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汇总十篇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篇（1）
国家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管理社会主要组成部分的人与集体的重要职能机构。在社会与经济不断发展的现如今，如何正确的引导社会的价值走向一直都是国家关注与探讨的主要课题。理论社会学对于国家来说拥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深刻的了解与正确的发展，才能为社会群体中的人类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也可以推进国家的富国强民之路。
一、何为理论社会学
理论社会学是属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角度，与应用社会学成对比。侧重于社会局部与整体，以及二者之间联系、个体和社会之间联系的研究，从而得出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历史发展、作用地位、方法手段做出相应的理论概括。理论社会学可以根据当今社会的形式，从“逻辑”角度出发，对整个社会做出横向的研究，也可以从“历史”角度出发，做出纵向社会比较。前者侧重于社会学原则与概论的研究，后者则侧重于对于社会学史的探讨。不同的社会会衍生出不同的理论社会学，这是根据当时社会形态与社会价值取向决定的。中国理论社会学相较于西方社会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就是理论社会学的基础观点上本来就存在着分歧。
二、中国理论社会学目前取得的发展
中国理论社会学有着有别于他国的发展方向，根据本国国情的不同，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理论社会学体系。随着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发展，根据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目前我国的理论社会学理念在导向上已经趋于成熟。在根据对先人“文化自觉”思想的深入研究后，当代的中国社会已经酝酿出两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精神体系，其中包括“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这样的理论得出给社会学的研究拓展了新的思路，也极大的提升了理论社会学的独立性，自主性与主体性。
与此同时，根据当代的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闭关独立的小群体，而是更加具备兼容性与开放性的大主体，依据时代的发展，对于理论社会学研究也有了更多的新颖的研究创新。包括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诸多理论，在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提下，开拓创新出属于中国，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社会学新成果。
在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适用于中国社会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将其应用在当今社会中则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将理论有序且符合实际的应用在相应需要的社会形态中促进了应用研究的兴起。根据收集信息与实地调查，将理论社会学的成果推行到各大城镇乡村，使其拥有存在价值，正是这种应用研究的目的所在。
三、中国理论社会学发展成果
正是有了以上的诸多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的调研考察与推广，才使中国理论社会学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认知，从而进一步促成了相应的理论成果的产生。
（一）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社会是人群的载体，同时也是人群的表现形式，社会本身与人是密不可分的，社会学所要探讨的精神也是一种人文思想。理论社会学中“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正是这种人文思想的体现，其中“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通过对于事物本身进行一种思考，从而得到肯定与否定其正确与错误的辩证统一思想，不一概否定其颠覆性或者可能性，也不完全肯定它的发展性与创新性，这是一种拒绝盲目与主观拟测的辩证思想。而相对的“顶天立地精神”顾名思义，首先要顶天，可以眼看四野，其次要立地，要扎根基层。只有能顶天，愿立地，才能从发展额眼观深层次的审视社会，也能从基层贴近社会，使相应的研究与开发结果不脱离实际，又有相应的发展性。
（二）主流题材推进社会学理论
由于理论社会学理论在不同的研究系统与范式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分离和相应的张力，虽然给相应的学术研究带来了烦恼，却也是科学进步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根据社会的发展，我国理论社会学在相应的课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其中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联系受到了相当的重视。通过对于多方面的调查与参考研究，最终得出没有理论支撑的经验研究与应用研究，在一时间可能取得相应的良好效果，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相应的弊端与疏漏就会尽显无疑，不但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说经验研究是整论社会学的知识储备，而应用研究是社会学的动手能力，那么理论研究则是整个社会学的思维与判断，只有三者的有效结合，才能在大方向上取得相应的理论成果。
其次是关于制度的研究。虽然制度研究原本是引进自西方，然而随着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美融合，逐渐衍生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制度包括了法社会学制度、经济社会学制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制度。其中法社会学制度的研究融合历史学、司法学、纠纷调解学、以及人类学的融合，在对相应对象进行外部因素，自身因素的研究过程中，对于整个法社会进行深度剖析，从而稳步改革与调整安排相应制度。而经济社会学则是深入单位各组织的改革与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制度总体的大发展，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并且也符合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方向。最后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则是对于我国乡土文化、人文文化的探究。随着深入的了解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深刻的意识到我国自我调节适应力的强度，从而可以更进一步的适应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使乡镇农村可以在人文文化制度上得到创新与改革。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关理论研究
首先是和谐社会的社会学理论的探究，通过构建和谐社会，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构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改善民生，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其次是社会公正化的探究，通过构建公正公平的系统模型，从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基准下约束社会，使相应的制度安排符合民心，符合公平原则，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与和谐化社会的构建。其三是构建社会建设研究。合理的运用调配相应的资源，通过构建社会体系，从而合理的安排社会资源，解决社会矛盾，使百姓安居乐业，从最近本的解决社会风气，并且倡导正确的社会风气，稳固和谐社。最后是积攒“中国经验”。这种经验的研究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考量的，通过理智的总结与概括，从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使理论更贴合中国国情，从而使和谐社会理论具有实际意义，并且也适合作为推动中国理论社会学今后发展的理论经验。
四、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虽让我国在理论社会学中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成果，其有效的推动了我国更加适应当前世界的大环境，更加稳步且可行的发展下去。然而以发展的眼观去看待问题，仅仅是如此的成果还不能满足蒸蒸日上的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发展。以下将根据目前我国的理论社会学发展情况，进一步推论其接下来的发展趋势。
其一、中国理论社会学自觉精神的持续发展。理论社会学中对于“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的提出是整个中国理论社会学的重要成果，也是推进动力和指导方向。其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的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是符合中国现有国情并且适用于中国发展形势的理论，它本身是整个理论社会学的成果，也是整个理论社会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整个理论社会学构成的基本。只有持续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推进我国整体的发展。其三是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引进的反思与学习。西方古典与当代社会学理论是基于其国国情的理论，本身虽然并不具备与我国国情完全一致的理论与研讨成果，然而却有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的部分。参考西方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成果，根据我国国情进行相应的反思与数理，从而得到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性意见，丰盈我国理论社会学，从而推进其进一步发展。其四是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创新。社会本来是因人而生服务于人的表现形式，其自身带有相应的群体的人文文化色彩，只有基于当地的文化传统，融合当地的文化资源，从而开拓创新出全新的文化经济艺术理念，才是符合当地理论社会学的主旨的。我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文化历史大国的背景，总结前人留下的财富，融合人类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等的学科知识，从而得出全新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成果，推动社会发展。最后是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的发展。这是将思想行为相结合的发展形势，不但动手能力要强，动脑能力也要强，才能确实的保障社会形态，生态环境，单一个体与整个群体的利益。也可以进一步的推进民族融合，社会发展。
