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国际关系自20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多数的学者认为其间经历了三次理论的大论战：第一次是1930-40年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第二次是1950-6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第三次是1980-90年代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①各次论战的结果，虽未产生胜败优劣的结果，但却促进了理论的省思；然而这样的论战从未偃息，二十世纪初，具有浓厚社会学色彩的建构主义崛起，直接挑战了主导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当前的三大主流流派。安全，是国家存在的目的与追求的目标，也是国家利益之所在，从国际关系三大流派的理论角度出发，比较各流派对安全的认知，及其可能获致最大安全的方法，如权力平衡、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性安全、人类安全等途径，可以有助于理解国际现象的发展系络。

一、国际安全的界定

（一）安全在需求的定位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主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如果没有大的战争则是考虑冲突与合作问题。无论涉及到哪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会重视安全问题的地位。其内涵与目的皆在探求安全，以便在安全的基础上，能求得更高层次的满足。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层次：

第一层次是生理需求；第二层次是安全需求；第三层次是爱与隶属需求；第四层次是尊重需求；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需求。当某一层次于实质上获得满足后，下一个层次需求即成为主要支配力量。②就国际社会而言，第一层次的生理需求是个体存在的最基本需求，而安全是在满足需求后，作为激励、支配个体向上一层次发展的力量，因而安全对个体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二）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安全

若将国家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则涉及国家层次的安全，可从四个方面检验：③1、指涉对象：不同层次的主体，包括个人、国家、国际、全球，并以威胁涵盖的范围，归纳于其中的层次探讨。2、核心价值：追求个体存在，获得依赖与保障，社会隶属，相互尊重，自我实现需求满足的目标。3、威胁类型：源于国内外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环境等威胁。4、获致安全的途径：权力平衡、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人类安全等。

综上所述，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安全可以界定为：“安全”是指不同层次的主体，为维护其核心价值，因应不同型态威胁，采取保护措施，形成一种避免危害之相对性、变动性的态势，及其对此一态势的主观认知。而无论是核心价值、威胁、保护措施、态势及主观认知的认定，都会受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导引。

二、三大流派对安全的观点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首先涉及到几个基本假定：1、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定义，基本上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国际体系出于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中成员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或根本问题就是它们的生存问题。2、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主导行为体。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现在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不会消亡的，仍将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3、国家的第一关切是生存关切。由于现实主义者将国际体系描述成一个自然丛林，在丛林中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所以在无政府的，无强制性的权威存在的国际体系当中，对于每一个个体国家而言，最高的利益就是生存。4、国家生存的最可靠手段是军事实力。现实主义在安全问题上的基本思路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自救-权力-安全困境-权力平衡。意即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国家这个最重要且唯一的行为主体，主要通过自救来谋求与维护由权力定义的国家利益。

由于自救是国家唯一的行为方式，国家不得不追求权力的极大化与国家的相对利益，国家间的合作只是追求权力的权宜之计，难以持久，军事力量的竞逐势不可避免，因而面对战争的军事威胁亦如影随形。

面对无政府状态与战争威胁的情势，生存与安全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与需求，必须追求权力极大化，发展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然亦形成相互竞逐的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无法根除，只能缓解，缓解的办法是权力平衡。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平衡是自然形成的，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总是谋求自身权力或安全的极大化。但认为权力只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危险，在紧要关头时，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在国际关系仍呈现无政府状态的特质下，权力平衡或两极体系结构下依赖大国形成的集体安全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得不实行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

（二）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自由主义也涉及到几个基本假定。1、国际体系当然呈现无政府状态，但并非没有秩序。也即有没有政府不是有无秩序的必要条件。2、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但其他行为体日趋重要。自由主义除了承认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之外，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3、国家关注生存，但国家不仅仅关注生存，甚至首先不是生存，而是如何生存得更好的问题。个人自由及社会经济福祉都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国家利益会顺应国际制度运作而决定，亦考虑共同追求群体的共同利益-成为团体一份子与其他个体建立关系的社会需求及尊重自己与需要受人尊重的尊重需求的利益。4、国际规范、机制、制度维护国际秩序。如果没有政府，那要靠什么来维持国际社会的稳定呢？靠的就是国际规范、机制和制度。现实主义认为它们只是强者的一种工具或是无用的摆设，而自由主义则认为它们是一种有效可行的约束。

自由主义是以合作与互赖为基础，它在安全观上有三种观点，即相互依存、民主和平与机制稳定。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将阻止各国彼此使用武力，因为战争将威吓各方的繁荣；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天生更和平，民主的扩展是世界和平的关键；第三种观点认为，国际能源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通过鼓励各国为更大的持久合作的利益而放弃眼前的利益，从而有助于克服国家的自私行为。

自由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合作是经常发生和存在的现象。它认为现实主义低估了国际合作的可能以及国际制度的能力。国家是有理性的，也就是说国家的行为合乎规则，一致且有秩序，并能权衡将要选择行为的得与失，以最大化其实际效用。自由主义相信，有了制度所提供的协调机制，国家就可以通过交易与权衡使整个合作达到一种稳定的结果。在一个受到国家权力和不同利益制约的世界里，发展国家间制度化合作，可以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提供机遇。

国家不是追求权力的极大化，概念及规范具有补充权力互动的解释作用，国家会追求群体的绝对获利，进行合作，军事力量不是唯一的权力与目标。经由互赖与国际建制及国际制度，合作可以长久维持、运作，并可以减少战争发生，军事安全不是唯一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受到重视。

（三）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建构主义更加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它将人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概而言之，就是强调人的作用、人的观念和能动性对于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建构主义也有一系列的假设：1、国际体系是呈现出无政府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有着不同的逻辑，可以是霍布斯文化，也可以是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这些逻辑都是由人创造的。人可以创造丛林原则主导的霍布斯文化，也可以创造友善主导的康德文化。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又形成不同的角色类型，即敌人、竞争对手、朋友。国家根据这些角色类型再现自我和他者，因而可能面对不同类型的威胁，但也可经由规范的作用解决争执，或经由文化的建立，产生规范性作用，促使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2、国家虽是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但是从个人、国际组织甚至全人类都是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国家与其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处于互动之中。3、国家关注生存，但生存的意义是社会建构的。比如朝鲜核危机对美国的巨大刺激，原因即在于朝鲜与美国现在相互抱有敌意，这样一种安全观念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4、国际体系文化界定国家安全的意义。应该说，在当今的世界当中，大国之间还没有产生强烈冲突的意愿。现在，美国的霸权的维持主要依靠的是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如果缺失了中国，可以吗？肯定不行。美国现在已经逐步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不要去抗衡美国，即便将来我们强大了也不要去抗衡。因为，如果大家现在都强化了这种抗衡的思想，那么这种抗衡思想慢慢的就极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文化的一部分。

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正因为国际政治是社会建构成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不仅仅与物质资源分配相关，也包括社会相互作用，这一切便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其行为。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结构不仅仅涉及物质能力的分配，还有社会关系。当国家相互仇视时，它们习惯于从坏处猜测对方；当关系友善时，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合作。这一切取决于“观念分配”，而不是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所认定的物质力量分配。建构主义结构中的物质因素，但认为它是有限的。因为物质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

建构主义的结构是动态的：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离这种结构，并建立新的、由不同观念造就的结构。比如行为体之间如果互相高度猜疑，就形成安全困境；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使它们高度相信，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综合安全或人类安全。

三、获致安全的实践途径

受到国际关系三大流派的引导，各国在寻求获致安全的作为上，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权力平衡。权力平衡是指通过权力平衡安全机制和体系来实现国家的安全。在权力平衡安全体系中，国家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维持各力量中心的均衡，制约潜在和现实的对手，从而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

（二）集体安全。集体安全是建立同盟关系与联合军事力量，透过集体效应来共同协助受威胁的国家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并进一步维系同盟之军事安全。④摩根索认为：在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中，安全问题不再是个别国家所关心的问题，也无须由军备和其他国家权力的要素来解决；安全成为所有国家关心的问题，他们将像他们自己的安全受到威吓似的集体保障他们中的每一个国家的安全。

