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agoodrecentaccountoftheliteratureonglobalisationandthestate,seeHobson,J.andRamesh,M.(2002)‘GlobalisationMakesofStatesWhatStatesMakeofIt:BetweenAgencyand
StructureintheState/GlobalisationDebate’NewPoliticalEconom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CoxianTradition)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Payne,A.and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RegionalismandWorldOrder’inA.GambleandA.Payne(eds).,RegionalismandWorld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Ohmaeesque)(注：Ohmae,K.(1995),TheEndoftheNationState.London:HarperCollins.)的论断，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andChina’sPartialRe-engagementwiththeGlobalEconomy’,NewPolitical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注：Forarecentexample,see,Geeraerts,G.andMenJing(2001),‘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inChina’,Global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Yongjin(2000),The‘EnglishSchool’inChina:AStoryOfHowIdeasTravelAndAreTrans-planted’.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RelationsRSPAS,ANU:WorkingPaper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的过程。(注：KnudsenarguesthatbothRuggieandWendt‘acceptmoreorlessimplicitlythemaintenetsofrealism’,andthatthegapbetween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mainstreamtraditionalismseems
smallerthantheargumentativerhetoricwouldleadustoexpect……IhaveverylittleproblemwithanythingsetforthbyeitherRuggieorWendtinthese
twosolidbooks,exceptthatthespecificationstheyadvocateseemtoaddlittleofconsequencetothetheoriesthey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aFruitlessDebate:TowardsaDelimitationofCompetingParadigms’.
)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local-global)。我同意卡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集团。”(注：Kasaba,R.(1998),‘TowardsaNewInternationalStudies’.See
)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注：See,forexample,GillsandPhilip(1996),-aspecialissueofTheThirdWorldQuarterly,whichassessedhowdifferentembedded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and‘cultural’contextsledtodifferentdevelopmentaloutcomesindevelopingstates
notwithstandingsimilarinternationalisingcontexts.Inparticular,seeGillsandPhilip(1996b)foraconceptualoverview,andBreslin(1996)foraconceptualoverview,andBreslin(1996)foracasestudyofChina.)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能动者(structureand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1981),‘TheSeparationoftheEconomicandthePoliticalinCapitalism’,NewLeft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1995),‘TheNewPoliticalEconomy’,Political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注：Hurrell,A.andWoods,N.(1995),‘GlobalisationandInequality’,Millenium24(3),p.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IPE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调没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注：Hettne,BandS?Derbaum,F.(2000),‘TheorisingtheRiseofRegionness’NewPoliticalEconomy,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NewPoliticalEconomyofAreaStudies’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arearound100publishedbooksinEnglishalonewherethemainfocusisto
discusstherelationshipinonewayoranother,buttheclassicremains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的假定出发。(注：VanWolferen,K.(1990),TheEnigmaofJapanesePower(NewYork: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传统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Relations,1972-1992:VirtualDiplomacyandtheSeparationofPoliticsandEconomics.UniversityofNewcastleuponTyne:PhD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GreatTransformation.Rinehart&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ofCapitalism:GrowthandStagnationintheModern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EconomyofModern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and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Dore,R.(eds)(1996),NationalDiversityandGlobalCapitalism.CornellUniversity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andS?derbaum(2000),BreslinandHiggott(2000),and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in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IPE(Palgraveforthcoming).)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theResurgenceofRegionalismInWorldPolitic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Yizhou(2000),‘PoliticalStabilit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Processof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andRavenhill,J.(1995),‘BeyondProductCyclesandFlying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ofEastAsia’,World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Beyo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inMillennium(10),Cox,R.(1983)‘Gramsci,Hegemon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AnEssayinMethod’inMillennium(12)andCox,R.(1990),Power,ProductionandWorldOrde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RegionalismandWorldOrder’inA.GambleandA.Payne(eds)RegionalismandWorld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的结果。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of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继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注：Strange,S.(1996),TheRetreatoftheStat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它寻求在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标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2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andtheNewRegionalism’,PacificAffairs70(2):219-233.Thoughinlightofthefinancialcrisesof1997,afeatureofthenew‘newregionalism’isanattempttomoderatetoexcessesofunrestrainedcapitalism.See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Rosamond,B.(eds)(2002)NewRegionalismsintheGlobalPoliticalEconomy:Theoriesand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二是如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StateBureaucrats)的促进。(注：Sklair,L.(1995),SociologyoftheGlobalSystem.Baltimor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Historic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形态化做宣传。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注：Cox,R.(1999),‘CivilSocietyattheTurnoftheMillennium:ProspectsforanAlternative’,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一些人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的(原则)。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YellowSeaBridges:Kyushu’sroleinSino-JapaneseRelations’ConferencePapercitedwithauthor’spermissionandRozman,G.(1998)‘Flawed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NortheastAsiainthe1990s’ThePacific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联企业、运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作)(注：Naughton,B.(ed)(1997),TheChinaCircle:EconomicsandElectronicsinthePRC,Taiwan,andHong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是对此种关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注：Smart,A.(2000),‘TheEmergenceofLocalCapitalismsin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and
PatternofDevelopment’inSi-MingLiandWing-ShingTang(eds)China’sRegions,Polity,&Economy:AStudyofSpatialTransformationinthePost-ReformEra.Hong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theGlobalintheNational:ImplicationsfortheRoleoftheState’inDavidSmith,DorothySolingerandStevenTopik(eds)StatesandSovereigntyintheGlobal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促进发展中国家变化的部分结果。盖尔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neo-liberalism)的概念，“美国政府把别的国家要接近的广大市场当做权力杠杆来使用，把这一杠杆与国际商业环境的形成联系起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适用于美国。”(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Civilisation,andDisciplinary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直接方法，教育交流、培训计划的提供、因特网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触，能使中国官员、学者、官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成为“WTO规则遵守者”。商业人士也可通过“社会学习”和“产业学习”来发展与实践新概念。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Regions:LearningfromtheOld,ConstructingtheNew’,New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这一愿望(区域研究使用更多的学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对非核心国家的分析也能促进学科本身)也是佩恩关于区域研究与IPE重要论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讨区域问题专家与理论专家如何结合起来以改进各自研究的。
