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博士论文篇（1）

报道说，张孟珠毕业后，考入政大历史所博士班，在查询研究资料后赫然发现，东吴历史所居然有一本硕士论文和她的论文内容雷同。另外，林姓女博士生发表的单篇专文《赋性宣淫：清乾隆朝强奸案之解读》内容，更是撷取她的论文精要。

历史博士论文篇（2）

从华中师大港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到香港浸会大学“疑难为本学习”教学与研究计划执行总监，再到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院友会主席，及至国际创新解难学会会长，他从来没有间断过为社会服务。

他就是久享盛誉的著名教育工作者――叶国洪博士。

书香门第，爱国世家

“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这句话出自古龙笔下。大抵家世显赫、望族名门，皆不出于此。叶国洪博士一家亦如是，父亲和母亲均是国立中山大学毕业，曾执教于国立中山大学，因抗日战争而往返香港与大陆之间任教。而他自己本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现在成就斐然，可以说，叶博士出自书香门第，礼仪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刚开始美国不插手战争，却大发战争横财，同时，吸纳世界各国的人才为己用。叶国洪博士的母亲从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后，一度收到美国方面的邀请，希望她可以在美国发展。当时，由于叶国洪博士的父亲不愿接受美国方面的邀请，而母亲向着父亲，同父亲一样，都想为自己的华人社区作贡献，所以，也毅然回绝。此后，他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香港的教育事业上，培养了许多人才。

很小的时候，叶国洪博士就随父母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小学，中学。人生往往面临很多选择，如同父母亲一样，因为爱国，在大学的专业选择上，叶国洪博士毅然选择了强调发扬中华历史文化的历史系。这是一生的选择，正如同他的初衷一样，此后的一生，他都在“历史”里奔走，以“历史”为引，将自己的爱国思想灌输到每一个学生的心里。

叶国洪博士自己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香港，但是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以后的国籍只有外国籍，因此放弃了这些机会。现在，孩子因应自己的兴趣，也秉承了其父的志愿，在香港大学攻读完电子工程后，留在了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进修机械翻译课程，并从事相关文教活动。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2004年9月16日，在香港这片土地上，飘出了叶国洪博士的声音，香港电台《家家有教》节目邀请叶国洪博士做客。这一天，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学习方法――“疑难为本学习”法。

“疑难为本学习”即是让小朋友学习寻求解决疑难的方法，并且判断各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许多教师都习惯一个问题只为小朋友提供一个标准答案，而叶国洪博士相信要训练学生的解难能力，必须培养小朋友的扩散性思维。他建议老师在设计问题的时候能针对现实的处境，紧扣学校的课程，贴近生活，好让学生能将所学应用到解决实际生活所面对的困难中。

叶国洪博士无疑是很成功的。他在历史的教育上，也系统地用到了“疑难为本学习”方法。历史往往凝聚着深厚的爱国情感，只有弄清自己的历史，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源，知道自己是华夏子孙。因此，在历史教育上，叶国洪博士主张爱国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的表面。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叶国洪博士让学生自己回去查自己的族谱，并且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了解自己的祖先；第二，问自己是什么人，什么国籍的人；第三，如果你的亲戚不愿意做中国人，你怎么对他说话呢？在三十几所中小学里，围绕这几个问题的比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样，就让学生明白了，为什么要爱国，为什么要重视自己的国家。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怎么样更好地传道、授业，为学生解除疑惑？2005年11月10日，叶国洪博士再次走进《家家有教》节目，这一次，他带给学生们的学习方法，是“专题研习”学习方法。

“专题研习”务求全方位引导小朋友学习一个跨学科题目。“专题研习”的目的是训练学生独立思考、掌握资料、提出个人见解。叶国洪博士曾到过五所学校作环保考察，其中一间学校把污水问题写成硕士论文般深入。对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教育的弊病。学校究竟需要小朋友做什么呢？他认为“专题研习”的学习重点不只是解释某个专题，不是上网找资料，而是注重启发小朋友的创新思维、高阶思维和解难能力。家长应鼓励小朋友以自己的角度来推理他的理论，因为童真往往是最难得的。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意即是不会教的人要首先学会教，会教的人要学会不教。这是叶国洪博士综合前人成果在教育方面提倡的又一个著名的观点，理论界称之为“鹰架理论”。它提供了一套如何诱导学习高阶思维的构架，它建议引导学习者从已知的领域走进未知的范畴，以及将个人的能力提升至潜在发展的层次。在此过程中父母亲及老师只担当辅助者的角色，给予提示让孩子自行探索如何解决问题。

虽然在很早的时候，苏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就提出了“鹰架”的概念，认为人的认知发展分成实际的发展层次以及潜在的发展层次，但是这个概念对于指导学习方面依然很模糊。叶国洪博士更注重理论在实践当中的应用，他潜心研究，在“鹰架”概念的基础上，更上一层，“鹰架理论”得以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在教育领域，叶国洪博士永远行得比别人先，永远行得比别人远。他从来没有满足现有的成绩，没有在耀眼的光环面前停下脚步，接受观众的喝彩，而是澹然的开始另外的研究。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正是因为这种心境，叶国洪博士返璞归真，意识到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说：“青少年问题，不能等到上了中学才教，应该在幼儿园、小学的时候就要教他纪律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不能等他上到中学、大学才学，那样会很费力。”

因为历史研究，叶国洪博士的眼光总是放在全世界。他在研究韩国、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的时候，发现这些国家很早就有胎教，但是在香港却很少。“德国有很多神童，他们都是胎教的。”叶国洪博士说。胎教的秘密在他的研究下逐渐解开，很多儿童杂志争先访问叶国洪博士。有几家杂志的读者运用叶国洪博士的方法胎教，现在孩子很聪明。

历史的推动者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早在大学求学的时候，叶国洪博士就表现出了对历史、对时局、对国家的深深关注。上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在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为事情争执不下。在这样的时局下，当时尚在大学读书的叶国洪博士发起了保卫的文明合法运动，为祖国领土完整奉献着自己的热情。

