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篇（1）

摘要：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全球性经济，其问题外在地表现为经济危机。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演变趋势的分析，可以把握到两重变化：资本积累从以暴力为前提的剥夺性积累转变为以信用体系为前提的隐匿性积累；经济危机从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萧条性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变革并没有使现实的状况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资本逻辑依旧是引发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资本逻辑引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无法彻底地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因此，发挥超越资本逻辑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并促进治理机制变革至关重要。

关键词：资本积累；经济危机；资本逻辑；全球经济治理

一、引言：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演变趋势

探讨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演变趋势首先需要追问这样一个前提：经济问题从一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什么样的变化促使我们在全球性意义上探讨经济问题。在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经济贸易虽然展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但彼时对于经济问题的理解还没有脱离单个国家或民族的限制。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世界市场”时，经济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世界市场的过程伴随着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因此，我们从全球经济演变的动力——资本积累，以及全球性经济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危机两个方面的入手，探讨它们的演变趋势。

(一)全球经济演变的动力——资本积累

在商品经济形成初期，经济交往的动机是单纯的交换。这种交换动机下的商业行为所能够联结的范围有限，以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为主。真正促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普遍交往并建立世界市场的内在动力是“资本积累”。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激化表现——经济危机

资本积累以暴力的形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歼灭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进程，经济问题取代政治问题成为一国或多国之间的主要问题。经济问题最剧烈的表现形式便是经济危机。最早的经济危机是荷兰的郁金香狂潮。自17世纪的这一次危机之后，几乎每隔10年就会有规律地发生一次危机。由于危机的影响程度有限，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过度的投机活动引起的把危机的产生原因理解为投机性活动，原因在于当时的资本积累范围较小，危机产生的影响范围有限。随着资本积累全球性增长与机器大工业的广泛普及，投机性积累行为转变为规模性、规律性的资本积累。经济个体无法在单一范围内发生作用，而是在更普遍的社会联系中，成为了资本全球性运转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同时，经济危机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破坏性最剧烈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使经济发展严重衰退，工业生产遭受重创、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失业率急速上升。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直面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论。美国率先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等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关系重新进行审视与调整。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调整只能相对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相对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基本矛盾的重新激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只是，经济危机的形式会有所改变。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内在逻辑

对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趋势的分析，可以把握到全球性经济问题的两重变化。首先，资本积累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以暴力为前提的掠夺转变为以信用体系为工具的剥夺性积累。资本积累的剥夺对象不再仅仅是实体性物质资本，而是更加关注脱离实体的“数字资本”，资本的全球性积累更加隐匿化。其次，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

(一)资本积累的全球性演变遵循资本逻辑的辨证否定机制

首先，全球性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资本积累的源动力在于想要无限制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积累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外在表现。全球性资本积累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还是自我崩溃的体系，关键在于资本增殖自身的逻辑是否能够在内在调节机制下，实现无限的扩大。如果认为资本逻辑具有这种自身调节机制，那么全球性资本积累必然是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实现的发展过程；如果认为资本逻辑不具备这种机制，资本积累在全球性扩张过程中会不断地加深对立与冲突，产生危机。那么，就会得出全球性资本积累是一个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

其次，全球性资本积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过程。根据罗莎·卢森堡对资本积累理论的发展性理解，资本积累离不开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性积累必须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通过它的一切价值关系与物质关系——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而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结合着。”

(二)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对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多是从经济现象的层面理解经济危机的产生，很少有触及到资本本身。马克思则是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本身出发，探究了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第一个限制：“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11)。对于这一限制，马克思是在资本增殖方式——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分析的。这一限制使“流通本身”成为生产要素，生产是否过剩要在流通领域中判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资本主义要想延缓危机的发生，就要打破消费量与消费能力的限制，就要使流通范围不断地扩大。流通范围的扩大包括两个相继的方式：直接地创造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改变非资本生产地区的生产方式。然而，“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⑦这种方式在达到饱和之后，还会引起新一轮的生产过剩。

第二个限制：“作为新价值和价值本身，产品看起来会遇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12)。对于这一限制，马克思是在资本的增殖方式——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分析的。“新价值”即生产力的提高而产出的新的使用价值与新的消费需求。新的剩余价值需要有相应的剩余等价物，剩余等价物不足表现为资本增值在流通领域的第二个限制。

第三个限制：生产过程必须转入流通过程，“全部产品必须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资本要想实现G-W-G’的过程，必须经历“商品的惊险一跃”，必须转化为货币资本。一旦转化失败，流通则不能更新，生产无法进行。这一限制的问题在于，如果当交换越来越表现为货币的流通，资本增殖的流通也就越来越虚拟化，金融资本形式将逐渐代替实体资本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运转。货币不再是流通手段意义上的货币，货币不再执行它的工具职能，而是成为目的本身。这种流通方式会使投机行为更加普遍，当人们普遍追求货币资本收益时，经济危机则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产生广泛的影响。

三、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针对全球性经济问题，世界各国合力建立贸易组织，创建协商机制，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于解决经济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目的：维持自身的国际垄断与国际霸权。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的中国实践

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诚然，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资本主义国家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资本增殖在流通范围内的限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遵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不断创造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从而缓解全球性资本积累造成的扩大性生产过剩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市场”的关系层面来强调市场的作用，这就导致政府在“资本—市场”的逻辑下，以资本增殖的市场调配为先导，过度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无法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与经济危机。中国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是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为根本追求。如何在保持市场资源调配活力的同时避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供需失衡、分配不公等问题是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引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度陷入低迷。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未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德国学者施德凡·施马尔茨认为金融危机为东亚国家创造了机遇，促进了“全球经济权力从西向东”(16)的转移。实际上，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外需求的严重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各项经济发展指标持续低迷，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通胀压力与经济下行风险，2015年首次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

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中国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新理念：“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蕴含了在超越资本逻辑意义上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对于全球性危机的本质把握。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对抗。

四、结语

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逻辑依旧是引发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针对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组织与国际多边机制共同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干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如果始终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则无法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的内在限制，甚至会加剧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扩大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理念以及对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实践经验为世界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方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依旧十分有限。中国正逐步推进自身在国际体系中从参与者到倡导者的身份转变，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真正成为国际经济事务的建设者、引领者，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贡献中国力量。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党的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对我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加快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数据”已成为日益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料，数据的生产和开放利用、数据相关技术及产业创新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数字经济及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正在由并跑变为领跑，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因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数据作为一种特殊生产要素和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参与分配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市场在数据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要更好发挥调控与监管作用。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由数据要素市场决定的数据所有者和开发者报酬机制。当前，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践中，要尤其注意数据的权属、数据的利用和保护、数据的科学分类以及数据交易机制等问题，在建立好相应的法律法规基础上，使数据要素在未来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最大功用和价值。

关键词：数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提出的背景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断取得创新突破和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浪潮、新动能和新引擎，并呈现加速发展之势。由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是以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因而，作为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数据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的生产和开发利用成为新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支撑。而在这一领域，我国正从跟跑者变为并跑者，并在以5G为代表的通讯技术、集成电路、互联网金融等部分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此背景下，我国与数据和数字经济相关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崛起并迅猛增长，它们在不断向传统经济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数字化”。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1/3，达到34.8%，占比同比上升1.9%，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同比上升12.9%，超越部分发达国家，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1)最新有关研究报告还显示，全球数字经济国家竞争力我国排名前三，而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我国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

早在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这是大数据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后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着重提到我国大数据及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应用问题。从2014年开始，中国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大数据创业公司纷纷崛起。2015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这一年我国也迎来了大数据时代。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9月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大数据产业及技术的发展应用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首次明确提出“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5年)》显示，2015年我国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115.9亿元，增速达38%，大数据在我国开始从概念走向应用，快步迈进实用门槛。

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促进大数据发展。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国家大数据战略，并提出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这是“数字经济”首次被明确提出，表明数据资源和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关键因素，并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广泛和重要的作用。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和数据存储公司希捷的研究，2018年我国产生约7.6ZB数据，占全球数据圈的23.4%，而且每年以超过全球平均值3%的速度产生并复制数据，数据总量到2025年将增至48.6ZB，将占全球数据圈的27.8%。(3)从数据总量来看，我国已经成长为全球性的数据大国。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首次明确将数据确认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发展，也是我国适应当今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需要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为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二、生产要素的时代演进与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必然性

生产要素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是指人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主要资源，是财富创造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学从产生伊始就致力于研究生产要素、破解增长之谜。古典经济学家把生产要素归结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不断演进和变化。

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所指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这里考虑到了“经济空间中的土地资源对于财富创造的作用”[2]。18世纪60年代，英国以发明纺织机和蒸汽机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此后机械化不断发展，作为物质资本的机器设备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19世纪60年代后期，电力和内燃机的出现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强化，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进入20世纪，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日益壮大，部分企业出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职业经理人出现，管理和企业家精神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被加以重视。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控制技术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成为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

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字革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当前，以云计算、移动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数据及其相关技术已经把人类社会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数据的生产、加工、传输流动和利用不仅使自身发展成为一个庞大产业，还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深度变革，颠覆性地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就曾指出，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全球已经跨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就我国情况来看，数字经济走在了前列，数据相关技术与应用大多处于并跑甚至领跑的位置。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3，这表明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富有生机活力的新业态。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原料”和加工对象，作为网络经济的基础，数据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几乎一切都在数据化，数据几乎无所不在。数据作为经济发展的黏合剂和催化剂，赋予其他生产要素更多的能量，其对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将超过其他几个生产要素。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之一是必然。

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演进及数据参与分配的必要性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最早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3]，但这是以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为前提的。由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货币关系还在一定范围内大量存在，单纯的按劳分配原则显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分配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最终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得以确立。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允许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首次提出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第一次明确指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首次提出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且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要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体现了中央通过加快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来调节再分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再次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在此基础上，刚刚召开的党的四中全会明确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更加成熟。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性资源，参与收入分配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我国，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主体在产权关系上是相互独立的。由于存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特别是私有制经济成分和明晰的产权，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有理由追求各自利益和权益。要素资源拥有者根据资源的稀缺性、重要性和供求关系，以及其在生产经营和价值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获取回报，进而得到正向激励，使各种要素资源获得合理利用，也就成为必然。而数据资源也是稀缺的，也为不同独立的利益主体所拥有，且在一定情形下具有独占性，甚至是垄断性特征，因而也要按贡献参与分配，使其发挥应有作用。中央明确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无疑将激励数据的生产加工、传输流动和有效配置与利用。

