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科学化决策 领导决策 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 方法论基础
Keywords: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leadership decision-making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based on methodology
作者简介：郭彦（1980.8―），河南省周口市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行政管理专业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化政府与信息管理、绩效管理。
决策是行动的导向，也就是说领导决策最终是要付诸社会实践的，并会对现实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全球经济信息化发展背景下，现代领导将如何应对？怎样才能使领导决策的科学水平跟上时代的步伐？如何使领导决策更科学化、更具有前瞻性？同时如何才能使领导决策更具有创新性？在新形势、新任务下这些就成了新时代的领导决策者首要面对和迫切思考的问题。领导决策是领导的开始，也是领导权力运作和领导责任发生的开始。领导的决策科学化程度不仅直接关系到决策本身的效率和成败，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领导主体的得失成败，也直接关系到整个领导客体的切身利益和现实命运，并且影响深远而重大。
一、科学化决策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能
(一) 究竟什么是决策
时至今日，对决策概念的界定不下上百种，决策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有统一的看法，诸多界定归纳起来，决策基本有以下三种理解: 一是把决策作为系统的过程包括提出问题、确立目标、设计和选择方案的过程。二是把决策看作是从备选的行动方案中作出最终抉择，是决策者的拍板定案。三是认为决策是对不确定条件下发生的偶发事件所做的处理决定。所谓决策，就是为未来的行为制定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决定采用某种方案的过程。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为实现某一目标，就需要拟定行动方案，并选择决策者认为是最佳的方案执行。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目标能否实现[1]。
综上所述，决策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或实现某目标，在掌握一定信息和经验的基础上，借助科学的方法，依据现实的客观条件，从提出的若干个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完美而科学的方案所进行的分析、判断、研究和抉择的过程。
(二)领导决策的实质和意义
1.什么是领导决策
领导决策就是通常讲的领导“拍板”[2], 即提出问题、拟定方向、制定计划、分配任务、解决出路和对策，作为最重要行为是领导主题履行职责的。领导工作的成效取决于决策的正确程度的高低，更取决于决策的科学水平。
2．领导决策的意义
拍板是领导决策的关键环节。从分析问题或进取愿望开始到制定并分析各种可行方案为止的一系列前期活动的必然结果，又是选择活动的艺术性的体现。
拍板选择的是未来实践行动的方向、目标以及策略、方法和技巧，所以它是至关重要的一瞬间。虽经过拍板前周密的分析，许多备选方案的优劣在数值上或在决策者的观念上却仍是相近的，没有决定性的优胜劣汰，此时导致最大后悔的可能性也最大。另一种使拍板结果出乎意料的是，拍板本身受到决策者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且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决策的艺术性本身就包含着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内容。[3]
(三) 领导决策一定要科学化、民主化
1、科学化决策的重要性
既然决策是领导工作的核心，各级领导干部就要高度重视决策的科学化，力求减少和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万里同志说：“决策失误最大的失误。避免决策失误，就要做到科学决策。”[4]
所谓科学决策，就是在科学理论和知识的指导下，经过科学的方法最终所做出的有客观依据的、经过择选的并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首要是科学的决策的理论原则和程序必须严格执行， 其次是依靠专业人才，运用先进和科学的决策技术和方法， 最终领导者用科学的思维依据科学的方法最终作出决断。
2．民主化决策的重要性
领导决策的科学化绝对离不开领导决策的民主化。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科学化，这是我们多年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必须把决策建立在民主与科学的基础之上。早在1980年，陈云同志就指出：“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5]。1986年7月31日，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决策失误己经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比如。他严肃批评说:“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没有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决策的科学性无从检验，决策的失误难以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直到今天，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的做法仍然司空见惯，畅通无阻。决策出了问题难以得到及时纠正，只有等到出现了大问题，才来事后堵漏洞，或者拨乱反正，而这时己经悔之晚矣。这种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6]
3．正确把握领导决策中民主化科学化的关系
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事实上最新理论与实践成果表明，现在比较流行的“科学决策”就是建立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和方法，其整个决策程序都依托于民主并贯穿着一根民主的红线。这使两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趋于一致，有利于避免决策失误或错误，确保决策的正确和成功。[7]
二、稳操胜算的深层理念――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方法论基础
（一）实事犹须求是
1．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最基本出发点：从实际出发。
领导决策目标的制定必须依据于大量信息的获取。其第一步就是在收集大量信息情报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的比较，发现问题，提出决策，并制定目标。其次，对领导决策主体状况的估计也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再者，在决策的方案选择上也要遵循实事求是，并对多方案进行综合的实事求是的决断。最后，要对最终模型做可行性研究和评价反馈，利用科学的方法手段来最终论证目标和模型是否科学和实际可行。
2．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化领导决策的方法原则
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化领导决策必须遵循的方法原则：高质量的情报是科学决策的依据；决策必须切实可行，决策不符合实际，不可行，就毫无价值；决策具有时代性；可调节性是决策科学性的重要标志；实际所反馈的信息对初始的决策做出相应的调整；科学化的决策应以提高效益为中心，讲究实效，重视效率，符合又快又省的要求；群众性原则，科学化的决策同时应该是民主化的决策。在决策活动中，应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群体决策的作用。决策程序的科学化需要决策方法的民主化来保证。[8]
（二）决策全方位理念：系统思维
1．系统思维的含义
所谓系统，就是由若干个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统一整体。构成系统必备的条件：一，凡是系统必定是个整体；二，凡是系统都有两个以上的组成要素；三，凡是系统都有一定的边界；四，凡是系统都有一定的结构；第五，凡是系统都有一定的层次。[9]历史和现实都反复告诉我们：任何决策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许多因素，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要求我们必须用系统方法进行科学的领导决策。
2．用系统方法进行领导决策
现代系统方法把对象放在系统的联系和结构中加以研究和处理，将对象作为一个具有一定要素、结构和功能的整体，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综合地考察研究对象，从而使目标从整体上获得最优的方案。[10]从而系统方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三）植牢坚定性这块基石，勿做“刻舟求剑”般的愚事
1．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是一项斗争艺术
任何一个有作为的领导，为了实现其领导目的，保持正常的领导秩序，总是要确定一系列原则。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不可能忽视必要的策略的灵活性。早在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提出了战术运用上的灵活性问题。他说:“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 [11] “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12]
2、原则性和灵活性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但又相互作用不可分割。
一方面，灵活性要有原则性作指导。如果离开原则性讲灵活性，就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另一方面，原则一定要灵活执行。因为原则是长期起作用的，并带有方向性的东西，如果不能根据不同时间、不同条件采取符合原则的灵活的策略和方法，原则就会僵死；离开环境和条件，机械地搬用原则，必然导致事业的失败。
（四）总揽全局抓好局部的协调
1．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保证：总揽全局抓好局部的协调
领导者需要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完善决策，落实决策，并在落实决策的过程中酝酿新的决策。做好协调工作，提高协调水平，探求协调规律，直接影响到工作的进程、领导的声望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新形势对领导决策提出的迫切要求。
2．协调在领导决策中的重要地位
“协调是一种领导艺术与公共关系密切结合的综合行为”[13]，就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原则性就是把握根本点，灵活性就是找准切入点、结合点。坚持原则立场是任何协调的必备前提。一个明智、冷静的领导者，无论何时，何地，面临怎样的复杂情况，都绝对不能偏离原则立场。[14协调必须遵循其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说，作为领导首要确定的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所有的协调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只能是致力于维护人民的总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对合格领导最理性的检验。