五、结语
理论社会学是国家重要的武器，也是国家必须关注的课题，同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认真认识到理论社会学的重要性，在积极的方向正确引导理论社会学的价值导向，从而使整个社会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董小林，严鹏程.建立中国环境社会学体系的研究[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篇（2）
社会类基本理论是反映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最为根本价值的话语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阐述的“社会”概念，并不是相对“经济”而言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对学术而言的理论表达，是中国成人教育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理念、原则、价值、行为的意义表达。成人教育及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健全的社会组织体系，还需要有个性化的理论体系对社会发展的持续关注和适时发声，让社会和学界都知道，在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学科的根本价值就是推进社会发展。
就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而言，最重要的社会类基本理论应是“经邦济世”教育思想及其社会化的系列成果。在中华文明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绵延二千余年的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风雨兼程中，始终坚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实践教化世人，使得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对历朝历代的社会政治、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社会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以德为政”和“以礼治国”的思想基础，不仅统一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规范了社会的道德体系，更重建了社会秩序。在当代中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复兴”等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思想指导，不仅获得了社会的话语权，还通过学科话语传播了成人教育思想和成果，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
应当承认，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作为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专业话语，其核心是要让全社会都能把握中国成人教育的实质与特色，丰富和发展社会主流文化思想。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与现代成人教育学科所要求的理论范畴还有一些区别，我们还需要对理论结构进行现代科学改造，以期在“社会化的成人教育理论”概念的统摄下，为当代“成人政治学”“成人行政学”“成人修养学”“成人环保学”“成人行为学”“成人社会学”“成人情感学”“成人法制学”等基本理论找到自我话语归宿和社会定位，使之成为中国成人教育及其学科不断现代化，中国成人教育与社会发展实际无缝对接的重要环节。
(二)学术类基本理论的构建
学术类基本理论则是对成人及成人教育相关知!识的传授与研究，反映了成人教育学科发展水平。它博大精深，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它秉承“J=足成人”“深人成人”“解读成人”的“人本主义”宗旨，不仅形成了有关成人和成人教育专业化的理论体系，推进成人与成人教育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证论，还系统化地对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种种要素进行了理性阐释，是中国成人教育由学术概念走向成熟应用的实践指南，深刻印证了基本理论关乎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兴衰的品质，并由成人教育的软实力转化为推进成人教育发展硬实力的历史必然。
在学术类基本理论体系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尤其是“学不可已”“学而时习之”“诲人不倦”“因材施教”“集天下英才教育之”等合理内核，更是历朝历代获得生机与张力的源头活水，并以此为学术导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创新和话语转换，使得当时的成人教育升华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辉煌篇章，而这些学术类基本理论也转化为中国文化的经典元素。更值得注重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人教育的重新崛起，尤其是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社会证书考试制度、高等网络教育制度、中小学教师部级培训计划、农民工培训计划等，都在出台前有充分的学术讨论，是成人教育学术类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成果。
应当看到，中国成人教育学术类基本理论作为特殊文化话语，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发展之中，不仅诉求把百年来的中外成人教育文化思潮和成人教育实践纳人其内，更需要以现代主流文化思想(例如关于“中国梦”的研究、同志治国执政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对现有的成人教育学、成人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史学，以及成人学习理论、远程教育理论、终身学习理论等学术类基本理论，进行内涵创新与形式变迁，使之与国家成人教育重大发展战略和中国成人教育转型发展相对接，以期在社会和学界获得应有的学术话语权。
(三)两类基本理论的内在关联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篇（3）
理论社会学是属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角度，与应用社会学成对比。侧重于社会局部与整体，以及二者之间联系、个体和社会之间联系的研究，从而得出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历史发展、作用地位、方法手段做出相应的理论概括。理论社会学可以根据当今社会的形式，从“逻辑”角度出发，对整个社会做出横向的研究，也可以从“历史”角度出发，做出纵向社会比较。前者侧重于社会学原则与概论的研究，后者则侧重于对于社会学史的探讨。不同的社会会衍生出不同的理论社会学，这是根据当时社会形态与社会价值取向决定的。中国理论社会学相较于西方社会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就是理论社会学的基础观点上本来就存在着分歧。
二、中国理论社会学目前取得的发展
中国理论社会学有着有别于他国的发展方向，根据本国国情的不同，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理论社会学体系。随着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发展，根据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目前我国的理论社会学理念在导向上已经趋于成熟。在根据对先人“文化自觉”思想的深入研究后，当代的中国社会已经酝酿出两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精神体系，其中包括“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这样的理论得出给社会学的研究拓展了新的思路，也极大的提升了理论社会学的独立性，自主性与主体性。
与此同时，根据当代的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闭关独立的小群体，而是更加具备兼容性与开放性的大主体，依据时代的发展，对于理论社会学研究也有了更多的新颖的研究创新。包括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诸多理论，在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提下，开拓创新出属于中国，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社会学新成果。
在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适用于中国社会的理论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将其应用在当今社会中则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将理论有序且符合实际的应用在相应需要的社会形态中促进了应用研究的兴起。根据收集信息与实地调查，将理论社会学的成果推行到各大城镇乡村，使其拥有存在价值，正是这种应用研究的目的所在。
三、中国理论社会学发展成果
正是有了以上的诸多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的调研考察与推广，才使中国理论社会学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认知，从而进一步促成了相应的理论成果的产生。
