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语言文字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汉语言文字的审美分析

对于汉语言文字的审美分析，鲁迅先生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到，汉字有三美：意美，音美和形美，精确总结了汉语言文字的三个艺术特性。“音美”，指汉字阅读的声音美。不同地域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声音和书写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现代化进程加快，方言文化危机重重。因此我们开展了方言文化的研究和交互设计工作。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交互专业2014年毕业设计作品《方言地图》选取传统官话为素材，摘选八句代表性的日常生活用语和趣味方言小调，进行语音和视觉元素的采集和对比，展现了分布在祖国东西南北中的方言文化。“形美”，指汉字书写的整体线条美。西方人将汉字誉为线条的艺术。汉字造型讲究轮廓方正、结构均衡、比例协调、笔画穿插得当。“书画同源”的特性，将古老文明与生活画卷以汉字的形式被传承下来，例如“羊”字以羊头造型为特征抽象为文字。经过甲骨文、篆书、楷体、至简化后的仿宋体，都保留了羊头上一对犄角的特征，形象鲜明，图文相通。“意美”，指汉字所包含的意境美。意境美，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笔者认为，汉字的音形里所蕴含的信息，通过听视觉传达给受众，在其心理上构成体验从而形成意境。因此，影响汉字意境美有三因素：汉字的音与形、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传播途径和形式。所以，古老汉字通过交互方式传播，以更符合当代受众审美方式，并焕发新的时代魅力。通过对汉字美的特征举例，可发现从视觉、听觉、心理体验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艺术设计创作的价值。视、听、心理三个层面的信息传递，也需要通过信息整合设计法，由表及里地突出中国元素，构建易用愉悦的用户体验。

3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创新设计研究

创新设计研究从立意、选材、风格方面入手，首先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引入用户体验、信息整合、等设计方法整合设计资源，用交互技术手段传播，具体来说：

3.1立意——天人合一

借鉴庄子“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即人与自然相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笔者认为成功的设计应该是受众和设计作品相互融合，用户愉快体验的过程。提高受众的参与程度，需做到：准确锁定目标用户，根据用户需求而设计；邀请用户作为设计师参与设计过程；成果展示本身也需要受众参与互动，成为设计的一部分。

3.2选材——深入浅出

设计素材，是设计要表达的内容。在信息大爆炸时代，选取设计素材的难点在于面对大数据如何去伪存真地高效梳理信息。其标准是：代表性，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体现中国文化之美；浅显易懂，能够让大众快速理解掌握。例如甲骨文，是最早的象形文字之一，通过用信息整合，把古老信息转码为时令设计语言，可收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传播效果。

3.3风格——古为今用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相互融合中也要让世界看到中国设计的形象。从本质上要求必须是具有民族精神、文化底蕴的中国元素。设计上，可以考虑在视效音效方面传承发扬，形成中式风格，如水墨、剪纸等。但风格的古为今用，并不是照搬临摹，应该以当代审美眼光去粗取精，诉求文化特指和民族神韵的传达。

4设计应用

本届优秀毕业设计作品《甲骨文》选取甲骨文为题材，运用了体感识别技术创新交互体验。下文从设计背景、形态分析、交互流程、视觉风格四方面简述设计过程及成果。

4.1设计背景分析

甲骨文，被称为“最早的汉字”。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甲骨文是一种象形文字，就形象写词法的构图进行分类，可以大致分为四类：象物、象事、象意、标示。尤其甲骨文中有不少字是人的形体动作的抽象形态。例如大、伏、交、木、人、北、从、扶、休、走……我们将这些内容与动作捕捉技术结合开展了甲骨文交互展示设计研究。

4.2形态特征分析

甲骨文动作字多为独体字，一般是对一个人物的动作形态的模拟，例如大、交、木、人、走。也有不少是合体字，如从、休、扶，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动作组合的提炼。在设计中，用屏幕人体骨骼线提示和实物人偶模型动作参照的方式，吸引参观者参与交互（见图2）。甲骨文独体字“走”,像人摆动双臂跨步行走。甲骨文合体字“北”,像二人以手相助之行。

4.3交互流程

根据形态分析，我们设计了单个用户和两个用户参与的两种交互场景。参观者的肢体动作通过体感技术识别捕捉，转码为甲骨文、触发相应的视听体验。技术方面，KINECT体感装置在WindowsSDK中提供动作控制，通过代码编写结合成像技术完成一系列指令。整体交互流程，用屏幕和实物人偶模型作指引，提示参观者参与交互。参观者动作被捕捉到与甲骨文匹配，然后出现甲骨文的注释、表达相关意境的水墨动画和诗词。

4.4视觉风格

视觉风格上，动画视效呈现水墨画风格，注释诗词以丹青书写，配以清雅古乐。界面视效古典韵味浓厚，引人入胜。慢慢流动的水墨动画里，一个在耕种的农夫弯腰犁地的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人”字的由来。没有过多注释，更多的是视觉和心灵的体验，这即是以水墨动画形式对甲骨文的字义诠释。

