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合法化论文篇（1）

一、中缅金融合作国外研究评述

国外关于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相关研究文献几乎没有，国外对缅相关文献只是涉及到缅甸金融现状，缅甸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合作，而对中缅双边金融合作几乎没有文献涉及到。

在有限的文献里面，对缅甸的金融研究只是局限在缅甸金融体系现状的梳理和介绍范围内。具有国外学者对缅甸金融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马里兰大学Reinhart（2011）教授做的关于缅甸汇率史方面的研究，Reinhart梳理了缅甸的汇率史，具体从1937年英国殖民时期盯住英镑的汇率制度到2011年的双重的汇率制度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其中缅甸汇率制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盯住美元，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二、中缅金融合作国内研究评述

国内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的研究相比国外丰富得多，主要集中在双边金融合作理论方面，主要从区域理论、基础条件、合作方式、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方面展开。对中缅金融合作概况得比较准确的是丁文丽，其在金融合作的定义、非对称性、国际关系、基础动力等方面进行了展开，贺圣达和段万春也对中缅金融合作动力和障碍做了具体补充。刘红忠和何帆在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基础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包括合作开发性金融合作方式的创新与金融监管、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

在中缅金融合作中研究中，丁文丽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她在金融合作理论和中缅金融合作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尝试，并梳理了相关金融合作理论。关于国际金融合作方面，丁文丽（2009）认为国际金融合作是指个人、企业和政府及其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政策的相互调整。关于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划分方面，丁文丽（2009）把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国际关系学者的观点，另一类是国际学者的观点。国际关系学者把国际关系理论划分为三大流派：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丁文丽也对三个理论流派做了梳理：现实主义认为合作的前提是霸权国的存在及其合作的意愿；制度主义者认为合作可以通过制度培育起来，即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实际的合作常常比潜在的合作要少；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之间既可以是合作，也可以是冲突，关键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他们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学者对国际金融合作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国际货币合作，并用最优货币区理论（0CA）来解释国际货币合作，传统的OCA标准有：开放度、劳动力流动、财政缓冲器、冲击的对称性、接受邻国政策的政治意愿。在推进金融合作方面，丁文丽（2006）认为共同的政治愿望和共同的利益是推进次区域金融合作的核心因素。其次，其认为区域金融稳定机制，金融机构的合作，信息交流、共享和披露机制是区域金融合作的保障机制。在中缅金融合作方面，丁文丽（2006）做了突破性探索，把中缅金融合作跟传统的金融合作做了比较，中缅金融合作属于非对称性合作。并拓展了国际金融合作理论，把国际金融合作由对称性的合作拓展到非对称性的国际金融合作。并对非对称性做了划分，主要有国家实力的非对称性（大国与小国的合作）、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对称性（较发达与较不发达的合作）、社会制度的差异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经济体制的差异性（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合作）、信息的不对称性。在金融合作条件方面，丁文丽（2007）在研究大湄公河次区域金融合作基础条件中，分别从经济一体化程度、经济的开放度、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程度、要素的流动性、汇率政策的协调性进行了分析。基于此，双边金融合作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

关于中缅金融合作属性方面，中缅金融合作属于国际金融金融合作，对于国际金融合作定义方面，赵长峰（2006）认为国际金融合作是指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家以及各国家之间，通过相互间的信息交流、磋商与协调，在金融政策、金融行动等方面采取共同步骤和措施，达到减少金融体系风险、防止金融问题累积以破坏宏观经济效率、保护消费者、培育金融市场的有效机能以及预防犯罪分子和滥用金融体系的目的。这个定义跟丁文丽关于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定义相比显得更为宏观，概况性更强，但是缺乏丁文丽相对关注的微观性，操作性欠佳。

卢鹏（2009）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金融一体化程度极大地制约了区域金融、双边金融合作的发展。其从区域一体化程度、区域相似性、区域对称性、利率相关线、协整检验、基于VAR的利率评价、欧拉方程法等方面论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对整个区域金融合作的影响。

在中缅金融合作动力与基础分析中，贺圣达（2005）分析了中缅地理上的邻近和传统的友好关系为两国经济金融合作提供大环境，认为经济上的互补和经济合作的互需是中缅双方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动力。中缅金融合作障碍方面，吴萍，段万春（2008）对中缅边贸货币兑换障碍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从整个GMS国家贸易框架下进行，认为在中缅两国在货币兑换中缅甸的金融和外汇管制是导致货币货币兑换障碍的主要原因。针对中缅金融合作现状，作者提出在克服政策支持障碍建议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出口核销管理法规、边贸结算法规、人民币出入境管理方法、非居民人民币账户管理方法、出口退税政策等跨越障碍；其次克服执行机构障碍方面，可以通过拓展国内商业银行积极向境外拓展业务，同时政府应对边境地区的商业银行给予支持；在结算体系障碍突破方面，扩大“河口模式”应用范围。

在合作方式创新中，何帆，徐奇渊，徐秀军（2011）认为中缅两国国际关系较好，但是缅甸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落后，两国在合作时可以采取开发性金融的合作方式，缅甸实行经济特区，通过开发性金融投资合作。其次，汪魏（2011）在探讨亚洲金融合作方式的框架中，提出可从着力打造亚洲金融峰会平台，改善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不断扩大亚洲国家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规模，继续完善区域外汇储备库有效运行机制，推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汇率合作等方面入手。在此框架下双边金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双边金融合作基于此展开。

三、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的简要评述

国外学者对缅甸金融和中缅金融合作的研究，关乎缅甸金融方面都只侧重于缅甸金融具体的某一个方面的研究，而没有对中缅金融合作做了相关研究。国内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研究方面，几乎没有学者对中缅金融合作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都是只对中缅金融合作中相关问题进行局部研究。尽管国内学者对中缅金融合作没有进行系统研究，但一大部分国内学者也尽力相关努力，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833/8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15-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十八大”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是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距，而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乃是基本前提。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一般包含在区域金融差异研究之中。宋宏谋等以农村信用社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1979～200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1]；伍艳等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供给的区域布局不均衡[2]；黎翠梅分析我国在农村金融相关率方面区域差异明显，且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高新才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

瑞托斯·劳拉詹南（2001）提出了金融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概念[5]。随着金融地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尝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中，如田霖（2005）将各种金融地理因素一起纳入实证分析，认为经济、科技、文化、开放、基础设施、劳动力等金融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有显著影响[6]；卢佳、金雪军（2007）实证表明：地理位置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发展均有显著影响[7]。但目前国内从金融地理学角度研究农村金融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试图将金融地理学理论创新性地运用于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之中。假定各金融地理因素均对农村金融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同，并运用模糊曲线法考察各金融地理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以期拓宽金融地理学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应用领域，为国家实施惠农政策、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提供理论指导。

二、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考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前提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不多，本文借鉴区域金融研究中指标构建思路[6-8]，进行一定调整和整合，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环境四个方面来构建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量化的各省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我国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是合作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相互依存，面向“三农”的协同过程[9]。下面选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农村地区金融数据。为了使数据平稳可靠，取2006～2010年的平均值作为基础数据。

（三）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利用因子得分可以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①。

2.模糊曲线法。

金融地理贡献因子和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形式，模糊曲线法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就能识别最有效的输入变量，比较适合解决金融地理因子的贡献程度问题②。

本文综合考虑特征根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大于85%两个标准来提取因子，由表2可以看出，前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即前五个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90%左右的方差，已经包含了14个统计指标绝大部分的信息。

由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知，公因子

f1在网点分布密度、金融从业、人均存款、人均贷款的载荷值较大，可代表农村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公因子f2在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化率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结构；公因子f3在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gdp、农村财政支出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环境；公因子f4在贷款增长率、存款增长率载荷值较大，代表金融增长潜力；公因子f5在存贷比、贷款产出率和储蓄动员率有较大载荷值，代表农村金融效率。综合得分f=（43.351f1+15.954f2+14.059f3+10.197f4+7.144f5）/90.706。由此，可以计算出各省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见表3）。（二）因子分析结果

从表3可以看到，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前10名的除了内蒙古和四川以外都是东部沿海的省份，内蒙古由于在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和金融增长潜力方面表现突出，使得它的综合得分较高，排名第三位。四川省在农村金融环境和金融增长潜力排名较好，综合水平超出西部其他省份，排在第十位；河北、福建、海南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现象尤为突出，排在第30位；中部地区的江西、山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低，均排在后10名；西部地区的陕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好，排在18位。可见我国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在各省之间存在差异，且和东中西部行政区域划分不尽相同。 　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金融地理因素分析

（一）金融地理因子的选取与计算

为了更好地解释各省（区/市）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依据金融地理学理论，引入经济、环境、设施、劳动、文化、科技、开放、聚集八大金融地理学因子作为解释性指标（见表4）。环境因子包括了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区位。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原料和能量的来源，农业生产尤其依赖阳光、温度、降水等自然条件，故以基础能源资源储量、受灾面积代表自然条件。从地理区位上看，距东部海岸远近是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区位因素，与我国降水量分布规律大致相同，故以年均降水量代表各省农村的地理区位。而所在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能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所在地区经济实力，能代表经济区位。

