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审计论文篇（1）

一、债务重组审计的特征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中对债务重组的定义为：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新准则强调了债务人处于财务困难的前提条件，并突出了债权人做出让步的实质条件，排除了债务人不处于财务困难条件下等的债务重组事项，如在债务人发生困难时，债权人同意债务人用库存商品抵偿到期债务，且不调整偿还的金额和时间，实质上债权人并未做出让步，则不属于债务重组。因此，对债务重组的审计有别于对其他会计要素的审计。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债务重组审计目标具有交叉性

债务重组审计目标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审查债务重组的会计记录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审查债务重组的确认是否符合真实；公允价值的运用是否正确；债务人和债权人的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3、审查债务重组所涉及的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情况在财务报告中的分类列示的合规性和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恰当性等。

（二）债务重组审计风险具有特殊性

一般来说，客户经营业务越复杂，其固有风险越高，因而对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提出的要求也越高。修订后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所涉及定义的不同、债务重组方式的整合、债务人和债权人的会计处理的变化还有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等新规定，对我国广大会计审计工作者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同时增加了会计责任的风险。因此，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债务重组审计的各种测试程序中，应始终保持高度的职业谨慎态度，努力提高风险意识，以便对客户相关债务重组会计处理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正确性做出结论，并就其对客户整体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发表审计意见。

二、对债务重组审计的几点思考

针对债务重组审计的以上特征，注册会计师在具体操作时，应在熟悉各种法规、准则的基础上，善于思考，并合理应用各种审计技巧，顺利完成审计目标。

（一）适当引入审计风险模型

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一种风险高、责任重的职业，针对债务重组的特殊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审计环境，注册会计师应当注意合理规避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应评估债务重组交易的固有风险是否为高水平的；注册会计师应评估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注册会计师应合理确定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水平。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该水平不令人满意，或债务重组业务在客户全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概率很小，注册会计师可以采用详查法对债务重组业务进行审计。

（二）重视债务重组中公允价值的使用影响

注册会计师应审阅债务重组业务有关的协议、合同、票据以及其他有关文件，以判断债务重组会计处理的正确性。特别地，对涉及关联交易的债务重组，注册会计师应尤为重视，因为关联方交易中交易价格的选择带有很大的弹性。因此，注册会计师对关联双方的债务重组的审计应采取详查的方式，以降低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应在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基础上，对关联方之间债务重组中存在的弄虚作假的欺诈行为予以披露，有效防止公允价值被滥用而产生严重的利润操纵问题，以保证债务重组中公允价值的有效使用。

债务审计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9-0069-05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审计治理与投资者保护：机制、效应及其评价”（13YJC790121）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一、引言

Jensen和Meckling（1976）以及Myers（1977）等学者研究认为，由于企业债权人与管理当局之间利益不一致，且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管理当局会侵占债权人的利益，产生债务成本，降低企业价值。Spengupta（1998）和Yu（2003）的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和资金成本之间存在相关性，投资人会通过提高资金成本的方式补偿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风险。

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作为企业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组成部分，是维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确定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是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客观可靠的财务信息是企业外部债权人做出决策、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独立审计能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也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机制。目前关于独立审计与债务成本的实证研究较多，如李海燕和历夫宁（2008），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高雷、戴勇和张杰（2010）等，但关于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的实证研究较少，而且鲜有将内部控制、外部审计与债务成本三者联系起来的研究。目前的相关研究也基本是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而针对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较少。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信贷向成长性较好的中小企业倾斜。那么，金融机构在设置债务契约条件时，是否考虑了中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审计质量所传递的信号呢？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我国深交所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并且考察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相关性的影响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与债权人保护

杨雄胜（2011）将内部控制定义为“运用专门手段、工具及方法，防范与遏制非我与损我，保护与促进自我与益我的系统化制度”。内部控制作为实现权力制衡的基本措施，可以降低企业内部人员随机错报的可能性以及机会主义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从而提高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魏明海等，2007）。Doyle等（2007）的研究发现，完善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增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减少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透明度，有利于投资者做出理性决策。Bushman和Smith（2003）认为，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增加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增强了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约束，能够减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即降低成本。Ogneva等（2007）的理论分析认为，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会使得会计信息质量较低，因而投资者的信息风险增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也往往意味着公司总体管理控制较弱，因而公司经营风险增加；无论是信息风险的增加还是经营风险的增加，都会导致权益资本成本提高。但Ogneva等（2007）的实证检验结果没有支持上述理论预测，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公司的重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不具有信息含量。

我国上交所和深交所于2006年先后颁布并实施了各自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财政部等五部委于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于2010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至此，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近几年，我国学者关于内部控制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作用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在对股权投资者的保护上，直接研究对债权人保护的较少（李晓慧、杨子萱，2013）。

国内学者杨德明和冯晓（2011）利用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内部控制质量与银行债务契约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能获得相对更多的长期贷款并且贷款的期限也更长，但这种情况仅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成立，而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并不明显。李晓慧和杨子萱（2013）以2010―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与债权人保护的关系，发现当借款人拥有较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时，债权人能够感知到更多的保护信号，选择的债务契约条件更为宽松，表现为偏好更多的债务资本、更长的债务期限和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

基于内部控制能够增强财务报告可靠性，我们可以合理推断，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向外界传递企业财务报告真实可靠以及经营高效的良好信号，债权人会根据此信号相应设置或修改债务契约条款，保护自身利益，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务成本负相关。

（二）外部审计与债权人保护

根据理论，审计是一项减少冲突、降低成本的机制。关于审计质量与大小股东之间冲突的研究已较为丰富。Fan和Wong（2005）研究认为，高质量审计能够降低冲突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杜兴强等（2010）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可以显著抑制大股东的资金占用，然而，大股东资金占用严重的公司并不一定会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

国内外有关外部审计与债权人保护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外部审计可以保护债权人利益。Watts和Zimmerman（1986）研究发现，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以用来监督债务契约。Blackwell等（1998）研究发现，财务报表未经审计的企业，其银行贷款利率显著高于购买了审计服务的小型私人企业。Lin等（2003）研究发现，银行等债权人对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信任度会降低。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发现，银行的短期和长期贷款利率都与借款企业的审计师规模和审计意见相关，审计对银行贷款利率的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李海燕和历夫宁（2008）利用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1―2003年的数据研究了独立审计对债权人的保护作用，发现债权人能够根据审计意见所传递的信息设置债务契约条件，即审计意见具有预警作用，但本土“五大”和国际“四大”并不能给债权人更强的保护。高雷等（2010）利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数据分析发现，聘请高质量审计师和获得标准审计意见有助于公司获得银行短期贷款，并且提供的担保费用比例较低，而获得标准审计意见还有利于公司获得银行长期贷款。

总的来说，国内尚未出现将内部控制、外部审计和债权人保护一起进行考察的文章，只有杨德明等（2009）研究了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在降低大股东资金占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上是存在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在保证财务报表可靠性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研究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相关性的影响作用。当外部审计质量低时，债权人可能更依赖于内部控制对其利益的保护作用，而当外部审计质量高时，内部控制的保护作用会有所降低，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的相关性起到一定的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一）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2012年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删除了主要变量缺失的公司，最终样本为497家上市公司。样本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情况来源于各公司年报，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数据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通过EViews6.0完成。

本文通过以下模型来验证假设1。

INTRATE=α+β1IC+β2CURTRT+β3SIZE+

β4ROA+β5GROWAV+β6CASHCD+β7GROWTA

+β8TUNNEL+β9EXFU

有关变量定义及度量标准见表1。

其中，INTRATE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债务成本。根据委托理论，理性的债权人能够预期到公司经理人员可能采取的对其不利的行为，他们或者通过提高利息率的方式将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倾向所可能导致的损失预先考虑在内，或者在与经理人员签订的债务契约中对企业的某些行为加以限制。债务利息率与债务人的风险和借款项目的风险有关，是对债权人承担风险的一种补偿，因此可以作为衡量债务成本的指标。本文以利息支出率[利息支出/（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应付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来衡量样本公司债务成本。

IC为解释变量，代表样本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用样本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控鉴证报告来衡量。如果自愿披露了鉴证报告，则该指标为1，否则为0。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公司管理层有动机自愿披露更多信息以向外界传递公司高品质的信号，而聘请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进行鉴证并披露鉴证报告，可以向外界传递公司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信号。目前，深沪两市主板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披露内控鉴证报告，而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还处于自愿披露阶段。根据笔者对中小板上市公司内控鉴证报告的统计，发现内控鉴证报告的审计意见基本上都是无保留意见。因为上市公司如果没有获得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就意味着其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此时上市公司如果仍披露此鉴证报告，则会向外界传递公司内部机制不完善的信号，所以，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往往不会自愿披露内控鉴证报告。可以合理推断，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中小板上市公司，其内部控制质量较好。

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选择其他可能影响债务成本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收益能力（总资产收益率）、企业成长性（主营业务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偿债能力（流动比率和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大股东资金占用程度和当年是否有其他外部融资。

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借鉴杨德明等（2009）的做法，对模型进行分组检验。将全部样本公司按照审计事务所是否为国内六大分为两组，是国内六大的为审计质量高的一组，否则为审计质量低的一组。如果对于两个样本组，内部控制在降低债务成本方面的作用存在差异，则说明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有一定的调节效应。

（二）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从表2来看，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中，约46%的公司自愿披露了审计鉴证报告，约39%的公司聘请了国内六大进行财务报表审计。从反映成长性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看，最大值和最小值变化幅度较大，均值为51%，说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发展能力差异较大，但普遍存在发展空间。从流动比率和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可以看到，2012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较高。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3。IC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债务成本越低，从而假设1得到验证。内部控制制度作为合理保证财务报告可靠性的一种制度安排，可以起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杨德明和冯晓（2011）利用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银行仅能识别国有公司的内控质量，却无法识别民营公司的内控质量，因此建议要重视对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信贷风险评估，在利用信贷资金扶持此类企业的过程中，要避免资金过度流入高风险的非国有企业。笔者的结论与其不同。本文的样本公司是中小板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非国有企业，回归结果表明债权人能够感知中小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传递的信号，更愿意以较低的利息率与拥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上市公司合作。

对模型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到，对于Big6=1的高审计质量样本组，IC的系数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在高审计质量样本公司中，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降低债务成本，但作用并不显著。对于Big6=0的低审计质量样本组，IC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低审计质量样本公司中，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显著降低债务成本。总的来看，不论外部审计质量高低，高质量内部控制都能降低债务成本，只是当外部审计质量较低时，债权人会更依赖于内部控制对其利益的保护作用，而当外部审计质量高时，对内部控制保护作用的依赖有所降低，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采取了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假设1和假设2结论仍未发生改变。

1.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t-（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t-1，即两年的债务增量取自然对数来进行考察，检验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债务增量越大，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降低债务成本。

2.考虑到国内学者对高审计质量指标的选取有多种，如四大、六大、或十大，本文还采用了当年度的前作为高审计质量指标，假设2仍然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2年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够降低债务成本，这意味着债权人在对中小板上市公司做出信贷决策时，能够感知到内部控制传递的信号，对拥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债务人会提供更多的债务资本和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因此，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应积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更要主动地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和提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获得更为宽松的债务契约条件，降低债务成本。

本文研究还发现，在高审计质量样本中，高质量内部控制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不明显；在低审计质量样本中，高质量内部控制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显著。这说明当中小板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质量较低时，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将更明显。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海燕，历夫宁.独立审计对债权人的保护作用[J].审计研究，2008（3）：81-93.

