起逻辑上的联系,语言表征意义的功能才能实现。他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在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每个命题都反映某个事实并且反应的方式类似于图像。而语言是由命题组成的,所有的命题就组成了作为整体的语言,因此语言是实在的一个图像。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同时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提出图像论的灵感之源。当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时偶然在战壕里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张示意图描述了一场交通事故。维特根斯坦突然想到,所有的命题也像这张示意图一样,是反映某个事实的图像。在他看来,可以将图像当作一个命题,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图像的关系,进而可以说语言与事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图像关系。

(二)逻辑图像论中语言、事实和世界的关系

关于世界的结构,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分解成诸事实”,世界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关于人类怎样认识世界这一点,维特根斯坦提出了逻辑图像论的观点。他认为,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逻辑相似性,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以他的逻辑图像论勾勒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由于世界可以被看作解析成无穷数量的“事实”,这些“事实”实际成为对于严重诸词汇作为符号所要传达的现实意义的“命题”,因此语言所反映的实际是现实中的各种图像。一个“命题”反映了真实存在着的图像才有意义,语言通过完成“命题”所设定的题目、对应真实中存在的图像来建立与现实的关系,因而语言和现实具有同样的逻辑结构和逻辑形式;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通过这种逻辑图像的建立,完成了二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中所遵循的投影规则的建设。对于语言的本质结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是由词汇组成的类聚物,而是由基本命题构成的。一个命题符号就是一个事实,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因此语言是实际的图像。一个命题向我们传达了事态,因此这个命题从本质上应该与该事态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就是逻辑,或者逻辑结构。所有的基本命题都是基本事态和基本事实的逻辑图像,命题是事态的逻辑图像。按照逻辑图像论的要求,一个图像与其所描写的事态或事实必须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反过来,一个命题只有在其是一个图像时才具有意义。

(三)逻辑图像论的实质

逻辑图像论实际上是在继承传统的符号语言学观念的基础上,以逻辑为重要的研究手段和新的准绳,重新对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内容、联系方式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逻辑哲学论》指出“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就是人的精神活动,他承认了人的主体性,没有了人的思想活动,命题、图像、语言是没有意义的,以图像形式的命题、语言是人的精神活动对事实的反应。在图像论的观点下,语言必须反映事实或与事实的逻辑相符。所以前期维特根斯坦追求语言的确定性,主张意义的指称论。追求语言的精确性一直是西方的传统观点,在这种影响之下,维特根斯坦和其他著名哲学家,如罗素、弗雷格一样,都追求和推崇理想的、精确的形式语言,同时认为日常语言是不精确又充满混乱的。他主张要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消除由于不精确的表达而引起的哲学混乱,从而清除日常语言对哲学的消极影响。

二、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理论:语言游戏说

(一)语言游戏说的基本含义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两本书时隔多年,后者可以看做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前期语言哲学理论的反思和深入研究。他在其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的序言里写道:“当十六年前,我重新回到哲学思考上来时,我一开始便被迫认识到我在第一本书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一错误指的是他前期理论的核心――语言图像论。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几乎摒弃了图像论用“语言游戏说”取而代之。

在《哲学研究》的开篇,维特根斯坦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朴素语言,或者是原始语言。这是他前后两个阶段不同语言观的缩影,一种是奥古斯丁的图画,这是一种原始、简单的语言观,是脱离了生活的语言。另一种是建筑师和助手之间为某一目的而交流信息的对话,这是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把这两种语言都叫做语言游戏。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语言游戏做严格的定义,有时他把原始语言称作游戏,有时他又把语言和那些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成为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本身具有游戏规则,即语言用法,这是一种内在构成规律,规则构成游戏本身,人们只有学会某种语言的用法才能学会某种语言。在这种语言游戏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词汇的意义是变动不定的,任何一个符号都可能代表任何一个意义,只要它在相应的环境里是这样的用法。因此,词汇含义的确在于它在一定语境里的用法,并且词语的含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字面意义来看,语言和游戏有几个特征是吻合的,首先,语言和游戏都是有目的的活动;其次,语言和游戏都趋于稳定,即在一定规则内执行;再次,语言和游戏都是被给与的,两者都要依靠公共约定进行。

(二)语言游戏说的家族相似性和日常生活性

如果说逻辑图像论所关注的重点尚局限在符号与语义之间静态的联系之中,之后以动态会话条件为研究背景的语言游戏说打破了这一局限,并通过“生活形式”为语言研究提出了更广阔的考察空间。因此 “家族相似”理论的提出则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下将各种语言游戏串联起来,对语用、语义、甚至语言的本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化论述,进一步开拓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对于“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而是代之以一段十分形象的论述:“例如观察一下我们称之为‘游戏’的活动。我所说的是棋类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竞赛游戏等。它们具备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吗?不要说它们一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否则其就不能成为“游戏”。而是要去观察,看它们是否真的有一些共同特征。因为当你仔细观察时,你虽然看不到它们全部都具备的特征,但会看到一些、且是一连串的类似和相近的地方。”“对于上述相似性,我想不到有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称呼;因为正像同一个家族中的成员间在体格、面孔、眼睛颜色、走路姿势、脾气等方面的相似那样,游戏间的相似性也重叠、交叉。我要说的是,‘游戏’本身构成一个家族。”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摒弃了图像论中那种命题图像与世界事实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而认为语言与世界事实并没有特定的一一对应,各个范围之间只有相似的某种特点,只能用“家族相似”来表达和划分世界事实。

