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研究论文篇（1）

回顾20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新旧教育思想不断更替的过程。这一过程，既表现了中国教育制度不断进步的主流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教育制度中落后势力的陈腐与顽固。

一

现代职业教育是在师徒传习制度基础上为适应工业大生产需要而产生的教育类型，源于较早发生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我国机器工业规模的较快增长是促使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动因。从平均每年新注册的工厂数量来说，1903-1908年是211家，1913-1915年是413家，1916-1919年为1246家。

清朝末年对各种力量为农、工、商、矿等实业所举办的实业学堂，通称实业教育。职业教育一词在我国首见于1904年时任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所写的《添聘普通练习文》。（注：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第13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中国的职业教育与早期实业教育，多数学者认为就其基本功能及其教育思想演变过程而言，两者一脉相承，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将这两者仅仅看成是“正式改名”（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第520页）。因此一般都把实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早期阶段进行研究，从而普遍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发轫于1866年由左宗棠奏请并于1867年1月开学的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注：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1981年，第23-24页）

我国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实业教育，经过早期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的倡导和推动，晚清政府主要仿效日本的教育制度，于1902年和1903年（壬寅、癸卯）首次制订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学制体系，实业教育被列入其中，尤其在1903年学制中，实业教育不仅有初、中、高不同层次，而且与普通教育完全并列。然而实业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从1898年至1910年间，在清政府学部立案的高等实业学堂只有17所；到1909年，全国中等实业学堂也只建立了254所，学生16649人。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于1912年和1913年（壬子、癸丑）制订新的学制体系，把实业学堂改名为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但与实业学堂并无本质区别，发展仍然十分缓慢。1912年至1916年，两种实业学校总数从425所增加到525所，而学生数却从31736人减少到30029人。在此期间，教育界部分人士考察欧美各国的教育制度，越来越多的学者推崇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宣传西方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的教育制度。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一大批职业教育先驱于1917年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标志，开始进入大力宣传并努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新时期。同时，职业教育思想与平民教育思想及乡村教育思想汇合，形成了一股推进教育改革的思想洪流。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也与陶行知为首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以及晏阳初组织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分工合作，大力推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促使有关当局于1922年修订出包括职业教育的新学制。该学制以美国教育体制为主要范例，部分地吸纳欧洲的做法，规定在小学设职业预科，在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设职业科，同时允许在高中阶段独立地分设职业学校。至1925年，全国职业学校数从1921年的842所增加到1548所，达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最高峰。然而由于内外因素的阻滞，职业教育又迅速沉寂，到1929年，全国的职业学校仅存194所。为此，职业教育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黄炎培先生认为“我们所希望，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431页）从而率先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主张，认识到发展职业教育，决不能仅从职业学校，仅从教育界，甚至不能仅从农工商几个产业下功夫，而必须参与整个社会运动。

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教育、农林等部门相继制订了以《职业学校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关职业教育的法规体系。职业学校从整个教育体系中重新分列出来，形成逐级分流的格局。遂后，抗日战争爆发，职业教育的发展遭遇新的困难，在此后的近20年时间里，就全国而言，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唯当时的解放区，围绕抗日战争需要所举办的职业教育，有较扎实有效的实施，其特点是面向工农大众，短期为主，灵活多样，力求实用，以应战时急需。

半个世纪过去，黄炎培、张謇、蔡元培、陶行知、陈嘉庚、陆费逵、顾树森、李梦鳞、江问渔、杨卫玉等一批职业教育先驱，为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传播和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不仅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而且有过丰富的教育实践。然而由于社会环境过于恶劣，难有大的建树。截止1949年，全国仅有中等职业学校564所，学生77095人。

新中国建立以后，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突飞猛进的经济建设，强烈带动教育的全面改革和发展，其中中等专业教育和技工教育获得空前发展，并明确成为新中国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1950-1965年间，虽有大起大落的波折，但总趋势是迅速发展的，其中技工学校从3所增加到400所，学生从3600人猛增到18.3万人；中等技术学校从500所增加到871所，学生从9.8万人上升到39.2万人。

“”期间，全国各类职业教育遭受空前浩劫，学校停办，校舍被占，队伍失散，思想大乱。1969年，技工学校几乎被摧残殆尽，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数只剩3.2万人。“”后期，特别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职业教育曾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长。1976年，技工学校达1267所，学生21.1万人；中等技术学校1461所，学生为38.6万人。但普通高中畸形发展，在校生多达1483.6万人。职业学校学生数仅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1543.4万人的3.87%。（注：根据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统计资料》转录或计算）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带动职业教育在恢复中有发展，在调整中有提高。邓小平早在1978年4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1980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都、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特别提到要“加强中等职业教育”的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系统地做出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指示。1986、1991、1996年分别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1991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实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推动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在国际上也属罕见，职业教育事业也获得空前的发展。1980年至2000年间，全国普通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未含成人学校）招生总数、在校生总数和专任教师总数分别增长2.79倍、5.43倍和2.7倍。三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注：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0》（人民教育出版社）相关资料计算所得）：

学校数招生数在校生数专任教师数

（所）（万人）（万人）（万人）

中等技术学校1980年205225.2976.139.10

2000年2963111.57412.5420.38

职业高中1980年缺24.0631.921.65

2000年7655150.39414.5628.18

技工学校1980年330533.1370.046.14

2000年379250.38140.1014.00

合计1980年82.48178.0916.89

2000年14410312.34967.2062.56

增减(%)+279%+543%+270%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一个新特点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蓬勃兴起。1980年，首批地方性的短期职业大学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高潮中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1985年，原国家教委开始试办初中后五年一贯制职业教育，至1996年有22所学校被批准实施五年制。20世纪末期，国家要求所有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都与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一样，培养“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从而把这些院校实施的教育统称为“高职高专教育”。截止2000年，全国此类教育的各项数量指标占整个高等教育的比例都超过50%。具体数据如下表（注：《中国教育报》2000年9月28日第1版）：

类型学校数毕业生数在校生数招生数

（所）（万人）（万人）（万人）

普通高专31336.53112.73

专科高职1614.1423.4247.84

成人高等教育87178.23261.9199.85

合计1345118.90398.06147.69

占整个高等

教育的比例69.26%68.50%55.37%53.62%

二

现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现代职业教育引入我国已经130多年了，其发端比普通教育还早。但步履之艰难，远甚于普通教育”（注：顾明远为彭世华著《职业教育发展学》写的《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纵观我国这百多年的教育历史，就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者相比较而言，顾明远先生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史实。甚至进入21世纪的今天，职业教育虽然在法律上和一般的理论观点中已经明确：“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3条）然而在许多人——包括部分教育决策人员——的潜意识中，职业教育仍然是低于普通教育的次等教育，是普通教育的补充。因此，在教育规划中，职业教育往往仅仅成为调节普通教育生源盈亏的缓冲系统，在招生和经费投入政策中，把职业教育放在保证普通教育需要之余的次要地位。

然而如果把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考察，不难发现它在这百余年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虽然举步惟艰，却在缓慢的前进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着自己，愈来愈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说明它的存在确实是社会的客观需要而非主观愿望使然。

为什么经历百余年的努力，职业教育仍然没有被教育的正规系统所完全接纳？这有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本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前半叶，政治黑暗，政府腐败，列强入侵，战乱不止，虽有一批仁人志士为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兴起而历尽艰难，奋斗不止，最终却成果有限。“”期间，一时的政治失误也曾给职业教育带来惨痛的损失。

经济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是直接的，因为职业教育是适应机器大生产对劳动力的新需求而产生的教育类型。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教育是学术化的，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师徒或父子关系获得传承。随着工业生产的产生和发展，社会才提出批量培养工业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在原来由“工匠”统揽一切的状况，逐步有了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分工，遂后又有工程设计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分工，形成了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等不同的人才类型。由于培养这不同的人才类型需要有不同的课程体系，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教育类型。职业技术教育是专事培养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类型，从而逐步地与传统的学术教育有所区别。

