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概论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17 17:56:04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

篇(1)

经济社会(the economic society),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对此概念的不仅是一个语义学的,而且是确定经济-社会史研究单位和时段的前提。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经济与社会两个概念的合并。从语意内容上看,经济社会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由于本文所指的经济社会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明确界定,故此予以咬文嚼字式地说明,以免引起歧见。为了具体阐明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握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并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进行界定。

(一)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

国外学术界较早提出“经济社会”(the economic society)概念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Robert L. Heilbroner)。他在1962年出版的《经济社会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是他的“经济社会”是指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生活及其组织形式,主要是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3] 在此基础上,他把经济社会的演进划分为中世纪的经济社会、近代早期以来的市场社会(the market society)、市场机制 (the market mechanism) 衰落后的人类自我管理的社会三个历史阶段。显然,他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仍然是以广义的社会概念为基础的,并不是本文界定的概念。

日本新经济史学界借鉴了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并作了修正。他们认为,“某个社会、即在其中居住的人们从事基本经济性活动的社会应当正确地称之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社会的“集中表现”;经济社会是近代以来才存在的历史现象。[4] 这一修正的概念与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他们认为经济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不始于中世纪而始于近代。

此外,以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提出的“经济世界”、“世界经济体”、“世界体系”等概念则更为广泛。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是它集合下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它占有辽阔的地域(原则上它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区域,出现在某个和地球的特定部位),通常超越历史的其他门类的界限”,甚至自远古的腓尼基时代就有了“经济世界的雏形”。[5] 然而沃勒斯坦则认为,他的“世界体系”把主权国家“看成是这单一社会系统之内诸多结构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这一世界体系是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的世界扩张而形成的。[6]

显然,以上学者所界定的经济社会、经济世界以及世界体系概念都是把经济与社会合并而来的概念。事实上,这种界定方式和分析问题的在不同程度上都继承了19世纪经济史学在德国创建以来所形成的传统。19世纪作为“历史学的世纪”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在经济学领域运用历史分析的先驱。他认为,“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重商主义的回归,而是“以历史与事物的本质为依据的”,并吸取了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7] 这就把经济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此后德国经济学领域兴起了分别以威廉.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普遍地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把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乃至于伦理道德、心理因素等诸多方面,为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经济史学发展和向其他国家传播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国社会学思想的,在德国出现了伟.桑巴特、马克斯.韦伯等在历史学派基础上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社会历史现象的巨匠。伟.桑巴特甚至把他的现代资本主义史研究称为“经济社会学”,主张“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编制经济生活”。[8] 这种大经济史观传播到法国对新史学的重要旗帜“年鉴学派”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英国则影响较小,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更愿意关注经验性的经济现象和统计数字。

这样,欧洲的经济史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德国和英国两种范式,分别并对美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体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继承了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的大经济史观,形成了旧制度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则又从英国继承了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并强调计量统计的重要性;在新经济史的竞争推动下,旧制度学派发展为新制度学派,并在社会学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社会经济史学家”。[9]

综上所述,国外主要是欧美经济史学界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主要是一种大经济史观的反映,“经济社会”并非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在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领域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概念。

国内学者至今还没有明确界定经济社会这一概念。但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吴承明、李根蟠等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傅衣凌、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以侯建新先生为代表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形成了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高质量研究论著,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最近吴承明先生对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他指出,经济史学“在我国,大体上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他还就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要重视社会包括政府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10]

这些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对指导今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较晚(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中经“文革”的曲折,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兴起,其中可以看出国外经济史学影响的痕迹,对经济社会的认识以及展开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

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将在国内外学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进行界定。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兴起了市民社会的研究热点,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界定偏重社会学方法,笔者认为它不足以准确概括对应的历史现象,而以经济社会概括是比较恰当的。因此,准确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是本文界定经济社会概念的理论依据。

市民社会的概念是黑格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其内涵已经从根本上被颠倒过来,还原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那么,什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1] 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内涵进行了明确概括: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2]

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首先它是指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的总和”;其次它是指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关系”。[13] 这种物质关系的总和主要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正如资产阶级一样,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此以前的市民社会犹如“第三等级”一样,并不是独立的市民社会。因此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历史现象。这正如说自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是阶级的真正完成形态是社会划分为现代无产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以前的阶级是通过政治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市民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阶段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早期资产者即第三等级通过政治革命上升为阶级是市民社会形成和独立的开始。在此以前的“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14] “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15] 笔者据此把旧的市民社会称为“政治社会”。

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形成的独立的市民社会就是“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政治革命“它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政治革命使国家“不再同市民生活混在一起,把它构成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义务,成为一种不受市民社会上述特殊因素影响而独立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这样,“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的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精神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瓦解了的封建社会只剩下“利己主义的人”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国家对“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无非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16] 这就是近代早期西方人权概念的主要内容。因此,笔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实质上就是指一种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经济社会。

市民社会的独立形成,使国家的物质内容与政治国家这一外在形式分离,同时也使人自身分化为“公人和私人”、“政治人”与“非政治的人”、“人”与“法人”。[17] 这种人自身的分离是走向人作为类获得解放的最后阶段。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形式、政治人与非政治人不再分离,政治国家形式还原给市民社会和人自己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8] 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政治国家的消亡,市民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三)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虽然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它只是大经济史观的产物,实际上成为以经济为中心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工具,从而把经济学泛化。国内学术界的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较大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使用过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已经对其内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并把它界定为封建社会解体后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然而,它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在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还没有直接面临这一问题。

本文正是在以上两方面考察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观和现实实践的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所谓经济社会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运动而产生的、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的社会;与经济社会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部分则是政治社会。因此,经济社会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即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二者共同构成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经济社会是确立了个人主体权利的社会、是具有健全的私法体系的法制社会、是按照经济运转的市场社会、是个人普遍自觉的道德社会、是上层建筑的物质内容和现实基础的社会、是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而又逐步展开的开放社会。

经济社会是历史的、发展的。它形成于封建社会瓦解之际,存在于近现代以至于将来,并随着政治社会的消亡而消亡,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历史是经济社会前史即政治社会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立,构成封建社会解体以来历史主线之一。二、-史

在明确了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之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只是一个实践的了。经济-社会史研究是针对经济社会这一特定的现象而展开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上,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探讨经济社会兴衰的历史;在实践上,经济-社会史研究针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及其发生、的过程而展开,主要包括:个人主体及主体权利发生、发展史,私法体系发生、发展史,市场机制发生、发展史,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史,经济与关系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史,不同经济社会之间的交往史,经济社会整体史等等。经济-社会史研究不仅要还原、描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而且要解释、说明其存在状态及其变迁的理由。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是:在时间上,始于15世纪末以来欧亚大陆西端的封建社会迅速瓦解、经济社会初露端倪,直到当代。在空间上,包括封建社会瓦解、走向或已完成化的国家和地区,在现实性上它至今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存在领域。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主要运用历史学方法,并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方法。因此,经济-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它的理论方法具有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不可取代的地位。

