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用这种方法记忆历史知识,一旦牢记,即使若干年不复习,也不会被遗忘。
因为历史知识都是处在一个历史整体中的,我们要考试的大纲知识也在这个整体中,一旦识记住了知识整体,把准知识整体的脉络,再去记大纲要求的零散知识,就相当于拿折断一把筷子的劲儿去折一双筷子,简直游刃有余。
好的历史教师会指引学生先学习知识整体,再将这整体中的单个知识点个个击破。
很多的文科生会有这样的学习体会。那就是,我们学习了四五年的历史了,可是对于家乡的历史却仍不了解。只记得大纲上要求我们这样记忆,这样的历史知识,终归是从书本上来的,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太远,有的还很抽象,所以学起来会索然无味儿,所以,很多文科生的历史,从书本上来,最终又回到书本中去,只是应付应付考试,于生活无益,过后便不会形成历史知识在脑中的条件反射,学不学它,之于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改变,于是乎历史学便像书柜上的花瓶一样,美观而不实用了… …
其实,历史学并不是不实用,而是我们并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历史本就是一门十分智慧的学问。只是应试教育将历史学刻板化了!刻板化的应试教育,不仅麻木了学生,更麻木了历史教育、历史教师。
为了考试而背记的历史知识,永远没有用处,只怕一参加工作便彻底忘却了上学时所记忆的知识点,更别提将其应用到实际中去了。多数教师只是为了应试而让学生识记历史知识,这种知识除下拿来应考,别无它用,也不会被学生记忆的时间太长,更与社会实践无益,多显得有些浪费我们的脑细胞。
多数文科生学完历史学后,知道的全是些夸夸其谈的大历史观,至于说自己家族的历史,甚至于自己所在县、所在省的历史着实也没有学清楚,恰恰相反的是,这些历史恰恰离我们实际生活最近。这些离我们实际生活最近的有用的、有启发意义的历史,别说学生不清楚,恐怕教历史的老师也不尽然全知。给学生一瓢水的前提是自己得拥有一桶水,教育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必须在学生心中形成整体思考,整体记忆,除此之外,;历史教师如果想让学生明晰并对一个历史知识点记忆深刻,就必须用一系列的历史知识去诠释这个知识,只有教师懂得的多一些,学生了解过去的眼光才能更深邃些。如果让学生强行记忆的历史知识,离他(她)们的生活很远,那又怎么让历史学深入到学生心中并应用到学生生活领域?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课程实施过程是课程变革计划与班级或学校实际情况在课程目标、内容、方法、组织模式诸方面相互调整、改变与适应的过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一、和田地区教育现状
（一） 和田地区中学教育基本情况
和田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包括七县一市，共86个乡镇。
2009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和田地区有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为12.31万名，在校中学教师8539名，占新疆普通中学教师总数的7.86%，教师比例明显低于均数。
（二）和田地区中学教师学历水平远远低于自治区及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张泰琦的研究，和田地区初中专任教师本科学历有1858人，占总数的24.96%，专科5349人，占总数的71.87%，高中毕业235人，占总数的3.16%。新疆初中教师本科学历为40.04%，远远高于和田。
（三）和田地区中学教师来源匮乏
和田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自然环境差，经济欠发达，鲜有内地和北疆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充实；本地只有一个专科学院，毕业学生数量、专业有限。
二、和田地区中学历史教师访谈调研情况分析
2010年9――12月我们对和田地区和田县英阿瓦提乡中学、和田市浙江中学、和田市第四中学共10名历史教师作了深度访谈。
访谈1：阿老师，阿瓦提乡中学教师，女，维吾尔族，41岁，16年教龄，历史专业大专毕业。专职历史教师。
访谈2：艾老师，阿瓦提乡中学教师，男，维吾尔族，41岁，汉语大专毕业，非专职历史教师。
访谈3：迪老师， 阿瓦提乡中学教师，女，维吾尔族，27岁，历史专业大专毕业，专职历史教师。
访谈4：班老师， 和田县英阿瓦提乡中学，男，维吾尔族，29岁，政教专业大专毕业，非专职的历史教师。
访谈5：刘老师，和田市浙江中学教师，女，45岁，历史专业大专毕业，函授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专职历史教师。
访谈6：赵老师， 和田市第四中学支教教师，男，汉族，36岁，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
访谈7：张老师，和田市浙江中学教师，男汉族，51岁，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毕业，非专职的历史教师。
访谈8：刘老师， 和田市第四中学教师，男，汉族，44岁，中文函授本科毕业，中国近现代历史在职研究生，专职历史教师。
访谈9：马老师，和田市四中教师，女，维吾尔族，33岁，地理、历史专业大专毕业，历史自学本科学历，专职历史教师。
访谈10：阿老师，女，维吾尔族，36岁，地理专业大专毕业，非专职的历史教师。
调查问题主要从教师原始学历、专业、教授历史学科时间、对历史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解、对新课改的看法（意见、建议）、历史课堂教学新方法的运用、教师培训及其效果、未来专业发展构想等方面展开。
（一）访谈教师基本情况分析
1.教师学历普遍偏低
接受访谈的10名历史教师，6名是大专学历，4名是本科学历，其中3名本科学历是通过函授和自学的方式获得，专科占60%，本科学历占40%，且本科学历的含金量不高。
2. 教师初始专业非历史专业居多
10名被访谈对象中，所学专业与所教专业不对口的占总数的50%。
（二）教师对历史课程的理解
教师普遍认同历史学科的重要性，认同学生对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学习，有助于他们认识和理解现实，正确地面对现实社会的矛盾与复杂。
（三）教师对历史新课程改革的认识
1.改革开拓了学生的知识面，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2. 改革的不足之处是：新教材跳跃性大，内容简单，问题变难，评价采用开卷形式，学生忽视基础知识。
（四）教师培训工作存在问题
1. 被访教师只有2名参加过三至四次培训。
2. 教师培训时间短，一般为20―40天，教师无法通过培训学到系统的专业知识。
3. 培训课程的针对性、实用性不大，公共课目多。
结论
从访谈分析，和田地区新课程实施状况不容乐观：
教师专业水平较低，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方式传统，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新课程改革的实效性不高。
三、对和田地区历史新课程教学改进的构想
美国著名教师教育专家、霍姆斯小组成员古德莱德认为“学校若要变革进步，就需要有更好的教师。”
1.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
2009年新一轮对口援疆，教育援疆成为各地援疆的重要内容，将推进基础教育改革的进程。
2.加大实习支教有效性实践探索：国发[2003]19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实施“大学毕业生支援农村教育志愿者计划”……新疆教育厅2006年起在和田地区推行实习支教，支教学生带去了新课程改革理论和方法，促进了当地教师对新课程改革的理解和实践能力。
3.送培下乡、送教下乡
2010年始，新疆教育科研所、新疆师范大学等组织送教下乡、送培下乡活动，这些优秀教师高超的教学技艺和渗透新课程理念的教学方法将推动新课程改革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evelopment Path of History Graduate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in Research Teaching Perspective
SHAO K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Abstract Under continuous deepening reform of university teaching background， many universities research teach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and goal-oriented reform， professional history is no except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is innovative model， practice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istory teach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it is often a mere formality rather difficult to produce utility. Only the same time force from universit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ree levels， the formation of active benign interaction， can only reflect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research teaching will become possible.