在提出事物的“家族相似性”同时,维特根斯坦也将语言哲学的研究引入了日常生活中,他强调在研究语言时“不要去想,而要去看”,这句话并不是让人真的不要去想,而是强调不要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转而在日常生活中了解语言的用法,从实际生活中了解词语的特征与性质。

三、结语

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的转向,国内外学者褒贬不一。但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经过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后期并不是将前期思想全盘否定,他的前后期哲学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最为核心的转变就是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前期维特根斯坦追求逻辑语言的确定性,追求语言的本质,后期他回归了日常语言,放弃对语言本质的追求,提出家族相似性。在分析方法上,也从早期的逻辑分析、逻辑解释澄清到后期的日常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语言描述。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维特根斯坦贯穿一生的哲学主张始终是: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任务不是提出新的命题,而是一种消解。并不管是前期的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维特根斯坦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是不变的。他始终把语言作为解决哲学问题的钥匙,哲学的任务在他看来就是语言的批判,只不过在前期和后期的批判方法和手段上有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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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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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124-05

语言哲学之于语言学的母胎关系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1]进行过论述,然而,真正实质上就语用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详细阐述的是俞东明的《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说略》一文,它对语用学的哲学背景和语用学的两大流派,“形式化”和“非形式化”方法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2](P105)此后,江怡[3](P1~9)梳理了语言哲学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的发展过程,崔凤娟[4](P67~72)的《语用学的哲学维度》一文梳理了伴随语用学诞生、发展的主要哲学思想,特别是符号行为哲学、日常语言哲学,以及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语用学思想。本文将从哲学的语言转向谈起,从“元语言”,即“自然语言”,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以及人在语言哲学中的位置入手,探寻语用学的源起。

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之对博

(一)哲学的语言转向

语言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从哲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的思考、研究是为广义语言哲学;在分析哲学框架中产生,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以建立数学、数理逻辑式的精密科学和揭示语言外人的世界为目的研究是为狭义的语言哲学。[5](P43)人们普遍认为,本体论是古代哲学的中心,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的中心,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语言转向。哲学家们发现对于存在和认识的研究的关键在于对语言意义的洞悉,正如阿佩尔的说法:“哲学归根结底是对语言的思考。”[6](P13)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都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强调语言哲学的研究。[7](P2)

20世纪初数理逻辑的迅速发展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动力。语言转向的发动者弗雷格(G.Frege) 、罗素(B.Russell) 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 都是数理逻辑学家,他们都是借助于数理逻辑方法进行推理,设计使用“人工语言”,借以排除自然语言中修辞类的内容以及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逻辑的主要目标是论证形式化,而哲学的语言转向动力之一就是对哲学问题分析的形式化程度的不足感。

(二)作为哲学语言的人工语言

1.形式化的人工语言

在中世纪,逻辑学和语法学是完全纠合在一起的。[6](P22)句法比语词意义容易形式化,所以,逻辑学从一开始就与语法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新逻辑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以数学为基础,因此,“数理逻辑”是现代逻辑的本质。语言哲学正是在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作为从数理逻辑起家的语言哲学家,费雷格的论旨同样充沛着对世界和语言的形式化。罗素的“逻辑原子论提供了一个语言和世界同构对应的模式”。[8](P57)

弗雷格和罗素均认为自然语言有着两个主要缺陷:(1)自然语言有含糊性和歧义性,认为日常语言词义含混,逻辑混乱,因而它不能成为表达思想的完善工具;(2)自然语言不清晰,它的表面语法形式掩盖了它的真正结构,即作为形式的逻辑结构。[2](P102)在弗雷格和罗素思想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前期提出了一种精密演算、以分析和解释为研究方法的人工语言哲学。人工语言学派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混乱不堪,主张抛弃自然语言,仿照数理逻辑另创一套理想的人工形式语言代替日常语言, 以根本消除科学、哲学表述中的含混和歧义。[9](P15)在这种语言中,句法均遵循数理逻辑而严谨地构成。从意义的角度来说,人工派主张“真值意义论”,“人工派的‘真值’立场是和他们要用数理逻辑来对语言进行精密的形式化研究的主张相一致的”。[9](P15)

2. 语言与世界

从费雷格(1892)的《论意义与指称》(On Sense and Nominatum),到罗素(1905)的《论指称》(On Denoting),再到斯特劳森(1950)的《论指称》(On Referring), 无一不是在追寻和探索语言与世界的对应。