[2] 胡奕明，唐松莲.审计、信息透明度与银行贷款利率[J].审计研究，2007（6）：74-84.

[3] 高雷，戴勇，张杰.审计实务影响银行贷款政策吗？――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金融研究，2010（5）：191-205.

[4] 杨雄胜.内部控制范畴定义探索[J].会计研究，2011（8）：46-52.

[5] 李晓慧，杨子萱.内部控制质量与债权人保护研究――基于债务契约特征的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2）：97-105.

[6] 杨德明，冯晓.银行贷款、债务期限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8）：44-50.

[7] 杜兴强等.大股东资金占用、外部审计与公司治理[J].经济管理，2010（1）：111-117.

[8] 林斌，饶静.上市公司为什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J]. 会计研究，2009（2）：45-52.

[9] 杨德明，林斌，王彦超.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大股东资金占用[J].审计研究，2009（5）：76-81.

[10] 盛庆辉. 基于投资者保护的外部审计治理有效性研究综述及展望[J].财会通讯，2013（11下）：16-18.

[11] Doyle J，Ge W，McVay S. Accruals qua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7，78（5）：1141-1170.

债务审计论文篇（3）

学术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进行研究，这些成果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以期为学者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地方债务审计价值的研究

当前学术界主要从理论层面对政府性债务审计的重要性进行了探析。在阐述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如何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时，米新梅（2006）认为，通过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可以提高地方财政在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过程中对债务分析的重视程度，据此做出合理的预测和安排。杨亚军（2011）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可以有效控制债务规模，使其保持在政府偿付能力之内。蒲丹琳（2013）通过实证的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发现审计披露信息越大、审计建议被采纳的越多，债务增速越慢，地方债务风险越小，由此得出审计监管可以抑制政治晋升激励下融资冲动的结论。

陈英姿（2009）指出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运行方面发挥着保障、监控、预警、保护的作用。专项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蔡飞（2011）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审计通过建立监督债务制度及执行等活动可以揭示债务资金管理问题，通过绩效审计提高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通过融合经济责任审计管制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以规范债务资金管理，重视审计建议以及对被审单位整改进行监督以促进完善债务管理机制的作用。

现有文献基本上停留在从理论层面进行研究，未对审计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量化，通过数据量化审计工作成果，使审计前后形成鲜明对比，直观的表现出政府债务审计的价值所在。笔者认为，这在探析审计重要性及提高审计认知度时未免显得缺乏说服力度。

三、对债务审计存在问题的研究

（一）影响审计质量、效率的因素

王跃堂、黄溶冰（2008）认为审计质量内涵包括审计机关能够发现、报告违法乱纪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纠正处理，同时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对政府审计质量控制框架体系进行了探讨。陈俊（2009）认为，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包含审计人员的监督力度和声誉，其中后者是主要影响因素。刘爱东（2011）、林珑珑（2012）、肖振东（2010）通过对地方债务审计目标、原则与内容的分析，强调应树立审计大格局观念，科学整合审计资源，加强债务审计与其他审计的协调，提高审计的效率和效果。王茜（2013）认为指导好审计实践、提高审计质量在于树立审计价值观念，应将科学的审计价值理念植入审计人员的内心。程度平（2011）认为参审人员的独立性、公正性是防止审计结果失真的关键。

以上文献在如何提高审计质量及审计效率方面提出了科学的观点，但有关债务审计质量及效率的评价体系的研究尚未成熟，因此，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包括如何选取评价指标、对指标进行细化和量化，如何对所选指标进行主次区分并准确科学地赋予权重等。

（二）债务审计存在的问题

1.地方政府不科学的债务监管加大审计难度。陈红（2013）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审计风险产生的根源，地方政府的敷衍行为使得审计机关难以查证，加大失误概率。同时，体制缺陷和法规的缺失使得审计机关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作为处罚依据，加大审计失败的概率。隋玉明（2013）认为地方政府对债务审计重视程度不足，未能建立健全的监管体系，致使审计机关不能对债务资金进行动态化的审计监督。此外，当前审计重债务状况调查轻效益评价，未能充分防御风险、规范管理。

2.审计人员自身素质加大审计风险。陈红（2013）认为债务资金用途广泛，涉及面复杂，地方政府债务审计不仅需要会计、审计等基本业务知识，还需要管理、法律等多学科的知识以及综合分析的能力，现有审计人员无法完全胜任。丁继颖（2013）认为审计机关缺少科学的审计方法，由于地方债务资金状况透明度不高，使得债务统计数据缺失现象在所难免，单纯的审账难以成就高质量的审计报告。

3.审计规模加大审计难度。赵劲松（2013）认为，审计项目规模越大，审计人员面临的决策环境越复杂，决策难度越大，审计出错概率也会加大。同时，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审计人员工作量加大，为赶进度，审计全面性、真实性难以保障。此外，越高的审计项目使得审计控制跨度越大，如何进行科学的资源整合以确保真实、完整性是审计机关面临的一大挑战。

四、债务审计对策及建议的研究

（一）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思路与方法的研究

刘爱东、仁莺（2011）依据审计的逻辑顺序提出了审计机关应按照审计目标、审计原则、审计内容的顺序开展审计工作，以起到有效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的作用，并针对防范债务风险职能提出了整合审计资源、建立预警体系、整合经济责任审计和绩效审计等审计策略。

董中超（2010）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大、多样化、原因复杂、借债主体不健全、不透明等特点，认为审计应通过摸清债务规模、监管资金使用状况、设立风险预警体系、纠正融资平台治理结构等方面参与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

杨亚军（2011）认为针对地方债务规模大、偿债压力大等特点以及对地方政府领导经济责任进行量化评价的需要，应对债务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情况进行审计，对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进行动态审计，对政府性债务项目进行绩效审计。

刘爱东（2011）认为由于我国地方债务隐蔽性强，审计方法应多样化，综合运用“上下审”、“同级审”、“交叉审”等审计方法以保证审计质量。

石亚琴（2011）依据“审计免疫系统”理论，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选取反映偿债能力的指标构建了债务预警体系，并科学设定指标临界值，同时借助打分法以量化债务风险。此方法可以较为直观地衡量债务风险，但主观性强，同时需要保证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吴磊、金勋和（2011）也强调建立预警机制，按风险大小确定安全区、控制区和禁止区的临界值，对所处区域确定不同的政策以提高偿债能力。

许小萍（2013）认为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调节手段将长期存在。对于这把既促经济发展又具有潜在风险的“双刃剑”，当务之急应建立债务风险防范的体制机制，债务审计工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审计人员应避免局限于账簿，密切监察债务资金余额的变化，从债务举借到资金去向再到还本付息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清查摸底。

王茜（2013）认为有效发挥审计职能，审计机关一方面要做好对国家相关经济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审计，另一方面要做好对当地重大建设项目及专项资金使用的跟踪审计。

孙然（2012）以审计的不同阶段应发挥的作用为切入点，分析了审计如何做才能充分发挥好预警、治理、防范的作用。

陈光明（2011）通过分析地方政府债务成因，认为审计机关除了建立预警体系之外，还要重视和其他专项审计的结合以及参与举债全过程的监管。彭素芹、李静（2011）也强调审计方法的多样性，多种审计的融合。

段成钢（2011）认为加大审计力度要创新审计思路，扩大审计领域，同时规范审计评价，强化问责。

程度平（2011）针对有限审计资源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浩大工作量提出审计过程中的五“忌”。其中包括要注重延伸审计，切忌就账审账。

（二）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的重点研究

汪茂昌（2013）认为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最显著的潜在风险就是不透明、不规范。因此，审计机关在审计时应关注报表上无法显示的潜在债务，真正摸清债务规模。

叶清荣（2011）分析了我国地方债务存在来源多、管理弱、偿还压力大等特点，强调审计的重点内容包括：债务来源渠道、总体规模及其构成；债务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包括是否出台相应的使用规范制度，是否有绩效评价制度、是否进行有效监督；地方政府偿债情况及偿还能力；对债务构成情况进行延伸查证。

孙长华（2011）还提出了分析地方政府性债务成因，调查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在推进经济发展中是否取得成效，以及提出可行性审计建议。

杨娟（2013）认为审计重点除了债务资金举借环节及使用环节之外，债务资金的管理制度也不容小觑，例如政府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债务管理和监督办法，执行得怎样，地方政府是否对债务资金进行动态管理，是否跟踪调查管理，有无评价问责机制等。

债务审计论文篇（4）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一：审计质量，用Aq表示。因此，本文以事务所规模大小来替代审计质量，将上市公司所选择的会计师事务所划分为国际“四大”/非国际“四大”，当属于国际“四大”时，Aq取1；否则取0。预计正相关。解释变量二：终极控制股东性质，用Uct表示。本文按照终极控制股东性质将样本公司划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两类。当为国有性质时，Uct取1；否则取0。预计正相关。解释变量三：交互项，用Aq鄢Uct表示。该交互项用以反映终极控制股东性质对审计质量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关系的影响。预计负相关。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一：公司规模，用Size表示。Jalilv和Harri（s1984）指出，大规模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冲突相对较小，它们拥有较多的有形资产，破产风险也较小；而小规模公司的部分股份通常被管理者持有，激化了内部人与债权人间的冲突，且它们的破产风险较大。因此，大规模公司更易进入长期债务市场，且债务融资成本相对较低。预计正相关。