Key words research teaching; history; practice teaching
1 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在研究型教学中的地位
历史学是典型文科专业，在其教学活动中存在诸多文科共性问题，如：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知识性课程较多，方法论的课程很少;教学手段单一，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多重科研而轻教学，教学内容陈旧等。这些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科专业所具有的通病，近些年来常常为学界所攻诘。毋庸置疑，在这种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下，人才培养质量很难保证，专业培养目标能否实现也极为堪忧。许多高校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通过推动教学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力图将研究型教学落到实处。总体看来，业已形成的规范性认识将“研究型教学”定位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要有课题（专题、问题），师生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二是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引导而学生自主钻研;三是实现知识的“内化”，通过体验，提升素质和能力。①
基于上述特点，很多高校围绕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探索和改革，其中课堂教学改革是主要发力点。从教学氛围的培育到学习兴趣的培养;从教学主体的互动到课堂效果的评价;从教学过程的优化到教学手段的更新，探讨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各高校管理者和相关研究学者，考古鉴今、兼收中西，形成了大量的极具智慧的研究和探索成果。相较而言，对于课外实践这一环节却长期疏于关照。古语有“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说，特别是对于历史这门偏于理论和知识的学科，更是需要注重实践，否则所谓研究型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型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精神，自主钻研、自主创新，这种能力的培养只通过课堂是很难实现的，实践环节不可或缺。人的能力总是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方能实现“知行合一”。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于听到的信息能记住25%，对于听且看到的信息能记住45%，而对于听到、看到且做过的事情则能记住70%。也就是说，虽然课堂有内外之分，但却不应割裂开来，唯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教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能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对于学生来讲，课外实践活动的实现形式是多元化的，比如参加甚至主持课题研究，或者自发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即便是做一些兼职也可视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但上述方式均有局限性，课题研究从目前来看对于本科生而言机会还是比较有限，而自发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兼职目的性不强且随意性很大，这都难以收到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见习、综合实习、毕业论文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专业的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的。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种认知大都停留在理念上，以致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落到实处，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按照培养大纲要求，历史学本科专业在课堂教学之余，还设置有固定时间安排的实习活动，包括课程见习和综合实习两个方面。课程见习，顾名思义是针对于特定课程所安排的实习，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一般要安排至少两天的单科实习。综合实习，又称为综合认识实习，即提供给学生一个较长时间（一般为7天）去校外开展实践活动。无论是课程见习还是综合实习，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开展田野调查，将文本知识与现场实况互为映证，使枯燥乏味的文字变为立体形象的鲜活材料，从情感上和学理上更为深刻地感受历史背景、认知历史事件，进而将所学知识与身处的社会、自然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化的体验。这样一种设置和安排，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的一个平台。这样一个平台如若搭建规范完备，就能够将合作性、问题性、实践性三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有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实习环节操作往往是流于形式，几无效果。析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传统教学理念的惯性作用，“重理论而轻实践”，高校管理层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和支持，比如实习经费安排比较低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课题、论文”至上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不愿意投入精力于实践教学;三是院系在运作中对于师生安全顾虑过重，往往简化甚至改变实习形式，当下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实习活动完全交由旅游公司打理，从而规避责任，但实践活动却变成了旅游观光。
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毕业论文写作，其设置的目的在于检验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科知识、思维能力等各种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将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学习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和水平。③但是近年来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有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废止这一规定，其原因就在于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论文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伤害了本科教育的形象。教育部曾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强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各高校也纷纷采取举措，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如进一步规范论文写作流程和制作要求，严格论文的考核和评估，加强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管理等。但从效果来看，似乎难尽如人意。就历史专业而言，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较低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一方面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知识体系掌握和理论观点介绍，而方法论课程设置较少，加之大学期间又鲜有机会参与科研活动、接触乃至写作科研论文，以致到大四阶段毕业论文写作时有手足无措之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也就很难形成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大四阶段正是学生面临择业的关键时刻，考研、找工作成为核心内容，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学生在重重压力下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投入过多时间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往往只是抽出几天时间就草草完成，其质量也就可见一斑了。
3 研究型教学导向下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与展望
研究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结合，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勇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④这就要求在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搭建一座桥梁，以问题为导向，在师生平等而又积极互动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而又自由的探索空间。
正如前文所述，课外实践的全面开展和落实，主体环境尚不成熟和完善，目前有效的着力点就是抓好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活动。若要做好这一方面，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合力。其一，高校层面。高等院校要自上而下重视实践教学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机制。在目前实习补贴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校可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免除师生后顾之忧;面对指导教师主动性不强的现状，高校可以将实践教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或者可以通过课题等方式给予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针对于历史学的专业特点，高校应该积极引导具有丰富考古经验或者田野调查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充实到指导教师队伍中来，以优化师资结构。在毕业论文工作方面，高校要采取有效举措严把质量关，还可以结合实际进行适当变通，如将时间安排至学生在校的大四第一学期全部完成。其二，教师层面。无论是校外实习活动还是毕业论文写作，都需要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互动，可以说实践教学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教师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以田野调查为例，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往往需要极为耐心和周全的准备工作。事先要有具体的运作方案，包括确定调查主题、遴选合适田野点、制定详细调查计划、准备充足经费、培训人员等方面都要面面俱到。调查期间，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好计划进展的节奏，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保护好师生的安全，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汇总和整理，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及后续的收尾工作。所以作为指导教师而言，既然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就要认真履行职责，不辱使命。其三，学生层面。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即使是方案和计划制定得非常完美，如果学生不积极参与进来，一切都只能是零。作为学生来说，应该珍惜每一次实践教学活动，积极走向田野与社会，确保教学“情境化”的生成。⑤在经费相对有限、实习环境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学生要“吃得苦、耐得烦”，配合实习方案组织实施，积极参与互动，更要在这其中树立主体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培养才干，增长见识，提升综合素质。
基金项目：湖南吉首大学教改项目（重点）“《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研究”（2011JSUJGA08）的成果
注释
① 董宇艳.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海导航（2001-2005督学撰写材料选编）[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6：310.
② 刘凡丰.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透视[J].高等教育研究，2003（1）：100-104.
