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论文篇（1）

为感谢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厚爱，进一步提高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本刊编辑部决定从2011年起，开展年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刊发的全部论文（共计119篇）。

二、评选数量

共评选10篇优秀论文。

三、评选标准

1.论文选题探讨的是本学科的前沿、难点问题，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颖独到之处。

2.有较高的影响因子。

3.被权威文摘全文转载。

4.适当考虑是否为重要基金项目。

四、评选方式

1.初选阶段。在初选阶段，作者可以自荐，读者可以推荐，但需要提供推荐理由或证明材料；同时，编辑部也将对所刊发的论文进行挑选。自荐或推荐截止日期：2012年3月31日。

2.专家评议阶段。成立由校内外知名教授组成的评审专家小组。编辑部将组织专家进行同行评议，确定拟入选的优秀论文并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网站（省略）上进行公示。

3.省略.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中国地质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407.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的形成

1.1水文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

水文地质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水文地质核心理论是科学技术找水理论，找水工作遍布于祖国大地的每个地域，积累了丰厚的地下水资源成果资料。渐渐地水文地质的核心理论进入了生态环境水文地质新阶段，如今，当代水文地质理论的应用全面进入了水资源科学调配、科学管理、科学利用、水文地质理论已形成了水文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以及技术量化与社会以人为本的良性循环协调系统。

1.2工程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

我国工程地质工作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起步的。从工程地质缺少到基本适应各种复杂地质条件的大型工程建设的需要，又从基本适应到完全满足国民经济建设所有部门的需求，尤其是工程地质勘察工作为水利工程、电力工程、铁路工程、港口桥梁、隧道工程等大量重大项目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发挥了超前性、全面性和广域性的服务功能，其理论成果为规划、设计、施工提供了科学依据。

1.3环境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

中国的环境地质工作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工程建设进程加快，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从农村到城市，表现在地表水与地下水水质恶化、地面沉降、矿山及山地区域的透水事故、崩塌、滑坡、泥石流等问题频发，西北草原沙漠盐渍化等生态环境地质问题凸显。环境地质工作的主要工作目标与任务：开展环境地质调查，制订治理地质灾害规划及其对策。

2岩土工程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

我国岩土工程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把岩土工程与工程地质环境相结合，形成生态岩土工程，并在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土力学、岩体力学等学科基础上，与土木工程学互相渗透，已形成了一门新的具有边缘学科性质的独立学科。学科通过高新技术与高新理论的发展，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迸，形成了一个综合化、分层与深层化完善的新理论与新技术创新体系，并且与世界接轨。从岩土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勘察、设计、计算、施工、监检测量、材料设备维护等均建立绿色环保、生态环境岩土工程总成。

2当代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及发展

2.1水文地质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

我国水文地质理论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基本形成。核心理论以找水打井应用技术为中心，为工农业、国防现代化建设、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服务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我国水文地质核心理论与应用技术得到飞跃性发展，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指导全国性地下水资源调查、勘查、监测与保护，取得的成就巨大。

水文地质学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为多学科交叉渗透成为主流，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水文地质学的理论发展与相关类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已得到了全面广泛地应用和发展。现代水文地质学与现代科学紧密结合，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及相应产生的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对水文地质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现代应用数学与水文地质学的结合，特别是数值模拟方法得到普遍应用，模型研究成为水资源研究的主要内容，使水文地质学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的新阶段。许多新的分支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如岩溶水文地质学、遥感水文地质学、环境水文地质学、医学环境地球化学、污染水文地质学以及数学水文地质学、水资源水文地质学。新技术、新方法都得到普遍应用，推动了水文地质学的发展。水文地质学应用于城市，为城市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决策起到了先导作用。

水文地质学应用于农业，有效利用地下水解决农作物及植物生长需水短缺的问题。水文地质学科为生态农学、土壤学、乃至农作物及植物基因改良技术起到了推动进步发展的作用，生态农业试验基地硕果累累。

水文地质学与岩土工程建设息息相关，特殊岩溶及岩溶地下水问题是当代水文地质研究的主题，特别是岩溶复杂的桩基础工程更不可忽视。水文地质学科在工程建设别是地下工程中的各个领域都是不可或缺，众多的地下建筑工程与相关水文地质问题的出现，或者水文地质问题的修复，都有应用专门水文地质学科技术与其他学科技术交叉的水文地质工作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

2.2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理论体系的应用与发展

我国工程地质理论体系应用早于环境地质。1949年至1979年为工程地质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期的启蒙至初期阶段，称为奠基阶段，主要以工程地质学科为主的理论应用体系。基本工程地质勘察经验成果应用到工程地质这门学科从理论上和技术上不断发展革新,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规模不大,环境地质问题不突出。自1979年至今改革开放的30年中,工程地质学科的发展进入了高层次的活跃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国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是国民经济与工程建设快速发展的时期,然而也是人口与资塬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时期。工程活动的空间和规模迅速增大,从而产生了环境地质问题日益突出。

当今强大的工程地质学活力，来源于广大工程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复杂的环境地质条件下,解决了众多地质问题,从而产生了土体结构力学、土体水文环境地质学、地质灾害环境学、城市工程地质学、城市环境土工学、矿山环境地质学等学科，发展了工程地质,解决了工程地质与工程建设脱节问题。应用工程地质学的新目的与任务使工程建设和运营最大限度地并保护环境长足发展。当今，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学吸收现今科学思想丰富自身理论，深入土木工程的各个领域，为国家国土规划与资源开发、城乡一体化的各类工程建设和地质灾害防治及地质环境保护，还为地质灾害所造成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问题的急救抢险以及灾后的经济评估或者灾害后的恢复重建等系列的环境地质技术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国当代环境地质学科技术与理论水平已达到世界行列标准。当人们认识到资源耗竭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将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运而生。城市环境地质理论的发展依靠得天独厚的现代城市标准发展空间与现代科学新理论新学科紧密结合，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及相应产生的系统科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等，对环境地质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2.3岩土工程理论体系的应用与发展

我国的岩土工程工作是改革开放以后全面深入到土木工程的各个领域中的。岩土工程学是一门新的具有边缘学科性质的独立学科。它是工程地质学和水文地质学的分支，是把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手段应用到工程建设诸多领域。在工程建设中，他与其它相关学科交叉渗透，高度集成与应用后形成岩土工程。我国岩土工程应用理论步入到法规技术标准后相应的建筑工程技术质量审查机构已成立，建立了执行建筑施工图审查标准办法，配套的岩土工程各类技术规范与规程及其法规三十余部相应出台。实施岩土工程及注册师制度后，打破了过去专业过细过窄的界限，拓宽了岩土行业技术人员全面掌握多学科知识，同时拓宽了技术知识服务领域，全面提高了岩土工程专业技术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国岩土工程与世界同步发展，已进入到第四次浪潮。

纵观岩土工程学科及其技术理论上有的发展与创新。横观岩土工程在诸多领域仍然研究不足、探索不清。基础施工中涉及岩土结构、地下水问题解决不准。例如，湖北劲牌有限公司保健酒基地二期联合车间工程地下建筑抗浮问题。因地下水问题评价不清。基坑周边地下水补给、排水条件未查明而未提供抗浮水位，也未作抗浮设计，更没有施工抗拔桩，地下室的地下基础为梁板式钢筋砼筏基基础类型。一栋四层的车间工程主体完工后，因地下水作用使地下室整体上浮，梁板开裂，后经处理基础的修复费用达数百万元。

3结语

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两个专业学科都是地球地质大学科的支学科，两个支学科的共同持点与目标相互一致，都是怀抱地球，面向大自然，为地球的永生及人类与大自然生命的存在，用自身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去了解自然与改造自然。这就是本行学科共同持点与目标。水工环与岩土学科的理论体系一脉相承，互为一体，谁也离不开谁，同属自然科学。用学科过硬知识与技术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学科的理论体系还得依靠多支学科合作，进一步发展，技术创新，理论创新，水工环与岩土工程技术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水平都将有新的重要突破。

中国地质论文篇（3）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地质学会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0371-5736

国内刊号：11-1952/P

邮发代号：2-38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36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中科双效期刊

中国地质论文篇（4）

作者简介：王雪梅(1976-)，女，重庆永川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计量学、GIS与文献计量学集成研究.