控制变量二：资产负债率，用Lev表示。Wiggin（s1990）认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较高意味着较大的清算风险，促使该类公司倾向于举借更多的长期债务。预计正相关。控制变量三：资产结构，用As表示。Whited（1992）发现抵押资产的数量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相关，上市公司拥有的抵押资产越多则获取的长期债务越多。预计正相关。控制变量四：成长性，用Grouth表示。Diamond（1991）提出流动性风险假说，认为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具有长期投资机会的公司倾向于发行长期债务。预计正相关。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1.数据来源。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自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中的《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和《股票价格收益数据库》。文中采用EXCEL和EVIEWS6.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2.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07～2010年在我国深沪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并保证所有公司均在2007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得到了原始研究样本。按照如下原则进行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②剔除ST、PT类公司；③剔除发行B股或H股公司；④剔除终极控制股东类型不详的公司；⑤剔除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大于1的公司；⑥剔除数据缺损、无法获得相关数据的公司。为此，本文最终以2007～2010年连续4年均可获得相关资料的858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构建的平衡面板数据（共计3432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经验调查终极控制股东性质、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

3.描述性统计。表2是对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见，Dm1和Dm2的均值分别为16.25%和28.88%，表明样本公司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在债务结构中比重较低，短期负债（短期借款）占主导地位；Aq的均值为3.64%，表明样本中大多数上市公司选择了非国际“四大”进行审计，反映出我国目前的审计市场较为分散；样本中65.33%的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掌握在国有股股东手中；交互项的均值为2.48%（中值为0），表明聘请国际“四大”开展审计活动的国有上市公司数量较少。

实证结果与分析

1.实证模型的设定。为了综合考察终极控制股东性质、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如下两个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各模型中加入了预先设定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以保证模型的完整性和结果的准确性。经验模型构建如下：模型（1）和模型（2）中：茁0为截距项；茁1、茁2、茁3、茁4、茁5、茁6、茁7为回归系数；γ和η为回归系数向量；ε为随机干扰项。

2.实证结果。本文通过对F统计量、LM统计量和Hausman统计量进行检验，发现样本公司适合采用针对面板数据的混合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由表3可见，本文控制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以反映行业类别和宏观经济因素给债务期限结构带来的影响；F统计量说明本文所设置的两个模型总体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两个模型中调整后的R2说明本文的解释变量和有关控制变量一同解释了债务期限结构31.6794%和19.7392%的变异。模型（1）选择Dm1（年末长期负债/年末总负债）来衡量债务期限结构。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Aq的回归系数为0.04336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假设一得到验证。该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审计可增加报表的准确性和可信性，它使内部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小，有利于债权人防范投资风险，此时债权人愿意提供长期债务支持。Aq鄢Uct的回归系数为-0.10022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比非国有而言，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使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减弱，假设二得到验证。该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的银行业主要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它们在向国有上市公司发放长期债务时重点考虑的是相关政治目标、政府对银行借贷行为的干预、国有上市公司特有的政策保护所带来的较低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以及更为软化的预算约束，因而受审计质量的影响并不大。Dm1中指代的债务涉及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支持，考虑到金融机构贷款在我国债务融资中占据主要地位，本文又选择Dm2（年末长期银行借款/年末总银行借款）作为债务期限结构的替代变量，进一步对上述结果开展稳健性检验。从表3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Aq和Aq鄢Uct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程度均未发生改变，证实以上结果稳健性较好。同时我们观察到，不论是模型（1）还是模型（2），Uct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其债务期限结构较长。该结果与刘志远、毛淑珍和乐国林（2008）一致，他们发现国有性质的终极控制人所控制的上市公司长期负债比例偏高；当这种终极控制是通过多层级控制链间接实现时，终极控制人的不同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长期债务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p说明国有银行对不同性质公司发放贷款的情况存在差异（BrandtandLi，2003）。

至于控制变量，模型（1）和模型（2）得到不同结果。在模型（1）中，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和资产结构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与理论预期一致；而成长性却与预期相悖，表现为与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在模型（2）中，公司规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与理论预期一致；而资产负债率却与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债务期限结构主要是上市公司进行财务管理的一种手段，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当公司的财务杠杆较高时，为了规避风险而更倾向于运用长期债务融资。但是，债务期限结构还要受到公司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本文中所说的由于公司自身的风险信息传递给外界所导致的潜在债权人对公司风险状况的评价，这也会对债务期限结构产生一定影响。我们认为，公司自身风险的上升将使债权人越来越注重防范信用风险，因此在提供长期债务融资时更加谨慎。资产结构和成长性与理论预期符号一致，均为正，但并不显著。综上所述，假设一和假设二得到验证。

3.稳健性检验。有关审计质量的度量指标是一个重点及难点问题。本文在前面的实证研究中，以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大小来审计质量，通过划分国际“四大”/非国际“四大”来表示审计质量的高低。事实上，审计质量在实证研究中的替代变量多种多样，比如盈余管理、审计意见、审计收费、资本市场的反应、事务所规模和声誉等，但相关评价褒贬不一，单就事务所规模大小这一指标就又可细分为多种衡量标准，究竟哪种方法或标准在我国最具适用性，学术界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可见，本文选择国际“四大”/非国际“四大”来描述审计质量带有一定主观性，结果也可能存在偏差。因此，为了获得稳健的实证结果，本文又采用审计收费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再次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考虑到审计收费通常是根据被审计公司总资产的百分比计算得出，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将公司规模（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这一项从模型中剔除，以避免审计收费（审计质量）与公司规模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样本公司同样适合混合模型估计，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程度相比实证部分对应的回归结果基本未变。可见，当Dm1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无论是采用国际“四大”/非国际“四大”还是选择审计收费来度量审计质量，均证实了假设一和假设二，结果较为稳健。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审计质量与债务期限结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假设一仍得到验证；交互项的系数符号虽为负但t值并不显著，假设二未得到验证。可见，当Dm2作为被解释变量且采用审计收费替代审计质量时，只有假设一得到验证，结果不太稳健。可见，虽然公司的大部分借款来自银行，但选择Dm2（年末长期银行借款/年末总银行借款）来替代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研究结论

债务审计论文篇（5）

就债务契约来说，由于契约的不完备以及管理当局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债务人的企业管理当局有动机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私利，如发放清算性股利、投资高风险的项目、放弃能带来正净现值的项目等。如果企业管理当局能够提供综合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会计信息，就可以为银行等债权人评价企业的偿债能力提供充分、有效的信息，从而更容易获得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其他债权人的负债融资，并降低负债融资成本；还可以从债权人的角度减少作为债务人的管理当局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限制管理当局的行为，从而降低债务契约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

会计信息是由企业生产和提供的，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管理当局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其有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对会计信息进行粉饰、操纵甚至财务造假的动机，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可靠性无法得到保证。②此时，外部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应该通过对会计信息的审计，保证财务报告质量，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限制管理当局的自利行为，否则就可能被视为违约而需要承担违约责任（Watts&Zimmerman，1986）。从这个意义上说，审计师与企业签订的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合约是企业与债权人签订的债务契约的一个子契约。国内外的经验研究表明，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在债务契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Smith&Warner，1979；Lefiwich，1980；胡奕明、周伟，2006；李源，2006；李海燕、厉夫宁，2008）。从本质上说，审计服务是一种产品，同其他产品市场相类似，审计服务产品市场也存在竞争，而由于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众多，审计服务这种产品也存在质量差异。高质量的审计能更好地发挥独立鉴证的功能，因此，自法定独立审计在大多数国家的上市公司中成为一种强制要求后，关于独立审计的需求就演变成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

那么，审计服务特别是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是否如预期的那样能够达到上述效用呢？也即通过独立的外部审计能否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和可信度，从而提高债务契约的有用性呢？对此，国内外学者主要探讨了审计师特征与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以及融资成本问题（Gul，1987；Blackwell，1998；Mansi，2004；Kim，2006；李源，2006；胡奕明、唐松莲，2007；李海燕、厉夫宁，2008），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这些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审计师特征与债务融资变量（包括债务融资的数量、成本和期限等）的直接关系，而我们认为，决定债务融资变量（包括债务融资的数量、成本和期限等）最根本的因素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体现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审计对债务契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审计师的特征（包括审计质量、审计意见类型等）对债务融资变量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上，即审计师的特征能否提高或降低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此外，要考察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的独立审计、会计信息与债务契约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具体的制度环境分析。③本文以2000年至2007年深沪两市除金融股以外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审计师特征对债务融资变量以及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并区分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研究发现，就研究的总样本来说，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并无显著影响，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能够显著降低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而言，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显著存在。

与以往的研究直接考察审计师特征对债务融资的影响不同，本文主要考察了审计师特征对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区分公司不同的产权性质进行了分析。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角度加深对独立审计本质与功能的理解，丰富有关独立审计经济后果的文献，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通过考察不同的产权制度环境下外部独立审计对增强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的差别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审计功能发挥的约束条件，以便为其效用更大程度的发挥提供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为了缓解企业管理当局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降低债务契约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避免债务人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追求私利，债务契约中一般有很多基于会计信息的限制性条款。但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企业管理当局操纵会计信息的可能性无法根除，其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无法得到保证。此时，外部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通过对会计信息进行审计，可以保证财务报告质量，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从而限制管理当局的行为（Smith&Warner，1979；Leftwich，1981；Watts&Zimmerman，1986）。基于此，审计师与企业签订的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合约，可以看成是企业与债权人签订的债务契约的一个子合约。

围绕独立审计对债务契约的影响，国内外的文献主要考察了是否聘请审计师以及审计师的特征（主要是审计师的规模、任期及审计意见类型）对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一般认为，在独立审计成为法定要求之前，自愿聘请外部审计师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贷款的利率水平也较低；而在法定审计成为强制要求以后，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更好地对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监督，从而减少信息风险和债务人的道德风险。此外，审计师的审计意见类型可能会对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和债务融资成本产生显著影响，当公司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后，其债务融资的难度会增大，债务融资的成本也可能会提高。对此，经验研究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结论。Blackwell、Noland和Winters（1988）研究发现，购买了审计服务的小型私有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利率显著低于未经审计的企业。Kim（2006）把样本公司划分为具有投资价值和不具有投资价值的两个子样本后发现，在财务杠杆高、不具有投资价值和分析师跟随较少的子样本中，审计师特征（包括审计师规模和审计任期）与贷款利率显著反相关。Mans（i2004）发现，审计师的质量和任期与债务融资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Gu（l1987）以新加坡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调整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对贷款主管是否给予公司贷款以及贷款利率都会产生显著影响。Bamber和Stratton（199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审计意见对债权人的风险评估、信贷决策及贷款利率等都有显著影响。胡奕明和周伟（2006）发现，当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其长期贷款数额较少。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发现，审计师的特征（审计师的规模和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利率显著相关。