（一）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社会是人群的载体，同时也是人群的表现形式，社会本身与人是密不可分的，社会学所要探讨的精神也是一种人文思想。理论社会学中“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顶天立地精神”正是这种人文思想的体现，其中“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通过对于事物本身进行一种思考，从而得到肯定与否定其正确与错误的辩证统一思想，不一概否定其颠覆性或者可能性，也不完全肯定它的发展性与创新性，这是一种拒绝盲目与主观拟测的辩证思想。而相对的“顶天立地精神”顾名思义，首先要顶天，可以眼看四野，其次要立地，要扎根基层。只有能顶天，愿立地，才能从发展额眼观深层次的审视社会，也能从基层贴近社会，使相应的研究与开发结果不脱离实际，又有相应的发展性。
（二）主流题材推进社会学理论
由于理论社会学理论在不同的研究系统与范式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分离和相应的张力，虽然给相应的学术研究带来了烦恼，却也是科学进步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根据社会的发展，我国理论社会学在相应的课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其中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联系受到了相当的重视。通过对于多方面的调查与参考研究，最终得出没有理论支撑的经验研究与应用研究，在一时间可能取得相应的良好效果，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相应的弊端与疏漏就会尽显无疑，不但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说经验研究是整论社会学的知识储备，而应用研究是社会学的动手能力，那么理论研究则是整个社会学的思维与判断，只有三者的有效结合，才能在大方向上取得相应的理论成果。
其次是关于制度的研究。虽然制度研究原本是引进自西方，然而随着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美融合，逐渐衍生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制度包括了法社会学制度、经济社会学制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制度。其中法社会学制度的研究融合历史学、司法学、纠纷调解学、以及人类学的融合，在对相应对象进行外部因素，自身因素的研究过程中，对于整个法社会进行深度剖析，从而稳步改革与调整安排相应制度。而经济社会学则是深入单位各组织的改革与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制度总体的大发展，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并且也符合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方向。最后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则是对于我国乡土文化、人文文化的探究。随着深入的了解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深刻的意识到我国自我调节适应力的强度，从而可以更进一步的适应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使乡镇农村可以在人文文化制度上得到创新与改革。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关理论研究
首先是和谐社会的社会学理论的探究，通过构建和谐社会，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构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改善民生，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其次是社会公正化的探究，通过构建公正公平的系统模型，从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基准下约束社会，使相应的制度安排符合民心，符合公平原则，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与和谐化社会的构建。其三是构建社会建设研究。合理的运用调配相应的资源，通过构建社会体系，从而合理的安排社会资源，解决社会矛盾，使百姓安居乐业，从最近本的解决社会风气，并且倡导正确的社会风气，稳固和谐社。最后是积攒“中国经验”。这种经验的研究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考量的，通过理智的总结与概括，从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使理论更贴合中国国情，从而使和谐社会理论具有实际意义，并且也适合作为推动中国理论社会学今后发展的理论经验。
四、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虽让我国在理论社会学中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成果，其有效的推动了我国更加适应当前世界的大环境，更加稳步且可行的发展下去。然而以发展的眼观去看待问题，仅仅是如此的成果还不能满足蒸蒸日上的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发展。以下将根据目前我国的理论社会学发展情况，进一步推论其接下来的发展趋势。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39-04
[收稿日期]2011-11-10
[作者简介]1.车红兰，女，朝鲜族，延边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延吉133002）2.庞立生，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哲学。（长春130024）
16世纪以来，现代性一直是社会理论的关键性主题。对现代社会的描述、解释与批判性反思，构成了当代哲学与社会理论的思想内核。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處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并已能动地展开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探索。那么，在此情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来反映和表征、引导与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重大使命。
一、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主题
当代中国，正處于自觉地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之中。无论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外部环境及主体意识来看，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也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性的诉求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下展开的，因此，西方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借鉴。在自身现代性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会尽可能地消化、吸收和利用西方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与实际经验。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又与西方现代性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事实上，西方现代性存在着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且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质。事实证明，中国一味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而忽略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是不会有出路的。因此，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需要有自身的特色，即需要建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这就要求，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我们的生存處境，而且要考虑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使之进行现代性的转换。中国文化一向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精神传统，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需要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从当今世界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来看，现代性的成长既需要植根于传统之上又需要对传统进行再创造。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无论就历史處境、思想遗产与文明成就，还是就现实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而言，都必须与西方现代性具有本质上的差别。西方的现代性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思想基础、理论构造、制度设计、实践运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印迹。西方现代性自启蒙时代伊始，就一直秉持着二元对立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与控制论的价值态度，在二元对立中追求普遍的绝对的统一性，以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与态度来谋求对他者的控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西方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支配性，其发展进程也必然是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是“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之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题以及和合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遵循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不能以扩张与冲突来展开自身的进程。