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12-30 13:03:53

语言哲学论文

篇(1)

作者:刘晓梅

哲学上的“直觉”范畴已在乔姆斯基语法学上有所表现。乔姆斯基认为,语法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依赖对素材的描述,更需要语言学家依据自己的直觉,本语族人的直觉来进行研究。对语法规则上是否可用,他并非以技术验证而是强调本语族人的直觉,并且认为直觉是语言素材的一部分。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乔姆斯基TG理论中短语结构与转换结构是如何运用“直觉”范畴的。1.短语结构与直觉。词与词之间组合成短语,在其组合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系统规则,系统规则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人们自身的直觉探索再分析,最终用语言来表达形成的一种体系。例如:Theboybrokethecap.为什么不能说成“Theboyhitthecap.”或“Capthebrokeboythe.”为什么冠词只能放在名词前面,为什么动词不能用hit?这是种语言直觉,洛克认为“直觉可以直接认识一件事物的正确本质而不致陷入于错误”。[4]于是,我们认识到了现实生活情境中一些动词的选择,也懂得了词与词之间的依赖关系和语句通顺即称为语感,这属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直觉”。根据“语言直觉”我们归纳出许多的短语结构规则。但是这时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完善,在80年代初,乔姆斯基意识到在词汇性范畴和短语性范畴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状态的范畴。例如:Thisverygoodidea.根据“语言直觉”我们可以了解到中间状态的存在,而没有其他的方式来验证,也无从说明。“语言直觉”提供前提,乔姆斯基把短语结构规则改用X价(Xbar)作为中间状态,在例子中isa就是那个中间状态。2.转换结构与直觉。转换结构规则更能够体现我们对语句的直觉。转换结构规则主要是主被动句之间的转换。转换是TG理论的特点之一,原是指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而在乔姆斯基的语法体系中却是指句子生成过程定阶段上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操作手段或规则。直觉在转换结构中并非用来解释转换规则而是在转换规则中运用直觉更具有解释力。例如:a.Theboybrokethecap.b.Thecaphasbeenbrokenbytheboy.这两句之间主被动转换的联系应如何解释呢?在乔姆斯基眼中,“简单性是一切科学理论的追求,也是他多年来从事生成语言学研究的追求,引入转换这一操作手法就是这种追求科学理论简单性的尝试”。[5]若用规则的“简单性”来解释其转换之间的联系是不够完全,也很难解释的。于是后来乔姆斯基更多强调它符合本语言人的直觉作用。

共相是现代哲学中的基本范畴。通俗点讲就是在个别与普遍的辩证关系中。“共相”就是代表与个别事物对立的那个“普遍”。一开始,“共相”代表的是普遍的事物,是与代表个别事物的“殊相”相对立的。到了现代罗素则提出“所有的真理都涉及到共相,而所有有关真理的知识也都涉及到对于共相的认识”。以下我们就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层面上来分析罗素在《哲学世界》中涉及到共相的两个方面。1.各种词类共相的存在。“共相存在于精神思维上”的观点就直接引发了证明共相存在的问题即共相是存在于现实中还是精神上。在语法学层面上来说就引发了名词、动词等词类共相是否存在的讨论。我们在说明名词的共相时就会涉及到名词的用法。我们就会先列出各种含有名词的句子,尽管句子在结构上有所不同,但是只有根据句子中相似的联系,才能总结出一些普遍的语法规则。例如:a.花瓶倒了———热水器坏了。b.我喜欢跳舞———我热爱祖国。这两组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只要是名词就存在这样的关系即可以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等这一语法共相的存在。在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热水器”“花瓶”是主语共相;“跳舞”与“祖国”是做宾语共相。由此,我们知道了名词的共相存在,实际上表现为名词在各句中联系的实际存在,名词在句中的用法有很多,但是在每一个殊相中却永远存在某一点相似且为彼此相似,那样就可以证明其共相是什么了,同时也证明了共相不仅存在于思维也存在于现实。因此,语法学上的“共相”世界是知识的世界。2.普遍语法中语言共相是共相的知识。从语言学层面上说普遍语法研究的是共相的知识即为“语言共相”。“语言共相”主要是各种语言都遵循的普遍原理。以下我们根据普遍语法来分析一下语言共相知识的一些方面。(1)每种语言不仅有名词、动词等词类分析,也有主谓结构之分。例如,在英语中“Theboybrokethecap”;在汉语中“那男孩打破那杯子”。首先,都有词类之分,男孩、boy为名词,打破、broken为动词;其次,都有结构上的“共相”即为主谓宾结构;最后指称代词都位于名词前面而不是“boythe”或“男孩那”。普遍语法研究的是其共相即语言中相同部分,特殊语法则反之可作为殊相看待。(2)许多命题是有关殊相的,却只有关共相。因此,在研究语言共相的时候也要关注殊相的重要性。我们研究语法上词类的用法,我们就必须列举多个殊相句子加以分析,通过经验得到“语言共相”。例如,在句式的变换中:a.Johnopenedthedoorwiththekey.b.Johnusedthekeytoopenedthedoor.c.Thedoorwasopenedbyjohnwiththekey.d.ItwasJohnthatopenedthedoorwiththekey.再如:a.我们去过天坛。b.天坛我们去过。c.我们天坛去过。在第一、二组的各个句子是作为殊相存在,但是它们都是由施事John和我们、受事thedoor和天坛、动作open和去过、工具thekey等共相组成的,都是通过词序与动词形态的变换来进行词义的同义转换。整体上看,每一句都不同,但从某个角度上看又显出它们的相同点,即表达意思相同只是结构不同。换句话说,实际上是验证了形式的特殊性与规则的普遍性哲学原理。因此,无论在英语学科还是中文学科中在进行句法词义转换时,都要涉及到列举不同句子为殊相,以上7句都为殊相,再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得到语言共相,即作为一种句法手段变换可以通过移动、添加、删除、替代等句法规则把语义同句式联系起来。

