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07 14:57:01

语言文字论文

篇(1)

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它有一定的底线,当越过那个底线,便可能引发一系列恶性事件。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发表自己内心想法的途径多种多样,各种贴吧,论坛齐上阵。但人们渐渐开始不顾及那条底线,想说什么说什么,各种言语遍布网络空间。所谓“人言可畏”,一大波言语的侵袭,引发一场场“血案”。前段时间传遍网络的乔任梁自杀事件将“网络暴力”展现的淋漓尽致,各种言语键盘鼠标呈现在人们面前,有人伤心,有人惋惜,有人却是借机进行各种言语攻击,连当事人的亲朋好友也不放过,让她们在伤心之余红遍网络,拉到众人眼前时刻关注着,寻到机会便出来吐槽一番。当然也有人对这种做法持反对态度,站出来“主持公道”,于是两种意见,两拨人开始在虚拟的平台搭建辩论台,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各种言语在有形和无形中伤害着他人。

“人言可畏”的同时,“祸从口出”也让不少人栽了跟头。如同乔任梁事件,天台事件也将“祸从口出”四个字展现的淋漓尽致。几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字,拼凑到一起却触犯了法律,遭到拘留。这样的事虽然时不时的发生,但人们依然无动于衷,依然管不住自己的脑子,想说什么说什么。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可能在不知不觉见触犯法律。

人们常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在网上对某事件大肆宣扬自己内心的想法,说着当事人如何如何,却从不曾换位思考,当你身临其境,当你是那位当事人时,你还会这么想吗?许多人喜欢八卦娱乐明星,粉丝们宣传自己的偶像多么多么好,黑粉们则编辑各种文章宣传那人素质如何差等等各方面的缺点,有些甚至严重到虚构诋毁,恶意中伤他人了。人们可以用言论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制造谣言,编纂虚假内容污蔑他人的方法已经对言语形成了一种侮辱。

语言是人们用来沟通的途径,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向他人分享喜怒哀乐,但网络不是人们发泄的平台,在上面谩骂或者诋毁他人的言语让网络环境变得乌烟瘴气。语言是纯粹的,一个个字组合成一句优美的话,人们应该善待它,将它融入良好的环境中,实现它的价值。

篇(2)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98-02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的学生根据索绪尔上课的笔记整理而成的一部语言学著作。书中他从符号学和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语言学的本质,认为语言是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本文主要对索绪尔对语言文字的关系的看法做一个简单地述评,并谈谈自己对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

一、索绪尔对语言文字关系的看法

索绪尔《教程》绪论第六章的标题――文字表现语言就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从属于语言。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建立在听觉形象基础上的符号系统。与某一概念相联系的听觉形象,是语言的本质。接下来的论述中,他更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第六章共有6个小节,分五个层次进行论述:

第一层:语言和文字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必须区分开来。他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索绪尔以照片做例子,说我们认识语言不是通过语言本身来认识的,而是借助文字这种外部手段,就好像我们认识一个人,不看其本人,而是看他的照片,结果被表象所迷惑,不能清楚地看待文字的本质。

第二层:语言不依赖文字独立发展,而文字是依赖语言的。他以立陶宛语在今天仍旧反映印欧语系的状况为例,说明语言是离开文字而独立存在的。此外,他还讲到“有些很细微的语言事实是不依赖任何符号记录的帮助而被保存下来的。”

第三层:很多人并不区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他们甚至把文字看得比语言更重要。索绪尔认为是不对的。论证这一层观点时,他说就连像葆朴这样的人,都没有把字母和语音明白准确地区分开来。在语言学领域的权威人士,直到今天,还是把语言和正字法混在一起。

第四层: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世界上有两种体系文字,一种是表音体系,另外一种是表意体系,首先,他把汉字看成表意文字,但也看到了汉字表音的倾向;其次,汉字只对于汉语而言,在汉人看来更不易区别。

第五层:写法和发音发生龃龉的原因及其后果。写法和发音矛盾的原因很多,索绪尔只谈了最重要的,“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后来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在某一时期合理的记音,过了一个世纪就成了不合理的了。”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民族需要借用外来字母时,借来的字母又不能适应新的书写体系,就只能采用随机应变的方法;还有就是词源上的原因。当写法和语音发生矛盾就会产生一系列后果,例如,语言本来的面貌被文字遮掩了,文字不再是一件衣服,而是假装,我们把文字看得比语言重要,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后果;另外就是人们总是在语言和文字不一致的时候,以文字为标准。

二、索绪尔对汉字的认识

索绪尔在《教程》中讲到:“在他们(汉人)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乍看这句话,好像是索绪尔在给文字下定义,但是仔细理解的话,其实他只是用了一种比喻的修辞方法,将汉字比喻为第二语言,是为了突出文字对汉人的重要性。他说表意体系中的一些文字,有的已经失去了表意的功能,变成了单纯表音的符号。他讲这些时,已经意识到了汉字中的形声字出现了。所以,他也意识到汉字不仅表意,而且具有表音的功能,汉字是一种形、音、义结合而成的单位。汉人遇到同音词时,就会借助书面语来区别意思,表达思想。他以方言为例,说明相同的书写符号可以表示不同方言表现的同一现象。他觉得汉字可以跨越方言而存在。汉字对于汉语来说是不同的系统,与汉语本身的系统并没有纠结在一起。

三、对索绪尔观点的评价

总的来说,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是为《教程》的观点服务的,他专门开辟一个章节讨论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就是为了说明语言学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这个观点。他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的看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矛盾。

(一)合理性

他对汉字的看法具有其合理的一面。他意识到汉字里也有表音的成分,即形声字。我们说汉字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结构单位。它的含义广泛、模糊、没有专一的所指。我们平常跟人说话,如果对方讲的太快,就会说:“别着急,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绝不会说:“你一个词一个词慢慢说。”即使语言学家也不例外。显然,这里的“字”指的就是语言的结构单位。这些情况可以清楚地说明,“字”是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写出来的字仅仅是把这种心理现实性书面化而已。这就是说,字首先是说的单位,从汉语形成的时候开始人们就用字说话,而后才把这种说的字写出来,至今还只有几千年。索绪尔对汉字的认识有一定的正确性的,只把他研究的内容限于表音体系。

(二)矛盾性

尽管索绪尔看到了语言和文字发展的不同步性,但他仍然坚持“文字表现语言”,而且强调“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于是在他看到了文字不表现语言时就说出了“(文字的)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这样自相矛盾的话。如果文字是表现语言的,语言变化了,那么文字也应该随之而改变,既然语言变了,文字可以不改变,这本身就证明了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怎么明明看到了文字不表现语言的现象,还坚持它应该表现语言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索绪尔一方面举出具体的实例来论述“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是一种假装”,文字是如何不表现语言的;另一方面又坚持“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这是他在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方。

四、笔者对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

(一)文字是为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媒介来传递信息的,只是依靠口耳相传而流传下来的,它不具有超时空性,不利于保存,因此不能适应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人类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创造了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文字。反过来,文字的产生对语言也有积极的作用。它的超时空性、稳固性的特点决定了文字可以永久保存。

(二)人类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它在人们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文字就不同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早期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比如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建国前是没有文字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交流。只不过,后来有了文字,他们的生产活动才有了更加详尽完备的记载。

(三)就存在形式而言,语言以语音为物质材料,文字则以书面符号为物质材料,不论文字的书面符号是否直接记录并表示语言的语音,这种物质存在形式的差异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字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不同于有声语言,也决定了人们对这两者在掌握和使用上的差异。

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不管人们如何争论,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当今社会,语言和文字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利用好语言和文字,为的是更好地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篇(3)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language educational world from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 about the writing and the language relations’ discussion as well as the writing and the language relations’ elementary theory two aspects to the writing and the language relations basic view. based on this, elaborated the writing important function.

key words: writing; language; relations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文字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许多问题就讨论不下去。

1中外学者关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讨论

1.1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观点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中,首先指出了人们的“错觉”: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和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这种错觉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只这一点已足以表明语言是怎样离开文字而独立的。

接着,索绪尔分析了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

但是文字何以有这种威望呢?

(1)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书写的纽带尽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纽带,即声音的纽带来,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视觉形象比音响形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们更重视前者。结果,书写形象就专横起来,贬低了语音的价值。

(3)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所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字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语言显然要受法规的支配,而这法规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

(4)最后,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龌龊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于是文字就从这位元首那里僭夺了它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

索绪尔进而从拼音文字“写法和发音发生龌龊的后果”分析原因:

这一切的明显后果是: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

另一个结果是:文字越是不表示它所应该表示的语言,人们把它当作基础的倾向就越是增强;语法学家老是要大家注意书写的形式。从心理方面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会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人们使用“念”和“念法”这些字眼,就是把这种滥用奉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和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以后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索绪尔认为:

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样。……因为声音脱离了书写符号,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所以人们还是宁愿依靠文字,尽管那是会使人上当的。

看来,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或者把二者混为一谈,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字母文字的国家里也普遍存在。任何语言,只要它有相应的文字,就除了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语音形式)以外,又多了一种索绪尔所说的“视觉形象”(书面形式)。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口说的语言是从书写的语言产生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从文字产生的,文字是土壤,语言是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禾苗。而事实恰恰与他们感觉相反:语言才是土壤,文字才是禾苗。

1.2汉字和汉语

翻开中国语言文字学名著《广雅疏证》的卷首,可以看到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和王念孙的两篇序言。段玉裁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王念孙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道理:

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

这段话明确阐述了概念(义)、语言(音)、文字(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那就是:概念、语言、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三样东西,它们之间并没有谁等于谁的必然联系。人们交际的最终目的是表达概念,在口头交际中,头脑里的概念要借助约定俗成的有声言语形式来表达,在书面交际中,有声言语形式要借助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来表达。文字并不能直接表示概念,如果没有有声言语作为基础,文字便完全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