资源与环境科学以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地球系统特别是地球表层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地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生命科学、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及管理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领域。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科学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国科学院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相关的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问题，在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台SCI-E数据库，对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及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进行统计，并与全球及中国论文产出相比较，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及其发展状况。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从WebofScience的251个学科分类中遴选出与地球科学、环境/生态学相关的学科，根据学科分类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数据库检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应用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制图，对全球和中国的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产出进行统计分析。

地球科学(Geosicence)领域包括：能源与燃料(Energy&Fuels)、地质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学(Geography)、地质学(Geology)、地球科学多学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学(Limnology)、气象与大气科学(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矿物学(Mineralogy)、矿产与矿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学(Oceanography)、古生物学(Paleontology)、遥感(RemoteSensing)、水资源(WaterResources)；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领域包括：土壤科学(SoilScience)、生态学(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数据库对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产出进行检索和统计，中国科学院检索范围包括署名中有“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包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论文。

2中国科学院论文产出总体态势

2009—2014年期间，SCI-E共收录论文955.6万篇，其中署名中国的论文有113万篇，署名中国科学院的论文有15万篇。图1反映了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2009—2014年年度论文产出量变化。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分别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长。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球SCI论文增长近11%，中国增长约为93%，而中国科学院增长了62%，由图2可见中国SCI论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论文增长速度。

图3统计了中国SCI论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占中国百分比，表明中国论文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上升，而中国科学院论文占中国的份额则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占中国科学院的份额稳中有升。从图2也可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14年与2009年相比，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SCI论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国科学院整体的论文增长速度。

将2009—2014年环境/生态学和地球科学领域各年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高低统计TOP1%，TOP10%，TOP20%和TOP50%论文的数量，以及中国和中国科学院相应级次TOP论文的数量，并统计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图4)。

根据论文全部著者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地球科学领域TOP论文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环境生态学领域，并且地球科学领域TOP1%的高水平论文比例很高。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SCI学科分类，分别对2009—2014年全球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中国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以及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发文最多，发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主要侧重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等，相比之下，中国产出偏重于材料科学以及化学、物理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国科学院在环境科学方面论文产出数量比例较高。

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占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8%左右，中国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SCI论文比例接近10%，中国科学院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比例约为20%(图5)。

2009—2014年，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而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其中，环境科学是全球、中国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最主要的领域。此外，中国在能源与燃料、遥感、地质学等方面论文产出占全球比例相对较高，而在生态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最高，达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论文占中国的比例也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不足10%(图6)。

图7中，气泡的大小表征资源环境各子领域占全球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份额的大小，即点越大，该子领域论文数在全球资源环境领域中的比例越高；X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占全球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越高。气泡大的那些子领域(如环境科学等)是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比较多的热点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领域(如能源与燃料等)是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领域(如古生物学等)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09—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学、工程学、气象与大气科学、农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化学、水资源、科学与技术、海洋与淡水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海洋学等。

4主要研究机构的科学贡献

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SCI资源环境科学领域期刊发表过论文，2009—2014年根据全部著者统计超过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个，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发表SCI论文较多的前10个研究所见表1，这些较多的研究所都属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机构。

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27个资源环境类研究所以第一著者发表的SCI论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较多，第一著者的SCI论文数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6.03次/篇，表2中的“表现不俗的论文篇数”统计的是这些研究所高于基准值的论文篇数，即当前总被引次数除以从年至2014年的累积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论文［4］。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表现不俗论文都在150~200篇。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被引频次位于前10%的论文篇数，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论文篇数，也是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前沿分析中心设计科学贡献指数［5］，定义：

式中：Ci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第i个研究所科学贡献指数，P10%i为第i个研究所被引前10%论文数量，Citedi为第i个研究所论文被引总频次，n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数量。结果显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科学贡献指数较高，都在0.1以上。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增长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长率，低于中国93%的增长率，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论文增速相接近。

(2)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中国地质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0)11-0084-09

1　背景与目的

地质公园(Geopark)是以具有特殊科学意义、稀有的自然属性、优雅的美学观赏价值,具有一定规模和分布范围的地质遗迹景观为主体,并融合其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而构成的一种具有观光游览、度假休闲、保健疗养、科学教育、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的独特自然区域。建立地质公园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地质遗迹、开展科普教育和发展地方经济。截至2008年,我国已经先后建立了138家国家地质公园,其中20家为世界地质公园。随着地质公园的建设和发展,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逐步展开了对地质公园的研究,其相关理论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入。

地质公园是一个系统工程,然而,通过文献检索,尚未发现从旅游系统的角度统计分析、评述地质公园研究现状、问题及趋势的文章。本文通过构建地质公园旅游系统模型,对地质公园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并评述我国地质公园的理论研究问题及趋势,以期为研究者和决策者、管理者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构建地质公园旅游系统模型

地质公园作为一种综合的旅游目的地,牵涉面非常广泛,如果没有系统论思想,就难以对其实现有效的阐述和理解。本文认为,从系统论的角度考虑,地质公园是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它是由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地质公园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地质公园旅游保障系统、地质公园旅游支持系统组成(图1)。

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主要是指到地质公园旅游的现实旅游者或者潜在旅游者构成的系统。根据旅游者的来源地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本地客源市场、国内客源市场和国际客源市场。旅游客源市场系统主要研究地质公园旅游者的行为,包括旅游动机、决策行为和空间行为,以及由于旅游者行为引起的客源市场结构和市场特点。

地质公园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是指地质公园有别于其他一般景区,对旅游者产生特殊吸引力的各种资源和要素的总和。地质公园吸引旅游者的核心主要是地质地貌景观资源及用它打造的旅游产品――地质旅游线路和地质公园解说体系。具有特定地质主题、串联了独特地质遗迹景观、文化遗迹景观和节事活动等丰富内容的地质旅游线路和特色、个性化服务的地质博物馆、地质景观解说系统以及地质公园导引标识系统是形成地质公园独特魅力的主要因素。

地质公园旅游保障系统是指为到地质公园旅游的旅游者提供交通、康乐、食宿、购物及信息服务等多种旅游需求的综合体,主要包括设施保障和信息服务保障两个子系统。该系统是使游客旅游活动得以顺利完成的基本保障,其主要功能是为旅游者提供连接客源地与地质公园旅游地的信息服务,在地质公园内为旅游者提供生活必需的设施,以及为旅游者提供游览、娱乐和购物设施及相应服务,这些功能同时也是增加地质公园旅游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地质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和地质公园旅游保障系统共同组成一个结构紧密、与旅游者直接联系的旅游系统,在其还形成一个与旅游者不直接联系,由政策、管理体制、地质遗迹研究与环境保护、人才培训、地质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等因素组成的支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政府处于特别重要的位置(政策和管理)。此外,地质遗迹的研究和保护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2,2确定研究文献的范围

首先,本文以“地质公园”和“地质遗迹”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通过“全部文献”项目,对2001～2008年文献进行检索、筛选,截至2008年11月8日,共获得地质公园研究文献314篇。

为了更全面地概括我国地质公园研究现状和进展,本文搜集了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自2001～2008年出版的年会论文集,筛选出有关地质公园研究论文260篇。

另外,为了反映我国硕士生和博士生对地质公园的研究情况,本文分别利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共获得相关论文53篇,其中,硕士论文50篇、博士论文3篇。最后,将上述3类文献合并,共得到有效文献627篇,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2,3内容分析法与归类统计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627篇文献进行归类、分析。内容分析法是对各种材料、记录的内容、形式、含义以及重要性进行客观、系统和数量化描述的一种研究方法,目的是把用语言表示的非数量化资料转换为用数量表示的资料,客观、系统和量化是其突出特点。

从旅游系统视角构建的地质公园系统模型不仅为地质公园建设、管理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而且为本文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我国地质公园的研究现状及趋势发展提供了归类框架。利用上述构建的地质公园旅游系统模型,将获得的627篇文献按照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归入各个子系统,然后统计分析,可以获得地质公园理论研究的全貌及各子系统理论研究的细节,统计结果如表1至表4。