因此，中国现代性，必须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趋势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理论学说，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自觉敞开的思想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虽然从资本主义开始，但是却并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要求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在对立和扩张中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代性。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发达的西方现代文明，但在其发展中其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本质也日益暴露，其片面性的弊端和缺陷日益明显。从发展趋势上看，现代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超越和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的总体性批判，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时代所陷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所实现的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最终完成。在马克思的辩证法看来，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是现代性的发展却势必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困境与危机中，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敞开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旧式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身的深刻理论背景与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性的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也内在地要求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正像马克思所表达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结合所属时代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不断探寻和创造自己的合理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和无根的，它需要和一定国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现实相结合。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已经确立起“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我主体意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主题。只有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才能坚持不懈地推动和引领思想解放，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提供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思想支持、理念支撑和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作为自己的思想主题，以此展开自己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创造。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对话与融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内在地要求超越西方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且内在地要求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因此，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面向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传统。这就要求，既要进一步激活、恢复与提升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活力与思想性能，也需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融通，以此推动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实现了对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的革命性变革，也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既是对西方超验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与有神论的超越，同时也终结了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观念与历史观念，从而使精神生活与文化传统的民族性、差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获得根本上的承认与尊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反叛与变革，在思想上使非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性道路的独特价值得以敞开，也为克服中西哲学的局限性和发挥各自的特殊作用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这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在现代性建构中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促进、相互融通的过程。”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的传播、被广泛接受并真正扎下根来，获得真正的发展，不仅具有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根由，也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化精神、价值理念上所具有的契合性、互补性紧密相关。中国文化传统在道德信仰精神上是非宗教化的和入世的，它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无神论精神并倡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本质上是具有人类性、开放性、实践性。这表明，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具有思想的可能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可以说既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也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底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结合、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思想创造力，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思想文化路径，特别是要在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民族文化传统得到激活并经过转化而使之获得现代性，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意蕴的凝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与思想升华，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理论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和凝结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同时又是对其理论上的升华，其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思想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体认与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整理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与精神意境，从中概括与总结、提炼与引申出具有哲学意蕴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理，以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框架与思想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总体性、创新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结晶，它集中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思想境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理论表征，在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和谐辩证的特点，在价值理念上则集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内蕴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不仅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实践发展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与引导性的思想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表征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不仅仅表现为区别于西方旧式现代性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念与实践智慧，而且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由此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和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中去，深入把握与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内涵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篇（5）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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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 pre％1978.
