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感受历史的沧桑变迁
社会是在历史的基础发展而来，任何一个事物产生、发展、消亡，都有其必经的历史阶段，历史反映是以前社会的状况，与前人生活息息相关，而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是由前人历史发展而来，具有历史的必然联系，这也是《品德与社会》课堂为什么要加入历史元素的原因。所以以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从现今学生熟悉的事物讲起，再回溯到古代，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变迁，感悟历史的强大和社会进步的飞速，在赞叹历史中学习知识。例如，在导入《从古到今话交通》（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有效利用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其实，我们现今的生活中本身就有古今交通并存的现象，比如距今一千多年的赵州桥，历经百年的江南水乡木桥，到现代感十足的上海钢铁大桥———南浦大桥等，都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将古今大桥的对比作为本课的开端，再合适不过，不仅贴近学生生活，激情引趣，还有利于减少历史的距离感和抽象感，这样的教学导入有利于打造高效的《社会与品德》课堂。
三、以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激发探索历史热情
图文并茂是新课程教材改革的一大方向，《品德与社会》的教学也应该顺应这个改革潮流，利用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充分挖掘教材图画元素，使丰富的教材资源得到充分运用，况且图画是学生喜爱的教材形式，教学增加插画的应用，也能活跃课堂气氛，减少课堂学习的枯燥性，同时激发学生探索历史热情。例如，在导入《吃穿住话古今》（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将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让学生依据教材中一幅描绘远古人类生活场景，进行古代人类生活的描述，包括远古人类吃什么，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这些食物？远古人类的穿着具有什么特点，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穿？远古人类都住哪，插图中其实包含他们的住所，能找出来么？由一幅远古人类生活图景的插画，促使学生围绕本课主题“吃穿住”，想象并推导出远古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之后课程教学的开展大有助力。
2.改革师范专科学校历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方面，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教育专业进行了如下改革：一是融汇历史、政治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内容，让学生学习“思品与生活”、“思品与社会”综合课程师资所需的知识。“思品与生活”“、思品与社会”课程是人文社会知识的综合课程，包括思想品德、历史、人文地理、政治等各门学科知识。专业课程融合的结果是，专业必修课程设置除中国通史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通史包括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以及史学概论、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外，还要增加思想道德修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法学概论、形势与政策等思想政治专业主干课程为必修课。此外，还开设了中国文化概说、西方文化概说、礼仪、人口资源与环境等人文类课程以及晋商文化研究、山西民俗、太行革命斗争史等地方历史文化校本课程，以满足“思品与生活”“、思品与社会”综合课程师资所需的知识基础。二是设置两门教学法课程，如设置小学社会课程教学论和教学法为必修课；设置中学历史教学论与教学法课程。三是辅修小学语文教育专业课程。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精选并整合小学语文教育专业的课程，将小学语文教育的专业主干课程中的现代汉语基础、古代汉语、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写作、小学语文教学法等整合成四门课程，分别是汉语基础、文学、写作、小学语文教学法。四是课程标准制定的原则是只求通达，不求精深，即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学科的知识框架、思维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这些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
一、价值教育观念的含义
何谓“价值教育”观念?首先，它是一种在当代西方国家影响极为广泛的教育思潮，而且有多样化的教育实践，其地位可与我国的素质教育理论相比较，成为了这些国家的主导性的教育观念。它首先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其次是如何实现核心价值的问题。从源流上看，它与近代西方的价值哲学密不可分，“西方的价值教育是伴随哲学上人们反对唯科学主义，倡导维护人的尊严与个性的一种教育应对”，突出思考人文社会科学在学科价值、属性、研究方法上与自然科学的差异。由此连带出教育的价值问题，即教育是侧重功利、知识与理性传扬，还是侧重历史文化的人文教育；是社会的需要还是人的发展的需要，等等[1]。总之，它指的是通过各种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充分体现整个社会的宏观教育价值；强调学科结构中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在对社会价值观念建构中与各学科共性的和其独有的作用与价值；使“价值”、“教育价值”实际成为一切教育活动和思想的中心。而无论“价值”、“教育价值”的实践探索结果如何，最终都是以哲学上的价值理论诉求为归宿的[2]405～412。
“价值教育”观念的形成是以对“价值论”的探讨为源头的。所谓“价值论”也称“价值哲学”。在价值哲学理论中，弗赖堡学派集中地从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角度对该理论进行了阐述，其代表人物为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他们提出，历史活动和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是以价值为核心的，因此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是探讨人的认识活动和形成的知识体系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等。
他们认为，历史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同，其最大的区别是后者只表示对事实的认可与判断，是客观的记录和机械的反映；而前者含有认识主体的立场与批评态度，是源于人的精神、心理的活动，是与情感、意志活动直接关联的，即“如果取消了意志与情感，也就不再有价值了”[3]72。他们还认为，“自然研究与历史学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历史研究是个体的、一次性的，而且是包含人的情感、意志活动的。在研究的结果上，前者倾向抽象，后者倾向直观，因而体现了价值性，体现了哲学的认识和实践层面的要求。“我们的全部价值感，根源就在于对象的一次性，无双性”[4]。基于对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分析，他们对历史科学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如李凯尔特提出文化科学概念，认为这更能规定非自然科学的“共同兴趣、问题和方法”[5]5。他提出，价值是附粘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文化不象自然，即它是后天的，是人们有目的地保存和生产出来的，文化对象都是有价值的，如宗教、法权、国家、伦理、语言、科学、文学、艺术和借以活动的经济手段等。
在价值哲学的引导下，西方的价值教育理论由此而兴起。无论是价值哲学理论还是价值教育观念，总体说来都是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对教育价值定位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价值教育观念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历史分析
概括地说，价值教育观念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有三。
其一，是教育价值论在观念与实践上的进一步探索。西方国家的教育观念受到第二次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飞跃发展的影响，将教育的价值定位于通过科学学科的教育，使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因而教育与科技、经济发展的现实功利目标结合，对自然科学学科地位与作用的尊崇成为教育价值观的体现。造成的后果是人文社会科学成为次于自然科学的第二等级的科学，同时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于紧密的结合造成教育的价值定位偏重于宏观社会价值，对个体发展的微观价值问题重视不够，在学科关系上则显示出突出智力、科技、实科教育的倾向。
其次，受宏观的社会教育价值观念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在学科目标与方法上出现自然科学化的倾向。如认为历史等人文科学在学科目标上应像自然科学一样总结普遍规律。实证主义就公开提出“按不变的规律，使之参与共同的进步，从而能始终前后一贯、不偏不倚地对任何协作做出正确的哲学解释”[6]。而在研究方法上则出现将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移植到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科内部的现象。如斯宾塞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历史研究而成为社会进化论，布克哈特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生理学、医学研究而形成心态史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其他如在计量史学、生态史学、科技史学、数理史学的研究中，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尤其明显的是，亨佩尔公式提出后，以人文科学(包括历史学)“应用模型来解答有争议的问题”为标志，历史研究的过程、方法与手段也自然科学化了，即出现模式化、公式化、规律化[7]259的倾向。
其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既经历了飞速发展的时期，也出现了大战带来的巨大的灾难。因而在一兴一衰之间西方国家开始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进行反思，对过去崇尚科技理性、科层政治制度、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片面做法进行了理智的反思。而这一反思对教育价值是以社会还是以个人为定位本位，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的定位，对历史等人文学科内部结构、专业的定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巴勒克拉夫因而认为，二战以后也如世纪之初鲁宾逊提出的“新史学”的口号一样，史学再次出现了新的“路标转换”[8]147。
三、价值教育理论与素质教育理论的异同
首先必须承认，价值教育理论与素质教育理论在内涵与推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具有重大差异。其一，中国的素质教育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开发的深化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期和国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期提出的，教育的价值定位是与社会和现实的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在一种历史的乐观主义的前提下出现的。其二，从素质教育理论提出的具体原因看，主要是针对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的。其三，强调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目的。在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同时，尤为注重的是以学生的智力发展中的创新和自主学习能力为主[9]2～25。在素质教育的实践中，侧重于对反映教学中的伦理关系的具体的教法、学法进行改革与探索。但是“教育改革缺乏深刻理论指导和人文环境，素质教育实践流于形式，课程改革成为唯一的途径与形式，而课程的内涵与意义又没有正确显示，盲目追求与现实、与国际接轨等等，使教育宏观价值定位产生偏离[10]。
反观西方的价值教育理论，首先在推行的背景上，它反映的是二战前后到冷战时期对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方文明从悲观主义的角度，对工业化、对市场经济、对科层政治制度、对科学实证主义等所起的社会消极作用所进行的反思。“是与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有着密切联系的。……从根本上上看，也就是为了克服唯科学主义倾向带来的弊端而采取的教育措施”。它与素质教育侧重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价值定位不同，价值教育理论侧重于微观个体的价值定位[1]。其次，与素质教育理论形成的更为实际、现实的针对应试教育问题这一直接原因不同，价值教育则是从哲学的高度、从学科与人类知识结构的高度思索教育的功能、价值，思考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的地位与价值对社会与人的协调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这一思考的层次与深度是素质教育研究所不能比拟的。三是价值教育理论不仅涉及教法与学法的改革，还影响到对人文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学科专业结构的重新定位，对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对社会与人的发展的不同作用给予了多方面的探索。
尽管二者之间存有差异，但素质教育理论与价值教育理论也有相同之处。首先是都含有在教育内容上否定唯科学和以规律性研究为中心的倾向，突出人文学科人学的特征，注重对学生情绪、心理、意志、精神等方面的培养与训练。其次，都含有反知识化学习过程的倾向，提出入文学科应该加强对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培养，在历史学科中体现为反对机械的公式化、记忆化、教条化的学习。其三，一定程度上都提出了要改革历史等人文学科的教学方法，通过科学的、现代化的、民主的、充满人性化的教学技术和教学环节来实现对人的综合素质进行培养的目标；同时提出改革历史等人文学科的专业知识结构，如增加反映社会生活、心态、文化、人类史等的内容，也深刻地反映出历史等人文学科在科研领域的日趋交叉和人学色彩日益突出的倾向。它们与20世纪和21世纪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积极适应，都是国家的基本教育方针的构成要素，都突出了人的和谐发展问题。