4.5小结

以上内容是基于2014年本院毕业设计展为时间节点的交互设计作品。由于时间和技术限制，展示内容以单人交互为主、双人交互有待深入。画面视觉效果的一致性和精细度要继续完善。期望能吸取经验教训，在设计方法流程和交互体验方面继续课题的研究。

5结论

5.1主要研究观点及成果

经分析研究，形成本文的主要观点及成果：分析总结汉语言文字的传播途径和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并对其改变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以交互产品为主的新传播形式的优势所在和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发展趋势。以汉字的信息传递为主线，分析了汉字从视觉、听觉、心理体验三个方面将信息传递给受众，得出汉字独有的音美、形美和意美的艺术特征。指出造成汉语言文字展会关注度不高，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会展的观展模式由“看”转变到“玩”。汉语言文字成果以展会模式传播时，必须改变这一现状，重视交互性和体验感。提出汉语言文字传播创新设计的方法流程，以体验设计思想为基础，利用特征举例法，结合发展趋势和时代特点，用整合理论对各要素进行整合分析，最终进行创新设计。5就设计而言，发掘传统文化资源的设计价值，创新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满足受众的传统文化需求都是当务之急。

篇（2）

小学阶段要求认识3500个左右的汉字，掌握汉字的音、形、义。对于增添或更换部首、偏旁等的衍生字，要以“会读”为标准；对于一些易混淆的形近字，着重要求“能写”；对于一些表意不明、不便记忆的文字，要帮助学生理解。在做好汉字识别的基础上，由读入手，反复品味，体会汉字的音律美和情意美。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恰当安排朗读、默读、精读、略读、通读等，引领学生走入汉语的语音世界，通过“读”让学生体验作品语音的艺术表达，在语音流动中唤醒学生的主体性和自我情感。对汉字语音有了初步的整体感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品位言语声律所特有的审美意味。教师应首先通过朗读规范字音，与默读穿行，激发学生的初始情意反应；而后进行精读细品，将情意反应由外在表达转向内在体味；最高阶段是诵读，达到学生主体与言语表达课题的自然融合。

2.言语形式的初步体验。

古代文学非常讲究音律的艺术表达效果，要求言语表达要此起彼伏协调搭配，体现言语的韵律美。不同的声律能够传达出不同的调质美感，激发不同的情感反应。如阴暗低沉的字音让人伤感，响亮清脆的字音让人喜悦，圆滑轻快的字音描绘水流，铿锵急促的字音形容马蹄声等。教师应充分唤起学生主体与言语韵律一致的情意反应，去体味这些言语表达的深层意义。韵律之外也要关注言语流动的方式，即节奏，它体现在声音的高低、长短、轻重、缓急配合而成的起伏变化。言语节奏是作品审美情趣的表现，能够强化情感表达，达到一唱三叹、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音律的协调、节奏的有致给人带来深刻的审美感受和情意体验，教师应在学生准确把握音准、初步感受言语音律之妙后，引导学生融入语音所传达的情意世界，在诵读中反复玩味言语作品的文脉、气韵，为深层次的阅读提供心理预设。

二、言意转换，体验言语语意

1.组织概括。

语言文字运用的大师水平是把厚书读薄，长文读短，段落读成句子，句子读成字词。自三年级开始，概括能力的培养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教师应努力探究多种教学模式，灵活运用各种教学策略，合理引导，使学生的概括能力在反复的阅读训练中得到巩固和提高，做到适度有常、通达圆融。在三年级学生初次接触组织概括时，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模式进行练习设计。模式一，给出重点词语和连接短语，使学生能够借助台阶“跳一跳”进行语言组织，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模式二，针对脉络清晰的课文，从让学生概括一个句群、一个自然段开始，一点到面，更好地掌握文章的脉络结构。模式三，有些课文题目的课题基本概括了主要内容，从课题入手也是一种锻炼概括能力的方法。模式四，针对较难的文章，教师可在黑板上板书摘要的重点词或者线索结构，将学生分析感悟之后的理解填入，水到渠成。

2.学会复述。

只有充分理解内容、切实把握要点，运用有组织、有逻辑的语言，才能做好对课文的复述。复述是重要的语言表达形式，是学习、运用、发展语言的训练场。复述课文不同于背诵课文，复述要在理解课文重点内容的基础上，有序组织语言，按一定的逻辑，清楚、连贯地叙述课文中所描写的人物、事件、情节、背景等内容；既要遵循原文，又要发挥自主性，恰当地运用课文中优美的语句，用自己的语言完成对课文内容的创造性复述。以《蝙蝠和雷达》为例，教师应设计几个递进的问题。1.蝙蝠是靠什么探路的？并设计表格，记录在不同的试验方法下铃是否发出响声，得出蝙蝠探路的方式。2.蝙蝠的嘴和耳是怎么配合探路的？引导学生梳理关键词并画出示意图，结合图示总结探路过程。3.科学家是怎么模仿的？让学生结合图示和重点词进行描述。学生充分地动脑、动手、动口，探寻复述的角度和顺序、语言选择。