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为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和，它能直接间接作用于农村经济，用发电装机容量、人均拥有机械动力、公路里程数来衡量农村设施因子。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低也是农村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用农村就业率、农村金融从业比重、劳动力文化水平来衡量。

文化观念是包括风俗、习惯、禁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和谐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增进农村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农村互助金融的发展。选取农村文化站数量和农村文教娱乐支出比重来衡量文化因子。

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选取农村固定投资投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科学研究数量以及各省技术成交量来衡量科技因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使得对外开放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影响较大，国内很多学者均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开放对我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有显著影响，选取农村进出口额和农村外商投资总额来衡量开放因子。

另外，借鉴田霖（2005）博士论文中聚集力指标，将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作为聚集因子来考察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结构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

（二）各因子的贡献程度

根据模糊曲线原理以及运用matlab编程计算③，输入各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就可以得出每个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见表6）。表中显示：各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均产生正向贡献，依其重要程度依次为科技因子、经济因子、文化因子、设施因子、开放因子、环境因子、劳动因子、聚集因子。

科技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为0.3863，在所有因子中贡献程度最大，说明农村科技水平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子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因素，其贡献程度为0.2115，排名第二位。文化因子贡献程度达到0.178，排名第三位，说明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设施因子、开放因子和环境因子的贡献程度比较相近，均在0.16左右，说明这三个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重要程度相近。聚集因子的贡

程度只有0.08，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作用较小，人口密度和产业集中度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影响不大。

五、相关政策建议

缩小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扶贫功能，帮助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根据金融地理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依靠的是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协同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各地农村中除经济以外的科技、文化、设施、地理环境、劳动力等影响因素，要依据客观规律和各地自身情况，抓住关键金融发展因子。

1.继续贯彻“科技兴农”方针，深化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增加对农村信息、计算机和科研的资金投入，促进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提高农村金融有机构成，从而发挥科技与农村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作用，提高农村金融的发展实力。

2.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培育良好信用环境。增设农村文化站点，丰富农民精神生活，增强农民间情感交流和沟通，增进社会信任，提高守法意识、信用意识，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3.顺应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夯实农村经济基础。政府应抓好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构建和完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制度框架，夯实农村经济基础。

4.适当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拓宽农民创业融资渠道。政府应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融资指导服务；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杠杠效应。

注释：

①本文建立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指标数量较多，且指标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使用因子分析法比较合适。

参考文献：

[1]宋宏谋，陈鸿泉，刘勇.中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程度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2，（8）：111-119.

[2]伍艳，余兼胜.中国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j].农村经济，2009，（1）：63-66.

[3]黎翠梅，伍蔷薇.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比较分析[j].财经论丛，2010，（11）：42-49.

[4]高才新，李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政策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8，（3）：45-48.

[5]劳拉詹南.金融地理学金融家的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田霖.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差异比较与模糊曲线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5，（6）：8-15.

[7]卢佳，金雪军.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地理环境与经济政策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4）：7-9.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3）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7－0011－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理论的支持，农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农村金融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理论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供给的意义特别重要。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已有了巨大变化。然而农村地区自然禀赋差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层次不一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日趋突出，农村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临诸多难题，这使得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将从方法论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以期对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准备。

二、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传统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原有体制下激励约束机制不足的缺陷，使得濒临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了困境，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得以重新建立，农村金融有了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围绕着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为农村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一时期传统的金融理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既定的理论约束下，政策报告式的研究方法即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逻辑思维成为主流模式，众多的研究是为政府实现特定的目标而直接投放信贷的方式干预农村金融提供政策建议。这种方法通常只追求旨在农产品增加的短期目标而忽视农村收入的可持续性增长，并且仅仅强调信贷投放而忽视储蓄动员和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建设[1]。总结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传统方法的效果总体上都不好，最多是效果一般，其结论是基于如下三个标准作出的：（1）传统战略如瞄准问题和补贴在解决问题上是否成功；（2）传统方法的成本效率分析；（3）在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方面是否成功[2]。

三、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转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开始逐步与世界主流经济学接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逐步主导着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流行，对中国当时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起到相当大的启示和引导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金融提供了理论框架支持。自此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不囿于农村金融内部，开始在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农村金融，大量文献集中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结构与功能、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农村金融研究目标不仅仅在于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弄清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必然联系以及内在机理。一些文献基于中国农村地区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回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方向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东部地区也仅仅只有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与其相反的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根据帕特里克的两种金融发展模式“供给引导式”和“需求追随式”，一些研究也认为，原有向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注资的“供给主导”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很好作用，因此在中国今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应该转换思路，按照“需求追随’模式，有的放矢地促进农村金融增长[3]。

也有学者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两个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状况作出全面的分析。一是依照金融发展理论所提供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和M2/GDP），从宏观层面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出这两个指标绝对值在中国农村并不大，但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过由于这两个指标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所具有的缺陷，对由这两个指标所获得的结论应持谨慎态度。如果以L/GDP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如FIR和M2/GDP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其明显的趋势。二是设计一些指标（如金融资产与纯收入之比及其行社贷款与纯收入之比）从农户层面来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其分析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户经济生活中货币化程度增加；另一方面农户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不过农户可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融得资金从而使流动性约束得到部分缓解。也有文献依据戈德斯密斯 (Godsmith 1969)金融结构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农村的金融结构状况[4]。

上述研究文献基本都遵循着戈德斯密斯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研究思路，通过一系列数量指标从金融结构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给予衡量，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量化分析。较之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具有逻辑更为严密，路径更为深入，结论更为精确的优势。然而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该研究方法只是指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计量上的因果关系，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影响的渠道或环节在理论上依然是不清楚的，而且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未必能够准确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二）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一反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偏重实物要素而忽视金融要素的研究方法，转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其理论政策含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沿着相同的思路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一些文献从农业的自然属性、农户的生存与发展特点出发来阐述需求型的金融抑制，解释了现象背后农户和农村企业信贷需求总量变化以及层次分布。也有文献是建立在对农村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从农户和农村企业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有限，融通资金渠道单一等方面来阐述供给型金融抑制。在阐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资金为何供给不足的原因解释方面，指出金融制度、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是主要因素。供给型金融抑制的研究角度往往倾向于存量的修正，而需求型金融抑制视角则侧重于长远，注重增量的发展动态。上述研究文献禀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将视角投向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及其原因，其结论要深刻得多。这些文献的论证逻辑基本遵从现象原因这一思路，采用对大量农村地区抽样调查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当然这些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层面和视角上的局限，如基于需求视角是否存在其他复杂的需求制约因素？以及连带出农村金融主体的金融需求结构与其他各项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分析等方面还存在研究上的空白。就其方法论来说，有些文献缺乏研究的规范性。

从金融功能论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与经济关系作出客观的描述，被一些中国学者所运用，其中较为普遍的研究采用一种叫做机构分析法，简称为机构观。具体表现为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研究思路。以此思路，农村金融要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必须在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框架下进行，根据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走上了一条“机构路径”。长期以来注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而忽视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和农村金融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为此，另有一些学者提出，应以功能观来重新认识农村金融经济的关系，以此指导中国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更好促进农村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功能观是从系统的功能出发，然后探究需要何种结构来实现这些功能，它遵循的是功能、结构思维方法。其实质是从金融所处的系统环境和经济目标出发，考察金融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成本――收益原则，选择能满足系统环境对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态和功能实现机制，由此对系统进行结构优化，其遵循的是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5]。功能观的研究范式为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思路，扭转了一直以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与实践忽视农村金融体系功能问题的倾向，也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三）农村金融制度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对传统发展经济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发展经济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国内一些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采用历史演绎从制度层面上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逻辑，以及从实际经验数据来分析这种演进背后的悖论和缺陷。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历史变迁的特点是，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这种以扼杀农村经济组织自发行为为代价的外生性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悖，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农村金融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经济总量的增长[6]。这些研究文献突破了将农村金融制度视为既定不变的外生变量传统研究方式的束缚，弥补了排除制度作用和制度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的传统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上的不足。然而这种研究方式阐明的只是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历史演变的逻辑，却无法说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有的逻辑。

（四）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取向一直是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关注的，究竟是以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众多文献争论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合作制为主导；另一种观点是商业化取向，甚至放弃合作制；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应共同发展。各种文献的观点之所以出现差异，从理论本源来说，关键在于其研究者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判断的差异。按照“理性小农”命题(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换句话说，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按照“道义小农”命题(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是生存取向的，不会冒险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农村地区商业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当的。但无论从“理性经济小农”视角还是从“道义小农”视角来考察中国农村经济，得出的结论都难免简单化，中国小农经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值得进一步讨论[7]。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持商业化取向或合作制主导观点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采用理论演绎的三段论形式来得出各自的结论。理论前提承认合作制金融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而商业金融活动所具备的条件是农村市场经济，商业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农经济化条件下的金融服务，进而从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的描述中获得理论推理的依据。这些研究文献论证形式缜密严谨，其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问题在于，缺乏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严格的实证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没有哪一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五）农村非正规金融