因此,经济社会不是经济与社会二者简单联合起来的模糊概念,经济-社会史也不是经济史与社会史交叉而来的学术领域,因为国外的社会史研究仍然处于初建阶段,[19] 国内外关于其研究对象和领域仍存在分歧。经济-社会史也不是国内外学术界盛行的社会经济史,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史仍然是经济史,只是一种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经济-社会史也不同于世界体系论者所展开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的研究,因为他们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只不过是在地域上扩大了的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或世界经济史。

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有一批知名学者逐渐从大经济史观下的社会经济史接近了经济-社会史。北方主要以侯建新等先生为代表,结合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的研究,把“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集中于现代化研究的时段和单位之内,其实质上已经属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范围。南方则以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在傅衣凌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海洋人文社会和展开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并日益集中于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注重探讨明清以来由古代向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此外,在我国许多科研院所和大学里也逐步展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领域和方向已经逐步接近了经济-社会史。

三、余论

本文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经济社会概念,并初步勾勒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轮廓,决不是文字游戏或自我标新立异,而是试图在理论前进的前提下,为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尽一份绵薄之力。正如于沛先生曾经郑重指出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20] 这一论断是富有远见的。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但这并不排斥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吸纳其他学科包括科学诸学科的理论方法,只是这种吸纳是为我所用,是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被吸收、借鉴的。然而,近年来,历史学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社会学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增强,以至于有人认为历史学只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原料产地”。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人对历史学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日益迫切。

就经济社会和经济-社会史研究而言,它将有助于排除其他学科“帝国主义”对历史学的误解和“掠夺”,还历史学以科学面目;将有助于学术界深入认识历史学的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研究,从而推动世界现代化理论和进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将有助于学术界以发展的观点看待21世纪学科综合与细化的辩证发展趋势。同时,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展开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释

[1] 龙秀清:《转型时期社会和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世界》2000年第6期,第112页。

[2]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齐世荣先生的“总序”。

[3] Robert L. Heilbroner, Making of Economic Society, Prentice-Hall, INC. 1962, p.29.

[4] (日)速水融 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卷1,《经济社会的成立》,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6页。

[5]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5页。

[6]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页。

[8] 伟.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第二版序言”,第14页。

[9] Thomas C. Cochran, Economic History, Old and N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74, No. 5, pp.1561-1572.

[10] 吴承明:《经济史的和》,《中国经济史》1999年第1期,第115-11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注释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第442-443页。

篇(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258-02

一、《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特点

众所周知,人类从地理大发现开始逐渐步入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世界各国都深深地卷入了世界市场,各国在科学、技术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逐渐走向一体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世界资源的争夺和矛盾日益突出和激烈,包括人口、粮食、能源、水资源、生态环境等全球性经济问题。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世界经济中心不断转移,格局不断变化,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加剧了这种动荡。中国虽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时间不长,但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还要明确很多意识和思想,因此普及相关的知识是尤为重要的。

《世界经济概论》是经济类专业课程的基础课,作为经济学门类学生的必修课之一对于学生的知识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向学生展示了世界经济的整体脉络和走向,客观而辩证地透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框架,明确世界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知悉各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形成原因,为以后其他各专业课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为提高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积极性,应当对教学的形式进行改革。传统地按照教材从理论观点到数据图表演示的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在学生学习知识的要求了。比如在介绍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时,如果仅是单纯从观点上去说教,学生是很难深刻领会的。所以一般要把历史的一些经典情况进行还原和说明,再结合有关国家的发展史来说明每一个历史阶段上所发生的事件。有时许多经济事件的发生与政治、军事行为密不可分,这时也要简要地向学生介绍相关国家当时的状况和事情的来龙去脉。例如在讲授廉价石油时代结束这部分内容时,要向学生交代清楚石油危机一共有几次,每次的起因,持续的时间和最终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对于所要学习的知识有一个全面认知,也才能更好地掌握将要学习的知识点。当然这种改革还不应局限于教学内容的补充,还应该包括教学方法的创新,终极目标的核心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喜欢这门课,并通过这门课夯实经济学基础知识,提高能力。

二、《世界经济概论》现有的教学方法和特点

教学方法对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具有重大意义。当确定了教学目的,并有了相应的教学内容之后,就必须有富有成效的教学法。否则,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就要落空。就一定意义来说是关系着教学成败的重要问题。

目前《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开设虽然在国内比较晚,但发展比较快,例如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和仰恩大学都比较重视该课程的建设,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也做了不少有效的改革和尝试,使得目前该门课程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已经比较完善了。如仰恩大学的刘政永主张以“把握最新发展趋势,紧密联系中国实际,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特征的教学改革思路,进行了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范,还重点对教学方法和手段作了改革和探索。武汉大学已经将本门课程建设为国家级精品课。

总体上看,《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养目标多以提高学生的洞察力和思考力为主;二是授课以多媒体方式进行,以便对资料和数据进行演示;三是考核方式摆脱了以考定成绩的做法,选择能考评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方式,如通过课堂讨论、小论文写作等给出成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和体现了本门课程的特点和要求。

三、《世界经济概论》的教学改革思路探索

(一)课程内容体系扩展动态化

《世界经济概论》的授课内容包括世界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个大跨度时间段内的问题,所以基础性的内容主要是涉及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状况,前沿性的内容是目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之道以及相关的争论。又由于世界经济涵盖了众多的领域,随着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事情都在不停地发展变化着,因此只讲历史是不完整的,只讲问题也是不全面的,只有三者都结合了才是完美的。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我们以池元吉主编的《世界经济概论》为蓝本,协调其他专业课程的授课内容的基础上,编排教学内容。不断地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不断地补充新的教学内容。介绍前沿问题时,博采众长,不只讲一家之言,应该让同学能了解不同人的不同思想,自己进行评判。允许解放思想,各持己见。

对于某些课堂上涉猎而不能一一介绍的内容给学生列明书目或是直接提供电子版的阅读、视听材料,提倡学生自己赏析。

(二)教学方法灵活化,手段多样化

教师的教法制约着学生的学法,同时对学生智力的发展、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教学生,就会把学生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例如教师的在教学中经常采用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老师给出知识点,学生先记笔记后背诵。这样老师讲授,学生听受,不给学生以独立思考与独立活动的机会,学生就会缺乏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就很难培养出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才。因此,好的教学方法就应“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所获得的知识要经过“深思熟虑,融会贯通”,使学生成为具有聪明才智、科学头脑的合格人才。好的教学方法至少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教学气氛轻松;二是知识掌握牢固;三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必要的能力。

为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教学核心以引发思考,培养思想为重。丁学良教授在北大的《何谓一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在21世纪,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不拥有世界水平的大学,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的小配角,拣人家的残余,当‘大脑国家’的‘手脚’。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世界水平的大学。”由此可见,大学是培养思想家和创新人才的摇篮,学生到大学里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拥有一个更智慧和更会思想的头脑。世界经济的历史已经不能重演,我们只能从过去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为未来的发展作好准备,因此了解世界经济的过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所以《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经济思想,养成思考的习惯和爱好,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去认知、分析和解决问题。

