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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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论文

中国文化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1-0058-04

中国养生文化源远流长。《管子》提出“食莫若无饱”的节适有度的原则。《论语》中提出“知者乐,仁者寿”的观念;《老子》提出“无为”、“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观念;《庄子》提出“无用”的养生观;《黄帝内经》提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的原则;华佗发明“五禽戏”……中国的养生文化博大精深。

1 中医药食同源的思想与养生

“药食同源”,又称“医食同源”,是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思想,认为许多食物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食物不仅可以饱腹,也可以治病。

王学泰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指出“中国古代医学源于饮食,神话传说中神农氏不仅是教人种庄稼、树百谷的农业之神,而且还是医药的发明者,是华夏民族的药王”[1]。中国古代神话如《搜神记》《淮南子》记载了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的神话。另外,《山海经》也有柢山“有鱼焉……食之无肿疾”、另有青丘山 “多赤p……食之不疥”的传说。从这些神话和传说,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战胜疾病的乐观精神和朴素的食疗观。

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祖先们在与自然界的较量中积累了丰富的食疗养生经验,并将这些经验通过典籍的形式记录并传承到后代。《周礼》总结:“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甘滑(《周礼・天官・食医》)”,这些养生直到今天还备受推崇。《黄帝内经》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黄帝内经素问・藏气发时论篇》)”,五谷、五果、五畜、五菜是中国传统饮食结构,古人主张通过日常饮食提高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被后人称为“药王”的唐代名医孙思邈主张“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所以提倡“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方》)的治病原则。孙思邈的著作为食疗学奠定了基础,此后历代皆有食疗专著,如唐代孟诜《食疗本草》、唐代昝殷《食医金鉴》、宋代陈直《养老奉亲书》、金代李杲《食物本草》、元朝吴瑞《日用本草》、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明朝卢和《食用本草》、明朝宁原《食鉴本草》、清代章穆《调疾饮食辨》等。

到了近代,人们把这种将传统医学知识和烹饪经验结合的一种食物赋予新的名字――药膳,将食疗养生提高到新的高度。药膳是食物学、药物学、营养学的有机结合和实际应用。中国药膳以中医理论原则为依据,使用可食用、无毒、能补、 无相反作用的中药,配合普通食物,通过烹制,使之具有一定的色、香、味、形,且有延年益寿、健体强身和祛病功能的膳食[2]。药膳既是中医中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烹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使食用者得到美食享受,使其身体得到滋补,疾病得到治疗。近年来,我国的药膳得到长足发展,不仅在菜肴里广泛应用,而且延伸到各种酒类、糕点、糖果、小吃中。各地药膳餐厅也相继开设。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进展,1995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药膳研究会,开展药膳理论与实践研究,并组织编写出版药膳专著,如《中华精品药膳》《美味药食谱》《中国药膳理论与实践》《中国药膳辨病治疗学》等。2016年2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了“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重大任务,包括药膳在内的各种中医养生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 治“未病”思想

治“未病”思想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是一种提前预防疾病的观点。但如果“夫病巳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得病了之后再治疗无异于口渴了才挖井、打仗了才铸炼兵器。这种“未雨绸缪”的思想早在《诗经》里就出现过了,“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诗经・豳风・鸱^》)”。具体到日常饮食起居,则要顺应一年四季时节,春天要“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天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冬天要“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春夏秋冬,顺应四时,或早起或早睡,去寒就温,清肺气,养精蓄锐,修养身心,以治“未病”。

要治未病,除了调和平常饮食起居之外,德行的修养和内心的宁静也很重要,《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记载“性既自善,内外百病自然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德行修养能让内心宁静,从而百病不生、无祸乱灾害,所以养性则能治“未病”。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治未病”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医院设置了“治未病科室”,解决人们的亚健康问题。所谓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处于亚健康状态者,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表现为一定时间内的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的症状,但不符合现代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或亚临床诊断准[3]。为了让人们更好认识亚健康、解决亚健康问题,中华医药学会出版了《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年),这是我国第一部指导和规范亚健康研究及干预的文件。

3 中国古代文化与养生

3.1 饮食节制与养生

古人讲究饮食要有节制,不能暴饮暴食,否则对身体有害。《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开篇即提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长命百岁之人都顺应规律、节制饮食、作息规律,若没有节制、不讲作息,则会“半百而衰也”。

到了明清时期,茶疗之风盛行。“茶疗的内容、应用范围、制作方法等,不断有所发展。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方被一一推出。如至今仍在广泛习用的‘午时茶’、‘天中茶’、‘枸杞茶’、‘八仙茶’、‘姜茶’、‘五虎茶’、‘川芎茶调散’、‘莲花峰茶’、‘川芎茶’、‘仙药茶’、‘珍珠茶’等等,均系出自明清时代,而茶疗的应用范围几乎遍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内伤各科及养生保健等[17]”。这一时期,记载茶疗的医书也颇多,如李时珍《本草纲目》、陆树声《茶寮记》、高濂《遵生八{》。另外,清朝宫廷“代茶饮”也十分盛行,陈可翼等所编《慈禧光绪医方选议》[18]记录当时有15方之多。

到了近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茶叶中的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不断被发现、被应用,茶疗趋于成熟。近年来,各种各样的茶疗方应时而出,如防治肝炎的 “绿茶丸”、治疗胃病的“舒胃茶”、治疗糖尿病的“宋茶”、治疗感冒的 “银翘茶”、治疗头痛的“天麻茶”、“决明茶”、治疗咽喉炎的“润喉茶”用于减肥的“乌龙减肥茶”等。除了大量茶疗方的开发,茶膳也得到发展。所谓茶膳,即用茶入馔,配合其他食品原料制作成为菜肴、面点、粥品、汤羹之类的食品。近年来,茶膳的种类越来越多,郭志刚等[18]统计,目前包括传统茶膳在内的茶菜肴、茶面点、茶粥羹等近200种之多 。

6 中国药酒与养生

酒与药物的结合是中医防病治病、养生保健方面的一大创举。 药酒是中国养生文化不可缺少的。所谓药酒,是选配适当中药,经过必要的加工,用度数适宜的白酒或黄酒为溶媒,浸出其有效成分而制成的澄明液体。

《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论述了酒与治病的关系。醪醴,即酒,“必以稻米,炊之稻薪”。酒是用整的稻米作原料,坚劲的稻杆做燃料酿造而成,醪是浊酒,醴是甜酒。最初酿造的酒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治病养生的,“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汉书・食货志》也说:“酒,诸药之长也。”名医华佗曾用酒充服用“麻沸散”,用以“刳破背腹”等外科手术,《三国志》卷二九《华佗传》中记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有中有“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在名医华佗为其刮骨疗伤时,关云长谈笑自如、喝酒吃肉。在古代没有麻醉剂的条件下,酒能起到部分麻醉的作用。酒的药用,《神农本草・序录》也有记载:“药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先人就发现有些药适合用水煮,有些药适合用酒浸渍,有些药适合用膏煎。

到了明清时代,中国药酒得到长足发展 。明朝李时珍几乎是“百病用酒”,其著作《本草纲目》用了大量篇幅,列举了数百种病症的主治药。另外,“明代宫廷则建有御酒房,专造各种名酒,尚有‘御制药酒五味汤、真珠红、长春酒’……当时,民间作坊也有不少药酒制作出售,如惹苗酒、羊羔酒。还有一些都是人们自酿自饮,如正月的椒柏酒、端午的营蒲酒、中秋桂花酒、重阳的酒……其中有不少就是药酒”。“清代,远在乾隆初年,就以‘酒品之多,京师为最’之说,当时出现了一类药酒店用‘烧酒以蒸成’的各色药酒。因以花果所酿,故此类酒多以‘露’名之,如玫瑰露 、茵陈露、山植露、莲花白等等,其中不少药酒具有‘保元固本,益寿延龄’之功……当时在清宫佳酿中,也有一定数量的药酒,如夜合枝酒,即为清宫御制之一大药酒[20]”。

近年来,随着医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养生的重视,药酒酿造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制作经验,还吸收了现代科学技术,药酒的生产更加合理科学,药酒使用范围更加广阔。如用于治疗风寒感冒的“糯米酿酒”、“姜蒜柠檬酒”;用于治疗风热感冒的“桑菊酒”、“蔓荆子酒”;用于治疗咳嗽的“桑白皮酒”、“雪梨酒”;用于治疗哮喘的“红葵酒”、“小叶杜鹃酒”;用于治疗汗症的“黄芪补气酒”、“四味当归酒”;用于胃痛的“丁香煮酒”、“山楂桂圆酒”;用于治疗便秘的“三黄酒”、“蜂蜜酒”等等。