叶国洪博士同时也是当时“反贪污运动”的领袖人之一（香港天主教大专联合《曙辉》月刊总编辑）。因为反贪污学生运动，港英政府后来成立了独立的廉政公署，他可以说是改变了一段历史。叶国洪博士坦言：“当时的运动冒着随时可能被抓捕的危险，实际上我几乎被当时的港英政府秘密的拘捕。只是我们坚持的是守法、文明的运动，是支持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感到为难的学生运动。”

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之后，叶国洪博士开始了历史的教学工作。当时港英政府想把中国历史合并在社会科学里，很显然，这一番举动就是想让学生减少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从而减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叶国洪博士坚决的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最后港英政府放弃了合并。叶国洪博士对历史的影响，可见一斑。

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

前苏联伊凡•巴甫诺夫是经典性条件反射的提出者，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生理学家。巴甫诺夫说：“科学需要一个人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假定每个人有两次生命，这也还是不够的。”叶国洪博士甚为推崇，他笑言：“假如给我多一次（生命），我也要多一次。”

叶国洪博士一生从事教育研究，把教育当成了一辈子的事业。他说：“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两个字。有工作才有成就感，如果没有追求的目标，我会很快死掉。”叶国洪博士这一生都在不断的进步与奉献中，当真自强不息，不枉此生。

历史博士论文篇（3）

杨洪承，安徽芜湖人，1954年生，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报编委。社会兼职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等。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专著《王统照评传》是国内学界第一部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的学术传记，被同行专家誉为开拓创新之作。2009年主编的《王统照全集》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单位发起在北京举办了全集首发仪式和创作研讨会，产生了较大学术反响。杨洪承教授对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沈从文、臧克家等十余位现代著名作家及作品均有专题研究。8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由历史主义走向历史哲学》、《主体变动多样世界眼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思考》等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研究论文，这一组文学史学的论文大部分篇什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993年出版了专著《文学史的沉思》被同行专家评论在将文学史视为一个多元决定的整体的动态系统，为文学史的描述和诠释的框架、文学史编写的个性化等方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或具有前沿学科的有效方法与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侧重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多视角多维度寻找文学社团生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社群内部人与事的复杂关系，突破了现有文学史教科书中对一些社团群体既成定论，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1998年出版专著《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建构了一种文学社团流派文化分析的研究范式，并以具体个案解剖实践其理论方法。该著是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文学社群文学史概念，把现代中国社团流派研究从方法论、本体论与操作实践上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具有学术开创性和学术建构性。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整体文学史文化研究和典型社群个案解析上持续用力，先后发表了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研究》，还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文学断代史、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如《近20年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评述与思考》、《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等论文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或《新华文摘》摘编，在同行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杨洪承教授从上世纪90代中期开始指导研究生。毕业硕士生数十名，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三十多名，很多博士生毕业后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影响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有多位学生的学位论文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等。

杨洪承教授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曾获教育部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精品课程、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特等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课程群、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研究生课程等。多次荣获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先后获山东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社会科学哲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山东省首届刘勰文艺评论奖等。

历史博士论文篇（4）

邢荣发博士也是流连其间的人。在澳门，他生活得乐观而执著，他追求的是平和与淡定，心明如镜。静静守着澳门这一池素色荷莲，看着它们在春天的书页里留下一点墨绿，夏天留下一点红艳，秋天留下一点果实，冬天留下一点回味和对新春的期盼。而他，也在澳门的历史记录中留下了一点墨绿，一点红艳，一点果实，一点回味和对未来的期盼。

邂逅，澳门的美——平和

澳门，一个曾被葡萄牙统治了上百年的殖民地，有人说澳门是文化的沙漠。有人说澳门不过是一个面积仅有几十平方公里的小城。有人眼里的澳门是个赌城，大小林立，里烟雾缭绕，喧嚣一片。然而，在邢荣发博士的眼里，澳门却有她独特的美、平和的韵味、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沉淀。邢荣发博士出生历史悠久的柬埔寨，那里文化厚重，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吴哥文化。十岁那年，他来到了澳门，邂逅了澳门的美。

有言道：三十年改革开放看深圳，百年沧桑看上海，五百年历史看西安，千年文化看北京。而澳门呢？邢荣发博士说：“澳门很有趣，了解澳门的历史就会发现，澳门有着十分平和的内在，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这里没有人去争什麽。但是，我以为，‘不争也许是最大的争。’” 澳门人的不争，却并不代表他们无所事事，他们都有自己的计划、发展方向和定位。正如邢荣发博士所说：“在社会上行走，没有清晰的定位，是很难在某个行业领域里突出。”澳门是一个可以用“小”来形容的城市，每个人能够分到的并不多，只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才能有所作为，只有被大家认同了，这个范畴便是你的。

就拿邢荣发博士来说，他对澳门建筑史的研究从读硕士的时候已经开始，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这个领域里深耕细作，发表他的博士论文和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的著作《明清澳门城市建筑研究》。他不愿插足于一个新的范畴，不是缺少求知的欲望，而是他明白一个道理：术业有专攻。无论是学术还是业务都是如此。

澳门人的不争，是内心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无论外界竞争多麽热闹，他们只要消除执念，便可寂静安然。

邢荣发博士说：“澳门市民的心态很平和。”澳门，有着“东方赌城”之誉，然而，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有澳门本地人进入。“在改革开放前，公务员有规定，一年中只有农历年三天能够进入，其余时间严禁入内。而在坊间，只有那些有钱人会去娱乐，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多相近，加上澳门地方小，如有谁进了，大家都会很快知道，并能猜想出他下一步将要做什麽，那就是借钱，接着大家都会与他断绝来往。”邢荣发博士说。因为这样的人文环境存在，以及彼此间深藏于内心的监督，阻杀了澳门市民进一夜暴富的念头，给予了大家一个平和的心态。

再评，澳门的文化——厚重

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了澳门居住权，经过四百多年欧洲文明的洗礼，东西文化的共存、共融使澳门成为了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