海德格尔强调逻各斯、语言和存在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语言就是存在的住所。[7](P28)“语言是存在的住所”正是语言哲学所揭示的语用与世界的关系。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建构。“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语言的世界”是语言与世界关系最核心的表述,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集合。在他的哲学观念里,“命题是事实的逻辑图像”,由命题而成就的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由此可见,前期维特根斯坦关心的其实并不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是语言自身的逻辑构造问题:由于语言与实在之间具有同构关系,因此研究语言也就是研究实在。[3](P4)

(三)自然语言的哲学回归

逻辑主义在早期语言哲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此后也一直是语言哲学中的一条主线,[6](P24)但逻辑语言,或者“人工语言”,终究是人为定义的、高度形式化的、两极化的表现世界的手段,其中缺乏人的情愫、未能描述人际互动中模糊的边缘地带。

1.日常语言学派

日常语言学派也称语言分析学派或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可见,语言分析是这一学派的重点。其实,逻辑语言学派同样重视语言分析,只不过逻辑语言学派所进行的语言分析,其分析介质为逻辑符号,以数理逻辑为手段,“往往忽视自然语言实际用法中的微妙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意义区别”。[6](P194)日常语言学派认为逻辑语言学派并没有给出日常语言中任何表达式的逻辑,因为“日常语言本来就没有这种精确的逻辑”。[10]日常语言经常出现歧义、含混和混乱,这一点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并不否认,但他们认为,日常语言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即以自然语言作为哲学问题分析的元语言。可以说,日常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是逻辑语言学派形式极化的必然反转,是对于其过度形式化而致使研究内容缺失的补充,也是在语言研究过程中的人类的自我回归。

2.自然语言是哲学的元语言

哲学与逻辑的并行致使哲学家需要一种高度精确的语言,弗雷格、罗素以及前期的维特根斯坦,都希望有一种符合逻辑的语言系统表述和分析哲学命题,以避免自然语言的“两个主要缺陷(含糊性和歧义性与不清晰性)”。[2](P102)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摩尔、赖尔、奥斯汀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批评逻辑人工语言学派,认为他们忽视了语言中包含的很多重要的逻辑差别,径自把自创的逻辑格式套用在自然语言上,从而他们的语言分析只不过得到了他们自己一开始放进语言里的东西。[6](P194)显而易见,自然语言是日常生活、工作、思考的语言,它本身就是完善的。

因此,日常语言学派之于自然语言的元语言哲学转向是必要的、必然的。这是因为在人工语言的设计和兴起以前,语言分析的介质从来都是自然语言――自然语言是哲学思考的初始语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对攻,就孰为初始的问题而言,稍加思考便可得知:人工语言作为被人赋予特殊意义的符号,其特殊意义是人通过自然语言赋予的,并需要自然语言作为介质进行解释、说明以及传播;反之,人工语言则无法作为通用语言进行解释自然语言。这是其一。其二,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维活动,是对世界的探知活动,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活动,是对所有科学的基础的探求,同时也是探求世界和科学的方法论。哲学是客观的、是形而上的,归根结底是一种以自然语言为依托的一种活动。无论是对世界的探知,还是对所有科学基础的探求,还是一种方法论,哲学的活动实施不可能依赖人工语言,究其根本,哲学活动是依赖于自然语言进行的,因为人工语言的定义介质终归是自然语言。人工语言如意欲流通而成为非某(些)人的私有语言,亦更是无法独立于自然语言的传播要通过自然语言来传递。因此,自然语言是“我们由之出发的最初之言”,[6](P205)而哲学的语言最终只能回归到自然语言。毕竟,“语言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揭示外在物理世界,而应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后者包括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11](P4)

3.人的哲学地位回归

“当我们学习语言,我们便是在不断地接近一些人所谓的‘人类的本质’,它是人脑的显著特性,是人类独有的,是与作为个体和社会的人在任何关键阶段不可分割的”。[12]当语言成为人独具的特征,语言便无法脱离人而独自同构世界,因为人是语言无法摆脱的介质,更是它发挥任何作用的主控者。日常语言才是作为分析和描述的实质性的介质,因为人具有“意向性”,因此人使用的语言同样具有“意向性”。可以说,语言即便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的启动装置仍然是“人”。

赛尔(J.R.Searle)是当今世界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奥斯汀(J.L.Austin)的学生。赛尔的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为哲学的语言回归至“日常语言”进行了有力有据的论证。

第一,语言的意向性。意向性是为许多心理状态和事件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性质,即这些心理状态或事件通过它而指向(direct at)或关于或涉及世界上的对象和事态。[13](P1)人的心灵的意向直接导致其语言对世界的组构,如果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未遇过心地邪恶的人,那么在他的世界里,就没有诸如“邪恶”这样的语言,即便在他的世界里突然出现“邪恶”,他也无法找出相应的语言去对应这种非其意向的世界。赛尔列出了一些表示意向状态的例子,如“信念、害怕、希望……热望、消遣和失望”。[13](P4)意向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因此,当哲学遇到“语言”,也同时遇到了“人”。

