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心理学论文汇总十篇
道德心理学论文篇（1）
不道德行为者的心理因素，本文简称之为负道德心理。为了解大学生中的道德心理情况，笔者在某高校随机抽取了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122名在校大学生，对他们进行了一次道德问题问卷调查，其中一题涉及负道德心理，即“你认为不讲道德的人之所以不讲道德，是因为他——”，要求答题者在四项选择中按你认为的重要程度，依次选择。结果统计如下：
1.无知心理：“不知道什么是道德”。有56人将其列为第一项，占参加调查人数的46%。如果分年级统计，那么大一26人中有16人首选该项，占61.5%；大二28人中有13人首选该项，占46.4%；大三40人中17人首选该项，占42.5%；大四28人中只有10人首选该项，占35.7%。分年级统计结果表明，对道德的无知心理，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呈逐步递减趋势。
2.从众心理：“大家都这么做了，所以我也这么做”。有44人首选该项，占参加调查人数的36%。分年级统计中，大一的新生似乎更不愿意在不讲道德的问题上盲从，他们中只有5人首选该项，占19.2%；而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中分别有50%、35.7%和35.7%的人更愿意在不讲道德的问题上“随大流”，没有自己的主见。
3.侥幸心理：“做不道德的事不会受到惩罚”。有16人首选该项，占参加调查人数的13%。相比之下，大三、大四的高年级学生似乎在侥幸心理上更有成功的心理，有17.5%和17.8%的人首选该项；而大一、大二的学生或许没有尝试过向道德挑战的滋味，仅11.5%、3.6%的人有过类似的体验。
4.反叛心理：“对社会和周围的人有反叛心理”。反叛心理中应包含过去我们常说的“逆反心理”。逆反心理常常是莫名的，而反叛心理却通常是有原因的。大学生们不太愿意选择该项，只有6个人首选该项，仅占5%，这说明随着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增长，学生的心理开始成熟，相对于生理上处于逆反时期的中学生而言较为理智，处事多了几分思考，少了几分冲动。
以上分析仅代表了一个小小的侧面，但这些数据可以高校的素质教育和心理教育提供一些参考。
二、负道德心理分析
一个正常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心理因素的支配，哪怕“言不由衷”、“身不由己”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因此，做非道德的事，必然有其心理基础。由上述对大学生负道德心理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对这些负道德心理作一简要的分析。
1.无知心理主要是道德教育问题
道德作为人的基本理性，并非与生俱来。道德同人类其他的知识有相同的一面，都需要通过教育或其他渠道进行传授；又有不同的一面，即道德不仅要求每个人都知道，而且要求每个人都将道德作为自己发展自内心的理念，认识到作为社会上的人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不行，哪怕这样做眼前可能要吃亏受损。道德教育往往需要贯穿人的一生，从稍一懂事的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以至社会教育。道德教育环境需要使社会成员如同置身于按摩式浴缸里，不断流动的水从四面八方溢出随时按摩着你的全身，道德教育需要这样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我国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传统的国家，每个小学生都能讲出类似“孔融让梨”的动人故事。但目前道德教育尚存在很多“盲区”，道德知识传授不足是道德滑坡的因素之一。就大学生来说，小到城里来的独生子女不懂得谦让，农村来的孩子不太讲卫生；大到竞争的需要往往使得道德尴尬地退居二线，科学的发展又出现一些新的道德问题等等。大学生对于道德的无知心理，不仅说明了大学前道德教育的欠缺，也说明了大学期间道德教育的艰巨。道德教育“盲区”的存在，使得学生成长各阶段的道德教育面临着诸多的新课题，值得引起道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2.从众心理主要是道德管理问题
制度经济学中有一条重要原理，当个人改变行为不能扭转局势时，人们会选择最终不利于自己的制度。大学生就餐秩序混乱是高校中一个较普遍的现象，下课铃一响，学生们蜂涌而出，直奔饭厅，人人争先恐后寸步不让见缝就钻，结果售饭窗前一片混乱。这时如果某人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礼貌谦让、排队等待，他在仍是一团混乱的食堂里反倒成了傻瓜。最后他只好和其他人一样，冲向那乱成一团的窗口。这就是道德从众心理的典型表现。类似的情况在今日的社会中数不胜数。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学校领导和有关职能管理部门真正承担起管理者的责任，身体力行，令行禁止，不让第一个“闯红灯”的人坦然而去，可能就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君子可欺以其方”，道德风气建造难，崩塌易，少数人钻空子得了利，可诱使更多的人学他们的样，道德风尚很快会垮下去。
3.侥幸心理主要是道德成本问题
道德成本是对道德行为或非道德行为可能招致的后果的经济学阐述。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正层面含义，即遵守道德的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的代价；二是负层面含义，即违反道德的人可能要为自己的行为受到的惩罚。学生考试作弊现象是大学中又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在大学里及成人教育的考试中作弊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些作弊者未被发现，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而获得了他不该获得的成绩或利益。也就是说，这些违反了道德的人，没有为他的非道德行为付出应付的成本，引得后来人的仿效。制假售假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首先还是打击不力，罚他一千，他能再赚一万、十万，制假者付出的非道德成本太低。道德成本是道德环境建设中的一把尺度，如果道德成本很高，就可能使道德行为人望而却步，如在拥成一团的饭厅里讲道德，付出的成本就可能使自己吃不上热饭，或花费更多的时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在鼓励与之相悖的行为。反过来说，如果负道德成本过低，那可能使非道德行为人有恃无恐，使非道德行为难以约束和控制。
4.反叛心理主要是道德示范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中确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故意将社会中的某些道德规范加以违反、嘲弄和奚落，将违反道德的意识和举动故意做得很张扬，以引人注目；有些人对符合道德的现象故意加以嘲弄和羞辱，以表明自己向道德的挑战。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对道德的羞辱，更多是来自小人物，他们无权无势总是吃亏；来自青年，他们无所顾忌血气方刚。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不公正往往是引发不道德甚至故意反道德行为的原因：你不守规则大发不义之财，你利用手中职权获取各种特权，还有什么资格侈谈道德，甚至谴责我们的不道德行为呢？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一项是有关职业便利条件者收受“红包”问题的，结果122名大学生中有120名表示今后当有可能时将在不同情况下收受红包，而且越是高年级学生越表现得肆无忌惮，原因是高年级学生已经接触实践，他们看到了某些人为他们在这些方面作出了示范。因此，我们在道德建设中必须强调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道德示范作用，在高校必须强调教师和管理者的道德示范作用。从整个社会层面上看，道德的“从上做起”比“从我做起”更具价值，从世界各国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看，也只有“从上做起”，才能真正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迅速改变和提高。在高校，老师的示范作用更是不可低估，“为人师表”、“身教重于言教”比喋喋不休的说教更有说服力。
总之，在道德教育、道德管理、道德成本和道德示范中，道德教育属于理论教育，道德管理属于强制教育，道德成本属于实践教育，道德示范属于案例教育。四种教育相互关联，贯穿于学生的整个成长过程。来自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所有正反面教育，以及学生自身的道德修养，将决定学生的道德水平。
三、道德建设要做到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个体和社会的统一
从上述对四种负道德心理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非道德行为的产生是有其很深的社会、环境、心理根源的（按照现代基因学说，道德行为还有相当份量的生理因素，本文不对此进行讨论）。针对这些心理状况，我们在大学生道德建设中应把教育和管理、自律和他律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通过健全的规章制度、持之以恒的严格管理，使具有外在强制性特征的道德他律性，逐渐转化为具有内在约束性特征的道德自律性，推动大学生以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
道德心理学论文篇（2）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将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随着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竞争压力增大，大学生发展与成长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越来越多，致使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以前更加显著和突出。近年来，大量的研究和调查表明，当前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2005年，华南师范大学郑希付等人采用自编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在全国范围内对随机抽取的在校5000名本科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大学生心理素质整体状况只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1］。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在每年新生入学时都要进行人格问卷调查，然后把学生分成A、B、C三类，没有问题的同学归到C类，问题不大的同学归到B类，问题比较突出的同学则归到A类。许多学校的调查结果都表明，A、B两类学生大概占全部新生的15％以上。黑龙江省一所高校统计，该校目前每周前往心理健康中心咨询的学生有二、三十人。每年前往学校心理健康中心咨询的学生中，来自高年级的学生占一半左右［2］。这些情况表明，大学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实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势在必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对传统的德育内容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对新世纪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做出了重要部署。可以说，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紧迫要求。《意见》中明确要求：“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有何关系，如何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以提升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索。
一、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
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与心理健康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思想道德教育离不开心理健康教育，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它们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可以各司其责，各得其所，并能相互借鉴与提高，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应，更似鸟之双翼，不能缺一，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心理品质是思想道德发展的基础
从发展层次上讲，人的发展可以分为生理水平﹑心理水平和社会水平的发展。生理水平是个体的自然生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一种先天遗传的素质；各种心理品质发展属于心理发展水平，是先天遗传﹑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思想道德﹑知识等是在个体的心理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属于社会水平的发展，主要是教育和后天环境影响的产物。大学生各方面的社会性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品质，必须以他们心理品质的健康发展为基础和前提，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有效的提升。如果脱离他们的实际需要﹑动机﹑兴趣﹑态度等个性心理品质的参与，把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的发展过程简单地看作是一个认识过程，一个道德知识和观念的获得过程，那么，大学生的思想品德等素质的发展必将只是纸上谈兵。思想道德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个体和外部世界的和谐关系。如果单纯地强调个体与外部世界的道德规范的教育和塑造，而忽视基础性的心理品质的培养，那么个体的思想道德发展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本之木。
（二）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随着经济的发展，影响大学生生活和思想的因素越来越多，因此，大学生思想、道德、心理等方面难免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此，作为教育者，我们一方面要关心学生的生活，为学生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又要了解学生的心理、思想状况，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压力，放下思想包袱，正确面对生活的挑战，由此心理健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3]。只有健康的心理才能产生健康的思想，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大学生日常的思想道德教育之中，使他们在面对人生磨难或机会时能作出适当、适度的反应。
二、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与表现
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正如布莱克所强调的，“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为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等，大学生出现了一系列的价值失落感，思想道德滑坡以及行为失衡等问题，大学生德育的适应性与实效性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必须冷静地思考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德育的目标内容脱离大学生实际，忽视大学生心理品质的培养