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和亚洲等地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学科上看,其学术影响远远超出语言学的专门领域,不仅在语言哲学上有所影响,也带来了在心理哲学上前所未有的冲击。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中引发的一些哲学思辨,既继承前代一些哲学范畴问题的探讨,又开创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虽然它不能完全扭转乾坤,但的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3]总之,对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是对以往传统语言学新的一种继承方式。

篇(2)

二、培养语文教学哲理美的意义

首先,语文教学语言的哲理化、艺术化绝非是可有可无的问题;绝非是可要可不要的问题。高职语文教学哲理化、艺术化它不仅是教学内容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教学内容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这是由高职语文教学追求真、善、美的目的决定的。高职语文教学是文化建设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文化建设和人文教育的深层内涵之一便是培养人们有意识地追求真、善、美,而语文教学的哲理美正是实现这一目的必要途径。目的和途径分离,目的总难实现。(2)这是语文知识传授过程和升华过程的统一,而传授和升华两者本身不可分离,若做到教学语言的哲理化,那么,语文知识传授的过程就是语文知识创新和升华的过程。由此而来,高职语文教学的哲理化就是教学的内容之一。其次,具有深邃哲理美的教学语言,实际上是更能详尽阐述教学内容的更有效的形式。教学语言深邃的哲理美,能使教学内容在多样化的形式中闪耀光彩,发挥效力。能使新鲜的内容在新颖的形式中变成易于为学生所接受的新信息、新观念;这能使新颖的语言形成为一种活化剂和驱动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欣然自觉地投入教学过程,以及教学过程后的人生哲理的思考。最后,富有哲理美的语文教学语言更能切合学生的思维状况、思维能力、思维方式以及学生的思想状况、思想水平的实际,从而更能有效地完成教书育人的教学任务。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感性的、鲜艳的、明亮的语言色彩更能为学生所接受和理解;同时,教育心理学还认为:“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苏霍姆林斯基)