我国的机器工业起步于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比西方国家晚了近一个世纪，而且发展十分缓慢，差不多再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1949年，我国的工业化率才达到12.5%，城市化率只有10.64%。新中国建立后的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经济总量和工业化水平都大幅度提高。到2000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高达50.9%，第一产业的同类比重降至15.9%。从1978年至2000年，人均GDP增长了4.59倍。这是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社会动因。另一方面，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仍然高达50%，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比重分别只有33.2%和27.5%，城市化率也仅有36.2%，而第二产业比重居高不下，这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而且发展极不平衡。这又不能不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文化因素和教育因素是不可分割的。在教育普及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教育只能面向少数人，实施精英教育。在长期的精英教育制度下，逐步形成了鄙薄劳动、轻视实践、排斥大众的思想观念，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在这种思想文化指导下制订的教育制度、教育法规和教育政策，阻碍着面向大众而又崇尚实务的职业教育的发展。

现在，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达到了大众型水平，可是精英教育的传统思想依然存在，甚至还是我国教育系统当前的主流思潮。我国封建教育制度持续时间特别久远，传统教育思想中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许多精华被束之高阁，而“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思想却影响犹深，这也许是使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步履之艰难，远甚于普通教育”的历史原因。

三

精英教育的主要特点是关注少数精英的培养，以单一的学术标准评价所有的学习者，选拔出少数，淘汰掉多数。而职业教育思想则要实现“学校无不用之成材，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注：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的目标。职业教育的实施过程也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决不限制任何人的个性发展而必有益于个性发展，因此他不排斥精英的培养，但不强调选拔和淘汰，而致力于人人“学会”，人人成功。这恰恰与传统的精英教育理念相悖，于是常常被认为是不正规的、低水平的教育而不容易受到公平对待，使职业教育不能不在不懈的抗争中求生存、图发展。然而教育的大众化、多样化和实务性的增强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也就自然地反映了新旧教育思想的消长和更替，尽管新旧教育思想的碰撞、消长与更替并不局限于某级某类教育，而是从教育整体上体现的，但职业教育发展所引起的教育思想更替至少是一个重要的侧面，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的宗旨是面向少数人还是面向多数人；二是教学的原则是崇“虚”还是崇“实”。

首先是面向多数人的问题。

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是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他们都是从事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务性人才，占从业人员的绝大多数。同时，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3条）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因此，大众性几乎是职业教育从产生的时候开始就具有的基本属性。然而并不是在职业教育实践中就必定能够面向大众，关键之一是思想观念问题。而确立面向大众的教育观念是很不容易的，即使是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也完全自觉。例如现在人们都知道女性“半片天”，忽视女性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就根本谈不上职业教育的大众性。可是历史上解决这一问题是特别困难的，当年张之洞力主实业教育，但反对女学；张謇专为女子举办蚕桑讲习所，但响应者寥寥，无法成班；张謇竭力倡导女学，却不屑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允许男女同校。真正解决男女平等问题还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说明新旧思想和价值观的更替是一个十分艰巨而长期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关乎民主、平等和惠及大众的事业，往往会倍受旧势力的阻碍。

其次是祟尚实用的问题。

“实”的对立面是“虚”。如果“虚”的含义是指某种“道理”或“理论”，那么“实”是指道理或理论的实际应用，“实”离不开“虚”，应该强调的是“虚实结合”。然而我国传统文化中往往沿袭着重虚轻实、重理轻用，重道轻器，重学轻术，以虚为高，以玄为深，以实为低，以用为浅等陋习，热中于坐而论道。这种认识和习惯在教育领域的长期渗透，形成了理论脱离实际的痼疾，很不容易改变。黄炎培先生在自传式专著《八十年来》中说：“我和六员省视学、各师范学校校长相互地调查研究，发现小学校学生很大的弱点：尽管学习过算术，但是权度在前不会用。尽管学习过理科，略知植物科名，但是庭有草不识它是什么草，家县的木材，不识它是什么木。……于是，实用语文呀，算学呀，纷纷出版。不久具体化为职业教育”。“我们一群人觉悟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这是充满了社会毒素的话，因此，想在‘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上面做些工作，提出了教育与生活、生活与劳动不应脱节的主张”。说明我国当年的职业教育先驱们在倡导职业教育之初，首先觉悟到的是普通教育脱离实际，他们首先致力于普通教育的改革，对于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自然更加强调实用。黄炎培先生甚至直言：“盖职业教育犹是实用教育也”（注：黄炎培《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三年》，《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21页）。张謇要求他所举办的各级职业学校都要注重实用，他说：“顾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注：张兰馨《张謇教育思想研究》第13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然而提倡实用十分不易，职业教育注重技艺，崇尚实用，反而成为它屡受传统思想鄙薄的原因之一。我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来重道轻技，视技术为“奇技淫巧”。在实业教育兴起之初，清皇朝一名为官山东的官员张盛藻为此专门上奏朝廷，认为朝廷命官应学孔孟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注：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2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甚至直到今天，职业教育仍然因为它侧重技艺、崇尚实用而常被视为浅薄的低水平教育。

就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而言，最大的困难也在贯彻实用的教学原则，它既要职业教育内部牢固的思想基础，又要有充裕的经费和设备支持。辛亥革命后，学界批判实业教育，其核心内容是说实业教育脱离实际；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学界总结轰轰烈烈的职业教育事业之所以很快衰落的内部原因，主要也在学非所用，分析失败的客观条件时，主要是缺乏实习和实训场所。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虽然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以致时而走向极端，时而走回老路，总的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的现象至今还严重地存在着。小学的劳作课和中学的生产劳动课程在多数学校已经名存实亡，劳动和技术至今未能成为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各级职业学校以就业为导向，突出能力培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重视实用、注重能力的教学原则常常被批评为违背全面素质教育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殊不知强调实用与能力，与全面素质教育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无非是在全面素质教育的基础上根据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要求强调了某个侧面。何况离开实际生产和生活，良好的素质又如何能够养成？普通教育一当脱离实际势必误人子弟、殃及大众，不讲实用的职业教育将不仅导致职业教育的衰败，而且将使整个教育脱离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由此可见，发展职业教育决不仅仅是职业教育的事，它的发展不仅有赖于职业教育自身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同时有待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要使“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注：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7页）。因此，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对职业教育的接纳、兼容程度，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水平和这个社会的思想水平。

【参考文献】

[1]《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

[2]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

[3]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4]闻友信杨金梅《职业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

[5]李蔺田主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6]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1981年

[7]历年《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人民教育出版社

[8]周邦任费旭主编《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篇（2）

一、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其研究成果

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理论的重要性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作用方面出发，我们可以知道其作为一种疏导人的心理发展、培养人的思想道德素养和发展人的综合素质社会实践活动，它是以人作为其学科发展出发点和基本点的。在这个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包含了人文关怀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在这一内在价值取向的影响和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理论的研究发展才能得以存续和发展下去。[1]

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资源内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发展是以多种现实和历史的人文内容为发展的原动力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是其主要内容的重要体现方面。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一种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精神意志，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的内容。其次，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思想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的理论来源。再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精神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建设架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理论是一个多维度、多方位和全角度的理论系统，在实际的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当中，可以从其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建设。在纵向上，应该深入到社会主义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的土壤当中，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为中心点，以科学发展观作为人文关怀的重要切入点。在横向上，构建以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作为统一体系的理论系统，加强对传统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时代精神渗透和学习。

对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实现方法的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相关内容的过程中，需要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把人文关怀的主要内容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过程的关键程序和重要突破口。在实际的融合过程中，需要坚持科学、调整、和谐和感化的融合原则和实现方法的运行机制。

二、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理论的研究重点

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理论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有理解人文关怀的含义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误区的纠正两个方面。人文关怀中的“人文”指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通过利用沟通和交流的形式，把深刻的价值观念和共存的思想理念进行换位思考，并在此过程中进行抽象的反思，赋予整个沟通过程以特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充分理解“人文”的含义之后，我们需要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进行紧密的理解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首先体现在思想道德过程当中对于他人需要的满足与关注，把相关的人文载体的内容通过实际的思想道德的传播过程而实现完整的传递。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建立一种以制度关怀为主要的工作立足点的推行机制。制度关怀就是利用有“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文化载体去渗透到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的实现过程中。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误区的纠正的方面，人文关怀在实现的过程中缺乏了“人文”的核心内容和忽视了人文关怀主体的全面关怀是务须纠正的两个主要方面。在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中，还没有很好地全面贯彻“人文”的关怀理念。目前的人文关怀主要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和主要的利益进行关怀。这种关怀并没有很好的体现“人文”的内容，因此不能把该种关怀说成是人文关怀，而只能说是日常生活关怀。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关怀”与“人文”之间的联系并不大，“关怀”在过去和现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解读为上级领导对下级员工或者群众的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和关注。这种解读无疑只是停留于对应的层级关系上，从而也没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上或者更加宽宏的思维上去进行落实。而另一方面，“人文关怀”缺乏对关怀主体相关内容的考虑。在过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当中，都把研究者排除出相关的关怀活动。