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或“反应”已深入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政治与文化背景中，我的讨论就是从这一理解开始的。但是，仅仅考虑中国内部的变化进程是不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让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全球政治经济完全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已经允许，至少在经济范围内，中国向世界“洞开”(perforated)，在政策范围增加了一系列诸如地方的别的行为体。“醒醒吧……世界已变了”，(注：SusanStrange(1994b),‘WakeupKrasner!TheWorldhaschanged’RIPE,1(2):209-219.)我们既需要关于国家的知识，又需要学科的知识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中的进程。
2.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
3.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
4.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
5.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四个学术方向
6.分布理性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拓展
7.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8.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及未来展望
10.从经济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理解包容性增长
11.从古典到现代: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演变——兼评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12.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3.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14.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5.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16.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17.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8.低碳经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分析
19.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
20.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
21.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思考
22.为什么和怎么样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23.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经济学?——兼谈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
24.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
25.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
26.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演变
27.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28.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与出路
29.理性选择、比较方法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30.新政治经济学的渊源及其研究方法
31.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32.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主题与意义
33.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34.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35.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与新发展
36.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
37.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决策和形成机制——基于产品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39.试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40.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及相关问题思考
41.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超越“范式”之争?
42.汇率制度选择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
43.政治经济学创新应从高校教学改革入手
44.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领域、理论突破和学科弥合
45.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46.“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
47.中国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48.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
49.《体育政治经济学》评析
5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5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贡献
5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点认识
53.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挑战
5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溯源和生成背景
55.正确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56.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57.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58.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59.住房的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视界
60.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困境与出路
61.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
6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议题与深化的方向
63.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64.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
6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66.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创新与发展
67.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种分析框架
68.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经验方法
69.论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7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进路
71.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
72.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73.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世界观形成的关系
74.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
75.再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问题——兼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76.政治与汇率:人民币升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77.金融发展与政府退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78.理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
79.为什么仍应重视李嘉图?——兼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80.试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
81.新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旨趣
82.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难点及其出路
83.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资本论》的哲学革命
84.“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85.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经济新常态
86.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考
87.蒂莫西·贝斯利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88.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
89.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90.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范式与议题
91.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
92.经济思想: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
93.货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文献评述
94.“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历程、争议与共识
95.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学生感受差异性研究
9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想
97.新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contemporary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 正 文 】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7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并逐步在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顾名思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按照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前者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满足需要的市场手段的生产和交换；后者是政治学，研究的是权力的运行过程”，(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The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2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的研究”。(Jeffery Frieden and David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p.1,New York,St.Maritin’s,1995.)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国际”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当人们讨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通常都将其划分为三大理论学派，即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或经济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极其丰富的，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在西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述，一般都是将其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和新重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更多地是强调其方法论上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所要探讨的并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问题，而是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这也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时的初衷，即将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发展”上去理解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9页。）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本身，而是研究隐藏在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
