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1]韩林合.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美辞”论者认为“语文课”不是教学生学语言也不是学言语，而是学习修辞——美辞：听读上能鉴赏美的辞、说写上能使辞美。在经历了上述无休止的争论之后，近几年出现了自称“本质悬置”和“反本质”的声音。“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了，暂且将本质“悬置”，转而说可以说的“‘语文’不是什么”。“反本质”论者则认为不是“语文”的本质说不清楚，而是本来就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原本就没有“语文”这么回事，甚至有人主张将“语文”还原为“国文”，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由以上的简略梳理可以看出，在半个多世纪里，学界对该学科本质的认识仍然是一笔“糊涂账”，而“语文教育本质”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为什么“语文教育本质”研究会陷入这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困境，乃至有人声称干脆“本质悬置”或“反本质”呢？第一，研究对象不明。我并不怀疑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本意是弄清楚“语文教育本质”，有的研究者也申明自己在探讨“语文教育本质”，但实际探讨的却是“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基本特点与属性，而且经常将这几个有密切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相互替代使用。第二，研究方法不当。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用“拆字—析字法”界定“语文”二字。例如：有几位著名语文教育家、语言学家在其重要文章里或在大型研讨会上的如下表述都有“拆字—析字”之嫌：“语就是口头语，文就是书面语，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语文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字，也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学。”“语文这门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字之学。”“语文课，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语言文字。”“我想中学的语文课是指语言文学。”由于先拆字再析字，对“语”的解释有了母语、汉语、口语、语言、言语、语感、现代汉语等，对“文”的解释有了书面语、文字、文学、文章、文化、人文、文言文等。这样，“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本质说不清楚了，而“语文教育本质”就更说不清楚了。二是根据语文教学内容、价值观和目的观来确认“基本特点与属性”。传统的“文道统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具性”说、五种“言语”说、“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说、“人文性”说、“模糊性”说、“美辞”说等性质观，都与此有关。三是将“特点”、“属性”等同于“本质”。李海林已经指出：我国语文教育界已经习惯于用“××性”这种言语方式来表达对语文学科、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势；“××性”仅仅是一种指向事物外在形态的描述，用“××性”概括语文学科、语文课程的性质是把它的某一外部特征当作了内部性质，而揭示“本质”的最好方式应该是下定义。第三，知其难而退缩。所谓的“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转而说“‘语文’不是什么”。例如：不是语言教学、不是培养语言学家，不是文学教学、不是培养作家，不是一般的文化课，不是言语形式教学、不是言语内容教学等。其实，这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质悬置”，而是在“反向”地说“本质”。所谓的“反本质”论者认为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并没有“语文”这么回事，意欲放弃对“语文教育本质”的追问。例如：有人认为把“国文”改为“国语”进而改为“语文”决不是科学的明智之举，现在把“语文”还原为“国文”不是复古，而是拨乱反正；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这是对“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与机械分割，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反本质”，因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用以消解乃至放逐形而上学“本质论”的“反本质”方法论，并不是主张通过放逐或分割使该事物不再是该事物，而是强调只关注“现象”和“存在”本身，闭口不谈本质，压根儿不承认事物有“抽象的本质”。这三种原因的共同点是研究方法不正确，方法不正确又是因为方法论不正确，方法论不正确的根源又在因哲学意识淡薄而没能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
“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怎样才能走出困境？强化哲学意识——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吸收其方法论——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关键是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并吸收其方法论。那么，包含着“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方法论的可靠哲学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哲学基础在于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分析哲学是20世纪前期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尽管分析哲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观点和方法有较大差异，但都重视分析的方法、强调进行语言分析。罗素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精确地描述世界，使世界的本质结构得以呈现；而日常语言是模糊不清的，哲学中经常使用的词语表意不明、歧义丛生。因此，要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全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用法，应该把语言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和实践来考察；语言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对语言正常用法的错误使用。因此，分析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日常用语中有哪些歪曲，还语言以真面目。分析哲学的共同旨趣是通过语言分析给语言“看病”，代表了哲学研究的科学化取向。我国学者王路在《走进分析哲学》中指出：分析哲学对观念明确、思想清晰的强调，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正是中国学者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
哲学解释学是在20世纪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针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对人文领域尤其是哲学领域的渗透与制约的反抗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哈贝马斯。伽达默尔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不足以成为人文科学方法论基础；语言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工具，而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是存在的家园，存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以显现，即“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人类的母语学习即意味着在这个语言世界中成长，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语言自身对于世界解释的有限性决定了学习者的有限性，语言的界限即是理解的界限。作为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对语言的理解，它离不开“前见”的影响，是理解者自身视域与历史流传物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哲学解释学的语言理解方法。分析哲学追求精确严密的语言分析，代表着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哲学解释学主张对语言意义进行理解，代表着人文学科的方法论。虽然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起初是旨趣不同的两个哲学派别，但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两派哲学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分析”与“理解”有相互补充的必要，逐步从方法论角度克服各自的片面化信念与主张，呈现出对话和融合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哲学都极为关注语言，分析哲学由于对语言的关注才带来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哲学解释学始终把语言看作一切“理解”的基础。正如孙正聿在《哲学通论》中所说：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的关系，是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双峰对峙”的重要根源，也是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融合的趋势，已经为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研究“语文教育本质”应该用“语言分析”和“语言理解”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理解并明确地回答“语文教育”的两个根本问题。
二、后语言哲学研究内容的转换
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外语界相关学者在语言哲学方面对西方主流思想研究比较清晰，阐述也足够详尽，应该说对语言哲学问题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但由于研究目的等范式的转换，要求后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应开拓视野，逐步丰富，并且应该体现我们本国的研究特色，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语言哲学的特有魅力。从我国的语言哲学研究来看，语言哲学既重视语言形式，又比较看重语言的功能，注重语言中内含的哲学思想表达。春秋时期墨子就十分强调并重视言语的成事作用，主张“取实予名”，即把名称这样的概念推及现实的思考，注意事物变化及其他因素的逻辑关系。另外，儒家的孟子就十分重视语言的伦理意义，注重语言表达的道德哲学功能。孟子曾经指出：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说明语言不详实、没有好的内容，没有达到内容充实饱满，是语言表达的不当。这里就传递了语言哲学中的伦理问题。如果语言缺乏道德标准，所以表达的涵义不会深远。我们总是倡导学以致用的理念和为我所用的方法论，这与西方的语言哲学观有所不同。这也必然在语言哲学研究方面要与西方的发展方向分道扬镳。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后语言哲学应该体现语言哲学功能和中国特色，体现中国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应该是开放和多元的，既要立足语言学的本身，又要关注语用学发展；既要关注语法逻辑，又要分析推论反映出的哲学问题，并且要继承和借鉴已有的优秀研究成果。如对于语用研究中语言的伦理研究，就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有学者用语言哲学视角分析了礼貌用语表达方式，既以后现代视角指出礼貌的动态性和两面性。语用语言礼貌（pragmalinguisticpoliteness）独立于语境（context-free），主要包括句法、词汇、语义、音系特征等语言选择，礼貌表达就是如何使用它们，这属于语用学与语言学之间的问题；依赖语境（context-sen-sitive），这是在社会文化语境下因人际距离、受益与受损、权力与义务等因素影响下语言选择的恰当性，涉及一定的社会规约，这属于语用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问题。
以上研究说明作为哲学伦理学层面的礼貌问题的语言现象具有多维性，存在与我国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契合问题。另外，要注重古代语哲思想的探究，把英语语言现象与中国的哲学很好地结合。如英语字母本身就隐含中国传统的五行八卦原理。英语中元音字母A、E、I、O、U代表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模式；中文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分类组成世界的物质，正与英语元音字母相对应。这种研究紧贴哲学源头，有内涵、接地气，意义深远。
三、后语言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
语言具有共融性的特征，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尤其现代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语言成为了重要的信息载体为人们广泛使用，那么语言哲学涉足的范围会不断扩大。相应地，语言哲学研究也会随着这种发展趋势，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成果对某一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即跨学科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就是语言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合璧与贯通。如从语言哲学及翻译的契合点寻找新课题的跨学科研究方面，朱志方教授从语言进化论视角重新审视了蒯因的翻译不确定理论，提出了异族语言不可能没有指称个体的语言手段的论断，证明了蒯因翻译的不确定理论存在缺陷。进化理论为此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佐证，这也表明了多学科参与语言哲学研究可以使问题的解决更有说服力。一般认为，语言哲学研究就是涉及语言学和哲学理论，没有机会运用其他方面的学科理论。但哲学作为解决人类一般问题的学科，给我们以整个世界及人生之解释，仍然可以有机会与其他学科结合，提高语言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各个学科有各个不同的视角，可以提供语言哲学开放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准备。其实学科划分以人的认识对象为依据，事物存在的本身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一定的事物需要多学科的解释。我国以往的各级各类教育在人文精神方面有所欠缺，缺乏开阔的视野。也就是说，研究语言哲学必须掌握其他跨学科理论，打破学科封闭，这可以为语言哲学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根基。
四、后语言哲学研究思维的转换
（一）坚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我们知道，语言哲学兴起和发展于西方，大量已有研究成果含有西方的思想基因，其中，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对于语言哲学研究本身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也提醒我们，在后语言哲学研究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用科学的逻辑方法解决问题。费尔克劳福(Fairclough.N.)认为：“话语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的使用的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话语即社会实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还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语言同样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样，我们就必须紧跟实践的发展，深刻认识和辨别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用好语言的哲学基础。