3.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理论研究发展方向的研究

促进研究方式的转化和优化，革新人文关怀的思维方式。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沿着系统思维的方向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集合各种社会生活方面和范畴的系统学科，也是一个以人为本和根据人的实际生活需要来引导人进行终极价值最求的思想道德发展过程。其次，人文关怀应该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立体思维的发展。立体思维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发展方面，同时也是以人的发展多样性和立体性为出发点的。人具有多种属性，人可以是“现实的人”，也可以是“抽象的人”；可以是“社会的人”，也可以是“自然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人文关怀过程中的立体思维的研究能力。

促进人文关怀的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整合。促进人文关怀研究视角的多样化的主要途径是以世界的眼光去借鉴国外的先进研究经验。例如国外的社区健康活动和相关的关爱项目的成功实施对于研究内容的广泛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人文关怀应该利用多个学科之间的优势去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发展。例如，可以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和现实的实践基础去拓展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实现途径。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理论研究方法的创新，化解相应的研究困难。历史借鉴的研究方法一直都是人文关怀的重要研究手段之一。但在运用相应的研究手段的过程中，需要深入到相应的历史文本当中去寻找有意义的内容。而另一方面，比较研究法也是人文关怀研究的重要使用方法。在运用该种研究方法时，应该平衡好各种实例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对比，深入了解各个比较内容之间的异同。通过对古今中外的人文知识之间的比较和探索，从而在反思先进的人文关怀的内容和实践方面的缺失当中可以得到相关的难题解答答案，最终确立起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最佳研究途径和研究爱方案。

参考文献：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篇（3）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高校就开始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尝试。尽管学者们对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时间较短。但已取得了一些可贵的成果。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初步探索与经验积累阶段(19801989年)。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书籍，主要有1985年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宣传处编的《新观念新方法：怎样做好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工作》，1989年由、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但需特别强调的是，1985年由王玄武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对以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与创新，因此该书被认为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拓荒开山之作。(2)理论形成与整体推进阶段(19901999年)。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的书籍，主要有1992年邹学荣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1993年王起田撰写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研究》，1998年张志刚编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1998年韩玉芳、林泉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教程》一书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趋势。这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99年郑永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3)理论发展与创新阶段(2000年至今)翻。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的成果较多。主要有2000年黄蓉生撰写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2004年祖嘉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2007年万美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2010年陈华洲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等。值得关注的是2000年黄蓉生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一书中提出，“方法论”应侧重关于方法的理论方面研究[31P”。2006年刘新庚教授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一书中阐述了适应现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突出“现代”特色.

(二)关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1)关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主要有2005年韦吉锋撰写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6年宋元林主编的《网络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2007年黄明伟的《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要素研究》，2008年夏晓虹主编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和2011年翁铁慧主编的《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等。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曾令辉等人合著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概论》，这是国内第一部在理论上比较系统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著。(2)关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应对策略的研究。这是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主要有2000年谢海光主编的《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2001年江华在“互联网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文中指出，创新网络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路是当务之急嘲，2006年吴满意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和七大机遇同．2009年张再兴在其主编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著作中提出了构建校园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对策、博客舆论传播的管理对策、高校危机管理体制的建设方案和措施等同。(3)关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价值、实效性、基本原则的研究。2003年杨立英在其著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论》一书中提出，应坚持“三个面向”原则、“求实”原则、“主体性”原则和疏导与灌输相统一的原则阎。20o5年胡树祥主编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的内涵、意义及其表现与评价等进行了论述，2006年徐绍华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研究》一书中论证了网络传播效果理论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以及阐述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影响因素。此外，还有相关的博士论文，如2005年复旦大学王贤卿的“网络传播环境下的道德建设——大学生网络行为的道德研究”．2006年吉林大学蔡丽华的“网络德育研究”．2011年西南大学黄永宜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等，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网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一些前瞻性的建议和相应的对策。(4)关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研究。当前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的研究不是很多，但也有些著作和论文涉及。如2005年罗家英在《网络影响下高校德育模式变革与构建》中提出了“人化一审美”模式，2007年成广海在《思想政治教育模式174研究》一书中论述了“主体际、以人为本、交往、激励和网络沟通等模式”，2007年余岚、徐训芳等人提出“突显网络交互特色的、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的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话模式”。2008年霍福广、刘社欣等人在《信息德育论》中提出自教自律模式和检查监督模式ll41，2009年姜国峰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想模式的构建研究》一书中提出“四外一内”模式，即高等学校、国家权利机关、大型网络媒体、互联网行业、大学生自身的应对法则。

(三)关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

(1)关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研究。2006年赵为粮、游敏慧的《思想政治工作进网络创新技法研究》一书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技法、关系处理技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技法、网上党团组织和文化建设技法、网络制度与监控技法等。(2)关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的研究。2003年管磊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构建的原则与方法”一文中提出要遵循趋利避害．为我所用：主动出击，疏堵结合；整合联动，优势互补等原则，2009年吴倬、张瑜在“论高校网络德育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与方法”一文中论述了主体性、实践性、疏导性、前瞻性、渗透性等五个原则．2010年徐建军在其著作《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中指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应遵循：育人为本、共建共享、功能优化的原则㈣。(3)关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研究。2002年宋元林在《网络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导论》一书中提出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艺术．胡钰在“如何利用BBS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文中提出了利用BBS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及四项具体方法_．2007年杨直凡、胡树祥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构建与创新”一文中提出了“‘思路对问题’的教育指导方法、‘眼睛对屏幕’的信息获取方法、‘键对键’、‘心对心’的沟通交流方法”．2008年夏晓虹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一书中，从网络课堂、网上宣传、舆论引导、网络管理与服务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法，2009年宋元林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提出，“虚拟现实法、信息库法、信息隐匿法、主体交互法、网上与网下教育结合法”。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由于国外没有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相应的学科，所以也就没有完全实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研究。但在国外，学者们关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无名有实”。实际上．他们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做到了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国外称之为信息伦理学或网络伦理学，例如美国杜克大学开设了“伦理学与国际互联网络”的课程。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从“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或技术层面等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与探索”㈤)．研究的重心主要在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形成及教育上。有许多关于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如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三部曲之一《网络社会的崛起》，马克•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和《第二媒介时代》，埃瑟•戴森的《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托马斯•鲍德温等的《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王逢振的《网络幽灵》，戴维斯•莫谢拉的《权力的浪潮——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前景1964—2010)，丹•希勒的《数字资本主义》等。值得关注的是，1976年曼纳(W•Maner)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引发了大量的伦理冲突与道德困惑。西方国家开始重视利用网络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如美国计算机伦理学家摩尔的《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罗格逊和拜努的《信息伦理学：第二代》等。DeborahG•Johnson和J•W•Snapper于1985年合著了《计算机应用中的理论问题》，RobertM•Baird，ReaganRamsoweer和StuartE•Rosenbaum于2000年主编了《网络伦理学：计算机时代的社会、道德问题》，2001年斯皮内洛和泰万尼编写了《网络伦理学读本》。人格社会学习论创始人班杜拉在分析青少年观察学习与模仿的方法基础上，提出了身教重于言教的方法。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一文中指出，教育应当让学生自由生长。在道德教育方法上，主要的德行，如持重、节制、坚忍与正直应当首先培植。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提出探究式讨论提高法、社会式学校育人法、活动式训练教学法和德育与各学科融合法等德育的方法。美国现代心理教育专家Louis•P-Thorp、艾伦等人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桑迪•布林顿，奥拉•里伯在“虚拟学习环境的教学评价框架”一文中认为应大力增强高校网络思想教育工作者的网络环境的意识。美国R•布朗加特和M•布朗加特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作了关于《80年代的青年问题与政治》的研究报告。此外还有2000年罗杰•菲德勒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2002年戴维斯•莫谢拉的《权力的浪潮：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前景1964—2010))。2002年美国著名教育学家阿瑟•W•库姆斯等人在《学校领导新概念——以人为本的挑战》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学校领导如何才能成为优秀管理者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261。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学家纽曼提出了“社会行动模式”，英国德育专家麦克菲尔提出了以道德情感为主的“体谅关心模式”。2000年美国麦克尔•海姆在《从界面到网络空间》中认为，“虚拟实在的本质最终也许不在技术而在最高层次的艺术”(。2005年哈斯卡姆、E•斯科恩菲尔德斯在“数字式学习环境下解决问题的模式”中提出。高校网络使思想教育具有更高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应当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篇（4）