重商主义是最早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的理论学派，在政治哲学上，重商主义者信奉的是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人的“自然状态”学说和霸权理论，即认为国际社会处于一种彼此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一方之所失必为另一方之所得”的“零一和博弈”(zero-sum game)。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一个国家要想改变或改善自己的权力地位，“就只有掠夺别国的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商主义又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经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正是欧洲各个新兴国家加紧扩张财富、人口和领土的时代，这就决定了重商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要“将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国家对权力的追求”， 即在重商主义者看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就在于政治决定经济。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重商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十分重要，但是国家乃至国际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制度，特别是市场则更为重要。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哲学上信奉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主义，即在由其本身规律支配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之天赋权利，人们根据某种契约而设立了政府，并赋予其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政府的作用仅限于保障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权利。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即代表的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或理论基础是“自由放任”，即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强调经济因素，特别是市场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国家之政治职能是为个人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国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都是一种“零—和博弈”，而可能是一种“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即所有有关国家都可能从相互交往中获得收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有机结合的产物。重商主义强调政治决定经济、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决定政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贯彻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把政治经济学既作为一门对社会关系进行抽象的理论学科，又把它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同上书，第489页。）他们从资本主义时代最一般的经济范畴——商品入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3-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给后人留下系统的论著，特别是马克思原来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册未能完成，其中即包括有国家（人口、殖民地、外国移民等）、生产的国际关系（如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入和输出、汇率等）、世界市场和危机等等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尽管如此，他们仍在这一领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财富。其中主要包括：
首先，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这是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从未论及的问题。早在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整个世界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各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276页。）
其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基本出发点，由此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必然带来其政治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订，也是由其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同上书，第277页。）
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落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举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因而，关于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的双重影响，是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殖民主义在落后国家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生产关系的正常发展，从而严重阻碍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破坏了殖民地原有的经济基础，从而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它以武力实现了一些国家的政治统一，并以经济纽带将其巩固下来；它促进了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为这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武器。殖民主义者出于其卑鄙的私利，却在殖民地造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书，第766页。）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对外贸易、国际货币和资本输出等一系列国际经济的具体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的精辟阐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参见《资本论》，第2卷，5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小国和穷国在国际贸易中获益最大。马克思则在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的基础上，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应用于对国际贸易的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资本论》，第1卷，第494-495页。）从而形成“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资本论》，第3卷，第112页。）马克思在国际货币理论中批判了李嘉图的观点，分析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指出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初步论证了资本输出的问题。马克思从国际贸易的社会作用角度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指出，“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7页。）“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同上书，第229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论述，为现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19世纪后期，古典政治经济学被纯粹经济学所取代而处于消亡状态，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仍保持活力，在列宁和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对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还是列宁、布哈林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因其历史局限性而使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与现实不完全吻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始终对研究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对此，西方学者也不否认。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是“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科学”。“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26、26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列宁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贡献时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消除了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即只考察人们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不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山峰的根源；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列宁选集》，3版，第2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运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 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页。）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得出的结论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及其对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上书，第32页。）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同上书，第38页。）
政治经济学所要探讨的是政治与经济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对政治与经济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最为科学的理论说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这些原理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市场决定一切”和“自由放任”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是基础的论断，是以对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物质基础的分析为出发点的。“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强调“经济领域中的生产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决定作用。在阶级社会，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不同，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因而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关系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其正确地认识政治的独立作用。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片面强调政治，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决定性作用，古典自由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8页。）政治权力在经济上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第407页。）