一、语言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认识论思想，结合人类语言交际的实际情况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来的。语言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行为和认知的理论。它以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为契机，描述人类使用语言的各种现象，阐释人类语言交际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以及社会、文化、认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语言运用的实质。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过程是动态的，是以语言的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为基础的。变异性(variability)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negotiability)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adaptability)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事项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际的需要”。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为关联，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语言的使用: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对象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顺应论对语境的划分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手段，后者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简言之，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从本质上讲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顺应理论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启发我们在选择和使用语言的同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哲学思考。
二、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带来了语言哲学的迅猛发展，许多哲学家都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语言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与本体论相联系，并把语言当成人的本质属性。他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迦达默尔也赋予语言本体论地位，主张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生活，人、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变的人的能力。对于人来说，语言本身是可变的，因为它对于同一件事为人准备了各种表述的可能性”。因此，维索尔伦将他的语言顺应理论界定为“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意蕴深刻。首先，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所研究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人类的诸种活动形式不可分离;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在被嵌入或锚定于这些活动形式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成的。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人类学、哲学和符号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可以说，语言顺应理论在其理论基础层面，从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生物学、符号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意蕴。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形式是被嵌入到人类的合作性活动中才发挥其语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就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语言活动形式的人类合作性活动。人类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哲学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思考语言(意义)问题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就包括“语言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两个组成部分。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游戏活动总体中的一部分是被织入其中而发挥其功能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的语用观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体系中，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后成为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其次，维索尔伦认为语言顺应论是“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综观”作为观察语言使用的一种理论视角反映了维索尔伦对语用学本质的独特理解，但其构成要素则有着深厚的符号学、哲学渊源。莫里斯在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表意过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在哲学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词意义的生成过程时提出语言游戏来说明语词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质，从而得出“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并提出“生活形式”来说明意义生成的本体。总之，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顺应。语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顺应人类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生活之所以如此也来自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这正是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要义。
三、顺应论蕴含的哲学思想
语言顺应论突破了言语适应理论长期遗忘语言、谈语言作用这一瓶颈问题，使语言问题回归语言本身，革新了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展示了语用学研究的新理路。具体而言，维索尔伦顺应理论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大致如下:
【中图分类号】 B56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107-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他的意义观在整个语言哲学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一生最主要的两本著作分别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这两本书代表了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研究上的大转向，国内外普遍把《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作为他哲学研究的前期，主要观点是“逻辑图像论”，他的前期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分析哲学的发展；而把《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作为他理论研究的后期，主要思想是“语言游戏说”，他的后期思想开创了日常语言哲学的新时代。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理论：逻辑图像论
（一）逻辑图像论的基本含义
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深受弗雷格和罗素的现代数学逻辑的影响，正如他在《逻辑哲学论》的序中提到：“对我思想的激励大多得之于弗雷格的伟著和我朋友罗素先生的著作”。他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学说和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的目的在于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即对这些不加以澄清就容易模糊的思想给出明确的界限。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立足于意义确定性的寻求，他认为人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哲学问题，是由于误解了我们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因此，他试图澄清语言的逻辑来指明形而上学对语言的误用。跟以往以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为目的的哲学家不同，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是消解哲学问题，这种全新的哲学形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逻辑哲学论》中，逻辑分析不仅是维特根斯坦用以整理语言和世界的手段，而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灵魂。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集中研究了语言如何表现实在，一种科学语言的构成，以及语言和世界的“界限”等问题，在这些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他的“图像论”。“图像论”贯穿《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它集中代表了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的基本思想。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是词汇的简单叠加，命题的本质在于语词间的逻辑关联，语词通过命题建立起逻辑上的联系，语言表征意义的功能才能实现。他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在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每个命题都反映某个事实并且反应的方式类似于图像。而语言是由命题组成的，所有的命题就组成了作为整体的语言，因此语言是实在的一个图像。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同时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提出图像论的灵感之源。当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时偶然在战壕里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张示意图描述了一场交通事故。维特根斯坦突然想到，所有的命题也像这张示意图一样，是反映某个事实的图像。在他看来，可以将图像当作一个命题，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图像的关系，进而可以说语言与事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图像关系。
（二）逻辑图像论中语言、事实和世界的关系
关于世界的结构，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分解成诸事实”，世界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关于人类怎样认识世界这一点，维特根斯坦提出了逻辑图像论的观点。他认为，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逻辑相似性，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以他的逻辑图像论勾勒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由于世界可以被看作解析成无穷数量的“事实”，这些“事实”实际成为对于严重诸词汇作为符号所要传达的现实意义的“命题”，因此语言所反映的实际是现实中的各种图像。一个“命题”反映了真实存在着的图像才有意义，语言通过完成“命题”所设定的题目、对应真实中存在的图像来建立与现实的关系，因而语言和现实具有同样的逻辑结构和逻辑形式；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通过这种逻辑图像的建立，完成了二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中所遵循的投影规则的建设。对于语言的本质结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是由词汇组成的类聚物，而是由基本命题构成的。一个命题符号就是一个事实，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因此语言是实际的图像。一个命题向我们传达了事态，因此这个命题从本质上应该与该事态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就是逻辑，或者逻辑结构。所有的基本命题都是基本事态和基本事实的逻辑图像，命题是事态的逻辑图像。按照逻辑图像论的要求，一个图像与其所描写的事态或事实必须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反过来，一个命题只有在其是一个图像时才具有意义。
（三）逻辑图像论的实质
逻辑图像论实际上是在继承传统的符号语言学观念的基础上，以逻辑为重要的研究手段和新的准绳，重新对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内容、联系方式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逻辑哲学论》指出“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就是人的精神活动，他承认了人的主体性，没有了人的思想活动，命题、图像、语言是没有意义的，以图像形式的命题、语言是人的精神活动对事实的反应。在图像论的观点下，语言必须反映事实或与事实的逻辑相符。所以前期维特根斯坦追求语言的确定性，主张意义的指称论。追求语言的精确性一直是西方的传统观点，在这种影响之下，维特根斯坦和其他著名哲学家，如罗素、弗雷格一样，都追求和推崇理想的、精确的形式语言，同时认为日常语言是不精确又充满混乱的。他主张要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消除由于不精确的表达而引起的哲学混乱，从而清除日常语言对哲学的消极影响。
二、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理论：语言游戏说
（一）语言游戏说的基本含义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两本书时隔多年，后者可以看做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前期语言哲学理论的反思和深入研究。他在其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的序言里写道：“当十六年前，我重新回到哲学思考上来时，我一开始便被迫认识到我在第一本书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一错误指的是他前期理论的核心――语言图像论。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几乎摒弃了图像论用“语言游戏说”取而代之。
在《哲学研究》的开篇，维特根斯坦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朴素语言，或者是原始语言。这是他前后两个阶段不同语言观的缩影，一种是奥古斯丁的图画，这是一种原始、简单的语言观，是脱离了生活的语言。另一种是建筑师和助手之间为某一目的而交流信息的对话，这是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把这两种语言都叫做语言游戏。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语言游戏做严格的定义，有时他把原始语言称作游戏，有时他又把语言和那些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成为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本身具有游戏规则，即语言用法，这是一种内在构成规律，规则构成游戏本身，人们只有学会某种语言的用法才能学会某种语言。在这种语言游戏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词汇的意义是变动不定的，任何一个符号都可能代表任何一个意义，只要它在相应的环境里是这样的用法。因此，词汇含义的确在于它在一定语境里的用法，并且词语的含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字面意义来看，语言和游戏有几个特征是吻合的，首先，语言和游戏都是有目的的活动；其次，语言和游戏都趋于稳定，即在一定规则内执行；再次，语言和游戏都是被给与的，两者都要依靠公共约定进行。
（二）语言游戏说的家族相似性和日常生活性
如果说逻辑图像论所关注的重点尚局限在符号与语义之间静态的联系之中，之后以动态会话条件为研究背景的语言游戏说打破了这一局限，并通过“生活形式”为语言研究提出了更广阔的考察空间。因此 “家族相似”理论的提出则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下将各种语言游戏串联起来，对语用、语义、甚至语言的本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化论述，进一步开拓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对于“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而是代之以一段十分形象的论述：“例如观察一下我们称之为‘游戏’的活动。我所说的是棋类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竞赛游戏等。它们具备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吗？不要说它们一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否则其就不能成为“游戏”。而是要去观察，看它们是否真的有一些共同特征。因为当你仔细观察时，你虽然看不到它们全部都具备的特征，但会看到一些、且是一连串的类似和相近的地方。”“对于上述相似性，我想不到有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称呼；因为正像同一个家族中的成员间在体格、面孔、眼睛颜色、走路姿势、脾气等方面的相似那样，游戏间的相似性也重叠、交叉。我要说的是，‘游戏’本身构成一个家族。”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摒弃了图像论中那种命题图像与世界事实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而认为语言与世界事实并没有特定的一一对应，各个范围之间只有相似的某种特点，只能用“家族相似”来表达和划分世界事实。