此外，也有很多研究发现，审计师的特征并未对债务契约的主要变量（如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债务融资的数量和成本等）产生显著的影响。Johnson（1983）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贷款主管对一些主要变量（是否给予贷款、贷款额和贷款利率等）的决策与“会计报告是否经过审计”或“盈利预测是否经过审核”无关。Lin等（2003）以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如果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报告，银行等债权人对其财务报告的信任度会下降，但并未影响其投资或贷款决策。李海燕和厉夫宁（2008）发现，审计师的规模与债务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数量之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若聘请国际“四大”反而会显著地增加债务融资成本。

以上这些研究之所以未能取得一致的结论，除了与其采用不同的方法及不同的研究设计和样本数据有关外，还与其均是直接考察审计师特征与债务融资变量（包括债务融资的数量、成本和期限等）的关系有关。我们认为，决定债务融资变量（包括债务融资的数量、成本和期限等）最根本的因素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体现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而审计对债务契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审计师的特征（包括审计质量、审计意见的类型等）对债务融资变量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上，也即审计师的特征能否提高或降低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一般来说，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更好地发挥其鉴证功能，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从而增强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审计师的审计意见也会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产生影响，如果公司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报告，则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会显著降低。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说1和假说2。假说1a：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增强债务融资的数量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正相关性。假说1b：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增强负债融资成本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负相关性。假说2a：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能够降低债务融资的数量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正相关性。假说2b：非标准的审计意见能够降低负债融资成本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的负相关性。

审计师的特征（包括审计师的规模、审计意见的类型等）对债务融资主要变量的影响可能还会受到制度因素的约束。产权经济学特别强调制度对契约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并将契约结构视为不同制度环境所引致的交易成本的内生变量，即公司各种契约结构的形成是不同制度下的最优安排，是企业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理性选择（Coase等）。作为反映公司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如历史成本计价、盈余管理的存在等），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作为债务契约的重要依据而提供有关债务人的有用信息，从而降低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此时，审计师的特征对两者相关性的影响显然也会受到制约，甚至不存在。本文拟从公司产权性质的角度来考察不同产权制度安排下审计师的特征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从我国转轨经济的具体实践来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得到加强。但是，政府在资源分配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作为国有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银行，成为政府官员寻租的工具之一，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银行的贷款（Cull&Xu，2005；Johnson&Mitton，2003）。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由于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如财政补助、税收优惠等），也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此外，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会使国有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这也是导致国有企业债务融资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林毅夫、李志赟，2004）。

因此，与非国有产权性质的公司相比，国有公司债务契约的签订会受到许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这会降低会计信息在债务契约中的有用性，从而直接影响外部独立审计鉴证作用的发挥。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说3。假说3a：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高质量的审计师对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假说3b：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对债务融资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债务融资数量和债务融资成本的衡量。本文用公司期初与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即将到期的长期借款）的差额（用公司的期初总资产进行平减，以消除量纲的影响）来衡量公司债务融资的数量（反映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用年利息支出除以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即将到期的长期借款）来反映债务融资成本。

2.会计信息的衡量。为了衡量独立审计对债务契约及其相关性的影响，本文借鉴相关的研究，基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7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2个因子，作为企业会计信息的替代指标。这7个指标分别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资产净利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以及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current）、速动比率（quick）、现金比率（cash）、资产负债率（flev）和负债资本比率（le）。通过因子分析形成的2个公因子factor1和factor2，用来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3.高质量审计师的衡量。审计市场与其他产品市场一样存在着质量问题，但由于审计质量无法直接观测，市场需要寻找审计质量评价的替代品。那么，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呢？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支持大规模的审计事务所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DeAngelo，1981；De－Fong&Jiambalvo，1991；Becker，DeFond&Ji－ambalovo，1998）。规模产生质量，质量产生声誉，声誉创立品牌。于是，“四大”④在西方就成为高质量审计的代名词。“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上也倍受关注，从2002年起，“四大”开始占据国内审计市场份额的前四名。漆江娜等（2004）的研究证实，国内“四大”的审计收费显著高于本土事务所，而经“四大”审计的公司每单位资产操控性应计数（discretionaryaccruals）略低于本土事务所审计的公司，说明“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保持了较好的审计质量。本文将以国内“四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进行分析，并以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进行敏感性测试。

（二）研究样本

本文以2000年至2007年深沪两市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最终控制人及其他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假说1和假说2的样本数分别为7392和7111。

（三）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高质量审计师对债务融资数量及债务融资成本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我们设立了如下模型：loan（cost）=α+β1factor1+β2factor2+β3auditor*factorl+β4auditor*factor2+β5size+β6growth+β7icfo+fixedeffect为了验证审计意见对债务融资数量及债务融资成本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我们设立了如下模型：loan（cost）=α+β1factor1+β2factor2+β3opinion*factorl+β4opinion*factor2+β5size+β6growth+β7icfo+fixedeffect其中，loan和cost是模型的应变量，分别代表公司债务融资的数量和债务融资成本，loan用公司期初与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即将到期的长期借款）的差额（用公司的期初总资产进行平减，以消除量纲的影响）来衡量，cost用年利息支出除以期末长短期贷款（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即将到期的长期借款）来衡量；fac－tor1和factor2是衡量公司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2个因子，利用反映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7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Auditor表示审计师，分别用“四大”以及“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来衡量，如果公司前一年度的审计师为“四大”或“国内十大”则为1，否则为0；Opinion是审计意见的哑变量，当公司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时为1，否则为0。模型的其他变量都是控制变量，其中，size为公司的规模，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grow为公司的成长性，用销售收入的增长率来表示；icfo为公司的资金需求，用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用期初总资产平减）来表示。由于债务融资数量和成本主要受以前年度外部审计相关信息和会计信息的影响，本文所有的测试变量和控制变量（包括审计意见、审计师种类、反映会计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指标及其他控制变量）都用上一年度的数据来表示。为了控制内生性的影响，本文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检验假说3，本文按照最终控制人的类型将样本公司分为国有产权性质和非国有产权性质的公司，依据上述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与检验，以验证不同产权性质下独立审计对债务融资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不同影响。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会计信息的因子分析

债权人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偿债能力（包括长期偿债能力和短期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上，本文借鉴相关研究，选择流动比率（current）、速动比率（quick）、现金比率（cash）、资产负债率（le）、债务资本比率（flev）、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共7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factoranalysis），提取2个公因子（factor1和factor2），分别代表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变量定义及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公因子1（factor1）主要对反映偿债能力的指标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资产负债率和债务资本比率有较大的载荷率，而公因子2（factor2）主要对反映盈利能力的两个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有较大的载荷率。另外，除资产负债率外，因子分析的初始解都较高，说明因子提取的效果较好。

（二）描述性统计

表2是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别列出样本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中位数、最大值和最小值。

（三）回归分析

债务审计论文篇（6）

关键词 ：政府审计责任；界定

一、政府审计责任研究已有的成果

黄志邦将审计责任界定为国家审计机关和人员在执行审计业务时，因未按审计条例和其他有关法规的要求，而导致在审计报告中未能指明被审计单位财务收支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重要的错误舞弊、违纪、违法以及严重损失浪费现象而使国家和企业遭受重大损失而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王学金和陈淑芳认为政府审计责任是由于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人员的过失，而未能发现和揭露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及经营活动中的重大错弊，从而给国家、被审计单位及第三者造成损失，国家审计机关及其审计人员所应承担的责任。

二、对政府审计责任的界定及其实现途径

（一）审计目标

审计目标是审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当前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政策要求，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目标是探明总量，风险管理，确保效率，分析因果。其目标细化到具体，可概括为四点：查明全国中央、省、市、区县、乡镇五级政府的债务总量、结构、资金来源；评估各级政府偿债能力和债务风险，排查出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中所存在的漏洞；确保债务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高效；探究债务成因，审计建议。

（二）审计主体

一直以来，由于政府债务的特殊性质，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主体一直局限在各级政府审计机关，并且天然性地把社会独立审计机构排斥在审计主体之外。但随着近年来债务形势的复杂化，审计部门在运行、监测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实践中越来越显得势单力薄，地方债务审计工作也遇到了重重阻力。通过研究国家审计署历次审计结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审计机关的历年审计结果，不难发现，对于审计主体长期的政策限制直接导致了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涵盖面不全、视野狭窄、方法陈旧、压力过于集中等弊端。

本文认为，有关审计主体的界定应该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主体应该由审计署及其特派办、地方政府审计机关组成。在这一产提下，应重视引入社会审计，借力注册会计师队伍。新主体的确立，一方面有助于及时整合和充分利用审计资源，使得政府债务审计更加顺畅的实施。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各部门长处，通过部门间内部的协调，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解决技术不足和人员短缺的问题，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债务审计的参与程度，增强审计的贯彻执行力度。这就要求社会审计机关要加大选拔和培养一批专业、全面、高素质、复合型的注册会计师人才，以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审计团队。

（三）审计客体和审计内容

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的客体是自中央到乡镇五级政府的各类债务。审计的地区范围包括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 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县、乡、镇五级政府。审计的对象涵盖各级政府部门和机构，及其下属的各个机构、部门和单位。审计的内容主要有三类，即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需履行担保责任的债务，以及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四）审计重点

1.债务管理机制。审查地方政府是否设立了专门的债务主管机构，实现专职、专人、专项负责；是否出台了相关的债务管理流程，制定了债务管理的规章制度，并加以严格的贯彻和执行；是否对债务资金的使用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预算，以制定详细的用资计划和用资明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等。2.举借、支出、偿还三环节。筹资环节要重点审查筹资计划和支出计划是否已被当局所核实批准，是否存在欺诈、过度筹集、关联交易、政府寻租等违法违规筹资行为，是否筹措资金的来源可靠合规，是否举借的债务资金量符合计划要求等；用资环节要重点审查债务资金投向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资金出借，违规担保，政绩工程等现象，是否资金投资的项目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良好的效应，是否资金投资后具有一定的收益等；偿还环节要重点审查是否债务偿还存在延期风险等。