（三）共同安全。共同安全是透过国际机制之建立与各国之自我约束来稳定国际情势。更进一步而言：以国家间共同安全取代单一国家安全。安全不是零和赛局，安全涉及所有国家，各国都有权利与责任参与寻求建设性解决安全的进程，所有国家都有获得安全的权利，各国可透过军备控制及促进联合国的安全职能，来实现共同的安全。

（四）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指透过将军事安全与非军事安全相互结合的渐进过程，国家得以透过合作、对话来维持国际安全。意即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取代以往以权力平衡为基础的冷战安全观。合作安全的核心是合作，它强调增加互信而非猜忌，包容而非排他，多边而非单边，非军事方式而非纯军事方式，协商而非对抗，再确认而非吓阻，军事透明而非秘密，事前防制而非事后矫正，互赖而非片面行动。

（五）综合安全。综合安全是指尝试将安全所囊括的范围扩及其他非传统军事安全的面向上，并且透过这些面向的强化互动与合作，区域安全稳定得以维持。它不仅包括军事性因素，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议题。

（六）人类安全。人类安全是指所有与“人”相关的议题，其形式多变且对人类安全有直接且更为深远之影响。简言之，人类安全是一种本质上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安全观，像移民问题、跨国经济与网络犯罪、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生态环境破坏威胁、疾病感染问题、对人权压迫等多元多变之新型安全威胁，都将对人类之安全有更直接且更为深远之影响。

四、三大流派安全观点异同之比较

（一）安全的指涉对象。三者都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重要的行为者，自由主义则认为除了国家外，个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都是体系中的行为者，建构主义更纳涵至全人类，然而国家在体系中行为体的角色与地位是无法取代的。涵盖范围上，以建构主义之行为体互动所产生三种无政府文化，由国家扩展至个人与全人类层次之范围最为宽广；其次为自由主义藉由相互依赖与合作所形成之个人至国际层次；最后，则是以国家为最重要且唯一行为者的现实主义。

（二）安全的核心价值。三者都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生存与安全是国家重要的利益与需求，国家必须追求权力，发展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现实主义追求权力最大化与国家的相对利益；自由主义除以生存与安全为国家的利益外，个人自由与社会福祉都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国际制度会影响国家利益，国家亦应考虑共同追求群体社会需求与尊重需求的共同利益；建构主义强调安全的内涵随着文化结构的不同有不同的认定，从个体自身存在到自我实现的需求都可成为安全的核心价值，全视国家如何认定。

（三）威胁考虑层面。三者皆认为国际体系存有冲突与战争发生的可能，军事威胁存在于无政府状态下之国家间，合作有一定的作用，现实主义认为战争是常态不可避免，合作是短暂权宜之计，唯有追求权力极大化，才能保障安全，因之，军事威胁如影随形；自由主义认为经由互赖与国际建制及国际制度的合作，可减少战争发生，且其重视国际政治经济，对经济层面的威胁亦较为着重；建构主义认为安全的内涵随着不同的文化结构有不同认定，因行动体互动所产生之三种无政府文化，着重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与环境等面向威胁，可经由文化的建立，产生规范性作用，促使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与安全。

（四）获致安全的途径。三者都认为可透过合作手段追求安全，然现实主义强调安全困境，认为保护与扩大权力成为保障安全的唯一手段，因而权力平衡与集体安全即符合其效用；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生存不是唯一考虑，亦应考虑共同追求群体的共同利益，可经由，互赖与国际制度等的合作追求安全，因而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符合其需求；建构主义认为经由行为体互动的文化建立，可产生规范性作用，促进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综合安全与人类安全正符合其作用。

五、结语

经由对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主流流派安全观点的比较之后，可以了解国际环境变迁造成不同理论的建构，以及面对国际环境变化采取适当途径，尤其在安全方面，虽然三者之间各有相同与相异之处，然皆以国家为主要指涉对象，向个人或向全球发展；其次，在核心价值方面，则在求得最基本之生存与保护需求后，逐渐谋求社会、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再次，在威胁方面，传统以军事、政治安全为主之情势，因全球化之影响，已为非传统之经济安全取代或并列之；最后，获致安全的途径是在集体安全的基础上，亦朝向多面向之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与综合安全发展之势，在全球化冲击下，人类安全已渐获重视并扩大影响。唯有适切运用合宜的安全观点以及安全战略，认清国际现势的演变，才能深切认知安全的内涵，促使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与安全。（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部）

注解：

①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②维基百科http：///wiki/%E9%A9%AC%E6%96%AF%E6%B4%9B

③陈欣之.国际安全研究之理论变迁与挑战[M].第2页.

④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392-393页.

参考文献：

[1]郑端耀.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评析.美欧季刊.2001（2）：199.

[2]刘复国.综合性安全与国家安全：亚太安全概念适用性之探讨.问题与研究.1999（2）：24.

[3]莫大华.“安全研究”之趋势.问题与研究.1996（7）：70.

篇（2）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3-0001-15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703001

党的十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进入了新时期。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持续扩大，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迎接党的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增强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总结和科学提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理论，对内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接，对外要与国际主流理论互动，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一、理论建设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十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理论建设中的两大亮点，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理论指导。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任何重要的外交理论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的发展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正是产生并发展于中和世界的外交风云际会之中。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这些内容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中国饱受战乱和兵燹之苦，深受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害。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都把国家兴亡视为己任。孙中山留下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 对鸦片战争后17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持续奋斗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并使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利的内外环境，其中外交负有特殊的使命。

第二，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党的十以来多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深刻阐述，不断丰富其理念内涵并逐步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现的，是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它所表达的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同各国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境界，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 不仅如此，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想正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认可和接受。例如，2017年2月10日，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合国决议。 又如，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 这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标志。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2008年，以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推进G20峰会为标志，中国加快了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步伐，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全新的理念为指导，审视和规划中国的外交和安全。2012年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更加强调在外交上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思维，并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命题。此后，中国日益以大国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国的胸怀处理全球事务。2013年年中，中国提出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014年11月，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指中国对世界大国的外交，而且意指在当前特定阶段的中国外交，即“中国特色外交”。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2014年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国安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全面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强调要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中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的背景下诞生的。在国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和叠加。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发动了“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导致形势紧张，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当地局势剧烈动荡，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网络攻击形成新的威胁，国际难民潮和美欧社会撕裂互为因果，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同“黑天鹅”事件的频发及政局变动遥相呼应。在出现这些新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原有的应对机制和主流理论都已显得力不从心。

在国内，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同样复杂和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还较低，发展中面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重大安全事故频发……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加之民族分裂势力、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土安全的任务艰巨。此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也使中国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有鉴于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倡导开创认识当代安全问题的新境界，努力探索应对安全问题的新方案，大力推进安全理论的新建设。正是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并指导我们应对时代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新挑战。

（三）从“总结归纳”到“前瞻设计”的新征程

如果说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在前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历史总结和观点归纳，那么今后的重点则要转移到理论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上去。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并丰富已有的外交安全理论。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总结和归纳中国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有什么、缺什么和补什么。当然，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特别珍视新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倚靠先人而不思进取和创新。相反，我们要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及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新的理念和理论体系，奏响时代的理论最强音。

第二，要以时展的观点来审视和规划今后的外交安全理论。如果从“两个一百年”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框架来看，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将会面临更多和更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在国家、社会嬗变之时，加强国内在外交安全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共识，明确在实现“全面小康”并向“中等强国”过渡时期的战略目标、阶段任务、主要挑战和方向途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才能成为应对将要发生的种种挑战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第三，要以内外统筹的观点来对待中国和国际社会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的互动。党的十以恚中国已经成功主办或将要主办亚信上海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金砖厦门峰会和“一带一路”北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中国利用主场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思想和理论，并提出了外交、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理念。与此同时，中国还利用许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以及其他途径，同国际社会在外交与安全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进行建设性互动。但是，已有的互动同中国应有的规模和作用相比仍远远不够，需要在今后有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而且，在中外交织和内外一体的时代，只有经过国际实践的检验，中国的理论才能真正具备指导性和普遍性。

