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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简析国内外经济形势与我国经济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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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需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去僵尸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调整产业布局，打通产业链。另外，需增加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减少损耗并逐步实现零损耗，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有色金属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方向是严控冶炼产能扩张、大力发展高端材料、实施公平用电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资源利用率和企业利润。
水泥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任务主要是通过建立市场监督机制等措施遏制新增产能;运用政策量化去产能指标和市场运行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政府有效引导错峰生产;提高水泥实物质量、减少资源消耗、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做好水泥区域市场建设和协调工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14-01
一、多种学科资源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基石。作为校内公共必修课，每一位学生在讲座中感受到当前丰富而多变的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也会体会我国政府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而做出的政策选择。形势与政策课程使大学生从当前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中，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增强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现实责任感。
1.形势教学的时代性需要多学科资源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分为形势教学和政策教学两个密切联系的部分。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固定教材，源于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一直处于变化当中。教育部社科司每个学期都会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例如，2013年上半年教育教学要点就以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会议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分别列出国内和国际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国内和国际教学要点，都包含多个层面的热点问题。国内教学要点有：学习十精神，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握2013年经济工作的要求和任务等。2013年上半年国内形势政策教学要点，包涵了经济部分、政治部分、社会管理部分等，涉及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教学中深入浅出的讲好这些专题，必须有坚实的专业基础和功底。2013年上半年国际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有：认识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学习十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阐述等。这些国际要点涵盖了国际贸易、国际政治等相关学科。
每一期国内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包括经济形势、政治形势、社会形势等，基本涵盖当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五位一体”的布局。每一期国际形势政策要点，包涵国际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形势等，基本涵盖国际经济规则、国际政治规则的不断调整和变化的态势。这反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每学期都会讲述国际经济形势，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大国关系的调整、国际军事布局的变化。通过单个经济专题的讲述，使学生明晰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大致走向和趋势。在此基础上，需要分专题、分模块具体分析各个经济、政治、文化等国内外形势的现状和走势。形势教学的时代性决定了多学科资源在形势政策课程中的运用。
2.政策教学的时效性需要多学科资源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需要在形势阐述的基础上，明晰党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和对国际形势做出的政策部署。讲述在党和政府在形势基础上的政策等一系列抉择，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衔接性环节。政策既包括原则性、理论性的大政方针，如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党的十精神要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点等，也包括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形势做出的具体阶段性政策措施。
二、多学科资源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师专业结构的单一性与形势教学内容多样性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课程有自身的特点，形势内容讲授的多样性和政策内涵的深入性共同构成了课程教学的特色。形势讲述涉及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文化形势、社会形势等多方面。形势内容讲述的多样性，要求教师能够把握好所讲的形势热点难点专题。
2.教师教学水平与政策教学深入浅出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包括形势教学和政策教学两大部分。政策教学是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重要环节，可以使大学生明晰当前国家政策的选择、变化和走向趋势，能够使学生形成对政策变化的初步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政策变化的表面简单现象。进入新世纪，在新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形势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当前经济、政治、社会政策的变化、选择和走势。
三、以多学科资源推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提升的路径
1.整合多学科资源，扩展多学科教师结构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需要不断整合多学科资源，拓展多学科教师结构，适应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特点，提升课程教学效果。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队伍，包括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虽然有多个学科的教师授课，但是整体而言，教师专业结构显得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形势教学内容多样性需求，也不能满足政策教学深入浅出的需要。高校要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水平，必须整合多学科资源，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科资源投入，吸纳多元化专业教师成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专职和兼职教师。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专业结构应该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多样性特点非常鲜明，不同的专题体现不同的专业特色。国内经济形势和特征专题，应当体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分析模式。
