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37-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建设先进文化之路，是科学发展之路，是强基固本之路，是以人为本之路，是改革创新之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丰富内涵，围绕文化的地位作用、发展方向、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思路、发展格局、发展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决定》明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魂聚气、强基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标识。

文化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从精神生产的特有属性和内在规律来看，任何文化都包括虚体部分和实体部分，虚体部分就是文化所蕴涵的精神价值，实体部分则是承载文化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同时，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政党的精神旗帜。我们党历来都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在文化的地位作用、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发展目的、文化发展动力、文化发展思路、文化发展格局、文化发展战略、文化发展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有关文化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上，形成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开创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新局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进一步回答了中国文化建设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迈进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指明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路径。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开拓文化发展新思路、提升文化发展新境界之路，就是走向文化强国之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人们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思想文化领域噪音杂音不绝于耳，一些反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不良思想意识时有出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文化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努力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与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就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要把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维护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文化发展为了人民”，要求我们在文化创造的过程中，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始终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文化工作成败的根本标准，努力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发展依靠人民”，要求我们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首创精神，为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创造机会、提供舞台，让人民的文化创造潜能得到充分表现，人民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极大激发，人民的文化创造成果得到广泛认同；“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求我们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进一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区域和城乡文化差距，多提供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能享用得上、享用得起、享用得了的文化产品，努力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优秀传统文化都是安身立命之本。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厚重的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我们党始终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发掘和继承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发展道路，就是植根民族历史文化土壤而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道路。只有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才能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使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彰显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从科学标准来说，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不仅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本质，而且表现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文化。在当代中国，坚持先进文化，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以科学态度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吸收外国文化的积极成果，才能引领国内多姿多态多样的文化思潮，使其有利于而不是妨碍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发展。

篇（2）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240-03

在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以正确的思想文化指导人民精神生活，构建先进文化的地位凸显。归结起来，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符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国情、现阶段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为现实依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内核，坚持按照文化科学发展的规律，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根本需求；是既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先进经验的道路；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集体实践智慧的结晶。这条道路内涵丰富而深刻，意义影响深远。

一、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之路

当代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以科学的、先进的、正确的思想为指导。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举起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并不断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进步的根本指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之所以正确，从根本上讲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使文化发展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导人民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创造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产生于人与自然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中，劳动实践决定着文化的本质特性。文化渗透在人类劳动的各个方面，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由片面向全面、由落后向先进转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这种理解包含着文化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意识，而劳动的群体性特征必然决定文化是群体所创造的和最终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观点。这些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汲取，进而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创造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等人民创造文化为人民的科学指导思想。此外，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必须有主流意识来指导。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要求无产阶级把自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导人民文化建设，不断总结先进文化经验，并且丰富建党、治国方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必须站稳人民大众立场；就必须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必须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研究和解决文化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实践文化科学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不仅反映了党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文化发展趋势和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那么，我们沿着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实现与否，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密不可分。

二、 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建设先进文化之路

所谓先进文化，应该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既是人类思维成果的精华，又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而区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则看它能否反映和促进社会历史进步，即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 可以得出：文化先进与否，首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质，取决于它所反映的经济、政治的时代内容和不断改革创新。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就能够促进当前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一种文化之所以先进，就是能够通过价值体系的构建，知识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变革，解决国家民族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因而，文化的改革创新是其繁荣兴盛的动力。体现在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上尤为显著，从新民主主义理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到邓小平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发展，塑造“四有新人”；到以德治国，科教兴国，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再到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等等重要文化战略。这是文化建设理论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创新进步。其次，文化先进与否还取决于吸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文化与经济政治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有历史性的传承模式和体系。民族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可以交流、保存，可为人们提供塑造社会角色的价值与规范。建设先进文化，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方面，使其融入并展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比如，中国传统中重仁义，知礼节，尚和合，尊道厚德的良好素养；义利兼顾、乐群贵和、和而不同、勤俭自强、诚信敬业、经世致用、天下为公等文化根基已在当代社会广泛培植。此外，中华民族历史上弘扬爱国主义道德的仁人志士，他们的精神不仅构成了先进文化的成分，而且是对民族精神的升华。如古代“四大发明”的勤劳智慧影响世界文明；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千古流传；历代仁人志士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舍生取义、以身报国的爱国热情。为了民族昌盛，谭嗣同、刘光第等维新志士慷慨就义；、刘胡兰等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等等，都是激励我们发愤图强的力量，是民族先进文化的最高体现。因此，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所要建设的先进文化，就是包含着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改革创新的成分，是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

三、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凝聚共识强基固本的发展之路

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一条红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当代文化发展“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和兴国之魂。如今，有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层次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取向日趋多样，这就需要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需要有一个让13亿人民广泛认同的正确价值观念来凝聚人心。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文化延续的精神基石。

当代文化的“中国道路”能够凝聚人心强基固本，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正确取向。价值体系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每个社会都有一种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体系，并以此主导整个社会的思想、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价值中最根本的部分，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而文化是核心价值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文化对社会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它能提供鲜明的价值导向。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欧洲宗教改革后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密切关系。而如今国际社会诸多热点问题，无不渗透着不同民族、国家在价值观念上的碰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各国都十分重视塑造核心价值体系，以维护其民族生存和发展。比如新加坡制定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2]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长期以来我们党探索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重大发展，也是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则是体现凝聚力之本。第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更深、更广拓展。赋予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和时代品格。第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展开理想信念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改革开放教育、国防教育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认同和接受的共同理想，并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凝聚力。第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能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激励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民族振兴、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第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形成，宣扬真善美，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提供良好氛围。作为“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超越地域、血缘、种族、语言、行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归属感，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

四、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为本之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发展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必然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民为本根，坚定维护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

文化发展要不断适应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重要内容之一。注重以人为本，就是要认清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直接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当代中国，文化先进与否也取决于文化所成就的人的发展状况。以人为本的“人”包含两方面的主体，要实现文化繁荣发展，就要由什么阶级的人领导、为了什么人而发展的问题，即领导主体和发展主体。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党领导人民探索总结出来的文化道路，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导核心；文化活动源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那么其发展主体必然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离开了人民群众，文化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文化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起农家书屋，各种文化团体深入基层、社区，让文化艺术源于群众生活，又服务于群众生活。

就“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而言，当今中国，更迫切需要“中国道路”先进文化的指引和充实。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小康，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统计资料显示，1985—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每年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的消费性支出从112.26元增长到627.82元，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由8.7%提高到12.65%；农村人均年文化消费额由占消费总支出的3.89%增至11.18%[4] 。这样的发展趋势迫切需要更多更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和改善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置换，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必然对人们思想认识、心理和信仰等精神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现代化和人的自身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要使人们在精神文化上走向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国道路”根基力量在人民，创造潜能在群众。

五、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提升中华民族世界影响力的和谐文化之路

中华民族要走向世界大舞台，则中国实力的核心构件在于文化。文化不仅要对全国人民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而且对全世界人民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中庸”、“仁政”等思想可以在国家交往中起到剂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的强大，还包括思想道德和文化制度等软实力上的繁荣复兴。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强盛大国，必然伴随着文化繁荣和广泛传播。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也是中华文化最繁荣、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也是人类文明中的绚丽瑰宝。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把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目光投向中华文化。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就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5] 可见，即使在西方文化称霸全球的今天，中华文化仍具有影响世界的生命力和价值。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就是要让这种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同和认可。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感，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大国形象。

如今，我们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在海外多个国家举办孔子学院，同不少国家互办文化交流年活动，各种文化团体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谐共处，尊重各民族文化、尊重各国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世界多样性的必然趋势。因而，“中国道路”是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得到文化价值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的区域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的重要保证。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文化，并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的文化，越是走向全球化，就越要重视这种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多样性，平等和相互尊重，达到和谐理念中“和而不同”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2] 张瑞才，范建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3.