之所以分析价值教育理论与素质教育理论在内涵、推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的异同，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对我国素质教育的深化从理论上、实践上能找到一条既有世界性同时又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适应中国国情的教育改革发展路径，对深化历史等人文学科领域的教改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坤庆．论价值、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2]瞿葆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3]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名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孔德．论实证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我们知道，历史学科在中考中的分值相对较少，这就导致很多学生及家长对其重视程度不够。但是，当前新课程标准已经明确提出要培养综合素质化人才，而不是传统的应试教育机器。所以，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应该积极引入社会热点，引导学生理性对比历史与现实，养成关心时事、了解时事、讨论时事的习惯，就可以更深刻地触动学生的内心，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
一、将社会热点引入初中历史课堂的意义
（1）引进社会热点，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初中历史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历史教学资源不能仅仅停留书本之上，要充分利用课外的教学资源。例如，课外辅导书、新闻资料、报刊、电影等，丰富课堂教学资源，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同时，“社会热点教学”作为新兴的课程教学概念，也是对新型历史课改的有力理论支持。但是，初中历史教学实际情况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教学资源单一、课堂教学氛围枯燥等，这就导致学生很难长时间对课堂教学集中注意力。我们知道，历史是一门基础性人文学科，它来源于生活，发现于生活，这就需要我们初中历史教师大胆开发社会资源，提高历史课堂感染力，促使历史知识形象化，提高学生的历史感悟能力及批判能力。
（2）引进社会热点，拓展学生知识面。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积极大胆地引入社会热点展开讨论，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小组讨论，进行中外对比、古今对比。这种讨论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及拓展知识面。例如，学习“商鞅变法”时，涉及的贪官污吏，教师可以引入当下社会的热点：案、案中涉及的，激发学生展开讨论，并积极查阅相关知识，做出总结，引发学生对历史的客观评价及对现实的针对性批评，[1]然后对其自身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向往，并和同学分享，引发自我的历史思考，拓展自我的历史思维及知识面。
（3）引入社会热点，提升学生的综合批判思维能力。初中历史教学不能单纯地看作简单的书面历史教学，其旨在培养学生对历史的批判、对当前的借鉴。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利用历史发展规律思考当下问题，[2]并利用历史的思维去思考、分析、解决现实问题。例如，学习“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一课时，教师就可以引入当前进行分析，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对展开分析，让学生明确认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锻炼学生的综合批判思维能力，全方面地锻炼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
二、引入社会热点对学生爱国情怀教育的重要性
（1）引入社会热点，强化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无论是丝绸之路、四大发明、孔孟教育，还是瓷器、丝绸，等等，无一不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例如，学习“科技教育与文化”一课时，教师可以引入我国近几年来在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如中国成功发射的神舟十号飞船和嫦娥一号等，通过多媒体播放当时激动人心的时刻，然后教师进一步讲解科技成功背后的辛勤努力，全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引进社会热点，强化民族责任感。回顾历史发展，我们知道国家的稳定发展离不开民族的稳定团结。[3]那么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就要通过引入社会热点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学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社会的危机”一课时，教师可以大胆地引入2014年3月初我国发生的“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让学生感受到热爱国家、反对恐怖暴力威胁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
三、总结
总之，让社会热点走进初中历史课堂，无论是对提升学生的历史批判思维能力、综合分析问题能力，还是民族情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所以，作为历史教师，我们就要积极大胆地引入社会热点，锻炼学生的批判分析能力，让学生理性看待历史，客观评价社会热点。
参考文献：
[1]曹国华.整合时政热点材料 促进初中历史教学[J].中学教学参考， 2012（36）.
1.历史解释学
“就是发现、理解、阐明和解释历史意义的技术，以便把另一个时空系统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意义转换到我们的世界中”。历史解释学认为，历史理解的客观性既需要理解主体与历史文本之间的相互适应，也需要许多人的观点的相互碰撞，历史往往是关于历史遗迹的某种动态的共识。例如有教师在讲授高三复习课《洋务运动》一课中讨论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时，设计呈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三册，1978年1月编写的湖北省初中试用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三个不同时期的教科书对洋务运动的不同评价，这种设计体现了典型的历史解释学思想。上述设计的最后还引用了20世纪80年代吴大猷、90年代刘宗绪和21世纪初马克垚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新观点。整个设计中，通过三个不同时期对洋务运动的不同认识，反映了特定时代人们的特定史观，同样也体现出现代中国史学界从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发展到现代化范式、文明史范式，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2.现代化理论
大约从16世纪起，人类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缔造出一种新的文明，即工业文明。现代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政治方面是民主化和法制化，经济方面是工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思想文化方面为科学化、理性化和经济主义，社会方面表现为城市化、福利化和流动化，个人方面则表现出开放、参与、独立和平等的特点。
运用现代化理论分析近代史，可以发现西方近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化等，无一不在“现代化”这个主题下进行。欧美国家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历史进程（人教版必修一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确立和发展》）；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侵略和两次工业革命（人教版必修二第二单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人文精神和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教版必修三第二单元《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和第四单元《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则是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和理性化的基本内容。
3.全球史观
这一观点最早来自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著作《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当代史导论》等。书中将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运动、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全球史观试图以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一体化发展为主线去解释世界历史运动轨迹。1500年左右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人类开始走向融合，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亚、美大陆文明实现了全球汇，开始了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随着一次次科技革命的出现，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普及运用，一体化进程的步伐越来越大。
人教版必修一和必修二中近代史相关专题分类的基本依据就是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史观。全球史观对学生近代史的学习有一定的帮助。其主要表现为：可以进一步帮助中学生形成全球视野，加深他们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了解，自觉地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了解不同地区历史和文化的交流、影响和碰撞及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有益于学生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去体会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曲折和光明进步的前途；有利于学生把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来掌握，并能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说到底，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避免思想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增强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国际主义精神。
4.心理史学
就是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心理史学认为历史不是僵死的事实的简单堆积，而是由活生生的人创造的，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考察人的内心活动十分重要。心理史学包括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个人心理史学重视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认为历史研究首要的任务是分析历史人物的动机与行为。如果恰当地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神入历史，从而有利于学生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历史主义地分析问题。例如笔者在讲授《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中研究了虚拟人物门德罗夫的心理状态，通过笔记和照片的形式再现此人物二战后在苏联生活时的心理。在讲到赫鲁晓夫改革时，笔者是这样设计的：
门德罗夫谈到他在青年时期的感受时，有伤感，有震惊，有喜悦，有激情，同样也有失望。记者在翻阅了门德罗夫当年的一些日记后作了如下摘录。
A.（1953年）“……早上电台传来噩耗，伟大的领袖斯大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伤感啊！我真不敢相信，以后怎么过啊？……坚决跟着赫鲁晓夫同志走！”
B.（1956年）“……震惊！二十大说斯大林同志是错误的，要给予严厉批判！……”
C.（1957年）“今天很高兴，我爷爷的案子终于有了结果，中央给了，听说好多冤假错案被……”
D.（1958年）“……上面有政策了，今年小麦和玉米等作物不用再义务上交了，真的是多收了三五斗啊！……”
E.（1958年）“……今天上午，我和二弟用前阵子买的拖拉机去开荒，机子很好用，开垦好以后，响应国家政策种玉米……”
F.（1959年）“上午，大哥请我和四弟吃饭，他们企业不再受中央强制管理了，生产的东西多了，效益好工资涨了，另外为四弟去西伯利亚垦荒饯行……”
从门德罗夫的上述日记材料中我们看到A、B和C交代了赫鲁晓夫改革的政治举措即批判斯大林和为冤假错案，材料中的D、E和F说明了赫鲁晓夫改革的经济措施即种植玉米、鼓励垦荒和企业权力下放等。这样的教学让学生真实地体验和进一步理解了赫鲁晓夫改革的内容。
5.社会史观
主要指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历史，着重研究历史的结构和进程，注重分析研究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之外的所有问题。社会问题的核心往往就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及其相关问题。社会问题具有广泛性、综合性和阶段性等特点。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变迁史、社会日常生活史、社会习俗史、家庭婚姻史、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史、社会保障史、社会政策史、人与环境关系史等。这种史观指引人们由过去“自上而下”地观察历史，只注意“大人物”、“大事件”转向“自下而上”地观察历史，注意历史上的“小人物”、“小事件”，如辛亥革命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工业革命时城市化中人们的生活状况等。人教版必修二第五单元《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便体现了这一理论。在讲授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即未能发动乡村下层民众，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结论相距甚远，此时可以结合以下材料（2011年广东高考文综第16题）来加深理解。
乡村知识分子1913年的一则日记（部分）：
大清宣统五年 正月初三
自变乱以来，一切新党竟袭洋夷之皮毛，不但遵行外洋之政治，改阴历为阳历，即服色亦效洋式，而外洋各国之夷蚕食鲸吞，日甚一日。
……
来拜年者五十余人，皆系便衣便帽，无一顶戴之人，间有洋帽之人，较上年之情形迥然不同。