2.加强教师自我提升与培训，提高形势政策教学质量
除了高校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多学科资源的投入之外，现有形势与政策教师队伍的自我提升也非常重要。现有形势与政策专职教师，从事形势与政策教学实际工作，其课堂教学实践经验不断增强。一方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可以按照不同教师的专业特色进行加强。教师讲授专题可以根据自身专长进行划分，然后长期从事某一方面的专题讲授。这样以来，长期的教学实践会积累更多的教学经验，也使教师不断加强某个方面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程所属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应当重视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的培训。积极参加国家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普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参与全国、各省组织的学术理论研讨会等，以此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的专业理论素养和授课水平，特别是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程专职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以此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水平和教学实效性。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转贴于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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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所认为的比较优势即在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劳动、资本二要素的基础上纳入更多要素（如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等）参与的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一个关键及经典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但伴随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劳动、资本要素价格逐渐均等，这势必会影响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该问题的解释力。说明在经典的“比较之比较”公理下，还存在着些许不足和需要修复的地方。另一方面，就质量而言，目前的国际经贸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商品质量本身，而是从质量中延伸出生态环保需求、社会性需求等相关概念。国际贸易质量标准应更好地与目前的需求相契合，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为经贸发展服务。重新诠释质量，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
文献回顾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质量标准）与贸易的关联，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正向效用。代表性的学者有Knut Blind（2006），他认为商品的标准会引发规模效应（即网络外部性），这将为产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基础，并且会引致更多的产业内贸易。DTI（英国工业贸易部）（2005）在关于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充分论证了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1948-2002年期间，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3%是由标准（制度）贡献的。DIN（德国标准化学会）（2001；2004）通过数据模型，验证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与标准（制度）有较大的关系，在标准工作上投入7.7亿欧元，带来的直接贡献超过159亿欧元。上海标准化研究院（2007）也肯定了标准（制度）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将促使国际标准进一步演化为国际贸易规则。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在具有正向效用的同时，仍存在一定的负向效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施用海、沙玮、高耀松（2009），他们在肯定标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认为标准的制定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进口、形成技术垄断。徐洁香（2010）认为标准在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长期来看则具有一定的正效应。Farrell，Saloner（1995），Katz，Shapiro（1985）从标准（制度）的路径依赖角度分析，认为标准虽然对经济有贡献，但是过度的路径依赖会降低这种贡献度，出现标准次优甚至更次的选择，使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效应。Shy（1991），Kende（1991）认为如果标准形成贸易壁垒，将使得国内厂商获利而国外厂商受损。关于标准产生的效用孰大孰小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标准的经济效果很难定量衡量，需要综合考虑，Gandal，shy（2001）认为标准效应取决于标准的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的相对大小，但Boom（1995）认为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难以量化和比较。
综上所述，学者们一致认为这种质量形式的制度安排对贸易是有影响的，并且是正向影响。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资料还少有涉及。
通过上述现状及研究状况的述评，本文拟在勾画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提出多要素参与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提出包含技术、生态、社会制度安排的国际贸易全质量观，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钩沉、质量观及评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钩沉
“发生贸易的原因”一直以来是国际贸易研究的主题及方向。最早贸易产生的雏形是以物易物、以互通有无为基础的原始贸易形式。随着剩余商品的增多，简单的以物易物形式难以承载丰富的商品交易活动，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资本要素），扩展了要素观的内涵。具有代表性的是15-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不仅仅只有劳动这一要素对经济起作用，要素的内容渐渐地丰富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英国作为资本积累的大国，急需一种理论来指导英国的发展，工业革命由此在英国开展，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前身）。历史证明，亚当·斯密的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但随着德美等国家的工业化革命发展，英国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绝对优势理论地位不保。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贸易发生是由于两国要素相对价格的不同，但他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斯密的观点，即优势不是绝对化的，而是“比较之比较”的概念，这一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之后许多贸易理论，无一不包含“比较之比较”的思想。
总之，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自的诠释。从而形成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新新贸易理论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而该体系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比较优势的比较利益原则，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经典及超长的生命力。“比较之比较”的思想广泛地在各种国际贸易研究中出现。