三、由意入情，体验言语情感

1.反观情景体验。

言语作品在基本语意的表达之外，还在情感、哲理、人生追求、生活趣味等方面给予人类永恒的关照，也因而具备了生命力和艺术价值。体验言语作品情感的关键在于达到读者与作品情感的统一，在于实现感同身受的过程。情感是发于内而表于外的东西，而言语形式是最好的情感外化手段。教师应帮助学生把握和理解蕴含作品内在情感的言语形式，深入其情其境，体会作者言语表达中的深情厚意。在解读文本时，学生总会带着自身特有的情感准备，甚至形成言语理解的心理定式，倾向于以前接触过、或是当前他们所深信不疑的东西，不可避免地根据自己的情感需要同化言语表达。这种以“有我之境”投射个人思想感情的模式，不仅使学生的自我情感得到适度宣泄，更让已有的情感体验升华了作品的底蕴和内涵，在由此及彼、彼此相容的复合式反观言语情境中，促进学生自我内心世界的成长。

2.驾驭情景体验。

在阅读教学中，首先要做好文学鉴赏工作，即前文所说的文本理解、言语品位、情感体验等，之后就要将教学重点放到促进学生能力发展和身心成长上来，这是教师开展语言文字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生已经融入作品，切己体察了言语语境，但如何跳出文本所营造情意世界的樊篱呢？一方面将言语情境纳入自我促进的轨道，力求这些阅读行为价值的有效生成；另一方面由此及彼，对言语情意进行深层剖析和意义探寻，体验言语作品韵外的别致。教师不应止步于学生与言语情境世界的相融相感，更应将这种和谐共振的情感体验化为自己“知、情、意、行”各方面的素质。学生的情感发展和体情能力也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与所阅读的内容加以融合，促成自我情感阅历的增长。教师和学生不应在言语情境体验中过度迷失，应有教学检测的自我驾驭能力，客观合理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

四、提升境界，体验言语“意蕴”

1.理清文路，点拨文眼。

进行阅读训练时，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出文章的脉络结构，是高年级学生必须具备的一种语文学习能力。五年级是一个过渡期，也是培养理清文路这一学习能力的关键一年。比如，在执教《黄山奇松》第二课时时，教师可以在课始设计这样几个问题：1.初读文章第一段，你认为黄山被誉为什么？它以哪四绝闻名于世？2.文中描写了哪几种松树？第一个问题是重温第一段的内容，学生很快就能回忆起来。第二个问题，学生通过浏览全文，“迎客松”、“陪客松”、“送客松”几个关键短语浮出水面，凸显了“三大名松”是黄山闻名的“奇松”，为学生把握课文的整体脉络指明了道路。文眼阅读法，即抓住文章题目中蕴含的双眼，捕捉文章的核心和灵魂。教师在《黄山奇松》的授课中，可扣住“奇”字展开教学，提问学生黄山“奇”在哪？黄山三大名松“奇”在哪？带领学生潜心观察，交流感悟。

篇（3）

二、细心品读———感受语言文字的精炼美

古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表达的意见态度、思想感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诗人用极其精练的语言将其在诗中涉及的场景、所记叙的事件、描写的人物及其内心情感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说好诗如画，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两句，就绘成了一幅怡人的长安早春景色图，言少而意丰。呈现人们眼前的是:细雨霏霏，街道湿润，像涂上一层乳酪，细腻而柔软，洁净而又有光泽。土地解冻了，人们如果在湿润的地上行走，感到脚下软软的，还有点弹性。一场清新的春雨之后，原野上绿意盎然，遥望可知是春草初露嫩芽，清新可爱，又正因是早春，草还没有长高长大，走近再看，才见依稀的嫩芽，并不能形成绿色一片。正是这句描写草色的传神之笔，将我们带入了意蕴朦胧、如诗如画的早春景色之中。仅寥寥数字，就将一幅精美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也充分体现了语言文字的精炼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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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感性形象，理解文字概念

人类的认知活动是有一定过程的，正如列宁所说，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学生认识和掌握概念通常是“感知、理解、巩固、应用”的过程。感知是掌握概念的开始，书本上往往是以文字形式描述的概念较为抽象，学生难以理解。这就需要教师为学生提供具体的感性形象，架起“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的桥梁，促使他们全面正确地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例如讲解“三角形”的概念，学生缺乏生活经验，不理解“围成”的含义，我除了从正面让他们观察不同形状、大小的三角形外，又提供了反面的感性形象：