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其二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1) 从中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与其资金的非生产性需求两者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出发，通过案例研究表明非生产性资金缺口和农贷需求不能指望由正规的或商业性的金融来满足。(2)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中国城乡的特殊结构与联系相关性入手，认为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特别是在转轨经济中，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3)从农村金融供给的角度，认为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给。(4)从金融政策的根源来看，由于贷款管理的落后和贷款配给的错误，扭曲了农村正规金融资源的配置，收入较低农户的信贷需求仍然要通过非正规金融得以满足。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不少学者以农村民间金融为例，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把民间信贷利率部分地视为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有文献认为，民间信用利率决定于资金供求状况、借贷者亲疏关系、期限长短、淡旺季节等因素，因而利率档期分明。 也有文献依据修正的Stiglitz-Weiss信贷配给模型来揭示出民间金融各种利率形式的机理和长期并存的原因。

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研究方法从案例分析到规范论证呈现多样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非正规金融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视角的多元化固然可以使问题的认识较为全面，但多种结论的差异将使得理论研究失去了实践意义，另外案例研究中样本选取的不同将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度。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理论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各种理论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局限。不仅如此，无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识别，金融抑制理论对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区分，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的争论，还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分析只是农村金融的一个方面，各种研究思想和方法忽视了农村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及系统内外存在的复杂联系，这也是导致各种理论研究与实际脱节的重要缘由。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依赖某个理论。综合各种理论研究的优势，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之中，通过对农村金融系统内外复杂联系的研究寻找改革途径将是未来农村金融研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周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基于“三农”视角的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229.

[2]雅荣,本杰明,皮普雷克.农村金融问题、设计和最佳做法[M].北京:中国农村金融研讨会阅读材料,2002,(9):23.

[3]焦兵.东、西部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研究[J].统计与决策(理论版),2007,(1):70-72.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其金融结构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11):36-41.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4）

一、金融数学相关理论

（一）投资组合理论

该理论是于1952年由马尔柯维茨提出的，其主要通过利用方差来对投资组合风险进行计算，即投资组合理论主要是指在特别时间内的方差最小点与最大点之间集合，同时指明当无差异曲线能够与某投资组合有效边界发生相切时，那么其选择的投资组合决策为最佳，反之，则最差。

（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该理论是由著名专家学者夏普、林特纳以及默顿经过多年探讨所得，其主要以投资组合理论为根本，研究和提出证券投资回报率与投资风险之间存在必然关联，进而根据研究分析提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当投资者在证券交易市场上选择适合的股票时，其所选择的股票应能够通过相关理论分析所得函数与证券走向线相切，而所得相关切点值和市场线中的斜率是取得最佳资本资产定价的重点，也是资本资产定价的核心。通过金融产品选择对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应用，使其能够在证券选择、投资估算、资本预算以及投资风险分析等方面都有显著成效。

（三）B-S期权定价公式

B-S期权定价公式是在1973年由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提出的，其通过多经研究与努力证明了期权的合理价格并不依赖于投资者喜好，且与当前值和未来预测相关，并根据研究总结提出能够计算期权定价具体公式，称其为B-S公式。B-S公式的提出为期权风险管理和套期保值发展提供了依据，并由于该理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其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证券产品开发与定价。与此同时，著名专家默顿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股票支付红利期权定价公式和看涨期权、看跌期权的定价公式。

二、金融数学理论研究在我国的新进展

（一）随机最优控制理论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各国为了更好的解决和优化金融产品可能带来的相关随机问题，进而将随机最优控制理论应用于其中，且通过利用测度理论和泛函分析方法概括得出随机最优控制理论。直至上世纪70年代时，通过对该理论的应用和分析发现其是连续时间内解决最优投资问题的重点内容。因此，在随后的应用中对其进行深化的研究，并发现其在假设连续型交易条件下会随着交易的变化而发生连续变化，这是其在实际环境中进行证券投资的典型差别。同时，为了能够更好的弱化连续变化下最优控制理论存在的相关问题，致使随机最优控制理论产生。我国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专家彭实戈经过不断研究，使得我国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二）鞅理论

当前世界各国在金融理论方面研究和应用都以鞅方法定价理论为基础。鞅理论提出在证券金融市场有效假设的条件下，证券价格等价于一个随机鞅过程。同时，各专业学者在以等价鞅测度概念为前提条件下，制定了一套用于解决金融衍生产品定价问题的方法，有效规范了金融市场的定价计算和良行运作。我国郭文旌等著名专家也对鞅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最优停时理论

最优停时理论是概率理论中应用性较强的内容。随着该理论在概率方面的广泛应用，我国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投入其中，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应用，加快了我国金融行业和产品的发展与完善。通过合理化应用和分析最优停时理论，有效解决了由固定交易费用证券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相关问题，概括归纳出投资决策简化算法，同时将最优停时理论与投资组合等理论相结合，优化理论理念，简化方式方法。

三、金融数学的发展存在问题及展望

（一）金融数学新问题

金融数学模型建立在以假设为根本的前提条件之下，而这些前提条件可能与当前实际情况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同和不合理现象，因此，这些假设前提的存在就变得极不合理，并且需要通过利用金融数学理论方面内容对其进行完善和优化。由于各国金融背景和经济形势都明显不同，其普遍根据自身国家的金融情况来明确金融模型和方式方法。同时，即使这些假设条件能够与实际相符合，顺应各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其金融产品和社会需求也随之创新和变化，进而所出现的问题也各有差异，金融理论和数学方面出现的问题也越多。

（二）明确实证研究方向

实证研究主要强调数据的重要性和真实有效性，即所选择数据应由金融市场现实数据信息所得，通过金融类型建立有效的金融数学模型，以该模型为分析基础，总结得出相关数据信息存在的规律性，最后对所得数据信息与现实数据进行比较。假如数据并非金融市场中实际存在的数据信息，仅仅是根据研究人员专业角度出发，根据其专业经验来确定数据信息内容，或者根据研究人员逻辑推理所得，而这些数据分析难以准确地、客观地揭示出金融市场真实发展规律。

（三）金融数学研究展望

当前金融系统普遍由多元化、不确定性等多元素构成，因此，其对金融数学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当前金融市场行业发展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一方面，金融市场出现突发事件、信息不对称、波动等情况都要通过利用金融数学来解决。金融市场上的波动情况主要是体现在随机方面，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则能够有效解决波动现象。除此之外，随机最优控制和随机微分方程这些方式也在不同的金融领域中被广泛推广和应用。另一方面，突变理论和冲击理论也同样应用于金融行业之中。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人们难以通过数学理论来对其进行处理，但一些对策理论能够很好的与金融行业应用相结合，比如：统计学和计算机学已在金融数学中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从此可以发现，金融数学的全方位研究和应用能够更快的推进国家经济形势发展以及创新金融产品类型。

四、结束语

在当前的金融理论和金融实践过程中，金融数学并不是万能的，但其又是必不可少的。随着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金融数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把金融数学研究和金融管理发展作为当前国家大事、要事来抓，我们坚信其一定会在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中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3-0051-03

一、研究的背景

我国虽尚无明显的金融危机发生，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且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时期，内外因素使我国金融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所以，研究金融安全问题尤其是研究如何有效测度或评价我国金融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金融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融脆弱及金融危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早期，Irving Fisher(1933)、Kingdleberger(1978)等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来研究金融安全问题，Diamond and Dybvig(1983)利用博弈模型对金融安全机理进行探讨的“金融挤兑论”，Mishkin(1991)提出的“不均衡信息论”等。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也被放到了宏观经济政策，如对外借款、过度借债、隐性担保、存款保险、贷款竞争等方面，从不同方面解释了金融安全问题。在实证计量方面，现有文献基本上是以预测为主，对金融安全测度预警的研究多以严谨的计量方法进行，如：FR概率回归模型、KLR信号监测模型、、STV横截面回归模型、DCSD预警模型等。但是，大多数研究文献认为金融脆弱性或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是线性且连续的，其研究的出发点是传统经济理论，而传统经济学是在静态均衡理论基础上以统计和线性化方法为主要手段建立起的理论体系，在现阶段无论是从自身的发展方面，还是在指导经济实践方面，都碰到了一系列悖论和难题，这一现象在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让我们不得不考虑非线性科学。金融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其运行状态具有高度的动态性、明显的非线性。

因而要对金融体系安全性进行综合评价，就必须建立一个非线性综合评价模型，突变理论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方法。Thomas Ho and Anthony Saunders(1980)曾描述了银行系统的突变性失败，沿着这一思路，本文运用突变理论构建金融安全的综合评价模型，探讨突变理论在金融安全分析评价中的应用。[1]