四、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与实现方式

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新创造价值(v+m)在劳动者收入(v)和剩余价值(m)之间分配，二是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参与剩余价值(m)的分配，即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参与分配所形成的利润和地租，及利润再被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4]。当企业主收入表现为职能资本家或职业经理人等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管理劳动职能的报酬时，便成为管理的收入。这样就有了劳动、土地、资本和管理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途径。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下，劳动者得到劳动报酬(v)，其他要素所有者(非劳动者)则分享剩余价值(m)[4]。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可能持有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资产；资本所有者和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其他要素拥有者的知识与信息生产创造等活动也是一种复杂劳动。因此，劳动者和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提供和拥有者在整个新价值(v+m)过程中都参与分配。詹森和麦克林(JensenandMeckling)在1976年发表的《企业理论：经理行为、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中关于企业的代表性观点认为：“企业是生产要素之间的合同集”[5]。尤金·法马(EugeneF.Fama)也强调，“企业只是一组合同，涵盖了将投入结合在一起以创建产出以及在投入之间分享产出收益的方式”[6]。这些观点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企业中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理。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企业中真正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而其他生产要素则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要素获得工资，其他生产要素根据各自在生产中的重要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分享劳动剩余。因此，与数据相关的分配也包括按劳分配和按数据要素贡献参与分配两个部分。

数据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之前，最初表现为一种劳动产品或商品，随后才表现为一种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创造和加工传播是一种劳动过程，与之相关的分配属于按劳分配的范围；而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服务于生产过程并因此而获得的回报则属于按要素参与分配的范围。数据作为一种越来越关键的生产要素，对生产经营活动，对商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数据所有者可以凭借所有权和所拥有数据的类别及重要程度获得一定的回报。首先来看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v)。根据马克思提出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即“随着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他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7]。同时还明确指出“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8]。这意味着，在数据生产过程中，生产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数据技术和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提供了复杂劳动在参与收入分配时得到较高的报酬。随着时代的发展，“数据”被单独提出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体现了数据的重要性和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与时俱进。数据已经在实体和虚拟经济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与数据要素相关的生产劳动也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

再来看剩余价值(m)的分配。通常m代表资本的收入，物质资本要素连同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都对m的增加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因而，技术要素通过知识产权，管理要素通过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控制权，数据要素通过数据所有权获得对m的分配权。企业的资本结构以股权结构体现，资本要素股权化的同时，技术、管理和数据要素也可股权化，以股权结构来表示要素的所有权。要素所有权的收益则体现在按股权结构分配剩余价值上。企业的股权结构以资本为单位，技术、管理和数据要素可以按贡献折算成资本份额，相应的回报就是技术人员收入、企业家收入以及数据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应获得多大的份额？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应如何评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对资源进行配置，并通过对各种要素进行科学的有机组合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和增进社会福利。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通常来说，要素价格是指生产要素的使用费用或要素的报酬。例如，土地的租金、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息等。那么数据要素的价格也应该在数据要素市场上形成，反映数据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不同数据的重要性、获得难度和使用的排他性影响数据的稀缺性，数据稀缺程度的高低又进一步影响数据价格，进而决定数据要素持有者在参与分配过程中的谈判力度。数据要素的稀缺性会影响到数据要素的报酬比例。市场对于数据要素贡献的评价和数据要素的稀缺性将是数据要素报酬的决定性依据。数据既可以作为劳动产品获得报酬，也可以作为要素分享剩余。不同企业对于数据要素的需求会有差别，所以相应的也会对数据给予不同的报酬。需要强调指出，尽管数据要素配置及其价格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战略性资源，政府也要在其中更好发挥监管等作用。

五、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在实践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

市场除了根据各要素的供求关系决定要素报酬外，还要根据各要素贡献大小决定要素报酬。而宏观上，各要素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取决于其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性和贡献度。在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时代，数据成为越来越关键的生产要素，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其在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当前在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践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数据的权属问题。首先，数据按照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数据、政府数据和商业数据。个人数据因为与个人相关，所以包括了人格权和财产权；政府数据通常被看作是公共资源，公共享有知情权、访问权和使用权；商业数据则包含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数据权利内容会随着应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形成新的数据权属，因此事先确定其权利归属比较困难。我们可以参考国际上对于数据权利界定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人格权保护为首要前提、以数据价值贡献为重要依据、个人权益保护和商业发展利益相辅相成三条原则，分类确定数据的权属。其次，数据内容、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是数据的五个方面，数据内容是数据的本质，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则是数据产生效益的保障，这五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在这些环节中存在多个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对数据价值作出了贡献，因此在收入分配时需要同时兼顾。对数据采集、存储技术和分析技术所有者的分配，可以参照技术要素分配的方式，如技术咨询、技术入股、专利收益等。然而，对数据内容所有者的分配则缺乏参照，需要率先探索。应鼓励各类基于数据资源、内容使用、数据链接、数据存储等的商业模式的发展，通过探索商业场景的多元化，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分配方案，促进数据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最后，数据无人可以独占，但却可以创造巨大效益。数据总体上属于国家战略性资源，最终要为国家发展服务，为人民福祉服务。因而国家应该对数据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确保数据被合理、安全地使用和配置。

第二，数据的利用和保护问题。数据纳入生产要素之后，利用好数据便成了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前提，但同时也涉及数据利用的权责问题，需要做好数据保护。这其中产生了两方面矛盾，一是数据的深度利用与个人数据保护之间的矛盾。比如，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了英国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能够未经授权访问5000万份Facebook个人数据，并使用人工智能获得非常深入透彻的洞察，了解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并成功影响选民而协助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介入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9]。这表明个人对自己的数据被利用的情况知之甚少，甚至没有个人信息自决权。随着大数据的广泛使用，个人信息暴露在公共空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公众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需求和意识也越来越强，应该用严格的法律保障机制处理好数据深度利用和个人数据保护的矛盾，个人数据需要明确知情权、可支配权、可删除权等。二是数据的开放共享与数据内容产权保护之间的矛盾。比如，微软删除了其最大的公开人脸识别数据库——MSCeleb。MSCeleb数据库于2016年建立，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开面部识别数据集，拥有超过1000万张图像，将近10万人的面部信息。虽然这个数据库只作为学术用途来使用，但是微软还是担心侵犯公众隐私权而将之删除。因为微软是通过“知识共享”许可来抓取图像和视频中的人脸信息，并不一定直接得到照片与视频中人物的授权许可。目前就我国的情况看，关于数据使用的监管机制还有待完善，组织机构和个人滥用数据、数据被非法获取和交易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消费者合法权益[10]。近些年来，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产权保护已经受到国际上重视，我国应该多进行相关国际法律对话，推进数据领域的全球治理。既要高度保护个人隐私信息，又要推进脱敏数据的深度和广泛利用；既要依法保护私有数据产权，又要促进公共数据向社会开放。同时还需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数据监管机制，促进数据产业良性发展，提升我国在数据领域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数据的科学分类问题。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需要最大程度地利用好、保护好。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参与收入分配，应该根据其特征进行合理分类。比如，可以按照“敏感性”对数据进行分类。如果属于涉及诸如国家安全的敏感数据，要加强保护甚至限制其参与收入分配。再比如，我们可以参考经济学中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概念。公共物品兼具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共享性)，如国防、空气和法规政策；私人物品则兼具排他性和竞争性，只能私人消费，如私人食物；准公共物品的性质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即具有非竞争性与有限的排他性，或者具有非排他性与有限的竞争性，如高速公路、医疗教育等。从经济学角度看，数据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共享性)，意味着数据可以供多人重复使用。如个人数据，完全符合非竞争性的要求，因为数据可以供不同的人重复使用并且不存在使用后效用递减的问题，相反可以通过不断挖掘数据来发挥其最大功用[11]。但是对于其(非)排他性特征，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合理安排。如果当前法律环境对于个人隐私的保障还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那就有必要使个人数据具有排他性。但是如果要使个人数据在当今时挥最大功用，就需要反复对之进行挖掘并和其他数据一起交叉利用，因此我们有必要设计一种制度使得个人数据成为准公共物品，即具有“有限的排他性”。此外，还有一些数据可以看作是公共物品，比如天气数据、水质资源数据等，这一类数据人人都可获得，不可能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或构成市场进入障碍。

第四，数据交易机制问题。虽然各地已经陆续建立了一些数据交易市场，有地方政府主导的，也有地方政府和企业主导的，但是全国范围内没有形成统一的数据交易市场。各数据交易市场相对独立，缺乏统一的交易规范体系，具体包括交易规则、交易定价标准、交易定义；缺乏完善的数据登记、会员制标准、信息披露制度；缺乏关于国际数据交流的相关规则等[12]。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建议：首先，将来数据交易市场应在国家主导下形成统一的数据交易平台，通过统一规范的标准体系实现各数据交易市场之间数据流动与资源整合。其次，需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水平，引导各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数据市场交易，扩大数据要素市场规模。比方说不同行业可以成立相应的行业数据协会，国家可以对各行业数据协会的交流进行必要的监管。最后，数据质量不合格，会严重影响数据分析的效果，甚至会使得分析结果与事实严重不符。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需要建立规范的数据治理流程和考核机制途径对数据质量进行管理，也可以通过建立具有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数据评估机构，以严格保障数据质量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篇（2）

关键词:毕节模式 政府主导 政治学思考

作为总书记倡导并支持成立的贵州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利用科技的支撑,基本克服了“生态恶化――贫困――生态再恶化――更贫困”的恶性循环,给贵州乃至全国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探索了方向,并且还落实了试验区“小试验,大方向,作示范,探路子”的总体战略。对毕节发展路径进行系统分析,展示后发展地区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对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毕节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其自然生态环境十分恶劣,市场经济传统与市场意识极为落后,它还是社会发现市场的能力、培育市场的水平极为低下,社会群体文化平均水平低,社会开放度相对落后的多民族地区,毕节在执政党理论指导下,发挥我国独特的多党合作的执政方式,成为了经济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典型;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与保护自然环境兼顾的目的,达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利用科技,改善与保护自然,开发自然的典型模式。