澳门，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对于世界的影响却不小。澳门的优势和特色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如何保持澳门的优势和特色？邢荣发博士说：“我想，最重要的是以澳门原来的身份和脉络去发展，也不一定要采用强求的方式，因为澳门本身就是一个被动的地方。”百十年前，澳门与国际接轨，是因为葡萄牙。也许，现今的葡萄牙国在国际上并不突出，然而，在大航海时期，葡萄牙却是第一个探险来到亚洲的国家，在那时，葡萄牙的影响是突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葡萄牙将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东西带到了澳门，这些东西包括历史和文化。澳门这个城市将这些东西通过磨合，用时数百年，将它们融合在了一起。澳门也因此形成了命运里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是人为不可改变的，这种特质就是被动。”邢荣发博士说，“就是澳门回归后的旺盛，也是被动的，这种旺盛来自于国家的支持。”

澳门独特的历史成就了独特的澳门。“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没有历史的地方，没有归属感。因没有留下来充分的理由。”邢荣发博士说。他一直在研究澳门的历史，从开埠至今四百多年的历史。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喜欢，他不断查阅资料，借助图书馆和档案馆，将资料累积。遇到好的东西，他会将其摘录。2007年底，他出版了著作——《澳门历史十五讲》，他在书中说：“澳门在这四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可谓历尽艰辛，同时又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兴衰起落。自葡人到此筑室而居时起，就订定了她在未来的坎坷历程，因而炼就了她坚韧的生命力。同时在起伏不定、夹杂着不时的污烟瘴气、甚或藏污纳垢的环境中，又造就了她深厚的文化底蕴。”《澳门历史十五讲》将澳门的历史一一呈现。这本书曾用作澳门理工学院视觉艺术高等学校的文化素养训练，部分内容曾用于教青局主办的澳门中、小学及幼稚园教师培训课程。

2009年，《求存集》经由澳门马交石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让这本书问世，前后历时十年，多次收集读者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在最初的顺口溜说历史的基础上，增加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又修改八次，最终定稿。《求存集（修订版）》介绍了澳门的历史，诗歌乃七言诗歌形式，白话文言简意赅，不作矫饰，直截了当，道明了澳门历史进程中的各个重要阶段。

如今，他正在着手撰写澳门的大街小巷的名字由来，并整理成辑，让世人知晓。这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工程，因为每一条街道都蕴藏着它特有的故事，每一条街道名字的来历都有得一说。邢荣发博士已经洋洋洒洒写下了八千多字，他笑说：“还没有完成。”

历史博士论文篇（5）

举办什么样的国学院的问题在于理解和把握国学，对此，纪宝成校长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唤国学、重建国学，首要的前提，是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认识国学、理解国学，对国学的内涵、性质作出准确的把握，对国学的价值、意义作出科学的总结。”其所作具体阐述是：“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南方周末2005-05-26）简而言之，人民大学国学院所谓的国学，“是指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内容以经史子集等科目为主，重在对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纪校长上论，就现有的体制而言，是应当理解的，非此不能得到意识形态的认可，以顺理成章的举办国学院；但是，就学理而言，却是存在问题的。

众所周知，“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恰恰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的西化式进路，而这种研究和阐释的最大成就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使之中国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使儒学成为历史的罪人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参照西方学术”是一个悖论式推论，是一个两难困境。而要走出这一困境，首先要对“参照西方学术”的思想理路进行正本清源。否则，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上，难以对国学进行自恰的理性的推定，必然步入误区。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就“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而言，只有儒学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但是，以取得当代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推定儒学，其结果只能是更大的悖论，从而无从谈起对儒学的“抽象继承、积极弘扬”了，所以，人民大学只能任用一个红学家为国学院的院长而不能任用现代新儒家，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必然了。显然，没有儒学作为主流和没有儒家为之主持的国学院，其国学的份量将大打折扣。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当代的体制下，对于纪宝成校长及人大举办国学院的举措应当给以充分的同情和理解，是不应苛求的，其毕竟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期望国学院能推动儒学复兴并能够参与国家政治建设，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的主要障碍是存在着儒学与现代中国政治之间的道统、政统、学统的合法性与统一性问题，而这已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以明确我们所处于的历史及其内在的逻辑，把我们的学术研究，做的更加深入扎实。

对应于本文的论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学和国学院是不同的定义。

“国学”一说，虽为现代所争论，但古代中国已使用国学作为概念范畴了。所以，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推定国学的本质性，有利于对国学给出明析的定义，更有利于今天规范国学，以复兴中国文化。

从中国古代国学的内容与形式、内涵和外延而论，以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的统一性推定之，应当认为，国学者，是以经邦济世、化成天下为目的，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国家立国的根本之学。中国古代的国学虽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道学为辅。所以，以国学定义国学院，国学院是由国家所成立的以培养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经邦济世人才为目的的最高学府。

可见，二十世纪初北大、清华用国学指称的仅仅是学术内容，因离开了国学的本质性，自然也就不能以国学取胜了；所培养出的学者，如顾颉刚等人的大相径廷、反国学之道而行之，也就不足以为怪了。

由上可知，以国学和国学院的定义推定人民大学举办的国学院，的确勉为其难。其一，人大的国学院不能代表国家的国学，而不能代表国家的国学则不能称之为国学。其二，今天的国家道统和学统由宪法所定，国学是马列主义，国学院则是中央党校，所以，人大的国学和国学院则名不正而言不顺。可见，国学在当代中国形成了二律背反，举办国学和国学院则是两难困境。所以，走出困境，卓有成效的举办国学院，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镇，培养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人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推动儒学及国学的复兴，在现存体制下，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

正因为如此，在人民大学是否应当组建国学院的问题上，来自于激烈反对者薛涌、袁伟时等西化论者的意见，应当引起反思。因为，由上述问题所决定，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他们并不担心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是另有所图，这不能为一切关心中国传统文化人士所注意。所以，从他们的行文中发现问题，把握其思想动向和价值取向，是极其必要的。