但同时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解释困境。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相对自由市场经济下，在“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干中学（learn-by-doing）”的影响下，要素的价格有均等化的趋势。要素的价格均等化，意味着产品价格相对地均等化，产品将失去比较优势，故学界也展开了呼唤新的比较优势要素、全要素论等，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竞争优势（林毅夫、李永军，2003），故比较之要素亟待进一步广义化。
（二）质量观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广泛地运用于贸易领域。科学质量观的形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商品的质量，从而促进经贸的发展。ISO（世界标准化组织）对质量给出的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这一定义是从 “特性”和 “要求”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描述质量的内容的，即某种事物的“特性”满足某个群体“要求”的程度，满足的程度越高，就可以说这种事物的品质越高或是越好，反之则认为该事物的品质低或差。
依据质量的定义，本文认为品质应包含供需两重含义。从供给面看，主要体现为商品品质标准；从需求面看，具体体现为品质要满足市场消费者对质量技术性、生态性、社会性的需求；通过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商品的质量。
（三）比较优势质量观的评论
比较优势和质量观（一种制度安排）的交集在于相对价格，即“比较之比较”。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导致国际贸易发生之原因，而质量观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演化过程中，其演进动力依然是相对价格的差异。简言之，即在传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质量观作一个制度要素上的拓展，通过相对价格的差异，从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诺斯与托马斯（1973）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论证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并认为这种制度激励是完全有效的。但之后诺斯（1981）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否定了这种绝对的完全有效的说法，并认为相对价格仅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影响因素。再后来诺斯（1991）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对于相对价格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我国学者黄少安（2004）认为只有当演进主体预先预测出这种相对价格变化的趋势，并进行制度创新使其最终结果获得经济效益时，变迁才有可能发生。这与国际贸易之动因不谋而合。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孙杰（1997）详细说明了不仅只有传统的比较优势，才能促进经贸发展，并认同诺斯的制度促进论。比较优势质量观正是一种既基于比较优势又基于制度的新型比较优势形式。
比较优势质量观之所以目前提出，还在于在传统观念当中，对于质量的理解即技术相关性指标，认为质量即技术标准，而忽视了质量使用价值中，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属性，一味的追求商品的自然属性。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目前才被提出，还在于“制度”并不是传统经济理论当中的重要要素，并且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而进行的研究。在以牺牲生态、社会效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当中，质量的内涵需要得到全新的诠释，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质量观带有明显的工科色彩，这为比较优势质量观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阻力，并且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难以进行量化研究。但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一种方法的提出，初始阶段不可能是完美的，需要提出后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应该认识到全质量观的提出的理论价值及较高的实际应用性。
形成比较优势之要素
（一）基本假设
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把制度作为要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中，结合目前社会的需求和人性的假设，将原有的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修改为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社会人”。并且对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经济学假设修改为规模报酬递增，这符合制度要素在经济中的实际效果。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之一：技术制度
技术制度，即质量技术制度，具体为商品的技术指标。通过技术制度的提高，能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形成比较成本优势。历史上英国正是依靠技术革新获得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
地理大发现时期，贸易体现为西方列强的殖民贸易，期间英国等国家掠夺了大量的资本，并诞生了重商主义思想。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业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英国学者大卫·李嘉图论证当产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时，应专一生产并出口具有优势的产品，即能获得额外的贸易收益。德美在英国崛起的影响下，发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促使德美的崛起。技术要素在工业革命时期显的格外重要。
技术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通常为符合目标市场国的标准，符合标准进入，不符合则禁止。表1列出部分产品主要出口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即符合这些标准，并且超越这些标准，才能形成商品的比较成本优势。从表中可以看出欧、美、日、韩对我国玩具、纺织、食品、机电行业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只有通过质量技术标准的提升，才能更好地符合主要目标市场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在品质技术标准形成中，各国相继开展技术竞赛，试图通过技术的革新，获得比较成本优势，占领世界市场。技术标准主要体现为技术不断更新，相对劳动成本下降，形成比较成本优势。
（三）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制度
产品具备比较成本优势，给出口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摩擦，出现了以生态为由的贸易壁垒。绿色贸易源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世界开始关注贸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生态环境在贸易中日益重视，生态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化的要素纳入产品的生产过程，形成生态制度。生态制度与技术制度共同作用，形成包含生态制度的技术制度。目前生态制度主要局限于生态环境的认证、通报的形式，如欧盟目前已经在商品中开展生态设计认证，美国也开始了产品的能源节约计划，德国亦开始关注产品的生态环境问题，试图把生态标准纳入产品的生产标准当中，如G/TBT/N/DEU/9关于生质燃料及化石燃料法案，G/TBT/N/DEU/8关于促进生物燃料使用规定的法规草案，G/TBT/N/DEU/10关于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要求的法令。
生态制度在这一阶段，体现为通过实施生态标准，使商品的附加使用价值提升，形成比较竞争优势。
（四）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三：社会制度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制度不仅体现技术、生态的诉求，对于商品的社会福利亦有要求，即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物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还要考虑人的因素。社会制度综合体现为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三者动态耦合。社会制度在这一阶段，在上述制度的作用下，形成广义比较优势，既包括比较成本优势又包括比较竞争优势。