其实，文科毕业生薪酬低于理科毕业生，并不是什么怪现象。旅美学者薛涌曾经撰文指出，根据“全美大学与雇主联合会”的数据，毕业生起薪最高的专业是化学工程、电器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金融等，文学、语言、历史等专业的学生，起薪远在其后。也就是说，文科毕业生薪酬较低，可能是个全球性的普遍情况。甚至我们高职、技校的毕业生，到工厂当技工，都比很多学文科的大学毕业生薪酬高。毕竟，理工科尤其是技术类专业，是直接应用于生产和财富创造的。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为同济大学在国内建筑院系中首创的本科专业，属建筑学一级学科中的新兴方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的再利用以及城市的更新，已成为21世纪建筑学的前沿领域。本专业为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急需专业。专业以建筑学的基本理论及技能为基础，要求学生系统掌握历史建筑与历史环境保护与再利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培养该领域一流的、具有特殊专长的专家和专业领导者。学生毕业后，可取得工学学士学位，并可与建筑学五年制毕业生一起经过升学考试继续攻读建筑学硕士学位。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音乐学院毕业的演唱、演奏、指挥、作曲系学生当然可以算是“专业音乐”人才,但音乐学系和大学音乐毕业生则只能算是“学者”,不是“专业音乐”家。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伯恩斯坦、马友友等人读完哈佛大学学位后,还跑去寇蒂斯、朱莉娅音乐学院进修演奏技巧。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提醒音乐教育界的决策者,在制定高等和专业音乐教育策略上分清学术、理论和技巧等不同领域、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依我个人之见,学作曲、演奏、演唱的用不着去念博士,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成为“大师”(Maestro);学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和理论分析的则需要攻读博士,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做“学者”、“教授”。本文所讨论的“专业音乐教育”,是指香港中学教育以上的音乐教育,包括大学音乐系,演艺学院里的音乐学院、私立音乐专科学校和私立音乐学院。
一、历史背景专业音乐教育在香港最初是以业余兼时形式出现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一些共产党员音乐工作者于1947年4月初在香港成立“中华音乐院”,院长由着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担任,但实际工作由从上海南下的赵和李凌负责,真正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党委。这所音乐院集中了为数颇多的音乐家任教,也培养了不少的学生,以声乐歌咏为主,电影音乐为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院的部份教师留港发展,大部份则北返大陆,成为中国内地的音乐干部。中华音乐院结束后,另一所夜间“以培养宗教音乐基本人才,促进圣乐布道工作”为宗旨的“基督教中国圣乐院”成立。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毕业的邵光于1950年在香港教育署立案注册“基督教中国圣乐院”为专科音乐学校。这所专科音乐学校于20世纪70年代中自置校舍,并改名为“香港音乐专科学院”,现以培养中级音乐人才为主,学生毕业后名继续深造进修,有的则返回东南亚国家工作。上述两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是在香港经济非常因难的时期成立的。
到了60年代初,德明书院和清华书院也先后建立了音乐系,前者只办了两年(1961~1963),后者则一直坚持到7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岭南书院(后升格为“学院”,再于1997年成为香港政府资助的“大学”)也办了一阵子音乐系,由于过于昂贵,于80年代初结束,部份教师与学生分别分配到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和新成立的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此外,香港联合音乐院和海燕艺术学院于1969年成立,前者以报考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在香港的公开考试为其主要招生来源,故就读学生不少;后者则难以为继,于90年代末结束。1975年成立的南方艺术学院,后改名为“黄自艺术学院”,现在事实上已变成个别教授的音乐“私塾”。与“官方”关系较密切的一批音乐界人士于1978年7月成立“香港音乐学院”,为不牟利并获慈善捐款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规模远较上述各“音乐院”和“艺术学院”为完善———在香港艺术中心租了近万英尺的地方,可收学生90名、雇用兼职教师20余名。这所音乐学院于1985年合并入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从上述音乐院、艺术学院和下文所叙述的大学音乐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看,香港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1.夜间上课的私立民间学校。2.私立专上学院、书院如清华书院、岭南书院的音乐系。3.香港政府资助的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音乐系、浸会大学的音乐及艺术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
中小学二级教师，毕业于湖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作为一名教师，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能够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积极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委、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运用科学发展观从事人民的教育事业。严格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八不准”》，没有参与有偿家教、体罚学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违背师德规范的行为。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类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认真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做到语言文明，举止端庄，礼貌待人，以身作则，并能用自己的品德言行来教育影响学生。
从事教学以来，他一直把历史教育当做一份事业来做。
历史教育具有其特殊性，古今中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使得历史具有极其丰富性。这也使得历史教育具有挑战性。黄洪老师，毕业于专业的历史学专业，虽然其是专业的历史学出身，但其深知自己知识储备的浅薄，所以在日常工作中，工作之余，不断的阅读，不断的汲取，使其历史知识的储备越来越丰富，并不断把所学到的知识，更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能接触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经开区举办的贯彻知识精神暨党史知识竞赛中，黄洪老师获得一等奖，并代表经开区去南昌参赛，并荣获三等奖。
在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的同时，不断专研教学。每节课都认真的备课，从来没有不备课上课的情况出现。课后积极的反思，不断反思上课的失与得，几年下来，光备课本，已经写下不少于二十本了。黄洪老师还积极的向前辈，老老师学习。拜历史老师陈老师为师，一有空就积极的听陈老师的课，积极的跟陈老师探讨教学。黄洪老师不仅仅听历史的课，其他科目，其他老师的课也是积极的去听，去学习，学习其他老师的长处。几年下来，听课本有厚厚的一摞。所以这几年下来，黄洪老师也有不错的教学成绩。他所教的班级的历史成绩，在本校里总是名列第一，在与南昌市的联考中也是名列前茅。而且连续三年带高三毕业班，其班上的学生已经有几十名本科生了。黄洪老师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教学方法。那就是研-备—精—练—思。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
另一方面教育部每年仅对各高校完成招生总计划有要求，对于文理类比例则完全由高校自己确定。各校自行确定文理招生比例时，特别是确定一些文理兼收的专业的文理招生比例时，文科计划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小。
文科计划偏少，而文科生数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减少，其直接结果就是文科考生录取大学理想难。对绝大多数文史类考生来说要进入相同层次的文科类学校的机会，远远小于同样程度的理工类考生，文史类招生的总体形势并不乐观。