薛涌博士说：“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的传统当成一种人类的传统，当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要’过来就完了。”（《人大成立国学研究院：“借鉴”之后能偿还吗？》，《新京报》2005年06月04日）对此，我们不仅要问，薛涌博士为什么只看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而看不到世界也正在走向中国？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将引领西方文化走出困境呢？薛涌博士身在西方，不可能不知道“西方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之深刻内涵；其作为一个历史学博士，也不会不知道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研究和由此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汤因比说：“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287页、288页）。所以，汤因比认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 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289页）。因此，应当认为，薛涌博士是在故意歪曲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在《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南方周末》2005/06/10）一文中，不但更加说明了这一点，也由此暴露了其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矛盾，表明其在西化的理路中妄论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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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博士站在反对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自以为是，行文不但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敌意，而且挑拨离间、顾左右而言其它，混淆是非，唯恐中国文化复兴。 薛涌博士说：“纪先生自己在讨论国学和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时，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没有提及，更遑论蒙学、藏学、满学了。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所以，薛涌博士鼓吹应“学学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可见，薛涌博士竟然不知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却大谈其他民族的“贡献”，由此表现其历史观之混乱。对此，我们不仅要问：在薛涌大谈“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时，却为什么忘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难道这些贡献不是恰恰表明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吗？而这些“品质与风貌”难道是“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之所能吗？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难道不是“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儒道互补之学、儒法相参之用吗？可见，薛涌博士通过他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但要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构，从而以蒙学、藏学、满学做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而且要把中国文化更全面的西化直至消亡而后快。

所以，薛涌博士下论可谓道破天机：“‘国学’总是要强调内外之别，似乎有一些是我们自家的宝贝，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和别人的东西有决定性的不同，是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最后，这样的国学很容易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究其所以，是薛涌害怕中国文化重新成为“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更害怕中国文化重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而化成天下。可见，不是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而是薛涌博士非常理解，但出于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而不能“赏识”。是故，薛涌之道可以知也！

在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解构性否定之后，薛涌博士又大谈起“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了（ 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对此，我们不仅要问，这个“人类的传统”、这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难道是薛涌博士推崇的“蒙古帝国”的“全球化”吗？难道是薛涌博士一再申论的“蒙古、满清在这方面都显示了高超得多的政治技巧和军事能力”吗？（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果如是，那可就中了薛涌博士的诡计：中国文化不应当复兴，只能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

历史博士论文篇（6）

他，研究亲子教育，“十Q”理论传扬。

他，崇尚澹泊清雅，修得内心丰足。

他，提倡理国，和平改革，

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叶国洪博士。

耳濡目染，拿起神圣教鞭

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说“捧得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今日的叶国洪博士，数十年执守既神圣又艰苦的教育事业。但他甘於寂寞，甘於辛苦，以强烈的使命感，培育出一代代莘莘学子，不愧为人们心目中智慧的代表，高尚人格的化身！叶国洪博士能做到如今的成绩，与家庭有着莫大关係。

“我父母皆毕业於国立中山大学 (其父叶玉棠曾留校做教学及行政工作)，在抗日战爭期间，还往返於香港与内地之间任教。”叶国洪博士祖籍东莞（祖父移居吉隆坡, 父自幼返广东读书），出生於广州，自幼跟随父母於香港生活。在那个社会动荡的时期，叶国洪博士在香港完成了中小学业，並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考取了香港中文大学之後，迫不及待投入历史系的怀抱，尽情徜徉。

孩提时代，叶国洪博士便成长於学习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里，父母那厚厚的教案以及埋头备课的身影，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与父母来往的朋友当中，多为品德高尚、学识深厚之辈，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叶国洪博士对教育工作充满了向往，期待有一天也能如父母一样，站在三呎讲台之上谈论古今，挥斥方遒，为求知若渴的学子们开启一扇知识之窗。

大学期间，叶国洪博士为这一目标努力积累着力量，毕业之後顺利地从事了教育工作，追随父母的脚步，拾起神圣的教鞭。

1981—2004年，叶国洪博士一直为香港的教师教育事业付诸心力（在葛量洪教育学院, 罗富国教育学院及浸会大学教育学系任教）。教师教育，是对培养和培训教师的统称，即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教师实施职前培养、入职培训和在职研修等连续的、可发展的、一体化的教育过程。教育学院学生的未来使命是从事教育的工作，为历史教育，教育哲学与环境教育的推行架构中重要的执行者之一，不但要提高教师的有效教学能力，更要提高教师的职业精神，培养敬业专业的教师。”

上下求索，专攻现化代课题

毕业於历史系的叶国洪博士，对中国现代化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他所著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个案的回顾》的论文中，在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华现化代的辩证关係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曾说过‘洋为中用’倡议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和魂洋才’，亦是鼓励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求国民保留日本传统文化。两者都一致认为：汲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去除传统文化的糟粕。”在研究现代化的过程中，他有自己的结论，“目前，香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传统的优秀文化放棄得太多。在接受先进现代化科技的同时，继续发扬和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对香港的发展十分重要。”

“虽说现代化为社会带来许多便利，但它实质上是利弊参半，比如：电脑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扩展了孩子的视野，丰富孩子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卻容易使孩子上瘾，浪费时间。”在现代物质和传统文明两者之间，叶国洪博士推崇精神与物质的並驾齐驱，“现在，全球都趋向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往往忽略了人们在精神上的追求，从而导致吸毒、校园暴力等各种问题的暴发，只有将精神和物质共同发展，不摒棄过往的传统文明的同时，发展经济和科技，才能达到精神与物质协调。”

除了在浸会大学进行教学与研究外,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校友会的教改研究工作中，叶国洪博士做了近十年的调查，“内地和香港的教育，各有优势。相对而言，香港的教育灵活度大，自由度高，外语教学普遍；内地的教育效率高学得快、且专科专教，胜在重视专业，但灵活度小，学生压力大。不过，考试的验检不是最终的结果，最重要的是，端正学生读书的心态，培养他们学习的动力和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

针对香港的教育改革，他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香港对中文及中国历史方面的教育还欠重视。目前，大多数中学的中国历史只属选修课，世界史更不受重视，在我看来，为增强香港学生对祖国的认识，应把中国历史设为必修课，世界史设为选修课，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心、归属感与全球视野。”在其撰写的《孙中山先生的文化教育思想探析》一文中，他认为，“本国历史教育是民族教育的基石，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许多国家兴亡的史实需要牢牢记住。”

在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叶国洪博士亦十分注重自身的学习和成长，他先後取得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文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中西历史）、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比较教育）、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历史）等相关学历，每一个学历的获得，都是他对学问的追求，勤奋坚毅、虚心求学的精神所在。目前，叶国洪博士正职从事教学与研究，业餘还研究中医、五行、掌相。

