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论文篇（1）

一、次级债危机及影响

次级债是美国银行针对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住房贷款(即次级房贷)，是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如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组成资产池，经打包定价后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特殊目的机构再将其以担保、保险等形式进行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经过信用评级后以抵押担保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证券每月支付的本息现金流，直接来源于资产池中抵押贷款每月获得的计划偿还和提前偿还的本息金额。

作为近3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在于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使资产的客观信用同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相隔离，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两个层次信用。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到2007年8月则升级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次级债市场，已经蔓延至其他市场。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在下降。与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琼斯指数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损失了3000亿美元，去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15.3万人，而2006年整个行业裁员仅5.03万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级债危机而导致资本市场缩水约8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中国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调头向下，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证指数下跌2000多点，许多股票被腰斩。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如何稳健运行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我国金融投资的现状分析

我国金融投资从实物投资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是融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之中的，并已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工具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无论是融资工具的发行、流通、交易诸环节，还是资本市场现存的国有股症结、股市结构单一、吸收公司上市标准僵化等特点，以及证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发育不全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行扭曲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严重地阻碍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但更现实的则是金融投资环境发育基础的薄弱与其环境要素组合体系的残缺不全。因此，改进和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环境已成为我们培育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投资体系，发展金融投资的关键。

三、次级债危机给我国金融投资改革的启示

1.加强金融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在实践中自我完善金融体系。

（1）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监控水平；

（2）应该警惕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

（3）谨慎加息，避免房贷资金成本过高引发的住房按揭贷款还款风险增加的金融风波；

（4）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事先采取科学论证、试点推广、风险控制等手段，尽快推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的进程，化解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

（5）严格控制并有效阻击银行资金尤其是境外资金非法流入国内资本市场。

2.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本，积极引导个人投资者参与金融投资，鼓励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同时吸收国外金融投资为补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对机构投资者进入金融投资领域的引导，降低其进入门槛，同时注意对其进行投资风险意识教育，树立投资理念。

3.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中介机构民营化，建立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和信用制度，强化会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完善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建立严格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信用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4.作为调控主体，政府退出对金融投资过程和投资行为的直接干预，成为整个社会金融投资活动的间接调控者。政府对金融投资的管理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合理确定金融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发展方向；

（2）管好、用好政府投资；

（3）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依法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参与金融投资各方的行为；

（4）防范国家金融风险。

5.从实际出发，以切实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为宗旨，既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物质因素，又灵活地运用各种政策措施，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非物质因素。具体而言应从以下方面着眼：

（1）保持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2）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成熟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

（3）建立高效率的证券交易系统和现代化的通讯网络，改进和完善信息传递系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和完善各种证券管理政策及法律，维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5）加快培训金融投资人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国内各类投资机构应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深刻教训，在对外投资之前深入调查和研究，深入了解风险，合理防范和控制风险。

参考文献：

债务危机论文篇（2）

事实上，与共生性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比，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讲，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现象都更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②84％的债务违约会引发货币危机，66％的货币危机会引发债务危机。同时，就国际社会来看，墨西哥（1994）、法国（1998）、阿根廷（2001）等国也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可以说，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性，对于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以及共生性金融危机外延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讲，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联系，它们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也会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彼此间的传导和扩散效应；而且，传统的金融危机预警文献在指标选取上，也经常把一国的外债水平作为货币危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问题在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通过何种渠道相互联系？两种危机间的联系机制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效应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论是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还是为危机预警筛选更为明确的指标变量等，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鉴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联系的可持续性问题对于构建完善的危机预警体系，以及为政府寻求高效的危机处理方式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侧重于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即通过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在长期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以检验二者间联系的可持续性。

二、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共生性与联系效应综述

就现有文献看，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散见于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IMF，2001）以及一些政策性文献（Chiodo和Owyang,2002;Mussa,2002;Corsetti和Mackowiak,2000）中。[2－5]Obstfeld（1994）被认为是最早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问题的学者，他最早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政府预算融资的一个变量引入模型，考察了福利最大化政府的决策行为。尽管该模型并未考虑债务违约因素，仅分析了政府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税收这两种预算融资方式间的权衡问题，但它却为后来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Dreher等，2004）。此后，一些学者沿循Obstfeld的分析思路，系统地研究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和联系效应问题，并在对这两种危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文献。

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方面，Herz和Tong（2003）、Dreher等（2004）分别从危机的共生因子、内部传导和两者的负相关关系等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Herz和Tong（2003）指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联系机制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二是这两类危机间也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效应，③即自我实现的预期促成了危机间的内部传导进而使其呈现互补性，而政府的预算约束限制又使得两危机间具有相互弱化的替代关系。Herz和Tong（2003）还通过一个自我实现的共生危机模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框架下，具体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原因、内部传导效应以及投资者预期对政府行为的影响。Dreher等（200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更详细地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三方面联系的具体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他们指出，总需求的负面冲击、国际（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以及太阳黑子因素等，都是形成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债务危机导致的贸易和产量损失、失业以及投资者和投机者行为会使债务危机向货币危机传导；而政府政策的权衡以及原罪现象，则会形成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染；同时，政府预算约束下融资方式的选择，则会使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呈负相关关系。④此外，Bauer等（2003）从政府政策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类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机理。他们通过对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了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在贬值和违约间的选择问题，并据此得出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生成条件和两者共生的临界区间。[11]Calvo（1998）、Benigno和Missale（2001）、Aizenman（2002）等也在政府预算约束的框架下，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12－14]

图1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理论联系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增强效应，虚线表示减弱效应。

同时，一些学者还具体分析了某些特殊因素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生成中的作用和传导路径。Bauer等（2003）、Herz和Tong（2003）分别通过模型，分析了投资者预期因素对政府行为、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共生性危机生成中预期的自我实现效应。[11]Reinhart（2002）、Sy（2003）考察了信用评级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中的作用。[15]Jahjah和Montiel（2003）则从汇率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条件。其结果表明，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汇率体制；而在实行硬钉住的国家中，贬值更倾向于引发债务违约。[16]