不仅国内政治经济间的互动是这样，国际政治经济更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特别是对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分析就是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问题的最好例证。列宁和布哈林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比之前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加拿大学者斯蒂芬·吉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是始终运用一种连贯一致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从而确立了一种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70年代，除了学科发展的背景，即“新政治经济学”和“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之外，与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7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表现为：(1)第三世界的崛起，使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面临严重的挑战。特别是1973年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斗争，对西方国家造成的巨大冲击是史无前例的。第三世界国家自70年代开始进行的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也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支配地位提出了挑战。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带着它们的新的经济问题和经济要求登上了国际舞台，它们所关心的主要政治问题都是经济上的：发展、援助、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最终的独立。……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求重新确立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重合在一起，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Joan Spero: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4th Edition,pp.3-4,London,Unwin Hyman,1990.)(2)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造成了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复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地位的相对衰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公开化，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美元国际垄断地位的丧失，使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 位面临重大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不是来自军事的和政治的，而是来自经济的，根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同时，随着垄断的发展，国家对经济事务，特别是国际经济事务的介入越来越深，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得国际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3)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70年代以后，无论是南北之间、东西之间，亦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明显。过去那种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极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政治经济隔绝的局面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国家间彼此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各种全球性的政治经济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跨国政治经济关系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变化之一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资本、商品、劳务乃至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加速和日益频繁，使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以及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政治经济作用不断强化，使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出现诸多新特征。变化之二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尖锐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尽管没有消失，但是已经有所缓和。国家间关系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在经济乃至政治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流。变化之三是一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加明显。任何一个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制订都越来越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主要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不仅对全球而且对其他单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均具有重大影响。变化之四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转折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格局样式的变化，而且格局的构成要素本身也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人们界定“国际政治力量”的重点已经从政治军事实力向经济与科技能力转化；随着区域一体化的进展，不少人对国家构成为政治力量核心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国际政治经济多元化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极化”世界的趋势。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给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也给国际政治经济学注入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不仅包括传统的研究课题，诸如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金融、国际债务、国际援助，等等，而且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包括：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内涵及其对全球和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内的政治经济后果；地缘政治经济、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间的交融与互动；国际合作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功能和作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市场对全球及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政治经济功能；跨国政治经济（跨国组织、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功能），等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的基本趋势就是将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两者并列或相加，而是要把握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互动关系）。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其经济职能的研究，而主要是其政治功能的研究，即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产生了哪些政治影响，作为国际经济组织，它们是如何直接发挥政治作用的，对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意义是什么，对大国间关系的影响有哪些，等等。
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向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新依附理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表明了严肃的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尊重和认同。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学说和基本方法，对于研究和探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在1998年被确定为高等院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较之原来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有了更多的新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大了世界经济的内容。然而，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和指导性，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是进行该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方法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结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世 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建立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的可行之路。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贯穿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的基本理论线索，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准确地把握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基本脉络，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加速改革的内在动因，了解各种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行为主体和角色的行为和互动关系，从而洞察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同时，这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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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形态
西方政治经济学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现代社会。16世纪初叶的欧洲诸国，尤其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孕育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17-18世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重农主义等三个典型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态日渐成熟，其中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为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可谓早期现代(earlymodern)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真正地塑造出一门现代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经过李嘉图、马克思以及诸多19和20世纪经济学大家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思想更为广阔和多元的理论场域。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甚至在20世纪以来的衰落，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本文着重予以说明的是两点。第一，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国家构建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之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有关国民财富的性质与产生机制的理论探讨，它是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分工、货币流通、信托资本以及自由贸易乃至商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相关联的，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必然要与上述的诸多因素贯穿起来综合加以探讨，也就是说，一个脱离了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的完全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与早期现代尤其是与英国18世纪的政治构建和市民社会密切相关的，第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度繁荣之后很快就开始趋于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近年来在经济学界，一种去政治经济学或反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大行其道，这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或现代社会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之完成，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制度前提已经确立，因此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使命也就完结了。现代经济学则是在这样一个前提和预设之下展开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内源探讨的，在这里基本的政治的外部性问题不再作为一种变量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如上所述，本文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概括，那就是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是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国家的框架)，另一个层面，则是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诸多经济、政治关系。上述两个层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现代经济学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较为系统性的层次分离，把原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作为外生变量置于经济学范畴之外，将政治的归政治、不放在经济学语境中加以探讨；而集中探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分化出诸多理论流派。所以，现代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层面问题的专属性学科制的分化与扩展，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现代经济学不再处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是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经济学的政治性(国家、层面的，非政府政策层面的)，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或预设而设立了。只不过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滥觞，原先自明的前提设立反而在它们的局部扩展中被一步步抽空了，以致于没有谁再提及，就像政治学的利维坦，大家都把它忘记了，或者说它主动藏匿起来了(有人说它在沉睡)，但是，藏匿(沉睡)不等于不存在，一旦需要，它会苏醒、现身，那时将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现代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微妙而严峻的关系，将会铸成大错。