三．总结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决策贯穿于一切领导和管理工作的始终，并直接影响着领导和管理的绩效。决策是领导的基本活动和职能。只有深刻的理解并遵循领导决策的理论及原则，才能使领导决策科学化。随着领导决策实践的发展，对领导决策科学化的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也将日益深化。只有坚持了正确的领导决策科学化的方法论基础，我们就有了稳操胜算的深层理念，这样领导决策科学化才有了保证。
参考文献：
[1] 赵丽芬，管理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
[2][7] 邱霈恩，《领导学》（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尤远文，领导决策方法论[J]，中共中央党校，2002
[4] [6]《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
[5]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8] 贺善侃，《解读和谐社会领导力》[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 [10]张秀华，栾树森，姜秀英，张海波《领导与决策》[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11]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对于后一个问题，即关于决策结果的科学性的问题，就不仅复杂，而且还会产生歧义了。这里涉及到对实际情况的看法问题。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似乎决策的对象──包括环境和人都是纯粹的客体。他们只有在一定政策的作用之下才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反应。这样，就可以把每一项决策和客体的反应之间的联系作相关的细致的分析，并且将这一过程变成完全可以重复进行实验的过程。只有作这样的设想时，才能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考察决策结果的科学性。这也就是把决策的过程和自然科学的实验相提并论。这样做在一些人看来才是完全符合科学的，因而是科学决策的本意。然而，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把决策的对象看成纯粹的客体？实际上恐怕不能这样看。因为决策的对象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或人群。他们不仅仅可以对决策者的行为做出一定的反应，同时，他们还能以主体的姿态对决策者施加影响，并且力求达到预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总的权力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已形成一种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互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过程已经不是原来人们所设想的单向的运动，而是一种双向的运动，并且是一种往复不断的双向运动了。而在双向的运动中，原来的所谓决策的科学性便不见了。第一，因为决策者通过一定的决策并不一定能从决策对象方面得到预期的反应；第二，决策者的决策动机本身便要受到决策对象反作用的影响。这样，便使得决策者和决策对象双方的地位都变得相对化了。因而，决策过程便伴随着决策者和决策对象双方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两个过程结合在一起，才能反映现实的决策状况。这个问题，我是受启发于詹姆斯·不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他在书中分析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指出，经济学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完全看成像自然对象一样的纯客观对象。因此，其所研究的就是每一项政策对客体作用之后所产生的反应。而且这种作用与反应的内容是可以重复的，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同样的政策得到同样的反应。这样，决策过程就变成了与自然科学实验一样的过程了。然而不坎南认为，这种对科学的追求实际上是并不科学的。因为作为经济政策的对象的人们，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对象，而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体。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经济政策的作用，而且也在把决策人当作实验的对象。他以《鲁宾逊漂流记》中的鲁宾逊和星期五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当鲁宾逊开始遇到星期五的时候，由于无法进行语言的交流，他只能对星期五进行作用与反应的实验以探索交流的途径。这样看来他似乎是在进行一种纯粹的自然科学的实验。而经济学便类似这样一种实验。但是，不坎南指出，实际上，当鲁宾逊在进行这种实验的时候，反过来星期五也在对鲁宾逊作着同样的实验。也就是说双方都在寻找交流的途径。这样便很快找到了交流的途径，并发展为语言的交流。不坎南指出，这种情况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这样便把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这就说明：如果说经济学所追求的是只能有唯一答案的科学真理，那么，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却是利益的交易。这就是不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不坎南的这一思想对我们研究决策问题显然是有很大的启发性的。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中情况是如此，那么作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对象的政治领域就更加如此。所以，政治决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的交易过程。是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利益交易的过程。因此，虽然基本上说来决策是在政治管理的权力的框架内运行的，也就是说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地位不可能是平等的，但是其中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渗透进了交易的内容，从而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权力关系。面对这样一种实际的情况，强调决策的科学性就有可能走人歧途。因为科学性所追求的是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在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把并非唯一正确的答案当作唯一正确的答案。而自认为自己已经真理在握的人，就会把其它的可能答案当作谬误去排斥和打击。因为真理是从不妥协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一定要碰壁的。正如不坎南在上述的书中指出的，不注重利益交易而只注重追求真理的政治学，很容易变成专制主义的政治学。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对所谓科学决策的评价。名义上追求科学性的决策，很可能变成专制主义的决策。这样，所谓的科学决策不但不等于正确的决策，而且还同民主决策完全对立起来了。如果说真理是决不妥协的，那么利益却是可以妥协的。交易就是利益妥协的最经常和最方便的办法。所以，对科学决策这一提法需要慎重对待，应该仅仅从前一种意义上即决策方法的科学性的意义上来使用，而不应该将其意义延伸到决策的结果方面来。同时，我们在研究决策的结果时，则应把决策的结果看作是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围绕着利益问题的互动过程的一种合力，也就是双方反复进行利益交易的结果。从这方面来说，并不存在追求真理和追求科学性的问题，而是追求利益的协调，即追求双方都能或都愿意接受的结果。这才应该是正确决策的最后的衡量标准。这样一种认识应该始终贯彻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中来，使公共决策真正能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良好的、积极的作用。
关于决策民主化的问题与上述问题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也就是在政治管理权力运行的框架之内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权力而存在的自下而上的制约权力。因此，民主的实质在在于制约。而一般所理解的民主决策一个是指采纳群众的意见；另一个是指按照民主的程序进行决策。然而采纳群众的意见，完全可以是单向地即自上而下地实现的，而并不体现自下而上的制约。也就是说收集意见的过程很可能是上级提出要求，而下级提供材料，而与广大群众没有直接的联系。至于按程序决策，也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没有直接联系的。所以，按照民主的精神，民主决策应该体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制约，而人们对于民主决策的习惯看法却与这种制约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在认识上便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为了要真正实现民主决策，首先便需要使人民对决策过程发挥制约的作用，体现出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与政府双方的互动关系。其次，作为民主决策来说，一般地、笼统地指出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与政府的互动还是很不够的，而是还必须解决如何互动的问题。因此，所谓民主决策问题就是要解决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与政府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互动的内容、方式、程度、幅度等等问题。那么，在民主决策中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第一，在民主决策中人民与政府互动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双方的利益交易上。当政府从国家或政府某一部门的利益出发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必然会触及人民群众的利益。于是，人民群众便会针对这个利益问题对政府提出要求。从而引起双方的利益博弈。如果政府不顾人民群众的意见，而强行贯彻自己的政策时，就会形成零和博弈的局面。相反，如果政府能够很好地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那么就会形成正和博弈，也就是形成交易的局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被政府所承认并对政府产生实际的影响。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人民群众要有足够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并有相应的机制使政府不能不考虑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实现双方的利益交易，形成正和博弈的结局。