父爱凝聚，用心投入亲子教育

在立志成为一名优秀合格的教师之外，叶国洪博士也是一名可以打上一百二十分的父亲。“在孩子出生之後，我就开始研究亲子教育。”其浓浓的父爱，溢满心田，家长教育及儿童教育亦伴随他多年。

亲子教育，简而言之，就是以亲缘关係为主要维繫基础，以爱护婴幼儿身心健康和开发婴幼儿潛能以及培养婴幼儿个性为目标，以不断提高新生人口的整体素质为宗旨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早期教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亲子教育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概念的时候，叶国洪博士便预料到亲子教学的市场将大有作为，建议一些出版社出版亲子教育的书籍，开设培训班。同时，他亦有著书立说，著有《中国教育制度》、《疑难为本创意写作新尝试》、《孩子成材培育法》、《亲子教育锦囊》。其中《新世纪育儿系列——孩子成材培育法》从胎教开始，广泛地讲述了各种培养孩子成材的方法，包括智力和记忆力的训练、语文能力的培养、潛能的发挥及各种实际有效的管教法。

在多方和深入探索之後，叶国洪博士提出其在亲子教育方面的新方向：“十Q”理论，即“HQ（Health Quotient健康商数）、BQ（Bonding Quotient亲子连繫商数）、AQ（Adversity Quotient逆境商数）、EQ（Emotin Quotient情绪商数）、MIQ（Multiple Intelligent Quotient多元智商）、DQ（Development Quotient发展商数）、SQ（Spiritual Quotient灵性商数）、NQ(Internet Quotient网络应用商数)、FQ（Financial Quotient 理财商数）、CQ（Creativity Quotient创造商数）” 主张全方位引导儿童多方面发展。从父母与孩子两方面进行教育互动，引导孩子在体、智、德、美的全面发展，还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注重培养孩子的发挥积极思维、逆向思维等思考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叶国洪博士认为对孩子应该在“教养”过程中加建“鹰架（Scaffoding）”，而不是自由放纵或是揠苗助长,“引导孩子发展自身兴趣为首要，在孩子的发展阶段去提升是关键，若只是一味以成人的目标去要求，若过份强求，则会物极必反；应发掘儿童优点, 鼓励儿童顺应本身强项和优势去逐层精益求精, 必要时由家长搭起鹰架(辅助支架)以扶助儿童, 但最终必须由儿童亲身体验, 无人能代替去努力爭取的?。”

叶国洪博士热衷与他人分享在亲子教育方面的心得，曾经有一名内地大学的教授听了他的介绍之後，兴趣甚浓，返回内地亦从事了亲子教育,领导潮流。荷花出版社、家计会、迪斯尼美语世界、社区中心及学校纷纷邀请他主持讲座，就亲子教育为主题作出演讲。而且，许多家长和机构都乐意接受他的意见，“香港的某外国著名儿童教育机构最初仅限於教数学，接受了我的建议之後，慢慢扩大规模，增设了中、英文课程。”能较全面提升儿童学习兴趣与能力，深受家长欢迎。

另外，针对目前社会上一些不理性的爱国行为，叶国洪博士更提倡理性的爱国主义，“服从，对於一个国家不一定是最好，有时发出声音，能夠促进政府更好处理事情。但前提是，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事物的多面性,不能以为单靠上街示威就能解决问题。而今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辛亥革命並非必然、唯一出路，因为如果和平改革的话，人们的生活不会倒退，就如同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先经济改革, 改善民生, 然後稳步进行社政改革，可减少冲突与暴力,是最有力的证明，是成功的范例。”

“如今，我担任大中华友好协进会学术总监、中大评议会教育事务小组的召集人与香港长者协会研究小组的召集人，每天在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大中华友好协进会之间做限量的委託研究工作，很自由。”退而不休的叶国洪博士，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忙得不亦乐乎。最近，他又跟广州、佛山及上海中小学举行远程教学交流及创意剧本写作埠际比赛，“希望在现实的难题上发挥孩子们无穷的想象力，比赛的题目是《三十年後的我》……”

由此可见，在叶国洪博士的教育与学术生活，每天都充满着奇思妙想，他不厌其烦地做着每一项创意研究，与孩子打交道，他的心越发年轻，与教育和研究打交道，他的内心越来深邃，澹泊。

叶国洪博士主要职务与履历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历史）

大中华友好协会学术总监

香港中文大学校友评议会教育事务关注组召集人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校友会副会长

香港教育局资优组科学青苗奖组委兼评判

国际胎教联会 / 国际早期教育联会（香港）会长

国际多元智商联会香港会长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及华中师大

港澳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历史博士论文篇（7）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历史博士论文篇（8）

史书，是对历史上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至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萧国健博士花时数十年，在资料、档案、出土的文物中找寻历史留下来的蛛丝马，还原一个真实的香港，让世人知晓，为香港的历史传承做出贡献。

教文，是将过去的智慧向後世延续，萧国健博士手握一支笔，心中一片清明，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厚重的历史用文字述说，整理成辑，造福学林，也为香港的历史上留下一点对过往的了解、回味和对未来的企盼。

翻开历史

探索真实的香港

说起香港，有人说香港曾经是文化的沙漠，有人说香港曾经只是一条小渔村，有人说香港的文化打下了英国人殖民统治的烙印。翻开香港的历史，其实这些说法不尽然。追忆过往，百年岁月付风雨，真实的香港在历史研究学者萧国健博士的解说下浮出水面，思绪飞扬，随着他的话，回到数百年前的香港。

香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十二世纪前，南宋时期，邓氏符公宦至宝安岑田（今日新界锦田），是邓氏迁居香港新界的始祖；十三世纪，文氏居於新田，为新田房开基祖；十四世纪，廖氏定居上水；北宋时期，侯氏居於上水地区，其後人後迁居河上乡；北宋末年，彭氏迁居广东东莞，明万历年间，复徙居粉璧岭（即粉岭）。邓、文、廖、候、彭五大家族早期来到香港，在元朗一带建立起很大的生活圈，是香港发展的开辟者，亦是香港文化的开启者。