7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养生文化博大精深。要把握中国的饮食文化必须从修身养性、中医思想、体育保健、饮食起居等方面着手,既不能忽略历史进程,又必须把握时代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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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论文篇(2)

1.立身处世之学立身处世是人之为人的首要课题,也成为历代家训的主要内容。要在社会中做一堂堂正正之人先要立身而成为一人。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禽之辩”。人与禽兽不同,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这“几希”之间有大分别。“这些‘几希’之辩,当然不重在身体生理上,而更重在‘心性’‘心理’上。”[1]因此立身而成为一人,就应具有人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历代家训大多都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学做圣贤,以求安身立命。《钱氏家训》)中言“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国藩家书》中讲“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增益圣贤品德,修炼诗文本领,这是个人和家族的财富,且都可由自己做主。而“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传统文化家训中常讲“天命”,如《朱子家训》中“守分安命,顺时听天”等。但曾国藩所谓天命却是“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虽有天命却应尽人事,坚持在逆境中在失败时仍有所作为。“‘天命’起源上是消极的范畴,但却是积极的用法。”[2]袁黄《了凡四训》中云谷禅师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的为明训。”其中蕴含着命运由自己创造,人生祸福是自己求得的积极意义,启迪后人应自省知非、修身养德、奋发有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每个人都需在“人群”中做一人,要在人群中做一人,就要懂人与人相处之道。要在这世上做一人,便要学习处世之道。“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钱氏家训》)钱缪提倡公益事业,以造福社会大众为行事之准则。“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随力助之,不可谓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袁氏世范》)与钱缪所言异曲同工,都强调对他人有益、造福世人才是处世之道。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爱众亲仁、博施济众的博爱精神。

2.持家治家之方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家国同构,从某种意义来讲,国即是一大家,家亦是一小国。家庭兴旺则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则国家安定。传统文化中国家庭多是以宗族为核心的大家庭,大家庭肩负着对上赡养父母、对下教养子女等基本职能,需要处理父子兄弟、夫妇妯娌等各种家庭关系以及婚丧嫁娶等事宜。因此如何持家治家,以保亲人和睦相处、家族兴旺发达亦成为历代家训的重要内容。传统文化家训大多强调应勤俭持家。“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钱氏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勤俭不仅是传统文化美德,亦是传统文化持家之方。但是,“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颜氏家训》)节俭并非吝啬,“俭而不吝”才值得称道。中国传统文化亦重视教育,读书劝学几乎是所有家训都有所涉及且做了重要阐释的内容。而中国传统文化尤重道德教化,教育的目的不只为求取功名,而在学习圣贤之道,成为君子。《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劝诫子孙“自古明王圣帝,尤须勤学,况凡庶乎!”而读书的目的则在于“开心名目,利于行耳。”“夫学者如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朱子家训》中曰“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钱氏家训》中有云“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需读。”这些论述都告诫后世子孙应勤读诗书,修身利行。关于构建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古人提倡良好的家风门风对于家族成员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上行而下效,家庭成员间会互相影响,因此父慈则子孝,兄友则弟恭,夫义则妇顺。南宋袁采所著《袁氏世范》目的在践行伦理教育,美化风俗习惯。在《袁氏世范•睦亲》篇中阐释了亲人失和的原因及其弊端,阐明了涵盖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关系和睦相处的原则方法。

3.为政治国之道中国古代早期家训可追溯至《尚书》,“《尚书》中的诰辞可以理解为训诫之辞,训诫之辞用于家中,就是家训。”《尚书》中的诰辞其基本内容即是治国方略。因此,早期家训与治国方略是统一的。在后世家训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爱新觉罗•玄烨的《庭训格言》等帝王家训中为政治国的方略和原则都是其重要内容。《帝范》中的内容涉及求贤纳谏、审官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得当、务农为本、崇文阅武等治国方略。《庭训格言》中玄烨提倡广施仁德、勤俭淳朴、从善如流、审慎刑杀等为政治国之道。吴越王钱缪所撰《钱氏家训》字字珠玑。“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强调要勤政爱民。“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提倡节用务本、进贤使能、兴学育才、交邻有道的治国之道。“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正确处理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作为为政一方的吴越王,钱缪目光长远,所以吴越在他的治理下才能富甲一方。

二、传统文化家训的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文化,儒释道三家并存,融会贯通,而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正统。历代家训,也大多以儒家思想为宗,体现了儒家仁义礼智、修齐治平、中庸之道等美德和思想。

1.仁义礼智儒家奠基人孔子创立了仁学。所谓“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所谓“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性善”论。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生而具有四心。四心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规范的萌芽。大量的传统文化家训对“仁义礼智”做出了精湛的诠释。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曰:“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以仁孝德义治国,这是作为君主应遵守的基本准则,是大仁大义。爱新觉罗•玄烨在《庭训格言》中曰:“仁者无不爱。凡爱人爱物,皆爱也。故其所感甚深,所及甚广。在上则人咸戴焉,在下则人咸亲焉。”玄烨在此体会到只有广施仁爱,才能受到亲近拥戴,才能更好地治理天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中体现了以礼为治家根本的思想。明代袁了凡所著《了凡四训》被曾国藩冠以“人生智慧书”的称号。在“积善之方”篇中曰:“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告诫子孙应运用智慧辨别“非善之善、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以做出正确的行为抉择。

2.修齐治平《小戴礼记》之《大学》篇中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切皆从自己的“德性”上做起。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家训都提倡中和为贵、谦恭谨慎的修养观,反复叮嘱后人要修养身心、涵养品德、待人文明谦恭,平等宽容。《袁氏世范》之处己篇就集中阐述了修身之道,内容包括立身处世、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多个方面。袁采指出:对待乡亲邻里应一视同仁,不该“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袁采谆谆劝导家人子弟“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德厚有识的君子绝不会这样做。与他人交往,应“长念其长”,若“常见其短,而不见其长,则时日不可同处”。对于忧患不如意事,如能认识到世界本是一“缺陷世界,人生世间无足心满意者”便可得到些许安慰。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给澄候四弟的家信中,告诫子侄切勿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总之古人认为修身为本,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齐家、治国。

3.中庸之道何谓中庸?《中庸》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庸是对事物的发展不偏不倚而又恰到好处的适度把握,用于处世,则是一种能达到平衡、和谐的人生哲学。”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正是一套哲学,亦是一套思维方法。是在人本位人文主义的文化大体系中一套重要的哲学和其思维术。”传统文化家训的作者大都熟读经史典籍,饱经世事沧桑,深谙中庸之道的“哲学和思维术”。《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通过给父母、兄弟、子侄的书信对家人苦口婆心、循循劝诫。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写给沅甫、季洪两位弟弟的家书中,讲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糜,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之谓也。”在此处刚柔是其两端,刚柔互用才是中道,否则“断不能久”。颜之推生活之时代“顷世乱离”,其所著《颜氏家训》正是他“结合自身的乱世体会而对儒家中庸思想所作的现实生活化解读。”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文化士人,颜之推懂得“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无论是仕宦还是生活需求都应适可而止,“少欲知足”。因此他告诫子孙“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在处理亲友关系上颜之推曰“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在这里颜之推又体现了他的中庸处世观,中庸并非没有原则,而是要区分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在此处颜之推提倡的不是冷热两端,仍然是冷热之间的“中道”。中庸之道,为儒家之至高境界,蕴含着人生的大智慧,我们可以在历代家训中有所体会。

三、传统文化家训的当代启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虽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变,传统文化家训中的有些具体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但传统文化家训中所蕴含的美德和思想有其超越性,于当今时代仍具有其启示意义。

1.对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启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意蕴深远,其内涵深藏于古代典籍之中。而古代典籍卷帙浩繁,无论儒家经典、道家箴言、佛学教义无不深奥难解,专门研究传统文化之学者欲了解其精义尚需时日,普通人自不必说,可能穷其半生也难窥其一斑。而传统文化家训作为对后世子孙的训诫,往往析事明理,文朴义实,其中又蕴含着传统文化思想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通过家训熔铸成了至理名言。因而传统文化家训成为沟通精英思想与普通民众的媒介,成为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和阶梯。《颜氏家训》中深入浅出地通过举例向子弟们传授为人、立身、处世、治家的各种道理。颜之推通过琅琊王的例子告诫后人对孩子不宜溺爱;推崇房文烈、裴子野待人的宽仁笃厚,贬斥邺下将军的贪婪刻薄和南阳富翁不近人情的吝啬,并以他们的可悲下场告诫子弟引以为戒。通过齐孝昭帝、梁元帝的事例来说明无论何种境遇处理任何事务都要勤于学习的重要性。