附图{图}

图（1）还有一个缺口，没有全“围”起来；图（2）围的方法不对，三条线段没有首尾相连；图（3）三条线段没有“围”起来，都有缺口。通过对比，帮助学生理解了三角形的概念。

二、呈现描述载体，总结定律、法则

新教材注重学生获取知识的思维过程，重视发挥主体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家第斯多惠有句名言：“一个坏的教师是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是教人发现真理。”心理学家鲁宾斯坦也指出：“任何思维，不论是多么抽象和多么理论的，都是从分析经验材料开始……”教师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规律、总结法则，在这过程中提供丰富具体的物质载体，作为学生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的例证。

例如教学“乘法结合律”时，通过以下三个等式：

（5×4）×2＝5×（4×2）

（15×4）×10＝15×（4×10）

（125×8）×5＝125×（8×5）

引导学生发现算式的特点：（1）都是三个数相乘；（2）左边算式是先把前两个数相乘再同第三个数相乘；右边算式是先把后两个数相乘，再同第一个数相乘；（3）乘积相等。把这三个特点稍加组织和整理，就是书上的“乘法结合律”。若是忽视了学生自己发现的过程，不但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死记这个结论也会事倍功半。

同样，在归纳法则的过程中，呈现描述载体也是必需的。在归纳计算法则时，师生可以共同回忆例题的计算过程，在头脑里形成清晰的印象。计算时，第一步算什么？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再怎么办？……有了具体的实例和实践过程作描述的载体，学生往往能水到渠成地总结法则。学生抽象概括水平较低的时候，进行上位学习时要重视下位材料的提供，这也是教师主导作用的体现。

三、开展复述训练，理清思维过程

大纲指出：要“逐步培养学生能够有条理有根据地进行思考，比较完整地叙述思考过程。”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复述练习，紧密结合教材，巧妙加以指点，帮助学生把思维内部的无声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化“意会”为“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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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计算─×［─＋（─－─）÷─］。完成后要求学生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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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有小括号、中括号、加减乘除四种运算，应该先算小括号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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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差再除以─，第三步算中括号中的加法，得出的和去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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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把计算时审题分析的过程梳理了一遍，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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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计算正确率，无形中增强了学生对文字题的分析能力，一石三鸟，何乐不为？

四、生成正确的语感，发掘题意的内涵

语感是“对语言文字的正确、敏锐、丰富的感受力，是由语言文字而引起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认知活动的过程”。语文教学非常强调阅读中的语感，数学学科的一些文字题、应用题的文字叙述也同样需要学生生成正确的语感，通过对语言文字的直觉感受，达到对语言文字和题意的领悟与把握。

例如，这样一道应用题：“发电厂现在每天烧煤13.2吨，比原来节约1.2吨，现在烧300天的煤原来只能烧多少天？”有些学生不假思索地列式：300÷（13.2＋1.2）。显然这些学生“读”的功夫不到家，没有正确的语感，从而曲解题意。题目中的“300”是现在烧煤的天数，应把“烧300天的煤”作为一个完整的词组，列式是13.2×300÷（13.2＋1.2）。

篇（5）

1我国文字规范的形成及现状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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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天象

观、视│物││鸟类

人───│├───┤│兽类

取│象││地象│

（庖牺）───││││植物类

─人类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夬，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篇（7）

1、开课环节生动有趣

一年级的孩子天真活泼，合群、爱交朋友是这一阶段学生的特点，根据这一特点我这样设计教学的开课环节："同学们，今天有几个我们不认识的小客人来到我们身边，你们愿意跟他们交朋友吗？""愿意！"在孩子们的大声回答声中我打开电脑教学软件出示生字卡片并告诉他们："今天的小客人很喜欢你们，如果你们能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它们就会很乐意地帮助你，成为你今后学习的好帮手。"

2、自编顺口溜降低难度

在集中的归类识字中，单纯的结构分析是孩子们很难接受的，为了激发孩子识字兴趣、降低识字难度，我自编了一些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帮助孩子识记。如学生难辨"密"和"蜜"，我这样编："密林长在山中，蜂蜜酿自蜂虫。"通过顺口溜中的下划线，孩子们很自然地就区分了"密"和"蜜"的不同。

二、形旁表意功能法

汉字是属于表意文字，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形声字。因此正确掌握形声字是完成小学识字任务的关键之一。在形声字的教学过程中，我十分注重分析形声字形旁的表意功能。如在"江、河、湖、海"，"冰、凉、冷、冻"以及"祝、福、祈、祷"，"袄、袖、裤、袜"两组形声字的教学中，我先后分析并要求学生区分了"三点水旁"、"两点水旁"以及"衣字旁"、"示字旁"等形旁的表意功能。我告诉孩子们"三点水旁"表示与水有关的意义，"两点水旁"表示与寒冷有关的意义；"衣字旁"表示与衣着有关的意义，"示字旁"表示与礼仪有关的意义。学生正确区分了这些部首就能很好地掌握以上两组汉字了。

三、游戏法

篇（8）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language educational world from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 about the writing and the language relations’ discussion as well as the writing and the language relations’ elementary theory two aspects to the writing and the language relations basic view. Based on this， elaborated the writing important function.