“港人之国民身份包括土著居民、原居民、新移民。”萧国健博士娓娓道来。明代及以前，中原南迁人士，定居香港地区後，获广东省广州府新安县籍的人为“香港土著居民”，他们是香港的第一批人。满清时期，因为各种原因，香港历经八年空置，到鼓励周边城市居民来港居住，吸收了第二批人，他们是香港“原居民”。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不少人来到了香港，这些人叫做“新来的”，是香港的第三批人，他们不享有香港土著居民及原居民拥有的一些权利。抗日战时期及之後，一批人逃难到了内地，後又回到了香港，1949年之後，又有不少人来到香港，他们叫做“新移民”。“後来，不断有新移民来港，这些人逐渐地成为了香港的一部分。”萧国健博士说。如此说来，整个香港几乎都是外来的人，也可以说是外地来的中国人。

即使是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中国人的比重都没有改变，据着香港99%的比重，其它国家的人只据1%。1997年，香港回归，不少人移民海外，後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不少海外人移居香港，调整了中国人所的比重，下降至90%，外国人升至10%。同时香港总人数由1961年时候的320万增加至现在的700多万。

可以说在香港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历代之政治改变，及社会发展，对香港之影响甚大。萧国健博士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提到了《香港发展与内地政治发展的相互关》，他说：“中国的政治环境影响香港，从唐代、宋代到近现代，战乱对内地带来的是动乱与不安，然而，他们逃难至香港，为香港带来了人力。内地水，许多动物尸体被冲击到香港岛，肥沃了香港的土地，内地，也为香港带来了很多人才和财力。”在内地起伏不定，夹杂着不时的战乱或天的环境中，又造就了香港深厚的历史底蕴。

厚重的历史

沉淀香港多元的文化

香港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曾被誉为世界三大天然海港之一，英国人早年看中了这里的港口力，以鸦片战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夺得此地以便发展其远东海上贸易事业，从而展开了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从1842年开始，直到1997年6月30日，期间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香港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对於世界的影响不小，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过往也注定了她拥有独特的优势，引得世界各国、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入，这些人带来了各国、各地的文化，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东西在香港汇聚、碰撞、磨合、交融，因此形成了香港文化里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多元化。

多元化的文化也让香港成为了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萧国健博士一直在研究香港的历史，包括本地史、军事史、文化史，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历经时间的沉淀，要守得住这份执著。於是，在数十年的时光中，他埋头耕耘，沉心静气。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千百年来香港在社会、经济、教育、民俗等各方面的历史图像，重现读者眼前。

香港有着一个从乡野故土到经济热土变迁的过程。从东莞、新会等地过来香港被称为“本地人”的居民以耕田为主，然而，他们的耕作方式与港英政府管辖下的耕作方式有所不同，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山区多，因此，随着时代进程的逐步推进，他们发展了手工业，即山货的作，慢慢地，有了工业。

1911年之後，从内地来港的人他们带来了技术以及金钱，促使香港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发展工业，工厂递增，香港也逐步从农业社会转变到了工业社会。“1960年之前，香港还是以工业为主，主要工业包括塑胶、服装、小型电器等。”萧国健博士说。

服装等造业属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内地劳动力资源丰富，加上土地便宜，原料充沛，而这恰是制约香港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香港的工业地位被取代在所难免。於是，香港开始寻求适合自己的、新的发展出路。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带动了香港投资、股票等金融行业的起步，香港的主流产业逐步从工业过渡到金融业。

香港的发展历经了多个阶段的兴衰起落，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又夹杂着“矛盾”的因子。香港的经济化进程让香港获得了更好的发展，腾飞的经济，让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从工业过渡到买空卖空、无需原料、无需实际市场、只从电脑、电话中就能进行交易金融业，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人失业。香港需要内地促进消费和支持愿望促使自由行政策的开放，也因为自由行带来的强大人流量，引发了内地与香港的许多矛盾，许多论。因此今日之香港，矛盾着发展着，发展着也矛盾着。

文物的价值 在於返古复今

历史，是对过去的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曾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而文物古是文化、历史最真实的证明。

“文物古之意义在於它们是前人留下的行与遗，文物古为一个地方的人的事、技术的创新及艺术的开拓之证物，从中可查寻到前人努力建设的成果，当以为荣，而保护文物古，应当身体力行。”这是萧国健博士对文物古的保护态度。

他喜欢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的兴趣和目的在於多看一些新的事、物。行走在欧洲，他最喜欢看的是欧洲那些古老的城池，看他们如何保护古，一边行走，一边思考，在古保护时，派上用场。好几处历史古在他的建议下得以保留，如海防博物馆，荃湾三栋屋等。

他曾出版一本书《居有其屋》，讲述一个古老的房子，应该怎麽看？要看什麽？对於文物古的保护方法，他建议用“点线面”保留法，将文物全部保留下来，而非只保留一部分，如一个祠堂很有历史价值，单单将其保留下来，祠堂边的屋子拆除建上高楼大厦，在萧国健博士看来此法类似於一个美女，头部很美，只将头部保留下来。

很多人同他的保留法，也有部分人反对，说明这条路行走起来，还有不少困难，萧国健博士说：“将文物全须全尾地保护起来，很难，但是也非完全不可能。这样的保护方式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想的是自己能做多少便做多少，总比什麽都不做的好。香港的文化推广已经迟了，但是不代表不能追上去，重点要看学生怎麽做。”

历史博士论文篇（9）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历史博士论文篇（10）

在笔者看来，艺术作为一个自足体系的学科，既有“术”，也有“学”。“术”是具体方法，是艺术活动的技能技巧，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艺术首先有“技术技能技巧”的含义，最早的艺术家可能首先是手艺人、匠人，或是精于一种技能技巧的人。但是，这是在艺术发展的某一阶段的情况。当有人研究和总结这些艺人、分析这些活动、分析这些技能技巧的能力构成和这些活动魅力美感的基本原理时，情况就发生变化。这时，“学”就出现了。

“学”是艺术活动历史的主要过程和艺术创造、欣赏的基本原理，是在“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对艺术活动“演进史”的研究，以及对艺术生产“方法论”的总结。属于“学”的范畴的，就是研究艺术的发生、发展、流变的学说，是分析艺术现象、总结艺术规律的学说，是观察艺术活动、梳理技能演进、工具变化、技能提高的历史的学说，是将艺术活动的感性经验提升淬炼成为理性认识、美感学说的学说。