中国文化论文篇(3)

1.2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拓宽武术传承发展的重要路径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杰出代表,冷兵器时期,武术的技击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其审美价值并没能充分体现。第一,物质文明相对匮乏的社会背景制约了精神文明的提升,武术的应用价值更多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实用性和时效性,审美文化层面的精神价值被遮蔽;其次,武术长期处于“俗文化”的历史境况,与作为“雅文化”的中国书法、绘画相比,没有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文化现象,对其审美文化内涵有失关注;第三,武术根源于民间,民间大众的文化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层次的武术审美文化价值品级的提升,因而,大众对武术的认识及传播往往更多局限于打、踢、拿、靠、摔等技术表面,而边缘化了其审美文化层面,从而制约了武术的发展空间。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和谐的社会环境为武术的多元化、多层化发展提升了广袤的空间,为武术审美文化资源的深入发掘提供了平台,为武术的传承发展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冷兵器时代的终结,使那个驰骋疆场、仗义行侠并足以让武术人豪气冲天、威风八面的“中国武术”,在西方体育的侵蚀下不得不在历史的自我救赎中附丽于“体育”而转型。全球化时代呈现给我们一个多元体育现象混杂交融的格局,提供给大众一个多元需求的选择平台,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竞争纷纭、优胜劣汰的社会生存压力。当武术彷徨于传统与现代、单一与多元的时代对白之际,“全球化”就像一把“双刃剑”,给武术的发展带来空前契机的同时也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发展瓶颈。单一路径、固步自封的传统教习已略显狭隘,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禁锢当代武术发展的藩篱。武术的发展必须紧扣时代脉搏、紧抓文化之根、紧跟人们所需,才能得到符合历史规律的客观发展和价值评判。现代武术只有放眼国际视野,拓宽“大武术观”视界,才能在“全球化”的大舞台上做大、做强,从容应对蜂拥而至的西方体育,改善目前社会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的严峻现状,从而破茧重生,振翅高飞。显然,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对于深化武术文化研究,全面提升武术价值品级,拓宽武术传播路径,创造在世界体坛与西方体育分庭抗礼的中华民族体育品牌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武术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1.3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可以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命需求当代美学家叶朗认为:“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漠,被挤压、被驱赶。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3]“艺术、审美不是出于人类的享乐目的,而是出于宇宙本体的召唤,肩负着激发人类本然的创造力,引导人类返回或重建精神家园的重任。”[4]可见,审美需要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精神需要,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守护,是人们生命本然的回归。当今社会,对生命的关爱和审美体验已逐渐成为大众的精神诉求,并呈现出审美世俗化、大众化趋向。作为民间草根性色彩浓郁的中国武术,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具有更贴近大众的亲和力,在泛审美化的社会生存趋向中,充分彰显富有生命颐养之学的中国美学精神,透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显然,新的时代背景下,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展示民族奇葩的“青春靓丽”之美,培养大众学会鉴赏武术之美,体验武术带来的身心愉悦,使武术真正成为现代中国人修身养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使人们通过武术技术的艺术表达和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来体悟心性与天道的统一、感悟德艺双馨的人生境界、践行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从而起到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2生命美学视域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探索

2.1武术审美文化以“人”为中心,立足于生命精神的审美探索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关注人性、人生的生命哲学。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5]中国审美文化“不离‘人事’之道,也就是不离‘人’的主体性和‘在世性’来谈论审美和艺术。它集中体现着中国人对自身作为‘人’的此岸存在及其理想生存状态的绝对关心。”[6]上述所论揭示了“道不远人”(《中庸》)、“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由此,中华文化可谓是一种“人学”、一种“生命之学”,这两个基点是我们全面发掘武术审美文化的出发点。武术实践者将生命追求的主题以形象化的肢体语言符号呈现,从而在现世的生命存在中获得一种超验的精神生命升华,因而,武术审美文化将在“人”、“生命”以及“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石之上,发掘武术这一具象蕴涵的人性之道、人心之道、人生之道、人伦之道、人格之道,关照宇宙生命本体的精神意蕴。

2.2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追求生命和谐的审美理想“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大众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孔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都是对“和”的思想阐发。正因为“和”是内在生命的和谐,所以,中国哲学思想中贯通宇宙和谐、个体和谐、群体和谐的是“生命”。没有和谐,就没有生命,这是凝集于中国人观念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生命哲学理念。武术审美文化以“和”为主旨,正体现了生命精神的和谐。

2.2.1武术技法、技理体现了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纵览世界各国格斗术,中国武术可谓是一种独特的格斗形式。无论是武术套路演练还是现代武术散打竞技,都充分将武术技击元素、技击法则、技击理念体现于一种精、气、神合一的生命优化状态之中,透视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套路通过演练的形式,将残忍的搏杀消解于华丽优美的动作展演之中,不仅规避了“武”之杀气,而且弱化了直面的打斗意象,当打、踢、拿、靠、摔、劈、砍、击、刺、撩等技击元素在演练中艺术化唯美呈现时,人性的天然攻击性之本能以及生命力之精神得以淋漓尽致地彰显,因而,武术套路演练既不失强化了技击动作、提升了精气神,保存了武术的技击本质;又淡化了打斗的杀气、搏杀的血腥,并彰显了人之生命精神,体现了一种追求和谐的审美价值取向。现代散打运动符合体育审美判断标准,具有客观存在的文化审美内涵,在规则的人性化“庇护”下,呈现出身体美、技术美、战术美、智慧美、精神美的审美特征[7],体现了内外合一、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拳谚通常表达了对武术技理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拳术的风格特点和审美追求。比如,长拳讲究“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合一;少林拳要求“手似流星眼似电,身似游龙腿似箭”;形意拳强调“起似伏龙登天、落如霹雷击地”,都是武术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的具体范例。

2.2.2武术人文精神体现了追求社会人际生命和谐的审美文化意蕴人文精神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审美观照,是一种人类普遍的自我关怀。中华人文精神之阐发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启的先秦儒家思想。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勇”、“恕”等思想方面,是对人性、人生、人伦、人格等价值体现和审美观照。如果说西方社会有赖于宗教作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那么,中国以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则依赖于道德体系。何新认为:“‘美’是一种从形式上、情感上被升华为一种价值观的社会化的最高理念。”[8]社会文明的洗礼与人文教化,促进了武术由野蛮到文明的社会化进程,促进了武术伦理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界往往通过门规戒约来约束武术技击的滥用、通过武术礼仪促进人际间的和谐相处、通过抑恶扬善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充分体现了武术伦理道德的社会化价值,体现了追求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和合”人文精神。“侠义精神”是“侠者人格精神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武术文化意象,是武术审美文化的精神特质”[9],体现了武术人的一种社会担当、正气弘扬,千百年来已积淀为民间大众的精神纽带和审美心理。张岱年认为:“在雅文化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而在俗文化中,由墨家思想演变而来的‘侠义’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成为民间结社的道德纽带。”[10]武术仁人志士以“铁肩担道义”的“侠义精神”寄予了忠义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仁义之道,折射出崇高的人生境界和人文精神。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尚武精神”足以见证武术人文精神的社会化价值与民族大美思想。

2.3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形神兼备、德艺双馨的审美诉求中国武术与中国书法、绘画同源异流,它们虽然属于不同的艺术形态,但却脱胎于共同的华夏文化母体,因而,具有很多相同的审美文化要素,诚如旷文楠所说:“武术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审美因素,和中华文化的绘画、书法、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有着许多共同的美学内涵。”[11]中国书法、绘画艺术讲究“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武术同样体现“形神兼备”的审美诉求,体现整体性思维的中华文化理念。因而,在武术技艺表达中,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武术动作外在造型美和内在表意美的统一,体现了追求意象化、理想化观念的审美表达。武术套路演练既要在“形”上逼真,更要在“神”上相似。“神”美是一种意境美,是在以“形”美为载体的基础上的内在性超越,是武术技艺最高境界的描述。从武术拳谚中也能体悟到武术形神兼备的艺术魅力。比如,太极拳“运动如抽丝,迈步如猫行”的动作要求;八卦掌“龙形猴相,虎坐鹰翻”的技法要求等都体现了武术追求“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透视出隽永深长的审美韵味。由此,不管是静谧凝神的武术养生还是模拟自然万物的象形武术,武术动作、武术拳谚等总在传达着与此相适宜的生命精神和技击意象,将生命的韵律、形神兼备的东方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武术道德和武术技击是武术发展历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武术技击成就了武术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道德一方面规范、制约了技击的滥用,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武力。武术审美文化透视出对习武之人“德艺双馨”的人格塑造和审美诉求,体现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想人格,符合中国文化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标准。