2.授课方式的选择应视授课内容而定。《世界经济概论》的授课内容有这样三部分构成:对历史的评述,对现状的分析和对未来的探讨。由于历史上东西现在的人基本已经有定论了,所以可以采取讲授式的教学方法,辅之以数据和视频材料,就可以让学生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对于现在出现的问题就应在介绍和了解时事的基础上,让同学们讨论,甚至是争论来得出结论,主要是分析这种局势的影响,然后找到对策。对于学术前沿的难点问题和热点问题,应介绍学术大家的经典文章或是组织同学们收听、收看其学术讲座来掌握学术动态,之后可以用提交论文或讨论的方式促使学生思考并拿出个人的观点。这样就可以使学生对世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全貌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认识,又可以充分关注和参与具体问题,对其发表个人见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适当填充影音资料,增加感性认识。经济学的许多问题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有一些因素在教材或是学术文章中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概述,无法详细说明当时的实际背景。如果只是单纯讲授,学生没有实地调研,很难理解或是形成感性认识,因此有一些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可以通过填充影音资料来帮助学生提高认知度。例如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国崛起》、《货币战争》、凤凰卫视的《经济制高点》等都是极佳的辅助材料,可以提供给学生供其在课后观看。对于比较热点的问题还可以通过给学生提供专家学者们的讲座或是演讲视频来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认知水平。

4.在校内网站上建立交流学习互动平台。为了方便学生在课下学习和复习,可以向学生提供一些公共资源,通过下载可以使用,例如课件、资料、电子书籍等。随着网络的普及化,学生上网的便利性增加,在课下复习和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如果能看到上课用的课件和其他辅材料,将极大地提高授课效果。上课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增加学生课外阅读量,扩展知识储备,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一对一的问答和讨论。尤其是对于当前的热点问题,可以设定题目,让学生通过留言的形式展开讨论,学生可以将自己思考成熟的观点提交上去,没有课堂上面对面讨论的拘谨,可以畅所欲言,既能加强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又提高了学生的思考表达能力,教学效果将得到较好的提升。

(三)考评能力化

《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成绩考评如果采用传统做法是很难考出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水平的。对此也有一些成熟的解决办法。结合教务管理部门的要求,我们将考评成绩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布置作业作为期末成绩的10%;布置一次学习论文作为期末成绩的10%;平时签到作为期末成绩10%;期末考试成绩为70%。实践证明这种考核方式较为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知之者不如乐之者”,考评方式的改革有利地增强了学生的思考意识和习惯,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世界经济概论》对授课教师的要求较高,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有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将知识点讲透并结合实际进行有力地分析。再进一步结合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喻教于乐,从喜欢学到乐于思考,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篇(3)

《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基础课程,在其课程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笔者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有了点滴体会。在此,对《世界经济概论》课教学方法进行初步探索,以此与学界同仁交流,试图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世界经济概论》课的教学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进入了“全球性大规模竞争的时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引人注目。《世界经济概论》课的教学目的就是使学生正确理解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经济发展道路以及世界基本政治经济格局和当代世界主题;增强学生对世界经济的学术动态和前沿的了解,不断吸收新的信息,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使中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培养后续人才。

二、《世界经济概论》课的教学方法

(一)教学中要注重充实新内容

世界经济是发展中的学科,新的事物、现象不断出现,而教材的更新难以跟上实际的变化,所以在讲授《世界经济概论》课时,如果仅仅是照本宣科,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而是要注重充实新内容、新数据资料,紧跟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比如,在讲授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章时所采用的课本中并无东亚共同体的相关知识,而东亚共同体正随着“10+3”进程的推进在逐步构建中。中国是构建中的东亚共同体的一员,作为教师,应该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又如,讲解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现状时,只是依照课本引用2004年的数据就没有说服力,最好引用2007年的数据。必要的数据更新,需教师花费精力去寻找,应尽量使用各国官方、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以保证新数据的来源准确、可靠。

(二)跳出“论点加数字”的传统模式,加强理论分析,做到上下游课程的关联

相当部分的《世界经济概论》教材,甚至不少论文,常常体现“论点加数字”的传统格式——在陈述观点之后,即以数据加以佐证,缺乏理论上的深入分析。在教学中,为了对论点进行展开分析,用数字来加以佐证,确有必要。但若一味重复“论点加数据”的模式,势必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应当用经济理论进行剖析,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教学进行理论升华,使世界经济的教学具有一定的理论性。

同时,还要注意上下游课程的关联性,融进邻近学科的知识。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课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在教学中应用相关学科的知识来分析问题,则会使教学内容丰富,理论剖析达到一定的深度。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从理论上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世界经济的知识点,而且有利于学生将学过的课程与《世界经济概论》的学习联系起来,为今后其他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基础。

(三)采用案例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式的、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它要求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的要求,以案例为基本教材,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多种形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所提供的材料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做出判断和决策,藉以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世界经济概论》课的学习中,教师应适当采用案例教学,让学生身处特定的案例情境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讲解世界能源的时候,可以给学生讲三次世界石油危机,并让学生去思考:为什么会爆发石油危机?现如今的石油价格猛涨,会不会爆发第四次世界性石油危机?

另外,案例的选择要有针对性和实际性。因此,要求教师对搜集的资料进行合理加工,选出适用于教学的素材,进行修正和更新,使案例适合于世界经济教学的要求。这从另一方面使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得到提高,起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四)课堂讲授与讨论并行,口头练习和笔头练习相结合

讨论教学方法提倡教师与学生讨论问题,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主动地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它改变了传统“填鸭式”教学的呆板,丰富了课堂的信息量,使整个课堂教学成为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互动的网络结构。教师根据教学安排,可适当增加讨论课的次数,提前将讨论的题目布置给学生,让学生课后查阅资料,撰写发言提纲。在讨论课上,让学生陈述观点,提出问题,与教师和其他同学进行讨论,共同学习。

文科的基本功包括“口头”与“笔头”,即便一个人有许多创新的见解、缜密的逻辑思维、搜集了翔实且丰富的资料,但最终要通过“说”与“写”表达出来。经济类专业严格地说应介于文理科之间,因此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要锻炼“说”与“写”的能力。课堂讨论为学生提供了锻炼“说”的能力,书面作业或者小论文则是锻炼学生“写”的能力。因此,在《世界经济概论》课的教学中,适当让学生写一些课程作业或小论文,不仅可以训练学生查找、搜集资料的技能,而且可以培养学生书面表达的能力。

(五)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充分利用网络辅助教学

在现在的教学中,多媒体教学似乎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教学方式,甚至有的教师整堂课都不用粉笔,都在课件中体现出来。多媒体教学固然有诸多好处,如方便快捷,特别是针对一些烦琐的表格可以直接展现在学生的眼前,便于教师的讲解。但经过这几年的教学实践,学生反映,用多媒体教学有时感觉像放电影,记不住。因此,在《世界经济概论》课的教学中应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制作的课件力求简单美观,充分体现教师的授课内容,而不可全盘用多媒体教学。

在网络时代,教学方法也可以网络化。教师可以利用网络向学生提供一些学习素材,如教师在讲授后,可以向学生提供一些相关网站,让学生去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此外,教师还可以申请一个共享的信箱或者网络U盘,将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素材放上去,让学生阅读。这些为学生加深对课堂讲授知识的理解,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六)适当联系中国经济的实际

我们是中国人,因此在讲《世界经济概论》课时,应适当联系中国经济的实际,这样听者更爱听,教学效果也好些。如谈美国的GDP、失业率、通胀率等时,最好对比一下中国的相关情况。这样更具说服力,也使学生看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位置,也更好地体现出世界经济的教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中国经济腾飞。