二、金融安全突变模型综合评价及模型构建

(一)突变模型基本原理

突变理论主要研究动态系统在连续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不连续突然变化现象及其与连续变化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临界点之间的相互转化来分析系统的过程特征。最常用的初等突变模型为：尖点突变f(x)=x4+αx2+bx；燕尾突变f(x)=x5+αx3+bx2+cx；蝴蝶突变f(x)=x6+αx4+bx3+cx2+dx。其中，f(x)表示一个系统的状态变量x的势函数，状态变量x的系数a、b、c、d表示该状态变量的控制变量。对于势函数f(x)，由f＇＇(x)=0和f＇＇(x)=0可得到由状态变量表示的反映状态变量与各控制变量间关系的分解形式的分歧方程。把突变模型的分歧集方程加以推导引申，便得出“归一公式”。这是利用突变理论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的基本运算公式，将系统内部各控制变量不同的质态归一化为可比较的同一种质态，即转化为状态变量表示的质态，从而对系统进行量化递归运算，求出表征系统状态的系统总突变隶属函数值，以此作为综合评价的依据。[2]上述三种突变模型的归一公式与系统示意如图1，一般将主要控制变量写在前面，次要控制变量写在后面。

图1 常用突变模型的系统示意图

(二)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的基本步骤

金融安全评价的基本步骤如下：(1)按系统的内在作用机理，将金融体系分解为若干指标组成的多层系统。(2)对各时期的底层指标进行原始数据规格化，即转化为[0，1]之间的无量纲数值，得到初始的模糊隶属函数值。(3)利用归一公式进行量化递归运算。(4)根据“互补”与“非互补”原则，求取总突变隶属函数值，即金融安全度。“互补”原则是指系统诸控制变量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作用时，应取诸控制变量相应的突变级数值的均值作为金融安全性总突变隶属函数值。相反，“非互补”原则就取诸控制变量相应的突变级数值中的最小值作为金融稳定性突变总隶属函数值。(5)重复(1)到(4)的步骤，对系统不同时期的金融安全度进行跟踪评价。(6)分析评价结果：金融系统安全度越高，则脆弱度越低。安全度为0表示金融体系极其脆弱，随时会发生金融危机；安全度为1表示金融安全性最优，几乎无脆弱性，是一个理想的绝对稳定、优化的金融体系。计算出的稳定度将在0到1之间变化，越接近1表示金融体系安全度越高。

在运用指标来测度银行体系安全性状况时，科学的核心指标和综合指标的选择和设计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本文认为，金融脆弱的产生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这种不稳定的经济运行体系在一定因素的影响下常常会剧烈地震荡。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经济、社会的复合系统，金融安全是金融与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均衡结果。因此，金融安全评价是对该复合系统的综合评价。

(三)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一套金融安全性的分析指标体系，应该满足如下一些基本条件。第一，须灵敏度高，要求指标值的细微变化就能敏感地反映金融形势的变化，反过来，金融形势的细微变化也能通过这些指标及时地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指标体系的设置要以金融活动为中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标数量的大量性。第二，要求所选择和确定的指标体系对金融形势的变化情况能够迅速及时反应，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预警性。第三，指标系统要具有多元性，能综合反映金融活动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的实际情况；要逻辑性强，各个指标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客观全面地反映金融形势的变化情况。第四，要求各个指标都能搜集到相对准确、可靠的指标值，也就是说指标要操作性强。

本文借鉴国外学者对金融脆弱性理论研究的结论，[3][4]以及国内学者的设计，[5][6]并参考实证研究时选取指标过程中的共同经验和成果，[7]结合我国现实国情，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将金融安全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造如下：

表1 多层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三、我国金融体系安全综合评价

本文选取我国1993-2005年间13组数据来综合分析金融体系的安全度。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月报、国际金融统计等资料，并根据指标所需进行了计算得到指标数据。

(一)指标数据规格化处理

根据金融安全综合评价的基本步骤，首先将获得的各时期的底层指标进行规格化，即按

进行标准化处理为[0，1]之间的无量纲数值。其中，i=1，2，3...18为指标数，j=1，2，3...13为评价对象数。

表2 规格化处理后的指标数据

注： u13中消费指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和；u213根据我国利率变动时间进行了加权处理，且消除了通货膨胀影响；u232用深圳股票市场的平均市盈率代替；u233用深证综指波动率代替。

(二)指标突变级数计算及金融安全度的确定

本文将XU定义金融安全度。利用上述方法得到我国1993-2005各年份的金融脆弱度Ff，如表3所示：

表3 基于突变模型的金融安全度 (1993-2005)

根据表3结果，可以得到1993、1996、1999、2001年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度较低。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比如：1993年开始，我国进入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国民经济秩序全面失调，金融秩序紊乱，当年信贷增长率达43.2%，投资增长达61.78%，通货膨胀率达15%以上，金融系统极度脆弱，相应的其后两年金融体系也体现了较为脆弱的一面。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自2001年以后，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逐年增强，金融安全度呈上升趋势，2005年已达到较稳定的状态。

四、结论

本文将突变理论初步应用于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分析及综合评价中，结果表明，此方法在金融安全研究中的应用是合理可行的，能较准确地量化金融体系的安全程度。突变理论综合评价法可以将金融系统内的各变量不同质态化为统一质态，模型中因素重要性的确定量化是根据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归一公式中进行的，计算公式与步骤简单明了。但是，在综合评价中要对金融体系的情况进行指标体系的分解并对同层次指标的重要性排序，就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分解层数的多少、同层次指标相互间的重要性判断都会对最终的评价结果产生影响，这是要加以注意并值得深入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Thomas Ho，Anthony Saunders：“A Catastrophe Model of Bank Failure”，Journal of Finance Vol. 35，No. 5 Dec.1980.

[2 姜璐，于连宇.初等突变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2，(10).

[3] Graciela L.Kaminsky， Saul Lizondo and Carmen Reinhart “Leading Indicators of Currency Crisis”，IMF Staff Papers，Vol.45，No.1，March 1997.

[4] Demirgüc-Kunt，A. and E. Detragiache：“Monitoring Banking Sector Fragility：A Multivariate Logit Approach”，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4No.2，March 1999.

[5] 吴航.试论我国金融危机预警系统指标体系的建立[J].上海金融，2000，(1).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6）

（字数6000字左右）

一、装订顺序

封面、中文摘要（关键词）、外文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参考文献

二、封面格式（参照范文）：

（1）所在学院为：继教（公开）学院

（2）专业为：本科专业及年级，如：2009级金融管理

（3）姓名、准考证号码必须准确，指导老师填老师的全名，职称要准确；

（4）学号：即准考证号。

三、页码设置

1、正文之前，包括中英文摘要、关键词、目录，页码设置为罗马数字，封面不显示页码；

2、正文页码为阿拉伯数字，正文页码必须从阿拉伯数字“1”开始，一直到参考文献页。

四、页面设置

1、英文摘要换页，不要与中文摘要在同一页面上；

2、A4纸单面打印，两端对齐，行间距1.25倍，左边距3厘米，右边距2.5厘米，上、下

边距2.5厘米。

4、参考文献另起一页。

5、封面无页眉，从摘要页开始，页眉显示为毕业论文题目，字体为五号宋体。

五、字体设置

（一）摘要部分

1、论文中文题目：居中，二号宋体，加粗，段前、段后各空1行

学生姓名、专业、准考证号：宋体小四号字体

摘要：左顶格，楷体_GB2312四号，加粗；内容用楷体_GB2312四号字，1.5倍行距。

关键词：左顶格，楷体_GB2312四号，加粗，内容用楷体_GB2312四号字，各词分号隔开。

2、论文英文题目：二号TimesNewRoman字体、加粗，段前、段后各空1行

Abstract：用4号TimesNewRoman字体，加粗；内容为4号TimesNewRoman字体，1.5

倍行距

Keywords：用4号TimesNewRoman字体、加粗，关键词内容为4号TimesNewRoman

字体，各词之间用分号隔开。

（二）目录

1、目录：居中，宋体二号，加粗；

2、一级目录用宋体、粗体4号字，二级目录用宋体小4号字，三级目录用宋体小4号字（行距可定为1.5倍或1倍），一级目录顶格，二、三级目录缩进两字符

3、目录页码右对齐

（三）正文

1、正文各级标题：

（1）章节标题或一级标题：单独一行，小三号黑体加粗；前后各空0.5行，居中。

（2）二级标题：单独占一行，用4号黑体，标题前后各空0.5行，左缩进2字符。

（3）三级标题：用小4号楷体、粗体，不单独成行。

2、正文内容：小四号宋体，段首缩进两字符

（四）参考文献

1、参考文献：标题用小三号黑体、粗体，左顶格，段前、段后各空1行；

参考文献正文中文用宋体小四号字，1.25倍行距，英文用TimesNewRoman字体，字号用小四号。

（五）注释、图表

1、注释：采用脚注形式，字体为宋体小五号

2、图、表：标题在表格或图的上面，居中，字体为宋体小四号；表格下方注明资料来源和图、表的相关解释，解释内容为楷体五号字体。

六、其他格式要求

1、摘要上方要求填写学生的姓名、专业、准考证号，要与封面信息一致，不能填错；

2、中文摘要和关键词、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目录各自单独成页。

参考文献的格式及举例：

（1）期刊类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1]夏鲁惠·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情况调研报告[J]·高等理科教育，2004(1)：46-52.

（2）专著类

【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2]刘国钧，王连成·图书馆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15-18，31.

（3）报纸类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3]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光明日报，1998-12-27(3).

（4）论文集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4]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

（5）学位论文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5]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1-7.