第二，在民主决策中，人民群众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同政府之间实现利益的交易呢？首先，人民群众应该在不同的程度上组织起来。如果人民群众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形成比较强大的力量，从而他们的利益要求也就很难引起政府的注意和被政府所采纳。这样便提出了社会结构多元化的任务。也就是在政府之外，需要形成多种多样的群众的社会组织的政治组织，从而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强有力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应该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和政治机制，使得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其对民意的态度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政府官员不能不考虑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一般地说，这种机制是来自竞争性的民主选举制度。再其次，在上面两点已经实现的基础上，如何进行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交易呢？这方面的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通过代议机构向政府施加影响；可以是某种具有制度性的协商方式；可以是群众组织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某种个别的接触；可以是非制度化的某种压力行动；可以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对政府施加影响；以及人们能够想到的其它一切方式，等等。所有这一切归纳到一点，就是要使决策过程贯彻民主的精神，使决策过程本身实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利益交易，这样所产生的决策，就能既符合于政府的利益，又符合于人民群众的利益。
对于后一个问题，即关于决策结果的科学性的问题，就不仅复杂，而且还会产生歧义了。这里涉及到对实际情况的看法问题。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似乎决策的对象──包括环境和人都是纯粹的客体。他们只有在一定政策的作用之下才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反应。这样，就可以把每一项决策和客体的反应之间的联系作相关的细致的分析，并且将这一过程变成完全可以重复进行实验的过程。只有作这样的设想时，才能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考察决策结果的科学性。这也就是把决策的过程和自然科学的实验相提并论。这样做在一些人看来才是完全符合科学的，因而是科学决策的本意。然而，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把决策的对象看成纯粹的客体？实际上恐怕不能这样看。因为决策的对象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或人群。他们不仅仅可以对决策者的行为做出一定的反应，同时，他们还能以主体的姿态对决策者施加影响，并且力求达到预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总的权力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已形成一种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互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过程已经不是原来人们所设想的单向的运动，而是一种双向的运动，并且是一种往复不断的双向运动了。而在双向的运动中，原来的所谓决策的科学性便不见了。第一，因为决策者通过一定的决策并不一定能从决策对象方面得到预期的反应；第二，决策者的决策动机本身便要受到决策对象反作用的影响。这样，便使得决策者和决策对象双方的地位都变得相对化了。因而，决策过程便伴随着决策者和决策对象双方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两个过程结合在一起，才能反映现实的决策状况。这个问题，我是受启发于詹姆斯·不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他在书中分析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指出，经济学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完全看成像自然对象一样的纯客观对象。因此，其所研究的就是每一项政策对客体作用之后所产生的反应。而且这种作用与反应的内容是可以重复的，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同样的政策得到同样的反应。这样，决策过程就变成了与自然科学实验一样的过程了。然而不坎南认为，这种对科学的追求实际上是并不科学的。因为作为经济政策的对象的人们，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对象，而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体。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经济政策的作用，而且也在把决策人当作实验的对象。他以《鲁宾逊漂流记》中的鲁宾逊和星期五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当鲁宾逊开始遇到星期五的时候，由于无法进行语言的交流，他只能对星期五进行作用与反应的实验以探索交流的途径。这样看来他似乎是在进行一种纯粹的自然科学的实验。而经济学便类似这样一种实验。但是，不坎南指出，实际上，当鲁宾逊在进行这种实验的时候，反过来星期五也在对鲁宾逊作着同样的实验。也就是说双方都在寻找交流的途径。这样便很快找到了交流的途径，并发展为语言的交流。不坎南指出，这种情况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这样便把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这就说明：如果说经济学所追求的是只能有唯一答案的科学真理，那么，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却是利益的交易。这就是不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不坎南的这一思想对我们研究决策问题显然是有很大的启发性的。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中情况是如此，那么作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对象的政治领域就更加如此。所以，政治决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的交易过程。是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利益交易的过程。因此，虽然基本上说来决策是在政治管理的权力的框架内运行的，也就是说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的地位不可能是平等的，但是其中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渗透进了交易的内容，从而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权力关系。面对这样一种实际的情况，强调决策的科学性就有可能走人歧途。因为科学性所追求的是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在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把并非唯一正确的答案当作唯一正确的答案。而自认为自己已经真理在握的人，就会把其它的可能答案当作谬误去排斥和打击。因为真理是从不妥协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一定要碰壁的。正如不坎南在上述的书中指出的，不注重利益交易而只注重追求真理的政治学，很容易变成专制主义的政治学。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对所谓科学决策的评价。名义上追求科学性的决策，很可能变成专制主义的决策。这样，所谓的科学决策不但不等于正确的决策，而且还同民主决策完全对立起来了。如果说真理是决不妥协的，那么利益却是可以妥协的。交易就是利益妥协的最经常和最方便的办法。所以，对科学决策这一提法需要慎重对待，应该仅仅从前一种意义上即决策方法的科学性的意义上来使用，而不应该将其意义延伸到决策的结果方面来。同时，我们在研究决策的结果时，则应把决策的结果看作是决策者与决策对象之间围绕着利益问题的互动过程的一种合力，也就是双方反复进行利益交易的结果。从这方面来说，并不存在追求真理和追求科学性的问题，而是追求利益的协调，即追求双方都能或都愿意接受的结果。这才应该是正确决策的最后的衡量标准。这样一种认识应该始终贯彻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中来，使公共决策真正能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良好的、积极的作用。
关于决策民主化的问题与上述问题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也就是在政治管理权力运行的框架之内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权力而存在的自下而上的制约权力。因此，民主的实质在在于制约。而一般所理解的民主决策一个是指采纳群众的意见；另一个是指按照民主的程序进行决策。然而采纳群众的意见，完全可以是单向地即自上而下地实现的，而并不体现自下而上的制约。也就是说收集意见的过程很可能是上级提出要求，而下级提供材料，而与广大群众没有直接的联系。至于按程序决策，也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没有直接联系的。所以，按照民主的精神，民主决策应该体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制约，而人们对于民主决策的习惯看法却与这种制约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在认识上便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为了要真正实现民主决策，首先便需要使人民对决策过程发挥制约的作用，体现出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与政府双方的互动关系。其次，作为民主决策来说，一般地、笼统地指出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与政府的互动还是很不够的，而是还必须解决如何互动的问题。因此，所谓民主决策问题就是要解决在决策过程中人民与政府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互动的内容、方式、程度、幅度等等问题。那么，在民主决策中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第一，在民主决策中人民与政府互动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双方的利益交易上。当政府从国家或政府某一部门的利益出发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必然会触及人民群众的利益。于是，人民群众便会针对这个利益问题对政府提出要求。从而引起双方的利益博弈。如果政府不顾人民群众的意见，而强行贯彻自己的政策时，就会形成零和博弈的局面。相反，如果政府能够很好地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那么就会形成正和博弈，也就是形成交易的局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被政府所承认并对政府产生实际的影响。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人民群众要有足够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并有相应的机制使政府不能不考虑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实现双方的利益交易，形成正和博弈的结局。