道德规范是一定社会中各种现实关系的具体反映。德育目标必然要密切联系个体周围的社会生活，才能使个体获得对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识，协调并规范自身的行为。但是，长期以来，传统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却习惯把系统的道德概念与体系传授给学生，用抽象化的道德教条来要求学生，用单一标准的道德规则来评价学生的行为。课堂中的道德标准知识与现实的社会情景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常常使学生在现实的道德行为中感到迷惑而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思想道德教育一般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四项基本内容。虽然历次国家有关德育的文件中一再强调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目前我国的思想道德教育仍存在以下情况：特别重视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对道德教育重视不够，基本没有心理健康教育［4］。部分学校认为只要加强单纯的思想道德教育就可以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甚至个别学校为了应付检查、评比和达标，不惜弄虚作假，开展一些所谓的心理健康活动，形式主义严重。社会的急剧变革，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都使大学生的心理品质面临严峻的挑战。近几年来，因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而引发的恶性事件如马加爵事件﹑浙江金华事件等都证实了在思想道德教育中不能忽视大学生的心理品质的培养。（二）德育过分注重灌输与塑造，忽视大学生的主体参与和心理体验
道德的本质在于其实践性。大学生道德成熟的标准不在于其道德知识与观念的多少，而在于其能否对道德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推理，能否形成自己的道德原则。现代德育注重个体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参与，从而将道德观念与个体自身已有的道德原则进行比较，接受合理的道德观念，放弃不合理的道德观念，并从中获得一种切身的心理体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德育的实效性。然而，当前我国学校的德育却过分强调灌输和塑造，其深层的理论根据在
于：一是客体论，即将大学生单纯地看作消极被动的客体，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只要接受教育者的塑造就可以了；二是灌输论，即认为道德的本质是知识，道德的知识和观念只要灌输到受教育者的头脑中，受教育者就会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个体的知识越多，成绩越高，其道德也就越好。这种德育的方式与方法把德育的内容课程化﹑知识化，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参与和心理体验。其结果常常使学生产生两种倾向：一是所学的道德知识在现实环境中行不通，使学生把社会复杂化，从而产生畏惧心理，焦虑程度高，易产生社会适应不良问题；二是大学生缺乏心理体验，无法形成道德意志力，常抵挡不住诱惑，反而把一些违道德的行为当作时髦而接受，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三）德育途径单一，忽视心理健康教育等其他有效途径
长期以来，学校德育课堂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德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对这一途径的过分强调直接导致了德育途径的单一化。一方面，德育课程中，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活动，都是在特定氛围下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提炼的环境，缺乏与社会实际生活的互动，从而导致大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严重脱节，使他们感到德育课程空泛。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思想政治，把大学生的一切问题都看作是德育问题，不能科学﹑客观地正确对待大学生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将心理疾病视为道德品质恶劣或思想观念错误，在不科学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用德育的观点﹑方法去解决心理问题，而忽视了心理健康教育等其他途径的重要作用，其结果必然收效甚微，这样既加重了德育课程的任务，又降低了有针对性地解决心理问题的实效性。
三、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时期内，在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注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与心理品质的协调发展
在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也就是要求我们要立足大学生的实际，立足现实，立足民族传统，注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与心理品质的协调发展。从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的实际出发，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创设适应社会实际的心理德育目标。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大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的变化，研究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发展的关键问题。立足现实，也就是要将传统的民族文化中的优良元素进行现代诠释，继承优良的民族传统美德，同时对一些不适应现实和当代的道德原则进行修正，提倡积极的人生价值观，提高人的社会适应能力。立足民族，也就是要加强爱国主义的情感教育，使大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明确当前中华民族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另外，在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的建设中必须同时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在宏观层面上，促进大学生的生理水平和心理水平与社会水平的协调﹑健康和全面发展；在微观层面上，促进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与心理品质的协调发展。
（二）突出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作用，在思想道德建设中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品质教育一直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更要求我们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切实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中，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乘数效应”，它对学校其他诸教育起着“酵母式”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基础与中介作用，操作和动力作用，激励和增效作用。在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中，要突出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把大学生的所有问题简单地看成是思想观念和政治觉悟问题，忽视大学生的心理素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反对一切问题德育化的倾向。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思想道德问题越来越复杂。在思想道德建设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并正确对待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的关系，要在正确区分问题性质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效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既要防止心理问题德育化的倾向，同时也要紧扣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开辟新领域，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加速发展。
（三）加强家庭﹑社会和学校的联合，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思想道德教育的根本不在于教给大学生一套道德知识体系，然后按此行动，而在于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使学生能在不同的环境中依据自身的道德原则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思想道德是通过实践和锻炼获得的。我国古代就十分强调以“躬行实践”﹑“德行合一”的方法来培养人。思想道德的实践性要求德育工作者结合大学生实际的心理年龄特点，把德育的要求在活动中转化为大学生的实践，摒弃那种理论和成人的说教。同时在德育的过程中强调大学生的主体参与观念，突出全员参与和全程参与，突出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尤其加强大学生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让他们深入其中，获得真实的道德心理体验，培养富有创造性的道德主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强社会教育、学校德育和家庭教育的合力，多方面促进大学生的角色体验和道德实践，保证他们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的一致性，从而真正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郑希付,罗品超大学生心理素质现状调查［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2):67-72
［2］徐宜军,刘秀昊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忽视［J］发展,2002(8)49
道德心理学论文篇（3）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继续教育专项课题“医药卫生学校‘仁道’师德养成实践研究”（2012-JJ-007）。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2-0021-02
道德生成论，即道德是怎样生成的？它是关于道德主体自身德性以及外在道德规范如何形成的理论。是学术界一直讨论和研究的话题。但至今为止几乎没有论著对此作专门论述，有相关讨论也只是散见于各种作品之中。本文主要就道德主体自身德性形成理论的研究作综述。
一、道德生成的决定因素
古人探讨过人性孰善孰恶的问题，善恶本身就属于道德的研究范围。所以对道德生成的研究，可追溯到对“人性”的争论上。中国历史上有“人性本善”说。从道德角度上，学术界把这一观点称为内求论。它主要以儒家为代表，如孔子、孟子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善良的，道德的形成主要依靠人的内心修养，人们只要保持赤子之心，就能修成善良之心，即存心养性。在西方，与“内求论”相类似的有遗传决定论、自然成熟论、预成论等，他们认为“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代表人物有：霍尔、弗洛伊德、马斯洛等。
另一个观点是“外铄论”，即强调外部环境和后天学习教化形成道德。主要代表是墨家。荀子作为“性恶论”的代表人物也是外烁论的主要代表。在西方，与“外烁论”相类似的有“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等，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哲学家洛克以及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等，他们认为人的心灵犹如白板，本身没有内容，可以任人涂抹，道德的形成也主要靠外在的强化或惩罚手段来加以塑造、控制、矫正。
二、道德生成的影响因素
王海明教授详细分析了道德与经济、政治、科学教育的关系。从而提示出经济、政治、科学教育对道德的影响。学术界也有大量作品分析了学校、家庭、社会等对道德生成的影响。
韦勇的《韦伯经济伦理的道德生成机制及启示》一文指出，韦伯认为只有拥有道德信仰，才能从内心深处唤醒人们的良知，在经济行为中，才能自觉地遵守道德。同时指出经济基础、事业基础、心理基础、信仰基础四个统一，促使人们愿意遵守道德。
包德敏，何晓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道德生成浅析》分析了市场经济对青年道德生成的影响。指出：青年道德在大事件中得到体现和弘扬；在反思中得以提高和升华；经济发展是道德素质发展的基础；文化育人是道德素质提升的关键和支撑。
暴占光的《大学生网络生活中道德理性判断与生成策略》一文，分析了网络对道德生成的影响。要求：加强主流价值引领，培养学生道德评价和道德认知能力；实施校园文化推动，提高学生道德自律和道德意志水平；推进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化，增强学生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意识；树立先进典型示范，优化学生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方乐莺的《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机制研究》指出：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理解是道德理解的基础；基于信息的接受是道德认同的过程；信息再次传播是道德实践的社会表现方式；社会责任意识生成是道德生成的最终价值。
白元凤的《关于道德环境与道德主体性生成之关系的思考》一文指出，道德主体性的产生和不断提升是道德环境的必然要求。道德环境是道德主体性生成的认知基础。
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道德人格的真正形成是对人内在心性的提升，是人性与社会的有机协调和统一，是个体幸福和社会良序的和谐。同时，德育的方法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政治化、权威化的强化灌输方式，应走向人的内心和情感。
彭根来，靳红的《论未成年人道德生成和发展的几个要求》指出，未成年人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有人性化、规范化、阶段性、主体性等四个方面的规律和要求，所以，人性化发展要求承认其个性与差异性；规范性发展要求确认其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阶段性发展要求确认其道德发展的相对性；主体性发展要求确认其道德发展的主动权。从中可以看出，道德的生成受道德自身特点及道德生成规律的影响。
三、道德生成的路径
孟子从“人性本善”为起点，提出了人内心先天具有“仁义礼智”四“善端”，如果人们不断地进行反思，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善端，并在实践中不断躬行就能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
英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彼得斯提出了个体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自我中心阶段；规则遵从阶段；自律实现阶段。
皮亚杰作为伟大的认知发展心理学家，把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分为三个阶段：前道德判断阶段、他律道德判断阶段；自律道德判断阶段。
著名道德发展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把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种水平、六个阶段。三种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六个阶段分别为：服从和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相对论者的快乐主义定向阶段、好孩子定向阶段、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定向阶段、社会契约定向阶段、普遍道德原则的定向阶段。