三、培养语文教训哲理美的建议

高职语文教学语言是由教学内容所决定的,高职语文教学语言的哲理美来源于教学内容。它是语文教师在对教材进行深层次地挖掘与深刻把握的基础上,结合教师人生感悟和高尚的情操,以独特的审美慧眼从课文世界中“开采”出人生的真谛,给予学生以强大的人格魅力影响。这里对课文的“开采”既可以是对“点”(句或段)的生发,也可以是对“面”(篇)的升华。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对教材要有审美透视力,从中发掘出美的光华,并结合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提炼出具有深邃哲理性的语言,与学生分享。首先,“点”的生发既很重要,又很必要;这既是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也是提炼教学语言的哲理美的开始。况且,在高职语文教材中具有丰富思想营养的篇目也很多,例如,《孟子》节选中那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故乡》那深沉隽永的结尾:“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生命的意义》中那段激励了几代人的、荡气回肠的名言:“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等等。在这些闪光的词句中,可以说已深刻地阐发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问题在于,教师应该在精心策划的基础上,用极富哲理色彩的教学语言作深刻的阐发与引申,留给学生足供咀嚼和品味的深邃启迪,从而有效地培养他们的忧患意识、奋斗精神,使之为其圆满、充实地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奠定坚实的思想情操基础,也为培养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信念创造条件。其次,教师的语言还应当具有审美性。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语言是应当有文采的,高职语文教师的语言尤其应当如此。教师的语言美,仔细分析起来,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美,一个是形式美。内容美要求教师的语言思想深刻,富于哲理,充实而又含蓄,常常具有令人豁然开朗的启迪性;形式美则是要求教师在遣词造句和修辞上显示出高超的艺术,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规范化语言,要锦上添花,努力做到具有“建筑美、色彩美和音乐美”。许多产生巨大艺术魅力的教师语言范例,都是富于审美性的。

语言因为美丽,所以才动人,“大自然的美不同于巧夺天工的工艺美,不同于绕梁三日的音乐美,也不同于充满青春活力的人体美。然而大自然的美又似乎融合了所有的美。尤其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锦绣山河,美得令人陶醉。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季节,展现出不同的姿态。今天我们要学一组文情并茂,描写四季景色的名家散文,来领略祖国大自然的美景”。这段导语通排比、对照、夸张等修辞手法,表达了富于哲理的美学思想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美好情怀,烘托渲染一种美的氛围,正与高职语文教学目标相吻合。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国文教学[M].上海:开明书局,1945.

[2]陈先菊.高职语文教育法[M].武汉:华中师范高职出版社,2001.

[3]杨道麟.语文教育学导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4]郭启明.教师语言艺术[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3.

[5]赵大鹏.对优化高职语文教学语言的思考[J].语文教学通讯,1997.

篇(3)

关于话语发生,韩礼德认为儿童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语法可言,语言是一个两层的系统,即声音与意义,这至少是儿童原型语言的组织方式。在真正掌握母语之前,他们通常会为自己构建一套符号系统。而在两岁左右的时候,这一系统被一个三层的系统(意义系统、词汇语法系统和表达系统)所替代,意义先被编码成为词汇,而词汇再被编码成为表达形式(即声音)。上述分析表明,韩礼德关注语言的进化和发展史,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这三个术语本身也说明要用历时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语言,因为种系发生指“语言的历史”,个体发生指“个人的历史”,话语发生指“语篇的历史”。同时,在语言起源问题上,韩礼德指出是幼儿交际互动和需要的增多促成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发展进化的唯物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观点一致。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恩格斯在谈到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时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增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⑨同时,他还指出语言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发展变化的,而非稳定的体系。虽然语言有其内在的约束机制,但依然会紧随历史的脚步,映射时代的影子,“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⑨。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即种系发生)两个维度研究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而韩礼德采用上述三个维度。其中,logogeny(语篇发生)一词是韩礼德自创的术语,前缀logo一表示“语言”、“逻辑”、或“语篇”等含义,后缀一geny则是“创造”或“进化”的意思。韩礼德关于语言起源的唯物论视角,还体现在有关意义产生的论述方面。韩礼德强调意义产生于语境,意义是语言系统与语言使用环境之间的关联产物,意义与行为相伴而生,都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这些论点和巴赫金的语境论和体裁理论都十分契合。