Key words: writing; language; relations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文字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许多问题就讨论不下去。

1中外学者关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讨论

1.1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观点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中，首先指出了人们的“错觉”: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和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这种错觉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只这一点已足以表明语言是怎样离开文字而独立的。

接着，索绪尔分析了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

但是文字何以有这种威望呢?

(1)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书写的纽带尽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纽带，即声音的纽带来，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视觉形象比音响形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们更重视前者。结果，书写形象就专横起来，贬低了语音的价值。

(3)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所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字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语言显然要受法规的支配，而这法规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

(4)最后，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龌龊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于是文字就从这位元首那里僭夺了它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

索绪尔进而从拼音文字“写法和发音发生龌龊的后果”分析原因:

这一切的明显后果是: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

另一个结果是:文字越是不表示它所应该表示的语言，人们把它当作基础的倾向就越是增强;语法学家老是要大家注意书写的形式。从心理方面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会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人们使用“念”和“念法”这些字眼，就是把这种滥用奉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和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以后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索绪尔认为:

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样。……因为声音脱离了书写符号，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所以人们还是宁愿依靠文字，尽管那是会使人上当的。

看来，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或者把二者混为一谈，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字母文字的国家里也普遍存在。任何语言，只要它有相应的文字，就除了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语音形式)以外，又多了一种索绪尔所说的“视觉形象”(书面形式)。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口说的语言是从书写的语言产生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从文字产生的，文字是土壤，语言是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禾苗。而事实恰恰与他们感觉相反:语言才是土壤，文字才是禾苗。

1.2汉字和汉语

翻开中国语言文字学名著《广雅疏证》的卷首，可以看到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和王念孙的两篇序言。段玉裁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王念孙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道理:

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

这段话明确阐述了概念(义)、语言(音)、文字(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那就是:概念、语言、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三样东西，它们之间并没有谁等于谁的必然联系。人们交际的最终目的是表达概念，在口头交际中，头脑里的概念要借助约定俗成的有声言语形式来表达，在书面交际中，有声言语形式要借助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来表达。文字并不能直接表示概念，如果没有有声言语作为基础，文字便完全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

很明显，这段话阐明了文字的本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并不是语言本身。可是在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之前，至少是在17世纪中叶顾炎武提出“考文自知音始”之前，两千年间的中国学者，包括一些鸿章硕儒莫不把语言和文字二者混为一谈。即使是在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存在这种错觉。那么产生这些错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1)单个汉字大约90 %都能够与汉语中的单音节词或者单音节语素相对应，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汉字是直接负载着语义的。这就与字母文字不同:字母文字单个字母一般不负载语义，若干字母组合起来，与词对应，才有意义。那么，字母文字国家的人，他们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不是以单个字母为单位来颠倒，而是以组合成词的一组字母来颠倒;汉字则与词义或者语素存在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于是以它的基本书写单位——单个汉字为单位，就能颠倒汉语和汉字的关系。

(2)在很多情况下，汉字的造字手段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很容易让使用者错误地把写出的字形和头脑中的概念直接联系起来，而忽略了其中还有语言这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很多没有文字学专业知识的汉字使用者看来，文字的形体和头脑中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他们认为一个概念只能用那样一个字来表示，而一个字也只能表示那样一个概念。

(3)汉字是方块字，这样也容易给使用者造成一个误会:文字的形体和语言中的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有理据的联系。但事实却是:造字者在造字的时候可以对文字所代表的词有自己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通过某种形式在字符中有所表现，但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则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其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汉字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异体字出现。

(4)在汉字的教学方法中，有一种是用回溯古汉字的办法来教学汉字的，某个字，甲骨文、金文是这样描画的，大篆、小篆是这样圆转的，隶书、楷书中有那些古文字的影子，这样教的结果能加深记忆，但是也形成了人们认为字与书写形式之间的固定关系牢不可破的意识。

2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理论

2.1谁先谁后

语言产生在前，文字产生在后。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人类从类人猿进化为人的最后标志就是语言的产生，语言产生的意义在于人类最终告别了动物界。人类的历史，有的说有二三百万年，有的说有几十万年，那么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是几十万年的历史。文字的历史最长也不超过五六千年。这是整个人类的情况。从个人来说，任何一个人都是从幼儿时期先学会语言，到儿童时期逐渐学会文字的;还有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终身都是文盲。文盲不识字，但都会说话。