第二，在民主决策中，人民群众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同政府之间实现利益的交易呢？首先，人民群众应该在不同的程度上组织起来。如果人民群众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形成比较强大的力量，从而他们的利益要求也就很难引起政府的注意和被政府所采纳。这样便提出了社会结构多元化的任务。也就是在政府之外，需要形成多种多样的群众的社会组织的政治组织，从而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强有力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应该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和政治机制，使得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其对民意的态度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政府官员不能不考虑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一般地说，这种机制是来自竞争性的民主选举制度。再其次，在上面两点已经实现的基础上，如何进行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交易呢？这方面的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通过代议机构向政府施加影响；可以是某种具有制度性的协商方式；可以是群众组织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某种个别的接触；可以是非制度化的某种压力行动；可以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对政府施加影响；以及人们能够想到的其它一切方式，等等。所有这一切归纳到一点，就是要使决策过程贯彻民主的精神，使决策过程本身实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利益交易，这样所产生的决策，就能既符合于政府的利益，又符合于人民群众的利益。
0 引言
决策是企业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全过程。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是企业通过计划、组织、控制等环节协调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较高效率达到企业目标的过程。而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内容，它贯穿于整个管理过程。决策不仅包含了计划，而且包含了整个管理。实现决策科学化是企业适应市场化的需要。因此怎样实现决策科学化就是当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决策理论概述
决策是企业管理的核心。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erbert a·simon（赫伯特·西蒙）提出“管理就是决策”。
西蒙认为，管理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看。纵向就是从管理的程序看，包括计划、组织、人员、领导及控制等。从横向看，各项管理职能中都存在着如何合理决策的问题[1]。例如，在计划职能中，选择什么样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如何分配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组织职能中，如何建立合适的组织结构，如何划分职权，以及如何配备各层次的管理人员。以上这些选择的过程都是决策。从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到基层管理者，都要在其工作过程中进行决策，只是决策的重要程度和影响范围不同罢了。因此，可以说决策是管理中最本质的东西，它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全过程。
1.1 决策定义
所谓决策(decision making)，就是为未来的行为制定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决定采用某种方案的过程。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为实现某一目标，就需要拟定行动方案，并选择决策者认为是最佳的方案执行。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目标能否实现[2]。
1.2 决策的重要性 决策本身就是一项人类活动，它是伴随着人类出现而开始的。从原始社会人类选择居住场所、生产工具、狩猎对象到封建社会人们修建万里长城、都江堰水利工程；直至卫星升天、人类登月等行为，无一不贯穿着决策的过程。从国家、民族的命运到民族产业的兴衰；从国有企业的改革到民营企业的发展；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到短期经营管理，无一不存在着决策。决策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以及人类的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3 管理层与决策 决策由五个基本要素组成，即决策者、决策对象、决策信息、决策理论与方法、决策结果[3]。
管理层（决策者）是现代决策体制的核心，重大问题的决策集中于核心管理层，由核心领导选择方案，做出决定，由一般领导者分别负责决策方案的执行。
2 决策科学化
2.1 决策科学化的定义 所谓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层要根据决策活动的内在规律，遵循科学决策原则、程序、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和技术手段，实现最优化决策[4]。决策科学化的实质就是决策这一主观活动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力求以最小的投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效益，它要求决策层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认识决策的具体对象和决策环境的特点、客观规律，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决定决策目标，使决策目标与管理目标相一致，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
2.2 为什么要实施决策科学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决策提出更高要求，特别是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市场将全面对外开放，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各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种国际性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变量不断增多，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决策的科学化，以尽量减少因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
2.3 管理层与决策科学化 决策的科学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而管理层是决策的制定者，可以说决策科学化的实现是依赖管理层，管理层的责任就是要实现决策科学化。
3 决策科学化的实现途径
3.1 现代科学的决策制度 决策制度包括决策层、信息支持系统、智囊组织、执行监督组织[5]。决策层处于核心地位，由负有决策责任的决策者所组成。
3.1.1 全面提高决策层的素质 一是要变革决策层的决策观念，实现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化决策的转变，同时还要求决策层具有 “全球化”的意识、法制意识、信用意识、服务意识等。二是要切实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决策者的业务素质和决策水平，逐步将他们培养成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新型决策者。
3.1.2 重视信息支持系统 信息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古语云: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说:“信息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同样是一种资源。精确有效的信息，就如同我们身体需要活动的氧气”、“我们整个国家，三分之二的成果来自有关的信息活动。信息是经常提供重要情况的火花，点燃创造和发明天才的火焰，帮助人们解决日益复杂的世界问题”。
信息是进行决策的依据，又是检验决策正确与否的尺度。所以，行政领导要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须掌握准确、可靠、全面、系统的信息，并进行归纳、整理、比较、选择。
3.1.3 充分利用智囊组织 在现代决策体制中，智囊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借用“外脑”，依靠智囊团对各种问题进行精细分析，严密的论证，才能避免决策的失误。因此各级领导者在决策时要重视智囊团的作用。“小天鹅” 的腾飞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借用“外脑”，有力的保证了企业决策的科学化，但企业中的“内脑”智囊机构也是保证决策科学化的途径。企业内部智囊来源于企业自身的各管理层和员工。集思广益，可以减少决策的风险。做出决策之前多听一听各管理层甚至员工的意见，总是可以起到拾漏补缺的功效。
3.1.4 有力度的执行监督组织 一项决策的质量高低，要通过执行来检验；一项科学的决策要通过执行才能得到体现；否则，再正确的决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正如美国政策学者艾利斯所说：“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地执行。”[6]可见，执行过程在整个科学决策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建立民主、开放、有效的决策监督机制，选择适当时机进行检查，可以及时发现行动中的问题，保证决策的正确实施。
3.2 合理选择决策方法 科学决策的前提是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管理学家和从事管理活动的实际工作者总结概括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决策方法，其中决策过程的系统分析方法就是一种。
系统分析方法按如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了解问题背景，从外界环境中划出一个系统，并界定系统的边界；
第二步：了解和确定问题的选择目标；
第三步：分析达到选择目标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诊断；
第四步：分析备选方案，并给出方案的约束条件；
第五步：分析不同决策方案的决策结果或后果、并分析不确定性因素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第六步：根据所有决策人对决策结果的价值判断，表示出所有决策人的选择偏好；
第七步：用数学模型或其它模型描述；
第八步：分析计算并推荐最终最优决策方案；
第九步：决策实施。
这种系统分析方法将决策问题的基本要素、相互关系和选择方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满足系统科学的基本原理，构成了决策科学化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满足了决策人的选择偏好，为决策民主化提供了条件。
3.3 科学决策程序
从决策过程分析，比较规范的决策程序大体由下列五个步骤构成:提出问题、明确目标;收集信息、制定方案；咨询论证、方案决断；贯彻执行、督促检查；反馈修正、决策评估。决策的五个步骤，环环相扣，紧密衔接。决策程序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是现代科学决策制度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徐子健.管理学[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2000，102-103.
