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1）

二、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对应关系

纵观世界各国，目前社会保障收入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税或费；二是政府的预算拨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四是各种形式的捐赠。社会保障税(SocialSecurityTax)，又译成社会保险税，是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目的税。有的国家薪给税(PayrallTax)与社会保障税是作为一个税种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国家征收的薪给税实际上是按工薪收入预提的个人所得税。在欧洲的多数国家中，社会保障税采用社会保险缴款(SocialSecurityContribution)的形式，之所以不称之为税，是基于这种缴款具有有偿性利益对等关系的考虑。但不管名称如何，他们的性质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国大多数以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来弥补社会保障税收入与社保障支出之间的缺口。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依赖从社会保障税获得资金，而另一些国家则侧重于一般税收收入。社会保障税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差异反映了各国组织社会保障的不同方式。按照社会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可将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蟊戎氐某镒誓J揭约耙话闼笆照忌缁岜U现С鼋洗蟊戎氐某镒誓J健?/P>

(一)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

该模式的典型国家是德国。德国的社会福利方案体系较为完善，具体包括国家养老金体系、国家医疗保险方案、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方案。其中，国家养老金体系主要由工资税提供资助，同时，还从联邦税收收入中取得占养老金支出一定比例的补贴。目前这一比例为25％。国家医疗保险方案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工伤事故保险几乎完全由雇主的工资税提供资金，失业保险几乎完全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而其他社会福利方案所需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下表列示了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

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1998，%）

1996年德国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税收入总额为6550亿德国马克，而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6555．1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9．92％；1997年社会保障税收入上升到7817．94亿德国马克；社会福利开支为7920．69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8．70％。

以上数据表明，德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通过社会保障税筹集，政府转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不大，主要用于其他社会福利方案。这也使得社会保障税在德国的税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始终高于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

(二)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如俄罗斯、瑞典。俄罗斯的社会福利项目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其他福利。具体地说，养老保险基金中来源于社会保障税的收入占资金总量的81％，其余7％来源于预算，10％来源于增值税，2％来源于其他；医疗保险77％来源于社会保险税收，23％来源于地方预算；失业保险主要以社会保险税筹集资金，一小部分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和自愿的捐赠；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来自于社会保障税，而支付其他福利的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下表列示了俄罗斯主要福利计划的资金来源。

俄罗斯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1995，%）

1995年，俄罗斯社会保障税收收入为950亿卢布，占社会福利支出(1080亿卢布)的87．80％。

瑞典的情况与俄罗斯相似，1996年该国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3807亿瑞典克朗，其中67．61％(256亿瑞典克朗)来源于社会保障税收入。下表列示了瑞典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

1997年瑞典用于资助主要社会福利项目的收入的分配的百分比

一、引言

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由社会生产系统、社会管理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组成，三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稳定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各企业分散提取和管理，转变为目前社会化的收缴和管理。但是，现行的缴费方式在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如覆盖面小、保障项目统筹层次低、征收力度不够、基金管理制度不健全、政策不统一等一些问题，难以保证筹集社会保障收入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人口老龄化周期的到来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入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都要求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进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目前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是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代替现行缴费方式，以更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摆脱当前缴费率偏低的困境。因而，如何设置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各国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社会保障税的设置方式、社会保障税的构成要素、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方式，探讨了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相关重要问题。

二、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对应关系

纵观世界各国，目前社会保障收入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税或费；二是政府的预算拨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四是各种形式的捐赠。社会保障税(SocialSecurityTax)，又译成社会保险税，是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目的税。有的国家薪给税(PayrallTax)与社会保障税是作为一个税种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国家征收的薪给税实际上是按工薪收入预提的个人所得税。在欧洲的多数国家中，社会保障税采用社会保险缴款(SocialSecurityContribution)的形式，之所以不称之为税，是基于这种缴款具有有偿性利益对等关系的考虑。但不管名称如何，他们的性质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国大多数以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来弥补社会保障税收入与社保障支出之间的缺口。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依赖从社会保障税获得资金，而另一些国家则侧重于一般税收收入。社会保障税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差异反映了各国组织社会保障的不同方式。按照社会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可将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蟊戎氐某镒誓J揭约耙话闼笆照忌缁岜U现С鼋洗蟊戎氐某镒誓J健?/P>

(一)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

该模式的典型国家是德国。德国的社会福利方案体系较为完善，具体包括国家养老金体系、国家医疗保险方案、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方案。其中，国家养老金体系主要由工资税提供资助，同时，还从联邦税收收入中取得占养老金支出一定比例的补贴。目前这一比例为25％。国家医疗保险方案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工伤事故保险几乎完全由雇主的工资税提供资金，失业保险几乎完全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而其他社会福利方案所需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下表列示了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

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1998，%）

方案名称社会保障税投资收入预算转化

养老金75025

医疗保险10000

长期医疗保险10000

意外保险10000

失业保险10000

其他社会福利方案00100

1996年德国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税收入总额为6550亿德国马克，而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6555．1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9．92％；1997年社会保障税收入上升到7817．94亿德国马克；社会福利开支为7920．69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8．70％。

以上数据表明，德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通过社会保障税筹集，政府转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不大，主要用于其他社会福利方案。这也使得社会保障税在德国的税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始终高于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

(二)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如俄罗斯、瑞典。俄罗斯的社会福利项目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其他福利。具体地说，养老保险基金中来源于社会保障税的收入占资金总量的81％，其余7％来源于预算，10％来源于增值税，2％来源于其他；医疗保险77％来源于社会保险税收，23％来源于地方预算；失业保险主要以社会保险税筹集资金，一小部分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和自愿的捐赠；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来自于社会保障税，而支付其他福利的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下表列示了俄罗斯主要福利计划的资金来源。

俄罗斯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1995，%）

项目社会保障税增值税转移预算转移其他

养老基金811072

社会保险基金9019

失业保险9010

工伤保险982

1995年，俄罗斯社会保障税收收入为950亿卢布，占社会福利支出(1080亿卢布)的87．80％。

瑞典的情况与俄罗斯相似，1996年该国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3807亿瑞典克朗，其中67．61％(256亿瑞典克朗)来源于社会保障税收入。下表列示了瑞典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

1997年瑞典用于资助主要社会福利项目的收入的分配的百分比

项目社会保障税投资收益预算转移保险费、赡养费用或市政

基础养老保险6238

辅助养老保险6139

部分养老保险7327

疾病保险99.90.1

工伤保险982

看护津贴95

住房津贴991

养育子女津贴100

赡养补助6733

向家庭提供的住房津贴100

其他项目

自愿者失业保险937

基础失业保险100

郡级医疗服务费68572

(三)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加拿大。加拿大的社会福利计划主要包括养老金方案、健康保险方案和失业保险方案。其中养老金方案由两个层面组成，一是固定数额的全民方案，叫作全民养老金方5案，其资金全部来源于联邦一般性税收。第二个是与收入挂钩的方案，这一方案对于魁北克人来说是“魁北克养老金方案”(QPP)，对于其他加拿大人来说是“加拿大养老金方案”(CPP)。CPP和QPP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社会保障税，前者由联邦政府和各省(除魁北克外)共同征收，后者由魁北克省征收。健康保险方案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一般性收入，而失业保险的资金来自于薪金税。下表列示了加拿大主要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

加拿大主要社会福利保障方案，1998收入来源分配情况（%）

1998年加拿大联邦政府社会福利支出为594．56亿加元，其中联邦社会保障税收入为188．42亿加元，所占比重仅为31．69％；该年度各级政府社会保障税收入为444．11亿加元，占社会福利支出(1001．31亿加元)的44．35％。可见，加拿大政府实施社会保障计划、贯彻社会保障法令依靠的是财政支出中对个人的转移支付，其中联邦财政把很多税收收入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再分配到个人手中，使之形成个人的消费基金，这些款项构成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运转的另一大资金来源。二战以后，这种转移支付在各级政府中均不低于社会保障税收入的规模。加拿大社会保障税收入在其社会保障资金中所占的比重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这也使得加拿大社会保障税收入在其税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始终偏低。

采用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的优点在于，该模式容易体现纳税人缴纳的税收与其应得的福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福利水平随着每个纳税人纳税多少而变动。这已成为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一大特点。同时，这种方式也使得政府为社会保险筹资与政府其他职能分离开来，这种分离无疑加强了对社会保障在财政上的监督，因为福利水平是随着社会保障税收入的增长而扩大的。该模式的缺陷在于工作在未被社会保险所覆盖的行业中的人们不能享受福利。这种限制的影响对于那些拥有很多非正式工作、大量个体户或农村经济的国家尤为重要。

采用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的优点是社会保障计划对每个公民来说是自动实现的。在该模式下，享受到福利计划的公民范围扩大了，即政府通过预算拨款为每个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福利。该模式的缺陷是一般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与其所受福利之间没有特别的联系。因而人们往往希望能够向政府施加压力，通过预算来实现福利的增加，而不是提高纳税额。

三、社会保障税的设置方式

现代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设置的方式不同，大体上可以将社会保障税分为三类：一是单纯按承保项目而分类设置的项目型社会保险税模式，这种模式以瑞典为代表；二是单纯按承保对象而分类设置的对象型社会保险税模式，这种模式以英国为代表；三是以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相结合设置的混合型社会保险税模式，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三种模式各有特点。

(一)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按承保项目分项设置社会保障税的模式。这种模式以瑞典最为典型。除瑞典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等都采用这一模式。

瑞典的社会保障税按照不同的保险项目支出需要，分别确定一定的比率从工资或薪金中提取。目前瑞典的社会保障税设有老年人养老保险、事故幸存者养老保险、疾病保险、工伤保险、父母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资税七个项目，并分别对每个项目规定了税率。老年人养老保险税的税率为13．35％，事故幸存者养老保险税税率为1．70％，疾病保险税的税率为了，50％，工伤保险税的税率为1．38％，父母保险税的税率为2．20％，失业保险税的税率为5．84％，工资税的税率为8．04％。征收的办法是按比例实行源泉扣缴，税款专款专用。以前，公司受雇人员的社会保障税全部由雇主一方缴纳，以便于征收管理。总的来看，瑞典的社会保障税税负是比较重的。1999年，政府雇员和企业受雇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大致为他们工薪总额的40．01％；自由职业者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大致为他们直接收入的38．2％。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的最大优点在于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承保项目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专款专用，返还性非常明显，而且可以根据不同项目支出数额的变化调整税率，也就是说，哪个项目对财力的需要量大，哪个项目的社会保障税率就提高。其主要缺点是各个项目之间财力调剂余地较小。

(二)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是指按承保对象分类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英国。英国的社会保障税虽然被称为“国民保险捐款”(NationalSecurityContribu-tion)，但也具有强制性，且与受益并不完全挂钩。因而虽然称作“捐款”，实际上也是一种税，其性质与用途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并无轩轾。英国的社会保障税在设置上主要以承保对象为标准，建立起由四大类社会保险税组成的社会保障税体系。

第一类是对一般雇员征收的国民保险税。它是四类社会保险税中最主要的一种。该税的课税对象是雇员的薪金或工资，纳税义务人包括雇主和雇员。雇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包括在国家退休金计划之内的雇员，一部分为不包括在计划之内的雇员。两部分雇员及其雇主所适用的税率各不相同。前者雇员税率为9．0％，雇主为10．54％，应税工资最高限额为每周235英镑(全年12220英镑)；后者则规定有一个起征点，每周32．5英镑以下免税，32．5英镑到235英镑之间，雇员税率为6．85，雇主为6．35％，超过235英镑不再纳税。另外，每个雇主还要缴纳税率为1．5％的国民保险税附加。

第二类是对全体自营者(个体工商业者)征收的国民保险税。征税对象是自营者全部所得。实行每周征收4．4英镑的定额税率。起征点为年自营收入1775英镑。

第三类国民保险都是对自愿投保者征收的，希望取得享受失业保险金的失业者可以缴纳此税，希望增加保险金权益的雇主、雇员和自营者也可缴纳。该类税收按每周4．3英镑的定额税率缴纳。

第四类是对营业利润达到一定水平以上的自营者征收的国民保险税。起征点是年利润额3800英镑，最高限额为12000英镑，税率为6．3％的比例税率。

英国的国民保险税与所得税一并缴纳。

英国社会保障税模式的优点是可以针对不同就业人员或非就业人员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税率制度，便于执行。比如对收入较难核实的自营人员和自愿投保人采用定额税率，征管不会遇到麻烦，对个体或独立经营的营业利润按一个比率征收也十分便利。由于设置了起征点，使低收入者的税负有所减轻，因而英国的社会保障税累退性要弱一些。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的主要缺点是征收与承保项目没有明确挂钩，社会保险税的返还性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以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并存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美国是采用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该国的社会保障税不是一个单一税种的结构，而是由一个针对大多数承保对象和覆盖大部分承保项目的一般社会保障税(薪工税)与针对失业这一特定承保项目的失业保险税，以及针对特定部分承保对象而设置的铁路员工退职税和个体业主税四个税种所组成的税收体系。

1、薪工税

美国于1937年开始征收薪工税，当时的目的是为老年人筹措退休金，税款专用，之后陆续实行残疾人保险、医疗保险等。美国薪工税的纳税人为雇主和雇员。征税对象分别为雇主全年对每个雇员支付的薪金工资额和雇员全年领取的薪金工资(包括奖金、手续费和实物工资)额。在美国，薪工税没有减免扣除规定，但有应税收入最高限额规定。也就是说，薪工税税基数额有最高限度，超过部分不再征税。这意味着每个人缴纳的薪工税有最大限额。薪工税税率是统一的比例税率。雇主和雇员适用的税率相同。薪工税的税率各年度均不一样，且有不断提高之势。1937年税率为1％，1950年税率为1．5％，1960年税率为2．5％，1971年税率为5．2％，1980年税率为6．13％，1990年为7．65％。薪工税实行源泉扣除法。雇员的薪工税由雇主在对雇员支付工资、薪金时，将税款源泉扣缴，连同雇主本人应缴税款，在季度终了后的下月最后一天前申报缴纳。