2.4武术审美文化理论以“审美意象”为核心,探索象外之境的生命精神超越意象思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诚如美学家叶朗所说:“艺术的本体乃是审美意象,中国古典美学以审美意象为核心。”因而,武术审美文化脱离不开武术技艺的审美艺术展示和武术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脱离不开“象”这一逻辑起点,脱离不开“武术审美意象”这一核心范畴。刘勰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最早提出“意象”这个美学范畴,并提出“窥意象而运斤”的美学命题,其思想根源源于《易传》的“立象以尽意”。“象”是“意”的感性显现,“意”寄寓于“象”中;“象”是对审美客体形象的表达,“意”是审美主体对于宇宙万物“道”的理解。运用中国意象思维理论,循着“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的中国艺术创作心理路径,武术审美意象再造体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心路历程,体现了一种主体化了的“天人合一”生命理想寄予。人们循着自然物象之“象”去领悟“象中之意”,进而把武术行为与“象中之意”联系起来形成“武术意象”。武术意境是武术意象的形而上的超越,体现了“道”的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生命精神。通过武术典籍、术语、拳谚、文本、图像,我们可以管窥其中的审美文化意蕴[13]。“武术精神”的人格境界充分说明了“武术意象”的超越性,体现于“仁”、“义”、“信”、“勇”、“礼”等象征武术道德本体的人生意象系统,体现出中华人文精神的本真韵致。“武术审美意象在广义上可分为自然意象、人生意象。在狭义上则可包括物意象、人意象、事意象、侠义精神意象等等。折射出武术审美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和宇宙精神。”[9]由此,中国武术始终秉承对生命精神的不懈求索,追求那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生命意境,体悟“道”之生命本体,彰显生命之美意蕴。

3结论与建议

中国文化论文篇(4)

(一)开创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受华人移民浪潮影响,反映美国华人所受歧视和排斥的抗议书、请愿书等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主要形式,这些文章虽然数量较少、形式较为松散、内容单一、文学性不强,但它的出现既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也为其发展创造了“争取身份认同”的母题[4],因而,这一阶段是华裔美国文学的萌芽和开创阶段。《吃碗茶》《华女阿五》等作品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代表作。

(二)发展阶段20世纪中期至70年代是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虽然也体现出鲜明的族裔性,但较之第一阶段其族裔特色有所弱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的多是华裔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方面的问题,突出了中美文化冲突和碰撞的自传性题材和主题。与开创阶段相比,此阶段的美国华裔作家虽然深受父辈和华裔特殊身份的影响,但他们自幼生长在美国社会环境中,接受的是纯粹的美国教育和文化。这一时期虽然只经历了短暂的20年,但也产生了《父与子》《喜福会》等影响广泛的作品。此外,华裔作家赵建秀通过文学作品努力改变美国人心目中刻板的、被扭曲的中国人形象,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繁荣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女作家汤亭亭发表的《女勇士》为标志,华裔美国文学进入百花齐放的繁荣阶段。与第一代、第二代美国华裔作家相比,这一代美国华裔作家受种族解放运动和华人地位提高的影响,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感得到大幅度提升,他们不仅受父辈影响较少,对“中国”的认识较为模糊,而且完全地融入美国社会,成为地道的美国人。因而,这一时期,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题材和体裁更加丰富多样,作品中主人公的华裔身份逐渐变得模糊,作品的族裔特色继续弱化。这一阶段不仅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华裔作家,而且产生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作品,如任碧莲的《典型美国人》、汤亭亭的《女勇士》与《龙年》、赵建秀的《中国佬》等。

二、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

作为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他们深受美国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使得他们无法像父辈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全面的认识;作为华人后裔,他们在家庭中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父辈或祖辈们对往事的追忆和讲述又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正如著名女作家谭恩美所言:他们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因而他们作品中所展现的文化是中美文化的杂糅。

(一)20世纪80年代之前,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中国文化的在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对华夏儿女的影响极为深远,许多海外华人不仅在生活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而且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不仅对华裔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为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从华裔美国文学的开创到20世纪70年代华裔美国文学的形成,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真实纯粹地存在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华裔对中国的认知不仅体现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而且影响着华裔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和中美关系。如由赵建秀等人编著的TheAiiieeeee!主要收录了一些集中反映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所受的歧视、迫害和反抗的经典文学作品,在这部著作中,编者们认为美国社会实际上是亚裔文化的殖民地,亚裔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来看是殖民主义的文学。赵建秀等人认为,华裔作家应保持传统的中国文化和超然独立的愿望,应着重表现华裔的真实生活和感受,表现华裔摆脱美国主流文化的文化殖民。虽然80年代之前,华裔作家曾就中国文化传统的“真伪”进行过论战,但对中国文化资源的依赖和改造以实现在美国语境中建构文化身份诉求的目的却是相同的。如对中国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文学人物的改写是汤亭亭重要的写作手法,她对中国文化中花木兰形象的改写为华裔女性塑造了女性主义传统;赵建秀对中国文化中关羽形象的再造则为华裔男性梳理出一个英雄主义的传统;在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作品中,中国文化的在场性得到了延续。

中国文化论文篇(5)

语文课程在西化的过程中,不仅弃用古典诗文,而且弃用中国传统的语文学习方式。在课改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过几千年检验的有效学习方式被视作落后的手段。传统的背诵简单地等同于机械学习,诗文的吟诵被认为是难听的歌曲。于是,传统教学中所采用的背诵回课大多被淡化,吟诵则几乎失传。而来自西方的朗读方式在我国只不过约100年的历史,却完全成为当下语文课堂教学中学生与文本交互相遇的主要形式。

2.人文教育:不谙中国传统哲学

现在许多中青年教师,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包括美学)所知甚少,根本就没有达到应有的修养。如此,语文教师自身就缺少了中国人的内核。如何才能培养出有中国人内核的未来一代呢?没有“物我会通”“以物为量”“大制不割”“融情与物”“朝阳初启”等美学常识,如何才能带领学生去体味中国古诗的无穷妙趣?没有“天人合一”“仁爱大义”“以和为贵”等中国哲学常识,如何引导学生去过一种中国化的公共空间生活?

二、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化来说,其文化的发展性价值需要重估

在提到母语教材去中国化的问题时,特别强调“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这些话,提醒我们需要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古典诗文的价值需要重新做出评估与认定。

1.古典诗词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因,是中国化的标识、中国人的内核

卢新宁在《汉语,我为你不平》一文中指出:“古老优雅的汉语是我们五千年文明最美丽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文化标记……千百年来,隽永有致的汉语承载着我们民族独特的思维,我们依靠它倾诉、运用它思想、通过它记载、凭借它穿越五千年历史文化隧道。”[1]做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就必须学好中国古典诗文,从而拥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古典诗文,正是每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根与内核。如果上升到这个层面来认识,我们的语文教材就需要更新观念,大幅度地提升古诗文所占的比例。同时,根据橡实理论我们可以洞悉:如果在一个人童年的敏感期播下古典文化的种子,就会成为他一生的心灵呼唤。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古诗文的教学只能加强,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去弱化甚至删除。

2.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源泉与民族贡献的代表

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要靠硬实力,还要靠软实力。国学大师辜鸿铭就认为,中国靠一味地西化是无法得到西方人的尊敬的。你必须让西方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之处,你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贡献。中国古代的汉语独树一帜,“横平竖直的方块字将我们民族胸中的丘壑山水,化为不尽的纸上烟云。音分四声,律有平仄,构成了汉语诗文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音韵之美。”中国古典诗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更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所在。学好中国古典诗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确立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在大量阅读古典诗文之后,完全被古典汉语的魅力所征服,必然会在学生的心中迸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3.古典诗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立德树人”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

卡尔·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写道:“凡曾读过古典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作品的人,凡通晓数学、研究过《圣经》以及自己祖国的富有想象力的伟大作家的作品的人,都可能进入一个无限灵活而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将赋予他一种不可剥夺的内在价值,将授予他开启其他世界的钥匙。”[2]卡尔·雅斯贝斯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教化的升格,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每一个人的原初世界就是本民族古典文化所营造的亲切而美好的世界。具体到中国的古典诗文,它是中国对下一代进行濡化教育、扣好人生第一个扣子、提升人才质量和生活品位的优质课程资源。钱谷融先生说,教育的根本在于“立”,“正直和真诚是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德”。中国古典文化在这个方面正可以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明晰,中国古典诗文是中国文化实现现代化与“立德树人”教育的基础,是改变现今中国人精神状况(教化普遍降格)的有效手段。