第二,语言的可表达性。任何意旨的内容都可以表达的原则,赛尔称之为“可表达性原则”。[14](P19)正如语言的意向性源于人的心灵的意向性,人所表达出的话语同样源于人的意旨。在实际上不可能确切地表达自己意旨的情况下,原则上也是可以确切地表达自己意旨的。[14](P19)可见,赛尔对于人与语言的关系中对人的主控地位的认可。

第三,语言的规约性。按照赛尔的观点,语言不仅与意向有关,而且与惯例或规则有关。如同象棋一样,语言涉及惯例问题;不同的人类语言,可以互相转化,可以看作同一潜在规则以不同的惯例实现。[14](P39)孩子刚学说话,会说“吃水”,会说“没怕的”,是掌握了语言规则的大人教会孩子说“喝水”“不怕的”。惯例也好,规则也罢,均为人的意向的产物。有人才有惯例,有人才有规则,因为是人能动地进行规约。

三、语用学的源起

(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转变的标识性论著。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主张,语言是世界的一种反映,即他的图像理论。而他在《哲学研究》中则认为语言是一种和其他行为纠织在一起的活动,即“语言游戏说”,这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观点。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从“图像映射论”到“语言游戏论”,维特根斯坦经历了截然的哲学观点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他从逻辑中抽离,转而力图通过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来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可以发现,维特根斯坦已经距离语用学咫尺之遥。《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提到了“意义即使用”这个观点。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15](P28)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使用比作游戏。他认为,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等一定有某种共同点,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家族相似”。[15](P42~43)“语言游戏”一词在这里旨在强调: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15](P15)各种游戏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语言游戏就是人类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也是生活方式。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排除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

哲学界对于陈述之言(statement)所做的描述或陈述,一直以来,只有真实或谬误之说。在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之前,“哲学界一直认为陈述之言应该具有可验证性”,[16](P2)奥斯汀(1962)对哲学界语言研究中的这种一贯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许多陈述之言只是貌似陈述,而实际上并不是以坦直地叙述或者传递相关事实为目的。据此,奥斯汀早期把句子区分为叙事句和施为句。前者陈述事实,与真值有关;后者通过所说的话语来进行某种行为,并不描述世界,与真值无关,但可以恰当性进行区分。

奥斯汀虽然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但“未能找到区别这两类话语的句法形式上的标准”。[17]因而,他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三类: (1)叙事行为或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行为,主要是发出语音、说出单词、句子;(2)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在说话这一动作的过程中实施的行为(传达某种目的如: 警告、命令、问候等)”;(3)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动作所带来的后果。[16](P94~108)在这三层意义中, 言后行为是他的理论的核心。同时,他还强调意义对于现实语境的依赖,离开了具体语境,单纯的意图、意向不可能构成言语行为。言语得当与否不仅依赖于词语的本身意义,更加依赖于在特定的现实语境下的目的和意图。[16](P145)

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不仅把人们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作为哲学问题探究的对象,同时使“人”所想要的后果作为意义释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历代哲学家对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智慧思考中,终于“人”这一从未脱离但又从未被注意的在语言与世界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得到了相应地谙思。他的哲学研究新方法打开了语言学家的语用视野,为词语的意义注入了语境的释义,言语行为理论成为语用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可以说,是“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使语用学蛰生。

(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然而,奥斯汀所强调的并非“人”,而是人所存在的语境。真正把“人”作为思维和意义建构的主体,置回于他理应存在的位置上的人是哲学家赛尔。

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虽缺乏明确的标准,但他的“以言行事”的观点却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赛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奥斯汀的分类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类,并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赛尔(1976)指出奥斯汀的分类的不足之处,并找出了不同的言语行为相互区别的12个侧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point),适从向(direction of fit)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expressed psychological state)。赛尔(1969)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14](P16~17)根据赛尔的观点,语言实际上是“人”自行规定的活动,并且是有“人”各自的意图的活动。除表达“人”各自的意图而外,言语行为的“适从向”以及“心理状态”应充分思及“利他”的初衷和心理需求。虽然“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是‘利他’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开始讨论不同动机所产生的行为”,[18](P40~41)虽然此处的“利他”仅限于满足语言听众的心理需求,而无疑,这是语用学源起的心理需要。