艺、术与技能、技巧联系在一起，艺，往往是某种手艺、技能，或者就是手艺、技巧、技能的泛指，所以常常称某种技术程度为技艺，如茶艺、棋艺、武艺等。此外，也常常称人所具备的某种能力或所掌握的方法为“术”，如巫术、法术、医术、武术、马术、拳术、棍术、艺术等。但是，应该用心辨别，在这里，艺术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前者的“艺”是一个领域限定，后者“术”就是方法、技能、技巧的意思。艺术，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精神活动与精神追求，因为对物质条件依赖大，所以是物质层面承载的精神内容。在物质层面的活动成为“术”，研究物质层面的活动承载人类精神活动的诸多方面情形的活动，就成为“学”的存在。因此，“艺术”可能既有“技术”的狭义指称，也包含有“艺术学”的活动内容和史论意义。艺、术、技能、技巧是“这样那般”。艺术是一个泛指一切艺术活动、艺术现象的笼统概念，“艺术学”是一个包含了艺术技能、技巧内容以及艺术史、论内容的学科概念。在艺术学学科门类概念语境中所讲述的“艺术”，就是包括学科实践和学科理论方面内容的概念。艺术学科，就包含了“术”和“学”这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然后，再有与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宗教学、管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行为学、民族学等学科交叉地带的内容派生。所以，艺术实践革新的历史内容、总结艺术实践这种特殊社会活动为何、如何、怎会、将会“这般那样”，就成为“学”，就是艺术发生学、艺术史、艺术创造学、艺术发展学等学说的内容。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出现过的许多文化产物，随后都会分门别类，认祖归宗，各立山头。艺的技巧技能，最后走向艺术文明，发展成为艺术学，有其历史阶段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艺术不仅仅是唱歌跳舞，还包括艺术史、艺术基础理论、艺术创造心理学、艺术欣赏心理学、艺术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发生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传播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经济学……要在艺术技艺基础上认真做好研究工作，研究艺术的“必然王国”，才能更好地走向“自由王国”。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上，云南艺术学院的办学发展，就希望在“术”与“学”双重并重下办好学。云南艺术学院鼓励各个二级学院的教学单位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双重并重”的重要性，既不能沉湎于“技能上达”“技高一筹”的状态，将艺术大学办成技能训练所，把学校办得“匠气”十足；也不能在“学术追求”“课题指标”的痴迷里，将艺术大学办成“研究所”“博物馆”，暮气沉沉，没有了生命原态的鲜活，只有样品的展览或标本的陈列。而艺术院校，研究“艺术”只是使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艺术热情的诱导、艺术认知方法的传授、艺术创造能力的营养以及艺术人群的规范等内容集合成为的艺术人才的培养活动，是艺术教育、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展演“鼎足而三”的办学活动。因此必须认识到，艺术教育者原本是一些艺术家教师，他们自己就是一些原创能力旺盛的艺术创造者，艺术院校，同时还是艺术产品生产、创造的重要部门。

艺术教育教“术”还是教“学”

在艺术学门类学科背景下，要组织好“术”与“学”的教学活动，最终要用创作展演来检验“术”的教学效果，用研究成果来检验“学”的教学成果。更重要的是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力，能够充分体现“术”和“学”的成果。

艺术发生论、人类艺术能力的演进史、艺术规律的认识论、艺术品创作方法论和艺术生产活动的创造论、艺术技能培养、艺术技巧训练，都是艺术教育的当然内容。因此，艺术教育既要教“术”，也要教“学”。这是作为现代教育学科特点的艺术教育与传统艺术手艺师徒传授、师傅提高徒弟艺术能力完全不同的地方，艺术教育中对技能、技巧熟练专精的训练内容是“术”的领地，而艺术发生论、演进史、认识论、方法论、创造论等原理性追问与本质性把握，则是“学”的内容。艺术教育中，既有“术”，也有“学”。如果专科、本科艺术教育主要是“术”的训练，那么，硕士、博士阶段的艺术教育，就趋向“学”的内容。

遗憾的是，中国的艺术研究生教育开展得较晚，大约20世纪80年代才开启相关的教育活动。一般来说，艺术教育最早的研究生教育，大约是在1981年批准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点后才走上正轨的。实际上，获得这种批准的单位很少，仅有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少量几所艺术院校。

就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言，历史不短，但是艺术教育的研究生教育办学历史不长。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1919年就开始了，那就是建立于1898年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据资料记载，那一年，北京大学招收了148名研究生。从1949年到1965年16年的时间内，北京大学培养的研究生不到2000名。而建立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建校10年后开始招收研究生，到1965年，培养的研究生也不足1000名。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生教育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期，北京大学在1981年成为回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后国务院首批批准的硕士、博士授权单位，1984年建立了研究生院。到2011年，已经有了4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6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1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在校博士、硕士超过26000人。清华大学也于1984年成立研究生院，到2011年已拥有48个一级学科博士点48个。

综合大学非艺术院校的文学教育，往往拿到硕士点、博士点比艺术专业院校培养专业艺术人才的单位更早，更容易拿到艺术教育的硕士、博士授权点和人才培养资格，这已经是专业艺术院校很久以来的心痛。

艺术学原来从属文学，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办学资格就远远晚于、少于综合大学。之后，中央戏剧学院1986年获得博士点，上海戏剧学院1999年获得博士点，迄今为止，专业艺术院校无论单科的还是综合的，博士点很少，综合艺术院校只有南京艺术学院拥有博士点，而且是5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三个博士后流动站。从硕士、博士授权资格的数量、历史看，专业艺术院校远远逊于综合文科大学或者理工科综合大学。