三、语文课程如何有效提升“中国化指数”

语文课程的“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中国语文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走中国式的道路,中国化的指数必须是不断攀升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定位。那么,我们如何有效地提升语文课程的中国化指数呢?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较为系统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确认中国传统教育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当下教育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有效的融合与对接。

1.打通诗文扩容的路径

目前,各种小语教材版本对经典诗文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其所占比例偏小。一百三四十页的语文教材,只有五到八首富含中国文化基因的古诗,难以形成“中国化”人文教育的主流。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大幅提升经典古诗文在小语教材中所占的比例。与此相适应,沿用多年的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教材编写体系也应该做出重大调整。路径之一,借用“新教育”模式,让古诗词顺着时节次第展开。古诗词的补充拓展教材可以像新教育实验成果《二十四节气诵读古诗词》那样,以四季节气的变化为序来编排150首古诗词,让每首诗词和相关的节气一一对应。如此,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就会踏着季节的脚步自然地走进儿童的生活。借此,儿童可以愉快而有感觉地走到“农历的天空”下,从而加深对大自然的敏锐感受。并将中国的节气文化和古典诗性文化融合在一起。路径之二,优选“微格”书库,让古诗文轻巧地走进学生。例如,浙江中国儿童阅读文库《文言文篇》《古诗词篇》《韵语篇》中所选的诗文都短小而经典,可读性强,容易被儿童所接受。另外,像舒婷选编的《影响了我的两百首诗词》,浙江少儿出版社的少儿画谱版《唐诗三百首》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渗透天人合一的哲学

所谓“中国化”,就是要参一参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中国哲学思想的精华,特别是“天人合一”的绿色人文理念。要让我们的学生在学习古代经典的过程中有一种哲学审思的意识,认识到人类应该与大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统一;认识到大自然是人类之父母,人类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界这个大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与万物平等的一部分。具体到语文教学来说,我们就不仅仅是要学习背诵几首经典的古诗文,还要借助于这些诗文来传承中国美学(东方美学)的思想。这是语文课程“中国化”的内在性规定之一。因为越是经典的中国诗文,越是中国美学思想的最佳承载者。中国美学是生命体验和超越的学说。朱良志先生认为:“中国美学的重心就是超越感性,而寻求生命的感悟。”借助于经典的诗词,我们要引领学生去打通自我与世界的界限。“料得青山应似我”,“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水光山色与人亲”,让学生从小就能得到“物我会通”的美学思想的熏陶,舒展诗意的胸襟,进入濠濮间想的境界:人可以与山水相通,与万物相融,人在世界的“大通”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灵的适意。

3.倡导妙化感悟的方式

中国人习惯于以感性直观的方式来体悟人与世界的动态关联。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非常重视让学生自己去阅读、玩索、体悟。以体味为主体特征的感悟型阅读方式是“中国化”的学习方式。悟,就是觉悟、发现了世界的真实,就是唤醒、激发了个人心灵之中原有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语文教育,必须引导学生将文本视作一个有完整生命的“全体”来观赏,实现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相通,并全力,体会精髓底蕴,放飞畅想,虚心涵泳,形成妙悟。也就是说,语文教育要提升中国化的指数,就需要倡导一种妙悟的阅读方式,让每一个学生以积极读者的姿态,深入文本,整体感知,直觉体悟。作为直觉感悟阅读方式的现代式表达就是“感受性阅读”。在语文教育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学生的感受,为他们适时提供宁静的阅读时空,打破心灵的阻滞,用审美的方式学会感悟。

4.恢复传统吟诵的方式

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吟诵,是我国传统读诗词和散文的方法,从先秦开始,通过师生口传心授,代代相继。它是标准的中国式朗诵法,是一种独特而行之有效的鉴赏古典诗文的手段。正因为它与中国古典诗文存在着天然的匹配性,所以唯有用吟诵这种方式才能品得中国古典诗词之真味。也就是说,吟诵是品味中国古典诗词的最中国化、最优化的方式。很可惜的是,一百多年前,吟唱这一最中国化的诵读方式在中国失传了。现在很多语文教师都不会吟诵,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如今,我们的语文课程亟须提升中国化指数,其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我们的语文教师首先需要学会吟诵,可以下载《中国古典诗词吟诵调》系列音频,边听、边仿、边揣摩,跟戴君荣、陈炳筝、刘季高、陈少松、王迪等吟诵名家学地道的中国吟诵。读陈少松的《古诗词文吟诵研究》,系统地学习吟诵的理论与技巧。让吟诵这一宝贵的“中国化”诵读方式在语文教师群体中恢复起来。然后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中,尤其是古诗文教学中,教师要用欣赏的态度来示范吟诵,还要带领学生学习吟诵,更要让学生明白吟诵是中国人的独创,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财富,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传承并发扬光大,从而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5.策划定时诵读的仪式

中国古代的儒家有一整套严格的教育仪式,且十分重视。上学有开蒙的仪式,写文章有开笔的仪式,每天进学堂有拜孔子像的仪式。这些与语文教育一一对应、密切相关的仪式,在今天仍然是具有生命力的。因为有了这些仪式,一切转换都显得极为郑重,学生就会将学习视作非常神圣的事情。参与到中国母语教育中的每一个人,本就该对汉语怀有热爱之心、虔诚之意。让课堂充满一种传统的仪式感,是母语课程中国化的应有之义。要加强母语学习的仪式感,我们主要可以采用两种路径:第一,为所有的第一次语文学习项目举办“开幕式”。我们必须重视儿童语文学习过程中的所有第一次:第一次上课,第一次拿书,第一次读书,第一次写字,第一次晨读,第一次发言等等,都要让它隆重些、神圣些,语文教师需要为这些“第一次”精心策划“开幕式”。第二,为所有的重复性时段举行主题朗读活动。每一天朝阳初启的时候,集体朗诵与清晨或季节相关的儿童诗,在充满诗意的氛围中开始一天的语文学习;中午,老师为学生或学生为全班同学朗读一个有趣的故事;傍晚,在夕阳的余晖中,吟诵一首富有人生哲理的古诗词来结束一天有意义的学习生活。通过固定时段的长线化主题反复,强化一种语文学习的仪式感,在童年里注入更多的中国化色彩。

6.提高诗意表达的频度

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中国语文是诗意语文。汉语,是中国人生命存在与表现的方式。中国化的语文学习,既要对古典诗文进行积累,也要不断尝试着进行诗意的表达。这种诗意的表达,应该成为每个中国人的言语选择与自然习惯。从接触汉语开始,家校就需要携手合作,选择富有诗意的绘本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引导学生进行诗意的表达,写儿童诗。理想的境界,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回到“诗经时代”。诗经时代,是一个诗歌全民化的时代。那是诗歌和普通人贴得最近的时代,很多人频繁地使用诗歌来表达个人情感的时代。这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多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为此,我们需要让学生保持一种强烈的诗歌表达的指向。让诗的表达成为学生们生活的第一反应。我们语文教师的口头禅可以是:“说来听听,这里面有什么诗?”“有什么惊喜地发现?”只要有可能,就要让学生们去想诗、写诗、说诗。

7.丰富融活古典的策略

真正中国化的语文课程,引导学生所积累的经典诗文,应该是活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激活学生所积累的诗文存储,让经典的古诗文和儿童现实生活实现对应回流。我们可以领着学生在大自然中找“诗词”:春天,冰河消融,鸭子在河水中一边自在的游动,一边嘎嘎嘎地叫着,学生们就找到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夏天,树木葱茏,骄阳似火,蝉声鼎沸,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蝉的叫声,学生们从中找到了“居高声自远”。秋天,学生们从火红的枫叶上找到了“霜叶红于二月花”。经常带着学生找古诗,那些经典的古诗就活了,活在学生的心中,活在学生的生活里。激活内存的古典诗文的另一种好的方式就是提升交际和写作中的引用比例。无论是在课堂发言还是课后交际,无论是写作文还是发消息,我们都要鼓励学生适当地运用曾经背诵过的经典诗文,而且是能用则用。经常性的引用,往往能够盘活经典的诗文,让我们的学生用最经典的中国方式来表达。

中国文化论文篇(6)

1.中国文化是工业设计

汲取营养的源泉设计是一个将各种理念,技术,文化糅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自然的共同体的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将我们的文化融入其中,在设计中展现精神文明和文化色彩,增强设计的感染力,给设计作品增添更加浓郁的民族色彩。