方乐莺的《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机制研究》指出：个体道德的形成是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认识到社会公共意义上的伦理范式即公德。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道德意识，最终形成道德实践的过程。
刘丽惠的《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及其启示》分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寻求道德的自然基础；按人的自然性不断推演出道德原则；最终又归于自然的境界中，达到一种永无止境的升华。
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了道德人格形成的过程与机制，第一阶段：产生道德需要――产生内在驱动力；第二阶段：形成道德认知――外在价值刺激与内在思维相互作用；第三阶段：主体道德认同――个体接受外在价值刺激；第四阶段：社会道德内化――道德自我同一性建构；第五阶段：个体道德外化――形成完整道德人格。
四、道德生成的方式、方法或生成途径
学术界普遍认为，道德的生成离不开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大致分为三种模式：说教模式、生活体验模式、说教与体验相结合的模式。说教模式是一种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用外部的力量灌输给受教育者，强迫受教育者接受。生活体验模式，主张由受教育者自主判断和选择自己所能理解与可接受的体认、感悟与化通，从而表现出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高度尊重。
王海明教授在品德的培养方法上，提到了言教、奖惩、身教、榜样、学习、立志、躬行和自省等八种。
刘丽惠的《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及其启示》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道德生成的基础和最终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是中国传统道德生成的思维方法；“修身为本”、“知行相须”是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途径。“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后觉效先觉”、“反省”自律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同时提出当前道德建设应：重视社会道德建设的现实性、实践性；逻辑推演；榜样的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朱慧玲的硕士学位论文《孟子道德生成论及其现代价值研究》在进行道德教育方面提出：道德认知和实践相结合，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贯彻全面性和层次性教育。
程建坤的《道德生成模式：训练，教育，交往》提出，训练：形成道德行为习惯；教育：固着道德信念；交往：实践道德规范；“训练―教育―交往”模式，汲取了以实践为核心的生活体验模式的积极因素，同时又涵盖了以“道德知识传授，道德判断能力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说教模式的合理成分。
程肇基的《体验学习：青少年道德生成的基石》：“人的道德成长是在解决道德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道德问题的解决又是在情境冲突下知、情、意、行的体验过程中所发生的”；品德作为个体的稳定心理特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体验学习建构生成的。因此必须让青少年在体验中学习道德。
王志义的《孔子的教育与人的道德生成思想》一文分析了孔子思想中的六种善德：仁、知、信、直、勇、刚；六种恶德：愚、荡、贱、绞、乱、狂。文中指出孔子善德生成方式是好学，孔子恶德生成方式是不好学。所以他认为道德的生成途径主要是“好学”。
阳德华的《生活路径：促进青少年真性道德生成的适切之举――从知、情、意、行的角度》一文认识到了生活路径的重要性。得出：生活现实为青少年检验道德知识、发展道德认知能力提供了原生态环境；生活路径是青少年体验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的最佳途径。
另外：刘惊铎的《道德体验论》一书，重点研究了道德生成的重要途径：体验。王健敏的《道德学习论》一书分析了学习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霍翠芳的《论道德在实践中生成的教育意蕴》一文指出，道德获得的主要途径是实践。刘万路，乔红丽，祝娟，杜刚的《道德在对话中生成》一文分析了“对话”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德育的方法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政治化、权威化的强化灌输方式，应走向人的内心和情感。
河北师范大学李海的学位论文《学校道德自律教育研究》从另一个侧重分析了道德生成的途径：自律。指出，道德自律教育的内容：社会道德规范教育；道德责任感与耻感的培养；自我辨析与选择能力的培养；自我监督与控制能力的培养；自我道德评价能力的培养。道德自律教育的方法：价值辨析法；情境感受法；践履法；慎独法；对话法。道德自律教育对教育者的要求：树立现代德育观，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做道德自律的表率。
五、现有研究的意义与不足之处
综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对道德的生成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不可否认，在道德生成论的研究中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表现在：（一）在某些问题研究上还不够深入、全面、系统。（二）关于道德生成论问题虽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在一些作品中也有所触及，但至今仍然没有专门的论著。（三）研究的角度上，大多是从心理学或社会学、教育学角度进行研究，而道德作为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更多的应该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四）研究的对象上，主要针对儿童、青少年等未成年人，很少有学者研究成年人的道德生成问题。（五）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道德生成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基本上没有关于职业道德生成问题的研究。
总之，道德生成论问题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有待更多学者的充分重视，有待更深入、具体的研究，有待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我们期待更多研究成果问世。
参考文献：
[1]毛伟.当代大学生道德生成研究[D].海南：海南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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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心理学论文篇（4）
1月1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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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心理学论文篇（5）
杜威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大师，其思想十分深邃，其中道德教育思想是其非常重要的思想。作为一种思想，其产生必然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而杜威道德教育思想主要来源于美国本土文化，并受到欧洲传统思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它主要受益于詹姆斯的机能心理学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同时也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启发和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影响。
一、达尔文进化论是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基础
进化论的代表人物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这一思想认为，生命是自然界发展演化的结果，这种演化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原则。这一思想的提出，使人们的宇宙观发生了根本变化，认识到整个宇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是事物本身性质的突变。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证明，人是自然长期进化发展的产物。这一学说的问世，使上帝造人的神话不攻自破，人与自然两分的说法无以立足。这一学说证明了人类本身是从低等的生物有机体进化而来的，冲破了人们思想的樊篱，使人们对以往的政治、经济乃至哲学和宗教产生了怀疑。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明了道德价值是创造出来的，在生活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所要遵循的法则是逐渐形成的，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法规。
杜威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高声褒扬，他认为，这一学说不仅引起了一场重大的科技革命，更重要的是掀起了一场深刻的理智革命。美国教育学者罗伯特・梅逊在《西方当代教育理论》一书中曾指出：“在形成进步教育运动的思想中，达尔文思想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为实用主义的心理学和社会哲学就是受达尔文思想的启发而产生的。”杜威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阐述了他的道德教育思想。
第一，生物体进化的思想。他认为，如果把达尔文的有机演化思想置入哲学和道德空间，就不难得出“变化是世界的根本特征，客观世界处于永恒发展变化之中”的结论。事物的生长过程是重要的，事物在于不断的完善和进步；生活在于永不间断的改善、成长和精炼，而不是追求尽善尽美；道德的目的在于生长自身。在他看来，人们的实践活动产生了具有指导人们行动的道德价值，道德价值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仅如此，所有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定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一成不变的、绝对的道德价值标准是不存在的。因此，道德教育本身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不存在亘古不变的价值体系，也不存在绝对的道德真理，对不断发展的人进行道德教育也要与时俱进。
第二，有机体适应的思想。杜威又吸收了达尔文的“有机体适应论”中的合理成分，铸就了他的有机体适应思想。他提出了以有机体的积极适应为核心的“动态心理学”思想。这一思想的主要观点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是发现并不断解决困难的实验逻辑过程，该思想奠定了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心理学和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他认为，道德发展从本质上来讲是在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主体的积极创造，是人们在合作中不断解决道德问题的探究过程。因此，他特别强调道德发展中人的自由选择以及合作的理智的探究，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协调，这些思想都与有机适应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生物发生学方法论。进化论对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影响还表现在方法论上。“进化论思想的重要性，就像……先前各种自然主义一样，主要表现在方法论方面。”杜威在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发明了生物发生学方法。他认为，道德本身的发展变化决定了对其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研究人类和个体道德发展的最佳方法就是以“动态性”为核心的发生学方法和以“进步性”为核心的历史方法，在当时这是一种方法上的革新。
二、杜威辩证发展观的核心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
杜威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其思想其实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思想的继承。黑格尔关于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神与人的关系，关于人类文化、社会制度和艺术等的论述，都对杜威有着特殊的吸引力。黑格尔哲学的精髓是辩证的历史观，杜威继承了其辩证统一的思想。在哲学上，他反对所有形式的二元论，在教育中，他反对把教养和秉性、教师和学生、知识和行为等对立起来。这些显然都与黑格尔的“连续性”思想和“统一性”思想联系紧密。但是，后者在使用辩证法思想来研究道德教育等问题时并不是全盘照搬前者的辩证思想，而是经过加工和改造过的。例如，黑格尔辩证法中纯思辨的研究方法在杜威的辩证法中已经踪迹全无。他反对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反对发展有预设的目的，而道德教育便是通过外部力量达到此目的的一种方法，这是杜威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发展的思想和生命能动理论的表现。因此，杜威思想是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扬弃，是积极的、主动的接受，而非被动的接受。
三、詹姆斯心理学是杜威道德教育方法论思想的源泉
在杜威的思想体系中，科学方法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非常注重科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把它们看成是控制人类各种行为的新方法。杜威也将其运用在道德价值领域来处理和解决道德价值问题。他认为科学方法在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杜威研究人类教育和道德的心理学基础是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它为杜威道德教育方法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源泉。威廉・詹姆斯所著的《心理学原理》一书，在促成杜威哲学思想的转变和杜威道德教育方法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杜威把对心理学问题的探讨放在了其撰写的第二本伦理学小册子的提纲中，而且是在比较明显、突出的位置。这些都充分体现其与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一书思想方面的紧密联系。杜威自己也总结了詹姆斯对其思想的影响，他指出詹姆斯心理学学派的客观生物学的方法，特别是交往和参与的重要性的观念直接导致了具有特色的社会范畴。并且他确信从这些观点出发，人类大部分的哲学研究都需要重新进行，最终会导致产生一种与现代科学相一致的哲学，而且这种新哲学是与教育、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实际需要相联系的。杜威的这种把机能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伦理学的科学研究以及其在寻求教育的心理学基础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对客观生物学方法的运用很明显都是受到了詹姆斯心理学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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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心理学论文篇（6）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