(四)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

哲学家格莱斯把意义区分为“直说的内容”和“含蓄的内容”,并认为“隐含而未直白的内容”与行为有关。所谓直说的内容,是指话语的意义只需要进行表层的理解,并不传递意图;含蓄的内容是“用意”,话语的意义不能只能停留在表层去理解,含蓄的内容是传递说话人的意图。例如,“It’s cold here”,字面含义是“冷”,其“含义”可以传递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关窗、开暖气或希望离开此地等意图。格莱斯认为,说话人发出一个言说具有“含义”或“用意”, 当且只有当说话人发出的言说试图在受话人那里引起某种效果,受话人理解了说话人的意图并使该意图真正地实现。格莱斯认为,在交流过程中,交际者的交流意向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共识,具有共识是交流成功的重要前基。这说明,在日常语言中,句子的意义并不等于它们的命题内容,以逻辑语言抽象而出的真值与日常话语中的逻辑概念也并不完全对等。例如:“她怀孕并结婚了。”和“她结婚并怀孕了。”两个句子真值条件相同,但句子含义不同。格莱斯研究的重点在于“非天然意义”, 即非字面意义或字面以外的意义,需要依据语境对话语进行语用分析而得。

格莱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交际者在交谈时都遵循着一个原则,即相互配合。交际者在参与交谈时应说符合你所参与交谈的时机和公认目的或方向的话,这就是他提出的言语交际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其中包括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19]。格莱斯认为,交际者在言语互动中须互相合作,合作使交际直接而高效。然而,交际者往往在交际过程中违反某些准则。例如:“A:电话响了。”“B:我在刷牙。”B的回答听起来是所答非所问,违法了关联准则,实则是说明不能去接听电话的原因。此时,B的回答究其合作的层面来看,不合作是表相,而合作才是真象。 因此,违反了某一准则的合作方式,正是非天然意义的潜伏点,这也是推导“会话含义”的语用分析程序。

格莱斯在假设合作原则成立的基础上,效仿康德的量、质、关系和方式这四个哲学范畴,进一步区分了四项基本准则。该哲学理论启动了语用推理模式,扩大了人类语言的“意义”的范畴,进一步巩固了元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为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哲学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再转向语言从而研究语言的意义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哲学一直都在不断地追寻真理。随着奥斯汀、赛尔和格莱斯等哲学家对语言意义的不停探寻,“人”的意向因素回归哲学,语用的语义成为哲学于语义新的中心。语义的语境化、语义的意向性变成语义的真理所在,并催生了语用学。

本文对语用学的哲学源生背景进行了梳理,发现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在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探讨过程中,“人”的因素有着由缺位到归位的过程。语用学的蛰生主要源于“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奥斯汀的“以言行事”以及塞尔继“以言行事”之后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理论,语言哲学最终成为一种在哲学界可以独树一帜的学科、并独立于语言学的哲学理论, 进而直接导致了语用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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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体验哲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 转换生成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的新的语言学科,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全新的语言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学理论提出了新的、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和摇篮,任何语言学流派都有其哲学渊源。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取向、解释取向、语义取向和共性取向,使它具有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的强大魅力,这些都首先源于其在哲学观上的突破。那么,作为当今语言学界的领军学科,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它对传统语言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哪些创新性的观点?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与西方主流语言学学派的语言观有何差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尝试性探讨。

一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

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一直贯穿着感性与理性、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争论,这些对立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也反映在语言研究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上:一种是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才能的一部分,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心智内部研究语言。

认知语言学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来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认知,既具有经验主义的成分,又具有理性主义的成分。1999年,美国语言哲学家Lakoff和Johnson出版了《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批判了在西方流行了多年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传统哲学观,如客观主义、形式主义、二元论、天赋论等,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并明确声明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主要包括3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

1 心智的体验性

心智的体验性认为,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的。我们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关系概念,人的身体、大脑与环境的互动,提供了日常推理的认知基础。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从认识空间和自己开始认识世界,因此空间概念和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它们成为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也是人类最重要的隐喻源。人们在经验和行为中形成了概念和范畴,语义与此同时形成。这就形成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语言和现实之间存在认知和概念这一中间层次,如果不依靠认知结构和范畴知识,就无法接近现实。因此,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人类心智又是身体经验的产物。

2 认知的无意识性

认知的无意识性,是指对我们心智中的所思所想没有直觉的知觉。大脑中的大多数思维活动无法直接知道,试图通过哲学思辨达及人类思维与理解的深处只是一种幻想,有意识的思维只是思维冰山之巅而已。绝大多数的思维是在表层意识之下进行的,人类所有的知识和信念都主要存在于认知无意识的概念系统架构之中,人类的范畴根据原型进行概念化和推理,但不为我们所意识。这种无意识性决定了全部知觉的思维结构。传统英美分析哲学认为,所有思维都是有意识的,通过先于经验的反思就能完全知晓。体验哲学认为这办不到。