目前关于社会制度的实践，主要体现为认证的形式。目前国际标准认证有向生态化、人文化演进的趋势，如表2所示。
“全质量观”的提出
质量是商贸活动中永恒的话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劳工权益亟需改善的背景之下，商品质量被赋予了更广的含义。如何使技术、生态、社会三大属性要素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全质量观”的提出，是一种基于制度研究之下的，利用比较优势来诠释的，一种全新质量制度安排。通过“比较之比较”的方法，发现制度优势（如规模化优势），寻找“全质量”的优势之所在。
所谓“全质量观”，即将生态、社会福利制度要求内部化，并与技术制度作为影响质量的核心要素。即在质量诉求当中，有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要求，三种制度有机耦合，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全质量”概念。
全质量观实现的困境还在于，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日益破坏之间的矛盾。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发生冲突如何协调的矛盾。短期发展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全质量观强调将空间负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社会制度纳入比较优势的形成中，使得环境成本内部化，社会治理成本内部化，从而起到调节上述矛盾的作用效果。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克努特.布林德.标准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3.孙杰.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斯的“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关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思考.经济研究，1997
4.施用海，沙玮，高耀松.标准化与国际贸易.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
5.徐洁香.标准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价格月刊，2010
6.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P.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间的贸易、交流日益频繁，这也对高素质的国际贸易人才需求量不断增加。而国际贸易理论是高校国贸专业的主要理论课程，同时是其他经管类专业学生认识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课程[1]。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细化，国际贸易逐步呈微观化发展的新形势，且越发多元化。这给高校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及教学带来新的挑战。所以，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必须对国际贸易理论教学进行改革。
一、国际贸易理论教学内容的改革
1.主流理论方面应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增加到新的教学内容中，这是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前沿性课题。如此不但能更好的解释不同产业内部及之间的国际贸易行为，且可更深入、全面的解释相同产业内部不同企业的国际贸易差异。另外，为让国际贸易专业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进出口贸易产生的经济效应，还应在教学内容中加入多个专题，系统探讨国际贸易给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等变量的影响机制。并且在保持既有的课程的内容体系基础上，增加基于微观层面分析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内容，完善学生的认识[2]。2.相关政策方面既有的国际贸易理论课程单单基于经济角度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操作，还未全面基于政治层面分析，但在实际贸易中大多数贸易政策的确立是从政治层面考虑的。所以，为让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更符实际，必须增加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基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政治层面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新经济形势下一个国家制定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过程。另外，基于现阶段绿色贸易及各类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存在的重要性等情况，在教学内容中还应扩大这些课题内容，有助于学生及时掌握新时期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动态。3.形势发展方面自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受到重创，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而在此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发展优势和地位逐步提升，使得全球经济贸易的格局有了显著变化，但既有的课程内容体系还未能根据此种变化进行全面调整。为让学生更为及时、全面的认识和掌握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在新的课程体系必须新增金融危机发生、给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等内容，同时在内容中必须表现金融危机后时期的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态或者变化。此外，在课程内容中应增加应用主流理论对新全球经济形势开展系统分析，如此不佳能让学生及时认识新时期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且可让学生更为深入了解内在逻辑关系，强化学生应用理论知识对现实问题分析的能力。
二、国际贸易理论教学方法改革
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为让学生更好认识理论知识和现实融合，不仅要调整和丰富课程内容，还应重视和推进教学方法改革。除采取传统讲授法之外，为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1.提问教学法为更好的引导学生思考新的理论知识，在实际教学中应进行必要的提问，基于全球经济新形势为前提，分析以往理论的不足，然后依照经济学逻辑设计和提出问题，系统分析传统理论在解释实际问题不深的原因，再将新的、前沿理论导出。提问教学法的优势就是可让学生更好的参与到理论形成的思考中，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且可让学生在思考中认识各类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性，让学生更好建立知识架构，提升学习效率[3]。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能够让学生把理论知识更好的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不但有助于学生更为深入的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还可有效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探究思维。在开展案例教学中，必须做好这两点：一是选取合适的实际案例，须和理论知识相契合的案例开展教学，并要选择不同案例予以比较分析，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二是引导让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让学生能够对理论和案例进行独立思考。3.科研教学法理论课程学习就是让学生学会理论分析及应用理论解释国际贸易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在教学中应让学生接触更多的理论科研法。在应用该教学法中，为让学生更为顺利的参与理论科研，在选取科研项目时必须以现实经济为前提，难度要适中，如此可有效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可在科研中更为全面的展现理论知识的现实诠释力。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也有了巨大变化，但关于国际贸易理论教学体系尚未全面深入改革，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和新经济形势，必须加快教学内容调整，创新教学方法，实现优质、高效的国际贸易理论教学。
参考文献：
[1]尚杨娇.新形势下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教学改革分析[J].才智，2016，18:169.