二、语言的本质属性论:社会实践论域下的社会语言观

韩礼德受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Bemstein)、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Minowski)和语言学家费斯(J.R.Fiah)、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以及拉波夫(W.Labov)等人影响,同时也深受20世纪70年代至8O年代风行一时的语言研究视角的影响,从社会的角度探索语言问题。在那个时代,人作为“社会人”的研究成了语言研究的主题,语言研究因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鉴于此,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这种本质属性观来源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和韩礼德都把语言当作是资源,而不是乔姆斯基所认为的一套规则。把语言当作资源时,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更多关注语言的社会性,从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韩礼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一书中做过详细阐释。在有关论述中,韩礼德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行为潜势(即社会行为),儿童成长为社会人,必须以语言为媒介,在和各种社会群体(如家庭、社团等)建立起来的人际互动过程中,通过吸收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文化观,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人。简言之,是语言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一员,语言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重视语言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韩礼德有关语言社会性的论述,还体现在韩礼德有关集体语言构建观以及集体经验观,即强调语言的集体行为和互动关系。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语言。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述中也有所涉及。@马克思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语言观,反对语言神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符号系统,体现为一种社会性的交往活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语言的社会性和人的社会化密不可分”。他们认为,人们通过语言交流思想、相互理解、共同劳作,并在实践基础上获得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和描述,并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对象化实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语言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也不可能被个人凭空产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竞有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语言的此番论述与哈桑(R.Hasan)在访谈录音中有关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哈桑在访谈中针对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阐释补充说,“语言的社会属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人对此加以刁难,认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心智活动或思维活动。我们有大脑,我们肯定相信心智活动的存在。但心智活动离不开社会,否则,它会在半空中无所依托。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就像鲁滨逊一样),心智活动也不会发展。人类必须融入社会。离开社会,人类无法生存。人类语言更是如此,离开社会,就成了一堆空壳。”⑩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也做过阐述,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语言也不同于上层建筑,不同于经济基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民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关于语言社会性的认识,沃洛西洛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也提到,语言是一项共享的实践活动。他还指出,语言研究应和文化研究相融合,对语言的考察不应只局限而应“超越”语言体系的各层次,进入话语领域。⑩沃洛西洛夫的超语言学见解受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重视。以上分析说明,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认识跟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的论述十分契合。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社会共同体的产物,离开了社会群体以及社会实践,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脱离实践的语言观是抽象的,这显然有别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语言观、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以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社会性的共同认识,促使他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彼此都认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反映和被反映的或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同时,韩礼德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建构论,语言与现实之间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反映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这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积极地表征社会现实或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语言与现实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或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与现实的这种关系认识建立在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规约和系统的认识基础之上。当把语言看作一套社会规约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但把语言看作是由语义、词汇语法和语音三个语言层次构成的系统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因为三个层级之间是一种实现的关系。具体来说,韩礼德认为,当把语言当作系统时,语义层是社会系统(如意识形态等)的意义潜势,语言是意义潜势编码的重要的手段之一,意义潜势是对社会系统的实现形式;词汇语法层是意义潜势的实现形式,而语音层则是词汇语法层的实现形式。这样,语言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一种构建与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不再被看作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意义能动地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韩礼德和麦蒂逊在《通过意义识解经验——基于语言认知》一书中并没有使用“社会现实”这一术语,而是使用“经验”这一术语。在韩礼德和麦蒂逊看来“经验就是人们用语言手段构建的现实”。语言形式如何通过意义潜势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具体来讲,概念意义构建社会现实或者说社会经验;人际意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经由协商和角色分配等手段构建社会关系;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通过语篇形式来构建,语篇形式是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桥梁。语言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构建关系的认识导致系统功能语言学者把意义当作是一种潜势,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体现,在任何语言层面(包括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上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选择。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是一种选择的关系,而语言形式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之间体现为一种示例的关系。

三、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辩证法

在批判索绪尔二元对立研究思想后,韩礼德承继了沃洛希洛夫((V.N.Volosinov)、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son)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辩证法思想,并有效适用于语言研究。韩礼德语言学研究的辩证法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三维度整体论语言学研究思想。韩礼德认为“研究语言应该把语言当作一个整体,从三维立体的视角研究语言,即从上位、下位和本位三个维度研究语言”。曾这种三维立体研究与语言的三个层次(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相对应。从语言研究层次的角度看,从语义层研究即是从上位研究,主要研究词汇语法范畴如何实现意义表达;从词汇语法层即是从本位研究,关注词汇语法主体及其与周围的关系;从音系层即是从下位研究,研究词汇和语法范畴如何在形态和语音层得以体现。韩礼德把这种整体观进一步运用到语言系统的具体分析。以小句研究为例,他认为应该从小句之上(小句复合体)、小句之下(词组和短语)和小句周围(小句、小句之旁和小句之外)研究语言。互补性语言学研究思维方式。除整体性研究思想外,韩礼德还主张用互补的视角研究语言,这一思想的成熟标志是2008年《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的出版。互补性思想显然有别于二元论思想。在韩礼德看来,互补思想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方法和原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韩礼德的互补性思想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互补性,二是语言系统研究的互补性。在韩礼德看来,语言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生物体之间的研究和生物体内部研究两种。生物体之间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把生物体当作整体,重视生物体的社会行为和环境的互动,从外部研究语言,这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功能观。