篇（3）

文章站在一种本源的角度上，创造性的引入了中国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西方的“物界”式发展道路的概念，进而归纳出了各自的法治道路：即西方的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东方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又通过深刻的剖析，将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及法治道路的变换轨迹划分为七大阶段来进行深入的展示，其中的第六阶段与第七阶段是预见性的提出来的。文章最终把落脚点定位于当今中国所处的法治阶段，点明了当今中国最可利用的法治资源，也阐明了现阶段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推进方式。

关键词: 人界式发展道路 物界式发展道路 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 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

序 言

“依法治国”的思想从法学界的学术话题上升为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可能是中国的法学家最激动不已的事情，也是中国法学界的骄傲。关于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问题，当前的法学家们(主要是法理学家)大致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编制法治蓝图，比如，说明什么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特征、价值和方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价值研究的方向；另一件是剖析法治现实，分析从人治到法治转型过程中的现状、路径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实际走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的方向。也有许多人把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来做，把法治目标问题与法治现状的分析结合起来思考。应该说，无论哪一种方式，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或许在更多的现实的中国人看来，法学家谈的“法”无论从效力上还是从认同的程度上又都倍显乏力。于是在本文中，我试图尝试一下从社会发展道路的本质规律的角度引出法治道路的本源，并在理论上介定出它不同类别与阶段的特殊性，进而从一种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式的法治道路的位置与走向，或许这样的方式和理论更适宜并有助于当前国人的法治观念和信念的认可与增强。

毕竟，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要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法治道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以及它目前处于怎样的进程中，又具体应怎样完成等问题就是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

一 法的缘起

法，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的结晶，一种文明的标志。在人类漫长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它在东西方不同的土壤里分别孕育成型，并且分别以不同的特性昭之于世，相映生辉。

（一）西方法系的发展

那么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异同？首先来看一下西方法学的历史：西方法学起始于古希腊，当时，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和人们认识和感受的对象；同时，古希腊的哲学非常发达，发达的哲学开发了自由民认识和评价社会现象的能力，促进了政治学文学美学伦理学等专门知识体系的形成。在丰富多采的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美学作品中涉及到一系列法理学问题，诸如：法与权力理性的关系，法与人神自然的关系，法与利益正义，人治和法治，守法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等等。从西方法学家的角度，这些问题是法学的症结，永恒的主题。这些法学史上最初提出的问题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对西方法学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在罗马帝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简单的商品经济和复杂的财产关系。法律调节机制和法律秩序越来越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也越来越复杂。法律事务需要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来处理。后来，由于奥古斯都大帝建立了法学家官方解答权机制度，法学家的声誉大震，法学不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

中世纪是西方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上帝的世界观，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学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之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一直独立的法学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思想的消失。事实上，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阿奎那通过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法律思想吸收于神学之中，保存和发展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思想。到中世纪后期，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注释法学派脱影而出，对法学的保留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十三 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西方法学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和变革。一批出身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君主或人性看作国家和法律的基础，使法律和法学从天国回到了人间。这个时期法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文主义法学派的产生。他与注释法学派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出现和法律统一化创造了思想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他们成为把古代法学和近代法学连接的纽带。而后，于十七世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在革命中普及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时代要求既需要法学也解放了法学。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更是需要法学。并且出现了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分庭抗礼的以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反对神权主张人性，反对专制主张自由。也最终奠定了以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主义等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1〕。从以上的脉络，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方社会进程中，法的发展几乎贯穿始终，其巨大作用显而易见。

（二）中国法系的发展

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法律文化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学研究就很兴盛，并有专门的法学著作问世。其后历代都有丰富的法律思想。但是，直到二十世纪，法学始终被包围在封建主义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中，独立的法系无从谈起。从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夏商西周时期出现的以天命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具体呈现为以德配天，名德慎刑的思想和政策。而后，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是中国法学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各种学说百花齐放，儒，法，墨，道四家都对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法家的贡献尤为突出。儒家从人性善的哲学出发，强调圣人，贤人，圣君，贤相个人的统治力量，重视道德礼教的作用，主张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哲学论证。墨家以天意乃法为根源的法律观出发，主张以天为法，循法而进；他们还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信念，主张在经济上重视生产，节约，利民，在刑罚上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从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出发，反对制定一切礼法制度，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无为而治甚至断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与希腊圣哲柏拉图的政治法律主张不谋而合。这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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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法学非常昌盛。但是，这种局面随着秦朝中央集权的专治主义的出现而终止。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在所有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同一时期，出现了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刑名律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律学成为正统的法学，是法学的代表。而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也垄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学领域。法学亦成为儒学论理学的附属〔2〕。

（三）东西方法系的本性的异同

抛开近代的革命阶段而单论及之前的变革历程，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虽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巨变，但法所呈现的内涵及外在的展现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应注意到，西方社会进程中的最高统御力量是“上帝”，但是从整体来看，上帝似乎并未深入到人们具体的世界观之中，相反古希腊的圣哲们对各领域的颇具平民性质（缺乏政治色彩）的思想却对社会的发展，法系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而中国的最高统御力量是皇帝，尽管皇帝以上还有“天”的存在，但是在百姓心中，似乎皇帝与天是一体的，统御力量的重心在皇帝。东西方这两种神本位思想与人本位思想的根本差别，体现了各自人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探求方式，追逐生存与理想的方式的差别，也是两种法系从概念，内涵，效力，以及发展路径的不同的最本质的原因所在。在西方，法所扮演的“角色”，处于不断的充实之中，并且始终起到了改变人的世界观，推动社会进程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帝仅是一个符号，是一个人们填充对自然探求欲望的寄托，是人们要控制自然的欲望的体现。而他们真正发展的重心在于“物界”（这是我很牵强的给出的概念，旨在表现一种侧重于人以外的大自然为主体，以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对自然界不断深入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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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道路：这条路与西方的法系发展道路恰恰相反。人们探求之路的重心在于“人界”（即一个与前边提到的物界相反的概念，它侧重于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协作，能力等方面入手；并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着重于从人的引导驾御为中心从而达到一种与自然的协调的境地）。华夏子孙把统御自然的力量重心放在了人的自身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大道的一统”，“天人的合一”。这种改造力量集中体现在了“天”的儿子——皇帝的身上。由此，一种为了保持这种“人界”道路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则便脱影而出，这便是中国意义上的“法”。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要以天道德义为核心，以忠义仁礼为指导思想，以刑律为主要内容，因为这里拥有着无处不在的“人界”规律；而少有工商牧渔等以私法关系为内容的侧重于“物界”道路的规范。正是由于驾御人的本性所在，使得中国的带有西方意义的法律规范少之又少，而且效力低下，并且带有强烈的辅助性工具色彩。如果从相对于西方法的角度讲，我们对此也可以形象的给出一个名词——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至于这种法治道路在中国社会进程的各个阶段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体现了怎样的发展规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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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及法的用

上一章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引出了中华法系，进而概括出了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成因。但是，这样的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的孕育又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纵观中华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及几乎不变的生产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也占据着中华民族的史页中最重的一笔。由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发展，而是原地转圈，中国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对此观点，我一直以来都表示强烈的否定，下面我从几个角度来阐释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及法位于其中的角色。

（一）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成因的理论根源

首先，孔孟老庄精辟的人文哲学；政治家兵家独到的文韬武略，忠义仁礼的治人思想；诗词歌赋的人文文化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独具的精神财富所凝聚的巨大力量无疑是一道占据着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宏伟靓丽的风景线。这些成果尽管是处于封建社会，但是其所阐释和追求的“大道无极”，“天人合一”，“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等等崇高的思想文化的结晶早已超越了西方意义上的封建枷锁，而是一种永恒的真谛，它体现着一种不同的社会演进方式（即人界式道路），尽管不易被察觉，但是它确确实实存在着。