在主流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之外，本文还要扼要说一下另外几种变异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政治经济学。从学术谱系来看，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奇特而伟大的产物，马克思接续英国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把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德国的黑格尔哲学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种新型的通往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所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财富(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性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最终导致的是一种绝对政治的去经济学。从这个视角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是他的最高教义，这与西方现代去政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的经济性)恰恰是截然相反的，而它们的实质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即政治性与经济性，各自发挥到极致。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教义实证主义化了，搞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这个模式把马克思政治浪漫主义(不可实证性)硬性地予以经济化，最终只能导致哈耶克所谓的“奴役之路”。此外，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学术框架内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形。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诞生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有罗默、普沃斯基、艾尔斯特、鲍尔斯等代表人物。这些学者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剥削等概念，也取得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的技术性结论。然而这种分析马克思主义，割裂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观念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也是将马克思的思想工具化了。虽然他们也有很多重要的研究结论，甚至也能为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接受，但仍然是将马克思主义去政治化了。
第二个是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左派的中心一依附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总的特性来说属于一种“内政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它主张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资本无国界等，但其政治性主要涉及内政，构建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制度。当然，这种政治经济学也不乏具有那个时代的准帝国性和全球性，但它的政治经济学之政治的中心还是内政的，也就是说，构建一个政治的与法律的国家制度为其治理下的国民财富或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保护机制是其政治性的内涵，至于国家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其外部延伸。现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颠倒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主次关系，它把国民财富的基础归结为国家间的基于国际政治的经济结果，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政方面被它们淡化或遮蔽，而放大或突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性，并凸显出国际政治的丛林原则。
如果说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注重国际法、国际机制等一些法律化的制度建构对于全球经济财富的正面意义，那么到了现代左派尤其是一些激进主义的新左派那里，全球秩序就遭到了彻底的颠覆，诸如现代世界体系、白银时代以及中心一依附等一些批判性的社会政治一经济理论，它们从绝对政治的高度，结合后发国家融入现代化的失败教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帝国主义(通过科技、军事、金融等手段对于全球资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血腥掠夺)展开了满腔义愤的批判和控诉。在它们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绝对不平等的社会，西方国家的国民财富根本不是传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是通过劳动、交换等方式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后发国家那里榨取和掠夺来的。因此，新自由主义等现代经济学完全是一派胡言。从上述意义上说，它们也属于一种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即国际的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本质特性倒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同构，只是时代背景有所不同，而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去甚远，与古典正统政治经济学则大相隔膜。因为它们极其忽视内政的制度建设，对于西方国家的内政意义上的法治建设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对于导致后发国家经济失败主因的法治的严重缺失只字不提，把责任推卸给西方霸权与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这种解释倒也轻松，只是如何建设。就难免陷入道德主义的乌托邦。
第三个我把它称之为一种现代、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严格地讲，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形态。
其一，是布坎南等人一再论述的立宪经济学，在我看来，这种立宪的政治经济学只属于一种公共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或政府论意义下的政治经济学。这派经济学敏感地发现了现代主流的经济学那一套沉迷于关于边际效用、货币供应、消费偏好等纯粹的经济性，搞得越来越像代数学，忽视了现代经济的公共性，忽视了政府、宪法以及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它们关注政府失灵、公共性缺失、搭便车、权力寻租等问题，试图重新开辟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性维度。此时，它们更强调论述，一个政府或者说国家在一般日常政治条件下的公共财政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构建理论细化为财政手段，而给予精致的理性分析。诸如政府财政、税收、福利、教育、环保、医疗等重大的公共政策的政治一经济问题。应该看到，上述问题确实是困扰着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主要政治一经济问题，所以这一派经济学的凸显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
其二，是阿罗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以及卢卡斯、萨金特等人的从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前者主要探究社会偏好加总、集体一致的逻辑基础、功利主义的基础以及投票问题，其理论核心是几个不可能定理。如阿罗不可能定理、吉巴德不可能定理、森不可能定理等，证明了现代政治理论根本逻辑前提上的困境，以及解决这些困境所要放松的前提假设。这些理论与正义理论、权利理论、契约理论等现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论题有许多重叠的部分，然而毕竟过于抽象和理想化，缺乏历史维度和实证方法，不能对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提供直接帮助。后者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其要点是把政治“内生化”、“经济化”，即将政治博弈、政治策略、政治周期等看作经济增长和波动过程中的产物，以技术进步、知识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外在冲击作为经济一政治变动的根本动力。
其三，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最典型的如经济学界新星阿西莫格鲁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所表现出的研究路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兰德斯的国家起源理论和格雷夫的以博弈论重述市场发生历史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分析工具进入经济史、政治史提供了可能。阿西莫格鲁、迪克西特、巴泽尔等人，以更精致的数学工具综合了上述这些思想，从国际政治、经济历史中抽象出可供分析的制度类型，加以分析。这套分析在探讨局部制度方面非常有力，也能获得实证的有力支持，然而它却无法推广到对一般政治的讨论，故而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我所谓的第三种现代的政治经济学还有阿克塞尔罗德的通过复杂理论、计算机仿真技术来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麻省大学的“桑塔菲学派”等。但是几乎所有上述的现代新政治经济学，它们的研究都忽视了对国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具有某种去政治化的倾向。
二、新中国两个30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
现在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同构关系，我在自己的多篇论文中曾有过专门论述，基本观点是：从政治逻辑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社会还处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政治(国家一自由政体)和现代经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还远没有发育成熟，因此，我们类似于16-19世纪的西方社会。而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生机制从一开始又是处在费正清所言的刺激一回应的模式之中，与西方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生演进秩序具有发生学的差异。尽管我们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15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500年的历程，但其中很多关键的结构性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逻辑是超越不了的。当然，我也一再指出，这个逻辑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也无法克隆、照搬西方曾经走过的那一套，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忽视或跨过这个历史的峡谷，一步就与西方现时代比肩而立共同迎接所谓后现代社会。在上述这个逻辑的大趋势之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本文并不准备处理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简单谈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60年，可分为两个时段，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发轫、推进乃至破溃的时代；后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个时代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轫与发展并且面临巨大危机的时代。
下面我着重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个层面审视一下中国这两个30年的演变。我前文曾经论述了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所展开的两个基本的层面以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转变，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退却与现代经济学的凸显。从形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两个30年，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所具有的意义相比西方来说，却是大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在前30年是一个变异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最后与之伴随的是国民经济即将崩溃，而后30年的经济学，则又是一个水土不服的现代经济学，以至于到目前，为世人痛斥，难以为继。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之双重失败，从一开始就隐含在其内在逻辑之中了。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社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任务都是建设性的，一个是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内政的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另外一个则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从而催生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动力机制，由此构建出一个基于以国民财富的发展为目标的市民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构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说，一个现代政治只有把财富的动力机制交付给作为个人的公民个体，由他们自主地追求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体系，并通过法律机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权行为，维护一个有序的秩序与市场秩序，那么，这样才能够培育出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一派，如亚当·斯密，他们强调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自由的交换机制，通过最大化的释放个人的能动性，调动起每个个人追求财富的创造能力。这一点与重商主义不同，把财富放到自由市场的生产与流通之中，放到个人手中，由他们去创造，而不是通过国家，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础。这派经济学因此强调法治、产权保护、自由秩序，这些到了现代经济学那里已经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为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所接受。
