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础论文篇（1）

虽然有关企业文化的基本定义有很多，但所谓企业文化，无非主要描述一个企业全体员工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什么在企业这种经济组织中，有关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什么在企业这种经济组织中，有关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之类的文化因素被人们赋予“化腐蚀为神奇”的巨大作用呢？抛开一些研究者将无法从经济角度解释清楚的问题都归为文化原因以及故弄玄虚的因素以外，客观地说，由于企业文化旨在培育员工的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文化在企业竞争与发展过程中具有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激励功能，具有引导和规范员工行为的约束功能，具有指明共同努力方向的目标导向功能，以及促进全体员工为了企业目标的实现而众志成城、团结奋斗的凝聚力功能。

然而，实际上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绝不是直接的。很多管理者和员工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并不能直接感受到企业文化的力量。有没有意识建设企业文化、同样在商场上纵横驰骋取得重大成功的企业并不鲜见，现实中我国很多企业是在取得很大成功后才开始有意识地培育自己的企业文化的。这并不能说明企业文化对企业成长是可有可无的，只能说明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绩效不是短期直接有效的，而是长期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企业文化的力量是长期逐渐显现的，有意识地培育企业文化和没有意识地建设企业文化的区别只有在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来。这就是说，对于那些追求迅速发家致富的企业家而言，辛辛苦苦培育企业文化对于其“暴富”的目标意义不大，而对于心存高远、志在打造百年企业的企业家而言，有意识地培育企业文化则至关重要。

企业价值观中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是企业的利润观。培育“百年企业”的企业文化，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利润观，奠定精神文化基础。

创办和经营企业最终目标是什么？企业能否始终对企业利润目标是什么？企业能否始终对企业利润目标具有科学、合理、合法的追求方式？利润最大化目标在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是否始终处于首要地位？当企业的利润目标与社会目标发生冲突时，企业如何处理这种冲突？企业对这一系列问题回答的差异，反映了企业基本利润观的不同。而这种利润观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能否成为成功的百年企业。

那么，优秀的百年公司应该具有怎样的利润观呢？美国著名的智囊公司——兰德公司花费了20年的时间跟踪世界500家大公司，发现百年长生不衰的企业具有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树立了超越利润的社会目标，不以利润为唯一追求目标。具体包括三条原则，一是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二是共同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三是客户价值和社会价值高于企业的生产价值和利润价值。这表明，那些能够持续成长的公司，尽管它们的经营战略和实践活动总是不断地适应着变化的外部世界，却始终保持着稳定不变的超越利润最大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目标。因而，树立超越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是百年企业的精神文化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打造百年企业，必须将“以人为本”、“以顾客为中心”、“努力服务社会”、“平等对待员工”、“平衡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倡团队精神”等这些看似非常“虚”的口号落到实处，实实在在地将其作为企业的行为准则。

在企业文化的三个层次中，制度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制度作为一种文化，与一般意义的文化不同，制度是有形的，往往以责任制、规章、条例、标准、纪律、指标等形式表现出来，制度文化是在有形的制度中渗透的文化，通过有形的制度载体表现出的无形文化。由于企业员工普遍认同一种精神文化一般需要经过较长时间，而把精神文化“装进”制度，则会加速这种认同过程。当科学的企业制度逐渐成为一种优秀的制度文化时，企业就获得了长期的生命力，百年企业需要培育的是优秀的制度文化，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建立科学的制度上。

由于无论是企业制度建设还是企业制度文化培育，往往都是由企业家和少数精英主导推进的，因而很难避免在企业制度文化中留下企业家越是英明和伟大，该企业的制度文化就会受企业家个人影响程度越大，于是掉进魅力型领轴的陷阱——个人的生命周期被复制成了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的可能性就更大。对于“百年企业”而言，其制度文化能够超越企业家个人的自然寿命，从而保证了企业持续经营与发展。通用公司总裁韦尔奇无疑是当今伟大的商业领轴，但通用公司更是卓越的百年企业，韦尔奇的角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百年企业所应该具有的超越企业家个人文化的优秀的制度文化。这种优秀的制度文化着眼于建立使公司拥有更多卓越领导者的制度和机制，而不是仅仅依靠一个企业领袖。

文化基础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144-05

一、课程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课程的文化基础，是指课程与文化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各种关系，以及对其进行认识而形成的观点、理论和思想，它们构成了课程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维度的依据和原理。当下人们对课程与文化的认识，正经历着划时代的除旧布新过程。就课程而言，正逐渐超越教学包含课程和教学与课程相互独立等传统认识，而建构起课程包含教学的“大课程观”。[1]就文化而论，正逐渐超越将文化定位为“艺术、音乐、文学等方面的体现”的已有看法，而建立起“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广义文化观。[2] （P1）因此在当代社会，课程包含了教学，文化则囊括了政治和社会等与人类生存相关的多层面内容。

课程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主要表现在文化对课程的制约以及课程对文化的影响。这两个方面都包含着两类基本关系。一是课程与学校外部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即文化领域的各因素既分别地又综合地构成课程赖以存在的背景，而对其产生制约甚至决定作用，同时又受到来自课程的发展与变革的影响与冲击；二是课程与学校内部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即学校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及管理文化等对课程产生影响，同时通过课程变革也可以形成或改变学校内部的文化状态。

(一)文化对课程的制约

当前文化呈现飞速发展与激烈变化的趋势，课程唯有不断调整与改进自身，才能较好地反映文化的发展变化而不至落伍，进而才能保证培养出的学生能够主动适应变迁中的文化，并积极参与到文化创新活动中。所以，文化是课程变革的源泉。在文化领域，知识是最活跃的成分。从发生学意义上说，课程起源于人类传授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积累的知识经验的需要，知识是课程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不过，即使文化不断要求课程调整对相关知识的传授，倘若教育行政系统和学校仍然严格遵循既定的准则与规范，那么课程变革也不能落到实处。因此，教育行政系统与学校是课程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

而在历史维度上，文化对课程的制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性质有所不同，存在着从政治决定到经济决定再到文化决定的主导因素转换律。第一，政治决定阶段。一种新政体形成之初，在影响课程的文化因素中，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主导的制约因素，政治对课程计划、课程标准、课本内容以及课堂教学的变化发展发挥着决定作用。第二，经济决定阶段。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快速而持续增长便成为社会的中心任务，经济逐步替代政治成为影响课程变革的主导因素，并开始产生决定作用。课程被赋予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使命，课程内容更多地体现科技取向，课堂教学更多关注与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力图培养出有意识、有能力去促成经济增长的社会成员。第三，文化决定阶段。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国民生产总值稳步提高。按照联合国的理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l000美元的社会会出现瓶颈状态，社会再发展，则更多地受文化制约。[3]这时，文化开始凸显出来成为课程发展的制约因素，并越来越发挥决定作用。无论是课程理念，还是整个课程研制过程，或是教学方式和考试评价模式，都受到文化中的民族精神、集体心理和传统价值观等因素的制约。到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l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的课程变革进入了由文化因素起制约甚至决定作用的阶段。这迫切地要求我们加强研究与把握文化对课程的影响，以促进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二)课程对文化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文化的多样性越来越凸现，专门知识经验累积得越来越多，内部和外部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面临这样的情势，只有少而精的知识经验能够进入课程而得以有效传播。通过课程传播给学生的，只是不断增长中的文化知识经验集合总体的范例而已，教师无法将全部知识经验悉数授予学生。课程通过选择性地传递文化，既保证与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也为文化发展提供着某种导向，对文化体系进行着一定程度的改造。

当下在课程领域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倡导并践行让学生认识与尊重文化差异的理念，不仅有助于缓和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与冲突，而且有助于削弱学校内不同民族、地域、阶层、性别和年龄师生之间的文化隔阂与疏离，进而向文化平等的理想目标趋近。同时，当下的课程也开始关注战争与和平、环境污染、违法犯罪、家庭分裂、交通与住房拥挤等社会问题，并要求学生通过搜集与分析信息，提出对这些问题的批判性见解，从而发展学生创造性地应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与能力。课程通过培养学生树立先进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意识以及具备创新性的改造能力，发挥着变革与创新文化的作用。

二、课程文化基础的三个层面

课程的文化基础包罗万象，需要进一步明确要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我们从三个层面勾勒课程文化基础的研究对象。

(一)核心问题

文化的深层内核，体现在价值观之中。[4] （P1）因此，文化的多样性，最集中表现为价值观的差异。文化的价值观与课程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研究课程文化基础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又主要关涉价值取向与价值信念两个方面。

西方和中国的文化与课程，有着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差异。在西方，被广泛认同的是从个体到社会的价值取向。它首先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等的限制；然后才关注通过集体合作谋求社会发展与进步。在这种价值取向影响下，西方的课程将个人视作价值主体，高度重视个人的自我体验、自我建构、自我控制和自我发展等特征。在我国被广泛认同的则是从群体到个体的价值取向。它首先强调家族、社群、民族或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个体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群体或社会繁荣与昌盛；然后才关注个体的自由成长与发展。在这种价值取向影响下，我国的课程体现出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特征，不能满足群体需要的个体就会被淘汰。