很明显,这段话阐明了文字的本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并不是语言本身。可是在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之前,至少是在17世纪中叶顾炎武提出“考文自知音始”之前,两千年间的中国学者,包括一些鸿章硕儒莫不把语言和文字二者混为一谈。即使是在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存在这种错觉。那么产生这些错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1)单个汉字大约90 %都能够与汉语中的单音节词或者单音节语素相对应,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汉字是直接负载着语义的。这就与字母文字不同:字母文字单个字母一般不负载语义,若干字母组合起来,与词对应,才有意义。那么,字母文字国家的人,他们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不是以单个字母为单位来颠倒,而是以组合成词的一组字母来颠倒;汉字则与词义或者语素存在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于是以它的基本书写单位——单个汉字为单位,就能颠倒汉语和汉字的关系。

(2)在很多情况下,汉字的造字手段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很容易让使用者错误地把写出的字形和头脑中的概念直接联系起来,而忽略了其中还有语言这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很多没有文字学专业知识的汉字使用者看来,文字的形体和头脑中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他们认为一个概念只能用那样一个字来表示,而一个字也只能表示那样一个概念。

(3)汉字是方块字,这样也容易给使用者造成一个误会:文字的形体和语言中的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有理据的联系。但事实却是:造字者在造字的时候可以对文字所代表的词有自己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通过某种形式在字符中有所表现,但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则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其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汉字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异体字出现。

(4)在汉字的教学方法中,有一种是用回溯古汉字的办法来教学汉字的,某个字,甲骨文、金文是这样描画的,大篆、小篆是这样圆转的,隶书、楷书中有那些古文字的影子,这样教的结果能加深记忆,但是也形成了人们认为字与书写形式之间的固定关系牢不可破的意识。

2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理论

2.1谁先谁后

语言产生在前,文字产生在后。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人类从类人猿进化为人的最后标志就是语言的产生,语言产生的意义在于人类最终告别了动物界。人类的历史,有的说有二三百万年,有的说有几十万年,那么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是几十万年的历史。文字的历史最长也不超过五六千年。这是整个人类的情况。从个人来说,任何一个人都是从幼儿时期先学会语言,到儿童时期逐渐学会文字的;还有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终身都是文盲。文盲不识字,但都会说话。

2.2谁是根本

语言是根本。没有语言,文字就无从产生。动物没有语言,因此任何动物,哪怕是能用叫声或“舞蹈”或气味发出一些信息的动物,比如蚂蚁、蜜蜂这样一些“社会”性比较强的动物,都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视觉符号。文字永远是语言的依附物,永远是语言的投影。

2.3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当然是两个东西。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繁衍了二三百年到几十万年,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到现在也没有文字,在有文字的社会里,还存在没有学会文字的幼儿和终生不识字的文盲。人类和某个具体的人,都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完全失去了言语能力的人无法完全融入整个社会。

文字是在语言这个土壤上长出的禾苗。自然界只存在没有禾苗的土壤,却不存在不依赖土壤的禾苗。同理,人类社会中只存在没有文字的语言,却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字。相对文字来说,语言是个在它之前很久就已存在的先决因素,因而永远是第一性的。

3文字的功能

尽管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但文字也不是毫无用处得只是依附于语言。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最大功能是辅助和扩大语言的交际作用,稍纵即逝的有声语言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传诸久远。文字的这一性质显示出了它对于语言的最密切的依附关系,尤其是在研究古代语言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关于古代语言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分析有关的文字记载而获得的。此外,虽然语言并不能记录语言的全部内容,但是人们从字符特别是方块字中读出的信息有时却远远超出了相应的言语词所能表达的范围。例如我们今天听到zang(四声)这个汉语音节时,可以把它和“掩埋死者遗体”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却并不知道古人死后并不以土掩埋,而是以草薪荐覆置于野外,这一远古习俗恰恰反映在“葬”的字形上(从死在?中)。

参考文献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

篇(4)

2000年10月31日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国家机关、学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公共服务行业以及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信息技术产品、广告、招牌、企业事业组织名称和在境内销售的商品的包装、说明等方面的使用作出了规定。国家为什么要大力推行语言文字规范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既是语言文字自身发展的需求,又可以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交际工具,它的发展要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基本社会形态的影响,要受社会约定俗成规律的制约,要受语言自身演变规律的制约,要受语言使用者的思想观念、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不论是普通话还是现行汉字,在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混乱现象,所以必须进行规范。要对普通话和汉字内部存在的一些分歧混乱现象进行规范,也要对人们语言文字应用中出现的混乱现象进行规范,消除语言文字中违背客观规律,阻滞社会发展,影响人们顺畅交流和素质提高的各种消极成分。

语言文字不仅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还是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和先导。他们的发展和应用水平既折射出社会发展的进程,也必然对社会各种形态的发展起着推进或阻滞作用。消除语言文字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使语言文字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同时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人生存和发展必须的一种基本的能力,是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语言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没有语言的表达,思维就没有实际意义,语言的发展推动思维的发展。良好的口语、书面语表达水平对个人的成长、成功、成才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规范语言文字,可以帮助人们树立现代语言观念,可以培养和提高人们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可以为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奠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也是社会信息化的必然要求。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实现信息化的基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中的中文信息处理,是以规范化、标准化的语言文字为重要载体的。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信息化水平和国家的信息安全,关系到高新科技的发展。在计算机大踏步进入生产、工作和生活领域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掌握普通话、汉语拼音和规范汉字字形的重要性。汉字在数量、字形、字音、笔画、笔顺等方面的标准化以及普通话的普及,保证和推动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及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又对加快语言文字规范化进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语言文字工作不仅应该跟社会发展同步,而且更应先行。

第三,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的现状呼唤语言文字规范化。目前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滞后于新世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宣传不够深入、广泛,贯彻不够得力,国家颁行的有关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还没有被广大群众了解和接受,社会语言文字规范意识亟待增强。地区间、城乡间,特别是行业系统间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差距较大。在一些系统和行业,工作人员或从业人员在公务活动或公共场合使用普通话远未形成风气;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商业场所牌匾、广告、商品包装用语用字混乱或乱用外文;一些报刊杂志、电视屏幕经常出现错别字,对读者和观众易造成误导;信息技术产品中语言文字使用混乱和汉语拼音不规范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为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任务还很繁重。推动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语言文字规范化包括语言的规范化和文字的规范化

语言规范化是指给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制定出明确的标准,并且积极推广这些标准,让人们按照这些标准正确地使用语言,以保证语言朝着纯洁、健康的方向发展。

我国的通用语言是普通话,但不能简单地把普通话理解为汉语或等同于汉语。从纵向(历时的角度)看,汉语涵盖了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从横向(共时的角度)看,汉语包括汉民族共同语和方言,如北方话、吴语、湘语、客家语、闽语和粤语等。所以,国家通用语言不是简单地指汉语,而是特定地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这一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界定了普通话的规范基础,语言规范就主要包括了这三方面的内容:

语音标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京语音”指的是北京音系,即北京话的声、韵、调系统,不包括北京话里的土词土语。如“太好了”北京土话说“忒好了”,“多少钱一斤”北京土话说“多儿钱一斤”,类似土音在普通话中都予以舍弃。对于北京话中的大量轻声词、儿化词,普通话只吸收了其中有一定意义或约定俗成的一部分。针对由于多音字带来的异读词运用混乱现象,1985年12月27日发表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范了普通话异读词的发音。其他多音多义字在不同词中的发音、轻声、儿化、词的轻重音格式、语调等都仅有约定俗成的规范,重要的体现在权威工具书中,还没有国家成文的规范。

词汇规范。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在汉语方言中,北方话具有很大的优势,使用的人口最多、范围最广。北方话的各次方言之间在词汇方面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而且北方话词汇从13世纪开始就随着官话和白话文学传播开来,因而在全国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北方话词汇是普通话词汇的主要来源。但普通话词汇还从其他方言里吸收了许多有表现力的方言词,从古汉语里继承了许多仍有生命力的古语词,从外国语中借用了许多我们所需要的外来词,而剔除了北方话中某些过于土俗的词语,如北京话中的“撒丫子(跑)”、山西话中的“婆姨(老婆)”等等。所以,普通话词汇比北方话词汇更加丰富,更加富有表现力。

语法规范。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

为语法规范。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语言,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的书面语,它反映了汉语的现代面貌,同时又代表了汉语发展的方向。普通话语法规范就是通过对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语法分析而得出的。首先,必须是白话文著作,而不能用文言文作品,这样才能做到“言文一致”;其次,必须是现代的白话文,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作品,而不能拿《水浒传》、《红楼梦》那样的早期白话文著作做标准,那些作品的语法现象与现代的表达方式有较大差距,不宜作为规范;再次,还要求具有“典范”性的著作,指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名著,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名人的名篇巨著,这些著作中无比丰富的书面语材料形成了普通话的语法规范的依据。

文字规范化是指给汉字制定出一定标准,如确定汉字书写笔顺、笔形次序、部件、结构等项规范,使现代汉语用字做到定量、定形、定音、定序,让使用汉字的人们按照规范汉字的要求去运用,以保证文字的相对统一和稳定。

篇(5)

从本质上说,语言学是一门描写性的科学,而不是一门限定性的学科。在语言学的研究史上,从限定主义(prescriptivism)到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语言学,其基本特征就是限定主义。语言规划的基本特征也是限定主义,不过,这种限定主义是对现代语言学描写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要在对语言现象描写的基础之上来制定语言限定的规范,因此,语言规划不是单纯的限定,而是在描写的基础上的限定,语言规划的限定往往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因此,语言规划的限定主义绝对不同于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对古希腊限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

语言规划就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它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

根据对语言规划的这种界说,我们认为,语言规划具有如下的性质:

第一,社会性语言规划首先应该是政府或社会团体的行为,一般不能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时私人的或半私人的组织、著名人士、作家、出版商对语言规划也能起某些作用,不一定非得要有政府的参与,但政府或社会团体的权力的作用比个人的作用大得多。因此,语言规划又叫语言计划,通常由政府或其中某一个部门来制定,通过这样的计划,官方的语言政策可以得到确立或执行。语言政策体现了政府或社会团体对语言的根本态度。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社会性。