[4]俞洪亮《口头话语分析与第二语言习得》导读[m]//boxer d，cohenad口头话语分析与第二语言习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5]高一虹，周燕习得社会心理研究：心理学派与社会文化学派[j].外语学刊，2009(1)：123-128.
[6]schieffelinb,ochse language socialization[j].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1986(15)：163-169.
[7]bronerm,taronee is it fun?language play in fifth gradespanishimmersion classroom[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1,85(3)：36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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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llis r.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oxford：oxford univenity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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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zuenglerj,cole k language soclalizatio and second languagelearning lm]// hinkel e handbook of research m secondlanguageteachingandlearning.mahawa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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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nderson j.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m].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3.
[14]kasper g“a”stands for acquisition：a response to firth and wagner[j].themodemlanguagejournm,1997,81(3)：307-312.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篇（6）
一、认识世界的全球社会学更具整体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众多的新发展。[1]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东西方国家及区域间的比较、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国家间的比较，找出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间的异同、发展差距、经验和教训。社会学则以其理论的跨国性把全球化首先定义为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继而发展到涵盖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我国的全球社会学理论拓宽了社会学自身的视野，已呈现出从中国化、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事实上所走的就是一条全球化的道路，它所研究的重点包括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现代性与现代人格研究，特别是从文化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的经济力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的社会结构安排的比较中，寻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2]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缩短了时空距离，地球作为一个大社区已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网络社会，人们产生了共生共享的互动理念，认识世界的整体性增强了，谁缺乏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缺少全球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谁就会被动挨打，谁就会处于落后和失败之地。因而不能不说，社会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在认识世界方面已先行一步。
二、传承文化的实证社会学更具综合性
尽管社会学自身的发展只有150多年的历史，但在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文化发展的比较方面，已充分发挥了传承文化的功能。文化社会学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追踪研究、人类学的资料采集以及借鉴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实证成果，对东西方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众多的文化门类和现象，都有独特精要的研究。社会学家已进入以往主要由艺术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构成的文化传承行列。
从传统到现代，立身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对文化研究更具综合性功能。无论是文化的“冲突论”还是文化的“融合论”，无论是文化的“异质论”还是文化的“趋同论”，名目众多的文化论说更多地缘于考察立场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但任何文化首先都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任何文化也都有共性和差异，值得传承借鉴的是优势文化，需要淘汰的是劣势文化和不良文化。这好比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既要学习使用世界性语汇，又要继承捍卫民族的语汇一样。社会学不仅研究主流文化、次文化（衍生文化），同时也研究副文化（反主流文化），在弘扬主流文化、批判和抵制不良文化方面尤有贡献。
文化社会学在域别、国别、族别，在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当中所进行的大量实证和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价值论及文化价值学说的内容，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特别是对现代文化如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宗教文化、影视文化等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
三、创新理论的宏观社会学更具前沿性
21世纪开辟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互联网络信息遍及全球的千家万户，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庭办公的信息图像由单向、双向传输发展到多向多维传输，人们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和革命，迫使人们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否则难以适应和解释飞速变幻的时代。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为己任的社会学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对社会发展的宏观、微观领域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行观念、机制和体制创新。
宏观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不同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体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与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法律等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
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世纪发展的历史重任，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制约因素和社会矛盾的考验。这一切，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舞台；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学工作者现实地承担了应有的职责。当代中国社会学必须进一步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实践对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需要，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升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服务，充分发挥在此相关领域的学科作用。