2、铁路员工退职税

铁路员工退职税是为铁路人员设计和以为铁路公司员工筹措退休费为目的的税。其纳税人为雇员、雇主，课税对象为雇员领取的工资和雇主发放的工资。该税同样有应税收入最高限额的规定。1980年雇员税率为6．13％(月工资最高限额为2158．33美元)，雇主税率为9．5％(雇主对每个雇员支付的月工资最高限额同样为2158．33美元)。此外，铁路系统也有独立的失业保险税，目前税率为8％，应税工薪最高限额为每人每月600美元，税款全部由雇主支付。铁路员工退职税也实行源泉扣除法，雇主在季度终了后两个月最后一天前把自己和雇员的税款一并缴纳到税务部门。

3、联邦失业税

联邦失业税是作为联邦对各州政府举办的失业保险提供补助财源而课征的。该税以在一个日历年度内的20天期间(按满20天计算)雇佣一人以上或每季支付工资、薪金1500美元以上的雇主为纳税义务人，按其支付给雇员的工资、薪金总额计征，且无宽免或费用扣除。目前最高应税限额为7000美元，税率为6.2％。雇主支付给州政府的的失业保险税可以从向联邦缴纳的失业保险税中抵免，最高抵免率为联邦失业保险税应税工薪的5．4％，因而联邦失业保险税的实际税率为0．8％。失业保险税的缴纳，须按历年编制申报表，在次年的1月31日之前缴纳，也可实行分季缴纳。

4、个体业主税

个体业主税又称自营人员保险税，是为个体业主(除医生外)的老年、遗嘱、伤残及医院保险而课征的。纳税人为单独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体业主，征税对象是个体业主的纯收入。个体业主的起征点是400美元，税率为12．3％，完全由个体业主承担。个体业主税实行同个人所得税联合申报的办法，纳税过程和个人所得税基本一致。

由此可见，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的主要优点是适应性较强，可在适应一般社会保险需要的基础上针对某个或某几个特定行业实行与行业工作特点相联系的加强式社会保险，还能让特定的承保项目在保险费收支上自成体系。该模式的缺点是统一性较差，管理不够便利，返还性的表现不够具体。此外，这一类型的社会保险税累退性较强，再分配的效应受到抑制，社会保险税的社会公平功能趋于减弱。

四、社会保障税的构成要素

综观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度，尽管其设计与实施各有特点，但也存在着一些近似之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

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一般为雇员和雇主。由于自营者不存在雇佣关系，也没有确定的工薪所得，是否应纳入课征范围，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只有纳税才能享受社会保障利益，因而多数国家在行政管理条件可行的情况下，把自营者也包括在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范围之内，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纳税人范围的扩大，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雇主与雇员纳税人的确定一般以境内就业为准，凡在征税国境内就业的雇主和雇员必须承担纳税义务，不论其国籍和居住地何在。本国居民被本国居民雇主雇佣在外国工作的，有些国家(如美国、巴西)也要求缴纳社会保障税。

在各国的社会保障税体系中，多数项目由雇主和雇员双方共同负担，负担的比例各国不尽相同。有的国家是雇主和雇员双方各负担一半，如美国的养老金税(各为6．2％)、健康保险税(各为1．45％)，德国的养老金税(各为9．75％)、健康保险税(各为6．8％)和失业保险税(各为3．25％)等。有些国家雇主负担的比例要高于雇员，如俄罗斯的养老金税(雇主28．0％，雇员1．0％)和加拿大的联邦失业税(雇主4．13％，雇员2．9％)等。极少数国家雇主负担的比例低于雇员，如瑞典的养老金税(雇主6．4％，雇员6．95％)，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瑞典政府出于加强福利与成本相联系的公众意识的考虑。养老金计划容易给政府形成较大的政治压力，因为每个人都想得到养老金，并且越多越好。因此，由雇员负担大部分的养老金成本有利于抵消这种政治压力。个别项目完全由雇主负担，如俄罗斯和瑞典的健康保险税、美国的失业保险税等。世界各国的工伤保险税一般都由雇主负担，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将福利中的成本分摊到相对的行业和产品中去，同时又对创造更为安全的工作环境起到激励的作用。雇主所缴税款可作为费用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全部列支。而雇员和自营人员所缴纳的社会保障税，除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土等少数国家允许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进行限额或定率扣除外，一般国家均不允许扣除。

(二)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

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是雇员的工资、薪金收入额，有时还包括自营人员的经营纯收益额。这里的工资和薪金，不仅包括雇主支付的现金，还包括具有工资性质的实物收入和等价物收入，但工薪以外的股息、利息所得、资本利得等通常不计入社会保障税的税基之内。各国一般对应税工薪有最高限额的规定，即不是对纳税人的全年总工薪课税，而只是对一定限额以下的工薪收入额征税。最高限额的高低因国而异，一般在各国平均工资水平的1．2到2．7倍之间变动，并随着各国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而调整。最高限额的设定，体现了社会保障税缴纳与受益之间的相关性，同时也为那些通过私人准备、团体签约准备或工人自愿行为补充国家的福利计划留有一定的余地。美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采用这种办法。相反，在俄罗斯的社会保障税体系中，没有一个项目规定了最高限额，因而其社会保障税具有很强的收入再分配特征，这与该国所强调的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国家既规定了应税工薪的最高限额，也规定了应税工薪的起征点，因而应税工薪即为起征点与最高限额之间的那部分工薪收入，超过最高限额和起征点以下的工薪收入不课税，如英国、加拿大、德国等。也有的国家只有起征点的规定，如意大利。这体现了对低收入者的一种照顾。除此之外，社会保障税一般不设减免额或费用扣除额，不象个人所得税那样可以从总所得中扣除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费用开支，或者扣除一些个人宽免项目，而是把工资薪金所得直接作为课税对象。

(三)社会保障税的适用税率

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税的税率形式有所差别，少数国家实行单一比例税率，大部分国家按不同的保险项目设置不同的差别税率。例如瑞典的社会保障税按不同用途分为7个保险项目，又按工资和薪金额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税率。在社会保障税率的形式上，大多数国家采用比例税率。

各国社会保障税税率水平的高低，一般是由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和受益人收益的多少决定的。一般的情况是，刚开征时，保险的覆盖面小，保险项目少，税率一般较低。随着保险项目的逐步拓宽，税率随之相应提高。目前，凡是保险受益多的国家，社会保障税的税率都比较高。欧洲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税税率一般都在30％以上。根据各国经验，社会保障税税率的高低应当适度，既要考虑政府社会保障资金的需要，同时也要兼顾人民的承受能力。

五、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管理

(一)社会保障税的征收机构

社会保障税的征收机构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国家的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另一种则是基金管理部门进行征收。

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如加拿大收入部负责征收除魁北克(该省养老金税由魁北克收入部征收)外所有省份的社会保障税；美国所有的联邦社会保障税均由国内收入局征收；瑞典的税务机关(包括中央级的税收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税务机关)负责社会保障税的征收。将税款征收集中于一个机构减轻了雇主的负担，避免了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有利于提高征收效率。

有些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则由基金的管理部门负责收缴，如德国和俄罗斯。德国征收社会保障税的部门是大病基金，这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的。由于社会劳工事物部、财政部以及医疗、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合作关系和共享的数据库，德国很少发生社会保障税的偷漏税问题。雇主及雇佣合同必须在有关政府部门登记以便允许其证实每人总收入及社会保障税的减免。由于所有社会保障税都由为在职人员提供医疗保险的组织征收，这使得雇员获取社会保障的资格同缴纳社会保障税紧密相连，更进一步促进了所有雇主遵守税款缴纳的有关规定。在德国，如果雇主未按时缴纳社会保障税，其雇员将会失去社会保障的资格。对雇员来说，偷逃社会保障税将会得不偿失，特别是医疗保险，因为如果雇员缴纳了医疗保险费，其抚养人也将无偿获得保险。这一体系的缺点是雇主的纳税成本较高。雇主需要同许多机构接触，如每月交纳所得税时需同财政部接触，每月缴纳社会保障税时同各个大病基金接触，而且每年向大病基金、联邦就业服务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汇报其雇员数量、雇员收入以及大病基金税额缴纳等情况。俄罗斯3／4的社会基金自己征收社会保障金。这种方法因征收成本较高、征收效率较低而受到批评，因为各基金必须负担为征收税金而支付成本，而且还要检查雇主是否缴纳了适当的税额。由于各基金均独立征收税金，因此造成了许多重复性的工作。以养老基金为例，该基金通过一个由约2400个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办公机构组成的网络进行税款征收。由于企业不配合以及财务上的困难，养老基金很难做到税款的应收尽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正在运用一系列手段帮助养老基金改进其征收策略，其中包括更改养老金的内部运作方法和程序以及个人帐户的引入。

究竟由何种机构征收社会保障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当一个国家税务当局的征收行为是有效的并且是高效时，由税务机关集中征收社会保障税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和雇主的纳税负担，并且可能促进税款的顺利征收。相反，当税务当局的作用较弱时，由社会保障机构负责税款的征收可能优于税务当局，因为雇主和员工们可能更愿意将税款交纳给社会保障机构而不是当作一般税款缴纳给税务局，特别是当他们的健康保障和养老金直接与缴款息息相关时。

(二)社会保障税的纳税期限

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保障税都实行由雇主源泉扣缴的课征办法。具体地说，雇员应缴纳的税款，由雇主在支付工资、薪金时代扣，最后连同雇主所应缴纳的税款一起申报纳税。无须雇员填具纳税申报表，方法极为简便。至于自营人员的应纳税款，则必须由其自行填报，一般是同个人所得税一起缴纳的。

多数国家按月征收社会保障税。如瑞典规定雇主应按月为其全体雇员向税务机关缴纳社会保障税，税款应在次月的10日内缴清；德国规定所有雇主和自由职业者都要在每月15日之前把上一月的社会保障税存入有关帐户；俄罗斯的雇主按规定应按月向社会基金缴纳社会保障税。

有些国家社会保障税的纳税期限视企业规模而定。比如，美国要求雇主将社会保障税定期直接汇往国内收入局，汇款的周期随企业的规模而不同。大型企业每5—7天汇款一次，小企、比每三个月汇款一次。与美国相类似，加拿大规定代扣代缴总额不超过15000加元的雇主按月申报，总额为15000到50000加元间的，每半个月申报一次，更多的为每周一次。

各国一般对自营者的纳税期限另有规定。如美国规定自营者在缴纳所得税的同时缴纳社会保障税，每三个月预缴一次，每年年底申报所得税时进行汇算清缴。加拿大要求自营者按季缴纳社会保障税税款。

(三)社会保障税的资金管理

经过多年的实践，各国都形成了核定雇主缴纳社会保障税准确性与诚实度的机制。在一些国家中，这种机制是通过税务机关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部门的配合来实现的。比如美国，雇主每3个月向国内收入局提供一份报告，列明已上缴的税款总额及其在社会保障税和个人所得税间的分配状况。每年，雇主还向养老保险机构提供一份报告，列出其雇员的人数、收入以及从每个人的收入中代扣代缴的税款。养老保险机构将这些报告和季度纳税申报表作以比较，以核定每份报告的准确性。与美国相类似，德国的雇主每年要向长期医疗基金、养老金机构和联邦就业服务局汇报雇员收入及年度社会保障税缴纳的数额。各基金管理部门会将从大病基金获取的税金的数量与雇主的报告进行对比，以核定雇主纳税的确切性。在其他国家中，这种机制是单纯通过税务机关或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部门来实现的。比如，瑞典的税务机关有权对任何纳税人的帐目进行审计；在俄罗斯，雇主必须提交报告说明雇员工资以及每季度向各基金管理部门支付的税款。每个雇主向银行支付的款项均被记录在基金管理部门的电脑系统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部门通过比较银行款项与雇主提交的社会保障税清单上的数字来核定雇主是否缴纳了正确的税额。

所有国家都依靠征收机构的内部审计和国家审计来保证税法的正确执行，并使社会保障税税款不被挪做他用。例如，加拿大收入署将纳税申报表所反映的年度养老金和失业金与按月申报的实际额对帐，对两帐不符的雇主进行审计；加拿大收入部准备加拿大公共帐户的帐务报表以及所有政府部门的帐务报表，说明收入与支出，并接受总长的审计。审计总长起草“加拿大公共帐户”，该帐户内容包括政府的财务报表，表达审计总长对报表的意见和看法。德国的大病基金、养老基金、长期医疗基金和联邦就业服务机构都拥有内部审计权，而该国的联邦社会劳工事务部连同审计总署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和各项基金实行审计监督。美国财政部每天公布其中央银行主要帐户的现金流入和流出量。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机构的保险统计和管理人员会监控这些报告以确保社会保障税的收入得到适当的运用。政府帐户的现金流动情况每年有政府聘请的独立审计师或财政部的总检查员审计。这些审计在美国会计综合办公室的监督下进行，该办公室将其监督结果汇报给国会。

各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各自国家的政府资金管理系统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财务管理，另一类是社会保障机构拥有自己的资金管理系统。前者的典型国家是美国，该国征收的社会保障税收入先存放于全国各地商业银行的联邦财政部门的帐户中，然后转入中央银行中财政部的主要经常帐户中。所有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和投资活动均由财政部长统一控制和管理。采用这类方式的国家还有加拿大和瑞典等。后者的典型代表是德国，该国的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所收取的税金以及需要支付的福利费。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还有俄罗斯等。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各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机构与其社会保障税的征收部门是对应的。由税务当局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其社会保障税的资金管理部门往往是该国的政府资金管理系统，如美国、瑞典和加拿大；由社会保障机构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其社会保障税的资金管理部门通常是该国的社会保障机构的资金管理系统，如德国和俄罗斯。这主要取决于各国社会保障机构的地位与作用。

各国一般都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留存部分用于投资，以使这部分社会保障税保值增值。比如，美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留存部分可以用于国债投资，投资活动由财政部运作并由不同的社会保障机构监督。加拿大和瑞典指定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管理这些积累下来的税款提留。委员会可以投资私营企业的证券，但这种运作由国家政府监督。所有收入在转入社会保障委员会帐户之前必须经由国家政府帐户转出。