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围绕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对上述三方面联系机理的检验展开的。从现有资料看，由于样本选择、研究方法、变量定义等方面的差异性，目前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问题的实证研究并未形成主流或一致的结论。Goldstein等（1998）的研究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间确实存在某些联系。[17]Reinhart（2002）通过考察信用评级在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传导中的作用，发现发达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并无直接联系；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引发的概率存在较大差别。但是，Reinhart的分析没有得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共生因子的结论。相反，Herz和Tong（2003）利用74个发展中国家1975－2001年的样本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多项共生因子，即储备与进口的比率、国内GDP增长率以及FDI与外债的比率等，都是形成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Dreher等（2004）通过80个国家1975－2000年的面板数据证明，短期内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内部传导效应，且中长期内政府预算融资形成的两种危机负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也成立；但该项研究除了发现公共债务会同时引发这两种危机外，并未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还存在其他共生因子。另外，Sy（2003）通过对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近期（1994－2002年）小样本数据研究，得出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基本无关的结论（检验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只有6％）。[15]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取与样本说明

（一）模型设计

1.货币危机指标的确定

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实证定义主要有以下三种。

（1）Frankel和Rose（1996）将货币危机定义为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18]

（2）Eichengreen,Rose和Wyplosz（1994）最早提出了用投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他们将投机压力指数定义为汇率、外汇储备和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19]此后，Hagen和Ho（2003）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xchangeMarketPressure,EMP）来定义货币危机。他们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定义为月度实际汇率变动、储备变动和名义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当该指标超过均值2倍标准差时，就定义为货币危机。[20]

（3）Kaminsky和Reinhart（1999）以及Glick和Hutchison（1999）也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所不同的是，他们的EMP没有考虑利率的因素，仅仅是汇率变动和外汇储备变动的加权平均。[21－22]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分析的需要，本文中货币危机采用的是Frankel和Rose（1996）的定义，并借鉴Bauer等（2005）关于货币危机的描述，选取货币的贬值率作为货币危机的变量，[23]即当一国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时，视该国发生了货币危机。

2.债务危机指标的确定

本文债务危机的定义借鉴Bauer等（2005）关于金融危机程式化事实的研究结论，⑤将债务危机界定为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超过40％，并选取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债务危机的变量。

3.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58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27个）1976－2005年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相关数据来自UnitedNationsStatistics。具体指标变量根据作者计算整理得到，样本国家见附表1。

（二）样本国家共生性危机识别和分布

根据以上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定义，本文对各个国家不同年份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识别，共识别出104次共生性危机。各年度共生性危机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样本国家1976－2005年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共生性危机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9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虽然略有下降，但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尤其是1996年以后这种周期性更为显著。同时，就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危机发生情况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发生的次数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且周期性较强，尤其是1996年以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效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

四、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长期内是否存在稳定的联系效应，本文将通过相关系数检验、面板数据ADF检验以及协整分析，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思路为：首先对各个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从截面数据考察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度；然后通过面板数据ADF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当两个变量为同阶单整变量时，再通过协整检验辨别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果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则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检验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否则，认为两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为简化说明，本文分别用CC和DC来表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

（一）相关系数检验

通过计算58个样本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相关系数，以及绘制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见图3），发现就各个国家来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所有样本国家相关系数的均值仅为－0.217803；并且从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上看，大多数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分布在零值附近，且多数国家这两者间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图3样本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相关系数分布图

（二）面板数据ADF检验

关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有Levin、Lin和Chu（2002）的LLC检验；Breitung（1999）的Breitung检验；Im、Pesaran和Shin（1997）的IPS检验；InChoi（2001）的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等方法。为了避免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的比率进行平稳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表2。

从表1来看，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检验；债务危机的变量除了Breitung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外，其他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都拒绝了DC存在单位根的假设。由此可以判断，CC和DC序列均为平稳序列，CC～I（0），DC～I（0）。

表2表明，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所有的检验，这说明CC序列为平稳序列，即CC～I（0）；而债务危机的变量仅通过了LLC检验和IPS检验，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他检验也未通过。经过综合判断，本文认为不能拒绝DC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DC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为了确定DC序列是否是单整的，本文再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并对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差分后ΔDC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根据这一结果，本文认为序列DC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DC为一阶单整序列，即DC～I（1）。综合以上分析得知，由于CC为平稳变量，而DC为一阶单整变量，即两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可以得出，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

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将分析重点转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以上单位根检验结果得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CC和DC均为单整变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以下将着重关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验思路为：首先对变量进行回归；然后检验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认为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考虑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长期联系可能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本文选取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形式设定为：

以货币危机作为因变量，采用GLS（cross－section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残差序列｛e｝的表达式为：

其中，α[,i]*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回归的残差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仅通过了IPS检验和Fisher－PP检验；在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中，均未能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为非平稳序列，序列CC与DC不具有协整关系。这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也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以上面板数据的回归方程斜率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表现出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具有一定的减弱效应。

五、结论

债务危机论文篇（3）

一、研究的背景

财务危机是威胁企业持续经营的根本性危机。因为无论是发生巨额亏损或者连续亏损,都将成为影响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和持续经营的严重事件。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部分企业陷入财务危机,都有一个逐步显现、恶化的过程,因此具有一定的先兆性和可预测性。财务危机预警的相关论文国内外都有不少的论述,如从企业内部治理的角度等来分析财务危机的形成原因分析及应对措施。本文则是以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反映企业一定时期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同流动负债的比率,从现金流量角度来反映企业当期偿付短期负债的能力来体现企业是否存在财务危机。本篇论文从上市公司中选取样本企业一定时期的现金流动负债比的角度,研究这项财务指标与企业财务危机之间的相关性,验证其是否能及时反映企业的财务危机。

二、数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①

1.ST公司样本与非ST公司控制样本的选择

本文以 2005年年报资料为基点,将2006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被ST的58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所有A股非ST公司为母样本,按照一定的配对标准选出相应数量的非ST公司作为控制样本展来研究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的相关性问题。