3　地质公园旅游系统研究进展与述评

3,1地质公园研究概况

如表1所示,自从2002年第一批国家地质公园建立以来,地质公园的研究得到了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文献持续迅速增长。但是我国地质公园的研究非常不平衡。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地质旅游保障系统以及地质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特别是地质旅游产品的打造和旅游线路的设计)的研究非常薄弱,仅仅分别占总研究篇数的0.6%、1.7%和7.2%,而且2001～2008年,对这3个系统的研究文献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说明时至今日,对地质公园旅游市场系统、旅游吸引力系统和旅游保障系统的研究仍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绝大部分集中在地质公园旅游支持系统中地质遗迹调查评价和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上,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的地质公园旅游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且地质公园的旅游发展处于资源导向型发展模 式上。

3.2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研究进展

地质公园作为一种新型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其旅游开发和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资源一市场一产品3个核心要素缺一不可。目前我国对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的研究是地质公园研究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仅仅有4篇文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白凯对陕西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进行了基于地质科学含义的游客认知行为研究,提出了浅认知度国家地质公园的概念,并进行了解释。景艳芳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采用调查问卷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区旅游者的决策行为、时空行为和游客满意度。但是,这些开创性研究并没有真正从“地质旅游”的角度,识别出地质旅游者不同类型、旅游动机、旅游行为特征及其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特征,研究深度亟待加强。

3.3地质公园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的研究进展

3.3.1地质公园旅游线路设计研究

地质公园要想在诸多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独树一帜,必须具有自身特色,不同于一般景区的地质旅游线路。本文所指的地质旅游线路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是指凡是具有特定的地质主题,串联了独特地质遗迹景观、其他自然遗迹景观、人文遗迹景观,并为旅游者展示、解说其地质成因或者地学背景的旅游形式,基本与地质旅游产品同义。共有14篇文献以比较重的份量涉及了地质公园旅游线路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具体个案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地质遗迹特点或者地质公园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探讨地质公园旅游线路的类型,或者简单设计几条不同主题的旅游线路,这类研究是地质公园旅游线路研究的主体,占86%。如黄金火对大金湖世界地质公园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的研究即属此类。另一类是理论性比较强的文献,但仅仅只有两篇。庄寿强首次对地质旅游和旅游地质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提出了地质旅游线路的三大类型,即弥漫型、插入型和连贯型地质旅游线路,首开地质旅游线路理论研究之先河。杨振之从旅游产品的角度,研究了地质公园的旅游产品转化问题。

3.3.2地质公园解说体系研究

(1)地质公园解说体系概述与综述研究。建立完备的科学解说体系,向游人主动普及地球科学知识,是地质公园区别于一般景区的最大特色。然而,科学解说系统仍然是地质公园研究的薄弱环节。陶奎元等从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规划的角度研究了解说系统的结构、建设内容和解说的方式。严国泰研究了国家地质公园解说系统的科学性问题和实现途径。

(2)地质公园博物馆研究。地质公园博物馆是向游客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重要阵地,也是地质公园区别于其他一般景区的重要标志。目前地质公园博物馆研究文献中,理论性和系统性强,能够切实指导地质公园博物馆建设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已有的14篇论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地质博物馆建设与地质公园建设关系的,另一类是关于地质公园博物馆设计的。例如,曹颖在其硕士论文中,以王屋山一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陈列艺术设计为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地质博物馆陈列艺术设计的方法和理念。

(3)地质景观解说研究。地质景观(景点)解说体系是科学解释地质景点形成机理、普及科学知识的良好途径,也是地质公园存在的标志,但仅有两篇文献专文论及,其余大多散落于地质公园解说系统概述的研究文献中。庄寿强研究了地质公园中标牌的类型及其表述的内容,认为应该根据旅游者身份的不同,建设专为地质人员设立的地质遗迹点标牌和为普通游客设立的地质景点标牌。由于地质公园地质景点形成机理对普通旅游者来说太过深奥,除了上述物质性的标牌解说之外,还需配备专职的地质导游人员解说,这也是地质公园的核心吸引力和标志之一,然而专门研究地质导游人员如何解说的文献还没有见到。

(4)地质公园导引标识研究。对地质公园导引、标识系统的研究也非常薄弱,只有3篇文献专文论及。胡光晓探讨了地质公园景区路标与环保卫生桶的结合机理与路标的设计思路。主要是以个案为研究对象,缺乏理论总结性的文献。

3.4地质公园旅游保障系统的研究进展

3.4.1地质公园交通、食宿、康乐、购物设施与服务体系研究

由于大多数地质公园是在原有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基础上建设的,这些景区原有的基础设施和交通、食宿、康乐、购物等设施已经比较完备,因此,专文研究地质公园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以及服务的文献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只有王聪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探讨了构建满城地质公园旅游交通网的问题。如何结合地质旅游资源特色和主题形象,将地质公园的元素有机整合入现有的设施和服务中,体现地质公园特色,将是今后研究的方向之一。

3.4.2地质公园信息保障体系研究

连接旅游者和地质公园桥梁的旅游信息通道的研究也是当前地质公园研究的盲区,尚未看到专门研究地质公园如何为旅游者提供地质旅游服务(如地质旅行社服务研究)和信息服务的文献。研究地质公园信息保障系统的文献全部集中在地质公园的市场营销方面,但也仅有10篇文章,仅占总数的1.6%。例如,白凯以翠华山地质公园为例,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地质公园的市场拓展战略。

3.5地质公园旅游支撑系统的研究进展

3.5.1地质公园管理研究

(1)地质公园管理体制与管理手段研究。我国已建的138家国家地质公园中,很大部分同时还是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他们分别属于不同部门管理,由于各自为政造成的“扯皮打架”现象突出。因此,地质公园管理体制的研究理应成为研究重点,目前有7篇文献涉及了对地质公园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的研究。卢志明建议借鉴九寨沟、黄龙风景区的管理经验,推行“多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方法。彭永祥以陕西省的地质公园为例,提出了由决策型协调、管理型协调、技术型协调3个层次构成的地质公园保护利用协调的理论模式。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地质公园遗迹保护、游客监测、资源管理的基础和科学管理的手段。目前,GIS技术在地质公园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已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硕士毕业论文中。如李富兵等8名硕士在其毕业论文中以具体地质公园为例,探讨了地质公园旅游信息系统的构建与实现问题。这些大都是GIS在地质公园中的应用与实践,有关这方面的理论总结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缺少法律依据是地质公园依法管理的最大缺陷,也是地质公园管理研究的最薄弱环节之一。华国红等从立法的角度探讨了地质公园的法制建设问题,王爱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完善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的法制建设提出了设想。

(2)地质公园管理策略的研究。分析地质公园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探讨地质公园的对策与管理策略是地质公园管理研究的主体。如陈安泽等对中国地质公园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的研究是典型的代表。

3.5.2地质公园人力资源研究

地质公园作为一种新兴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需要大量高素质复合型公园管理人才、环境保护人才、产品开发营销人才、基础地质研究人才以及地质导游人才。目前只有5篇文献专文对此进行了研究。如郭婧对地质公园导游人员的培训与管理进行了探讨。当前,由于地质公园各类管理人才缺乏,已经造成了地质公园建设和管理的诸多问题,需要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实践的指导。

3.5.3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研究

地质遗迹调查评价是地质公园遗迹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基础,也是开展地质科普旅游的前提。目前有183篇文献对此开展了研究,是研究最集中的领域之一,占总体文献的29%。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质遗迹特征与综合评价研究,有145篇,占该部分的80%,绝大部分研究是以具体个案为例,描述地质公园内不同地质遗迹的结构与特征,或者从科学价值、观赏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多是定性描述。如王同文等对泰山的地学价值、自然与文化价值等的研究。另一类是对地质遗迹或景观成因评价,数量较少,有38篇文献,如孙洪艳等对内蒙古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青山花岗岩臼的特征及成因的研究。