摘要：本文针对高校道德教育出现的实效低，德育现实与人们的期望产生巨大的差距等问题，运用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改革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做了一些探索，阐述了四点启示：（1）德育内容应该具体和明确;（2）加强具体道德教育课程建设;(3)测评大学生现有的道德认知水平，定期为学生道德发展状况备案；（4）注意采取适当的道德教育策略，有效地实现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的转变。
关键词：道德认知发展理论；高校；德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实施，引起全社会对德育的高度重视。学校德育成为教育事业中的重中之重，同时提出了更高更严的德育内涵，赋予学校德育更新更神圣的使命。大学德育作为个人接受系统的学校道德教育经历的最后阶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对高校德育寄予了更高更迫切的期望。它将关系到这些即将踏入社会的高素质人才兴国安邦、造福人类的使命。近年来，高校德育不断推行改革，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上都取得一些进展。然而，德育现实与人们的期望之间的差距在道德教育领域仍出现一些问题：（1）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知识信息化时代，大学生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意识薄弱，道德水平低下的现象令人担忧；（2）虽然德育理论研究非常繁荣，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对德育理论的探讨成果层出不穷，但仍未形成可以在学校教育中推广的德育学科体系；（3）高校德育工作者推陈出新，不断进行德育改革与创新工作，然而始终难解大学德育实效低的问题；（4）在具体德育课程实施中，出现高校德育形式主义倾向严重，道德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隔离，道德教育方法无效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都预示着高校迫切需要探究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德教育方法体系，以提高高校德育的实际效果。
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重视道德判断与认知的德育理论，重在对学生传授道德知识，启发道德思维方法，塑造道德观念，进而促进学生道德认知结构的完善和道德认知水平的提高。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更陷入了理论界所批判的道德教育“知行脱节”的误区。其实不然，笔者认为道德教育实效的提高，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是最重要的两个环节。而我们当前的高校德育，在道德认知方面的教育做的很多了，但做多了并不代表认知教育做好了，做到位了。良好的认知教育没做好，自然影响学生积极道德行为出现的概率。因此，高校应切实做好现行的道德认知教育。在这方面，科氏理论不乏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二、理论概述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科尔伯格30多年学术研究的智慧结晶，它遵循“哲学思考――心理学理论――教育实践”的逻辑顺序，经过系统的理论建构和实践验证而建立起来。因此，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科学性与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以道德发展的哲学、道德发展的心理学以及道德教育的实践策略为理论基石的庞大理论体系，而不是某种意义上狭隘的理论。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高度重视道德判断与道德推理这类认识问题在道德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科尔伯格的看法，他将道德认知是对与非，善与恶行为准则及其执行意义的认识，集中在道德判断上。他认为道德判断是人类道德要素中最重要的成分，是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前提。[1]成熟的道德认知是成熟的道德行为的前提条件，道德判断对道德行为有较高的预测力。科尔伯格还分析了道德判断的具体结构和内容，并据此提出道德发展阶段论的初步认识。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侧重研究道德认知与道德判断，但这并不表示该理论忽视道德行为的研究，他在后期进一步探讨了个体如何从道德判断向道德行为转变的过程，他提出道德判断或道德认知是通过道义判断和责任判断两种方式去影响道德行为。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重实证的科学理论。科尔伯格耗尽近30年精力和心血，对儿童与青少年的道德判断和推理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道德认知发展的测评方法，提出了著名的儿童与青少年道德认知发展的阶段模型，揭示出个体的道德观念从认知的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发展过程与规律。他根据逻辑认知发展与社会认知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将个体的道德发展过程划分为三种水平，每种水平包括两个阶段，即科尔伯格的“三水平六阶段”模型，三水平是前因循水平、因循水平、后因循水平三种道德水平。科尔伯格还通过运用“道德讨论策略”与“公正团体策略”将其理论付诸实践，在学校具体的德育工作中进行实验，证明两种策略对提高学生道德水平有显著效果。
三、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德育现实的启示
（一）对德育活动内容范畴的界定应该具体和明确
目前，在高校实施的德育活动，是一种广义上的德育活动，它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甚至还包括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等等，导致了德育内容的严重泛化，也使高校德育工作的精力分散，转移了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心理教育工作上去了，忽视了具体道德品质的教育，削弱了高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高校这种泛化的道德教育看似是将德育目标分解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心理教育等各个具体教育活动中去实施。实质上，这种“以一化十”的分解式教育方式在现实操作过程中，把握不好的话，往往造成道德教育的弱化。因为道德教育本身的特点和各个具体教育活动都有其具体的重点内容，而道德意识与观念的培养只是这些工作的“附属功能”，自然容易被忽视。道德教育因为它本身的复杂性和难以操作性，往往让教师束手无策，只注重传授道德教育知识，道德教育只流于形式，难以见成效。有研究者对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作了细致的区分。思想教育重在使人们掌握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提高思考，分析问题的水平和综合驾驭问题的能力，力求使主观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同时提高创造性思维水平。政治教育是一定社会中代表各自利益的阶级政党对其阶级政党成员所进行的认同某一社会制度，确定某一阶级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灌输与说教意味。道德教育是通过外在的社会舆论和内在的内心信念规范人们的行为，确立道德理想的过程。[2]这三种教育形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三种教育形式协同作用将会产生巨大的教育效果，但这三种教育决不能相互混用或代替。
德育活动内容范畴过大，不仅分散耗费德育工作者的精力，难于制定相应规范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影响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与针对性。范畴过于狭窄也有可能使德育效果大打折扣。道德教育与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等分开区别实施各自的教育过程的话，就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切入点，建立道德教育自身的实施体系，包括具体的课程设置、教育方法策略、评价标准等等。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以个体的道德认知与道德判断为切入点，探究了道德认知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规律，建立起可以测量的以道德判断的结构特征作为判断个体道德发展水平的“三水平六阶段”道德发展模型。道德判断最基本的或最核心的结构是公正原则的结构。而公正原则就是解决道德情景中的各种冲突，并给予公正对待的原则。公正原则既直接体现了公平道德倾向，也间接体现了维持规范，功利主义和至善主义道德倾向。科氏认为：“每一个道德阶段的核心就是一个潜在的公正概念，每一个较高阶段就是更好地解决公正问题。”[3]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就很好的解决了学校道德教育内容泛化的问题，它以公正原则为道德的核心要素，道德发展的各个阶段体现了个体运用公正原则解决道德冲突的不同水平。道德发展的阶段愈高，其结构所决定的内容就愈多，如生命、公平、正义、责任、法律、良心、真实、规范等等。现在高校应将道德教育与学生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心理教育等工作同等重视，投入相应专业化的师资，教学设施，资金等，设置专门的课程，开展道德教育的教学与科研活动。
（二）加强具体道德教育课程建设
周鸣鸣等人对全国大学生的品德心理和学校品德教育现状进行过专门调查研究，11项德育项目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满意率不高。这11项德育项目和满意率分别是：马列主义理论课（5582%）、思想品德课（3875%）、党团组织生活课（3663%）、社团活动（4569%）、思想政治工作（5310%）、行政管理工作（5055%）、社会实践（5425%）、校园环境（5308%）、校园文化娱乐活动（5929%）、大学生文明修养状况（1965%）、师德现状（2956%），可以看出，最高一项满意率不到60％，而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思想品德课满意率仅为3875％远低于排列第二的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满意率。[4]这些结果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学生对学校德育工作满意率如此低，表明德育工作做的不够，不彻底，还有很大空间需要改进。加强具体道德教育课程建设显得就十分必要了。在明确道德教育内容范畴的前提下，应将马列主义理论课程与道德教育课程区别开来，设置以价值取向为起点的德育课。也可考虑学生的实际需要，社会形式的要求等情况具体设置课程，如大学生修养课，职业道德课、公民课、社会与文明等课程。这些生动多样的道德教育课程形式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可以消解以往高校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工具化倾向。有研究者主张在德育宏观目标之下制定适用于本校实际的具体目标，这种目标应表现为具体性和适用性特点，为德育过程提供可操作和考核的依据，不能过于抽象，也不可过高或过低。设置具体德育课程与德育微观目标正好达到内容与目标的统一。
在道德教育的内容上不应限于将道德知识作为纯观念性的东西在课堂上灌输，说教，迫使学生死记一些道德规范与条文。这样的教学对学生的道德认知发展并无促进作用。空洞、教条式的道德知识对学生来说是乏味的，没有吸引力的，难以让学生对它们产生向往、崇尚之情，更别谈将道德知识内化为自己内心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信仰。科尔伯格赞同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认为应将“道德观念”和“关于道德的观念”区别开来。“关于道德的观念”是当前学校道德课程直接传授的道德知识，这些知识被一个人掌握了并不能自动地转变为良好的品质和良好的行为。相反，“道德观念”则是能够影响和改进行为，使行为变得更好的观念。它是个人品质的一部分，也是行为动机的一部分。所以高校的道德教育课不应陷入传授“关于道德的观念”的误区，而应注重塑造学生的“道德观念”，它表示学生不仅要理解知识，接受知识，更应将客观的外在的道德知识转化为自己认可的道德观念。课堂上尊重学生主体能动性，增加师生互动的活动。课堂上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诘问讨论是一种塑造学生道德观念的有效手段。现在课堂上多采用灌输的方法，大讲原则与要求，不给学生思考、诘问、体验的机会，既不可能教学生以真“知”，更难以导学生以德“行”。
（三）测评大学生现有的道德认知水平，定期为学生道德发展状况备案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建立了一套系统的道德认知反展水平的测评方法，可以通过科学的评分方法，遵循它的“三水平六阶段”模型，评定各个学生的道德认知所处的水平和具体阶段。目前高校具体德育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常常采用智育测验的方式，以考试或论文形式考查学生对有关道德知识、道德原则的识记与理解。这种考试评价带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还因考查内容的难以把握，容易导致评价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现阶段的道德水平，更难以判定某段时期后学生的道德水平提高程度。
道德认知水平的测验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测评方法，它将学生个体所具备的道德知识、道德判断水平、道德知识的领悟与运用水平，以客观的全面的外显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测评结果不仅仅是定量的描述，还可凸现出学生道德认知水平的具体差异，这种差异不是等级的描述，而是内容和程度的描述。对大学生道德认识水平进行测评，并进行备案，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1）评价结果可以作为判断衡量德育工作成效和学生道德水平的标准之一。（2）可以提高评价结果的有效利用率。这种评价结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全面性，普遍性。它既可作为教师了解学生道德认知发展的变化情况的依据，也可作为学生了解自己道德发展的现有水平与具体差异的手段，也是同学间相互评判的根据。这样可以更好的发挥评价结果的教育、激励、导向和调控作用。（3）定期测评，积极备案，可以了解学生道德认知发展的变化情况，调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它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的内化道德知识，调整道德认知策略，激发道德行为的动力，促进学生进行自我道德教育。还可根据新情况、新形势、新需要变更德育内容，增加道德教育的活力。（4）它是一种典型的形成性评价方法，评价侧重过程，注重学生在具体道德情境中的表现、道德判断过程及道德原则的选择应用过程。评价结果不只是为了鉴别，而是为了把它作为学生道德认识发展下一阶段的起点，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大学生道德的发展。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德育评价结果就不能把它作为纠正大学生错误认识、观念和行为的依据，应注重在德育中激发大学生道德观念的形成，激发他们内在动力等方面的问题。
（四）注意采取适当的道德教育策略，有效地实现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的转变
道德教育的过程是由知、情、意、行等几个方面的心理因素的实现过程组成，这些因素的形成与实现都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德育是各种道德因素的有效结合与统一，由“知”向“行”的转化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但科学有效的道德认知教育可以使儿童更快的形成成熟的道德判断，而成熟的道德判断可以支撑成熟的道德行为的出现。科尔伯格的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个体的道德判断发展并达到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的一致。科尔伯格在学校道德教育中，采取过“道德讨论策略”与“公正团体策略”两种方法进行教育实验，都有效地促进了学生道德判断的发展。今天对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对现阶段高校德育现实主要有两点启示意义。