当今世界各国被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三类，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前者相对于后者为先进国家，后者相对于前者为后进国家。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一部后进国家不断追赶先进国家的“追赶史”。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后发优势理论为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并且后来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从实践角度证明了该理论正确性。然而，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至今仍然很缓慢，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呈不断拉大之势，这似乎又证明后发优势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成立。
一、经济增长的动因
经济发展的内涵丰富，涉及到社会、经济、环保等各方面内容，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其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都主要通过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和比较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本文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本文仅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决定因素。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从技术层面来说，主要取决于三方面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具体来说，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不断投入生产要素的总量，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二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促使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重新配置，进而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使得经济总产出在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同样会增加，即经济增长。因此，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增长，都必须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三方面来考虑。
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虽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它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后发优势。只要发达国家充分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赶超发达国家。那么，什么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该理论观点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本文将在后面做详细论述。
二、简评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现状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ehenkron)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论后，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从未间断。各国的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得出了许多不同的有意义的理论成果。本文认为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创立阶段。代表人物是格申克龙、列维和阿莫拉诺维茨等，他们是在19世纪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欧美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深化阶段。代表人物希尔曼、南亮进、金泳镐等，他们是在20世纪拉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后发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目前，这一阶段正在进行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国内的林毅夫、郭熙保等，他们主要是以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基础。
虽然后发优势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且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学术界也还没有对后发优势形成一个全面的并被学术界公认的概念。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因此，在林毅夫看来，技术是后发优势中的主要内容。郭熙保认为：“从发展的技术角度来考虑，后发优势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五方面。”在郭熙保看来，后发优势具有多维性，它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资本、人力、制度和结构；而且郭熙保还将后发优势界定为“后发国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发国家没有、后发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
综合上述，后发优势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再结合前面关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动因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具有后发优势。据此推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自然而然地应该比发达国家发展更快。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十分缓慢，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因此，后发优势理论似乎并不能成立。
本文认为，并非是后发优势理论不成立。因为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观点，后发优势会通过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然而，本文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仅仅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一般来说，间接作用就必然需要很多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更好地被发挥出来。如果不具备其他条件的有效配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很难被充分发挥出来，进而制约了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整体作用的发挥。
三、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1、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概念
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丰富，劳动要素价格自然就比较低，可以通过大量投入来增加产出；第二，发展中国家虽然技术相对落后，但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来推动技术变迁，进而增加产出；第三，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降低升级过程中的成本，进而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增加产出。因此，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在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且这种优势都是直接地增加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会首先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然后，产业结构升级叉会促进该国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就是指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通过结构这个中介而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该国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2、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的具体表现
根据后发优势间接作用的概念，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产业结构升级，也称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简称产业升级，是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过程。从产业附加值角度看，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向着附加价值更大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越来越占优势地位的方向发展。因此，产业升级必然伴随着产出增加，即短期内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必须注意，产业升级有别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即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虽然从长期来看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短期内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下面就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1)资本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稀缺。根据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可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国际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那么资本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有助于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资本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2)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关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学术界研究的比较多。其中，林毅夫的研究最为透彻，他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本文认为，在这里，林毅夫主要论证了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其实，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有利于该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推动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3)人力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这种优势既是比较优势，又是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可以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从发达国家购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实现双方共赢。