3.5.4地质遗迹的保护研究

地质公园建设的首要目的是对地质遗迹及其依存环境的保护,保护的基础工作就是对地质遗迹类别、登录等进行研究。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非常薄弱,只有13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表4)。陶奎元等对地质遗迹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类,为地质遗迹的调查、保护和登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分类不统一,各有侧重,在实际工作中也造成了诸多不便,今后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制定出一个统一的分类方案。

分析地质遗迹保护存在的问题,探讨地质遗迹的保护对策与管理策略是地质遗迹保护研究的主体,共有64篇文献,占该部分研究文献的83%(表4)。这些研究尽管提出的地质遗迹保护策略或者保护思路比较全面,但研究大多是面面俱到,深度和理论总结归纳不够,亟须加强。

3.5.5地质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研究

自从2002年第一批国家地质公园诞生以来,对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和规划研究一直是地质公园研究的热点,共有233篇文献,占总体研究文献的37%。其中,对地质旅游资源开发战略的研究有195篇文献,而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理论性较强的研究则比较薄弱,只有38篇文献。

(1)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理论的研究。目前,对地质旅游资源或者地质公园开发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地质旅游资源概念与分类的研究。对于地质旅游资源的定义与分类,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陈安泽等对此做出了开创性和代表性的工作。目前对地质旅游资源概念的定义和分类还比较混乱,仍需要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对此开展深入的探讨。②地质旅游资源或者地质公园开发模式的研究。如李晓琴等通过对比生态旅游与地质科普旅游的相同点,认为生态旅游是地质公园旅游的战略选择,并从功能分区、产品设计、解说系统等6方面提出了地质公园生态旅游的开发模式。③地质旅游资源或者地质公园规划理论的研究。后立胜、钱小梅等分别从地质公园的旅游功能、地质遗迹类型和保护利用程度等角度,对地质公园进行了分类。李同德、郭建强等分别对地质公园规划的性质、调查方法、选址、功能区划等方面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文献是指导目前如火如荼的地质公园开发建设的宝贵财富。

(2)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策略的研究。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策略是研究主体,占该部分研究的84%,大多数以具体的地质公园为研究个案,在分析地质旅游资源的特点或者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战略性的开发方案或者建议。这部分研究大多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对具体的地质公园开发也有借鉴意义,理论深度尚待加强。

4　我国国家地质公园旅游系统迫切需要加强研究的几个问题

由上可知,我国国家地质公园旅游系统的理论研究非常不平衡,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地质遗迹调查评价和地质旅游资源开发战略上,而地质公园客源市场系统、地质公园旅游核心吸引力系统和地质公园旅游服务保障系统的研究极其薄弱,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开发进程的加快,其基础理论研究已经严重滞后于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建设的实践。结合当前国家地质公园开展地质旅游遇到的突出问题,以下几个方面迫切需要得到加强研究:

4.1地质公园旅游主体的研究问题

设立地质公园,必然要面对3个问题,即地质公园为谁服务?服务对象希望得到什么?如何使服务对象得到所求?这3个问题无一不指向服务对象――公众。因此,公众的主体性参与及其受益问题应该是地质公园建设的重要目标。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不少地质公园往往是只见山不见人,缺少人本意识和人文关怀,成了“专业研究者的地质公园”。突出表现在对游客的公众心理与行为研究把握不够,如游客的心理及行为特点、参与模式、认知模式等。常常把旅游者看成是纯理性人、科学人、地质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剔除了地质公园参与者作为轻松愉快的旅游者的角色定位。地质公园既然是“公园”,必然要面向公众。因此,地质公园旅游服务对象有哪些,不同旅游服务对象需求特征、认知模式和行为规律到底如何,它与其他景区游客的需求异同点是什么等基本问题,是一个非常迫切需要加强研究的领域。

4.2地质景点与地质旅游线路研究问题

地质旅游景点是地质公园开展旅游的最小单位。地质景点与地质公园内的地质点是不一样的,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看地质点是否对大多数普通旅游者具有吸引力。如果有吸引力,这样的地质点才是地质景点,否则就仅仅是地质点,而很难成为吸引普通旅游者参观的地质景点。然而,当前国家地质公园普遍存在着地质景点与地质点不分的现象,往往在地质点旁边插上一个解说牌,就算是开展地质旅游了,直接导致了目前我国大部分地质公园开展地质旅游的“三无”现象,即地质公园内大多数甚至全部的已有旅游景点基本上与地质无关、大多数甚至全部所建的地质点基本上与旅游无关以及导游基本上对地质景点成因一无所知。目前在学术界,对地质旅游景点建立条件、组合规律、命名原则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在地质旅游线路研究方面,尽管目前有14篇文献,但是86%的文献都是浅尝辄止,仅在简单分析某个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特点或者地质公园旅游资源的基础上,简单探讨地质公园旅游线路的类型,或者提出几条不同主题的旅游线路,缺乏深入、系统的市场调查与分类。由于对地质公园旅游主体的认知模式、参与特点、行为规律等把握不准,设计出来的地质旅游线路可操作性和指导性较差,基本上与原有的景区线路没有多大的差别,游客过去怎么游,现在还是怎么游,真正的“地质旅游”并没有开展起来。

因此,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对地质景点建立标 准、地质旅游线路组合规律,以及如何针对不同游客需求与传统旅游线路整合等研究,是当前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这部分的研究需要旅游学者、地质学者等多学科研究者通力合作,融入创造性的思维才可顺利进行。

4.3地质公园旅游解说研究问题

地质公园的旅游解说系统过于专业化是目前被人们最为诟病的焦点之一。突出表现为地质景点标牌解说、地质公园博物馆布展解说等为一大堆令人生涩难懂的地质专业术语,而地质导游人员对地质景点的解说却与地质内容无关,仍旧是以往的神话传说故事,这与地质公园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的建设目标难以一致。目前地质公园解说方面仅有的几篇文献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忽略了对解说受众的深入研究。因此,借鉴国外国家公园环境解说的先进经验,加强对地质公园解说受众、解说内容、解说方式与解说效果等基本理论研究,理应成为目前地质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焦点之一。

4.4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研究问题

尽管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研究是当前地质公园研究最集中的领域之一,占总体文献的29%,但是从对地质公园旅游的科研支持与服务来看,目前地质遗迹的调查与评价研究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对地质公园整体价值与主要地质遗迹独特价值的“深度”研究不够,与全国或者全球范围内同类地质公园或者地质遗迹价值的对比研究更显不足。这就造成地质公园的标识与导游过程中忽视价值性的表达,旅游者在地质公园的感觉常常是云里雾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得地质公园的设立好像成了纯经济利益驱动的产物或者形象工程,而无法认识珍贵的地质遗迹的真正价值。(2)对构成地质旅游基本单元的、单体地质遗迹景点的成因研究薄弱,仅占该部分研究文献的13%,这就使得地质公园开展地质科普旅游的价值大大降低。(3)能够整合各种资料,对地质公园区域的自然、经济、人文等景观的地学背景、地质遗迹或景观的成景过程“深度”研究不够。

地质公园是科学公园,如果缺乏对地质遗迹的地质背景、成景过程与地质公园区域各种景观地学背景的整合研究,缺乏地质遗迹独特价值深入研究,开展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就成了无源之水,直接影响着地质公园存在的价值。显然,上述研究至关重要,是地质公园最为迫切需要加强的基础研究领域。

4.5地质遗迹的保护研究问题

地质遗迹保护是设立地质公园的首要目的,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却并不尽如人意。除了上述提到的地质遗迹分类研究、保护策略研究存在的问题外,地质遗迹的保护规划研究也存在较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大多数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的保护规划照搬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三圈保护模式,而忽视了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主要是以点、线、面交互存在的实际,保护流于形式;二是地质公园保护规划与其他规划如城市规划、土地规划、旅游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衔接性与整合性差。其结果自然是地质公园边界与其他规划边界模糊不清,加之规划面积不当,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保护与潜在的矿产、水等资源的开发矛盾重重,使地质遗迹保护规划难以得到切实执行。因此,如何设计具有地质公园特色的地质遗迹保护与旅游开发模式,如何整合与其他规划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亟须学术界深入研究。