通过这段材料，学生进一步加深了对辛亥革命影响的理解，对认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也有很大帮助。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适度运用现代史学理论的五个环节
在运用现代史学理论之前，必须要对以上所述的现代史学理论比较熟悉，不可张冠李戴。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对教科书、历史资料进行理解，然后比照现代史学理论的有关知识，确定如何运用。这个运用虽无定法，但一般有以下五个环节。
一是熟悉和理解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决定了教师能否运用恰当的史学理论来上课，具体来讲，就是要确定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所用到的史学理论归根到底是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的。
二是选择值得借鉴的史学理论。教学设计中选择值得借鉴的史学理论，一般要考虑三个方面：一个是教学内容和课型特点。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一般比较适合复习课，跨度较大；社会史观则有利于讲解必修二的经济史。另一个是学生的接受程度。尽量减少理论性太强的理论。还有一个是教师对相关理论和资料的掌握情况。
三是温习相关史学理论，寻找史学理论与教学内容的结合点。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必修课之一。《纲要》自从新开设以来，在坚持教学大纲的前提下，教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笔者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围绕着提高《纲要》课的实效性也做了多番努力和尝试，深深感到：《纲要》中历史性和理论性的有效结合兼顾了该门课程的性质、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深入探讨历史性和理论性的合理有效结合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实践指导意义。
一、《纲要》中需要理清的两种关系
从《纲要》的学科性质和教学目标上来说，它是一门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学体系的政治课。《纲要》最基本的认识是帮助学生做到“两个了解”（了解国史、了解国情）和“三个选择”（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与此同时，《纲要》在培养学生的人文思想素质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可以通过它的指导性作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并且与中学历史课相比，《纲要》无疑更深、更专、更广。
首先，作为政治课，《纲要》与大学生其他几门政治理论课在性质上一样，并且互相联系。与《纲要》相比，《原理》是基础，与《概论》相比，《纲要》是基础。《纲要》所阐明的理论着眼于历史经验的总结，着眼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与此同时《纲要》在内容上却具有自身的显著历史系特点。《纲要》的重心在讲史，通过对历史的事件的叙述，讲授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包含了背景、过程、理论思想的发展、重大流派、代表人物等等。它包含系统全面多元的历史知识，这是与其他理论性课程显著区别所在。
其次，作为高校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一，《纲要》与历史专业课也有着显著的区别。《纲要》具有鲜明的思想教育目的，它的开设不单纯是为了使学生从宏观上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掌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通过教学，帮助学生在了解国史、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拥护共产党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在此意义上，《纲要》与大学历史专业课之间不是简单的浅与深、泛和专的关系，前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后者是专业素质教育，前者侧重思想性理论性，后者侧重专门知识的培养和专门技能的训练。鉴于此，《纲要》的理论性更强。
二、历史性和理论性结合的方法
1、《纲要》教学必须符合历史教学的基本前提和规范
尽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纲要》与历史专业的历史课程有显著的区别，但是可以运用历史课程的内容和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第一，《纲要》的教学必须符合历史教学的基本前提和规范。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要完成的是一个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规律的重要任务。如《春秋》云：“颛顼有不才子名梼杌也。”《孟子·离娄下》道：“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尊重规律，尊重客观历史事实是历史唯物主义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观点和方法。在《纲要》教学中，应该让学生通过这么课程的学习，掌握正确的历史观、科学的历史思维和基本的历史知识，进而学会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基于《纲要》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和功能，尊重历史，服务于现实也是该课程的应有之义，所以不能不顾历史教学的一般规范和要求，断章取义地搜寻一些历史资料和历史故事进行简单化、片面化的政治说教，更不能不顾历史事实影射历史甚至歪曲历史。
第二，《纲要》的教学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作为一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历史课程的学习，它与历史专业的历史课程除了在教学目的上不同，在教学的内容与方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各有侧重，应予以区别。在学习内容上作为历史专业的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应该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进行全景式的历史扫描和深入的专业研究，而作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纲要》的教学则是在概要地介绍历史背景和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运动进行政治视角的分析和解读，让学生接受和理解民主革命的思想和主张。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两大历史主题，20世纪初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经过认真地思考、探索和选择，终于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毅然决然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一系列艰苦的磨难之后逐步认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学生在历史中接受理论教育，不知不觉地把个人的发展前途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责无旁贷地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挑起重担。
2、加强专题教学的政治理论性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12-0023-03
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引起国内外各界高度重视，标志着我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日趋成熟，全体公民对此应有国家意志层面的清醒认识。我国涉海高校作为国家海洋发展人才储备智库，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平台，把握时代脉搏，既坚持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又与时俱进，引入海洋史观、海洋战略教育，是当前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的有益创新与探索。
一、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海洋史观培育的意义
所谓历史观，指人们对历史的一般看法。历史观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以及顺应这种规律的经验积累，一种历史观的形成对人们价值观的确立有直接的影响。海洋史观的出现则是人们偏重于以海洋为观察历史的视角，对人海互动以及海洋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深刻认识。
“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其整体性在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世界性的”[1]。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已融入世界的当代中国人必须以世界史的眼光导航中国现代化变革的方向。尽管“陆地史观”一直是中外学者考察中国历史的基本模式，但占地球70%面积的海洋客观存在，当前国际形势发展以及国家、社会发展对海洋的倚重，引起学界以海洋史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并正实现“陆地”与“海洋”的视野通融[2]。这种历史视野的进一步拓宽，无疑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新的路径选择依据。从国家战略看，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海洋权益也即“海权”，包括国家现实的海洋利益、又包括国家长远的海洋利益，既包括海洋经济利益，又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利益[3]。对海洋世界的关注，从时间和空间角度鸟瞰民族、国家、人类社会发展全貌，多维度审视历史走势并做出民族、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这种来自民族自觉的历史观决定我国未来民族复兴的成败，海洋史观的培育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国家发展战略发生重大飞跃，涉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应敏锐洞悉时局，肩负高等教育强国使命，理性梳理中国新的海洋观，将海洋史观以及国家海洋战略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使高校课堂成为国家战略的有效传播空间，最终塑造既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又能高瞻远瞩的战略型人才，海洋教育大有可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全国普通高等院校“05方案”确定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修课之一，同时，也是全国普通高校历史学通识教育的唯一课程设置。该课旨在引导新时期大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了解国史、国情，从而坚定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以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4]。“纲要”作为政治理论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引入海洋史学、海洋战略教育，培养国民海洋意识，势必在国民素质、价值观培养层面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有所贡献。
二、基于“纲要”教学的海洋史观培育条件
以“纲要”课程讲授为线索，对学生进行较为系统的海洋史观的培育，既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应有的内容，也是海洋史观培育的有效载体。
（一）海洋史观教育符合“纲要”的本质要求
什么样的历史观决定什么样的价值观。不论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还是当前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都是我们党经过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而未来我国实现现代化，更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当前，我国海洋战略的规划与实施已经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海洋观的确立已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因此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应有之义。“纲要”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大学生海洋史观以及海洋意识培养教育相适应，是树立正确海洋史观有力的教育平台。
（二）“纲要”的历史学学科特征为海洋史观培育提供教学方法论的便利
我国海洋战略的从无到有以及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抗争、崛起相始终。在教学中，以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为主线，辅以人类海洋文明史演变的红线，两条线索的历时性契合，形成二者历史观论证所需史料的共享，多视角的历史审视交汇，立体透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现代化崛起的演变途径，二者相互印证，对大学生肩负强国使命，树立正确价值观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三）“纲要”课程社会实践环节的设置，为海洋史观培育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
对广大高校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国情教育，理论联系实际是最具说服力的教育方法。当前，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形成是我国长期以来改革开放国情发展的结果，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课程设置与实践，对我国当前海洋战略具体实施的了解与把握，加强高校学生的全球意识，深入领会海洋史观的具体内涵，有利于培育具有战略思维的有用人才。
三、基于“纲要”教学的海洋史观培育路径
首先，应充实、丰富、梳理中外海洋史教学内容，阐释人类海洋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其次，努力将海洋史观培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主旋律契合，做到既坚持阐明本课程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目的，又能提供新的历史视角，培养学生海洋史观、海洋意识，开阔历史思维，二者相得益彰，取得良好教学效果。根据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在教学法中，宜采取多种历史学方法论，由微观到宏观的教学过程演绎，诠释海洋文明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紧密关联，引导学生对国家海洋战略的综合性分析与研究。