2.工业设计是中国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设计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涌现出文化的色彩。北京奥运会的一些建筑设施已经演变成一种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人的经典,我们热爱这些新鲜的文化。鸟巢、水立方、奥运场馆、世博会场馆都展现出一种中国文化同样也是一种中国精神。

3.中国文化与工业设计的相互融合

在中华文化和设计结合的过程中,进行设计之间的融合,交流与思想核心的碰撞,从中转化为一个整体性设计。在创新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文化与设计相互推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设计文化,我们在进行创新设计道德过程中,就要寻找设计和文化的结合点。

二、中国文化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及启示

1.中国文化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的窗户的设计演变成我们现在的时钟上的花纹设计,在这样的结合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形态到结构、色彩都过渡得很自然,这个时钟摆在家里的墙上的时候,会感觉很自然,闲逸。中国的太极文化,太极文化是武当创立的,是黑白两种颜色代表天地万物糅合在一起,浑然天成的感觉。用太极文化来转化为书柜设计,看上出显得家庭的文化气息很重,浓雅。在设计的过程中,文化与创新设计的完美融合。

2.中国文化对于工业设计发展的启示

在对于文化的设计的过程中,也给予了我很多的启示。在设计的文化中要吸取文化的精髓,才能有好的创意设计。在设计中推动文化的发展。在设计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文化与设计相互交融。

中国文化论文篇(7)

二、中国当代绘画对于民族文化中的绘画艺术的借鉴

1.气韵的借鉴

中国传统山水水墨画在创作过程中,最看重的就是要讲求气韵,以达到灵动、形象的艺术效果。中国绘画的哲学思想中,要义之一就是“气韵生动”,它是中国绘画美学中的一大判断标准,而这也正是中西方绘画艺术的最重要的区分标准,是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绘画美学。在中国,“气”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只可意会,难以言表,更不能用教条礼法加以约束。但是,它又有着强大的维系力,支撑着一定的艺术体系和文化体系,并体现这些体系的生命力。中国哲学体系中包括“气”这一思想形态,强调要加强“中国气息”的元素,以传承中国哲学的精髓,并加以演化,从而改变中国绘画创作过程中的唯西方理论体系至上的传统的思维模式。

2.笔墨手法的借鉴

中国自古以来书写工具与绘画工具是同一的,不分彼此,因而也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书画同源”的文化共生现象。这种一体化的、共生的文化特色和风格,使得中华民族在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评价及审美实践中,都是一体,因而也就促使中国绘画家对于美的认知和评价,是从“书画同源”这一文化共生现象出发的。“书画同源”这一文化现象是靠笔来完成的,主要包括了笔力、笔性、笔格等多个角度的分析和评价。中国传统绘画讲究笔、墨、纸、砚的相互配合。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中国绘画家往往会选择具有较好的吸水性能和浸染性能的宣纸作为主要的创作基础,一旦落笔,就不太可能会有大的改动。因而画家在落笔之前,会慎重思考和构思,在熟悉水墨的基础上,精确落笔,最后保证有着较为理想的绘画效果。这些都要求中国绘画家有着一气呵成、胸有成竹的创作底蕴和创作才华,以保证创作的灵性和神韵。当代中国画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绘画家试图以西画技巧改变中国画,把“中国画”改为“彩墨画”,殊不知中国画源远流长,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民族文化的积淀异常丰厚和精深,最为显著的特征即是中国画所独有的笔墨精神。在当代中国画创作的过程中,融入进传统的笔墨创作精髓和技法,能够使绘画创作具有生动的写意性。如戴成有先生的《金陵十二钗》等人物画很注重笔墨技法的应用,先用类似工笔的形式将人物形象勾勒得很精细,然后在其上泼以大片淡墨,人物与背景浑然一体,使画面不仅具有工笔的精细严谨又有写意的豪放,同时给人如梦如幻的历史朦胧感。

3.诗意化的借鉴

中国传统山水画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富有诗意,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说到诗情画意,就会使人联想绘画与文学之间的某种联系。对于这种联系,有一部分学者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认为中国画中的文学现象是中国画的一大弊端,是中国绘画艺术落后的标志。其实,但凡对于西方绘画艺术有深入了解的人,会发现世界各国的绘画艺术都与文艺创作有着诸多的联系,只不过,中西方的绘画艺术与文学联系之间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的绘画艺术与文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人物故事方面,而中国的绘画艺术与文学的联系,则主要体现在诗词歌赋方面,如中国山水画中所蕴含的“诗意”是世界其他绘画艺术所没有的一个重要特色。

三、中国当代绘画对民族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借鉴

1.当代中国画对于触觉、味觉等感知方式的借鉴

西方的审美评判标准是基于视觉、听觉得来的,而中国的审美意识则是建立在触觉和味觉的基础上的,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味觉、触觉为基准的审美意识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结构。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美学艺术,可以发现中国美学中经常出现与“品”、“味”相关的一系列审美学名词,这种不同的审美评判标准,使得中国人鉴赏西方艺术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以中国式的审美理念为基点进行相应的考察和研究,去触摸和品读来自不同国度、民族的艺术创作,自然,中国绘画家在进行绘画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也会立足于中国式的审美标准。

2.中国当代绘画对“三大”美学价值———中和美、自然美、禅宗美的借鉴

中国文化论文篇(8)

二、中国瓷器的发展

中国瓷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融入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几经蜕变,终于在东汉时期烧制成功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东汉瓷器质地细腻,釉彩光滑,胎釉结合紧密,釉下已无石英残留。这种釉在外观方面或在显微镜下,都摆脱了原始瓷的特征,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魏晋时期,浙江越窑最为著名。越窑青瓷质地细腻,做工考究,胎质密度高,吸水率极低,且表面发现有一层蓝色玻璃质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表明中国瓷器生产水平已迈出重要一步。数百年后,在青瓷基础上产生北方白瓷,白瓷与青瓷的区别仅在于二者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制作工艺并无太大差异。但白瓷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影响,标志着中国瓷器开始从单釉瓷向彩瓷的发展。中国瓷器至唐初已基本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唐代以长沙窑的复彩瓷最为知名,长沙窑瓷器在亚非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土,说明唐朝瓷器海外贸易繁荣。其出土文物中不乏有西域风格的肖像和动植物图案以及阿拉伯造型风格的瓷器,由此推断,唐朝时可能出现了针对海外市场而生产的瓷窑。宋代瓷器在继承唐代生产工艺基础上出现大繁荣局面,呈现出“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存于世的繁荣景象。宋瓷已掌握了窑变及两面彩技术,擅长在釉面作“金丝铁线”冰裂纹。景德镇“瓷都”称号便由景德年间为宫廷生产瓷器而得名。宋代瓷器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中国瓷器制作工艺取得突破性进展,“釉里红”和“元青花”相继烧制成功,其中元青花以钴料呈色,在胎胚上绘画,然后施透明釉、经高温烧结,制成白底青花的彩瓷。青花瓷极具中国民族特色,它一经出现,便迅速流传,成为主流产品达数百年之久,显示了极旺盛的生命力。明清两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历史中最繁荣的时期,明代流行“青花瓷”、“影青”,瓷胎细薄,雕刻暗纹,花纹略微带青色,透光可见。清代以彩瓷见著,其中“珐琅瓷”、“粉彩”尤为杰出,此外还有霁红瓷、“天青釉”、霁青瓷、仿五代柴窑瓷等。景德镇是清代著名陶瓷产地,以制作青花瓷、彩釉瓷和粉彩瓷而闻名。中国瓷器在清朝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数千年制瓷经验的积累、优质的制瓷原料、社会稳定、手工业经济繁荣、政府对瓷业的重视,使得中国瓷器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极大刺激了国内外市场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在与西方艺术的交流融合中,学习西方制瓷技术和引进西洋原料,使瓷器作品更加生动和具有表现力;画院追求精工细刻,精益求精,屡有惊人之作。景德镇制瓷工艺在康乾时期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三、中国瓷器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象征。从瓷器纹饰的使用到造型的发展,无不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完美表达。远古时代,人们用绘画和文字记载生活,这些记载日常生活和庆典活动的绘画经过压印在器皿泥胎上形成纹饰,这些纹饰体现了祖先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吉祥如意的祝福。从另一个视角也说明,祖先在装饰瓷器的同时,也融入了个人主观意识,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情感。在表达个人审美取向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审美风格。

(一)幸福和谐、热爱生活

“和”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包括:心态和谐、交往和谐、生活和谐等。其中“五福”又是“和”文化的具体表现:

(1)“福”是对美好生活的基本表达,是一切美好愿望的出发点。瓷器中的百福图、福纹饰等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