院校进阶：成绩排名有高低，“门当户对”选大学
一般来说，文科生选报综合类大学的文科类专业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这类大学无论在文化氛围，还是在专业设置和师资力量方面，都更适合文科生。但是无论在哪个省区，对文科生来说报考综合类大学难度都很大，例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等，没有足够的分数都是不敢报的。
还有一类大学，虽然算不上综合类大学，但是其偏文的专业特色独树一帜，也不失为不错的选择。如政法类大学(公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财经类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语言类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师范类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这些大学的文科氛围还都是不错的。
但是，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有很多是高考成绩算不上“出类拔萃”，但也不是很差的文科生，按这类学生的成绩，他们是上不了名牌大学的，但是进一般大学又不甘心。例如在北京地区每年高招志愿填报时，文科考生就会发现，成绩排名一旦上不了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中财、外经贸、北外等文科考生的最佳选择，就觉得失去了选择目标。如果坚持选择偏文科类大学，就只能从市属大学中选择了。其实有许多以理工科见长的名校这些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为了提高大学层次，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综合型人才，已经开始向综合型方向发展。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近年来相继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外国语学院、法学院等。北京理工大学也设置了管理与经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外国语学院。这些大学的相关专业招收文科类考生或者文理兼收。而且，这些大学对这些文科类学院实行政策特别优惠的发展策略，专业发展势头迅速。由于这些大学理工科方面知名度的影响，每年都有一批文史类考生选择这类高校。
对于高考成绩排名相对偏低的考生，一般可以选择本省市所属的综合类或者偏文科类的大学。这些大学相对来说文科招生计划比较多，能满足大多数文科生的求学愿望。
专业进阶：文史类专业VS文理兼收类专鸡
如果对文科生可选择的专业进行细分，还可分为文史类专业和文理兼收类专业。虽说总体来说，招收文科考生的专业都对考生的语文、政治、史地等专业基础要求较高，但是其中的文史类专业(共9小类，哲学类、法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政治学类、社会学类、教育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类、历史学类、图书档案学类)应当是属于文科中的“文科”，或者叫做“纯文科”。对于偏重形象思维和感性思维的考生来说，比较适合选择这些“纯文科”专业。如果能在综合类大学学习这些专业，对文科生来说应当是非常好的选择。
“纯文科”就业的最大优势是拥有较好的文笔。但“纯文科”专业就业面比较窄。专职从事上述专业理论研究的岗位毕竟有限，而从前可以容纳较多毕业生就业的教师岗位目前除了农村和边远地区以外，也是人满为患。迫使大量的“纯文科”毕业生加入考公务员的大军，或者为了寻求暂时的出路先考研再说。
由于“纯文科”类专业的就业局限性，近年来高校的一些文理兼收专业也受到文科生的青睐。文理兼收专业在制定招生计划时候文科和理科的比例是已经确定了的，文科生要关注其中文科招生的数量。
文理兼收类大致分10个小类：
1.外国语言文学类：包括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朝鲜语等。
2.经济学类：包括会计学、金融学、财政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
3.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包括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
4.公共管理类：包括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
5.工商管理类：包括工商管理、旅游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
6.新闻传播类：包括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等。
7.中医学类：包括针灸推拿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医骨伤科学等。
8.药学：药学、中药学、药品营销等。
9.艺术类：包括音乐学、美术学、艺术设计、播音主持与艺术、摄影、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等。
10.体育类：包括竞技体育、体育健身与保安、运动训练等。
在上述文理兼收的10小类专业中，前6类专业在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科大学一般都可以找到。分数排名高的考生可以尽量选择综合性大学的文理兼收专业。
几乎所有学校都有英语专业，但不同学校的英语专业对考生成绩的要求差别很大。喜欢英语的高分考生可以考虑北外、上外等名牌语言类学校，或者名牌综合大学的英语专业。而一般考生则可以选择理工科大学或者省市所属地方大学的英语专业。小语种这些年也有些热门，但是考生要冷静。前些年由于部分小语种专业人才奇缺，造成供不应求的暂时假象。这几年招生增加，预计会显现饱和趋势，一些普通院校小语种毕业生未来就业也会越来越困难。
其中的经济学类专业是连续多年的热门专业，分数相对较高；另外有些经济类专业对数学有一定的要求，文科生需要注意。
管理科学和工程类专业是上述所有专业中最偏理科的专业，数学等科目好的文科生选择这些专业有一定优势。
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类专业几乎遍及所有高校，可以算是“普及”最快的一类专业。这是在前
些年全社会“管理热”的影响下产生的结果。这个专业学生报考公务员十分踊跃，但是公务员岗位毕竟有限，竞争十分激烈，使得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只能向企事业文员岗位去做努力。还有许多考生是怀揣“企业家”梦想走入这类专业的，但是到毕业才明白，缺乏企业工作实践的磨炼，只懂得一些管理理论知识距离成为企业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而且即便是工作几年之后，在同一企业同时参加工作的人员中，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与理工科毕业生相比，在竞争管理岗位上未必占优势。选择管理类专业的考生要慎重。
新闻传播类专业应当算是文科生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些年媒体出版业和广告业的发展非常快，媒体和广告互相促进，再加上互联网等各种新型媒体的发展，为新闻传播类专业提供了无限市场和商机。但是，开设这类专业的学校大都是起点较高的综合性大学或者专业的传媒大学，对分数要求较高。另外考生还要避免一个误区：新闻传媒类专业并不是“记者专业”，能当记者毕竟是少数。
中医和药学专业在文科招生与这两类专业受到中国的传统中医药的深远影响有关。研究中医药就要读古人原文，就要研究历史。因此需要具备文史功底的。据了解，许多选择中医药学校和专业的学生都或多或少受到家庭中有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影响。另外需要提醒考生的是，目前学习中医药的，也都要学习西医药，因此这类专业可能需要涉及到化学和生物学知识。
最后的两类，艺术类和体育类专业应当是与其他文史类专业有很大区别的两个类别。这两类专业对文化课要求相对较低，但是在艺术或者体育方面必须通过一定水平的测试。报考这两类专业的考生要关注当地高招办这方面发出的专门通知以及所报学校的特殊要求。
披沙沥金：解开同形异质专业的“遗传密”
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自己中意的专业，在不同的学校都有，怎样鉴别?特别是学校的层次也十分接近，怎样选择?在这里笔者推荐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通过高校专业发展的历史渊源进行判断。
出于以上前两点感受，我最先想到的是国内的现成资料，于是求助于国内学者。但资料查询结果难以令我满意，且因此生出更多疑惑和不解：第一，关于萧友梅在莱比锡大学的博士论文。在已出版的《萧友梅全集》、《萧友梅传》等权威资料中，虽有廖辅叔教授的译文，但对其论文德语文本的来龙去脉未加详述。遍查其他萧友梅研究文献，亦仅见其论文的德文标题被反复引用。论文原本何在?当时的主、副阅对其论文的具体评价是什么?第二，萧友梅留学德国莱比锡期间具体生活及学习的原始资料严重缺乏，唯有这份新发现的《成绩报告及理由书》描述了一个大致轮廓，但具体情况究竟如何?第三，查迄今有关资料文献，未发现论及其毕业的原始资料，却一致认为萧友梅于1916年7月答辩后即被莱比锡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而这并不合德国学制体例。《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也说：“将论文印本二百部呈缴大学，方得正式领凭。”这是一个见到毕业文凭即可解决的问题，但文凭何在?