在提出事物的“家族相似性”同时，维特根斯坦也将语言哲学的研究引入了日常生活中，他强调在研究语言时“不要去想，而要去看”，这句话并不是让人真的不要去想，而是强调不要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转而在日常生活中了解语言的用法，从实际生活中了解词语的特征与性质。
三、结语
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的转向，国内外学者褒贬不一。但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经过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后期并不是将前期思想全盘否定，他的前后期哲学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最为核心的转变就是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前期维特根斯坦追求逻辑语言的确定性，追求语言的本质，后期他回归了日常语言，放弃对语言本质的追求，提出家族相似性。在分析方法上，也从早期的逻辑分析、逻辑解释澄清到后期的日常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语言描述。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维特根斯坦贯穿一生的哲学主张始终是：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任务不是提出新的命题，而是一种消解。并不管是前期的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维特根斯坦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是不变的。他始终把语言作为解决哲学问题的钥匙，哲学的任务在他看来就是语言的批判，只不过在前期和后期的批判方法和手段上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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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体验哲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 转换生成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的新的语言学科,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全新的语言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学理论提出了新的、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和摇篮,任何语言学流派都有其哲学渊源。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取向、解释取向、语义取向和共性取向,使它具有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的强大魅力,这些都首先源于其在哲学观上的突破。那么,作为当今语言学界的领军学科,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它对传统语言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哪些创新性的观点?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与西方主流语言学学派的语言观有何差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尝试性探讨。
一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
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一直贯穿着感性与理性、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争论,这些对立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也反映在语言研究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上:一种是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才能的一部分,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心智内部研究语言。
认知语言学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来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认知,既具有经验主义的成分,又具有理性主义的成分。1999年,美国语言哲学家Lakoff和Johnson出版了《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批判了在西方流行了多年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传统哲学观,如客观主义、形式主义、二元论、天赋论等,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并明确声明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主要包括3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
1 心智的体验性
心智的体验性认为,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的。我们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关系概念,人的身体、大脑与环境的互动,提供了日常推理的认知基础。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从认识空间和自己开始认识世界,因此空间概念和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它们成为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也是人类最重要的隐喻源。人们在经验和行为中形成了概念和范畴,语义与此同时形成。这就形成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语言和现实之间存在认知和概念这一中间层次,如果不依靠认知结构和范畴知识,就无法接近现实。因此,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人类心智又是身体经验的产物。
2 认知的无意识性
认知的无意识性,是指对我们心智中的所思所想没有直觉的知觉。大脑中的大多数思维活动无法直接知道,试图通过哲学思辨达及人类思维与理解的深处只是一种幻想,有意识的思维只是思维冰山之巅而已。绝大多数的思维是在表层意识之下进行的,人类所有的知识和信念都主要存在于认知无意识的概念系统架构之中,人类的范畴根据原型进行概念化和推理,但不为我们所意识。这种无意识性决定了全部知觉的思维结构。传统英美分析哲学认为,所有思维都是有意识的,通过先于经验的反思就能完全知晓。体验哲学认为这办不到。
3 思维的隐喻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不是概念性的,而仅仅是词语的非常规性用法。传统的分析哲学也认为概念都是非隐喻性的,可通过弗雷格的系统意义(sense)来确立,或通过抽象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世界之间纯粹的、客观的关系来确定,而思维的隐喻观对这一传统哲学观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判。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的基本作用是从始源域将推理类型影射到目的域,大部分抽象概念是隐喻性的。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不用隐喻来思考经验和推理是很难想象的。隐喻是人类所有思维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之中。隐喻推理使得大部分抽象思维成为可能,哲学也是基于隐喻的。“没有隐喻,哲学家就不可能进行深奥的推理;或者说,没有隐喻就没有哲学。
二 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观
认知语言学在对大量语言现象,特别是对隐喻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传统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提出了新的见解。
1 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是由大脑中的概念相连接,而概念的作用只是一种连接纽带,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有对应的关系。认知语言观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及对语言形成的本源作用,但更强调人的认知的参与作用,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有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介于其间。
2 语言的任意性与象似性
关于语言中形式与意义之间是否存在理据性,争论已久。自索绪尔于1916年发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来,“任意性”被看作是语言的特性之一。后来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理论将任意性观念推到了极致,认为不仅单个符号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其排列组合构成的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任意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语言的共性说明语言不可能完全是任意创造的,而是受认知环境(包括人的生理环境、认知能力等)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尽管语言符号在基本范畴等级上(在不可分析为更小单位的词素上)有一定的任意性,或者有些已经丧失了理据,但是在词、短语或句子层次上,是有动因、有理据的。但其动因和理据不在于语言形式直接反映外部世界的事物,而在于反映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语言形式相对于人的认知结构来说不是任意的。符号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普遍存在着象似性(iconicity)现象。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体现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照应关系的象似性,要大于语言的任意性。
3 范畴与概念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由客观事物的基本特征决定的,特征是二元的,范畴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同一范畴内的成员地位相等。按照传统范畴理论,范畴化是纯粹客观的过程,与范畴化的主体无关。体验哲学认为,范畴、概念主要是人类基于体验之上,经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Lakoff曾说“了解我们是如何划分范畴的是理解我们如何思维和行动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理解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的核心问题”。在范畴化的基础上人类才具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才有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范畴的建立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使人们的知识和经验不断趋于条理化、系统化。范畴的划分是经过认知处理的结果,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范畴是围绕一个原型(prototype)构成的,原型作为范畴核心的图式化的心理表征,是人们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认知参照点。
三 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及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关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哲学基础是流行于当时知识界的英美分析哲学(主要是唯物主义经验论和逻辑实证主义)。以乔姆斯基为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心智主义,哲学基础是基于笛卡儿哲学(主要是二元论、天赋论)和形式主义哲学之上的混合哲学。在《体验哲学》一书中,Lakoff 和Johnson是把二者都归结为客观主义认知观而加以批判的。确实,跟体验哲学注重“体验”、注重“主、客体的结合”比较起来,英美分析哲学和笛卡儿哲学都割裂了感知和理性的联系,都把主体和客体相分离。这种哲学观上的对立,反映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上,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
1 与客观主义“主、客体相分离”的哲学观相对应,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都持有如下基本观点:(1)语言是一个具有完全自主性的自足系统,可以作为一种算法系统来描述,并且其描述不必考虑更为广泛的认知问题;(2)语法尤其是句法不同于词汇和语义,它是独立的语言结构,可以作为自治的体系来描述。语法结构独立性的理由是:语法范畴以形式特征为基础,而不是以语义特征为基础。说话人只要以语法结构为基础就可以对是否合乎规范做出判断,不必考虑语义;(3)如果语义属于语言分析的范围,也只能是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逻辑来描述。其理由是:语义学和语用学(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的知识)可以做出原则上的区别,语义结构完全是组合式的,隐喻和语义引申之类的现象不属于语言描写的范围。
2 与体验哲学“主、客体相结合”的哲学观相对应,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认知语言学持有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相对的观点。主要表现在:(1)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故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描写必须参照认知过程;(2)语言结构与人类的概念知识、身体经验以及话语的功能有关,并以它们为理据;(3)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组成部分,而是与语义、词汇密不可分,即词汇、形态和句法形成一个符号单位的连续统;(4)语义不只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与人的主观认识息息相关。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语义学来分析词语的意义是不充分的,其原因有二:一是语义结构的描写与无限的知识系统有关;二是语义结构不但反映了所观察到的情景内容,而且也反映了这个内容是怎样建构和解释的。
可见,不同的哲学基础决定了不同语言学派对语言一些根本问题的看法。正是在“主、客体相结合”的体验哲学观的指导下,认知语言学才通过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对一些传统的语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当然,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虽然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存在较大分歧,但它们也不是毫无共同之处。其实,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是重“感性”、重“经验”的,在语言的研究思路上,二者表现出一定的共同倾向,即它们都着眼于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至于认知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由于它们都坚持心智主义,反对“物理主义――行为主义”的语言观,在语言研究上就表现出更多的共性。
四 结语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是在批判客观主义和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承认客观世界对认知的第一性作用,也重视人的主观认知机制在范畴化、概念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功能,认为范畴、概念、推理等心智活动不能独立于客观世界,但也绝对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镜像反映。体验哲学对语言、思维、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对范畴、概念、任意性等一系列与语言哲学有关的问题也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注:本文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社会科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成分’概念在语义研究中的应用”(2008B0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
[2] 刘正光:《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认知无意识、体验心智与隐喻思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3期。
[3] Lakoff,G.& 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543.