总之，我们要借助迎接党的召开的东风，加快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使这些呼之欲出的新理论和新战略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工作。

二、理论的物质和实践属性

中国在构建外交安全理论时需要增强其“物质本原性”和“实践第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物质本原性”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本质。“实践第一”强调理论需要付诸实践并指导实践。

（一）中国丰富的外交安全实践是建构相关理论的深厚土壤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上升，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撑着国家外交。与此同时，国家外交在克服重重困难中曲折前进，国家安全在战胜许多严峻的内外挑战中也不断得到巩固。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之丰富、道路之曲折、成绩之巨大，在当代全球性大国中并不多见。正是这些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外延不断拓展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地域范畴，正在实现从国家行为体的外交向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兼有的外交（如次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的转变；在具体领域方面，也在从政治外交和安全外交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社会外交、体育外交等多方面拓展。

同样的，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逐步从传统的政权安全和军事安全向总体国家安全转变。总体国家安全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国土、科技、信息、生态和资源等领域的安全，同时也包括网络、海洋、太空和极地等新领域的安全以及人的安全和心态安全等。

（三）中国对外交安全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

十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强调实践自觉和实践自信。中国的外交安全首先是实践问题，体现了中国在现阶段的外交安全的逻辑起点。同时，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又在不断发展和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实践自觉和自信。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日益丰富、成果愈发显著，这增加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和可能，使实践自觉、自信同理论自觉、自信相互促进。党的十以来，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加大了理论研究力度，而理论认识的升华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此外，学界虽然并非中国外交安全的直接实践主体，但是他们通过间接和虚拟参与，深化了对实践的感性认识，并以学术理论研究促进了认识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化。

三、新时期的理论传承

除了实践之外，优秀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外交安全理论的主要渊源。在新形势下，中国正在通过重新总结和思考，选择传承的重点和要点，以此构建和丰富相关理论。

（一）优秀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国外交安全同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理论首先应具有中华文明的特色。在外交安全问题上传承中华文明时，我们在思想上要“两点辩证”，在行动上要“双向互动”。

第一，“国”“家”相依。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中绵延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社和人民在“国家”问题上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根本理论内核是“国”与“家”相依。孟子有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位2 000多年前的先贤关于“国”和“家”富有哲理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深受自然条件制约和外族屡屡入侵的时代，还是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中华民族都需要国家的组织和保障，因此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观。曾言，“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另一方面，聚“家”成“国”。“国”的基础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个人，所以又要重视家庭和个人的作用。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直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的“家国情怀”。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优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国”和“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号召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由此可见，“国”“家”两者相依互补，这才成就了中国虽经受历史的考验但却生生不息并持续前行的民族伟业。

第二，“和”“战”相应。从远古的夏、商到近代的晚清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一直密切相关。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国泰民安”和“天下大同”，无数先贤为此进行了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与和平外交思想，而孔子的“和为贵” 和墨子的“非攻” 思想即为其集中体现。但是，在“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盛行的年代，在屡屡遭受外敌入侵和占领的苦难境遇中，一厢情愿的“唯和平论”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还强调：“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 这辩证地阐释了和平发展的双向性与多向性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交”“攻”相济。中国的版图自汉唐后基本稳定，中国的农耕经济使其在疆域问题上基本采取守势，这一态势到清朝时才有较大的变化。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自古就有“协和万邦” 和“讲信修睦” 之说，孔子更是提倡“近者悦，远者来”。 但是，如果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只讲友好睦邻的一面，那也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常以“近交远攻”和“纵横捭阖”来实现力量的重新组合。在汉唐时期，中国在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时既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后盾，也巧妙利用西域各国对付强敌匈奴。在清朝末年，中国即使在“弱国无外交”的窘境下还尽力“以夷制夷”来达到保存国家命脉的目的。

因此，在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交”和“攻”问题上，不能“一点论”，而要“两点论”，有时还要“多点论”。这既符合史实，也更易为外人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红色基因”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世情和国情相结合，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传承尤为突出。

第一，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在其存在的必要历史阶段中，应当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与公平正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等方面阐述了公平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中国曾经作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长达百余年，对国家和民族平等关系有更执着地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强调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和秉持国际公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和强国之时，中国正积极推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外交方面加强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在安全方面主张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而且，还强调要将外交、安全以及其他因素相结合，以进行综合考虑。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外交观和安全观在新形势下的体现、发展和落实。

第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视野主要是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的暂时“均势”和经济交往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共处的理论观点。 邓小平指导中国外交方针实现了重要转变，他强调要从国家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斗转星移，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大国正在群体性崛起，且已经能够较为平等地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话。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目前，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将当年革命导师们的憧憬和理想变为现实。

第三，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虽然剧变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十后，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照顾到当前内外环境的实际状况，也指出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四、创新裂变和互动聚变

外交和安全问题密切相联。强调，要“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 因此，中的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要各自发展，而且要相互促进，并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和领域进行交流、交锋、交汇，在创新中裂变，在互动中聚变。

（一）理论的创新裂变

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相关理论建设也相应进入了高度活跃的探索和创新时期。

第一，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和安全理论。总的来说，这些理论经历了保卫国家政权和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拓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改革三个阶段。

在外交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外交思想和邓小平外交思想（包括的外交思想和的外交思想）等阶段。党的十后，在纷繁复杂的内外形势和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他站在时展的前列，立足中国并放眼世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新要求。相关外交理论和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有优先重视政权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原则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 总体而言，中国的安全观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扩展。“在横向上，国家安全从以往集中于政治、军事安全向更广泛的安全领域扩展。在纵向上，国家安全从关注自身安全向其他层面的安全扩展。” 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有研究者指出：“‘总体性’就是要将各领域的安全统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体系’。从体系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避免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矛盾、冲突、干扰、制约”。

第二，纵向和横向的创新之道。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发展呈现出纵向、横向和多向整合的三维创新格局。从纵向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经历了逐步发展、创新阶段。例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发展，就经历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邓小平外交的国际战略思想等阶段。又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1995年的“新安全观”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 从横向来看，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在交叉发展中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中蕴含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元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各类安全观的集大成者。

中国正在对外交安全及其他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创新思想进行综合性整合。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也不断对外交安全提出新的理论需求，这要求超越传统的理论创新，强调统筹性、综合性和整合性。反过来，不断创新的中国外交安全理论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理论的国际互动聚变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同国际理论交流、交锋和交汇，在互动中发展和成长。

第一，坚持特色和扩大共性。坚持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特色，最主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要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重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就扩大共性而言，中国需要扩大中华文明大国理论、社会主义大国理论、发展中大国理论和全球性大国理论等国际共性。中国在扩大国际社会的外交安全理论共性时，还需要扩大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共性，从而使中国和世界的互动更加深入、持久。发展并扩大中国理论的国际共性，就能为中国特色理论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也能提升中国特色理论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第二，交叉互动和创新聚变。在国际外交安全理论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但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安全理论正日益缺乏时代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例如，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往往求助于已有的理论，搬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难以避免。对此，强调指出：世界上本来并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有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显而易见，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动力。同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参与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也从国际同行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开阔了学术和理论视野。

（三）加强理论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而且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完善。

第一，增强理论的实践和应用意义。理论是分层次的，也具有时效性。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能够提供指导应对当前挑战和规划未来发展的应用性理论，以此保障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第二，加强理论的体系建设。根据现实需要，中国在外交安全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理念和观点，但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要继续推进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更加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研究两者的关系，进而进行缜密的逻辑演绎和科学的体系构建。