2.研究数据的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资料来源于巨潮资讯、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网站。数据资料的处理采用的是Eviews3.1计量经济分析软件。

三、变量的选取与模型设计

1.变量的选取

本文所选取的变量名称为现金流动负债比,在实证研究中,以xjldfz代替。

计算公式为:现金流动负债比=经营现金流量净额/流动负债。

2.模型设计

本文是以上市公司是否被“特别处理”(ST)作为财务危机的衡量标准。由此,通过构建多元逻辑模型(Logistic模型),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来对模型进行估计而进行的研究。其具体形式为:Z=Logistic(P)={Pi/(1-Pi)｝=α+β′X,其中,α是截距参数,β是斜率参数向量,Pi∈[0,1]。

四、研究假设

本文旨在对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因此结合社会经济背景,建立假设: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

该指标反映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用来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指标越大,则说明企业有较强的现金或者现金流量来应对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因此,本文假定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即现金流动负债比率越大,说明企业应对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越强,则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则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

五、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的相关性分析

1.描述性统计结果②

(1)T-1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ST公司在现金流动负债比的均值上,比非ST公司的明显偏低,这说明在T-1年,假设条件所描述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即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

(2)T-2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ST公司在现金流动负债比的均值上,比非ST公司的明显偏低,这说明在T-2年,假设条件所描述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即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

(3)T-3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ST公司在现金流动负债比的均值上,比非ST公司的明显偏低,这说明在T-3年,假设条件所描述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即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

2.回归结果及拟合优度检验

(1)T-1年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与拟合优度检验

根据本文模型设计的条件,建立现金流动负债比T-1年的回归模型如下:Z=+XJLDFZ+ε③,其中,Z为逻辑因变量(ST公司,Z=1;非 ST公司,Z=0),Ci(i=0,1)为回归参数,ε为回归残差。

由上表可以看出,回归变量参数在10%的水平下统计显著,且回归变量参数的符号为负,这一回归结果与假设条件相同。

另外,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T-1年LR统计量与McR²较大,则说明T-1年模型的拟合较好,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2)T-2年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与拟合优度检验

现金流动负债比T-2年的回归模型如下:Z=C+XJLDFZ+ε,其中,Z为逻辑因变量(ST公司,Z=1;非 ST 公司,Z=0),Ci(i=0,2)为回归参数,ε为回归残差。

由上表可以看出,回归变量参数统计不显著,而回归变量参数的符号为负,这一回归结果虽然与假设条件相同,但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另外,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T-2年LR统计量与McR²都比较小,则说明T-2年模型的拟合不是很好,模型的解释力不是很强。

(3)T-3年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与拟合优度检验

现金流动负债比T-3年的回归模型如下:Z=C+XJLDFZ+ε,其中,Z为逻辑因变量(ST公司,Z=1;非 ST公司,Z=0),Ci(i=0,3)为回归参数,ε为回归残差。

T由上表可以看出,回归变量参数在10%的水平下统计显著,且回归变量参数的符号为负,这一回归结果与假设条件相同。

另外,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T-3年LR统计量与McR²都较大,则说明T-3年模型的拟合较好,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3.讨论

依据上述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与拟合优度检验的结果可以得出:T-1年和T-3年均在10%水平下统计显著,通过了Z检验,而且T-1年、T-3年模型的拟合都较好,其中T-1年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但T-2年模型没有通过Z检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样本容量不足所造成的,因此本文认为假设成立,即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

4.结论

通过上述 Logistic 回归分析及其讨论的结果,可以判断:接受假设条件。即现金流动负债比率越大,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判定,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

通过对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希望可以对非上市公司提供判断是否处于财务危机有相应的参考,同时对投资者从财务角度判定一个企业是否值得投资有一个选择的指标。

注释:

①本论文的相关数据资料均来源于中国巨潮资讯、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网站。

②本论文的所有输出结果均来自于Eviews3.1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

③本论文为研究方便,特意将公式Z=+XJLDFZ+ε中用C表示,以下相同。

④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在Logit模型中,主要用于单个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参考文献

[1]李秉成.企业财务困境研究――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实证分析北京[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7:P10-19,73,95-99.

[2]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谢识予,朱弘鑫编著.高级计量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

作者简介:

债务危机论文篇（4）

引言

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欧洲、尤其是对欧元区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单一货币体系下，为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各经济体纷纷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导致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日益突出。2009年10月，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希腊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降低了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此后，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简称PIIGS）的财政状况也相继恶化，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始终在高位运行，使债务危机在欧洲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http：///europedebt/

截至2010年底，中国中央政府公开宣布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为17%，与上述各国相比可谓微不足道。与此同时，标普及穆迪均上调了中国的评级，其理由为：中国政府负债规模适中、外部资产规模庞大、经济前景乐观。然而，中国政府的真实债务情况确是如此吗？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地方及地区政府纷纷大举兴建基础设施，并因此积欠了巨额债务。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Dragonomics）称，2011年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约37%，如果再将中国政府其他一系列显性与隐性的债务——如铁道部所欠债务、代表国家放贷的所谓政策性银行债券，以及国有银行体系中的不良债务等全部囊括进来，中国实际的债务占GDP比例可能高达90%。惠誉评级据此做出较为保守的估计：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政府负债总额约为GDP的48%。

由此，在真实债务占GDP比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探讨欧洲债务危机的产生根源、演变路径，及其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都将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为此，本文以欧洲债务危机为核心，通过对德国政府财政支出、借款与政府债务之间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探讨政府债务管理理念及模式对债务危机产生影响的程度及作用方式，总结其经验教训，这对于增强我国对债务危机的认识，采取针对性措施规避和降低债务危机爆发风险，防范和减轻欧债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维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献综述