四、咨政育人的应用社会学更具对策性
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理论来解决众多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是应用社会学的主要功能之一[3]，由于应用社会学比较注重方法的研究，包括社会统计的一整套定量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因而由社会学家提出的许多重大决策咨询建议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应用社会学工作者素有社会建构的工程师和社会病医生之称，他们特别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所谓社会学的“中距理论”亦称“中层理论”就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事实上，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本身，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会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客观上要求社会学必须将很大注意力放在城市发展及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社会学的城市社会研究正逢其时，开展了包括城市生态研究，城市化道路研究，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城市人口和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究，城市家庭与生活方式的研究，社会问题及社会控制的研究，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等问题的应用性和综合性研究。
在农村研究方面，应用社会学非常关注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诸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村的家庭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现的形式都已进入应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关注农村的穷困问题及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
在企业发展方面，应用社会学注重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果，市场的伦理基础，企业外部环境和以企业首脑、人际关系、职工积极性、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在政府职能、企业的功能和角色、企业发展的法规环境和制度保障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的成果。
应用社会学研究的广泛性、调查的科学性、论证的严密性、预测的准确性和对策的有效性，更加充分发挥了社会学的描述功能、阐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从而为咨政育人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五、服务社会的分支社会学更具专业性
应用社会学学科中囊括了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分支社会学。这些学科在研究和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层面主要关注的有如下问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经济、社会、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等等。
在文化层面，文化社会学研究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引发文化体系的重构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给大众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承受力带来巨大震动和影响。当前文化市场刺激了大众的文化消费，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尽管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在这一题域中，社会学有关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产业的研究也直接为社会服务。
在政治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加快，要求政治社会学要探讨社会政治的稳定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组织结构与功能运作的机制，现代化发展中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问题，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学研究都是服务于政治社会的。
综上所述，社会学研究的功能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职责紧密相关，本文所阐述的社会学功能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五项职责已成为社科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和检验学科建设成就的指标，只有努力完成这五项职责，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更好地担当起这五项职责，充分发挥社会学的研究功能，还应在学术环境、科研条件、政策规范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和保证，要推出名家品牌，多出精品力作；增强科研队伍的凝聚力，切实解决社科工作者的实际问题；积极引进竞争机制，主动输入新鲜血液；保证学术公正性，抓好科研管理以及加快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早日实现科研手段的现代化等。
【参考文献】
[1]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篇（7）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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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篇（8）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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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篇（9）
确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广义社会为立论基础的基本依据，主要有实践基础与现实背景、党的文献和经典作家的语意。从理论提出的实践基础和现实背景看，和谐社会不宜仅作狭义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面总结和科学反思，但多数学者仍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仅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的一个方面(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是指狭义的社会，这一点学者们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飞而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又主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日〕。显然，这是以广义的社会为立论基础的。深人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实践基础和现实背景不难发现，该理论是深刻反思各国尤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之合理性的产物，有着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各种矛盾日益突出，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恶化等深刻的现实背景，是事关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新思想。若和谐社会只是狭义社会的和谐，其他领域不贯彻和谐诉求与和谐思维，那么，由于社会要素相互关联，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仍难以有效解决，也就没有真正的和谐。从我党文献的论述来看，和谐社会也超越了狭义社会的视闽。狭义的社会是指与国家系统相对应，与政治、经济活动相区别，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广泛领域。我党文献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表述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虽然字面上没有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应对接，实际上却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尚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各个方面:“民主法治”是政治建设层面的要求，“公平正义”包含了对制度安排与运行、经济关系处理与利益分配、精神观念塑造等多方面的要求，“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是对人际关系、社会秩序与风尚以及生活行为的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主要是对经济实践和生活行为的基本要求。