1.课堂多设置道德冲突问题的讨论，增加学生体验道德认知冲突的机会。
科尔伯格的“道德讨论策略”就是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讨论道德两难问题，引起学生的道德认知冲突，激发学生进行积极的道德思考，以促进学生道德判断水平的提高。学生面对道德冲突问题，是促进学生体验与内化道德知识，作出道德判断的心理过程。道德冲突情境引起道德认知主体认知结构的不平衡，通过比较、鉴别、吸收新知识，调整心理结构，从而作出成熟的道德判断与选择，达到心理结构的新的平衡。这种从不平衡到达到新的平衡的过程，揭示了道德观念习得的心理机制，可以帮助学生习得、巩固、检验新阶段的道德知识。学生体验道德认知冲突的经验增加，学生的道德情感、道德思维习惯会更成熟，道德意志也更易稳固，道德信念更加强烈。这些因素都会促进学生将成熟的道德认知转化为成熟的道德行为。在具体的道德教育实施过程中，道德讨论的内容也可以由假设的道德两难故事扩展为现实生活和学校中的道德问题，如作弊、撒谎、网络暴力等等，使道德教育的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2.注重隐性课程，从道德教育外界环境入手，加强对学生进行渗透式的道德观念的认知教育。
科尔伯格很注重隐性课程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作用。所谓隐性课程，它是指除了学校中的学习课程对学生的一切非正规的影响。科尔伯格在1971年发表的《学校中的道德氛围》一文中，专门讨论了隐性课程对学生的道德影响。他认为儿童和青少年很大部分是从隐性课程中获得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在隐性课程中，最要紧的是教师和校长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意识，因为这两样东西会转化成一种动态的社会环境，而这种社会环境则影响儿童的环境。”[5]为了充分利用隐性课程的道德教育作用，就要求学校具有民主管理的结构和气氛，让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科尔伯格的公正团体模式就是其隐性课程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深化，它试图把学校变成学生思考和解决道德问题的实验室。
解决高校道德教育的有效性问题，高校就应该注重开发本校的隐性课程，充分发挥隐性课程对大学生的道德影响。建构高校德育的隐性课程，可以从人的因素、物的因素、校园文化方面全方位开发隐性课程，构建道德影响。首先，从人的因素考虑，加强师德建设，提高教师素质和教职工的修养是当务之急。教师的以身作则，严谨治学，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教学科研态度，对同学真诚关心，热心帮助的人格品质，学校行政人员的热情服务等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起到道德教育的作用。其次，从物的因素考虑，优美的校园环境，完善的服务设施等，能使学生心情舒畅，身心愉悦，有利于他们心理的完善，气质的熏陶，性格的锤炼及文明习惯的养成。最后，从校园文化方面考虑，广义地讲，校园文化是学校存在方式的总和，包括学校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校园文化是以学校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精神。[6]高校要形成独特的积极向上的校风、校训，学校人性化民主化的规章制度、大学生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浓厚的学术氛围、演讲会、辩论赛、各种咨询指导活动、社会服务活动等等都可作为隐性课程的一部分，开发它们对学生道德影响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各种现代化的媒体传播手段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施加影响和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高校要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现实的多彩的德育环境。
参考文献
[1][3][5]郭本禹.著.道德认知发展与道德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道德心理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B561.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1-0061-02
随着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兴盛与发展，国内外伦理学界对西方伦理思想史中的美德思想的研究也逐步升温，此外，休谟伦理学具有极强的美德伦理倾向，因而国内外学者越来越重视休谟美德思想的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近些年以来国内外休谟美德思想研究现状，分析其中的趋势与不足，阐明休谟美德思想对于美德伦理学发展的影响和可能的积极意义。
一、休谟美德思想的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休谟伦理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是与应当”等元伦理学问题以及与道德判断、道德动机等有关的道德心理学问题，关注视角多为其情感主义立场。除了对休谟伦理思想中美德思想的一般性转述，极少专论其美德或德性思想。如曾晓平（2001）在《道德原则研究》的译者导言中对休谟品质学说的简要概括[1]，周晓亮（1999）在《休谟哲学研究》中对休谟自然之德和人为之德的简述[2]。但近十年来，随着国内伦理学领域美德伦理学研究的兴盛，对休谟美德思想的专门研究逐渐多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休谟美德思想的解读与分析。张钦和刘文波（2004）对休谟美德思想的内容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解读和分析，重点考察了休谟德性概念的内涵和标准，并梳理了休谟美德思想引发的争论[3]。张钦（2008）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休谟美德思想中德性的表征和标准、德性的类型、德性的内容和特征，自然之德与人为之德的区别及其意义[4]。萨・巴特尔（2008）指出休谟德性概念对西方传统德性概念的发展，认为休谟的德性概念不仅具有内在善的向度还具有外在善的向度，而且强调休谟构建的德性概念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外在善，即道德品质对于个体或社会的积极作用，德性正是因为其外在善而被人们所普遍追求。因而“休谟改变了西方伦理学的传统，把德性之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应地分开，从而把讨论的重点引向了德性之‘效用’或‘有用’”[5]。孙小玲（2010）分析休谟对自然德性和人为德性的区分时指出，正义并不是源于我们的自然情感，因而它是区别于自然德性的人为德性，后者基于的情感是对自然情感的扩充[6]。
第二，随着对休谟德性思想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不再满足于对休谟美德思想进行解读，而更加野心勃勃地对休谟伦理学性质进行美德伦理学解读，将美德伦理不仅视为休谟伦理学的一个部分，而且视为其整个伦理学理论的本质。比如，黄济鳌（2014）认为，休谟基于经验主义立场，继承了古希腊德性论传统，借助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情感理论，批判吸收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自然主义德性伦理学[7]。黄济鳌在2015年的文章中进一步认为，“休谟实际上已经完整地建立起了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德性伦理学相对照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8]。顾志龙（2004）通过描述德性伦理学的主要特征和分析休谟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异同，表明二者之间的重大一致性，论证休谟伦理学是一种德性伦理学[9]。
第三，对休谟美德思想在伦理思想史中的地位和影响的分析。张钦和刘文波（2004）指出休谟美德思想的两个特征，即一方面休谟继承了古代德性伦理传统，重视德性对于行为的优先性，强调德性在个人生活整体中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休谟把德性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因而，“休谟的德性思想标志着传统德性观开始向现代德性观过渡，传统社会以德性为中心，而现代社会的德性则被移至生活的边缘。功利主义的德性观则把德性作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休谟的德性思想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3]该文还指出了休谟美德思想对边沁和斯密学说的影响。边沁吸收了休谟的“效用”概念，并把它发展成为评价道德行为的普遍原则，斯密则发展了道德同情说。在此基础上，张钦（2010）进一步指出了休谟美德思想与古希腊美德伦理的差别，也分析了它与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等现代道德哲学的差异，因而休谟伦理学既不属于古典德性伦理学，也不属于近代规范伦理学，它介于两者之间，成为古典德性伦理学向近代规范伦理学过渡的中间环节。黄济鳌（2015）则指出休谟德性论不同于古典德性论，也考虑了行为引起事态，休谟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避免了相对主义的困难，是对古典德性伦理学的扬弃[8]。
二、休谟美德思想的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休谟的研究有着很长的历史，19世纪之前，思想界对休谟伦理学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他的德性和功利概念。批评者认为休谟抹杀了道德之间的区别，反对休谟把道德德性和自然才能混为一谈。这一时期，虽然不断有人对休谟的德性理论提出批评或表示赞同，但缺乏系统研究与专门分析。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安斯库姆、麦金太尔等重要的美德伦理学家开始重视休谟的德性思想。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复兴的标志性哲学家安斯库姆认为，以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为代表的现代道德哲学忽视了人类的心理状态和幸福。安斯库姆的这一观点就是说伦理学研究必须以人的道德心理为基础，这一观点和休谟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关系。休谟在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时的一个重要意图是要强调道德活动的动力和指导者不是关系事实的认知理性，而是人的情感，因而他主张应当将道德建立在人性中的道德情感而非理性法t的基础上，因而这种主张就触及了人类的道德心理，安斯库姆对此深表赞同，所以她称休谟“是一位深刻而伟大的哲学家”，伦理学要从“意图”“快乐”“想望”等心理概念而不是道德规则和普遍法则出发，在此基础上考虑一种美德概念[10]。麦金太尔认为休谟通过对美德的重新定义，颠覆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美德伦理传统。
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休谟的美德思想的研究越来越多。斯洛特等学者更是建立了情感主义的美德伦理学体系。杰奎琳・泰勒（Jacqueline Taylor）在《休谟论美与美德》一文中对休谟关于美和审美品位的观点和关于美德和道德品位的观点进行比较。文章指出，在道德和审美理论中，休谟有意地将人们对美德的知觉和对美德的直觉进行比较，休谟的这一比较工作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美德理论。在《人性论》中，休谟首次比较了美和美德，其目的是为了说明联想理论在解释激情的起源中的作用。休谟还通过这一比较来表明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都源于同感（sympathy）[11]。杰奎琳・泰勒在《休谟论美德的标准》一文中认为，休谟在《人性论》中未能很好地确立为什么合乎美德标准的情感应当视为道德判断；而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设立了不同的标准，不仅包括需要好的判断的美德，而且注意到与好的判断的美德相关的规范的文化和历史根源，休谟后期的评价标准具有更为成熟的立场，能够认真对待道德权威与公共讨论之间的关系[12]。在《美德和性格评价》一文中，杰奎琳指出了休谟与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以有美德的行动者为视角，来考察一个人如何才能成为有德之人以及美德在实践的慎思与过一种好生活中的作用；而相比之下，休谟更为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认识和评价性格特质，而不是如何成为有德之人，也不是美德与慎思和好生活之间有何关联[13]。
迈克尔・斯洛特指出：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14]。斯洛特参照休谟对美德的定义――心灵的一种令每个考虑或静观它的人感到愉快或称许的品质――把美德界定为“令人钦羡和值得向往的内在品质”[15]。基于此，“一种最充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应当是强调“行为者及其内在动机和品质特征，而不是对行动和选择的评价”[16]。斯洛特认为，美德应当建立在行动者的美好的道德品格和动机基础之上，纯正的美德伦理学应当以行动者的内在品格和动机为基础，美德之为美不在于其有利于行动者的兴旺，而在于其内在动机的美好。或许他觉察到，美德动机的价值是内在的，不依赖于外在的善，因而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用主体的兴旺等来阐释美德，不能为内在于主体的原发性的道德元素――比如关怀和仁慈――提供基础。因此，斯洛特认为美德伦理学可以“从十八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中寻求灵感。因为休谟和哈奇森都谈到和辩护了普遍形式的仁慈，尤其是哈奇森不仅将这种普遍的仁慈视为动机，而且将它视为独立于行为后果的、令人钦佩的道德理想……以情感作为行为评价的根据的美德伦理学方案反映了对人类的普遍关怀。”[15]
克里斯汀・斯旺顿（Christine Swanton）在《休谟可以被解读为美德伦理学家吗》一文中指出，现在休谟通常被解读为美德伦理传统的一部分。然而，这一解读面临一些障碍：对休谟的主观主义、非理性主义、快乐主义以及后果主义的解。斯旺顿通过反驳这些解释来支持一种美德伦理的解释，表明休谟何以应当被理解为美德伦理传统的一部分，其美德伦理是一种回应依赖（response-dependent）意义上情感主义的，而非亚里士多德主义的[17]。
三、结论
从国内伦理学界对休谟德性思想的研究来看，主要是对休谟德性思想的一般性解读和美德伦理解读以及对休谟德性思想的地位分析。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休谟德性思想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但囿于美德伦理学的框架，这些研究并未更深入和准确地发现休谟德性思想对于未来伦理学发展的真正意义。从西方学者对休谟德性思想的研究来看，在20世纪后半叶，休谟德性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发现了道德心理学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不仅是对于美德伦理学而言，而且是对于整个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安斯库姆通过休谟的启发，指出了道德心理学的重要性，因而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家大多致力于“重建行为者的心理结构，把道德心理学置于道德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18]。在美德伦理学中，美德通常被解释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性格特质（character trait）。比如，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赫斯特豪斯认为，美德是一种品格特征――它是其拥有者非常确定的一种倾向，但是这种倾向远不止是做诚实之事甚或出于某种理由做诚实之事的单一倾向，它是一种多维度的倾向。它还关涉情感及情感反应、选择、价值、欲望、感知、态度、兴趣、期望和敏感性等，因而美德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状态[19]。