(七)教学离不开科研,宜寓科研于教学之中

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教学不能脱离科研,科研可充实教学内容。笔者在讲课过程中发现,一般自己感兴趣的地方,研究过的问题,讲起来不仅内容丰富、思路清晰,而且效果较佳;如本人缺乏研究的部分,讲起课来总觉得十分别扭,费力并且教学效果不佳。因此,作为讲授《世界经济概论》课的教师,要重视与该课程相关的科研,并将其科研成果充实到课堂教学中,可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三、小结

以上仅仅是本人从事《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工作的点滴体会。由于世界经济学科的自身特点,决定了教学方法与其他学科相比,有其特殊的要求。所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根据学科特点、学生情况因材施教,通过合理的教学方法,使教学达到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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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3-0001-03

一直以来,中外理论学界对于全球化的讨论一直很难达成共识,形成这样一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乃至社会进程等多层次多方面都产生作用和影响,同时,由于定义全球化的各个个体或个体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以及所处角度背景的不同,导致他们所感受到的全球化内容也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说范式,也更谈不上是一个学派。全球化代表着一种看待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新视角,全球化注重世界各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相互依存(inmrdependence)作用。只有从全球和超国家的角度研究当前世界发展的过程,才能更明确清楚地勾勒出当前世界发展的现实。以下我们将从起源、发展和概念三个角度深入探究中西方理论学者有关全球化研究不同论断,以期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

一、起源问题

对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理论学界一直无法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古已有之”的现象,早在公元前200年的古希腊。就有学者谈到了经济全球化,这种认为世界事务自此而相互依赖的朴素认识被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渊源。也有人把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定于11世纪,因为当时市场和契约关系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以上这些看法在确定全球化起源问题时显然出现了偏差,人们所认为的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所出现的全球化现象明显具有分散性、偶然性和缺乏内在推动力的特点,所以不能称其为全球化的起源。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起源于15世纪,西方大多数学者往往是把国际贸易等同于全球化,由于此时新大陆的发现出现了统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把“新大陆的发现”视为“全球化”产生的标志。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认为,“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是人类的角度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上,从而实现了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西方人从中获得了好运,获得了比其他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并迫使其他文明统一于真正单一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中”。另外,持这一观点的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也认为,从15世纪初期的欧洲开始,民族国家共同体开始形成,中世纪跨民族体系的作用开始降低,世界日心说和近代地理学开始出现,太阳历使用范围扩大,所以,经济全球化的产生要早于资本主义,应该是从15世纪初期开始。15世纪新大陆的发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此时“旧大陆”与“新大陆”连接起来,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范围的交流与互动。同时,此时的欧洲虽然仍是农业经济,但已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这些都为后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大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很多人都认为“全球化”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然而在这里我们要质疑全球化的基础和开端是否就是农业经济,或者手工业经济。在大机器工业经济建立之前,是否真正存在全球化现象呢?马克思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大工业是竞争普遍化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全球化这个词,但是,在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大工业的出现对于世界市场、交通、竞争、资本和民族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所有国家和个人都被纳入到一个世界体系中,没有人和国家可以单独凌驾于这一体系之上,所以,根据这一观点有人把大工业的出现看做世界历史的开端,同时也作为全球化的开端。

也有人把全球化的起点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奇指出:“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某种现象,而是一个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另外,法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也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相联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全世界范围内尽可能地寻找市场以及跨国界的资金流动,一直是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的一种特征”。沃勒斯坦同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的扩张过程。

另外,还有人认为全球化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时第一次出现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支柱的、真正具有实际影响力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WTO、IMF、IBRD),这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已经纳入到全球管辖的范畴。从此真正的全球化也应运而生。这一派学者一般认为全球化等同于统一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统一。也有人把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20世纪70年代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序幕。总之,有关全球化起源问题的争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现在大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大工业起源论,也就是认为大工业的建立是全球化进程的起点,而从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只是为全球化的起源做好了客观准备,之后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进程又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二、概念问题

在全球化的概念方面,全球化这个词从英文的衍生过程来看,“globalization”是从“global”一词派生出来的。虽然“global”这个词已经被人们使用了四百多年,但是直到1961年,“globalization”才第一次出现在Webster辞典中,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学家沃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论”(1974)是有关全球化的最初系统理论论著。虽然比他早一百多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已有很大篇幅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的详尽论述,但此时马克思并没有真正提及“全球化”这个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这个词才真正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受到各方关注,并引起理论学界的广泛讨论。它由提奥多尔・拉维特(Theodre Leviett)在1985年提出,他用这个词来说明此前20年间世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简言之即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全球化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流概念和热点问题,频繁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我国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大致出现在90年代初,1993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了美国著

名学者Arif Didik来华介绍西方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文章,这是中国国内第一次用中文对全球化理论做系统的介绍,随后国内学者研究全球化现象的热潮从此掀起。纵观中外理论学界,全球化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目前不少学者正在从事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全球化研究,从全球化研究的维度看可以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的内容,而本文研究的范畴由于篇幅所限将只停留在经济维度之内。

从1985年全球化这个词第一次真正进入研究学者的视野成为一个学术概念开始,有关它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全球化下的定义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亦即世界范围各国成长中的经济通过正在增长中的大量与多样的商品劳务的广泛输送,国际资金的流动、技术被更快捷广泛的传播,而形成相互依赖现象,其表现为贸易直接资本流动和转让”。这一概念虽然全面,但难免留于表象的描述,没有触及全球化的深刻本质,所以,一直以来并不为学界所广泛应用。也有人试着从更深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哈特认为“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德国经济学家卡尔・海因茨・巴奎则认为:“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些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根据以上几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学者都在强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和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过程。

不同学科对于全球化的研究也体现出自己所独有的特征,经济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研究的基本对象只停留在经济层面中的市场上,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贸易、投资、就业、经济区域化、金融风险、福利制度等方面内容。而社会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将主要着眼于社会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将包括全球前景、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在研究全球化问题中,有关政治学的研究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将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民族国家层面上,而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问题、多层次治理问题、民族国家的命运和作用以及民主的前途等内容。研究全球化的领域还包括哲学、文化研究和历史学等方面,诸多学科的参与使得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这些内容也充分体现出全球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产生影响和冲击,人们在认识全球化将是一个客观复杂的过程。

历来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理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围绕体制角度定义全球化也成了全球化概念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尝试。他认为不平等交换形成了中心一半边缘一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他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体系出现的,这个体系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处在无休止的变动之中。十六七世纪,它还只是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产业革命后,它逐渐扩及全球。由于不同的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是不平等。”㈣同样持这一观点的还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德里克(Dirlik),他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作“灵活的生产”,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指的就是在新的经济“规制”下商品、金融交易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前所未有的流动。另外,英国经济学家斯克莱尔则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指出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体系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这一概念主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且是政治、文化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三者统一的过程。还有学者更极端认为:“全球化必须不仅被视为一种经济规制,而且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它植根于社会权力特有的资本主义形式中,而且这种权力控制在私人资本和民族国家手中。大致上讲,全球化意味着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规范者日益普遍化。”他最终强调“全球化只是资产阶级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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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超越黑格尔,第一次发现了世界历史的本质、规律,使世界历史研究第一次变为科学。当前,尽管学术界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定义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论,但是各种观点在分歧的基础上都体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都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不同于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概念,而是哲学层面上的世界历史概念。[2]首先,马克思给定的“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概念,不同于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历史是指地方的单一的民族的历史。这一层面的历史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与生俱来、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第二,是指世界历史,这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推动下,打破原有的生产关系,为了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开辟新的资源,更是由于“交往”的发展使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整体,“生产和交往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两大基本形式”,[3]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把交往看作是生产的前提”。[4]这样历史才转化为世界历史,这时彼此隔绝的国家、民族才融入到世界历史当中,也只要在这个条件下,各个民族的历史才具有世界意义。