毕节模式的基本涵义

(一)理论先导

作为欠发达地区现代化选择的毕节模式,是国家立足当地发展背景的思考,提出了发展目标与基本主题,并进行具体的政治设计,相关试验围绕此主题与路径设计而展开。

针对贵州毕节模式同志曾指出:“实践告诉我们,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扩大,如果不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并采取有利措施的话,贫困地区将更加落后。面对这一现实,通过对过去工作的反思,提出了用灵活的梯度政策来弥补日益扩大的效益差距,探索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以改革总揽全局,坚持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采取一切有利于消灭贫困落后的特殊措施,探索解决贫困落后的特殊措施,探索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新途径”。“毕节地区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这是毕节地区的情况所决定的,也是别的试验区与全国的其他特区、开发区所不同的,毕节地区作为内陆边远山区,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以发展商品经济为目标”。“我们必须对毕节试验区的目标、任务,特别是对自身的特点有清醒的认识,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题”。

以为代表的执政党具体设计了毕节发展模式的总体框架,即毕节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层次与其他地方的不同比较。具体而言就是:方法是改革开放,手段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目标是发展商品经济,解决贫困与生态恶化的问题。毕节地委在《关于加强试验区工作的决定》中,明确制定了毕节试验区的根本任务与目标:“围绕一个中心,破解三大难题,提高三个效益”。具体表述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解决“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粮食短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理论源于实践,成功的实践更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可持续发展是历史的选择,是科学发展的需要,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秦如培,2009)。正是政治家的理论论述与政治设计,相关党委政府的工作决策,使试验区的建设一开始就置于政治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毕节地委、行署为此提出了试验区具体的工作思路:“以加速开发扶贫、实现生态良性循环为目的,通过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组织建设,促进全面发展;利用政策引导和采取特殊措施,以发展经济为重点,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搞好资源综合利用;在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基础上,把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粮食、人口、生态协调发展”。有人认为毕节试验区三大主题是科学发展理念的最早实践。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对毕节而言,正是开发扶贫的基本内涵;核心是以人为本,对毕节而言,正是统筹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对毕节而言就是在资源开发中如何建设“两型社会”的问题;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对毕节而言就是对三大主题进行通盘考虑,进行系统整治的问题(谭贤齐)。

(二)政府主导

毕节过去20年的成功经验一直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政府处于绝对性支配地位。由于传统文化与经济的落后,思想观念处于相对的封闭状态,毕节试验区不可能,也没有办法与区域发展典型的“义乌模式”、“温州模式”的市场主体发展形态相类比。

毕节模式的政府主导性十分明显。其他模式主要是解决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发展问题,当地的商业传统与市场经济意识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对于毕节试验区,对环境的保护性开发,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是政府与参与建设的人民首要的考虑。而贫困问题的存在固然有内在的意识问题,但主要还是因为当地的自然与文化传统没有办法自然产生商品经济的思想,更不要说自然形成商品――市场――市场经济的转型,只有利用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主导功能,资源要素才有可能向后发展地区转移。

毕节现代化转变形态具有以下的规定性:模式规定性,即毕节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类型,选择的道路必然就是跨越式发展道路;结构规定性,由于毕节政治结构(多民族)、经济结构(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原始农业混合)、社会结构(现代城市、传统农耕、原始农耕结合的民俗社会)、文化结构(现代文明、自然社会与自然文明),毕节现代化发展既不能脱离这些结构的规定,但又必须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超越旧的结构;目标规定性,即毕节现代化必须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主题为目标,实现贫困地区的立体式发展。毕节现代化的基本机理是:以政府为主导、集社会多资源、以扶贫为大局,借可持续快发展,行跨越大战略。这样的机理决定了毕节现代化必然需要具有绝对控制力的政府核心来推行。

(三)多党合作推动与社会联动的结合

毕节试验区利用我国独特的多党合作现代执政方式,极大的发挥了我国各派的政治与社会优势,有效的克服了落后地区在文化传统,市场经济意识,现代经济理论方面的欠缺,体现了派在现行政治体制下的巨大活力。同时,毕节人民在党委与政府的主导下,利用发达地区对毕节地区的对口扶贫政策,利用国家相关单位的对口支持,形成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互动,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为了形成长期的智力支持,在中央统战部倡导和组织下,各派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了“支援贵州毕节试验区规划实施专家顾问组”。顾问组既结合各党派自身的优势与毕节实践,针对毕节各个发展阶段形成了政治与社会合力,各派与各县市建立了定点扶贫制度,他们分别针对所联系的县市,在决策咨询,项目协调、投资推介、选派干部等方面支持当地的建设与发展。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利用现代化的观念与思想,为毕节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思想的解放,为毕节实现跨越式发展造就了理论基础。

(四)社会型态跨越发展

与传统的社会进步比,毕节试验区在一个基本缺少现代文明的前农业社会(民俗社会),开始建设新型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社会。与其他地区同时期的发展相比较,毕节的社会发展是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历史的进步。其历史纵向发展步伐远远大于其横向比较,对欠发达地区的示范性意义更加重大。

(五)可持续发展型

毕节模式打破了喀斯特岩溶山区不合适人类居住的断言,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创举。农业生态家园和循环经济的工业园区建设等多种成功范例,为相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模本。

毕节模式的政治学意义

毕节模式的成功,证明了科学发展观是人类文明成果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具体体现,具有重要的政治学意义。

(一)证明了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毕节模式是在“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主题指导下进行的,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目标与发展方向,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而进行社会发展设计的成功范例,证明了科学发展观作为政治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反证科学发展观的普世价值。

毕节模式说明,社会发展既可以带来理论总结,也可以在理论先导下形成新的社会发展方式。毕节模式说明,来源于实际、高于实践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发展,依靠政党与政治家的政治设计,区域发展理论既可以是传递式转移的,也可以是突变性的,路径的选择必须结合当地的客观实际来决策。

(二)证明了党和政府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发展能力

毕节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社会控制与社会发展能力,也证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政府的作用与地位并非孤立的,在区域不平衡的大环境中,只有依靠强力的政府,才可以缩短发展的时间与距离。这种政治的控制力明确表现在制度保障上,也就是当代政党政治结构的凝聚性与统摄性。

一个完善的政党政治结构必须具有向心力强的凝聚机制,这样的政治结构才不会出现离散倾向,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只有形成了政党的“制度轴心”及权力中枢,才有可能达成对社会发展的公识,这也是任何社会群体存在的先决条件。传统的欠发达地区,由于市场意识的缺乏,生产要素与资源要素的缺乏,只有在强力的核心控制下,才有可能达成发展速度的最优化。而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又使我国社会核心呈现着层级性,利益诉求的不同,必然会消耗控制政治中枢对基层的基本控制,形成地方利益大于整体利益的局面。具体到毕节的三大发展主题,其“生态建设与开发扶贫”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统一体,特别在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上就更有可能出现内耗,控制中枢的统摄性就不仅体现在行政管理的制约,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整体战略的最优化。毕节模式给我国后发达地区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系的稳定机制创造了制度的保证范例。

(三)证明了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调节作用

毕节模式是贫困地区在发展初期,由于区域发展极度不平衡,依靠区域自身的内部资源与能力,依靠市场已经无法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情况下,政府用有形之手进行社会资源调节的典范。特别是针对毕节这样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市场机制尚处于无序状态的情况,利用人类已有的知识与智慧进行前期干预是可行也是必要的。由于我国各派在智力上的成功集聚,政治家为解决毕节问题所进行的政治设计,因此具有了解决问题的充分条件。这样可以有效的加快发展进程,降低发展成本,通过政府来制定体现市场发展规律,符合实际情况的市场运行规则。但是,一个区域的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只有在外部驱动转化为内部驱动的时候,只有在产生了内生性发展要求与条件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转型。而这些是任何政府与政治势力也没有办法包办的。毕节模式只有实行市场性转型,由外来驱动转变为内在驱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现代化,而这也是研究毕节模式的成功经验的时候所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秦如培.在第二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毕节)上的致辞,2009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篇（3）

引言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已经引起了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今天，学术界更多地将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的研究集中在了经济学和教育学上，从供给需求和高等教育改革等相关理论入手的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为该问题的解决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和实证基础。然而，在我们千辛万苦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寻找出路的时候，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众人皆知的客观存在，或者说对这个客观存在的认识远没有达到本质的回归程度，那就是在构建成熟公民社会的社会背景和高等教育大众的时代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本质是什么？从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视角来溯源大学本质如何能为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拓宽思路、另辟蹊径？相信这就是本文的意义之所在。

一、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

（一）构建成熟公民社会的社会背景

自古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将公民社会叫做“Politike Koinonia”开始，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首次提出的“市民社会”，再到马克思社会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直至哈贝马斯运用“公共领域”来阐明对公民社会的认识，以及后“公民社会”概念的迅速转换和流行，“公民社会”理论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正是缘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以及建设民主、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公民社会”理论在当代中国乃至全球政治文化中的核心意义也显得愈来愈重要。

当代“公民社会”理论主要是基于“国家—经济—市民社会”三分法来进行阐述和研究，也就是强调文化领域作为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并列的单独一个领域的独立性，这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轨迹不谋而合。高等教育及其组织机构——大学，在现代成熟公民社会的构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种核心地位是由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其核心作用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更重要的则是体现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简单概括，公民社会与高等教育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大学是公民社会构建主体——公民的“养成地”，更是一个国家、社会不断向前的最高精神“引领者”，这正是对大学本质和本职的回归性认识，也是本文成立和展开的核心源发基础。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

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马丁·特罗(Martin Trow)博士在《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1970)、《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1972)、《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1973)等长篇论文中，逐步深入地阐述了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将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15%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当超过50%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现在国际上通常用这一划分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水平的通行指数。

在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进程中，作为大学两大核心功能之一的合格公民“养成地”功能发挥作用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从1998年我国高校招生108万人到2009年629万人的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少数人才拥有的“奢侈品”。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9年9月6日新华网访谈中曾谈到，高校扩招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到来正是对高等教育是培养合格公民的的公民社会属性的验证和回应，而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归罪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则导致我们寻找原因、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坐标发生严重偏离。所以，我们需要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一个再认识：看似高校扩招加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短期表象迷惑了我们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性的认识；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培养“合格公民”、构建成熟公民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其作用是不断提高全社会公民素质，为社会向更高方向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于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视野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反思