早在1999年欧元刚刚诞生之季，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预言，欧元将无法安然度过第一次经济危机，欧元区有可能在10年后解体，因为缺乏统一的货币政策将从根本上制约欧元区的长期发展与生存。现在看来，弗里德曼对欧元区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欧元创始人之一奥特马尔·伊辛（Otmar Issing）也指出：欧元的设计宗旨是成为一个货币联盟而非政治联盟，在尚未建立一个政治联盟的情况下创立货币联盟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采用结构式VAR方法评估欧洲国家之间经济冲击的相关性，发现欧元区“核心国家”，即最早发起和推动欧元区建立的德法之间的经济冲击对称性明显高于“国家”。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欧洲研究中心教授Kevin Featherstone（2010）指出，欧盟现在一团混乱，虽然希腊难脱其咎，但是欧盟在1992年就开始在欧元区采纳单一货币，而欧盟本身也同意针对财政政策相互协作以应对危机。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来监管和控制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以及一个相应的危机预警和应对体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欧盟内部的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均衡的，设计的太过简单。

债务危机论文篇（5）

2012年虽已进入尾声，但欧债危机却远未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内经济增速的下滑和隐性刺激政策的祭出，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问题也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关于中国将陷入欧洲式债务漩涡的论调甚嚣尘上。

本文以危机成因、风险程度以及化解对策为切入点，对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风险进行了深入比较，进而认为――相对欧债危机可能导致的欧元区经济二次探底而言，中国地方债务风险总体上完全可控，不过与希腊等国需要漫长时日且彻底改革才能走出危机相似，中国若要从根本上消除地方债务风险，还需要在政府职能转变及税制改革方面进行长期努力。

一、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成因比较

欧洲部分国家的债务危机祸起反危机的扩张性操作，根源则在于多年来过高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乏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开始推行高保障与高福利制度，加之新世纪以来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上升，给政府支出带来了沉重压力；与此同时，高保障与高福利制度下产生的高税收与高劳动力成本，促使这些国家的大量产业资本在“冷战”结束后向新兴经济体大规模迁移，导致其自身产业虚空化，进而使得税基萎缩、失业率攀升，经济增长动力缺失；长期过高的支出压力与单薄的财政收入相互作用，导致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膨胀，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最终在触及信心临界点，即市场认为政府一贯的借新还旧方式已无法持续时，债务危机便正式爆发了。

纵析中国形成庞大地方债雪球的原因，表面上虽也是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宽松财政货币政策所致，但更主要地则应归咎于长期以来的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以及财权事权的不对等――多年来，中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各级地方政府始终习惯于充当经济活动的主角，地方行政长官长期热衷于举债投资，由此导致地方债务规模居高不下，相关风险不断积聚。

二、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程度比较

2010-2012年，卷入欧洲债务危机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三国因自身无力化解危机，已经先后接受了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达千亿美元的天量救助，但目前的境况仍旧非常糟糕；西班牙、意大利在评级被下调后亦是步履维艰，特别是西班牙，其实已经相当于变相接受了外界援助；此外，尽管于过去数轮的欧盟峰会给出了包括私人投资者对希腊债务减记超过50%、欧洲银行将核心资本金率提高到9%、合并EFSF与ESM在内的三个解决危机的核心“可行”办法，但是，其具体效果如何仍有待市场的检验，若市场并不买账，则由此引发欧元区经济的二次衰退也绝非小概率事件。

至于中国的地方债风险，我们认为只要中国的宏观经济能够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速度――8%左右，那么爆发全面危机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不过，尽管如此，局部地区还是存在一定的债务违约风险――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有近20%的市级政府债务率超过了100%（以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测算），且由于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曾寄厚望于土地收入，承诺将其作为部分还款来源，而在当前中国房地产调控愈发趋紧，土地收入远不及预期的现实情况下，这些原本就财力薄弱的欠发达基层政府恐难按期按量还款，若再考虑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加息所致的还款负担加重因素，则中国局部地区的确存在债务违约风险。

三、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化解对策比较

截至目前，欧盟峰会开出的如上所述的三个药方其实还是治标不治本，若要使希腊等国彻底走出债务危机阴影，一方面，这些国家必须要改革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社会保障与高福利制度，尽管这条改革之路异常艰难与痛苦（由此这些国家的国民将从贪婪与懒惰重新回归节制与勤劳）；另一方面，这些国家需要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分工中尽早地确定自己的位置，以便找寻到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

化解中国地方债风险，从根本上讲则主要应通过理清政府边界、深化分税制改革进而有效降低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来实现。所谓理清政府边界，即是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变地方政府充当经济活动主角的不正常状况，变“经济建设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使之在举债前弄清楚举债投资是否必须；深化分税制改革则是为确保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与综合财力相挂钩。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是分税制改革的深化对于中国来说，均非朝夕可以完成。

四、结语

综上所述，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风险从成因上看，貌似相同实则存在差异；从风险程度上讲，欧债危机引致整个欧元区出现二次经济探底并不属小概率事件，而中国的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则很难引发国内全面的危机；从解决对策来说，若要治本，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均需进行实质性改革。

参考文献

[1]　白宇飞.民族地区地方债务风险及其化解[J].学术交流，2012（6）.

债务危机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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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William Beaver(1966)提出了财务预警的单变量模型。他首先界定了财务危机的概念,认为企业破产、债券违约、银行账户透支、无力支付优先股股利等均属于财务危机的表现。然后,以1954-1964年79家财务危机企业和同行业的79家财务健康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建立各财务指标的单变量模型。结果表明:分别以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现金流负债比建立的单变量模型预测准确率较高,其中现金流负债比的预测准确率最高,且随着破产临近,模型预测准确率越来越高①。Altman(1968)以1946-1965年破产的33家公司和同行业、相近资产规模的33家健康公司为研究对象,从22个备选变量中选出营运资本总资产占比、留存收益总资产占比、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总资产营业收入率、股东权益与负债比五个变量作为判别变量,建立了用于破产预警的多元判别模型,即Z-Score模型。实证结论表明模型方程的函数值Z值越小,企业破产的可能性越大,因此Z值对企业破产具有预测作用①。Altman、Haldeman 和 Narayanan(1977)对已有的只适用于制造业的多元线性预警模型进行扩展,以 1969-1975 年的 53 家破产企业和 58 家非破产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适用行业范围较广的 ZETA 评分模型,该模型引入了经营收益总资产占比、普通股权益总资产占比、流动比率等在内的七个变量。结果表明:ZETA 模型优于 Z 模型,它的预测准确度较高,在财务失败前五年的预测准确度就高达70%②。Aziz、Emanuel和Lawson(1988)进行财务预警研究并建立了现金流量预测模型。他们通过对破产企业和健康企业的数据对比,发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和现金支付的所得税在破产前五年内具有显着均值差异;比较Z分数模型、ZETA信用风险模型和现金流量预测模型三种模型的预测效果,发现现金流量预测模型的预测准确率最高③。Green J.P(1999)对英国 197 家上市公司的长达 23 年数据为样本,证明了披露的现金流量与利润质量存在显着相关性,现金流量披露能证明收益质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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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财务预警的理论基础