(一)社会发展目标

社会发展目标是社会期望在课程目标中的具体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的社会发展目标是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专业的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其培养目标为:培养党政工作管理干部和学生工作管理干部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此，要求学生不仅要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本专业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较好地解决实际问题，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讲授与传播方面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和较强的社会实践基础，成为能够在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学科知识目标

学科知识目标是课程目标实现的载体。学科知识目标会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课程要求上，具体表现为:要求研究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有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能够基本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历史经验，比较系统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基本研究方法，充分认识心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动态，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认识。

(三)心理发展目标

心理发展目标是课程目标的核心。具体表现为:在认知发展领域，能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理论方法从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在情感领域，能够具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事业心，形成较高水平的专业态度和专业价值观;在行为领域，具备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能够运用心理学原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理论与方法解决现实问题。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内容的思考

课程内容是课程改革的载体，课程内容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课程改革的质量。以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课程内容常常难以处理好研究生课程与本科生课程的差异，过于关注课程内容的知识完整性与学科基础性，导致研究生课程成为本科生课程的简单延续，在注重知识传授的过程中，弱化了研究生课程的学科探索与科研训练的功能;与此相反，有些学校则忽视研究生课程建设，以和科研立项代替课程学习，或以协助导师完成课题研究、翻译外文资料等作为课程内容，忽视了研究生课程的学科理论深化的作用。针对当前研究生教育在课程内容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及“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课程特点，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程内容的建构，一要充分反映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特别是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二要坚持科学性、系统性的原则。围绕这一指导思想，在确定具体课程内容时，要有针对性地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课程内容既要突出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又要遵循学科知识结构的内在逻辑性;其次，课程内容的选择要体现专业培养目标，突出学科特色;最后，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精神。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篇（5）

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环体。其中，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达到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所传输的有效信息，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联结纽带”。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思想政治教育介体也不断丰富、更新，甚至出现了从未有之的“新介体”，其原因就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具有开放性结构特征。充分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开放性结构特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哲学内涵出发来探究其根源。

从中介的词源意义来看，“中”有跟四周距离相等，在范围内，不偏不倚等含义；而“介”字主要是指在两者之中，如介绍，媒介，介质等。“中”与“介”连接在一起合成一个词组，其基本内涵应该是中间、媒介、联结的意思，人们一般使用其“在中间起媒介作用”的含义。

中介概念在黑格哲学体系中是最常用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是用中介运动联系起来的宏大的“哲学大厦”。正如黑格尔所言：“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括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起始点是“存在”，但“存在”不具有“本质性”的特征，只是事物外在的、丰富多样化的表象。而它的“质”隐藏在“存在”后面的“他物”中，“这种认识是间接的知，因为它不是直接在本质那里、本质中，而是从一个他物、从‘有’开始，并且要通过一条先行的道路，即超出‘有’之外，或者不如说进入‘有’之内的道路。由于‘知’先从直接的‘有’使自身内在化，它才通过这个中介找到了本质”。…即，“直接的有”是从“知”到“本质”的中介。

恩格斯把“中介”置于进化论和辩证法的理论背景下来理解。他认为，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一成不变的，鱼类和两栖动物之间的也是一样的……，“非此即彼!”是越来越不够用了。……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相互转移……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同样也不知道有什么严格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的“非此即彼”。除了“非此即彼”又应在适当的条件下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方通过中介而相互联系起来。恩格斯把“中介”理解为“中间阶段”，“中间环节”，运动方式是“过渡”。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我们还可以从“一分为二”与“一分为多”的关系来剖析中介的内涵。事物是对立统一的，但同时整个世界又是多样性的统一。在事物本质层面上表现出“一分为二”，“非此即彼”的性质；而在事物客观存在的表现形式上，却呈现出多样性的局面，即“一分为多”。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一分为二”，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事物的对立双方始终处于不断运动，互相转化的动态变化中。对立双方的联系、运动、转化，不是凭空发生的，因此，只有借助于“一分为多”中的“多”。“多”即是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联结纽带，也是事物相互转化的基础条件，(同时也是事物多样性的外在表象)在这个意义上，“多”也就具有了“中介”或“介体”的内涵了，而且，这个介体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从上述的这个意义上而言，介体的开放性结构特征，本质上是由其哲学上的先天性特征所决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具有开放性结构特征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一个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案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是已知的，是确定的；但思想政治教育的介体相对于确定的主体、客体而言，又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于介体有多种选择。例如，一位教师对一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是一对一的面谈方式，可以是家访的方式，还可以通过电话或是网络聊天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介体选择的多样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开放性结构特征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介体”会不断涌现出来。为什么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具有开放性结构特征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前所述，中介的本质就是“一分为多”中的“多”。从哲学层面上而言，介体本身必定不具有单一性、确定性与绝对性。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欲作用于介体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及有效信息，随着外在条件地不断变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同时，中介作为主体与客体相互转化的条件，为满足两者之间相互转换的需要而不断地组合与重构；始终处于运动发展的动态变化之中，舍弃阻碍发展的因素而吸收发展需要的因素为己所用。简言之，“外力”的作用与“内力”的需要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形成一种开放性的结构特征。

第二，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自身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即教育者，为实现预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除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之外，还需要掌握大量的教育信息与新颖、科学、合理、有效的教育方式、方法。在这个层面上，迫使思想政治教育介体为满足主体的需要，进行自我调节与更新。这种变化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需求这一外力作用下完成的，只有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具有开放性的结构特征才能满足这种需要。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传媒载体的出现，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具备开放性结构的直接原因。简言之，新的传媒载体的出现，为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例如，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为达到教育目的而进行沟通交流，而新传媒载体的出现，使教育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例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新交流模式”为教育者提供了新的教育载体途径。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只有具备一种开放性的结构才能吸纳因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式传媒载体。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必须是开放性的结构。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情况，究竟哪条道路是最便捷的呢?究竟搭载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是最高效的呢?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开放性结构特征所带来的直接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研究，以便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指导。

第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结构的整体概貌；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思想教育过程中形成“介体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思维。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篇（6）

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其中一个重要经验是必须坚持不断创新。近年来，有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它们既有对创新实然的经验总结，也有对创新应然的理论探索。这些文章从不同视角与不同层面反映或表征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创新状况与相应的理论创新要求。但我们也从这些研究中隐约可见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即理论视点不够多样，理论视界不够开阔，大量的研究都聚焦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创新、内容创新、体制与机制创新、方法创新等问题上，不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且低水平重复，其中更有一些文章连话语表述都毫无新意，以至给人们留下了“创新研究”即将沦为一种时髦的“话语筐”的感觉。在这方面，有关创新的基础性问题研究特别薄弱，有关创新的制约因素研究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实际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它涉及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教育政策、社会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状况等外部条件，以及社会需求、社会问题刺激、主体创新的内驱力等内部条件。本文一时无法对这些复杂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只能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表现和创新的特征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同样，以上思想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道理。

一、关于创新的一般表现

关于创新的层次。人们在总体上已认识到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而这种自主创新又主要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不同层次。

关于创新的类型。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丰富化和创新探索的不断进展，人们将创新从内容上逐渐区分出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并且这种不断界分的状况还将继续。

实际上，有关创新的层次与类型是紧密结合的，即一方面，每种创新层次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创新类型，如原始创新中存在着理论的原始创新，也存在着制度、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原始创新。另一方面，每种创新类型中也包含着创新层次的多样性，即理论创新可以表现为理论原始创新、理论集成创新和对有关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之后的再创新。同样，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的创新层次。值得指出的是，人们一时无法对何种类型或何种层次的创新进行简单绝对的价值判断，但从经验层面的理解看，人们通常比较看重原始创新，因为它充分表征着主体的自主性、创造力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竞争力和主动性。在创新类型方面，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因此人们很难将某种类型的创新与其他类型的创新简单类比，更不可能作出非此即彼的评价和选择。相对而言，理论创新居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创新层次与创新类型的结合也可以理解为创新体系的建构。