[2]赵丽芬.管理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147-148.
[3]陈建坤.科学决策制度论[j].东岳论丛，2001（3），31-32.
一、决策概念
所谓决策(Decision Making)，就是为未来的行为制定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决定采用某种方案的过程。赫伯特・西蒙曾提出“管理就是决策”。西蒙认为管理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看：纵向来看，包括计划、组织、人员、领导及控制等；从横向看，各管理职能中都存在着如何合理决策的问题。
二、决策科学化
（1）决策科学化。所谓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层要根据决策活动的内在规律，遵循科学决策原则、程序、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和技术手段，最终实现最优化决策。决策科学化的实质就是力求以最小的投入、代价取得最好的效益，要求决策层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定决策目标，使决策目标与管理目标相一致。（2）实施决策科学化的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对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王老吉为例：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羊城药业(王老吉前身)，排名全国中成药50强，产值1个亿，利润1000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羊城药业成为广州第一批股份制改革的企业，并积极筹划上市，走上了包括房地产投资在内的多元化的道路。随之而来的却是连续几年的巨额亏损，最终资不抵债、负债经营，主业也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从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实现决策科学化，企业的发展势必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王老吉正是由于未能实施科学化的决策，才使得自己陷入困境。
三、决策科学化的实现途径
（1）现代科学的决策制度。决策制度包括决策层、智囊组织、执行监督组织。决策层处于核心地位，由负有决策责任的决策者所组成。王老吉企业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努力做出了改进，特别是在决策制度上面，其中包括决策层、智囊组织、执行监督组织等等。
（2）全面提高决策层的素质。在全面提高决策层的素质方面，王老吉也做出了相关的改革：一是要变革决策层的决策观念，实现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化决策的转变，还要求决策层具有“全球化”的意识、法制意识、信用意识、服务意识等；二是要切实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决策者的业务素质和决策水平，逐步将他们培养成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新型决策者。
（3）充分利用智囊组织。一是定位创新。原本凉茶是广东的一种地方性药饮产品，用来清热解毒祛暑湿。在两广以外，人们并没有凉茶的概念。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就必须对产品进行重新定位。品牌定位――预防上火的饮料，其独特的价值在于，喝红色王老吉能预防上火，让消费者可以尽情享受生活；二是传播创新。在进行定位创新后，原有的传统传播渠道显然已经不适合这个新定位，必须对传播渠道以及传播方式进行创新。在王老吉的渠道和终端地面推广上，除了传统的POP广告外，还开辟了餐饮新渠道，选择湘菜和川菜馆、火锅店作为王老吉诚意合作店，投入资金与他们共同进行促销活动；三是服务创新。为了维持顾客对王老吉品牌的忠诚性，王老吉药业推出了以下几种计划：忠实消费者奖励计划。王老吉在一些大型药品连锁店推出的购买金额积累计划或折扣会员卡，奖励那些经常购买其药品的忠诚顾客，受到消费者的热情拥戴。王老吉会员俱乐部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在这里可以咨询、可以聊天、还可以参与不定期的活动。数据库营销。王老吉药业分析消费者的资料，将新产品介绍、促销活动说明，寄给那些可能回应信箱广告的人。四是产品创新。王老吉药业总共进行了以下的生产创新：首先是生产观念的创新，生产是为了提高社会大众的生活素质。其次是产品创新，跟进时代步伐，推出王老吉广东凉茶颗粒、王老吉无糖冲剂、王老吉清凉茶、王老吉润喉糖、王老吉清润饴等系列产品。
（4）有力度的执行监督组织。一项决策的质量高低，要通过执行来检验；一项科学的决策要通过执行才能得到体现；否则，再正确的决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正如美国政策学者艾利斯所说：“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地执行。”王老吉建立了民主、开放、有效的决策监督机制，该企业拥有优秀的执行力，渠道控制力强。这样有力度的执行监督组织可以及时发现行动中的问题，保证决策的正确实施。
作者：李洪影 胡宝元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以德为先、以实绩选干部是创新干部选拔机制的基础和前提。一是使提拔干部规范化、制度化。这样才能使一大批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用人环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导向。二是选拔干部要解放思想。破除论资排辈、家世背景、文凭学历等观念束缚，为更多优秀干部创造选拔机会。三是选拔干部方式要灵活。逐步提高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选拔干部比例。再次，拓宽干部选拔视野。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五湖四海，拓宽视野选拔干部，广辟途径培养干部，满腔热情爱护干部，严格要求管理干部，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选拔干部范围一定要打破客观因素制约。一是打破地域限制。树立开放的选人观，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选拔优秀的人才。二是要打破对选拔干部身份及性质等的限制，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人员、海归，甚至民企老板等都可以纳入干部选拔范围。最后，创新优胜汰劣机制。改变干部“能上不能下”以及“不犯错误不下”等状况，创造干部正常“下”的环境，建立和完善干部“能下”的各项配套措施等。只有不断创新优胜劣汰机制，才能滤出优秀人才，强化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也才能引导干部努力提升自身的能力素质。建立科学的干部任用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任用机制有利于建立一支精干、高效能的干部队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也关系到我省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战略任务，所以必须做到：首先，任用干部要全程公开。切实增强干部任用工作的透明度，真正让选人用人在阳光下运行。其一，坚持程序公开。把干部选拔任用的各项制度制作成工作程序，便于群众明晰和掌握。其二，坚持任用对象公开。任用对象确定后，在考核对象所在地考察报告，并通过媒体向社会进行详细预告，在更大范围内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并为群众行使民利提供依据。其三，坚持任用结果公开。干部任用中，提议人和提议的主要依据，考核者和考核的主要意见，评议人和评议的主要意见等，决定时的表决结果，都应该向社会公开。这样就可以杜绝干部任用上的暗箱操作，减少甚至消除人们对干部任用不公正的疑虑，能极大提高干部任用上的公信力。其次，干部任用理由要明确。在干部任用书上，要全面描述干部本身的特征，该干部的个人特征与本岗位选用标准的符合程度、任用决定程序等。这样人们才会真正确信干部任用是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再次，建立干部任用异议制度。干部任用后，任何人都可以对任用决定提出异议，异议既可以向任用机关提出，也可以向任用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接受异议的机关应在一定期限内对异议做出书面答复。异议制度可以极大地强化对干部任用制度的监督，促进干部任用的公正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杜绝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制”。如何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对于推进干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环节。首先，推进干部考评机制的民主化。在干部考评过程中实现考评主体多元化，可由人事部门组织考核干部政治素质，由组织部门和其工作部门考核干部工作能力和业绩，由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考核干部的廉洁自律。最重要的是提高群众的参与度，把群众的意见作为对干部评价的最主要依据，按照“充分保障群众对干部考核评价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一要求，让群众以不记名陈述等方式考评干部，这样才能不断引导和激励各级干部强化执政为民意识，创建和谐新辽宁。其次，建立完善的干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干部考评的主要内容要做到定性与量化相结合，考评干部要看本质、业绩和潜能，看其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工作能力等，力求多角度、多侧面了解干部品德才能，增加考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考评的方式要灵活，年终考核、阶段考核和平时考核相结合。再次，重视考评结果的运用，建立完善升降奖惩机制。可实行弹性的人事制度，打破传统公务员终身制和按年限、资历逐级晋升的做法，在干部的录用、任期、管理及其他人事环节上实行灵活的政策，可以通过把考核结果与工资、奖金、晋升等切身利益直接挂钩。只有坚持把考评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的重要依据，才能充分发挥考评的积极作用，所以必须建立以考评结果为基础的升降奖惩机制。经考评，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免的免，该惩的惩。还可把考评结果运用到干部培养教育上，不断提升和优化高素质干部队伍。