2.1 财务危机

对于财务危机的界定,国内外看法不一,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一些国外学者将财务危机看作是企业没有经济能力偿还到期债务或优先股股利,如Beaver(1966),Scott(1981)等,他们认为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是企业破产的前提,财务危机加大了破产的可能性,但并不一定导致企业破产;其他国外学者认为财务危机即企业的法定破产,如 Altman(1968), Ohlson(1971),Deakin(1972),Bartczark(1984)等。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便于收集,因此企业财务研究几乎都以上市公司数据为依据,财务危机相关研究也不例外。另外,我国至今尚未有一家上市公司破产,这是源于上市资格在我国仍是一种珍贵的壳资源,当一家上市公司面临破产时,其他公司可以将其接收,以借“壳”上市,原上市公司也就避免了破产清算。因此,以破产作为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标志不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将财务危机的界定锁定为公司是否被“特别处理”(ST),如陈静(1999)、张玲(2000)、吴世农与卢贤义(2001)等。国内学者将 ST 作为发生财务危机的标志,基于以下几点:①财务失败是指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发生财务危机是财务失败的充分非必要条件,从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到最终破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在企业财务失败之前进行预警。2007 年 6 月施行的破产法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应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为了减少甚至避免破产对所有者、债务人等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损失,我国对未来可能发生破产的上市公司进行特别处理,即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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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论文篇（7）

 

一、财务危机的概念及危害 

财务危机又称财务困境。是指企业因财务运作不善而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动态过程。财务危机不仅给企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和形象伤害，处理不当甚至会导致企业倒闭。 

 

二、企业财务危机形成的原因 

 

企业内部控制薄弱、管理混乱。企业由于内部控制薄弱、管理混乱，出现违法违纪事件、会计反映不实、费用支出失控、经济效益低下、财产物资严重损失等经济现象。这种状态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和企业的彻底失败。 

资本结构的不合理将使企业财务负担沉重，偿付能力严重不足，有可能出现财务危机。中国企业财务结构上，普遍存在着资产负债率较高、银行贷款过多的问题。负债结构上，长期负债较少，短期负债过多，过度的负债会削弱企业的支付能力。当企业出现支付危机时，一方面使自己失去信任而加大其财务风险，另一方面又因逾期借款而使融资成本加大。 

投资缺乏科学性。一方面由于企业投资决策者对投资风险的认识不足，盲目投资，导致企业投资损失巨大，从而财务危机不断。另一方面是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缺乏周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加之决策所依据的经济信息不全面、不真实以及决策者决策能力低下等原因，使得投资决策失误频繁发生。投资项目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投资无法按期收回，形成不良资产或巨额损失，加大财务风险。 

商业信用过度使用。现代社会企业间广泛存在着商业信用，大量采用赊销方式销售产品。从会计核算的角度看，这可以增加企业利润，但相当多的企业在信用销售过程中对客户的信用等级了解不够，盲目赊销。造成大量应收账款失控d一旦信用链上的某一环节出现故障，资金链断裂，企业将会发生支付危机和偿债危机。 

 

三、企业财务危机的防范 

 

(一)加强危机的管理 

1、加强对危机的教育，使企业全体员工树立牢固的危机意识。企业在制订发展目标，决策企业经营活动，组织企业经营战役时，要有危机观念，从思想上不放松对危机的控制。危机出现时，不胆怯、不畏缩，迎难而上，同心协力，摆脱困境、克服危机。 

2、加强对危机的防范。在危机尚未发生之前，未雨绸缪，事先对企业的资本经营活动进行战略设计。制定防范危机方案，以便对危机进行预控。在财务管理上，应用财务预警指标对企业举债、用债、偿债过程中所涉及的环节、因素进行预测分析，充分估计各种不利因素可能引发危机的程度，以便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3、加强对危机的控制和处理。加强财务危机的管理。除了加强会计核算，进行财务预警分析，健全会计信息质量保证体系外，必须建立健全一套既符合国家监控要求，又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财务危机管理机制，特别是建立健全一套企业财务危机应急管理系统。在危机发生时，通过设立的危机控制机构和人员，制定周密的危机应急处理方案，按照既定的程序，以迅速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及时控制和扭转被动的财务局面，使企业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危机损失。 

 

(二)制定和实施应急行动方案 

制定和实施应急行动方案是危机指挥中心进行危机应急管理的重点。目的是降低现金需求，谋求资金来源最大化。可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迅速制定处理方案，控制和扭转财务被动局面。 

1、债务展期与债务和解。债务展期是与债权人洽商推迟到期债务要求付款的日期：债务和解是债权人自愿同意减少债务人的债务。包括同意减少债务人偿还的本金数额，或同意降低利息率，或将一部分债权转化为股权，或将上述几种选择混合使用。债务展期与债务和解在企业发生财务困境时能为企业赢得时间，进行财务调整。操作起来也方便简捷。当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时，首先应该想到的应该是债务展期与债务和解。此外，利用商业信用，争取供应商继续进行信用融资。如以储代购，缓解周转资金占用；以销货的百分比偿还应付账款：以退货抵消部分应付账款：签订新的定货合同抵消债务等也是实践中常用的有效方法和措施。 