（一）在历史讲述中呈现中国海洋文化风貌
没有对过往历史的梳理与反省，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历史观。中华文明与海洋文化有着深刻渊源，海洋文化历史与民族发展历程相始终。成书于汉朝的古籍《淮南子》，就已记述了先秦时代东南沿海海洋民族及其海洋生活。其载：“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而悖，失处则贱，得势而贵”[5]。表示了对越人制舟航海生活习俗的尊重与敬意，这种文化仍见于当今东南沿海人民生活中，甚至凝结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古代东夷部落以及广泛活动于东南沿海的古越民族，具有鲜明的海洋民族文化特征，是我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纵贯整个中国历史，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大明帝国先进的航海技术、规模巨大的海上经贸代表了当时全球化趋势的最高水平，形成以中国为中心、以太平洋为交流空间的“亚洲经济圈”[6]，并以“郑和下西洋”的航海盛世载入史册，也为当前构建亚洲区域合作以及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提供参考。直至近现代，围绕南海，广大华人华侨活跃于东南亚（南洋）的拓殖创业，华人社会群体出现，形成遍布全球的华人华侨文化。同时，在近代，中国在西方现代海洋文明挑战下，在海洋开发上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中国现代海权初建。通过对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历时性讲授，使学生在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脉络的同时，多视角全方位了解我国文化中的海洋性特征，对当代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走面向海洋的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充满自信。
（二）通过中外海洋战略比较研究，认清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
“纲要”以1840年为中国近代的开端，主要阐明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曲折与艰辛。东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分道扬镳，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命运。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与西方殖民者一系列海上军事冲突与战争的失败，由封建帝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纲要”课程历史逻辑的核心问题，也是我国海洋史的重大事件。反省中国与西方较量失利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依托现代海洋文明，激发技术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及由此导致殖民主义扩张的结果。为使学生更深刻领会其中内在关联，宜采取比较历史学的教学方法。
公元1500年左右，以世界地理大发现为契机，意味着人类海洋时代的到来，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也在这一时期日益凸显，差距也从这里开始。恩格斯敏锐指出：“这是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代，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的时代。从此便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海军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成效的时期。”[7]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围绕海洋赢得巨大财富，争夺海权直接导致殖民主义扩张的国家战略实施，西方海权思想创始人马汉认为：“所有殖民地的形成与发展都不是天然的，他们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这个国家政策的基础上，并逐渐演变成正规的、政治性的海洋历史的一部分。”[8]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明朝中后期为分水岭，中国封建帝国由盛而衰，与国家海洋战略导向的转折直接有关，比哥伦布实施的国家航海计划早60―70年的“郑和下西洋”不久为“海禁”政策取代，统治者耽于海洋冒险对封建帝国统治的威胁，沉湎于传统农业与贸易带来的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国家发展因循乏新，陷入历史循环的老路。鸦片战争后，清朝在海上的一系列屈辱与失败，直至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等一系列历史事实，最终导致为后来居上的西方殖民者所侵略欺辱。通过东西方共时性海洋战略横向比较得出结论：“纲要”所阐述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正是西方国家海权战略实施，打败大清帝国的无情事实。尤见现代国家发展海权战略的至关重要，是树立正确务实海洋史观的关键内容。
（三）运用案例教学，全面展示海洋史观的深刻内涵
海洋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目前，对国家海洋利益的维系主要包括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洋权益、海洋防卫等内容。海洋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单纯一维的历史教学无法综合分析、理解、评估国家海洋权益全部内涵，因此，结合“纲要”涉及国家海权变迁的历史事件，引入一系列涉海概念、海洋理论、海洋科技、国际海洋法以及海洋军事的相关背景与知识点，更能引起学生对海洋学的关切与深入研究。如在“纲要”绪论中，讲述古代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一节，侧重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具体研究，涉及海洋地理、航海技术、海洋贸易、海洋政治秩序的全方位了解;又如，结合“纲要”课程中清末列强加紧侵略瓜分中国步伐，全国出现边疆危机一节，将归属问题作为个案，把握我国捍卫国家海洋国土的线索与抗争。此案涉及清末中日琉球归属问题谈判、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二战时《雅尔塔协定》规定日本归还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给中国的合法性、1951年《旧金山和约》美国委托日本管理，最后，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58年通过《大陆架公约》，对岛屿归属的有关规定。由此引起围绕海洋资源的岛屿归属较量，从而引起学生对我国维权的历史依据与法理依据的探究。由微观入手，全方位切入国家海洋权益各个领域，使学生形成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宏观认识，涉海案例教学更能激发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激情。
（四）将滨海地方史引入教学
海洋文化与传统农耕文化差异巨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将滨海地区涉海历史引入“纲要”教学是增加学生对海洋学感性认识的重要渠道，是广大学生理解海洋文化、国家海洋战略深层内涵的桥梁。随着我国国家层面对海洋文化的国民教育重视，海洋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也发展起来，在教学中，坚持“纲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学宗旨，适当介绍滨海地区渔民生活风俗、以“海神”“妈祖”崇拜等为标志的海洋、中国传统航海、造船技术、海商贸易的过去与现实、滨海社会、社区运作、渔民转产转业的内在与外在驱动、海洋执法等等，针对海洋科学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学科特点，提供综观视角。地方历史沿革的海洋教育、海洋史观的培育，也使学生增加文化认同感，文化归属感，激发学生对人类海洋文明历史的学习与探索热情，收到良好的课堂效果。
（五）结合思政理论课的社会实践环节，开展海洋社会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海洋事业发展突飞猛进，仅以课堂为阵地的海洋教育已不能反映我国海洋文明建设的全貌，也不能满足人们对现代海洋文明了解的求知欲，应结合全国高校思政理论教学大纲所要求的社会实践环节，了解我国海洋国情，关注海洋现实，以期大学生对未来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实际掌握与深刻领会。安排学生走出课堂，考察与了解我国现代海洋军事，熟悉与研究国家渔政、海监等海洋执法部门的机构设置以及执法行动，对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环境保护，跨区域渔业合作、岛屿开发管理、渔民转产转业、我国航运业作调查研究等，可以使大学生对我国海洋事业深入细致地结构性把握，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现代人才的海洋使命意识，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质。
综上所述，充分利用现有高校人文社科通识教育资源，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载体，在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以中国近现代史发展为线索，丰富思政理论教学内容，在教学中植入中国海洋学与海洋史内容，使该课成为高校人才海洋史观培育的教学阵地，积极贯彻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主张，优化大学教育资源，提升大学人才培养层次，造就可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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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教育的社会价值
历史学作为现代科学起源于潜科学（所谓潜科学，就是说它本身还不是科学，但具有一些可能发展成为科学的潜在因素，或者说，只是科学的萌芽状态），其发展经历漫长的过程：从天命―神学史观主导下的古代史学到人性―理性史观主导下的近代史学，再发展到唯物史观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1]。其所体现的社会价值通过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凸显。普通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普通初中历史课程，是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的，通过精选历史课程内容，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改变学生被动接受、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拓展学生学习和探究历史问题的空间;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使学生学会辩证地观察、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加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世界的了解，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形成现代公民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结合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历程，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概括，得出当代历史教育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社会价值。
（一）“温故知新”――传承文化财富。
人们常把历史比做知识的宝库，里面储存着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积累的一切知识成果，是文化价值的结晶，是促进人类智慧发展永不枯竭的源泉。由此决定了历史教育的首要社会价值在于认识、选择、学习并最终传承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先进文化财富。对于过去文化记起结晶的传承是历史教育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和最基础的社会价值。任何脱离这一功能的历史教育，就如同用黄沙堆砌城堡，最终只能功亏一篑，徒留一盘散沙。
（二）“润物细无声”――陶冶精神品格。
马克思把人类的历史比作一部“历史剧”，人们既是这部历史剧的作者，又是剧中人。把这样一部“历史剧”的真实面貌再现出来，具有巨大的伦理和审美价值。因为其中充满各种美和丑的生动历史形象，既有为国家、民族舍身捐躯者，又有卖国求荣者;既有杀身成仁者，又有求生害义者;既有富贵不能淫者，又有为权贵而折腰者;既有悲剧、喜剧人物，又有笑剧、闹剧人物……历史教学过程应当在力求传承五千年绵绵不断历经沧桑磨难的辉煌文明成果的同时，还具有陶冶和升华人类精神品格的社会价值，这是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所指的“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以史为鉴”――指导社会实践。
历史教育的根本社会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古往今来，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高瞻远瞩的有识之士都注重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西周统治者在庆典上总是追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以时刻警惕重蹈覆辙;司马迁身受腐刑，然忍辱偷生撰写鸿篇巨制《史记》，其主要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3];怀揣共同目标的西方史学泰斗，也不乏其人：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写史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到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4]。另一位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评价自己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5]。只有从历史教育中总结出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的经验教训，并用以指导人类社会今后的发展，才是历史教育最终的社会功能与最大的社会价值所在。
二、新课程标准下的历史教材呈现方式的利与弊
透过以上对历史教育的社会价值的分析，不难看出其在学校教育和学生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针对现实情况，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不管是在呈现方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做出了较大程度上的变动，力求全面实现历史教育的社会价值。