（一）反思一：高等教育与经济的“纠缠”导致了什么？

为了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从增加有效需求拉动就业需求到质疑高校扩招“过度”，从调整产业结构到改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众多专家学者纷纷展开相关理论研究，献计献策。然而时至今日，该难题却依旧未见破解。通过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奥肯定律将高GDP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三个主要目标，就业问题归属于经济领域范畴已无可置疑；而通过对大学本质的追根溯源，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民社会属性亦十分明确。如此一来，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势必出现一个悖论，即将大学作为解决归属于经济领域问题的现实同公民社会中大学的本质的严重背离。高等教育和经济“纠缠”在一起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高等教育“庸俗化”，大学发展严重偏离本质。

大学“不是政府、不是企业。从其宗旨、目标、组织、产品等多方面的属性来看，大学属于一种特殊的非营利组织”，尽管当前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也面临产业化、法人化、私营化等背景和问题，但是，如果从起源和发展轨迹来看，现代大学是由西方中世纪大学演化而来，即是宗教和世俗知识团体的演化物。

因此，尽管大学时刻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条件，时刻面临会被“政治化”或者“商业化”的可能，但是始终伴随其发展的核心是传播知识，不顾一切追求真理才是大学的本质和本职。对大学的认识一旦回归了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社会各界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关注度与日俱增、在面对高等教育无论怎么改革却似乎依旧受到质疑的现象背后，透射出的问题本质是：大学偏离了其无条件追求真理的本质，却被迫“承担”起了“就业”这样经济领域的“功利性”政府责任，其结果当然是“本末倒置”、问题百出。

（二）反思二：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职？

在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时，人们往往更多的关注都放在了高校身上，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由“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状况发展到了“毕业即失业“的境况，更是让高校质疑不断，矛头直指高等教育。然而，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不可逆转的发展轨迹中出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职？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从“公民社会”理论中找到了答案。第一，就业问题本质上应归类于经济领域范畴，不应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职责人归为大学，这只是整个国家、社会就业问题中的一个部分而已。第二，就业问题不是大学的本质和本职。构建成熟公民社会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在此进程中，高等教育扮演着核心角色，主要原因归于两大功能：合格公民的“培养地”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引领者”。公民社会的构建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具有“合格公民”。什么是“合格公民”呢？简单说来，就是同时具备“公民身份”和“公民素质”的人就是“合格公民”。而在有效地参与民主的政治、经济、道德生活等公民素质养成上发挥核心作用的关键无疑就是高等教育。文化领域的高度发达是文明社会显著标志之一，大学追求真理的本质对一个国家、社会不断前行的推动和引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大学的本质是追求真理、引领社会文化和培养合格公民，解决就业不是其本职。

三、构建成熟公民社会视野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两点思考

（一）思考一：回归大学本质，重塑“象牙塔”精神

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之所以屡步为艰、收效甚微，其原因就好比“没有找对开门的钥匙”一般，一直处于“错位”状态。从“公民社会”理论来看，要想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必须要充分认清就业问题的经济领域实质和大学追求真理的本质和本职，改变围绕就业“指挥棒”发展高等教育的现实，把本就不该属于大学本职的就业问题卸下，理清高等教育同经济的“纠缠”，避免“不伦不类”，实现大学本质的回归，重塑大学作为培养“合格公民”和引领社会文化的最高“象牙塔”精神，将注重研究和创新、独立和自由的“大学之风”发扬光大，让高等教育在成熟公民社会构建进程中发挥应有功能。

（二）思考二：构建成熟公民社会，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

本文至此之前的论述似乎让人不免产生一个疑问：高等教育难道就跟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无任何关责？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对高等教育质量该怎样进行有效监督而又不影响其本质发展才是重点。

公民社会是凸显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民主社会。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思想开始，经过帕森斯的“社会共同体”、前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后期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和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家科亨和阿拉托的“重建公民社会”，经济领域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成为公民社会的主体，形成了“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三分的社会生活划分模式，从而完成了将公民社会指向社会文化领域的当代转型。大学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的“引领者”，其核心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大学的本质和本职就该同其核心地位“一贯到底”。如此一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就需要开拓另一种思路：一方面，将大学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主要“责任人”的“桎梏”中释放出来，让高等教育回归本职；另一方面，从成熟公民社会中寻找解决之策：既能对大学起到质量监督又不怕破坏其独立、自由属性的公民社会核心载体——非盈利组织首当其冲。因此，通过民间认证机构的“第三方性”的充分发挥来监督高等教育质量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真正“责任人”——经济领域解决途径的相互配合，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必定会为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翻开崭新一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2－0243－01

一、高校毕业大学生在就业中存在的主观问题严重

（一）对当前出现的“就业难”认识上存有偏差

这种偏差不是偶然出现的社会问题，而是因为毕业大学生的就业观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认为大学毕业就应该有工作。但是市场和大学毕业生的双向选择，使得毕业生毕业就有工作的梦想很难实现。

（二）择业观念趋向功利化

现在的毕业大学生在择业中过多地重视经济利益，更看重一份职业是否能体现其个人价值，而不考虑国家需要和社会价值。根据《吉林省学生发展报告(1998-2010)》报道：同意“只要收入高，任何合法工作都可以”的选率是51.2%；关于工作去向的选率中，有69.5%的大学生选择在上海工作，有17.1%的大学生选择在北京、深圳或沿海的大中城市工作，仅有13.4%的大学生愿意到家乡或基层或西部地区去工作。[1]这些数字说明大学生择业的首要标准是经济收入和工作条件。

（三）毕业大学生在求职择业时存在诚信缺失的行为

近年来，吉林省毕业大学生在就业中出现的诚信缺失问题：就业推荐材料弄虚作假，一些荣誉获奖等自然情况凭空捏造，社会经验更是胡写乱写；不履行就业协议所签署的承诺。虽然这种诚信缺失的现象是极少数的，但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2]

（四）毕业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出现不良心理

这些不良心理主要表现为：第一，自大心理。不能正确评判自己的能力，好高鹜远。第二，自卑心理。缺乏自信，不敢竞争，不敢展示自己，使良好的就业机会溜走。第三，攀比心理。对于选择工作盲目攀比，缺乏主见。第四，挫败心理。很多毕业生由于对就业的竞争和压力认识不足，择业的期望值过高，再加上大多数大学生心理素质较差，承受挫折和困难的能力过低，挫败感油然而生。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吉林省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现状分析

吉林省高校间的发展不均衡，差距很大。在高校中指导学生就业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员配备不全，素质参差不齐，缺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对于就业指导这部分的经费投入不够。[3]

吉林省大多数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主要是面对毕业班学生进行，且指导内容局限在简单的个人简历技巧、就业政策宣传等，没有从职业规划、心理调适、创业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指导。

一些学生缺乏职业选择和生涯规划能力，对自我、社会、职业的认知不够，择业方向不明确，就业准备不充分，对于自身的期望过高，从而造成就业的不成功。

三、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来指导吉林省大学生正确面对就业

正确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并且要树立运用思想政治教育为大学生就业工作服务的理念。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加强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和就业观

使学生了解国家的就业方针政策及就业发展形势，大学生可以调整自己并结合自身的职业理想，选择职业目标；[4]引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个人理想和国家发展的关系，树立自己为国家贡献的崇高理想。

（二）不断创新吉林省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非毕业班和毕业班的教育相结合，集体教育和个别重点教育相结合，教育手段方式的改革要和现代化相结合。[5]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构建，设立思想政治教育部门为大学生提供专业就业指导

加强吉林省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构建，设立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部门为大学生提供专业的就业指导，强化其服务和咨询职能。提高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只有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才能指导和教育出优秀的学生来。

【参考文献】

[1]周济.统一思想 狠抓落实 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J].中国高等教育,2004(6):4.

[2]马保恒.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促进诚信就业问题研究[J].党史博采,2008(12).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篇（5）

2008年夏末以来，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虚拟经济泡沫破灭，实体经济全面衰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新变化，部分国家还伴随着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这也给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许多素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变“危机”为“契机”，开展富有成效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树立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关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西方学者和领导人众说纷纭，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是“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以及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所造成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尔维什就认为是“过分自由的市场经济导致了轻率的冒险，这些冒险最终扰乱了企业本身”。罗马尼亚籍欧洲议会议员博什蒂纳鲁也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大、发展速度之快，表明布什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彻底失败。”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谈到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时，得出以下结论:“过去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次危机中遇到的困难要比相对保守的国家更大。”另一类认为产生这轮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基本经济制度。美国著名经济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曾指出，“长期以来，过度借款、过度投资和投机活动主宰着商业周期”，“资本主义固有的不稳定性是罪魁祸首”。一些西方政治活动家甚至由此断言:“新自由主义模式不可持续，激进市场式资本主义已经完结，资本主义体制面临转型。”德国联邦议院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施蒂戈勒和捷克众议院主席弗尔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特别是在“概论课”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章的教学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深刻剖析这场发端于美国的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物，仍然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直接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商品滞销，股市崩溃。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便是最集中的体现。而这次金融危机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这一规律，生产过剩不再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虚拟的“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即出现了经济泡沫。所以，只是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由“供给过多”变为“需求过旺”，以此掩藏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经济危机便仍将继续甚至更加频繁。

当前，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也受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比例失调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凸显，但这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绝不可能发生全面生产过剩危机。这是因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根源。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偶尔出现的生产总量与需求总量不相适应的现象，并不会形成全面的“生产过剩”。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可以使国家不断调整和完善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政策，灵活恰当地配置社会资源，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另外，这次金融危机虽然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压力，但也为我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以及并购国外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因此，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复杂多变的危机中，统揽全局，沉着应对，善于捕捉发展机遇。

二、利用金融危机培养和激发大学生热爱国家与人民的情愫

爱国主义历来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居功到伟。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冲击，同时，以危机为借口的各种贸易保护，特别是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针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各种限制、歧视性政策，也为我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素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至少要实现三个教育教学目标:

1.通过分析金融危机的危害，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念。当前的国家安全不仅包括领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还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等新型安全。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并对我国的信息安全、资源安全和环境安全构成威胁。在应对危机的行动中，一些西方大国倚仗其经济实力推行强权政治，公然支持“藏独” “疆独”势力的活动，公然挑衅我国政府的权威。其间，一些国家滥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实施所谓的“轮胎特保案”，使我国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不利于我国的稳定和安全。