4.6地质公园体制与机制创新研究问题

近些年,旅游景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问题已经成为旅游行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旅游景区的体制创新在政府层面、业界和学术界都备受关注,各方面都为此积极探索和实践。目前我国国家地质公园管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地质公园管理体制与机制问题仍然是制约国家地质公园遗迹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瓶颈之一。

实际上,目前我国国家地质公园大部分面积巨大,如内蒙古克什克腾国家地质公园,总面积为1750平方公里,占整个克什克腾旗总面积的8%,是一个集第四纪冰川遗迹、花岗岩地貌、火山遗迹、温泉资源、沙漠、草原、河流及湖泊为一体的综合性地质公园。其中包含了2个部级自然保护区、5个省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部级风景名胜区、2个部级文物保护单位等,是一个典型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大型综合性地质公园。因此,国家地质公园的利益相关者非常复杂,不仅包括上述不同的资源主管部门及政府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而且包括旅游者(大众旅游者、地质旅游者、生态旅游者)、旅游业(旅游经营商、交通经营者、饭店、旅游零售商等)、当地社区(直接旅游就业者、非直接旅游就业者、当地企业人员)、压力集团(环境、野生动物等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诉求不同,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所以国家地质公园体制与机制创新,不仅要考虑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而且要考虑社区、旅游者、非政府组织、旅游业等各种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只有所有的地质公园旅游利益者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地质公园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

中国地质论文篇（6）

【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英文摘要】The origins of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could be trnced back from three aspects:first，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Leninist theory;second，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Chinese revolufion; third，the assimilation of the positive results from the debate about 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third one and indicates that the debate provided valuabl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关 键 词】新民主主义理论/学理起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 正 文】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基本革命理论，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理论最终能形成为一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筹完整的革命理论体系，就其思想着础而言，有其必备的学理起源。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炽盛于30年代上半叶、学术思想界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以下简称"论战"）为其提供了宝贵的源泉。当然，仅就学理起源而言，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但考虑到问题研究的针对性，本文仅以"论战"为讨论中心，而不及其他。

一、思想论战与学理争论双重并行

按学术界大致认同的说法，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可分为三个方面，即起于1927年至1928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起于1932年至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起于1934年至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总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曾说："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说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总的论争的核心。"这三方面的"论战"期，分别代表着三个连续的思想学术论争的流程，而这又与中国革命进程相衔接。因此，这场"论战"的政治背景就很值得关注了，如何干之所说："革命的实践，引起了革命的论争，论争所得的结果，又纠正了民族集团中的偏向，帮助了实践的开展。"（注：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86、183页。）正是这场"论战"的政治诉求所在。

显然，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政抬格局不断变化。由此引起思想界的争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不同解答，就是这种"论战"典型的表现形式。因主编《读书杂志》而知名的王礼锡，在为其所编《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所作的前言中就称；"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复。任何阶级的学者为着要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也非解答这问题不可。"（注：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社，1931年，第1页。）1937年初何干之在总结这次"论战"时，也强调说："在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时，各党各派就展开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在民族战线内，各党各派对革命所抱的态度，所采的策略，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人主张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张反帝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张工人阶级革命。这种不同的政治观点，是由社会性质的分析不同而来的。"（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09页。）可见"论战"是有明确目的的。

对于"论战"起因，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论战"是由大革命失败后所逐步形成的中国"托派"挑起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陶希圣于1928年10月在《新生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引起的。就中共内部的争论而言，"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并由此导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争论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而上升为总结中国革命理论的问题。具体而言，"论战"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检讨中国大革命失败在理论上或政治上的原因。因此，"论战"是以理论争论为手段、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的。1929年12月，李立三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以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观点展开批判。随后"新思潮派"（因1929年11月创办的《新思潮》而得名）的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人也发表文章，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反驳"托派"的观点。1930年5月中共领导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其纲领中也明确提出理论争论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世界文化》创刊号，1930年9月10日。）。显然，"论战"对于中共党内的理论争论、对于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中国"托派"理论的争论，都呈现出"实际斗争"需要的政治诉求色彩。

但是从这场"论战"的深度与广度看，不仅仅局限在政治范围内，而且引起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恰恰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产生影响。从整个论战过程看，从事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学者们，均对中国历史与社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因而，使得争论有了深刻的学术思想背景，即便是以"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为宗旨的中国经济学社，也在1931年9月召开的第九届年会上关注"论战"。《申报》对会议的召开连续发表时评，其中提出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的就有4项，即"中国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之地位及其关系"；"中国经济之变迁与现状"；"中国经济之特质"；"中国往何处去"（注：《中国经济学当前之巨责（一）》，《申报》1931年9月3日。）。这几点所讨论的实际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问题。

如果说"论战"第一阶段主要围绕政治思想问题而展开，那么第二阶段有关中国社会史的论争，第三阶段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争，则较多地带有学理之争了。

中国社会史的讨论，按何干之的概括不外乎三点："（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中国曾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是怎样？"（注：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65页。）何干之甚至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构成了"新史学"的基本思路。"新史学"对中国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解决了许多中国历史难题，初步建立起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范式，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初学术成就，也成为判定中国社会史性质的学术基础。

顾颉刚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认为，在中国社会史方面取得较大学术成就的应以郭沫若、陶希圣为代表，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1页。）。陶氏在史观上反对"中国封建社会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持相反立场，此处姑且不论。郭沫若则因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使得他成为"论战"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最初代表。郭氏对"论战"学术价值的最大贡献，在于以扎实的古代文献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演化阶段在中国同样存在，并对不同阶段作出年代划分。对此顾颉刚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郭氏的研究"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郭氏之后的史学家吕振羽，在1934年6月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同样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在中国适用的历史根据，只不过吕氏与郭氏在年代划分上存在差异罢了。

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继续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扩展到农村社会，但这巳不是简单地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论争，而是在更为精确的社会学基础上展开论证，其中以各种统计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因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日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引起的，赞同王氏观点的文章常发表于邓飞黄主编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此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巳不是封建性的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批社会经济学家，如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他们因以1934年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为论战阵地，故被称为"中国农村派"。该派虽然宣称"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遣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注：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3版，第3页。）。这种为"现实真理而战"并不影响他们在"论战"中的学术成就，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农村社会的调查结果经过统计数据而实证的结论，都是经由严格学术规范写成的专业性极强的论著而体现出来的。可以说，"中国农村派"是在学术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国化"了，由此在客观上为中共所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提供了学理依据。

由上观之，"论战"的参与者有的是以不同政见的理论家姿态出现，有的是以政治宣传家的姿态出现，而更多的则是以学者的身分参与论争，这批学者大都经过现代学术的严格训练，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因此"论战"不完全像顾颉刚所说的那样："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不可否认，"论战"存在"宣传"的意味，这是当时政治现实所要求的。但同时"论战"之所以能够在诸学科上展开，则在于它有相应的深厚学术底蕴作基础，而这点恰恰是它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有所贡献的地方。也就是说，"论战"的政治诉求，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的"合理内核"，而"论战"在学术上产生的有益成果，则在学理上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知识库"。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及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分析与年代划分、帝国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与作用、农村社会的土地问题与阶级关系等方面，都从这一"知识库"中得到必要的学理根据。

二、"论战"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定位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经过思想界的论战，使得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及其代表不能无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而经过一批学者的深入讨论，使得它在一些重要的概念上得到科学界定，主要体现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作包括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学科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论证。

"论战"中使用的概念可谓繁多，其中最重要者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析与界定。"论战"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倾向于这一立场的学者，大体赞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属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主编大型理论刊物《理论与现实》而主张"学术中国化"的学者沈志远就说："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经济。"（注：《新中华》第3卷第13期，转引自《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87页。）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经由一批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的深入研究，基本已成为一个阐释中国社会诸问题的科学概念。

中共早期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核心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并没有作出系统的分析，仅在有关文件或文章中有过个别的提及，这点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早期的文章中都有体现。作为中共的正式文件，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已有"半殖民地"的提法。较明确地将中国社会性质作出定性的，是中共六大。六大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注：《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32页。）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提法的，是1929年2月3日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一）》（注：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17页。）。所有的这些涉及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在学理上都缺乏充分的论证，只是到了"论战"时期，这个概念才以学术理论形式被较为充分地论证。

