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价转正总结篇（1）

一、引言

营运资本管理主要是对企业经营过程当中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进行管理，属于短期财务管理范畴，其涉及面可以延伸到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因此营运资本管理对企业价值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营运资本管理角度入手如何提升企业价值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与长期投资、筹资管理类似，营运资本管理也需要科学而规范的政策作指导。营运资本管理既要有量的把握，又要有质的体现;既要保持企业的流动性，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的收益性。然而自MM理论问世之后，现代财务理论研究就没有偏离过长期财务决策的范围，对短期财务管理研究涉及较少，从而形成了理论上的空白点。

二、文献回顾

就营运资本管理效率而言，Deloof（2003）、 Wohrmann et al.（2012）等发现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与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表明加速存货和应收账款周转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进而促进企业价值上升。Garcia-Teruel（2007）、Raheman and Nasr（2007）、Enquvist et al.（2012）通过实证也发现了提高营运资本管理效率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孔宁宁 （2009）等研究发现，公司盈利能力与反映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综合指标现金周转期显著负相关，而且与现金周转期的各组成部分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显著负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实现营运资本的高效周转能够提高公司盈利能力。袁卫秋（2012）以2000-2009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

就营运资本管理政策而言，Weinraub等（1998）通过研究发现，营运资本管理政策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相对激进的营运资本投资政策伴随着相对保守的营运资本融资政策。Nazir等 （2008）采用ROA和托宾Q值计量公司价值，分析得到流动资产比例与托宾Q值和ROA显著正相关，而流动负债比例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与ROA显著负相关。表明营运资本投、融资政策越保守，企业业绩越好。国内关于营运资本管理政策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刘运国（2001）和汪平等（2007）。刘运国等（2001）研究发现流动资产比例和流动负债比例呈同向变动，企业盈利能力受到营运资本管理策略影响。汪平等（2007）以流动资产/总资产、流动负债/总负债代表营运资本投、融资政策，通过研究发现，营运资本投、融资政策在回归中均不显著，表明营运资本政策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三、理论推导与研究假设

设CASH代表现金流量、I代表资本成本、t代表时间序列，则企业价值FV=nt=1CASHt（I+I）t。设PRO表示税后经营净利润、DEP表示折旧摊销，则营业现金流量CASH=PRO+DEP。缩短存货周转期与应收账款周转期，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更多次业务循环、产生更多PRO，使企业在同等期间内实现更大数量的税后经营利润，从而有利于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延长应付账款周转期，使其与业务循环周期趋于一致，则能够利于企业充分使用外部资金完成业务周转资金需要、避免产生过多的资金成本，从而为实现更多的PRO创造条件。基于此，提出假设：

H1：存货周转期、应收转款周转期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H2：应付账款周转期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根据CAPM模型，投资要求的必要报酬率I=Rf+β*（Rm-Rf），由于信息不对称缘故，企业流动资产投资较少，则表明经营风险较大，投资者对β就会做出较高的估计，导致资本成本I上升，引起企业价值下降。如果持有较多的存货，虽可避免停工待料、抓住销售机会，但流动资产盈利性不如长期资产，持有流动资产过多会降低企业的盈利性，从而降低企业价值。基于此，提出假设：

H3：营运资本投资政策与企业价值呈倒U型相关关系

与长期资金相比，短期资金用资费用、筹资费用较低且筹资时间短、筹集速度快。当采用较多的流动负债满足流动资产资金需求时，由于流动负债的利率以及筹资费用都较长期负债低，因而可以获得资本成本降低的优势，从而使得企业价值得到提升。此外，企业有相当规模的流动负债不需要花费成本，可以使得企业无成本使用这一部分资金，从而也减少了企业的用资成本。基于此，提出假设：

H4：营运资本筹资政策稳健度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四、变量设计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设计

本文主要包括营运资本管理效率、投资政策、筹资政策三个自变量。因变量企业价值，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反映企业成长性及盈利性的指标降维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综合性指标。具体变量设计如表1所示

表一变量设计

（二）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假设以及变量设计，本文设定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FVit=β0+β1* LNDSIit+β2* LNDSOit+β3* LNDPOit+β4*LIQP2it +β5* TACCit+β6* DFLit +β7* RGSit+ξ0

模型当中βi（i=0、1、2、3、4、5、6、7）表示回归系数，ξ0表示残差，E（ξ0）=0

五、样本选取与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

本文总样本时间跨度为2006―2012年，共7年。样本对象为我国A股制造业和零售业上市公司。样本剔除主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1）剔除ST、*ST类型的样本;（2）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3）剔除指标异常的样本。经整理得到制造业样本650个，零售业样本88个，共738个有效样本，7年共计56826个有效观测值。最终本文建立了以7年为时间跨度、以738个样本为截面的面板数据。数据处理采用EVIEWS7.0软件。

（二）实证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

表二是关于样本总体、制造业样本以及零售业样本的营运资本管理效率、营运资本投资政策、营运资本融资政策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二样本总体/制造业/零售业描述性统计

表二表明7年来我国A股制造业、零售业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效率整体较好，存货周转期对数、应收账款周转期对数以及应付账款周转期对数平均值均在3至4之间，对应的周转期天数大致在20天至50天之间（由于采用对数形式，因此周转天数可以采用指数换算，如应付账款周转期对数平均值为3.3275，则周转期天数等于e3.3275-1）。从反映投、筹资政策变量的统计结果看，无论是总样本还是子样本，流动资产大约占总资产的50%，营运资本投资政策较为稳健，样本总体易变现率平均值为-0.0023、制造业为0.0305、零售业为-0.2433，说明从整体看样本的营运资本筹资政策较为激进，且主要是零售业样本驱动的结果。

2.2企业价值主成分分析

表三从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托宾Q值等四个方面反映了企业价值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表三主成分分析表

从第一主成分得分系数看，总资产收益率、托宾Q值达到了0.7134和0.6174，反映了盈利能力以及成长能力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总资产增长率以及净资产收益率的第二主成分得分系数均达到了60%多，从资产、资本投入以及产出的角度反映了对企业价值的决定。最终本文根据主成分分析法的计算原则将所选取的指标转化成为了企业价值的综合计量指标。

2.3回归分析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之前，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的可能，本文运用ADF检验方法进行了单位根及协整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单位根并且回归模型稳定（T统计量分别为：18364.3、1455.202;P值均为0）。由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也可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因而本文运用HUSMAN检验以确定回归模型的选取。检验结果显示Chi-Sq. Statistic统计量为53.9768，P值为0，因而可以拒绝原假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而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表四多元回归检验结果

表四按照样本总体、制造业以及零售业分别进行了多元回归检验。回归结果的R方均在75%以上， P值显著为零，表明多元回归统计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回归结果表明存货周转期和应收账款周转期与企业价值负相关，而应付账款周转期与企业价值正相关。从营运资本投资政策平方项的回归系数看，总体及子样本结果均显示为负，表明由于流动资产的“二重性”使得营运资本投资政策稳健度与企业价值成倒U型的关系。从营运资本筹资政策替代变量TACC看，总体回归系数和制造业样本回归系数都为负，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较多采用流动负债融资有利于企业实现资本成本降低的好处，使得企业能够享受较低的用资成本。由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可知，财务杠杆系数与销售增长率系数在总体和子样本中均回归显著，说明随着财务风险增加，企业价值会受到不利影响，因而企业应当适度负债、维持最优的资本结构;销售增长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增强企业销售能力有助于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企业价值，因而企业应当制定最优的销售政策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元回归方法，检验了营运资本管理效率、投融资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1）提高营运资本管理效率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2）营运资本投资政策与企业价值呈倒U型的关系，即对于企业来说，存在一个最佳流动资产持有量; （3）营运资本筹资政策稳健度与企业价值负相关，采用流动负债融资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客观而论，提高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应当注重存货日常经济批量管理，制定合理的销售信用政策，努力提升人员的谈判技能，争取最佳还款期限。在营运资本投资政策制定过程中，管理层应当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流动资产总体保有量，政策制定的结果应当能使风险性和收益性达到均衡。在营运资本筹资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合理使用流动负债满足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降低企业的用资成本。

[参考文献]

[1]Deloff， M. （2003）.Does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ffect profitability of Belgian firms？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30， 573-587.