2.通过分析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针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各种限制、歧视性政策，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主权观念。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内外事务、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是不容侵犯的，否则，就会沦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引发这轮金融危机原因是复杂的，但根本原因是资本家为赚取暴利而滥用金融杠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保护民族工业和品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西方发达国家并未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反而仍在寻找借口甚至进行经济殖民化。例如，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鼓励购买美国货”等条款以及依靠世界储蓄货币地位乱印美元的做法，被公认为是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将金融危机的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这表明，他们所标榜的全球意识，只是对其他民族国家设下的圈套，损害了被转嫁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些做法往往是损人不利己的，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限制使美国的消费者不得不掏更多的钱去寻找替代品。

3.以我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及效果来进一步增强大学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面对金融危机，我国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温家宝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开幕式上曾指出，中国的应对措施“是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既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应急之举，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长远之策”。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化“压力”为“动力”，制定实施一揽子计划，“全面扩大内需，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均衡发展;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国经济协调发展;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推动中国经济集约发展”。而且还分别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派出多批采购团，加大进口力度，购买美国国债，向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贸易投资机会，为帮助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9年全年保八的目标已达成，中国率先走出这轮全球衰退已是事实。

三、利用金融危机引导青年学生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这次金融危机已暴露出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弱点及无助性。华尔街大亨用美国财政部的巨额援助资金去派发奖金，金额为184亿美元的奖金已达到华尔街历史上第六高的奖金水平。显然，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正在接受全世界的审视和批判，其结论就是金融危机已演变成为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2009年4月20日的美国《新闻周刊》有篇题为“基督美国的末日”的专题报道，文中引用了2009年3月份公布的美国Trinity学院进行的2008年度“美国宗教信仰调查(ARIS)”的调查结果，即美国公民认为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数量几乎是1990年的2倍，从8%上升到了l5%;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的百分比也下降了10%，从1990年的86%下降到了现在的76%。《新闻周刊》的读者调查也显示:布什时代有69%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现在仍持此观点的只有62%;有2/3的人认为宗教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在变小;认为宗教可以解决所有或大部分问题的人数也创下了历史新低，只有48%。因此，该报道所得出的结论是，基督上帝并没有死，但是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他的影响力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

由此可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必须从美国霸权话语误区中走出来，宣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为保护民族文化尽力尽责。在“基础课”的教学中要强化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教育，引导青年学生以我国古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言为示;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见利思义”“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公而忘私”“俭，美德也，古人之所宝也”等古训为行，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代大学生中得以延续和升华。

四、利用金融危机帮助大学生树立新的就业观

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着大学生的生活。经济收入水平的降低和就业岗位的减少是金融危机的基本特征，而经济收入水平的降低直接影响着在校大学生的家庭，使得家庭支付学费的能力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和家庭环境的不稳定。这对大学生的思想、生活、学业和就业等必然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金融危机直接冲击就业市场，使毕业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金融危机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金融危机造成大学毕业生心理压力过重等。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就业指导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在大学生就业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业是毕业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重要一步，就业形势越严峻，就越要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在新生入学开始就将大学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课程列入必修课，完成以下教育任务: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引导大学生客观、理性、辩证地认识就业形势，帮助毕业生解疑释惑、稳定心态。

第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化，相应的也必然会产生大众化就业的趋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引导大学生认清这种转变，使他们直面现实，进而掌握大学生就业工作主动权，帮助大学生进一步转变就业观念，使其科学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就业期望值，恰当定位，防止“无业可就”和“有业不就”的极端现象发生，使大学毕业生自觉认同“先就业，后择业;以就业求生存，以择业谋发展”的观点。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篇（6）

自1999年扩招以来，我国大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转为大众化。高校毕业生数量也从2001年的114万[1]增加到2011年的650万，高校毕业的就业环境也从一个“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帮助高校毕业生认清就业环境、进行适当的就业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运用PEST模型对高校毕业生的宏观就业环境分析就显得尤为迫切。

一、PEST模型简介

PEST模型分析是指对宏观环境的分析，宏观环境又称一般环境。对宏观环境因素作分析，主要通过对对政治因素（Political Factors）、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s）、技术因素（Technological Factors）和社会因素（Social Factors）这四大类影响高校毕业生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分析。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PEST模型分析

1.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政治法律环境是指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具有实际与潜在影响的政治力量、政治态度等；法律环境主要包括政府制定的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法规等；政治、法律环境实际上是和经济环境密不可分的一组因素。

党中央和国务院积极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国务院总理在2010年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提问时说：妥善安排大学生就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政府始终把大学生就业摆在重要位置，要尽可能地让他们学有所用。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该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国家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2009年3月18日，教育部下发《国家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公告》，20条新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对到基层、到中西部地区、到中小企业就业、应征入伍、参加国家、地方重大科研项目以及家庭困难的五类大学毕业生将分别给予各种优惠政策。2010年10月22日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鼓励大学生以创业带动就业等。

从政府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问题的种种举措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来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受到国家政府的巨大重视与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不断拓宽，政府政策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治法律环境不断优化。

2.经济环境分析

经济环境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内容。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指一系列能够影响高校毕业生整体就业水平的GDP增长水平、经济发展趋势等。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白分点。但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逐步缩小，我国目前总体就业弹性为0.1，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而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弹性大约是0.3至0.4。[2]2011年，由于受后金融危机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我国的GDP增长预期目标为7%，预期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相对减少。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直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不利影响还没有消除，如果说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1年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整个宏观层面就业形势就很严峻。

微观经济环境主要指高校毕业生就业期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薪资待遇、就业饱和度、行业前景等一系列影响毕业生就业的因素。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东部沿海以及省会城市经济发达，薪资待遇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激烈。西部以及边缘地区急需人才，但无人问津。同时，就业单位性质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突现，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考试的高校毕业生急聚攀升，很多地方出现“千人一岗”的激烈竞争场面。但很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却对求职者翘首期盼，却无人问津的局面。

3.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是指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风俗习惯、审美观点、价值观念等。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着高校毕业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择业观。

受中国传统文化、“统包统分”分配制度、大学毕业生包当“国家干部”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存在“精英意识”，对工作期望值过高。在工作岗位、薪水、福利、工作环境等方面好高骛远，不切合实际，对目前就业市场上有利于“买方市场”的总体态势没有一定的认识。对就业单位和应聘岗位挑三拣四，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对工资待遇、工作环境要求很苛刻。

当代高校毕业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受父母的宠爱，独立思维、独立意识比较差，做人做事比较自我，普遍缺乏清晰的职业规划，对自己未来要从事的岗位、期望的行业缺乏了解；毕业生在实践中动手能力差，造成高校毕业生自身素质的欠缺。

高等教育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其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市场需要，导致人才市场上供需双方结构性矛盾突出；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不匹配，造成供需失衡；高校办学模式雷同，缺乏对于就业而言尤为重要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人际交往和组织管理等能力的培养，从而造成能级结构失衡。[3]

目前全国高校毕业生中有近30%的贫困生，其困生比例也达到了10%～15%，这些毕业生对贫困有深刻的感受[6]，由于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们一般吃苦耐劳，但自信心缺乏。

4.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是指高校毕业生所面临的直接相关的技术手段的发展变化。当代高校毕业生面临的最大技术环境就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部分学生沉溺于网络不能自拔，造成学习成绩的大副下滑、沟通能力的缺失。但网络的发展、知识信息的大爆炸，让信息交流更快捷、资料查询更方便，也给高校毕业生的自我充电提供了便捷的环境。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也给高校毕业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

三、基于PEST模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策略

1.积极利用政策导向，实现就业多元化

近年来，中央政府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广大农村就业和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政策和措施。各省、市、自治区和地方政府也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4]尤其国家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鼓励。针对于可以进行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毕业生，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联合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和优惠政策，为符合创业的大学生提供了机会。

2.拓宽渠道，搭建就业供需平台

根据历届毕业生成功就业的相关统计，校园招聘会、直接向用人单位申请、学校推荐、专业网站、亲朋好友的介绍是高校毕业生也主要的渠道。作为高校要结合实际情况争取多场次多频次的举办校园招聘会、宣讲会、视频招聘会，构建企业、学生一体化信息平台。

同时，校友是社会资源中很重要的资源。遍布五湖四海的校友，能够通过自身的示范让用人单位对母校人才产生认可和一定的倾向性，同时发挥中介渠道的作用，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架起就业的桥梁，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方便。[5]

3.加强调研，按需培养人才

作为高校，要不断加强人才需求的调查，充分做好办学周期内人才需求的预测，根据未来市场的需求来拟定专业的设定和招收的人数，从而避免结构性就业难的问题的发生。要不断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从多方面、多角度培育自己的特色人才。要不断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和提高毕业生的综合素质。[4]

4.加强对高校毕业生中“双困生”的就业帮扶

“双困生”是指经济困难并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这一特殊群体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在就业过程中，往往把择业当做自己以及整个家庭告别贫穷的最佳机会。他们对需求层次中的“安全需求”比较重视，希望能有稳定的来源和收入，要求工作和生活比较有保障。同时，自卑通常是很多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的心理困扰，对他人的言、行往往敏感度较高，对“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有强烈的渴望。鼓励他们从基层做起，保持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观念，以尽快缓解家庭经济困难的现状。[6]

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复杂的宏观就业环境，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就业创业促进政策，但就业形势仍然很严峻。高校毕业生端正自己的就业态度，找准定位，充分利用外部有力环境，克服自身优势，实现好就业，就好业。

参考文献

[1]辛燕.基于SWOT分析的80后毕业生就业能力规划初探[J].商场现代化,2010(3).

[2]马恩,宋爱忠.大学生就业难主要原因变量探析[J].现代教育管理,2010(1).