第三，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外交安全与当前实际情势密切相关，如果把握不准，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而系统和科学的理论则能超越具体案例和事件，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前瞻性的理论。因此，在应对外交安全问题时，我们要避免实践和理论“两张皮”的现象。

第四，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理论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评判。外交安全的实践检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在对待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上，政界和学界都应心存敬畏，并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创新理论。

结 束 语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但是，理论建设又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反复互动，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而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改变当前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学者滞后于领导、学术滞后于政治的局面，我们需要提高认识并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理论探索和创新。

为此，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大理论创新力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敏感，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

篇（3）

中图分类号：D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026-01

东北亚地区选择何种安全模式 ,是事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安全理论与集体安全理论

1.安全理论 什么叫“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处于什么情况下才算作安全，历来颇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只有一国在客观上不存在危险的威胁，主观上不存在对危险的恐惧，该国才是安全的。当然，国际关系中所说的危险，通常指对国际关系主体生存与发展会造成一定伤害的力量或情势。事实上 ,只要国际社会本质上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 ,这种危险就会一直存在 ,安全问题也将一直存在。在缺乏一个绝对权威的情况下 ,国家为了保证安全 ,除加强自身实力外 ,很自然地倾向相互组成国家集团 ,希望藉群体的力量增加维护自身安全的系数。这种安全集团组成的安全模式最常见的是“联盟安全”。联盟容易造成所谓的“安全两难”的问题，即联盟集团之间往往互不信任 ,一个联盟集团为了增加对抗其他敌对联盟威胁的能力，会不断增加自身军备实力，但这种行为又为敌对的联盟视作对自身的威胁，于是相应地扩充军备，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各方的安全系数都下降。

2.集体安全理论 所谓集体安全 ,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体系 ,在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承认其他国家的安全就是所有国家的安全，他们同意并且愿意对侵略者作出集体反应。集体安全模式的基点在于安全不是个别国家而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的事情 ,每一个国家都像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一样关注和捍卫其他所有国家成员的安危。简而言之，在集体安全模式下，对一个国家的战争或战争威胁将被视为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或威胁 ,它将受到其他所有成员集体地反对和惩罚。集体安全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就是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盟约》第 11 条明确宣告:“任何战争或战争威胁 ,不论立即影响任何联盟会员国与否 ,兹特宣告其为与联盟全体有关之事 ,联盟应采取其认为明智有效之然后行动 ,借以确保国际和平。” 第16 条更具体规定:“联盟会员国如有不顾本盟约而从事战争者 ,则据此事实即应视为对所有联盟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然而国际联盟失败了 ,它既没有能保护其会员国的安全 ,也没有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二战后 ,在国际联盟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 ,继承和发展了集体安全的思想。联合国在组织形式、行动方式、权力配置上都将集体安全模式进一步完善起来 ,但不幸的是 ,实践证明 ,集体安全模式在联合国的实践又是一次败多成少的实践。

3.集体安全理论的困境 集体安全模式是与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著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所言，集体安全作为一种理想是毫无瑕疵的 ,它确实为在一个国家的共同体中执行法律提供了理想的解决办法。然而 ,集体安全作为一种安全模式没有获得成功 ,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使然 ,也是集体安全模式本身的缺陷使然。这一点 ,汉斯•摩根索作了精辟的分析 ,他认为集体安全是建立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之上: 1 有压倒优势的力量来威慑或反对任何潜在或现实的侵略者; 2 所有成员国有共同的安全观念; 3 成员国必须将它们冲突的政治利益从属于所有的成员国集体防务所界定的共同利益。然而，以往的经验和国际政治的一般性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可能出现这种形势。因此要实现集体安全，实在为时过早，太有“乌托邦”色彩了。

二、东北亚建立集体安全模式的可能性

ピ诙北亚地区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倡议也由来以久。然而要在东北亚地区选择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集体安全模式只能是纸上谈兵 ,集体安全模式在东北亚地区所面临的困境较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

ナ紫龋集体安全模式需要成员国之间少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东北亚地区存在众多的结构性矛盾和立场根本对立的问题。东北亚地区的矛盾呈现综合性、复杂性、对立性等特点，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要达成强机制的集体安全模式无疑是不现实的。如日俄北方四岛问题无论如何解决，对于未获所有权的一方都是明显的损失，哪怕各分其二，也是双方都不满意的。还有近年来热点的朝鲜核问题，也成为影响这一地区各国之间关系的棘手问题。

テ浯危共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软力量”对形成集体安全具有很大的催化作用 ,但东北亚地区则缺乏这种基础。东北亚地区虽然有共同的文化渊源 ,如儒家文化在中、韩、朝、日、蒙都占有很大的影响 ,历史上也曾形成过“中国中心主义”的朝贡体系 ,但是步入近代后 ,随着俄罗斯从欧洲扩张到东北亚、日本的“脱亚入欧”式崛起、美国的介入与中国的式微 ,使得东北亚地区集佛教、儒教、道教、东正教、基督教等于一身 ,犹如一盘大杂烩 ,我们虽然不能妄加断言将形成“文明的冲突”,但是要实现文明的融合也实属不易。而从意识形态上看 ,东北亚地区更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 ,既有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坚力量 ,还有处于转轨之中需要重新定位的国家。这多方面的差异性 ,决定了东北亚在实现集体安全模式上必将面对更多的曲折与困难。

プ詈螅政治军事方面的集体安全的实现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推进，东北亚地区目前缺乏这种动力。东北亚的现实是连一个国家的经济共同体都没有形成 ,遑论建成全区域的经济组织。中、日、韩三国尚未形成经济共同体 ,政治共同体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形成只能是更遥远的事情。

三、结论

ビ梢陨戏治隹梢钥闯 ,东北亚地区还不能形成组织严密的安全机制 ,只能先建立松散的安全安排。这是切实可行的 ,也是实现东北亚长久和平的必经之路。具体地讲 ,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积极创立覆盖全区域的多边安全对话场合; 2 不拘形式地开展各个层次的非强制性安全对话和合作;3 从形成“对话的习惯”入手 ,逐步地加强多边机制建设，包括信任机制、合作机制、预防性外交机制等 ; 4 努力挖掘和倡导东亚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 5 加快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 ,采用“以经促政”的方式推动东北亚的安全合作。

おげ慰嘉南祝

[1]詹姆斯•多尔帝,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年版.

[2]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篇（4）

摘 要：互联网开拓了国际政治新空间，既是机遇，也存在挑战与威胁.本文基于互联网时代国际环境的特点，分析了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简单梳理了基于国家安全而进行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网络治理尝试.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互联网时代国际网络治理的困境，认为应该从创建一个集网络与现实国际政治于一体的分析框架入手，在国际层面上形成一种国际网络安全机制，以突破互联网时代国际政治领域中的网络迷失现象，减少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使互联网在合理规范的国际准则下为21世纪的全球化服务.

关键词 ：网络空间；国家安全；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C9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1-0161-03

21世纪初，新的基于互联网的威胁给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挑战，并增加了自20世纪以来业已被理解的威胁的范围.网络安全威胁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挑战之一，可以说，网络空间所带来的威胁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时代话题.

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战略等的构建是基于19世纪至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经验，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以及国家间的协议有助于减少潜在的冲突与暴力等.传统的观点尊重国家边界和领土完整，并在现实世界中给予其清晰的概念界定与物理界定.但是，网络空间的特性，使得其与以上传统的国家体制、国家参与国际事务和冲突的常规方式并不相符.可以说，网络空间创造了新的加剧全球紧张局势的途径和新的基于互联网的冲突模式，从网络间谍、跨国犯罪到扰乱军事系统、攻击政府服务器的网络战争，这些已构成新的国家安全威胁.因此，把握网络空间的内在运行机理，探究互联网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分析互联网时代国际关系领域的危机与应对，都是与网络空间、国际政治紧密相关而又亟待探索的理论命题.