西方和中国的文化与课程，还存在着超验追求与和谐态度的价值信念差异。在西方，以为核心的超验追求，作为基本价值信念深入人心并渗透进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通过对人的精神世界与灵性认知方式的关注，触及了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本质，主张课程是人的内在精神之旅，不仅应当涵括能够经验的事实，而且应当渗透某种超验的东西，强调课程与超验精神结合是课程发展的未来走向之一。[5] （P420）在中国，深厚的儒家或儒教文化传统与根基，浸透其中的是对和谐的崇尚。和谐态度作为基本价值信念，已经渗透到过去和当下的文化生活之中，成为中国人基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审美方式。与西方的超验追求不同，这种和谐态度既承认人的物质生活，也重视人的精神世界，更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合而为一；既看重人的理性经验，也关注人的超验精神，更突出人的理性经验与超验精神的交融圆通。所以中国的传统课程，既直接应对科举考试以求现世的功名利禄，又始终贯穿着对天道的终极精神追求，充满对仁义礼智信的不懈诉求；而中国的当代课程，既直接应对高考以帮助学生在激烈的社会就业竞争中抢占先机，又始终表现出重艺轻术、重普通文化而轻职业技术的高雅精神取向，更充满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激进批判和对素质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向往，以图建构新型的和谐课程。

不同文化的价值观，要求有不同的课程体系与之相适应。因此，形成高度的文化敏感性、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省能力，通过开放视野，借鉴社会心理学和价值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洞悉当代我国文化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形成过程与发展趋向，把握住我国文化的特质，才能为课程找到相应的文化支持系统及有助于课程建立和发展的价值观，进而使得课程既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契合，又能推动文化的变迁。

(二)基本问题

在课程的文化基础研究中，除了必须处理好不同价值观的同构与交互外，人们始终面对着“文化因素对课程的影响机制”和“课程领域里的特殊文化现象”这两个基本问题。

文化因素的影响具体存在于课程场域。进入学校的知识是对更大范围的社会知识进行选择的结果，它是一种文化资本，经常反映社会中有权势者的观点和信仰。[6] （P8）文化因素还渗透于课程目标、教学模式和评价标准等方方面面。我们的任务不是让课程超越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样做既无价值也不现实。我们应通过剖析课程标准、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等，来回答课程所代表与传递的是谁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由谁来选择的，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教学，这对特定群体是否有益等问题，进而揭示课程现状的深层文化原因及其影响机制。如此才能对课程与文化间的关系做出较具体而清晰的把握，使课程理性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并探索出一些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策略来促进文化的变革与完善。

文化因素渗透进课程场域，与其紧密结合，便在课程领域里形成特殊的文化现象。有研究指出，教师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似受雇者、似母亲(养育者)、似技术专家、似劳工、似有机的知识分子、似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似意识形态的人、似独立的技艺匠、似转化型的知识分子或似文化工作者等。[7]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与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个性和年龄特征，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学生族群文化、阶层文化、性别文化和同辈文化等。每所学校还拥有各自的管理文化，而且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学校的管理文化日渐向领导文化过渡。课程领域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等待着我们去扎扎实实地进行考察与研究，从而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或防止某些现象，以顺利开展课程的设计、组织、实施和评价。

(三)热点问题

近1/4世纪以来，我国学校教育所优先应对的文化热点问题，构成了课程文化基础研究的聚焦点，当前大致形成了科学化、卓越性、教育公平、农村教育、道德社会重建、犯罪与法制、家庭需要、公共社会参与和民族教育等九大热点问题。

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的课程一直处于追求科学化的挑战之中。在西方，随着科学的过度发展与技术的滥用，导致种种问题和危机加剧，“科学主义”遭受猛烈批判与解构。与之不同，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欠充分，科学主义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情势迫切要求学校课程弘扬科学精神，提升科学化水平。

中国的近代史是饱受欺凌和满含血泪的屈辱史，这激发出了振兴中华的现实渴望与再现盛唐的理想憧憬。培养大批文化精英是历史赋予当代学校课程的使命。课程不能仅仅化简为让学生“轻松快乐地”学习，它亟需应对的严峻问题是如何在兼顾大众的同时培养一批批卓越的人才。

教育资源分布的非平衡性与受教育需求的无限性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使教育公平问题凸显出来。课程研究者应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与特长，研究与解决好课程设置、课堂教学与教学评价中的公平问题，以促进课程领域中学习机会的均等。

农村教育肩负着将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使命。然而，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令人堪忧。如何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课程开发与教材建设，以发挥农村学校课程的通识文化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的双重作用，已成为越来越尖锐的问题。而如何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的问题，则关系到近十亿农民的命运，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及生态伦理等都出现了新旧观念与规范的矛盾与冲突。道德失范，德育低效，成为普遍现象，课程改革被历史地赋予了复兴道德教育和重建道德社会的重任。

随着经济与社会改革不断推进，违法犯罪案件逐渐增加，尤其是青少年和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呈显著上升趋势。学校课程必须普及法制意识，培养年轻一代的法制行为规范，以促进学校与社会的法治进程。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五伦为本的家与国“同构”，[8] （P351-356）家庭是其中最基本、最具自主性和无所不能的社会细胞。所以在中国人的心里，家庭观念根深蒂固、异常强大。家庭十分看重每个成员的成长，为了给子女争取更好的学习和发展条件，父母总是千方百计和持续地对学校课程进行干预。当课程改革着力于解决偏深和偏难问题、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许多家长花钱让子女参加各种学习班、辅导班，在校外接受严格训练，为的是将来能考上理想大学和热门专业，为今后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家庭需要及其影响，是课程设计者与教学工作者必须关注的主题和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课程由政府及其有关专家决定，鲜有公共社会团体或人士参与。但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公共社会力量逐步成长壮大，并开始从各种渠道涉足教育领域，官员及其专家包办课程决策的情形已悄然改变。可以预言，公共社会将积极参与我国当前及未来的课程改革，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从而干预甚至决定课程的变迁。因此，突出研究公共社会同课程的互动关系，才能深入地揭示和建构我国课程的文化基础。

我国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论已得到广泛认同。但是，过去在汉族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化现象，现在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因此，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质量，开发民族文化课程，挖掘民族教育教学方式，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已是当务之急。

三、研究课程文化基础的方法论路向

在廓清课程文化基础的研究对象之后，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选择怎样的方法论开展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到，课程的文化学和社会学研究路向已经孕育形成，而政治学研究路向也已凸显。在“大文化观”看来，文化学包含了社会学与政治学，但实际上不同的学者拥有不同的研究立场，导致了课程领域中文化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交叉重叠。

(一)课程文化学的研究路向

在历史发展中，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了无限的文化与有限的学习之间的永恒矛盾。这一矛盾在课程研究领域孕育出两大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如何从文化中选取教育内容？二是如何将选取作为人类共同经验的教育内容转化为学习者的个体经验？对这两大问题的文化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课程文化学的两大主题：“教育内容的文化选择”和“教育内容的经验转化”。

在西方，课程文化学研究成形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文化分析和多元文化等取向。前者以劳顿(Lawton，D．)等为代表，认为人类文化无限丰富，而学校时间和资源非常有限，必须认真规划课程，才能确保对文化的适当选择。然而课程要合理地选择文化，就必须建立一套筛选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文化分析”。因此，研究的关键是创用一系列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化，以便从文化中选择出最有价值的内容来构成学校的课程。后者以班克斯(Banks，J．A．)等为代表，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在于形成学生理解与接纳不同民族、不同的态度，增进学生保持与发展多元文化的知识与技能等。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教学内容、方法与评价的多元化，尤其有赖于改造学校的隐生课程。因此，研究的关键是对有助于学生树立文化平等观念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等进行开发与设计。近年来，我国的课程文化学研究也蓬勃兴起，形成了文化哲学的研究、一般性的文化研究和具体的文化形态研究等取向。文化哲学的研究，旨在聚焦课程的文化本性，以开辟课程发展与建构的新路向；一般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探讨文化种类、文化生态、文化模式、文化变迁、文化交流等范畴同课程的关系；具体的文化形态研究，展开了教学文化、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等的批判与建构。