实际上，人们对创新的理解还在于将其作为一个过程看待，即从理论、技术、制度、管理等雏形或基本理念的提出，到具体应用实施，又到结果评估验证等，都是某种具体创新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存在着创新的机会，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有开端才有创新。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创新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或主要环节的话，那么创新可以发生在任何阶段和任何环节。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我们不妨可以将创新体系理解为理论内容创新体系、理论传播创新体系和理论应用创新体系三大方面。理论内容创新体系主要表现为理论的生产、新形态加工、理论组合等。这里所谓的“理论的生产”主要指组织或个人所提出的观点是前无古人、完全原创性的，即原始创新。这方面的创新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在大量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众多理论工作者、实践工作者和领导者经过集体努力、运用聪明才智反复总结凝练而成的。这种理论创新的表现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可以是政党组织提出的新理论，也可能是个体所发表的新见解。它可能是一个理论体系，也可能是一个理论观点，更可能是灵光闪现的思想火花，但这种思想火花却有助于他人归纳提炼出新理论。一般而言，平常个体在理论方面的原始创新常常是比较细微的，而各行各业的领袖和精英的理论创新则比较显著，这是由于领袖与精英善于站在先人的“肩膀”上，善于对前人与众人的思想进行概括、凝练和总结，并且拥有大局观的缘故。所谓“新形态加工”是指人们对新理论的叙述方式或表现形态进行重新加工，如将深奥的哲学道理通俗化，或将学术言语有效地转化为生活话语，或将理论形态转化为艺术形态等等。所谓“理论组合”是指人们对若干新理论进行组合，使之成为某种理论体系，它是一个“集成创新”的过程，也可能是一种对某些新理论雏形进行细化理解并拓展其内涵后产生的新理论，属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类型。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创新方面，大量表现为这类创新，如将其他学科的一些新理论，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要，通过学科渗透与科际组合，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理论内容方面的创新作更广义的理解，即存在着提出新观点、运用新资料、采用新方法、转换新视角等几个主要方面。所谓“提出新观点”即如上所说；“运用新资料”是指发现或揭示了前人没有使用过的资料来论证某些理论观点，使其更有说服力和增加理论涵盖面；“采用新方法”可以属于方法类创新，但由于它直接关系到“提出新观点”，所以我们将它归类于此；“转换新视角”是指通过变换理论分析视角或层面，得出新的结论，达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意境。

理论传播体系主要包括传递、扩散与分享理论的若干环节及过程所构成的系统，有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传播技术等内涵。它们在形态上也可以表现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三类。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大量表现在第三领域。承当这种理论传播体系创新的主体是学校、部队、机关等。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充任着重要角色。

理论应用体系主要指运用新理论创造性地结合实际去教育培养社会成员，使之发展出具有新理论所指向（或要求）的精神世界、较高技能、最新知识等综合素质。理论传播的最终目的必须充分体现在应用体系之上。这方面的应用状况的考量比较复杂，因为它至少涉及两方面的情景，一是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对理论的应用状况，是墨守成规的机械式套用，还是创造性地运用，显然是一条应用连续谱上的两个极端，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多种状况的应用事态，而考量这种实际事态的创新程度显然不是一桩轻易的事，更不能仅仅凭自诩来判定创新，自然也不能仅仅根据过程来判定，而只能根据过程与应用结果的合目的性的统一来作为基本的衡量要素。二是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其创造性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及其行为后效究竟如何，成为考量理论应用创新的另一要素。这方面的复杂性更为突出。

以上三大体系既有相对的独立的意义，更多是相互作用与渗透的关系。一般说来，理论内容创新是核心，它制约着理论传播创新与理论应用创新，但理论传播创新和理论应用创新也会反作用于理论内容创新，即传播某种理论过程中可能由于编码的需要而对理论表述方式有所调整，也可能由于受传者的经验与理解力缘故而需要对理论内容本身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增进理论的感召力与解释力；还可能由于传播遭到较大的障碍而需要对理论本身作出调整修正，等等。总之，三者大量表现为一个统一体，即在对理论内容进行创新的同时，创新也

同时表现在传播与应用方面。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三者的分离状况，即在理论创新的同时，理论传播与理论应用方面却创新不够，或者是仅仅对传播方式进行创新，仅仅满足于“新瓶装旧酒”的形式转变，等等。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基本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有其社会共性与高校个性相结合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

1、创新的社会制约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一部分，它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体要求，而社会意识形态的运作，又决定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总形势的需求。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就表现为社会整体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主要动因是指社会需求引发创新、社会问题诊治刺激创新、社会危机凸现倒逼创新、社会比较激励创新等等。

关于社会需求引发创新，是指满足社会需要是创新的内在动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种革命和革命的结果，都是由现有关系与需要决定的。”[1](P439)同时，这种社会需求永远不会停止，它作为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之一，总是表现出如下的状况，即：“由于人类本性的发展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2](P223)这种大量存在并不断涌现和发展着的社会需要，成为激发人们不断创新以满足层出不穷之需要的不竭动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也是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仅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变化发展看，原先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建设等不为人们所重视，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适应教育对象全面发展的需要，相应的教育要求与内容逐步提出并实施普及。这可以属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集成创新。原先思想政治教育善于运用传统的方式方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量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运而生，这可以归类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传播方式方面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关于社会问题诊治刺激创新，是指由于解决某类问题的迫切需要而强力刺激某方面的探索与创造冲动。它实际上也是社会需要的表现，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前者属于一般性社会需求，而后者属于问题凸现、针对性较强的需求。如上所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源于适应国家需要、学校发展需求，以及广大教育员工丰富的发展需求等，即要注意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但这仅仅是一个十分笼统的说法，仔细区分的话，可以将社会需要类分出国家需要、政党需要、民族发展需要、群体发展需要，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等等。这些不同社会主体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但也存在着非一致性。于是适应这些不同主体的社会需要就会面临着一系列困境。解决这些需求冲突及由此引发的矛盾，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内在动力。原先的思想政治教育完全作为管理和规范学生的活动样式，主要满足党与国家的需要，而对学生的需要满足则重视不够，从而导致学生出现一定逆反心理与政治冷漠情绪。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开始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体制创新方面也迈出了许多新的步伐，如增设许多学生事务部门，由管理学生更多转化成服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曾经在中国的高校是一个盲区，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这个问题由提出到引起普遍关注，再到今天的高度重视，其中从内容到形式各方面都有不少创新，包括原创。

关于社会危机凸现倒逼创新，是指为了解决应急性的特殊需要而引发的创新。这些年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文精神凋敝、价值观迷乱和人们的信仰危机，这些问题又产生出一些次生危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这些次生危机的主要表现是教育实效性不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建设、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发挥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等方面推动改革创新，已取得令人欣喜的初步成效。

关于社会比较激励创新，主要指通过比较、解读与分析国（境）内外有关社会意识形态运作、信息传播、学生事务管理与服务、隐蔽课程设置等理论与实务运作的经验教训，寻找和明确改进我们工作的思路和着力方面，激发出相应改革创新的动机。

2．创新的周期性。从一般的经验来看，创新是人们的一定能量积累到一定时刻的表现，而能量积累总是需要一定的时期和条件。同时，个体还存在着创造力衰竭的现象，这一经验在个体身上表现得比较充分，但有时在群体与组织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集体无意识”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经验的一种不太直接的描述。尽管个体之间的创新特征可能大相径庭，而群体或组织的创新与个体的创新更不能简单相类比，但我们不能忽视群体和组织也可能存在着创新的周期性问题。我们在此扼要说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周期性，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它不得不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这种周期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二是导致这种周期性的原因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仅仅从创新视角审视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不妨具体划分成几个时间阶段，每个阶段的创新有不同的内容与特征表现。第一阶段：1979—1988年，这一阶段大概又可分成两个小阶段。第一小阶段是1979—1984年，这是一个侧重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建立新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活动秩序的时段；第二小阶段是1984—1988年阶段，这是一个富有激情和理论想象力的时段。在第二小阶段，整个社会在发展方面的指导思想日趋明确，因此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决定，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扩大高校办学自问题等；并且注意运用高度政治智慧排解与超越“左”与右两大方面思潮的纷争，提出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等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有不少理论内容、传播方式和应用体系方面的创新，如提出开设思想品德课，深入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组织高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班，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等。