但是，我们看到新中国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一种公有制前提下的计划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没有计划。个人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按照自己的理性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当然是有计划的。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计划往往会被社会的偶合市场秩序所破坏，而这恰恰构成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之动力机制。就整个社会来说，它是一个自生秩序、在法律之下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为主的市场经济，是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国民财富的症结点，但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与此完全相反，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央计划主导的、低效率的、没有给市场经济留下任何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对此，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都有过系统的批判。
后30年可以说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开启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30年校正了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的某种重大的偏差，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因为中国后30年的现代经济学，它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阙如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在这样一个空白点上，将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直接吸收过来，企图催生中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中国的国民财富的健康发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所谓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所导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的后30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后30年中的后15年。正是在这一段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学彻底甩掉了政治包袱，以独立的、由现实的经济增长赋予合理性的姿态，在中国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两股力量起到了极大作用。其一是大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教育。中国大学的经济系以“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为主要目标，以学习和写作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论文为手段，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教材，突出数学工具，而相对忽视理论对现实的描绘与阐释。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系学生出国和学成归来，随着一些著名高校相继建立专门培养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的研究中心和培训班，使得经济学完全被西方经济学所挟持，变成一件无可改变的事情。其二是现代新兴媒体在本世纪初迅速崛起。以《财经》为代表的现代财经媒体的崛起，大量研究者通过阅读和了解张五常的论文、随笔来学习经济学，他们的工作使得经济学门槛极大降低，许多普通读者藉此获得了丰富的经济学常识，同时也忽略了真实经济必须要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相结合的复杂性。这方面的影响也使得经济学逐渐变成“黑板经济学”，而不再思考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教条。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原理，其有效的半径是受到限制的，它是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涵盖下的领域为前提的，在现代的国家制度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的地域，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前苏联解体之后，在相关国家进行的所谓“休克疗法”，即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现代经济学并不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双重的功能，它只能在一个完备的体制内塑造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前一个基础。结果将是不可预期的。同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由于后发国家大多并没有经历过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双重的构建过程，现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那里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扩展、功能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独特情况，即一些威权国家或地区通过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某个时段内较为积极的成果，如曾经显赫一时的亚洲“四小龙”等。这些相对成功的案例，并不能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多大的特殊功能，而只是表明这些威权国家，至少在形式上与国家有某些相同之处，大致具备了一些作为现代经济学所必须的政治要素，例如稳定的乃至法治的秩序。
新中国的后30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30年。我们既不像前苏联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盘解体，也不像后发国家那样陷入中心与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能自拔，而是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这一模式，固然成绩卓著，但问题也不小，在政治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经济改革难以单腿独进。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乃至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关口，或者其扩展空间已经用尽。经济的问题经济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平衡的结构，我们现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到了举步维艰的现时代，关于经济改革的反思，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乃至对于整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已经变成了公共话语，对此，我们应该审慎地对待。我反对那种情绪化的道德批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哪些是它们能够做的，哪些是它们做不到的。我觉得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30年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第一，它们有效地破除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计划经济，把一个西方社会的完备的主流经济学植入到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之中，没有这一派现代经济学的持久努力，我们很难走出政治经济学前30年之窠臼。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一个独特的政治条件下进行的，在有限的空间下，新自由主义努力推进个人产权以及市场经济，力主国退民进、市场秩序等等，致使一个相对的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起来，30年的成就可圈可点，不容抹杀。
问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盲目回避问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理论的限度与实践的边界，企图用经济化约政治，用现代经济学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现代经济学家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经济学家，也大可不必要求他们担当政治经济学家、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所应承担的学科责任。而且，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贫富不均、权力寻租、黑社会化问题、国企垄断等等，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力解答的。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重提政治经济学，我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政治经济学?本文在前面曾经归纳了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形态，总的说来，大致有三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华勒斯坦、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来说都有重大的相关性，而且它们又都是各自独立的，有些甚至是相互对峙的。如何把握这三种政治经济学的各自本性，结合中国60年尤其是后30年经济变革的状况，选择一条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道路，不但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我们先来看第三种。这套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严密的理论形态。它们是多种各自独立的社会与经济理论的通称，如佩里，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思想，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卡多索、阿明的中心一依附理论，等等。总的来说，这一套繁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他们的一些核心理论观念来自马克思与列宁，尤其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被压迫民族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是他们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他们又都是一些后发国家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反全球化的理论。他们对于人类历史，尤其是世界经济史，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一依附的历史叙事，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凭借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霸权，不公正地掠夺了全球的各种资源，造成了人类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因此全面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才是经济学的本质所在。第三，这派经济学是一种单纯的国际或全球政治经济学，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去处理后发国家的建设问题，一股脑儿地迷恋于对抗全球一体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全球垄断和资源掠夺，他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绝对化了，严重忽视了作为内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关注后发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及国家和市场经济之平行的内政制度构建。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新左派就完全接受了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铁幕之中，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全球资本主义垄断对于中国人民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奴役。从而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解放。
如何全面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改革工作，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摆在每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前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以下简称“当代”）课程为例，谈谈如何以培育大学生国际观为核心，促进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创新。