2.2谁是根本

语言是根本。没有语言，文字就无从产生。动物没有语言，因此任何动物，哪怕是能用叫声或“舞蹈”或气味发出一些信息的动物，比如蚂蚁、蜜蜂这样一些“社会”性比较强的动物，都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视觉符号。文字永远是语言的依附物，永远是语言的投影。

2.3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当然是两个东西。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繁衍了二三百年到几十万年，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到现在也没有文字，在有文字的社会里，还存在没有学会文字的幼儿和终生不识字的文盲。人类和某个具体的人，都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完全失去了言语能力的人无法完全融入整个社会。

文字是在语言这个土壤上长出的禾苗。自然界只存在没有禾苗的土壤，却不存在不依赖土壤的禾苗。同理，人类社会中只存在没有文字的语言，却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字。相对文字来说，语言是个在它之前很久就已存在的先决因素，因而永远是第一性的。

3文字的功能

尽管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但文字也不是毫无用处得只是依附于语言。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最大功能是辅助和扩大语言的交际作用，稍纵即逝的有声语言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传诸久远。文字的这一性质显示出了它对于语言的最密切的依附关系，尤其是在研究古代语言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关于古代语言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分析有关的文字记载而获得的。此外，虽然语言并不能记录语言的全部内容，但是人们从字符特别是方块字中读出的信息有时却远远超出了相应的言语词所能表达的范围。例如我们今天听到zang(四声)这个汉语音节时，可以把它和“掩埋死者遗体”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却并不知道古人死后并不以土掩埋，而是以草薪荐覆置于野外，这一远古习俗恰恰反映在“葬”的字形上(从死在艸中)。

参考文献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

篇（9）

中图分类号：H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4-0133-01

满族被称为“马背民族”，1644年进入中原，建立了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清王朝。它不仅对东北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们研究清代历史的瑰宝。但当它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却被后代遗忘，甚至到了濒临灭亡的惨状。

一、满族语言文字兴起的时代性

应运而生的语言文字。满语来源于古代女真语，是由努尔哈赤于1599年命文臣俄文德尼等创制的语言文字，“老满文”因此诞生。但 “老满文”的缺点很大。“纵观‘老满文’，最致命的缺点就是它的一个音节可以有几种读音，不是一个音节有一个固定的写法和固定的读音，给学习和使用带来诸多的不便和麻烦。”满文的创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因此，说它是应运而生的文字。

独特的社会作用。无论是“老满文”还是“新满文”，都在满族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皇太极在1629年下令成立文馆，首开满文广泛应用的先河。1637十二月，清朝开始颁布施行立法。此后，清朝所颁行的时宪历书均匀满、汉、蒙古三种文字。在世祖福临时期。满文得到君主的大力推崇，但汉文以一种顽强的“民族意识”最终使满文被同化。但满文增强了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凝聚力。

二、满文衰亡的历程

历史进程中被同化。满语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当面对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汉文时，它却显得那样脆弱。在康熙之前的几个时期，满文在满族内部被广泛使用，而对汉文的学习还是较少的。到康熙时期，满汉两文的使用情况可以说是难分伯仲。康熙时期，满族的达官显贵与凡夫俗子都在学习和使用汉语。清弘历时期满汉交流更加频繁，更多的人开始学习和使用汉文。总体上说，满文衰弱形势已无法阻止了。汉满两种文字在历史进程中互相取长补短。虽然历史选择了汉文，但满文却以自身的特点深刻的影响了汉文化。

现实社会中逐渐消融。虽然满族语言文字被汉文同化，但它并未消失，一直在满族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今天满族语言文字的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之后，严重的民族偏见几乎使满文满语一度从历史上消失。虽然现在满族人口数量近1000万，但 “满语及满文的使用在满族中却日见式微。”据有关调查显示，满族已完全以汉语为交际工具，仅有少数老年人会说满语。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三家子村是中国最后一个满语村，被称为“满语研究的活化石”。这个村子中仅有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人。

三、濒临灭亡的中华瑰宝

满族语言文字衰亡的反思。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民族，各时期、各民族的语言都承载着与之相关的文化体系。满族语言文字伴随着清王朝的兴衰，记载着清王朝的起起落落。

满文产生、发展、改革、兴起的过程，凝结了多少人的智慧，体现了多少民族元素！它的灭亡将意味着这个语系从此消失了。满文对满族的发展的确有自身的局限性，人们倾向于汉文是自然的。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每种民族语言的流失都会影响到汉语资源。可以说，母语强大是中国在世界中发展的基础。满族语言文字的存在与否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

保护满族语言文字。满语是清朝的官方语言，现在却濒临灭亡。这虽然已引起官方的关注，批准它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整个社会仍关注不够。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社会变革，政策变化大。像前面说过的旧中国时期，那种不利于满语发展的客观环境使满语文字的价值被覆盖。而相关部门未能采取及时有力的抢救措施。

（二）满族群众没有积极主动的去抢救母语。像三家子村中，除少数老人把满语作为母语之外，年轻的一代都没有学满语的意识。他们不是把它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当成一种落后的语言文字去看待。