同时，相关文献还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作为本质属性与基本要求，它应当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发展状态与要求的总体概括，而非仅限于狭义的社会领域。可见，这些论述是在广义社会的视闽中提出的，否则，上述命题就不能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从经典作家的语意倾向看，和谐社会是指广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就是针对现实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不和谐，建立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内在弊病，超越不公正、不和谐的社会制度，以达到共产主义的必然王国与和谐境界”「5〕，是从理想社会的社会制度、总体发展状态和本质属性的角度在使用这一概念，而非限指未来社会某单一领域，现阶段的和谐社会应是这种语意的延伸和发展。但仍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超历史地设计社会理想蓝图始终停留于‘应该’的彼岸……，不能以此来界定和谐社会……，把和谐社会宽泛的理解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领域中的和谐追求……，就从根本上忽视了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目标所具有的特定内容”「6]。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不是超历史的社会理想蓝图呢?幸好，论者作了“超历史”的限定表述。可见，问题不在于是不是理想蓝图，而在于是否符合历史规律，是否有科学的实现途径、实现的条件和根本的依靠力量。和谐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诉求，在现阶段，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坚强领导，日益提升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创造力、凝聚力日益增强的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已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本的依靠力量和科学的思想基础，“和谐”蓝图并非是不能通达的彼岸世界。
从广义上理解和谐社会又是否“就必然从根本上忽视了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目标所具有的特定内容”呢?具体目标是远大理想的现实表现，是趋近理想社会的现实要求，二者没有根本对立性，能够统一于和谐社会理论之中。不强调广义社会中各领域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和谐，狭义的社会和谐就失去了基础和保证。在社会各领域贯彻和谐诉求，也并非要以抽象理念消解具体目标，而是要使和谐思维渗透到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与目标之中，切实促进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十七大报告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目标、要求的规划与阐述中，多次强调了和谐理念与和谐诉求，整个报告对“和谐”的表述多达30余处。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科学理论，又是一种科学实践;既是一种崇高理想，又是一个历史过程;既是一种远大目标，又是一种具体任务”「s]o它既不是超历史的无根的理想蓝图，也没有消解其作为现实社会目标的特定内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化学与社会发展论文篇（10）
理论自觉――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学术格局中心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年之际，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郑杭生教授在《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等论文及相关发言中，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做了深入反思与总结，并明确提出了“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有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别人、正确处理与欧美社会学关系的“理论自觉”，要自觉认识到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要实现“理论自觉”，一是要注重研究和解答大问题，即要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中国本土性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二是要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三是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四是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理论自觉”概念与命题的提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强烈共鸣与认同，一些学者以更加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对不同领域的研究加以反思、总结和展望。
在2010年的相关会议（如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研讨会、中国社会学2010年学术年会等）发言和相关论文中，郑杭生教授对“理论自觉”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指出，在近现代社会科学的世界格局中，欧美处在中心地位，中国则处在边陲地位，作为“西学东渐”结果的中国社会学，更是处于边陲地位，许多中国社会学者缺乏理论自觉，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不善于以正确的立场和方法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精华为我服务。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地位、理论内涵、理论学派，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中国社会学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
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学科如能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理论自觉，加强学科间的交融与合作，不断推进自主理论创新，提升学科理论水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就会提高自己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
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研讨会于2010年7月在海拉尔召开，与会学者对理论自觉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广泛的共识，理论自觉意识更加明确和强烈，中国社会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强调“理论自觉”的新阶段。
郑杭生教授强调“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是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概念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学术历程看，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理论的提出与发展，都是运用世界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开发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理论自觉”概念与理论视角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必将对中国社会学由世界学术格局的边陲走向中心、更好地服务和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产生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约15年――社会建设重在调整社会结构
2010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新书会召开，这是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之后第三个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全面阐述和剖析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凸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内需难以扩大等重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据课题组测算，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水平，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不及时调整社会结构，那么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将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社会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社会建设，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快社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与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这也是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平衡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进步的必然选择。在当前重点推进社会建设，就是抓住了解决矛盾的关键，其他许多矛盾也可得到较好的解决。