生物体内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重视生物体的生物属性,尤其是大脑的内部结构,从生物体内部研究语言。语言研究可从以这两种方法中任意一种方法人手,不同点在于生物体之间的研究方法常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行为,生物体内部的研究方法把语言当作知识。这两种研究方法,在韩礼德看来是互补的。把语言当作知识的研究方法试图回答生物个体大脑内部与语言表达和理解有关的运行机制,回答生物个体如何使用语言、理解语言和学习语言。然而,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离不开语境,人们并非把语言当作抽象的有声系统或语法规则加以理解,而是通过学会如何使用才能掌握语言。因而,韩礼德认为两种研究方法彼此互补,不可分割。另外,韩礼德和麦蒂逊主张应采用类型学和拓扑学相结合的互补研究视角研究意义系统,因为类型学关注线性的意义系统,而拓扑学关注意义的空间维度,二者对意义的研究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韩礼德还进一步把这种互补性的思想贯穿到整个语言系统的研究,认为“互补性是语言系统的一个根本属性”。在《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中,韩礼德认为语言系统中存在三种互补模式:词汇与语法的互补、语言作为系统与语言作为语篇的互补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的互补。除此之外,语言系统还存在及物与作格、创造与转换、肯定与否定、情态与意态、已知信息与未知信息、析取与合取、一致式与隐喻式,内部与外部等方面的互补性。根据语言使用来研究语言的实践论研究思想。在语言研究方法上,韩礼德还主张研究语言应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中保持中立的立场,是以解决语言问题为导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专门回答跟语言打交道的人们(如译者、病理学者、教师等)所提出的问题,用韩礼德的话说,就是“要根据语言的使用来研究语言”。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上已发展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应用上也十分广泛,比如在翻译研究、临床话语分析、教育教学、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文体学、语言类型学、人工智能、语料库、计算语言学和法律文本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广泛应用情况以及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看,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适用语言学”。韩礼德语言学研究思想体现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辩证研究方法,在门派林立、新颖语言理论层出不穷的现代语境下,韩礼德的语言学研究思想有助于促进语言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融式发展。

篇(4)

主持人简介:钱冠连,祖籍湖北,男,1939年7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钱先生在语用学、对比语言学等语言学领域具有极深的造诣,已经成为国内外语界语言哲学的实际带头人,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学术创新或者说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一直是钱冠连先生追求的目标。

主持人话语:哲人对一个国家的哲学研究并未着意干预却能成功地实现干预者的作用,在西方哲学史上不乏先例,如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弗雷格。有意地干预且能实现这种干预者,也不乏其人,如罗素和达米特等人。能成其事者,非哲学大家莫属。对哲学本体的研究或者对哲学的工具性研究(对哲学研究的研究),无非是在提出一些言说的框架,即理论框架,对此,他们有了宽容的习惯,所以他们的哲学流派发达。目前,中国外语界的哲学理论建设,远远未达“理论总数膨胀过快是学科发展不够成熟的表现 ”(long 2007: vii)的程度,远远未达“收敛理论总数,筛选理论”的火候。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语界有人作类似的努力,还是有点意义的。王寅对钱冠连“后语言哲学”的直接对话,就是对中国语言哲学发展方向的摸索,属于自己路子的摸索,一如以往他的创造性摸索一样。这是 “……后语言哲学探索——语言哲学、后语言哲学与体验哲学”一文最重要的哲学意义。

然后,王文以最多的篇幅对后语言哲学进行了5个方面的探索:溯源体验哲学(ep),论述体验哲学与西语哲的渊源关系,说明体验哲学是对西语哲的继承和发展;建立“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式”,为哲学界研究人类理解提出了一个新模式;详解和细化认知语言学(cl)的基本思路“现实-认知-语言”;从哲学角度论述了现实、认知、语言和文化4要素之间的“多重相互作用”关系,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重点论述了“体验性”这一语言的全新性质。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贡献。王文将ep与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异概括为5条,以及对唯物主义决定论(物质决定精神)的重新细化解读,是本文的另外一些贡献。