[4]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梁臣，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6―0017―03
从西方哲学史上看，如果说古代哲学关注的主题是本体论问题，近代哲学关注的主题是认识论问题，那么20世纪哲学关注的主题则是语言学问题。20世纪的这种哲学主题的演变被称为哲学的语言转向。哲学家们包括英美分析哲学家们不再在传统意义上谈论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而是把目光转向作为人类思维载体的语言，通过分析语言而达到对语言表达式意义的阐明。他们的任务在于对已有的知识，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进行分析考察，以期确立知识的客观性标淮。在哲学的语言转向过程中，维特根斯坦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石里克所言：“维特根斯坦(在1922年的《逻辑哲学论》中)则是一直推进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
哲学的语言转向晚于分析哲学的诞生，作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和罗素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中只是处于酝酿阶段。弗雷格主要从事的是数学基础研究，他创立了数理逻辑，在从事这些研究中涉及到哲学问题，并对之加以研究；他认为哲学的基础和开端是数理逻辑，研究的方法也是具有客观性和形式性的数理逻辑，他提出了意义的真值理论、意义与意谓的区别、语境原则等，但他并没有从哲学传统的视域中系统地探讨哲学问题。罗素进一步推进了分析哲学的发展，他运用弗雷格和自己创立的数理逻辑作为分析工具，对哲学命题进行分析，提出了著名的摹状词理论和逻辑原子主义。罗素对命题和语词意义所进行的分析，把哲学家引向了哲学发展的新道路：通过对哲学命题的逻辑分析重新建立对哲学和世界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为知识提供最后支柱这一传统哲学观念的阴影，他只是具体针对某些类型的命题进行分析，而不分析所有命题的共性、特征、意义等，不可能从根本上促进哲学的语言转向。维特根斯坦则是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根本上把哲学研究从认识(思维)的内容转向了认识(思维)的表达，他对命题进行分析，试图发现所有命题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以及确立命题具有意义的一般条件和标准。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植根于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哲学传统又超越这个传统。他成长于欧陆文化传统之中，早年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并通过叔本华的著作而了解康德，传统哲学潜移默化于他心中。但哲学工作者显然厌倦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这种带有浓厚思辨形而上学色彩的传统哲学在唯心主义观念下根本无法解决哲学问题，引起哲学界的普遍反感，哲学发展陷入了困境。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提出了各种哲学理论，它们大都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反叛，却没有一种哲学理论能够真正解决哲学问题，哲学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此同时，现代自然科学飞速的发展，数理逻辑的诞生，哲学中反心理主义的兴起和语言科学的建立，为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维特根斯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事哲学研究，他的哲学研究出发点主要受弗雷格和罗素的影响和启发，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研究之路，从他开始，哲学研究的重心才从思维内容的研究转到思维表达的研究，实现哲学的语言转向，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解决的问题、思路从传统哲学的问题、思路出发，以新角度、新方法、新语言来解决传统哲学问题，因而具有哲学语言转向的特征。
我们从《逻辑哲学论》中虽然没有看到传统哲学对他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传统哲学问题隐现于该著作之中。如果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当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哲学任务都是要达到对世界尤其是对人的充分认识和理解。如果说康德进行的是理性批判，否定传统形而上学，重建科学形而上学，探讨的是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研究得出人只能认识现象界，物自体不可知，而不可知则为信仰留下地盘的话；那么维特根斯坦进行的是语言批判，否定形而上学，所探讨的是语言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研究得出可说和不可说之分，而对不可说则保持沉默。事实上，他们在哲学精神本质上、甚至整体框架上都极为相似，维特根斯坦把康德从认识论的层面上探讨的哲学问题转为从语言层面探讨哲学问题，只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转变了，例如，在《逻辑哲学论》中依然留有认识论的痕迹，他的命题图像理论依然预设了主客体关系，他所谈论的事实、世界即可说的就是康德所说的现象界，而不可说的东西和康德的不可认识但可思维的对象即物自体具有相同之处。此外，我们从《逻辑哲学论》这部著作的思路发展看，也显现了哲学转向的轨迹，全书共有7个论题，第1、2论题侧重于本体论，第3、4论题侧重于认识论，第5、6侧重于语言哲学。所以，从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与传统哲学的相关性看，它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更具有哲学的语言转向的特征。
其次，后来的语言哲学家们所探讨的语言哲学基本问题、所坚持的语言哲学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在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中已经提出或蕴含了。
一般认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一)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它们是近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两个角度看同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中有着明显的体现。维特根斯坦是系统地从语言来思考世界的第一人，也正是在这意义上他是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从总体上探讨语言和世界关系的问题，突出地体现在命题的图像理论中。他从世界的逻辑构造出发进行阐述，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世界分解成事实。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就是诸事体的存在，事体乃是对象(物项，事物)的一种结合，对象是固定的、简单的和不可分的。语言不是由词汇组成的类聚物，而是由所有命题组成的总和，命题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所有命题最终都可分为简单命题一基本命题，都是这样命题的真值函项，基本命题又由名字按特定方式构成，“名字不能更以任何界说分析之，名字只是初始符号”，他认为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关系；因此，名字代表对象，基本命题是事态的图像，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实在等同于世界)，语言描述世界。
在意义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坚持意义的指称理论，它也体现在命题的图像理论中，如名字的意义就是其指称。凡是命题描述世界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可说的都是有意义的；不可说的要么是缺乏意义的命题，要么是无意义的命题，前者为重言式、矛盾式和数学等，后者为伦理学、美学、形而上学以及
《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等。
维特根期坦前期哲学系统地蕴含了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主要特征或原则。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主要特征或原则，一是以句法为出发点，包括逻辑原子论、语境原则、意义理论、意义和所指等。例如，他的逻辑原子主义是通过逻辑构造把世界分解成事实或事态，最终分解成不可分的对象，与之相应，语言由命题(句子)构成，复杂命题由简单命题构成，简单命题由名字构成，名字是不可分析的初始符号。他的语境原则是对弗雷格语境原则的接受和发展，他认为名字(词语)只有在命题中才有意义，单个的或孤立的词没有意义，有意义的词必须描述对象，命题必须同实在相比较才知道真假，才有意义。二是从句法到本体和认识，包括语义上行、对数的分析、分析的方法和依据等。例如，他的语义上行策略蕴含在《逻辑哲学论》思路发展中，他从世界的逻辑结构出发，引入图像同思想关联，思想与命题具有内在关系，这样就顺利过渡到了语言，从而把探讨世界问题转为探讨语言问题本身。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数理逻辑，他接受弗雷格和罗素所创立的数理逻辑，并对其进行改造和发展，发明了真值表；他的哲学思想实质上就是在运用数理逻辑作为分析工具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维特根斯坦所坚持的哲学观，也是分析哲学家或语言哲学家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传统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基于我们对语言逻辑的误解，从而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日常语言中，常常同一语词，而以不同的方式标示――因此遂属于不同的记号或者两个语词以不同的方式标示，表面上却以相同的方式应用于命题中……”；“因此，就容易发生最根本的混淆(全部哲学充满了这种混淆)”。“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与问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以，这类问题都是不能答的，而只能确定其无意义；哲学家的大多数问题与命题，都是由于人不懂得自己的语言逻辑而产生的。”由此，“全部哲学即是语言批判(不过不是毛特纳意义上的批判)”。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之逻辑的阐明；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一部哲学著作，本质上，乃由一些解释而成；哲学的结果不是若干‘哲学命题’，而是把问题阐明；哲学应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他认为传统哲学是由没有任何意义的似是而非的问题和命题构成，是不可能的；而他自己所从事的哲学活动即作为说明的哲学则指出了这种不可能性，它也是由似是而非的问题和命题构成的，因此也不可能；只有他认为“哲学”是对思想的逻辑或命题进行澄清即作为职业的哲学，那才是可能的。