（6）研究报告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6]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7）专利

【格式】[序号]专利所有者.题名[P].国别：专利号，日期.

[7]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P]·中国专利：881056073，1989–07–26.

（8）标准

【格式】[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8]GB/T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

（9）条例

【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日期

[9]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Z].1991—06—05

（10）电子文献

【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出处[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16]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

[EB/OL].http：//cajcd.edu.cn/pub/wml.txt/980810–2.html，1998–08–16/1998–10–04.

以下是金融管理范文，欢迎大家赏析：

金融管理人才的国际化素质培养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和血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居于核心与枢纽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近年来，亚洲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世界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国家高度重视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健发展，银行及相关行业对金融从业人员的专业层次、知识结构与综合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样，要在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赢取主动权，必须培养出一支熟悉国际经济规则的高级金融管理队伍来。

面对金融业高度国际化与开放性的新形势带来的新挑战，金融管理干部必须提升国际化的新境界与新素养。概而言之，在基本素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在国际交往中娴熟的能力、修养、水平，既能够有效地维护和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又能够开展良好的国际合作，展示和维护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惟有如此，才能在世界发展变动的复杂环境中，始终掌握因势利导的主动权。同样，金融干部更应努力拓宽国际化视野，开阔眼界、开阔思想、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这种更具时代性的素质培养至少应符合以下要求：

金融管理干部应该由一批国际化、复合型的金融优秀人才组成。金融人才是国家急需的紧缺人才之一，为满足人才强国战略的需求，特别是高层次、国际化金融人才的需求，教育部明确指出，高校金融专业要“培养具有比较宽厚扎实的金融理论基础，从事具体金融业务工作的能力，较强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熟悉金融学相关的原理性知识，较强的外语水平与计算机操作能力，胜任金融与相关领域工作的人才。”[1]他们是既掌握本国金融运行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业务运作的跨文化复合型人才，是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意识的21世纪金融通用人才。他们需既有多元化的知识体系，是“通才”；又有熟练的专业技能，是“专才”，方能“应对知识经济社会、信息化社会与全球化社会的挑战，应对英语趋向国际通用语言的挑战，应对我国加入WTO的挑战”[2]。

金融干部的国际化素质培养离不开国际化的师资培训队伍。干部素质培训是一门艺术，离不开强有力的师资力量做后盾。只有充分挖掘一切优秀智力资源，打造一支优秀的国际化培训师资队伍，才能高效快捷地培养出一批能担当重任的优秀领导人才。金融学涉及经济学、数学、心理学、英语等多门学科，理论模式众多，业务操作复杂，主讲教师既有实践经验丰富的金融领导干部，也有来自国内国际学术前沿的一流专家学者和世界著名高等学府的“客座教授”。这些精通金融和外语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在战略、领导力、管理等领域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既熟悉金融经济理论，又精通业务实战操作，通过培训的平台，引入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在教学中训练提升学员的国际化视野，并将教学与金融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整合分级教学、多媒体网络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等多种模式，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支持、网络平台的建立、多媒体的综合运用等资源优势，体现出培训的开放性与国际性。

当今，经济全球化下的金融全球化特征日益明显。顺应时展，培养德才兼备的国际化金融领导干部人才，必须贯彻实施系统有效的干部培训计划，在培训理念、内容、方式、实践教学等以下几方面实施针对性培训策略，全面提升金融干部的国际化素质，适应新时代对金融干部素质的更高要求。

1培训理念与内容国际化

为适应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力争尽快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把握全球化的业务规范和管理法规、将“国情和特点”与国际规则结合起来、顺应金融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势的一流金融领导人才。在培训工作中必须树立全新的培训理念，以创新驱动为动力，科学设置培训内容，突出国际性、时代性和先进性的特色，注重学习者的素质提高、能力培养与全面发展。对于金融学这样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高度国际化的专业学科，干部培训的课程尤其要注重与国际接轨，培训课程至少涵盖：基本的国际金融理论和国际规则，如主要国家的金融法律，国际性金融贸易组织及其运作等；国际交流知识，如主要国家金融业传统、文化传统、经济外交军事政策、国际礼仪等等。教育部统一引进的外文原版教材不仅国际化特色浓厚，生动有趣，而且紧扣金融金融学前沿发展动向，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实效性，有利于学员接触最新的理论成果与科技信息，拓展知识面，培养兴趣爱好。同时，加快教材开发本土化，对原有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及组合基础上，积极开发和利用其它辅助教材，如中文教材、生词表、网站等，有助于前后知识学习的衔接和知识体系的构建。

2实践教学国际化

在专业知识培训中，建议提高实践教学的比重，强化金融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在改进教学环节的创新中，双语教学提供外语交流、处理金融业务的模拟环境，有效提高实际应用能力与国际化思维能力，从而变传授学科知识为重点提升其综合素质与能力，适应新形势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施教方式比较注重能力、个性和素质的培养与可持续发展。金融学教育侧重于工作技能和管理能力；综合能力的培养侧重于发现、分析和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授课中注意把握节奏，循序渐进，帮大家渡过初次接触国外原版教材的适应过程；视听课模拟金融业务交易环境，尝试将金融理论与案例结合，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阅读课应注重推荐一些经典金融理论与实践知识短文，翻译课可主要教授金融英语的语言特点与翻译技巧。

提高实践教学的比重，还需加强金融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即结合我国金融产品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直接将信息技术引进日常的金融专业教学之中，及时学习金融新业务的操作规范，熟练掌握快速升级的各类信息技术收集与处理，熟练使用各种金融数理模型软件化，加强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等教学资源及多媒体教学等模式。

3培训方式方法国际化

在干部培训方式方法上，重点突出国际化。借鉴国际流行的激励培训法，采用案例式、研讨式、体验式、模拟式等多种形式开展干部培训，个性化、自主性、研究性学习，着重解决培训对象遇到的真实问题，接受挑战和现场试验，形成能力；带着问题去学、去了解、去感悟，成为“善于学习、应变和应用”的人才。培训方式可实行专家授课三分之一、现场教学三分之一、行为训练三分之一“三三制”，建立现场教学基地，到国外基地驻点学习、取经，实现培训方式方法国际化。

4师资队伍队伍建设，培养金融创新人才

“学科建设是龙头，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3]优秀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以双语教师为例：双语教学的探索性质以及学科内单枪匹马的开课方式更需要团队的互助与合作，通过骨干教师的课堂教学观摩和教学案例分析、课件互评、教学设计探讨等活动，把集体的教学智慧转化成教师个体的实践性知识，再通过实践过程的消化形成自己的教学能力。这种过程主要是运用反省认知理论，促进策略性知识的学习和迁移的过程[4]，要求教师必须有广博的金融经济知识结构，扎实的英语基本知识和交际能力。建立学历结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确保课程建设可持续发展，促使教师不断更新知识结构，熟悉金融经济理论，对市场金融人才的需求变化，在教学过程中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培养创新型领袖人才。

要为承担双语教学的教师提供国内和国外培训的机会。首先，应进行英语口语培训。要求教师的语言表达要符合英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和篇章的表达方式及要求，做到清晰、准确。其次，应根据学科特点细化专业进行专业英语培训。这一步的培训主要包括学习各自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专用术语，以及阐述和评论本学科问题的外语表达能力。使其具有前沿的教育理论知识、深厚的文化知识、掌握多种教学模式、方法及手段，从根本上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另外，聘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实际工作人员，通过传帮带建立起一只具有较高实践操作技能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国际化的形势需要国际化的战略，既精通专业知识又具有国际化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要素已成为社会甄别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干部国际化素质培养过程中，必须引入先进的教育理念、革新培训内容与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使干部素质培训更具实用性和灵活性。惟有如此，才能尽快培养出众多适应时代需求的优秀金融干部来，更加自如和娴熟地驾驭国际化的趋势，实施国际化的战略，完成国际化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张亦春金融学专业教育研究报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王莉颖.双语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外双语教育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3.丁雪华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促进本科办学水平的提高[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2（4）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7）

一、概述

金融数学，又称分析金融学、数理金融学、数学金融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数学与金融学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上风险资产的交易，其目的是利用有效的数学工具揭示金融学的本质特征，从而达到对具有潜在风险的各种未定权益的合理定价和选择规避风险的最优策略。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朔到1900 年，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埃的博士论文“投机的理论”。该文中，巴歇里埃首次使用Brown 运动来描述股票价格的变化，这为后来金融学的发展，特别是为现代期权定价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他的工作并没有得到金融数学界的重视。直到1952 年马科维茨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选择》提出了均值――方差的模型，建立了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从此奠定了金融学的数学理论基础。在马科维茨工作的基础上，1973年布莱克与斯科尔斯得到了著名的期权定价公式，并赢得了1997念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对于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即为欧式看涨期权寻求公平的价格。后两次发现推动了数学研究对金融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金融数学。

金融数学是在两次华尔街革命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数学与金融学相交叉的前沿学科。其核心内容就是研究不确定随机环境下的投资组合的最优选择理论和资产的定价理论。套利、最优与均衡是金融数学的基本经济思想和三大基本概念。在国际上，这门学科已经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近些年来，在许多专家、学者们的努力下，金融数学中的许多理论得以证明、模拟和完善。金融数学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现代金融市场中金融产品的快 速创新，使得金融交易的范围和层次更加丰富和多样。这门新兴的学科同样与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其在我国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二、金融数学的发展