缘于此，我就把目光直接投向了莱比锡大学，德国人向来擅长完整地保存历史资料，希望在这所萧友梅当年就读的大学可以有所收获和新的发现。果然，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在莱比锡大学分两次搜寻到了萧友梅在哲学系就读期间的原始材料，共计五个类别18页。
新现史料及其释读
新发现的这些史料多数为手写或在印制好的表格内手写填充，少数为印制或用打字机填打；所用语言，绝大多数是德语，一小部分为拉丁语，个别地方出现汉语、英语和日语拼音。这些文件在以往的国内外萧友梅研究文献中未见提及或引用，应该是首次发现，计有：
(1)1913年4月―1916年7月萧友梅每学期缴纳学费的单据，共3页。
(2)1913年4月入学和1915年5月更改专业时的注册登记表，共2页。
(3)1916年6月27日，大学正式接受萧友梅提交论文的确认文件，标志其正式进入论文评阅和考试程序。其附件包括1916年7月26日前数周，Riemann与Conrady就萧友梅口试事宜分别致副校长的亲笔函件、萧友梅亲笔简历、1916年7月26日口试现场Riemann、Conradv和Weule三位主考的考试记录，以及考试委员会对最后分数的正式确认等附件，共8页。
(4)1916年6月27日后至1917年2月1日，Riemann与Conrady对萧友梅博士论文的亲笔评语、考试委员会对论文分数的正式确认，以及所有相关人员的签名，共3页。
(5)1919年10月22日，莱比锡大学向萧友梅颁发的博士证书及附件，共2页。
现将这些史料重要部分逐项释读如下：
(一)缴费单据
缴费单据共三个单页，是印制好的表格形式。其中首页上填充的内容有：姓名、系别、出生地、证件号码、注册日期、住址及离校日期。后两页上因写有“续前”字样。则仅有姓名。从字体判断。以上内容均为萧友梅自行填写，三页皆有的是缴费记录。各项具体内容简述如下：
*姓名按照德国习惯写成“Hsiao，Yiumei”，Hsiao后面的逗号表示“Hsiao”是姓，而其后的是名。此处没有像在简历或证书中那样正式地把他的字Chopin(雪朋)也写上。
*出生地和系别分别填“广东”和“哲学”。
*证件号之后有两个号码：“638／674”；注册日期后也有两个时间：“17／4．13／15／5．15”，从墨迹上不难看出是分两次填写。其中638和17／4．13是萧友梅于1913年4月17日最初以教育科为主科的注册号与日期，674和15／5．15则是他于两年后的1915年5月15日将主科改为乐学及音乐史再次注册时的号码与日期。至于改科原因，《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有详细说明。
*至于住址，也同样变更过一次，最初是“RudolMr．6 III”，后改为“Schlegelstr．9 I”。
*所填离校日期为“1／8．16”，即1916年8月1日。
*三页单据上共有7次缴费记录，分别为：“13”年计104．5；“13／14”年计48；“14”年计53；“14／15”年计35；“15”年计33；“15／16”年计19；1916年计46。德国大学学制，一年分为两个学期。例如这里13表示1913年的夏季学期(理论上从4月1日至9月30日，包含假期在内。上课时间一般从4月至7月)；13／14则表示跨越1913和1914年的冬季学期(理论上从10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包含假期在内，上课时间一般从10月至次年2月)。当时德国的货币为帝国马克(Reichsmark)。这样一共是7个学期共计338．5帝国马克。其实，当时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对读博士的学费有个框架规定，即“三学期毕业者至少200帝国马克，余者在300帝国马克之数”，故338．5帝国马克可以说属于正常。而这仅仅是学费，查当时哲学系规章，得知每位博士候选人从注册到毕业的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费用需交纳，例如在提出论文并进入评阅和考试程序前即付80(且“无论结果如何而不得索还”)、论文主副阅各30、口试主考每人15等。
(二)注册登记表
注册登记表上的主要内容是：姓名、出生地、国籍、出生日期、中学毕业种类、注册日期、注册号、系别、住址、父亲状况、父亲住址、、以往就读过的大学、休学记录等(见彩色插页)。可以看出，两张注册登记表的内容均为萧友梅亲自填写。
*第一张上的注册日期是1913年4月17日，注册号为638；第二张上则分别为1915年5月15日和674号。此处可以印证萧友梅在《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之“遂改报乐学及音乐史为主科”的叙述。主要专业改变，故学号也随之改变。
*父亲状况填为“Lehrer。Yü-Tscheng”，即“教师，煜增”；住址则简单写成“中国，广东”。
*1913年的登记表上，一栏空白，而1915年的表上则填为“孔教”。
*1913年的表上，以往就读的大学只有“东京”，而1915年的表上多了“莱比锡”，应该指此时他即将毕业的莱比锡音乐学院而言。
*从两张表上所填并几次更新的地址可以看出，萧友梅自1913年4月至1915年5月，共搬家四次、先后有五个住址。
(三)确认文件及其附件
这是一份极其正式的确认文件。是在印制好的行文上用打字机填打了萧友梅的个人资料。由副校长Herglotz签发，日期为“27．Juni 1916”，即1916年6月27日，与萧友梅在《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所述“论文于民国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提出”吻合。据此确认件，哲学系才可以正式接受萧友梅提出的论文并为其指定主阅与副阅。
*确认件中萧友梅的名字被打写为“Chopin Hsiao-Yui-mei”，参照本次发现的其他史料可知，其中“Yui”应为“Yiu”之误。
*出生地原先打出的是“in KantonfChinal”，即“(中国)广东”，萧自己的笔迹在in和Kanton之间加上了“Hsiang-shah，Prov．”，连起来即“(中国)广东省香山”。
*萧友梅在这里填报的住址，与他在5月份的又不同，为“Schlegelstr．2”，并注明为“pt．”，即postalisch(通信地址)。换句话说，这仅是一个接收邮件的地址，很可能是萧友梅为了在他考试完毕离开莱比锡后仍然能够保持和大学的联系而使用的某个朋友的地址。查他之前的五个地址中，有一个地址注明为Pension(家庭旅舍)。家庭旅舍通常为有多余房间的德国家庭所开，价格低于正规旅馆而高于自己租赁房子。因家具器物等都配备妥善，还有可能提供两餐或三餐，所以家庭旅舍尤其成为外来游客短期居住的理想场所。在本次发现史料中出现的萧友梅的总共六个地址中，有两个地址同在Schlegelstr，(木槌大街)，这两个地址至今尚存，位于当时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址西南约两公里处；其他四个地址今天则连街名都不复存在了。
*论文标题“Eine 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üiber das chinesische Orchester biszum 17．Jahrhundert”，直译即《至17世纪的中同管弦乐队之历史研究》，是本次新史料中首次出现其论文标题的地方。遗憾的是，本次在莱比锡大学没有寻获其论文文本。
*确认件内指定“Riemann”和“Conrady”两位教授，即里曼和孔拉底，对论出评判。
*文件中也确认了“费用业已缴纳”，应该是指前文所述“无论结果如何而不得索还”的那80帝国马克。
*确认件最后有两点注释，其一说明了评阅博士论文的四个等级(参见表1)；其二确认了口试科目为音乐学、人类文化学、汉语。