（三）在当今的社会，人们更多关注于经济，导致满语满文的研究力量微乎其微。

四、结语

篇（10）

原因。本文还对古汉语异读字的异读音，进行了分类，并举例加以说明。

关键词古汉语异读字分类

＊＊＊

古汉语中的某些字词要异读，原因是很多的。其中，由于通用假借、古今字、外来语以及古书注解相沿

所致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其现象有如下几种：

1.通假字的本义和假借义读音不用。在古汉语的书面语言里，常有这样的情形：本来有的字不用，却用

另一个字来代替，造成读者的不同。如“信”字，其本义是表示“诚实”、“信任”、“的确”、“任意”

、“使者”等意思，读xìn。

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但有时却假借为“伸展”、“伸张”的意思，即与“伸”同义，读为shēn。

例狼欣然从之，信足先生。（马中锡《中山狼传》）

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隳（《孙子·九地

》）

又如“归”字，其本义是表示“返回”、“归还”、“女子出嫁”、“归附”等意思，读guī。

例执讯获chǒu＠①，薄言还归。（《诗经·小雅·出车》）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归有光《项脊轩志》）

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但又假借为“馈”，即赠送的意思，读kuì。

例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论语·阳货》）

2.古今字由于其分工不同，读音亦不尽相同。在上古时代，特别是先秦时代，汉字的数量比后世要少得

多，一个字往往要表示几个不同的含义，这就造成某些字“兼职”过多的现象。譬如“说”字，就兼任“解

说”、“讲”、“言论”、“劝说”、“喜悦”等义项。当其表达“解说”、“讲”、“言论”等意思时，

读shuō。

例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墨子·公输》）当其表达“劝说”的意思时，读shuì

。

例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史记·魏公子列传》）

而当其表达“喜悦”的意思时，通“悦”，读作yué。

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为了避免一字兼职太多，后来才造了“悦”字，分担了“喜悦”的义项。

再如“责”字，本为“债”字，读zhài。

例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左传·昭公二十年》）

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

当其在兼任“索取”、“要求”、“谴责”、“处罚”等义项时，则读zè。

例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聊斋志异·促织》）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

后来，由于有了“债”字，就将该条义项区分出来。

又如“贾”字，兼有“买卖”、“商人”、“价钱”、贾姓等义项。表示“买卖”、“商人”等意思时

，读gǔ。

例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宣公十二年》）

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白居易《琵琶行》）

表示“价钱”之义，读jià。

例有美玉于斯，韫＠②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论语·子罕》）

表示姓氏，读jiǎ。

后来由于有了“价（jià＠③）字，才分担了“价钱”这一义项。

3.许多人名、地名、物名保留了古代的读音，与今音异读。如“食”、“其”等，在用于人名时，“读yì，“其”读jī。

例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史记·淮阴侯列传》）

“射”在用于古代钟名时，读yì。

例噌＠④者，周景王之无射也，kuǎn＠⑤坎镗＠⑥者，魏庄子之歌钟也。（苏轼《石钟山记》）

在用作草名时，读yè。

例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荀子·劝学》）

“房”在作古宫名时，读páng。

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杜牧《阿房宫赋》）

4.有些来自外族语言的国名、人名、姓氏名等，读音也较为特殊。如“大宛”是古西域的国名，“宛”

则读作yuān。

例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汉书·张骞传》）

“可汗”，是对古鲜卑、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的君长的称呼，读kèhán。

例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乐府诗集·木兰诗》）

“氏”，汉代西域有大月氏、小月氏。“氏”读zhī。

例（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史记·大宛列传》）

又如汉代对匈奴王后称“阏氏”，“氏”读zhī。

例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汉书·李广苏建传》）

古汉语某些字词异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破读”所致。所谓“破读”（亦称“读破”），就是

用改变一个字词的读音来表示不同的意义或者不同的词性。这实际上是词义引申发展的结果。语言中的某一

个字词，当其产生了新的意义或新的语法作用时，为了在读音上有所区别，并使之表达得更加明确，就把这

个字词读为另一种读音，以表示差异。这种现象，概括起来有如下两类：

1.有的字词的不同含义，是用不同的读音来加以区分的。如“殷”字，在表示“众多”、“富裕”、“

深厚”等意思时，读yīn。

例刘璋＠⑩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陈寿《隆中对》）

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宗臣《报刘一丈书》）

当其表示“震动”的意思时，读作yìn。

例熊咆龙吟殷岩泉，lì＠⑦深林兮惊层巅。（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当表示“赤黑色”时，则读Yān。

例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左传·成公二年》）

再如“恶”字，在表示“罪过”、“凶恶”、“坏人”等意思时，读è。

例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文天祥《〈指南录〉

后序》）

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贾谊

《论积贮疏》）

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方苞《狱中杂记》）

当表示“讨厌”、“憎恨”等意思时，读wù。

例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黄宗羲《原君》）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上》）