最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中的作用还在于他对其本人后期哲学以及其他分析哲学家或语言哲学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后期的思想无疑是在批判继承他前期的思想上发展的，“但四年前我有机会重读了我的第一本书(《逻辑哲学论》)并向人解释其中的思想。……只有与我旧时的思想方式相对照并以它为背景，我的新思想才能得到正当的理解”。前期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命题的逻辑图像论，分析的方法主要是现代数理逻辑方法，探讨的是语言的逻辑结构，用一种静态的观点看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否定了这种前期的内容和方法，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问题，从自然语言出发，探讨语言的语法结构，提出“语言游戏论”的思想和哲学无用论的观点。但他的前后期哲学观具有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两者所关心的主题都是对思想的语言表达，哲学是一种活动，哲学问题的出现是思想混乱和理智疾病的产物，通过分析语言的用法才能最终解决哲学问题；此外在关于“可说与不可说”的关系和形而上学的态度上，他的前后期思想都存在一致性。
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逻辑经验主义者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许多论断和观点，例如，把哲学看作一种澄清命题的活动，把命题看作事实的图像，认为除了自然科学、逻辑和数学之外的所有命题都是无意义的，等等。但他们更多地是曲解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引以为用。他们试图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建立一套完备的人工语言方案，通过经验证实的原则确立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拒斥形而上学等观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也对罗素有很大的影响，他的早期思想和前期哲学对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提供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罗素在《我的哲学发展》中承认维特根斯坦对他有深远的影响，维特根斯坦的一些论述逻辑命题的笔记在一战时曾影响了他几年的思想。
[参考文献]
语言哲学和翻译
语言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还是西方古典哲学都受到了格外的关注。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我国先秦诸子最早谈及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名”与“实”。
西方古典哲学对语言的关注也有很长的历史。欧洲自古就有许多哲学家认为语言是现实的反映。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535-475 BC）和柏拉图（427-347 BC）都谈到了词的起源、功能和使用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的古代哲学家都对语言有着与生俱来的浓厚兴趣，同时他们要把对世界的认识和对问题的解释用语言加以描写。这是哲学和语言相互联系的基本原因和内在因素。
翻译是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活动。世界各地的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了各自的语言。在此之后由于交往的可能和需要，翻译活动也就必不可少了。因此可以说，翻译的历史，从各地的原始人类开始以不同的语言作为工具而进行交流的那一天就开始了。翻译的历史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陈福康，2000）因此，翻译和语言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在进行翻译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哲学中关于语言问题的认识和语言的客观规律加以利用，研究这种存在和规律借以推动和深化对译学的研究。翻译的语言哲学，也可称之为翻译语言学的哲学视角，即借助语言哲学的有关理论，铺垫翻译语言学深层结构的理论基石。（刘宓庆，2001）我们可以断定，将语言哲学作为科学研究手段应用于翻译理论，一定会进一步深化翻译理论、扩充现代翻译语言学深层理论和论证手段。
本文论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我们不但能够探讨翻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价值观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利用其中的基本客观规律和语言逻辑来解决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成语翻译的难题。
“本位观照，外位参照”
在语言哲学中，一个基本的命题就是“本位”和“外位”。所谓的“位”，就是人的基本的立足点。人们观察事物一般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身处东方的中国人称欧洲为“西方”。欧洲人看中国，称东亚地区为“Far East”。这种从自身角度出发看问题的方法在语言中都有着深刻的体现。语言中不计其数的词语都是各个语言群体从自己的“本位”角度出发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语言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伦理观、历史观和行为特征。成语作为体现文化的标志性语言，更加具有这样的“本位”特点。例如，汉语中的“班门弄斧”“破釜沉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都是中国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总结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
“外位”相对于“本位”而言。在本文中“外位”主要指从外国人看事物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外位”在翻译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翻译活动本身就是双语甚至三语之间的交流和转换。如何让异域文化的读者能够没有障碍地接受和理解本土文化有的东西，“外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研究绝对不能只顾及本位（本国、本民族及语言群体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问题。翻译如果只顾本位，不顾外位无异于闭门造车。
我国著名学者刘宓庆在其著作《翻译与语言哲学》中，提出了“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语言哲学观点。“观照”（contemplation）指人作为主体对外在客体（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全局性审视、剖析、思考、推断、定夺和抉择。“观照”着眼于对整体的、全方位的及多维透析，排斥局部的、权宜的片面考虑。（刘宓庆，2001）在翻译研究领域，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要立足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的意识，即就是“本位观照”。
“参照”通常都是具有求证的目的性。参照还具有很高的选择性，因为参照本身是一个非自足客体，对主体不存在归属性和制约性。缺乏“外位参照”对“本位观照”的“最大限度的完善加工”，则本位观必然无法涤除，扬弃其局限性。
成语的特点和常见的翻译误区
表面上看，汉语成语和英语习语之间建立了一一的“对等”关系，短语的意义也没有太大的出入。甚至有人会认为此举不但传达了短语的意义而且还消除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障碍。例如：
虚张声势：to cry wolf
生死之交：Damon and Pythias
杀鸡取卵：to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He is an evil man who has a mouth that praises and a hand that kills.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You can no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13-03
有关意识这个“世界之结”的考量，几千年来便一直没有停止过。从远古时期的图腾灵魂崇拜，到现代科学中开始对意识这一词语进行新的还原和考究，意识这个现象显现得愈加神秘。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在人类认识世界、探索世界的过程当中，意识发挥的就是其中主导的作用。而人身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主体，抛开主体来谈意识这无疑是不现实的，但对于人这一主体而言，语言就是其开启沟通桥梁、打开世界认识大门的一把钥匙。语言是人类开启意识的启动前提，有了语言，才有了人类特殊意识的开启方式，两者之间为因果关系。[1]故而，只有在意识的研究中加入语言的构成因素，才能真正地解答意识的问题。
一、意识的哲学起源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讲，意识就是人脑对大脑内外表象的觉察意识。意识随人类主体衍生，从人类出现开始就一直存在，也正是因为人有了意识，所以才会进一步使得思维拓展形成。故而，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也就由此而始。但是，随着世界、社会进程的发展，人们慢慢发现其实自己并没有真正客观地认识到了世界，而且随着世界的发展，许多人们以为原本熟知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人们就开始把最初的世界这一客观存在体的研究慢慢转移到了身为主体的人的身上。[2]对于“人”这个主体而言，意识是沟通其与社会进行研究的一个纽带，故而，意识就成为了哲学研究中的首要对象，本体哲学的研究也开始逐步向心智哲学的研究而渐渐进化。
（一）意识
意识的形态如何？其实质又是什么？其实在我们研究意识的时候，首先需要弄懂的就是什么是意识？它是否是个有形的物体？是概念抑或是实质？如果是实质，其是否存在着本体形态？如果它是一种概念，那么它的定义又是什么……如此种种，对于意识的研究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时至今日，学界也没有就此作出任何明确的推论，这也就使得意识的研究虽然已经进展多年，但它能取得的真正实质性的进展却是愈加寥寥。
学界认为，区分意识的问题，首先要对它的容易问题和困难问题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和清晰的定义。意识到问题的解答过程就是思维的起点，这也就决定了没有问题的意识，本质上就是一种肤浅的意识。而所谓容易问题，就是对人的感知、学习等现象的认知过程，但研究意识的真正困难之处是因为要进行经验的解释过程。即人类的主体感觉过程与物理系统之间的区别。[3]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再无经验和意识的物理系统，都无法在没有主体感知的情况下得以进行，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意识的问题能够通过物理的还原方法来进行认知，得到一个具体的结论，但经验的问题却是明显无法得出的。如果想要回答有关意识的困难问题，还需要我们将目光重新着眼于哲学上。在心智哲学中，我们可以将物理系统和主体感知融合在一起，得到一个新的心理物理原则，进而将经验与物理过程进行关联。