(二)课程社会学的研究路向

20世纪70年代，课程社会学研究在西方兴起，形成了结构功能、冲突和解释学等取向。以涂尔干(Durkheim，E．)和帕森斯(Parsons，T．)等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取向，强调维护既有社会结构以保持社会稳定，认为教育一方面通过唤起学生的集体良知和共识以行使社会整合的功能，达成社会团结，另一方面通过筛选学生促进社会分化与分工，让不同的学生进入适当的社会位置。据此，该取向主要研究如何通过课程向学生传授基本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阶层、种族、性别和家庭背景等因素与学生学业成败的关系等。以鲍尔斯(Bowles，S．)、金提斯(Gintis，H．)、布迪厄(Bourdieu，P．)和阿普尔(Apple，M．W．)等为代表的冲突取向，猛烈抨击结构功能说的调和立场，主张对教育的分析必须以社会冲突与斗争为线索，认为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对共同价值的一致认同上，而是建立在统治阶级的控制权力上，统治阶级不断利用学校的再生产功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冲突取向旨在揭示，统治阶级如何通过课程传递其意识形态进而实现社会控制。以杨(Young，M．F．D．)和凯迪(Keddie，N．)等为代表的解释学取向，则着重探讨学校课程与课堂互动，主要研究学校课程内容的社会性构成，以及师生在课堂上围绕课程内容展开的互动等。我国的课程社会学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才陆续有成果问世，形成了课程社会学研究和课堂教学社会学研究等取向。课程社会学研究，重在揭示课程决策、课程价值、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目标中存在的社会控制现象。课堂教学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分析课堂中存在的班级与小组等特殊社会组织、作为权威的教师与有着不同家庭及群体背景的学生等特殊社会角色、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以及师生人际交往等特殊社会文化，分析课堂规章制度等特殊社会规范以及由此引发的控制与服从、对抗与磋商等多种社会行为。

(三)课程政治学的研究路向

课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触及到了课程中社会控制现象的权力运作机制。然而，透过这些现象，进一步分析、研究和把握课程领域中，统治阶级、各种利益团体或主体以及不同的学生群体究竟应当拥有哪些权利，决定权利取舍的标准应当是什么，应当由谁来决定取舍标准，如何通过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来保证权利的落实等，则属于课程的政治学研究。如果说社会学的研究路向着重对课程中的社会控制进行现象揭示，那么政治学的研究路向则具体地关注课程中的利益、权利和权力的分配、调节与平衡，进而开展缺失性批判和正当性论证，最终形成促进课程公平及正义的可行性对策。

我国很长时期存在社会泛政治化的倾向，以至于课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熏染着过于强烈的政治气息。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研究者为了追求与彰显课程研究的独立品性，有意无意地悬置和回避相关的政治学研究，使得这一领域目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针对这样的实际情形，我们要敏锐地意识到并勇敢地担负起开拓和发展课程政治学研究路向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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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报告（1998）――文化、创新与市场[M]. 关世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石岩. 十年浮生：她们在“主义”之外[N]. 南方周末，2005-8-4.

[4]杨国荣. 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美]奥恩斯坦等. 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文化基础论文篇（3）

我们在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往往因为文化冲突而交际失败，现代外语教学中文化干扰也是公认的教学难题之一。所以，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探讨，西方语言学家萨丕尔应该是影响较大的一位学者，他强调语言的文化特征。 一、萨丕尔的语言文化观 在众多的西方语言学流派当中，真正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应该是美国描写语言学家萨丕尔了。 他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在其代表作《语言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萨丕尔认为语言和走路不同。学走路时，文化或者社会习惯的传统不起什么重要作用，走路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人和人之间走路的差别是有限的。而语言不是这样，它的差别是无限度可说的。因为它纯然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萨丕尔把语言和走路相比，正是突出地强调了语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正是由于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可以称为“文化”的影响。 二、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从上面的论述当中，我们知道文化在语言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语言是一个包含各个层面的大系统，所以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也表现在各个方面。 （一）文化对语音的影响。我国汉民族的共同语标准音的确立过程就明显受到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汉语早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已经有比较大的方言分歧，语音差异比较大，这也造成了人们思想交流的困难，所以客观上需要一种大家都懂会说的共同语。这时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地区的语言就成了共同语的来源。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在北方中原地区，所以共同语的形成就是以中原地区的方言为基础，以王朝京城所在地的地方话为语音标准。如先秦时期以“洛阳”方言为基础的雅言，秦和西汉时以关中方言“秦语”为基础的通语，东汉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等，都曾先后成为一种大家能懂能说的共同语。到了明清两代，北方仍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是北方话逐渐发展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金，元，明，清四代相继定都北京，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音提供了稳固的方言基础，这也成为现代普通话的历史源头。所以从汉民族共同语及其标准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文化对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二）文化对语法的影响。中西方语言中语法的的整体特点不同。中国语言句法趋于松散，重于意而简于形，注重隐性连贯，语法意义和逻辑联系常隐含在字里行间里。西方语言句法则比较繁复，重形态变化，注重显性效应和句子形式，英语有很多连接手段和形态手段。所以中国人在描绘一副风景的时候，用几个简单的名词就可以完成，这在中国古代的诗词里面信手拈来。比如柳永《雨霖铃》里面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仅用三组名词性短语就生动的刻画了一幅萧条，落寞的图景。西方人在描绘一幅风景的时候恐怕句子没有那么简单和精炼，需要用大量的名词，形容词组成复杂的句型来渲染，但其效果可能还不如汉语所营造出的那种意境。其实中西方语言在句法结构上的简单繁复也与各自的文化因素相关。 汉语在句法上词约义丰的特点是与中国绘画“遗形似而尚骨”，中国辞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以意义为重点，形态上不注重复杂。而西方哲学、艺术注重的是空间的自然真实感，强调外在形态的可感性，这种文化传统反映在句法层次上则表现为注重形态上的复杂变化。 中西方语言语法上的截然不同各自反映了其文化上的特点，并且明显受到了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了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个性。 （三）文化对词汇的影响。我们知道，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成要素，是语言中最活跃、最灵敏的组成部分，可以充分具体地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文化传统。 文化的差异反映到词汇系统方面主要表现为词汇空缺和词汇联想两方面。我们先来看词汇空缺。词汇空缺指的是一种语言中的词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就没有对应或契合的词。比如受中国特殊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影响，我们有许多特有的词语，比如“四合院”，“糖葫芦”，“旗袍”，“毽子”等，这些都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词语。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词汇联想。词汇联想是说不同国家的词汇所表达的理性意义相同，但是往往会因为文化的差异产生不同的联想意义。这种联想首先表现在一些“色彩”的词语上：“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喜庆，幸福。因为“红色”是太阳和火焰的颜色，所以红色属于暖色，温暖给人带来幸福，所以中国人自古喜欢红色，在汉语中基本上是褒义；西方人则认为“红”是鲜血的颜色，因而常令人联想到流血、暴力、恐怖。所以“红”在西方人眼里常含有贬义。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文化对词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词汇带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四）文化对语用的影响。语用就是语言的具体运用。如何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言语和理解言语，这些都会受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际中，有时会看到这样一个场面：一位中国人称赞欧美人：“你的汉语说的真好”。这位欧美人立刻高兴地回答说“：谢谢”。但当这位欧美人称赞中国人：“你的英语说的很好”时，这位中国人却急忙说：“哪里，还差的远呢”。在这样的场合里，中国人也许会觉得这位欧美人有点自负，而欧美人也许会觉得中国人有点儿虚伪。 其实如果了解到这是交际文化差异在语言上的反映，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由于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儒家道德礼教的统治，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后来人们把由对君主的尊敬，长辈的尊敬推广到同辈人之间，把“谦以待人，虚以接物”作为人生的信条，所以在言语交际中总是遵循谦虚谨慎的原则。相比于中国人民这种谦让的心理，西方人则更加坦率、直接、真实。他们认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此，当他们确实做出一番成绩而受到别人表扬时，他们会真诚的说一句“：谢谢”。#p#分页标题#e# 这些都是经过文化积淀的结果，我们在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时候应该了解这种文化特点以及说话的方式，以避免因文化冲突不能顺利交际。 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在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影响，这也有力地印证了萨丕尔的语言文化的观点。 萨丕尔的这种语言文化观点也给我们外语学习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学习外语的过程不仅仅是学习纯语言要素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去学习支配语言要素组成及其运用的文化特征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这种语言的本质，从而正确使用这种外语进行交际，最终成功掌握这门外语。

文化基础论文篇（4）

在动漫形象符号的作用下。动漫文化成为一种特殊的视觉文化．它在传播方面具有跨越国籍、种族和雅俗文化的广泛性。以及贴近心理真实的深入性。

一、动漫文化是一种特殊的视觉文化

动漫文化是视觉消费时代以创意为核心、以动漫形象为基础、以传媒为动力支撑的大众文化。它是一种特殊的视觉文化，它不仅充分展示出视觉文化的图像优势，还以轻松、夸张的文本内容对其感性、具象、娱乐要索进行了强化。与一般的视觉文化不同，动漫文化所依赖的图像符号不是现实景观的直接投影．而是对现实景观的创造性、艺术性改造。它根据内容情节及动漫角色性格塑造的需要充分发挥主观想象，对立足于现实景观的网像符号进行简化、夸张、变形或重组。这样。一方面动漫形象符号在线条、色彩、质感等方面追求“形似”，与现实景观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便于识别；另一方面，动漫形象符号在把握动漫文本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力求“神似”，强调主观想象力的释放。依赖其独具特色的动漫形象符号．动漫文化在传播方面具有突出的广泛性和深入性

二、动漫文化能有效降低“文化折扣”，实现跨文化传播

动漫文化所依赖的是经过特殊艺术处理的“图像语言”．与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能够以最简单的表达方式迅速达到超越阐籍、超越种族的传播效果。