为了更好的阐述中国特有的法治道路的运作规律的存在，下面我需要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探求一下它存在的理论根源：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终级目标是人自身极大的安排事物的能力直至与自然的“合一”。然而，是侧重从“物界”入手还是侧重从“人界”入手，便分成了两种追寻大道的方式。从物界入手，社会的发展似乎要“平稳”的多，“理性”的多。但是起初人文的力量的有效合一与凝聚相对会比较弱一些，其统御人群，发挥集体协作的的力量也小的多。因而，在起步阶段要逊于“人界”道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他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制约而独自发展，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这种制约就人或人类社会本身而言具有巨大的“弹性”。因为，人同万物相比具有独到的特殊性，人是万物之灵，大自然从诞生人的那天起，就将自身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凝结在了人的身上，与自然（包括人类社会自身各主体之间）的相辅相成，协调循环是易于感悟而又最难感悟的。当意识介入到了这种最高层次的框架边缘时，便会对“小利，小欲”漠然处之（更具阶段性，具体性的表现如中国古代的名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所描绘的境地，这与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及物欲享受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直接作用关系），在构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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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处于封建社会，就具局限性。那要首先看是“物界”道路的封建社会还是“人界”道路的封建社会。就“人界”道路而言，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历史的局限性，而不是囚禁于某种社会某种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因而，由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决定的中国法治道路亦具有这种强烈的“人界”色彩。

（二）人界式发展道路的各阶段概况剖析

以下我们从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历及将经历的各自阶段来阐述不同进程中法的作用。中国社会的发展即是从“人界”重心向物界”重心逐渐转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大致应包含这样七个阶段：一，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阶段；二，性善性恶的深入剖析与对立阶段；三，君本位的忠义仁礼思想体系发展成熟阶段；四，对君本位的批判及对苍生本位思想的初现阶段；五，苍生本位的初始形成阶段；六，“天人合一”的“无欲”的局限性成熟阶段；七，苍生本位的思想极大成熟的阶段。这其中，前四个阶段里的法系概念是具有纯中国式的“人界”道路性质的法律。第五，六两阶段的法系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西方“物界”道路的法系概念的色彩，但无论从实际效力还是从深度广度的内容上都还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正是第一章所提到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特点最为明显的时期。即维系社会发展的并为人们公认的“游戏规则”（即权力和感召力的重心）依然明显的展示着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色彩。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亦经历着“人界”道路的渐入顶峰和“物界”道路的逐渐成型直至基本成熟。在这里我从法律的角度分别给予这两个阶段另两个名称：特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局限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具体含义下面将阐释）。第七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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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界式发展道路各阶段的法系特征

接下来，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具体解析一下以上的法治进程：就前四个阶段而言，统治阶级为了控御人而研究人，从而在一段时期内（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哲理思维还是儒法的道义权术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法在这里的作用似乎仅仅是维系一种客观的不作为，并未突现其巩固统治角色。而后，从秦汉到唐朝，这种方式逐渐成型，法的作用便为了促使这种统治思想的贯彻保驾护航，也正因为侧重保护的是一种思想，一种礼仪，一种信念，所以法作为一种最强有力的工具所呈现的单一性就集中体现在了刑律上。而这种信念是统治者生存的本钱和底线，所以就更显得“赤裸裸”（即：一旦“越轨”则邢酷法严）。顺势发展，中国人界道路步入了封建社会的人文体制成熟期。与此同时，附属于其上的“物界”道路的发展也随之步入了盛世。集中表现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士农工商等各领域各行业的蓬勃发展（大唐盛世）。但随之尔来的就是“人界”道路的内在弱点的逐渐突现。究其内在原因，可以理解为人界道路追求的是超脱的崇高境地。而这种境地本身就包含着忽略一般“物界”道路的制约规范的特征。其走势即缺乏众多的细节规则的制衡，从而面临着巨大的反作用力（亦可通俗的称为“诱惑”，来自自身的以及外界的），因此其轨迹也是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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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两种阶段交接期，旧阶段处于突破饱和状态，整个过程俱在失衡，其与新阶段的交接转变必然存在着这样的过程：高峰——低谷——直至平稳。这是从“人界”道路的角度看。从另一方面讲，这一间隙期正是“物界”道路成型的端倪。如毛泽东时期倡导的共产主义模式，在当时极大的凝聚了人民得力量，但是，当这一时期的“人界”道路聚变的根本原因（即生存危机）解除后，“人界”道路又在逐渐的恢复一种巨大的弹性。这种弹性与以往的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第五阶段，苍生本位的初始形成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也步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阶段，因为西方“物界”道路意义上的法的前提是平等和大多数人的人权，而此时的中国在形式上也已经开始了这种历程。这也正是我将又一名称——特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赋予它的原因。而这期间法律的辅助作用主要体现在了以下的三个方面，一：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人界式道路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与所有的层面都占有主导地位。在其极为成熟的局部领域或地区，真正的法治化就有利于系统全面的实施并在之后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这种作用对其他人界式道路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又有着侧面的辐射作用。再则，法律领域内的既为西方采纳又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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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人界”式道路正处于超越第五阶段奔向第六阶段的进程中。那么，相应的中国式的法治道路还要经历哪些坎坷，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克服并完成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最高阶段，是我在下一章将要综合论述的。

三 中国法治道路推进的历程及方式

上一章我们已经论述了中国法治道路现阶段处于第五与第六阶段的交接位置。下面我们具体来阐述一下怎样由第五阶段过度到第六阶段。

（一）当前中国法治阶段的概况及任务

第五阶段的“特型”的原因我们已经论及，是中国人界道路发展方式的一个必经阶段。经过第五阶段的洗礼后的法律，代表了相当的民众利益，人民当家做主的力量也有了一定的展现。但是重心依然在政府，更进一步讲，在统治阶层（不是阶级，因为在第五阶段的“人界”道路转型后，西方意义上的阶级在我国已经不存在了）即中国共产党的掌握之中。法律的平民性较淡，即便是规定了也难以全面实施。此阶段最为显著的是两种性质的规则的存在：即明规则和潜规则。明规则的载体显而易见，成文的法律规范，政策文本；而潜规则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的“特权”的集中表现，它将中国“人界”道路中的极具特色的人文思维方式在政权的层面上凝聚。究其本质，中国人愿意追求一种不受约束，无所不为的境地。当这种意识处于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时，则光彩万丈；相反逆潮流而动时，则不择手段。不论是上升还是下降，中国人习惯透过某种束缚追求实质的效用。更进一层，从法的角度讲，即如果不遵循会怎样，怎样才能不守法，追求的是不遵循规范的能力。而西方人则侧重于怎样利用法的规范保护自己。因此，东西方“人界”与“物界”的发展道路的不同，决定着其崇尚的方式的不同，信任的领域亦不同。因此这一时期的法不具有完全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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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演变的过程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接下来我们首先需要阐述一下未来的目标，即第六阶段——局限型的平等法律阶段的具体特征。“局限型”在这里并不是指一部分人应遵守，另一部分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遵守（那是第五与第六阶段过度期的特征），而是描述了一种状态，是上一章所阐述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中的以“人界”方式为引导社会前进的重心的一个制高点阶段（即第六阶段）。这种制高点在中国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上大致应经历以下三次成熟：