作为附件的萧友梅亲笔简历，概括了他从出生到1916年7月尤其是在学术上的简要经历(见彩色插页)。一直到今天，这种简历都是最后获得博士文凭所必须填报的重要材料之一。现在的一般做法则是在答辩合格后，将此简历作为博士论文的最后一个附录和论文一起正式印行。这份用德语写成的简历，分为两个大的段落，工整地布局在一张纸上：行文流畅，笔体大方而秀美；整篇简历中不见任何涂抹、改动的痕迹。现将该简历完整翻译如下：
简 历
我，雪朋萧友梅，1884年1月7日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父萧煜增乃教师，友梅之汉学知识则启蒙于父之家馆。其后五年(14至19周岁)，学于广州之中式中学并自此毕业。友梅之学术研究始于日本，于东京高等专科及大学学习六年，终自文科大学考试毕业。其后，于1910年夏回中国并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文科硕士”)，次年又过得以在京师供职之第二次国家考试。既过二次考试，遂于学部任视学。1912年，革命后，新政府乃命友梅为总统府秘书；同年抵德(柏林)，旨在学习德语及科学，其中首要者乃音乐也。1913年3月27至1915年7月30日，友梅就学于莱不齐府王立音乐学校，终以二等乙之成绩毕业。自1913年复活节起在莱不齐大学习乐学、人类学及哲学三科。
期间，友梅修所有先生之讲座并参与练习。授课之先生均为博士，乃贝格尔曼、布拉恩、迪特里希、歌茨、梅茨格、冯・厄廷恩、普鲁弗、里门、佘龄、施密特、史怕冷格、弗尔凯特、事雷、冯特。所有先生，尤里门及佘龄两教授，尽其职责，友梅自怀感激。
*“文科大学”：原文是日文拼音Bun-ka-dai-gaku，并在括号中用英语College of Literature(文学学院)加以解释。但原文里日语和英语所表达的意思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日语“bun-ka”的意思是“文化”(相当于英语的culture)，而英语“literature”的意思是“文学”(相当于日语的bun-gaku)。查阅了明治四十二年(1909)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颁发给他的毕业证书，知道他最后是于文科大学通过了英语语言文学的考试而毕业。这恰好对应College of Literature。
*为了使德国人更准确地理解他在中国参加的两次考试，萧友梅在原文中使用了“Staatsexamen”(国家考试)这个在德国家喻户晓的概念。德国的Staatsexamen是指师范类各专业以及法律、医学等专业学生在独立工作前必须通过的两次由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即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家考试。其中，daserste Staatsexamen(第一次国家考试)是指得以大学毕业并获得文科或理科硕士学位的部级考试。那些通过了第一次国家考试而得以毕业的人，在其后的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只能以助理的身份工作。然后，他们须参加das zweite Staatsexamen(第二次国家考试)，通过者方可独立行事。
*“学部”在原文中用了Kulturministerium(文化部)一词，因为德国传统上没有单独的“学部”或“教育部”，教育、科研等在历史上分属文化部所管。现在该部一般称Ministerium für Wissenschaft,Forschung und Kunst(科学、研究及艺术部)。
*授课者名单中“事雷”的原文为Weule，按其发音今译为“韦乌勒”。据本次发现的史料，此人是参加萧友梅口试答辩的三个教授之一，主考人类文化学。若按照萧友梅在《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所写：“李门教授问乐学，史怕冷格教授问教育史，事雷教授问人类学”推断，“事雷”和Weule则应该是同一 人。但“事雷”既不是Weule的音译，又非意译。至于萧友梅为何称Weule为“事雷”，笔者目前尚无法解释。
口试记录是1916年7月26日口试过程和打分的原始记录，记录纸上端已用打字机打好"Chopin Hsiao-Yiu-mei，Mtindliche Prtifung：Mittwoch，den 26．Juli 1916．"字样，即“雪朋萧友梅，1916年7月26日，星期三，口试”。
*从记录顺序来看，里曼先问了“乐学”一科，打分为“2”。孔拉底接着问“汉语”一科，内容涉及《诗经》、中国音乐的起源、中国文化史等，打分为“II”；韦乌勒最后问“人类文化学”，涉及中国及东南亚的佛教、经济发展等，认为萧友梅“所知者多而弱于表达”，打分为“III”。
*1916年7月28日，由副校长签署并确认“据此以Ⅱ分之成绩通过口试”。
(四)论文评语
先来说明一下德国大学对论文和口试答辩的评分系统，这是准确理解萧友梅在莱比锡王立音乐学院和莱比锡大学考试成绩的必要前提。这个评分系统的基本原则是在及格以上分为四个等级，从最高分到刚刚及格依次为1、2、3、4分。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相当复杂的分数系统。实际操作时，例如对应2分时很多情况下不是直接给2分而是给1．7或2．3分，以区别同在2分这个层面上更小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萧友梅在莱比锡王立音乐学院得到过“二等甲”或“IIb”这样的分数。以上仅是卷面的分数。当把这些分数写入成绩单和毕业证书时。还会再有一到两次转换。例如，如果卷面上给了2分，那么在证书上一般不会出现2分字样，而是用拉丁语admodum laudabilis或者magna cum laude来表示这个分数，并同时在注释或附件中用相应的德语词汇说明这个拉丁语的含义；或者反过来。用德语表示分数而用拉丁语说明德语的含义。说这个系统复杂，还在于分数(阿拉伯数字或罗马数字)总是绝对的，而用来描述分数的语言却是相对的。例如对应1、2、3、4分，可以用a：优秀、很好、好、及格来描述，也可以用b：很好、好、满意、及格来描述。这时如果仅看语言描述。那么a里面的二等在b里面就变成了一等。以下表格汇总了最常见的两种卷面分数及其对应的拉丁语和德语的语言描述，并附汉译以帮助理解。其中粗分的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以及标准语言描述1为萧友梅在莱比锡大学期间考试中明文所见的分数系统。
*作为论文主阅，里曼教授的评语不足二百字，用今天的标准看实在过于简练。里曼打出的分数是“Ⅲ”，评语和分数后并没有注明日期。因正式进入论文评阅和考试程序的日期是1916年6月27日，故里曼的评语应在该日之后；按《成绩报告及理由书》所述，则应“至七月十七日阅毕”。当时的有关章程即规定，只有论文及格的情况下，才能进入口试答辩，而论文是否及格，要看主阅和副阅的共同分数；但副阅孔拉底教授的评语和分数是在萧友梅答辩之后的1917年1月21日才出具，严格说来已是不合规章。所以，有理由相信里曼的评语和分数在答辩之前就已正式写出并得到了孔拉底对论文的至少口头上认可，萧友梅也说孔教授“略阅一遍，即云论文及格有余”，这样萧友梅在缺少一项论文分数的情况下仍然得以进人口试阶段。在今天的大学里则很难想象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比起里曼来，孔拉底的评语可谓洋洋洒洒，他从一个汉学家的角度对论文从汉学和史学的角度进行了评析，共写了近1500字。孔拉底给出的分数也是“Ⅲ”，并写明日期为“21．I．1917”，即1917年1月21日。孔拉底对论文中的某些章节并不满意，故此在给过分数之后又加了一句：“我标出的部分应予重写”。在这个下面是正式确认论文分数并准予进入口试的批注，译为：“据此以3分之成绩接受论文并准予口试申请”。再往下是副校长于1917年1月22日的签字和其他九人的签字，签字后注明日期最晚者是1917年2月1日，但从顺序上看这极有可能不是最后的日期，因为很多签字后没有注明时间。