六、社会保障税国际比较对我国的借鉴

(一)我国社会保障税在社会保障支出中应占的地位

笔者认为，我国应采取主要依靠社会保障税取得社会保障资金的模式。一方面，鉴于当前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能力，征收上来的社会保障税无法完全满足社会保障支出的需要。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资料，目前仅全国540万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缺口就达50亿兀以上，全国养老保险基金今年的收支缺口也将在100亿元以上(经济日报，2001年7月5日)。本着平稳过渡的原则，社会保障费改税后，收入不会大幅度地增加，这就必然要求用一般税收等其他方面的资金予以弥补。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税又必须占社会保障基金中的绝大部分。因为公众有这样的心理倾向：享受的福利多多益善，交纳的税费则越少越好。九十年代后西方各国普遍出现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障税费的缴纳与收益脱节，责任与权利相分离。如果以一般税收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的主体，就会破坏个人所缴纳的税费与其享受到的福利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使我国政府面临更大的压力。

除用一般税收弥补社会保障收支缺口外，还可将一部分国有资产拍卖收入转化为社会保障收入。2001年6月国务院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国有股存量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主要是由于过去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社会保障费用没有包含在工资之内，国家予以预先扣除，直接变成了新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因此对过去为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的下岗人员，国家理应将一部分国有资产的拍卖收入划归社会保障部门，作为下岗职工理应获取的社会保障待遇的一种补偿。

(二)我国社会保障税的设置方式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城乡差别较大，加之户籍管理严格，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应以采用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为宜。即对于城镇劳动者，根据不同保险项目支出的需要，按承保项目分项设置社会保障税，分别确定一定的比率从工资或薪金中提取。根据实际情况，本着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原则，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应设置养老、失业、医疗和工伤保险四个项目，等到经济水平进一步发展后，再逐步增设其他项目。在目前欠缴社会保障费的企业比率较高的情况下，这种征收与承保项目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专款专用，返还性非常明显的社会保障税设置方式有利于减小征收阻力，使社会保障税应收尽收。此外，采用这种模式的社会保障税设置方式还可以根据不同项目支出数额的变化调整税率，以满足社会保障支出的需要。对于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收入较难核实的农民采用按各地区收入不同而略有差异的定额税率征收，可以相应降低征管成本。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税，一方面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防止我国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业已取得很大进展，截至1999年底，农村社会保障网络已达19096个(中国统计年鉴2000)，这也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我国社会保障税的构成要素

1、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

纳税人包括企业、机构、城镇劳动者个人和农民个人。养老、失业、医疗和工伤保险四个项目的纳税人分别如下：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纳税人包括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其成员和个体劳动者。世界各国的工伤保险税一般都由雇主负担，对不同行业规定不同的税率，从而达到福利中的成本分摊到相对的行业和产品中去，以及激励雇主创造更为安全的工作环境的目的。相应地，我国工伤保险的纳税人包括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2、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税基

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税基是工资总额。具体分为单位纳税税基、个人纳税税基。单位纳税税基为全部职工应税工资之和；个人纳税税基为月实际工资额。为避免产生税收争议，月实际工资按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的项目计算。对收入较难核实的个体劳动者和农民个人采用定额税率，根据月平均收入水平和税率计算出应纳税额。

参照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税的做法，对个人工资收入超过平均工资一定限度的部分，免于征税。目前我国应税工资的最高限额可以规定为平均工资的3倍。

3、我国社会保障税的适用税率

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税的税率大多按不同的保险项目设置不同的差别税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税率不宜过高。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的考虑：首先，中国的企业近年来正处于产品结构调整时期，市场需求特征发生了变化，消费选择性加强。很多企业对此很不适应，经济绩效下降，特别是国有企业，仍有不少处于亏损状态，过高的社会保障缴款只能加重企业的负担。其次，中国的高层次消费正在扩展，住房、养老、教育等将转化为商品，这会促使中国居民调整支出结构。因此，如果让工薪阶层承担较高的社会保障缴款，势必约束整体消费进步和市场化改革。再次，中国有近13亿人口，劳动力接近7亿，如此庞大的劳动大军，迫使中国只能走高就业低工资的道路，因而也就只能以较低的税率征收社会保障税。

据有关人士测算：在养老保险采用部分积累制的条件下，如果替代率从目前的80％下降为58％，养老保险税率应为15％，企业负担10％，个人负担5％。在现收现付条件下，失业保障税率可定为3％，企业负担2％，个人负担1％。医疗保障税率可定为7％，企业负担5％，个人负担2％。工伤保险2％，完全由企业负担。这样，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税总和为20％，个人负担总数为7％。笔者认为，这一负担率是合理的。

对于收入较难核实的个体劳动者和农民个人，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采用定额税率。资料显示，1999年我国除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外，其他单位职工的工资总额为9829元(中国统计年鉴，2000)，比照这一数额，个体劳动者的月收入可视为819元，按照上述比例，则个体劳动者每月应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定额税率为：养老保险税122．45元，失业保险税24．57元，医疗保险57．33元，工伤保险16．38元。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的资料，199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人为2210．3元，由此可以计算出农民应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为396．781(即2210。3X”％)元／年。

在此基础上，个人可拿出一部分收入投向个人养老帐户，从而使高收入者自己提高替代率。

(四)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

职工应负担的税款。由所在单位在支付工资、薪金时进行源泉扣缴，最后连同单位所应负担的税款一并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个体劳动者和农民个人的应纳税款，须自行申报，同个人所得税一并缴纳。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列入企业财务费用．可进成本；行政事业单位需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列入当年经费预算，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可以从个人所得额中扣除，免交个人所得税。

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后，由税务机关负责税款征收，将有利于降低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成本。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充分利用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机构系统方面的优势，可以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效率。

在纳税期限上，我国可采用按月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做法，这样做既符合明确原则，也便于征收管理。同时，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要求企业、单位定期向税务机关提供报告，列明其上缴的社会保障税税款；此外，企业、单位每年还应向社会保障机构提供一份报告，上面列明其职工的人数、收入以及从每个人收入中代扣代缴的税款。社会保障机构将这些报表作以比较，以核定其准确性。这样做可以将社会保障资金的收和支分为两个独立的系统，便于加强资金运用中的管理，减少滥用和挪用的现象，有利于将社会保障资金的收支活动比较全面地纳入规范的预算管理。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应为财政部。社会保障基金的留存部分可用于国债投资，以使这部分社会保障税保值增值。

七、结论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2）

建国后很长时期内，中国一直编制单式国家预算，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通过几个支出项目表现出来。1992年开始编制复式预算，国家预算被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两部分，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在经常性预算中反映。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特别是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初步形成，人们逐渐认识到为全面反映社会保障资金收支情况，还应编制社会保障预算，以便政府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规模、结构的变动情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以此为契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积极展开了包括社会保障预算在内的整个复式预算制度改革的全面研究。在迄今为止的10多年间，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逐步深入、逐步细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回顾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历程，可把它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社会保障预算的国外借鉴及中国的初步探讨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本阶段在介绍、借鉴国外社会保障预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并对社会保障预算的地位、作用或意义进行了简要分析。此间只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论及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并未有专门的论述。

王玉先在《外国社会保障制度概况》（工人出版社，1989）一书中谈到苏联国家社会保险的财务制度和管理时，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保险预算。“苏联国家社会保险预算虽然是国家预算的组成部分，但它具有独立性，是严格按照专项用途使用的，其形成和开支的方式是独特的。社会保障预算的收入基础，是企业、机关和组织保险费。”“社会保险预算最大项的开支是不工作的保证金领取者的保证金。”“苏联社会保险预算是国家预算的一部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但是，国家政权机关只管批准收入总额和支出总额。工会机关对预算经费作进一步分配。工会负责执行预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审核和批准全苏的社会保险预算，领导全国的社会保险事业，研究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服务，颁布有关社会保险法规的细则和解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拥有立法动议权，可以把一些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草案提交苏联苏维埃审定。”

徐放鸣、路和平等在《社会保障初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一书中，将社会保障预算在国家预算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为：“社会保障预算是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宏观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搞好社会保障预算，可以对政府推行社会政策、合理分配社会财力、处理好社会保障基金分配中的各种经济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随后，向东、康天才等在《社会保障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一书中，先分析了将社会保障预算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意义，认为它不仅关系到社会保障基金的合理分配，而且关系到财政本身职能的完善。而后又介绍了社会保障预算有两种主要方式，即一是将社会保障预算与政府的行政预算结为一体，二是将社会保障预算与政府的行政预算分开作为专项预算并分析了各自的长处和不足，最后还提出搞好社会保障预算必须重视社会保险税问题。

第二阶段：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专门论述和全面展开阶段。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细则》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由于党和政府对社会保障预算问题的重视，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热潮。有关研究文献骤增，研究的层面更宽更细，内容更为系统。

本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社会保障预算的概念、背景因素、理论依据、建立的必要性、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目标（总体目标和近期目标）及模式选择（或方案设计）、框架体系的设计、运作条件（或配套措施）等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肖忠清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1994）和《建立我国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的具体设想》（1995），王荣山的《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5），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的《关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1996），九江市浔阳区财政局课题组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6），耿纪谦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初探》（1996），涂晓今、谢夜香的《略论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1996），杨良初等的《关于加强社会保障财政管理的若干思考》（1997），冯子标、靳共元的《建立我国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势在必行》（1997），桂馨的《浅议当前我国社会保障预算体系的建立》（1997），叶振鹏、杨良初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新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朱柏铭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构想》（1998），等的《财政管理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等。

第三阶段：社会保障预算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建构及其进一步深化研究阶段。

以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为分水岭，此后至今构成了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该阶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第一，研究了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社会保障预算如何建立的问题。夏远湘在《论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预算》（2000）一文中，分析了公共财政条件下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下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设想，具体包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四个基本原则即全面性原则、专款专用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社会保障预算的两个组成部分———社会保障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障预算支出的构成要素等。

尹薇在《浅析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预算的关系》（2006）中，论述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预算相互促进的关系。张献房在《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预算》（2006）中，阐述了公共财政下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全面性原则、专款专用原则、公平和效率原则）及主要构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兴禧的《建立公共财政下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制度》（2006），该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建立公共财政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制度的一些问题，如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编制的原则、建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总体目标、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模式选择、编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等。

第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了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建立的问题。李宝民、张跃进的《关于建立我省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思考》（1999）和杨玉娥等的《建立县（市）级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2000），论述了建立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分别提出了建立省级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和县（市）级地方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构想，如预算科目的设置，预算编制的原则、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以及预算的组织管理等。而林治芬、段君明等的《辽宁省社会保障预算的目标模式与操作设计》（2003）和魏和宁的《吕梁建立社保预算的实践与思考》（1999），则分别结合辽宁省和吕梁地区试编社会保障预算的实际，指出了试编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如何构建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制度框架提出了建议和操作设计。

第三，社会保障预算国际比较研究的力度加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如何学习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国际社会保障预算的分析与借鉴》（林治芬，2000）、《美国社会保障预算同联邦预算的关系》（林治芬、于晓梅，2004）、《英国社会保障预算对我国的启示》（高文敏，2005）等。

第四，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更加深化和系统化。该阶段是在前两个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将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向纵深推进了一步，进而又提出了社会保障预算实施的可能性，社会保障预算的总体目标和近期目标；编制社会保障预算要考虑的因素；社会保障预算收支的具体内容（社会保障预算收支分类方法及收支体系的具体设计）；社会保障预算的执行、调整和监管；社会保障预算与国家预算、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与财政投融资预算的关系及衔接等问题。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贾康的《建立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思路》（2006），周顺明的《试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1999）、《积极试编，探索新路，全面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2000）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2001），丛树海的《社会保障预算化管理的探讨》（1999），林治芬的《社会保障预算：目标模式与操作设计》（2000），包丽萍、张晓红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设想》（1999），刘晓莲、许杰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999），孙丽霞的《关于构建社会保障预算的建议》（2000）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预算》（2000），徐玉明的《关于构建社会保障预算收支体系的设想》（2000），冯瑞、王杏云的《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探讨》（2001），刘峻的《论社会保障预算管理》（2002），王琪、焦秋云的《对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几点看法》（2003），陈立的《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保障预算体制》（2005），杨晓波的《对我国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思考》（2006），亢永刚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的思考》（2006）等论文。

此外，在该阶段还公开出版了一些专著，如曾海水的《社会保障预算概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周顺明的《社会保障预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林治芬、高文敏的《社会保障预算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等。

总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研究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简要分析到系统论述的历程，其中既有国外社会保障预算的经验借鉴，也有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提出和探讨；既提出了建立中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条件和基本构想，也探讨和研究了地方社会保障预算建立的问题，还分析了公共财政框架下如何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问题。这些研究对下一步中国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研究、探索和创建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贾康建立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思路[J]审计与理财，2006，（5）

[2]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关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初步设想[J]经济研究参考，1996，（69）

[3]朱柏铭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的构想[J]财政研究，1998，（2）

[4]王荣山论建立社会保障预算[J]财经问题研究，1995，（9）

[5]，刘溶沧财政管理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6]项怀诚中国财政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3）

Abstract:Theexplorationvisiontobetransferredtothesocialsecurityofmigrantworkerstoaddressthenewpath-the"landforsecurity",inhissummingupthecurrenttheoryofthebasicideasputforwardbythecommunityandonstepstocarryoutacreativewayof"landforsecurity"torunthecarriermissingAnalysisoftheintroductionofmigrantworkersonbehalfofthelanduserightsofrural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andcollectiveeconomicorganizationsfromthetransferofthesharesofcooperativesasa"landforsecurity"dealintermediaries.