[3]张宏军.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及其治理[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2).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0-0255-02

从1999年国家实行扩招政策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毕业生人数从1999年的一百多万迅速增加到2014年的七百多万。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对就业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随着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高校对就业工作的重视程度也在与日俱增，如何应对就业压力？高校在不断扩充就业师资队伍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更多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有效方法和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儒家的教育思想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也开始进入到我们就业指导工作的视野中来。儒家文化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了中华几千年的文明，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它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国家层面的影响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它的继承和发扬，对个人的影响如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润物细无声。我们如何从儒家文化中汲取营养，把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发挥到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并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探讨。

一、当代毕业生的特点

大学毕业生是一个即将结束十几年的教育生活，即将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即将圆一个家庭梦，即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群体。这个群体在这个阶段会不得不再次面临人生的选择，是继续深造，出国，还是就业？同时也面临人生的第三个“断奶期”，再次离开父母、熟悉的校园、朋友、同学，走进学校或社会，体验别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他们表现出一些消极的方面：

1.容易产生失意、压抑、焦虑等一系列心理问题

虽然我们说大学就如一个小社会，进入大学是他们人生的第二个“断奶”期，他们开始离开家庭独立生活、解决问题。但是他们毕竟依然生活在相对纯洁的校园里，依然有可亲、可敬的老师相伴，还有知心、可爱的同学相依；而对毕业生而言，家庭和学校在此刻能对他们的帮助微乎其微，他们即将面临人生的第三次“断奶”。要独自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压力，并且承担起家庭的责任。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在就业最难季的今天，让这些生活在象牙塔中的学子们不知所措；大学毕业生所具备的综合素质与招聘单位人才需求的素质之间的差距；就业市场和体制的不健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行业的竞争激烈；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差距大；一次次的应聘失败等等使得他们感到不适应。他们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自信遭到了质疑，对未来的迷茫，甚至对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可能一部分同学会由此而产生失意、压抑、焦虑等一系列心理问题。

2.以自我为中心，具有双重评价体制

现阶段的毕业生已全部为90后，他们成长在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的时代，大多数人是独生子女，从小就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在他们身上突出表现为太“自我中心”，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只考虑自己，不愿意顾及他人。他们一般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和进取心，在求职阶段一旦发现自己的不足，会在短期内想尽一切办法去弥补，不遗余力地想办法推销自己。但是对理想和信念的认识相对来说比较弱，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做一个有志青年，但对事物似乎没有常性，容易随波逐流，对逐年增加的违约率，当问及原因时有学生会这样回答：当时看大家都签约我就跟着签了，后来才觉得不合适。还有就是有迫切自我实现的愿望但责任心不够。在一些西部贫困地区，家庭是倾其所有培育一名大学生，对他们给予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厚望。但当学生毕业工作后，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几年和家人失去联系。

3.诚信意识的缺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由于各国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在鼓励人们的逐利行为，导致个人私有利益不断增加，诚信意识缺失。这个问题在毕业生身上表现为就业压力的增大，一部分毕业生把就业的主要问题并非放在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上，而是各显神通，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企图侥幸达成就业，如因为一些单位在就业招聘时要求出具成绩单，一部分学生在考试的环节中选择作弊；还有一些学生则弄虚作假，修改成绩单。在就业过程中，简历制作中借用他人的获奖证书，出现一个班几乎都是班“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的现象；在求职过程中向招聘单位隐瞒自己的真实意愿，本来对某份工作并不满意，但是想着先确定下一个单位再找更好工作的想法，增加了违约率，给学校声誉造成不良的影响。

二、儒家文化对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儒家文化中吸收一些资源，以丰富我们的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

1.儒家“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对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的自然和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领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结合经济工作和其他实际工作一道去做，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1]而“以人为本”是自古有之的观念，尤其是儒家很注重以人为本。孔子讲“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论语・颜渊》）。“仁”，即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把人当人看，正视人性优点与弱点[2]。

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以“以人为本”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就会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性与引导力，也就更能够得到学生的认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力。对于毕业生就业问题的“以人为本”，我们首先应该正确面对毕业生存在的这些问题，认识到这个阶段出现的失意、压抑、焦虑等一系列心理问题等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时候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接受他们的这一状态，并给予正确的引导。通过面对面谈心、利用网络交流与咨询、进行心理健康培训等形式进行有力的疏导。指导他们进行自我心理调适，从而缓解心理压力，克服心理障碍，增强他们的心理承受、抗压能力。其次通过生活和学习上的关心和帮助，协助他们选择并进行合理的人生规划。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切身需要，只有满足学生的切实需求，才能真正意义上增强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意义，否则“假、大、空”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只会使得该工作裹足不前。

2.儒家“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对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因材施教是儒家最重要的教育原则，读《论语》我们从孔子对“仁”的解释就可以理解，孔子是如何“因材施教”的。颜渊问“仁”，他答曰：“克己复礼为仁”，并进一步解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3]。仲弓问“仁”，他让仲弓掌握“仁”的精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强加于别人（《论语・颜渊》）[2]。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论语・颜渊》）[2]虽是同一个“仁”字，孔子却根据学生性格和天赋的不同给予不同的解答。

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采取“因材施教”的原则，即要把握学生的个性、品格、智力、才能、兴趣等因素，同时还要因时、因地、因事施教。对于不同学生我们要根据学生个人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才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当然要做到“因材施教”我们首先应该做到的是一视同仁、平等地对待学生，只有师生之间互相尊重、平等，才能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推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实现真正的教育。其次要根据毕业生个体不同的个性特点（如智力、能力、性格、家庭环境等因素），给学生做初步分类，如对于性格内向的毕业生，我们首先要让毕业生明白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生存，也就难免会与他人发生冲突。深入学生，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把握学生的心理需求，总结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规律，对自身的教育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更具针对性的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

3.儒家“诚信”思想对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在儒家文化中，“信”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思想。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都对“信”做了表述：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r，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2]孔子说：“作为一个人，不讲信誉，不知那怎么可以。譬如大车没有安横木的r，小车没有安横木的，如何能走路呢？”孟子说：“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说：“只给吃而不，那就像对猪一样；而不恭敬，那就像养牲口。恭敬之心是礼物送上之前就该具有的。只有恭敬的形式，却没有诚心实意，君子就不能以虚假的礼仪笼络人”[3]。从这两位儒家圣人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诚信在儒家文化中具有何其重要的位置。

而在当今社会，“诚信”是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道德品质，是衡量一名大学生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是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虽然在现实的教育体制中毕业生是出现了一些诚信缺失的现象，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进一步强化诚信教育。我们需要在今后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进一步完善“诚信”档案体系，在学生毕业时，有一份诚信档案与其随行，这从体制上就有力地防范了不诚信现象的发生。同时，我们要有一批素质较高的老师，老师言传身教胜过圣贤书。要求学生的事情，我们老师必须要以身作则。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舆论引导，从“八荣八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一直是国家所引导和提倡的，我们用理论武装我们的学生，用舆论引导他们的行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毕业生的诚信问题会有比较大的改观。

如果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借助多样的载体，真正把儒家文化的精髓运用其中，让毕业生感受到儒家文化的魅力之所在，并自觉加强自身修养，加强诚信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不仅可以丰富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还进一步增强了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与说服力。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篇（8）

经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并轨和1999年高校正式实施扩招战略，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自2003年开始高校毕业生人数年年攀升，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就业问题给社会、大学生及其家庭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与思考。

一、大学生就业问题现状

大学生就业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就业的“量”的角度考察，由于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巨大，且高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间存在一定的不匹配等结构性矛盾，加之未就业的往届大学生的积累，导致就业压力大，就业竞争日益激烈；另一方面从就业的“质”的角度考察，即学生就业的满意度和稳定率存在问题，学生就业的低层次化现象，专业的对口率和频繁跳槽问题值得关注。具体体现如下：

求职竞争激烈甚至残酷、突显就业问题，从相关新闻媒体报道可以看到，每当毕业生供需见面会或人才市场招聘时，场面何止是“壮观”；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层次、岗位日趋普通，甚至低档化，大学生“卖肉、卖报”的报道曾引起全国民众的关注，大学生毕业后从事如此简单、低层次的工作，一方面反映了目前社会用人方面的不足，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出身高校的毕业生求职的困难；大学生就业与专业不对口，相当部分大学毕业生在跨入社会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岗位，无奈之下只得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造成了人力和教育资源的浪费。

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也值得关注，主要体现在就业满意度和稳定性等方面，在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大学生大多能够端正心态，积极就业，但美好的心理预期与工作现实的差距往往使大多数学生会在工作的初期产生心理落差，频繁跳槽的现象就在所难免。

二、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法律视角分析

在当前社会，无论西方国家还是我国，行政权己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无论从经济社会环境或者是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与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无不体现着国家权力的作用。大学生就业问题在表层看来是毕业生及家庭的私事，然而对于处在行政国家建设中的中国来说，政府无疑主导并参与了这一过程，从宪法与行政法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更是勿容置疑的，适合的就业法律环境与政府的努力息息相关。

（一）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问题

伴随经济的改革发展，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和国家行政权的支配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例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列入教学计划必修课等措施，但在有些方面仍存在着可进一步完善之处。

1、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不尽合理，行政主导下的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基本为“升格”和“改制”的单一发展模式，造成了偏重于知识传授和理论研究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过分趋同的高等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必然造成人才的高消费和人才的严重浪费。因此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以宪政法治建设的普遍规律为指导，分析和探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例如，近几年来，国家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2、高校盲目扩招带来了相关问题，扩招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其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现有结构并不完全匹配，从经济结构来看，以低端劳动力需求为主导的外贸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制约了以中高端劳动力需求为主导的新兴劳动力市场规模的发展，因而，需要国家协调教育与经济发展间的匹配问题。

（二）用人单位用人的不规范行为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浪潮中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选人用人不规范、不科学，这种现象的存在制约了企业发展，也影响了选择人才的成功率。当前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用人单位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情形层出不穷，主要体现如下：一是拒绝与毕业生签定劳动合同，回避劳动法律、法规规定，毕业生应有法律权利得不到保障，如工作时间、休假等其他福利待遇都不能依法享有；二是在试用期问题上采取不写入劳动合同或用工表中，或者根本不提供书面协议，以逃避相关责任；三是以获得廉价劳动力为目的，将毕业生放到生产一线，但锻炼期满后以各种理由解聘，损害了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四是变相的乱收费，例如收取毕业生押金、服装费等相关费用后以各种理由将毕业生解雇，而相关费用则不予以退还，而《劳动法》及教育部相关的明文规定，任何单位不得扣押求职者相关证件，不得收取押金等费用；五是就业歧视现象普遍，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出于不同的目的，往往对应聘者的年龄、性别、身高、血型等方面作出不合理规定，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要受到平等的保护，而不得受到歧视，如果存在特殊规定，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和根据。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有权通过宪法和法律途径获得救济。”