[2]孔宁宁等.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第12卷， 2009

造价转正总结篇（2）

在劳动价值论中，有很多组相关概念容易产生误读，例如价值和使用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等。由于马克思没有明确区分价值的生产、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也没有明确区分价值的实现、价值的决定与价值的交换，对于价值分配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也涉及较少，因此，后人在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偏差。本文试就这几组概念进行区分，并从中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

一、价值的生产、转移和创造

在理解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存在一种简单而又容易出现的错误，那就是有些人没有将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转移之间的关系区分清楚。

(一)价值的生产

商品价值的生产是指在商品生产中投人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即凝结人类抽象劳动的过程，也是劳动者借助劳动工具将劳动对象加工成商品的生产过程。毫无疑问，商品价值的生产离不开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者，这三个要素中前两者以没有生命的物的形式存在，唯独劳动者具有意识和创造力，但商品价值的生产却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每一个单一的要素都是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价值形成的充分条件，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价值生产的充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三者处于平等地位。劳动者在生产中是以主体身份进人价值的生产过程中，除此之外，劳动者对于商品价值的形成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商品价值的生产过程包括了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假定价值的生产总量为T，转移的价值为C+V,创造的价值为m即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或利润，那么，劳动者生产的价值总量T=C+V+Ma。

(二)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转移

凡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必然是原来没有的新东西。价值的创造是指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者创造价值就是生产出比自身价值V更大的价值即增量价值V，习惯上也称之为剩余价值即m，这只是劳动者生产的价值总量中的一部分。在价值的创造这个概念中，它突出强调了劳动者所发挥的主导性、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作用。价值的转移是指劳动者将自身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过程。价值的转移包括价值转移的主体和客体，价值的转移主体是劳动者，价值转移的客体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就价值的转移客体而言，被转移的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离不开劳动者，也同样离不开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就价值转移的作用而言是平等的。劳动者只是价值转移的惟一能动者和价值被转移的一个对象而已，即劳动者既是价值转移的主体又是价值转移的客体，它支配着被转移的价值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转移。在具体的一次价值生产过程中，被转移的价值量只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即C+V的一部分。可见，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以及价值的转移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劳动者生产的价值总量大于创造的价值总量，也大于转移的价值总量。

然而，许多政治经济学教材却是这样表述的: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劳动者不仅“能创造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且还能创造出一个大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也有人认为:“价值的生产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所谓商品生产，就是这种价值的创造过程和使用价值或财富的创造过程的统一。这些观点都将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混在了一起。实际上，凡是被创造的肯定是针对过去不存在的、新产生的事物而言的，凡是被转移的肯定是针对已经存在的事物而言的。劳动者创造自身价值是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是在提供劳动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的，是“一般过去时，’;而转移自身的价值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完成的，是“一般现在时”。劳动者自身的价值早在劳动过程之前就已经形成，蕴藏在劳动者的个体之中。劳动者在一次劳动中，总要消耗自身的体力和脑力，总要使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这正是劳动者价值转移的表现，而不是创造自身价值的表现。因此，正如创造不等于转移一样，价值的创造也不等于价值的转移。在这里，笔者无意咬文嚼字，但是转移和创造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的创造是针对新价值而言的，价值的转移是针对旧价值而言的;价值的生产过程既是价值的转移过程，也是价值创造的过程，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是价值生产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是价值的转移过程和价值的创造过程的统一，劳动者生产的价值量等于转移的价值量与创造的价值量之和。

二、价值的决定和实现

商品及其价值被生产出来之后，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这就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实现。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提出了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对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述得比较清楚，但是，由于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校对第3卷就已经去世，因此，关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和功能历来存在争论。这种争论主要是马克思曾经有如下表述:“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满足的规模相适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么，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据此，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首先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后有许多学者认为，如果供求相等，商品按市场价值出售;如果供求不相等，则商品价值由总量产品内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这样，商品价值或商品的市场价格就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这在国内《资本论》经济学的价格决定论中影响深远。目前，理论界基本达成共识: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生产单个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生产某种符合社会需要量的商品总量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照这一共识，有人提出:“个量(或单位)商品的价值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总量商品的价值实现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笔者也赞同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也涉及到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实现。

价值的决定包括两层涵义:一是价值量在生产领域的决定，即价值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决定，二是价值量在流通领域的决定，即价值在社会实现过程中的决定，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生产领域，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进人流通领域之后，在尚未交换之前，这个价值量还只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个别价值，在交换中，通过市场供求和竞争，通过社会和市场的“无私评价”，这个潜在的价值或个别价值才有可能转变为该商品实现的价值。因此，某个商品中的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这个商品在生产领域的价值，经过社会和市场“无私评价”后，如果该种商品顺利卖出，那么这个商品的价值量则变为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量。因此，商品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量是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在生产领域的决定与商品供求无关，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决定即商品价值的实现却与供求有关。

所谓价值的实现是指价值为生产者所有到价值为消费者所有的过程。商品从生产领域进人流通领域后，价值也自然进人了流通领域。在短缺经济时代，生产决定消费，价值一般能够按照价值规律迅速实现自身的价值，投人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本上都是满足需求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体上等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的价值量都能够转化为实现的价值量。然而，在过剩经济时代，消费决定生产，商品价值在市场上实现自身价值存在一定的困难，投人生产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一定都是满足需求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生产领域的价值量不一定都能够转化为消费领域的价值量。这种经济现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

总之，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人们生产的价值多少，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人们生产的价值在市场上实现了多少。生产的价值量不一定都是实现的价值量，因此，应该将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实现、价值的生产决定与价值的实现决定区分开来。

三、价值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

造价转正总结篇（3）

截至到目前，宿迁市经济开发区的纺织服装企业一共有5家，分别是宿迁创裕制衣有限公司（2007年成立）、晨风（宿迁）服饰有限公司（2002年成立）、宿迁市舜达服饰有限公司（2006年成立）、江苏流星工业园有限公司（2003年成立）和宿迁市宏利来特种防护用品有限公司（2003年成立）。这5家企业的特点是宿迁近10年内成立发展的公司，要么是用工人数在1000人以下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要么是大型上市公司在宿迁建立的中小型生产基地，是大型企业集团在宿迁成立的分散生产组织，较之大型的集中生产的上市公司而言，宿迁纺织服装企业尚处于中小规模的发展阶段，发展尚未成熟，但是其历年来创造了稳定的经济价值，在促进宿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那么，如何让这5家企业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旨在通过搜集筛选数据，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影响宿迁经济开发区纺织服装企业价值的财务因素和关键指标，为促进纺织服装企业价值增长提出一些建议和措施。

由于在宿迁落户的纺织服装企业是非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没有对外公布，笔者无法搜集到研究所需的财务数据；但是宿迁纺织服装企业目前仍处于中小规模的发展阶段，而企业在未来都会通过上市实现自身发展上的飞跃，持续提高企业创造的价值，那么已经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公司在财务上表现出来的特点和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对于宿迁中小纺织服装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就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笔者选取纺织服装行业的中小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本论题展开详细研究。

一、理论假设

一般而言，企业的财务状况表现在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资产结构四个方面，企业创造的价值自然会随着这四个财务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笔者从这四个方面给出研究的四个理论假设。