科学决策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证，是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其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深及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王沪宁认为，“作出正确和适当的政治决策，就获得了一半的成功。”[2]129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各项事业科学发展，首先要求我省各级政府做出科学决策。目前我省各级政府的决策还存在很多问题，诸如决策的程序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较低，随意性较大；决策过程公开性不高，决策的监督机制不健全、责任追究制缺失等。决策失误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事件屡屡发生。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科学决策意识、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最终实现以科学决策推动科学发展。坚持大局决策当前，一些政府领导的决策过于功利化，在实践中表现为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量而忽视经济结构的优化；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协调发展；单纯追求发展的效率而忽视社会的公平。他们只看任期内的成绩，而不看后续效应和长远效应，为政绩甚至不择手段。由此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加剧了经济、社会、环境的矛盾，拉大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差距。如果这种状况不得到改变，将殃及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了避免这种恶果的出现，各级政府要坚持大局决策。第一，坚持大局决策，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增强大局意识。决策时要密切关注新阶段、新形势和新任务，以战略性眼光审视需要决策的重大事项，使决策具有全局性的特点，既体现时代的要求，又遵循客观规律，从而达到预期效果，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坚持大局决策，要找准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既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又服从中央的战略决策。使地方决策与中央的大局要求相一致、目标相协调，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第三，坚持大局决策，要围绕服务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选择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增强调研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始终保持发展的思想、前瞻的思维、创新的思路。第四，坚持大局决策，就要建立健全决策程序。就是要保证所有重大决策事项都应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充分协商论证的基础上，集体讨论决定。只有坚持大局决策，才能保证科学决策，也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坚持调查研究决策同志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3]。同样，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进行科学决策，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握发展现状，找准关键问题。科学决策源于对实际情况的全面了解，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随时掌握第一手材料，通过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以确定决策的针对性。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以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只有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才有可能是科学的决策，也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谈谈调查研究》中强调：“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4]只有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保证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即使发生了失误也能迅速得到纠正而又继续胜利前进。”[4]调查研究是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一项基本方法和基本经验，也是党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党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都是经过全党深入全面调查研究了解国内外局势的结果。加强调查研究关系着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得失成败。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必须着眼宏观，体现全局，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对策。陈云同志指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5]科学决策是一个发现问题并正确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以真正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坚持民主过程决策实现科学决策就要以党内民主为核心健全民主决策机制，因为，决策民主化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基础和根本途径。民主决策的主要标志是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使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利益得到最充分和客观的表达。在决策过程中要严格按照预定的程序、规则和方式，广泛吸取各种意见，充分集中各方智慧，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使整个决策过程畅通、规范、透明和趋向完善。首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遵守“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党委议事和决策制度，凡属重大、全局性发展战略决策、重要的人事变动、重要项目安排等，都必须经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必要时请专家论证，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一旦做出决策就必须执行；对重大事项的决策要认真备案，对重要人事安排的决策应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其次，建立健全规范的民主过程决策的制度性程序，国务院2004年就印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要》，对于决策程序予以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断提高决策制度机制的可操作性。“政治决策的成功与否，与一定的政治共同体的决策程序和决策技术所达到的水平成正比。”[2]147再次，科学决策要紧紧依靠集体智慧。在决策前，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集体协商、集体决策；对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重大事项，要组织业内专家进行认真论证，并进行科学评估；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要举行听证会，认真倾听群众的声音，接受并采纳群众的合理建议。决策者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决策。科学决策是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决策时不断体现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制度监督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新时期加强对权力特别是选人用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扩大人民民利、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有利于领导干部健康成长，有利于我省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第一，靠制度规范决策程序，对决策过程实施监督。要规范集体决策制度，对重大事项的决策要充分发挥省人大的作用，并不断完善省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发挥政协的民主监督功能。第二，建立决策公开制度，时刻接受群众监督。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要对决策内容、方式、过程、结果等在适当范围予以公开，尤其是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要建立健全人民群众对决策进行监督的机制，不断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监督的渠道。第三，建立决策问责制度。科学决策的制定和实施的重要因素就是监督职能是否到位，当决策缺乏监督时，决策者没有决策失误的压力，“三拍工程”就不可避免。要防止决策的随意性，推进决策的合法化，就必须建立起两个机制：一个是事前的制衡机制，即决策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另一个是事后的责任追究制，凡造成重大损失的决策，相关责任人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政府要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做到决策必须落实，失误必须追究。第四，实现决策程序法定化，促进决策者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在整个社会营造决策的科学、民主、公开的氛围。最后，要使决策权力与利益脱钩，决策与执行分离，使决策不致成为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保证决策符合人民的利益
要使决策科学化，就要使决策民主化
决策的大量实践证明，要使决策科学化，就要使决策民主化。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内社会阶层迅速分化、利益多元化，要保证和提高政务决策的科学性，更要求民主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除了进一步发扬执政党党内民主以外，一条极重要的途径就是充分运用统一战线这一传统法宝，让专家密集、人才荟萃的政协、各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履行职能，发挥智囊团、“思想库”、“外脑”的作用。
科学决策也必须经过有效的执行才能达到决策的目的。在决策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需要及时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当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十分复杂多变时，还往往需要调整决策方案甚至目标。这些问题，利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都能较好地解决。
决策的有效执行高不开有效的监督，政务决策更是如此，充分发挥派和政协的民主监督作用，保障、鼓励各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级政协委员大胆揭露问题，提出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能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使民主监督这种“软监督”同法律监督如人大、司法、行政监督等“硬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党内监督等相互配合，形成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合力，从而产生“硬效果”，推动科学决策的实施。