其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物质范畴,根本上区别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范畴有两层含义:首先,黑格尔吸收了他之前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在历史学科意义上从世界地理范围上诠释世界、历史、民族的含义。其次,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考察人类历史,这是贡献所在。但他从纯精神的角度来考察人类历史,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所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运动史。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研究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开始考察人类历史。但是马克思把这种历史从精神变到了现实。“各民族的原始闭关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5]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转变不是神或人的意识所决定的,而是客观实在所决定的,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扩大、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的事实确定,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6]

第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动态概念,不是一个静态概念。马克思把世界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一个是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将发展到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而且,只有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才能够克服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自身局限性,实现人类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三、我国对外开放的思想根源

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指出,共产主义是以世界市场为前提的,并批判了脱离世界交往、普遍交往和普遍联系的“地域性共产主义”。[7]前苏联在二战后曾经奉行“两个世界、两个平行市场”的路线,这恰恰是地域性共产主义的现实翻版,从而堵塞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道路,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发展潮流,双重趋势是其矛盾运动的现实轨迹。惟一的对策是审时度势,趋利避害,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世界市场吸取和占有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构筑旨在促进自身发展和向更为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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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0X(2016)35-0051-02 收稿日期:2016-09-23

作者简介:朱晓静(1978―),女,山东济南人, 山东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化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争造成的经济凋敝、生灵涂炭的局面使部分欧洲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对普及于20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崛起,现实的变化为进一步打破“欧洲中心论”,平等看待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也准备了条件。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应时而生并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学者努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各有其局限。马克先生认为各国学者的著作虽然都试图以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但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或者说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史学模式。[1]

很明显,欧洲中心论是阻碍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难克服的因素。但在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全世界的历史学者并未放弃努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马克先生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讨论《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形态研究》”)在世界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形态研究》出版于1985年,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讨论;第二,承接第一个原则,马先生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治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开创性意义。

上文已经提及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发展的危害,具体言之,目前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充斥着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模板总结出的概念、规律、分期体系等,如果直接用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就有可能造成概念与史料不符的混乱局面,“封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为“封建”?以中国和西欧为例,中文的“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阙福”;随后出现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简而言之,就是指中国发源于商周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英文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封建主义(feudalism)等术语最早出自18、19世纪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和其他历史文献,是启蒙思想家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研究结晶。两者原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近代才通过翻译这一途径彼此对应了起来。1903年严复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并将之与周代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3]从而将中国周代的政治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造成了长期的混乱。

封建概念的不统一造成很多问题。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出于关注亚、非、拉历史的实际需要,中国史学界又兴起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再次引发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笔者窃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史学界需要对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基本概念达成共识。如果双方的封建概念所指不同,何以比较?简单地将苏联根据欧洲历史总结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很容易看到,大体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国社会(此处采用郭沫若的观点[4]),奴隶基本不存在了,资本主义显然尚未发展,那就只能是封建社会了,从而得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的结论。这实际是尝试用西欧的封建概念来衡量中国历史,这恐怕是不妥的,也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欧”。[5]

正是面对上述问题,马克先生用他的《形态研究》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从而寻找共识的开创性一步。他在《形态研究》的序言部分明确指出:20世纪60年代重又兴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做再认识,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真正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6]

《形态研究》的视角在当时可以说是崭新的: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考察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自然不同于西方学者(无论其是否持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学者――他们或者难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欧洲以外地区,或者因为语言限制等原因,缺乏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都无法像马先生一样,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中西两方的资源,建立更加普适性的理论体系。

笔者以为,马先生最具开创性、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对西欧的封建化进程做了重新推演。

正如《形态研究》中指出并整理澄清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长期以来从法律规定、政治制度方面研究封建主义,忽视经济内容,因此他们将西欧的封建化过程大体等同于封臣制、封土制的形成和结合过程,即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查理曼帝国瓦解这400年。苏联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正确地解决了封建主义的定义问题,但在探讨封建化问题时,也没能以经济基础为主要判断标准,与西方学者的结论相同。[7]

马先生克服了上述两者的不足之处,牢牢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开创性地从经济基础出发,首先将西欧封建化的开端定为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因为“封建经济因素在罗马帝国内部已有长足的发展,三世纪的罗马社其主导的生产关系已可说是封建性的”。[8]第二步,马先生认为日耳曼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结束,西欧从此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转变包含着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部分,虽然三世纪时西欧的经济革命(即经济基础的转变)已经大部分完成,但政治革命(即上层建筑的变革)却等到日耳曼人到来后才完成。此处马先生成功地摆脱了盛行已久的西方标准,真正运用唯物史观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时间做出了重新界定。第三步,马先生指出,日耳曼帝国建立之后,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还在继续,因为封建经济成分需要消除前一阶段的残余成分,巩固、发展自己,使自己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针对这部分内容,马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梳理和分析。例如,本书第一章指出,日耳曼新兴封建国家建立后,日耳曼贵族在罗马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转化为封建贵族,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分别涉及“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间的土地分割”和“奴隶和隶农的地位”。[9]第二章则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总结了前封建社会的残余成分在西欧消失的时期,大致肯定“奴隶制在西欧于10―11世纪时彻底消失了。不仅从经济地位上看已不复存在奴隶,而且法律概念上也起了变化”。[10]总之,马先生对西欧封建化进程的重新推演是别开生面、有坚固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史料支持的。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巨大的创新意义。

马先生注重历史实际,结合农奴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得出中古西欧农奴的概念:农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独立小生产者,从经济地位的角度说,与其他农民并无原则不同;从法律上说,却是一个不自由人,但这种不自由已经不同于罗马法规定之奴隶的不自由,因为受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中世纪的农奴“已不是主人之物,而是主人之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农奴制看成是一种减轻了的奴隶制。”[11]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因此张云鹤先生说:“作者给西欧农奴下的十分完整而全面的定义就是前所未有的”[12]R先生对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定性也是富于新意的。之前有不少中西学者将西方城市看作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认为城市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13]马先生则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称为自由城市,这是就它的法律地位而言的。”城市的确享有一些自由权利,“这确实是西欧城市的一种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由西欧封建社会的特性决定的,是完全符合西欧社会当时的情况的。”“这种城市的独立性完全是封建性的。”马先生进而给出了几条论据:在法国,一度把得到公社权的城市也当作负有军役义务的封臣;一些城市还需向封建主纳协助金,而且其条件和封臣向封君纳协助金的条件一样;还有一些城市公社向封建主宣誓效忠。[14]马先生在这里仍然注意了实际的经济、政治情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与区分。

总之,作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欧封建经济的第一部专著,《形态研究》以崭新的视角,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打破“欧洲中心论”,从而寻找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开创性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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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海.中古与封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多元视角下的封建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0.