1.企业价值与盈利能力正相关。传统的财务管理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即企业价值直接体现在企业创造的利润上，虽然现代财务管理理论提出应该把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但是不可否认，企业价值与企业利润是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创造的利润越多并保持稳定性，企业才有可能在未来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企业价值与盈利能力正相关。

2.企业价值与营运能力正相关。企业资产营运能力越好，资产周转速度越快，意味着以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多的回报，自然创造的价值就越大。因此，企业价值与营运能力正相关。

3.企业价值与偿债能力正相关。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发现我国中小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要普遍高于权益资本成本，所以中小企业倾向于通过权益融资方式筹集资金。①再者，债务融资越少，财务风险越小，偿债能力越好，财务拮据成本余越小，企业价值一般越大。因此，企业价值与偿债能力正相关。

4.企业价值与资产结构相关。企业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比例，流动资产中各项资产的分布都会影响到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与资产结构的关系因行业不同而不同，但两者肯定是相关的。笔者以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值和存货占流动资产比值这两个指标反映样本企业的资产结构，来探讨企业价值与资产结构的具体关系。

二、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年限是2010年和2011年。笔者搜接到的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具有连续两个年度财务报告的纺织服装企业一共有26家，整理出52组财务数据，根据研究理论假设，计算出相关财务指标。为了消除极端数据对研究的影响，笔者剔除了7组数据，从而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因此，最终确定的样本的观测值是45。

三、研究指标设计和模型建立

首先，笔者以股价来反映上市企业的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我国规定上市公司每年的业绩报告需在第二年的前四个月披露，因此笔者将上市企业在研究年限内每年的股价选定为次年的4月最后一天股票的收盘价格。其次，笔者根据前述理论假设设计如下四类解释变量：

1.盈利能力指标

销售利润率=净利润/营业收入（X9）

总资产报酬率=净利润/总资产（X10）

权益报酬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X11）

为了说明营业外收支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笔者在此加了两个指标：

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比=营业外收入/净利润（X12）

营业外支出占净利润比=营业外支出/净利润（X13）

2.营运能力指标

存货周转率=营业收入/存货（X5）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X6）

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总资产（X7）

流动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流动资产（X8）

3.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资产（X1）

权益乘数=总资产/所有者权益（X2）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费用（X3）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X4）

4.资产结构指标：

存货占流动资产比值=存货/流动资产（X14）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值=流动资产/总资产（X15）

笔者选择了上述一共15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所建立的模型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即：

四、实证研究分析和结论

1.描述性统计

为了分析样本企业在2010年和2011年度内公司价值的总体情况，笔者先选择托宾Q值作为研究变量，对研究年限内样本企业的托宾Q值进行描述性统计。Q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于1969年提出的，其原型是：Q=公司的市场价格/资产的重置成本。笔者根据我国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将公式调整为：Tobin’s Q=（无限售条件的股份*股价+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价值）/资产账面价值。公式里的相关数据从企业的年报中获取。研究表明样本企业的托宾Q值的平均值是1.78，标准差是1.04，最大值是5.50，最小值是1.04。说明所选择的上市公司托宾Q值均大于1，而且波动幅度不大，比较稳定。当Q小于1时，说明资产投资的未来现金流总现值小于其重置成本，投资者会对该资产的投资缺乏兴趣，反之，当Q大于1时，说明资产的投资价值大于其重置成本，投资者可能会很感兴趣。因此，样本企业表现出较高较稳的市场投资价值，其当前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值得宿迁中小纺织服装企业借鉴，笔者将在下文进一步展开研究。

2.相关性分析

如前所述，笔者将对被解释变量以及15个解释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上市企业的股价与以下11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大，分别是：资产负债率（-0.21）、权益乘数（-0.26）、利息保障倍数（0.66）、应收账款周转率（0.39）、总资产周转率（0.25）、销售利润率（0.17）、总资产报酬率（0.39）、权益报酬率（0.36）、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比（-0.33）、营业外支出占净利润比（-0.17）和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值（0.33）。这说明样本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利息保障倍数、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权益报酬率以及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值这些指标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以及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比、营业外支出占净利润比负相关。一般而言，利息保障倍数越大，资产负债率和权益乘数越小，负债相对越少，企业财务风险越小，偿债能力越好；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越高，意味着企业资产营运能力越好；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和权益报酬率越高，说明企业盈利能力越好。因此，相关性分析结果检验了前述的理论假设1，2，3。此外，也验证了理论假设4，企业价值与资产结构确实相关，就中小纺织服装行业来讲，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值越大，即流动性大的资产越多，企业股价相对越高，企业价值越大。最后样本企业显示出企业营业外收支占净利润比越低，企业盈利质量越高，更多的是通过经营日常活动持续提高盈利能力，企业股价自然越高，企业价值越大，现实中的企业想要靠营业外收支来调整利润长期来看不仅不会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更不会实现企业价值持续稳定增长。

五、统计回归分析

笔者尝试对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就样本企业研究年限内45组观测值所得到的模型是：

通过仔细研究相关回归分析的表格数据，笔者发现：一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分析来看，即利息保障倍数的系数是0.008，大于0，P-value值是0.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0.01），通过显著性检验，再次说明利息保障倍数越大，偿债能力越好，股价越高，企业价值与偿债能力是显著正相关的。企业要想实现价值的持续稳定增长，一定要保证与之相匹配的偿债能力，而不能不顾财务风险，一味地通过举债来扩大规模，要考虑财务拮据成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二从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来看，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调整前的样本决定系数是0.65，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是0.46，Significance F值是0.002，远远小于显著性水平（0.01），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可用于预测样本企业未来的股价，同时可以借鉴来评估当期宿迁中小纺织服装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具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模型中部分解释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或者系数的正负号没有体现股价与相应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但不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较好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应用。从总体上来讲，该模型较好地显示了15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即股价之间的整体数量关系。之所以出现这样情况应该是由于研究年限比较短，数据相对不够充足。这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笔者的探究已经考虑了样本企业数量以及相应数据连续性这两个因素，有待以后企业上市时间久了，能获取更多年份连续性的数据时做进一步研究和检验。

六、提高宿迁纺织服装企业价值的建议

如前所述，样本企业的股价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正相关，同时，盈利质量也影响股价的变化，应该引起管理层的重视。另外，在资产结构财务层面，就中小纺织服装行业来讲，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值越高，股价越高，企业价值越大。由于宿迁目前的纺织服装企业规模均属于中小型的，所以对于已经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的纺织服装企业的实证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笔者认为宿迁中小纺织服装企业欲实现价值的持续稳定增长，以期增强实力，达到在不久的将来成功上市的目的，应该从以下四个财务层面着手努力改善企业所处的财务环境，提高竞争力，早日达到我国中小企业上市的标准。

第一，在提高盈利能力的同时关注盈利质量的变化。一方面，拓宽销售渠道，改善纺织服装产品的质量，改造生产工艺流程，节约成本，通过开源节流提高销售利润率；进行资产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报酬率；由于我国中小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要普遍高于权益资本成本，那么在宿迁纺织服装企业初期发展阶段就更应该谨慎使用债务资金，合理运用财务杠杆，在保证负债利息率低于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的情况下运用债务资金，提高权益报酬率，切忌无限度地使用债务资金。因为如果一味地提高债务资金比重，由于当前我国特殊的国情，会提高综合资金成本，而且会提高企业偿债不能的风险，最终不利于企业价值的增长。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层应关注盈利质量的变化，提高营业利润在净利润中的比重，即要求企业一定要将重心放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来，而不能目光短浅，在短时期内通过调节营业外收支来操纵净利润，这不是长久之计，对于企业价值的增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营业利润不断增长才是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不竭源泉。