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针对目前尚存在于一些地方、基层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做好“三实”工作。
“知实情”、“说实话”、“办实事””
增强全局观念。熊猫集团是重要的军工企业，虽然已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全部是国有股东。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更好地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我们十分注重增强全局观念。在各股东之间，我们以公司整体、全局、长远发展的利益去协调矛盾、统一思想、形成合力。董事会坚持以大局为重进行决策；经理层认真执行董事会决议，努力实现公司整体利益、股东利益最大化。例如，2000年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进行资产重组，虽然从局部和短期看对集团公司利益有所影响，但股东会和董事会从全局和长远利益考虑，支持重组方案，使股份公司迅速扭亏为盈，实现了超常发展，从而也促进了集团公司加速发展。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全局观念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思想基础。只有不断增强全局观念，才能更好地统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意志与目标，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效统一。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少地方提出“三不决策”，即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决策，不经过专家论证不决策，不制订两个以上的可行性方案不决策。这个决策程序的基本原则一直延续至今，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领导拍板的正确性。
党的十六大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程序化”的提出，说明我们党在民主政治的建设中，不仅注意结果，也重视运动的过程，而且，只有关注过程的科学性，才能保证结果的科学性。报告还指出，“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现在看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三不决策”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加强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公开化和法制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政府的决策有效，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和谐有序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目标。
程序设置的公开化
“公开、公平、公正”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民利，它体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其他一切日常生活中。而“公开”，则是人们实现民利的首要前提。人们不仅要求公开结果，而且要求公开过程，即对实现结果的每个程序都需要有所了解。这正如一个古老的英国谚语所说：“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程序公开化，是对人们公民权利的一种维护和尊重。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它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人民有知情权，即对一些关乎国家大事的知晓，对影响自己生活（生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的了解。一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国家是不能称为民主法制国家的。所以，程序的公开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人权的维护和尊重。除了那些涉及国家和集体机密、个人隐私和某些特殊的程序不能公开外，公民有权了解一切他们应该知道和希望知道的活动程序。知情愈细愈广，表明国家的民主程度愈高，这是一件好事情。同时，知情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大众事务的首要前提，只有知情了，才能参与管理参与讨论，这是他们主人翁地位的充分体现。一项事务，只有大家都知道了，都来参与了，这项事务才能办得更好。公民的这种知情权和参与权有的是通过大众传媒直接实现的，有的则是通过人民代表或其他形式来代替行使的。不论哪一种，公民都不仅需要了解结果，同时要了解结果产生的程序。
程序设置的合法化
程序的合法化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人格与自由权利。所以，法律界有人打比方说，实体错误只是把一个东西称错了，而程序错误则是把称杆上的定盘星定错了，称什么东西都不准。
市场营销(marketing)是个人和组织创造产品和价值并与它人交换，以满足市场需求和实现其自身目标的过程。市场营销的起点是市场需求，目的是通过满足市场需求来实现个人和组织的目标(对于一般企业来说，通常是赢利；对于包括政府在内的非营利性机构来说，是获得必要的财政收入和公众的支持)。
营销研究(marketingresearch)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合适的手段，判断决策的信息需求和成本，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和报告有关信息，以帮助企业、政府和其他机构正确制订、实施、评估和调整市场营销策略和计划。当前对信息的不断增长的需求，推动了营销研究的发展，使之成为一门高速增长的产业。
一、营销研究与科学决策
营销研究是市场营销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起着通过信息将产品、服务和计策(idea)的提供者与市场相连接的桥梁作用，其最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为营销决策提供及时、准备和有用的信息来改进决策质量，减少决策失误。
营销研究的内容包括营销决策的各个方面：营销研究有助于企业了解市场与购买者；制订合理的价格；开发合适的产品；设计和管理营销渠道；开展有效的促销活动。在营销研究最发达的美国对567家公司的调查表明，营销研究在美国企业已相当普及，几乎渗透了营销决策所涉及的所有环节，其中以市场特点与趋势的研究最为普及，其次为市场份额和需求分析(见表1)。
二、营销研究的现状
在西方发达国家，绝大部分的企业甚至一部分非赢利性机构都设有营销研究部或专职的营销研究人员，同时还有许多专门从事营销研究的公司。营销研究是一门快速增长的产业，并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集中度。1997年，全球排名前25位的营销研究公司专职雇员达59130人，营销研究业务收入共计6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0%。在这25家公司的营业总收入中，美国公司占67%，英国公司占18%，德国公司占7%，日本占4%，法国2%。全球排名前3位的营销研究公司分别是ACNielsen、Congizant、TaylorNielsenSofres，其1997年的研究收入分别约为14亿、13亿和5亿美元，合计达32亿美元，占前25名公司研究收入的一半(Honomichl,1998b)。从美国主要营销研究机构承接的研究项目可以看出，美国企业对市场需求、有效沟通和顾客满意度的高度重视，市场测量、媒体受众研究和顾客满意度测量的业务收入分别约占美国前50家营销研究公司总研究收入(55亿美元)的35%、17%和9%(见表2)。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建立，营销研究在我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1984年，市场调查被引入我国；1998年，我国第一家专业市场研究公司诞生，随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相继成立了许多营销研究公司；许多港台和国外营销研究公司(如ACNielsen、Gallop等)也纷至沓来；与此同时，设有营销研究部的内外资公司的数目和其营销研究经费也不断增加，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营销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使营销研究公司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由于缺乏准确的行业调查数据，国内主要市场研究公司的业务收入、市场份额排名尚无准确的统计，估计国内排名前五名的公司是：ACNielsen(美)，华通集团(国有)，央视调查咨询公司(国有)，Sofres-FSA(法)，华南市场研究公司(私营)。
三、营销研究应用实例
如前所述，营销研究有助于企业了解市场与购买者；制订合理的价格；开发合适的产品；设计和管理营销渠道；开展有效的促销活动。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案例说明企业是如何利用营销研究来帮助决策、改进市场营销工作的。
例1.市场分析与预测：顶新集团进军中国方便面市场对市场的分析、了解与预测是许多成功企业开展一项新的业务或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时的切入点。1989年前，顶新只是台湾的一家生产蓖麻的小工厂。90年代初，顶新集团的营销研究人员发现日本、韩国和台湾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方便面的人均消费量都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当时中国大陆方便面的人均消费水平还处于极低的水平，因此对方便面的需求将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而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根据对未来市场需求的预测，顶新集团于1991年在天津成立顶益公司，于1992年向中国大陆市场推出“康师傅”方便面，取得了成功。随后又迅速将方便面生产线由天津扩展至广州、武汉、杭州、重庆、沈阳、西安、哈尔滨等诸多中心城市，至1998年定益公司已拥有88条生产线，年销方便面70亿包。正确的定价策略在建立在对成本、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竞争者的价格和消费者心理的良好把握的基础上的。有过这样的实验，将顾客分为两组，一组从中、低价位的两种型号的微波中挑选产品，而另一组从高、中、低价位的三种型号中挑选。结果表明，增加一高价位的产品虽然只有13%的顾客购买该产品，却使选择中价位的顾客增加了17个百分点。因此，许多聪明的商家在产品线中增加高价产品，并非想通过销售该产品直接获利，而是希望用这种产品提高消费者对其它产品的参考价格，从而增加中低价产品的销量。分标价策略的流行(即分别列出基准价和一定比例的服务费或邮费，而不直接列出总价格)也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这些研究表明，对于需要迅速做出购买决策的产品(例如在餐馆点菜)，分标价使消费者感知的价格倾向于偏低而刺激需求。当然，这些研究也向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职业道德问题：商家是否可以利用消费者心理上的错觉对其进行有意的误导?