王爱华《明达语言维度与实在样态》一文的基本思路如下:“用明达语言(与对象语言相对)维度观来探讨语言与实在(reality)的关系。”说起实在,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有赤裸裸的实在吗?王文的回答是:“实在概念有三种不同含义。第一指康德式的本体世界,即物自体。物自体独立于我们,不为人类心智、语言或其他表征形式所过滤处理。第二指在具体情景中语言所表述的现象实在,我们称之为建构性实在。第三种是指人类生活的各种维度,也就是“实在维度”……而人们对这个实在维度的获得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的习得。因此实在维度在语言之内,是我们使用语言时想当然的东西。”(以上4处黑体为钱所注)请注意以上三种含义都与一个东西相关或者交叉——语言。“不为语言所过滤处理”、“被语言表述”、“依赖语言习得”和“使用语言”。原来,“实在”是人“说”出来的!没有赤裸裸的那种不被语言附着与粘黏的“实在”!即王文所说的“语言呈现的实在是通过各种明达语言操作而建构起来的”。由此,王文自然地引出了“明达语言维度决定了语言的建构性;通过语言过滤的实在也必然具有建构性。顺理成章的是,王文将语言呈现的实在主要分为两种:糕点制作式的实在和红树效应式的实在。对两种样态的实在的描述与发挥,虽然是她论文的精彩之处,可是收笔之处更有意义。读者肯定要问:明达语言操作的建构性实在有什么样的哲学意义呢?

篇(5)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Western Linguistic Turn

HU Hu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Abstract There are two transi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which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the west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transition of linguistics philosophy guides a new way to western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history, reasons of forming and significance of western philosophy' "linguistics direction". It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meeting of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philosophy.

Key words philosophy; language; linguistics direction; ontology

西方的哲学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语言作为主体的功能逐渐显露的一个过程。语言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客体逐渐转为主体的事实,说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事实上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的两次重大的转折,即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折,(这次转向完成了从研究客体到研究主体的转向)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认识论到主客体中间对象的进化使西方哲学的重心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这样,就使得哲学研究的焦点从研究纯粹主体转变到研究主体与客体中间环节即语言上来。这两次重大转折,也让语言哲学变成了第一哲学,让语言变成了哲学研究的核心部分,也让哲学研究的对象由认识论为主体转为语言本身。哲学的问题不应该只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而应该是语言的问题,这已经让不少学者意识到当今西方哲学的转轨倾向。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全部哲学即是‘语言的批判’。” 要解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哲学应该首先搞清楚语言的本质、意义和理解等问题,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洪堡特也说过:“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西方哲学从此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语言哲学阶段。从某种意义上看西方哲学的这次语言学转向不仅是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而且也是语言学历史上一座不朽的里程碑。

1 背景

就西方哲学转向这个过程,有一本名叫《作为未来的过去》的书曾经提到:西方的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学理论和哲学,它们在20世纪发生了让人瞩目的变化。它们以认知方式逐渐丧失其权威性和说服力和主客体的分裂和对立为基本模式的哲学观念为首要特征。许多哲学家一直在质疑意识是否可以为知识提供最后的可靠性保证,从而变成所有和知识和认识的最初来源,一些基本的传统哲学概念,如因果性、主体性、连续性、必然性、同一性、先验的理性等等,受到来自各界越来越激烈的批判,从而极大地冲击了整个人文科学的基础和西方的哲学。因此,很多哲学家希望新途径可以通过在以前探索的范围之外得以找到,于是他们纷纷从传统哲学的角度逃离。它们慢慢注重语言在认识世界和存在所起的重要作用,注重语言本质在人和世界之间所展示出来的媒介功用,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由此变为语言。至此,用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来分析和诠释各种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倾向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就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对语言的强调和重视使得西方哲学史上的语言学转向应运而出。

2 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由来

“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也译为语言论转向或语言转向),最早是由美国哲学家古斯塔夫·伯格曼把它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提出来的。它描述了20世纪初以来分析哲学运动的发展,强调了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 在古斯塔夫·伯格曼看来,语言学转向是通过两步来进行的,首先是“语言的转向”,这涵盖英美分析哲学重新表述传统哲学问题为“语言逻辑”的问题,它让语言占据了中心地位从而代替了原本“意识”“思维”以及“经验”在传统哲学中的地位。同时,“语言的转向”也一种反思,即欧陆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对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的反思。接着,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的转向”,开始了,即人们在60年代以后所看到的, 在对过去的哲学问题和认识重新进行审视时,是语言学理论模式在起作用,它被当作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同时也是一种参照体系,它是西方现代哲学转折点,也是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转向的成果。