但后来的美德伦理学发展并未沿着这一思路发展下去。西方美德伦理学家不是继续着力于道德心理学的深入研究，而是出现两种不好的趋势，一是在现有美德伦理框架下，试图把休谟的伦理学理解为标准的美德伦理学，二是借助休谟的情感主义理念，匆匆地开始着手建立美德伦理学体系。休谟的伦理学是一个重在发现真实的道德认识、道德评价的心理机制以及道德价值的人性根基的伦理学说，其德性思想只是其伦理学理论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应当重视对其心理学的发展，而非着力于美德伦理学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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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心理学论文篇（8）
1 国外医学生道德养成途径的经验
1．1以医学人文课程为基础的全程医德教育途径
西方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医学人文教育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已成为医学教学改革的强劲趋势。1999年成立的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nrationalMde—iaclEduaction，II)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该要求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应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作为对毕业生“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将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医学法学、行为医学以及医学社会学作为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这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卫生发展和医学教育的需要，也为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
1995年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医学院校都开设了人文课程。1978年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建议把心理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医学法学等学科列入医学院必修课，而且人文课程的讲授从开始一直延续到医学教学全过程。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关系课程从第2学年开设，贯穿4年时间。1987年英国的医学院校就将医学伦理学贯穿在整个医学教育全过程中，并在临床见习、实习中按一定时间间隔由医学以外的专家进行跨学科的伦理教育。因此，从整体上看，西方的人文教育以贯穿于专业教育的全过程为特征。
西方人文课程突出实用性。认为人文教育应当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实现医学和人文教育的一体化，其突出特点表现为“轻理论、重行为”。为了达到医德教育的目的，采取了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如伦理评议、伦理讨论、教学辅导、扮演角色和直接阅读等。以案例为先导，以问题为中心，鼓励并创造机会使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从而提高医学生的道德辨析能力。
1．2通过多种活动，以参与方式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
西方国家医学院校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利用课外活动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是其德育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些活动包括讨论会、社会活动、角色扮演等。德国的医学院校让学生走进医院、走近病人，开展“关爱生命”义工活动。深入到医院为病人提供一些自我保健的基础知识和心理陪护服务，减轻病人的心理压力，让病人在快乐中痊愈。通过这些活动，培养了医学生的医德情感。
美国的医学院校都有相当规模的学生活动中心，许多学生参加社区义务服务工作。如帮助移民子弟补习英语，到医院为病人服务，帮助残疾人，救济无家可归者等。哈佛大学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来加强医德的课外教学，成立了“哈佛医学院道德期刊编辑部”，学生可以就涉及医学道德的话题进行热烈讨论，并由医学道德教研室为该编辑部提供指导和资助。为了激励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科的兴趣，1998年设立了“亨利·比车从医道德奖学金”，奖励那些对医学道德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作者。
1．3设立专门辅导机构，对学生日常品德进行引导的道德教育途径
美国的医学院校，几乎都设有学生辅导中心。由一名副校长主管这方面的工作。辅导中心工作的人员大多是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有专长的教育工作者，对学生进行职业辅导、道德教育及心理咨询。辅导的方法可以是上课．也可以是座谈、个别谈话、个别咨询，还辅之以电影、电视教育。美国俄亥俄州医学院设有道德咨询，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有效的。最初是由导师讲解，并做咨询，让学生观察，然后学生在导师指导下，逐渐参与到道德咨询中，并对咨询的案例进行跟踪。
加拿大一些医学院校通过网络创办了“道德教育社区”。定期各类医疗道德事件，围绕着这些事件建立“道德聊天室”，“主持人”在学生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具有正面导向性的观点，这无疑使道德观点的交流具有真实性和及时性，使道德教育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从而大大增强道德教育的效果。
1．4通过早期接触病人，临床医德实践加强医德教育的途径
西方医学院校明确规定：早期接触临床的中心任务是医德教育和实践，培养未来医生对病人的责任感，把课堂医学教育内容运用于实际，把课堂理论教育、医德实践和医疗实践有机结合，注重“床边教学”。西方伦理学家认为对医学伦理学理论内容的理解只是起点，体验和实践才是深入核心的根本途径。让学生早期参与临床医德实践是国外医学界和医学伦理学界医德培养的重要途径。
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学生要想进入医学院学习，必须先花半年时间学习为病人擦身、剪发等生活护理工作，目的是使他们真正了解病人的需求和心情，知道如何尊重生命，以及作为医护人员应有的态度。
加拿大多伦多医学院在课堂传授的知识，是学在未来的医学实践中面临的道德矛盾问题，并通过临床实习这种非正式的道德教育方式来解决这些实际的道德问题，从而提高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国医学院校发现学生们在早期见习和临床实习中经常会遇到道德难题，因此，学校派伦理教师在教学医院进行伦理学查房，予以帮助指导和解决难题。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在医院里设病房伦理小组，小组由学生、实习生和高级住院医生组成，每天早晨巡视病房，将诊疗活动中遇到的道德问题每周讨论一次，并规定参加此活动可获得15个学分，如果通过了犹他大学医学院和临床道德委员会的演讲，可再得一个学分。并且每月还开展一次午后活动，让学生与在各种环境下工作的医生讨论伦理道德问题，活动规模为每次5～12个学生。通过以上几种方式调动了医学生主动、自觉、创造性地学习医德理论的积极性，并在医疗实践中进一步掌握医德理论，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
1、5强化专业课职业道德教育功能的道德教育途径
西方伦理学者认为，随着学生的主体意识增强，单独、刻板的德育教育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排斥，因此，必须发挥专业课的“载体作用”和“渗透作用”，在专业教育中拓展道德教育的空间。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医学院校都把道德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之中。在专业课学习中学生会获得解决医德冲突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提高道德辨析能力，并使其意识到医德对每天医护工作的重要性。例如，在教授关于脑死亡和人处于植物状态的相关伦理问题时，最好是在学生学习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课程的过程中传授。同样地，在解剖学讲解过程中也提供了一次与众不同的、对死者尊重及死亡教育的医德教育机会。在学习医疗诊断的课程时，如果很好的融人一些例如医生与病人之间关系，对真相的告知，保守秘密等相关的伦理知识，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加拿大多伦多医科大学在医学生学习和实习的4年内，穿插了总学时为50小时的道德教育课程，这样在重要的专业课学习过程中给与更多职业道德教育，有助于确保医学毕业生具备道德医师所应具备的技能和道德素质。
2 完善和健全我国医学生道德培养教育途径
2．1实施以医学人文课程为基础的全程医德教育的途径
与国外医学人文教育相比，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偏少，相关的职业道德教育力度不够，以至于我国的医学生文化底蕴薄弱，医德素质不高。医学人文课程的内容应以实用性为主，把人文课程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达到医学与人文课程一体化，体现出“以病人为中心”、“密切联系实际”、“最终提高道德水准”的基本思想，避免我国教学内容比较注重理论，普遍侧重于范畴、体系的教授，而对实用性、实效性关注不够的问题，让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学科的基本内容，力求知识的完备。改变教师上课满堂灌，学生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全忘记的现象，采用西方的评议、讨论、教学辅导、扮演角色、直接阅读、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医德教育。
2．2医疗扶贫实践是医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借鉴西方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可采用医疗扶贫来加强医学生的道德实践。我国是以大多数尚不富裕的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去贫困地区义诊，为他们服务，强化了治病救人乃医生义不容辞的职责，对病人一视同仁的医德观念，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利他主义。通过医疗扶贫实践可以使学生接受生动而又深刻的医德教育。这种体验将是刻骨铭心的、不易被遗忘。
2．3通过建立“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网”加强医德教育的途径
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应建立“医学生医德医风资料库”。以文字、图片和多媒体资料的形式展现医德医风现状、医患关系、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医疗卫生状况及医学最新进展等多方面内容，再逐步建立“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网”，并开展网上咨询、辅导和讨论。
2、4开辟学生自我道德能力培养的途径
道德心理学论文篇（9）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 ），男，河北武强县人，哲学博士，美国肯塔基大学哲学系交换博士生，现任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
一
回观整个人类的哲学发展历程便会发现，哲学史的形态更迭表现为这样一种现象：当旧有的哲学派别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解答”以后，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难题”，从解答不了到出现危机，旧有的理论必然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一样被能够解答“难题”的新衣服换掉。 这种新旧“衣服”更换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有着绵长历史的儒学学说。就儒学来讲，其几千年迁延的历史就表现为这些新旧“衣服”间的不断更迭，即，从传统经学的诠释视角来看，新的原创性诠释对于旧有诠释的不断替代便构成了儒学的发展历史。固然，新旧诠释之间由于诠释对象的相同或相似使得新旧理论间表现出相当强的连续性。因此， 以往的儒学史研究大多强调的是“连续性”，不论是牟宗三和杜维明的“三期说”，还是李泽厚的“四期说”[1]，拟或还是其他人的“五期说”[2]等，“对其自身来说，至少是把时间衔接和连贯的现象作为基本主题，按照发展的模式分析这些现象，进而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 [3] 毋庸置疑，对连续性的强调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正是内在的连续性才使得书写儒学历史成为可能。
然而，儒学史的连续性是相对的，它是在与差异性不断的相互“纠缠”下所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 儒学义理间的差异性，便无所谓儒学的变化和发展；或者说，正是新旧诠释义理间的这种差异性才构成了儒学的发展史。康德说：“人类完成其全部天职的历程，看来就是不停地中断” [4] ，历史总会“遇到一个转折点”。 [5] 实际上，新旧理论的差异就表现为新旧理论义理之间的“中断”。既然差异表现为义理间的“中断”，因此，在治儒学史时， 既然可以以“连续性”为视角去研究，当然也就可以以“中断性”为视角去研究。也就是说，在治儒学史时，我们可以摆脱“连续性”的“纠缠”，走出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模式，以“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 [6] 为视角对儒学不同形态间的转换进行分析。至少，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然而，虽然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是可能的，但在展开相关研究之前需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非是对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进行攻讦或否定，而是为了进入到更为立体和多样化的视域之中研究儒学史，从而清理儒学在“中断性”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和迁延理路。因此，虽入手处不同，但“中断性”视角与“连续性”视角一样，其目的都在于研究儒学发展的理路。其二，作为一种学术，儒学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历史性的“遮蔽”：秦朝倚重法家语境下的“焚书坑儒”、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倚重佛学语境下的“灭儒”、新文化运动至“文革”期间倚重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打倒孔家店”。这三次“遮蔽”不可谓不大，其“中断性”表现不可谓不突出，但因为其均源自外在政治的干扰，而非儒学自身的学理所致，故不在本文所谓“中断性”探讨的范围之内。
以“中断性”为视角来回顾、研究儒学史是非常复杂的，不仅要着重研究“中断性”之关联的新旧理论间的变化因子，而且甚至还要涉及话语方式的变化。一般来讲，新旧理论 的变化 因子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是核心论题的变化。 对核心论题的反复论辩和基于核心论题的体系展开是一个哲学学说“安身立命”的根据，因此，新旧理论的“中断”首先意味着其核心论题的转向。就西方哲学来看，其核心论题曾经过几次大的转向：泰勒斯所开创的以探讨“万物始基”为核心论题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苏格拉底通过“认识你自己”的智慧训谕，开启了以追求“至善”为核心论题的伦理哲学形态。之后，笛卡尔借助“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搁置了经院哲学探讨“上帝本质”的核心论题，开创了以“知识来源”为核心论题的哲学学说。而维特根斯坦则根据“家族相似性”的游戏规则，把哲学的核心论题转向为意义活动的“语用研究”。 显而易见，核心论题的变化是不同哲学学说以及同一哲学学说中不同派别更替的根据。