（一）新课程标准下的历史教育符合其实现社会价值的需要。
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历史教育教学的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揣摩三维目标可以概括出初中历史教育的目标在于：是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逐步帮助学生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对新课标解读的基础上，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即《历史课程标准》所提倡的三维教学目标与历史教育的社会价值具有一致性。这是当代历史教育与时俱进，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有力表现。
（二）历史教材呈现方式仍有待改进。
1.历史教育社会价值对教材呈现方式提出了新要求。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了更好地实现历史教育的社会价值，新课程打破了历史内容单一的呈现方式即以学习主题形式取代时序性通史形式。之所以采取这种呈现方式，借用新课标的说法，初中历史教育应当避免专业化、成人化倾向，克服重知识轻能力的弊端，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课程内容的选择应体现时代性，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减少艰深的历史理论和概念，增加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有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
2.学习主题呈现方式所存在的问题。不言而喻，课程改革的初衷总是好的，但是新课标虽然体现了设计者追求完美，力求使历史教育充分体现其社会价值，但在实际的落实中却有较大难度。
首先，这种学习主题形式的教学是建立在学生对所学知识具有全面、系统的自我整理能力的基础上的。如果学生在日常学习中无法形成全面、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那么他在学习过程中将对各类历史问题的成因、先后、结果等都感到困惑甚至对历史学习产生将举步维艰的困顿感。而现实情况则是教材的编纂者高估了初中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对初中的历史教学不甚了解。虽然初中课程经过改革，将历史纳入中考考试范围，但初中历史课程仍没有摘掉副课的帽子，授课老师也不能保证全是专业教师，而上课一般是采用勾勾画画的形式，然后临近考试，由学生背诵考点内容，分数依然很高。然而这样的知识都是零乱的，既无法形成体系，对于学生而言更无通史概念，更有甚者古往今来的朝代顺序尚不能掌握。面对升学考试的压力，通过短时记忆的方式固然可以应付一时，然而学习态度没有端正和中考的实际情况，使学生对初中历史知识的学习只能停留在以为划划背背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层面上，何谈实现历史教育的社会价值。
其次，历史课程改革要服务于历史教育，最终为实现历史教育教学的社会价值。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是遵循时间顺序的，大体来说前后历史事件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往往没有“前因”就不存在“后果”。然而单就个体历史事件本身而言，其发生原因多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新课改背景下的学习主题的呈现方式，打破了时间线索，选择性地罗列历史主题，这种表现方式不利于学生形成清晰的历史发展线索。历史发展脉络对于学生而言是学习历史知识的基础，因为只有在清晰掌握人类文明史脉络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达到“以史为鉴”指导社会实践的终极目的。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充分体现了考察人类文明史与指导人类文明克服危机，不断前进之间的密切关系。黄仁宇先生亦强调通过分析文明史发展历程总结出客观历史规律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是在充分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三、改进初中历史教材呈现方式的一些建议
历史教育社会价值的实现，是课程改革的驱动力，也是评价新课程改革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立足于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学生自身实际情况是历史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新课改下历史内容的呈现方式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教材的编纂者在分析学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调整以期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一）精选学习主题应有清晰的历史发展线索。
对于存在一定因果联系的前后历史事件之间应当有简单交代，可以划入“了解”的内容，这样既能保持新课程标准提倡的灵活教学方式方法，又不至于让学生面对一框新内容时有“如坠云雾”、“摸不到头脑”之感。
（二）在一课之后增加总结性的学习主题。
除在教材中所设“动脑筋”、“活动与探究”等灵活的教学内容之外，可另设“想一想”、“小结”等类似的新的学习主题，旨在引导学生将课本内容按照历史时序及历史事件前后因果联系进行排列、思考，达到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全面、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倡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
聂幼犁教授在《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中提出：“从根本上说，中学历史学科的课程目标是要让学生能够通过历史学习认识生存现状，不是为了学习历史专业知识而是为了开拓未来。”[6]赵亚夫教授说：“从本质看，历史学科既不以传递知识为目的，又以讲授事实为能事，它培养一种精神品质―关系到学生对现实世界的看法。”[7]两位老师的观点正是历史教育社会价值及新课改要求中的陶冶人类精神品格的体现。然而不管是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还是能力的培养，都要在其深入学习和体会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过程中得到提升。新课如果在精选学习主题的同时更侧重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思路，培养学生的整体历史意识，则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基本知识，传承文化财富，在学习中陶冶精神品格，更能帮助学生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人类历史的智慧成果，并最终落实在社会实践之中，实现历史教育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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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6―0074―07
抗战爆发后，针对大批奔赴延安的青年开展史学教育，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凸显史学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张力，是延安时期史学教育的重要特点。然而翻检近年来的相关成果，其中论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比比皆是，关于延安教育的成果也不乏佳作，但针对延安时期史学教材与课程设置却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谫陋之究，以期抛砖引玉，冀望学界能有更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
一、史学教材编纂的背景与基础
1930年代初期，日本就开始利用从武力到文化的一切力量，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作为文化部门之一的历史学，自然也被积极地动员了”[1]。鉴乎此，一些有识之士呼吁：“中国的青年迫切地需要教育，需要最健全最有效能的教育。”[2]348通过史学教育为抗战服务，自然就成为其中的一环。
抗日战争的总目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需要利用各方面的知识来为抗战服务，“我们需要关于自己本国的社会历史的知识，也需要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各国的社会历史知识，在我们决定斗争的战略策略的时候，这一切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对于我们是有很大帮助的。”[3]而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4]534革命教育家吴玉章也说，历史科学不仅“能十倍地坚强我们奋斗的信心和给我们这种胜利条件的知识”，而且还能“激发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也就是说“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常常是从历史中动人的事迹得来”。[5]因此，“在这个很需要发P爱国热忱，继承革命传统的时候，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有特别重大的意义”。[6]1一言以蔽之，“光荣史迹足以激起爱国心的作用”。[1]史学教育与抗战的关系可见一斑。而延安史学的发展兴盛，则为史学教材的编纂与史学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一些有良知的史学工作者与广大爱国学人，自觉地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历史研究回应时代的需求。中共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开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倡导史学研究，使得延安史学逐渐发展兴盛起来。
1937年3月，由组织建立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可谓延安时期最早的史学研究机构。由他编纂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就是一本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书，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开创之作。1938年5月，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在延安成立，范文澜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室分设三个组：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和民族组。其中叶蠖生撰写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利用各解放区负责人集中在延安学习之际，“分头访问，搜集资料，并同《红色中华报》和《向导》杂志上的材料相印证，编成初稿”。[7]75这部书稿亦是中国共产党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比较全面反映内战期间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著作，该书第一次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巩固与扩大及苏维埃政策之转变的全过程。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其他研究室也结合各自的学科特点，开展专门史研究。与此同时，、、刘少奇、等领导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中共党史研究。1942年至1943年间，为适应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需要，中共中央编印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二部党史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此前中共党史的基本状况，促进了党史研究的深入。
除此之外，延安史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发展。早年曾治经学和中国古代史的范文澜辗转到达延安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作了首创性的系统总结。值得一提的是由范文澜撰述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在新史观指导下编纂的一部新型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史，其开创的功绩，是不能否认的”[8]339。延安青年史学工作者尹达著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如他自己所说：“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著作大都还未能及时吸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在这里我把新的材料贡献给同好的学人，也许还会有一点益处。”[9]222在中国近代史方面，陈伯达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何干之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何干之于1937年撰写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之一。在近代通史方面，由范文澜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上编，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显著的特色，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两度结合， 由范文澜所奠定的中国近代史基本框架，更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10]
总之，抗战时期延安史学，在中国抗战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大背景下获得了巨大成就，在鼓励史学研究的政策下，延安史家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为教材编纂与史学教育的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史学教材编纂的原则和课程的设置