如今文化边界日益模糊并不断被改写，不过由于历史的长期作用．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折扣”(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导致受众接受程度降低)现象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而动漫文化因其本身具有的无国籍性能在跨文化传播中尽可能地将“文化折扣”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大量动漫文化创造者有意识地将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海外文化在创意这根“魔棍”的指挥．巧妙重组。赋予其动漫文本混杂化的文化面貌。这样，动漫文化的传播方与接收方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文化符号系统，都会在好奇与理解中欣然接受，动漫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进一步降低。

三、动漫文化雅俗共赏。便于在全社会广泛传播

在英国学者费瑟斯通看来．视觉文化的首要社会功能就是“文化的削平功能”就动漫文化来讲，由于其载体是鲜明、生动的动漫形象符号，雅文化和俗文化逐渐模糊了各自的界限．共同熔铸在充满可视性、形象性的动漫文本中。借助动漫这种通俗而生动的表达方式．不论是文学名著、历史典故，还是神话传说、少儿童话都能深入浅出地加以表现．其“浅显”、“全龄”特征十分突出。当动漫形象符号的民族化特色凸显之时，动漫文化雅俗共赏的基础进一步夯实。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动漫文化就是内容丰富、形式活泼、老少皆宜的“无准备文化”。这在日本已经体现得相当充分。各种动漫产品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而带有动漫形象的服装、玩具，有动漫角色表演的游艺活动正日益普遍地进入一般民众的生活。由此可见，动漫文化能较好地融合各种雅俗文化要素．便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中进行传播。

四、充满创意的动漫形象更贴近受众的心理真实。促使动漫文化的传播深入人心

文化基础论文篇（5）

1.1.1合理减少验证性实验，引入创新型实验

要合理安排实验内容，减少验证性实验比例，保留必要的经典实验，多增加一些综合和创新型设计实验。

1.1.2整合实验内容，建立更加合理的教学体系

采取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实验融为一体等措施，将这几门学科的性质实验、元素性质实验及定性分析等紧密结合，能够很好地避免实验的重复。另外在安排实验时，尽可能与理论教学同步，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使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相互促进，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建立更加完善合理的教学体系。

1.1.3增加微型化实验，倡导绿色化学

近些年，随着绿色化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各高校化学实验都在向更环保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仍能发现有些耗费资源较为严重的实验依然进行，这违背了绿色化学的理念。为了从源头上节约原材料和时间，应增加微型化实验，这样就可大大节约实验经费，从而缓解了目前高校基础实验经费缺乏的现状，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和良好习惯，提高学生实验操作的熟练程度。另外将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污染物进行合理处理后再进行排放。引导学生养成爱护环境和勤俭节约的习惯。

1.2建立网络学习平台，有效提高预习质量

构建网络学习平台，在每次实验前将有关该实验的操作视频等一些内容放到该平台上，供大家提前了解。在预习的过程中，遇到难以理解的知识或者有更好的实验方案可以通过对话窗口反馈给老师，老师会及时给予答复。另外建立相应的预习考核系统，学生在浏览完本次实验的相关内容后会出现测试习题，只有良好地通过测试才能获得实验的机会，否则继续进行学习，再进行检测。利用网络还可以建立虚拟实验室，让感兴趣的同学利用该软件进行在实验室不能完成的实验。网络平台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预习效率，保证预习的质量，促进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确保每位学生做好预习工作。

2启发—验证

总体来说，目前高校的一个化学实验项目一般三个学时，然而对于大多数实验，往往是老师需要将近一半的时间进行知识讲解，这样以来，留给学生实际操作的时间就很少。而且由于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有限，讲解时间过长，就会使得一些学生开始产生厌倦的情绪，从而对本实验的兴趣大为减少，导致学生无法带着愉快的心情顺利完成实验。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应采取启发式教学，即实验课上教师只需将实验内容和注意事项告知学生，随后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让学生带着问题和兴趣验证实验结果。这样就将大部分的时间留给学生自己进行试验和考证，其间，教师只需对学生进行纠正性的指导。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直接给予答案，而是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实施引导。经过师生间的互动，学生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最终在老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实验任务。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在启发式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以往的实验课基本上是老师先进行实验基本理论和内容的讲解，讲解之后给学生做示范，然后学生才开始做实验。在做演示实验时，由于实验人数较多，一些学生不能完整看到老师演示过程，造成实验过程中出现错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借助多媒体教学进行演示实验播放的形式，确保每位同学都能看到实验的整个过程。

3创新

实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学生在掌握实验的基本操作基础上，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学生每完成一个项目就要达到实验的目的，实验后的拓宽练习很重要。除提交本次实验的实验报告，对本次实验进行总结外，还要给学生2～3个相关实验项目，鼓励学生上网查阅文献，认真思考，设计出具体的实验方案提交，老师批改后感兴趣的学生可与实验室老师预约时间，课余时间来实验室作实验。

4督促

在实验的过程中，部分学生对实验的操作和实验态度不端正，比如有在实验室说笑、玩手机、待实验进行一半就溜走、课后抄袭他人报告等不良现象。学生普遍比较关注最终实验成绩，利用这点建立适宜的考核制度督促和约束学生，引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实验成绩可由平时和期末考试成绩两大部分构成，平时成绩根据学生的预习成绩、实验报告和设计实验方案等内容评定。利用网络预习对学生预习进行督促，实验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及时对学生的不良习惯进行说教，督促改正。课后根据实验报告和设计实验方案督促学生及时总结，引导学生举一反三，大胆创新。期末考试可分笔试和动手实验相结合的形式。笔试测试学生对仪器使用，实验原理和内容的理解掌握情况等。动手实验可给学生题目，让学生课下独立设计，规定时间内完成并提交实验报告。根据学生的完成情况给出合理、公正的成绩。

文化基础论文篇（6）

计算机的发展是随着社会需求以及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从而壮大起来的。现如今，计算机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教师要对生活有深刻的体会，特别是计算机系统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一种崇敬的心理，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与计算机密切相关但是却又被我们容易忽略的现象，这些现象也将指导和带领学生更好地通过计算机的角度去了解社会的发展。我想这是这个课程一个重要的目标。

1.2人在计算机文化中的作用

在很多人讲解计算机文化基础这门课的时候，把关注点放到了那些冷冰冰的硬件上面，真空管、晶体管、集成电路、操作系统，网络、这些所有的知识点，如果不能揭开人在这些发明和计算机发展中的作用的话，则很难让学生有深刻体会。因此，突出计算机文化基础中人的作用，是最重要的环节。教师要清楚地了解在计算机发展的一些关键阶段，一些伟大的科学家是如何产生灵感，推动计算机的发展，这些关键人物的作用，将会使计算机更加贴近生活。在计算机文化基础中，我认为最应该突出的就是人的作用，这一点，其实与历史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2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应该紧密的围绕着这门课的核心思想展开，教师在讲解每一节课的同时，一定要以一种历史观点为基本出发点，以人的作用为落脚点，体现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些知识点看起来比较细、枯燥，究其原因则是并不能了解这些知识点背后的历史或背后的人的故事。因此这门课的设计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2.1回顾历史

以目前的现状往前推引出历史。很多情况下，如果仅仅讲解技术现状或是结论，则很难引导学生思考，你不能仅仅告诉学生，计算机就是这样。你要从最基本的实际需求出发，介绍计算机技术的来龙去脉。比如鼠标和键盘，这两种基本设备为什么到现在是这个样子？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们是如何改进输入输出设备的，这一条线索实际上就可以展开精彩的讲授。

2.2展望未来

计算机技术的改进又导致了那些问题的出现。技术的改进，则必然会引入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人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因此，我认为以问题带动学生思考，是这门课的一个基本的设计原则，其实不仅仅是这门课，绝大多数课程一定要以问题入手，针对计算机基础，这种问题要有针对性，引导性。由于现在的学生很早就接触到计算机，但是大多数却几乎不去思考计算机为什么这个样，以及计算机的未来，而这正是老师所应承担的责任。

3讲授体会

本学期是我第一次讲授计算机文化基础，最深的体会就是从历史的观点来讲解计算机文化基础，我想只有深入到计算机发展的初期阶段，了解那时的人们是如何克服困难，从他们身上所获得的解决问题的基本经验和勇气，才是这门课程所要传达的根本目的。也只有这样，这种经验和勇气才会带领我们了解和窥探计算机发展的未来，才会培养更多的对计算机发展有浓厚兴趣且理解深刻的学生，而这才是计算机文化这门课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

文化基础论文篇（7）

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现代法治理念和纠纷处理制度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给养，司法的权威性理念难以形成，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的支持，权威性的司法制度也难以确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这种西方社会结构对西方诉讼文化以及司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并构成了西方司法权威文化的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市民社会独特的权利观念和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的理念。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制的确立和发展形成了权力制约的政治体制，从而政府乃产生于人民的授权，其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保障人民自由、平等和权利的价值理念得以制度化。因此政治权力应当分立和受到制约的民主文化也就随之产生。这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构成违宪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石，使得违宪审查的司法权威获得了普遍的社会价值认同。