（三）政府部门监管不力

人才市场与高校招生就业部门的直接合作远远不够，双方还存在脱节或者低档次的合作，“高校管理呼唤法治化，离不开严格公正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不力，缺乏有效的整治措施和长效机制。我国的司法救济还不完善，相关救济理论及实践存在空白，可操作性急待加强，同时从我国教育法治实践来看，政府部门监管或者“执法”是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这也给侵犯毕业生就业的权利提供了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此情况下，传统的宪法原则已应该根据经济社会形式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更新。

三、我国大学生就业法律环境的构建

我国目前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已经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治国方略，法律在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也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运用法律的力量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阻碍大学生顺利就业的障碍。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法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高校改革不只是政策指导，还需要以法律性文件的形式赋予其适当的权利和灵活度，引入“功能性权力分立”和“公务分权”理念，以市场为导向，紧密联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快调整高校专业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以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实行不同层次教育要求水平不一的政策，如对高职教育实行宽松政策。对学校参与就业服务提供一定的环境，尝试赋予学校在就业服务市场中一定的法律性权利，从而构建学校—政府—社会紧密联系的就业服务体系。

（二）完善就业服务相关立法

当前大学生就业除了一部分确实是无业可就的弱势群体外，大部分的毕业生就业问题是由于在就业过程中用人单位用人不规范、不合法所造成的，而行政主管机关没有完全尽到自己的监管之责，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由于没有相关立法规定而处理不力，加剧了当前社会的就业问题。

1、针对目前用人单位歧视现象屡屡出现，加紧实施《就业促进法》，进一步制定《反就业歧视法》都显得十分必要，并消除现有法律中的歧视性规定，不少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规章都有歧视性的规定，如男女退休年龄问题和性别歧视等，需要有关部门修正这些法规。

2、完善现有法律，如《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残疾人保障法》中的制度性规定，使这些法律更有针对性，能够更好的解决就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例如，大学生毕业前实习期间劳动纠纷的解决问题就是法律上的相对空白。

3、完善相关法律的程序性规定等内容，明确专门机构和申诉程序等问题，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没有规定劳动行政部门享有对就业歧视的处罚权，只是在法律责任章节中规定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权具有主动性的特点，它可以使违法者立即受到法律的制裁，可以迅速恢复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可否尝试赋予劳动行政机关对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有行政处罚权，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对行政处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依法加强行政权介入强度

制定法律固然重要，但执法，加强执法监督更为重要，行政机关介入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定、颁布法规方面，也不能局限于事后的处理上，要全方位的介入，主动介入，要把此项工作日常化，要深入到方方面面，做到“事先有规定，事中有监督、事后有救济”。行政机关要积极地介入到用人市场中去，对用人单位的选拔、录用等程序加强监控，对于其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处理，建立“协商一仲裁一诉讼”程序进行维权，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推进行政机关介入深化，首先是在执法过程中要加强行政指导，而且这种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而作出的。第二，在用人单位用人过程中要加强执法检查，深入到用人单位进行实地执法，有效地了解、掌握用人单位的运行情况，做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三，在获知用人单位违法、违规情况下要及时予以调查了解情况，对用人单位的行为作出认定和处理。最后，要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督、反馈机制，完善举报制度，要让求职者或劳动者了解违法举报制度、通道，注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健全司法救济途径

对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的上述不作为现象，现有制度中并没有适当的司法介入，或者程序过于繁复，在具体操作中不利于很好的解决相关的问题，因而，可以适当引入和加强司法救济的途径。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4-0191-02

一、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1]。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必然趋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二、毕节试验区的创建及发展思路

1988年6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并报请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旨在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贫困程度极深、生态环境极差的毕节地区试验,探出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西北部,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山区,是当时贵州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人口压力极大,生态环境十分恶劣,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生存压力迫使农民陡坡开荒,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无限制的平面垦殖使石漠化程度不断加大、耕地破碎、植被稀少。陷入“越生越多、越多越穷、越穷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人与自然严重对立,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并伴随人口的剧增愈演愈烈。联合国有关组织把毕节确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同志非常重视以创新的思路开展试验区工作,他强调指出:“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这个主题,就要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要针对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的现实,采取强有力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没有实现,那就说明试验区的任务没有完成。” [2] 这一明确的发展思路及决策,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为毕节试验区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开发与扶贫并重,开发是为夯实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扶贫是让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转化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生态建设是以环境保护和治理为重点,以发展循环经济为重要举措,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口控制则以人口数量控制为突破口,以人口素质提高为宗旨,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与不断进步。试验区三大主题以及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实质上是把发展看做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通过开发扶贫探索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整合;通过生态建设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人口控制促进人自身的全面进步,根本目的是在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把贫困地区的贫困、生态、人口问题统筹考虑,并制定完整的治理方案在大范围内实施,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中科院研究员、经济学家薛永应教授在评价试验区时,把这一超前的探索和实践称作“党的十六大以来多次强调的科学发展观的雏形”[3]。

三、毕节试验区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共同富裕和整体正义,它强调的是在发展中要全面地、广泛地实现广大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是试验区整个工作的指导思想。山上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搞坡改梯拴带子、坡地种植绿肥铺毯子、山下发展庭院经济抓票子、基本农田集约经营收谷子,“五子登科”的生态建设新模式,成为毕节试验区综合治理、科学开发的主要方向。

1987年,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88.9元,农民人均收入只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未解决温饱人口达3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53.68%,人口自增率21.29‰,森林覆盖率仅为8.53%。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毕节地区生态恶化、人口众多,严重遏制毕节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迫使陡坡开荒,林、灌、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致使生态环境恶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生活贫困,常靠政府救济为生。

二十多年来,毕节试验区始终坚持开发与扶贫并举、生态恢复与建设并进、人口数量控制与素质提高并重的措施,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一是全区产业结构实现了从“ 一二三”排序到“二三一”排序的历史性提升,经济实力明显增强。1988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23.4亿元,产业排序为“一二三”。2009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464.2亿元,产业排序为“二三一”。财政收入从1988年的3.02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84亿元。二十多年间,毕节经济发展速度保持了高于全国、全省的平均发展速度,经济总量在全省九个地州市中从倒数第三跃居正数第三。

二是全区森林覆盖率从14.94%上升到37.26%。各种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流域综合治理、生态农业综合开发。生态建设基础支撑的农业结构调整及循环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既保护了生态,又发展了经济。

三是绝对贫困人口从345万下降到49.89万(2007年底数据。贫困线提高后的低收入人口2008年为112万)的巨大变化。通过实施开发式扶贫,转变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等的生产方式,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扶贫成效显著。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8年的182元上升到2009年的3 100元。全区人口少出生近14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130万的巨大变化。从试验区建立前的1987年,到试验区经过21年改革发展的2008年(2009年未收集到数据),全区粮食产量从103.83万吨上升到262.62万吨,全区人均占有粮食从179公斤上升到353公斤,全区粮食基本实现了总量的富余。毕节试验区的发展日益融汇到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去,为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

四是全区新建公路11 414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15 894公里,是1987年的2.6倍。完成国、省道干线公路改造994公里,等级公里增加到6 346公里。内(江)昆(明)铁路威宁段121公里建成投入使用,结束了毕节无铁路的历史。

四、毕节试验区是多党合作的成功典范

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始终把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人口素质作为着力点。民建中央引资232万元,在毕节地区修建和改建学校18所;民进中央在试验区及金沙县实施“教育西行”计划,培训教师;致公党中央引资在毕节设立资助贫困学生奖学金,援建毕节特殊教育学校;九三学社争取国家部委资金,为农户举办科技知识培训;农工与大方县政府联合成立“前进技术职业培训学校”,先后举办了经果林管理技术、茶叶栽培加工、耕牛改良等农业综合实用技术培训计49期;台盟中央集资10万元、其他捐资128万元,在赫章县援建中学10所、小学123所……二十多年来,中央统战部、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为试验区直接投入资金1.21亿元,引进资金4亿多元;联系项目80多个,涉及资金300多亿元;培训干部1.75万人次。毕节试验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多党合作共同促进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程序积累了经验,推进了在基层层面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形成了“团结合作、‘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要充分发挥各派的智力优势,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个根本任务,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体制机制,把各派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毕节试验区实际上是国家探寻科学发展观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践,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试验场。它的建立,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喀斯特地区各族群众改造世界实践相统一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前列,树立全新的科学发展理念的成功探索,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先进文化鼓舞和激励各族人民重塑山河、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举措和生动实践 [4]。在多年来的发展实践中形成的科学发展、文明发展、和谐发展、全面发展的理念以及推进区域共同发展、城乡一体化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等战略举措,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的先期探索。

五、展望毕节试验区的建设及影响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毕节试验区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没有现成模式可循。但是,“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的区位劣势正在变成西部大通道的优势,富集的资源正在转化成经济优势和产业优势,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和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正愈来愈吸引着外界的目光。着力优化各种有利于发展的政策环境、政务环境、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试验区人民要抓住机遇,奋起直追,不等不靠不要,自主自信自强,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勤劳致富。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9.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篇（10）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早在2009年3月，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就业思想政治教育的通知》明确指出:高校要建立和完善由学校党政同一领导和协调，有关职能部门互相配合，院(系)具体组织实施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工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引导和促进学生就业中的积极作用。无疑，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己至关重要，成为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就业过程中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为毕业生就业增加竞争筹码。就业过程中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院校就业工作成效，实现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双向互动。就业过程中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促进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实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持。

2农林院校经济学类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问题

此次调查以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2013届金融学、农林经济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等三个专业共计333名本科毕业生为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333份，其中有效问卷317份，有效率为95. 2%。通过分析他们在毕业期望去向、职业生涯规划情况、就业准备、就业心理和社会化程度等结果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2. 1就业观念有待转变

调查结果显示，在期望从事行业的选项中按喜好程度排名前两位的是金融、银行、保险、证券(39. 39% )、政府及公共管理(18. 18% )，两者比例总和为总数的57. 57%。在对期望就业单位性质的选择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依然备受大学生青睐，比例分别为15. 15% ,21. 21%和25. 76%，占总人数的62. 12%。截止到2013年9月1日我们实际统计出来的就业情况显示，到县级以上单位(不含县级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占333名毕业生总数的72. 97 %，在县级和以下单位工作的毕业生多数工作单位为县级农村信用社、经济较发达县市(晋江市或石狮市)的单位。而且省内生源的毕业生就业单位全部在福建省内。虽然在调查的时候有74.13%的毕业生愿意去基层就业，但实际上的比例很小，大多数毕业生仍然倾向于在机关党政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就业。