(五)博士证书及附件
这两份材料都标有明确的日期，均为1919年10月22日，也就是萧友梅正式获得博士证书的日子。其中附件为正式毕业证提供了姓名、出生地、论文名称、口试时间等具体资料，从字迹看应为萧友梅亲笔。博士证书则是非常漂亮的印刷体印制(见彩色插页)，全文译为：
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因广东省香山萧友梅先生所撰成绩为好的博士论文《至17世纪的中国管弦乐队之历史研究》及以成绩为很好而通过的口试答辩，以此证书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
莱比锡，1919年10月22日
系主任签字
副校长签字
“成绩为好”的论文和“成绩为很好”的口试答辩，与前述论文得分“3”和口试得分“II”完全吻合。
对旧有资料的补充或修正
(一)《成绩报告及理由书》
如开篇所述，《成绩报告及理由书》是引起本文的一个契机，而新发现的这部分史料对于印证和解释萧友梅在《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的叙述尤为重要。故以下首先从史料和经验出发，以《人民音乐》上刊印的该文为蓝本，按其10个自然段的划分，对该如下补充说明：
1．第一自然段“友梅……评点一等”
*“索逊”是Saehsen的译名，今译为萨克森，当时是王国，今天是联邦州，位于德国东部，“二战”后至两德合并前归属东德。当时的“索逊王”是Friedrieh August III(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三世)，1904―1918年在位。
*Leipzig旧译“来不齐”，今译莱比锡，在当时和现在都是萨克森仅次于Dresden(德累斯顿)的第二大城市。
*“王立大学”非大学的正式名称，当时和今天大学的正式名称都是UniversitatLeipzig(莱比锡大学)，并无“王立”字样。“王立音乐学校”(今译王立音乐学院)原文的正确拼法是K／Snigliches Konservatorium derMusik。
*“二等甲”显然是前文所述评分系统中的IIa之汉译。然若按本次新发现的萧友梅亲笔简历，则是“lib”(二等乙)。二者必有一误，只有待见到成绩单原件方可有定论。
2．第二自然段“毕业……另纸开列”
*“凡应考者须报主科一、副科二”这种主副科搭配的学习和考试模式，现今在博士阶段已经不复应用，而成为今天文化和社会科学各科取得硕士学位的典型方式。
*“乐学”德语的正确拼写是Musikwis―senschaft。
*“口述试验”对应的德语是mtindliehe(口)Prtifung(试)。“试验”一词实际上是表达“考试”之意的日语汉字，此处可见日文对萧 友梅有一定影响。
3.第三自然段“友梅……admodum landabils”
*“《中国乐队史至清初止》”显然是作者本人的意译。括号里的德文标题拼写与该文其他有外文处一样存在很多错误，不难看出，大致是由于不谙外语之人在排版时对德语手写体误读所致。论文标题的正确写法为：Eine geschichtlicheUntersuchung über das chinesische Orchester biszum 17.Jahrhundert，很多以往的研究文献，在涉及原文标题时都有拼写或在大、小写方面的错误。而迄今为止，关于萧友梅的研究文献在引用该论文标题时，通常使用廖辅叔教授的译法，即《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但细加推敲，这个译题有欠准确。理由之一，若严格按照德语标题翻译，该论文题目应为《至17世纪的中国管弦乐队之历史研究》。其中之关键在于：按照德语“bis zim17．Jahrhundert”的意思，17世纪(1600―1699)应当包含在所研究的内容之内：如果译成“17世纪以前”，则显然把研究内容的上限划在了1599年，比起德语的含义少了100年。理由之二，萧友梅自己命名的《中国乐队史至清初止》则符合德语标题的含义。清建国于1616年，初称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1644年人关。故“至清初止”和“至17世纪”在时间上是吻合的。理由之三，查阅廖辅叔教授所译萧友梅论文文本，可以看出论文从内容上确实涉及了17世纪的或清初的乐队和乐器史。
*博士论文由两个教授评阅，一直到今天都在这样执行。正、副阅的德语正确拼写分别为Referent和Coreferent；李教授与佘教授名字的正确拼写分别为Riemann和Sehering。“佘教授有兵役未能如期返校”在当时完全正常：1916年是一次大战打得正为激烈的时候，而莱比锡大学师生的参战热情在整个德国的大学中是最为高涨的。当然其损失也惨重：共有1370名学生和26名教职人员战死。
*论文“六月二十七日提出……至七月十七日阅毕”，在今天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速度，现在各大学的标准一般是60天内阅毕。速度快和当时莱比锡大学博士毕业生数量庞大有直接关系。以哲学系为例：从萧友梅入学的1912年到他正式获得毕业证书的1919年共八年时间里，每年约有20名教授的师资，共毕业了955名博士，即平均每年有近120人通过论文评阅和答辩。其中1916年59人、1919年105人，萧友梅被算入哪一年不得而知。
*“admodum landabils”的正确拼写为admodum laudabilis，相当于Ⅱ分。但此处的记述与史实不符，因为据本次新发现的原始评阅记录和毕业文凭，里曼教授所给分数非常明确是“Ⅲ”分，对应的拉丁语和德语分别为laudabilis和gut(见表1)。
4．第四自然段“论文……故也”
*“史怕冷格”的原文是Spranger，今译施普朗格。“事雷”则应是Weule(韦乌勒)教授。但如前文所述，这个名字译得颇为费解。
*口试评语“Magna Cure lande”的正确拼写为magna cum laude，即“Ⅱ”分，与口试原始记录及毕业文凭相符。
*论文评语“Admodum landabilis”拼写仍有错误，正确拼写见上文。
*因“翌日全国报章，即遍载此事”，所以我就近查阅了两份报纸从1916年7月27至8月31日的全部版面：一份是在莱比锡发行的Leipziger Illustrierte Zeitung(《莱比锡画报》)、另一份是在斯图加特发行的StuttgarterZeitung(《斯图加特日报》)，均未发现有关报道。此外，在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地的其他报纸上刊载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待日后查询若有所发现将再撰文报道。
5．第五自然段“考试……情形也”
*“斯天些士音乐学校”德语的正确拼写为Stern’sches Konservatorium der Musik。
*“至腊月底……论文尚在孔教授处”的记述和本次发现史料中孔拉底于1月21日对论文的批阅在时间上虽有数天差距。但考虑到副校长向孔询问、复函以及战争期间函件从莱比锡到柏林的路途等因素，这数天差距均在情理之中。
*“将论文印本二百部呈缴大学，方得正式领凭”，其中“凭”指博士文凭。这个规矩至今都在一丝不苟地执行，只是在出版形式和印行数量上有所不同；且同样明文规定：只有得到正式文凭后方可使用博士头衔。
*从本段记述来看，似乎萧友梅当时只有这唯一的一本论文原稿。故此再三催促大学返还以便付印。考虑到当时的技术状况，也完全合理。至于这本论文原稿何时返还的?何时付印的?有没有付印等问题，在未发现进一步的史料之前都难以下结论。之所以怀疑有没有付印，是因为本次发现的毕业文凭类史料中对“论文印本二百部”的下落并无任何记载，且在大学里的可能收藏之处也没能找到论文原文。难道当时因为什么原因真的就没有付印，而唯一的一本原文被带回国，即1989年廖辅叔教授翻译的那一本?