第二,权威性语言规划的社会性同时也体现了它的权威性。国内外在语言规划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往往都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与,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当然,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不应当滥用权威,不应当用权术来控制学术或者压制学术,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语言规划一旦失去了权威性,就会引起社会上应用语言文字的极大混乱。因此,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对于语言规划的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语言政策的制定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稳定。这就是语言规划的权威性。

第三,交际目的性语言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促进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发挥。语言规划的目的是由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决定的。离开了交际功能的语言规划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交际功能之外,无所谓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往往容易带上强烈的民族情绪,如果这种民族情绪影响了语言交际功能的发挥,就可能导致语言规划的失败。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交际目的性。

第四,长期性语言规划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一般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几经挫折,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初见成效;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经历了非常曲折而艰辛的过程;有的国家对于语言规划的一些关键性决策的认识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渐深化,最后才获得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长期性。

第五,实践性语言规划的内容是十分庞杂而广泛的,它除了对语言文字进行一般性的管理之外,还包括语言的选择、语言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文字的创新、文字的改革等极为广泛的、多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一般性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它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容,同时还包含了复杂广泛的各种实践活动。语言规划还往往涉及到多种语言和不同的专业学科,从事语言规划不仅要有广博的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而且要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的经验和行政工作的能力,语言规划决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性工作,而是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部门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实践性。

总而言之,语言规划具有社会性、权威性、交际目的性、长期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我们在研究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不可不注意这些特点。

“语言规划”这个名称是1957年由语言学家威因里希(UreilWeinrich)首先提出的。在语言规划这个名称出现之前,世界上早就进行过语言规划了。在我国,远在秦代就有语言规划,秦始皇把形形的六国文字统一为小篆,实行“书同文”,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语言规划。在欧洲,远在罗马帝国时期,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官吏和军人掌握了拉丁文,但广大人民仍然处于文盲的状态。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各个民族纷纷独立。文艺复兴时期解放了思想,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典都成立过负责语言研究的机构,以保持和维护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促进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挥,为以后的工业化作了文化上的准备。这些也都是早期的语言规划。

关于语言规划的工作内容,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J.V.Neustupny)曾经把它分为“政治法”(politicsapproach)和“培育法”(cultivationapproach)两个方面。我们认为,诺依斯图蒲里的这种提法闪烁其词,含糊不清,晦涩难懂。为了在总体上对语言规划的内容进行分类,从实质上掌握语言规划的关键,我们有必要对诺依斯图蒲里这种分类进行改进。

在普遍浏览国内外有关语言规划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如果撇开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各种枝节问题不谈,语言规划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languagepositionalplanning)。就是决定某种语言或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position,status)。这种规划,一般要借助于政治的力量来进行,因此,它相当于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的“政治法”。

第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languagenoumenalplanningorlanguage—in—selfplanning)。就是语言文字本体(noumenon,language—in—self)的改造和完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在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中,需要保护语言文字本体的纯洁和健康,需要对语言文字本体进行精雕细刻的培育,因此,诺依斯图蒲里把它叫做语言规划中的“培育法”。

我们在这里把“语言规划”叫做“语言文字规划”,多加了“文字”这个词,是因为在我国通行的汉字是一种非常复杂而重要的文字,在语言规划中,必须给以特别的重视。

下面,我们从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两个方面,进一步对国内外的语言规划工作进行研究和考察。

二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1.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印度、菲律宾、以色列、东非都进行了共同语文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为例来说明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

新加坡于1959年成为英国的自治邦,1963年脱离英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的地区,讲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但是,马来西亚联邦只能以马来语为官方语言,不容许新加坡保留其他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这样,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联邦之间在语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矛盾,马来西亚请求新加坡离开联邦,新加坡在1969年成为独立的自治共和国。语言上的矛盾是新加坡不得不离开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的78%,马来人占15%,印度人占5%。新加坡宪法规定马来语、华语(汉语的普通话)、泰米尔语、英语4种语言为官方语言。马来语是马来人的民族共同语,为了尊重历史,新加坡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国歌要用马来语来唱,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共同的标准马来语为规范。华语是方言复杂的新加坡华人的民族共同语,以中国内地的汉语普通话为规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同时,采用中国内地的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泰米尔语是新加坡印度人的民族共同语,泰米尔语的标准遵循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原有规范。英语是新加坡行政、教育和贸易的用语,是新加坡各族人民交际的共同语,以英国BBC广播公司的发音为标准音。这样,新加坡的语文以英语为主,多语并存,有利于发展经济和民族团结。英语成为各民族相互交际和吸收外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实用语言,而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则成为各个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的语言,实行以英语为主流语言的双语制。1979年9月,新加坡开展以推广汉语普通话为目的的“华语运动”,要求在五年之内,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华人,除了跟父母谈话用汉语方言之外,都使用华语,十年之内,华语要成为公众语言,与英语并用。受华语运动的启发,新加坡的“马来文化团体中央理事会”也在1982年举行了“马来语运动月”,提倡新加坡的马来人讲标准马来语。语言问题在多民族的新加坡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实行双语制,一方面也不忽视作为第二语文的民族语文,同时又要防止民族语言运动盲目地发展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因此,新加坡政府一直把语言规划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语言规划看成与新加坡的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息息相关的问题。

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1963年联合加里曼丹岛、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成立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口中,马来族占多数。马来亚在5世纪以前接受印度文化,字母源出于印度南部。15世纪以后信奉伊斯兰教,改用变体阿拉伯字母,1456年以后,马六甲海峡成为海上交通的枢纽,这里的廖内—柔佛(Riau—Johor)方言逐渐成为东南亚商人和旅客的交际语言。1941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激化了当地的独立运动,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代替原来的阿拉伯字母。马来西亚成立之后,1969年把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定名为马来西亚语,1972年马来西亚的宪法又将它定为国语,并制定了语文改革计划,实现拼写法的标准化和词汇的标准化。

印度尼西亚原来是一些分散的封建王国,1596年荷兰入侵,从此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1950年8月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有1亿7千多万人口,是世界上的第五个人口大国,有250多种语言和方言,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最大的民族爪哇族占人口的40%,但是爪哇语不是印度尼西亚的全民共同语。作为全民共同语的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就是马来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尼民族意识高涨,1928年的印尼青年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要求以马来语代替荷兰语,作为全国的法定语言。印尼独立后,与马来西亚对抗,马来语的推广受到阻碍。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语是一种没有经过规范的语言,词汇和语法都没有规范化,缺少现代词汇和系统的科技术语。1959年,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商议,决定对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拼写,并采用“马印拼写法”(Malindo)为共同的拼写法,但由于不久两国关系恶化,直到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才决定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共同语,共同语可以由各国分别自定名称,不要求统一名称,但是,共同语的内容必须是一样的,两国又再次修改拼写法,称为“改进拼写法”,由两国政府正式公布施行。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1984年独立,24万人口中,马来人占54%,华人占26%,土著居民占20%。1984年1月1日独立,也采用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这样一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4个国家,将近两亿人口,便共同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他们抛弃了语文民族化的狭隘思想,迈向了语文国际化的道路,这是语言地位规划的成果,也是把语言规划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社会语言生活所取得的成绩。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语言的地位规划还要注意少数民族语言政策问题,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制定有关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政策、法令、标准等,慎重地处理好少数民族语言和全民共同语的关系。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一定要包括语言平等在内。因为语言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使用同一语言的民族成员都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在他们看来,使用本族语言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没有语言平等就意味着没有民族平等。客观而论,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具体体现。

语言的地位规划还应该研究世界诸语言的地位问题。一种语言在世界诸语言中的地位,不仅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有关,而且还同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关。如果按照使用语言的人数来考虑,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在这种情况下,汉语的地位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的因素,英语的地位就比汉语高得多了。英语原是现在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地角人”(Engle)使用的语言,叫做“地角语”(Englise,古代拼写法)。地角人渡过英吉利海峡移居不列颠(Britain),用他们的地角语代替当地的凯尔特语(Celtic),于是,这个地区称为“英格兰”(England),这种语言称为“英语”(English)。英语在5—6世纪时,用鲁纳字母(Rune)书写,鲁纳文字是一种在艺术性方面能与汉字比美的古典文字。7世纪时,基督教传入英格兰,英语开始拉丁化,15世纪时,英语的语音发生重大变化,而文字来不及反映这样的变化,写法很混乱,这种混乱的写法流传下来,成了英语拼写定形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的全民共同语,又成了科技和工业头号强国(美国)的全民共同语,今天,英语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随着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普及,英语在INTERNET中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英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英语的这种国际共同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稳固。同时INTERNET上出现了以英语为主,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语言的网络时代。一个是互联网络,一个是多语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语言规划的特色。

与确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有关的是濒危语言的问题。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的语言总数大约有6700种,但是,大多数的语言都处于灭种的边缘,只有不到200种的语言没有消亡的危险。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丧失了语言也就是丧失了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需要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如何挽救这些濒危的语言,是语言地位规划应该注意研究的问题。

2.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国际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实际上也就是进行文字地位的规划。

从罗马时代开始,欧洲的文字就掀起了拉丁化浪潮,拉丁字母成为罗曼语族的文字,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接着,拉丁字母代替了原来的鲁纳字母(Rune),成了日耳曼语族的文字,英文在5—6世纪是使用鲁纳字母的,后来改用拉丁字母,德语、荷兰语、卢森堡语、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冰岛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向欧洲东部传播,同斯拉夫字母争地盘,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此外,阿尔巴尼亚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爱尔兰语、芬兰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都采用拉丁字母。地中海岛国马耳他,讲阿拉伯语,也采用拉丁字母。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拉丁字母传到美洲。整个美洲都采用了拉丁字母,南美洲和中美洲全盘拉丁化,他们不仅采用宗主国的拉丁化文字作为官方文字,连本土的语言(如巴拉圭的瓜拉尼语、秘鲁的凯楚亚语)也使用了拉丁字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丁化浪潮席卷到大洋洲,使整个大洋洲都拉丁化了。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太平洋中的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都掀起了拉丁化浪潮。夏威夷成了美国的一个州,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夏威夷语逐渐衰落,仅用于地名和旅游用语之中,这些残留的夏威夷语全部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新独立的斐济、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提、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贝劳、西萨摩亚、汤加、瑙鲁都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本民族的语言也都采用拉丁字母。整个大洋洲也都拉丁化了。