早在1990年，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在他的博士论文“投机 的理论”中把股票描述为布朗运动。这也是第一次给Brown运动以严格的数学描述。这一理论为未来金融数学的发展，特别是现在期权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这一工作很长时间并没有引起金融数学界的重视。金融数学这一学科名称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它是马克维姿的证券组合理论（H.Kowitz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斯科尔斯―――默顿的期权定价理论（M.Scholes-R.Merton.199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次华尔街革命的直接产物。国际称其为数理金融学。

金融数学源于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埃在他的博士论文《投机的原理》中对股票价格用布朗运动的刻画。虽然1905年爱因斯坦也对此做了研究，但这一新做法当时还是没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直至1950年，萨寥尔通过统计学家萨维奇终于发现了这一作法的巨大意义，并开始对金融数学做全面的研究，由此金融数学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现代金融学由此正式掀开了帷幕。

现代金融数学是在两次华尔街革命的背景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成果体现在静态投资组合理论的研究上。1952年马尔科维兹提出了基于均值-方差模型的投资组合问题，该理论把投资的风险和回报做了可量化的刻画，从而开创了用数理化方法对金融问题进行研究的先河。然而他的模型中要计算各个风险资产价格的协方差问题，这个计算量很大。第二次华尔街革命从静态决策发展到了动态决策。1970年布雷顿森林协议，浮动汇率取代了固定汇率，许多金融衍生工具比如：期权，期货都随即产生，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引入主要是为进行金融风险的管理，而要对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对衍生工具进行科学的定价。巴歇里埃的布朗运动模型促使了一对双胞胎：连续时间的随机过程数学与连续时间的期权定价的金融工程学的诞生.数学工具的引入主要是为进行金融风险的管理，而要对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对衍生工具进行科学的定价。此后不久，默顿用另一种严格的数学方法推导了该定价公式，并予以推广。期权定价公式给金融交易者及银行家在金融衍生资产品的交易中带来了空前的便利，期权交易的快速发展很快就成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布莱克，休斯，莫顿的这一理论成为近代金融经济学的里程碑人物，直到现在也仍然是现代金融理论探索的重要源泉。

三、金融数学的理论方法

金融数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应用大量的数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金融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实际应用问题和一些金融创新的定价问题等，由于金融问题的复杂性，所用到的数学知识，除基础知识外，大量的运用现代数学理论和方法（有的运用现 有的数学方法也解决不了）。主要有随机分析，随 机控制，数学规划，微分对策，非线性分析，数理统计，泛函分析，鞅理论等，也有人在证券价格分析中引进了新型的非线性分析工具，如分形几何，混沌学，子波理论，模式识别等，在金融计算方法与仿真技术中也逐渐引入神经网络方法，人工智能方法，模拟退火法和遗传算法等。

金融数学是利用近现代数学的优秀成果来度量和刻画金融、经济、管理等问题的“高科技”工具，其主要的基本理论表现在三个方面。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922.28-4；G6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7-0225-03

随着“社会金融化”与“金融社会化”两股浪潮的交织演进，金融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了金融法课程，进而使得金融法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金融法教学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同质化特征，教学内容泛化、零散且恪守传统金融法的知识疆域，未能及时回应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以至于存在脱离实践诉求的现实倾向。本文置于金融创新视域下，审思金融法教学的弊病与局限，探究改进金融法教学的现实出路，旨在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寻求经验共识。

一、当前金融法教学的特点与问题检视

金融法是一个典型的跨部门的法规范群，内容涵摄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支付结算法、货币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其知识谱系可以类型化金融交易法、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由于金融公法与金融私法交织叠加在一起，学界关于金融法的性质长期以来存在論争，金融法到底属于经济法还是属于商法抑或是独立的学科未形成统一的认知。撇开金融法的学科性质不谈，如何在有限的教学课时（金融法课程一般安排36个课时）之内，有效地通过课堂讲解向学生传达有价值的知识信息，是金融法教学面临的一大挑战。事实上，很多法学院校除了开设金融法课程之外，还普遍开设了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等课程，如何确定金融法与其二级部门法之间的教学分工，破费思量。按照一般法学院系的做法，金融法教学总是按照“金融法总论—银行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这样一条主线加以展开，内容的丰富性与课时的有限性决定了金融法之下二级部门法的教学不可能太深入，只能停留在对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基本原理的阐述以及对主要法条的解释，且以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为主，案例分析、课堂讨论与诊所教育较为缺失。特别一提的是金融法总论，这种金融法基础理论系统化和体系化的高级形式在教学中被严重忽略，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金融法总论的空洞化与碎片化。在这样的教学安排下，很多同学学习了一个学期的金融法之后，只是机械地记忆了一些规则，对金融法理念与精神实质的认识依然模糊不清。

上述金融法教学的特点反映出的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在：首先，教学内容过于泛化，缺乏重点，难以深入。金融法的二级部门法数量繁多，不一而足，如果面面俱到，只能停留在走马观花式的介绍层面，不可能过于深入。在金融法与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等课程均有可设的情况下，这种追求大而全的教学模式毫无意义，纯属教学资源的浪费。如果以金融法总论为中心，将金融法的规范定位、历史发展、特色范畴、基本属性、功能价值、基本原则、主体类型、行为方式、权义结构、责任形态、体系构成加以拓展，同时辅以制度规则和案例，则有助于形成金融法与其二级部门法的合理知识分工，能够深入到金融法的基础理论内部，教学的重点亦更为突出。金融法总论具有统摄分论、指导实践、学科自省的功能，其体系化构建并非学者们的自娱自乐，而是夯实基础理论的需要，也是学科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引。金融法教学有必要改变“重具体制度、轻基础理论”的传统模式，更多地将教学资源往总论上倾斜。当然，这需要学界齐心协力，集中力量提炼和总结出一个科学、系统且“接地气”的总论作为统领，以此来破解学术研究中“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引领金融法学科发展再上新台阶。其次，教学方式过于陈旧，缺乏吸引力，难以形成课堂互动。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多数高校的金融法教学都是采用单一课堂讲授的方式，较少进行案例教学，更缺乏诊所式互动教学法。这种以规范主义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法条主义”，注重的是应试而非能力培养。金融的发展日新月异，典型金融法案例不断涌现，对这些鲜活的教学素材视而不见而固守传统金融法教科书的僵硬范式，无异于闭门造车。最后，教学理念过于陈旧，缺乏突破与创新，不利于卓越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既有的金融法教学，过于注重知识的单向传输，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潜能。在自媒体时代，单向知识灌输的教学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亟待反思与超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教师的真正本领，不在于他是否会讲述知识，而在于是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让他们兴趣盎然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综上所述，金融法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均存在较大缺陷，如何进行改革，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法教学的影响与挑战

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了金融深化和自由化，金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技术、新工具、新业务、新组织，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世界。进入21世纪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异常活跃，金融衍生品大量出现，银行发起—分销模式十分盛行，资产证券化快速发展，影子银行和对冲基金异军突起，围绕住房金融制度的创新如火如荼，金融创新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力量，金融创新必然带来深刻的法律变革，而天生具有贴近生活和解释实践的内在品性、以满足市场诉求和回应社会关切为己任的金融法，必然会通过理念更新与制度调适积极回应金融创新的实践诉求。面对与时俱进的金融法，如果教学的内容设计不进行及时更新的话，势必与实践相脱节。事实上，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浪潮已经对金融法教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法的知识结构，导致传统金融法教学所依据的知识载体不敷适用。目前，国内的金融法教材多达百余种，但编排体系大同小异，内容构造几乎雷同，且很多章节的内容被锁定在根深蒂固的观念误区之中，未能根据时代变迁与法治发展进行同步修订。以金融监管为例，多数金融法教材对金融监管的论述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认知层面上，热衷于相关概念的界定、金融监管特征的描述、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类型化区分以及我国监管体制改革的同质化表达，对于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运动的最新动态视而不见，对于统合监管、原则监管、轴式监管、激励性监管、嵌入式监管等21世纪金融监管的最新发展趋势更是选择性遗忘。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在于，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进而启发我国要改革和优化金融监管体制，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如果金融法教学对于最新的监管动态不予关注的话，无异于对学生不负责任。再以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个知识点为例，现有金融教材几乎都是从“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的银行”四个层面加以论述，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中央银行法制变革浪潮缺乏关注，对于以G20为代表的全球金融治理视野下的中央银行重新定位缺乏敏感性，对于中央银行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新职能没有进行必要的论述。对于本科生而言，教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金融的最新发展对教材加以修订，及时回应金融创新的实践诉求，是教材编写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第二，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法越来越多地受到金融学的影响，如何回应科际整合的挑战成为金融法教学的一大难题。如果说法学注重稳健的话，金融学则具有敏感的特质，它总是率先对金融创新作出反应，将金融创新成果纳入自身的思想谱系并渐进性地作为自身的知识传统。传统的金融法研究偏重于概念法学、注释法学和解释法学，传统的金融学研究偏重于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两者长期处于割裂状态，但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二者需要从割裂走向联姻，共同解决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金融法教学承载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将最新的实践动态展示给学生，提高他们的问题意识，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这就要求授课老师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扎实的跨学科知识积累以及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逻辑分析能力。