在期望就业城市的调查中，大部分学生选择的是副省级城市(例如厦门、广州、杭州等15个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级市(例如福州、泉州、苏州等)，比例分别为46. 97%和40. 91 %。而只有4. 55%的学生选择去宁德市、南平市、龙岩市等福建省内其他地级市。由此可见，毕业生就业地仍然倾向于大中型城市，尤其倾向于福州、厦门和泉州这些省内大中型城市。

对期望薪酬的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选择多位于 1501 - 2500(占比34. 85 %)和2501 - 3500(占比51.52%)之间。2013年6月智联招聘提供的数据显示，厦门应届生岗位平均薪酬3919元，福州地区的为2410元。据了解，目前在福建省内就业市场应届生岗位薪酬一般在2000 - 3000元之间。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发现毕业生对当前就业市场状况和社会就业压力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期望薪酬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内。

综上所述，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当前大学生虽然在就业观念上有所转变，但是一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毕业生择业倾向是大城市、好单位，实际择业结果也是大城市、好单位，究其原因，第一大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较为集中，环境较为优美、工资待遇较高，个人发展前景广阔。而多数县乡基层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程度、环境、工资待遇、个人发展前景上都与之存在一定差距。第二好单位多集中在大城市。在大城市的好单位中工作，即使发展前景有限但是工资待遇较高也差强人意。而多数县乡基层地区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和个别大中型企业，就业承载力有限。即使是基层机关事业单位，在经过了几年的基层公务员招录、选调生计划、大学生村官计划等专项就业促进政策以后，大学生容纳能力也有所下降。第三，从主观上讲，部分大学生缺乏艰苦创业的魄力和精神，铁饭碗思想还比较严重、物质主义倾向犹存。大学生毕业后多期望挤入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紧接着安于现状;有的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只顾眼前利益、不注重个人自身未来发展，以金钱作为标准违约频繁，造成了当前用人单位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直接信任危机，同时也间接影响了学校的声誉;另外，还有一些毕业生虽然在思想上愿意去基层工作、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但总是会因为各种现实原因只好把目光锁定在大城市、好单位。这些原因从整体上造成了经济发达地区人才过剩、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才匮乏的人才分布不均现象，进一步制约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2. 2职业规划有待明晰

只有22.7%的毕业生有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表明绝大部分学生对自己大学期间的学业、生活和职业发展没有明确系统的设计和规划。得过且过或者目标短浅，都会导致毕业生出现随波逐流、向利而动、手忙脚乱、临时突击、言听计从、任由摆布、挑三拣四、消极等待等多种就业问题。总之，没有一个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职业发展面临着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发展前景更加迷茫。

在了解毕业生职业生涯规划与专业的关系的时候，88. 63%的毕业生认为将来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有相关性，认为相关性大的占61. 36%。这些数据表明毕业生对自己专业的认同率较高，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和专业的关联度较强。在回答工作与专业不对口时，您的选择是什么的时候，有54.55%的毕业生表示不愿意从事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或者选择先就业，再伺机从事专业工作，另外45. 45%的毕业生选择愿意从事与专业不对进口的工作。这些结果表明先就业再择业的思想己经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一定程度会起到促进毕业生尽快就业的作用。另一方面，不愿意从事专业对口工作(45 . 45 %)比愿意(54. 55 %)的毕业生少约9%，证实了上述专业认同率较高的结论。但是，与上述认为将来从事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性重要程度一般和不重要(38. 63%)相比少约7%，表明有一部分毕业生虽然认同自己的专业但是在实际择业时会因为个体职业生涯规划不明确、不坚定以及外界就业压力等因素而产生多种考虑。

大多数毕业生对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视程度和规划意识不强，从众心理、以及等、靠、要的心理较为严重，导致他们在就业过程中主动性不够强，以致错过用人单位招聘高峰期。一部分毕业生不能客观理性审视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兴趣爱好，在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发展过程中，盲目追求有优厚待遇和良好工作环境的职业，功利心态较强，短时行为明显。总而言之，大学生缺少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必将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和人生发展定位。

2. 3求职准备有待加强

在开展对求职准备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准备面试礼仪的毕业生数(67. 12%)远远超过未准备的毕业生，说明大学生愿意在一些简单的能够即时取得效果的准备上花时间。而占半数以上的毕业生在制作针对性的个人简历和求职信(52. 05 % )、对用人单位的熟悉(58. 36% )、对面试问题的思考(58. 04%)方面行动不足，表明他们在求职时的针对性不强，存在碰运气的侥幸心理。也反映出毕业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的不重视。

众所周知，了解用人单位的背景是毕业生初步了解是否与自己求职期望相匹配重要方式。个人简历和求职信是衡量是否能够获得面试机会的门票。面试问题和面试礼仪的准备可以为取得面试成功奠定重要基础。当前绝大多数用人单位招聘时初试、面试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在求职过程中，要想通过层层筛选，进入心仪的单位工作，就需要做好各种求职准备。

2. 4求职心理亟待调整

参加调查的毕业生超过60%的认为2013年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严峻。根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为699万人，比去年增加19万人，比2009年增加近100万人，宏观就业压力增大。就福建省而言，省内高校和省外高校福建生源毕业生总数为24. 2万人，比去年增长2. 5%，就业总量压力较大。毕业生对就业形势的研判也多基于这些宏观情况。

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不免增大。导致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是毕业生个人自我期望值较高(39. 39%)和毕业生的不自信(30. 30% )。就就业心态而言，能够自信并积极准备就业的毕业生只有34. 85 %。相反，选择非常焦虑和非常茫然的毕业生分别为30. 30%和38. 64%。这表明大多数毕业生并没有做好就业心态的准备。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毕业生在就业方面虽然能正确的认清就业形势，但就业心态亟待调整。一些毕业生中会因为由于社会、家庭压力和个人素质等原因，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诸如焦虑、迷茫、自卑、自负、从众等一些心理问题。农林院校的大学生很大一部分生源来自农村。部分毕业生很容易因为自身家庭条件导致其在求职过程中自信心不足、心理失衡，表现出焦虑、茫然等心理。

2. 5社会化程度有待增强

调查结果显示，57. 13%的毕业生表示在校期间做过兼职等社会实践，但是仍有相当大一部分毕业生未参加过社会实践。91.92%的毕业生参加过招聘会，这也得益于近些年来各地各校对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支持。在了解毕业生专业调研情况的时候，只有15%的毕业生表示做过跟专业相关的调研，说明绝大部分毕业生并没有积极组织和参与到这项实践活动当中来，毕业生实践能力还有所欠缺。

当然，学校教育环境相对封闭，大学生社会实践环节还有一些薄弱之处，难免会使得身处象牙塔的毕业生缺乏客观自我审视能力，高估自己的能力，自我认识富于理想化。另外，也有部分毕业生主动性不强，不把握机会积极参加学校、学院或者专业组织的调研活动，或者对调研活动敷衍了事，但是实践能力没有更好地培养起来。当走出校园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时，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方式方法会僵固化、简单化。

3加强农林院校经济学类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针对当前农林院校经济学类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在就业观念、职业规划、求职准备、求职心理以及社会化程度等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3. 1就业观念的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化

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使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大学生树立科学择业观和就业观的基础。就业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复杂、高难度的系统工作。为此，必须重点着力打造一支由各院系书记、专业老师、就业中心工作人员以及辅导员和班主任等人组成强有力的大学生职业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用中国梦引领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大学生职业指导课堂和社会实践当中去，渗透到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去，鼓励大学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和开展自主创业，促进大学生就业观念的不断转变。

在农林院校从事经济学类毕业生就业工作，要在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积极宣传和重点引导学生了解国家的三农政策、国家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等，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参加农村基层支教、支农、支医、扶贫等工作，鼓励毕业生充实到县乡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支持基层建设，教育和鼓励毕业生借势利导树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观念，积极投身基层开展自主创业，以创业促就业带就业，服务基层社会经济发展。

3. 2就业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阶段化

大学生毕业时期恰好也是撰写学位论文和答辩论文的关键时期，求职压力、论文答辩压力等各种压力倾巢而来使得毕业生无暇顾及学校或者学院开展的就业指导，这就必然使得就业指导效果事倍功半。因此就业指导过程中必须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大学生学习的不同阶段。根据各个阶段的学生特点和农林院校的教育重点开展职业指导，需要我们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做好对学生全程职业生涯规划专业指导。大学一年级时要重视开展专业教育和职业意识，引导大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基础和初步探索自己的职业生涯;大学二年级时要重点学习专业知识技能，明确自己的目标，开始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大学三年级时的重点是按照职业生涯规划安排不断深化专业知识学习，注重社会实践能力、沟通交往、团队协作等技能的培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大学四年级时应更多的注重通过模拟和实践体验不断丰富自己的就业准备以谋得理想职业。

其次，分阶段组织和开展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受益。通过组织开展专业介绍讲座、专家讲座、优秀校友会报告会、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大学生下乡实践活动、创业大赛、就业形势与政策报告会、模拟体验、见习实习等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营造氛围、树立榜样、提高能力。

最后，针对不同的学生不同阶段的特点开展个性化的职业指导。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所学专业与职业的关系，引导大学生认清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使他们找准职业定位，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掌握求职技巧，减少求职障碍，取得求职成功。

3. 3就业心理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化

就业心理辅导是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学生求职心理辅导针对性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针对毕业生择业过程中经常产生的各种心理障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容易出现焦躁不安、自信心不足、踌躇不决、过分谦虚、自大自傲等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的大多不是因为学生个体而是外部原因造成的。对此，学校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毕业生正视自己的实际能力、正视当前就业形势，从自我高期望和自我低评价转向自我适度评价，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克服各种不良心理状态。

再次，有针对性的增强信息对称，缓解大学生求职心理压力。主动宣传国家的方针政策，引导毕业生关注三农问题。2012年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分别指出要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农村需要大批农林经济学专业方面的人才。这对于农林院校经济学类毕业生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加强对局部就业形势的分析与研究，使学生不断调整突破就业结构化矛盾的障碍，树立积极乐观的求职心态。

最后，针对在就业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毕业生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一对一辅导沟通。引导精神压力比较大、抗挫能力比较差的毕业生将注意力转移到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中去，避免因事务繁杂、求职失败等原因的焦躁感增强、自负感强化而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