第二，在提高权益报酬率的同时重视偿债能力的提高，协调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债务资本的节税利益并没有明显体现出来，债务融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再者债务融资成本越多，会给企业带来较重的偿债负担，财务风险加大，企业最终会面临破产清算的危险。因此，宿迁纺织服装企业应该主动提高自己的偿债能力，尤其应在保证达到较高的权益报酬率的同时注意提高利息保障倍数，降低资产负债率和权益乘数，实现企业价值的稳定增长。上述研究已证明这三个指标与企业价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应该努力加快资产周转速度，提高营运能力，以较少的投入实现更多的回报。尤其应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做好应收账款收账工作，制定适当的信用政策和收款政策，在保证资产收益性的同时适当提高总资产的流动性。

第四，就中小纺织服装行业来讲，企业应关注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值的变化。根据研究结论，宿迁纺织服装企业不能一味地扩大生产规模，加大非流动资产的投入，否则会浪费资金，造成产能过剩，减慢资产周转速度，导致资金不能及时收回，最终出现资金链断裂的现象，这是不利于企业价值的增长的。相反，在初期发展阶段，企业应该适当提高流动资产比重，注重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存货的变现能力，从而保证有充足的现金以期在适当时机进行科学投资，获得更多的收益。

注释：

①刘玮.影响我国中小上市公司价值的财务因素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09.

参考文献

[1]王晓武.财务杠杆与财务风险关系再思考[J].财会通讯，2006（2）.

[2]刘玮.我国中小上市公司价值影响因素初探[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9（2）.

[3]张先治，陈友邦.财务分析[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2）：305.

[4]张俊瑞，张健光，高杰，李金霖.资产结构、资产效率与企业价值[J].管理评论，2012（1）.

造价转正总结篇（4）

一、问题的提出:价值t与使用价值f(财富)的矛盾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不同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基础，它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创造价值的惟一要素是劳动，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第三，形成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脑力、体力的耗费。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但它不是价值的源泉。第四，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活劳动，即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物化劳动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物，在新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低’，努动价值论的历史贡献在于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揭示了商品的价值只能来源于劳动，而不是别的生产要素。

劳动价值论的不足在于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商品的使用价值量(财富)的增加与商品的价值量不变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有这样一些论述:“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由此就会使得人们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感到难以理解:第一，生产力的提高不能增加商品的价值量，那么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能够创造较多的价值量就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脑力劳动实质上是一种生产力更高的劳动。第二，既然生产力的提高不能增加商品的价值量，那么劳动者也就没有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的理论依据，而这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劳动工作日的普遍缩短和闲暇时间的日趋增加是相矛盾的。

要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我们先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背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之时正值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发展高涨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际，马克思是在深人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从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人手，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表象所掩盖的真实面目是资本对劳动的残酷掠夺，由此得出了产生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劳动价值论的创立正是对劳动与资本这一被扭曲关系的复归，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预言了劳动支配资本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劳动异化的复归只有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二、劳动价值论假定前提的内生化:使用价值量的生产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建立的假定前提是劳动力的价值不变，我们可以从《资本论》第一卷中找到佐证。“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助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马克思作这样的抽象是符合科学研究方法的，而且，从静态看这种假定前提也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资本雇佣劳动”占统治地位，资本家与工人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并不是其真实价值的反映，但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如果我们仍然把这种假定前提当作不变的教条就容易栓桔劳动价值论本身的活力。

马克思在区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时，已充分肯定了脑力劳动(即科学技术)能有效地增加商品的价值量，因而劳动力的价值从长期来看是一个变量，这是因为:首先是外在因素的作用，用于再生产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变化的，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不同的，这种变化规律将在后面生产力与价值量的关系中进一步讨论。其次是内在因素的作用，劳动力价值随着由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的转化，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科学技术因素贡献的增加，即“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劳动力的价值=劳动者本人及其供养家属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的教育费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新的技术不断被应用于生产中，劳动者要适应新的生产技术要求，就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这意味着劳动者用于教育的费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教育过程本身就是劳动力价值结构由提供简单劳动向提供复杂劳动的转化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断，科学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要想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通过科学的物化，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中，并与诸要素结合，即与劳动者结合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劳动技能，与劳动工具结合改进劳动工具的生产效率，与劳动对象结合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从而实现科学价值的转化。马克思只是定性地研究了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真正定量地研究科学技术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关系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以后才得以日趋完善的。1960年，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主要是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是现代经济增涨的主要因素，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1964年，贝克尔发表了《人力资本》一书，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1988年，卢卡斯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的论文中引人了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一个以人力资本理论的外部效应为核心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卢卡斯模型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使生产具有递增收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这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劳动力价值呈现增长的趋势，也是对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因此，并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而在于我们把适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假定前提作了不加限制的推广，其结果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劳动价值论建立的假定前提进行修正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所以，笔者认为用劳动力价值随生产力水平提高而增加代替劳动力价值不变的假定前提，劳动价值论就能合理解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三、内生化模型的验证:价值f与使用价值量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价值量的大小由劳动新创造的价值量与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量决定。如马克思所说:“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叼酥格斯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加人商品的总劳动时间，即过去劳动时间和活劳动的时间”。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由两部分构成，即活劳动(可变资本)追加的价值和生产资料(不变资本)转移的价值，对于活劳动随生产力的提高而在增加商品价值量中的作用在上文中已从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得到了验证。以下我们讨论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过去物化劳动(生产资料)部分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马克思说:“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只是它作为生产资料而失掉的价值”，“如果他本身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化，提高了或者降低了，那么，他例如一个劳动小时纺的棉花就会比过去增多或减少，与此相应，他保存在一个劳动小时产品中的棉花价值也会增多或减少。但是不管怎样，他两个劳动小时保存的价值总是一个劳动小时的两倍”。这就是说生产力的提高，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能增加转移物化劳动的价值量。恩格斯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份额的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体现在商品价值中的过去劳动—不变资本部分一一部分由固定不变资本的损耗构成，一部分由全部加人商品的流动不变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构成。来自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部分，必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因为就这些材料来说，这种生产率正好表现在:它们的价值已经下降。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特征正好是: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大大增加，因而其中由于损耗而转移到商品中的价值部分也大大增加。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其仍然是以劳动力价值不变为假定前提的，显然，在短期内可以作这样的科学抽象，但从长期来看对假定前提必须作严格的限定，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取决于商品的价值构成中活劳动的新增价值与转移不变资本价值之间的消长关系，只有在“由于活劳动的减少而减少的价值部分必须抵消一切增加的价值部分而有余”的情况下，商品的价值量才会减少，但这只是竞争的手段之一—降低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来获得超额利润。而市场竞争的另一个更主要的方式是通过采用新技术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品种、性能等，加速老产品的无形贬值而获得超额利润，在此情况下新产品的价值量必然比原来同类老产品的价值量要大。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新商品中转移的物化劳动的价值量因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

不变资本(生产资料)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商品价值量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一方面，商品的价值量是其满足人们(生活必需品的)效用大小的量度，而商品效用的大小受资源的稀缺性的制约，因此，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率大于不可再生性资源的实际增长率时，在人们的实际需求大于有效供给的压力下，生活资料的客观效用价值必然增加;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也发生改变，从为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消费向以满足人的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消费转变，消费结构的升级，则意味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量增加。由此得出，生活资料的价值量也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