（五）审计功能

1.监督检查，预警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审计通过持续、全面的审计监督和核查，获取实时、真实的债务信息与数据，理清地方政府债务的总量、分类、来源、投向、未来偿还明细等基本点，独立客观地测评具体层级政府的债务风险，以进行及时的风险预警与风险化解。

2.排查错弊，披露问题。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参与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可以有效填补因政府监管不力所形成的职权真空。通过审查各级地方政府是否已从预算管理、债务举借、使用审批、偿债环节等方面建立和落实相关的管理制度，核实债务资金的拨付、投资、回流等环节中是否存在贪污、侵吞、挪用、浪费等违法低效行为，取证各级地方政府是否存在违法、巨额、回报率不确定的担保情况，来发现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以针对性地进行整改，防范风险。

3.提升绩效，明确责任。一方面，审计从债务资金流向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部分公益性项目入手关注债务资金支出的方向是否合理，是否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所需，是否存在资金出超或逾期未到位的情况，以及已完工项目是否发挥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收益，以确保各级政府严格奉行了“开源节流，高效利用”的原则，防止出现项目扎堆，效益低下，过度建设的局面。另一方面，审计着眼当前因落后僵化的政绩考核机制而普遍存在的政府官员任期内短视化行为，强调对官员任期内债务规模、投资决策、资金使用效果等的考量，以明确责任主体，将具体的经济责任细化到具体的官员个人身上，规范债务管理。

4.提出建议，助力实践。审计在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揭示出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债务管理、投资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之后，针对性地提出审计意见，作出适当的建议，以指导实践，助力和推动各级政府在有关方面的整改。同时，通过回访复查，建立反馈机制，形成后续的长期效应，充分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

在明确了以上各点之后，本文将政府审计责任的概念界定为：政府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从事审计工作时按照法规或约定俗成的惯例应当履行的法定或非法定职责，以及未履行好上述职责而应当承担的法定过失或非法定过失。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4-2015年度安徽财经大学与铜陵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3t1xy1hy07）。

参考文献：

[1]Hana Polackova Brixi.Contigent Government Liabilities:aHidden Risk for Fiscal Stability.The World Bank.1998.

债务审计论文篇（7）

引 言

债务融资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融资方式。1998—2008年间，我国企业的银行贷款筹资额达到了283 490亿元，而同期发行股票（A/B股）的筹资额仅为22 796亿元（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9）。即便是作为银行贷款的补充，企业经营中的商业信用融资也达到了相当规模。以2010年末为例，我国上市企业商业信用总额达到41 411亿元（CSMAR，2011）。除了为企业提供经营必要的资金外，债务同样可以通过“利息税盾”使企业享受税收收益，并通过还本付息，控制企业内部的自由现金流量，缓解问题。由此可见，负债无论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还是治理结构均有重大的意义。

债务结构，是指债务资金的构成及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王艳辉和王晓翠，2007）。按照分类标准的不同，债务结构可分为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组成结构。其中，期限结构指企业的长短期债务之比，而组成结构则代表不同来源的负债之比。由于受现实世界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及自身计算能力的限制，债权人不可能掌握所有关于企业的信息。不完全的信息将会对债权人造成无法规避的信息风险，从而影响债权人的信贷决策。不同类型的债务对应着不同程度的信息风险。从期限结构来看，长期负债一般信贷金额巨大、偿债周期漫长、流动性低下，与短期负债相比，企业无法按时还本付息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债权人对长期债务所承担的信息风险也就更大。而由于不同债权人处理信息、识别风险的能力存在差异，组成结构不同的债务对债权人而言，其信息风险也不尽相同。与提供商业信用的上下游企业相比，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分析信息、识别和应对风险方面的能力更强，相对于银行借款，商业信用的信息风险更大。

会计信息是债务契约签订的重要依据（Watts and Zimmerman，1986；Barth et al，2001）。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显著缓解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债权人的信息风险，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约束（孙铮等，2006；陆正飞等，2008）。独立审计通过鉴证服务，保障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公允性。许多研究表明，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可以明显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增加其可靠性和相关性（Basu等，2002；Subramanyam，1996；Teoh等，1993）。与此同时，独立审计也可以发挥保险作用，对企业的负债提供一种隐性担保（Dye，1993）。

那么，独立审计的质量是否会对企业的债务结构产生影响？前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独立审计与企业信贷额度（Libby，1979；Estes and Reime，1977；胡奕明和周伟 2006；廖义刚等，2010）、借款利率（Pittman and Fortin，2004；Karjalainen，2011；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高雷等，2010），或者是债务结构与公司治理（何靖，2008）、企业经营绩效（王艳辉和王晓翠，2007）之间的关系。而对于独立审计与企业债务结构之间的研究还很稀少。本文选取2008年至2010年度我国所有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独立审计质量对企业债务结构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独立审计质量可以显著影响企业的债务结构，随审计质量的提高，企业长期负债和商业信用的比例明显上升。本文从企业债务结构的角度，再次检验了独立审计的信息鉴证功能，无论是作为对已有文献的补充，还是作为对未来研究的启示，都有重大价值。

一、文献回顾，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债权人与债务人通过债务契约来确定债权债务关系，而企业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则是债务契约签订的重要依据（Watts and Zimmerman，1986；Barth et al，2001）。Leftwich（1983）认为，企业的会计信息将会对债权人的决策及其产权保护程度产生重要影响。孙铮等（2006）的研究则发现，企业的会计信息与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显著相关。

然而，在现实中，受到准则建设、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并不能得到保证。更有甚者，为了获得激励性薪酬、提升职位或者达到预期盈利目标，企业管理者将有可能会人为干预会计信息系统，通过使用盈余管理等手段误导各利益相关方。质量低下的会计信息，将会对企业现有和潜在的债权人造成不可分散的信息风险。为了避免和补偿此类风险，债权人可以拒绝向企业放贷或要求与风险大致相匹配的溢价。这样便造成了企业的债务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的债务成本。Beatty等（2002）发现，企业在和银行签订债务契约的时候，如果要保留更多的会计灵活性，将会承担更高的借款成本。Francis等（2005）则认为盈余质量越低的企业，债务成本越高。而Bharath等（2006）也通过研究发现，盈余质量低的企业，贷款的利率更高，期限也更加严格。

独立审计，通过提供鉴证服务，保障了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公允性。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可以明显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Becker，1998；蔡春等，2005），提高企业财务信息的相关性（Teoh and Wong，1993）、持续性（Subramanyam，1996）、稳健性（Basu，2002）以及对未来现金流预测的准确性（Minnis，2011），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债权人所面对的信息风险，降低企业的债务成本。Pittman and Fortin（2004）利用美国企业数据研究表明经审计质量更高的六大所审计的企业，其贷款成本较低。Karjalainen（2011）利用芬兰公司贷款数据研究表明，由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债务成本较低。我国一些研究也显示，独立审计质量与企业贷款利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高雷等，2010）。

对于期限不同的债务，债权人在作出信贷决策时所承担的信息风险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短期负债所涉及的信贷金额小、流动性高、期限短，债权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低，所承担的信息风险也就较低，对企业会计信息的依赖程度不高，故独立审计在债权人短期信贷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有限。而长期负债的信贷金额巨大、还款周期漫长，企业按时还本付息的不确定性远大于短期债务。因此，对债权人而言，企业的会计信息在其长期信贷决策中的地位更加突出，独立审计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更为重要。可以预计，随着独立审计质量的提高，企业将更加容易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长期负债比例随其聘请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质量提高而上升。

同样，对于获得渠道不同的债务，不同的债权人在作出信贷决策时所承担的信息风险也存在巨大差异。各类债权人分析信息的能力不同，防范信息风险的手段不一，对企业会计信息的依赖程度和关注程度也不同，因此，独立审计在其信贷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有所差异。与商业信用的提供者相比，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分析企业会计信息时更加专业，有更好的渠道获取企业的私有信息（Bharath等，2008），并可以通过寻求抵押、担保以及对贷款企业信用评级等手段防范信息风险，保障债务契约的有效履行（孙铮等，2006）。因此，独立审计通过鉴证服务所提供的信息增量，对商业信用提供者而言，其作用更为巨大。可以预计，随着独立审计质量的提高，企业商业信用的提供者更愿意对其发放资金。由此，得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商业信用比例随其聘请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质量提高而上升。

二、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

为研究独立审计质量对企业债务结构的影响，验证前文研究假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设计如下实证模型：

qixian/zhucheng=β0+β1big4+β2owner+β3b-

hshare+β4ind+β5growth+β6ppt+β7cfo+β8size+β9

soe+β10lev+β11dual+βt■industry+βj■year+？孜

（1）

上式中，β0为截距项，β1—βj为回归系数，？孜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qixian代表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Barclay和Smith（1995）用偿还期大于或等于三年的债务比上总债务的方法量度债务期限结构，Schiantarelli和Srivastava（1996）则将债务期限结构定义为期限大于一年的债务与总债务之比。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以扣除长期应付款、专项应付款、预计负债以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后的长期负债与总负债之比代替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变量如此设计的原因有二：一是本文所指的负债均由借贷关系所产生，在上述各科目中，负债的含义不同于本文所指；二是由于我国上市企业在年报中并未披露其长期负债年限，无法按照债务周期对长期负债进一步进行划分。zucheng指代的是企业债务的组成结构，与衡量债务期限结构的方法类似，本文将债务的组成结构定义为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以及预收账款三者之和与总负债的比值。解释变量big4为虚拟变量，当企业聘请的审计师来自国际“四大”时，取1；否则取0。前期大量的研究显示，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DeAngelo，1981；Defond，1991；Lennox，1999），因此，本文以国际“四大”作为高质量独立审计的替代指标。此外，参照以往研究，本文同时选取了企业规模、成长性以及盈利水平等指标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文中所涉及变量的定义与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二）自选择问题的控制