3 思维的隐喻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不是概念性的,而仅仅是词语的非常规性用法。传统的分析哲学也认为概念都是非隐喻性的,可通过弗雷格的系统意义(sense)来确立,或通过抽象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世界之间纯粹的、客观的关系来确定,而思维的隐喻观对这一传统哲学观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判。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的基本作用是从始源域将推理类型影射到目的域,大部分抽象概念是隐喻性的。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不用隐喻来思考经验和推理是很难想象的。隐喻是人类所有思维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之中。隐喻推理使得大部分抽象思维成为可能,哲学也是基于隐喻的。“没有隐喻,哲学家就不可能进行深奥的推理;或者说,没有隐喻就没有哲学。

二 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观

认知语言学在对大量语言现象,特别是对隐喻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传统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提出了新的见解。

1 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是由大脑中的概念相连接,而概念的作用只是一种连接纽带,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有对应的关系。认知语言观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及对语言形成的本源作用,但更强调人的认知的参与作用,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有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介于其间。

2 语言的任意性与象似性

关于语言中形式与意义之间是否存在理据性,争论已久。自索绪尔于1916年发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来,“任意性”被看作是语言的特性之一。后来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理论将任意性观念推到了极致,认为不仅单个符号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其排列组合构成的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任意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语言的共性说明语言不可能完全是任意创造的,而是受认知环境(包括人的生理环境、认知能力等)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尽管语言符号在基本范畴等级上(在不可分析为更小单位的词素上)有一定的任意性,或者有些已经丧失了理据,但是在词、短语或句子层次上,是有动因、有理据的。但其动因和理据不在于语言形式直接反映外部世界的事物,而在于反映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语言形式相对于人的认知结构来说不是任意的。符号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普遍存在着象似性(iconicity)现象。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体现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照应关系的象似性,要大于语言的任意性。

3 范畴与概念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由客观事物的基本特征决定的,特征是二元的,范畴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同一范畴内的成员地位相等。按照传统范畴理论,范畴化是纯粹客观的过程,与范畴化的主体无关。体验哲学认为,范畴、概念主要是人类基于体验之上,经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Lakoff曾说“了解我们是如何划分范畴的是理解我们如何思维和行动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理解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的核心问题”。在范畴化的基础上人类才具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才有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范畴的建立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使人们的知识和经验不断趋于条理化、系统化。范畴的划分是经过认知处理的结果,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范畴是围绕一个原型(prototype)构成的,原型作为范畴核心的图式化的心理表征,是人们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认知参照点。

三 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及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关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哲学基础是流行于当时知识界的英美分析哲学(主要是唯物主义经验论和逻辑实证主义)。以乔姆斯基为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心智主义,哲学基础是基于笛卡儿哲学(主要是二元论、天赋论)和形式主义哲学之上的混合哲学。在《体验哲学》一书中,Lakoff 和Johnson是把二者都归结为客观主义认知观而加以批判的。确实,跟体验哲学注重“体验”、注重“主、客体的结合”比较起来,英美分析哲学和笛卡儿哲学都割裂了感知和理性的联系,都把主体和客体相分离。这种哲学观上的对立,反映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上,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

1 与客观主义“主、客体相分离”的哲学观相对应,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都持有如下基本观点:(1)语言是一个具有完全自主性的自足系统,可以作为一种算法系统来描述,并且其描述不必考虑更为广泛的认知问题;(2)语法尤其是句法不同于词汇和语义,它是独立的语言结构,可以作为自治的体系来描述。语法结构独立性的理由是:语法范畴以形式特征为基础,而不是以语义特征为基础。说话人只要以语法结构为基础就可以对是否合乎规范做出判断,不必考虑语义;(3)如果语义属于语言分析的范围,也只能是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逻辑来描述。其理由是:语义学和语用学(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的知识)可以做出原则上的区别,语义结构完全是组合式的,隐喻和语义引申之类的现象不属于语言描写的范围。

2 与体验哲学“主、客体相结合”的哲学观相对应,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认知语言学持有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相对的观点。主要表现在:(1)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故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描写必须参照认知过程;(2)语言结构与人类的概念知识、身体经验以及话语的功能有关,并以它们为理据;(3)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组成部分,而是与语义、词汇密不可分,即词汇、形态和句法形成一个符号单位的连续统;(4)语义不只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与人的主观认识息息相关。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语义学来分析词语的意义是不充分的,其原因有二:一是语义结构的描写与无限的知识系统有关;二是语义结构不但反映了所观察到的情景内容,而且也反映了这个内容是怎样建构和解释的。

可见,不同的哲学基础决定了不同语言学派对语言一些根本问题的看法。正是在“主、客体相结合”的体验哲学观的指导下,认知语言学才通过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对一些传统的语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当然,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虽然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存在较大分歧,但它们也不是毫无共同之处。其实,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是重“感性”、重“经验”的,在语言的研究思路上,二者表现出一定的共同倾向,即它们都着眼于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至于认知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由于它们都坚持心智主义,反对“物理主义――行为主义”的语言观,在语言研究上就表现出更多的共性。