造价转正总结篇（5）

二、研究假设

企业的资产是指某一经济实体拥有或控制的、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全部资产。按照其流动性可将其分为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是企业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是企业进行盈利活动的主要工具。企业资产的流动性，一般是指企业资产转换为现金的能力。车嘉丽（2009）认为流动性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考虑，长期流动性或结构流动性表现为资产和资本的最佳构成，影响企业现金获取的能力；短期的或实际的流动性，影响企业即时支付能力[11]。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投入，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收益的增加，从而实现资本增值。优质的员工培训、良好的流程运营、可靠的客户关系及企业具有活力的创新活动，都可以使企业现金获取能力增加，及时支付能力变强，也就是使企业资产具有流动性。长期资产，或称非流动资产，是企业持有的、没有及时变现意图的资产，其主要作用是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企业生产的有序进行。长期资产周转的快慢，主要由企业非流动资产存量及当期收入的实现来决定的。而智力资本是企业长期投资累计得到的结果。企业智力的结晶形成了智力资产，其变现能力差。企业对智力的投资决定了企业智力资产规模大小的同时，它又影响着企业其他长期资产的周转，企业内部流程的良好运营以及对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投资决定了企业收入的实现，研发创新活动也可以提升企业营运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企业对智力资本投资影响企业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过程，也就是影响企业总资产的过程。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2：关系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3：创新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4：流程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针对以上假设，本文建立回归模型：TATit=α0+α1HCit+α2CCit+α3InCit+α4PCit+α5Size+α6Mperce+α7Bdiligent+α8Dposition+α9Committees+ε其中，it代表第i个样本第t期，IT表示存货周转率（InventoryTurnoverRatio），RT表示应收账款周转率（ReceivablesTurnoverRatio），CT表示流动资产周转率（CurrentAssetsTurnoverRatio），LT表示（LongTermAssetsTurnoverRatio），HC表示人力资本投入（HumanCapitalInvestment），CC表示关系资本投入（ClientCapitalInvestment），InC表示创新资本投入（InnovationCapitalInvestment），PC（Proce-dureCapitalInvestment）表示流程资本投入。此外，企业资产规模会影响规模效应、议价能力等，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导致绩效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文选用企业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而公司治理的好坏，也决定了企业营运效率是否良好。因此，本文也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Mperce）、董事会勤勉度（Bdiligent）、两职合一（Dposition）以及四委个数（Committees）作为控制变量，以提高回归方程拟合程度。其中，①企业规模（SIZE）：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②管理层持股比例（Mperce）：管理层成员持股数/总股数。③董事会勤勉度（Bdiligent）：Ln（1+董事会开会次数）。④两职合一（Dposition）：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是为1，否则为0。⑤四委个数（Committees）：Ln（1+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立个数）。

三、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

1.指标选择本文描述企业的营运能力，采用总资产周转率作为衡量指标。其度量指标，本文采用销售收入/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期初总资产余额）+（期末总资产余额）］÷2。针对智力资本的指标选取，本文支持学者南星恒（2013）的观点，智力资本的形成都是企业从设立以来长期不断积累的结果，是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7]。对于智力资本度量的指标选取上，进行如下改进：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替代应付职工薪酬来描述人力资本投入，原因是企业各期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不一定都以现金方式分配给职工，各期应付职工薪酬中存在一部分重复；用2007年无形资产总额与6年研发支出合计额替代无形资产来描述创新资本，原因是企业无形资产里包含有与企业创新活动无关的土地使用权等，其对无形资产的影响较大，同时，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对研发活动的不重视导致研发支出为零，只用研发支出也无法完全反映出企业的创新资本；用管理费用代替各会计年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原因是现金流量表中的该项目包括捐赠现金支出、罚款支出、支付的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现金支出、支付的保险费等，其他现金流出如价值较大的，应单列项目反映，这一项目并不能够全面反映企业良好的内部运行，对流程资本的描述欠妥。2.数据样本选择本文选取新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2012年间所有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共1479家上市公司），并对样本公司按如下顺序进行筛选：（1）剔除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的公司；（2）剔除期间曾被ST、PT以及退市的上市公司；（3）剔除期间任一年度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CSRC）制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版），选择了沪深两市1040家上市公司2007~2012年间连续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所有财务数据取自CS-MAR（国泰安）数据库。

（二）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从相关性分析表中可以看出：企业智力资本投入中，人力资本投入均值最大，流程资本投入次之，关系资本投入较少，而创新资本投入最小。关系资本标准差最大，流程资本标准差最小，总资产周转率均值为0.618，标准差为0.338。智力资本各要素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相关关系中，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和流程资本投入在1%的水平上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智力资本的投入对企业营运能力存在积极的推动效应。而与创新资本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我国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不重视导致的。控制变量与营运能力的相关性中，企业规模对总资产周转率、高管持股比例、两职合一、四委个数的相关性不显著，董事会勤勉度与总资产周转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负相关关系。2.回归分析通过回归系数表可以看出，模型R2和Adj.R2均大于0，F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可用该回归直线解释。D-W值在2附近，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从其回归结果来看，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与其人力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和流程资本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且都通过了T检验，这支持了假设1、假设2与假设4，说明企业对人力资源、客户关系、流程维护的投入，能够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而创新资本的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通过了T检验，拒绝了假设3，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内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不重视，另一方面由于无形资产中包含了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致使对创新资本的度量不够精确。

造价转正总结篇（6）

财务转型是2009年中央企业财务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的，主要内容是要推动财务从会计核算型转向价值创造型，核心思想是通过财务转型，推动中央企业管理水平不断地提升。

伴随着中央企业集团化、精细化管理的需求，使得财务必须实现价值创造的功能，所以，今后一段时期，中央企业的财务必须实现集团化价值财务体系。重点要做以下几项工作：

一、资本结构是价值体系逻辑的起点，企业要注重资本结构的合理安排，财务部门要结合集团发展战略，建立合适的资本结构。

二、现金流的多少，决定企业的市场主动权，企业要建立一个专业化的现金流量操作管理。

三、现在中央企业的规模比较大，而且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多，长期依赖单一的融资方式，会让企业陷入资金盈利不足以支持资金成本的状况，靠单一的银行借款很难满足非常大的资金需求量。同时，当今金融市场不断地创新，有多种融资工具，作为中央企业的财务部门，如何利用好市场的融资工具，进行低成本，低风险的融资，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四、税收筹划体系在中国企业中没有得到普遍的认识，工作比较薄弱。大型企业税收筹划工作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五、大型企业集团必须有一套非常优化，而且能够深入全员、全过程的，全要素预算管理。

六、现在很多企业有很多的财务信息，如果及时、深入、全面、多维度的分析就可为企业的资源配置提供更好的建议，对企业怎么进行节支都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和企业价值创造，价值保护工作密切相连的。国资委长期以来引导企业创造价值，因为企业的竞争力，最终的考核指标还是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如果一个企业有很好的价值创造能力，自然就有很好的竞争力。

我们进行任何一项管理的变革都需要人才的知识，如果没有人才，再好的想法也难以实施，特别是价值财务建设的过程中，核心的内容就是怎样提高我们财务的领导力，怎么来建设一支能够推动企业价值转型，这是非常迫切的。

财务转型，从会计核算转型，到价值创造转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依赖很多基础做支撑。我想强调以下几个问题：

一、注重会计核算的标准化工作

从会计核算到价值创造，不等于说，不要会计核算，而是要兼顾，毕竟财务的基础还是会计信息的核算。在夯实基础上才能做好更好的转型。这个转型工作要依赖我们的基础，这个基础依赖我们会计工作的标准化管理。核算的标准是我们强大的基础支撑，如果没有这个标准化，我们后面的工作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二、注重构建财务信息化平台

目前财务信息化工作，各个企业都在做，但是怎么做到各类系统的互联互通，做到业务系统与财务信息的集成，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突出任务。