延安时期，大批青年怀抱激情理想奔赴延安，然而他们（甚至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党员）在理论上却没有太多的基础。因此，针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特点编纂教材，设置切实可行的课程体系，成为当时延安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战时教材的编纂，要坚持“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4]356。就史学教材而言，就是“教材要抗日化”，在内容上增加抗日的比重，在组织编排上适应战时环境，“历史课本的编排是先今后古，中外混合的。”[11]130在历史观方面，要坚持唯物史观，“只有辩证法唯物论，能把唯物论的观点彻底推广起来，能正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能把社会历史严格地当作科学对象来研究，能使我们在社会历史领域上掌握到精密的科学理论，以便于指导我们的革命的实践。” [12]要注意借鉴苏联历史教材的编写经验。师哲曾专门就此撰文指出，历史教材的编写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的历史事实相结合。“教科书及教授本身，都带着抽象的和公式的性质，提供给学生们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而不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和依照年代的次序，讲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等以教授本国史，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的规式，代替了本国历史之有系统的讲述”。因此在编纂教材时，要按照历史年代的次序讲述历史事件，且使学生牢固地记忆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和年代月日，“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历史事件（这都是使学生对历史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才有可能”。[13]在注重事件的同时也要注重论理，“由历史的到论理的”，在大纲和提纲的编制中，“在体系上，须使历史的叙述同论理的说明之间，保持有机的辩证的联系”。[14]
中国的抗日战争既是民族战争也是革命战争。历史教材的编纂既要注意世界革命运动史，也要注重中国革命运动史。“学习马列主义，必须研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不可分离的世界革命史，特别是联共党史。研究联共党史，是解决精通马列主义任务的最重要的道路。”学习马列主义，“还必须研究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纲领，给我们以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的知识。”当然，“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的党是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华民族已有数千年历史，自然有它自己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和许多宝贵的遗产。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的民族，接受它数千年历史的宝贵遗产，就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5]208更为重要的是，要注意编写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要“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6]298根上述原则和方针，延安时期编写出版了供青年学生学习的历史教材，既有通史类教材，也有断代史教材，既有中国革命史教材也有世界革命史教材。其中颇有影响的教材主要有以下几本：
通史类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由范文澜等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当时范文澜受党中央委托主持编写这部中国通史读本，目的是便于学习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中册分别于1941年、1942年在延安出版。这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也是唯物史观指导下新的中国通史体系的初步研究。对这部教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17]170作为一本教材，该书还兼具文字精练纯熟、通俗易懂、“文史兼通”的特点，从而减少了青年读者阅读的困难。
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分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教本，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重要开创之作。编写《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学习，汲取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理解并掌握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这本教材中最精彩的篇章，就是对各次历史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也是该教材最见功夫的地方。虽是一本教材，但由于“深厚的理论功底、良好的文字素养，对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入研究，使得这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著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及其《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都有一席之地”。延安时期的各类院校，无论开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课程，还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共党史”课程，一般都把这本书作为教材或蓝本。此后，范文澜等许多人写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方面的著作，都参考了这本书。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它先后出版了10多个版本，印行20次以上。由此足见它是一本深受读者欢迎、适合干部学习的教本。[18]451-452
关于世界革命史教材，有较大影响的当属由编写的《近代世界革命史》。该书共2卷，第1卷主要记叙资本主义发展前期西欧各国革命运动史；第2卷主要讲述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世纪初期欧美各国的革命运动史。在该书的长篇“绪论”中，针对为什么要研究近代世界革命史这一问题，开宗明义地指出：“简明的答复，就是为了中国今天的革命，同时也为了中国将来的革命。”认为，无论是中国现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至中国社会最终必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都必须借鉴近代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就是研究和学习近代世界史的根本目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善于发掘这些革命中的经验教训以供今天以至将来中国革命之参考。”[19]9但是也指出：“中国革命也有中国革命的许多特点”，我们只能根据中国国情，“恰当地运用那些过去各国革命中可以运用的经验教训”。《近代世界革命史》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近代世界革命史专著。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是延安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教材。这部教材于1939年5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是延安青年学生的必读历史教材，必须“学到底”，要“不偷、不装、不吹”，认真阅读。因为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并且“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只要有空余时间，“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20]242。在中央的大力倡导下，这本党史著作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成为抢手货，1940年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历史》，但是他们只收到了七本，为什么呢，半途上你一本、我一本地被抢光了。”[21]
青年学员中还有文化水平较低者，上述教材毕竟有一定的理论深度。针对一些人“难于阅读大型书籍，并且不易获得这类书籍。所以需要为他们编辑一批必要的通俗的小型读本，这样的读本又可作为下级干部的教科书” [22]。于是延安史家还编写了不少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读物。这些书籍在内容上大多围绕抗战的需要，选取抵御异族入侵的抗敌素材，体裁和语言上尽可能适应文化较低人群。“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党报的每一个写作者、编辑者、校订者，就是党和人民所聘请的教师。”[23]因此，延安出版的报刊、中央领导的讲演、报告、论文以及《解放》《共产党人》《新中华报》上的重要文章，都是青年学生的学习材料和教科书。
延安时期的史学课程，主要有“中国革命问题”“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史地常识”等。
“中国革命问题”是青年学生的必修课，这门课程主要是从中国革命运动史讲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国政策以及论持久战的有关部分。课程特别注重讲授中国近百年来怎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
“中国现代革命史”这门课程，是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并对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而设立的，这门课程主要讲授党在过去的战略策略，使用的教材是由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社会发展史”是在上述课程讲授基础之上开设的一门课。这门课程在一些学员中有一个有趣的称呼――“猴子变人”。主要内容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普遍规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权的更迭，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和帝国主义阶段矛盾重重，因而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在讲授社会发展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人类最崇高、最理想、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的愿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课程，主要是讲授第一、第二、第三国际的发展历程，使学员们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大概。课程特别注意讲授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最高领导机构等问题。
“革命文选”课所包括的内容，大致涉及宣传劳动、斗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反小资产阶级情感，反自由主义、反教条主义等。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引导学员逐步建立革命的人生观与正确的思想方法。同时，为了能够引起学习兴趣，所选文章偏重“行文的生动、泼辣，并涉及各种体裁、以资调剂”。革命文选的学习主要是为配合教员的讲授，“以自己阅读为主，阅读后再进行漫谈”。[24]185
“边区建设史”课主要包括“边区革命及建设史略”“三三制及政权问题”“文教政策”“经政策”“司法政策”等内容。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员了解边区建设历史、现状、前景及具体任务，培养他们对边区建设的思想感情和献身于边区建设的决心。
“史地常识”是一门文化课，其中历史课着重讲授中国近百年史，即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斗争简史。文化水平较高者酌量讲些中国古代史，使学员认识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及发展过程。中外地理概况的授课对象是全体学员，其中中国地理着重使学员了解抗战形势，世界地理则着重讲授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
当然，史学教材与课程的学习只是青年学生学习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在课堂之外广泛涉猎，抓住一切机会去学习，去读书，形成读书和学习的高潮。曾建议抗大的青年要开展读书竞赛活动。他说：“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但不能一目十行，三国中那个庞统能一目十行，我是从来不信的，那是神话。读书先是粗读，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是复读，重温一下重要章节，也叫精读。在这个基础上再写点读书笔记，问几个为什么，联系实际思考一下周围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教条主义。”[25]56
三、史学教育的成效及时代特点
延安青年在接受教育之前，知识背景千差万别、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通过统一的史学教育，无论是他们知识的扩展储备，还是思想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毕竟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还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教育，因而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时代烙印和特点。
不少初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知识结构与文化水准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储备严重不足。安吴堡青训班学员入学测验时，“有许多大学生连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或是简单的政治常识都不大熟悉，也竟有些初中学生由于自学的努力，政治了解程度远在大学生之上”[26]76。陕北公学对刚入学的青年学生进行测验后，同样发现“入学测验的政治问答很多是不及格”。[27]546再加之思想背景复杂，社会成分多样，“对这样复杂的教育对象来进行教育，当然会感到极大的不便与困难，这是任何学校所寻找不出来的现象，恐亦为许多教育家们所难于理解甚至无法理解的问题”[28]。但是经过较为系统的教育，学员们的成绩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陕北公学原来入学测验不及格的学生，“毕业时多数能答对90多分以上” [27]546。抗大在一次总的检阅中，他们各方面课程的测验结果，不仅总的成绩是很优良的，并且还发现了一个奇迹，“这就是他们个人与个人之间、班与班之间、队与队之间平均分数的差别，全部都没有超过十分以上，这就是说，全体学生的测验成绩都在八十多分到九十多分之间”。原来千差万别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把那种程度不一的距离逐渐缩小，一直缩小到很小的限度。”这种教育进度的平衡发展，在罗瑞卿看来，“就在一切的学校，恐怕都很难找到这种情形的吧？另一方面，程度不一的现象，任何的学校都不会有如我们这个学校的差别之大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 [28]36