四 结语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是在批判客观主义和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承认客观世界对认知的第一性作用,也重视人的主观认知机制在范畴化、概念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功能,认为范畴、概念、推理等心智活动不能独立于客观世界,但也绝对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镜像反映。体验哲学对语言、思维、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对范畴、概念、任意性等一系列与语言哲学有关的问题也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注:本文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社会科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成分’概念在语义研究中的应用”(2008B0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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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篇(10)

[作者简介]梁臣,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6―0017―03

从西方哲学史上看,如果说古代哲学关注的主题是本体论问题,近代哲学关注的主题是认识论问题,那么20世纪哲学关注的主题则是语言学问题。20世纪的这种哲学主题的演变被称为哲学的语言转向。哲学家们包括英美分析哲学家们不再在传统意义上谈论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而是把目光转向作为人类思维载体的语言,通过分析语言而达到对语言表达式意义的阐明。他们的任务在于对已有的知识,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进行分析考察,以期确立知识的客观性标淮。在哲学的语言转向过程中,维特根斯坦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石里克所言:“维特根斯坦(在1922年的《逻辑哲学论》中)则是一直推进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

哲学的语言转向晚于分析哲学的诞生,作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和罗素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中只是处于酝酿阶段。弗雷格主要从事的是数学基础研究,他创立了数理逻辑,在从事这些研究中涉及到哲学问题,并对之加以研究;他认为哲学的基础和开端是数理逻辑,研究的方法也是具有客观性和形式性的数理逻辑,他提出了意义的真值理论、意义与意谓的区别、语境原则等,但他并没有从哲学传统的视域中系统地探讨哲学问题。罗素进一步推进了分析哲学的发展,他运用弗雷格和自己创立的数理逻辑作为分析工具,对哲学命题进行分析,提出了著名的摹状词理论和逻辑原子主义。罗素对命题和语词意义所进行的分析,把哲学家引向了哲学发展的新道路:通过对哲学命题的逻辑分析重新建立对哲学和世界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为知识提供最后支柱这一传统哲学观念的阴影,他只是具体针对某些类型的命题进行分析,而不分析所有命题的共性、特征、意义等,不可能从根本上促进哲学的语言转向。维特根斯坦则是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根本上把哲学研究从认识(思维)的内容转向了认识(思维)的表达,他对命题进行分析,试图发现所有命题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以及确立命题具有意义的一般条件和标准。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植根于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哲学传统又超越这个传统。他成长于欧陆文化传统之中,早年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并通过叔本华的著作而了解康德,传统哲学潜移默化于他心中。但哲学工作者显然厌倦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这种带有浓厚思辨形而上学色彩的传统哲学在唯心主义观念下根本无法解决哲学问题,引起哲学界的普遍反感,哲学发展陷入了困境。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提出了各种哲学理论,它们大都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反叛,却没有一种哲学理论能够真正解决哲学问题,哲学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此同时,现代自然科学飞速的发展,数理逻辑的诞生,哲学中反心理主义的兴起和语言科学的建立,为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维特根斯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事哲学研究,他的哲学研究出发点主要受弗雷格和罗素的影响和启发,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研究之路,从他开始,哲学研究的重心才从思维内容的研究转到思维表达的研究,实现哲学的语言转向,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解决的问题、思路从传统哲学的问题、思路出发,以新角度、新方法、新语言来解决传统哲学问题,因而具有哲学语言转向的特征。

我们从《逻辑哲学论》中虽然没有看到传统哲学对他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传统哲学问题隐现于该著作之中。如果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当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哲学任务都是要达到对世界尤其是对人的充分认识和理解。如果说康德进行的是理性批判,否定传统形而上学,重建科学形而上学,探讨的是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研究得出人只能认识现象界,物自体不可知,而不可知则为信仰留下地盘的话;那么维特根斯坦进行的是语言批判,否定形而上学,所探讨的是语言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研究得出可说和不可说之分,而对不可说则保持沉默。事实上,他们在哲学精神本质上、甚至整体框架上都极为相似,维特根斯坦把康德从认识论的层面上探讨的哲学问题转为从语言层面探讨哲学问题,只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转变了,例如,在《逻辑哲学论》中依然留有认识论的痕迹,他的命题图像理论依然预设了主客体关系,他所谈论的事实、世界即可说的就是康德所说的现象界,而不可说的东西和康德的不可认识但可思维的对象即物自体具有相同之处。此外,我们从《逻辑哲学论》这部著作的思路发展看,也显现了哲学转向的轨迹,全书共有7个论题,第1、2论题侧重于本体论,第3、4论题侧重于认识论,第5、6侧重于语言哲学。所以,从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与传统哲学的相关性看,它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更具有哲学的语言转向的特征。

其次,后来的语言哲学家们所探讨的语言哲学基本问题、所坚持的语言哲学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在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中已经提出或蕴含了。