第一次，是以大唐盛世为代表的，它凝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代表着一种以人（将人至于神的位置）为中心的统御自然万物的哲理）思想与封建忠义思想的结合。第二次，是以毛泽东时期为代表的，由于直接的生存的危机与内在的人文力量的弹性极限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天人合一“（这里的“天”已经触及到了一种从社会协作角度的大同意识）的传统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交融结合。第三次，应该在我们将为之奋斗的第六阶段，这一阶段成熟的标志为“天人合一”思想与“容纳的自然化，人欲的平淡化”的完美结合。下面首先看，何谓容纳的自然化：容纳，这里主要指一种既浩瀚又平静的心态和境地；而自然，则集中表现为一种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客观世界根本规律的很大程度上的平衡。而这里最为集中的是体现在政治人物身上的“大国心态“。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觉得中国以“人界”为重心的发展进程的极点是在一种局限的生产力水平下（因为还未转移到以“物界”为重心的第七阶段，因而生产力水平不会十分高）达到一种引领阶层（社会力量的重心）的普遍的相对“高能化，高德化”（就前边的人欲平淡化而言）；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法系力量亦能借此机会发展壮大，从而完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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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对以上这些劣根性的破除。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人前进的重心侧重于内，而不侧重于外；侧重于心，而不侧重于物：侧重与人性而不侧重于法律（其原理在上一章的“人界”道路特有的弹性机制中已有阐述）。破除这些弱点，从一般角度而言的方法，主要是在各领域的实践中通过各种强性（党纪，法律）及弱性（政策，教育灌输）的方式，转移人的思维定势，周而复始，增量促成。例如，就其中一弱点而言，何为“缺乏创新”，从哲学的角度讲，万物具有连带关系，万变不离其中，创新从根本上讲也只是转换了一种外在形式，而不创新未必就是不发展，它亦可为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更具潜在力量，等等。类似于这种方式即可应用于“高能化”的历练亦可应用于“高德化”的历练，它对于局部的化解各种欲望，平衡各种心态，增强内在的素质均有着相当的效力。但是因为它具有着更多的权术色彩和逻辑学及心理学色彩，不是本文着力论述的。本文之所以涉及，也是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心的构造的剖析来为真正平等意义上的中国式的法治社会的成型，成熟，及主导的转化奠定理论上的根基。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本文自始至终力图呈现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及西方“物界”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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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法治的本土政治资源

下面，我借用一个新名词“法治本土资源”来描绘中国的法治现状。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无疑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那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共产党又具体应怎样领导中国的法治进程呢？

法治的本土资源〔3〕，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法。从现实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内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从一些人们熟知的基本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简单说明一下，中国实行法治的本土政治资源大致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意义。

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50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由以上不难看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最大本土资源莫过于政治资源，莫过于政府力量。而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这种资源的龙头〔6〕。

（三）当前中国法治化的具体推进方式

下面，来谈一下具体的法治推进方式。我认为，大致分为三层：第一层，即前边提到的以“化欲呈德，大国心态”为核心内容的高能化，高德化的历练。更进一层讲，是一种具有阶段特色的“以德领法”，“以德促法”的过程。这种无论是一般角度的化解方式，还是对根本上的“人界”式发展道路理论的把握都应首先从共产党内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官抓起。因为这一阶层是重心之所在，是中国社会推进动力的最为直接的具体力量和率先垂范的抽象力量的交汇点。

第二层，其一，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大量发布，灌输，贯彻现代法律法规及法律观念，健全法律体制（这里广义上讲包括各式法律体制，权力运作体制，政府和官员监督体制，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等等，但是这些方式和路径过于具体，而非本文的宏观导向和论述，因此在这里不做详细阐释），促进与世界的接轨;其二，建立和培育各式的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和人民团体，增强更为具体的维护法律权利的意识和团体力量。尽管从局部上讲，现阶段中国法律很难实现宪法中厘定的宏伟蓝图。但是，也正因为中国拥有独具产生和维系这种蓝图以不同种形式存在的巨大人文力量，促使中国可以走向完美。

第三层，在条件适宜的局部试点，建立既具理想的“高德化，高能化”的领导阶层，又具现代法律意识和素质的市民阶层的行政区域。这有点类似于曾经很有名气的大秋庄等典型的“共产主义”村。但是与之不同的是：首先这是在中共及政府的明确计划内有步骤有次序的实施的；其次在区域内用本文阐释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理论及由之导出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理念为底蕴与主导，并在实践中使之能转化为更为具体的凝聚力与推动力，以期起到一种引航灯的作用。

行文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了。同时，一种信念也油然而生：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将中国人民引入一个更为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度。