1 互联网时代国际环境的特点

所谓网络空间，是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形成的信息传播新空间，它是信息环境内的全球领域，由独立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网组成，包括因特网、计算机系统以及重要行业的嵌入式处理器和控制器.[1]网络空间具有全球性、开放性、信息高度共享性、无政府状态等特征.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作为“无国界”和“超越领土”的虚拟空间而存在，并且已经逐渐渗透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国家安全的“无形疆界”.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网络空间俨然已成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新战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在该虚拟战场上进行博弈和竞争.网络的传播迅速、即时互动、隐秘难控、传播无界的特性使得互联网成为一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也伴随着威胁以及迷失.人们常用“狂野西部”来形容当前国际网络安全环境的混乱无序，可以说，网络空间在国际政治领域制造了一种“迷失”现象，即虚拟网络空间由于缺乏合理、规范的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网络制约和法律规制，使得国际政治领域中行为体的行为活动因缺少相应的指导与规约而陷入“无轨”、不可控、难以预测的状态.这种“迷失”现象无形中也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基于新的互联网空间多级维度下的国际关系理论超越了传统上自二战以来作为国家安全政策基石的“威慑”理论.在20世纪，即前互联网时代的“威慑”背景下，美国和苏联主导并产生了“两级化”的国际关系体系.相比之下，21世纪的国际环境，是一种处于互联网之下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它以不对称性、模糊性、具有较少共同的诉求与偏好以及多样化的难以确定的目标为特征，在此背景下的国际舞台上则活跃着大量冷战之后所卷入国际体系的新国家以及大范围的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

与此同时，网络的进步使得信息的传播源头趋向于个体化、多样化，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国家行为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存在着扰乱网络系统以及妨碍国家安全的可能性而相对不容易也不必担心被发现.在网络空间，很难辨别一条信息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也很难准确地发现和理解一个特殊事件背后所隐含的讯息，同时，一个地方性或区域性事件也可以有像“蝴蝶效应”那样的威力从而对全世界产生波动与影响.

2 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国家安全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作家李普曼1943年的《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它是指一个国家既没有外部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网络空间下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一国网络空间的安全以及原有国家安全议题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简单地说，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包括：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增多、扩展了国家安全的空间、改变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等.本文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国际特征以及网络空间的特点，主要从改变国家安全环境和威胁国家主权两个方面来研究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指与传统国际环境相比，网络时代下的国际环境存在更多不确定、不可控的复杂因素，从而使得国家安全环境面临更多有形和无形的挑战.互联网的进步改变国家安全环境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震网”的部署，其中，“震网”是一种复杂的恶性软件系统，据称其可以破坏伊朗核计划中的铀浓缩设施.美国和以色列都因是病毒的制造者而倍受谴责，但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互联网的本质特征，该软件的来源仍存在争议.国际关系中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是2007年的爱沙尼亚网络攻击事件，这次网络攻击破坏了爱沙尼亚共和国重要组织机构的网站，包括公共部门机构、银行等，爱沙尼亚的一些官员谴责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攻击，但这也无从证明.不过这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环境的直接影响.

互联网对国家主权的威胁是指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主权国家置身于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的虚拟信息世界之中，使得国家在维护传统的边界安全的同时要考虑到互联网主权边界的安全问题，这就产生了互联网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具体来看，就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出现，使得国家主权在国家传统的地缘边界之外出现了新的延伸，即网络主权；同时从关注陆、海、空、天“四维安全”扩展到领土、领空、领海、领天、网络的“五维安全”.关于互联网对国家主权影响的模拟实验和量化分析还比较不成熟，所以无从提供可供分析的实例.但从理论角度来说，在虚拟网络空间下，不仅国家主权的边界难以界定，而且互联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领域还对国家主权进行着一定程度的侵蚀.有学者指出，要把握互联网时代国家的主权问题，必须突破对传统意义上固化的国家边界的理解，并将其置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来考量.同时，国家需要不断向其网络空间注入能量以维持已有的网路疆域的存在，其中能量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成正相关.

3 基于国家安全的网络治理的新兴尝试

21世纪以来，关于互联网的治理尝试不断出现，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治理问题的日益突出，不断涌现出新的网络治理尝试.为了更好地把握基于国家安全而展开的网络治理，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简单梳理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网络治理尝试：

3.1 基于组织研究的网络治理尝试

为应对网络威胁，国际上一些主要的研究机构试图通过理解和分析国际政治领域中的网络革命来寻求网络治理的新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尝试体现在互联网犯罪领域以及计算机安全应急响应组（简称CERT)的创立.其中，CERT作为在国际层面支持全球网络安全的新的制度性机制设计，最初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主导设计，CERT协调中心于1988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设立，接着CERT系统开始向全世界扩展，与此相伴随的是超过250个处理互联网安全问题的组织.CERT协调中心认为这些组织最核心的功能在于对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提升有效的安全技术、保护网络的连续性.不过，由于政策反应常滞后于虚拟领域的发展以及网络空间发展的特点，网络的良性互动、网络威胁潜在的规模和范围并不能被很好地理解.另外，该尝试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对那些在定义上很难达成一致或缺乏测量实践的网络威胁数据的收集.与此同时，哈佛大学与MIT合作的“探究互联网时代的国际关系”项目,旨在创造一个新的研究学科，将网络整合到国际事务的体系构造中去，并使之一体化.这显然超越了网络和国际事务为两个明显平行领域这一认知.它旨在寻求提供理论、数据、分析工具以服务于21世纪的复杂性、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以及网络时代的国际关系.

3.2 基于公约制定的网络治理尝试

Richard Clarke，在他最近关于互联网战争的书中指出，国际社会应发展合作策略以应对国际网络事务的新状态，在此，他强调了条约制定的重要性，要求把秩序带入到混乱的互联网环境中.欧洲委员会于2001年批准了关于互联网犯罪的国际公约，并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倡议.这项公约专注于侵犯版权、违反网络安全和网络间谍活动，同时，它试图通过协调刑事法律和司法程序来促进国际合作.到2012年，已有32个国际开始执行这项公约，另外还有15个国家签署了这项公约.可以说，该公约确实代表了在网络犯罪方面未曾存在过的一种正式水平的合作.

3.3 基于国家主导层面的网络治理尝试

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网络治理包括为网络空间的自身运作以及基于网络互动提供制度化支持的机制设计，促进网络安全，减少网络中断和破坏，有效利用网络渠道来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例如成立于2001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认为各国有权依法管理互联网组织，并且为应对网络犯罪而提出“互联网警察机构”的设想①.而中国政府也及时成立了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来处理互联网时代的网络问题.美国政府为应对国际网络威胁，于2009年完成了一项对其网络安全政策的评估，并成立了备受瞩目的网络司令部，将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整合为一体，以防御自身网络和制定对敌攻击策略；2011年，美国白宫发布美国首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该战略被称为美国在21世纪的“历史性政策文件”，该战略文件着重强调了“应对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挑战，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及全球社会安全”，全方位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以及积极抢占国际网络空间控制权；而自2011年起，美国国防部展开了其网络战略的部署.

4 互联网时代的国际网络治理研究困境

4.1 网络治理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口

毫无疑问，今天的网络现实与20世纪的国际政治理论之间存在巨大的脱节，这些理论显然已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理论需求，例如，对国际关系中国家体系的强调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新的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互动行为体所检验.理论上来说，需要探求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互动中的机遇与漏洞，以及互动的方式与效果.然而我们对网络世界互动的了解却缺乏系统的知识.例如，不知道谁或者什么掌握着网络世界控制权，即到底是什么样的实体在什么样的指令下保证了信息的流通，以及如何保证信息流在各个环节的流动.这些在目前的国际政治领域是无法寻求理论论证以及理论支持的，即理论支撑上的不足阻碍着当前对国际网络治理的研究，也因此，创建一个整合网络空间以及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的框架就迫在眉睫.