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北的阿拉伯国家采用阿拉伯字母,南面除了埃塞俄比亚采用传统的民族字母之外,都使用拉丁字母。可以说,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也拉丁化了。索马里信奉伊斯兰教,独立后创造新文字,在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之间进行了困难的抉择,最后毅然放弃阿拉伯字母而采用拉丁字母。这是继土耳其之后,又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采用拉丁字母。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采用斯瓦希里语为两国共同的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早年采用阿拉伯字母,现在也改为采用拉丁字母。通用于尼日利亚和尼日尔的豪萨语,16世纪采用阿拉伯字母,20世纪初也改用拉丁字母。南非共和国除了使用英语之外,还使用阿非利堪斯语作为官方语言,也采用拉丁字母。此外,卢旺达、布隆迪、莱索托、斯威斯兰、马达加斯加等国的本土语言,不仅成为了法定的语言,而且也都采用了拉丁字母。

亚洲西部使用阿拉伯字母,南部使用印度字母,东部使用汉字。拉丁化浪潮席卷了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原来一直使用阿拉伯字母,由于土耳其语的辅音少元音多,而阿拉伯字母原则上都是辅音字母,只有三个加在辅音上的元音符号,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土耳其语,容易产生歧义,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延续了700年,阻碍了土耳其文化的发展。1922年土耳其废除苏丹制度,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在1924年宣布放弃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1928年公布了新的拉丁字母表,并决定从1928年秋季开始正式采用拉丁字母,从1929年1月1日开始,凡是土耳其语编著的书籍一律用拉丁字母印刷出版,教学上一律禁止使用以阿拉伯字母印刷的书籍。土耳其是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土耳其改用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在东方国家文化和西方国家文化之间首先筑起了一座拉丁字母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后来许多国家的拉丁化运动,都是以土耳其为榜样的,影响极为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冲破了印度字母和阿拉伯字母的传统,采用拉丁化的民族文字。印度尼西亚在5—6世纪接受印度文化,采用梵文字母,13世纪信奉伊斯兰教,改用阿拉伯字母,17世纪以后沦为荷兰的殖民地,以荷兰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在民间用拉丁字母书写各种本土语言,后来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共同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马来西亚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习惯用阿拉伯字母,在拉丁化浪潮冲击下,改用拉丁字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虽然都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都采用拉丁字母,但是,拼写法各有差异,印度尼西亚的拼写法受荷兰语影响,马来西亚的拼写法受英语的影响,不利于彼此的交流,1972年统一了拼写法。菲律宾有多种语言,其中有的语言在18世纪前采用起源于印度的变形字母,后来有的地方改用阿拉伯字母,采用以他加禄语为基础的菲律宾语为国语之后,也实现了拉丁化,菲律宾是双语制国家,还使用英语为官方语言。

越南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另外还使用根据汉字仿造的汉字型文字“字喃”,汉字是正式的文字。1651年,法国神甫罗德(AlexandredeRhodes)设计了拉丁化的越南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和字喃。起初,这种拼音文字只在教会使用,1885年法国在南方积极推行这种拼音文字,使它成为辅助行政和教育的文字,后来扩大传播到越南全国。1945年越南独立,称这种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为“国语字”,作为国家正式文字,废除汉字,实现了拉丁化。

我国是汉字的发源地,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方案》,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小学生入学,先学汉语拼音字母,然后用拼音字母帮助学汉字,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基础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成为方便的学习工具。50年代以来,我国制定的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共13种,其中,苗文3种(黔东、湘西南、川黔滇),载瓦文、布依文、哈尼文、侗文、土文、壮文、傈僳文、白文、黎文、纳西文各一种。另外,拉祜文、佤文、滇东北苗文三种原有的拉丁文字得到了改进,景颇文是一种原有的拉丁化文字,继续得到使用,这样一来,如果不包括1994年新制定的羌文,共有17种拉丁化文字。

现在,全世界拉丁字母已经在120个国家成为正式的文字,不用拉丁字母为正式文字的国家也有拉丁字母的拼写法,作为辅助文字或拼音符号。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在1982年成为了汉语罗马字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89),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制定各种非拉丁文字的罗马字转写标准。

国际拉丁化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这是国际语言文字生活中引人注目的大事。

当然,国际拉丁化浪潮也有受到阻碍的时候。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曾经以中亚的突厥民族为主,掀起拉丁化的浪潮,阿塞拜疆率先于1923年实行了拉丁化,接着,前苏联的各种突厥文字以及其他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都纷纷改用拉丁字母,创制了30多种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中国在苏联的华侨也制定了拉丁化的中文。这个声势浩大的拉丁化运动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后来斯大林反对拉丁化,主张苏联所有要求改造和创造文字的民族,都必须采用俄文字母,字母不足可以补造新字母。根据他的命令,前苏联所有已经制定的拉丁化民族文字,都一律改用俄文字母。俄文字母是地区性的字母,拉丁字母是国际化的字母,采用俄文字母,不便于在国际上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特别在信息网络时代,在网络上不用拉丁字母几乎寸步难行,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又酝酿重新改用拉丁字母。

蒙古于1921年独立。1940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决定采用新文字,并成立了以党中央总书记泽登巴尔为首的新文字中央委员会负责新文字的工作。新文字中央委员会在采用拉丁字母还是采用俄文字母作为新文字的问题上,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最后决定采用俄文字母来改革自己的旧文字。在俄文字母表的基础上,增加两个新字母,共35个新字母。1941年5月部长会议和党中央联席会议通过了这35个蒙古新文字字母,1941年11月又通过了新文字的正词法,从194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都采用了新文字。现在蒙古境内的主要出版物,都用新文字出版,学校的课程也以新文字讲授。在世界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中,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卷入这个浪潮。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文字改革上作出的决策,也是世界文字地位规划工作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朝鲜也进行了文字改革运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时就接受汉字文化,早期的历史书都是用汉语的文言文写的,后来创造“吏读”,用汉字来书写朝鲜语,尽管使用吏读,正式文字仍然是汉语的文言文。朝鲜在李英宗8年(1443年)时制定了《训民正音》的拼音字母方案,共28个字母,这套字母的形式是按照发音器官的形状造成的,字母的排列也是按照发音的原理,先辅音后元音,辅音字母的顺序,先不吐气辅音后吐气辅音,元音字母的顺序,先单纯元音,后复合元音。字母近似汉字的笔画,叠成汉字的方块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字是一种内部音素化的拼音音节方块字,叫做“谚文”。谚文字母虽然少,但是音节组合很多,文献中出现过的音节组合字达4951个,仍然是一个大字符集。《训民正音》于1446年李世宗时刊印,《训民正音》上说:“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所谓“谚文”,就是通俗文字的意思。谚文后来在李朝燕山君时曾一度停止,1894年,朝鲜政府宣布《训民正音》可以作为公用文字,此后汉字和谚文一直混合使用。1948年,朝鲜开始废除汉字谚文混合体,在供给一般人阅读的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公文中完全停止使用汉字,改而使用“谚文”。现在,谚文已经用于朝鲜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韩国继续使用汉字谚文混合体,可是减少了汉字的数目,文学作品也全用谚文。韩国教育部1972年公布1800个汉字,要求中小学生掌握。朝鲜的文字改革走的是一条民族形式拼音文字的道路。

三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指的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中,某种语言或文字与其他的语言或文字在地位上的关系;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则指在某一语言或文字内部其自身的普及推广以及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问题,这是语言文字本体内部的关系问题。

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

推广共同语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共同语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有民族共同语,有全国共同语(或全民共同语),有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有世界性的国际共同语。

在农业化的时期,农民基本上不外出活动,与外界交往很少,安土重迁,共同语的用处不大。当时农业的知识也比较简单,可以口头传授,不一定用文字说明,需要文字和共同语的只有官吏和商人。到了工业化时期,生产的知识复杂了,口头传授不够了,人民需要学习文字,需要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工人和商人大量增加,他们流动频繁,需要共同语来进行交际。在欧洲的罗马帝国时代,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数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

工业革命以后,西欧国家和北美都把普及教育和推广共同语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十分重视。西欧和北美较早地形成并且普及了标准的共同语。共同语是现代教育的血液,共同语的普及推动了教育的进步,而教育的进步则推动了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现代化。

日本的民族主要为大和民族,北海道还有阿伊努族人,通用日语。除琉球群岛之外,本土日语分为关东方言和关西方言两种,关西方言又可分出一个九州方言。这些方言,除鹿儿岛差别较大之外,不同方言区的人都能相互听懂。这种情况,十分有利于日本国语的推广。日本的国语,原来以京都话为正宗,日本迁都东京以后,改为以东京话为国语的标准。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只用20年的时间就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做到了一切学校讲国语,一切公共场所讲国语。日本迅速普及国语,主要依靠两项措施:第一,日本十分重视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以国语为教学语言。第二,日文是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文字,假名是拼音的音节文字,读音很容易标准化,汉字的读音在字形上表现得十分模糊,不利于读音的标准化,日本实行在全部汉字旁边都注上假名的办法,在普及国语的时期,小学课本、报纸、杂志和所有的日文书籍上的汉字,都注上假名。这种给汉字用假名注音的办法促进了汉字读音的标准化,当然也就促进了国语的普及。全部注音的办法一直实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汉字数量大大减少,国语已经普及,只在生僻的汉字旁边注音。充分利用注音,是日本能迅速普及国语的另一个原因。语言规划一般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日本用20年时间普及国语,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末中国的学部尚书问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如何才能办好新教育,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回答“推行国语”。国语也就是共同语。在亚洲,日本首先认识到:共同语是教育的前提,而教育则是建国的前提。这样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