参 考 文 献

〔1〕参见张文显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法理学》第二章法学的历史 第一节 西方法学的历史 第11页，北京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参见张文显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法理学》第二章法学的历史 第二节 中国法学的历史 第15页，北京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3〕参见苏力教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6〕该节内容与注释主要引自蒋立山的《中国法治道路初探》的第四节“什么是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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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改革开放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的发展变化看，这个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特征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不平衡性呈激化趋势，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同样呈激化趋势。两个“不平衡性”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突出反映，就是使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表现出四重“二元”格局，即贫富地区二元化、国内外二元化、行政区与经济区二元化、城乡二元化，由此形成了四大战略性矛盾。四重“二元”格局在社会生产方面催生出“供给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的新“二元”对立，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跃升。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困境，由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数量性“一元”困境，即人民群众总体上温饱不足，转为第二阶段结构性“二元”困境。 一、四大战略性矛盾日益凸显 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市场环境、体制环境和对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随之向深层次变化。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看，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二阶段。 从改革开放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的发展变化看，这个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特征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不平衡性呈激化趋势，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同样呈激化趋势。两个“不平衡性”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突出反映，就是使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表现出四重“二元”格局，即贫富地区二元化、国内外二元化、行政区与经济区二元化、城乡二元化，由此形成了四大战略性矛盾。四重“二元”格局在社会生产方面催生出“供给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的新“二元”对立，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跃升。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困境，由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数量性“一元”困境，即人民群众总体上温饱不足，转为第二阶段结构性“二元”困境。 1、贫富地区二元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地区先行一步发展”和“三个地带梯度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先后开放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城市，长三角、珠三角、闽南三角地带及上海浦东新区等沿海开放区，这些城市和地区依靠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政策扶持，率先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内陆与沿海、西部与东部发展差距拉大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凸显，到20世纪末，广袤的西部地区和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重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逐渐沦为两大“萧条区域”。能否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难题。 贫富地区二元矛盾，不仅是产业层次的差别，还表现在生产方式、融资方式、产业结构等差距上。有关数据表明，上世纪末东西部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6％和2％，相差43倍；1996年－2000年，东部12省股市融资为西部10省的5倍。 2、国内外二元矛盾 改革开放第一阶段，我国形成明显对外开放气候的地域主要在东南沿海，沿江、沿边、沿交通干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市场界限逐步消失，我国经济逐步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已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经济体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成为左右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差距，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世界差”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上，不仅三大产业的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特别是金融、保险和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较低，而且传统产业和“新经济”型产业之间的结构水平也比较低，在与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竞争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产品结构上，跟不上国民消费结构和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微观企业上，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较低，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能力和手段相对落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水平低；经济体制上，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任务艰巨。 3、行政区与经济区二元矛盾 进入新世纪，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参与多边贸易机制的同时，积极参与到不同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区域主义的兴起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之一。区域主义对一个国家内部的要求是，实现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级调控主体和利益主体，不仅是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同时又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不仅担负着改善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的责任，又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和各种投融资活动，从而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核心、以其管辖的行政区为界限的“地方政府经济圈 ”，又可称为“行政区经济圈”。行政体制分割格局加上地方行政主体利益导向，导致“社会生产”在行政区之间的布局存在同向竞争、市场分割等严重不合理状况，资源难以在经济区内实现优化配置。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确立，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从政府变成了市场机制，国内区域间对于市场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强烈，行政区与经济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突出制约因素。 4、城乡二元矛盾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管理上，对农村和城市实行以两大行政制度因素为核心的两种体制：一是户籍壁垒，城乡居民被严格分为非农业、农业两种户口；二是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福利、社保、金融等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从而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城乡分割发展格局。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量农民被限制在农业上，农业人口比重高。到2000年，农业人口高达66．6％；二是农民受教育水平低。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是20∶9∶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三是工农产品“剪刀差”使农民收入过低，贫困人口多。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大致为6∶1；年人均纯收入不足825元的农村贫困人口高达9000万以上。 这种现状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正突出显现：一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建设的推进，高素质劳动力大量短缺，农业剩余劳动力处于新的供给高峰，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人力资源素质偏低，难以适应城市的需要，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形成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的结构性不对称现象；二是农民进城就业后，二元社会管理体制延伸到城镇内部，进城的农民工与城镇户籍人口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权利，农业人口难以实现转型；三是在我国越来越难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的新形势下，拉动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出路。但有关数据显示，占我国人口近70％的农业人口，金融资产不到30％，购买力不到40％。农村居民购买力过低的直接后果是农村巨大的消费市场无法启动，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直接造成国内需求不足，并影响到工业的快速发展。二、加速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 经济发展区域化是我国市场经济深刻发展的新趋势。一个经济区域往往跨越多个行政区，随着区域整合趋势的日益加剧，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矛盾日益显现并趋向激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制约因素，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区的形成和壮大。对经济区域一体化进行宏观调控，加速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显得尤为迫切。 1、二者矛盾日益尖锐 记者者曾选取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大珠三角和欠发达的南贵昆经济区进行实证调研。长三角跨越上海、江苏、浙江三个行政区单元，大珠三角跨越广东、香港、澳门三个行政区单元，南贵昆经济区跨越广西、贵州、云南三个行政区单元。调研发现，行政区与经济区矛盾呈上升趋势，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行政区之间产业发展自成体系，产业同构、同质竞争，生产力布局重复现象严重。长三角内相距不远的16座城市近十年来的产业调整方向非常接近，有11座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有8座城市选择石化，12座城市选择通信产业。在大珠三角内，大型基础设施的重复投资表现突出，集中了香港、澳门、深圳、珠海、广州5个国际机场和香港葵涌港、深圳盐田港、珠海高栏港等7个现代化港口。 二是外向性经济发展各自为政，甚至恶性竞争。从长三角三省市近几年主要出口行业的产值看，名列前几项的主要行业中就有三至四项是完全相同的。在对外招商引资上，各城市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竞相降低门槛，以将周边城市的投资者吸引到自己的地盘上来。 三是地方保护造成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流动不畅和市场分割。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矿产、生物、旅游等自然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你开矿、我也开矿，你建中药基地、我也建中药基地，互相分割市场；旅游客流资源不能共享，“西南大旅游”概念提了多年一直未能实现。 2、发展成本居高不下 行政区与经济区矛盾的激化，造成我国现代化建设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因行政区域壁垒导致盲目、重复投资和同向低层次竞争，带来大量的资源、资金、技术耗费不断增高。珠江70％的水量来自上游西江，但由于上中下游治理脱节，上游西江至今尚未建成防洪控制性工程，每遇流域性大洪水，均给下游珠三角地区带来严重威 胁。据不完全统计，1988－1998年接连发生多场大洪水，广西、广东两省区受洪灾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837亿元，年均损失167亿元。在我国资源、资金均不富裕的今天，“行政区经济”引起的耗费令人痛心。 3、“主观动力”与“客观动力” 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的动力大致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阶段的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上产生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的历史机遇；二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动；三是行政区一级政府的推动，政府对区域经济认识深化，主动推进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四是国家顺应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推进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前两方面动力是客观存在，称之为“客观动力”；后两方面是主观行为，称之为“主观动力”。 我国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矛盾日趋激化，主要原因在于“主观动力与客观动力尚未达到一致”。从行政区政府动力看，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实行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改革，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和投融资方面获得了相当的决策权和调控权，加之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的政绩好坏往往以各级政府所管辖的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为主要标准，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区域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内在动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政府对地区间的合作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即使有合作，也是低层次的，说明仅依靠行政区政府自身难以真正推进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 从国家控制力看，我国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是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中央�省（市、区）”两级调控模式，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着眼于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体制建设，即市场经济的宏观体制和企业微观机制的建立，而有关区域经济的中观层面的制度建设一度未引起重视，形成国家控制力在中观层面上的真空。我国尚没有专门协调区域行动的机构，结果在区域管理方面造成部委间、中央与地方，以及地区之间的失序。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矛盾是区域经济管理缺失的结果。 4、宏观调控模式应有所创新 经济发展到了区域经济特定阶段，按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来组织和调控经济发展成为客观要求，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模式也应随之创新。现阶段，要实现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关键取决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国家亟待加强对区域一体化进行宏观调控，从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的角度，将国家宏观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切换为“中央�经济区”调控模式，建立区域管理体制，包括建立介于中央和地方之间专门的区域管理机构，建立以地区发展的法律体系为核心的区域政策体系，等等。 在“中央�经济区”调控模式运行下，各行政区政府应自觉突破区划界限，加速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将经济区一体化作为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二是建立跨地区产业整合推进机制，制定统一的投资政策；三是建立区域交通综合运输体系；四是构筑区域共同市场体系，使劳动力、资本及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 三、区域化成为经济发展新趋势 研究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的四大战略性矛盾，不难发现，四大矛盾都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这一大局向我们提出了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的一个核心课题，即我国寻求什么样的全球化道路。 1、区域整合大势所趋 从国际看，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亚洲区域整合趋势加剧，区域整合的主导权成为各国争夺的主要内容。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加速了对东盟成员国、中亚等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区域整合的参与。我国西部和东北这两片广袤的区域毗邻15个国家，积聚了我国中远期发展需要的诸多战略要素，迫切要求我国加速与邻国进行区域合作，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边境区域经济一体化。 从国内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地区拖累”问题突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缓慢，既牵制沿海发展，而且如果这些地区经济问题继续社会化，将严重影响社会和政治稳定。在20世纪后20年，我国是通过“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带动了全国经济发展，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在21世纪的头20年，我国要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走“区域共同富裕”的均衡发展道路。 以上分析说明，经济发展区域化模式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沿海地区、沿边地区规划发展若干个战略经济区，既是我国国内区域均衡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特色的全球化道路选择。记者将这种战略经济区称为“区域极”。 所谓“区域极”，是指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超越行政区划，区域内具有很强集聚性，生产、分配、流通方面紧密联系、互相协作，资源、产业链、市场实现合理整合和分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经济区域。它以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形式出现，影响、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心区，具有“极域”特质。 2、七大“区域极”构筑经济版图 改革开放以来，“先行一步”发展战略使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力量。2000年我国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六大又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发展和改造”的方针。随着对西部和东北这“两大萧条”区域振兴战略的提出，我国基本完成了“区域极”的战略规划部署。在我国经济版图上，将形成七大战略“区域极”，它们是： 长三角。包括上海和隶属江苏、浙江的15个地级以上城市。只有不到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集中了近半数的全国经济发达县，聚集着近百个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的产业园区，还有数千家巨人型企业。 珠三角。包括广东省境内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14个市县。随着2003年CEPA的签署，以广东、香港、澳门三个支点构成的“大珠三角”正加速形成。 京津唐经济区。包括北京、天津、唐山地区，是环渤海经济区的“核心层”。 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确定的的3个重点区域，是我国西部经济的三支“引擎”。 东北经济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值得指出的是，在未来的我国经济区域规划布局中，还必将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环台湾海峡经济圈。今年年初，福建省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区域战略部署。规划中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大致是指台湾海峡西岸的以福建为核心区的台湾海峡海域与陆地。 3、“区域极”接轨世界区域经济 从全球经济版图看，“区域极”使我国对接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得到全方位体现。 长三角是我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也是我国面向亚太地区的主要窗口，其产业协作范围可由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扩大到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我国在太平洋东西两岸都有产业合作网络的局面。 大珠三角和南贵昆经济区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交流协作的桥梁区域，可开辟一条从我国本土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大通道，加速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南贵昆经济区是我国向东南亚、南亚国家开放的门户地区，南向发展，可建立通向南亚的陆上通道，沿着传统的西南丝绸之路和滇缅公路，与印度公路和铁路相连接，将大大缩短我国西南地区通往印度洋的距离，在一定意义上，使我国成为一个“印度洋国家”。 环渤海经济区与日韩邻近，可构成以中日韩为主体的黄渤海经济协作圈。 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区是我国向中亚国家开放的门户地区。中亚国家地跨亚欧两大洲，辽阔的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紧缺资源。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为今后实现这一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东北经济区与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等国接壤或邻近，是我国对东北亚地区开放的窗口。东北经济区与东北亚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既可实现东北经济区的新跨越，还可带动一大批关内企业走向东北亚国际市场。 以上分析说明，从经济动力看，“区域极”有利于我国与周边国家或邻近国家形成一个个跨国产业协作系统，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从经济腹地和市场空间看，“区域极”使我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背靠欧亚大陆），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印度洋国家”，有利于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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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旅游饭店业的市场国际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情况下，我国的旅游饭店业由于起步较晚，旅游饭店服务贸易仍停留在“就地出口贸易”阶段，饭店业的国际化经营还未形成（目前从事海外经营的餐馆并不属于饭店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日本、瑞士等国的饭店联锁集团对我国饭店业的大量渗透。1993年，我国有498家外资饭店， 占涉外饭店总数的19.5％，其中有150 多家饭店由国际饭店联锁集团管理经营（《中国旅游年鉴》，1993）。这些外资饭店均为中高档饭店，而且占据着声誉卓著、资讯发达、交通便利的旅游中心城市的黄金地段。我国的内资饭店大多各自为战，陷入争夺游离在国际饭店联号预订系统之外有限客源的内耗竞争中，经济效益较差，现有的十几家老牌饭店集团也多为以行政权力纽带联系的半紧密型、松散型集团，规模小、实力弱，基本不具备与外国饭店集团抗衡的优势。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饭店业尚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要发展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组建中国的饭店联锁集团，增强内资饭店的竞争优势。在被外国饭店集团蚕食的客源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以扩大就地的出口创汇额。于是，在目前国内理论界围绕着大型经贸集团、大型工业企业集团、大型银行金融集团的跨国经营模式正进行热烈探讨之时，却几乎没有人提及中国旅游饭店业跨国经营的问题。而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旅游饭店业已具备了进行跨国经营的条件和机会，那么，这些条件和机会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依据这些条件来确定我国旅游饭店业跨国经营的进入区域和进入方式，以及如何扬长避短、灵活经营，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做一探讨。 二、中国旅游饭店业跨国经营的优势与机遇 在本世纪60—70年代，以威尔斯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专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广泛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方面引进外资和先进管理技术的同时，发展自己的对外直接投资。十几年来中国的旅游饭店业一直向国际饭店业中的优秀企业虚心学习，在企业素质、经营优势、所有制性质等方面已具备了一定条件，同时21世纪国际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市场机遇，这都使得中国旅游饭店业的跨国经营成为可能。 （一）企业素质 我国的旅游饭店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本着发展国际旅游、带动国内旅游的宗旨创立的，因此从产生的第一天起，企业便投身于国际市场，着眼于经济效益，树立起竞争意识。当国内其它行业仍在进行从生产型向经营型、从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时，旅游饭店业已经在国际旅游市场上摔打了十几年，在运作方式、经营理念、营销观念等方面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经营优势 我国的旅游饭店业多为中小型企业，实力不强，在国际上并不具备绝对优势。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香港、台湾的经验，它们的纺织、服装、电子加工类企业也多为中小规模，这些企业将它们相对来说更先进或更适宜的技术、产品或管理技能转移到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利用相对优势，在这些低技术构成的行业中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获得了成功。如果将这种思路运用到我国的旅游饭店业中，便会发现我国饭店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天地。 1、管理优势 中国的现代饭店科学化管理，虽起步晚，但已经以一些优秀饭店和饭店管理企业为代表，迅速接近了国际水平，相对于亚太地区、非洲、拉丁美洲、东欧的一些旅游业不太发达、经济不够繁荣、观念较为闭塞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具备了相对的管理优势。 自198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文批准建立饭店管理公司以来，我国现有饭店管理公司十余家，其中上海锦江饭店管理公司在我国影响最大，管理着十几家饭店，并形成了具有中国饭店管理特色的锦江模式，充分体现当今世界大饭店先进管理经验的严肃性、规范性和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浓郁的东方情调和人情味，在同国际著名饭店管理集团的较量中站稳了脚，跻身为世界上第75大著名饭店管理公司（《Hotels》，1993）。 总体看来，我国的饭店管理相对优势，概括起来可为：“坚持国际标准，博采众长，自成体系”。表现为：（1）信息优势：在市场调查上， 广泛收集信息，掌握国际旅游市场的动态、特点及发展趋势，以及国际上著名饭店集团化管理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2 ）凝聚力：充分利用东方式管理的人情因素，建立和发展企业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3）人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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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节能优先政策。节能政策是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战略，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长期实施节能优先的战略就是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首选政策。建议加快理顺节能管理体制，政府机构应率先示范节能，促进节能与清洁生产一体化。利用排污收费政策促进节能政策的实施。