其二是概念的变化。实际上，哲学的核心论题的变化是通过概念的变化来承载的。 当一种新的理论开始用来解释生活时，其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词语和话语 方法也不再有用，于是必然代之以一套新的概念系统。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过：“有趣味的哲学……是逐渐令人生厌的既定语汇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语汇（它模糊地应许伟大事物）之间的竞争。” [7] 因此，“哲学是形成和发明的艺术，是制造概念的艺术。” [8] 比如，殷周时期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论题是“天命”，承载这一论题的概念是“天”、“帝”、“道”等。后来孔子以“天下如何归仁”为核心论题构建起了儒学体系，而承载这一核心论题的概念是“仁”、“义”等。在宋明时期，儒学的核心论题出现了新的转向，其核心论题具体表现为对“理”与“心”等概念的形上建构。具体讲来， 程朱理学的核心论题是“性即理”，其核心概念是“理”；而陆王心学的核心论题是“心即理”，其核心概念则是“心”。
其三是“实证性关系”的转换。所谓“实证性关系”是指哲学学说的实证的或实用的侧重面向。就儒学来讲，殷周时期的核心论题“天命”的实证面向是秉承“天道”而治，因而了解“天道”和顺应“天道”成了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主导。但是，春秋战国以至后来的秦汉时期，战争纷起，民不聊生，寻求“天道”和顺从“天道”已变成死路一条，因此改造和提升道德人心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这就是原始儒家探讨“仁”这一核心论题的实证和实用面向。在宋代，儒学以恢复道德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为责任，其实证的实用的侧重面向在于“理”所代表的普遍理性。到了明代，王阳明决心恢复程朱理学出于普遍理性的建构而取消的主体在道德建构中的责任感和主动精神，他建构起了以“心”为实体的心学本体论，其实证的实用的侧重面向变为了“心”所代表的主体性。
其四是诠释文本的变化。哲学的发展往往体现为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尤其是通过对原典文本的哲学诠释而推陈出新的。因此，诠释文本的转换也是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就中国哲学来看，处于“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即都有自己的诠释文本。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9] ，“读《易》韦编三绝” [10] ，他是在对以《周易》为代表的周礼乐文化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创立儒家学说的。之后，《庄子》以《老子》为诠释文本，《孟子》是《论语》的最好“注脚”，这是毋需多言的事实。在汉代，探究“天人之际”的儒者董仲舒所依据的诠释文本主要是《春秋公羊传》。再往后看， 宋明理学的主要诠释文本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为主的《四书》。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元、明、清三朝的哲学教本，不论是赞成理学的儒者，还是反对理学的流派，都以朱熹的文本作为思想创新的“依傍”。
如果以“中断性”为视角，以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因子为依据来考量儒学古展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儒学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分期。这些分期以古代儒学几次大的“中断性”和继此而出现的儒学形态转换为依据，每一个分期反映着儒学史上的一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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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商周的天命观念生化构成了中国上古世界观的基始，孔子承担周礼文化之命托所创制的儒学的直接依据就是这种天命观念。不过，孔子的重点是发现仁和倡导仁，而不是为仁寻找形上的根据。“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11]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 [12] 孔子是以在实践层面寻求仁之落实为鹄的的，而非为现实层面的仁寻求超越的形上根据。在孔子之后，糅合了商周天命观念和孔子之仁学的“思孟一系”，即又是面向现实层面的一种美德伦理体系。荀子的儒学礼法体系和天道性命观念更侧重发展了孔子仁学的实际面向，构筑了原始儒学的社会哲学理论框架。“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演进的突出特色是人文性和人间性，从而，它的理性更多地是人文的、实践的理性，其理性化主要是人文实践的理性化，这在春秋时代更为明显。” [13] 此时之 儒学重视的是人之作为一“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存在，它所展示的是“生活世界”与“孝道的伦理观”。 [14] 之后，两汉、魏晋、隋唐诸代的儒学学说便都大致依此进路展开。
应该说，孟子与孔子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孟子直接言性说天。《孟子?尽心上》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的确是在有意为性善寻找终极原因，并将这个原因归结到了天。不过，孟子之心性论所表达的只是人伦道德的实存面向。或者说，孟子虽然为性善找到了形上根据，但这种形上根据只是生成论意义上的，而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庸》“诚”的观念。《中庸》曾试图论证“诚”为天道的本质属性，并力图以此打通天道与性命之间的关系，为儒学的道德论确立一个哲学基础。但是，这种论证因缺乏必然性而具有独断的嫌疑，因为它并没有具体回答何以天道具有伦理属性的问题，因此它未在存在界与道德界建立必然联系。因此，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学在根本上是非玄思的，而是实存描述的；是非本体抽象的，而是道德实践的。“敬天命而远之”等言论是此旨的绝好反映。
而且，孔子所创制的儒学自 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源问题，直接进入到经验世界讨论君臣之道和人伦关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15]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16] “子不语怪力乱神” [17] 等寥寥数语即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同时也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从而拒斥了超世的神圣世界和超越的终极关怀。在儒学，对人生和社会的顿悟以及对理想的向往等统统被纳入到了亲身实践和现实经验之中，用当下的伦理尺度去规限一切成为儒学的重要特征。 “整个中国的轴心时代，如果从公元前 800年算起，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而转向超越的无限存在，理性的发展不是向神话的诸神进行伦理的反抗，更未导致唯一神论的信仰。在中国的这一过程里，更多的似乎是认识到神与神性的局限性，而更多地趋向此世和‘人间性'，对于它们来说，与其说是‘超越的'突破，毋宁说是‘人文的'转向。” [18] 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 [19]
可见，在先秦到隋唐间，儒学既不以本体论为追求，也拒绝了神圣世界与终极关怀，此时儒学所可选择的路径只有回到人生活的现实世界。梁启超曾说：“ 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 [20] 而且，儒家学者认为，人异于万物之“几希”处只在于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21] 因此，儒学必须担负起探讨人的道德属性、表达人的道德理想、引导人过一种有德性生活的责任。此时之儒学既有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生而性善；亦有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而性恶。这是关于道德属性的探讨。关于道德理想，孔子认为人只有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才有意义，尧、舜、禹以及文、武、周公等就是这种道德理想的人格典范。与此相应，关于社会理想，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大同社会”，都奠基于德性生活的基础之上。至于引导人过有德性的生活并从而实现“小康”与“大同”的社会理想，自然就成为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之天职了。
如果依据上述变化因子来考量的话，自先秦到隋唐时期的儒学其核心论题是“天下如何归仁”，其基本概念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在这些概念中，“仁”承载着儒学的核心意旨，它统摄并决定着其他概念。此时期之儒学的实证的实用的面向是通过对以“仁”为核心的上述概念的论证和对道德理想的设计来直接指导现实的道德践履。而且，在此时期儒学中，本体与工夫、性与情、理与欲、内圣与外王、人生与社会、义理与践履等命题还均处于潜存状态，因而是没有张力可言的。就诠释文本而言，周礼文化以及《论语》、《春秋》等是这一段时期儒者诠释的主要“依傍”。总的来看，自先秦至汉唐间的儒学以对实存道德的描述和对道德理想的设计为特征，这种特征的儒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儒学之“实存道德描述形态”。
三
然而，在魏晋、尤其是隋唐时期，尤其在与佛、老的竞争中，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理论局限日益暴露出来。当时，人们在儒学名教义理中不仅难以通过道德修为达至成贤成圣的目标，而且一当涉及有关个人安身立命等终极问题，人们不得不改换门庭，跑到佛、老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和理论依据。此种情形被形容为“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而且，当时还流行着一种“分工论”：“以儒治世”、“以道治身”和“以佛治心”。这就是说，儒家因为其理论解释力不足只能在经世外王领域“活动”，而有关个人身心性命的内圣和超越领域则应由佛、道二教来占领。正因为儒学对个人安身立命和终极关怀等问题缺乏理论解释力，佛教因此而攻讦儒学过于浅薄，称儒学是一种未经严密深刻论证、缺乏理论魅力因此根本不能与佛教相抗衡的“执迷”之说。 佛教对于儒学的攻击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攻击儒学在理论方面过于浅薄，认为儒学理论多为对道德实存形态的描述，缺乏本体论即形而上学的深度。二是佛教攻击儒学心性论方面的漏洞，认为儒学对心性论的论证不严密，且有诸多武断之论，因而缺乏理论魅力。
就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实际情况看，应该说佛教的攻讦是准确而切中要害的。面对佛教的攻讦，儒学只有修正、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增强自身学术的理论解释力，以重新参与到与佛、道的竞争中去。在 敏锐地意识到佛教“身心性命”理论的魅力和其对儒学所构成的威胁后，出于巩固儒学地位的目的，宋明儒者终于从原始儒家“实存道德描述形态 ”中超越出来， 在儒家本有的学术资源之上，勇敢地但却“偷梁换柱”式地开始汲取佛、道“身心性命”的思想精华，把儒学经世外王理论建立在形而上的心性基础之上，从而使得上（天理）下（人性）相通、内（主体心性）外（生活世界）合一。很明显，这是借助于佛、道而展开的一种儒学形而上学建构“运动”。历时性地看，宋明 儒学的形而上学建构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程、朱等为代表的理学阶段，即常言的程朱理学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阶段，即常言的陆王心学阶段。
就第一个阶段来看，程朱理学基本上是围绕着论证“理”的先天性、正当性和合理性展开的，而对“理”的建构又是通过诉诸于佛教心性论展开的。唐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几乎都经历过出入于释、老而后归之于儒门的思想过程。理学的先驱周敦颐就曾在几座寺院中参学问道，之后他一变罕言性与天命之儒家传统，将天道伦理化，开创了儒学形上化的历程。继之，张载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元说”为构架，进一步深化了儒学与佛教心性论的结合。之后，二程和朱熹继续通过对佛教心性论的诉求，最终建构起儒学以“理”为本体的道德本体论。从周敦颐经张载再至程、朱，其思想历程反映着“理”逐渐抽象化和本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对于儒学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则“理”本体的建构使得儒学作为道德哲学有了“合法性”基础；二则“理”本体的确立使儒学因 有了本体论思想而变得“深刻”，不再受“浅薄”之攻讦。 与“ 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原始儒学相比，程朱理学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建构起儒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而使儒学具有了全新的学术形态。
然而，迨至明代，由程、朱所建构起的理学体系却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 借用牟宗三的概念，程朱理学只是一种“道德底形上学”（ Metaphysic of Morals ），而非“道德的形上学”（ Moral Metaphysics ）。“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关于‘道德'的一种形上学的研究，以形上地讨论道德本身之基本原理为主，其所研究的题材是道德，而不是‘形上学'本身，形上学是借用。后者则是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包含本体论和宇宙论），而从‘道德的进路'入，以由‘道德性当身'所见的本源（心性）渗透至宇宙之本源，此就是由道德而进至形上学了，但却是由‘道德的进路'入，故曰‘道德的形上学'。” [22] 因此，在与佛、道竞争的过程中，程朱理学因局限于道德范阈并不足以完全抵制佛、老的冲击，因而日益显示出其理论解释的无力和卫道行为的无奈。而且， 从程、朱所设计的理学模式来看，理学实践可以比作一次永远难及终点的“长途旅行”，而“旅行者”继续前行的动力则源于他们始终坚信目的地是可以到达的。
宋明儒学的第二个阶段是陆王心学。从逻辑上讲，陆王心学是继理学之后而生发的，它是对理学的一次反拨和救正。陆王心学大大地简化了“旅行者”达及终点的路程，为“旅行者”提供了一种既便捷又有效的途径。与程朱理学相比，陆王心学的心性论更为精细、简易和完善，其对主体性的强调使得心学、因而亦使得儒学的理论魅力大大提高。王阳明认为，本体即在人心中，人的本性“德性具足”，因而根本不需去外在寻求“天理”，只要反省内求，去欲望除昏蔽，在经历一番“擦拭”的工夫后，本性之纯善即可显露。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陆王心学 不仅将程朱理学之“理”由身外移到了心内，更为重要的是，陆王心学将“心”本体改造成超拔于道德本体的“实体形上本体”，不仅为道德存在而且为万有的存在提供一个最终的依据，使得儒学由道德形上学进入到“实体形上学”的新形态，或者说，由“道德底形上学”进到“道德的形上学”。因此，陆王心学不但解决了道德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解决了儒学作为一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而亦解决了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下无法解决的“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性难题。