三、要注重提升总部的财务领导力

财务转型不是一个号召性的口号，要实实在在的转型，能不能转型？还有转型的效果怎么样？核心的任务，除了我们基础的支撑以外，核心的因素是集团总部财务的领导力。企业集团的总部，还有我们二级公司，三级公司都有分工的，各级财务有不同的任务，但是总部作为一个集团核心的部门，是一个战略中心，是资源配置中心，也是风险管控的中心，总部的财务是我们整个财务的领导核心，怎么提高领导力是我们目前财务转型非常紧迫的工作。做好这个工作，除了要培养有价值创造能力的团队，还要有很好的集团化、财务化体系的建设。价值创造能力，要求我们财务部门，特别是集团总部的财务部门，对集团所需要的各方面能力的提升做一些准备，同时积极推动我们集团化、财务化体系的建设。

四、完善集团总部的财务功能

现在各个集团财务部的功能不太一致，有的集团财务部就是一个会计部，再加资金部，有的集团除了上面所说的还有资产部，还有税务筹划部。总部的功能非常重要，怎么结合新形势的需要，进一步完善财务部的功能，适应财务转型的需要，拓展我们的功能，同时完善财务治理结构，目前也是面临非常突出的任务，因为现在集团公司面临各种不同治理结构的企业，这种情况下，企业有不同的治理结构，怎么更好适应集团化的运作，各个治理结构的运作规则，同时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样的治理结构是目前最需要探索的问题。

总之，财务转型工作，在当前企业发展过程中意义非常重大，面临的任务也非常艰巨，需要做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国资委愿意和大家一起共同探索，怎么在新的时期，适应市场的复杂化，包括集团发展的要求，探索一条适合我们中国企业特点的财务转型道路，

造价转正总结篇（7）

2010年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年”。调结构，特别是制造业结构调整成为中国必须迈过去的一个“坎儿”。

制造业亟待升级

制造业是中国高速成长的动力引擎。目前，中国制造业创造了GDP总量的1／3，贡献出口总额的90％。未来10～20年，制造业仍将是中国经济的立国之本。

华盛顿经济咨询机构Globallnsight近期预测，2009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所占比例将达到17％，而美国将从2007年的20％下滑至2009年的16％。中国将于2009年超越美国而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中心，较预期提前4年。

制造业一直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制造业中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年上升。以加工贸易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通过各种贸易方式进口必要的设备，建立起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因此，中国加工贸易开始出现顺差。1991年，中国GDP增长9.2个百分点，其中1.14个百分点是有加工贸易进出口拉动的，它在GDP增长中的份额也达到12.4％。自此，加工贸易无论是在GDP增长中的份额，还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都凸现了它的重要地位。特别是1998～2008年，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每年平均达58.6％，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达4.8个百分点(以GDP平均增长率8％计算)。

从一定时期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仍然会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但是，一些影响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提升的宏观因素不容忽视。

制造业经济创造力较低，行业利润回报率逐年下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23％，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2.99、22.12及11.69个百分点。

另外，从行业整体利润回报率来看，美日制造业都是利润率极高的行业。近几年，尽管美国制造业比重有所降低，但美国制造业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美国对外出口的全部产品中，制造业产品占到72％。相比之下，近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利润率和资本回报呈逐年降低态势。2008年10月以来，国内制造业实现利润增幅与2007年同期相比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企业利润下滑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减弱，生产经营形势趋于严峻，产能扩张出现转换拐点。

制造业附加值不高，造成贸易利益分配失衡。1994年至今，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逐年扩大。这从一个层面表明了中国更深层次地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但是，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摩擦点。以中国对美贸易为例，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顺差占两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在绝大多数的年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贸易顺差也被视为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和美国长期攻击中国的矛盾焦点。

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中国制造业部门对美贸易的价格贸易条件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反映出中国单位出口商品交换能力的减弱，出口的每单位商品获得的贸易收益贸易附加价值却在下降。

制造业转移求解

从制造业转移规律看，国内的产业转移其实就是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延伸。因此，必须对产业区际转移的趋势和特点做出明确判断。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OEM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制造业，正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以及资源、能源短缺和高消耗的影响，产业转移压力巨大，迫切要求转向更具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地区。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正是对接形成跨区域产业链的有利时机，金融危机使中国制造业域际转移的临界点提前到来。当前，长三角、珠三角正在谋思求变，力求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与区际转移，在区域整合过程中互补性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日益成为热点和重点。

日前，笔者随国家有关部门赴广州、东莞、佛山、肇庆等地，就广东“双转移”战略进行调研。从调研情况看，作为全国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早，遇到的挑战最大，碰到困难最多的省份之一，广东顶住了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坚持保增长、调结构、促转型齐头并进，充分利用危机的倒逼机制，加快推进“双转移”战略的实施，努力寻求在格局分化中调整结构，在调整结构中提升产业，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平稳增长或降幅收窄、环比增长态势，经济结构出现较大变化，内生动力逐步增强，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所说，“如果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金融危机中，广东“双转移”的战略构想及实施为中国制造业区际转移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样本。作为中国最早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的珠三角，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到如今的“世界工厂”，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GDP连续18年领先全国，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飞跃。但此后广东经济长时间停留在“三来一补”型经济模式里，陷入了结构性瓶颈之中。特别是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外汇储备快速增加、贸易摩擦增多，都要求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广东加快推进“双转移”。

“双转移”是广东提出的“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两大战略的统称，具体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显然，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珠三角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不仅对珠三角乃至全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也对解决区域发展失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珠三角来说，目前只有通过“腾笼换鸟”，才能给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腾出空间，才能更好地吸收欠发达地区优势劳动力，带来更高产值和劳动力单位产出，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制造的升级潜力

当前，中国制造业转移升级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造价转正总结篇（8）

2.计量模型（1）修正的KMV模型。KMV模型是由美国的KMV公司以Merton的期权定价理论为基础开发的信用风险监控模型。由于期权定价理论最早由Black-Sholes（1973）与Merton（1974）提出，因此，KMV模型也可以称为信用风险的期权定价模型。首先，KMV模型通过公司已知的股权价值与负债总额，计算出公司的预期资产价值与资产价值的波动率。接着，KMV模型再通过设置违约点（DPT）计算得到公司的违约距离（DD）与期望违约率（EDF）。最后，以第二步求得的违约距离（DD）与期望违约率（EDF）来测度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本文以违约距离（DD）距离违约点（DPT）的远近，来衡量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违约距离（DD）距离违约点（DPT）越远，则表示相应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较小。其中，d1与d2表示的是累计标准正态分布函数，VE表示的是公司的股权价值，σE表示的是公司股票的波动率，R表示的是市场的无风险利率，T表示的是信用风险的测度时期，D表示的是公司的债务总额（短期债务加上长期债务）。通过联立方程（1）与（2），通过迭代算法可以算出公司的资产价值（V）与价值的波动率（σV）。第二步通过计算得到的公司资产价值（V）与资产价值的波动率（σV），计算出相应的违约距离（DD）。具体计算方程如下：其中，V表示公司的资产价值，σV表示公司资产价值的波动率，E(VT)表示公司未来资产价值的期望值，DD表示违约距离。笔者主要采用违约距离（DD）来衡量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笔者对KMV模型中的公司股权价值（VE）与公司资产价值增长率（g）进行了修正。其一，KMV模型的假设之一是上市公司的股票都是流动股份，不存在非流通股份。但是，在创业板上市的大多数公司都还存在一部分非流通股份。因此，为了较准确地衡量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价值，笔者在计算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价值时也考虑了非流通股份。具体计算公式为：公司股权价值=流通股数量×股票市场价值+非流通股数量×股票的净资产。其二，创业板上市公司一般是高科技与创新型的公司，具有较高的成长性，经营规模与公司资产价值一般都呈现较快增长的趋势。但是，由于KMV模型一般假设公司的资产价值增长率（g）为0，这就会大大低估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因此，笔者将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三年平均资产增长率作为公司资产价值增长率。采用年平均资产增长率能反映相对长期的公司资产价值增长水平，同时，消除了公司资产价值短期波动的影响，从而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未来的资产价值。（2）面板回归模型。基于KMV模型求得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违约距离（DD），笔者再通过面板回归模型，来研究哪些因素能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违约距离（DD））产生显著的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与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由于宏观层面的影响是公司所面对的系统性风险，公司与投资者都无法改变这类影响因素。因此，笔者主要从微观层面（公司的五类财务指标），研究它们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其中，DD表示通过修正的KMV模型，所求得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违约距离，Xi(i=1,2,3,4,5)分别表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净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每股经营现金流。βi(i=1,2,3,4,5)分别表示这五类财务指标对公司违约距离（DD）的影响系数。如果βi显著为正，则表示第i类财务指标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违约距离（DD），即降低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相反，如果βi显著为负，则表示第i类财务指标会使公司的违约距离（DD）降低，即提升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