我国自清末以来,就开展了国语运动。1903年,清末奏定的《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第24条明文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这里的“官话”也就是国语。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1917年成立了国语委员会,1919年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修订注音字母,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推动学校的国语教育,培训国语师资,出版国语的书刊。

但究竟什么是国语,其内涵一直不十分明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国语作了明确的界说,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也就是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有了这样明确的标准,推广普通话就不至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普通话推广工作委员会。1957年11月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这对于普通话的教学是一个很大的推动。1978年8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为了培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人员,1979年的2月和10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语言研究所举办两期普通话研究班,培训学员80多人。1978年年底至1979年夏天,先后有湖北、河南、安徽、内蒙、江苏、吉林、湖南、广东、福建、青海、黑龙江举办了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79年8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个新的推广普通话的高潮。经过40年的努力,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和香港,也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

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的重要方面。地方方言也有规范化的问题,但是,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比方言的规范化影响面更大。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问题。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既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的需要显得十分突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汉语方言的纷杂,汉语的书面语也相当混乱,因此,我国政府及时地把包括推广普通话在内的语言规范化工作当做严肃的政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实,在解放前数十年间,我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出了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他们奔走呼吁,发起旨在建立和推广民族共同语、改进语文工具、提高语文教学效果的语文运动,但是,由于政令不一、战乱频繁,学术研究力量微薄,这个语文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民的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敏锐地认识到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同时,该报逐日连载吕叔湘、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讲话》的推动之下,全国掀起了学习语文的高潮,现代汉语规范化成为一项全社会的事业全面地开展起来。《讲话》发表的目的之一,就是“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指出“哪些格式是正确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确的,某一格式怎样用是好的,怎样用是不好的”。可以看出,社论和《讲话》的目的就是要进行语言规范,它奠定了以书面语为主要对象,以“匡谬正俗”为主要方法的语言规范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于纠正写作中的错误,对于澄清当时普遍存在的语文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模式在局部问题上虽然收效较快,但是却难于贯彻和持久。之所以难于贯彻,是因为“匡谬正俗”的根据,即规范的标准,常常引起争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规范的标准只能反映过去的既定事实,卡得太死,就会阻碍语言的发展。

语言的规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要从动态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语言的规范,而不是单纯的“匡谬正俗”。这是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之中,从来没有静止的时候。社会的每个地区、每个集团,甚至每个人,使用语言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都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变异。我们不能把语言规范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静止的系统,把它们作为条条框框到处去套活生生的语言。实际情况是语言的变异不断冲击着现存的规范,在它的冲击之下,大部分原有的规范总是保存着,否则,人们就无法彼此交流思想,可是一部分旧的规范被突破了,更多的新规范出现了,语言也就因之而向前发展了。当然,变异虽然本质上是一种推动语言前进的力量,但是具体分析起来,有的变异是积极因素,有的变异是消极因素,还有的变异纯属语言错误。我们只应肯定积极的变异,而指出消极的变异,对那些语言使用中出现的错误则必须予以纠正。

语言规范既然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那么不管它是自发的或是自觉的,它既有绝对的一面,又有相对的一面。这是因为语言作为全民交流思想的工具,虽然需要有明确的、有时甚至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统一标准,让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遵守,这时它是绝对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只要人们能用它彼此进行交际,就能够完成协调彼此思想、行为的任务。

这样约定俗成地形成的规范一般就应该予以承认,不能过于拘泥,把规范看得太绝对了(当然,在判定是否合乎规范时,还应该考虑一系列的主、客观社会因素)。语言的使用标准不像红绿信号灯、旗语、军号、信号弹那样简单而绝对,易于掌握,它往往需要考虑并协调各种因素甚至彼此对立矛盾的因素,需要相当的灵活性。总之,语言规范化工作主要是对语言的变化加以恰当的分析和选择,对语言的发展加以合理的承认和阐述,同时排除那些不健康甚至错误的东西。这样的认识显然比简单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深入了一步。这些情况说明,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必须有系统而坚实的语言规范化的理论来指导,必须认真地研究语言规范化的理论。

80年代以来,我国在语言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中存在着许多中介物,在规范方面提出规范“度”的理论,以区分病句和不规范的用法。

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动态的,动态是语言的本质,提出语言是亚稳态体,提出语言的动态性理论、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理论、律动说、脉动说,指出了语言中有序与无序的相对性;还提出了语言变化的惯性和时间差理论,指出语言规范化工作要适度超前,要善于抓住机遇。

有的学者提出语言的层次性理论,指出在推广普通话中存在层次的问题,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提出了三级六等的不同层次,在普通话规范的程度上不作强求一律的要求。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的潜、显理论,认为潜、显是语言运动的原因和方式,所谓“显语言”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行为经验事实的语言现象的总和,而所谓“潜语言”,就是还没有被我们说过、听过,但是随时可能破门而出的语言现象;潜语言的存在是语言具有开放性和生成性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主张,在语言规范化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不要以“语言警察”的身份自居,不要以语言规范的卫道士的形象出现,来维护陈旧的、缺乏新鲜活力的语言规则;“规范就是服务”,做语言规范化工作的人应该一边做学生,一边做先生,不要本末倒置,为了合乎某种所谓的“规范”而妨碍语言本身的发展,妨碍人们的交际、思维和认知。

有的学者通过探索语言变异形式中合理性因素的有无来判断和评价语言运用中的正确和错误,以便修正和淘汰错误,确立新的规范形式。

这些理论和观点的研究,使我们对于语言规范化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这是我国应用语言学工作者对于语言规范化基本理论的新贡献。其中的许多理论,是在长期实践工作的基础之上,加以提炼升华而提出来的,是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的。

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

正词法标准的制定是文字规范和标准制定的主要内容。任何拼音文字都应该有自己的正词法。英语、法语、德语等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文字的语言,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适合于本语言特点的正词法(orthography)。

英语正词法的形成经过了很长的历程。英语分古代英语(公元700年—1100年)、中古英语(公元1100年—1500年)和近代英语(公元1500年至今)。公元9世纪丹麦人入侵英国,至11世纪初,丹麦人实际上统治了英国,丹麦语和英语同属日耳曼语族,加速了古英语的简化过程。

1066年法国人入侵之后,英国实际上存在着3种语言:法语是官方语言,拉丁语是宗教语言,英语是社会下层使用的语言。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历史变动,英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法语词,公元1250年—1400年的150年内,约有10000个法语词进入了英语,75%至今还在使用。

由于基督教会的影响,拉丁语词汇也大量进入英语,使得英语的同义词大量增加。例如,同是表示“问”的3个词,ask来自古英语,inquire来自法语,interrogation来自拉丁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使大量的拉丁语、希腊语词汇涌入英语。例如,arithmetic(算术),grammar(语法),logic(逻辑)来自希腊语,arbitrator(仲裁人),executer(执行者),item(条款)来自拉丁语。这些情况,使得在现代英语中,借词占了80%的比重,这些来自不同语言的大量借词,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机会。大量吸收外来词——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和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语正词法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和读音之间的矛盾问题。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逐渐统一,形成了规范的形式,而这些规范的形式又通过印刷的方式进一步固定下来。与此同时,英语的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规范的书面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在英语正词法中,基本上保持历史上原来的词形,从而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可能性。

18世纪开始,英国强调语言的规范化,要求语言准确有力。1755年,约翰逊(SamuelJohnson)编写了第一部英语词典,把英语词的拼写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样,英语的正词法就能够以词典作为规范的根据。

尊重历史,保留词形的原有形式,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书面拼写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不一致,当然也会给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带来一些困难,为了统一读音,英国从维多利亚时代就开始推行标准语,著名语音学家琼斯(DanielJones)编写的《英语发音词典》(EnglishPronunciationDictionary)成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发音规范。

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同时也适当考虑语音原则。

法语属罗曼语族,它的祖先是拉丁语。拉丁语的使用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一分为二了:书面的拉丁语古文有严格的语法规则,专为贵族和僧侣使用,口头拉丁语俗体是人民大众使用的活语言,又称民间拉丁语。民间拉丁语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由军队和商人传到了法国南部的高卢人那里,并逐渐取代了高卢语,同时又受了高卢语的影响。公元7—8世纪,原来的民间拉丁语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古代法语。

12世纪末,以巴黎为中心的方言逐渐成为法国的全民语言,17世纪以来,由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法国一直十分注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主张清除法语中的不纯洁成分。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法语的语音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书面的拼音形式却已经基本固定下来,语音的演变并没有反映在书面的形式上,因此,法语与英语一样,也存在着书面的拼写形式与实际读音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固然给学习法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另一方面却为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为了解决书面拼写法和实际读音的矛盾,法语的正词法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规则。

例如,法语词末的辅音-ds,-s,-x等,大多数是古音在书面形式上的遗迹,在现代的口语中已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不同而实际上已经不发音的词末辅音,就可以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poids(重量),pois(豌豆),poix(松香),发音都是[pwa],是同音词,由于词末辅音-ds,-s,-x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各不相同的词末辅音,就可以把这3个同音词在书面形式上区别开来。

可见,法语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并把这个原则作为区别同音词的重要手段。

德国人在使用拉丁字母之前,是使用鲁纳字母(Rune)的。这种字母的形式很像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是一种艺术性很强的拼音文字。德国人在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就放弃了艺术性很强的鲁纳字母而改用简明的拉丁字母。公元2世纪,拉丁字母的地位在德国进一步巩固。

到了公元7世纪,拉丁字母成了西欧各国大部分民族文字的基础。但是,德国早先使用的拉丁字母是歌德体的字母,与西欧各国并不完全一样。在使用拉丁字母来拼写德语的过程中,德语的正词法逐渐形成。例如,在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元音的变音(Umlaut)用a、o、u后加e来表示,分别写为ae、oe、ue,后来才采用在a、o、u的上边加两个圆点的办法来表示变音。

德语正词法主要根据下列原则:

1)语音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中字母的发音应与该字母的表音一致。例如,p、t、k、f等字母在词中的任何位置或与任何字母相结合,均依次读为[p]、[t]、[k]、[f]。这个正词法原则还要求单词的发音与其拼写法尽量保持一致。例如,kalt(冷)读为[kalt],oft(经常)读为[oft]等等。在德语中,70%—80%的词和字母是符合语音原则的。

2)形态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根和词干的写法在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词中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合成词中,在名词的变格形式中,在动词的变位形式中,在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中,尽量保持词根和词干的原有形式,必要时采用变音(Umlaut)。

3)识别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把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几个词在写法上加以区别,以便在书面形式上区分同音词。例如,Lid(眼皮)与Lied(歌曲)都读为[lid],根据识别原则,把Lied中的[i]写为ie。

4)历史原则:这个原则要求保持历史上的某些传统写法。例如,ziehen(拉)一词中的字母h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词根里i的长音已经写为ie,完全没有必要再加上一个h来表示长音,但由于这个h在历史上曾经表示过一种特殊的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辅音,根据历史原则,可以把这个h保留在ziehen的词形中。

在这4条原则中,“语音原则”是德语正词法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使得德语的书面形式比英语和法语易读,易写,易记。

然而,德语有19个元音,23个辅音,共42个音位(phoneme),而拉丁字母只有26个,这就不可能处处都遵循语音原则。为了弥补字母之不足,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不同的音位,同一个音位可以表示不同的字母,也可以采用字母组合来表示一些单字母不能表示的音位。为了补充语音原则的不足,德语正词法还规定了如下的字母拼写规则:1)同一个音位可以用不同的字母或字母组合来表示。2)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两个音位的组合。3)用不同的字母组合方式表示长元音,并使之成为区别同音词的手段。

由此可以看到,德语正词法十分注意语音原则,但也考虑到了形态原则,识别原则和历史原则,以区别同音词,减少拼音文字使用中的同形现象。

1958年2月11日,我国正式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这就出现了汉语拼音的正词法问题。

汉字一连串写下来,既不分词又不连写,只有“字”的书写单位,没有“词”的书写单位。汉语普通话中的词有单音节的,有多音节的,多数是双音节的。用汉语拼音来拼写普通话时,应该分词连写,也就是以“词”作为书写单位,使得语言中的表义单位能够在书面形式上反映出来。这是拼音书写形式与汉字书写形式的根本区别。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onghéguó,也不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而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再如“出租汽车”,不是写成chūzūqìchē,也不是写成chūzūqìchē,而是写成chūzūqìchē。

这样的写法反映了词语的实际结构,阅读起来比全分或全连都来得清楚。可见,汉语拼音正词法就是以词为单位来正确地书写汉语普通话的拼写法。

198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1988年7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的联合通知》。1996年1月22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把它当作国家标准。这样一来,汉语拼音正词法的规范便基本确定下来了。

如果今后汉字文本也要标志词的界限,那么,汉字的文本也有正词法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将会越来越迫切。因为在计算机网络上,要进行大量文本的检索,如果汉语的书面语没有词的界限,检索的效率是很低的。这个问题迟早会被提到日程上来。

日本使用汉字,并且较早地注意到了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问题。日语中汉字的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两种。“音读”是按照汉语的字音来读,“训读”是按照日语的字义来读,一个日文汉字的读音可以多到几十种。为了解决读音的困难,日语中创造了“假名”。假名起初站在文字之外,后来进入文字之中,日文书面语成了汉字和假名的混合体。假名先书写虚词,后来扩大到书写实词,书面语中汉字在逐渐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为了加快减少汉字数目的步伐,于1946年公布了《当用汉字表》,共1850个汉字,出版物中用的汉字以此为准,此外均用假名代替。1981年重新公布《常用汉字表》,汉字增加到1945个,除法令和公文必须遵守这个字表之外,其他不作硬性规定。减少汉字初见成效。日本还简化汉字,1946年的《当用汉字表》中不少简化汉字,1981年的《常用汉字表》中,有简化字225个,占字表总数的12%。日本整理汉字,以减少字数为主,不以简化笔画为主,在常用汉字中进行简化,牵动的面比较小,收效却比较大。除了《常用汉字表》之外,还规定人名用字166个,取名以常用汉字1945个和人名用字166个为限,不得超过。

日本的假名有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在使用中,假名的字形逐渐规范,两种假名也各有分工,平假名趋于通用化,片假名趋于专用化,科学技术术语、外国的人名地名,都用片假名书写。

日本的罗马字运动开始于明治维新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部省于1947年发表《罗马字教育指针》,规定国民学校罗马字教育实施要项。罗马字正在逐渐成为与传统日文并用的一种辅助文字。日本罗马字有“黑奔式”和“训令式”两种,黑奔式是美国人黑奔(J.C.Hepburn,1815—1911)提出的,训令式是日本人根据日语特点自己设计的。两种拼写法各有千秋,造成社会上罗马字拼写法的混乱。日本已经把“训令式”提交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7),希望它成为用拉丁字母书写日语的国际标准。在日本文字的计算机处理中,日本采用“假名—汉字转换”的方法,制成了日文文字处理机,成功地解决了日文输入计算机的问题。我国语言学老前辈周有光教授把日本在文字规范方面的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言文一致,东西并用,新不废旧,多轨前进。”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在我国,汉字的使用年代久远、地域广阔,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同字异形现象,造成学习和阅读的沉重负担,非常需要进行规范化。1955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共列出异体字810组,含1865个汉字,经过整理后废除了1055个字。1965年1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推行经过整理编定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共6195个汉字。

由于汉字字数庞大,笔画繁多,难学难记难认,是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的严重障碍,必须进行改革。为此,国务院在1965年1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开始全面推行简化字。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发行了《简化字总表》,共收2236个简化字,简化了1264个繁体字,经过这样的整理和简化,基本上确定了现代汉字的字形规范。

在信息时代,与计算机技术有关的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日益重要,汉字的信息处理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关键性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我国为了解决给没有文字和原有文字不完备的少数民族创制、改革和选择文字的问题,50年代组织700多人参加的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16个少数民族的省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基本弄清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和文字状况,帮助13个少数民族制定或改进了18种文字方案。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原则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民族文字方案尽可能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有的语音单位,可以另外设计字母。根据这些原则,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是比较合理的。

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工作长期被我国的语言学界忽视,有些语言学家认为“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有鉴于这种局面,周有光先生力排众议,高瞻远瞩地把“术语的国际化”列为语文现代化的六大内容之一。

科学技术术语是人类科学技术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是人类自然语言中十分宝贵的财富。在国际上,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37),专门负责术语标准化工作。在我国,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技术监督局下属的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为了促进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成立了中国术语工作网。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术语标准化日见重要起来。

篇(6)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文字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许多问题就讨论不下去。

一、中外学者关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讨论

1.1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观点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先指出了人们的“错觉”: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和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这种错觉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只这一点已足以表明语言是怎样离开文字而独立的。接着,索绪尔分析了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但是文字何以有这种威望呢?

(1)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书写的纽带尽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纽带,即声音的纽带来,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视觉形象比音响形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们更重视前者。结果,书写形象就专横起来,贬低了语音的价值。

(3)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所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字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语言显然要受法规的支配,而这法规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

(4)最后,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龌龊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于是文字就从这位元首那里僭夺了它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

索绪尔进而从拼音文字“写法和发音发生龌龊的后果”分析原因:

这一切的明显后果是: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

另一个结果是:文字越是不表示它所应该表示的语言,人们把它当作基础的倾向就越是增强;语法学家老是要大家注意书写的形式。从心理方面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会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人们使用“念”和“念法”这些字眼,就是把这种滥用奉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和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以后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索绪尔认为:

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样。……因为声音脱离了书写符号,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所以人们还是宁愿依靠文字,尽管那是会使人上当的。

看来,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或者把二者混为一谈,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字母文字的国家里也普遍存在。任何语言,只要它有相应的文字,就除了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语音形式)以外,又多了一种索绪尔所说的“视觉形象”(书面形式)。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口说的语言是从书写的语言产生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从文字产生的,文字是土壤,语言是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禾苗。而事实恰恰与他们感觉相反:语言才是土壤,文字才是禾苗。

1.2汉字和汉语

翻开中国语言文字学名著《广雅疏证》的卷首,可以看到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和王念孙的两篇序言。段玉裁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王念孙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道理:

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

这段话明确阐述了概念(义)、语言(音)、文字(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那就是:概念、语言、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三样东西,它们之间并没有谁等于谁的必然联系。人们交际的最终目的是表达概念,在口头交际中,头脑里的概念要借助约定俗成的有声言语形式来表达,在书面交际中,有声言语形式要借助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来表达。文字并不能直接表示概念,如果没有有声言语作为基础,文字便完全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

很明显,这段话阐明了文字的本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并不是语言本身。可是在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之前,至少是在17世纪中叶顾炎武提出“考文自知音始”之前,两千年间的中国学者,包括一些鸿章硕儒莫不把语言和文字二者混为一谈。即使是在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存在这种错觉。那么产生这些错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1)单个汉字大约90%都能够与汉语中的单音节词或者单音节语素相对应,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汉字是直接负载着语义的。这就与字母文字不同:字母文字单个字母一般不负载语义,若干字母组合起来,与词对应,才有意义。那么,字母文字国家的人,他们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不是以单个字母为单位来颠倒,而是以组合成词的一组字母来颠倒;汉字则与词义或者语素存在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于是以它的基本书写单位——单个汉字为单位,就能颠倒汉语和汉字的关系。

(2)在很多情况下,汉字的造字手段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很容易让使用者错误地把写出的字形和头脑中的概念直接联系起来,而忽略了其中还有语言这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很多没有文字学专业知识的汉字使用者看来,文字的形体和头脑中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他们认为一个概念只能用那样一个字来表示,而一个字也只能表示那样一个概念。

(3)汉字是方块字,这样也容易给使用者造成一个误会:文字的形体和语言中的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有理据的联系。但事实却是:造字者在造字的时候可以对文字所代表的词有自己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通过某种形式在字符中有所表现,但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则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其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汉字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异体字出现。