Keywords:migrantworkers;socialsecurity;newpath;landfor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目前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企业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分析

从“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社会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研究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经济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中国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影响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企业，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发展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自然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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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模式构想[J]．专题讨论，2004，（6）．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4）

初创阶段：1949年至1957年，建国初期，国家对社会保障给予了特殊的关注。1950年5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开始了创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工作。195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颁布实施，规定了老年、工伤、生育、遗属等项目的保险办法。以后又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女工保护条例（草案）》、《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等法令，构成了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框架。同期，还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医疗、女工保护、退休退职、伤亡抚恤等规定。机关和企业两套社会保障体系的待遇大体相同，与当时实行的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

第二阶段从1958年至1965年，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补充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通过并了大量社会保障的《规定》、《通则》、《办法》等法律文件，根据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对社会保障框架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国家从企业按工资总额提取一定比例的劳动保险基金，机关和事业单位则由财政部门负责所需资金，形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征集、管理、调整、使用的制度。

第三阶段是1966年至1976年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一时期遭受严重破坏，最突出的是1969年财政部决定国营企业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社会保障及其他劳保费用在营业外列支。这一“改革”意见完全破坏了社会保障的统筹调剂作用，造成企业间负担失衡，也使积累基金调节人口老龄化负担高峰的职能完全丧失，成为当前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许多新的情况，作出了许多变革，正在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1978年到1994年是新制度孕育、酝酿的时期，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第四阶段。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地区差别、行业差别等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社会对保障制度的需求也随之增长。根据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包含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待抚恤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政府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看作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次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进行了多方案的人口预测，深入研究了各层次人群对社会保障的要求，在一些地区实施了不同方案的社会保障制度试点，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模式进行定量分析并建立计算机仿真模型，一些研究人员还将人口变动、经济发展、体制转变、劳动就业、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综合起来，形成大系统模型，进行系统分析。

199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项决定提出：按资金筹集方式、保障目标分类，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大致由三大部分构成，含13个项目，由国家、工作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第一部分是主要由国家财政支付的保障项目，主要为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区服务四项。第二部分由法律规定强制实施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和住房六项。这些项目涉及面广，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最基本方面，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第三部分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商业保险，主要是个人投保、企业投保和互保险三项，可以满足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不同需求，是社会保障主体部分的一个补充，使中国社会保障更加灵活、有效、丰富多彩。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近年来人口老化过程加速，离、退休人员不断增加，企业改革中下岗人员增加，又受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育高峰期的影响，每年新增劳动力待业人数也在增加。这三个增加形成了对社会保障的巨大压力。因此，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重点，带动其他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方针。许多政府部门曾过一系列有关退休、养老制度、保险工作方面的文件。

1995年至今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第五阶段，这一阶段仍未结束。为了加强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管理，国务院成立了劳动社会保障部，逐步统一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过去分别由各企业、各行业分头征集资金、提供保障的办法，逐步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以便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与劳动力跨行业流动扩大的情况相适应，与社会保障基金的需求日益增长的状况相适应。养老资金的管理模式从计划经济下的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program)转变为部分基金制(patiallyfundedscheme)。在全国许多地区的试点工作说明，采用这种新的管理模式是完全必要的，但也还存在着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此而引起的双重负担问题(twiceburdenproblem)、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问题及社会保障基金的分摊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正确体现社会保障的劳动属性、分配属性、保障属性、互济属性，同时，还应当解决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的可靠性、保值与升值，资金的易分割性，以便有效地用好资金，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益，保证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二、中国养老保障的定量分析模型及其结论

中国最早的养老保障数学模型及其仿真研究由蒋正华、李惠京、张羚广、朱力为等人（西安交通大学、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于1989年完成。1990年7月通过评审。该模型包括人口、经济、就业、生活、养老金支付等五部分，在模型中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劳动生命表，作出了其动态参数预测。模型对1988年至2050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多方案的仿真运算，得到六点结论：

1.按照当时的生育水平，2000年中国总人口将超过13亿，因此必须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从实际工作条件分析，当时确定的12亿5千万人口目标难以实现，做好工作可能控制在12亿8千万人左右。

2.到200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38%至10.60%之间。21世纪中国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任何国家，将面临着劳动就业与养老问题同时发出警报的局面。

3.就业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较高的积累率仍需保持一段时间，同时主要应依靠科学进步推进经济增长。

4.到2000年非农业人口中劳动力约为2亿人，农业人口中劳动力为5.4亿人。同期生产部门可提供就业岗位总数为1,8亿个，非农业人口中将有1500万至1900万人不能由国家安置到国有或大集体的企、事业单位就业。农业人口在乡镇企业吸收部分劳力外仍将有近1亿剩余劳动力。

5.在适当时机提高退休年龄可以减轻养老负担。

6.对各种退休金制度的分析结果说明，现收现付制难以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时养老负担的沉重压力。全基金制虽可为组织水平较低的农民、城镇个体劳动者接受，但易受通货膨胀的冲击，同时又使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在体制转轨时期承受双重负担。作为折衷，部分基金制（逐步基金制）更适应中国国情。只要根据人口老龄化、就业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对退休金的基金征收率和退休金的替换率进行调节，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综合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优点而避免和减少其负面影响。

模型计算结果表明，若基金复利率为5%，从1991年起逐步提高基金征收率，到2006年左右使总征收率达到20%，即可依靠基金的调节作用，在总征收率稳定在20%左右的情况下兼顾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

在该模型分析结论中，还就计划生育、为老龄化社会作准备、努力做到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合理解决就业问题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就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提出了设想，提出在“八五”（1990年至1995年）期间以普及、提高退休金统筹水平，职工个人直接参与分担退休金负担，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基金制过渡作为三大工作重点。

1994年厉以宁等人建立养老金筹集一支付模型，考虑就业政策、经济环境、财政状况和企业效益各种宏观因素的作用，对工资结构和退休金作了测算，提出了三种退休金计发方案。第一种，以退休时点记录工资为计发基数，工龄20年以上者发75%，工龄在15-20年者发70%，工龄在15年者发60%；第二种，以指数化平均工资为基数，工龄满15年者发60%，工龄15年以上者每超过1年增发1%，退休金随上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的80%调整，在社会平均工资下降的年份退休金不作调整；第三种，按连续最高工资时段计算，以陆续最高三年平均工资为基数，基础养老金以平均工资的50%计，每工作满1年加发1%。研究表明，在影响退休金变化的因素中，以工资增长系数的影响为最强烈。

1993年，顾志家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市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模式研究与仿真模拟测算》中以上海退休职工万人调查资料为基础对上海采取“统帐结合”的改革方案进行测算，结果认为改革方案适合于上海。

复旦大学国际保险研究所于1999年完成了《上海市社会保障体系研究》，提出八项建议：加快立法步伐；实施优惠政策；规范经办机构的行为；加强宣传力度；加快养老金社会化发展步伐；选择适当时机提高退休年龄；降低人口赡养率；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开设人寿保险新品种，扩大覆盖面。研究报告还就方案实施提出建立、健全上海市社会保障体制的四条对策。

尽管各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在1997年完成的调查中发现，1992年以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率不断下降，各地基本养老保险金替代率平均水平为83%，普遍高于国家规定的60%的水平。各地改革方案不统一，显示出种种弊端，亟待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

三、养老保险资金征集中的双重负担和三重负担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全部企业属于国家，企业的所有利润上交国家，亏损由国家财政负担，所有资金需求全部按计划由国家支付，因此不需要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多种经济所有制使情况复杂化，劳动者在不同经济所有制之间的流动更增添了资金管理的难度。就是国有企业，由于经济体制的变革，经营状况的差别使职工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度发生巨大差别。人口老龄化在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管理、使用中增加了另一个困难因素。表1中列出了几个国家中人口老龀化的数据。

从表1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是许多国家的共同趋势，其主要原因也相同，都是由于出生率下降，平均期望寿命提高的结果。这两个驱动因素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间在中国仍将存在，因此，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将继续下去。据作者的预测，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高时在中国将出现在2050年前后，这一数字届时可能达到20%左右，远超过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这就形成了所谓“双重负担”问题，即在职的职工不但要负起供养目前的退休人员，还要为今后自己的退休积累基金。表2是作者对今后100年中国人口发展的预测，表2中的数字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将是长期的。

看起来似乎互相矛盾的是，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就业问题同样在近期成为中国需要解决的重点之一。根本原因在于，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两次生育高峰，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惯性，推动中国人口不断快速增长。这些孩子达到入学年龄时，形成对教育机构的巨大压力；达到劳动年龄时，形成就业的压力；达到老年时则形成老龄化高峰和对社会养老保障的压力。80年代，每年劳动力净增加数量达到1400万。9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成功，劳动力年净增减少到1000万人，仍然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全国人口总数。可以说，对政府而言，所面临的是“三重负担”问题，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所需的投入也是沉重的财政负担。

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经济上努力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在社会保障方面建立一个稳定、统一、平衡的体制，实施过程中则需要综合、协调、有前瞻性的科学计划。依靠这三个方面的努力，中国有信心解决上述的“三重负担”，并充分发挥三重负担中的积极因素。三个方面中，经济发展是基础，体制完善是关键，科学计划是保证。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提供就业机会和深化改革所需的资金，只有完善体制才能使社会保障系统稳定、可靠地运转，只有符合实际的计划才能在各种条件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社会保障体制能够顺利地逐步完善。

养老金制度改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核心，现收现付制在中国已经明显地不能再维持下去，全基金制对目前在岗的劳动者将造成过高的筹资压力，也是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所难以承受的，唯一可能采取的养老金制度是部分基金制或逐步基金制，根据发展的水平，逐年增加养老金统筹的提取率，使在支付当前需要的资金之外，还有少量积累，为将来的基金作好准备。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长，近年每年增加近1000亿元人民币，2000年财政收入增加近2000亿元，超过年初预算数。超过预算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也投入社会保障基金，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仅2000年一年，从超预算的中央财政收入中补充到社会保障系统就达到数百亿元，保证了各项社会保障计划的顺利实施。

最近，中国政府提出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其内容主要包括：

1.在辽宁全省和其他省确定的试点地区实行企业缴费入社会统筹基金，个人缴费开设个人帐户，两者分帐运行。

2.逐步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并入失业保险。

3.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暂时维持不变，公务员转入企业工作者，执行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原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工龄在退休时按机关社会保险办法予以补偿。

4.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

5.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将符合条件的城市贫困人口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6.推动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养老保险金从原来由原工作单位转到由银行等社会服务机构发放。退休人员逐步实现由职工户口所在地或常年居住的街道居民组织管理，以利于做好服务工作。

试点方案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展开，根据试点经验和发现的问题，将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包括退休金、在职人员保险福利费、优抚费用、城乡贫困救济、孤老残和养老福利院费用、价格补贴费、住宅投资等，其中养老金约占总支出的一半。90年代，社会保障费用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曾达到13.60%，近年来稳定在5%左右，管好、用好这一笔规模巨大的资金并保证其保值、增值是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

四、目前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情况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根据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建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公平和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管理体制集中统一，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建立起适用于各类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调剂使用资金的社会保险制度。为了解决待业人员生活保障，1993年国务院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以后的待遇、安置办法作出了决定。1995年国务院又《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的决定》，确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办法。1997年国务院《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具体规定了企业和个人缴费的比例，即：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0%缴纳统筹的养老金；个人则缴纳本人工资的4%，并逐步提高到8%；个人帐户按本人缴费工资的11%建立。个人所缴费用全部划入本人帐户，不足部分由企业缴费补满。决定还统一了养老金的计发办法；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帐户组成，基础养老金按职工平均工资20%计发，个人帐户按储蓄额的1/120计发。

最近几年，各地区、各行业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经全面展开。煤炭行业从1995年起实行养老金由省级统筹，1996年起实行全国全行业统筹，有286家企业参加统筹，在册职工达327万人，离退休人员120万人，发放养老金数额占工资总额的29%，由部级统筹后保证了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获得养老金。上海市的养老保险改革始于1993年，现已覆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机关事业单位，覆盖面达到97%，保证了社会安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表3、表4和表5给出了若干年各种所有制社会保障、退休和辞职人数、养老金发放的数字。

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系统发展较城镇滞后，大部分农户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因此养老的责任主要仍由子女或其法律责任人承担，这种办法也符合当前农村习俗和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且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如此，近年来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也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大部分情况下是由村级组织出资，根据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为老人发放养老金，举办养老院等，并在许多方面为村民提供各种福利。在有些富有的村子里，这些福利所提供的隐性收入大大超过村民的名义收入。表7分地区列出了农村社会保障机构的发展和为该系统所覆盖的人数。200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1.26亿人，65岁以上的为8600万人，其中约70%居住在农村地区，照此估计，农村老人中现已由村集体提供养老金的人数不足2千万人。由表可见，山东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系统覆盖农村人数达到1千8百万人；江苏其次，由农村养老保障系统覆盖的农村人数达到近9百万人，约占江苏农村人口数的百分之一强，这与山东、江苏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好和村级组织有力的情况是一致的。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农村经济增长，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社会保障系统无疑将会进一步扩展到目前的农村地区。商业保险也将在这方面发挥有力的辅助和促进作用。

江西财经大学与南昌市劳动局合作，根据国务院1995年6号文件规定，于1997年完成一项研究，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与结构进行了测算，得到的结果是：当养老金的替代率达到65%时，养老保险的投入需要本人可支配工资收入的26%；替代率为60%时，该项比例应为24%；替代率为55%时，比例为20%。按目标替代率计算，职工个人缴费数额应逐步提高到10%，企业与个人总征费率不超过工资总额的30%，可以考虑由企业及个人合计负担26%工资总额的费用，其余部分由国家财政投入。这项研究还设计了养老金计发办法，对不同时期就业的职工养老金发放标准作了计算，提出了新、老职工养老金计发办法的过渡方案，并对基金的积累提出了建议。

近年来，社会保障部所属的研究所根据各地试点情况，分析各国社会保障系统的优缺点，根据中国发展的需要，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正在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因此，社会保障事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起就得到各方面的关注，正在逐步建立比较完善的制度。

2.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也必须相应地作出调整。社会保障制度转变的标志是1994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这项决定，1995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决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

3.中国养老保险由三个部门分工负责：劳动部门负责城镇企业，人事部门负责机关事业单位，民政部门负责农村（含乡镇企业）。三部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都在持续进行，推进速度最快的是城镇企业部分。

4.计划经济下的国家统包、现收现付、不留积累的养老保险制度将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障碍，因此必须进行改革。新的社会保障基金制度由国家、用人单位、个人三方面共同负担费用，总的原则是以支定收、略有节余、适度积累，以兼顾当前和将来的需要。