促进能源结构“绿色化”。建立环境友好的能源结构调整是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建议逐步降低城市能源煤炭使用比例，大力发展低碳无碳能源、氢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依靠技术进步削减污染。一方面利用环境标准推动能源技术进步、降低单位经济活动的能源消费，实现发电排放绩效与发电煤耗标准、环境标志与能效标准、汽车排放标准与燃料经济性标准的衔接。另一方面，大力开发低污染排放发电技术、零排放技术以及高效脱硫脱氮技术，加快提高汽车排放标准，发展低排放甚至零排放汽车。

运用经济手段促进环境友好能源。在未来20年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应全面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控制污染，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市场手段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利用硫税、氮税、生态环境补偿、电力环保折价等税收价格政策实现能源活动环境成本内部化，二是利用排污交易、绿色电力市场、可再生能源配额信用等市场交易手段降低削减污染的社会成本。

由于不同政策的作用时间和实施的作用范围不同,因此,在政策实施的优先级和时间序列上会有所不同。如节能优先战略是中国应该长期坚持和贯穿于各个领域的基本政策，电力行业排放绩效标准的引入则是特定于某一领域和时间的一般性政策。

2.若干重要能源政策方案建议加快电力脱硫进程：

电力行业（尤其是火电）将是中国未来20年能源行业发展最快的行业。火电行业未来20年削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将直接影响国家二氧化硫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电力污染控制将是中国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的重点。