(4)在汉字的教学方法中,有一种是用回溯古汉字的办法来教学汉字的,某个字,甲骨文、金文是这样描画的,大篆、小篆是这样圆转的,隶书、楷书中有那些古文字的影子,这样教的结果能加深记忆,但是也形成了人们认为字与书写形式之间的固定关系牢不可破的意识。

二、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理论

2.1谁先谁后

语言产生在前,文字产生在后。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人类从类人猿进化为人的最后标志就是语言的产生,语言产生的意义在于人类最终告别了动物界。人类的历史,有的说有二三百万年,有的说有几十万年,那么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是几十万年的历史。文字的历史最长也不超过五六千年。这是整个人类的情况。从个人来说,任何一个人都是从幼儿时期先学会语言,到儿童时期逐渐学会文字的;还有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终身都是文盲。文盲不识字,但都会说话。

2.2谁是根本

语言是根本。没有语言,文字就无从产生。动物没有语言,因此任何动物,哪怕是能用叫声或“舞蹈”或气味发出一些信息的动物,比如蚂蚁、蜜蜂这样一些“社会”性比较强的动物,都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视觉符号。文字永远是语言的依附物,永远是语言的投影。

2.3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当然是两个东西。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繁衍了二三百年到几十万年,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到现在也没有文字,在有文字的社会里,还存在没有学会文字的幼儿和终生不识字的文盲。人类和某个具体的人,都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完全失去了言语能力的人无法完全融入整个社会。

文字是在语言这个土壤上长出的禾苗。自然界只存在没有禾苗的土壤,却不存在不依赖土壤的禾苗。同理,人类社会中只存在没有文字的语言,却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字。相对文字来说,语言是个在它之前很久就已存在的先决因素,因而永远是第一性的。:

三、文字的功能

尽管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但文字也不是毫无用处得只是依附于语言。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最大功能是辅助和扩大语言的交际作用,稍纵即逝的有声语言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传诸久远。文字的这一性质显示出了它对于语言的最密切的依附关系,尤其是在研究古代语言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关于古代语言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分析有关的文字记载而获得的。此外,虽然语言并不能记录语言的全部内容,但是人们从字符特别是方块字中读出的信息有时却远远超出了相应的言语词所能表达的范围。例如我们今天听到zang(四声)这个汉语音节时,可以把它和“掩埋死者遗体”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却并不知道古人死后并不以土掩埋,而是以草薪荐覆置于野外,这一远古习俗恰恰反映在“葬”的字形上(从死在艸中)。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

篇(7)

一、汉语言文字及其特征

(一)汉语言文字

汉语言文字是包涵汉语言和汉文字两个方面,它是中国独有的语言,也是现如今中国社会运用最普遍的语言。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字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汉语言文字在研究和探索汉语言文字的历史、现状及其内在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是通过文学作品和文学艺术,记载着中国文化及其发展历程。汉语言文字字体演变过程历史悠久,并在中国新的文化背景和信息技术条件下得以丰富和发展。汉语言文字有特殊意义,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中,不同的用词、汉字巧妙组合,传达出文字作者自己的观念和想法,汉语言文字的意合特性,使汉语言文字表达出得内容独特新颖,内容复杂多样,呈现出得灵活性、简约性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字所无法比拟的。

(二)汉语言文字的特点

汉语言文字最初也只是用于简单的沟通和交流,是沟通双方能够彼此理解的基础,同时也是传达出沟通双方内在想法的重要方式,具有其独到的特殊性:汉语言文字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汉语言的文字与发音有着很明显的地方性差别,特别是在读音方面,这一面是沟通和文化交流的障碍,但也是中国语言文字丰富性的重要方面;汉语言的民族特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形式和语言发音;汉语言是思维的形式和表达工具,作为思想表达的基础,循环往复;汉语言文字很强的易读性,不同的文字排列和组合整齐而有规律,整体性非常强;汉语言文字中的独立的文字有相应的音节,匹配不同的语素,语音与语素相互适应;除了应用广泛的普通型余元,口语也是重要方面,不同的职业的专业性属于折射出得是不同的专业、职业的特殊性的文化特色;汉语言文字中的很多形声字,占据了中国文字的90%左右,决定了汉语言文字有很强的易识性和内涵性。汉语言文字数量居多,复杂多变,也是众多的表意文字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甚至世界的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二、中国文学发展

中国文学的风格在世界文學丛林中独树一帜。发展历史久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体现出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的时代精神的变革。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到近代的诗词典籍,文学文字内容丰富、文字用词优美,时代的变化带来中国文学的不断吸收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地域性特殊用词,完善丰富着中国的文学及其内容,全面提升中国的文化水准。中国文学的风格有着其特殊性:词汇表达的手法多变,简单与复杂相互交织,汉字的立体性很强,决定了汉字的信息多,容量大及其传达出得内涵及其丰富;汉字的表达具有直观性,但是在表意上却有很强的意象性,不同的人在阅读同样的文学作品时,由于自身的独特感情和想象力,会对文学有着复杂的理解和感悟;汉语言的声调有四声,使得汉语言表达是非常的富有节奏感,特别是中国的诗词文化,可以朗诵和吟唱的诗词,是汉语言在音乐方面美的表达和传递。汉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中国文化也是在汉语言文字支持下中国人民不断努力的结果。

三、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分析

(一)拓展中国文学的想象力

汉语言文字在历史长河中得到不断的积累和丰富,在传达出表层的意思之外,汉语言文字所创造出的意境会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中国文学具有多种的文学表现形式,诗词歌赋等等,都是在不断更新变化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得当时的人们生产生活的状态,更是在一种思想层面的精神层次的展示和宣泄。中国文字的象形性以及一次多解,在综合促成中国文学的上,将中国文学推进到新的高度。将自己的心境投射到具体的诗词描述的诗词环境中,内心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强烈的认同,汉语言文字拓展了人们想象的空间,极大的丰富了中国文学知识,创作出的中国文学作品折射出生活之感和心灵之美。

(二)增加中国文学的特殊性

汉语言文字是国际上运用较为广泛的语言文字,具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把握住时展的脉搏,语言文字也会相应的进行更新和丰富。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和丰富性使得汉语言文字在散发其独有的魅力。汉语言文字在语法、结构、组词、造字、读音等各方面都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字。富有特色的汉语言文字,造就了极具艺术性和独特魅力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研究上,很多国家的文化都是无法比拟的。即使是在国际国内文化交流不断增多,很多古代文学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时,便会丧失其原有的意境和内涵。这不仅仅是由于文化背景差异造成对于诗词的立即的差别,更是由于不同的汉语言文字的使用和组合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表达的意境的深刻影响。

篇(8)

先秦时期(含秦王朝)还未产生专门的语言学家,语言学也还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当时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乃至中央王朝都已经很自觉地关心语言文字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尸子、申子、尹文子、公孙龙、管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对语言文字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们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语言文字的起源、“名”与“实”(即名称与内容)的关系、语言与逻辑思维的关系等方面。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当属荀子的语言学理论,其中有一些是从语言文字规范化角度来谈问题的。

春秋末年,中国古代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旧的名分与新生事物发生了不少矛盾,出现了“名存而实亡”的情况。荀子继承孔子正名论的主旨,强调语言文字必须规范化、标准化。并且是由国家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加以实施。他在《正名》这篇文章中强调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可行的规范原则和规范标准的推行办法。他主张“名定实辨”、“道行志通”,即治国者在给事物确定名称时,名称定了,就要让人清楚事物的实际内容(“名定实辨”),如果用名称来表示实际事物的定名的原则推行了,人们的思想就可以相沟通(“道行志通”),于是国家就谨慎地率领民众来统一使用这些名称。即制定了规范,大家都要遵守。反之,对于那些违犯国家法令,玩弄离析辞语,擅自创造名称以扰乱正确的名称,使民众疑惑不定,使人们增多争辩,那就称之为极端奸诈的人,他的罪过同伪造符节和度量衡的罪过一样。这样,人们就不敢乱名改作,生造词语和文字,破坏国家规章制度了。“正名”则是主张对名实不符的现象要加以纠正。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功能,强调语言文字在王道统治、风俗教化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荀子的这一思想与孔子的“正名”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规范思想的精髓。

在继承前人的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同时,荀子又提出了“循旧作新”的思想,这是对前人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是荀子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核心。他针对当时社会“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的语言失控状况,寄希望于新的明王贤君:“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语言具有继承性,前后相继的两个时代,其语言系统内部各个结构层面上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语言中的词汇,有些基本词汇亘古不变,如日、月、山、水、人、牛、马……,荀子指出:“后王(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时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为礼法、王霸、义利等品质的表征或当代形势剧变时期各国变法自强的一些帝王――当世之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商代刑名大盛、周代爵名齐备,荀子主张这样做一方面使前代文化得以传承,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继承性。正因为语言有继承性,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读懂几千年前的古书。但是语言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化,有些词已经不再适合社会的需要,这样的词将逐渐被淘汰,另外,社会发展了,一批新生事物也随之产生了,这些新生事物也需要命名,这样,语言中就会产生一大批新词语。“循旧作新”这一语言规范化主张,一方面纠正了孔子因循守旧、只求语言稳定不顾语言变化的偏颇,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孟子只见语言变化、取实予名而不顾语言稳定的失误,全面辩证地处理了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使语言的规范不再是教条的僵死的模式,而是随世损益、应适时调整的柔性原则。“旧名”要由“王者”来循,“新名”要由“王者”来“作”,对语言进行规范(这种规范的内容主要是词汇,特别是有关社会制度方面的词汇),在当时的条件下,荀子只能寄希望于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王者”了。