5.根据有关部门调查，中国在职职工平均负担1.6人，退休职工平均负担为0.6人，因此，养老金的目标替换率确定在60%左右是适当的。

6.解决因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双重负担”问题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小心地设计过渡方案，使各代人之间的负担适当平衡。提取适当的养老基金，由国家财政给予适当的补贴，将部分国有资产转入养老保险基金，三管齐下，可以解决“双重负担”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是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7.国家重视将尽可能多的人群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范围之内。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都在进行试点，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经验，应当选择适当时机、逐步推广。

8.尽管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已经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进一步采取措施，不断加以补充、改进。这些问题包括：基金的征收、管理、保值、增值，城镇养老制度的统一；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平衡在职与退休职工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需求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保证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法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司.社会保障常用政策法规[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

[2]么树本，檀婧，成勋，刘捷.中国最新离退休政策汇编与解答[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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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rancoD.,GokhaleJ.,GuisoL.,SarterN."GenerationalAccounting,TheCas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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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renasdeMesa,AlbertoandMarcel,Mario,"FiscalEffectsofSocialSecurityReformin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5）

进人20世纪80年代，我国积极探索并大力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从总体来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是如果进行横向比较，如同经济发展存在着地区差异一样，社会保障水平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一‘个撰踢马环节，是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形势下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现状分析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建设依赖于国家社会保障建设的大环境，经历了从建立到不断完善的艰难历程。目前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城镇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阳‘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农村牧区部分地区也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农村牧区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社会保障方法在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贫富差距、增强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因历史、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问题依然严峻。

1.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失衡，农牧区社会保障权利严重缺失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整体上即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模式下建立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农村发展的速度较决、内容较齐全、实施也较完善，基本上覆盖了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但在我国广大的农村，还有7.8亿的农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很突出。而此种社会保障权利的严重缺失，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农村牧区地区更为明显。“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末参保人数为5382.6万人，而五个少数剐矣自治区参保人数为275.5万人，仅占全国的5.12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农村牧区地区，社会保障侧奴蹄蜷澎脐、救灾和优扶安置、五保赡养等方面有所体现，且也主要是基于刊蒯敞区和农业、牧业的特点而有锵雄脚喇定的。

2.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保障能力低，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较大

社会保障主要有两大系统，即资金保障系统和服务保障系统，而当前制约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发展的瓶颈是资金保障系统。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大都处于“老、少、边、穷”地区，区域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有些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刚刚不久，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社会集资能力低，个人刻寸能力低。地方财政也基本上是“吃饭财政，，，面对庞大、沉重的社会保障，地方政府基本上处于力不从心的境地，见表i0

可以看出，除广西外，其他四个自治区拐沛血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均已接近或超过当年财政收人的一半，更是达到92%。近几年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虽在发展，财政收人也在增长，但相对脆弱的财政状况要提供支持社会保障需要的大量资金还有困难。

3.社会保障事业建设的地方立法滞后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有一整套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用法律来对社会保障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进行调整。这几年，国务院虽然先后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人大也颁布了《劳动法》等一系列与社保有关的法律。但是目前，我国整体上还没有形成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社会保障的规定是由劳动、人事、卫生等部门有关职能制定的。而国家专门社会保障法的缺失直接导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失去了应有的参考与根据。加上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本身发展的落后性也导致其地方社会保障立法与我国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社会保障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政策和行政手段圈To

4政府系统内社会保障职责划分不明确，多元利益主体多头管理

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基本制度框架虽已形成，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仍处于政策选择和制度完善之中，对各参与主体的责任划分缺乏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各自治地方政府职责划分不甚清晰，仍存在着“统放不分”的现象。2001年国家便正式在辽宁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却仍未能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目前养老保险仅在吉林、辽宁等几个省份实行省级统筹，全国近2000个统筹单位内基本形成的是各自为政、区域自治的无法连接、协调和共济的分割格局。我国的劳动、民政、卫生、工会、人事以及保险公司等多部门参与到社会保障领域，也形成了多头管理、业务之间互相重叠、制定标准五花八门、部门之间相互掣肘的现象。在多j研吐益主体的多头管理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基本上是政府行为，民力汉组处于被动地位，他们}}i亥体系月纤勾的影响力很小(王思斌认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至今还称不上是一个系统，而只是各部门社会保障制度的机械聚合。这种特点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亦有呈现。

二、加快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的特殊性、重要性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作为我国一布川待殊的行政单元，其在自然地理、人文背景、经济基础、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个方面的发展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很多在内地发达地区很容易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和政策，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由于受诸多特殊因素的影响，难于有效实施。探索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的特殊性、重要性，对建立适合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具体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社会经济生活、促进各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祖国边疆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的稳定与社会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是社会的稳定器。目前全国80%的少数民族是聚居在了全国最为贫困的西部地区、祖国边疆地区。在国家确定的59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含)就有267个。在甘肃20个民族县中被国家和省列为贫困县的就有12个。如果这一群体的合法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得不到一定的满足，就会引发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社会的稳定、人类的安全有赖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保障事业是最大的积德事业，是并}J国利民的基础。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民族地区稳定被置于十5}重要的地位。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事业的稳定功能也就被合理地凸显出来。

2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落后的经济与杜会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社会保障事业是加快其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历史上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各民族创造和发展了各自颇具特色的经济生活，但因受政治、自然条件等的制约，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生产力水平较低，且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展是政府社会保障功能得以加强的坚实物质握茹出，经济发展的落后，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服务的影响最大:社会保障资金短缺、需救助人口多、灾害抵御能力差、应保项目多等等。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有充足的财力支持政府社会保障;同时，只有政府提供了充足优质的社会保障服务，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关系。

3.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落后的社会发展水平与杜会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和公共管理等社会发展水平方面比较落后。"2002年，西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有312个县尚未实现‘‘两基，，，占西部未实现‘两基，县总数372)个县的84线。2003年少数民族特困地区，传染病、地方病发病16.95万例，占总人口的1%。K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区域科技能力的刹略新疆(26)、<31)、宁夏<23)、内蒙<27)、广西(24)、青海(29)、四川(17),5个民族自治区和几个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省份禾限实力体处于劣势。‑}z]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缺少管理人才，观念落后，导致其社会化服务和社会化管理的能力很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落后的社会发展水平要求其更要加弓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4生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6）

2004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建立和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款,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会进一步的法律化、制度化。这是执政党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执政为民的鲜明体现,也是我国向和谐社会迈进的基本举措。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人类20世纪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制度文明之一,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发明。”(1)有学者在总结创设与保护社会权(社会保障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权)的理论根据时认为有四点理由,即:“(1)人类对生存与发展的要求;(2)自然威胁与社会威胁(含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导致的人类生存条件的脆弱性;(3)资源和权利的稀缺性;(4)道德与理性对人类需要的表达和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2)正是基于这些理由,社会保障权被许多国家的宪法所明文规定。社会保障权作为现代社会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家庭保障功能日趋式微的必然产物,其出现和产生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否认的合法性。其合法性基础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与国家关系中的“民本主义”

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制统治将社会与人民淹没于其中,忽视了社会与人民的存在及其价值,不符合人性及社会发展规律,所以被人类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自从人类进步到现代社会以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并存,以及对“人民原则”的遵循,符合人性即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顺应了民主文明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再是从社会中产生并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的政治力量,它只不过是人类实现自身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已。随着民主和文明的发展,社会将把国家政权收回,人民群众将把国家政权收回。这不过是被异化了的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复归而已。

从国家产生的意义上讲,正如霍布斯所言,国家并非由神意创造,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让予自然权利建成的,其本质目的在于人们理性和幸福生活的需要以增进所有人的和平、安全与便利。法国革命家罗伯斯比尔也认为,“人民是者,政府是人民的创造物和所有物,社会服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3)在对待国家和人民关系方面,英国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认为,“为了保护社会而行动的有组织的国家”(4)“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5)国家或政府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

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以及丰富的民主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这种从来就不曾有过的民主观念一旦深入人心,就一定会根深蒂固,任何复辟和倒退都是不可能的。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状况,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或者说,国家在维护和保障人民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相联系的“守夜人”,与垄断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调控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新形势与新要求的产生,消极的“守夜人”不足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不能充分实现政府成立的职能和目的,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必须发挥“裁判者”或“调节者”的角色职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正义。“社会权则是与福利国家或积极性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其目的在于消除伴随资本主义的高度化发展而产生的贫困和失业等社会弊病,为此要求国家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护和帮助弱者”。(6)无论国家职能如何变迁,其目的和宗旨始终是单一的,那就是“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

正是基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这种服务关系以及手段与目的关系,才有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并将对处于逆境中的、基本生活无法继续的公民的救助的义务,义无反顾地落到了国家的身上,国家在此种情况下有着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文明社会中的人道主义

所谓“人道”,指爱护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道德,《辞海》中这样解释。当一个人不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时,也许就因此没了性命,也许只得沿街乞讨,这是不符合人性的。如果此时没有人去帮助或救济他,而使他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也是不人道的表现。“在如此之状态下,一切权利和自由就有可能变成无任何实际意义的画饼充饥般的存在”。(7)社会保障正是基于对公民的生命、人格和权利的保护而产生的一种国家制度,并将此项国家义务用法律的方式规定下来,公民因此而享有了相应的权利——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障权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至于使得公民因食不果腹、衣不避体而丧失人的尊严或人格,更毋论生命。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中不仅仅有法律明确规范的权利与义务,更有体现人文精神的道德准则,这一点对具体的个人如此,对国家更是这样。不爱护人的生命、不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道德和舆论的谴责,这一点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也是这样。当一个公民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因素,暂时或永久地丧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以至收入不能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或相当的生活水准时,也许有好心而善良的人来帮助他,使其摆脱了困境;但是,当有一大批人因此而落入窘境时,就不能期望这样的好人帮忙,“天上不会总有馅饼”,即使有也未必够这么多的人享用,于是,人类不能期待这样一种或然性的救援,而需要一种制度性的、有保障的保障。赋予公民社会保障权,并将国家作为公民该权利的义务主体,公民将不会再有生活无着的忧虑和窘迫,并能够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三、社会秩序中的稳定与和谐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已不能再回到过去的“自然状态”,也不愿经历战争等所造成的混乱和无序,人类的生活需要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以及和谐而安全的人际关系。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两大主题。和平,意味着秩序,意味着稳定的环境以及和谐的关系。和平既是发展的前提,又是发展的目的,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才可能变为现实。而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类生活的和平与幸福,任何社会发展与进步都只不过是也应该是人类和平与幸福的手段。

事实上,市场经济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一个阶段,在此阶段,或者说采取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尤其强调和平的、可预期的环境,稳定而安全的交易环境是市场的存续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而市场所需之和平、安全的环境,一方面是市场自身运作的结果,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国家的调节和干预。在市场失灵之处,国家是唯一的且有效的救世主。市场所带来的竞争是激烈的,也是残酷的,由此而导致的贫富分化、工人失业,以及由于市场自身的特点所造成的市场主体“惟利是图”,等等,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并非市场自身所能解决。

当一个公民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因素,暂时或永久地丧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以至收入不能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或相当的生活水准时,他就会成为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子,当一群公民面临此问题时,就变成一个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当这个问题普遍存在时,就成为了一个确实的社会稳定的威胁因素。然而,这样的社会问题并非仅仅依靠市场就能解决。对于处于困境中的公民的救助是国家的义务,是民主的国家的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国家为维持市场稳定有序的发展,而营造的市场环境秩序所必需的举措。贫富分化、工人失业对市场秩序是一种威胁,而那些处于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因素,暂时或永久地丧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以至收入不能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或相当的生活水准的人群则变成了社会和市场秩序稳定与和谐的直接危险。所以,赋予公民社会保障权,使国家承担起对公民基本生活的保障,是社会秩序稳定与和谐的基本要求。“因本世纪是‘社会安全’世纪,实施社会安全,殆已成为世界各国之中心政策。尤其从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了有关社会安全之章节条款后,各国宪法大多起而依袭沿用;遂使宪法之人权保障机能,由昔日只消极地力求保障人自由不受国家不当干预,演变成今日积极地力求国家实施社会安全政策,以保障个人之生存权。换言之,即要求国家使人人获得适当工作,可以安适生活;一旦因年老力衰无法工作,或因罹患疾病失业等事情,可以借国家社会力量加以援助救济,以谋整个社会之安全和谐。”(8)

四、市场分配制度中的公平、正义原则

权利一开始便与正义有着不解之缘,梅因在《古代法》中认为,罗马法的功劳在于将正义和法学结合起来,使法学开始有了权利这个概念。(9)社会保障权,是公民在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等因素,暂时或永久地丧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以至收入不能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或相当的生活水准时,要求国家给予一定物质帮助的权利,是国家以公共财物而赋予部分人的制度。从另一个侧面讲,则是国家对社会财富的一种分配方式,一种为谋求公平和正义而进行的再分配。

正义是一定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或集团关于社会制度及由此确立的各方面关系是否公正、合理的观念和行为要求,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其内容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10)在伦理上,正义即善,被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和人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的、公平的满足。在政治、经济上,正义是指一种与社会的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合理需要和利益的制度。(11)正义是具体的,并非空泛的口号或不可捉摸的理想目标,而是要具体体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满足人类具体的物质与精神的利益和欲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稀缺,产权的界定,以及竞争的激烈与严酷,使得社会必然产生财富的集中与贫富分化,于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平衡与正义,保障少数人的生存与人格尊严,社会保障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的物质帮助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和正义,维持社会的平衡和稳定。魏玛宪法第151条第12项明揭:“经济生活之秩序,以使各人独得人类应得之生活为目的,并须适合正义之原则。”

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对正义的理解是:在同每一个人的幸福有关的事情上,公平地对待他,衡量这种对待的唯一标准是考虑受者的特性和受者的能力,所以正义的原则,引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一视同仁’”。(12)习惯上,正义被认为是维护和重建平衡或均衡,其重要的格言常常被格式化为“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当然,我们需要对之补上“不同情况不同对待”。(13)社会保障权是弱者的权利,是国家给予弱者的帮助和救济,是国家对于弱者的一种“仁慈”。“仁慈是正义的女儿;它是从正义生出,并且不能与正义作对。”(14)

注释:

〔1〕郑秉文,和春雷.社会保障分析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

〔2〕刘俊海.论社会权的保护及《经社文公约》在中国的未来实施〔J〕.刘海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62.