目前火电厂减排二氧化硫的主要途径有：煤炭洗选、洁净煤燃烧技术、燃用低硫煤和烟气脱硫。各种技术的选择和减排方式的组合是一种综合性的判断和决策过程。根据电力行业目前二氧化硫控制现状和管理基础以及二氧化硫排放控制目标的要求，各阶段的减排技术路线为：2005年前，燃用低硫煤和脱硫工程措施起步阶段；2006年～2010年，低硫煤和烟气脱硫的混合阶段；2011年～2020年，全面烟气脱硫阶段。在环境经济政策与管理措施方面，目前二氧化硫污染控制方面，实施的经济政策就是排污收费制度；结合电力体制改革开展了环保折价标准研究；同时，有些省市开展了排污交易方面的试点研究。各项经济政策对二氧化硫排放控制都会起到促进作用，但其作用方式及实施基础各不相同。建议以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交易为基本政策组合方向，资金扶持为辅助手段，折价标准是对排污收费制度的补充或完善。具体建议措施有：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实施电力环保折价标准；实施严格的电力行业排放标准；引入发电排放绩效管理机制；推行电厂环境信息公告制度；加强监督管理能力的建设等。建设西电东送绿色工程：“十五”期间，国家将重点加快实施“西电东送”南线的电源和输电线路建设。

按照“西电东送”南部通道的战略规划建议，“十五”期间，在云、贵两省交界的狭长地带内将新建10余座火电厂，新增供电能力600万千瓦，如果“十五”期间不采取任何措施，贵州省火电项目将新增二氧化硫排放量20.17万吨，云南省火电项目将新增二氧化硫排放量13.68万吨。如此集中地在滇东和黔南酸雨控制区及周围的区域建设大规模的火电厂，若不采取严格环境保护措施，将对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大气质量以及我国“十五”期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建设“西电东送”项目的同时应加大二氧化硫治理的投入，采取有力的治理措施，确保二氧化硫排放满足国家和地方“十五”期间总量控制的要求，空气质量能够有所改善，实现建设“西电东送”绿色工程的目标。

建议国家逐步提高二氧化硫排污收费标准并扩大收费范围，使其接近或高于治理成本，真正使污染控制成本成为产品总成本的组成部分，形成谁污染谁就会在经济上受损失的机制，促使排污企业积极增加投入，主动治理污染。在云、贵两省试行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制度，发挥市场机制在二氧化硫控制方面的作用。在实行总量控制和达标排放的前提下，逐步建立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制度，使全社会二氧化硫与酸雨污染防治的成本不断降低。国家应尽快组织开展云贵两省“西电东送”火电项目的脱硫可行性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二氧化硫削减计划和方案，以最低成本实现二氧化硫的削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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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舆情

国际舆论总体上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给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国家众多，经济、政治、民族、宗教、历史等情况各异，国内外存在着多种舆论，国际舆论上主要有几种声音。

1.积极支持，希望参与以取得较大收益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可选择线路看，大致可分为五条线路。从南至北依次为：第一条是中印缅经济走廊线，涉及缅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等国家；第二条是中巴经济走廊，经新疆至巴基斯坦；第三条是经中亚至欧洲，途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第四条是新亚欧大陆桥，即目前已经运行的从连云港至欧洲的线路；第五条是第一亚欧大陆桥，从中国经俄罗斯至欧洲。土耳其、伊朗、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白俄罗斯等古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国家都有浓厚的丝绸之路情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特殊感情，对复兴古丝绸之路抱有积极参与的态度，这些国家的媒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高度肯定，在国际舆论上大力支持。沿线国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线路选择在舆论上高度敏感，主要是希望搭上中国经济便车，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带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对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实施等相关新闻较为关注，媒体报道中都希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率先从与本国合作开始，尽早搭上中国高速发展列车。

2.消极质疑，担心国家利益受损尽管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普遍有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望，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部分国家由于涉及一些战略上的疑虑，担心国家利益受到影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在舆论报道上有一些消极质疑之声。例如，印度担心已启动的中巴经济走廊，会使印度在与巴基斯坦的争端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舆论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抱有疑虑。中亚一些国家舆论上担心则是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大，产业竞争力强，而这些国家自1991年独立建国后，经济结构尚不完善，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既不愿意失去这个发展良机，又担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推进过快导致国内产业发展受到冲击。

3.造谣抹黑，企图误导舆论走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把沿线国家连接起来，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开放战略的重大转变，丝绸之路历史上就是繁荣之路和盛世之路，把丝绸之路激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信号。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不希望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成功从而影响美国、日本的经济主导地位，利用西方在国际话语权的优势地位设法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造谣抹黑。如给“丝绸之路经济带”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攻击我国主要目的是攫取当地资源，会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破坏；利用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指责我国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谋取地区霸权，搞大国沙文主义；歪曲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破坏当地的民族宗教文化和生态环境，导致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和生态环境恶化等。

二、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传播立场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我国在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军事实力、产业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较大影响力，但短板在于国际话语权，在国际传播中的议题设置能力不强。面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仍有一部分持消极质疑的舆论倾向和西方发达国家造谣抹黑的报道，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国际传播中要主动设置议题，打破西方独占独享的排他性思维，在国际舆论中主动通过媒体释疑解惑，减少“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中的“噪音”和“杂音”。

1.传播合作共赢理念对国际舆论中报道“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所谓“新殖民论”“中国地区霸权论”“大国沙文主义论”“破坏人文自然论”，我国舆论在针锋相对反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主动设置重大议题，引导国际舆论方向，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共赢的理念在国际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蓝图已经绘就，国家已经给出了权威定位，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我国媒体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国际传播中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共赢之路阐释好，准确、全面报道“丝绸之路经济带”。要用“中国元素”和“中国语境”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共赢的理念报道好。如在报道中避免片面强调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利益，而对东道国利益少报道甚至不报道；“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避免在报道中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要充分尊重当地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对于一些国家出现的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质疑的消极情绪，媒体报道要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客观报道。

2.倡导共商共建思维“丝绸之路经济带”报道涉及的国家多，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尽一致，我国作为倡议国，在推进过程中需要吸引沿线国家一起参与。但沿线国家都是独立的国家，有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利益。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项涉及今后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国家战略，因此，媒体要有长期跟踪报道的准备，在报道过程中要提倡共商共建的新思维，拉近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利益纽带，避免激化敏感的政治问题、军事问题、领土争端问题。共商共建的新思维要求在新闻报道中对沿线国家的立场求同存异，不把自身的立场强加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而是兼顾沿线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充分听取沿线国家的建议和意见，融合双方的合作优势和合作潜力，从而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用“求同存异”的东方智慧化解“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则机制难以达成的难题。媒体要在国际传播中以报道能够为双方带来利益，能够合作共赢的新闻议题为主，为扩大经贸合作奠定国际舆论基础，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减少阻力。如在报道中避免落入西方设定机制、成立组织、制定规则然后行动的传统思维，“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设具体机制和组织，而是一国一策，用好现有机制，吸引各方共同参与建设；避免“丝绸之路经济带”被敏感的地区争议议题绑架，“丝绸之路经济带”首要是商贸之路，是互联互通之路，希望通过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规则实现地区经济共同繁荣；避免给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予以恩赐的印象，“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不是对外援助项目，中国提倡的是各国之间把生意做好，在共同收益中拿取属于自己的利益。报道中注意突出中国不追求主导权，不谋求地区霸权，“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对于美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设想和规划，只要与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益交汇点，我国都乐观其成。

3.突出文明和谐愿景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相比，“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多元文化交相辉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沿“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错分布，沿线有着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主要的古代文明地区，是世界最重要的文明交汇处。由于各个国家的宗教文明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各个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多元文明背景，使“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必须坚持文明包容原则，因此，国际传播中应突出倡导文明和谐愿景。要以宽容的理念，尊重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推进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媒体合作，通过这种合作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往，继承古代丝绸之路上文明交流互鉴经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打下良好的民意基础，实现“民心相通”。突出文明和谐愿景，就要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传播中杜绝“文明冲突论”，在报道中不评论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制度。特别是在一些新闻事件报道中把宗教极端分子与大多数人民区别开来，避免引起宗教和民族冲突。