4.2 网络治理在实证数据方面存在缺失

网络活动与其他国际活动在数据质量以及整合、分析数据的能力方面存在差距.从技术的角度看，为实现国际网络治理，我们需要思考在何种程度上国际关系的现有分析方法可以移植到网络领域使用，以及是否有能力根据现实作出调整甚至制定新的分析方法.这就存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需要回答，其中包括谁将引领网络领域技术的发展以及如何引领，今天的互联网是否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发展模型，互联网未来的发展趋势等，这些都需要基于具体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作出预测.而数据的缺失显然影响了我们对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为了缩减上述差距，就需要收集并整理已经存在的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相关网络数据集，提出数据的新用途并整合其在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应用.另外，还必须寻求基于不同视角下的大规模数据分析的方法以及寻求必要的分析工具.

4.3 网络治理在政策分析中存在不足

传统政策的分析模式与当前分析互联网对国际政治领域的威胁所需要的分析模式之间存在一个现实的差距.按照传统分析模式，国家领导人在应对新的挑战时会转向已经存在的基于过去的现实所制定的政策.在一些领域，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政策制定模式，且符合制度制定和官僚选择的逻辑，但在网络空间，却没有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为其提供政策上的先例以供参考.政策上所面临的挑战是提供政策反应的一整套工具包，以适应现实网络的复杂性，与此同时，在外交层面也需要形成新的协商模式和工具以管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互动，在国际层面上寻求制定国际网络治理机制的共识，这些都有助于弥补互联网在政策分析中的缺口.

5 结论

基于网络空间所营造的“迷失现象”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发展挑战着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并威胁着国家安全.针对上述的治理研究困境，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也在不断地进行着积极尝试，例如寻求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充分利用非正式治理集团（如G8, IBSA，BRICs）的大国协调作用等.本人认为网络治理的中心任务是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以及相应的数据分析工具，以理解和应对21世纪的国际网络现实，即通过创建一个集网络和现实国际政治于一体的分析框架，和一个新的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来调整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和政策与网络空间的新现实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期在国际层面上形成一种国际网络安全机制，用制度化的国际机制从多轨道、多领域来协调空间网络中的国家安全，从而达成在网络治理领域的国际共识.

与此同时，中国应借势而为，积极构建自身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加紧宏观战略谋划，务实有效地推进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确保自身的网络安全和话语权以及国际网络空间控制权.另外，中国要高度重视国际安全合作，加大网络外交力度，多头并进，有效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利益，确保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同时，我们还要理解互联网的内在运行逻辑，从根本上把握互联网的特性以使其更好的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服务.随着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相信中国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网络治理方面将更进一步.

注 释：

篇（5）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着《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篇（6）

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焦点之一，“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关系、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对于国际关系如何超越“安全困境”，理论家们长期争论不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理论

“安全困境”思想最初萌芽于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已有所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尔后，许多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家在描述国际政治现状和解释国际政治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安全困境”的思想。近代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阐述了国家学说，他认为政治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以此论证了统治者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合法性，从而把政治和道德分离开来。霍布斯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的传统，认为强大的权威是终止人类无休的斗争的有力武器。马克斯·韦伯也深入研究了政治和国家理论，他把对权力的追求当做政治理论的核心。可以说，现实主义先驱们的国际安全理论为后来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并且使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首先对“安全困境”概念进行详细阐述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国政治家约翰·赫兹(John Herz)。

巴特菲尔在他的《历史与人类关系》中描述了“安全困境”，把“安全困境”叫做“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 fear）。他认为战争往往发生在那些刻意避免冲突的国家之间，正是刻意的避免行为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即使是在均无有意伤害对方的双方之间，战争的悲剧依然会上演。“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大国之间爆发。”2

赫兹则在学术界第一次使用“安全困境”术语。在1950年发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赫兹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随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中更为系统的阐述了“安全困境”对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赫茨认为，“‘安全困境’或‘权力与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情势(状态)中，权力的单元发现他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从而使它们互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单元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3。每个独立主权国家都是独立的权力单元，每个单元相当于独立平等的单子。但是，这些单子之间没有像莱布尼兹般的来自上帝的前定和谐，它们是浑然无序的，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中。谁也不相信谁，谁也不听谁，没有强大的权威作为它们行为的统一标准，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却只有猜疑和恐惧。为了求得生存，只得时时防备，并提升自己的实力。殊不知，越是防备，获得的安全感却越少。

“安全困境”概念被巴特菲尔和赫兹提出以后，它越来越受研究者的关注。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诸如罗伯特－杰维斯、杰克－史奈德、阿兰－柯林斯等都发表了相关论文阐述了“安全困境”观念。

篇（7）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6－0037－41

传统国际关系的主流学者常常理性地将价值排除于自己的研究之外，以获得科学结论和立足于学术之林。但是价值问题犹如幽灵一般，总是潜在地包含于研究的对象之中。这种矛盾现象经常被学者们所提起并进行诘难，但是学者们却没能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从而使它继续地影响着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

李开盛博士在其《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透视》一文中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价值一词常遭贬斥，体现价值判断的规范理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可能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有关。”这段看似不长的话语，密集性地描述了国际关系中有关价值问题的全景。第一，价值研究在国际关系中没有地位；第二，规范理论的处境反映了这种地位；第三，价值研究的这种地位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有关。但是李博士就在他文章的同一个段落中，提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从广义上讲，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一种规范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理论建构者有意或无意掺杂进去的价值倾向。”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现象，在李博士看来是由于现实主义研究工作者追求客观严谨的“虚伪”造成的。只有虚伪，才能够一方面贬斥价值，另一方面又潜在地包含价值。

李博士的观点与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的观点不谋而合。在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看来，每一种理论都体现了一种国际体系的价值追求。现实主义理论一直追求的最大价值是安全；自由主义理论追求的价值是自由和进步；国际社会理论追求的价值是秩序和正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追求的是福利和财富的价值。正是根据价值这根主线，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重新归纳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国际关系中存在贬低价值问题这一现象。

国际关系理论必定包含着价值取向，但是为什么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贬低价值的倾向呢?李博士的“虚伪论”显然不能构成为一种解释。英国社会学派大师马丁・怀特曾经间接指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理论和法律的巨大不同之处在于“政治理论和法律是在正常关系以及可预测结果的领域内的行为指南或行动规则，是有关美好生活的理论，而国际关系理论是有关生存的理论。对政治理论而言是极端的事例(如革命或内战)，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却是正常的现象”。在此，国际关系只涉及生存这样一种最低要求，而与美好的生活无关。然而这一答案并没有触及到价值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边缘化的基本逻辑。因为生存是一种状态，涉及到生存的质量、秩序和安全等基本价值问题，显然它没有给出这一问题产生的基本逻辑。而对这一矛盾现象的解释正是本文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价值问题的学科根源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关系要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致力于两个基本的目标：第一，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它需要获得实践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它要把自己与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区别开来。在这个目标上，国际关系学科得到了来自实践领域的巨大支持。国家间关系密集度的提高不仅需要国际关系学科领域的巨大支持，也帮助确立了国际关系独特领域的研究价值。第二，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和逻辑认同。这对国际关系学者们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和认同，其他社会科学将会瓜分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使国际关系成为一个“空壳”。

为了快速摆脱这种困境，有志于使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学科的早期学者的最佳选择就是“拿来主义”。汉斯・摩根索被誉为是将国际关系学科学化的第一人，他将国际关系等同于国际政治，从而使得政治学的原理和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这种观点至今仍被广泛采用。在我国，国际关系也被当作政治学的二级学科，成为一种学科建制。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上，被国际关系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成果都是对其他学科成功理论的伟大移植。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强势源于其对心理学领域的行为主义方法和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沃尔兹将哲学中的结构主义和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方法运用到国际关系的领域之中，成功地创立了新现实主义学派。其他的如新自由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后实证主义学派等，无不带有其他学科的巨大影响，甚至连自然科学中的许多强势理论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也被成功地应用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国际关系学科成了一切成功理论的演练场和试验基地。