第二阶段：1989—1992年。这一阶段的总体创新是不多的。但我们又不能从没有创新表现等于没有创新准备的理解出发去认识问题。窃以为，创新与维旧历来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创新是必要的话，那么在一定时期维旧也是必须的。仿佛“温故而知新”一样，维系优秀的传统，也是在为新的创新铺垫基础和提供元素。再说在表现形态上似乎是“新”的东西，其实未必一定是创新，而维旧的成分未必一定没有新意，人们平时所说的“推陈出新”也就是这个道理。为了防止人们大量发生自吹自擂现象，防止“自诩式”创新的恣意蔓延，我们可能也要考虑像真理标准讨论一样，建立创新衡量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实践标准，即实践结果及其效用程度是衡量是否创新的唯一标准。如果说这一阶段存在着创新的话，则主要表现在应用体系方面，特别是在解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方面有不少努力。我们可以通俗地将这类创新看作是一种老树发新芽的过程。这一时段创新的另一特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有了新进展，即在巩固提高已有建设成果基础上，全面开展专业建设，形成学科群。随着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点和硕士点的院校不断增加，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学生培养等多方面的进展，学科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在教材编写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第三阶段：1992—2004年，是蕴涵新发展机会的阶段，其中快速发展又与不平衡状态交相间杂。在这一相对比较长的社会时段中，党和国家采取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新主张与新举措，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中共中央关于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提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新方案（1998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贯彻和落实中央精神的进程中，通过理论教育途径与方式方面以及应用方面进行创新，开创了许多诸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生活园区思想政治工作等新形式。并且在应用理论方面进行了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如坚持将邓小平理论进课堂、进教材和进学生头脑（即习惯所称谓的“三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坚持理论传导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即坚持2+1教育模式），提高理论教育的有效性；同时注意吸取借鉴其他学科中的有关理论来分析与解决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面临的问题，如借鉴美学方面的接受理论、传播学方面的大众传播理论、心理学方面的学习理论、社会学方面的社会调查方法、群体研究方法、管理学方面的激励理论和组织学方面的群体动力理论等。随着我国学者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内核解读的深入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务与理论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与应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元素，并且注意从具体品质到文化精神、从思想内涵到思维方式的不断提升与拓展。也就是说，这一阶段在应用体系创新方面是全方位的。

第四阶段：2004年以来。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面临新任务、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的有序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开端以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16号文件为标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呈现全方位的综合创新之态势。从目前已经显现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特征，首先是对教育对象的认识丰富化，从原先以工作为本逐步转变到以人为本，这将有一个过程，但起端已很良好。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人们对大学生的认识也逐步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变得多样化、丰富化与复杂化。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开展开始摆脱模式化单一化影响，各地各高校注重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与高校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不是简单地唯书唯上。这种状况是形成创新态势的重要契机。再次，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注意在工作和研究中不断拓展理论视界和增强问题意识。在这种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研究范式正面临着转型，这种范式转型主要有两大动力，一是解决社会转型所产生的新问题的迫切需要，二是一大批新世纪以来培养和毕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军充实到本学科的教学科研第一线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一线，这批学科发展的生力军的基本特征是富有探索精神和学术研究冲势，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改变不良现存的意念，有相当理论基础和较开阔的理论视界，有比较开放的心态和兼收并蓄的能力。因此可以断言，在他们身上蕴含的创造力会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

至于说到这种周期性的表现，不能简单用时间的视域所能表征，并且精确到多少年一个周期的程度。如果从创新体系的三大方面的分类看，创新特别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随时都在不断地出现。但如果从综合创新的角度看，这种创新则可能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既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创新大格局的制约，又受到从业人员的创新能力的制约，因为个体的创新能力不是一个常量，有人可能是早发，有人可能是后发。从代际交替和代际接续的状况看，这种综合创新可能表现为20余年左右的周期。笔者在这里十分看重年轻一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表现，无非也有这样的意思。

3．创新的多样性和创新的延展性。如上所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是丰富多彩的，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创新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表现。这种创新的多样性可依不同的分类标准作不同的归类。除了本文开头所说明的层次、类型等分类外，还可根据创新主体分个体创新和集体创新，根据创新的影响力分成本义性创新和延展性创新等等。本文比较关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延展性创新。这里所谓的延展性创新是指某种创新具有巨大联动效能、从而带动其他一系列创新活动的发生及进展，这种创新通常居于创新活动链的高端或创新活动系统的中心。至于这种延展性创新的表现，可以体现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各方面。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时，曾经认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资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3](P286)也可以说，资产阶级创造出资本运作方式，这种资本运作方式又衍生出许多新的东西，不仅有剩余劳动，有严格纪律、致富欲望、普遍的勤劳、节约劳动时间以及普遍财产等，而且创造出丰富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样道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存在着延展性创新，其联动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如20余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除了自身能量的不断增生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务正产生越来越明显的推进作用，而实务工作的进展又反过来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在工作理念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坚持“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方面不断探索，注意将教育规范与充分满足学生的成才发展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并且产生了一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理论和教育方式，如这些年来所提出的生活德育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等。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方面的创新从总体上看还比较缺乏，需要引起重视，应通过体制保障、政策引导、规则宽容等多方面的努力予以提倡和推进。

参考文献：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篇（7）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潘光旦的名字是不应当被人们遗忘的。他曾经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长达18年，不仅担任社会学系教授，而且还担任过清华、西南联大的教务长、秘书长、系主任、图书馆主任等职务；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优生学家，同时，还是教育学家，在他一生所涉猎广博的诸多学术领域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他以坚实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站在现代生物学理论的独特视角，融汇中西文化的人文精神，深刻阐发了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思想。其中，关于社会“位育”的教育观、全人格教育的思想、“通识”教育的观点和方法构成了他整体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下面，仅就此略加评述。

一、基于“社会位育”观为核心的教育思想――达到“以群则和，以独则足”的理想

所谓“社会位育”（Socialadjustment），是潘光旦从现代生物学理论中引申出的一个教育理念，以此奠定了它在整体教育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深受西方社会生物学派的影响。1926年回国后，受英国遗传学家贝特森（Bateson）观点的启发，提出“言生物演化者，动辄论生物位育（Organicadjustment）,晚近治社会生物学与社会学者，亦竟相发探社会位育之说。”(1)1932年，他主编《华年》杂志期间，比较明确地阐述了这个观点。他借鉴中国传统典籍《中庸》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结合西方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论述道：“位者”，是“安其所也”；“育者”，是“遂其生也”，即所谓“安所遂生”，这是“位育”观的基本涵义。(2)按生物遗传学的理论解释，在生物演化的进程中，物种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反映在“静”与“动”两个方面，所谓“静”者，是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所谓“动”者，是指生物“自身的发展”，因此，潘光旦认为，“这种生物现象和人类亦有相通之处”。那么，这种相通性和互动性是怎样的呢？他解释道：“社会位育”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位”，即社会秩序，这是保障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一方面是?坝保瓷缁峤剑馐谴俳桓錾缁嵯蚯胺⒄沟亩ΑU舛陨缁岢稍崩此担导噬鲜且桓觥巴臁敝涞谋缰す叵滴侍猓拔弧保巧缁嶂刃颍爸刃虻母菔巧缁岱肿蛹湎嗟钡摹保弧坝保侵干缁峤剑敖降母菔巧缁岱肿蛹涫柿康摹臁保?）潘光旦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同而过量”，那么，“社会生活便日趋保守，甚至于腐朽以死”，如果“异而过量，社会生活的主心不定，甚至消失，演成一种无政府的状况。”(4)所以，过分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不相宜的，作为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来讲，既要重视社会的人文环境，又要根据社会的自然环境，在此基础上给予社会成员充分的发展机会，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找到自身展示才能的地方，这是潘光旦“社会位育”思想的主要涵义。