此外，金融创新不断催生出鲜活案例，如何将其纳入金融法的教学流程，同样是个亟待思考的现实问题。例如，在讲到信托设立问题时，安信信托与昆山纯高案作为我国收益权信托第一案是个绝佳案例素材；在讲到企业融资的法律风险时，海富投资对赌协议案是个绕不过去的经典案例；在讲到商业银行破产时，英国北岩银行破产案非常值得深入剖析。此外，互聯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引发的争议案例、民间金融异化与扭曲引发的系列案例、大数据交易与区块链引发的新型金融案例均值得嵌入课堂教学之中。将丰富的案例引入金融法课堂，需要教师在课前进行精心准备，寻求案例与相关知识点的契合之处，引导学生关注案例背后的法理与逻辑，将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高度，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金融法教学回应金融创新的路径展望

在金融创新滚滚洪流的不断冲击之下，金融法制结构性变革的时点已经来临。所谓金融法制的结构性变革，不再是针对个别条文的修修补补，而是着眼于对全球经济竞争的适应性而进行的理念更新和制度重塑。面对金融创新复杂而深刻的影响，金融法的教学模式必须作出改变，将应试导向型的教学理念转变为能力培养型的教学理念，更多关注市场，更多运用案例，更频繁地进行课堂讨论，将金融法课堂打造成为砥砺思想、启迪新知的舞台。为此，金融法教学必须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度变革。

首先，以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为主线，将金融法的知识结构进行重新优化配置。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危机史，金融创新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线，金融监管旨在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有时会诱发新的危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既存在互动关系，也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和健康稳定的发展。以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为主线，完全可以把金融法的知识框架进行有机整合。将这些问题穿插在教学过程中，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其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组建“金融创新案例库”，推广金融法的案例教学，强化金融法课堂教学面向实践的适应性。金融世界瞬息万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将鲜活的金融创新案例纳入课堂教学，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金融法教学在关注境外国家和地区金融案例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内发生的最新案例，通过案例讨论提炼金融法制的义理和精神，阐释金融法制的理念与制度，分析金融法制的程序与运作。组建“金融创新案例库”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数据库搜索的便捷化，操纵难度并不大。以炙手可热的互联网金融为例，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网络平台借贷、互联网保险理财、网络货币等领域出现的新案例不胜枚举，且多是由金融创新所引发，难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得到圆满解决。建议以学生为主体，由其进行案例搜集、分类，然后在课堂上分组讨论，教师进行点评总结，课后由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普遍性采取案例教学，意味着金融法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都要进行相应调整。金融法教学模式的这一转变，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更能够有助于培育学生的求知和创新精神，促使其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提高其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最后，金融法教学应当注意跨学科知识的运用，尤其是经济学（金融学），将法律经济学的思维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作为科际整合的产物，法律经济学的兴起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不仅形成了开放的理论体系，而且为法学和经济学提供了若干创造性的思想源泉。时至今日，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博弈分析、公共选择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几乎可以应用到法学的每一块领域。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然被裹挟到经济学“攻城略地”的历史征程中，法律金融学的发轫与勃兴无非是法律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投射而已。走过了制度变迁与知识进化的金融学，不再偏安于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之一隅，而是将视野拓展至了融资结构、控制权配置、股利政策、并购接管等领域。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下，金融法首当其冲成为经济学成功征服法学的“殖民地”和推行其方法论的“伊甸园”。将法律经济学的思维引入金融法的教学，能够摆脱从概念到规范的传统金融法教学思路，锻炼学生的交叉学习思维，拓展其知识范围和学术视野。有理由相信，经过金融法知识结构的重新配置、案例教学模式的引入以及法律经济学思维的运用，金融法教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课堂，实现蜕变，迎来新生。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税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2]乔安妮·凯勒曼、雅各布·德汗、费姆克·德弗里斯：《21世纪金融监管》，张晓朴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第13—14页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9）

Abstract: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ories have different stages. Each theory put forward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presented it’s own policies. We can clarify the distinct characters and advantages that financial resources theory possessed through comparison between views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representat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research problems are provided.

Key Words:view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view of financial resourc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2-0021-04

金融资源观是由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来的融合了金融机构观和金融功能观的一种全新的金融发展观。金融资源观认为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是一种货币化的社会资财,是社会财富的索取权”,既强调金融的资源属性,又强调金融的货币化资财的索取权、产权属性。从金融资源观到金融可持续发展再到发展金融学理论,经历了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笔者按照理论发展的时间顺序对传统的代表性的金融发展理论进行梳理,并将金融资源理论与代表性的金融发展理论进行比较。

代表性的金融发展观是指金融资源论提出之前的金融发展理论,主要有:金融结构观、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法与金融理论。

一、代表性的金融发展观

代表性的金融发展观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与贫穷而开出的一剂药方。代表性的金融发展观指导下的金融发展理论有: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罗纳德・麦金农(1973)的金融压抑理论;爱德华・肖(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斯蒂格利茨(1985)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戈德史密斯在其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金融结构是由金融工具(债权证券和股权证券)与金融机构(负债为货币的金融机构和负债不是货币的金融机构)共同决定的。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的关系,体现在金融相关比率(FIR)上。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并推导出计算FIR的基本公式。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各国金融结构都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戈德史密斯还考察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这两者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也是金融发展速度较高的时期。金融结构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理论框架,并提出衡量金融与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对后来金融理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他并没有说明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反映。戈氏的金融结构观中对结构的定义仅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不包括其他的金融要素,不够全面和完整,是一种片面的金融发展观。

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著作中,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特殊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金融压抑”是指政府利用金融管制,利率限制和配给信贷等非市场机制手段来管理金融部门。金融压抑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本币汇率高估等。他们的基本观点认为由于金融抑制(包括利率和汇率的价格扭曲)导致实际增长率下降,并使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下降,最终会阻碍或妨碍经济发展过程。肖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抑的,还有本币币值高估、外汇强行配给、财政税收政策等。

他们认为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则能够促进金融经济发展。他们分别从渠道效应和金融中介的角度,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使经济得到发展,就必须放弃金融压抑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政策――其核心是利率自由化。放开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依靠市场机制提高金融业的效率。之后,经济学家卡普尔(1976)、马西森(1980)等人基于麦金农和肖的分析框架, 相继提出了一些逻辑严密、论证规范的模型,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了扩展,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该理论逐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不仅仅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与增长问题,也包括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将内生金融中介和内生金融市场纳入研究框架,主要研究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如何内生于经济增长之中,以及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借助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金融约束理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重新考察了金融体制中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问题,认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合理的金融约束)是通向金融自由化的必经之路,其理论模型考虑了更多因素因而更为全面,为金融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Vishny 在1998 年发表的《法律与金融》标志着法与金融理论正式形成。LaPorta等人认为,一个高质量的法律体系能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有效的保护,保证金融合同的履行,促使企业遵守会计准则和向投资者披露真实的信息,从而减少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促进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该理论阐述了法律、利益集团、非正式制度等各种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研究了法律制度与金融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投资者权益方面的法律保护有助于推动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其研究视野由结构研究发展到结构背后的制度研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LaPorta等用数学模型和统计数据来进行比较法研究,将法律因素引入到金融发展研究中,用法律起源解释金融体系差异的原因,从另一个视角研究金融发展。但是法与金融理论还很不完善,其研究范式需要进一步转变。

二、代表性金融发展观的理论缺陷

金融结构理论仅仅分析了量性金融的发展,忽略了质性金融的发展,缺少对金融结构效率的研究,对金融结构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金融结构论忽视了金融生态主体与环境的研究,将金融结构简单地等同于金融发展,是一种片面的金融发展观。

金融约束论只在金融深化论的基础上多考虑了信息不对称因素,缺少对金融脆弱性和金融效率的全面研究。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在理论研究上存在严格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蕴涵了简单的帕累托效率,得出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建议反而带来一系列后果与影响,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不通的。金融深化论同样未考察金融主体与生态环境,忽略了金融体系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风险管理等功能。因此,金融深化论也是不完全的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仅限于金融中介中的银行和金融市场中的股票市场,既没有涉及众多的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也没涉及债券市场、保险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更没有考虑到金融创新对金融中介的影响。该金融发展理论过于重视金融系统外显的结构特征,比如银行导向或市场导向,忽视了金融系统根本性的东西。金融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金融压抑”,带来了本国的经济增长。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先后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自由化也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90 年代金融发展的经验研究虽充分考察了法律因素的影响,但法律因素只是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脆弱性与金融效率研究仍十分欠缺。同时,许多学者对法金融存在诸多质疑:一是研究方法,法金融过多地使用数字和统计方法对各国的法律进行比较,这一方法是否适用,有人存在质疑。Siems认为模型和简化的推导不适用于法律的比较研究。二是对法律起源影响金融的质疑,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孰强孰弱的看法不一。LaPorta等将各国法律划分为普通法系、德国法系、法国法系、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四类过于简单。在相同法系里,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存在很大差异。这样简单的分类分析可能不准确,且无法揭示真实原因。三是对投资者保护法律核心作用的质疑,Sofie Cools认为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实质性差异并不在于投资者保护程度的不同,而在于不同国家公司中法律权利配置的不同。法金融理论忽略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本身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没有考虑到制度本身的路径依赖、传播和学习功能,理论分歧很大,有的观点甚至截然相反。