本文不对这种拿来主义做任何实质性评价，但是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问题却与这种“拿来主义”密切相关。除政治学外，哲学的发展对国际关系领域施加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每一次哲学的发展和反思都体现在国际关系的辩论之中。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问题就是哲学中价值与事实二分法的集中体现。

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史上被称为休谟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它不但长期困扰着哲学界，让许多著名哲学家为此殚精竭虑，而且它也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伴随并困扰着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休谟来说，价值与事实构成了两个独立的领域，事实存在于对象之中，是一种“是什么”的研究，它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而价值依赖于人的情感，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和评价。由于价值不是对象本身的性质，因而它不是理性可以把握的，它借助于“应该”这个联系动词而获得人们在情感上的认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性质完全不同，人们不可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价值判断来。在休谟那里，事实和价值被分割为两个完全不同、互不相关的领域，从而形成了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上根深蒂固的“二分法”或“二歧鸿沟”。

休谟问题被康德提出后成为了哲学上的难题，甚至被人视为“哲学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并对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继承了休谟的这一立场，试图发动一场针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革命，将价值完全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认为“价值判断只不过是情感的表达，或改变他人情感的尝试，因此完全是处于理性讨论的领域之外的”。此后，价值判断成了主观的代名词而与理性无缘，“价值中立”成为西方任何主流学科或者学者立足学术领域的基本立场。

当一战后国际关系实践领域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提升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必要性以后，并没有自动生成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权威性和独特性。而休谟问题却非常强势的成为了横亘在一切哲学和社会科学面前无法避开的选择题。从以往的经验看，自然科学和技术在人类知识领域的巨大成功，意味着在知识的领域里，只有事实和方法才是重要的。只有基于事实，

我们才能够借助于人的理性而获得一种确定性的知识；也只有实证的方法才能够让我们发现和解释事实中所隐含的真理。在这样一种学科背景下，为了创建国际关系学科独特知识的权威性，远离“价值”这一被当时哲人们贴上“主观标签”的领域，就成了国际关系学者的一种理性自觉。

二、权力对安全的重要性及其与道德的矛盾

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性有两个基本来源：经验领域的累积和知识领域的建构。一部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就是国家谋求自己生存的历史。国家的存在是一种历史地存在，源于人类的创建，因而，获得了自主性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意志，它受到了两种基本的威胁：一是内部的威胁，它是国内政治的研究对象，其在当代占优势的理论是社会契约论，即人们之间的契约关系使得国家成为一个“有机体”。但是一直以来，一定的权力关系是维持国家存在的基本力量。二是外部的威胁。这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对象。自从国家出现以来，它一直无法摆脱的梦魇就是在其周围始终存在着的类同组织，这些组织有能力消灭其他国家的存在本身。国家成了国家本身的威胁来源。只要国家还存在着它的同类，它就无法消除被威胁的现实。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一直在警告着国家：国家不断地产生和消亡，国家数量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国家经常在没有获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被外部力量即其他国家的力量所消灭。

马基雅维里直截了当的指出国家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策略：尽可能多地获取权力。为了获取权力，君主可以不择手段，既要具备狮子般的凶猛，又要具有狐狸般的狡猾。马基雅维里在理论上确立了国际关系未来发展的两条基本主线：第一，国家生存与国家权力的基本逻辑关系。国家如果要在国际上生存，就必须要以最大化的权力为目标。国际权力的核心就是国家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成了保护自己和威胁他国的基本手段，由此“安全困境”构成了国际关系的系统性环境。第二，把道德与权力分离开来。道德蕴含着服务于他人福利的基本属性，而权力则使得他人的利益服从自己的利益。二者着力的方向是相反的。只要国家把自己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就必定弃置道德对国家获取权力的羁绊。

由于权力对国家生存的基础性作用，摩根索在将国际关系学科化的努力中，直截了当地宣称国际政治就是获取权力的斗争。国际关系中生存的问题于是为权力的问题所替代，权力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焦点。这一替代决定性地确立了国际关系中价值问题研究的边缘地位。权力与生存不一样，生存始终是一切组织单位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权力则不然，它只是追求价值目标的手段。权力这一手段具有这样一种独特性，它的履行必然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它所确立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关系。因而它本质上是与人类的基本道德价值相违背的，比如它对基本公平的损害。如果国际关系研究是以权力为中心，价值就必然会被边缘化，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

如果说马基雅维里和摩根索是从人性和经验的角度论述了权力的重要性，而这中间包含着国家的主观选择性和策略的话，那么肯尼思・沃尔兹则从逻辑上论证了国家不得不选择权力的历史宿命。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家的生存只能依靠“自助”，获取权力就是国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国家关系中对权力的追求获得了理论上的完美解释。由于安全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权力追求本身成了国家的最有价值的目标。但是这种价值目标追求包含着对他者利益和平等的预期损害，它自身也就构成了人类道德本质的对立物，它与人类的普世价值存在着根本性冲突。

三、价值的拓展与国际关系学科的隐忧

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论，它借助于人性、历史和逻辑，因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如果人类只是重复历史和环境的被动接受者，如果国家时刻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安全问题和权力对自己的损害，那么，现实主义就是对的。

篇（8）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4-0057-05

Feminist Security

YANG Su-qun1ZHANG Jian-jun2

(1.2.Department of Marxist and Leninist Studies at th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Keywords: feminism;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Security is a key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traditional notions of security emphasize military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glect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women in the arena of security. Feminists stress an outlook of security that is multi-dimensional and reflects female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takes everyone's security as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 is as important as militar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 closely linked to women's lives. Security should be centred on people. Feminist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is not intended to replace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What it is intended is to add women's views to tho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rder for it to reflect more accurately the re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 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 “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 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

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 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 birthing 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 as equal 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 transcendence of 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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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A]. in William Olson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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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洋,王义桅.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J].复旦学报,1998,(5).

篇（9）

一直以来，丹麦、瑞典、芬兰以及挪威等国家共同组成的北欧，其发展特征以及议题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时至今日，北欧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处于世界国际关系落后地位，但是各种专家学者对北欧各国安全、和平以及区域认同等已具备独特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并且以开放式姿态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二、北欧的国际关系特征

虽然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将美国主流学合作看的比较重，但是他们也并不甘愿成为其附属，努力的保持当地地区个性，通过自身特色发展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多元化。因此，北欧的国际关系具有其独特特征，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权利不对称与多边主义

对于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大都是将次国的行为体当做了研究对象，然而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且不同，它主要是强调权力与双边的对称关系，其研究的对象还是国家。北欧一些研究者甚至还研究地方政府的政党制度化、微观外交以及政党外交。让国际关系研究更具有广泛性。

（二）研究主体不同

美国研究国际关系的是国际关系专家，但是北欧的国际关键研究主体却是政治学家。其根源就在于北欧研究国际关系局限于政治学科框架之中，虽然有一些国家构建了国际政治研究，但是大学之中却没有建立国际政治体系，必将导致研究者项目、数量及硕士生、本科数量均在稳步提升。

但是相比而言，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往往没看中国内的政治，而是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分离开，研究政治体系的学者也不会关注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学者就不了解外交政治。对于政治学科广泛及多样性形成的综合影响，北欧走在美国前。

（三）学者关注重点不同

在北欧研究国际关系多是国际政策以及社会上的观察者，这一点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有较大区别，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比较关注当前，以咨询者、建议者的身份靠近决策的核心。有一些国家还直接影响到外交政策。除北欧除芬兰之外，大都数国际关系研究者并没在外交策略中，因此所研究的课题和国家的外交政策没有关系。

（四）人才培养方向

北欧与美国国际关系人才培养方向上有明显的差异，美国的国际关系学重点在于造就专才，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上侧重于培养通才。这些学者大都是不同的研究角度去挖掘新观点，具备较强的综合性，各种学科都是为研究提供发展基础，就能够培养出全能型人才，但是研究太杂太多，就没有专业性了。