日 知.“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世界历史,1991,(6):38.

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考古,1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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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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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发表于本刊今年第二期“艺文论坛”的《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概念,理论,文化艺术》(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颇有一些感想,特提出与文章作者们商榷,并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这篇文章虽以对“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为中心论题,但它实际上涉及对欧洲近现代文明史、思想史、哲学史、艺术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

欧洲的文明史在经历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迎来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其后三四百年期间,欧洲各国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为该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然而就当时法国社会经济结构而言“第四等级”即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仍处于弱势地位。只是从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才有了大的发展,因此,持唯物史论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19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欧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

现代主义作为文化艺术现象。是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期亦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产生的。其思想来源十分复杂,海德格尔当然应该算一个,此外诸如弗洛伊德、柏格森、克罗齐、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学说也起过较大的影响。在欧洲近现代的文艺史中,现代主义是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艺现象或称艺术流派。它与政治、经济、哲学等诚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只是文化艺术现象,而不能将其无限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现代主义艺术家或称现代派以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作为开山鼻祖,其后。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等人相继推出了“意识流”小说,俄国的安德列夫、布洛克则推出了象征派戏剧。而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美术界,以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派、野兽派等等名目出现的现代派艺术更蔚然成风。并影响到电影界。以致有法国及其他国家“先锋派”的登场。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大的特点是以“反传统”自居,他们否定一切传统规范、规则。追求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以至无所不用其极。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功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且不去说它。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再认识》一文将“现代主义”、“现代性”等概念远溯到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文中作迪卡尔),这确实令人吃惊。笛卡儿所处的时代距欧洲文艺复兴末期不久。应该属于欧洲近代史初期。其时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已十分活跃,像笛卡儿、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占有主导地位。然而,不论笛卡儿也好,康德也好,都不可能有“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思想及论述。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某些艺术家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以之作为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起源”,则未免有失偏颇。

至于对“现代性”的具体解释,则更使我感到不解。《再认识》一文将现代性定义为“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并声称,在这面“现代性的大旗”下。可以把“法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1917年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911年、1949年的中国的两次大革命”全都“概括”进去。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其二,对前者即美、法两国的革命而言,用“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口号来概括尚可说得过去。但用来概括俄、中两国的革命却未必合适。尤其是“个人主义”怎能成为他们实现革命的目标呢?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源问题,《再认识》一文将其归纳为“受中国的影响”而在1968年发生的巴黎大学生群起造反,以改革教育制度为目标的运动,即法国人所称的“五月风暴”。其实,这场风暴产生的原因要比文章作者们所论述的要复杂深刻得多。中国“”的影响是有一些,然而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是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决定性的。而这个内因就是60年代下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欧洲知识界由来已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此时与“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即“新左派”思潮。其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那些大学生,而且深入到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甚至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紧接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发生的意大利有上千万人参加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以至发展到占领某些城市的“抗议”运动,即是突出的事例。在当时学术界出现的各种理论中,有一些如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是属于学科建设性质,另有一些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则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其要害在于借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所有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毕竟不是后现代主义本身。所谓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终究是一种文化艺术现象,而不应“包罗万象”。

篇(8)

一、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根本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批判和反对现代性是第一代批判理论的根本出发点,而哈贝马斯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却是批判与重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也是无法抛弃的,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并且它仍包含着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容,即有发展更新的内在潜力,所以它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现代性的问题,主要是理性问题,因此哈贝马斯把着眼点放到传统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上。他认为现代性不仅仅是工具理性,其本质更是交往理性。在他看来,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成员之所以把现代社会看的一团漆黑,批的体无完肤,是因为他们以为理性到了现代完全窄化为工具理性。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利用理性去主宰自然,而从不考虑理性的其它多种表现及各种形式应有的位置,现代性的难题由此而发生。交往理性区别于意识哲学的理性概念在于,它不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结构为前提,而是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前提。主体哲学的理性概念从结构上具有排他性、单维性和绝对性;相反,交往理性概念具有包容性、多维性和可错性。从交往理性概念出发,现代性并不必然是理性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难题的克服与解决需要一个新的立足点,这就是从“意识哲学”向“交往哲学”范式的转换,即从以自我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转向主体多元化的主体间交往理性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指行动者个人之间语言为媒介的互动,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行动者使用语言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

如果说交往行为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那么交往行为中蕴含的交往合理性就构成了交往行为的中心。而所谓交往行为合理性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具有主体间性,在一定社会规范的指导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理解和协调一致的理性化行为。它把理性放在人际间广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动关系网络中考察,使理性凸现为交往关系的总和,由此决定了哈贝马斯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哈贝马斯强调的交往行为主要是基于语言行为而建立起的主体间的理解沟通和认同的活动,由此可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需耍交往者重视并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并能够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对话。

二、生活世界与系统

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交往行为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使交往概念完备化的不可缺少的概念,是行为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那么,何谓“生活世界”?何谓“系统”?两者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生活世界概念最先是由胡塞尔提出,哈贝马斯用它来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在《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中,哈贝马斯开宗明义指出,生活世界的结构一般具有三个层次即文化、社会、个性。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即“交往行为者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运动,他们不能脱离这种视野。作为解释者,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语言行为统属于生活世界。”他又指出,生活世界又是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和相互理解的“信念储蓄库”来支撑交往行为的,这体现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职能。

“系统”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概念,是物质性的,是内容的承担者,是一种技术性的东西,在其中仅仅运行着目的。哈贝马斯在概念上把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与系统两个层面,他认为社会一方面是“生活世界”,在其中,人们在共同的背景下通过交往行为进行互动;另一方面,社会也是系统,由政治、经济等担负不同功能的子系统组成。在现实的社会中,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相互联系的。本来生活世界的再生产过程是与社会整合的系统运行相辅相成的,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系统与生活世界日益分化为不同的部分。生活世界分化为各自分离的文化、社会与个性的知识库,对系统过程来说,则分化为彼此区分的制度群,如经济、国家、家庭和法律等。

哈贝马斯正是以“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双层次部分结构模式为基础,以交往合理性为中心范畴,展开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系统和生活世界严重分离。这种分离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客观化、技术化,生活世界越来越受到系统的挤压,沦为众多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越复杂,生活世界就越空洞。在生活世界里,行为是由规范来协调的,而在各种系统中,行为是由作为操控手段的金钱和权利来调节的。金钱和权利的领域越凌驾于秩序之上,生活世界对于协调行为就越没有意义。哈贝马斯把这种现代性的畸形现象叫做“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或“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人”。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合法化导致生活世界核心部分的官僚化和金钱化。在西方发达社会近几十年来,主要发生在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社会领域,新的冲突日益涌现,而现代社会的各种病态现象,如意义的丧失、社会的失序、政治的不民主、心里变态等等,也都是源于社会的金钱化和官僚化。