但有关困难问题的观点在学界有很多不同说法。著名哲学家Churchland对意识困难问题的观点就颇不赞同，她略带讽刺地将困难问题称为欺瞒问题，她给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困难问题的观点存在，那么它本身就是主体所产生的直觉错误上的产物，因为容易问题和困难问题实在难以界定或分割，在界定什么属于困难问题而什么属于容易问题的时候，本身就会掺杂了主体本身的既定判断，而这实质就是将意识剥离于认知的现象。这种质疑在哲学界也获得了许多的赞同，甚至有许多国内学者也纷纷认为，这样区别容易和困难问题的方法，本身就是缺少实践依据的。[4]
（二）一元论和二元论问题的争议
意识的本质争论冲突其实质在于学界对其究竟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的问题无法形成一个鲜明的统一。哲学家Chalmers率先提出了意识的容易问题和困难问题，故而他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支持二元论的。他继承了笛卡尔的身心两分的主要思想，强调自然主义的二元论。他认为：人类通过感知进而获得了经验，由于其主体经验所限，生存的世界有时无法直观地通往人的内在世界，此时便又衍生了一个世界，即一个名为心理的世界。但是，感受却无法脱离于物质而存在，这些感受的获得往往来自于另外一个物理世界。“我”作为一个本体，“我”的感受来源于另一个世界，却不见得我也同样能够清楚地了解到这样一个物理世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怀疑这个世界的存在。这也就是笛卡尔“身体交感论”的初步雏形。身体交感论思想的实质是：身体和心灵可以区分而存在，身体是具有延展性的实体，而心灵也是实体，区别只在于物理也就是身体相比，心灵不具有延展性，故而，身体交感论认为，身体和心灵是同时存在的，二者之间互为依托，并且可以同时存在。
身心的二元论其实是符合很多人观点的。佛教认为，宇宙中的诸事说到底只是一个“心”字而已，有心方而有识，心与物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反而是一个统一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宗教的教义也可以说是二元论思想的一种体现，两者虽有所不同，但却都有着一元或二元论的认知。即便是无的人，大多也支持着身心两分的这样一种观点。事实上，二元论的思想于生活中也有着诸多体现，如人们会说“我的身体”或者“我的悲伤”，这本来就意味着人们已经觉得“我”这个主体是可以与“身体”或者“悲伤”进行区分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二元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慢慢无法解决身体和心灵的关系，因为按照二元论的观点：身体本身是一种实体，而意识则是另一种不具备延展性的实体，它们之间是如何互相进行转换的？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人能得到答案。正因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二元论的思想也开始慢慢出现分歧，许多哲学家开始向一元论的方向进行转移，有关一元论的诸多观点，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观点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真正的主体，物质优先于心灵而存在，但唯心论却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于心灵所主导的，心灵活动引导本体对外界的环境作出反应，心理活动要优于物质而存在。
（三）有关意识的研究途径
真正关于意识研究所需要争论的点在于：意识究竟是如何存在的，它是人类在感知思维能力中所附加的一个成分还是和思维存在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意识是一个附加条件，那么意识本体论的问题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必须对意识的进化过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而对意识的起源过程有完整的研究。因为意识的进化过程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益处，但其他生物是否和人类一样也进行了意识的进化过程却无从知晓，如果我们承认了意识进化的思想，那么也就必须对其他生物由意识进化所带来的好处进行一个完整的分析。如果意识和思维是一体存在且不可分割的，那么关于意识的所有问题就都变成了徒劳的研究，因为如果意识和思维绑定存在，那么任何一个具有记忆和思维的生物，它在进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会也经历伴随着意识的进化，当然，由于其是绑定存在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单独的意识是并不存在的，也就没有了所谓的意识研究可言。
事实上，在意识研究的过程中，二元论的思想已经开始逐步被主流所淘汰，成为了人们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但二元论的问题在于：它们都认为人的身体和心灵两者都是物化的、独立自主的实体。但是由于二元论的思想并无法就意识和身体的统一得出一个相关的可靠结论，所以它被社会的淘汰也就成了正常的现象。
由于二元论发展的诸多滞后性，一元论的发展于是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区别在于，一元论只承认身体或者是心灵中的其中一个占据主导位置，一元论虽然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但这两者的实质却是完全相同的。它强调身体或心灵的独立性。但相较于现行的唯心主义，强调唯物主义的其实更占据主导地位。唯物主义更认同于身体上的物质的存在，在现代社会，唯物主义无疑更加被社会所接受，同时，这也是物理事件所进行的一个完整过程。
二、语言哲学到后语言哲学的转换过程
语言和意识的作用是不可分离的，20世纪初由于语言性转向的影响，语言哲学开始慢慢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这个转向是因为分析哲学的发展而造成的。分析哲学的观点认为：语言的误用是导致哲学开始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故而在此基础上，将语言作为一种方法对现代哲学进行清理，无疑也是一种现代哲学的整合方法。在分析哲学中，虽然分析哲学的流派非常复杂，其中所持有的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原则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将语言对哲学的建设性作用放在首位，把语言分析作为哲学发展的关键要素。在语言性转向的发生时期，许多哲学家如Frege、Wittgenstein等人都是以分析哲学为其主要研究领域的。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主要以逻辑性的思维尤其是数理的逻辑为分析的工具，通过形式语言来进行哲学分析，其目的就是为了简洁抽象的逻辑性系统，从而来明确界定出语言对哲学的意义。语言哲学方面的哲学家Chomsky曾说：语法的生成其实就是由逻辑系统所形成的，他以语言作为基本的哲学假设，从生成规则的转换出发，对新生成的句子进行研究。同时，他明确表示反对形式主义的流俗，试图在经典逻辑的基础上以构建新的逻辑秩序，并且将此作为分析工具，从而将日常的语言作为语言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如此，才能在语言的构建过程中得到语言的真正意义。20世纪60年代后，语言哲学开始逐步进入顶峰的研究状态。因为研究的意义所在，研究过程中对心灵研究的重视作用开始进一步增加。语言知识、社会现象及它们的合理性等诸多方面，都需要通过对心灵现象进行研究才能达成。故而，语言哲学的作用开始下降，而心智哲学的地位慢慢提高，并且取代了语言哲学的第一哲学地位。
所谓心智哲学，它的研究过程包括了心智的本质、特征、活动和功能等许多方面。同时，它们与大脑的关系也是心智和语言两种哲学间互为依存的有关证据。在社会中，大脑对于意识有依存性。意识是思维的本质，而思维又是表征的本质。所谓表征，指的就是人大脑中信息的呈现方式，也是外在事物存在于心理活动中，并在心理活动中进行内部再现的过程。
在社会活动中，大脑可以起到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的作用，在此过程中，语言将人类从外界环境中得到的经验加以抽象化，由此来进行表征。
虽然表征的方式在目前仍未有一个明显的定义，但语言在表征中的作用却是我们无法忽视的。故而，语言活动也大体可以算做是心智活动的基础反映。哲学家Searle曾说：“语言可以作为心灵哲学的分支之一而存在”。目前，心智哲学的研究方法大概能够分为两个蓝本，其中一个是形而上学为取向的语言研究，而另一个则是以科学为取向的语言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两个蓝本都是以语言分析为研究工具，从而对心智哲学中的问题进行阐述。而在语言学的角度看来，心智哲学中的各类心理现象，其实也可以大体看作是语言问题的概称。它们通过对已知的语言研究对象和未来的研究对象间进行对比，由类比移植等方式进而虚构成了词语的命名方式。Jaynes认为：主观的心灵实际上是由词汇经过多方构建进而所得出来的一种结论。故而，意识起源于人类语言能力这种说法无疑是更加增加了可信度。对心智哲学的发展来讲，形而上学哲学虽然中心地位得到了恢复，但是语言哲学的分析却一直都是存在的，心智哲学脱胎于语言哲学并且由于它的进化，对语言哲学也产生了许多的影响，同时，语言哲学的蓬勃发展也为心智哲学提供了明确的理论依据，在心智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哲学在这一哲学中开始占据着比以往愈加重要的作用。而后语言哲学与经典哲学的区别就在于：首先它吸收并借鉴了西方哲学的特点，但却并不局限于陈词滥调，而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研究理论。其次，从日常的社会生活下手，寻找具体语言问题，同时结合汉语的语境，将西方的语言哲学和本土的趋势相结合，使语言风格转为多样化。在21世纪，语言哲学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有益于揭示语言和人本体间的相关联系，同时也为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本文就是从后语言哲学的角度出发，着重探求语言和意识的联系，从而进一步考证语言哲学在心智哲学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三、结语
有关意识的相关研究，并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停止，相反，正是因着社会的发展，它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愈加凸显出来。在此基础上，有关意识的研究，无论是容易问题和困难问题，还是一元论和二元论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理论都不会是意识研究的最终结果，新的理论研究一定会陆续得出。但是，如果希望人类的意识研究取得长足进展，那么从语言的角度着手，也就显得是一种必然。语言的力量对人类而言意义巨大，同时，语言也是后现代语言哲学得以出现和发展的精髓。可以说没有语言，意识的发展究竟会走向何方我们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语言的研究说到底就是意识的研究，语言的问题就是人类的问题。研究意识的视角并不缺乏，而语言却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只有了解了语言的奥秘，我们才能真正对意识的发展做出进一步的评判。
参考文献：
[1] 成晓光. 语言与意识――后语言哲学视域中的解析[J].外语学刊，2012（04）：9-17.