他认为，“位育”就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促成这种位育的功能”，“从每一个人的位育做起，而终于达到全人类的位育”。(5)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类本身，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位育”正是“一切生命的目的”，这是“百年来演化论的哲学所发见的一个最基本最综合的概念”，所以，用“教育的努力而人各得其位育，人类全部的位育是不求而自致的”。他指出“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与夫共得其相位相育之道，或相方相苞之道”。（6）

那么，如何达到“位育”的教育目标呢？他又提出了“调适”的观点，他阐述到：“人是群居的动物，人也是变异最多的动物，人也是有相当自由选择能力的动物，惟其群居，而此其所以为群，又和蜂蚁之所以不同，其分子之间，在智能、兴趣、与意向上，有极复杂的差别，”(7)因此，人类有了其特殊的“调适”功能，主要作用于三个方面，即自然、社会、人类，其结果，也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要和自然环境调适，于是就有自然科学。要和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调适，于是就有了社会科学。又要和历史经验调适，于是就有人文科学”，这种反复调适的结果，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演化，“终于教会人类在环境中更进一步的安所遂生的程度，安所遂生，就是调适，也就是我希望到的‘位育’”。(8)如果我们站在“社会位育”观的角度去理解教育，就会发现潘光旦所赋予的更深一层次的涵义：即教育完全不是仅仅教会人们识几个字、教会演算、甚至也不是教会人某种生活的技能，而是蕴含着另外一层意义，这就是使人在所生存的环境之中，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合适场所、一种人生依托，使人与自然、社会、文化这几个方面能够和谐相处。所谓“社会位育”的全部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潘光旦提出“位育”观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化和丰富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内涵，使人们对教育观念的理解提高了一步。

二、“全人格”教育思想之精髓涵义

潘光旦提出的“位育”观，实际上是涵盖了整个的教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又提出了更为关键的问题，这就是教育目的和教育宗旨究竟是什么？他指出“学校教育的目的不端在灌输智识，而在培养一个囫囵的人”，(9)“我们要承认每一个人是一个本体，是囫囵的，而不是零碎的；教育的对象是一个囫囵的人。”(10)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11)经过陶冶而形成的人格，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体现。

人格教育问题之所以引起他的高度关注，是他针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弊端，由感而发。他主要列举了二点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忽视通性与性别，而过分强调个性；二是漠视人的意志与情感的培养，过分强调智识，甚至变为“唯一的宠儿”，其结果，造成“个人全都成为畸形之人，零星片断之人,而于社会，则分工愈细，合作愈见困难”。(12)潘光旦认为“一个学生原是一个不能分割的人格，现代的学校教育却硬把这个人格凌迟处决了”，“此种教育却单单把理智的部分隔离开来，而把其余的部分，或则根本舍弃，不加存问”，这是“举一而废百”的教育。(13)

潘光旦提出的全人格教育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他提出了“全人格”的基本内涵，即智识、情感、意志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这既是实施人格培养的主要内容，又是整个教育过程不可偏废的有机整体。关于智识的教育，他认为绝非单纯的知识灌输，应以“推十合一”的科学方法加以传授，避免“泛滥无归”或“执一不化”的现象；值得强调的是，他特别重视人的情绪与意志的培养，认为这种精神力量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培养“君子”及“士”的思想元素，例如：“士不可以不弘毅”、“君子任重而道远”、“士可杀不可辱”、“君子见危受命”等等，潘光旦对此给予首肯，并赋予新意。他指出“所谓弘，指的就是情绪的培植，”“所谓毅，指的是意志的训练，持志有方法”，(14)注重这二个方面的培养，对学生人格的塑造、身心的健康益处很大。看似无形却是“桃李无言、下自成溪”。对此，潘光旦的论述是准确的，他说“治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貌若完全属于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稳定均有极密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贵不偏不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分寸之人不办。”(15)

其二，他提出“品格的陶冶”即是人格教育的基本过程。在人格培养中，除了需重视人的心理诸因素的协调之外，还应重视个性与社会性的和谐、人与文化传统的继承，这都是教育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潘光旦认为，品格教育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通性与个性的辨识”；“二是明与恕两个标准的重申”；“三是个人的修养”与“意志与制裁能力的培植”。这三者之间，既有相互递进的关系，又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和诠释。在他看来，实施品格教育的首要前提，是认识人性的本质特征。他认为，人格是基于人性的，而人性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它包括通性（人与人之间相同的部分；社会的秩序、文化的继承都与此有关）、个性（因人而异之处，潘认为：对卓越的个性如果保护周到或培植得当，“往往是文化生活跃进一大步的因缘”）、性别（男女之分，与家庭、婚姻问题关系密切）。(16)只有充分认识人的基本特性，才会对人格教育产生深刻的理解。既然“人人既有此三部分的人性”，所以“人人即不能无一种要求”，因此，教育的过程就是使“此三部分的并重与协调的发展”，教育的目标是使“每一个人的共同中的有其别异的人格”，最终，达到人与社会“以群则和，以独则足”的理想境界。

三、“通识教育”的大学教育理念

在潘光旦的教育思想中，“通识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其思想的来源，显然是吸收和借鉴了中西方学术思想，融汇中西，阐发新知。一方面，他受到英美“普通教育”（Generaleducaiton）和“自由教育”(Liberaleducaiton)的影响，并直接将它们译成“通达教育”一词。1946年，他还翻译并出版了英国学者赫胥黎的著作《自由教育论》。但是，另一方面，他不是全盘接受西洋的学说，而是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汲取丰厚的营养，给古老的观念赋予时代之新意。他对《论语》、《大学》、《学记》等中国儒家经典古籍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注入全新的理解和阐发。在比较中西思想的“异同”的基础上，他说道“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于此种教育之目的，虽未有明白之揭橥，然试一探究，则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为‘一己之修明’(Knowthyself)是已。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分毫之差别？”(17)在他看来，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古之学者为己”、“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至于止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等观念，都道出了教育的真谛。而且，和近代教育理?壑洌ㄖ饕从谖鞣剑⒉皇峭耆嗟治妫强梢韵嗷ト诤稀⑾嗷ゲ钩涞摹K摹巴ㄊ丁惫壑苯游樟恕堆Ъ恰返乃枷胗骸爸嗤ù铮苛⒍环担街蟪桑环蛉缓笞阋曰褚姿祝咴梅墩呋持舜笱е酪病薄?BR>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潘光旦的“通识教育”观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中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他认为，就大学教育而言，“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原是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18）“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中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19）他认为是“专的过度”，造成的结果是“人格的畸形化”。“一个专家，如果没有充分的通识做承托，其实就等于一匠人，至多不过比普通的匠人细腻一些罢了。”他指出，“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20）

“通识教育”的内容是哪些呢？潘光旦作了如下阐述：

首先，“通识”是指“一般生活之准备”，“专识”是指“特种事业之准备”，二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人的一生而言，前者的作用显然大于后者。“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有通于人也”，所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从社会需要而言，“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21）因为，生命的范围大于事业的范围，做人之道应大于做事之道，“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作用是为人生这一大目标服务的，“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经过如此的分析，孰重孰轻，自然清楚。

其次，“通识”的内容应涵盖自然、社会、人文三大方面的知识。即“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所谓“通识教育”，就是“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物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22）从中可以看出，“通”者，不是让学生埋头书海中，盲目的泛观博览，也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打破人为的限制，将宇宙、自然、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客观地思考人生与世界。“通”的重点在于“识其会通之所在”、“一以贯之之道”、“因缘与依倚之理”，其实，这是指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而言的，即融汇贯通是谓也。

再次，他又提出了实施“通识教育”的具体措施。例如：大学不要过早划分院系和专业，至少延缓到第三学年；第一学年中增设“通论”类的课程，如“自然科学通论”、“社会科学通论”、“文化概论”、“宇宙与人生”。他还提出中国工业化应培养通识型的技术人才的主张。在《大学一解》中，他将工业人才分为二类，一是技术人才，二是组织人才，据此，他认为中国工科院校也应该相应地划分为二类。专科学校重点培养应用型的工业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主要培养工业组织人才，这种组织人才的最大特点是“通才”，应该对工程与工程之间，理论与技术之间，人与之间，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在培养的过程中“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他强调，对工业组织人才而言，开设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致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23）方面的课程是大有裨益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扩展，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步入室微，中国学术界正逐步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学术体系，形成了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在这个背景下，一部分现代学者站在时代思潮的前面，不断从传统中挖掘出可资立新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西方之间、古今之间进行着融汇贯通的艰辛探索，以期达到“会通中西”的目标，潘光旦无疑是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独具匠心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对后人的启发将会继续下去。