而当表示“怎”、“如何”等意思时，则读wù。

例以小易大，彼恶知之？（《孟子·梁惠王上》）

2.有的字词的不同词性，也是靠不同的读音来予以区分的。这里有几种情况：其一是名词改换为动词时

所造成的不同读音。譬如：

“王”字在充当名词时，表示“帝王”、“诸侯王”的意思，就读wáng。

例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吕氏春秋·察今》）

而当其充当动词、表示“成就王业”、“旺盛”等意思时，则读wàng。

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

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庄子·养生主》）

又如“度”字，在作名词、并表示“计量长短的标准”、“限度”、“法制”、“气度”、“度过”等思时，读dù。

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贾谊《论积贮疏》）

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后汉书·张衡传

》）

在作动词、并表示“计量”、“揣测考虑”等意思时，读duó。

例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贾谊《过秦论》）

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上》）

其二是形容词改作动词、名词时造成的不同读音。如：

“好”字，在充当形容词、并表示“美好”、“友好”等意思时，读hǎo。

例不如叔也，洵美且好。（《诗经·郑风·叔于田》）

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在充作动词，表示“喜好”的意思时，读hào。

例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孟子·梁惠王上》）

再如“臭”字，在充当形容词，表示与“香”相对的意思时，读chòu。

例一薰＠⑧，十年尚犹有臭。（《左传·僖公四年》）

在作名词，表示“气味”时，读xiù。

例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礼记·大学》）

其三是主动词改作被动词时造成的不同读音。如“见”字，在作主动词、且表示“看见”、“召见”等

意思时，读jiàn。

例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王风·采葛》）

在表示被动、作“引见”义，或作“显现”时，读xiàn。

例初，齐豹见宗鲁于公孟，为骖乘马。（《左传·昭公二十年》）

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无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关于古汉语异读字的异读音，大抵来讲，有四种不同类型。

一类是韵母相同，声母不相同。如“乘”字，在表示“驾”、“坐”、“趁”的意思时，读chéng。

例二子乘舟，汛汛其景。（《诗经·邶风·二子乘舟》）

而在代表“车辆”和作“四”的代称时，读shèng。

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再如“亏”字，在表示“减少”、“毁坏”的意思时，读kuī。

例不亏不崩，不震不腾。（《诗经·鲁颂·bì＠⑨宫》）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屈原《离骚》）

而当表示“差异”的意思时，同“诡”，读guǐ。

例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吕氏春秋·察今》）

第二类是声母相同，韵母不同。如“读”字，在表示“诵读”的意思时，读dú。

例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

而表示“句读”（即不足一句，读时须稍有停顿之处）的意思时，则读dòu。

例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韩愈《师说》）

又如“泛”，在表示“漂浮”、“广泛”的意思时，读fàn。

例余感焉，以杜君之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方苞《狱中杂记》）

而在表示“覆、翻”的意思时，读fěng。

例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贾谊《论积贮疏》）

第三类是声调不同。如“创”字，当表示“始造”、“首创”的意思时，读作chuàng。

例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诸葛亮《出师表》）

在表示“创伤”的意思时，读chuāng。

例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第四类是声、韵母均不同。如“罢”字，在表示“停止”、“罢免”等意思时，读bà。

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方苞《狱中杂记》）

当表示“困疲”的意思，通“疲”，读作pí。

例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左传·昭公三年》）

又如“女”字，在表示女性的意思时，读nǚ。

例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乐府诗集·木兰诗》）

在表示“以女嫁人”的意思时，读nü。

例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孟子·万章下》）

而在作人称代词时，则通“汝”，读作rǔ。

例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魏风·伐檀》）

一些常见的异读字，因其流传的历史久远，而且有的已进入现代汉语的书面或口头语之中，有了较广泛

的群众基础；同时许多工具书和古书的注本中，也都注明了它的读音，因此应按传统的习惯去读。而那些较

为少见的、也未保留在现代汉语中的异读字，或者人民群众已改读为一般读音的字词，就应按照现在的习惯

去读。我们今天不必耗费精力去研讨它的旧读音，以免给学习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山东费县的“费”，

旧读为bì，现已改读为fèi；“叶公好龙”的叶，旧读为shè，今一般读为yè。再如“暴露”的暴，传统

的读音本应是pù，但现已约定俗成，读作bào，就不必固执旧读了。

（作者单位：兰州铁道学院社科部责任编辑：孟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酉加鬼，为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匚加卖，为半包围结构。

＠③原字为价的繁体字。

＠④原字为口加肱的右半部，为左右结构。

＠⑤原字为穴下加款，为上下结构。

＠⑥原字为革加搭的右半部，为左右结构。

＠⑦原字为忄加栗，为左右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