一般认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一)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它们是近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两个角度看同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中有着明显的体现。维特根斯坦是系统地从语言来思考世界的第一人,也正是在这意义上他是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从总体上探讨语言和世界关系的问题,突出地体现在命题的图像理论中。他从世界的逻辑构造出发进行阐述,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世界分解成事实。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就是诸事体的存在,事体乃是对象(物项,事物)的一种结合,对象是固定的、简单的和不可分的。语言不是由词汇组成的类聚物,而是由所有命题组成的总和,命题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所有命题最终都可分为简单命题一基本命题,都是这样命题的真值函项,基本命题又由名字按特定方式构成,“名字不能更以任何界说分析之,名字只是初始符号”,他认为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关系;因此,名字代表对象,基本命题是事态的图像,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实在等同于世界),语言描述世界。

在意义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坚持意义的指称理论,它也体现在命题的图像理论中,如名字的意义就是其指称。凡是命题描述世界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可说的都是有意义的;不可说的要么是缺乏意义的命题,要么是无意义的命题,前者为重言式、矛盾式和数学等,后者为伦理学、美学、形而上学以及

《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等。

维特根期坦前期哲学系统地蕴含了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主要特征或原则。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主要特征或原则,一是以句法为出发点,包括逻辑原子论、语境原则、意义理论、意义和所指等。例如,他的逻辑原子主义是通过逻辑构造把世界分解成事实或事态,最终分解成不可分的对象,与之相应,语言由命题(句子)构成,复杂命题由简单命题构成,简单命题由名字构成,名字是不可分析的初始符号。他的语境原则是对弗雷格语境原则的接受和发展,他认为名字(词语)只有在命题中才有意义,单个的或孤立的词没有意义,有意义的词必须描述对象,命题必须同实在相比较才知道真假,才有意义。二是从句法到本体和认识,包括语义上行、对数的分析、分析的方法和依据等。例如,他的语义上行策略蕴含在《逻辑哲学论》思路发展中,他从世界的逻辑结构出发,引入图像同思想关联,思想与命题具有内在关系,这样就顺利过渡到了语言,从而把探讨世界问题转为探讨语言问题本身。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数理逻辑,他接受弗雷格和罗素所创立的数理逻辑,并对其进行改造和发展,发明了真值表;他的哲学思想实质上就是在运用数理逻辑作为分析工具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维特根斯坦所坚持的哲学观,也是分析哲学家或语言哲学家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传统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基于我们对语言逻辑的误解,从而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日常语言中,常常同一语词,而以不同的方式标示――因此遂属于不同的记号或者两个语词以不同的方式标示,表面上却以相同的方式应用于命题中……”;“因此,就容易发生最根本的混淆(全部哲学充满了这种混淆)”。“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与问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以,这类问题都是不能答的,而只能确定其无意义;哲学家的大多数问题与命题,都是由于人不懂得自己的语言逻辑而产生的。”由此,“全部哲学即是语言批判(不过不是毛特纳意义上的批判)”。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之逻辑的阐明;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一部哲学著作,本质上,乃由一些解释而成;哲学的结果不是若干‘哲学命题’,而是把问题阐明;哲学应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他认为传统哲学是由没有任何意义的似是而非的问题和命题构成,是不可能的;而他自己所从事的哲学活动即作为说明的哲学则指出了这种不可能性,它也是由似是而非的问题和命题构成的,因此也不可能;只有他认为“哲学”是对思想的逻辑或命题进行澄清即作为职业的哲学,那才是可能的。

最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中的作用还在于他对其本人后期哲学以及其他分析哲学家或语言哲学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后期的思想无疑是在批判继承他前期的思想上发展的,“但四年前我有机会重读了我的第一本书(《逻辑哲学论》)并向人解释其中的思想。……只有与我旧时的思想方式相对照并以它为背景,我的新思想才能得到正当的理解”。前期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命题的逻辑图像论,分析的方法主要是现代数理逻辑方法,探讨的是语言的逻辑结构,用一种静态的观点看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否定了这种前期的内容和方法,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问题,从自然语言出发,探讨语言的语法结构,提出“语言游戏论”的思想和哲学无用论的观点。但他的前后期哲学观具有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两者所关心的主题都是对思想的语言表达,哲学是一种活动,哲学问题的出现是思想混乱和理智疾病的产物,通过分析语言的用法才能最终解决哲学问题;此外在关于“可说与不可说”的关系和形而上学的态度上,他的前后期思想都存在一致性。

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逻辑经验主义者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许多论断和观点,例如,把哲学看作一种澄清命题的活动,把命题看作事实的图像,认为除了自然科学、逻辑和数学之外的所有命题都是无意义的,等等。但他们更多地是曲解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引以为用。他们试图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建立一套完备的人工语言方案,通过经验证实的原则确立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拒斥形而上学等观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也对罗素有很大的影响,他的早期思想和前期哲学对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提供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罗素在《我的哲学发展》中承认维特根斯坦对他有深远的影响,维特根斯坦的一些论述逻辑命题的笔记在一战时曾影响了他几年的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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