(2)“禄”是莘莘学子追求的目标,也是不同阶层希望奋斗达到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的普遍愿望;

(3)“寿”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

(4)“喜”是中国人民在精神层次上的最高追求,与“喜”密切相连的喜鹊图案常在瓷器中出现,生活中人们常把喜鹊与喜事联系在一起,家中摆放喜鹊装饰的瓷器被视为吉祥的象征;

(5)“财”也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物质的努力追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财富是幸福的基础,幸福生活的实现离不开财富的积累,并视积累财富为一种美德。这种价值观至今仍对中国人民产生深远影响。“五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既是劳动人民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表达,同时也是追求和谐生活的终极目标。以“五福”文化为核心的“和谐”文化构成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符号体系。

(二)勤俭节约、刚健自强

瓷器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对民族心理起到重要的暗示作用。中国人在使用瓷器的过程中注重瓷器的德育功能,如在瓷器装饰中选择了大量的孝道题材,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重视伦理道德的文化传统。此外,古代著名神话故事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也作为创作题材大量融入瓷器制作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理想、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刚健、奋发、自强、进取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5000年历史仍保持旺盛生命力之核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瓷器完美诠释了民族精神在文化传播中的道器转化。同时瓷器本身也向世人传递了朴质、永生的简约理念,使人们在使用瓷器的过程中养成勤俭节约的优秀品格。

(三)团结求精,敢闯创新

同心协力、团结互助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瓷器制作中也包含着“一杯众力,方克成器”的陶瓷精神,“千里挑一,一瓷万价”是制瓷人对陶瓷作品精益求精的永恒追求,“白瓷如玉,一鸣天下”是制瓷匠人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豪迈表达。制瓷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制瓷匠人的创新思维。从制瓷技艺上看,宋代首创“影青瓷”,元代创制“青花”、“釉里红”,明清两代先后创烧彩瓷、“甜白”、“郎窑红”、“美人醉”等名瓷,民国“珠山八友”首创用中国画技巧装饰陶瓷等,这些技法的运用在对传统工艺继承的同时也展示了劳动人民不竭的创新活力。

(四)兼容开放,海纳百川

中国瓷业繁荣发达,历经千年不衰,秘诀在于兼容开放、海纳百川。虽然历史上受封建体制影响,瓷器制作易拘泥于传统,但改革创新的思想无处不在,先人以“不筑有形之城墙,亦不筑心中之围墙”做祖训来训导后人,如景德镇制瓷艺人拜东晋来此隐居的赵慨为师,使其制瓷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南宋时因战争逃亡至景德镇的大批北方难民,后来融入到陶瓷生产中成为制瓷艺人,有效补充了劳动力资源,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元代青花瓷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引进波斯产的青花釉原料;清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借鉴西洋画技,引进西洋色料,把瓷器制作技艺推向顶峰,在世界为中国赢得“瓷都”美誉。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已“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拓展了广阔的海外市场。“陶舍重重依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形容了当时壮观的瓷器贸易景象。

(五)义美忠孝,亲仁柔韧

“碎石成泥,泥做火烧”凸显了制瓷祖先的忍性;“欲成大器,执著千年”凸显了瓷器的耐性。瓷器承载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憧憬与祝福。以龙凤呈祥为素材,体现了对吉祥如意生活的期盼;以岁寒四友为题材,展现了人们对品格高洁人士的景仰与赞美;以观音、菩萨等为题材,直观表达了博爱众生的思想,以关羽为题材,表达了对忠、孝、仁、义思想的赞颂。瓷器的装饰是民族文化思想的直观反映,主要表现的是义美忠孝、亲仁柔韧、奋发进取等民族精神。瓷器装饰中,常可以见到“年年有余”、“福在眼前”、“节节高升”、“松鹤延年”等吉祥图案与文字。这种朴素的情感表达,让使用者仿佛感受到了制作者的真诚祝福,在艺术表达上体现了间接性与直接性的互容。

中国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茶文化;跨文化传播;儒释道精神;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55-03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仅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内容。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吹响了关注、研究与拓展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文化开始渗透到宫廷和社会,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茶的丰富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始于神农,兴盛于宋,盛行于明清,传承至今,并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而延续下去。中国与韩国很早就有了友好交往,茶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也传播到韩国,茶文化也随之在韩国盛行。

一、茶文化以及茶文化所代表的精神内涵

茶文化由茶“物质”和茶“精神”两个方面构成。茶文化不仅包含了与茶相关的生产劳动,比如种茶、采茶、炒茶等,也包括与茶相关的艺术创造、观念意识和习俗方式等。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茶的‘精神财富’部分”。[1]

(一)丰富多彩的茶物质产品

从茶作为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直观的角度了解到丰富多彩的茶叶种类和别具特色的精美茶具,较为隐型的是各种茶类独特的种植方法、采摘手段及饮用方法。中国的茶种类繁多,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茶具种类庞杂,涵盖了许多方面,包含采茶工具、蒸茶工具、干燥工具、冲饮工具等。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采摘手段与配制方法。茶文化在中国完全上升到了“艺”与“道”的层面。

(二)茶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中国茶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标志之一,在精神方面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由茶艺引申出来的茶道,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的“德”为中心,注重人的思想、品德和修养。茶文化就其精神内涵来看,既包含儒家的内省、尊敬、伦理、凝聚,又包含佛家的宁静致远、空灵、禅学,同时又包含道家的自然、养生与清静无为。冲泡茶的过程,能够舒缓人的心情,在品茗的审美意境当中消除人的烦恼,反省自身,达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让人体会到茶中的“道”的精神。

(三)体现中国文化的茶艺、茶礼

中国的茶艺通过表演茶艺的器具和茶艺表演过程本身体现出来,茶艺在演变和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道”,达到一种空灵的、超脱凡俗的美学意境。茶艺和茶礼当中敬让宾客的行为体现了儒家的谦让、尊重、伦理与和谐统一的特点。在茶的冲泡和品尝的过程当中,表现了佛家“悟”的精神,并延伸出“茶禅一道”的哲理。在茶的炒制和种植过程中,体现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内涵。在茶艺的欣赏过程当中,人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反省,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谐自然的处世哲学。

二、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2]

中国很早就向东亚各国传播文化,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而“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其主干,朝鲜、韩国、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线,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3]韩国,位于亚州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与韩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在远古时期就与韩国有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茶文化,也在中国与韩国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并形成了独具韩国特色的茶文化。

“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4]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进行跨文化传播,韩国在本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对茶文化进行了理性的选择与解读,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茶文化。这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更有助于双方文化的传播和进步,在文化传播的进程当中,茶文化更加广泛的流传开来。

茶文化在韩国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在韩国兴德王三年,即唐文宗太和二年,韩国就已经从中国引进了茶种,并开始种茶、饮茶。韩国的茶文化就此萌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此,中国与韩国便把炎帝神农氏称为“茶圣”。韩国接受中国茶文化并进行本土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孕育茶文化的三国时期,饮茶之风盛行的高丽时代,茶文化衰微与复兴的朝鲜时代,韩国茶文化在日治时期、南北韩时代的自主与发展时代。在三国时代,朝鲜半岛分为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进行茶叶贸易,僧侣和贵族也开始产生饮茶这一习俗,茶道思想开始孕育,茶文化在韩国诞生。在高丽时代,由于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各地开始设置茶所,以便征收茶叶,茶园、茶艺以及青瓷等文化有了极大发展。高丽的青瓷艺术继承宋朝越州秘色窑的生产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了“象嵌青瓷”的独特艺术;高丽时代的茶礼也比较完备,在宫廷之别设有茶房,用来专门管理宫中茶汤和药汤的供应,并设有行炉军士和茶担军士,行炉军士带着香炉、茶风炉、提炉等,茶担军士则担着皇上御用的茶。不仅如此,在高丽的春之燃灯和冬之关会这两大传统祝祭活动之中,都会举行以茶为主的茶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朝鲜时代时期,佛教影响力日益衰弱,茶也被当做是丧志的东西而被丢弃,茶园也因缺乏管理而逐渐荒芜,茶文化也随之衰落。后来,茶文化在草衣禅师和丁若镛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再次蓬勃发展。1910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后,由于日本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和文化上的强制入侵,韩国茶文化受到日本茶文化的极大压制,日本式的茶室遍布韩国。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日本茶道作为生活化应用的形式基本消失,日本式的茶室也改为韩国式,但日本茶文化还是在韩国产生了影响。如今,韩国现代茶文化与茶道效仿古礼,寻求高丽时代的茶文化习惯。