二、实证分析

1.信用风险水平的测度笔者首先通过收集样本公司的七类变量数据，接着，通过修正KMV模型，来测度样本公司的信用风险，即违约距离（DD）。第一类变量是公司的股权价值（VE）。通过以下计算公式求得：公司股权价值=流通股数量×股票市场价值+非流通股数量×股票的净资产。基于上述取得的样本公司七类变量数据，笔者运用Matlab软件，编程联立方程（1）和（2），通过迭代算法，求得样本公司的资产价值（V）与价值的波动率（σV）。接着，在求得样本公司的资产价值（V）、价值的波动率（σV）与违约点（DPT）的基础上，通过方程（5）求得样本公司的违约距离（DD），即样本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表1反映了12家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违约距离（DD）。为了更好地观察样本公司信用风险水平在样本时期内的变化，笔者绘出了各个样本公司的违约距离（DD）在这三年样本期内的走势图，具体结果如下图所示。通过上图可以发现，总体上样本公司在2011年与2012年的违约距离（DD）相比2010年的违约距离有了一定幅度的提升，即样本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总体上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监管部门加强了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监管与检查力度，同时完善了相应的法律规章，从而促使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整体信用风险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2.信用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笔者利用上节中求得的样本公司2010～2012年的违约距离（DD），通过面板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五类公司财务变量（资产负债率、净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每股经营现金流）对公司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力。这五类财务变量主要从公司的财务状况、获利能力与运营能力等方面考察了它们对公司违约距离（DD）产生的影响。具体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观察以上实证回归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1）创业板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系数β1为-5.288，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违约距离（DD）则越小，即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越高。一个具有较高资产负债率的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财务杠杆比例，一旦公司的运营资金出现短缺，很容易造成该公司的信用违约。因此，高负债的公司一般具有较高的信用风险水平。（2）创业板上市公司净利润率的系数β2为4.104，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的净利润率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的净利润率越高，违约距离（DD）则越大，即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越低。净利润率较高的公司，不仅具有较好的内部管理制度与公司运营模式，而且相比同类公司往往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同时，这类公司也往往拥有较好的经营现金流，不容易出现现金短缺的情形。因此，净利润率较高的公司一般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水平。（3）创业板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的系数β3为2.641，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违约距离（DD）则越大，即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越低。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是考察公司资产运营效率的一项重要指标，具有较高总资产周转率的公司，往往具有较快的总资产周转速度、较强的销售能力、较高的资产利用率。因此，此类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也往往较低。（4）创业板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的系数β4为-0.507。表明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越高，违约距离（DD）则越小，即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越高。但是其系数值较小并且它的T统计值也是不显著的，这表明其对公司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力是较弱的。（5）创业板上市公司每股经营现金流的系数β5为0.633。表明公司的每股经营现金流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公司的每股经营现金流越高，违约距离（DD）则越大，即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越低。具有较高每股经营现金流的公司，一方面表明其拥有强劲的现金流，支持公司债务的偿还与股利的分配；另一方面，表明公司主营业务的回款力度较大，产品的竞争力较强，公司的信誉度较高，经营发展前景也较好。因此，此类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也往往较低。但是其系数值较小，并且它的T统计值也是不显著的，这表明公司的每股经营现金流，对公司信用风险水平的正向影响力并不是很强。

三、研究结论与不足之处

造价转正总结篇（9）

有人主张直接提高工资、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其主要理由是，我国的工资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不仅比发达国家低，而且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低。其实，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不同，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合理比重也是不可能相同的，不能如此简单地横比，要有历史感，必须根据我国发展的时空定位，实事求是地分析收入比重的成因。

所谓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新阶级，他们凭借人力资本，基本上获得了自己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V+M)，既没有占有别人的劳动，也没有被别人占有劳动。因此，他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天然载体，随着这个队伍的壮大，剥削率不断降低，私人资本主义逐步向社会资本主义过渡。这个新阶级的成长壮大，不是政府政策人为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企图通过分配格局的改变创造一个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是拔苗助长，陷入了分配决定论。居民的收入倍增，中产阶级占社会结构的主体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是改革或规划问题。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两回事情。

规模宏大的民工潮充分说明，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还远远没有完成，正处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上。也就是说，我国的大多数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真正的商品，货币也没有完全转化为真正的资本，财产性收入和权力资本的收入还大于人力资本的收入。工业经济在整体上还没有越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众多流动劳动力在相当程度上还被当作消费品在耗费，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只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这恰恰是现代化水平正在提高、还没有达到足够高度的标志。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其水平的高低是由劳动力的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即使分配机制是公平的，工资绝对额逐步提高的同时，相对额下降，在一定时期内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在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的条件下，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者的保护作用十分有限，弄不好会成为资方压低工资的借口。我国目前的实际工资大大低于应该达到的水平，主要原因是超经济剥削、同工不同酬造成的。社会保障不到位，不能改变人身依附关系，消费不足，就业岗位短缺，人为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当前的所谓就业问题，不是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农民分工角色和社会身份转变受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阻碍，城市化严重滞后和扭曲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提高过快，必然提高国民经济空间结构调整和人口城市化的门槛。在工业过于分散、服务业发展半径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大规模地用机器代替工人，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富士康和广州本田等企业，在经历了“连环跳”和罢工事件之后，都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资，地方政府也在争先恐后地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于是，有的人就宣称，中国的低工资时代结束了，似乎从此进入了高工资时代。我认为，这个结论为时尚早。只要民工潮还存在一天，中国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就没有结束，工资整体上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时代就不可能结束。工资水平的高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政府政策的选择，而是由市场发育水平决定的。从发展看运行，既没有所谓低工资时代，也不可能有所谓高工资时代。在整体上，人们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条件下，比较工资的高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资水平看起来很高，实际上劳动生产率更高，单位产品的工资含量可能比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和地区还要低得多。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比重早就超过了30％以上，所谓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部分，在他们的所谓工资中已经包含了自己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发达国家的剥削率与剩余价值率已经分离为两个独立的经济范畴，所谓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60％甚至70％以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劳动生产率比我国低的国家，其剩余价值率、剥削率也低，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我国高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只能说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比我国低。我国贵州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高于上海，不是收入分配比上海合理，而是发展水平大大低于上海的客观反映。

在总量上，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现实比重基本上是正常的，是由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不宜人为地改变。我国大多数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于目前的发展水平，是少数人超经济占有和挥霍性消费的必然结果。这种局面只能通过改革分配关系来转变，人为地提高最低工资和居民收入总量，降低积累率，必然极大地阻碍我国生产方式转变的发展进程。