陆学艺教授还建议，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国家应该组建一个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对整个社会建设进行宏观协调统筹、规划、组织、调控，使各项社会建设工作有序有效进行；应该把社会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位一体排序中的第四，改排为第二，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践运行的逻辑应该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提高社会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有利于调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参加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此外，应该在每年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召开一次社会建设工作会议，或者两个会合并召开，更名为经济社会工作会议。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结构、阶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的不合理，成为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社会结构调整，尤其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快城市化进程，从而带来内需的大突破，将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无疑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本途径。
民族政策的“政治化”与民族“二元结构”
2008年拉萨“3-1”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民族问题引起更多社会学者的关注。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中国在民族政策问题上应吸取中国历史中的宝贵经验，并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族群关系的策略与经验教训，以民族问题“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新思路，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马戎教授还呼吁在民族问题研究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这些观点引发了民族研究领域和关心民族问题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思考，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些学者也与其展开了深入的争论。
在2010年的系列演讲与文章中，马戎教授继续深入探讨“政治化”、“民族化”政策的影响及其后果，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城乡二元结构”倍受关注，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即在许多领域中存在于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却为人们忽视，这种二元区隔表现在行政区划的民族区隔、教育体系（学科设置、学校制度）中的民族区隔、民族研究的学科区隔、政府工作业务的民族区隔，以及媒体和文化娱乐中的民族区隔等各个方面，在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这种普遍存在的民族区隔，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这不仅在深层上冲击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构建，也带来了当前两部分国民交往中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和文化隔膜，对和谐社会建设非常不利，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虽然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但是从苏联的演变态势来看，中国存在的最大社会问题是民族关系问题，中国今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分裂。民族区隔的“二元结构”使得政府领导人、学术界和广大民众都丧失了在这一问题上获取知识的渠道和对相关信息的敏感神经，应积极设法及早改变这一状态。
马戎教授呼吁研究中国社会的各界学者们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问题，关注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程度的变化，关注对建国60年来我国民族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反思与改进；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学者们也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放到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大框架里来思考，大家从两方面共同努力打破现存的民族“二元结构”，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发展道路上更加团结和自信。
在当今世界，民族或族群仍是政治动员和利益诉求的重要手段。在当前中国社会快速现代化转型的阶段，努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各种二元结构区隔，促进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整合，强化国家认同，是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理性化与感性化相结合促进意识形态安全与和谐社会建设
刘少杰教授在其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社会学分析”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对当前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相关问题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国社会学应当借鉴西方社会学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传统，对中国社会各种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要有费孝通所主张的“文化自觉”的态度，注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研究，尤其是在当代文化视觉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持续传承的背景下，重视感性意识形态的现实意义就更为突出。当前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突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但我们在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往往仅仅专注于组织化、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建设，而忽视支配基层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的习惯、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的感性制度。应当兼顾制度建设的理性化和感性化，并努力实现二者的融合，只有把那些针对不同目标、追求不同利益、坚持不同准则的理性化制度，同那些在指向目标、追求利益和行为准则等方面都具有模糊性的感性制度联系起来，在社会成员的生活意识中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使理性化制度由逻辑条文变成现实的能够真实规定人们行为的规则。
以战略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郑功成教授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未来发展》一文中，基于战略思考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之路做了深入探索。他指出，社会保障作为各国重要的基本制度安排，由维护稳定、保障民生的工具转变为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合理共享的财富分配机制，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之路，就是要在尊重这一制度的客观规律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将人民引入一个安全、平等、自由、尊严的福利社会。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经进入十分关键的时期，特别需要战略思维，需要从国家层面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进行顶层设计，之后才是各项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目标，应当是从弥补制度缺失、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沿着公平、普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在解除人民生活后顾之忧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并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切实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最终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这一目标任务将通过三个阶段来完成：第一阶段（2008~2012）：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保障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2013~2020）：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稳定发展；三阶段（2021~本世纪中叶）：社会保障由基本保障型向生活质量型转化，成为合理分配财富的基本制度保障。
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