一、大学生国际观培育与“当代”课的任务特征
所谓“国际观”，一般是指在某个阶段某个国家的主流人群对外部世界的共同认识，即对国际社会的认知水平、总体评价和总体看法。本文所说的大学生国际观，是指在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十精神为指导的，当代大学生对国际知识、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认知状态。
培养中国公民特别是大学生的“国际观”是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科技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化，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贸易大国，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不断加强，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因此树立与当今日世界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趋势相适应的国际观已成为现实需要。
因此，在21世纪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当代”课程要特别关注大学生国际观的培养问题，必须与时俱进、顺应形势、更新观念，切实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国际观。
“当代”课程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独具特色的一门课程，根据教育部2005年的高校政治理论课设置方案，该课程不仅对文科大学生开设，而且将其扩展为面向理工科学生的公共基础选修课程。它主要讲述二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与格局演变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历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战略思想和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因此，“当代”课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它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完善知识结构，树立正确的国际观。
作为对大学生进行国际观教育的主阵地，从教学实践中可以看出，“当代”课和其他几门政治理论课相比，有其自身特点：
（一）理论性强。“当代”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精神为指导，主要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基本观点、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教育。它不仅仅是一般的国际知识的介绍，也不是一般的形势报告，而是要通过知识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思维能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去分析、研究国际问题，并得出正确的理论概括，从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际观。
（二）综合性强。“当代”课函盖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三大学科的基本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涉及中国以及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力量的对外政策及相互关系。
（三）政策性强。“当代”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因此，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正确把握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我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
（四）现实性强。“当代”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讲起，直到当前活生生的国际现实。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等都要在课堂上反映出来。
二、大学生国际观培育与“当代”课的教学创新
对大学生进行国际知识、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认知教育，培育大学生正确的国际观，在准确把握“当代”课程的任务、特征的基础上，要深化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一）正确地把握“当代”课特点，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处理好四个结合：
1.理论与政策相结合。“当代”课是一门政治理论课。但我们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用它来正确判断和分析形势，要学会这些理论原理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我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如在讲述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对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它的利弊得失的了解，来认识我国提出的“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的战略思想。
2.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当代”课有很多篇幅要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历史。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讲历史上，更重要的是讲现实。只有做到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才能使“当代”课贴近学生、贴近现实，从而受到学生的欢迎，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
3.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当代”课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但经济和政治是两个最基本的领域。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研究工作中所贯彻的主要方法之一。[1]（P.3）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所以，对国际政治的认识有赖于对世界经济运动的认识。因此，不能单从外交现象或政策本身分析国际问题，而应致力于挖掘国际事件的经济根源。
4.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相结合。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要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面对新形势，作为思想教育主阵地之一的“当代”课，应把转变学生的思想，即解决学生在政治思想方面遇到的重大的实际问题作为重点，必须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形势，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必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际观，正确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以便将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要根据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不断改进和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艺术
2005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优化教学手段，实现立体化教学”。任何单一的教学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只有实施“立体化”教学方法，才能扬长避短，发挥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优势。
具体来说，以培育大学生国际观为核心，“当代”课的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包括：
1.实施专题教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根据多年的教学改革的实践，我们感到，在课堂上组织专题教学，是贯彻“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方针的有效措施。它有助于处理好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理论性与针对性、思想性与知识性的关系。专题教育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现实性、时代感、针对性，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可以大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育的实效。
值得注意的是，专题教育不是脱离教学大纲和教材，而是对它的深入、丰富与完善。确定专题大纲和专题内容，既不能漫无边际，也不能随意取舍。应遵循的原则是，既要与统编教材在基本体例和基本观点上保持一致，又能紧密结合党的创新理论、社会发展现实和学生思想实际，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2]专题本身也可以有大有小，灵活多样，自成体系，有一定的深度广度，深受学生欢迎。
2.开展读书活动。开展此项活动，其关键是教师能挑选出反映本学科主要内容、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在“当代”课中，我们要求学生除了阅读、邓小平、、的经典著作和讲话以及党的重要文献外，还要求学生阅读一些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战略等方面的专著，既学习理论文献，又掌握人文知识。在阅读的基础上，让学生写出读书报告，可以开阔学生视野，锻炼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
3.搞好主题讨论。我们在对大学生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时，必须面对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有些问题，教师可以直接讲授，有些问题可以安排学生进行主题讨论。如“经济全球化：如何达到共赢与共存？”、“世界格局演变与中国外交战略转折”等。实践证明，通过开展主题讨论活动，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激发同学们积极关注国际时势，引导、帮助大学生回答理论上的困惑，解决思想上的疑虑，形成教学一体、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
4.使用现代技术。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3]（P.65）现在，由于教学条件的极大改善，多媒体教学技术已在课堂上普遍使用，教学手段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为此，我们积极地开发了“当代”课的多媒体教学课件。该课件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受到了学生的广泛好评，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要把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以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它本质上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动力、扩散及灭亡的研究。马克思毕生致力于研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关系，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性，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的客观历史规律，因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家政治和阶级政治而非国际政治。特别是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西欧国家还处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具有相对封闭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未能从国际层次上，特别是从国际关系角度讨论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缺少马克思在国际领域的著作中去加以说明马克思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具体贡献。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至关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思想。一百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一直是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方法论。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比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得到了科学而充分的运用，另一方面，列宁在理论上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这表明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特别强调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对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做出的科学理论表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一方面，个体通过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交往活动而创造了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个体相互作用的创造物又制约和规定着个体的活动。既定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对生产力及其载体的巨大反作用，突出表现为社会存在对人的肉体、意识的决定和再生产。
其次，马克恩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理论，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服务的。
是否认为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具有阶级性，这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权力与财富的争夺反映了两大国际性阶级之间的对抗，因为国家最终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仆人。这与现实主义的观点相左，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相对来说是自治的实体，它追求国家利益，不能把它归结为任何阶级的特殊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涉及三个基本层次：