"半殖民地半封建"最终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在抗日战争前期毛泽东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名文章中明确而科学地界定的。那么，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阐释与"论战"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呢？这就需要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演变加以历史地考察。

第一，从"论战"的演进过程看，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作过较全面的学术研究的，首推"新思潮派"。1930年4月，《新思潮》月刊在第5期推出"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王学文、吴黎平、潘东周、李一氓等中共理论家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文章，其中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与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两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分析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在论证"中国主要的经济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资本主义"并不是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192页。）；"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时（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203页。），是从"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从生产力着手，但他们研究的积极意义，正如何干之在总结这场"论战"时所肯定的那样，是"在中国思想界最先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而"所谓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性半封建性社会的定义，在此已有了一个雏形"（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0、211页。）。

第二，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将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从学术层面上升华了一步。也就是说，通过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已有可能建立在严格的历史学基础上，从而使得中国有史以来的社会形态划分及其相应社会性质的确定有了竖实的史学基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依据中国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献，第一次证明中国也曾经历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形态有规律地递替阶段，不但反驳了"新生命派"与中国"托派"的"空白奴隶制"说与中国"国情不同"说，而且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划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必要的史学依据。与此同时，吕振羽的史学论著也明确提出"由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论点（注：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本书为原《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增订本），"原版李序"（即李达序），耕耘出版社（上海），1949年，第2页。），这也体现了它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

第三，"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探讨，基本上与前期两次"论战"同时起步'，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中国农村》上刊载的大量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学术论文，表明"中国农村派"已建立起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学术框架。1935年间，钱俊瑞发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孙冶方发表《农村经济学底对象》，陶直夫（即钱俊瑞）发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薛暮桥发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等等（注：这些专业性极强的论文，1935年9月收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土地问题、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等方面的实证性研究，令人信服地得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结论。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经过几番，"论战"，到1937年已有了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体现在前述的何干之的总结性评述之中。1937年，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书的相继出版向人们表明，经过"论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已被当时进步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所接受，可以说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已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共识。他们当中有些学人后来奔赴延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有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表述、理论建构，在1935年实际已经成熟、完成。"（注：雷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雷颐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这一观点值得讨论。因为作为政党最高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的成熟，必须以其政党的政治纲领或该政党领袖人物的理论观点的正式发表为标志。因而，作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当以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人物关于该理论基本观点的系统阐述和正式完整发表为标志。仅就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关"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加以表述的，则是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明确地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4页。）。而体现这一概念经典表述的，则是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固然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时，其学理资源可以说是来源于"论战"的积极成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并非忽视毛泽东在此之前所作的艰苦理论探索）。这可以从当时参与"论战"的学者在延安的学术活动，以及毛泽东关注他们的学术活动的史实中得到印证。

其一，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以历史学角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体现在1939年12月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而这一章是他人撰述经由毛泽东修改而成的，毛泽东无疑认同了其中的基本观点。参与这一章撰述的有张闻天、李维汉等（注：参见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第230页。），而张闻天则直接参与了"论战"。1931年6月，张闻天用刘梦云的笔名写成《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刊登在《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上，以评"托派"理论家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为主要内容。张闻天在驳论中，从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两重性、社会经济中的商品关系与剥削关系、对外贸易所表明的中国经济性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土地问题等方面，论证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而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之中。张闻天此文的基本观点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反映。

其二，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观点，以及前面提到的两本对"论战"的总结性著作，在延安学术界及对毛泽东本人都产生过积极影响。何干之1937年8月赴延安（10月初到达），任陕北公学理论教员及陕北公学下设的"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何干之因将准备撰写的中国民族文化史的计划函告毛泽东，毛回函给予肯定（注：毛泽东：《致何干之》，《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137页。），并在函中向何干之索要他即将出版的两本新书，其中一本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书中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金融财政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注：《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对毛泽东不久之后全面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应有诸多帮助。

其三，"论战"期间在"新思潮派"中起重要作用的王学文，在："论战"中从学术理论的高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是出于"根据党的指示"（注：王义为：《王学文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进行的。王学文1927年春由上海到延安后，相继任中央党校教员、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继续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都到马列学院作过报告。在该院任教的吴亮平也直接参与过"论战"。1930年他在《新思潮》第5期上发表《中国土地问题》，文中论证的结论是："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并且在注文中进一步辩证地指出："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农村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这种剥削的范围和封建剥削比较起来，真是微乎其微。"（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245页。）王学文、吴亮平等中共党内理论家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学术研究，是延安时期理论界有关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其四，史学家吕振羽的研究工作，同样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吕振羽关于"西周封建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规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等观点，都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有吻合之处。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尤其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该著的学术批判性主要是针对"新生命派"和"托派"的历史观，尤其是对陶希圣同名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批判。毛泽东曾询问过这部著作的撰写情况（注：朱振惠：《论吕振羽史学》，《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60页。），可见毛泽东对吕振羽的学术活动始终是关注的。

总之，上述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论战与学理争论双重并行，以及参与论战的一些主要的进步学者纷纷奔赴延安，他们将"论战"的积极成果潜移默化地传播给共产党人，成为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理源泉之一。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对"论战"积极成果的吸收

新民主主义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较为完备的革命理论形态，是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学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理来源，既有域外的，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也有本土的，如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五四"以来新文化的积极成果。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证明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吸收了"论战"的积极成果，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

"论战"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在延安时期的学术理论界，成为一种被较为普遍采用的概念，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也多次使用。然而，就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而言，一个概念的使用并不足以支持该理论的体系结构框架，因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形态，它的建构完成是充分吸收了各种学科各方面知识的精华的。"论战"的积极成果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并不表明后者的理论内在知识因素完全移植于前者，只有在有助于构建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与现实基本特征的层面上，前者才有可能成为后者的学理起源。近代以采中国社会史基本性质的论定，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基石，"论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者们，为此作出了极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第一，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对其基本性质的确定显得相当困难，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否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中国是否已资本主义化了，抑或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0年4月，"新思潮派"的王学文从"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入手，论证中国的"交换经济"在"广大的自给自足经济中，只不过是较小的萌芽形态，并不能占主要的支配的地位"。农村中只有"稀有罕见"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城镇手工业中有着无控制的"劳动剥削"，农村中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形式的剥削，都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存在于中国的具体的表现"。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仅是"小小萌芽"，在中国广大经济区域中，"只不过（是）发展初期的萌芽状态，并不能占得主要的地位"。因此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实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80、187、189、191、190页。）

"新思潮派"的潘东周，在批评中国社会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残余"已实际不存在的观点时，强调说，"商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他并不代表一个经济制度"，"所以商业资本的长期发展，并不能推翻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而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的勾结，则造成了"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注：高军编：《中曙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99、201、203页。）

"新思渐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正如何干之所评价的"确有了划时代的贡献，有极大的历史价值"（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4页。）。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也同样强调了这种观点，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第二，如何正确看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所带来社会变化二重性，是"论战"所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对此问题也有较全面的分析。

"论战"中"动力派"学者大都持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否认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其中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作文章是一个典型。严灵峰以"生产技术"作为"测验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法，用1913年至1921年中国进口工农业机器数量的增长数字，"证明中国社会之如何迅速地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中国虽然"受帝国主义束缚日益坚固……然而，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348～350页。）任曙则将对外贸易当成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取得支配的地位，以及在全部中国经济生活中取了决定意义……是因为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商品的关系"（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2页。）。"动力派"完全否认了帝国主义使中国社会经济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事实。

对于"动力派"的观点，张闻天专门发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予以驳斥，文中指出，任曙"只看见商品关系，而不看见剥削关系"，是"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辩护士的工作！"文章以许多实证数据，如海关进出口数据、国外投资数据等，论证了帝国主义将中国变成其附庸，"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他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张闻天指出，正确理解中国经济性质，是正确理解中国革命性质的前提。"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而"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第3、14、44-45、70、72页。）