一、权利意识确立了司法调整的权威性地位

毋容置疑，权利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而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学术界对法律文化的界定有诸多差异，都有其合理性。但在我们看来，法律文化主要是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复合体。而所谓权利文化是法治社会的表征、是权利意识和观念的总合；同时，权利本位在法律制度中得到确认，成为现代法律文化的主流并构成现代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丰富的内涵表现为：权利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它内涵不同的价值取向，以确证、弘扬权利来表现其理性的诉求；权利文化以个人主义为其深厚的伦理基础，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个人权利高于国家，它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因而又是一种与义务本位的文化相分野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当权利和权力发生冲突时，它强调权利的优先性，主张以权利制约权力，并提供权利救济制度的保障。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强调人的平等性、主体性和自律性。契约不仅在私法领域成为人们缔结各种社会关系的合法形式，而且在公法领域也成为平衡配置权利与权力的合法性原则。因此，权利文化在政治制度上固化为对抗制的政体模式，因而在司法程序机制的构造上奉行当事人主义原则；权利文化在经济制度上物化为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法律规则体系，弘扬契约自由的精神。

权利文化是理性的产物，以对自然、社会的科学认识为基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的认识活动包括对自然的认识、对人本身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制度化安排的认识。人类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成就都是与这些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密不可分的，权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制度产品自然也不例外。历史越往前推，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就越大。在人类的初生时代，我们的祖先屈从于自然权威的摆布，对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没有科学的认识。由此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人成了自然之神的奴隶。另一方面，古人也难以认识人的生理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真谛，比如对梦的恐惧以及把对死者的梦见解释成逝去的祖先在另一个神秘世界的复活，由此造成了人与自身的分离，人成了祖先之神的附属物，将逝去的祖先人格化、神化，成为古代人类认识的特点和原始宗教的本质。为了对付严酷的自然，人们自发结成群体，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显示了巨大权威的强者取得了群体的保护人的地位，加之原始宗教情结的作祟，这些强者成了自然之神和祖先之神在尘世的化身，依附于强者的客观需要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促成了古代依附性人际关系的安排。这些强者起先是家长、族长、酋长，后来则表现为摆脱了血缘联系而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的首领——国王、君主、皇帝等等。这样，一个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比较稳定的古代社会结构产生了。政治上表现为专制的集权控制，经济上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经济。因而作为人类认识局限性的自发产物而后又被自觉地以法律维护着的社会结构，又进一步加深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于是依附于自然、依附于神灵、依附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的观念植根于古人的认识之中，并受到古代社会制度力量的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岁月，难以萌发权利意识，更不消说以权利为中心来对人际关系作制度安排。换言之，古代的法律追求不可能是“权利本位”的，而只能是“义务本位”，于是伦理规范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调整手段，司法的主要作用是对严重违伦理的行为处以刑法，在这样的目的指向下，司法不可能通过对权利的保护、通过对权力滥用的制止来显示其权威。显然，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制度安排排斥了司法的相对至上性，阻却了司法权威的形成。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对人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的，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特个体和具有特定文化属性的社会存在物，因此人的本质属性不是对他人的依附性，而是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独立性要求不依赖于他人，必须由平等作为前提。主动性要求行动自由，而无论平等和自由都必须通过权利加以表现，也必须通过权利才能实现。主体性要求就变成了对权利的需求。因此，制度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本质以及通过对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来实现人的本质，无疑权利诉求正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形式。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上定位人，就必然要求重新安排人与人的关系，即变原来不平等的人身隶属关系为平等自由的关系，要求以权利为中心来调整社会关系。权利文化的核心是权利意识。西方权利文化的发生和演化是与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的法治意识密切关联的，并通过自然法的历史演进表现出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成了论证法律和权力合法性的理论资源。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历史变迁，社会契约的理论形态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

权利观念在古希腊的正义学说中就已经有了萌芽，在古罗马私法体系中也有了初步体现。位于在半岛之上的古希腊，是一个从事海运的商业社会。商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文化运动，推动了古希腊社会主体的权利意识，使得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契约意识成为古希腊公民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希腊神话中正义之神和专司法律与正义的女神是古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最初的权利意识的象征。后人于1863年至1864年在克里特岛发现公元前5世纪的歌地那法典，载有关于人、家庭、奴隶、担保、财产、赠与、抵押、诉讼程序条文70条。权利由习惯而来的观念到歌地那法典的形成标志着希腊城邦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有权利文化的萌芽。古希腊的权利文化是公法文化和私权观念的有机整合。希腊很早就认识到

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的相互依存性。他们都通过积极参加城邦管理、决策和法制建设活动来保障自己的私法权利。与这种古代法治社会相适应，古希腊生发了以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智者学派的约定论。他们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的人类学命题，突出了人的理性地位。在智者看来，法律的权威与人们之间的约定有密切的联系；法律是人们为了防止相互残杀，避免趋于灭亡的一种维系力量，而建立在法律之上的城邦政治则体现了公正与谨教，是每个人生存和发展最好的方式。柏拉图认为法律是正义与理念的产物，是个人行为正义性和城邦国家正义秩序的保障。亚里士多德则从“人是城邦动物”的论题出发，强调城邦和法律的绝对至上性权威。希腊化时期，注重个人主义的伊壁鸠鲁继承和发展了智者学派的传统，把约定论思想发展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契约论”，认为法律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人们之间的协议，人们缔结契约的目的是追求个人的最大幸福；而斯多葛学派的法律观，超越了城邦国家的范围，具有世界主义的倾向，宣称自然法具有至高无上的、超越人定法的普遍效力。

古希腊法律及其权利观念对罗马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罗德岛的海商法、雅典的债权法和诉讼法都曾被罗马法所借鉴，希腊有关法的概念以及自然法思想对罗马法学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权利文化在罗马私法中获得更为典型的表达，罗马人形成了法律人格平等、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等观念构成了西方近现代私法的精神支柱。雅典宪法以及某些民主制度对以后欧洲国家的公法及其私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致古希腊被人们看作是公法文化和私权观念的故乡。由于希腊各城邦囿于长期的对抗战争，使得希腊发达的公法文化和私权观念没有向当时的世界进行有效的传播，因而，第一次法律全球化运动的使命落在亚历山大的肩上。“希腊化时代”，城邦法律文化演化为希腊化法律文明，适用于希腊人及其定居在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古代近东其他一些国家的希腊化居民。从载有契约、申请书、诉讼案件的记录等的羊皮纸和碑文的解读中发现，这些国家在私法方面适用当地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在国家政制及其组织等公法方面适用征服者所带来的殖民地法。可以看出希腊城邦时代的权利文化在希腊化世界里施加极其深刻的影响。

罗马法深刻影响了日尔曼人的权利观念。在日尔曼人那里，习惯权利高于一切制定法是其粗陋的权利文化形态。这同时也是英国人的权利意识的历史观念基础。伴随着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权利观念在十四五世纪兴起的古典自然法学说中有了更完整的阐述。但观念要变成现实，需要制度性结构的确认和维护，然而现存的社会结构是客观化了的旧观念，所以首先要打破旧社会的结构，资产阶级革命和商品经济的推动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权利变成现实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性追求，又由于法律是现代社会制度性安排的主要手段，因此，对权利的制度性追求变成了法律的追求，对法律权利的维护和享有成了司法的价值取向，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司法权威才得以确立。

总之，从理性的角度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应有关系，社会关系应该是一种权利关系的凝结。社会关系结构的行政化以及建立在血缘、身份基础上的特权观念与司法权威是大相径庭的。传统社会的家族本位、个人在家族中处于依附地位的社会结构基础也就必然要制约和阻碍公民形成独立的人格精神和现代社会的个体自由、平等的品格，否定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驱动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尽管传统社会结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式微，但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观念和诉讼观念也会作为一种深厚的历史沉淀长期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成为阻碍社会主体健康诉讼意识形成和发展的绊脚石，从而也限制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司法的权威性。诚然，必须看到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大量的民事习惯，其中有一些反映简单商品经济法权关系的商事习惯甚至具有较大的现代性，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条件的限制，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应有的调整方式受到专制集权和农业自然经济的压抑不可能获得生长的机会和空间。