在实证考察独立审计质量对债务结构的影响时，很容易受到样本选择偏差问题（Sample Selection Bias）的干扰。也就是说，存在一些未考虑到，或不可观察的因素，影响样本企业对审计师的选择，进而导致研究出现自选择偏差。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选用倾向匹配评分法（PSM）进行控制（Rosenbaum and Rubin，1983）。首先，对以下模型进行Predict回归：

big4=β0+β1owner+β2bhshare+β3ind+β4gro-

wth+β5ppt+β6cfo+β7size+β8soe+β9dual+ε （2）

式（2）中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上式进行回归之后的概率拟合值即为企业自主选择独立审计师的倾向匹配得分（PS），将PS作为控制变量代入式（1）后，即可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本文实证模型的自选择问题。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8年至2010年三年期间在我国沪深两市所有挂牌交易的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步骤对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行业代码J），以银行为例，银行的负债大都来自于储户的存款，不同于本文欲研究的负债；（2）剔除股票名称前被冠以“ST”的企业样本，“ST”企业样本大都财务状况异常；（3）剔除净资产收益率以及营业收入增长率绝对值高于100%的极端企业样本；（4）剔除数据缺失的企业样本。此外，本文进一步剔除当期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企业样本，最终得到3 606个样本观测值。本文数据全部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抽样与企业年报数据交叉印证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另外，本文所用计量软件为STATA 10.0版本。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总体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按照企业的外部审计师是否来自于“四大”，本文对3 606个观测样本进行了细分，其中，“四大”分样本的样本量总计357个，而“非四大”分样本的样本量则为3 249个，这种分布表明了就客户数目而言，国际“四大”在我国审计市场上的占有率较低。表2列举了全样本和分样本的各项描述性统计，以及分样本间均值T检验和中位数Wilcoxon秩和检验的结果。从表中来看，我国企业长期债务只占到其总债务的6.8%，而商业信用则占到了38.4%，这说明了我国上市企业主要运用短期工具进行债务融资。此外，在“四大”分样本组中，企业长期负债比例与商业信用比例的均值和中位数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大于“非四大”分样本组（长期负债比例的均值和中位数之差均在1%水平显著，商业信用比例的中位数之差在10%水平显著），从而初步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说明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将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债务期限和组成结构。另外，在两组分样本之间，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同时发行B或H股、独董比例、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国有控股以及两职合一等变量之差也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说明规模越大，负债越高，交叉上市或是由政府控股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所，而当企业总经理同时兼任董事长时，其寻求外部监督的动机减弱。

（二） 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

表3是文中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从表中可以看到，国际“四大”变量big4与企业长期债务比例显著正相关（1%显著性水平），与商业信用虽成正相关关系，但却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独立审计质量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负债和商业信用。与此同时也可以发现，规模较大以及由各级政府控股的企业具有更高的长期负债和商业信用比例。另外，债务人倾向于对固定资产比例越高的客户企业发放更多的长期贷款，而在对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治理结构有所缺陷的企业发放长期贷款时则较为谨慎。高成长性、高经营绩效以及交叉上市的企业则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最后，在解释变量与各控制变量以及各个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均远小于0.8，表明本文所设计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为了使得本研究更加稳健，增加说服力，本文分别对原模型以及加入倾向匹配评分值（PS）后的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到，本文所使用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在35%以上，说明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较强。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具有统计意义。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在不控制自选择问题时，解释变量big4与企业的长期负债比例和商业信用比例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长期负债比例的相关性在1%水平下显著，与商业信用比例的相关性在5%水平下显著），在控制了自选择问题以后，独立审计质量与企业商业信用比例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有所下降，却依然在10%水平显著，从而说明了高质量的独立审计对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和商业信用获得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设。另外，在模型的各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政府控股与企业长期债务比例和商业信用比例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债权人更愿意对较大规模或是由政府控股的企业发放贷款，而bhshare、growth、cfo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则表明交叉上市、成长性高以及现金充裕的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商业信用或者短期债务进行融资。dual的回归结果则表明债权人在长期信贷决策中对企业的治理结构更为重视。

（四）稳健性检验

1.更换审计质量替代指标

本文以如下两种方式更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1）以中注协网站公布的“百强事务所”前十名作为高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以虚拟变量big10表示，当企业聘请的审计师来自“十大”时，取1；否则为0。刘峰等（2007）的研究则显示，面对极低的执业风险，国际“四大”在我国的行为出现变异，其审计质量甚至不如国内“十大”事务所。故本文以big10替换，进行稳健性检验。（2）将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由虚拟变量转变为审计师的行业专长，以同一行业内各个企业支出的审计收费占此行业总支出审计费用的百分比替代审计师的行业专长，用变量符号special表示，为控制特殊值，对special进行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替换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表5的Panel A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将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更换为big10还是special，均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2.替换债务期限结构的替代指标

借鉴肖作平和廖理（2009）的做法，采取了长期负债占总负债比重衡量企业的负债期限结构，以变量符号qixian1表示。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表5的Panel B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更换被解释变量后，解释变量big4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但依然在10%水平显著，从而再次证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四、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以2008年至2010年三年期间在我国沪深两市挂牌交易的所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独立审计质量和企业债务结构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独立审计的质量对企业的债务期限和组成结构均有明显影响，随审计质量的上升，企业长期债务比例和商业信用比例显著提高。本研究同时发现，债权人更倾向于向规模较大或者由政府控股的企业发放贷款。交叉上市、高成长性和现金流量充足的企业则更倾向于利益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进行融资，而企业的治理结构对债权人长期债务决策的影响显著。

目前学术界对独立审计质量和企业债务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稀少，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以往的文献作了补充，同时对未来的研究也提供了一定启示。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具体而言，企业的债务亦可分为抵押贷款、担保贷款或者是信用贷款等类型，对每一种贷款类型，独立审计在债权人作出信贷决策时所起的作用应该是不一致的，而本文却对此没有加以区分。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蔡春，黄益建，赵莎.关于审计质量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沪市制造业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05（2）：3-10.

[2] 高雷，代勇，张杰.审计实务影响银行贷款政策吗？——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金融研究，2010（5）：191-206.

[3] 胡奕明，唐松莲.审计、信息透明度与银行贷款利率[J].审计研究，2007（6）：74-84.

[4] 胡奕明，周伟.债权人监督：贷款政策与企业财务状况——来自上市公司的一项经验研究[J].金融研究，2006（4）：49-60.

[5] 孙铮，刘凤委，李增泉.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5（5）：52-63.

[6] 肖作平，廖理.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7] Barclay，M. J.，Smith，C. W. 1955. The maturity of corporate debt. Journal of Finance，50：609～631

[8] Dye，R. A. 1993. Auditing Standards，Legal Liability，and Auditor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1，887-914.

债务审计论文篇（8）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合伙债务

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事务所”)的合伙债务主要导源于审计失败而招致的赔偿责任。如果合伙事务所既存在事务所的合伙债务，又存在合伙人个人债务，且可用于偿债的资源非常有限，在我国注册会计师合伙制度还不健全，审计师行为尚待规范的情况下，研究合伙债务清偿问题，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合伙债务清偿制度安排：应否区分谁的错

虽然总的说来，事务所的合伙债务最终要由合伙人承担，但由什么样的合伙人来承担，无论在法律制度安排层面上，还是在合伙事务所内部治理结构层面上都需要审慎考虑。从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安排层面看，有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只要是合伙人，无论审计失败是谁造成的，都要承担清偿责任，这就是普通合伙(GP)和有限合伙(LP)坚持的合伙债务清偿观，立法者这样安排合伙债务清偿，是因为他们相信，把审计责任赋予全体合伙人，可以提高合伙人相互监督的积极性，可以为确保审计质量提供制度基础，同时，可以使审计失败的受害者将损失降到最低。正因为如此，所以，(1)注册会计师(CPA)在选择合伙人时特别小心；(2)GP和LP下的合伙人无论其私人财产多少，在事务所投入了多少资本，在事务所重要和重大决策上，都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显然，这种决策机制与合伙人无论对错都要承担合伙债务的无限连带责任制度安排相对应(matching)。也“具有株连九族的封建残余”的性质而受到广泛批评，并被有限责任合伙(LLP)所改进(王善平，2001)。二是主张应区分合伙人是否有错，如LLP。在LLP下，只有当事的合伙人才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果发生审计失败，招致合伙债务，那么，首先用来赔偿的是合伙资产，不足部分才由当事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这种合伙债务清偿制度安排下，LLP事务所的合伙人为了避免自己不必要的损失，(1)一般会尽可能地要求将收益分配完，使自己在合伙财产中所占的份额尽可能地少；(2)重要审计项目需要集体决定，并采用“一人一票，多数同意”的决策机制；(3)事务所一般按照在私人财产、创新能力和风险态度等方面均比较接近的原则选择审计项目“搭档”，也可能采用风险态度比较互补的原则由事务所配置负责审计项目的合伙人。

二、合伙债务清偿制度安排：合伙债权优先还是共同优先

如果事务所发生严重审计失败，导致巨额合伙债务，此时，如果合伙人还有数额不小的个人债务的话，特别是当出现如下三种情况之一时，研究合伙债务和合伙人个人债务的清偿顺序安排更显现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假定A与B分别代表合伙资产与合伙债务，a与b分别代表合伙人个人资产与个人债务，(1)A―B

合伙债权优先安排原则，是指合伙债权人就合伙财产优先受偿，不足部分与合伙人个人债权人就合伙人的个人财产共同受偿。大陆法系国家着眼于对合伙债权人的保护，一般都采用这一原则。显然这一原则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优先保护合伙债权人利益，强化合伙制度的信用和法律地位，体现合伙债务清偿的彻底的无限性和连带性(钟元茂，1990)。合伙事务所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特殊的企业(王善平，2002a)，其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其“公信力”，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来兑现自己对社会的审计承诺(王善平，2002b)，实际上，优先偿还合伙债权，是合伙人兑现自己的审计承诺的现实表现，同时，可以强化合伙人的审计风险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提高合伙事务所的社会信用和社会声誉。不过，若从合伙人个人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角度看，当A―B

一；(3)若实施双重优先原则，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合伙债权人的权益很难得到保证，人们可能在审计市场上将“创新”变成“冒险”，将事务所变成捞取钱财的，无限连带责任就可能变成合伙事务所这一风险很大的经济组织的一文不值的“遮羞布”。

三、切实保护合伙债权人权益：需要改进的若干重要制度安排

(一)把合伙人资格安排给德高、足资、多才的注册会计师

合伙人在事务所审计风险控制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强调事务所合伙人高标准准入，是控制事务所合伙债务风险集聚的关键所在。

1．事务所的合伙人首先应该是自然人。在合伙事务所中，合伙人是事务所风险的最终控制者和承担者，其对社会的贡献不在于它出具过多少审计报告，而在于是否在审计报告中“说实话”，而要在审计报告中“说实话”，必须依赖其高超的审计职业判断能力，以及亲临现场的职业判断行为等，对此，非专业人员与法人一样，都没有职业判断能力，只能依赖于必要的授权，在有授权的情况下，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取决于人的忠诚，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无论从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角度看，还是从合伙人自身利益保护的角度说，法人与非专业人员都没有必备的职业判断能力，容易遭受有职业判断能力的人的欺骗，进而难免不欺骗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此外，即使让资本势力雄厚的法人与非专业人员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也不是一个最优的责任制度安排。