据曾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朱伯康回忆，刘梦云（即张闻天）文章发表后，"读者反映良好，都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佳作"（注：朱伯康：《往事回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况且作者后来直接参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构，其这一观点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被完善地表述。

第三，从生产关系入手剖析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是"论战"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中国农村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濒于破产，因而有1933年开始的所谓"复兴农村、救济农村"的社会改良运动，但"中国近来流行的'复兴农村改良技术'的口号，宣传得怪好听，实际上未见有若何改进之处"（注：褚汇宗：《国际经济战争与中国》，上海黎明书局，1936年，第257页。）。农村社会经济的变革，显然不是一个生产技术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国经济派"的王宜昌、张志澄等人犯了一个基本理论错误，即认为"技术即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力中劳动对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对此，"中国农村派"的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作出了有力的辩驳。钱俊瑞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称："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而农村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因为"（一）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据统计"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二）中国目下农村资金的累积与剥夺，主要以，土地所有'这一种财产关系为根据"；"（三）农村劳动力的荒废起因于农民的失地"（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73页。）。薛暮桥也认为，尽管不能否认农业生产力中的技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还有社会的一面"，即"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以研究农村生产关系为重点的方法，可以避免"离开了社会生产关系，而把'机器生产当做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因素'"的错误。薛暮桥还指出，不能夸大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因为从农村生产关系上看，"在中国农村中间，一方面可以看到农民底向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又可看到整个农村经济底衰落、崩坏；在这情形之下，贫农底增加，远比资本主义经营底发展来得迅速。"（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50、54、56页。）由此证明，虽然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生成，但中国农村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而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地质论文篇（7）

应该说，“半封建”和“半殖民地”这两个概念的发明权和理论界定权，都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和列宁。列宁在提出与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前者指的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后者说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时，必然会从马列主义学说中寻找理论武器。中共的经典作家在从恩格斯，尤其是列宁那里舶人这“两半”概念用于说明中国社会情况之初，基本上是恪守了导师原来理论界定的对象和含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提出与使用的是“半封建”概念。从目前所见材料可知，恩格斯早在1851年写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就曾用“半封建半官僚”来说明普鲁士邦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同时也是马克思的提法。首次用“半封建”来说明中国近代社会制度的是列宁。他在1912年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整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中国同时又存在着“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正在“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半封建”这一概念，后来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舶来，用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阶级关系等问题。蔡和森在1922年写的《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制与军阀割据》，及1924年写的《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剖析》两文中，分别指出中国属于“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或是“半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社会”。周恩来在1926年写的《现时政治斗争中的我们》一文中也指出，我们“肯定而且坚信目前的政治斗争，是应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斗争”；而在当时党中央的一些文件中，“则把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地主土豪等，统称为半封建势力”。稍后，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曾明确地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可见，无论是恩格斯、列宁，还是中共领导人，当时在讲“半封建”概念时，都足统一地用它来说明社会制度性质的——由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状态。

“半殖民地”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他用它来说明近代中同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不是指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列宁在1915年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最早提出“‘半殖民地’国家”是指“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并将中国列为半殖民地国家之一。次年，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又强调半殖民地国家是从独立国到殖民地的“中间”过渡形式或附属形式，“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并再次明确指出“处在列强瓜分中的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1920年7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口，是“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关系中，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同时他还谈及农民苏维埃问题，并两次说到农民的“半封建依附地位”与“半封建的关系”问题。显然，列宁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内容是不相同的：半殖民地概念仍然是指国际地位而言，半封建概念则是指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即制度)。李文称：“列宁最初指明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说法是不对的。

列宁用“半殖民地”来说明中国在弱肉强食国际关系中之国际地位的这一表述，稍后被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沿用。共产国际在1922年11月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重申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共的领导人在此前后期间，也在著述中广泛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来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如1922年夏秋间。中共“二大”决议中曾出现有“半殖民地”概念，指明中国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则说：“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923年后，陈独秀和毛泽东在分别所写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北京政变与商人》中，都曾用“半殖民地”来说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并由此出发沦述了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之国民革命的必要性。

由上可知，白恩格斯、列宁到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标准，前后一脉相承：前者均指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后者则皆指其社会性质，两者对象和含义不同。至少是1926年以前，尚未见到有人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用来概括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二、将“两半”概念联璧用来说明中国社会性质是蔡和森的理论创新

革命理论的概括和创新，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考察；而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进行认定和作出概括，其目的则是为了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推倒了清廷和封建帝制，但却未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20世纪初期的近代中国仍是半封建社会，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924年国共合作后，中共的革命理论研究与宣传随着大革命运动而高涨。蔡和森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最早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界定标准不一和说明对象及含义不同的概念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用它来概括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并将它同党要完成的革命使命联系起来。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他不仅强调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且还对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政治独立日渐丧失而完全依附帝国主义”，社会虽“仍留在农业经济里”。但其“旧的生产已经崩坏”，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及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作了较明确的说明。这是蔡和森作为当时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家的突出理论新建树，也是他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一大贡献。

蔡和森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新概括，后为中共中央领导所认同并沿用。1928年6至7月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在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同时，讨论了“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大会虽然没能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情况“搞得很清楚”，但与会代表在斯大林的帮助下，经过讨论后对这个问题却“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明确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这一理论概括，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肯定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或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指出这是中共“六次大会”的重大理论成果。显然，该通告已将“六大”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正式形成为我党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概括，其影响不可低估。

进入30年代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共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张闻天、苏华、吕振羽、何干之等，一致认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苏华在1933年9月的《中国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张闻天在1934年1月的《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一文中，抓住土地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得出结论说：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性质，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并强调“这种经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吕振羽在1934年6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何干之在同年9月的《中国经济读本》中，曾研究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问题。

综上可知，自蔡和森于1926年最先提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后，很快获得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及一些理论家的认同；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在中共党内及其理论界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共识。李文称：“1936年，何干之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正式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此理论概括归于何氏名下，显然是与历史史实不符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和错误的。

三、毛泽东的“两半论”成为全党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总理论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重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由于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理论上的需要。基于此，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向重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把它作为确定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主要依据。他对此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其系统的“两半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全党同志及马列主义理论家与史学家观察和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论出发点。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多年间，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主要侧重于中国的半殖民地问题，并由此出发分析和强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战争的一些特点。1923年7月，他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是简单的一个国民革命问题”；“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体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广大国民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1926年初，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928年10月，又指出：中国红色根据地能存在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1935年12月，他在分析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形势时说：“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的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由上可知，毛泽东这期间虽然也谈了半封建社会落后的农业经济状况，但他更强调：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

从目前见到的材料可以断定，毛泽东从抗战前夕的1936年开始，已完全认识了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特殊国情；他在此后的四五年间，经常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分析中国社会，并依据这种分析来制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及“如何研究战争”时指出：“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在同文中至少5次提到这个“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与经济的一些特点。显然，毛泽东最迟在该年已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说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了。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国情得出的结论。李文称毛“关于中国社会的思想”由于受到过何干之研究的“直接影响”，到1938年初才形成，这纯属是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

中国地质论文篇（8）

一、“三个代表”决定党的性质、面貌和发展方向

党的本质是指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本身所固有的和决定党的性质、面貌与发展方向的根本属性。“三个代表”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同党的性质、面貌、发展方向的结合上，科学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从而印证了党的本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本质、党的本质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一致性，充分反映了共产党理论的彻底性。

党的本质决定党的性质。党的性质，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质的规定性。党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造就了我们党必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由党的本质所决定的，是党的本质集中而客观的反映。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成立之日起，就是走在中国社会发展前列的先进部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历史火车头的作用。在新世纪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实践中更好地弘扬过去形成的关于党的性质那些科学的符合实际的东西；同时，又要克服那些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现象，使党的先进性更具体、更充实、更规范、更明确。