二、权利意识的制度化推动了司法程序理性化

基于多元经济结构和多元社会利益之上的权利文化内涵的自由、平等观念必然要求司法程序的中立性、平等性和终局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结构在文化上的产品是“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使法律也成为一般社会生活有序化的主导模式。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个人自由的一部分，伦理评价也日趋多元化，古代社会那种作为权威规范的宗教和伦理已不复存在，一般社会生活的规则治理也只得让位于法律。诚如庞德所言：“所有其它社会控制的手段被认为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的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家庭、教会和各种团体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在现代社会中组织道德的作用，它们都是在法律规定限度内活动并服从法院的审查。”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其基本的法律文化精神以特权和依附关系为特征，义务是该社会调整体系的立足点。其工具性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社会调整中首先考虑他人的利益，典型地体现义务本位的价值取向，依靠人身依附关系来调解纠纷乃是必然的选择；二是依靠内心的道德强制力、神秘的道德压力来左右人们的行为，这正好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的个人消极容耐的道德要求以及中国古代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伦理的工具特质相耦合。这种社会文化和法律文化的价值指向显然对社会主体心目中司法权威的确立具有巨大的阻却作用。此外，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专制性质和权力运作机制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司法观念和诉讼观念，权力至上、官本位的文化精神也制约了司法权威的形成。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司法权威的价值蕴涵与权利本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司法的中立性、程序平等性是权利文化的价值需求。基于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权利本位的社会文化是司法权威成长的精神养分和文化基石，而权力本位的法律文化产生不了司法的权威性，基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权力本位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权力居于司法之上，形成拜权教，司法体现的是行政权威。义务本位以及权力本位文化是身份等级社会关系的反映，而权利本位文化是契约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写照。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制度的文化基础。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要求建立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要求通过司法审查的权威形式来保护私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侵害。而司法审查作为阐明或界定权力范围以及限制权力的尝试，在20世纪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作为一种比过去更富有惊奇力的工具出现了。正如弗雷德曼所言：“法院不再那么墨守成规，十分热衷于实现公民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权利。至少，法院在整体上是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发展。”因此，美国法院的权威在20世纪的急剧提升，与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害，保障公民的权利的价值取向密不可分的，并且也与司法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密切关联。“过去40年左右是司法革命的年代。当然，无风不起浪。革命的

根源由来于美国司法制度在历史中的地位，或者说司法制度长期以来在美国政治中所处的德高望重的地位。但仅仅使用历史的或传统的术语是难以解释这场革命的。对此，只要翻开美国宪法就可以找出答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宪法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对美国宪法的戏剧性革新，从形式上讲，主要是来自对一条法条的‘诠释’。该条就是1868年植入宪法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上述变化都涉及对该项修正案中两句短语的解释，即关于正当程序原则和平等保障原则的解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司法审查通过程序权威和解释权威对司法的权威性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司法权威的两个推进器。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程序权威和解释权威较好地契合了权利文化的诉求。

法律要得到执行必须得到社会心理势力的足够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要与原有的文化观念相契合。违宪审查制度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普遍的实施，与权利文化的支撑密切相关。违宪审查的文化基础是一种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权利意识。所谓表现型个人主义就是强调自我发展，个人的独特性以及实现个人欲求和目标的必要性，要求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充分考虑每个人的个性，充分考虑社会群体的共性是建立在每个人的丰富的人性基础上的。“人生的重要意义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观念。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如指纹一样特殊，如脸部表情一般独特。群体在很多方面只是增加者权利的载体。”这种个人主义在法律层面上的表现就是权利意识日益高涨。表现个人主义与利用法院作为宣布扩张或恢复权利的机构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关系。这种个人主义文化的显著之处，表现为司法审查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迅速推广。法院权限的突然扩张超过了单纯的构造改革，并助长了“权利意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发展，其中包括一些缺乏司法审查传统的国家，例如日本和德国。德国设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这个法院是新创建的，但现在已变得极其积极和强大，或许在影响力上仅次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即使大不列颠这一个公认的保守派，近来也因为同欧共体的结盟而悄悄地发展了一种司法审查制度。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技术革命，在这些国家中传统权威被日益削弱，个人主义却不断成长和壮大。在大多数这类国家中个人主义在司法层面上的表现就是运用诉讼程序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权利。“立宪主义的爆炸式增长，即新权利的急剧增加(创造)和旧权利的不断扩张，不断向人们阐示着自由的实质及其程度。毫无疑问，这属于个人主义的又一大产物。人们总想最大限度地控制或把握自己的生活权利，并且是多多益善；想得到自我表达的自由、基本性的经济保障、尊严以及尊重；还想要自己的选择权和被选择权倍受保障，以及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具有正当性。为此，人们就将法院视为实现这些权利的保护神”。于是通过司法追求权利是无数美国人的神圣愿望。美国人十分热衷于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论是基本权利，还是对人身伤害提讼的权利。权利意识在美国或许以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它又似乎不是哪一个国家独特的要素。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仅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现代产业化的福利国家，而且也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权利意识是发挥主体积极性、创造性、竞争性的前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自我权利意识。因之，可以说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是司法权威增强的不竭能源。

三、司法权威与权利文化在相互促进中发展

文化基础论文篇（8）

（二）科学、精心的组织实践教学《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教学中应该特别重视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每次上机实践教师都要布置具体的实验项目，专人辅导，解决学生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三）基于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项目教学是师生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任务而进行的教学活动，根据教学内容，从学生可能遇到的办公实际问题出发，设计了12个项目，具体设计如下：（1）微机的组装与维护；（2）金山打字通的安装与使用；（3）文件和文件夹的操作；（4）制作毕业生就业推荐表；（5）电子报纸的制作；（6）毕业论文设计与制作；（7）制作成绩表；（8）学生成绩的统计；（9）学院工资表的制作与编辑；（10）职业生涯规划演讲稿设计与制作；（11）电子邮件的收发；（12）设计介绍“古城台儿庄”网站。项目教学打破教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模式，在课前给学生安排好本教学内容的项目，让学生自己找资料，通过学生完成各自的项目熟悉课程内容。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自主获取新知的能力，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四）网络化教学平台的开发和利用1.网络化教学平台概述。网络化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自主学习环境。一个高效运行的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教学平台可以放置教学计划、课程资料、课件等资源，也可以布置作业、上传实验结果、利用论坛交流学习经验，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等。网络教学平台在很大程度上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目前各高校投入使用的网络教学平台普遍存在造价高、不易于维护、应用性差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网络教学平台的开发和利用，而Moodle平台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2.基于Moodle的交互式课程活动设计。Moodle的资源和活动的设计提供给学习者一个自由的空间和参与活动的互动平台，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和灌输式教学不同。学生的活动有Moodle的资源提供保障，同时活动也生成服务变成了学生可用的资源。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使用Moodle平台将教学大纲、教学课件、教学辅助材料直接上传到网站中供学生浏览和学习。在学生活动中，教师可以使用moodle提供的“作业”“、投票”“、测验”、“问卷调查”等功能在网页上添加活动生成互动性资源，进行有效课堂教学设计。利用Moodle“问卷调查”，可以方便地设计问卷调查，可以采用单选、多选、填空、排序等多种题型，系统根据教师设计自动生成可视化分析。在Moodle的“测验”设计活动中，教师可以设置不同形式的测验满足教学需要，如评分方法、答题次数、时间限制等非常灵活。Moodl“e作业”功能可以针对不同个体，采用因材施教，学生自由选择，教师方便处理。3.基于Moodle的协作式课程活动的设计。Moodle平台提供聊天室、讨论区、Wiki等活动进行协作式课程活动设计。“Wiki”功能进行对小组公开群体合作对教学中的问题共同探究。聊天室可以实现在网络上的师生互动，共同讨论教学问题。讨论区则能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资源的建设者和共享者，丰富课程资源。

文化基础论文篇（9）

一、分层教学问题的提出

所谓分层次教学，“分层教学”是一种在班级制授课条件下适应学生个别差异的课堂教学策略，它一方面着眼于使各层次学生都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从而大面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利于学生全面成长。另一方面，使课堂与学生得到和谐发展。

传统的“一刀切”教学是导致学生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一刀切”的教学形式被称之为“无差别教学”。这种教学模式不关注和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个性化的学习权利。而分层教学正好相反。

现在，分层教学在中小学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中职文化基础课是否应实行分层教学？答案应是肯定的。现在中职招生是免试入学，生源素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象我校这样知名度不高，比较薄弱的学校的生源，其文化层次更是参差不齐，比如我校对2007级10个班进行的英语的摸底测试及格率仅为10%，最高分为72分，最低分仅为5分，英文的26个字母多数学生都写不完整。象这样的文化层次，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一刀切”，不但文化基础课的教学质量上不去，也会给今后的专业课教学带来难度。遇到这种情况学生就会睡觉或者捣乱，给课堂的秩序带来破坏，更有甚者还会“吓跑”学生，产生新的流失率。但我们相信，学生不管怎么样的差别，都可以分而育之。而分而育之的渠道之一就是实施分层教学，这是实施分层教学的客观依据。根据这种情况，我校从2007级新生的文化基础课中实施分层教学。

实施分层教学除有其客观依据外，也有其政策依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中等职业学校自治区级示范性专业基本条件的通知》（桂教职成[2007]78号）的规定“文化基础课课程教学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文化基础知识程度和劳动就业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分层教学和个性化教学。”笔者认为，不仅仅只有广西有这样的规定，其他省市、自治区都会有这样的规定。

二、分层教学的原则

（一）全体性原则。传统的应试教育中，教育不是以素质培养为目的而是以考试为目的，教师关心和关注的对象是少数学生，通过考试源源不断地淘汰差生，最后是向社会输送大批“失败者”或者是“高分低能的人才”。而分层教学正好相反，它关心和关注的是全体，针对每个学生的差异，为每个学生发展提供平等机会，不排挤、歧视后进生。通过不同层次的教学活动，促进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发展，促使每一个人都获得成功。