A study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in Yi zhuan：
simultaneously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Yi in linguistic philosophy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primary analysis on the linguistic philosophy in Yi zhuan， Confucianism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 zi's thoughts， and Daoism represented by Lao zi and Zhuang zi's thoughts， and make a tentative research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linguistic philosophy in the pre-Qin period philosophy， to study wha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some thinkers of the pre-Qin period had examined. This paper supplies some inspiration for us to introsp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Key words: Yi zhuan; Confucianism; Daoism; linguistic philosophy
一、问题的缘起
众所周知，自从20世纪初期大量地引进西方学术理念、语汇之后，中国学术的失语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只到当前，我们对这种失语状态才有了真正思想的自觉。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再思索，是学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己民族学术形态进行再思考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哲学，这一完全移植过来的新学科，已经解构了传统的经学、义理学。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解构，传统学术在新的话语形式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20世纪“中西古今”的对话中，哲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已经获得了中国自己的形式。因此，我认为，现在谈论中国有没有哲学已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话题了——即使从20世纪算起，我们不能无视这近一百年所形成的新的学术传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肯认这种新的学科的身份？我个人认为，寻找当代中国哲学自己的话语系统，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且也将是治疗当代中国哲学界学术失语症的一种尝试。语言虽不是思想表达的唯一方式，然而哲学的思考与表达是离不开语言的。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没有自己民族语言的哲学。从思想的建构与表达的角度说，哲学就是对语言的一种重构，或者说哲学就是借助语言的媒介建构自身。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促使很多学者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使语言哲学成为20世纪的显学之一，而且对形而上学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解构。早期的海德格尔曾经夸张地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可见哲学与语言的密切关系。我在这里借用的“语言哲学”一词来分析《易传》中的哲学语言观，是在广义的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语言哲学”这一范畴的——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皆可以看作是语言哲学的思想，目的是想借助现代西方哲学的新视野来考察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的自觉程度，为寻找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提供一种思想史的借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高度地肯定了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清理工作，称他在打扫德国语言的“奥吉亚斯牛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第7—8页。“路德不但打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的德国散文，……”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18世纪的中国汉学家对自己民族的语言问题亦有相当清醒的理论自觉。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家”，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命题：“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在对宋明理学的具体命题进行批评之时，还专门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形式化分析，对“谓之”与“之谓”两种主谓句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差别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汉语语法形式化分析之先河。20世纪初期的白话文运动亦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与思想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语言学运动。然而，20世纪前七十年，由于中国社会的主题集中关注于对西方先进制度与科学技术的学习，来不及思考中国文化的自身特性。更无暇顾及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语言哲学了，因而也就不可能认真地省视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语言哲学开始大量地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开始关注语言的问题了。然而，研究中国哲学的同仁对自己民族哲学的语言学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对《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及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初步分析，对先秦哲学中的语言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研究，看先秦部分思想家考察了汉语言的哪些方面的特征（这里还来不及研究先秦名辩学家的语言哲学观。先秦名辩学家往往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思考语言问题，值得认真探究。〗，为我们反思现代汉语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提供某些启示。
二、《易传》语言哲学的五个方面内容
在先秦诸子的语言哲学中，儒道两家的语言哲学观最有代表性。道家对语言的达意功能基本上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坚持认为“言不尽意”。我将之称为反省的、消极的语言功能主义观。儒家对语言的态度要复杂些，一方面，他们对言与实不符、言不尽意的现象有所知觉，如孔子一再强调言行一致。孟子讲“尽信书者，不如无书”。而且对艺术式的夸张语言与历史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记事语言的不同有所分别。另一方面，他们对经过认真修辞过的语言的达意功能是有信心的，故尔追求富有文彩的语言。如孔子讲“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其言下之意是说，具有文彩的语言可以流播远方。故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矣”。在这两大语言哲学传统之中，《易传》的语言哲学具有调和论的色彩。一方面，《易传》作者对语言达意功能的局限性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到了“言不尽意”的一面；另一方面，《易传》的作者又不因此而否定语言的价值，而是力求通过“立象以尽意”的积极方式来弥补语言在达意过程中的不足，从而体现了《易传》作者积极而又辩证的语言哲学思想。这与道家一方面否定语言的价值，同时又利用语言的功能的矛盾语言观，非常的不同。从思想的整体倾向看，《易传》作者的语言观是儒家的而不是道家的。
1．“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易传》对语言特殊功能的认识
在《易传》的作者看来，语言是圣人管理天下的“四道”中之一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而且，“圣人之情见乎辞。”故语言既是圣人管理天下的有效工具之一，也是圣人表达自己情意，让天下人了解其情意的媒介之一。“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社会管理的两个重要方面无非就是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正辞与理财具有平行的关系，可见言辞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作用了。合而言之，“理财正辞”为积极的原则，“禁民为非”属于消极的原则。既然言辞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君子“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系辞上》）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要保持积极的态度。《易传》的作者看到语言的重要现实作用，故对语言的整体特征，不同性质的言语、作用及其运用方式，都有较明确的认识。
《易传》作者从两种达意工具——语言与形象的不同功能的比较视角，对语言的独特性质进行了界定：即语言是圣人阐明吉凶的工具。如《系辞上》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辨吉凶者存乎辞。”所以，“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此处的“玩”乃玩味之意，即通过反复地揣摸语言所蕴含的意义而判断未来的事情是吉还是凶。故语言的作用在于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来预测未来的状态。这里既含有追求新知的意思，又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知识，而关系到对人的价值意义的考虑。
何谓辞呢？“辞也者，各指其所之。”（《系辞上》）这即是说，语言中的辞汇是有其所指的对象的。故名与实总是相应的。此处的“实”当然不一定是客观实在之实，有可能是一种观念性的“实”。因为，不同的辞总是各指其所要表达的对象，而这种对象不一定就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圣人治天下，一方面“观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另一方面又“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因此，圣人通过形象的方式达到对客观对象的模拟，通过言辞的分析、判断来揭示形象中所蕴含的意义，从而在汇通的理解中把握天下的变化规则。由此可以进一步地看出，辞所表达的对象不一定是客观的实在。在《易传》的作者看来，只有象与辞的相互配合才足以完整地把握天下的变化之道。因此，言辞（声音与文字组成的狭义的语言）是圣人管理天下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而且负载了分辨吉凶的预测功能。这与道家消极的语言观是十分不同的。
2．《易传》对语用与语境问题之思考
《易传》作者对语言的独特功能有比较辩证的认识。从整体上说，语言能够使天下之人运动起来。如《易传》的作者说：“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天下的深奥意蕴存在于卦象之中，然而使天下之人行动起来的诱发动力存在于语言之中，故语言就是一种权力。
分而言之，善言有善的后果，恶言有恶的后果，故《系辞》的作者对不同性质语言的社会功能有敏锐的知觉。如《系辞上》云：“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孔子说，“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易传》作者在此处所持的言行观，几乎与孔子思想如出一辙。
《易传》的作者特别告诫人们要重视语言的负面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中，语言更应谨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系辞上》）这样，对语境问题的思考就成为《易传》作者语言哲学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统治者应该在什么情况去劝说百姓才有效呢？《系辞上》的作者认为，“易其心而后语。”“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只有通过实际行动感动了百姓之心后，然后才用语言去劝说天下人。语言的鼓动作用依赖于有效的行动。正因为言与行皆是君子感动天下的工具，故言行皆要谨慎。既要谨慎其所言之内容，又要谨慎其所言之时间，后者涉及到了语言运用的境遇问题。
3．《易传》对语言达意功能的局限性的认识及其弥补措施
《系辞》作者对语言达意功能局限性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历史著作与圣人之意二者之间的张力认识到的。如《系辞上》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其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此处所谓“书不尽言”，即是指历史著作之类的书面语言不能尽达圣人之意。然而圣人可以通过立象的方式以尽自己之意，而且，圣人常常以卦爻的变动来曲尽人间的情伪。故我们对圣人精神的理解可以分成三个层次：1）通过《周易》中的卦爻辞——圣人之言来理解圣人已经明白说出的意思；2）通过卦象来理解圣人虽已表达，但却是蕴含不露的精神；3）通过卦爻的变动来理解天地人间的变化不居之特性。因此，我们对往古圣贤含而未发之意的理解就必需越过现成语言的障碍，在卦象和卦爻变动的过程之中来体会圣人之意。
所以，《易传》作者对《易》本身言辞达意的局限性，甚至卦象表意的局限性是有所知觉的。他要人们理解：“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就是说，《周易》中的所有言语都只是进入易理的第一级台阶：“初率其辞，而揆其方。”不能局限于此台阶忘记超越于语言之外的意义。“既有典常”之后，还要人的实践，尤其是对变动不居的现实本来面目有智的直觉与透解。既利用语言又超越语言的局限。因此，对“《易》理”的了解就不能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然而，《易传》的作者并没有要人们抛却名言。这是《易传》作者语言观的可贵之处。
4．修辞立其诚——语言与德性之关系
语言的功能与德行的功能相当地不同。德行是通过感化而实现其作用的。如《系辞上》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而，人的德性与语言不是没有关系的。虽然，从本源上说，人的德性是来自于天道的，如《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然而，人又是如何使天道之善性在人性中展现出来呢？这便需要通过语言。如《文言》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在儒家，特别是思孟学派的思想家看来，诚乃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君子之德是通过对天道的效法而获得的。而之所以能获得这种先于人的本然存在的“诚”，是通过日常语言中的诚信，日常行为之慎和“修辞”等手段而获得的。“修辞立其诚”之“立”是建立的意思，也即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讲的“建构”。修辞也不是一般地修饰言辞，而是通过对经典语言的反复吟诵，并对其中所蕴含的意义的反复体味才能在人性中建构起类似天道之诚。故通过修辞所立之“诚”乃是一种理性的德性，而不是一种宗教的体验。因此，语言在道德本体的构成过程中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言》肯定君子成德的过程是“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故语言在成德的过程中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这与道家否定语言在道德修养过程中的价值的观点十分的不同，甚至与孔子在讨论德与言的关系时所持的观点也不同。孔子讲：“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甚至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易传》作者肯定语言在建构人的道德理性的作用，这一思想与孔子的德言观是相当的不同。