因此,要克服现代性的合法性危机,避免系统对生活世界造成控制和侵犯以及由此引出的生活世界非理性互动的种种后果。哈贝马斯指出,我们必须做到使系统重新定位安居于生活世界之中,必须重新建立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合理性内在于交往行为中,社会整合只能建立在交往理性之上,只有通过理往才能达到对文化的共同界定,形成社会团结和个性人格,使社会得到真正进步,人类得以真正解放。要重新对社会进行整合,必须在宏观方面重建“公共领域”,即通过交往理性,而不是靠诉诸权利和金钱来制定政策;在微观方面,把生活世界领域也建立在理流基础上,真正实行交往行为合理化,不断增强人际协调和团结满足形成个性人格的要求。

三、交往行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阶段,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或许有助于我国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应给予思考和借鉴。

第一,经济体制方面。,社会转型表现在社会现实中,往往从经济领域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必经阶段。然而如果市场经济潜在具有的“目的合理性”“工具行为”“以成功为指向”等工具理性意义而不能够加以正确的引导和限制,会导致许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后果,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惟利是图、道德沦落、人情淡漠都是可能出现的副效应。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市场经济,只能尽量去避免,把其副效应控制在最低限度。这就需要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来制约工具理性,使市场经济在更合理的制度下,更合理的环境中良性发展。市场经济作为企业间通过竞争与合作的经济合作关系来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方式,它所内含的多级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的性质呼唤一种平等互利的新型交往模式。因而,首先必须确立和规范市场多级主体,重建市场经济新秩序、新规则,建构新的公平的交往体系,并以行政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建立统一完善的国内市场机制,保障良好的交往运行环境。

第二,政治体制方面。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单纯经济范畴,而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人自身的现代化的内在的庞大系统工程。中国传统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严重,的畸形发展往往导致官官相护、职权不分、腐败成风,中国百姓深受“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之苦,对政府、行政人员往往缺乏信任感。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应该更加完善我国的政治民主制度、法律制度,为交往行为主体间的沟通理解提供对称条件和交互期待,使所有人都平等参与并享有同等对称的话语自由和论证表达,而不能有压制他人话语自由和权利自由的话语霸权者,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促使“私法主体”和“国家公民”利益主张,多种价值诉求的矛盾冲突得到化解。

篇(9)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的内容与精髓,而是要探索《概论》的精髓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在我们看来,《概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体现,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总结基础之上的超越。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中国刮起了一股重实践、抓实践的强风,各大高校也无不采取各种形式的活动来回应这种时代的主旋律。尤其是在高校中从事两课教学的教育工作者,更是积极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之中。当今中国,一方面,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的迅速国际化,西方一些剥削阶级的生活价值观逐渐渗透,这样的社会现实严重地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官员腐败问题居高不下,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塑造有非常不利的影响。《概论》的设立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对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在此基础上实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大学生头脑的目的。这既是完善大学生知识体系的要求,也是培养大学生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前提。然而,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实践就无法证明理论的正确,也不能丰富、扩展、创造出新的理论。但是,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理论告诉人们,理论是独立的,具有预见性和对实践的巨大反作用。《概论》就是这样的理论,而且是、也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理解《概论》,首先就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理论界从来没有停止过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也没有过统一的观点。邓小平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经验可循,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实践也证明,邓小平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因为他反复告诫人们,“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问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因此,有人就感慨,邓小平一方面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又没有说如何避免两极分化,所以,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只是摸索如何实践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把避免两极分化的思想搁置了起来;还有人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实践——实事求是,只要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工作就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最好贯彻。比如,某保险公司的老总,他可以自豪地去领取6000多万元的年薪,其理由就是他感觉自己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把一个小的保险公司发展成了大的上市公司,他根本不去思考保险公司不仅是一个赢利的企业,也担负着社会求助的社会责任,即不能以赢利尤其是暴利为目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实践操作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素养明显不足,他们片面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许多观点。比如,针对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一些人就认为,只要经济工作做好了,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理想状态——通向共产主义。也正是这种现象的出现,高校的两课教师,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两课教师,越来越被边缘化。至于一些社会实践的践行者不去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原因只有两个:第一,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学习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邓小平理论只会背离时代的精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社会实践将继续拉大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比如,有人主张彻底实现三权分立,用西方的宪政体制代替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第二,有人认为邓小平理论对许多问题都没加以论证,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解释,社会主义的建设只能靠每个践行者对马克思本人提出的一些思想的理解去实际把握。

《概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邓小平理论在理解上的以上种种不良现象,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笔者认为,首先,《概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一生的研究都是围绕推翻资产阶级私有制所展开的,从实践上看,马克思积极参加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基于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至少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天敌,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第二,共产党人享有和人民相同的利益,“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第三,共产党人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具备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据此,《概论》理应体现这三条原则,只有如此,《概论》才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再现,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概论,任何背离马克思这些原则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质上不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概论”,而且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理论的亵渎。从这层意义上看,我们必须认清,通常亵渎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那些不信仰众人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人,而是把所谓众人的意见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任何背离人民主旨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都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玷污。其次,《概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在1882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言里,针对俄国的具体情况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国家都能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不断地发展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验证了马克思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国情并不仅仅是属于“自然”的现象,也就是说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测量国情,因此,中国的许多领导人也误判过中国的国情,如“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对中国国情的严重误判。以此为教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去理解和分析中国“真实”的国情。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概论》正是这种现代化和中国化的成果体现。

二、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根源

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曾表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被黑格尔解释得精妙、准确。然而,黑格尔并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理论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关系,其理论也就摆脱不了沦落为乌托邦幻象的命运。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史背景,马克思才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中进一步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实际上,尽管有人评价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但并不能否认,马克思做到了一生都能够坚持将自己的理论与现实生活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渊源的历史维度出发,这种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始人的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出发点”,就应该、也必须是《概论》的立意依据,即现实生活世界是《概论》的根源所在。