关于制作新名的方法(“制名之枢要”),荀子提出了6种方法:同、异方法,单、兼方法,约定俗成方法,径易不拂方法,稽实定数方法。具有相同本质的事物用同名去指称,对不同本质即不类的事物则分别用不同的名去指称,这就是同异原则;在词语表达方面,有时用一个汉字即可表达如马、牛、羊、山、川之类对象,称单名;有时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表达一些对象如白马、黄牛、黑羊、高山、大川之类,被称为兼名,这就是单、兼原则;某个实际事物用某名去指称、反映,某名反映或指称某个事物,都要有一个使社会的人习惯、认可的过程,即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社会的约定俗成是命名的关键。荀子在名家、墨家研究的基础上,唯物地解释了“名”的起源的问题。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意思是说,名称与其所表示的事物合适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由取名称的人决定的,约定俗成就是合适的,违反了约定俗成就是不合适的。他提出的“约定俗成”论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第一次阐明了语言的社会本质,正确地说明了词的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荀子指出:名称和事物之间本来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名称仅仅是某一特定的社会人群为客观事物所取的一个代号。但是,这个代号的获得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全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结果;而且,一旦这个名称被社会所承认,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改变它,如果一定要“异于约”,要“指鹿为马”,那就是“不宜”。荀子关于语言本质的约定俗成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科学的;名称被约定俗成,为社会所接受又是有条件的,要做到径易不拂原则,即好懂、易记,又准确清楚,不易引起误会的好名、善名才会被社会所接受;而“稽实定数原则”则包括了调查研究和数量的分析统计。所谓“稽实”就是考察客观对象的实质,相同的归为一类,不同的区分为不同的类;而“定数”则是通过数量的统计分析考察客观对象的同异、相互关系的变化来分析论述名的相互关系和变化。

荀子还提出语言文字规范的原则和推行民族共同语的方法。他主张专名从旧:“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因为它是前人所创,习用已久,义界固定,且各有其所,故加整理而用之。荀子法后王,极力推崇战国末期已经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在“制名”这样的事情上,荀子并不否认先王在礼乐刑法方面的贡献。刑名指法律名称,因商朝法律比较完备,故而荀子主张沿用其法制刑名。周朝制定了公、侯、伯、子、男等诸侯的等级以及五服、六官等种种等级的名号,直到荀子时代变化不大,故而荀子主张“爵名从周”;文名指各种礼仪之名,周礼最为完备,据说有3300条之多,故而荀子主张“文名从礼”。商代刑名大盛、周代爵名齐备,荀子主张这样做一方面使前代文化得以传承,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继承性。散名(各种各样的名称――物名,世上万物所取之名)从俗:“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物名用约定俗成的名称,其中的人事名则从新分析义界,制作新名,统一用法,然后以华夏民族共同语,影响周边“异俗之乡”,共识共享。诸夏指的是当时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夏族,他们说的话就是夏言(雅言),也是当时流行区域相对广阔的一种方言,是当时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以诸夏之言为标准规范诸戎之语,荀子的这一主张已经蕴涵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思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实际上,直到今天,规范汉语方言、推广普通话仍然是语言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语言文字规范的作用,荀子认为,名不正其结果必然是“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贵贱不明是说社会地位的高低分不清楚,甚至贵者不贵,贱者不贱,尊卑颠倒。尊卑不清,自然治乱不定,这无疑会危及封建等级社会的统治秩序。这是从政治方面讲名不正的危害。从社会日常生活来看,名实混乱则会造成同异不别、是非不清。彼此之间的交流或者辞不达意,或者张冠李戴,相互之间的了解十分困难;这样自然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付诸实践而取得预期的效果,大家所从事的各项事业必然会陷入困境,归于失败。从政治方面,用以区分贵贱;从社会生活方面,用来辨别事物的同异。贵贱分明了,同异区别了,这样表达思想就没有相互不了解的困难了,而大家所从事的事业也就不会陷入困境、归于失败了。荀子的语言功能观是荀子语言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荀子也深刻地认识到当时名实相乱的社会现实,并指出名实相乱的后果,“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虽守法之吏,颂数之儒,亦皆乱也”。面对这样的现实,荀子认为只有做到“贵贱明,同异别”,才算是“迹长功成,治之极也。”这里说的是语言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历史证明,荀子的这一观点在后世得到了响应,其中尤以秦代的“书同文,车同轨”以及清代推行的八旗子弟“通汉语、习汉文”运动为甚。毋庸置疑,共同的语言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一。

荀子的语言文字规范理论,既尊重社会对语言的约定俗成性,可避免王者制名的主观随意性,同时又强调了人,特别是明王圣贤干预语言生活、因实制名的能动性,王者所制之名是那些因社会某种默契习俗而已经流行的名,就可避免社会约定俗成的某些片面性。因为语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趋向规范化,至于能否规范还在于人的因势利导。荀子的语言理论代表了先秦诸子研究语言的最高水平,经过他的学生李斯的努力,在秦朝统一中国后得到实践,“书同文”、“语同音”的规范制度为其后封建社会树立了楷模,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韩德民.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M].齐鲁书社,2001.

2、高春花.荀子礼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M].人民出版社,2004.

3、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篇(9)

引言

《东方文化与创造教育》明确指出:东方教育不仅能够创造教育,为人们提供精神资源,还能够丰富人文视域[1]。对于高校的汉语言文字专业来说,学生的文化底蕴直接影响了教师的创新素质,从而影响我国未来创新人才的质量。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不断改变,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也必须实施改革,在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实现专业教学与社会需求接轨。

1.汉语言文字学课程现状

1.1缺乏时代特征

就目前而言,我国高校所开设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主要包括以下课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汉字学、中文信息处理、中外语言学史及汉语史等[2]。所有课程当中,属现代汉语言文字学课程的仅有中文信息处理课程,其余的基本与小学所学语言类似,其中具有信息化时代特征的课程少之又少,课程的设置过分强调了基础,反而忽略了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学科的发展需求,能反映现代社会需求及可实施实践的内容实在太少。

1.2与语言实际脱节

经调查发现,我国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的效果多数是“汉语言文字学课程过于抽象”、“针对生动的语言现象很少进行分析”、“缺乏与现实相连的具体的语言材料”等[3]。所谓具体的、生动的、现实的语言材料包括书面语、日常生活当中的口语、社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新词语、新语法等,以及紧密联系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语言,如广告语、新闻语、网络语等。但是目前高校的汉语言文字学却因过分强调知识的完整性,而很少将生活中的具体的、生动的、实际的语言引入其中,导致与社会实际脱节。此外,汉语言文字学本身有很多专业术语,很多词或句让人觉得不知所云,这也是使得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与社会实际脱节的重要原因。

1.3课程体系淡薄

通过分析可发现,我国高校汉语言文字的课程体系是比较淡薄的,通常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是专门独立而设,很少与其他课程相联系,同时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如专业术语较多、内涵界定不确定、理论内部不统一等,导致其很难与其他课程综合起来,也就难以实施现代化教学,在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很难将其渗透到其他学科当中去。

1.4教学模式陈旧

目前我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字学课程也主要是授予学生理论知识,课堂教学多是“教师讲,学生听”的方式,教学模式相对陈旧。很多人认为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是一门理论课,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不然,从根本上来说,汉语言文字学课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然而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2.汉语言文字课程改革

2.1更新教学内容

课本是进行汉语言文字学教学的主要载体,也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媒介,为实现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的改革,首先要教学内容,引进能充分体现时代特征的新成果,丰富教学内容。其次,高校学生对于新事物有着敏捷的反应,尤其是互联网已非常普遍的信息时代,知识的传播速度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相像。为此,教师需及时更新其自身的知识,授予学生最新的、最能反应当代社会特征的知识与观念。再次,提倡“百花齐放”,改变原有的“依材施教”的传统,给学生介绍不同的看法或观点,引导学生自行思考和分析,以加强其对知识的辨析能力。

2.2贴近实际生活

语言来源于生活,最终也回归于生活,因此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的改革还需要注意贴近实际生活。据调查,针对将汉语言文字学与实际生活相互联系,多数意见比较关注如何将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如“如何正确理解广告当中的语法现象及语言特征?”、“如何在教学当中规范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新语言?”、“如何通过教学使新语言能服务于市场经济?”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就有需要让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同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汉语的应用进行改革。

2.3强化实际用途

针对汉语言文字学,我国社会提出了明确的教学要求,即高校的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需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建设。社会的发展需要语言的协调,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语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对于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提高人们的汉语运用能力,而且据调查,有60%以上的人认为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是非常有用的。为此,也必须强化汉语言文字学课程的实际用途。如在进行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时,可侧重古语文的解释及古代语及现代语的相互沟通针对现代汉语则可侧重训练普通话,用普通话进行朗读或演讲。

2.4转变教学模式

2.4.1更新教学理念。一直以来,我国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的教学模式都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学生听”,也正是这种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失去了学习汉语文文字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改变这种善,就必须更新教学理念,彻底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教师在课堂教学当中要充当辅导角色,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样才能真正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健全学生人格。

2.4.2倡导研究性学习。对于当今社会来说,人类的实践能力及创新精神是时代所需,为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及实践能力,高校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有必须倡导研究性学习。所谓研究性学习就是让学生进行自我思考和自我深入研究,给予学生一个天马行空的空间,让学生在进行思考和研究的过程当中了解学术概况,同时还可发现本学科的深层价值。

2.4.3实施开放式教学。随着经济及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人们已进入信息时代,电脑的使用已非常普遍,实验室的建设也比较成熟,高校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也可充分利用这一点,将课程搬上电脑或搬入实验室。如在讲声音的频率和强度时可利用相关语音软件为学生展示声音强度和频率的变化,使学生能直观地了解相关知识,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而且还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4.4理论结合实践教学。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对知识的学习是永无止境的,教师授课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举一反三”,利用已学的知识进行“再创造”,使学生能将已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当中,并在实践当中丰富理论知识。为此,在进行教学时还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培养学生的表达、分析及信息处理等能力,真正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3.结束语

高校设置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不在于体现其实际的应用性,而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及社会观念,引导学生积极向上。为此,高校汉语言文字学必须进行改革,以满足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需要。更新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贴近实际生活,除此之外还要转变教学模式,倡导研究性、开放式教学,使学生能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真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参考文献:

篇(10)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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