（五）关注的理论上差异

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重点在于宏观理论方法，而北欧国际关系学者且重点在于从检验中去观理论。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认为，中小型国家应该关注战略的环境，战略环境必然会影响国家行为，威胁到国家行为在国际体系中的制约程度。

这种理论重点落在了研究冲突管理、研究决策、一体化以及谈判，而不是全球模式。这种理论对目前国际问题且具有更现实意义。

（六）对象差异

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大都是以本地或者欧洲范围中的国际关系为对象，极少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关系。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现实之中，北欧的国际实力以及其中立国际形象。总体来看，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研究上大都侧重于具体性、使用性以及经验性，对于估计问题具有超然态度，体现出人文关怀。

三、北欧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

从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征可以看出来，因为北欧所处的环境和国际地位决定了北欧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研究和平

一直以来，北欧国际关系上都将和平研究放在重要地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研究地位和国际关系的学科势均力敌， 北欧的一些国家还开设和平研究体系，并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这就致使北欧的国际关系具备了传统与优势，构建出了鲜明区域特色。研究和平其根源在于：1、北欧各个国家所处战略环境与地理位置较为优越，极少面对武力的威胁，致使和平成为北欧研究主题；2、北欧的国家大都比较富足，政府也比较重视国家关系学科的发展，并且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合作与交流，虽然涉及到多个学科但是基础仍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取向仍在理论、国际以及价值上。

（二)先进的安全观

北欧的安全观主要体现在哥本哈根学派。该学派成立与1985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观成为了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重要议题。该学派主要吸收构建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和平研究等等各种理论方法，采用新视角开拓北欧国际安全研究新领域，展现出欧洲独特特色。哥本哈格学派从理论上阐述了安全观的重要性，并且从欧洲现状入手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特别成为了欧洲冷战之后地区的安全动因转变的因素，为一体化未来构建信心。

（三）研究北欧的认同

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直将北欧认同作为重要内容，根源就在与欧洲认同与一体化大背景之下，保留着北欧独特历史传统与语言文化、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北欧认同体现出保持北欧的地区特色和热性原则，融进欧盟大环境的同时，还要需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安全位置。

四、结束语

北欧国际关系研究具备其自身独特优势，从其特征看出来无论是在安全、和平以及区域认同还是国家福利模式上，都具有鲜明特色研究方法与视角，并且这些特色不断的影响着国际关系研究。

参考文献：

篇（10）

社会性别的概念负载了许多社会文化的理念，它的内涵远比生物性别的区分要复杂得多。“社会性别”概念主要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男人和妇女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而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第二，被划归男性和女性的性别特征和行为方式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第三，社会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着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男子与妇女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二、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

权力、安全、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传统的权力观、安全观、战争与和平观，揭露其隐含着的性别缺失和偏见，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仅以男性视角对世界的描述与解释。女性主义通过对这些核心概念的批判与重构，在国际关系中加进了社会性别的视角，拓宽了国际关系的理论视野，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一）女性主义的权力观

权力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女性主义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时，往往会追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者们对女性与权力相关问题的论述中。在一系列堪称经典的西方政治学著作中，或直白或隐晦地暴露出对女性的歧视、曲解和贬低。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著述涉及了对女性的轻视和偏见。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变幻莫测的命运与个人成功的关系时，将命运之神比作女性，“……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马基雅维利）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

西方政治学经典著述中对女性的歧视、歪曲、甚至嘲笑，使女性在政治生活中遭遇的偏见找到了部分的根源。女性的被动、柔弱、远离政治、以及天然的母性，即便在今天，仍模板一样存在于绝大多数当代人的观念中。现代社会的政治环境对女性来说已经大为改观，大多数国家对女性参政的问题，在法律和制度上的限制已几乎找不到了，但是隐藏在表面公正的背后，人们观念中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且根深蒂固、弥漫于无形。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中，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发展与变化，既看到了不公和歧视，更看到了进步和改善的前景。

（二）女性主义的安全观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安全是首要问题，在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安全与独立。但是，一个国家对安全的追求将会导致其他国家的不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这种处于“安全困境”之中的安全概念所体现的是一种“零和游戏”，即一国的安全建立在另一国不安全的基础上。如此安全观已不适合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安全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各国开始关注非军事安全领域的安全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的超出“国家安全”的安全问题：人炸、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多为跨国、跨地区的问题，单凭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解决，必须依靠广泛的国际合作。鉴此，人们提出了“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的安全理念。

女性主义者在汲取安全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性别剖析，指出，现实主义安全观重视军事安全，强调冲突与暴力，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安全观强调的是具有男性特征的安全内容，如军事安全，有时这一安全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妇女的基础上（如军事基地的妇女），而忽视关涉女性的安全内容，如使妇女免于战争、各种暴力和来自环境等方面的威胁，有利于女性生存、生育安全的基本条件等。女性主义认为，我们应该摒弃狭隘的男性视角，在内涵到外延上，全面拓展传统的安全概念。对于世界绝大多数人而言，安全更多的涉及到满足生活的基本物质所需，更多的关涉到人们在一国政府内的生活状况，安全应包括所有人及其整个社会。女性主义者概括出了“人类安全”所包含的三个特征：第一，从广义上来分析安全的概念，指出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既困扰着发达国家，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第二，“人类安全”强调安全的相互依存性。因为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所有国家都有影响。第三，“人类安全”从根本上说是主动的。它认为采取预防措施比在危同时，“人类安全”除了包含国家安全之外，还兼容了个人安全，将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统一起来，是一种将“人”放在考虑中心的安全观。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所倡导是一种新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安全新概念，“以全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安全哲学。

（三）女性主义主张的“移情合作”

“移情”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学，在美学中，“移情”是指审美主体将自己的情感投入审美对象，仿佛对象本身拥有了主体的感情，并对审美对象产生欣赏之情和美感。

“移情合作”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即倾听并尊重国际关系中的不同声音，通过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和协商构建一种包容性的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这一概念说明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前提是融合各种不同的情感和体验，“真实地听取别人所说的……并力图把别人的观念融入我们自己的观念中，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融合而发生改变”，这是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看到的结果，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区别于传统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古希腊思想家，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曾提出过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分开的思想，男女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女性不能介入公共的政治领域，更谈不上涉足国际关系领域，这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传统。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女性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女性主义者要打破这一状况，试图开垦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从女性特有的经验和立场出发，填补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性别“盲区”，进一步扩展该领域的知识范围和理论发展潜能。女性主义试图借用“移情”这一特定的方法与途经进入国际关系领地，引入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对于“性别缺失”的主流理论而言，可以提供他们自身所不能思考透彻或可能有失偏颇的观点。例如，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所导致的“安全困境”，如果采用女性主义的“移情合作”策略，往往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

总之，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由于国际关系领域一直是由男性主宰，而女性被排斥在外。国际关系活动，从外交到军事、国防等所谓“高级政治”都被认为是“男性范畴”，而女性被认为不适合从事这一类的工作，而被限定在诸如家庭、社团、民族等国内事物的范围内，主要从事处理人际间关系的工作，即所谓“日常生活的政治”、（哈贝马斯语）“低级政治”。而且，在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男性学者的数量也大大超过女性学者，在研究方向上，女性学者鲜有研究学理问题的，也很少有安全问题专家，她们多是在从事国际关系中的南北关系、经济、种族、难民等问题的研究。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自然地形成了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知识结构。国际关系学科的“重男轻女”倾向首先表现在其所关注的话题上。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一直关注的是诸如战争和冲突、全球政治和经济扩张的问题、军事打击、核威慑、安全与战略、利益与权力、外交干涉等男性特征强烈的话题。如传统的现实主义就是以权力和利益为其核心概念构筑其理论框架。在这类话题的影响下，国际关系讲究权力和控制，世界成为了有着等级秩序的世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为实践中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缺少女性的、被男性特质扭曲了的世界并非是合理的，而理所当然的接受下来，而且习以为常了。女性主义思潮的使命就是要向国际关系这个被惯性积习而成的、所谓的“男人的世界”发起猛烈的攻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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