一是用阶级分析来解决理论问题和指导革命实践。阶级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和理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明确地划分了一对对立的阶级，即生产者阶级和剥削他们的非生产者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且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
二是肯定阶级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总是寓于阶级关系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国际政治包括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两条线。马克思认为，虽然国际政治具有民族性，但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国际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可是，正当面临发展机遇的时候，政治学却被误解成伪科学。似乎政治学只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要有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政治学。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政治学长期为缺门。正是因为政治学长期被误解，多年被忽视，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霸权地位的“左”的思想任意解释“政治”，被曲解了的“政治”又反过来助长“左”的思想。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生活中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是政治概念狭隘化。简言之，社会生活中什么现象都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按此逻辑，“十年浩劫’势在必行。这个政治逻辑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中国的悲剧。
我们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现有学科的分化、交错、综合，各学科内容总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行政学本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但随着行政学发展为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就没有必要把行政学按原样包容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尽管行政学仍然不能割断与政治学的关系，但这只是学科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发展情况是，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自然就会成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总之，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政治学理论的科学本质也是这样。没有理论创新，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新现象，更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政治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
政治学对政治社会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任何科学都是相同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抱守计划经济理论，不进行理沦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政治学本来就是有时代特征的，有不同阶级属性。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心内容。当前，中国转型期政治就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只有通过研究转型期政治，科学地回答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井由此上升到理论认识，这才可能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学研究走向科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前人的经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根据学术研究规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避免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的重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尊重前人的成果是一致的。实际上，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还是有不同见解的，在这方面，政治学也可以进行百家争鸣，在大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学说。政治学不同于政治，一个政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一致，但政治学在政治学说、政治理论上是可以百家争鸣的，是应该有不同学派的，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是受科学发展规律支配而发展的。
走向实际。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政治学作为科学走向实际，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是科学本质的要求。走向实际应该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就是说，政治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修正错误，丰富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当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本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来解释和认识社会政治现象和问题的学说和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的需要，因此，这就要求政治学在实践中提出新的认识，进行理论创新。从计划经济的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政治学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在国家学说上如何回答解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主要通过国家中央集权的计划来进行配置，国家和社会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主要体现于“单位制’啪形式。在那时，“单位’俱有双重的职能，既行使国家职能，也行使社会职能。党组织（支部或党委）建在“单位”上，实行高度的一元化领导。其结构和机制也很简单，一份“红头文件”，就可以从上到下全部动员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学不得不面对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国家计划配置经济资源的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而逐步弱化，最后也许只保留公共经济领域里的极小部分的职能。对此，政治学研究当然要义不容辞作出科学的解释，政治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现实中的问题比人们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要复杂得多。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已不可能再像“单位制”的条件下那样对社会进行控制。例如，在乡村的某些地方宗法势力的回潮，还有城乡某些地区黑社会性质势力的猖獗。从经验上说，这是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后出现的新的政治现象和问题。但是，从理性上说，这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只是对政治研究来说，必须从科学上回答和解决这样类似的问题。乡村这种现象的出现，尽管有中国传统政治历史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随着乡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未能及时相继推进社会结构的重建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政治发展。事实上，自从乡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社会经济资源就逐步转归社会支配，由此，国家本来藉以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让出去了，而乡村本来依靠国家维持的社会结构松懈了，但又没有及时进行社会重新整合，建立新的结构，以致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地方的某些方面出现结构的薄弱部分，正是这样，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乘虚而入。在某些城乡特别是其接合部黑社会性质势力的出现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原因。显然，这些实际中的问题都是政治学应该研究的对象。从政治学的视角看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发展中的现象，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必然会带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由于从集权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恰恰说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后必须及时相应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看到这一点，并且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同时，从这些政治现象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学研究面对实际应担起的历史任务是非常繁重的，不仅要从理论上解释这些现象，分析这些现象生成的原因，更重要的还要运用政治学理论来解决由这些现象所产生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丰富自己，进行理论创新。如果还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把传统的国家政治建设分成两条路径来思考和设计。其中一个是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是社会建设。对前者的认识和实践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经验，对后者，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毋庸讳言，我们不但经验不足，而且理论准备也不足，由此，我们不能不把社会基层民主政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它的现实意义不用多说，就以“专项打黑”这个举措为例，这样做确实必要，可以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为一方保平安，但是没有社会建设，不可能根治这样一些由社会机体不健全而产生的癌变现象。因为，社会本身没有制止和打击黑势力的组织力量。如果我们的社会建设取得成效，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健全起来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加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局面也就形成了。
政治学走向实际，研究社会生活中现实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政治学研究实际的政治问题是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同时，政治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保持学术生气，不断理论创新，走向学术前沿。
走向世界。当代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应有的要求，而且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尽管政治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国的政治学也都各自具有本国的特色。但是，政治学井不排斥在各国之间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吸收别国有用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无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还是东方国家的政治学，无不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吸取养分。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部古典巨著中关于政体的分类及其分类思想直到今天对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学仍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都已把它作为研究政体形式的学术规范。当然，东西方国家对政体形式的研究和分类在价值理性上是有根本差异的，然而在工具理性上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着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着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相关的着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着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着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着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着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着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着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着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着:“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