2．事务所合伙人不是一般的自然人，还是CPA。虽然注册评估师和注册税务师有一定的审计职业判断能力，也能亲临现场，但在执业能力上，注册评估师的专业能力主要体现在对资产现时价值的判断上，注册税务师的专业优势主要表现在税务稽查、申报与筹划上，审计与资产评估、税务稽查、税收申报、税务筹划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仅仅依靠考试获得注册评估师资格和注册税务师资格的人，在审计职业判断能力上不如CPA，并且，事务所是主要提供审计这种智力服务的经济组织，注册评估师和注册税务师可以分别成为评估事务所和税务事务所的合伙人，发挥他们各自的专业优势。

3．事务所合伙人不应该只是普通的CPA，应当是“德高”、“足资”、“多才”的CPA。众所周知，审计报告必须由合伙人签发，独立审计对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打击人的腐败、提高资本市场中企业的质量、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等具有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再加上独立审计的团队生产、信息不对称等特点，进一步凸现出要求合伙人道德水准高的特别重要性。但道德品质高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审计活动中不会发生审计失败，意味着更难在审计报告中“说谎”和在发生审计失败时更能自觉地尽力承担赔偿责任。在制度设计上需要考虑合伙人对未来民事责任的承担能力：(1)要迫使事务所说“实话”，说到底，就是要迫使合伙人说“实话”，必须以合伙人一定的最好是全部的私人财产作抵押，同时，也是社会相信CPA审计报告的经济基础；(2)事务所的经营管理需要各种经营(决策)能力(包括各种职业判断和管理决策技术)作支撑，可惜的是人们的经营决策能力是不能直接测度的，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私人财产是其经营能力的重要信号，在实际经营中，富人比穷人更有号召力；(3)让私人财产殷实的CPA作合伙人，是防止CPA滥用人们对独立审计信任的重要约束机制之一，这是因为，如果CPA在审计报告中“说谎”就让合伙人承担“说谎”引起的民事赔偿的无限连带责任，在自利动机的推动下，合伙人自己不敢“说谎”，同时也有了监督其他人员“说谎”的积极性。

人们设计合伙制的宗旨在于通过给合伙人以无限连带责任以约束合伙人并通过合伙人约束非合伙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和行为，在审计活动中，非合伙人对合伙人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为，为控制非合伙人的机会主义，合伙人应该比非合伙人更有创新能力，有更高的经营决策能力，如出色的统领全局能力，杰出的风险辨别和防范能力，较强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以及不同一般的开拓新业务、占领新市场的能力等。显然，这些能力一方面是不能直接测度的，另一方面又必须依赖不断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竞争力。总体上，教育是获取这些能力的基础，此外，天生聪颖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来源。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学历文凭、各种资格证书和职称证书，是其拥有者能力的重要“信号”，但不能迷信这些五花八门的证书，应该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纠正“信号”传递的偏差，这就是说，对CPA经营决策能力的识别是一个时间累积过程，也是团队人员彼此认同的过程，所以在发达国家，要成为合伙人常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我国的现行规定中，要成为合伙人必须在事务所有“五年”以上的独立承担审计业务的执业经验。在合伙人的才能中，职业判断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虽然部分地来源于人的悟性，从而形成先天性个体差别，更多地来源于后天习得，特别是执业经验，执业经验有利于合伙人更快捷地找到审查被审计单位重要错弊的路径与证据，有利于合伙人形成恰当的职业谨慎。合伙人不仅仅自己要职业技术高，而且要有领导那些技术水平高、经营能力强、经验丰富或者缺乏的人把工作做好的能力。

(二)优化LLP制度安排

LLP解除了合伙人对自己不知情的其他合伙人的执业过失或欺诈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体现了“谁有错谁负责”和“个人有错不能累及他人”的原则。从美国的实践看，LLP也是合伙人采取的一种自救机制，只不过由于多方努力与人们对独立审计的实际需求，LLP这种不是保护合伙债权人利益的最好机制，社会却不得不接受。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出现的储蓄与信贷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诉讼爆炸，成了LLP诞生的催化剂(刘燕，2003)。既消除了“株连九族”的封建残余，又秉承了“权责对等”的现代文明(王善平，2001)。我们的问卷调查证实：人们更愿意选择LLP而不是GP。但必须认识到，LLP虽然是按照“谁有错谁负责”的原则来确定合伙人是否应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具有科学性。然而，若从彻底保护合伙事务所债权人利益的角度看，LLP又并不总是科学的。因为如果合伙事务所的合伙财产不多，当事的合伙人又安排得很少，当某一审计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很大时，合伙人就滥用LLP所坚持的谁有错谁赔偿的法则。为此要提高LLP对虚假审计行为的约束力，就必须优化LLP：(1)提高合伙人私人财产的底线；(2)通过提高合伙人初始投资的金额和规定利润分配前必须计提最低的利润准备金，来增加事务所合伙财产；(3)规定大型审计项目至少有半数的合伙人成为其审计意见的决定人，为其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性负责。如此改进LIP的理论基础是合伙事务所作为市场里的特殊企业(王善平，2002a)。合伙人的非人力资本虽然也为事务所经营活动作“垫支”，但更重要的是一种“信誉担保”和“失信赔偿”的信号机制，以及在发生审计失败时的赔偿机制(王善平，2006)。

(三)与收入分配制度安排关联起来

为确保审计质量，保证合伙事务所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我们的改进建议主要

包括：

1．要在个人所得中预留风险准备金。其主要原因是，(1)合伙事务所对从业人员的收入分配采取按贡献论回报的基本原则。来自审计业务的个人所得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潜在审计风险；(2)审计人员的流动，增加了将谁有错谁赔偿原则贯彻到底的难度，同时也显示出从个人所得中预留部分收入作为风险准备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债务审计论文篇（9）

一、某县政府性债务的存在的问题分析

1、对县级政府性债务的危害性认识不够，制度落实不到位。县级政府部门单位在借款、贷款筹集资金时或财政部门为其他部门担保时，缺乏风险分析，往往只强调项目建设和重要性，很少考虑到由此而形成的债务及风险，特别是由此而引发的或有负债和或有风险，县级政府债务的危害不能引起大家的高度的警觉，为日后出现偿债困难埋下隐患。同时在思想认识上也没有真正到位,以致在建立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机制上应付了事。如某县政府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通知》，并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应当说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在制度的制定和贯彻上已基本落实到位。然而，据调查了解，目前对政府性债务管理还停留在制度上，并没有按照所制定的管理办法去加强和改进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2、信息失真，难以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地方政府性债务统计口径滞后于债务形式多元化发展趋势，债务数据统计不完整。主要原因，一是现在还没有对政府性债务做出明确的、可操作的债务统计口径，同一个地区出现不同的数据；二是，由于政府各部门或单位对债务各自为政，多头管理，从而形成各类债务管理上的不一致，存在着各部门和单位出于各自的利益不愿准确及时提供债务信息，人为因素降低了信息可信度。信息的不真实，不但直接影响了决策机构的科学决策，也影响了政府宏观管理和社会监督的效果。

3、管理职能缺位，责任不清。目前，在政府债务管理工作中，由于未建立起借、用、还和责、权、利相统一的管理机制，使得项目决策者、项目经营者、贷款偿还者未建立起责任关系，从而导致盲目上项目、争资金、重签约、轻管理现象的发生。由于前期工作不深入，论证不充分，项目投资规模控制不严，初审评估不够严谨；预算意识不强，预算执行刚性弱化，中途出台增加项目时有发生有的项目，造成投资规模难以控制。部分项目建成后，未能达到预期设计能力，不能正常运作。在偿还本息上，由于部分单位偿债意识不强和目前“财政全部兜底”的体制，加重了财政负担。

4、监控不力，缺乏事前、事中的严格监督。目前各部门、单位和投融资机构都拥有独立融资权，没有统一的债务规划和预算，擅自举借债务，短贷长投，甚至挪用转移资金等问题突出。债务资金的多口管理极易造成无口管理和管理失控。尽管设置了一些监督职能，也制定了多种监督制度，但因监督者没有掌握真实的信息和必要的手段，故而难以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容易造成债务失控现象发生。同时，债务资金缺乏人大监督，容易超出地方政府的财力可承受范围。

5、缺少预警机制，违约风险大。由于政府性债务是近几年才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所以各级政府尚未建立有效的债务预警机构；同时，由于债务无统一的、可操作的统计口径，债务预警的监控指标也无法运用。

6、投融资平台公司政企不分及监管缺位。

目前，某县的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存在着管理行政化、信贷资金财政化的现状，借款单位对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主要表现在这些公司的法人代是地方政府或部门单位的领导担任，在日常管理中多以行政管理为主，融资的来源大都是本级财政的暂借款。

二、充分发挥审计在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中的作用

审计应发挥其免疫系统的功能，在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中有所作为。

1、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现状需要审计监督

负债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诺斯悖论来概括：负债既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力量，又有可能成为人为衰退的原因。在保持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条件下，债务具有正效应，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反之，若政府债务不可持续，则其具有负效应，可能因地方政府债务所具有的偿还刚性要求，导致政府压缩支出，从而影响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地方财政风险的。但在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方面，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潜意识地自身保护，依靠其自身难以摸清其债务家底；在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中，各部门也很难有效监督本级政府的举债行为。所以，仅依靠地方政府自身是很难有效防范债务风险的。这就需要审计机关充分运用其独立行使审计监督职责的权力，在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

2、审计应当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中有所作为

近年来，审计工作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大，在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审计方法和审计手段等方面也得到了不断的更新，审计机关有能力在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项工作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3、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以促进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监督的目的在于规范债务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维护财政资金安全。对欠发达地区性政府性债务的管理，不能停留在对相关数据的简单相加和比较的层面上，不能简单地把债务总数与地方财政可用财力的比数作为偿债风险程度，审计作为经济监督部门要从当地实际出发， 对债务的管理部门、债务使用部门、政府债务总量规模、组成结构、债务的贷款来源、债务的合理投向、债务的偿还渠道、债务的偿还期限、政府偿债能力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地、充分地分析和考评，针对目前地方政府性债务客观上存在举债形式多样、债务管理分散、各自为政的问题，导致地方政府对债务总体规模、存在的风险往往缺乏全局的掌控的现状，以充分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促进当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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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静.控制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的预算管理措施.[J].经济研究参考.2009(48)