这样， 从中唐韩愈发起复兴儒学的运动之后， 经过宋明两个阶段的发展，儒学在明代中期 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熔儒、释、道三教思想于一炉，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佛家和道家的哲学思辨为形上基础的庞大且严密的道学体系。 就上述诠释的变化因子来看，此时期儒学的核心论题已由“天下如何归仁”具体化为“如何建立儒学的形上基础”，为儒学成为一种哲学寻求“合法性”的根据。相应地，其主要概念为“理”、“气”、“心”、“性”、“体”、“用”、“工夫”等，其中，“理”和“心”是其核心概念。但“理”和“心”这对概念的关系在理学与在心学并不相同：在理学，“理”决定着“心”；而在心学，“心”则决定着“理”。从实证的和实用的角度来看，“理”强调普遍理性的挺立，因而重视来自外在规范的约束；“心”强调主体性的挺立，因而重视主体内在的道德责任意识和自觉能动性。就诠释文本来看，这个时期的儒学以《四书》、《易传》等文本为阐释的主要“依傍”。总的来看，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是两种不同的问学路径，但均以建构儒学形上学为使命，故我们可以把宋明时期儒学称为儒学的“形上学形态”。
四
然而，宋明儒学在建构形上基础与完善理论体系的同时，由于学术的异化而边缘化了若干在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中本有的概念和义理，使得宋明儒学在理论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从整体上表现为由原始儒学的“交融伦理”异化为宋明儒学的“慎独伦理”甚至“顺服伦理”。所谓“交融伦理”是指 原始儒学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存在样态，其所理解的宇宙是一个统一和谐的世界，其概念义理因处于潜存状态而未表现出张力与冲突。所谓“慎独伦理”或“顺服伦理”是指 在帝皇专制政治的干预下，儒学的外王面向无法开出去，不得已只好返回来强化内圣，因此而落得个以追求“慎独”和“顺化”为旨的内倾、自闭倾向。 这种倾向带来了儒学“形上学形态”中若干义理之间诸如阳明心学建构的“实体形上本体”与程朱理学的道德本体之间、情与性之间、本体与工夫之间、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张力。“慎独伦理”和“顺服伦理”成为明末清初儒学学者批判的对象，亦因此成为儒学创新的论题资源。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以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儒者在批判继承儒学“形上学形态”的同时，建构起一种新的儒学形态。新的儒学形态体现出如下的理论特征：首先，化解了道德形上本体与“实体形上本体”之间的张力。在与佛、道竞争的过程中，儒学的道德形上本体明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为了提高儒学的理论竞争力，陆王心学把“心体”建立在道德范阈之外，使之成为一个宇宙之精神本体。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心体”不仅对于道德有解释力，而且对于之外的领域也有了话语权。但是，由于“心体”超越了道德理性，道德理性对其失去了控制和调节能力，因此“心体”不仅可以导致与佛、道的沟通，而且亦可能为瓦解道德规范进而为情识而肆提供理论支持。这种情况引起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诸学者的焦虑。黄宗羲通过“盈天地皆心”的理论建构和对阳明心学“四句教”的解读，把“心体”由“实体形上本体”拉回到道德范阈，使其再次担纲起道德本体的职责。就儒学的传统来讲，这种本体的直接变易无疑是化解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本体论张力的最有效方法。
其次，新的儒学形态还化解了天理与人欲（情与性）、本体与工夫之间的张力。我们知道，由程朱理学对道德理性的强调必可推出“存天理，灭人欲”和强调工夫的主张，而由陆王心学对个体性的强调则必可推出虚无化道德规范以及边缘化工夫的结论。就社会的现实功用来讲，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偏颇之处。于是，在明末清初，围绕着天理与人欲、本体与工夫，儒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旨归是在天理与人欲间、本体与工夫间寻求一种“平衡”之道。争论的最终结果是，黄宗羲在汲取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无情何以觅性”的情性统一论和“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本体工夫统一论。黄宗羲的这些思想把普遍理性与个体性、心学本体与切实工夫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综合和超越。
最后，新的儒学形态还表现为内圣外王间张力的消解。在长期的帝皇专制政治下，原始儒学之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模型被窄化甚至被“恶化”为单一的内圣之学。内外并举因而变为内倾、自闭，外王的事功事业开不出，几经反复反而演变为儒学的心性境界超越理论。这种理论模型与原始儒学内圣外王通透并举之义理精神相距甚远。黄宗羲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努力开拓和重构儒学外王之学：一种考虑是通过外王事业的开拓，恢复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下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模型；另一种考虑是通过外王事业的开拓为陆王心学的主体精神施以某种限制。基于此，黄宗羲从考据训诂、提倡“绝学”、重构社会秩序三个方面来着手重建儒学的外王之学。迨至清朝初年，经过黄宗羲等儒者的共同努力，儒学恢复了对于经世之学、“绝学”和社会的关怀，原始儒学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理论模型复现出来。
很明显，与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相比，明末清初的儒学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以对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和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两种形态的超拔与综合、即“扬弃”为特征，因此它可称为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 具体来讲，“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作为道德形上基础上的实践性学术，其核心论题是“儒学之‘仁道'如何实现”，其主要概念是“理”、“气”、“心”、“性”、本体与工夫和“经世致用”等。在实证的实用的面向上，“形上道德实践形态”表现为形上基础上的儒学整体性学术的“经世致用”。“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体现为一种对原始儒学高层次的复归，此时的儒者共同表现出向原始儒学寻求学术资源的倾向，故其诠释文本亦主要以儒学原典为主。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新的儒学形态好景并不长，它作为一种学术并未获得充分的展开和完全的发展，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在清代中期即开始出现转向。这种转向不是出于儒学学术自身的原因，而是迫于外在的强力的政治干扰。 正是因此，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忽略了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所代表的这个重大转向，认为儒学发展到刘宗周后已随明亡而俱亡。牟宗三把整个儒学分为另外三个阶段：以先秦孔孟荀到汉董仲舒为第一期；以宋代周、张、二程、朱熹至明王阳明、刘宗周为第二期；而以为现代新儒家直接上承宋明理学故为第三期儒学。因此，牟宗三认为自己是“接着宋明理学的路子讲”。但是，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特征，即在形上基础上的实践性：他汲取了康德的形上思想，建构起以“圆善”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同时，他又极力主张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体现出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接着“宋明理学路子讲”的并不是现代新儒家，而是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儒者；牟宗三等人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所“接着讲”的不是宋明儒学，而是黄宗羲等人所开创的明末清初儒学；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不是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的丰富与展开，而是明末清初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丰富和展开。
五
从以上对儒学史的回顾不难看出，儒学曾经经历的这三种形态各有其致思的核心论题，也都有其一套概念的“范式”以及其不同的实证的实用的学术面向，而且不同形态也表现在诠释文本的变化上。可以说，儒学的每一种形态都是由核心论题、概念、实证面向所构成的框架体系。就这三种形态之关系论，它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儒学义理间的“中断性”：宋明儒学与原始儒学表现为儒学“形上学形态”与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间的“中断性”；明末清初儒学与宋明儒学表现为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与儒学“形上学形态”间的“中断性”。这便是以“中断性”为视角对儒学发展史的阶段性反映。不过，在做此结论之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上述三种形态为儒学阶段性之差异，而非何者是儒学、何者不是儒学之问题。这一说明意在回应本文开始部分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即，“ 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非是对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进行攻讦或否定，而是为了进入到更为立体和多样化的视域之中研究儒学史，从而清理儒学在‘中断性'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和迁延理路。”也就是说，以“中断性”为视角的研究与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纵然可以具有相同的目的，但其各有不同的理论意义。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1]李泽厚认为，儒学第一期是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是宋明理学，而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为第四期。
[2]成中英将儒学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先秦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为第一阶段；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为第二阶段；宋明新儒家为第三阶段；清代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现代新儒家属于第五阶段。
[3] 福柯 . 知识考古学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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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心理学论文篇（10）
品德或称品行、德性、道德，是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之中并通过一定方式表现出来的客观存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的学科甚至同一学科对它的解释各不相同。在德育界，有人认为“品德是指调节一定社会关系的政治规范、思想规范和道德规范表现在个人言行中稳固的政治品质、思想品质的总和”和“品德是指一个人依据社会思想观点、政治准则(包含法制)和道德规范在言行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经常的、稳定的特征和倾向。毕业论文，善。”在教育心理学界，潘菽教授认为“品德是指个人依据一定的道德行为准则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稳固的特征，它是个性中具有道德评价意义的核心部分。”也有人认为“品德又称道德品质，是道德的个体化，它是指道德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品德是指一个人在面临一系列道德情境中表现出来的某些稳固的人格倾向。”在伦理学界，有人认为“品德是一个人在长期的一系列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恒久的、整体的心理状态，品德是个人的一种心理自我、一种人格、一种个性。”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虽然各学科表述有所不同，但最终还是将品德定位在教育心理学揭示的“稳固的心理特征或倾向”上，也都看到了品德和道德的密切关系。毕业论文，善。我认为将品德在本质上归属于人格倾向或心理特征是正确的，但也发现在理解以上定义时，更容易强调品德的社会性而抹杀或缩小了品德的个体主体性。就一个具体的个体而言，其出生之前就已经先在的存在着社会道德经验积淀形成的道德规范，并且这些道德规范以抽象的社会意识心理形式被传承，因而一出生就在这样的一种道德氛围中成长并通过各种途径与其互动。可是在强调社会性的时代，这种以主体为主导的互动却被许多人看成是主体被动地而非能动地接受道德规范的影响，于是把个体当成美德袋进行灌输，似乎是道德规范着决定品德，品德的形成就是为了道德而道德。道德规范的确作为外在的条件对个体品德的形成发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主体的接受实现的。毕业论文，善。品德首先源于自我的需要而从属于个体，并不是源于社会的要求而从属于社会。毕业论文，善。毕业论文，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因为主体没有内化道德规范而出现无效教化和灌输的现象。正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样，品德和道德也是对立统一关系。个人组成社会，品德组成道德面貌。人不是单独的存在，他总是在他人的关系中生存，正是在这关系中产生品德。个人的行为选择依据从表面看是按照已有的行为准则，但从根本上却是由个人的需要决定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决定他行为的就不仅是自然需要，而是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合力作用，个人的需要也就赋予了社会需要的内容。无论道德是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还是一种“内得于己，外得于人”的“道”，品德都是个体需要和社会需要平衡下的行为倾向或表现。只是当个体把社会需要内化为自我需要后表现出的行为看起来好像由社会规范决定，其实品德具有的明显社会道德特征是建立在个体自我基础之上的。因此，品德首先从属于以一定遗传素质为生理基础的个体。
同时，上述定义也几乎都突出了品德的心理形式----心理特征或倾向，而把品德所依据的道德规范替代了品德的摘要的统一，是有益于个体和社会共同发展的“道”。品德作为内隐于个体身上并体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它是以“向善—行善”为定向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具体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多依据这个核心的内容精神进行。一般认为，偶然的和缺乏善意动机的行为不具有道德性，只有稳定的善意才是“向善”，也只有善意和善行的统一才被认为有道德。毕业论文，善。因而通过“向善”可以看出个体的心理行为倾向，通过“行善”则看出个体的行为表现。所以，善是个体品德的核心。
众所周知，品德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经受各种影响，在个体活动中不断反复形成的。因此，从动态角度界定品德有利于弄明白品德的形成过程。借助前述对品德的理解，可以知道品德是客观存在的以善为核心的具有社会特征的个体心理倾向。综上所述，我认为：品德是个体以遗传素质为生理基础，在社会生活中受环境和教育因素影响，经过系列道德情境中系统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形成的以善为核心的稳定人格倾向和行为特征。
参考文献：
[1]王逢贤:《教育学问题讲座》,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
[2]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