艺术院校的艺术教育和人才培养既然“术”、“学”兼具，艺术院校的专业教学的水准实际上是专门、专业、专一、专精的，但是为什么研究生教育的历史短、学位点少、学位层次不高？这种状况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对艺术教育的“术”的偏见，还因为文科教育“学”的傲慢。总以为艺术教育的艺术实践，都是一些技能技巧的“术”层面的内容，没有“学”的含量。所以，别人有这样的偏见，艺术教育圈内的人又缺少“学”的自觉。而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就在惯性思维里滑行太久，圈内群外的人难免产生艺术教育不需要“学”的错觉，这就耽误了“艺术学”作为门类学科自立、自足、自省的意识诞生，直接延缓了艺术教育的“研究生教育”时代的到来，甚至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这样的背景下，艺术研究生教育历史短、学位点少、“专业”站在“学位”门外等候“非专业”权威召见的乱象才会出现。不必讳言，一些早早获得硕士、博士授权单位资格和学位点的办学机构，水平不见得上达，甚至能力不如没有学位点的专业院校专精。

面对这种情况，艺术院校一方面应该呼吁，教育部应该改变那种“布点”控制的衡量尺度与脱离实际的目标预设。另一方面，艺术院校的确也应该有“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要做出“学”的成就，弥补艺术院校办学重“术”轻“学”的历史“短板”。发展中国艺术教育，就要理直气壮地迈向“术”“学”并重的教育。而艺术研究生教育的努力，就要将艺术研究生的教育过程变成导师团队率领下引领学校风气、壮大“学”的声威影响的过程。艺术研究生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培养艺术高级人才的教育，而且是“学”的色彩很重的艺术教育。艺术研究生教育，不但是一个人才培养目标设定的问题，也是一个与此目标相关的艺术教育问题，而且，还是改善学科自理能力的问题。每一个开展研究生艺术教育的单位，必须都有这样的认识高度，要让别的学科门类心悦诚服地感到，艺术学科的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学”的能力与基础。

艺术学学科下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什么人才

如果说，艺术专、本科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术”的基础训练。那么，艺术硕、博研究生教育，就是艺术知识、能力迈向“学”的提升。但是，这两阶段之间是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关系：前者是艺术学生“从艺向学”必要基础；后者是艺术学生“因艺能学”重要升华。这样认识的原因在于：专科、本科有了扎实的技术技巧的基本训练，还不仅仅是学生的身体能力有了基础训练的完备，对于想要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而言，本科时代的基础训练，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迈向“学”的“感性”的大门和走向“逻辑”的“经验”的桥梁，这是艺术教育中研究生学习十分关键、基础性的一步。而艺术研究生如果“通一艺”进而在“知其然”基础上学习“知其所以然”，就要比艺术上的“白丁”容易得多。

但同时必须强调，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教育难点，往往在于从具体的“术”当中将他们熟悉的“术”的思维方式打开以及“术”的实践能力的突破，走出“一艺”的局限，将“术”作为他们迈向“学”的出发点。这就要求导师能够讲方法、会引导，针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因人施教”，在“术”与“学”之间，致力于技能与知识、感性与理性的融通。通俗来讲，这就是想清楚一些问题并付诸教育实践：研究生艺术教育“教什么”、“怎么教”？因为，“教什么”是“培养人才”的目标设定决定的；“怎么教”，是“教师方法”与“教学对象”决定的。我们在研究生艺术教育实践中时不时会发现，教师不知道如何教的尴尬，带研究生如同教本科生一般，画画、练琴、排戏、唱歌……一如大学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一般，没有本质的区别。

此外，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没有很好地区分培养目标，更没有把目标设定的不同体现在整个培养过程中。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学生一样课程、一般要求，结果是学术无“学”，专业不“专”。

理性审视艺术学门类下的美术学、设计学、戏剧与电影学、音乐与舞蹈学和艺术学理论5个一级艺术学科的建立、专业设置、课程搭建和学科框架里的人才培养，不难发现，艺术教育自身学理和艺术知识体系的传承、更迭、创新的办学研究，较之别的门类学科，还是相对薄弱、苍白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术”与“学”的相互关系、相互区别在研究生教育当中体现的不明确，在为不同方向的研究生设置的课程、培养人才过程的质量监控和中心所在不精心、不理性造成的。这就需要潜心研究，埋头耕耘，做好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否则，另立门户的艺术学，也有可能于惯性的运动、经验的依赖、无序的存在中陷入混乱，无法建立自己的学科品质与学理品格。尤其是在全国持续升温的“艺术教育办学热”的今天，在艺术学门类学科另立门户后，博士点、硕士点质量不齐、良莠莫辨、乱象丛生的今天，笔者呼吁理性开办艺术教育，讲求质量地开办研究生艺术教育。我们需要一个教育自省的大环境，就像艺术学自立门户需要一个文化自觉的大环境一样；我们也需要研究生艺术教育的自省意识，还需要质量意识、特色意识、内涵意识、个性意识，如同专业硕士和学术学士各有“术”与“学”侧重的需要一样，要有分类指导、区别发展的自觉意识。

艺术的研究生要有厚实的“学”的基础、理论能力；研究生的艺术，要充满创造性、创新能力，是“术”的顶端而不是基础。在研究生艺术教育当中，这可能是需要格外清醒的问题。因此，课程设计、过程监督和质量检验，都应该紧紧围绕这一认识来进行，仍然是“术”的精进淬炼，仍然是“学”的厚积薄发与推陈出新，这是艺术教育人才培养高级阶段的追求。

尽快制定“行业标准”，是艺术研究生教育的

当务之急

艺术学成为第13个门类学科后，但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期刊，仍然是“中文核心期刊”说了算；仍然是北大、南大、武大、社科各处的“权威标准”说了算。

艺术学已经成为门类学科，但是艺术办学立规矩、成方圆的学科基础还不具备。不是没有，是不被承认；不是无法制订，是不被接受。因为，艺术办学单位、艺术教育专家、艺术行业专家往往没有资格为自己制订标准。我们常常习惯于让那些在自己的专业里是权威，但在他所评审的对象面前知识准备往往不了解、甚至根本就是外行的所谓专家去评审、指导、臧否和裁决行业规范。

当前应该是让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和艺术教育管理者们为艺术教育制订办学规矩、绘制发展蓝图的时候了。所以应该从艺术研究生的办学标准、质量监控、人才尺度等方面入手，从教育部本科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入手，从全国艺术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开展，从艺术学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相关会议当中去积极开展工作，制定标准、规范行为、监控质量，让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