不仅如此，学员们的知识储备也有了极大的拓展。青年学生奔赴延安，虽然学习热情很高，但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社会发展史、以及唯物辩证法等，一般都知之甚少。许多学员后来都回忆说，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史学课程，因而当时听起来是很新鲜的。特别是“社会发展史”这门课，不少学员都是第一次知道“猴子变人”这一人类进化史的问题。抗大学员陈鹤桥在学习“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这些课程时，就是第一次了解了“猴子变人”的学说，从而“懂得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感到既新鲜又解渴。他像久旱的禾苗吸吮雨露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拼命汲取革命知识养分”[29]248。等中央领导给陕公青年学生讲课的内容，学员们更是“闻所未闻”。他们在讲课的过程中，经常联系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他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深入浅出地讲授中国革命与党的历史，“学员们听了耳目一新，参加过实际斗争的干部，思想震动更大，多年来心中的疑团，豁然冰释，对党内斗争的种种问题，找到了思想根源”[30]31。
初入延安时，有不少学员曾对学习历史课程存在不同看法。特别是已有过一定工作实践的青年学员，认为不学习历史照样可以工作，对于历史学习产生过疑惑。甚至有学员说：“我们满腔热血，不顾一切艰苦，跑到延安去学习一切抗战知识，哪晓得他们却教了我们些马克斯（思）主义，统一战线，还要我们加入共产党。试问这些玩意和打日本鬼子有什么关系？”[31]21但是经过较为系统的历史学习，正如成仿吾所说：“在灌输历史科学思想方面，我们也收到了相当的成绩，使青年们了解了社会进化的法则，和应该怎样来改造这个社会。”[32]22王平凡回忆自己在陕北公学的学习经历时就指出，当时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的何定华老师，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生动而深刻地阐述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真理。王平凡说，何定华老师在讲授太平天国时，提到石达开败走四川，到达安顺后，被清政府反动武装包围，遭到全军覆没的厄运。红军长征时，也有一路武装是从安顺场地区渡过大渡河的，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巧合。但何定华老师斩钉截铁地说：“历史是绝不会重演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怎能与石达开相提并论呢？”正是由于“何定华老师这课生动的历史课，使我们进一树立了中国革命必将取得彻底胜利的坚强信念”。不久他就体会到：“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正确地认识世界；也很难顺利地进行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任务。有两段马克思主义的名言，一经接触，并用以观察现实的革命斗争，就发现了它的无比威力，成为我们铭刻在心、永远不忘记的真理。”[33]244-245
更为重要的是，史学教育也极大地影响了延安青年的人生历程。举凡在延安学习和战斗的青年，无一不对当年所接受的教育感怀不已。一位抗大学员就说，他在抗大接受的教育，“有广泛的普遍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抗大的“每一项实际活动，都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人生教育，丝丝入扣，刻骨铭心，触及灵魂，令人经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数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最值得回忆的就是在抗大受到的人生教育。在青少年时期，经过抗大的洗礼，奠定了终生走革命道路的信念，至今仍是激励他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支柱。之所以能够如此对待生活，而且生活得充实有意义，在他看来，就是与在抗大教育的深刻影响分不开。[34]273、279一位陕公学员也深情地说道：“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我的每一个足迹都刻有陕公的印记。陕公，她把我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庄严仪式、入党的誓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至今仍然给我鼓舞和力量。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漫长历程就是从陕公起步的。”他高度称赞陕公的教育效果：“三个月的时间虽短，但学风很好，联系实际学习，很能解决问题。”[35]34
综观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其成效无疑是极为突出的。它不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青年学员自身的精神塑造和人生历程，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当时条件下的历史烙印和时代特征。
就总体而言，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很难称得上是专门的史学教育，而是涵括在革命政治教育范畴内的一种特定的教育模式。延安青年所接受的教育，所要学习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方向”[36]119。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实际上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教育。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特别强调教育为革命服务的问题。他说：“一次伟大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伟大的革命战争教育运动与之相辅相成。”这就需要通过教育“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这一伟大的任务”。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37]就是说，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不是单纯书斋里的学问。何干之即说：“一切历史的东西，只是学究书痴子的玩意儿，实一种极偏颇的看法。” [38]121-122，268叶蠖生也说：“抗战推动一切学术更走向实践之途，它的理论斗争和实践更密切的联系着，历史学自然也是如此。”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抗战派则从历史的发展规律中证明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及今后建国应走的道路，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份子的警惕性。”[1]由此可见，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实际上就是“革命的政治教育”。成仿吾说：“我们的政治教育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和旧学校根本不同，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革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30]31正由于如此，贯穿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延安教育，皆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基础，所谓史学教育实际上是涵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展开的。
从教材与课程体系来看，当时的教材主要侧重的是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史以及中共党史方面，因此课程的设置是较为单一的。当年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在与美国记者冈瑟・斯坦交谈时，也不否认课程设置的单一。他说，延安青年原本“需要以^高的学术标准为目标”，但是因“没有财力和时间，只能办短期的特别训练班来满足军队和总动员的最迫切需要”，因而学员的知识结构“当然是肤浅的。”[39]252-253实际上，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不仅课程单一，而且具体内容也是有所侧重的。当时的史学教育主要是从现实出发，从革命斗争出发，因而在当时一些人看来：“中古以下的历史，则大部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改编。倘说中国的旧史是依着‘成王败寇’的观点而写的，则延安版的国史恰取着相反的观点。凡是旧史上的‘寇’，差不多都翻身而成为阶级斗争的革命英雄了。因为这样，所以越写到近代就越难写。”[40]164个中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反映了当时史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缺陷。
从教育的过程来看，“短、平、快”是当时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一般而言只是接受几个月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尽管适应了战时需要，但却与教育规律背道而驰。叶圣陶曾指出：“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古书具有文化价值，让学生读些古书，了解‘固有文化’，实在不是没有道理。”[41]45如果以此来看，延安时期的史学教育，显然更多关注的是“实用价值”和“训练价值”，而无法关涉到“文化价值”。注重实用技术，注重社会实践，本无可厚非，但在具体执行的中也有偏向，比如有时狭隘地了解实际，勉强地联系与实际，使教学内容陷于支离破碎；过多地强调生产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课堂教学，影响了学员文化水平的提高。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在开展史学教育的过程中体现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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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29
20世纪90年代初，丁钢教授从文化史研究中开辟出传统文化与教育研究的新领域，在对传统文化留存与传递过程的考察中，将教育研究的视野从学校空间向民间社会转移，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关注社会性教育或教育事件，以叙事方式呈现生动、丰富的教育历史场景，而形成一种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研究是一种将教育历史研究内在于文化经验或情境之中，把实践场域中的文化体验、经验感悟、事件见证带回理论场域，通过对教育经验的故事性讲述来赋予其意义的学术实践。
一、文化史联姻教育史
从长时段的学术实践来看，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经过了一个积淀与转向的过程。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丁钢教授的治学路向与学术关注点的变换。就积淀而言，它指的是在自觉的叙事史学术实践形成之前，既已通过各种方式先行存在的学术累积。丁钢有着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视野，这从其求学经历中可见一斑。丁钢1978年至1982年间就读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本科，获哲学学士学位，此期间在“康德热”、“李泽厚热”的学风中储蓄起人生第一笔学术资源；1982年至1985年间他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获文学硕士学位，期间师从国学名家潘雨廷、苏渊雷等人，夯实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功；1985年至1988年间他又转入该校教育科学学院攻读教育史博士学位，师从教育史学家张瑞教授，从传统文化转入传统教育领域，初步形成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学术路径。就此求学经历，丁钢自言：“哲学给予我智慧，文学赋予我情感，教育学对我的人生注入了无限的意义。”[1]也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但这只是三个不同的学位而已，真正懂得关注的乃是丁钢在求学期间所接受的学术熏陶以及由此养成的学术志趣与思想方式。”[2]丁钢接受高等教育的十年间，正值恢复高考后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一段时光。一方面，受外在的诸如“文化热”、“西哲热”、“美学热”等学风的引导，另一方面，自我对知识的极度渴求，丁钢在这种氛围中不断地积淀着自己的知识储备。攻读博士学位之际，他第一次使自己的学术积淀转化为现实的知识成果――《中国佛教教育》，并提出应从儒佛道三家文化语境共同体中总体考察中国教育[3]，也是其跨儒佛道传统文化与教育积淀而转化的认识结果。尽管这些成果与认识还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但它所迸发出来的学术前景是极其广阔的。丁钢通过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八五”、“九五”重点课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课题，先后形成《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1990年版）、《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2002年版）、《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教育传统研究》（2009年版）等代表性成果，构成了一幅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整体图景。
丁钢的叙事史学实践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研究中积淀、转向而形成的。首先，文化史研究的学术积淀。叙事史与文学史具有天然的学缘依附性，这为丁钢的文学史研究转向叙事史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积淀。章学诚曾言：“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必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是属辞’。”[4]44孔子主张文辞与内容相结合，“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实《论语》便是一部很好的教育史叙事分析作品，它已将教育生活实践、教学实践与交往实践融为一体。最早把叙事视为一种方法而强调的是刘知几的《史通》，以叙事来纠正追求文辞靡丽的文风，“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不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5]49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是最重要的两种叙事范式，杨义认为此两种形式以前者为骨干，二者“一实一虚，亦高亦下，互相影响，双轨并进”。[6]18