现实生活世界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国情,用海德格尔的理论解释就是“实存”而非“此在”,即不能用简单的感性认识就可以把握的现存世界。首先,现实生活世界是人类世界,是赋予人的价值参与其中的世界。每个人都生活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现实生活,对现实生活世界作出自己的体认和改造,这种特有的实践方式的根据就是人的价值。只有把现实生活世界理解为赋予人参与的世界,才能区分开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从而实现理论思维与人类世界的本质统一,找到人能够“改造世界”的基本依据。然而,人类的思想史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遮蔽了现实生活世界的价值性,不仅把人存在的价值停留在以物质生活满足为主要目标的境界之中,而且对于人类寻求自身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阻碍。这样理解,我们就能够感悟和支持高尔基的观点“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其次,现实生活世界是一个时刻被人们否定着的世界,想抛弃的世界。从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来看,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和阶层斗争的历史,不论哪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组织形式多么完善,都有着要被革命或改革的领域,因为人们不满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实际。面对这种现实,统治集团往往把原因归咎于人们的私欲、贪欲和不感恩等,至于现实生活世界主要是围绕统治集团的意志所运行,他们无意或有意间剥夺了他人的自由,统治集团并不去深究或予以忽视。总之,不论原因在哪里,迄今为止的现实生活世界都是要被革命或改革的现实,却是不争的事实。再次,现实生活世界是一个功能多样的整体性世界,知性的思维方式不可能真正认识其本来面目。之所以如此理解,是源于对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批判和实践否定,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国家或民族改革中出现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与庸俗唯物主义有联系,即陷入了知性思维的误区之中。庸俗唯物主义是l9世纪开始把唯物主义庸俗化并在德国流行开来的思想观点,它把意识直接归结为物质,社会意识直接归结为社会存在,完全陷入机械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比如,法国的霍尔巴赫就认为,“让我们服从必然让我们听命于自然顺着自然给你划就的必然道路放心走吧”。最后,现实生活世界一个历史性范畴,是要被新的“现实生活世界”取代的暂时性世界。马克思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就是现实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即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出发,现实生活世界就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动态的世界,它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将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追求新的合理状态。实践也证明,诸如所谓“千秋万代”的现实生活世界等观念,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概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围绕如何理解现实生活世界和解开现实生活世界之谜而展开的。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来看,马克思的理论学说都是根源于他所生活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对他那个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总结。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理论的初期是资本主义处于大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为了写作理论,他深人工厂、农村进行走访调查,密切注视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及其工人运动,与各个资本主义的理论代言者们进行论战。除了写作理论,他还亲自组织了工人协会,参与了工人国际协会,并且为工人运动的开始起草了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即《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理论学说都是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完成的,社会的各种现实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当前的社会实践来看,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处的现实生活世界所做的全面反省与本质概括。邓小平对现实世界全面反省的理论出发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姗。邓小平理论能够成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还在于邓小平理论完成了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处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概括。比如,邓小平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所做的深层次解答等。

三、超越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诉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十分重视,仅基本结构就先后变过多次,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就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解而来的,这一变革教材的形式无疑是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大学生的影响。今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统一起来,再加上“科学社会主义”内容的《概论》,同样是为了改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实际需要。要真正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三进”,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概论》本身具有吸引力。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和著作一经面世,立即被广为传播和争相传阅,没有任何的外在压力,即使马克思的敌人也不敢给以忽视。之所以如此,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但马克思的无私精神,使得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同样的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吸引力。《概论》要实现这一本质性目标,就必须摒弃自己的理论只是为了对现实生括世界进行理论解释或理论总结的思维,而是要坚定地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前提,以超越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勇气构筑《概论》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因为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任何现存的现实生活世界并不是终极真理的社会形式。

首先,《概论》之所以能够超越现实生活世界,在于《概论》构筑的不是意见、建议或报告,而是理论及其体系。众所周知,“意见”、“建议”和“报告”可以有多种多样,可以随各人以及其他条件而变化,但“真理”却只能有一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就意味着,不能将《概论》降格为意见、建议和报告。

篇(10)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从概念、主要内容、特点、主要措施及新领域与新课题等方面进行一番梳理与简略的述评,并就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浅见。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一)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源,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可持续发展提出的理论基础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比较多:

1、有学者认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源于18世纪“自然的平衡”的思想。

2、有学者认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在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人关系的同时,也分析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这种物质变换理论是同当今全世界的热点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早期探索。

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持续性的概念源远流长,我国秦朝(公元前2世纪)的田律清晰地体现了可持续性的思想。并认为这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环境法律。但多数学者肯定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观演变的最近结果,是新的发展观。[1]

其次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问题。

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学术界争论也比较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全球范围的共识。主要观点有:

1.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讨论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同志就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2]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概念,逐步被接受和认可,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识。[3]

2.可持续发展是在80年代中期由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定义有10种以上,甚至包含了有些旨在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定义”和“指标”。而对此比较有针对性的共识是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4]

3.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至1987年《我们的未来》的报告,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与形成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理论深化与完善时期;此后几年间,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导原则,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5]

(二)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界定

《中国21世纪议程》通过之前,中国无论文联盟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有关文件,均使用“持续发展”概念。1994年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道路。此后,人们普遍接受并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在普遍认同《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定义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做了不同的表述。

1、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的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6]

2、从三维结构复合系统出发,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能动地调控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提高生活质量。[7]

3、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能够保持社会进步、体制优化、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8]

4、同志概括的:“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它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必须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二是今天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9]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在描述从传统的发展观到形成可持续发展观的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基本上接受了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概念,进而从不同角度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表述推进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

二、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容

可持续发展思想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在内容的具体上也有不同观点:

1、可持续发展是指改善和保护人类美好生活及其生态系统的计划和行动的过程,是多个领域的发展的总称,它要使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尤其是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目标相协调。[10]

2、可持续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中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带动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解决,逐步将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和低效益的发展模式转变成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11]

3、可持续发展理论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即人与自然必须互相协调,协同进化,特别强调应把人类需求的不断满足同资源消耗、环境退化、生态胁迫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二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发展、利己利他的平衡、当代与后代的公正、自助互助的公信、自律与他律的制约。[12]

4、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维度,人与社会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维度,人自身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维度。三个维度内在地构成循环路径,架构出自然、社会和人的立体图景,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内在整体性的“和谐三维度”。[13]

由此可见,由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面广,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许多内容还有待充实。

三、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思想,是贯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红线,是发展理论的实质所在。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坚持和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大意义。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研究和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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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日益得到学者的关注,学术界主要从概念的提出、主要内容、特点、主要措施及新领域与新课题等方面对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进行研究。学术界认为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自然环境在内的综合的社会发展观,它是在环境问题已成为发展重大课题的时代背景下,在对中国国情现实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宏观战略思考,它体现了邓小平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的深刻理念,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贯穿在他的整个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他站在世界与时展的前列,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不断实践,又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提高。我们应当在具体的实践中努力贯彻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比较多,主要集中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来源、主要内容、实施措施等方面,分歧不大。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来源,学术界认为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顺应世界潮流、适应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口、环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对邓小平“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继承和发展。它的现实来源就是同志长期的工作实践。本身是一名科技工作者,这种职业背景使他不仅能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使他对人口资源环境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影响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容,学术界认为是十分丰富的,核心内容就是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四位一体的总协调,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也主要是围绕核心内容展开,认为他提出并采取了五大战略对策:第一,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转变结合起来;第二,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结合起来;第三,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结合起来;第四,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消除贫困及扶贫工作结合起来;第五,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结合起来。这五大战略对策既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

关于科学发展观问题的研究是现在的一个热点,成果也有很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是对邓小平发展战略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丰富和深化,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创新,研究可持续发展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良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总体评述及关于今后研究的两点意见

(一) 总体评述

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目前在国内外都处于创建阶段,还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在中国被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提出后,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法制学等各个领域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研究仍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般性的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可持续发展是—个综合性、交叉性研究课题,其理论发展依赖于道德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地理学、资源环境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要上升到理论体系,一方面,需要有严密的方法论;另—方面许多理论观点还需要充分论证,要加深理论研究的深度。同时需要研究者具有更广博的知识背景,还要多学科协调研究,各学科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进行研究,拓展研究的广度。

总体来说,学术界对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问题重复论述比较多,缺乏新意;还有些方面的研究才起步,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尚未涉及等,这些都是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和不断克服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研究可持续发展思想只是开了一个头,还需要进一步深入。[14]

(二)关于今后研究的两点意见

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总体来说,成果比较多,也有相当深度。但是笔者认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对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还应该大力加强与深入,应该注意视角的转换与方法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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