〔3〕〔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38.

〔4〕〔5〕〔英〕洛克.政府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91,80.

〔6〕〔7〕〔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2,12.

〔8〕李鸿禧.宪法与人权〔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444.

〔9〕〔英〕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02.

〔10〕孙国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321.

〔11〕章若龙,李积桓.新编法理学〔M〕.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224.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7）

我国当前以统筹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弊端。例如覆盖面窄、筹集方式刚性不足、欠费严重、管理混乱。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征社会保障税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根据我国税法的一税一法原则，在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前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配套法律规范，因此制定社会保障税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理念和模式

现代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设置的方式不同，大体上可以将社会保障税分为三类：一是项目型社会保险税模式；二是对象型社会保险税模式；三是混合型社会保险税模式。

(一)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按承保项目分项设置社会保障税的模式。这种模式以瑞典最为典型。除瑞典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等都采用这一模式。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的最大优点在于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承保项目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专款专用，返还性非常明显，而且可以根据不同项目支出数额的变化调整税率，也就是说，哪个项目对财力的需要量大，哪个项目的社会保障税率就提高。其主要缺点是各个项目之间财力调剂余地较小。

(二)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是指按承保对象分类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英国。英国的社会保障税虽然被称为“国民保险捐款”(NationalSecurityContribu-tion)，但也具有强制性，且与受益并不完全挂钩。因而虽然称作“捐款”，实际上也是一种税，其性质与用途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并无轩轾。英国的社会保障税在设置上主要以承保对象为标准，建立起由四大类社会保险税组成的社会保障税体系。

(三)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以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并存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美国是采用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该国的社会保障税不是一个单一税种的结构，而是由一个针对大多数承保对象和覆盖大部分承保项目的一般社会保障税(薪工税)与针对失业这一特定承保项目的失业保险税，以及针对特定部分承保对象而设置的铁路员工退职税和个体业主税四个税种所组成的税收体系。

二、我国社会保障税法设立的法理基础和前提

我国各项法律制度，就其总体来讲，所规范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或相对应的，即没有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的法律，也没有只有义务而不享受权利的法律。但每一部门法，就具体内容来讲，有的法律主要规范的内容是权利，或者其中权利规范的内容多，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等。社会保障法属权益保障范围。社会保障法涉及全体公民的经济利益，从某种意义上，它保障的是我国公民的生存权，它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会保障税法是社会保障法的下位法，设立社会保障税法可以成为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新的里程碑。在这一过程中，摒弃以往税法只是税收征管法，忽略纳税人权益保障的错误观念，切实贯彻宪法保障人权的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突出人文关怀提供法律保障。

三、我国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框架设计

(一)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立法原则经济,政策探讨-[飞诺网]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需求，立足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实际状况，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障税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量能负担原则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有限。因此应当考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问题，在开征社会保障税时，征收范围不能过宽，征收项目不宜过多。如果盲目设定过高税率，可能影响国家经济良性发展，企业负担过重的现象。可以全盘考虑，分步实施，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和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

2.税款专用原则

限定社会保障税的使用方向，确保专款专用。对社会保障税的使用必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禁止任何部门和单位以任何借口挪用社会保障资金。将社会保障税的收支纳入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中，有配套的专门预算管理制度保证其收入专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收支的结余部分要保值增值，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财力保证。

3.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

对于企业和有工资收入的劳动者等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来说，必须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即只有履行了纳税义务，才能享受保障权利。也就是说，城镇各类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个体工商户等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均有义务先行缴纳社会保障税，才能在各保险项目上享受社会保障权利，从而使企业获得独立的生产经营权，个人获得基本保障。

(二)我国社会保障税的构成

1.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

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并取得工薪收入的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或其他各种活动的所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部受雇于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但有收益的个人。

2.社会保障税的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即纳税客体，主要指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所指的物或行为，它是区分不同税种的主要标志。社会保障税是一种薪金收入税，目前国际上通常以工资薪金总额作为征税对象。就我国而言，现行的社会统筹亦以工资薪金为征税对象，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和国际惯例，我国的社会保障税也应以工资薪金总额为征税对象。

3.社会保障税的税目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而言，可先设置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三个税目。而且从社会保障税与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方面来，我国职工上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征收办法国务院己有统一性文件，其社会经济影响最大，改革在各地进行也最为广泛和深入，因此，社会保障税.首先设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三个税目，以后视情况再增加其他必需的税目。

4.社会保障税的税率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刚开征此税时，税率设计应本着“从低”的原则，以后随着社会保障项目的拓宽，再逐步提高，这样可减少税制推行的阻力，有利于该税的开征。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中的缴费率为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8%,相比国际上开征养老保险税的平均税率大约为20%左右，明显偏高:基本医疗保险费率为8%，基本属于经验数据:失业保险费率为3%。基于此，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综合税率水平可以规定为2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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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8）

论文论文摘要：德国从社会福利的意义上去诠释社会保障法，其社会保障法的建立正是为了完善对基本法中对社会福利政策实施的保障。作为世界上最早制定社会保障法的国家，德国在20世纪初已建立了当时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德国社会保障法是一部覆盖面极其广泛、内容十分细致的法典。德国社会保障法典发展至今共有十二卷。德国拥有种类丰富、涵盖面广、体系完备、法律健全、运行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法律传统与中国相似，故其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及立法技术对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有一定借鉴作用。 【论文关键词】德国；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制度 一、德国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意义 德国是从社会福利的意义上诠释社会保障法其社会保障法的建立正是为了完善基本法中对社会福利政策的保障要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表现在其细致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上，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而生活中的各种危机(如疾病、意外事故、赡养人的死亡等)以及职业带来的危险(如失业、工伤等)不知何时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损失，防不慎防，因此就需要通过社会保险来解决这些危险带来的问题。但社会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最基本的保障，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政策逐一出台，使德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社会保障法典的意义除了使社会保障的获得者从国家、社会团体等机构获得社会福利之外。还在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中承担降低获得社会福利门槛的任务。因此。社会保障法典有着解释、说明以及指导社会福利发展的义务。其中解释义务是指让公民知晓社会保障法典赋予其的权利和义务。 二、德国社会保障法的发展历史 社会保障法这一概念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第一次出现于德国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的历史中曾经一度把社会保障法体系区分为三大法律范畴：预防措施(Vorsorge)，照护措施Versorgung)，以及救济措施(Fuersorge)。这三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体现为筹集资金和给付前提的不同。预防措施也就是社会保险，是由投保人自身筹集保险费用．而照护措施和救济措施则是通过国家来资助的。在社会保险中．给付需求必须遵循社会保险比例。照护措施的给付是针对某些特定情况。救济措施的给付是为了消除具体的困境或一旦有需要而第三方的帮助又不能长期持续时的情况下实施。而现代的新型社会给付，例如教育资助，住房补助和子女补助，不属于当时的社会保障法体系。而另外一种由德国法学家Zacher提出的体系划分的方法是将社会保障法范围划分为预防措施(sozialeVorsorge)，社会补偿(sozialeEntschaedigung)，杜会资助(soziale Forderung)。和社会救济(sozialeRife)。叫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出现在19世纪工业化浪潮及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之下。当时一种针对疾病、意外事故、老年人的生活劣势等问题的有效制度被推出。因为当时这个制度只被一小部分人接受，所以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根据当时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指示，在1881年11月17日威廉一世国王颁布了一项政策。根据这个政策。项针对劳动者的医疗保险建立了。这项政策的公布标志着德意志社会保险的建立。从此，劳动者对其可能遭受的疾病、意外事故、人身安全、老年困境等危险享有受到国家保障的权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方面，医疗保险于1883年6月l5日正式在德意志推行。这种保险制度的核心在于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并由社会自治管理。接下来。各种保险制度逐一推行开来，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初见雏形。二战之后．德国的迅速崛起使其经济实力处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随着其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德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之一。 三、德国社会保障法典的内容 在社会保障法法典中，社会保险制度占了大多数的篇幅．但社会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最基本的保障。德国社会保障法是一部覆盖面极其广泛、内容十分细致的法典。社会保障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和保护社会安全。德国社会保障法典发展至今共有十二卷的内容。 (一)第一卷：总论 第一卷总论是德国社会保障法典的前言部分，规定了社会福利所涵盖的范围。指明了社会保障法的立法目的，对社会保障法典中所涉及的政策原则进行了阐释，并对德国社会保障法的历史做了简要介绍。 总则中指出了社会补偿与社会救济的区别，明确社会保障政策的目的。社会补偿是指国家 对健康受到特殊损害的人给予补偿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按照供养法的基本原则承担责任。而社会救济是指“对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提供生活费或者在特殊生活状况下不能自理、也不能从其他方面获得充分救济的人。有权利获得与他的特殊需要相适应的人身和经济帮助的，使他有能力自理，能够参与社会生活，使他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二)第二卷：求职者基本保障法(Grundsicherungfuer Arbeitsuchende) 随着劳动市场的低迷和失业率的上升，德国失业救济政策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物价的上涨，德国政府又对提高生活补助做出了承诺，导致失业者对德国政府不断地施加压力。求职者基本保障法于2011年生效。求职者基本保障法的新政措施的目的在于使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人重新具有竞争力。 求职者基本保障法仅适用于无法凭借个人力量保障生活自理，需要国家支持的失业者。这一制度更加强调个人责任的重要性：根据社会保障法典第二卷的规定，这类人有就业能力但需要救济。使其有能力承担其生活所需。这个目的在社会保障法典第二卷中被定义为首要原则。只有在用尽其他办法，也无法解决生活困难时，才适用这一政策。 (三)第三卷：就业促进法 早在1969年德国就通过了就业促进法。并将失业保险作为就业促进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经济下滑，失业人口的增加。2003年至2005年。德国对其劳动力市场进行了重大改革。对从前的失业保险业也进行了改革。用就业促进法来代替“失业保险法”，并将其包含在内。就业促进法成为了国家规制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部分。其原因是，失业保险主要强调的是对雇员失业后的生活保障．通过对失业人员发放一定的失业金．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而就业促进法则更加广泛，除了维持生计，还有让工人拥有重新就业的能力。就业促进法的目的就是：避免失业，即使失业，也要尽早实现再就业。 德国社会体系中将没有工作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待业人员——被迫失业，正在寻找工作的人；一种是失业人员，不打算找工作的人。前者不用交保险费。由国家进行救助，并帮助他们就业。后者享受失业保险，要交保险费。就业促进法主要是对那些寻找工作的人员进行救助。不在失业保险的人群中进行。 (四)第四卷：社会保险法总章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表现在其细致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上，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凡在本国提供劳动。或履行了社会保险义务的公民都将得到社会保险的保障。生活中带来的危机(如疾病、意外事故费用、赡养人的死亡等)以及职业带来的危险(如失业、工伤等)总让人防不慎防，因此就需要通过社会保险来解决这些危险带来的问题。法定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保险制度。凡是符合要求的公民都应缴法定保险费，与全体公民分担风险。 社会保障法典第四卷是作为第一卷——总则的补充规章于1975年被纳入社会保障法典中。这一卷中所涉及的是所有社会保险的一般规定．是后面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及第十一卷的具体社会保险的总章程。而这几个社会保险皆属于法定强制保险。这一卷中对社会保险做出了定义，指明了社会福利范畴内的社会保险的特点及原则；确定了社会保险的目的和义务；并对后面具体社会保险中所涉及到的共同概念进行了界定．统一了标准。 (五)第五卷：法定医疗保险法 1883年，德国颁布了《医疗保险法>，是世界最早实行社会医疗保障的国家。其法定医疗保险体系的中心原则是团结互助、社会共济，以法定医疗保险为主、商业医疗保险为辅的保险制度法定医疗保险的受保险人分为义务保险人和少数的自愿保险人．义务保险人是法律强制参加保险的人。没有工作的公民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义务，他们通常作为家庭成员参加家庭共同保险。这也就是法定医疗保险中的“一人参保保全家”的医保制度。这与商业医疗保险中的一人投保一人受益、多子女的职员投保就要多付费用的保障方式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六)第六卷：法定养老保险法 德国养老保险主要有三种形式：法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及个人养老储蓄。而法定养老保险所占的份额是三者中最大的。养老保险的立法采取的是共同承担模式，由雇主、雇员和政府共同承担。 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由年轻一代养活年老代。年轻一代劳动力向社会支付养老保险金，年老一代领取养老金，依次循环下去。近年来，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低迷，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导致养老金支出相应攀升。另一方面，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失业加 剧使养老保险的缴费支持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状况给德国养老保险基金带来巨大的支付压力。 (七)第七卷：法定工伤事故保险法 德国于1884年制定了(工伤保险法)，确定了工伤保险制度。受德国的启示，欧洲各国也纷纷制定了本国的工伤保险制度。1997年1月1日工伤事故保险以法律规章的形式正式被纳入德国社会保障法典中。成为法定保险之一。在法定工伤事故保险中享有保险义务的主体包括：劳动者、与公众有职业关系的人(如义工)、参加职业培训的人、在校生(包括有幼儿园儿童)等。属于法定工伤事故保险中的可保事故包括：工作时间发生的事故(包括上下班直接回家或去单位的路上发生地)和职业病。在遭受可保事故后。法定工伤事故保险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形式被分为现金补偿和职业康复两种。若法定工伤事故至死亡的，其遗属还将获得死亡补偿金。 (八)第八卷：儿童、青少年救助法 这一卷的立法目的在于促进青少年的发展、明确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并扶持青少年的成长，支持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抚养任务并完善相关制度，即促进出台各种救助方式来支持青年和其家庭的生活状况和教育状况。其任务不同于社会保障法典第一卷第11条中的获取社会福利，而是涉及到非通常意义上社会福利的另一种任务。儿童、青少年救助卷一方面是起到法律规章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一种不同于法律部门的官方专家式救助。这种救助涉及青少年的生活状况、教育状况、成长环境等方面。德国社会保障法中对青少年儿童的救助采取的合作式，即政府与社会福利组织联手负责青少年儿童救助事业。对青少年儿童救助是保护青少年儿童避免不健康的成长的特殊义务。 (九)第九卷：残疾人康复与参与法 康复是指残疾人或者受到残疾威胁的人参与到社会，尤其是工作或职业中去的一种待遇或措施。社会保障法典第一卷第l0条最早把康复作为社会保障法上的概念确定下来．在社会保障法的意义上使残疾人参与的措施都属于是康复措施．它们是社会保障法所提供给残疾人核心待遇。康复的目的是：(1)防止、消除、改善残疾，防止残疾恶化，减轻残疾后果；(2)为残疾人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劳动生活中有一个与他的爱好和能力相适应的机会提供保障。 残疾人康复包括医疗康复、职业促进康复和社会康复三方面内容。社会保障法第九卷中规定政府有义务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并提供就业咨询。社会保障法典第九卷中所涉及的对残疾人的救助包括对其职业生涯的救助。对重度残疾人、残疾妇女儿童的特殊救助。以及对其基本生活的救助。 (十)第十卷：监督机制、争议调解机制 社会保障法典第十卷将社会福利事业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以及争议调解机制的原则、管理范畴以法规的形式编进法典。德国目前已建立了立法、决策、管理、预算编制和具体执行的各负其责又互相制约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联邦议会负责社会保险的立法，政府部门监督执行，各自的社会保险公司(均为自治性的公共团体)具体负责管理和提供服务。社会保险的具体运作是由各个社会保险公司负责。按照社会保险制度的市场运转机制进行运作，而政府各部门则专职于宏观决策，如社会保险的政策、预算的制定、社会保险制度运转的预测和监督，以确保参保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实现社会公平。 公民通过社会保障法典的指导。在明确自己权利的情况下，向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待遇机构)提出申请。行政机关有可能决定驳回他的申请或者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不能令申请者满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法典第十卷为公民进行自卫的救济手段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手段可以概括为两种：即非正式法律救济(申诉、向有权机关申请)和正式法律救济(复议、诉讼)。 (十一)第十一卷：社会护理保险 德国的护理保险是新增加的一项社会保险项目。该保险于1994年7月29日通过，1995年1月正式实施生效，成为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四大险种之后的第五大支柱险种。这是德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目的是对严重护理需要者按照共同承担援助义务的社会保险原则提供护理救济。 (十二)第十二卷：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在德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社会福利框架最基层的位置。社会保障法典第一卷第九条中对社会救助下了定义．即“对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提供生活费或者在特殊生活状况下不能自助，也不能从其他方面获得充分救济的人。有获得与他的特殊需要相适应的人身和经济帮助的资格，使他有能力自助，能够参与社会生活，使他合乎人道的生活得到保障。 ”因此意味着在用尽其他一切社会福利手段后，仍不能达到救助目的时，才能申请社会救济。根据德国基本法的规定，社会救助属于政府对公民的义务，每个联邦洲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物价等制定救济标准。 四、小结 德国社会保障法的建立和发展历史源远。其中包涵了政治、战争、文化等各方面的背景因素的影响。从德国社会法典的庞大内容足以看出其社会保障体系复杂、覆盖面广的特点。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再完美的制度也需要通过改革来适应社会。在德国现存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水平过高。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财政和社会负担过重。中国目前也在积极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但较中国国情来说，显然是无法做到高福利的保障水平。甚至。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离完善尚有很大的距离，还有很多需要保障的方面。保障制度还没有顾及到。这就更需要尽快建设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我国的法律制度与德国法律素有渊源，也有不少借鉴德国法律之处。研究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内容体系不是为了照搬他国的法律制度．而是要学习其立法技术、制度设置方法。只有学会方法才是真正意义上法律移植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9）