例3.产品研究与测试：日立洗衣机的不断改进
针对消费者的不断变化的需要创新，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是企业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日立公司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及其变化不断地改进其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70年代末，日立公司进行营销研究表明：日本人的衣服拥有量和档次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洗衣的频率也由过去的“脏了才洗”变为“穿过就洗”；同时人们仍然重视洗衣机的去污能力。据此，日立公司认为需要一种新的更加柔和但又不牺牲去污能力的洗衣方法。通过对其脉冲式洗衣机的改进，研制出一种能够减少衣物缠绕和损伤但又保持其清洁能力的洗衣机，结果大获成功。在80年代，日立公司连续的营销研究及时发现了人们洗衣时间的变化。由于越来越多的城市妇女走出家门工作，人们开始在晚间或清晨洗衣，因此洗衣机的噪音成了一个问题。日立公司及时推出一种低噪音的洗衣机和相应的广告，该洗衣机成了又一个非常成功的产品。
后来又根据营销研究的结果，推出了节省空间、洗衣、烘干二合一的家庭洗衣系统，结果又大获成功。
例4.数据标准化与共享：营销渠道管理的有效工具
加强渠道成员之间的合作，避免渠道冲突，提供渠道效率是企业整个营销过程的重要一环。
例如，当前许多跨国公司都建立了高效消费者回应系统。该系统通过生产厂家与经销商之间的电子数据的标准化、共享和及时处理，将产品开发、渠道管理和营销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品类优化、快速补货、库存管理和有效促销，提高整个销售渠道的效率，降低了成本，最终达到使消费者满意，制造商和分销商赢利的目的。
例5.有效的产品促销：宝洁公司“舒肤佳”香皂的市场推广有效的广告与促销，需要对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和认知过程，对各种媒体的特点和覆盖面，对竞争者的产品和广告有非常好的了解。这样才能正确地确定产品的卖点，选择合适的广告创意、媒体和预算。宝洁公司“舒肤佳”香皂在中国市场推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宝洁公司在中国主要城市的营销研究表明，健康是中国城市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宝洁公司选择了“不但美容护肤更可杀菌”的“舒肤佳”香皂来竞争中国市场，并争取到中华医学会的认可，但广告推出后销售的增长低于原来的预期。进一步的市场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对广告的理解非常直接，认为舒肤佳主要适合清洗孩子皮肤割伤、擦伤或多汗男人去体味用，不适合日常使用。于是，宝洁公司对广告进行了调整，新一轮广告目的在于说服消费者“舒肤佳”香皂适合全家人天天用。现在“舒肤佳”已成为中国香皂的第一品牌。
四、营销研究的常见误区
如前所述，营销研究的目的是为决策提供及时、准确和有用的信息。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常常由于研究设计和操作不当，不但达不到改进决策的目的，反而导致决策失误。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现将营销研究时常犯的错误归纳如下，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1.命题错误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对研究题目的清楚界定是营销研究的非常关键的一步。为此，研究人员和企业的决策者的良好沟通至关重要。可口可乐配方的营销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80年代初，可口可乐经过两年的时间，花费了400万美元进行了20万人次的口味测试，确定了新的可乐配方，其中最终配方经过了3万人次的双盲测试，口味测试结果表明，60%的人喜欢新可乐胜过老可乐，52%的人喜欢新可乐胜过百事可乐。但是该公司于1985年向市场推出新可乐的实际结果却与原来的预期相差甚远，迫使可口可乐公司于3个月后恢复了古典可口可乐，3年后新旧可乐的销量为10：1。可口可乐公司在其营销史上的惊人错误，主要是由于其研究的主题过窄，只考虑了口味忽略了其它影响消费者选择的重要因素——品牌、历史、文化传统及形象等。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对于像可口可乐这种历史文件含量很高的饮料，口味并不是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2.抽样偏差
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样本设计是确保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可靠性的必要条件。样本设计的质量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极大，盲目地增大样本量往往无法弥补样本设计的缺陷。LiteraryDigest杂志于1936年进行总统选举结果预测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为了预测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LiteraryDigest共寄出1000万份问卷，收回240万份问卷。该调查结果预测共和党候选人伦敦将在57%对43%击败候选人罗斯福，但实际结果是38%对62%。这项耗资巨大的调查使该杂志因资金困难和名誉扫地而破产。这主要是由于抽样框架的选择不当和拒答误差所致。由于这项调查的样本是根据电话号码簿、汽车注册名单和各种俱乐部会员名单抽取的，因此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有钱人在样本中的比重偏高；此外由于拒答率过高，尤其是罗斯福支持者因感到胜券在握而对此项调查缺乏热情而普遍拒答，导致得出有利于伦敦当选的虚假结果。
3.弄虚作假
研究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对于科学决策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人员水平局限和利益的驱使，有些营销研究机构和人员有时采用弄虚作假的办法欺骗客户和消费者。一些“消费者品牌认知调查”、“中国最佳企业形象调查”常以各种协会、学会等权威机构的名义主办，实际由市场调查公司或广告公司操作，上榜企业付费。一些调查员不按调查设计的要求如实填写问卷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企业对此应当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万和证书事件就是一个令人深思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