2、资产变现。正常情况下，企业通过资产运作，利用经营活动创造的现金流量偿付到期债务。而通过变卖某些资产偿付到期债务也是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的一条途径。处分不良债权，加速回收应收账款；处分存货，包括制成品、原料、零部件；处分闲置资产、无效资产，出租、出售无用资产：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或收回对外投资。 

3、与企业出资者协商增资的可能性，增加企业可运用的资金，共渡难关。 

债务危机论文篇（8）

一、前言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9年随着希腊政府宣布其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阈值，欧洲债务危机再一次让全球经济走入低谷。此次危机力度强大、扩散迅速、来势迅猛、持续长久，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欧债危机的开始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也不可避免的卷入欧债危机的浪潮中。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增速锐减、萎靡不振，我国外贸行业受到沉重打击。

欧债危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值得我们持久的关注和细致的研究。深入研究掌握欧洲债务危机的最新动态，分析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影响和发展趋势等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世界经济的运行特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采取有效的对策应对这场席卷全球经济的寒冬。本文以全新的二维角度对欧债危机的深度演化过程进行分析，采用2009年至2013年官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这对我国有效应对欧债危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二、欧债危机深度演化

（一）横向深度演化

从欧洲债务危机所涉及国家的先后、多少来看，希腊债务危机标志着欧债危机的开始，随后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相继陷入债务困境，最后欧洲经济整体受到危机影响，连龙头国家法国德国也不能避免。从中不难发现债务危机范围不断扩大并且呈现出由点连成线再扩展到面的特点。

祸起希腊，但不止于希腊。危机迅速向欧元区其他国家扩散，其中以“欧猪五国”（PIIGS，Portugal—葡萄牙、Ireland—爱尔兰、Italy—意大利、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危机不断向核心国家蔓延，不仅是南欧国家遭受波及，就连欧盟核心国家德国、法国也难避其害，穆迪近20年来首次下调意大利的信用评级且前景展望为负面。2010年，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出现赤字超标问题。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被迫接受，已经有五个欧元区国家接受国际贷款机构“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的资金援助了，依次为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而斯洛文尼亚很可能成为欧盟下一个救助对象。欧洲国家普遍经济增速连续下滑，尤其在2010年的第二季度、2011年的第四季度和2012上半年危机态势进一步恶化，失业率高升，市场信心低迷。整个欧元区面临成立14年（1999年1月1日欧元的正式出现而成立了欧元区）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二）纵向深度演化

从受债务危机影响的经济部门来看，危机蔓延的趋势是从金融服务业到实体经济。

首先，危机是从政府背负高额债务、资金运转不灵向欧洲金融行业传播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欧洲各国为了拯救银行而发行大量国债以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当大规模债务危机的袭来时，国债收益率升高、融资困难，银行业资产减值、资不抵债，承担着巨大的债务风险，甚至这一危机也决定着许多银行的生死存亡。

目前欧洲银行业危机的深化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巨大的资金空洞正等待补充。2010年10月，因爱尔兰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欧元区银行系统所面临的风险也突显出来。欧洲银行业持有大量的债务风险敞口，如法国第一大银行BNP Paribas持有50亿欧元希腊国债。而救助危机国银行耗资巨大，赤字大幅攀升，债务状况恶化，引发了市场对银行业危机的担忧。第二，大多数银行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目前，欧洲主要银行持有大量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国的政府债券，因这些债券收益率不断攀升造成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实际价值大幅缩水，CDS（信用违约掉期）过高，融资成本大大增加造成融资困难，由此引发相关银行的流动性不足、资金链断裂的问题日益浮出水面。

其次，危机从虚拟经济波及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动荡损及实体经济，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文化产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2012年12月，欧元区制造业信心指数为-33.3，工业信心指数为-13.8，零售业信心指数为-15.9，消费者信心指数为-26.3，服务业信心指数为-9.8，五个指数均在低位徘徊或是连续下降。

实体经济受到负面影响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国债收益率上升，银行持有的国债价格下跌导致资产减值，银行资不抵债难以为继，银行通过减少向企业放贷来调整资产负债表，企业得不到贷款无法正常运营。第二，无论是从欧盟主观意愿还是从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客观角度来看，欧元走低并一直保持在低位。在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上，欧元的走低导致了美元的相对升值，这使得有色金属、石油等商品价格面临着极大的上行压力。欧洲工业原材料进口成本增加，毛利率将降低，竞争力下降，部分企业艰难维持生产。第三，危机爆发后，各国均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采取了如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养老金、降低失业补贴以及提高税收等经济紧缩措施，从而降低赤字和债务。但这抑制了经济恢复和发展，制约了“生产-消费”链，对于欧元区成员国内部的消费需求复苏也产生制约作用，造成了实体经济的萎缩。

三、欧债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和实证分析

（一）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1、对中欧贸易总额的影响

201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38667.6亿美元）已约占中国经济总量（GDP 519322亿元）的二分之一，国际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贸出口方面，中欧历来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2003年，双方确立了中欧战略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2007年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达3561.5 亿美元，同比增长27%。2012年2月以前，我国对欧洲的月出口额基本都占我国月出口总量的20%以上，2009年1月的对欧出口比例更是高达25%。然而自2012年2月以后，出口到欧洲的份额就鲜少有超过20%的情况。

鉴于中欧之间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动将会直接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状况。而欧洲债务危机迫使欧元区国家经济疲软，中国对欧出口增速随之大幅放缓。目前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已经从早前两位数的增速下降到个位数、甚至负增长，出口面临严峻挑战。2000年至2008年，中国对欧出口平均增速为26.38%，在2009年经历了出口负增长的谷底（增速下降20%左右）后有所回升，2010-2012年仍持续走低，去年一整年对欧出口为负增长，12月以下降6.2%收官。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中国和欧盟双边贸易额达5460.4亿美元，同比减少3.7%。