（二）动态性原则。心理学和哲学表明，人们成长过程既有相对的阶段性和稳定性，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显然，对学生的分层也是一个相对运动的动态过程，切不可固定化。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反馈信息，区别不同对象、不同时期及时灵活地调控学生的分层标准、各层人数的多寡、课堂教学的结构、作业和考查的尺度、辅导与评价方法，使学生潜在水平转化成新的现有水平，使每个学生随时处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积极进取的发展变化过程，达到最优化发展。

（三）主体性原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学的主体是教师而不是学生，因此在教学中所形成的“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就是其本义。学生的发展受到阻碍。而分层教学的主体应是学生，而不是教师。学生的学习过程，应当是主动获取、主动发展的过程，而不是被动灌输的过程。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被动的接受的“要我学”转化为主动进取的“我要学”。教师的作用只是引导者、指路人。

三、分层教学的目标

（一）发展层A。发展A层学生的学习品质，学习特长，培养并提高他们的知识综合能力、应用能力、实验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提高层B。提高B层学生，使他们牢固掌握课程标准、教材所规定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努力争取成为A层学生。

（三）帮助层C。帮助C层学生，加强思想教育、心理教育，严格要求，热情关怀，转变他们的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努力使他们掌握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学习质量，稳步发展成为B层学生。

四、分层教学的做法

（一）分层建组。把学生分层建组是实施分层教学的基础。教师通过对全班学生平时的学习能力、学习积极性、学习习惯及学习成绩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采取学生自报和教师考查相结合的办法，把学生按好、中、差分为A、B、C三层，所占的比例由科任教师掌握并随着学生成绩的全面提高而不断变化分层建组的构成，合理升降。此外，课任教师还应建立学生在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心理素质和学习成绩等方面的个人档案，使分层次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分层备课。分层备课是实施分层教学的前提。备课要在透彻理解课程标准和教材的基础上，结合班级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分层教学目标。当然，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应有不同的要求，对相同内容的层次要求也应随知识、能力的增长而逐步提高。在分层教学目标确定后，应制定分层教学方法，筛选不同的训练内容，设置分层练习、作业，设计反馈检测题。其中要特别关注如何解决C层学生的学习困难和A类学生潜能的发展。

（三）分层授课。分层授课是实施分层次教学的中心环节。教师要到根据学生的实际和教材内容，精心分层设疑，通过分层提问、讨论、答疑等形式使各层学生学懂本节课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保证分层教学目标的落实。（四）分层辅导。分层辅导是实施分层教学的关键。因课堂教学时间的有限性，课堂上只能解决大部分学生的问题，两头学生依然会出现“吃不饱”和“吃不了”等现象，故教师应加强分层辅导。鉴于测试的具体情况，如一味强调统一起点，统一进度，统一要求的教学模块已不再适应这些学生发展的需要。如我校在2007级学生的英语教学中对分层辅导是这样操作的。首先，在确定了层次之后，我们根据学生英语基础的差别，在A、B、C三个分层次进行基础知识的强化训练，每周用4节自习课进行。对基础差的层次学生，训练要求采取“低起步，补台阶，拉着走，多鼓励”的办法；对于中层次学生，我们采用“慢变化，多练习，小步走，抓反馈”的方式进行；而对于高层次的学生，则进行“小综合，多变化，主动走，促能力”的基础训练。经过近二个月的“分层”补基础实践，效果初见成效，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的及格率同测试模底相比较上升20个百分点，最低分数也由原来的5分，提高到21分。

（五）分层布置作业。分层布置作业是实施分层教学的有效途径。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布置不同质和量的作业，使各层学生得以提高和发展，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对C层，可以量少质低；对A层则可以量多质高；B层学生介于二者之间。

（六）分层测试。分层测试是衡量分层教学效果的主要依据。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在统一试题要求下，对不同层次学生采用不同的记分方法，试卷分基础题、提高题和综合题三部分。从而改变一张试卷，一个标准来衡量学生的现状，使各层学生都有获得成功的体验，同时也可避免优生常因得高分而产生的骄傲自满的思想。

（七）分层评价。分层评价是进行分层次教学的重要环节。分层评价的目的是要激发学生主动地学习，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评价中，对C层侧重表扬，B层侧重鼓励，A层侧重促其发展。

五、分层教学应该注意的问题

分层教学虽然有很多的优点，这一点已被实施分层教学的学校所证明，通过实施分层教学，学生都有不同的进步，学生的个性和潜力都得到了发挥和挖掘。但是，对于分层教学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应值得我们去研究。

（一）标准与对教师评价的问题。分层教学的目的是“因材施教”，要确定“材”的素质和“教”的水平。目前，我们对学生的分层主要依据新生摸底、测试的结果进行分层。但模底和测试的内容、难易的程度、评分的标准、结果等，是否科学、客观，有没有参考价值，也就是说分层的标准是否科学，还有待于探究。其次，分层要考虑学生的“出口”与“进口”的对柔性衔接，“低进高出”虽然是努力方向，但不能成为评价教师的依据，否则会挫伤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动态管理问题。动态管理是对传统教务管理的挑战，学生不是在班主任的监控之下，尽管我们要求任课教师要管教管导，即使如此，课堂的不稳定因素仍存在。这就要求班主任、任课教师和教学部门思想要统一，做好管理与协调工作。

（三）学生的心理问题。分层对学生的心理冲击表现为“自卑”、“无面子”；或者“无所谓”态度，不配合教师做好分层教学工作。可见，事先要做好学生的工作并与班主任沟通。必要时还要和学生的家长取得联系，共同做好工作。

（四）工作责任心问题。分层教学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也给教学带来难度；部分教师还因为担心搞不好，最后搞得虎头蛇尾，难以收拾局面。因而有抵触情绪，不配合或者不热衷于做分层教学工作。所以笔者认为，分层教学最大的障碍之一首先是来自教师这一层，只有教师思想工作做好了，分层教学就是走出了成功的一半。

（五）教案问题。很多教师都习惯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一个教案用到底”，最多是做一些修修补补。但是分层教学对教师的教案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分层教学的要求，每次课教师都要对课堂的教学进行精心的设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选择恰当的方法和手段，了解学生的实际需求，关心他们的进步，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创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形成成功的激励机制，确保每一个学生都有所进步。很显然，如果再用一个教案，是不符合分层教学的要求的。

（六）对学生评价方法的问题。在不分层的情况下，教师的评价可以用百分制就可以简单地评价学生，学生的成绩的好坏、优劣都被框在统一的一个分数模式里。但是，实施分层教学之后，由于教师分别承担不同基础学生的教学任务，他们所接的班不同，达到的质量目标也应不同。如何评价也是一个值得探究问题。

六、结语

在当前教学中，可以说没有那种的教学模式是完美的，分层教学显然也不是。但作为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它带来的问题和挑战甚至比常规的教学形式还要多。可是在向课堂要素质、要效益方面，分层教学显然做出了一种大胆的、有益的、可贵的尝试，只要我们中职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分层教学，找出解决分层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的对策，中职文化基础课的分层教学的就会走出一片蓝天。

参考文献

1．严树林.分层教学理论与实践综述.

2．徐专平,孙玲.优化教学环节，实施“分层教学”.教育研究

3．蒋立耘.高中英语分层次教学探索与实践．

4．张宇.高中数学分层教学的实践与体会．

5．杨文尧.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分层教学的几种尝试．北京: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23)

6.付裕东.落实因材施教原则的最佳途径-分层次教学.中国教育品牌在线

文化基础论文篇（10）

教育理念是教育制度和教育水平的反映，教育制度和教育水平则是教育理念的产物。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老师，有什么样的老师也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教育的终极价值是使人成其为人，使人获得幸福。世界上人口再多，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这不仅因为每个人得到的遗传基因不同，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人有自主性。每个人生下来以后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走不同的道路，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性格、自己的能力，成为世界中有特点、不可重复的“唯一”。人生的路有千万条，学生的背景特性各不一样。在一个多元文化、强调个性发展的社会，我们只有树立差异性而不是同质性的教育理念，个人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教育也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三生教育”强调以学生需求为本，包容差异，尊重学生的多样性思维和实践探索，从而达到帮助他们完善生命、学会生存、快乐而积极生活的目的。因而，大胆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一切同类教育的成功经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理念，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可操作性。

(二)教师既是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

有人说:世界上最难做的事，就是能把别人的钱拿进来;把自己的思想送出去。丁远峙强调:“知识是没有谁能教会谁的，要真正掌握知识，将知识变成自己的财富，只能靠自己。教师的作用、书的作用只是将你领到一桌丰盛的宴席旁，告诉你这个菜如何好吃，如何有营养。但吃不吃最终还在于你自己”。［1］中国传统社会对教师的要求则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所强调的是教师要学识渊博，能传授知识并指点学生做人成才。教师被看成是知识的载体，是字典，是电脑，是无所不能的“圣人”。一般情况下，教师不会说错话，也不会写错别字，更不会有错误的认知行为。因此，如果老师在课堂上碰到一些实在回答不了的问题，只能用或者不得不用八面玲珑的外交辞令来巧妙搪塞。这样一来，便产生了许许多多不该有的负面效果。人类个体生命不同、生存条件有差异、生活方式多种多样，教育教学活动没有标准答案或唯一答案。“三生教育”课的老师既是教育者，同时也是受教育者。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成长的问题，教学相长在这里体现得最为突出。生命教育是最为个性化的教学，在生命存在的层面，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教学对象有多少，我们就有多少教育教学的方法与内容，这是其他课程不会有的现象。