2001年8月8日

参考文献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篇（8）

脑是心理的器官。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心理与活动是统一的。人脑的结构和机能特别复杂。在外界刺激的影响下，它不但能揭露事物的生理学意义，而且能揭露事物的社会意义。它整合的一切内外活动，保证适应环境，并且创造科学，改造世界。心理是脑的活动的产物。脑的活动就是反射活动，心理的反射实质在条件反射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有关条件反射的研究提示，强化是形成条件反射的最主要的条件。教育中的奖励与惩罚，就其生理实质来说就是强化。有关强化的性质、强化的时间、强化的方式和反应效果的研究，为思想政抬工作中有效地进行奖励和惩罚提供了依据。例如:心理学提出，评价要及时，表扬和鼓励往往比批评、训斥更有效。而奖惩的效果又因个体特征的差异而不同。

心理是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这里包含三层意思，即:客观现实是心理的源泉;人的心理是社会的产物;人的心理是客观现实的主观映像。反映论原理对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多启发。它告诉我们，人的任何品质都是在现实影响下形成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地开展思想教育，培养他们优良的道德品质，而不能听任青年去接受社会上不健康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心理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对每个具体人来说，他所在的集体—家庭、学校，特别是所在的班级、班组和小组，对他的思想行为、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局限于做大报告与个别谈话上，而应该十分重视整个校风、班风，特别是宿舍、小组的风气建设。因为它们会像染缸一样染红或污染学生的心灵。人的心理是客观现象的主观映像。人对现实的反映受到个人的生活经验、个性特点和年龄特点的折射。这就要求我们做好深人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个别对待、因材施教的原则。一切外部影响的心理反应都会受到内部影响的折射。因此思想教育的重点，应放在一个培养人的内部意向，进行人生观和理想教育，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上来。

心理与活动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体现在:心理表现在活动中，活动受心理的调节，心理在活动中展开。只有通过人的行为活动，才能了解人的思想感情和个性特征。但由于人具有自我意识，人能够有意识地掩饰自己的心理活动，甚至会做出一些不特合内心的表现来。因此，我们的观测一定要全面、系统、有分析，以利于做出正确的判断。不管一个人怎样掩饰或伪装他的内心活动，总会在行为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根据心理学的发展原理，要求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仅限于口头的宣传与教育，而应当把青年组织到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中去，通过他们自身的积极活动，培养和改造他们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品质。

青年期是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离开父母，要求个人独立自主的时期，可以说是心理性的“断奶期”。青年人的身体急速发展，性机能迅速成熟，在心理与行为上会具有一系列的特点。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注意把握心理特点。这些特点是:

—“闭绝性”。他们已经失去了儿童期的直率和天真。他们的内心活动不大轻易表露在外，但又希望别人理解。

—独立性。强烈的思想独立、人格独立、行为独立、生活独立等要求。可以看作是他们否认自己是儿童、确定自己是青年的正常要求。在他们寻找独立的过程中，又往往渴望别人的帮助和支持。

—性心理的成熟引起性表现的发展，产生了性的需要和意识。情绪容易激动，短暂而强烈，带有明显的两极性，同时又开始带有文饰和内隐的特点。

—思维独立批判性显著发展。他们不满足于现状，不再相信书本的解释。但他们的认识常常有表面性和片面性的倾向，容易绝对化。: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篇（9）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需要不断创新。我们要积极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使思想政治教育能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充分继承原有途径的基础上，勇于开拓创新，努力开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内涵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是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内容、方式、体制、模式等各个方面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并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改革和转变。

1．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过程来看

创新包含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转变发展的过程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完善深化发展的过程。

2．从创新的模式上看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可分为移植型创新发展模式和自主型创新发展模式两种类型。移植型创新发展模式主要指继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成果和文明，在继承中发展。注入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内容。自主型创新发展模式，是依靠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完整、独立的内在结构和功能特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源发展。

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正在发生转型的、开放的、伟大的、复兴的社会变革。社会坏境、家庭环境、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在追求现实的利益观和道德观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大学生的价值观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目前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奏，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的现实需求与部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滞后之间的矛盾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现状，主要表现如下：大学生在校期间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增强。

现在的大学生大部分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且多数是独生子女，没有受过艰难困苦的磨练，从小是长辈的掌上明珠，家庭、学校、社会的过多关心促成了他们想问题、办事情总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只注意自我的感受与效果。

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举措

1．以解决问题办实事为抓手，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体系

（1）建立和完善能够保证优秀大学毕业生优先就业和就好业的新型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现行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固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必然产物，但现行的毕业生就业制度无法杜绝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和不公平竞争行为，没有完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就业领域的社会公平、公正。

（2）针对现在就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歧视现象，有必要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就业者的合法权益。就业过程中的歧视虽说带有普遍性，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比如性别歧视、经验歧视等，但对我国现在的情况而言，大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还遭遇一些“中国特色”的歧视，如身高相貌歧视、健康歧视、学历学校歧视、户籍地域歧视甚至还有姓氏歧视、血型歧视。

（3）完善大学生创业制度，不仅要制定有利于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落实政策。一个好的政策，如果在执行中走样，或有的人执行，有的人不执行，也会使政策成为摆设，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2．实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理念创新是指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从不合适宜的教育观念中解放出去，随着不同情况的变化，建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在现阶段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创新。

（1）树立“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强化“学生发展”意识。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首先要尊重学生，尊重学生比热爱学生更加重要，更加直接；其次要加强与学生沟通，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难的思想；第三是要有提倡多样性，鼓励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培养学生探索精神的理念。

（2）要有把学生的成才需要作为自己工作切入点的意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同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相结合。激起并满足学生合理的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所以，在大学生成才的愿望与迫切性日益强烈的情况下，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转变观念，从社会需要和大学生个人成才需要的结合点上找准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因势利导，激发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觉性。

参考文献

［1］童静菊.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回顾与展望［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8）

［2］王淑云.教师人格塑造的价值追求［J］.教育研究，1997（10）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篇（10）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1.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P840、83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4](P14)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2.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5]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7](P134)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3.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7](P50)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8]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8](P4)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1](P120)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9]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10](P94)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模式。然而，市场经济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面性。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而且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换言之，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保障，而且需要伦理规范使经济行为更加合理、更加文明。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不正当，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率，国家经济实力也不能真正增强。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行为主体如果自身缺乏基本的诚信，而彼此之间又没有相互的道德约束，行为必定短期化，导致假冒伪劣、合同欺诈、“三角债”恶性怪圈等现象出现。最终不仅企业会失去市场，行为主体也会因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据200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经济的进步问题，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经济形势，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发展观念，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形成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公平竞争、精诚合作，讲求信誉、竭诚服务，崇尚奉献、服务大局的良好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提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同时揭示改革过程中的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风险，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认识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素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关系和影响生产的效率和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视精神激励和潜能开发，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共识，而且已成为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面对无数艰难困苦，需要一股决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拼命精神；那么，在和平年代，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同样需要理想和信念，激发起人们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激励。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价值观，更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精神支柱。如海尔集团的“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长虹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价值观；日本日立公司的“和、诚及开拓精神”的企业精神；美国杜邦公司“通过化学为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更美好的东西”的企业宗旨等，都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不仅对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企业道德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等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状态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富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不仅使人们有了明确的精神追求，还会营造一种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融洽人际关系，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把个人生存劳动的目的同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自觉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物质基础和道德基础。在经济分析中，动力来自个人物质利益的假设是有局限性的。人是“社会的人”，除了有经济需求之外，还有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人的积极性，除了物质利益这一基本动因之外，还明显受精神因素的制约。在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物质利益对个人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会有所减退，而精神激励和道德激励的作用将有所上升。思想政治教育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人性化原则，充分尊重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工作方法，企业、社会公共目标的激励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的价值在工作中得到体现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管理的结合，可以大大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系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了价值信念上的共识，进而减少人们合作行为的“摩擦费用”，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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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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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