党的本质决定党的面貌。党的面貌如何、形象怎样，直接关系党的威信、领导、执政地位和作用。我们党一切活动一切事业，甚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都在于“三个代衰”。“三个代表”是党的光辉形象、胜利保证。什么时候坚持并做到了“三个代表”，我们党的事业就能兴旺发达，就能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什么时候偏离了或者没有完全做到“三个代表”，就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出现曲折和遭受失败。建党80年、执政50多年、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当好“三个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党的本质决定党的发展。面对变化的世界、变化的中国，发展是时代的潮流、中国的主题。我们党怎样顺应时代的要求，谋划自身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我们党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利益，这是历史发展规律中带根本性的因素，注重这些因素，并在实践上真正成为先进代表，才能卓有成效地推动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三个代表”从党的本质上把党的先进性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内在地统一起来，这不仅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带有根本性的科学界定，而且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提供了前瞻性的有力保障。

二、“三个代表”从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层面深刻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

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从经济层面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这一定性定位，紧扣党的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而且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党作为现代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产物，理所当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党的本质所决定的党的使命、任务、地位和作用，归根到底都要体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我们党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最先进的领导力量，就是因为它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和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如何紧跟时代的步伐，发展我国的先进生产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首先必须完成的根本任务。这种先进生产力，必然是智能化的生产力、社会化的生产力和市场化的生产力。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进行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思想观念现代化，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直接引入对党的本质的理解和表述中，在党的先进性中揉进时代性，将党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连结起来，将物质文明意识注入党的执政理论，从而使得党的本质属性充分地显现出来。

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从文化层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这一定性定位，符合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创造先进文化的历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迫切需要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同时，还正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一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它代表着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先进文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文化；是服从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的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是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是面向大众、服务人民，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的本质，反映了我们党依靠自身包容性强的优势，迎对其他文明的渗透和扩张，体现了我们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直接引入对党的本质的理解和表述之中，在党的先进性中揉进思想性，将精神文明意识注入党的执政理念，从而使得党的本质属性又充分地显现出来。

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从政治层面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这一定性定位，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的归依。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由党的世界观决定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改革开放以来，党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标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些都集中地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成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当今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找到社会各阶层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上的共同取向，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一部分人先富和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系，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直接引入对党的本质的理解和表述之中，在党的先进性中揉进人民性，将政治文明意识注入党的执政理念，使得党的本质属性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第三次理论飞跃的重要标志

江泽民同志的共产党本质论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三大理论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其核心内容是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性质、动力、对象、任务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适合中国新民主主义实际的三大纲领。其政治纲领，就是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经济纲领，就是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其文化纲领，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正如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这是我们党第一次理论飞跃。

中国地质论文篇（9）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装隆＊?br>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中国地质论文篇（10）

引言：水工环地质学科与岩土工程两个专业学科的理论体系核心是通过原始的分散型、局部性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理论成果革新，然后随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了普遍性，全局性，集中型科技创新与发展，并得到了高度综合与集成而形成的当代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学科。

一、水工环地质的概述

水工环地质调查和研究与人类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全球环境变化和被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推崇的大背景之下，各国都将其引入更广阔的空间。伴随着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全球经济、资源、环境，各国对地质调查工作的方向和部署都进行了调整，相对的，发生巨大变化的还有水工环地质调查研究的内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的界限在传统意义上被打破，现在发展的趋势就是对水工环一体化的研究，它的服务领域越来越广泛，信息量大、功能多样的态势不断出现，环境地质学日益突显其重要性。

二、水工环问题的防治对策

深入了解，因地制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防治对策。以下分别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三个方面阐述具体的防治对策：

(一)水文地质问题的防治对策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工业活动的日趋频繁，使用水量不断上升的同时也在不断遭受污染，水质恶化破坏地下水的平衡，从而引发一系列水文地质问题，所以必须做好防治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一地下水动态监测规程》地下水可开采量的计算精度应该达ND级以上的储量要求，并且论证开发利用的条件以及开采后对地质环境的影响预测，在开发利用是还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在开采的过程中时刻了解地下水含量变化以及空间变化规律，并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防止过度开采底下水，造成水位下降导致含水层变千形成降落漏斗，对于已经形成降落漏斗的区域应该及时采取人工回灌等补救措施。对于水质污染问题必须要对地下水的污染状况进行实时监控，查明主要污染源并且了解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与运动规律，掌握地下水动态变化规律，对水质污染进行有效控制。

(二)工程地质问题的防治策略

工程地质问题具有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等特点例如泥石流、地震、滑坡、岩溶以及崩塌等，这些都会对工程的安全和使用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防治工作的关键就是要事先做好地质勘探工作。调查工作区域地质构造，特别是活动构造，地震活动等，对区域地壳的稳定性作出客观评价。主要的防治对策要围绕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整治的原则，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工程地质问题采取适宜的防治方法。

(三)环境地质问题的防治策略

近年来环境的不断恶化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使得环境地质研究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在进行防治时首先需要查明自然地质作用与人类工程经济活动所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初步调查天然建筑材料，旅游景观资源的分布，对开发前景作出正确估价。对适宜于生活和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场地的地质条件进性客观评价。另外对区域环境质量作出综合评价与趋势预测，对重点防护地区要进行环境地质调查以及脆弱性评价。

三、水文地质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

我国水文地质理论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基本形成。核心理论以找水打井应用技术为中心，为工农业、国防现代化建设、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服务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全国拥有近400个大中城市以开采地下水作为城市供水水源，在城市生活和工业供水中，北方利用地下水占80％至90％，其中，农业用水中地下水平均占38％，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我国水文地质核心理论与应用技术得到飞跃性发展，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指导全国性地下水资源调查、勘查、监测与保护，取得的成就巨大。目前，我国地下水天然资源量大于1984年评价的8716．84亿立方米／a，占我国水资源总量的31％，这个比例与世界地下水储存量的平均值相近似。

随着科学的发展，水文地质学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开创了若干新领域，例如：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与工程学院及湖南省地矿局第二水文地质大队等专家、学者在八五期间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洞庭湖区构造沉降一淤积系统分析”进行攻关，对洞庭湖的演变、构造沉降、泥沙淤积与筑堤围垸三方面作用进行综合研究。利用多学科、多种技术进行深入研究，由此得出湖区年总构造沉降量为1．88亿立方米，大于当年1．61亿立方米的年总泥沙淤积量。研究结果表明洞庭湖并没有缩小，而是扩大了，这一攻关项目的成功，得到中国工程院陈梦熊、谢鉴衡、袁道先等9位专家教授的鉴定认可。对张人权等的研究成果高度评价：“其运用多学科联合开展湖泊演娈系统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开创了生态环境水文研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洞庭湖生态环境水文研究新途径新领域至今还在延续新内容与新课题，例如2009年湖北省水文地质大队教授级高工陈国金研究题为“江汉一洞庭湖平原区洪灾形成与防治的环境地质研究”在对江汉一洞庭湖平原区地质背景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构造沉降作用，泥砂淤积作用，人类工程作用及管涌崩岸作用之间有密切关系，对洪灾形成的影响和控制，提出了在地质作用条件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水沙重新分配的防洪减灾思路与对策。水文地质学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为多学科交叉渗透成为主流，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水文地质学的理论发展与相关类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己得到了全面广泛地应用和发展。2005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的林学钰、廖资生、赵勇胜、苏小四编著的《现代水文地质学》刚一书问世，标志水文地质学由传统的理论向现代生态水文地质理论发展标准目标转型。现代水文地质学与现代科学紧密结合，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及相应产生的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等，对水文地质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现代应用数学与水文地质学的结合，特别是数值模拟方法得到普遍应用，模型研究成为水资源研究的主要内容，使水文地质学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的新阶段。许多新的分支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如岩溶水文地质学、遥感水文地质学、环境水文地质学、医学环境地球化学、污染水文地质学以及数学水文地质学、水资源水文地质学。新技术、新方法都得到普遍应用，推动了水文地质学的发展。

结束语：

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两个专业学科都是地球地质大学科的支学科，两个支学科的共同持点与目标相互一致，为地球的永生及人类与大自然生命的存在，用自身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去了解自然与改造自然。水工环与岩土学科的理论体系一脉相承，互为一体，谁也离不开谁，同属自然科学。用学科过硬知识与技术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学科的理论体系还得依靠多支学科合作，进一步发展，技术创新，理论创新，水工环与岩土工程技术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水平都将有新的重要突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