干预主义奠定了社会保障基金运用的理论基石。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论证了通过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来增大全社会的福利，主张举办社会保障事业，发放失业津贴、社会救济、养老金等；瑞典学派和凯恩斯则主张依靠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性支付，举办社会福利设施，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实现收入平等。这些成为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西欧和北欧很多国家实施了普遍福利政策，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大众的福利》中指出实现大众福利的根本办法不是如何分配现有收入，而是如何将现有收入增大的问题。只有增大现有收入，才能使每个人的所得有所增加，才会增加社会福利。这孕育了社会保障基金通过投资运用来实现保值增值的思想。伯尔丁研究了养老基金的投资，认为在金融市场多样化投资有利于分散风险；而彼得。戴蒙德和吉拉科普诺斯建议将其投资于股票市场，扩大基金的规模以应付未来的支付问题。阿扎伊。沙赫与科沙马。费尔南德斯深入研究了指数基金投资在养老基金股票投资中的作用，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对指数基金的运用，并建议发展中国家构建股票市场的市场机制和市场指数，提高指数基金的生存能力。

从社保基金的投资运用来看，其主要是围绕公平与效率、市场与政府两大主题展开。

1.公平与效率。美国学者阿瑟。奥肯曾在其代表作《平等与效率》中说过：“源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均等，比机会均等时的经济不均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社会保障基金的安排要做到机会均等，最大限度地使个人努力和个人收益具有正相关性。如果机会不均等，就会导致“寻租性非效率”和“内耗性非效率”。因此，要求社会保障基金在筹集、发放、管理体制、投资运营等方面都应尽量做到机会平等，即基金筹集按个人能力和收入水平征收，发放过程中兼顾能力差异和互济原则，基金管理增加透明度，基金投资要尽量做到保值和增值。同时还要兼顾效率，真正的公平必须是有效率的公平。

2.市场与政府。社会保障基金的改革，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社会保障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以及政府的作用形式。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触及的地方，需要政府介入才能有效运作。从各国实践来看，政府的间接作用日益渗透到私人养老金计划中，如通过法律法规制度以及监管，实施强制性的私人养老金计划，对私人养老金资产比例限制等。此外，政府还要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严格的监控并提供信息以弥补市场失灵。在社会保障基金运用中，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要想发挥二者的作用，还须寻找一个有机结合的均衡点。

二、国外社会保障基金运用成功经验：以美国为例

国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运用，主要是指将其资金一部分投入资本市场，实行市场化运作，一般侧重于安全性较高的投资品种，一方面在充分分散风险的基础上提高投资收益率，另一方面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但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特殊性，各国又把其投资安全放在首位，对投资品种、投资比例都有严格的限制，目的是在控制好投资风险的前提下提高投资收益。

在美国，作为社会保障基金主体的社会保险信托基金投资渠道主要是购买美国政府特种国债。根据社会保障法案，信托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发行的债券或由美国政府对其本金和利息担保的债券。其投资范围具有强制性、投资决策强调科学性和投资品种的流动性。为安全起见，政府还规定，信托基金至少要保存受益支出总额的20%－30%作为盈余储备。

美国比较推崇基金指数化投资。指数基金的巨大成功使得指数化投资的概念在投资者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并以其低管理成本低系统性风险、较高的资产流动性和较少的“寻租”机会使其成为社会保障基金的重要投资工具。早在1997年，美国加州、德州、纽约州最大的公共养老基金50%以上的股票己经指数化，TIAA-CRER（美国TIAA-CRERRetirement）持有的国内公司股票指数化比率高达80%.到2004年底，美国共约有12.9万亿元退休金，投入指数基金的总额为3.1万亿美元。它们在投资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回报，许多养老基金因此而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美国政府还针对个人账户管理推出了一种“节俭储蓄计划”，由政府挑选出几个市场指数，这些指数跟踪国内外的股票市场。然后，政府与一些合格的基金管理者签约，由他们来负责建立和管理相应的指数基金，作为社保基金尤其是养老金投资工具。职工可以将自己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在这些指数基金中进行分配。这里，职工所选择的是不同风险水平的投资策略。

另外，养老基金还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公司治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养老基金开始对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在指数化投资战略下，养老基金拥有的不仅仅是权力，他们还有责任确保美国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公司表现出色并取得成绩。

三、中国社会保障基金运用的现状及其问题

2005年期初全国社保基金余额1659.86亿元，期末总额为1954.27亿元，净增加294.41亿元，其中：财政拨入资金净增加228.70亿元，投资收益转入增加52.90亿元，社保基金投资入股交通银行产生的股权资产准备12.80亿元。而其直接投资资产1387.58亿元，占比65.52%；委托投资资产730.29亿元，占比34.48%.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实际投资组合貌似安全但实际上收益率较低，投资效果较差。虽然近几年我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维持在2.61%以上，但如果加进通货膨胀及工资水平上涨等因素对货币价值的影响，社保基金实际投资收益率比较低，2004年甚至为负值。

1.社保基金规模不够大，资金不充裕。由于基金的筹集主要是依靠征收相关的费用和国家财政拨款，资金来源不足，规模不够大，而进入资本市场的社保基金又受到严格的比例控制，使得最后进入资本市场的社保基金少之又少，这样，社保基金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就变弱了。

2.投资工具有限，投资收益率偏低。目前，社保基金的投资工具主要有银行存款、购买国债、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股票和证券投资。虽然银行利率有所提高，银行存款的收益比以往有所增加，但投资回报率仍然偏低，无法抵御通货膨胀的侵蚀；购买国债也难以规避通货膨胀的风险，以2004年的一年期存款和三年期国债为例，二者的利率分别为2.25%和2.68%，远远低于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而购买企业债券和股票是提高投资收益率的重要途径，但由于股票市场的风险较大，无法保证收益的安全性。另外，银行存款和国债的比例过高，影响了基金的盈利。以2004年为例，我国社保基金中银行存款和债券投资的比例分别为39%和43%，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暂行办法》规定，企业债和金融债投资比例不得高于10%，那么社保基金中国债投资至少为33%.银行存款与国债在社保基金中占到72%，而其投资回报率无法抵御当年3.90%的通货膨胀率，这是造成2004年社保基金真实投资收益率为负值的主要原因。

3.与社保基金投资相关的法制不健全，市场不完善。一方面未建立统一的社保基金投资运营机构，也就不可能对社保基金投资的效益性作出科学的预测；也缺乏更加全面、科学的投资法律、法规的约束来避免社保基金投资领域中的低效率和道德风险。另一方面我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小，股票市场的市场也有待规范，要想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还需进一步改善社保基金投资的市场环境。

4.社保基金管理不规范，监管混乱。目前我国的社保基金的监管弱化，缺乏统一的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管机构，对拨放的财政性资金缺乏全程的跟踪监督。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也不健全，使政府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使用监控非常缺乏，资金使用过程中也缺乏安全意识和保值增值责任，挤占、挪用浪费的情况比较严重。[9]

四、基于安全视角我国社保基金投资渠道相关制度安排

在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用方面，要在保证基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基金的较高收益。通过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切实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运用的现状，有效促进我国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一）鼓励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多元化

社会保障基金多元化投资是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有效投资和保值增值的重要选择。多元化投资能最大限度兼顾社会和经济目标，降低基金积累制度的成本，保证基金的实际安全性，减轻社会保障制度的负担以及产生良性的外部效益。

按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其投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投资范围有所扩大。除在传统领域中进行投资以外，还要涉及金融创新工具。金融创新工具为社保基金投资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主要包括：

1.指数化投资。首先，其管理费用低，投资管理人只需按照指数的成分复制组合，避免了市场分析、公司调研、证券组合管理等方面的支出。其次，指数化投资的交易成本很低。指数化策略不做个股和时机选择，股票的换手率很低，从而节省了交易成本。最后是风险较低，指数化组合经过广泛的分散化，非系统风险（个股价格波动对组合的影响）已基本被剔除，主动式投资中通常会出现的基金经理操作失误和道德风险，在指数化投资中也得到了有效降低。正是由于上述优点，而国外的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也都对其青睐有加。

2.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对目前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说，住房抵押贷款（按揭）是所有资产类别中最优质的资产，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20%以上的贷款坏账率而言，住房抵押贷款平均坏账率仅0.52%.加之一些信用增级措施，投资者承担的风险极小，从收益上看，它的利率通常高于国债利率，因此，它完全可以成为社保基金新的投资工具。2005年12月15日，建设银行发行了金额为30.16亿元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据估计，其年收益率在4%以上。这正是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的大好时机。[10]

3.投资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社会保障基金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可以将之投资到电力、石油、通讯、铁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具有资金需求量大、回收期长，但投资回报率高、风险小的特点，恰好符合社会保障基金可以长期使用但必须低风险运作的特点，可以为社会保障基金赢得较高的投资回报。

4.投资信托产品。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资金的安全性，从其特有的破产风险隔离功能上看，信托投资公司管理的资产不会因为其固有财产或其他信托财产的负债而承担任何风险，甚至信托投资公司破产了，信托财产仍然不会受到破产债权人的追索。信托投资还可以同时涉足资本和实业领域，投资运用渠道广泛。

5.投资于开放基金。对开放基金的投资规模不受限制，它的申购和赎回价格以基金的资产净值为依据，不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从而可随时买卖，流动性较强，它的信息披露时间间隔短，有利于规范基金的管理和投资行为。

（二）积极推动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入市

社保基金入市会增加市场的资金供给，壮大机构投资者的力量。据测算，2006底，社保资产规模已达2500多亿元，这部分资金一旦能够通过合法途径进入资本市场，就会大大增加市场的资金供给，平衡市场资金供求，改变当前机构投资者之间互相搏弈、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之间争利的局面。同时，其入市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运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在提交参选社保基金管理人申请材料、接受专家委员会评选的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有利于基金管理公司的运作更加规范和透明，作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市场的中坚力量，基金有意识地减少投机、短线的炒作方式，代之以理性、长期的投资方式，会在客观上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社会保障基金入市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方式，设立专门的社保基金管理公司或参与发起设立开放式基金公司，对社保基金进行直接的管理与监督；另一种是间接方式，委托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券商银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投资理财。考虑到我国社保基金的现状，目前我国主要采取间接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按照规范、稳健、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原则搞好基金运作，防范和抵御各种投资风险。

1.设置合理入市比例。其入市并不是说所有的投资都投到股票市场，只是部分进入股市。由于投资股票风险比较大，我国也对其投资于股票的比例作了具体的规定，不高于40%.