造价转正总结篇（10）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2-0116-02

一、引言

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大国之一。然而近年来一些制造业工厂的发展却不如人意，诺基亚在北京和东莞的工厂面临倒闭，东莞和苏州两地数家制造企业宣布破产。针对这种现象，不久前我国工信部了“工业4.0”规划《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此规划将“智能制造”作为重点扶持领域，强调将信息技术与我国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实现机器人等智能产品进入智能化生产。对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来说，实现这种智能化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来源主要还要依靠投资者。而投资者则是通过观察分析该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来决定是否投资该公司。因此，本文以制造业为突破口，结合相关的财务数据，对股价波动与财务业绩的相关性展开研究，以期为提升制造业财务业绩提供政策建议与理论支撑。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偿债能力主要是指企业偿还长期与短期债务的能力，是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的重要标志。企业偿还债务能力的大小，与企业能否健康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企业的偿债能力越强，说明公司有较低的经营风险，反映出公司的发展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即偿债能力越强股价越高，所以偿债能力与股价波动应该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与股价波动呈正相关

营运能力大小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企业在资产管理方面效率高低的体现，这也就说明营运能力与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是息息相关的。为了让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投资者得到更多的回报，要不断提高企业资产利用效率，加速企业各项资产的周转。企业营运能力越强，企业对各项资产管理的效率越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就越好，即营运能力越高股价越高，所以营运能力与股价波动应该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营运能力与股价波动呈正相关

无论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投资者，都十分关注企业的获利能力。然而在企业运行管理的过程中，任何一项资金都存在使用成本，资金使用成本的大小关系着投资者投入资金的高低，上市公司获取利润的能力就指的是盈利能力，公司获取利润的能力越强，说明投资者可能获取的投资收益就越高，所以盈利能力的大小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变动的影响起着积极的作用，所以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股价就越高。因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股价波动呈正相关

上市公司获得资金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行股票，企业如果想拥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只有通过不断增长净利润，企业的竞争力才能不断增强，这样就能保证投资者拥有更好的投资回报，所以成长能力越强股价越高。因此提出假设4。

假设4：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成长能力与股价波动呈正相关

现金流量就是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现金的流动情况，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企业一段时期内的资金流动情况。企业控制现金流动的能力越强，公司应对经营、投资及筹资活动中突发状况能力就越高，就可以抓住好的投资机遇，所以现金流量能力越强股价越高。因此提出假设5。

假设5：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能力与股价波动呈正相关

（二）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经过将搜集的理论进行分析，然后提出研究假设。并依据提出的假设，将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利用回归性分析的方法，通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实证检验，找到对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影响的主要因素，总结出财务业绩与股价波动的相关性。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2014年年报数据为基础，利用回归性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年报中的财务指标及数据来自于新浪财经网，数据处理采用SPSS19.0和Excel软件完成。

2.变量设计

依据对影响股价波动因素的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因素众多，比如国内外经济市场、居民收入水平等。但从财务业绩的相关角度来分析，可以从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现金流量这五个角度进行分析，并且都可以找出具体数据。本实证研究对指标变量的设定和预期符号见表所示。

三、实证分析

（一）相关性检验

在本文进行股价波动与财务指标回归性分析之前，首先对各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具体分析如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净利润增长率X8和总资产增长率X9的相关系数在0.5以上，说明这两个指标与股价波动是完全正相关的，所以假设4成立。而流动比率X1、速动比率X2和应收账款周转率X4的相关关系系数在0.2以上，关联程度不是很高，只能说明与股价波动可能是正相关。而资产负债率X3、总资产周转率X5、总资产收益率X6、净资产报酬率X7、现金流量比率X10这五个指标都为负数，说明这些指标与股价波动呈负相关性。为了进一步验证，所以接下来进行回归性分析。

（二）回归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本文假设的各个财务指标与股价波动的相关性，将股价Y命名为因变量，将本文所选取的10个财务指标作为自变量，构建下面多元线性回归模型：Y=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ε

其中：βi为回归系数，ε为误项差。

对2014年20家上市公司股价及相关财务数据运用SPSS19.0软件进行回归性分析，计算结果如以下相关表格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R值为0.872，均方为7.281，模型的f值为0.00，说明模型整体通过检验，线性关系是成立的。由表7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10项财务指标的标准系数全部大于0，说明本文的回归性假设是成立的。

在本文选取的偿债能力的三个指标中，流动比率X1，其Sig值为0，说明该指标与股价波动呈完全正相关。流动比率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的强弱。速动比率X2的Sig值为0.092，大于0.05，不符合要求，所以不通过检验。资产负债率X3的Sig值为0.012，说明资产负债率与股价波动也是呈现正相关的。通过这两个指标的回归验证，与股价波动都是呈现正相关性，由此可得假设1成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者在分析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时，首先都会关注该企业的负债状况及资产状况，对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值也尤为关注。

在本文选取的表示营运能力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中，进行回归性分析后，发现总资产周转率X5的Sig值高于0.05，不通过检验，所以应该要剔除。应收账款周转率X4的Sig值为0.024，低于0.05，所以该指标与股价波动是呈现正相关的。应收账款周转率的高低，也是企业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的快慢，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说明该公司的平均收账期就越短，也反应出企业有较高的资金回笼率。投资者可以通过分析企业营运能力的大小，得出企业财务安全性的高低，也可以分辨企业是否拥有较高的资产收益能力，决定是否购买该企业股票，由此可以验证假设二也成立。

在本文选取的表示盈利能力的两个指标中，总资产收益率X6的Sig值为0.034，小于0.05，所以通过检验，即总资产收益率与股价波动为正相关。总资产收益率是反映企业综合利用效果的指标，可以从整体上反映企业资产的利用效果。净资产报酬率X7的Sig值为0.003，小于0.05，所以通过检验。净资产报酬率越高，说明企业的资产利用率也越好，也能反应出企业的盈利能力越来越强，经营管理水平越来越高。综上所述，假设三也成立。

在本文选取的表示成长能力的两个指标中，净利润增长率X8的Sig值为0.023，小于0.05，所以与股价波动为正相关。净利润是一个企业经营的最终成果，与企业经营效益直接相关。投资者可以直接通过观察企业的净利润，来分辨企业经营效益是否良好。总资产增长率X9的Sig值为0.541.大于0.05，不通过检验，所以应该剔除。综上所述，可以验证假设四成立。

本文选取了现金流量比率X10来表示现金流量能力，它的Sig值为0.023，小于0.05，所以与股价波动为正相关。现金流量比传统的利润指标更能说明企业的盈利质量，现金流量表示的是公司实际上发生的现金流，不存在弄虚作假的风险。投资者可以通过分析现金流量以直观地了解企业资金的实际去向，所以假设五也成立。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对我国2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影响股价波动因素的相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得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与本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和现金流量能力都是正相关的。实际工作中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提升财务绩效。

（一）合理进行财务分析，促进企业全面发展

企业定期进行财务分析，可以及时发现经营中的漏洞，并针对这些漏洞提出策略进行有效改正。对于投资者而言，最快最有效地了解该公司的方法就是分析该企业的财务分析报告，通过报告可以直观地获取企业各能力的水平。对于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而言，经过专业的财务分析，可以准确地判断出企业在日常工作中经济活动是否正常，运营资金是否充足，是否存在财务风险。及时分析了解经营情况，促进公司全面发展，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二）严格控制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本文是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业绩与股价波动的相关性进行研究，这就涉及到多个财务指标数据，所以就要求上市公司所公布的数据真实有效。换句话说，上市公司只有披露了正确的财务信息，投资者才能在有效的财务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做出正确的决策，取得更多的投资收益。虽然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质量监管比较严格，但还是存在一些上市公司不按照准则进行财务信息披露，更有做出伪造财务报表，以达到预期利润。所以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要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财务制度，加强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质量的监督，使得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信息更加真实，这样不仅能够保证投资者的利益，使得投资者取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也可以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Marc Steffen.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nd the Value-relevance of Cash and Accounting Figures-Empirical

Analysis and Implic for Managerial Account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2010（5）：35～45.

[2] 周 淼.上市公司股价波动与财务业绩相关性分析-以房地产行业为例[J].改革与开放，2014（23）：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