现在,韩国定型茶礼的基本精神内涵为“和、敬、俭、真”,传承了中国茶文化的价值观念,并继承了儒释道的基本精神。“和”代表着和谐自然,主张人与人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体现了儒家“仁”的观点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敬”不仅代表着尊敬他人,更代表着敬天地与鬼神,融合了儒家伦理观念。“俭”,即俭朴廉政,倡导节约,体现道家和佛教思想。“真”即人的本心,为人正直善良,做事不违本心,待人真情实意注重内省,体现了佛教“悟”的思想和儒家自省的观点。可以说,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与道家、佛教相融合的中国精神。

三、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是跨文化传播的重大事件;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川流不息的遣唐使,堪称人类历史中跨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距今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跨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拉开了人类走上世界往舞台的序幕。将视线转移到西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伟大的探险家迪亚士、达・伽玛、哥伦布等人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时代,伴随而来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交往,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的群体、种族、民族不仅进行了器物和技术的交流,也进行了思想与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器物与技术往往是看得见的,易被人感知的文化因素,而器物与技术之下隐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

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不仅给韩国传授了茶礼、茶具以及关于茶的种植、培养的各种知识,也传播了茶文化所蕴含的儒释道的精神和观点,并由此对韩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政治领域来说,茶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接待外宾、进行政治对话的必备之物,敬茶和请人饮茶不仅成为向他人传递友好、表达友谊、促进谈话顺利进行的礼仪,而且也成为政治上与他人斡旋的一种手段。从经济领域来说,茶文化盛行必然带动茶叶产销量的增加以及与茶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从文化方面来说,茶文化给人带来思想的宁静,陶冶人的身心,促进精神世界的构建。不仅如此,茶文化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相关诗文层出不穷,为作家带来新的灵感。从饮食与健康角度来讲,茶具有保健的功能,饮茶能止渴生津、明目健脑、消食祛毒、清喉去痰,还有防癌抗癌的作用。茶文化的传播促进韩国整体风貌的改进,促进整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提升。

四、结语

“哪儿有人类交往哪儿就有交流,交流是人们生存与社交以及保护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5]在历史当中,中国和韩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但就茶文化来说,中国对韩国进行的是单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绵延不断地传播过程当中,中国将茶礼、茶具等知识传播到韩国,韩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性的改造,使韩国民众适应和接受中国茶文化,并产生了适合韩国自身的茶文化。韩国虽然改变了中国茶文化当中的一些礼仪习俗,但深深植根于中国茶文化当中的儒释道的中国民族思想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人的茶文化及韩国人的思想精神,从而对韩国产生了物质和精神多层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檀亚芳,刘学芬.茶文化与茶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周宏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中国文化论文篇(10)

汉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成语又是汉语中的精华,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成语蕴含着宝贵的文化财富,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辉煌,了解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传统中华美德等众多方面。

一、成语中展示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1.成语与农业生产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黄河、长江哺育了我们肥沃的家园,农业生产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农业成为国家赋税的基本承担者。有许多成语对古代先民农业生产生活进行了描写。“田连阡陌”,谓田地广袤,接连不断。“精耕细作”谓精心细致的耕作。“寒耕热耘”寒冷时耕种,炎热时除草。形容农事艰辛。《管子·臣乘马》:“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热耘,力归于上。”这些成语都体现了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历代封建帝王都提倡“重农抑末”,把农业看作是国固邦宁的根底,成就霸业的基础。

农业生产者也逐渐养成一种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例如,“躬耕乐道”是指亲自耕种,乐守圣贤之道。《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胡]昭乃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警世恒言》卷一七:“隐于田里,躬耕乐道,教育二子。”

还有一些成语字面上描写农业生活,现在经常使用它们的比喻义。例如,“蹊田夺牛”(牵牛的让牛踩了田地,因此,被人把牛夺走。比喻惩罚过重),“解甲归田”(军人退伍回乡务农,现泛指离职回家),“拔苗助长”等等。

2.成语与建筑

中国的古代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宫殿,陵墓,寺庙和园林四大类型中,成语表现了它们的某些艺术特点。例如,“堂皇富丽”(宏伟美丽,气势盛大),多形容建筑物,特别是宫殿的宏伟华丽。又如,“雕梁画栋”亦作“画梁雕栋”,谓彩画装饰的梁栋。形容建筑物的美丽华贵。元·郑廷玉《看钱奴》三折:“这的是雕梁画栋圣祠堂。”元·王子一《误入桃源》二折:“光闪闪贝阙珠宫,齐臻臻碧瓦朱甍,宽绰绰罗帏绣栊,郁巍巍画梁雕栋。”《西游记》第十七回:“入门里,往前又进,到于三层门里,都是些画栋雕梁,明窗彩户。”《醒世恒言》卷二九:“中间显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画栋雕梁。”

中国古代的建筑强调群体的宏伟,如果是“独门独院”,则显出一家独住,而与四邻不相通,和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相违背。另外,建筑物形成群体结构时,屋与屋之间有很多“空”,亭池草木点缀其中,显出主次之分,虚实相间的效果,特别是楼台亭阁,总是以其“空”面向外界,达到和自然的交流,身在“琼台玉宇”(指华丽精美的建筑物。常用以形容仙家楼台或月中宫殿),使人如置仙境。

建筑结构中的一些各称也经常用在成语中比喻人或事情。例如,“栋梁之才”(比喻能担负重任的人才。)“栋折榱崩”(栋,房屋的正梁,榱:椽子。正梁断裂,椽子倒塌。比喻倾覆。)“抚梁易柱”,传说中商纣王能手托屋梁,抽换房柱。形容力大无穷。)还有“添砖加瓦”,“偷梁换柱”,“铜墙铁壁”等等。

3.成语与服饰

从与服饰有关的成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的衣着主要的是体现个人的身份或地位,这里主要介绍几个。例如,“高冠博带”,亦作“峨冠博带”。指带着高大的帽子,系着宽阔的衣带。形容儒生的装束,或指穿着礼服。《墨子·公孟》:“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元·关汉卿《谢天香》一折:“恰才耆卿说道好觑谢氏,必定是峨冠博带一个名师大夫,你与老夫说咱。”《三国演义》三七回:“忽人报:‘门外一先生,峨冠博带,道貌非常,特来相探。’”

形容帝王官僚阶层的有“黄袍加身”(以天子黄袍加载身上,即用为天子之意。)“凤冠霞帔”,“衣紫腰金”(衣紫,穿紫袍,紫袍为古代官服。腰金,腰间佩戴金印。指做大官。元·关汉卿《蝴蝶梦》二折:“陈母教子,衣紫腰金”。明·无名氏《精忠记·说偈》:“感吾皇,博得个衣紫腰金,朝野为卿相,方显男儿自强。”)

二、成语折射出的中国古代精神文化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包含了教育制度,宗教文化,政治制度,古代哲学,传统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本文主要分析成语体现出来的古代教育思想和中华传统美德。

1.成语与古代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流传下来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成为优秀的教育遗产,至今仍具有不朽的魅力。

中国古代教育家意识到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视个人自身道德修养的教育。古代的教育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在教授知识技能之外,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提升,比如从以下这几个成语中,我们可以感受中华民族对气节、操守、和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立身行道”(谓修养自身,奉行道义。南朝梁·萧统《与晋安王纲令》:“明公儒学稽古,醇厚笃诚,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克己奉公”(严格要求自己,一心为公。《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改过迁善”(认识并改正过错,诚心向善。)……这些成语在漫长的中国历代教育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古代教育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出现了一系列独特的、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手段,这些优秀的教育理论,好多都浓缩为成语,脍炙人口:

公认的最优秀的传统教育方法之一就是“因材施教”(依照受教育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程遗书》卷一九:“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入者。”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不仅“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循循善诱”的教学思想得到广泛认可,教育家孔子还总结出了一些教学规律,比如“温故知新”就指出学习本身就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只有反复实践才能对所学知识牢固掌握,“循序渐渐”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而不能“一曝十寒”。这些先进的教育方法,蕴藏着深刻的教育辩证法,成为教育宝库中的珍品。.

2.成语与中华传统美德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以“善”为核心,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道德,有自我的约束和完善。中华民族有许多传统美德至今为人们继承和发扬,在成语中我们能充分体会这一点。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核心,仁的核心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从家族内部把这种爱延伸到社会,就成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对国家也要有担当,甚至危机时刻可以“为民请命”,“杀身成仁”。

现代社会人们交往的诚信原则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待人做事都要“诚心诚意”,“言而有信”,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从古至今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如果是“背信弃义”必然会到严厉的道德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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