而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首先吸引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例如，我国目前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制造中心，就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便宜；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的进人也必然会伴随着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的进入，如他们为了使企业正常运作必须对员工进行各种培训，包括技能培训及管理知识和理念培训等，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这就必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人力资本。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高级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4)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一种有效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需要支付高额代价的不断试错的过程，经过反复、动荡、危机乃至战争等才能形成。但是，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旦这种制度形成并行之有效，后来者就可以避免这种试错的高额代价，通过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创新，节约经济发展的创新成本和时间成本，以相对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取得相对较大的发展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并经本土化改造所产生的效率和益处。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在经过实践检验后形成的优秀的制度，可以减少该国在制度安排和创新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成本，有利于产业结构更快更好地升级，进而促进该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更好更快地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可知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其在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
3、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产业政策的配合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如果缺少相应条件的配合，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虽然发展中国家本身具有后发优势，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创造一定的条件来支持后发优势，致使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例如，目前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很慢，甚至有很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具备相应条件的有效配合，那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会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虽然起初经济落后，但已经接近或者成为发达国家。仔细分析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且十分有效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指政府部门专门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它与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密切关系；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会阻碍经济增长。
因此，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间接作用充分发挥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配合条件之一。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一、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状
（一）写作背景及目的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形势之下，经济利益是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企业生产也更加注重经济利益的获取率，无论是哪个经济团体都更倾向于将生产资本投入到配置合理生产高效的地区，希望以此带动整个地区的效率和效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适用于同样的道理，若想获得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让不同区域的经济要件满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为此，国家从“九五”计划开始，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形成了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从2008年开始，国家密集出台和实施了一批区域规划，使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断完善。在地方层面，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共识，各级地方政府都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五年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部分区域还编制和实施了区域规划、区域发展战略等，推动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协调发展，并积极参与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行动。
（二）论文研究方法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本文使用定性与文献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而且参阅了大量的期刊、论文、图书和一些权威的网站本文中的资料均来自相关图书、期刊、论文和专业网站的信息。通过收集、分析、整理、挑选出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相关的内容，形成本文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有力支撑。
二、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不同方面共同造成的结果。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理念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福利政策也各不相同，因此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下面我们将借助经济学相关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具体如下：
（一）区域内的科学技术应用性不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将科技成果不断应用于经济生产过程中，对于商品化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促进。创造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竞争力，形成一个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一大法宝，只有通过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将先进的技术以及应用理论应用到生产中不断优化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竞争优势。我国许多区域的科技投入力度明显不足，科研费用的投入远远低于国家水平。
（二）区域内难以形成后发优势
梯度转移理论是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它主张让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优先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随后通过产业转移以及要素转移来带动经济不发达地区甚至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经济整体提升。
（三）主导产业缺乏强有力的带动作
用主导产业是带动一个地区发展的关键元素之一，一个地区的主导产业越强劲，对地区的辐射带动范围越广泛，辐射带动效用也越强大，可以聚集其他相关产业迅速靠拢，不断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
（一）制定切实可行的地区考核体系
我国针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目标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之所以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是因为没有一个完善的适合实际情况的考核体系。切实可行的地区考核标准是加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方向标。地区考核标准的制定可以将地区间的经济协调发展真正落实，不断加强区域之间的联合行动。考核体系的建立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考核的标准，另一方面是考核的内容。关于考核标准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实行不一样的考核侧重点，不能使用统一的考核标准，对于经济发达的区域，需要鼓励其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需要偏重于考核它的人均水平以及环境保护状态，积极转变剩余劳动力，提高城镇化的水平。
（二）兼顾效率与公平，合理进行资源配置
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如今的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效率与公平就是将两者放在一样重要的位置。在我国资金投入”技术投入等资源配置上，立足于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立场，从我国的整体利益以及长远发展出发，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与选择。兼顾效率和公平可以有效地避免政府与市场失去主导问题的出现，是国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力法宝。
（三）发挥市场的主体地位
增强政府的主导力量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元素，市场作为主体地位，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调节也存在了一系列的弊端，比如自发性盲目性以及滞后性，容易造成地区的经济波动，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还需要借助政府的主导力量进行有效的调整！政府应该完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增强对区域经济的合理布局。
四、结论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同的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问题，因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不断摸索，不断探究，结合最新的时代形势，把握时展的新变化，适时制定适合当下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需要站在全局的观念之下，秉承着科学的精神以及务实的态度，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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