2、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

从出口产品来看，我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占全部出口的95%左右，包括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等，集中在机电产业、纺织业和金属制品业等部门。近几年，中国对欧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机电产业、纺织业和贱金属制品业等部门，具体来讲机电产品主要是电机、电气设备、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纺织品主要是服装及附件、针织品及附件；杂项制品主要有家具、床上用品、玩具、运动器材等。2009年，各项商品的出口额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金属制品业出口甚至同比减少52.52%。2012年，出口额再次出现下行趋势，车辆、航天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出口同比减少20.22%。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总出口增速放缓，其中纺织品、服装、家具、鞋类、箱包、塑料制品、玩具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7%，低于整体出口增速0.4个百分点。纺织原料及其制品、金属制品业、化工产品的可替代性比较强，价格弹性比较大，所以经济波动对这些产品影响很大。

3、对出口企业的影响

从企业类型来看，我国受外部冲击最大的企业是代工企业（“两头在外”企业），即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企业。代工企业完全依存“来料或进料加工—对外出口”模式生存，当长单变短单或订单停续，这些企业便无以为继，不少中小企业在2010-2011年停产、半停产甚至关门停业。

与代工企业相对应，从贸易方式来看，加工贸易受到的影响比一般贸易更为严重。我国贸易部门划分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二者齐头并进，所占份额相当，但一般贸易的同比增长率比加工贸易略高。加工贸易是指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方式。不同于一般贸易部分内销部分出口，加工贸易的产品完全出口且附加值极低。中国是加工贸易的大国，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你都可能会惊喜的发现印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但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特点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只占5%-10%左右，甚至更低）、位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发展方式粗放，赚取的仅仅只是少量的加工费。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逐步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高附加值、高端环节以及营销控制、品牌管理等方向升级。

（二）实证分析及结论

1、模型及回归结果

为了研究此次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及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我通过建立以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各变量定义如下，模型左边是因变量，以中国对欧盟（27国）的月度连续出口数据来衡量，从2009年1月到2012年12月共48个月的连续出口数据，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网站。自变量包括欧盟以支出法计算的季度实际GDP指标，以2005年为基年，单位为十亿美元，数据来源为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资料；汇率为48个月的人民币对欧元汇率，数据由X-rates网站统计而得。由于欧洲债务危机是2009年年末开始显现的，为了体现欧债危机随时间演进的影响，本文设置了时间虚拟变量，2009年11月及以后为1，之前为0。最后还有随机干扰项和常数项。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统计量见表3（1），其中我已经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对数换算，取对数的作用在于可将间距很大的数据转换为间距较小的数据。

表3（1） 各变量描述统计量

为了防止伪回归的误差，我首先对各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2）。从表中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变量取对数后主要的变量如对欧盟出口和汇率已经平稳了，欧盟GDP经过二阶差分后检验也变得平稳了。

表3（2） 变量序列ADF的检验结果

接下来，我使用Eviews 6.0 统计软件对模型适用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回归结果见表3（3）。

表3（3） 模型回归结果

由此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2、解释实证结论

“国民收入的影响显著”这一结论符合一般经济规律，欧盟国内生产总值每上升1个百分点，我国对欧出口增加10.34个百分点。从2009年到2012年的月度数据来看，汇率变化的影响不是非常显著，可能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对汇率的管制较为严格，从长期来看汇率在适度的范围内波动不会对外贸造成严重的影响；二是部分商品通过出口退税、政府补贴等方式使售价维持在人民币升值前的水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汇率波动的影响；三是热钱通过货物或服务贸易的方式流入中国造成了统计数据和真实情况有所出入。

然而，表明欧盟生产总值和汇率变化都对我国对欧出口额有比较深刻的影响。T2会得到相反的结论是因为前两年的汇率比2011-2012的汇率波动要更为剧烈，后期的汇率在调控下已趋于稳定了，样本越多反而越不能体现其对出口的影响。同时，这个现象也说明汇率一定会影响出口，不能因为其在一段样本的统计中的不显著而否定其影响。

虚拟变量的β值只表示变量的性质而不表示变量的数值，也就是说在上述回归模型中虚拟变量产生了影响却不是很显著，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该变量与汇率的特点刚好相反，时间越长，样本越多，虚拟变量的影响也会越显著，目前的样本范围还不够充足，使得时间虚拟变量不能用来代替债务危机本身的影响；二是危机的影响已经体现在收入和汇率的变化中，二者削弱了虚拟时间变量所代表的危机的程度。

四、结论

欧洲债务危机经历了开端、发展、升级之后并没有偃旗息鼓，仍旧不断扩散并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横向即地理区域来看，债务危机范围呈现出由点连成线再扩展到面的特点，受其波及国家数量不断增加。从纵向即经济部门来看，危机深度演化的趋势是从金融业到实体经济，从宏观GDP到微观制造业均遭受沉重打击。欧债危机的深化对我国外贸出口造成严重影响：从贸易总量看，目前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已经从早前两位数的增速下降到个位数、甚至负增长，出口面临严峻挑战。从产品结构看，机电产业、纺织业和金属制品业等出口受阻。从企业类型看，加工贸易和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企业受危机冲击最大。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并对2009年1月到2012年12月共48个月的连续出口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结论：长期来看，欧盟生产总值对我国对欧出口额有显著的影响，汇率和虚拟变量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但短期内汇率的影响显著。

参考文献：

[1]潘正彦. 欧债危机加剧下中国外贸发展态势分析[J]. 国际贸易， 2012， （02）： 10-14

债务危机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0-01

一、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同

1.美债危机产生原因

当前国际形势下，金融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领域延伸，由投资实业获取收益转向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获取暴利。同时国际债务模式呈现出新变化，原来世界最大债权国转身成为最大债务国，由公司债务危机向债务危机转变，从国家赤字转向“国家破产”。美债危机正是国际债务模式发生新变化的一种反映。近10年来，美国政府年平均借款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不断推升了美国的债务依存度。此次美债危机其实就是美国债务模式循环和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之所以沿用这种债务模式，取决于美元国际循环路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循环，主要依赖于两个渠道，一是通过贸易渠道来投放，经由金融渠道来收回；另一条渠道则相反。在此过程中，美国一方面消费了其他国家的商品与服务；另一方面又在境外留下大量的美元债券和其他形式的美国金融资产。通过这两个渠道，高收入只是通过虚拟资产的交易，而不是通过实物生产创造出来。利润空间巨大且获得方式相对简单，这样美元的国际循环就有了新的动力，然而正是这种动力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2.欧债危机产生原因