[3]桂鹏..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分析及对策.[J].中国审计.2009(16)

债务审计论文篇（10）

2010年1月19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总理把“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列入今年宏观政策方面重点抓好的工作之一。这引发了各界对于我国地方债务情况的关注。过去半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审计署等纷纷对各地方政府“负债”问题发出过警告。决策层开始担心，地方债务问题可能会成为4万亿元投资和9.6万亿元银行天量信贷的后遗症，并危及中国经济的安全。

财政审计是政府审计的主要内容，监督地方债务管理是政府审计的本职工作。审计部门2010年首次公开披露了备受社会关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从已披露的数据结果看，截至2009年底审计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级的政府性债务余额竟高达2.79万亿元。7省债务率超过100%，最高达364.77%，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但关于审计参与地方债务风险管理的研究还不足，这正是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一、研究现状

目前，理论界关于地方债务风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地方债务风险的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提出，地方债务已经取代金融风险成为危害中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实际上，地方负债和金融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李晓雪（2010）指出地方债务风险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过大，举债主体过于分散，政府性债务脱离人大监督，债务资金投向不合理，投向公共服务的比例较低。王俊（2010）指出目前地方政府债显现的风险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省一级和乡一级的债务规模较小，地市和县一级风险较大，东部地区的风险比西部地区的风险要小。陈宁远（2010）认为关注地方债务的法律和财务风险，是舍本求末。各级政府权力太大，而无制衡。

2.关于地方债务风险形成原因的研究

李晓雪（2010）认为造成地方债务风险的原因主要有体制方面的财权、事权划分不合理、投资过热的冲动、管理不到位等。胡子昂（2007）也认为现行财政体制缺陷是主要原因，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王诗文（2010）认为地方债务规模之所以在2009年迅速膨胀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国家放松了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管制。唐云锋（2005）认为从公共选择角度看，地方债务形成的真正原因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财权与事权分配现状的“漠视”，地方政府的预算与效用最大化追求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寻租。汪芳（2004）认为我国大量地方债务的出现，客观原因是中央地方的事权与财权的失衡，主观原因是地方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泛滥。

3.关于地方债务风险防范与化解的研究

基于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实际情况，李晓雪（2010）提出建立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债务统一归口管理、严格控制债务投向、完善举债和偿还债务财政激励机制等建议。胡子昂（2007）提出完善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建立完善的地方债务偿还机制、建立规范的债务信息充分披露制度、开辟地方政府规范的举债融资渠道应是重中之重。

王诗文（2010）认为应想尽办法力求将风险萌芽尽可能地消除，譬如建立健全地方政府融资约束机制，同时建立地方政府融资授权制度，进一步制定并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责任制度与相关业绩考核体系。彭润中、赵敏（2009）指出中国作为正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总结与学习其他政治、经济和法律类似发展水平的新兴经济体地方债务管理经验和教训将显得尤为重要。郑华、王军波（2002）认为建立地方公债制度是分级分税财政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增加地方政府自主财力、健全地方财政信用机制，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有效途径。

张澜（2005）认为从地方政府融资制度的情况来看，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的合理划分、有效的约束与监督机制和明确的偿还与救援机制是地方债务市场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江丛干（2010）认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必须激活民营资本。类承曜（2010）我国地方政府发债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管理地方债务。张运彬（2010）以荣昌县实践为例指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重点应放在地方投融资平台上，通过建立管控机制，让“负债”政府能够真正“负责”。杨海艳（2005）综合考虑当前化解地方债务、防范财政风险的任务，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两大项；一是要处理好债务的存量问题，即对于已有的债务特别是一些历史性陈债如何做好清欠工作；二是处理好债务增量的问题，即在政府继续产生新的债务不可完全避免的情况下，如何规范新的债务的产生和规范债务的借贷方法。

综上所述，地方债务规模过大、盲目、分散的现状已为理论界广泛认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学者们从体制上、地方官员的政绩驱动各经济刺激计划出台等方面进行了归结，但就如何防范债务风险问题上，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二、地方政府债务的内容

政府债务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从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角度可分为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从债务是否可预见的角度可分为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世界银行专家汉娜・波娜柯娃在1998年较早地将政府债务按照两个标准区分为四种类型：

1.显性直接债务

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通过信用手段取得的债务收入，即会计学意义上的政府债务。其主要内容包括：地方政府以政府名义、由财政部统一借入并管理的用于地方经济建设的国外债务，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地方政府向国内金融组织、单位或个人借款，国债转贷资金，还有各地政府拖欠行政单位、中小学教师工资、工程款项等。

2.隐性直接债务

主要涉及法律没有规定的社会保障计划和未来公共项目再融资，它常常作为对政府支出政策的推定结果而在长期中发生，地方政府往往出于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公众期望等因素考虑，承担这类债务。主要包括：跨年度公共项目的追加投资、未来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等。

3.显性或有债务

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出于弥补资本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缺陷、社会公平等经济社会方面的客观需要提供担保所引起，由担保方式自身特别所决定。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地方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社、投资信托公司等政府融资性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支付缺口，长期以来粮食企业的政策性亏损挂账，国有企业拖欠的养老保险费及其它政策性担保如学生贷款、农业贷款等。

4.隐性或有债务

政府运用公共资源充当最后支付人角色，应对和化解系统性公共风险。主要包括：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和所有未偿债务、地方非国有金融机构未偿债务的最后清偿、行政事业单位及融资平台以政府名义融资违规运作形成的或有债务、地方国有商业银行和部分国有企业的救助、对非公共部门债务的清偿、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救助等。

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种类

根据上述地方债务特点，我们可以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违约风险

违约风险是指地方政府性债务由于规模过大或流动性太差而导致的到期债务无法完全清偿的风险。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较大，有的甚至超过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

2.结构风险

结构风险主要是指各类地方政府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之间、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之间结构失衡。在地方政府债务中，或有债务占有相当的比重。虽然或有债务目前还不是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不需要地方政府现期偿还，但由于上述方式都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潜在风险很大，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在总债务中的比例过大，不可控因素加大，加大了结构风险。

3.效益风险

效益风险是指由于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不高，可能导致不能从债务资金的使用收益中获得有效的风险补偿，此外还包括由于债务资金的管理效率不高所导致的债务资金不能有效使用的风险。从我国地方政府对政府债务的管理和使用情况来看，因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和使用手段，地方政府债务的效益风险水平较高。

4.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指由于地方政府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所引发的其他衍生风险。当地方政府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时，可能会挪用其他财政支出资金、增加税费或进一步举债、向上级政府转嫁债务等，从而引发其他财政支出项目资金缺口，甚至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爆发。

四、加强地方债务管理的建议

1.摸排统计各类形式的地方债务

现在我国地方债务的规模有多大，尚无一个官方的统计说明，只有一些官方显性直接债务的统计和学者们的粗略估计，具体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所以，针对我国地方债务规模庞大、层级多和债务形式复杂的特点，摸清家底，对各级各类地方债务进行分类统计汇总，才是当务之急，只有摸清家底，对各类债务统计清楚，才能为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提供准确信息。在进行债务清查时，应注意先易后难的原则，即先显性债务后隐形债务、重点放在或有债务和隐形债务上；应注意统筹组织安排，成立专项小组，必要时吸收财政等方面的专家，重点放在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审计上。

此外，我国各类政府担保非常混乱，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由地方财政的显性或隐形担保为条件，在《担保法》明确国家机关不能作为保证人的规定下，许多地方政府通过人大会议决议把平台公司融资后的还款计划纳入财政预算从而提供贷款保证的方式，绕过国家机关不能担保的法律问题。在债务清查过程中应该对各种形式的实质上地方政府作为担保人的担保行为进行统计，摸清或有直接债务。

2.加强对地方债务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针对我国地方债务资金使用效果差，使用效率低下的情况，应结合工程项目审计、财务收支审计等，大力查处违法占用资金、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的截留和项目运作过程中的腐败问题。融资前审计机关的参与可能被行政机关说成是干涉地方正常行政事务，审计机关“不务正业”，而且提出的审计建议可能被说成是“危言耸听”，无法比较审计建议前后的效果，造成地方政府对审计机关的轻视和“不屑一顾”，审计机关如果在资金的使用效益上多下功夫，如项目的决算、验收之前等款项未付出之前严格把关，可以形成强烈的对比，审计之前应付多少，审计之后纠正了多少，审计机关的作用就可以量化，审计效益一目了然，地方政府对审计机关的倚重也会有所增加，而且损失也未形成，皆大欢喜。

3.建立健全地方债务风险预警体系

各地应根据区域具体情况，尽快研究确定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线，将各地区的债务负担率及其它风险指标在政府内部进行通报，提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程度，劝诫和约束其举债行为。地方政府债务监控预警系统应以地方政府的财政及债务信息化为基础，对地方政府财政在地方经济运行活动中的潜在风险进行全面实时监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的目标是根据地方债务风险现状，构建债务风险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实现债务风险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体而言，预警机制应该达到三个目标：首先是通过确定一系列预警指标及判别标准实现对债务风险预警功能；其次是通过对债务的项目结构、地区结构实行实时监控，对负债的变动趋势做出分析评价；再次要根据每一项负债的参数以及债务违约可能性，确定未来偿还债务对财政资金的支出需求，形成一个长期的、滚动的债务预算。

4.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资产整合过程的监督

实际中，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存在着资本金不足、资本金不实以及抽逃资本金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采用各种变通手法向“平台”注入不实资产滥竽充数，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经成了“骗取”款项的一种工具，“运作”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所热衷的一种时髦行为。我们要下大力气在地方融资平台的组建过程就进行严格的审计，对不实出资和虚假出资者进行审计监督，夯实融资平台的资产质量，而且对于不能注入融资平台的行政资源、公共资源等要予以剔除，以提高抵押资产的可清偿性。

5.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债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针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审计机关应加大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审计力度，并且就如何完善平台公司治理结构提出审计建议。针对地方债务融资投资等相关信息不透明的特点，审计机关首先应该加大地方债务风险相关审计结果公开力度，其次，应该督促融资平台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对信息披露不及时和不真实者，加大处罚力度。针对地方行政领导只追政绩、不问后事的现象，审计机关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时应与债务专项审计相结合，并推进债务风险的终生追究制，对举债当时的主要责任人“走到哪里，追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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