6．第六、七、八自然段“至于……搜集材料”
*“哀悼引”的德语正确拼写是Trauermusik，现在一般译为丧礼音乐。
*“理想小曲”的原文“muentior”放在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里都不对，疑为意大利语Minuetto或德语Menuett之误。
*二、三、四声的赋格曲，所给原文本身是简化的写法，有拼写错误。“赋格曲”的正确拼写为Fuga，“声”的正确拼写是voice。
*“平和大乐”的德语正确拼写为Friedenssymphonie。
*“对位法”的德语正确拼写为Kontrapunkt。
7．第九自然段“此六种……核办”
*大学讲师之职的德语正确拼写为habilitatus。
*“通俗大学(或名国民高等学校)”，即Volkshochschule，这种学校形式至今仍有，类似于国内的成人业余大学。
*“科学戏”，即Wissenschaftstheater，是科学和戏剧的结合，目的是用艺术的形式表现科学内容。这种戏剧形式至今尚存，尤其在各类学校中。
8．第十自然段“在莱府……数次”
*“Mensuial”的正确拼写为mensural，是Mensuralnotation即有量音符记谱法的前半部分，意为“量”。
*莫扎特的歌剧“Figars”的正确拼写为Figaros，即Figaros Hochzeit(《费加罗的婚礼》)的简称。
(二)课程清单和成绩与操行证书
关于在莱比锡大学所修课程，萧友梅在 《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列出了一份有四十项内容的清单。其实这份清单在萧友梅历史和研究资料中并非第一次出现：据说在萧友梅的遗物中就有一张德文打字的课程清单。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有幸得到国内转来的两张电子图片，原件均属萧友梅遗物：一张就是上述德文打字的课程清单；另一张虽然标记的汉语名称是“1913-15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证书”，但观其内容则是莱比锡大学颁发的成绩与操行证书，且和上述课程清单应有直接关联。迄今并未见有此证书的汉译，故现将该证书完整翻译如下：
莱比锡大学
校长及校评议会
通过此学习和操行证书证明
出生于中国广东的萧友梅先生作为哲学系学生，自1913年4月17日至1915年4月15日、继而自1915年5月15日以来在本大学注册，其间未发现其有不良品行。
此外，该生在本大学修习了如附件所列之课程。该生已表示，愿意在本大学继续注册。
以下大学印鉴及经手人签字
1916年6月5日，于莱比锡
印鉴 校长签字 大学法官签字
*证书中将萧友梅的学习时间分为两段，是因为他中间改过一次主修专业。关于此点，新发现史料中的注册记录即提供了详细证据。
*证书中提到他修习了“如附件所列之课程”，而上述课程清单很可能就是这份附件。这份课程清单上并未写有萧友梅的名字，也就是说如果这份清单是单独存在的，并不能足以证明是萧友梅上过的课程。而如果该清单是此证书的一部分，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尽管证书中说萧友梅“愿意在本大学继续注册”，但据新发现的缴费和注册记录，他1916年夏季学期后并没有继续注册，而是于1916年8月1日正式离校。
*在本次发现的注册登记表上，除了有两个不同的注册号之外，在两张表上都有一个相同的档案号285；在本成绩与操行证书的左下角此号码则再次出现。
若将《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所修之讲义”与萧友梅遗物中的课程清单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并不完全相同。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翻译上的差别。对应同样的德语，当时通行的(或萧友梅自己特有的)汉译与今天通行的汉译有所不同。例如Ubung萧友梅译成“实习”，而今天通译为“练习”：Seminar萧友梅写成“研究科”，而今天通译为“讨论课”。(2)《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一些课程名称是基于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而非基于对课程正式名称的翻译。例如，课程清单中的“Ludwigvan Beethoven”若直译就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并看不出关于生平还是作品；而在《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将名称定为“乐经家Beethoven传”，由此可以推断当时上课内容是侧重生平而非作品。(3)出于某种原因，例如可能由于所修课程和音乐没有太大关联或者没有完整地听课，在《成绩报告及理由书》和遗物课程清单里并没有开列所有曾经听过的课程。在本次发现的简历中萧友梅列出了14位授课教师的名字，其中的冯・厄廷恩(v．Oettingen)并不在遗物课程清单教师之列。查莱比锡大学校史，当时只有一个教师叫v．Oettingen，是物理学教授，在莱比锡大学执教温度和热变化专业。但此人同时也是德国社会物理学派的先驱，1874年的时候就出版了一本社会物理学著作《道德统计》。而萧友梅所修课程中，就有一门“道德统计与教化统计”。所以可以推断，萧友梅很可能是通过这一门课知道了v．Oettingen就在本大学后，去听过他的物理课或专题讲座，但由于不属于其博士课程范围，故在课程清单里没有体现。
萧友梅遗物中的课程清单用德语写成，按学期顺序排列。《成绩报告及理由书》中所列课程虽为汉语，但却不完全是德语课程的严格翻译，排列并不完全按学期顺序。因此有必要将这两份东西对照起来看一下并给出一个严格而确切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