三、金融资源观

金融资源观认为金融是一种资源,是通过自身配置可以进而配置其它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金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客观性、永久持续性的特点。金融资源包括三个紧密相关的资源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或资金),是金融资源的最基本层次。第二层次是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它构成金融资源的中间层次,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两大类(大体上与戈德史密斯所称的金融结构相一致)。第三层次是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是金融资源的最高层次,是货币资金运动与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可以看出,金融资源不仅包括与资本或资金紧密相关的其他金融要素,还包括资本或资金与其他相关金融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功能。金融资源观强调金融资源的持续利用与金融生态环境的保护。

白钦先于2003年正式将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量的比例定义为金融结构。金融功能的演进(扩展与提升)即是金融发展的理论观点包括量性金融发展和质性金融发展。而戈德・斯密斯提出的金融结构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观点,只是一种量性的金融发展观。进而提出以金融资源观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将金融功能划分为基础功能(服务功能与中介功能),主导功能(包括核心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和扩展功能―――经济调节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派生或衍生(包括资产重组、公司治理、资源再配置、财富再分配、信息生产与分配、风险分散等功能)三大层次。该理论以金融功能为基轴;以金融结构为主体;以金融效率为归宿。

金融资源论由于整合了金融机构观与金融功能观,赋予了金融系统观与新金融效率观,是一种全新的金融发展观。金融资源论在三个方面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突破:一是对金融本质的认识――揭示了金融的资源本质和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二是对金融深化论的假设前提有所放松――考察了金融资源的配置、金融脆弱性及金融资源的持续利用,假设前提更加接近现实;三是理论分析方法的演进――采用金融分析与系统分析的综合分析方法。金融资源论融制度变迁、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金融安全于一体。该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大的生命力,为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开创了新的思路。

继金融资源观之后,在此基础上白钦先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继而提出发展金融理论。发展金融理论以金融资源观为基础,从研究经济与金融关系出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研究经济与金融之间的互动关系。发展金融理论是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将金融结构、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经济发展放在统一的研究范式下,以金融功能为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为归宿,既是量性的金融发展观,又是质性的金融发展观,是较全面的金融发展理论。总之,金融资源论扬弃了传统金融理论中或者以金融机构的角度或者以金融功能的角度片面地分析问题,而代之以普遍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来分析金融发展问题,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改革和创新,也是金融发展理论史上的一场革命。

四、从代表性金融发展观到金融资源观演进

(一)研究范式的转换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范式从单纯的货币分析发展转换为金融分析,进一步由金融分析发展转换为金融资源观的系统综合分析,将金融研究置于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中,拓展了金融功能的研究视野。

货币分析实际上是研究经济过程中与货币或货币现象相联系的各种经济关系。货币分析不能解释日益复杂的金融过程及其对真实经济的广泛影响。金融分析是研究经济过程中与金融及其金融过程有关的各种经济关系。金融分析的基本问题是研究金融的内生性问题。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综合的、横断的新兴科学,是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演化、协同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恰好涵盖了系统的结构、功能、效率;系统科学倡导的整体论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金融资源观就是在复杂系统论的研究范式下,研究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视角的转换:综合视角

金融资源观综合了传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内容,并且从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两个层面,从量性金融和质性金融两个方面融合了金融机构观和金融功能观的研究思路。这种综合,不是简单的加总而是有机融合,是强调高层功能性金融资源的作用和地位,强调在量性金融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质性金融发展。而这个观点与金融功能观有一致的地方,但又更加全面和综合,弥补了金融功能观过于绝对化的倾向。金融资源观的研究视角,由单一的某一个视角发展转换为包括宏观和微观动态综合研究视角。金融资源观以更高、更广阔的视野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

代表性的金融发展理论中把资金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这是从静态方面研究金融。而金融资源观从金融资源的角度定义金融效率,认为金融效率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指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及其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适应程度。金融效率包括三个层次:微观金融效率(微观金融中介的金融资源运用效率)、宏观金融效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系统适应效率(金融系统对环境的适应程度)。微观金融效率是宏观金融效率的基础,宏观金融效率并不是微观金融效率的简单加总,而是微观金融效率量与质的协调统一发展后的质变结果。由此可以看出,金融效率的定义具有动态性,对金融效率的研究从静态研究发展到动态研究。同时表明,金融发展理论由静态研究方法发展到动态研究,是研究领域的质的飞跃。

五、以金融资源观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尚须解决的问题

(一)金融资源的计量指标

金融资源包括三个层次,特别是第三层次,即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的计量指标的确定是最困难的问题。沈军(2006)选取综合指标体系(分为经济指标和金融指标两大类)作为研究金融效率的指标体系,也不包括高层金融资源。在金融资源的计量指标中,只包括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金融资源。对第三层金融资源的量化指标的选择还需进一步研究。

(二)金融发展的度量

国内外学者在实证研究中,通常以M2/GDP、FIR、私人信贷总额/GDP作为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然而,这一指标仅仅衡量了量性金融发展水平。随着金融经济日益渗透和复杂,单纯的金融深化的指标远远不能反映金融对经济的真实影响。构建一种能够反映量性金融和质性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金融资源效率的最大化

金融作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就存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问题。如何使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均衡发展,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爱德华・S・肖(美).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白钦先. 建立面向21世纪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观[J].城市金融论坛,1998.8.

[3]白钦先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

[4]白钦先.白钦先经济金融文集(第2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版.

[5]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J].经济评论,2005,(3).

[6]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美).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M].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7]林广明,谭庆华.金融资源论:一种综合视角[J].金融论坛,2004.1.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10）

所谓金融发展理论，就是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各种金融变量及制度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何种金融制度体系能够使经济得到更好地发展。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最早是在西方首先对金融的发展进行研究的，并对金融相关内容展开研究。后来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最后形成现在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最早是由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著作里提到的，并第一个对金融发展给出了明确定义：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包括金融工具(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率对金融进行了定量的描述。讨论了金融相关比率在近百年来变化趋势及原因。但只是从实际出发，没有过多的理论。

从分析的基本条件和结论来说，金融深化理论对发展中经济的金融发展的指导意义，远远超过传统的货币理论。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的观点中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即完善的金融产权配置和金融市场的存在、功能，在发展中经济中是很难具备的，如何构造和完善，他们并没有提及。确定的金融产权配置是有效的金融市场交易的基础，产权配置残缺必然导致预算约束软化，交易的成本或收益的溢出，反过来扭曲市场供给和需求，使市场交易失去效率。市场是揭示经济主体需求和供给、经营效率信息的机制，是保证交易合同平等签订、执行和违约仲裁的规则，也是建立竞争配置资源的基础。这两者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是为外生给定的因素，但在发展中经济里，却不是必然存在的，这是金融发展理论应该充分考虑到的。

二、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

赫尔曼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在“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的基础上，做出总结分析，在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一些不确定因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该理论更好的符合了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外在条件。

莱文等人提出了实证金融发展理论，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寻求建立包括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一般金属发展理论，设计了计量金融功能的指标。其中最重要的贡献一是在于衡量了金融功能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尤其是令人信服的证实，金融功能的确定对决定长期增长率的主要生产力具有显著的贡献。为日后金融发展理论和复兴奠定了基础。

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近三十年间，金融危机就接踵不断，目前多发生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1997的亚洲金融危机，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由中国学者白钦先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

三、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

目前金融发展理论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研究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机制：第一，制度因素与金融发展，制度因素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基于正式制度的金融发展理论强调一个国家的正式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对金融发展的决定作用；金融发展的正式制度理论突出了一个国家的正式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对于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前者就是法与金融学理论；后者就是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而非正式制度理论则强调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但该理论尚未成型。第二，资源因素与金融发展，资源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该方面理论主要有社会资本理论和自然理论。

从金融深化论到金融约束论直至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构建，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已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但我们也必须看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还远未完善，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尚处在初级阶段，其体系的严密性和理论的深度有待精密的论证和深刻的阐发。

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基础是系统科学理论，社会、经济、金融是一复杂的复合巨系统，系统科学的新老三论、混沌理论、拓扑分析、模糊数学、灰色系统、人工神经网络及遗传算法等非线性方法是值得借鉴的思路和方法。然而必须强调的是金融资源有其特殊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金融分析有其社会科学的属性，采用实证分析、制度分析、搏弈分析、及金融创新分析等来研究金融发展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都是值得肯定的方向。具体来讲，建立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确立一套判断金融发展是否超前或滞后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特别是加强金融效率的研究等都是关系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内容。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已初步形成，站在前人的臂膀上，面对未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憧憬金融发展理论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