(1)自身原因

欧洲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不足，以及高福利制度，这些都抑制了欧元区竞争力的提升，并导致了长期“低增长、高失业”的状况。这是欧洲政府债务负担加剧的根本原因。其次，欧元区虽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这种制度架构本身的不完善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种子。当某些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它们难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特点，制定准确而高效的货币政策。比如，当希腊遇到债务问题时，对外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对内不能通过增发货币来削减政府债务。

(2)外部因素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债务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负债额度巨大。纵观全球经济形势，美国必须要“炮制”出一个比自身债务还要庞大的“同伴”。投资银行高盛在希腊危机中合法但是不道德的行为，使得希腊的经济恢复更为困难。尽管引发这次金融动荡是市场对欧洲债务负债率过高表示出的担忧，但三大评级机构煽风点火式的表现让这一危机愈演愈烈。在危机爆发之前，他们作为华尔街投行的吹鼓手，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帮助希腊隐匿债务、发行债券的时候，用最高的评级来吸引投资者大量认购，到华尔街投行的“陷阱”布局完毕，它就开始唱衰欧洲负债率过高的国家。美元却利用“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使资本大量回流美国本土，成了这场危机的赢家，包括美国国债等形式的美元资产大受追捧。美国国债受到超额认购，债务融资得以顺利进行。内外夹击之间，欧洲经济陷入了一场狂烈的债务风暴。

二、对待债务危机的态度及解决方式不同

美欧两方对“债务”有着不同的看法。欧洲人对待债务仍持传统观念。入不敷出情况下拥有债务在传统道德中是被否定的。而美国随着现代商业银行以“资本运作为主”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对债务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保持收支平衡早已不是首要任务，而利用债务盈利的多少则成为判定商业银行运作成功与否的标杆。这种态度对美国的公共财政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美元在国际上的霸主地位，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操控利息来对外输出债务，而不必过于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比如在经济紧缩时用高利率吸引海外“热钱”，而在“量化宽松”时降低利率，大量印钞，以出售债务的方式来输出国内通胀。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债多不扰，虱多不痒”的生活，他们认为对持有美债的国家来讲，如果出现损失与美国无关。可以说，20世纪债券市场的出现是债务道德观走下坡路的开端。在欧洲，尽管金融业受到“利用债务盈利”观念的影响，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公共财政仍没有脱离传统的框架。所以，当希腊等国发生债务危机时，欧盟出台的各项措施都是着眼于回归收支平衡。换句话说，欧洲认识到了过去所犯的错误，正采取积极行动来使经济重新回到健康的轨道。而美国却继续在走“量化宽松”的老路，后续经济发展可想而知。

三、前景分析

1.美债前景

截至2011年，美国国债总额已超过14万亿美元。从长期来看，未来医疗费用支出的不断上升与社会保障净收入下降这两个因素，将使得美国财政陷入更大的困境，其真正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更为关键的是，医疗健康支出事关社会福利，任何削减开支或者延迟支付都可能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预计到2019年美国累积财政赤字将达到9万亿美元。假设美国能够保持年均5%的经济增长率，则2020年时的GDP约为24万亿美元，届时，全年收入仅够用来偿还积欠的债务。由于美国不具备足够的偿债能力，惟一的政策选择就是继续加大货币和债券的发行规模，以支付巨额国债利息、偿还到期债务和维持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运作。所以说，美国可能难以回避债务风险持续上升的问题。

2.欧债前景

出于希望改变汇率不稳定状态，西欧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开始谋求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且期望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经过长久努力，欧盟区形成了统一的货币，欧元减少了成员国之间的汇率风险，促使欧元区国家通胀率下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欧洲高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开支的不断增加与财政扩张之间的矛盾。上述矛盾与冲突必然会使欧元区成员国付出巨大的经济发展代价和政治稳定成本。在现有的欧元体制下，要长远解决债务危机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痛下决心削减赤字，这对不久前经历了金融海啸的欧元区国家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冲击，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社会改革不免带来阵痛，但从长期来看，却有助于欧洲国家提升经济竞争力。金融海啸后，欧元区并没有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这样使欧洲央行有巨大的空间来应对债务危机。所以说，欧元不仅短期不会崩溃，还有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基础与需求。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各项救助方案的制定并不意味着欧债危机将得到完全解决，解决欧债问题仍然路途漫漫，但只要欧洲各国对待债务的态度正确，欧债危机的解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参考文献：

[1]Krugman,P. The Euro trap[N]. The New York Times, 2010-04-29.(3).

[2]张晓晶.欧债危机的成因、演进路径以及对中国的影响[J].开放导报,2010(04).

[3]鲁茉莉.论欧元与福利资本主义的非相容性[J].国际观察,2011(05).

债务危机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8-0005-05

一、引言

如果从2006年春季“次债危机”在美国显现端倪算起，金融危机距今已经快七年了。七年来金融危机经历了显现——集中爆发——持续影响等过程后，并没有消除。反而，金融危机演化成了“债务危机”。如今，“债务危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却越演越烈。除了挪威、希腊等国家最早发生债务危机外，目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卷入了欧债危机。债务危机似乎只有恶化的趋势，而没有好转的征兆。面对残酷的现实，不仅要追问此次金融危机为什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影响面这么广，深度这么深，同时能够引发债务危机？这次深度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什么启示？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内生性根源

金融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论述（白暴力、梁泳梅，2008；吴晓求，2008；刘迎秋，2009；Taylor，2008；Phillip Arestis、 Elias Karakitsos，2009）。虽然这些论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为此，本文将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微观市场的运行和操作这三个层面来剖析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内生性根源。

（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此次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决定了资本家会不断的扩张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工人仅仅获得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其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资本家无限扩张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产生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理论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矛盾出现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