三、提升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传播效果

为使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传播立场在国际舆论中占主导地位，让沿线国家了解我国的战略构想和内涵，关键是秉持平衡报道原则，使我国媒体报道能够“走出去”，使我国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报道成为国际舆论的风向标，使“中国声音”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声音。

1.秉持平衡报道原则国际上提出与新丝绸之路相关建议和规划的不止中国一家。如美国2011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目的是在从阿富汗撤军后通过“新丝绸之路”计划继续在中亚保持影响力，其理论依据是该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只有控制中亚，才能控制欧亚大陆；只有控制欧亚大陆，才能控制世界。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延长美国世界霸权。俄罗斯将我国提出的丝绸之路北线作为“新丝绸之路”核心，以避免全面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冲击其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的主导地位。此外，印度、伊朗、土耳其、哈萨克斯坦、日本、欧盟以及联合国等都有自己的新丝绸之路构想。面对如此众多的新丝绸之路版本，我国在国际传播中必须科学利用国际传播规律，秉持平衡报道原则，对其他国家的受众进行细分，主动迎合其受众心理，在报道中注重客观、公平地对其他国家的丝绸之路构想进行比较，打破西方媒体的报道议程，突出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缘优势、经济优势、理念优势、新思维优势，用其他国家受众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进行传播。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秉持平衡报道原则的关键在于客观、真实、可信。秉持平衡报道原则需具有全球思维，多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利益和立场出发，多报道其与我国的利益交集。对于其他国家的新丝绸之路构想，我国要有怀，避免非理性攻击，在报道中要体现灵活性和艺术性，对其客观合理的一面要予以肯定和鼓励。在报道我国国内经济社会背景时要客观公正，对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都予以报道，如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仍处于社会转型期，法制尚待健全，科技创新水平仍不够高等，以使“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对我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虽然以经济合作为主，但对其报道要跳出单纯经济报道的窠臼，要对社会、环境等议题综合考虑，减少西方媒体的一些不公、不实报道影响，以更好地凝聚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共识。

2.与沿线国家媒体合作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加上新闻媒体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敏感性，我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传播中应强化与沿线国家媒体合作以提升传播效果。我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都有着悠久文明历史以及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经济发展愿望，中国提倡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等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欢迎就是例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传播中强化与沿线国家主流媒体的合作交流，可以采取节目资源共享、互用播出频道、常驻记者交流等方式，通过沿线国家媒体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准确传达给东道国受众。如2015年5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俄罗斯报社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节目素材互换和推介、新媒体互动、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效报道机制等方面深入开展合作。再如，新疆广播电视台以租赁频道和整频道落地两种形式已分别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蒙古等国成功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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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读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以来，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辛的摸索和实践，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对其作了科学的界定。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①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学界也作了全方位的解读。有的学者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基础和实质。②有的学者从政党领导、制度依托、发展内涵、路径选择、目标指引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解读。③有鉴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中国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进而探索适合的教育路径。

2 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现状及原因

通过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基本赞同的，但是在具体层面上的认同程度上是不一致的。④笔者认为，目前大学生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仍存在着许多的不稳定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基础教育的缺失，造成青年一代的信仰危机，缺乏对国家的认同感，致使部分青年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持怀疑态度。青年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启蒙教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国内的学校在童蒙教育方面重视不够。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培养长大的青年，其对家国天下的担当意识相当淡漠，以致青年缺乏坚定的信仰和强烈的对祖国的认同意识。

第二，国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研究深度不够。纵观目前学界关于大学生社会主义道路教育的研究，多着眼于调查大学生的认知现状、原因、对策等，虽有详实的数据支撑和较全面的调查角度，但是在理论分析和批判力上仍需拓宽研究范围，挖掘理论深度。

当然，形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等，但归根结底缘于青年自身内在的原因。下面，就现实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尝试探索如何加强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

3 加强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的路径

首先，在高校两课教育教学实践中，进一步强化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教育。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来的适应中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而民族性首先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作为大学生而言，我们首先要熟悉了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钱穆先生就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做过深刻的解读。他说：“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 ……人类苟负有某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搏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⑤钱穆先生深刻分析了文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而才能明晓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民族性。那么，如何强化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理论教育？首先要加大中国传统文化课在高校两课教育中的比重。高校应该适当多开设有关传统文化的课程，力争从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等多角度全方位地渗透到两课教学中。其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之下，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相关的理论紧密结合，创造性地运用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更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次，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要与加强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教育、理论体系教育、社会制度教育同步进行。社会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旗帜、理论体系、社会制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四位一体，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⑥故而加强这四个方面的教育要同步进行，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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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立道路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前途。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

我们树立和坚定法治道路自信，实质上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内在要求。我们党领导人民开辟和拓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促进和保障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强国之路，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以人民为主体、尊重和保障人民权利的幸福之路，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全面依法治国之路，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圆梦之路。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

二、树立理论自信，坚定不移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和引领，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我们树立和坚定法治理论自信，实质上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必然结果。我们党领导人民创新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和基础，立足中国国情和法治建设实际，借鉴吸收古今中外法治文明有益成果，体现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规律，是具有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法治理论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自信。

三、树立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法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树立和坚定法治体系自信，实质上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必然延伸。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必须不断完善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这些子体系环环相扣、彼此联结、内在统一，共同构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纲举才能目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构建和制度设计，不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方面具有重大创新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在当代世界法治文明理论和法律制度建设中作出独树一帜的中国贡献，我们对此要充满信心、坚定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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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12-0067-02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1.领导主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中国人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扎根当代中国客观实际,经过长期探索后奋力开拓的一条社会发展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希望之路,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坚持走这条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大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

2.制度根基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根基。一个国家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首先是社会制度问题。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以此为依托,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又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3.发展内涵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内涵。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尤为迫切。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线。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中国人民通过长期探索,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断拓宽和深化,从两个文明建设到三个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4.发展路径

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路径选择。发展有一个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和途径的问题。发展路径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具体而言有两类:一类属于发展动力,一类属于发展条件。在发展动力方面,一要坚持科技发展;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二要坚持改革发展;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三要坚持开放发展;对外开放的实质是大胆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去粗取精、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在发展条件方面,一要坚持稳定发展,没有稳定的发展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二要坚持和谐发展,努力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三要坚持和平发展,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就不可能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建设。

5.目标导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是在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目标,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具有全面性、渐进性和科学性。它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回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呼唤,成为了中国人民同心同德、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必将指引中国人民奋力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理论基础,它是科学社会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革命导师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高度概括。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基础上,列宁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理论。1916年,列宁在分析革命形势、革命前景和革命道路时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这里所说的“走法不会完全一样”,实际上就是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多样性问题。列宁的论断深刻指明: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所以是多样化的,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虽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各个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情却千差万别,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国特殊国情有机结合,自然会形成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基本原理。

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特殊国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原因的深刻揭示,为我们进一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理论基础和权威的现实政策依据。

理论思考和历史发展均深刻揭示: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发展进步问题。生搬硬套任何一种他国发展模式,只会窒息中国社会发展的旺盛活力,唯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发展才能获得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正如有识之士指出,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国际共运“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个“七十年”;从十月革命至1987年是国际共运“外延扩大”的第二个“七十年”;此后将是国际共运“内涵深化”的第三个“七十年”,即社会主义要从量的增长(增加更多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质的提升(提供社会主义成功的榜样)。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壮大社会主义的实力、改善社会主义的形象、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注 释〗

1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光明日报,2008.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