(三)学校教育不等于就业教育

生命不是无价的，而是有价的。生命价值的大小在于每一个人的生命活动对自身、对社会的满足程度。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存在，使有限的生命发挥应有的价值。对于任何人来讲，自己的生命价值都是无限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生命价值具有终极性。人的生命必须受到普遍的无条件的保护和极端的尊重。由于社会竞争加剧和就业困难，导致学校教育越来越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凡与“升学”和“就业”无关的东西，学校可以不教，学生也可以不学，学生在学校里接受着机械的训练。这种把人当做像商品一样生产的工业化教育模式使受教育者越来越缺乏人文关怀、价值关怀和意义关怀，导致不少大学生的文化素质、道德品质、人格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中小学教育甚至大学教育已经成为“有计划，按比例”的应试教育，它不仅限制了学生也限制了老师的全部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可能性，以致形成“当代中国只有教育而没有教育家”。从养成教育的角度看，没用不等于没有价值。那些没用的东西，这正是我们内心所需要的。我们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不会觉得压抑，是因为那些合理的空间造就了建筑的美感，它让人心理得到不一样的感受，就像教堂的尖顶，让祈祷的人得到心灵的抚慰。今天的大学，学生过早地失去青春，过早地成人化，有的甚至在高中时就已经没有了青春，他们满脑子想着就业问题。而人们如果开始就奔向一个非常功利的目标，甚至没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整个人生路上就没有青春，没有童年。这正如易中天所说:现在上大学的人确实多了，但不等于读书的人多。上学是谋生，读书是谋心。

(四)学生不是考生，知识难以改变命运

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代教育实践共同的价值追求。而全面发展是以承认学生的差异和个性化发展为前提的。“三生教育”的目标在于使人们学会如何积极地应对人生过程及生死的挑战，学会尊重生命并理解生命的意义，进而培育人们对待自己、他人乃至一切生命体的责任感，以让人们从小知晓生命的可贵，懂得如何去创造人生的价值，从而获得身心健康，事业成功，生活幸福。长期以来，知识教育成了许多学校教育的核心任务，甚至是全部任务。许多教育工作者，甚至把教育混同于“训练”，认为创造性是可以教出来的，创造性思维是可以训练出来的。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考试只是知识接受程度的检验方式，知识只是改变命运的基础，只有素质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2］教育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使人的生命更有尊严、更有价值。教育的好坏，首先取决于对生命的正确理解。就轰动一时的马加爵事件，李开复这样阐释:马加爵不应该是一个邪恶的人，而是一个迷失方向、缺乏自信、性格封闭的孩子。他和很多大学生一样，迫切希望知道如何才能获得成功、自信和快乐。［3］在现代教育价值理念的回归和重塑中，计划经济体制残留下的教育遗产，已经到了需要清算和重新改造的时候。

(五)人才不能计划出来，“没有标准”就是标准

由于阅历不同，理解程度不同，学习的效果大不一样。同样是读一本社会科学的书，不同的经验背景，不同的知识准备，得到知识的差别也大不相同。［4］社会日益多元化，学生所面临的选择也应该日益多元化。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是忽视因材施教，使那些在某些方面有特殊才能的学生难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正如郎咸平指出:只要你是在内地的大学念完本科，就充分证明你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内地的教育制度培养解题高手，如无聊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它是浪费生命和扼杀创造力的源泉。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培养的是中国一群最优秀的解题高手，而不是真正的天才。［5］在英美等国家，有些课程的考试老师是不监考的。他们认为，学生考试如果答案相同或相似，可视为作弊;更没有要求学生考试作答要符合标准答案的规定。人的生命个体不同，考试答案怎么会相同或相似呢?而我们却这样认定，如果答案不符合标准或要点，就不能算是正确。对于学校的管理我们也常常以学生为“假想敌”，各种规章制度往往以限制学生个性发展为内容，不允许学生做这做那，想方设法把学生打造成千人一面的共同体。人的生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不可替代性。生命之间是无法比较的，不能说这个生命重要，那个生命不重要。孔子之所以成为教育家，就在于因材施教。如果套用现行标准，孔子从事教育，可谓没有教学大纲，没有统一考试，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终其一生，也没有学术专著或长达多少万字的学术论文。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是什么获得立项资助的课题。我们不应该把手段当目的，把本应属于社会和市场的评价体系及功能不切实际地揽在自己身上。中国教育正在逐渐本末倒置，丢弃了“传道”的首要功能，而越来越把为就业而“授业”放到了第一位。至于文化传承、心智教化、创新能力这个教育的本义，统统变成了辅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

二、“三生教育”制度建设的文化基础

(一)人是所有事物发展的中心，也是制度建设的中心

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始终是他们出生以前和降生以后的周围环境的产物。人是所有价值的中心。在教育实践中，以人为本就是要着眼于充分调动各类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让他们在学到知识的同时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在我国，人们相信人在智力上是平等的。每个人只要后天努力，都能做科学家、思想家或政治家。事实上，每个人的智商和潜能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智商，因而有不同的潜能。因此，不因人施教，而片面强调“只要勤奋就能成才”的教育理念，是对学生的一种误导。而这一切，又与学校教育的行政评估以及其行政运作有关。一个学校社会地位的高低，先进单位和个人的评比，职称的评定乃至奖金的发放，都离不开“升学率”这杆标尺。而社会上片面、甚至错误地要求所谓的高学历，又迫使学校盲目追求高升学率，教师为应付考试在课堂上拼命辅导，学生为应付考试夜以继日地死记硬背。这种教育教学方法，颠倒了教学的真正目的，并且使人才选拔的成本逐步上升。“标准化”毁灭了市场经济对学生需求的差异性和特质性，扼杀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创新源泉。钱学森坦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的问题。［6］美国教育体制很重视对生命个体的尊重。美国没有全国材，它的教材是五花八门的，也没有一个无所不管的教育部。每个美国大学都各有特色，各有专长领域，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万紫千红。而我国千百万中学生每年都读一样的课文，做一样的数学题，做着一样的物理化学实验，写作文也要求一样的格式，高考时做一样的试题。这是一种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我们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7］实施“三生教育”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做到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发展，把教育和人的自由、尊严、幸福、终极价值紧密联系起来，使“三生教育”真正成为发展人的教育。

(二)法治是制度建设的灵魂

法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于法律的尊重，而法律其实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伦理的底线。法律只有内化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再仅仅作为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自觉，法律才能得以坚守。郎咸平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盖几栋高楼大厦，也不是你看到的硬件设施。你的软件有没有体现出来?你的管理怎样?管理的灵魂是什么?无疑是法制化建设。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法守法，这才是未来社会发展成功的关键。［5］任何社会的经济秩序都是靠法律约束出来的，而不是靠甜言蜜语的道德说教劝导出来的。人的道德，常常会受到诱惑，要是有致命的诱惑向某个人的命门发起攻击，往往容易使人丧失最起码的道德。郎平在担任美国排球队主教练时，美国排球协会主席告诉她:“不能像训练中国队一样长时间地训练美国队员，因为美国的劳工法不允许进行长时间的训练”。在美国打排球，是家长出钱自己培养运动员，所以她们没有约束，愿打就打，不愿打就不打。对她们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不一定是排球，有时家庭责任意识比国家荣誉更重要。所以，每次比赛前，都有队员因各种原因而离队。在德国，法律对孩子做家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如孩子必须帮助父母做家务，并规定了不同年龄段孩子需要完成的家务量。这样的规定看来近乎残酷，但孩子成人之后方感到这种磨炼增长了才干，锻炼了意志，一辈子受用无穷。因此，鉴借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要通过立法规范学校和学生的行为，以明确学生应尽的义务，并保护学生应有的合法权益。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72年颁布的《家庭权利和隐私法》，就规定了对学生的成绩和各种在校学习、生活记录的保密，严格限制对学生成绩档案的随意查看，不经家长和授课教师许可，其他任何人不得获得这些记录的内容。［8］

(三)市场是制度建设的方向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优势是最大优势，人才开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然而要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开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就必须实现人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使人才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商品、一种资本，并根据自己的才能推销自己，而不是让人才等着组织去发现、被使用。优秀人才成长的历史表明，人才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不断通过市场选择、优胜劣汰产生的。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培养人才，必然导致我们可以组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拥有世界上研究生人数最多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因实施大规模的机器化“生产”，终将造就不出原西南联大那样众多的顶尖级人才。与计划经济不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对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主要表现在人、财、物的有效利用上，尤其是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人才能否脱颖而出，固然与人才自身的勤奋或天赋有关，但人才成长是否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发展环境，却直接关系到人力资源的教育、使用和评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