5．《易传》语言哲学的反思性特征及其它
《系辞》作者对书面语言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周易》一书的自身特点亦有所知觉。故其语言哲学具有自我反思的特征。从书面语言的形成历史来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书面语言是从粗糙的符号演变而来的，语言的出现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因此，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易传》作者基本上持一种历史理性的观点。从《周易》一书自身语言的特点来看，《易》之为书主要是“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故其语言的特征是：“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此，隐喻与象征，构成了《周易》语言的突出特征。这就告诉我们，对《周易》一书的理解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充分发挥联想功能，透解其语言背后的深刻意蕴。再者，从《易》一书的自身形成历史来看，它是殷末周初之际，故其言辞中充满了忧患意识。“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系辞下》）
另外，《系辞下》的作者对语言与人心的实际状态的对应关系有所认识：“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一语言与指称对象之间直接对应关系的思想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有失之简单的缺点，但也至少看出言语与人的内在德行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了境遇语言学的问题，从而展示了古代中国哲人对言语与所言对象关系思考的深度与广度。
二、儒家哲学中的语言观
孔子的正名思想，可以看作是其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这表明儒家的语言哲学思想一开始就具有“循名责实”的唯符号论色彩。他强调的是规范的第一性和至上性。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正，即是礼制度下的各种礼目之名与人的行为要一致。只有当人的行为与语言表达的规范内容一致时，人的语言，包括政令才能具有逻辑上与实际上的合理性，“顺”即是合理的，合法的，因而也是合逻辑的。如果语言不合理，不合法，不合逻辑，则就无法将一件事干好。“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所以，语言（政令）的合理性、合法性、合逻辑性是人们成就事情的必要条件。语言因此而获得了强大的社会功能。
老子“尚朴”，而孔子“尚文”。故在讨论君子人格形象时，孔子非常强调“文”的重要。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而“文”自身就有“质”的意义。“文”虽然不能等同于“言”，然“文”之中包括言之文。孔子曾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又说， “不学诗，无以言。”可见，从达意的完美性角度看，孔子还是非常看重具有审美意义的言语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孔子在讨论言与德、言与行的关系时，比较看轻言的作用而重视德的意义 。如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并以“天”为例，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因此，在言与德与行的关系上，孔子重视德与行而不重视言。他坚决反对言不掩行的行为，主张言行一致。说：“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因此，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孔子更重视道德本质的优先意义，重视道德行为的第一性。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说孔子轻视语言的价值与意义。在这里只有比较意义上孰轻孰重的问题。孔子也涉及到了语言运用的境遇问题。如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之谓之瞽。”（《季氏》）故与君子相处应该注意自己说话的时机，要求做到时中。这样言之时机恰当与否就反映了一个人德行的高低。
在儒家思想传统内，孟子对语言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对历史著作的语言与其所描述的历史存在的统一性表示了谨慎的态度。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其次，他对不同类型的语言达意方式有一定的知觉，如他将君子之言与民间之言、诗之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表意特点作了简单的区分。“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戚。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说，“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因为按照《尚书·尧典》记载，尧老而舜摄位，二十八年之后尧死，舜守孝三年后才即位。这样，民间传说与官方历史记载的正式语言就相当的不同。
又，咸丘蒙举《诗经》《小雅·北山》中的几句诗，以说明王权与孝道的矛盾。“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的回答是：“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因此，对于诗歌语言的夸张特征与日常叙事语言的陈述特征的不同应该有所知觉，不以辞害志，超越语言的表层意思而透解其深层的含义。20世纪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特别区分了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不同，主张通过深层语法的转换把语句中蕴含的意思揭示出来。孟子所讲的“不以辞害志”虽未有如此明晰的语言学的思想，然而毕竟看出了诗歌语言的表层意思与深层意思的不同，可见中国哲人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表意特性有一定程度的自觉。
孟子还看到语言对人心的影响，故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拒诐行，放淫辞”的主张。后来人们往往以此来批评孟子的霸气。其实，思想的批评如果不借助政治的力量永远也不可能做到思想的统一。孟子曾自豪地说：“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因此，对语言的自觉可以看作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荀子的正名理论是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发展而来的，然而在形式逻辑方面发展了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首先，他对已经有的“名”进行分类：“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正名》）刑名，即刑法系统的名称，爵名即爵位之名，文名即礼节仪式之名，散名即在刑、爵、礼之外的一切日常生活系统中的各种称谓。对于不同系统的名称的来源，荀子从历史学的角度给予了分析。特别是对散名的形成原因的分析很有见地。他认为，语言中很多的意义指谓乃是来自于民间的约定俗成。而人们正是在约定俗成的语言系统里进行意义的交流。而且散名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之后，就会成为“后王之成名”。故官方语言系统中的众多概念其实来自于民间。
荀子又从逻辑学的层面，将“名”分为“大共名”和“大别名”两大类。他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这一思想对于人们进行更有逻辑的思考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荀子又提出了实名和善名之分。这涉及到名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评价名的标准等问题。荀子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这即是说，在名与实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约定俗从。最好的“名”是能平易地、直接地被理解的名。
荀子又将名实之间的混乱分成三种：一为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二为惑于用实以乱名；三为惑于用名以乱实。像“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之类，则属于用名以乱名之类。在荀子看来，侮即辱之类，圣人为人之类，盗亦人。不能因为名之异而将他们看作不同类。像“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锺不加乐”之类则属于“以实乱名”之类；山渊本来不平，仅从人观察角度的相对性角度看，可以平。然而，作为形式逻辑中的“平”的概念是有特定内容的。故本来不平之山渊来论述“平”，其实是用实际上的不平来破坏“平”这一概念的正常意义。像“牛马非马”之类便是以名乱实，因为人尽管可以创造“牛马”之名，然而并不存在“牛马”之物，故从“牛马”之名的角度论证“牛马非马”的问题，便是以名乱实。荀子通过对先秦名辩学派的“名实观”的批评，将先秦语言哲学中的“名实关系”中的错误现象概括为如上三类，从而力图在语言哲学层面对孔子、孟子的正名思想作出总结。
与孔子基本价值取向一致，荀子非常关怀现实政治。这样，他对语言的权力非常敏感。他认为，只有王者才有制名的权力。他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正名》）而且，他将“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看作是“圣王没”的结果。因此，他认为，语言创造的权力不能归于一般的士人，而应该由王者来统一。他认为，以理性的语言论述方式可以达到政治上的大治，在圣王没、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他主张通过喻、期、说、辨的四种方式来使天下归于一道。他说：“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正名》）他甚至将那些“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之人称之为“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正名》）这样，人们就“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而能“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因此，荀子语言哲学中虽然包含了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但已经隐含了思想专制的萌芽。
应该说，荀子的语言哲学思想中有一种狭隘的政治功能主义观点。他认为：“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讱，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正名》）当语言“志义之使”的任务已经完成，则不必过分地纠缠于言辞之上。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荀子的思想含有一定的科学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其语言哲学中则表现为一种古典科学的实证思想。他反对言而无证，认为：“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性恶》）并从此实证的角度出发，批评孟子所言的“性善”属于“无辨合符验”之言，故不足信。
在言与知的问题上，荀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从杂多中把握真知：“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类统一也，是圣人之知也。”（《性恶》）这是他的宗圣观在语言哲学中的表达。
要而言之，荀子大大丰富了儒家的语言哲学思想。特别是他从逻辑学的角度对名的不同层次作了区别，使古典的语言哲学与古典的形式逻辑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朝着体系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四、道家哲学中的语言观
道家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其对人类文明局限性的揭露，故其语言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亦是对语言达意功能局限性的论述。在言与意，言与行等问题上，对语言的价值基本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如通行本《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而庄子及其后学基本上继承了老子这一思想，如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其后学者亦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由于语言不能把握本体、本质，亦不能深刻地达意，故庄子学派对语言采取了一种非常轻视的工具主义态度：“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这种工具主义态度的语言观在表面上与儒家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观点不同，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语言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在言与行的问题上，老子比孔子有更为激烈的主张，要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且又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四十三章》）庄子的后学者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
尽管如此，道家学派人物对语言的一些本质特征还是有所论述的，如老子说：“言善信”。（第八章）又说“言有宗，事有君。”（七十章）“正言若反。”（第八十章）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日常语言的本质特征是崇尚诚信，要言之有物，要言行一致。而在具体的言说过程中，要有宗旨而不能漫无边际。有些时候，我们对语言中所蕴含的意义要从反向去理解。这些思想有的被后来的庄子及其学派的学者所发扬，有的则有所颠覆。由于庄子及其后学生活的年代是战国中后期，世道之混乱更甚于老子时代，故《庄子·天下》篇在论述《庄子》一书的风格时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由于世道人心的畸变，故在发为言说之时亦只能采取一种非正常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思想。充分地发挥了老子“正言若反”的思想。庄子《寓言》篇，《天下》篇都反复阐述了《庄子》一书的语言特征，如《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以和天倪。”又解释说：“寓言者，籍外论之。” 《天下》篇云：“以重言为真”因此，庄子语言学中有十分丰富的社会心理学内容，他对人的心理与语言的风格有较清醒的认识。这也是道家在人情方面所表现的练达之处。
庄子及其后学对老子所言的“言有宗”和“言不及道”的思想似有所颠覆。他们认为，任何语言的主旨只具有相对性。只有道是绝对的全。如《齐物论》云：“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鸲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又说：“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齐物论》）“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齐物论》）任何语言皆有所待，都不是对本体之道的把握。唯有不言之道才是绝对的。故言的意义都是相对的。而庄子的后学则认为（原著中托为季真、接子之言），在终极实在的“道”面前，言与不言——默，均不足以载道。语言之根本，乃是“或使莫为”之“道”。如果“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日终言而尽物。”（《则阳》）依郭象注，“言而足”即是“求道于言意之表则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像庄子本人以寓言、卮言、重言等方式来言说，则可以尽道。如果不能这样则只能停留于物之表象层次。这样庄子的后学就化解了老子哲学中言与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可以避免他人对自己学派否定语言价值的哲学语言观的批评。〖ZW（〗此点受傅伟勋先生观点的启示。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一书第390—392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庄子以一种怀疑论的口吻说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今我则已有谓也，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齐物论》）人们对自己所说的话究竟有没有意义，从根本上是持一种怀疑态度的。所以庄子的后学者们说：“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