丁钢对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进行了研究与阐发，提取出叙事方法在结构上的“顺序性”、“联结性”和“对比性”，并重点关注到“人物”和“事件”在叙事结构中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在时间上的“整体性”关注，以时间整体涵盖部分的思维方式；在视角上的“全知性”与“流动性”的关注，他将这种流动性过程与中国传统书画中的“散点透视”比对，用于描述结构复杂、场面广阔的历史场景；在方式上的“意象性”表达，在“暗示”和“联想”中将意义蕴含于某种社会或文化事物之中。[7]68以中国传统的叙事风格和方法为本，结合西方学者如拉博夫（Willam Labov）的结构主义叙事分析模式以故事的形式叙述经验或事件并理解行动的意义；里斯曼（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的经验叙事分析模式以进入经验、讲述经验、誊写经验、分析经验、读取经验建构事实；康奈利（Michael Connelly）和克兰迪宁（Jean Clandinin）的三维叙事探究空间从时间、个人和社会、情境的维度构建富有情境性、连续性和交互性的经验叙事文本，通过进入“现场”而获得“现场文本”，最后“研究文本”，完成叙事的过程；马尔库斯（George E. Marcus）的文化人类学通过“田野工作”进入现实的文化生活场域之中，用现场的眼光来观察和体验教育中真实的生活，将在实践场域所获得的洞见带回到理论场域之中。[7]56
这样就从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与西方叙事理论及文化人类学等理论之中，建构起叙事范式的教育研究模式，从“文化语境之中解读日常教育的实践意义”[7]56，从实践中填平“你―我”、“理论―实践”之间的鸿沟，叙事范式便可以建构一个生活的、经验的教育世界。叙事范式的教育研究进入的是一个现实的教育世界，但此种研究一旦完成，它所提供的文本必然已经完成了对历史的构建。
其次，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后的转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丁钢即已在探索传统文化与教育关系的过程中，发现了应加强以文化观照教育功能。这种认识打破了传统的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功能，进而从政治史、经济史的变迁中去总结教育史变迁的思维方式，而确立了一种从文化史变迁的角度去看待教育史的变革。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核，无论政治、经济形态如何变迁，一个地域、民族的传统文化性格不会轻易随之改变。文化通过教育得以保存、传递与嬗变，教育在传递文化的过程性具有一定的自为性，即作有目的的选择与重组，这正是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所在。因而，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文化热”渐趋平静，但丁钢指出：“在这场讨论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关系的研究成果，或者未尽的思索，更是耐人寻味……文化史与教育史研究的联姻，教育史研究范围的扩大，是这场文化讨论对教育研究所产生的最积极的影响。”[8]1
文化史与教育史的联姻，为教育史研究确立了一个大文化背景。丁钢认为教育活动“不是生物水平上的遗传，而是社会文化的积淀”[8]1。这种认识与李泽厚将基于心理形式的积淀视为人性与动物性本质区别的认识一样，将教育视为人类独有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且无可避免地受着传统文化积淀的影响，这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而始终能保持本土性的重要原因。这种从文化积淀的视角解释近代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变革，可以更清晰地解释近代中国教育在西方现代教育“冲击”之下而迟迟未作“回应”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那种“中国中心”的传统文化心理观念，并未在鸦片战争的冲击下得到根本的改变。这就将现代化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所主张的从社会变迁看教育变革，推向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经济所带来的变革可能只是一种为求生存而作出的实用性回应，等经济达到某种程度之后，还是会回到文化的传统之中。因而，文化心理的变革才是真正能带给教育变革的最根本因素。教育史研究被置入一个大文化背景之中，这是教育史与文化史联姻所带来的视域转换。如何探究教育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叙事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方式，它经历两次转向而确立了教育历史叙事的研究范式。
在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过程中，内置于文化视域与情境之中的教育，在文化教育互动结构中演绎着角色变迁，由文化功能的阐释走向文化内涵的提升、再到文化性格的塑造，最终成为文化创造的核心。基于文化关怀意识，丁钢在文化史的认识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即对文化层次作了“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分，指出以往“人们的眼光过于集中于上层文化，而忽略了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变迁对社会生活的实际作用”[8]5。以此来看待教育研究，他认为，“我们不仅应看到上层、官办的教育的作用与影响，也必须注意到下层民间的教育对于文化传递与变迁的实际功用。”[8]5这种对于下层、民间教育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研究向叙事史范式教育史学的第一次关键性转向。眼光向下带来了研究视野的下移，诸如村落、宗族、基层群体、个体教育生活与经验成为考察中国教育“现代性”的新视角，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对立、冲突，在实际的教育经验中找到了缓和的中间地带。在基层的教育实践领域，传统总是保持着巨大的张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在向村庄推进时，势必会被村庄的传统文化所包围，要“与传统的民间力量进行博弈和互动”，这便是“嵌入村庄的学校”[9]1所面对的现实文化处境。在这里，经验比理论更有实效。教育经验与现象成为叙事学范式教育史学实践的考察对象。
教育叙事作为一种方法的运用，是向叙事史范式教育史学发生的第二次转向。“在大量的教育叙述文本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比较叙述，以及思辨逻辑的叙述已经成为一种叙述样式。在这种宏大的叙述中，直接关注现实和实践细节的变化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或过滤掉了。”[10]1与现代化范式的宏大叙事不同，教育叙事从社会文化情境、教育生活经验和事件等细节入手，通过叙述故事的形式来表现教育意义。叙事方法的引入，使“教育叙述何以可能”作为一个基本问题被反思。传统教育叙述文本中，那种以探寻规律性、确定和发现真理为主旨的宏大叙述方式，遭到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质疑，而微观叙述以一种非思辨而看似零碎的方式，被置于一种“非合法化”的地位，“经验叙事”使教育叙述成为可能。[10]2对于教育史而言，教育意义的呈现是最重要的目标，而这正是经验叙事的追求。
在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结构中，经验叙事成为构建文化与教育世界的主要叙述范式。这样，在文化史的积淀及与教育史的联姻中发生转向，教育叙事最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应用于教育史学实践中。正如丁钢所指出的，从叙事的视角解读教育历史发展中的文化现象及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意义不仅在于变迁教育史研究视角和方法，更在于如何把人的活动置于教育史研究的中心地位，并以此强调教育史的历史感知及其人文蕴意。由此，历史叙事便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研究取向。[11]将人的活动置于教育史研究的中心地位，是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在教育经验叙事过程中，对实践领域的流动着的教育声音、行为、经验、生活等真实的历史的发现。
二、教育历史叙事研究
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是一种教育历史叙事研究，它的核心是“叙事”。就叙事本身的存在而言，它不是新事物，而是在东西方史学史上都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在今天，叙事史学作为一种范式的复兴，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也是一种返本与开新的学术实践，它将历史叙事、文学叙事的方式引入到教育史研究之中，在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之外，建构全新的指向教育事件、教育经验的叙述体系，进而提供更富生活化、更接近真实的教育历史。教育历史叙事研究是一种将教育历史研究内在于文化经验或情境之中，把实践场域中的文化体验、经验感悟、事件见证带回理论场域，通过对教育经验的故事性讲述来赋予其意义的学术实践。它有如下几方面的学术特征：
首先，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社会史最先确立了一种“眼光向下”学术视野，英国历史学家塞缪尔把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课题，认为“社会史的活力在于它关心的是真正的生活，而不是抽象的概念，着眼于普通老百姓，而不是权贵名流，侧重于日常事物，而不是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12]299教育历史叙事研究最先是通过确立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而逐渐确立起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叙事的关键问题在于让谁来叙述？叙事史范式主张把教育历史叙事的话语权交给“下层群体”。对宗族教育的关注，是较早地以眼光向下的视野考察基层教育组织的学术实践。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上，官学制度以及由一些杰出人物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向来受到关注，至于乡里民间的宗族教育则往往被忽略。”[13]14在学校教育制度之外，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晋商、徽商、闽粤商人、江浙商人的宗族教育，可能是最好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关系的教育组织。司洪昌对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则是比宗族教育更加微观化的教育历史叙事研究。教育历史不再只是属于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也属于某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坐标的微小村落里的普通大众。但他们一样有教育实践，一样有生活实践、交往实践、文化实践，而且这种实践承载着比现代化城市中更为厚重的文化与教育传统。从这里看中国教育，能提供更为真实的现实参照。而对民国时期的女大学生、女知识分子的研究则同样体现的是将研究视野关注到以往很少关注的基层群体身上，而再现社会系统中的个体真实的教育文化生活。然而，仅有视野下移是不够的，是否能够融入其中是视野下移的关键。
其次，叙述故事的研究方法。叙事史学仅仅把视野下移视为范式变革的前提，而叙事的运用才是范式变革的核心。叙事是什么？有研究者指出，叙事指的是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通常被等同于“讲故事”。[14]2此间的 “话语模式”应该就是怀特（Hayden White）所言的“历史场”，包括各种原始的史料、历史叙事以及后世对历史著作的诠释三种历史文本。在《元史学》中，怀特将话语模式分为五个重要方面：（1）编年史；（2）故事；（3）情节化模式（4）论证模式（5）意识形态蕴涵模式。[15]6叙事史学主张通过叙述“故事”的方式建构历史，并将“事件”作为教育历史的实质性存在。在叙事史范式的实践中，“故事”是指一系列教育“事件”的发展过程，往往要从社会和文化的源头和流动中去追溯这一过程，通过对故事情节的编排来叙述故事。如司洪昌在其研究中这样叙述事件，“之所以说事件的不同寻常，是因为一个乡村的医生突然宣布：要开办一所家庭学校。在这个义务教育和公共教育机构大行其道的年代，在现代新式学校推行了一百多年之后，而在私塾基本被消灭半个世纪之后，一个酝酿中的现代学塾要着手开办了。这件看似偶然的事件，其背后却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意义。”[16]在这份文本中，作者所提供的事件是可供证实的真实存在，但事件发生本身并不构成文本中的事件，“一个医生开办家庭学校”，只是一个生活事件。每天发生在村庄里的事件很多，作者要对这些事件进行甄选、归类、重组，将“事件”转化为“故事”。那么，读者所从历史文本中所看到的“故事”，也就是作者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事件”，并不完全是作者“发现”的那个事件，也是他加以“创造”的结果，这样才使“事件”在向“故事”转化的过程中具有了“叙事性”。正是这种“叙事性”赋予了这一事件以意义、连贯性和历史性本身。如果没有将这一事件置于这个村庄的社会和文化历史的背景之下，单纯只是“记录”这一事件，那可能和在这个村庄增开一家小卖部没什么任何的教育意义一样。因而，眼光向下也是有选择性的，意义的阐发是叙事史学的价值诉求。
再次，获求真相的研究观念。教育史研究为何要眼光向下？为何要叙事？这是叙事史学存在意义的追问，也是它的基本观念与立场所在。叙事史学将接近历史的真实或真相，作为自我存在的意义。“我们引入教育叙事乃是为了接近在中国教育空间里发生的各种‘真相’，在其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人物、思想、声音与经验，它们会聚在一起，构成了等待我们去考察的教育事件，而这些事件的流动性及其复杂意义常常只有通过叙事方式才能表达出来，尤其是事件中的个人‘生命颤动’的揭示，也须教育叙事的理论方式是最为合适的方式。”[17]2如是理解，叙事史学并不排斥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家在教育史叙述体系中的位置，它所需要获得的是实践性的、流动的、丰满充盈的经验，而不是理论化的、僵化的、没有血肉的史料。叙事史学“通过有关经验的故事、口述、现场观察、日记、访谈、自传或传记，甚至书信及文献分析等，来贴近经验和实践本身”。[17]2历史的真相是复杂的，并非靠进入一个场域就能获得的，更何况作为叙事者的教育史学者，并非只是让人物、思想、声音与经验自己说话，难免会有叙事者本人的主观性。研究者指出，“只有当我们把这种叙事看作我们的经验、行为以及作为群体和个体的生活方式，这种叙事就不再仅是主观意义上的产物。”[14]57其实，在任何的史学实践中，主观性是无法避免的，想要做到纯粹的客观叙事几乎不可能，即使那样，也只是“记录”，而非“叙事”。追寻真相始终是历史学的意义所在，教育叙事通过进入教育活动的发生现场，通过与教育中的人物交往、晤谈，而直接获得感性的教育经验、思想、声音、事件等，它的教育史价值在明天。
正如安可斯密特所意识到的，“历史学在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在大多数时候的话，并不具备讲故事的特性；叙事主义所可能导致的与讲故事有关的一切联想因而都应该避免掉。叙事主义更应该与历史解释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是历史学的叙事主义转向之后，对自我未来出路的理性认识。毕竟，历史关注的眼光更多的是过去，而非现在。但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对于事件、生活与实践的关注，却是教育史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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