2.注重投资品种的选择。挑选的基本标准是绩优而有成长性的公司，如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行业、品种和技术。从目前来看，业绩优良的蓝筹股将成为其投资的主要品种，而分散投资、波段操作乃至长期持股将可能成为其主要的操作手法。

3.严格选择基金管理人。严格核查其市场准入资格，通过考察经营机构注册资本、业绩、财务以及信用评级等条件，选择合格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此外，还要提高这些机构的整体素质，经常性的进行清理整顿，对不合格的及时清理出局。

4.保证投资期限与币种匹配。一是确保投资期限和负债期限大体一致，使投资的利率风险最小化；二是资产货币和负债的货币相匹配，使汇率波动的风险最小化。在初期以指导意见的形式明确社保经营机构在资产和负债的期限以及所持币种方面的匹配目标，待条件成熟后，以告示的方式引导社保经营机构将资产和负债进行匹配，并通过经常性的检查对其进行督促。

（三）谨慎稳妥推进社保基金投资海外市场

由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比较完善，投资工具比较多，各项法规制度比较健全，投资收益相对较高，因此，投资国际资本市场是一个有效途径。进行海外投资对拓宽社保基金投资渠道，更加有效的规避和控制投资风险，缓解外汇储备压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为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松起到积极作用，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创造条件。但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需完善，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我国社保基金投资海外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谨慎稳妥地推进：

1.在投资策略上，采取谨慎的态度，并应当建立相应的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以防范和减少风险。

2.在投资运作方式上，可以选择由社保基金自设机构进行投资，也可以选择委托国外投资机构进行投资。目前，社保基金进行国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外上市的国有股减持部分，所以一般选择国际投资公司，今年11月29日，10家境外资产管理机构成为社保基金海外投资管理人。选择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投资回报的业绩、收费及稳健程度如何，其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保证社保基金的安全。

3.在投资的分散化方面，可以将基金投资到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股票中。因为各国股票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行业股票间的相关系数略高，投资于不同行业的股票对于分散风险更为有利。因此，可以首先选定几个全球性的、平稳增长型的行业，然后再选择一些相关度较低、市场稳定的国家，进而确定目标国家、目标行业中的龙头股作为投资对象，还可以采用股票互换方式进行投资。

4.社保基金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一定要制定合适的投资政策和战略资产配套策略，还要加强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和绩效评估。

此外，为提高安全性和效率性，应明确社保基金的治理结构，避免其低效率和道德风险。

（四）对社保基金投资运用绩效进行有效监管

我国社保基金采取委托方式，由基金投资管理公司负责基金的投资，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监管。

1.建立完善的基金运营市场竞争机制。一方面选择资产投资管理人即投资管理公司的过程要透明、公开，通过招标等形式使投资公司之间形成竞争。另一方面在社保基金那与投资公司的合同中要规定“退出机制”，即如果投资公司在一定时期内没有达到所规定的目标，则社保基金可以从该投资公司和合同关系中退出，选择其他效益更好的投资公司。

社会保障研究论文篇（10）

中文摘要……………………………………………4

英文摘要……………………………………………5

前言…………………………………………………6

一、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6

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成因…………8

三、在贫困的农村建立社会保障的重要性………10

四、对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12

参考文献……………………………………………17

辞谢…………………………………………………18

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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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在以农业为主的我国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更是得到人们的关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如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资金来源不足等。研究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并提出可行的实施方案，对于建设和谐社会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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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是一国政府为全体国民（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因各种原因失去收入来源而生活贫困时，向他们提供的生活保障。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能不考虑到我国的地区差异。我国贫困地区人口比重大，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而且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更艰巨，贫困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更为突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紧迫性更为明显。我国目前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限于城镇地区，尽管从1991年开始已经在发达的农村地区进行了商业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地区仍是一个空白。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其迫切性及意义不亚于城镇的社会保障。

一、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建国50多年来，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建立了一些初步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保障人民生活安定，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都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部分地区解决了部分群众“老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但是，由于它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它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保障功能，却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存在多方面的弊端和问题。

（一）范围小，覆盖面窄

1994年，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虽达14854个，却仅占全国乡镇总数的31%，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会的村委会仅占24％。没有建立社会保障机构的地区，尽管集体也以公益金和合作医疗基金的形式向农民收取社会保障费用，但由于个人缴纳的公益金只是赡养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社会供给性差，而且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农民没有积极性。而且大部分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以及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对农村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是空白。这种情况，使国家无法对农村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极不适应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

（二）保障水平低下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处于极低的发展水平，农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也极其有限，所以他们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消费，也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例如，自1992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尽管民政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但距离农民最基本的养老需求的满足尚有相当距离。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也基本上处于同样的境地。农民很多情况下都陷入缺医少药、疗费昂贵、毫无医疗保障的窘境，社会保障无论是范国还是标准都是很低的。有调查显示，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仅享受社会保障的11%，可见保障水平之低。

（三）社会化程度低

目前，在我国农村推行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说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保障，而仅仅属于社区保障。农村以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工作仅在小范围内实行。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社会保障基金调剂范围小，在如何确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国家没有一个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数量规定。全国虽有1100个县开办养老保险，但参加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积极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解决部分群众“病有所医”的问题，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在保健医疗问题上对集体的依附关系，医疗保障只是社区化，而不是社会化。一般说来，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农村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亦较高，而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则集中了我国大多数贫困人口，许多人连温饱还未解决，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另外，农村地区各社会保障项目发展不平衡，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不全，而且各项目间缺乏有机联系，构不成整体优势。

（四）资金来源不尽合理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是以农民个人激纳为主，集体次之，国家为补充。这使国家和集体所体现的社会责任过小，不仅造成了资金来源的不足，降低了保障标准，而且也影响了农村参加养老和医疗等保障的积极性，加大了保障工作的难度。所以我国应尽快改变目前这种资金来源方式，寻找适合我国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的多渠道的来源方式。

（五）立法不健全，管理不够科学与规范

首先，管理体制不顺，表现为政出多门，管理多头。民政部门、计生委、基金会、寿险公司等机构涉及了农村社会保障，导致相互扯皮，办事效率低下的状况。其次，有些地方的管理规章制度不健全，难以保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再次，国内尚未立法，使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无法可依，由于多家分割，条块分割，职）权不分，缺乏监督，使本来已经够乱的管理体制更加混乱。

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成因

（一）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比重较大

贫困地区城市化仅为20%左右，低于全国20个百分点，这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远高于我国其他地区。而且由于贫困农村城乡非农经济不发达，广大农村人口又大多积淀在农业领域。1999年，我国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高达63.7%，而其它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又远远低于其他地区。农村人口比例大，农业从业人员比重高，那么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和负担重，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农民收入水平低下

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面大，贫困率高，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低于其他地区。另外，贫困地区农业产值水平低，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加上非农产业落后，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扩大收入的机会也很有限。大部分地区的居民收入还处于维持生计水平的状态。收入的低下使他们维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难,根本不会考虑社会保障的问题。所以，农民收入低会严重制约其对加入社会保障网的积极性。在当前这种情况下，要农民自己出一部分钱，无疑还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三）政府财政困难大

由于一系列原因，贫困地区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较大。以1998年的统计资料为例，西部11个省区市财政收入共868.58亿元，财政支出则高达1678.21亿元，收支相抵，赤字为809.63亿元，财政赤字为当年财政收入的93%。分省区看，则各个省区市都有赤字。而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既能办大事，又能有节余，并且还有潜力可挖，西部则支出不大，赤字不小，暂时也没有多大的潜力可挖。如果在现有财力的基础上再增加大笔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支出，地方财政可谓是雪上加霜。

很显然，贫困农村经济实力薄弱，三农问题突出，地方财力又很有限。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总量上看首先是大笔的、而且是持续的支出，然后才是持续的受益。它的财政支付能力和农民的经济承载力的困难是问题的核心。解决支出的问题在先，办成好事的收获在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先，形成良性循环在后。这是对在此地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难题所做的基本估计。

三、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性

建立和完善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矫正收入分配市场失灵的有力手段，是促进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

（一）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动摇的目标，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尤其如此。因此我们必须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主要是防止城乡分化和农村内部分化。要防止两极分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便是一个重要的措施。社会保障可以在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进行分配，使整个社会收入趋于公平，这不仅可以保障老、弱、病、残等农民的基本生活，而且也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农村社会的“稳定器”，而且是经济运行的“稳定器”。

（二）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符合利益对等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

从农民的角度看，他们不仅以上缴各种费税直接为国家财政做出贡献，而且还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间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且这种积累方式目前还在持续。按照利益对等的原则，政府以财政资金向社会提供服务及公共产品，作为这些服务及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应该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税费的人。社会保障实际上就是政府向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与城镇居民一样，农民应该是享有社会保障的主体。税收公平原则的标准之一就是根据受益的多少，即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水平，一般而言，多享受服务者多交税，反之则少交税，但无论如何纳税人都应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政府的服务。因此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也符合税收公平的原则。

（三）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是贯彻以人为本，应对人口老化，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条件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执行这一国策的难点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在农村社会保障欠缺的情况下，除了土地，养儿防老是农民生活保障的第二道防线。农村老年人在年轻时，其全部收入投入家庭，主要是子女养育上，当其年老时只能由子女尤其是儿子来赡养。在这种社会存在下，要改变几千年来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我国已明文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可见，只有建立健全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逐步淡化传统观念才成为可能。

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空巢家庭”增多、“3859”部队成为农村主力的情况日益突出，因此农村养老压力将十分沉重，未雨绸缪是智者的选择，对于国家也是这样，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可能度过这段危险时期。

我们常说要提高全民素质，全民素质主要是指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而农村医疗保障的缺乏严重威胁着农村人口的身体健康。在贫困地区的农村，有不计其数的农民不是因为医疗设施不健全便是因为昂贵的医疗费用而耽误了病情。社会保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保障公民的生存权，也保障公民的发展权，后者主要是指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据统计，“八五”期间，我国1.45亿失学儿童中，绝大部分分布在中国的贫困地区。要改变这诸多情况，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四）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启动内需，一个重要的出路就是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农村市场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当前农民消费水平比较低，据调查，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电冰箱8.49台，彩电27.32台，洗衣机21.87台，摩托车10.89辆。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希望为自己和家人的生老病死积攒下足够的钱，为自己孩子的成长和教育积攒基础，这样就抑制了他们对高水平的消费。农民每年增加为数不多的收入很大部分会沉淀到储蓄中去，很多研究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小于城市居民。所以没有社会保障的配合，只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减轻农民负担和向农村提供合适的产品并不一定就能取得理想的启动农村需求的效果。

四、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对策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因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面临新的任务。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趋势等客观现实情况，以及过去搞的社区型社会保障的夭折，迫使我们必须建立起中国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这对我们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又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立足我国贫困地区的基本国情，即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我国目前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做法和国际社会保障经验，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按通用的社会保障方式，即按严格的收入比例、严格的时间和地点、严格的投保年龄建立起一种规范的管理办法，在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村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建立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是：从农村实际出发，坚持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为目的，借鉴我国城市和国外社会保障的经验和教训，以农民自我保障为主，自助为主与互济为辅相结合，社会基本保障与家庭保障、集体保障、企业保障相结合，实现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建立一个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生育等全方位的、城乡一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劳动者和全体农民在面临年老、疾病、生育、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其他诸困难时，能够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能享有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一）加大投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覆盖面是反映劳动者消除生、老、病、死、伤、残的后顾之忧，生活于有安定感的网络之内的比例数。覆盖面越高，社会越稳定，我国社会保障城乡的差别很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和社会保障水平都很低。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们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这样就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资金、技术和精力的投入，建立包括养老、医疗、工伤、教育、生育等在内的全面的保障制度。

（二）采取各种措施加速农村经济发展，从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基金的多少直接受经济发展的制约，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必然要依赖经济的发展。因此，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在于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不够发达，这就要求我们全力发展经济，同时要求我们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时，保障水平不能要求过高。

（三）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按步骤分期实施

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贫困地区，根据贫困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鼓励每一位农民参加社会保险，尤其要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保障范围由小到大，项目由低到高。逐渐从社区化的保障制度中走出来，建立全国范围的社会化的保障制度。总之，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要顺应农民的要求，尊重农民的感情，留有余地，循序渐进，以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心理上、物质上的承受能力。

（四）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

要给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无疑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因此，建设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求国家投入资金。由于我国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多，国家财力有限，单一依靠国家财政来开展社会保障工作，是极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我们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如，通过有关政策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来强化农村集体对保障资金的投入，采取政府积极引导和农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强制性养老保险和养老储蓄，建立个人账户，不论集体补助多少连同个人缴费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属个人所有，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各种商业保险，因为商业保险适应性强，能适应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五）加快相关立法，提高管理水平

首先，在鼓励农民自我保障的同时，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而社会保障又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保证，目前社会保障在农村进展不力，举步维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保障立法滞后，比如，在许多私营、三资企业中，常常以社会保险不是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为农民工设立保险。因此可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贫困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有法可依，使贫困的农民感觉到社会保障有了法律的保护，可以很容易地落在实处。其次，要根据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建立多层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的管理水平。因为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国情，就是在同一村庄，户与户之间的收入也各不一样，单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很难照顾到各方面的要求。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必须改变以往“政出多门”的现象。各项保障项目都设立一个统一管理的机构，统一指挥，统一领导，让保障有统一文件，有统一的人员，把事情落在实处，确实让农民感受到社会保障的益处。

（六）坚持国家政策指引，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

社会保障也有度的问题，社会保障若过于浓厚，农民从社会保障中得到的好处越多，他们就会减少劳动供给，产生一种惰性心理，只等着社会的补助，而自己不去劳动，导致社会和经济效率的损失，国家财政负担过重。所以社会保障的实施过程中一定要设法引导农民产生自我保障的意识，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保障，把集体保障作为辅助方面。务必要处理好“养穷人”与“养懒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要制订一个适度的保障标准，即社会保障的均衡点。在这一点上，既能够使低收入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制度的保障，同时又不会丧失寻找新工作机会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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