归根究底,“语言学转向”既是某种哲学观的转变,也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在研究某种哲学转向时,某种体系完整,具有典型范式,且有着深刻影响的哲学学说,实际上人们在心里已经认定在此之前就存在着。而转向则为确立另一种新型的哲学范式和发展方向打下坚实的基础,它是对原有哲学范式的某种缺陷或局限性的克服,也是对既有哲学范式的超越。纵观哲学的历史性转向,都有这个特性,不管是对“语言学转向”而言还是对“认识论转向”而言。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再转向”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或选择。有学者认为,所谓“语言学转向”可以用一个基本命题来概括:即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这样就把语言问题提到哲学中问题中的首要位置,可以这样说,它甚至把全部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

3 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成因

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原因很多, 有学者认为它是西方哲学史上研究焦点的转移,则体现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两个方面就是其所取得的成就。逻辑实证主义的诞生奠定了人工语言的发展基础,而日常语言学派则拓宽了自然语言的发展道路。

还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语言学转向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在西方哲学体系中,其自身的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重新理解人及其世界。卡勒曾经说过:”语言分化的产物就是人文科学,只有回到语言本身才能去揭开一些学科的秘密。因为植根于一个民族对存在的无论何时的关联之中的就是语言的命运。”由此可见,人们所认为始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与存在的问题。因此,海德格尔就说:“如果我们要思考存在变成气这一所谓的事实,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从对语言的思考开始,这并非偶然。”西方哲学在思考了什么是“存在”以及知识如何可能之后,在历经了传统的本体论阶段和近代的认识论阶段以后,发现,一切问题都是形而上学不存在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属于语言的问题,人类的知识如何成为可能以及“存在”是什么等问题只有在把语言问题弄清楚后才能回答。

利奥塔,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重量级人物,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即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他在他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里指出,科学知识就是一种话语,语言跟所谓的40年来尖端科技都有关系,如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现代代数与信息学、存储问题与数据库、交流问题与控制论、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等等,因此,要用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去重新定位人和世界本身的生存状态,而语言哲学就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一新的思维模式,即哲学问题用语言来解读。在语言转向之后,哲学的内容与形式都产生了变化。它不再以过去传统的研究哲学方式进行,它的主题词由“主体”、“意识”、“思维”、转成了“逻辑形式”,“意义”、“语言”,它开始了对语言意义、本质、以及应用的研究,不再是对概念思辨体系的研究。

第二,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以语言研究的发展为基础的。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言研究的发展,它直接奠定了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理论基础。语言研究涉及很多领域,其中对语言哲学的创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有三个方面,一、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建立;二、海德格尔对诗性语言的研究;三、弗雷格数理逻辑的建立。其中,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认为语言是自己在说自己,而不是人在说语言,存在之言是语言的本质。海德格尔的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语言的地位和功能,语言的地位变成了“先在”地位,而不再是原来的“表征”或“再现”地位,它由被认识的客体一跃成为占据主动的主体。

还有学者认为,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语言学转向的发生和发展。一个原因是被迫改迁,也就是把语言转向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传统哲学认识和思路遭到了外力阻碍而不得不变迁;另一个原因是学理的自然演进,也就是这种转向完全是西方哲学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外力所致。被迫改迁论的认为,海德格尔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从而造成他后期的语言转向, 他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是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语言学转向是发生在哲学范畴内的一个渐进的、系统的过程,它是因为外部的困境触动了内部的某根神经而产生的震动,它是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多方因素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

4 西方语言学转向对西方哲学的意义

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给西方哲学带来的影响和具有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有学者把它归结为六点:第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展示了一次巨大觉醒,即作为反思性学问的哲学自我意识的一次大觉醒。第二,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哲学作为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系统包含了许多方面。这一系统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语言来分析和讨论哲学问题。在哲学言说、哲学运思的方式方法上,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对西方的传统哲学展开了一次全面性的批判。第三,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引入哲学的乃是一系列新的方法。尽管不同的分析哲学家赋予了“分析”一词不同的含义,但这些方法都以强调分析而著称。第四,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赋予哲学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它是哲学多种形式中的其中一种。它的加入使得哲学的内容得以丰富和多样,使得传统的西方哲学遭受了“语言学转向”的批判,可也正是这种转向,为西方哲学的重建贡献了不小的力量。第五,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在哲学思考方法上采用语言分析, 在哲学思考内容上关注语言,最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使语言自身实现转向。第六,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直接导致20世纪“文化转型”。“语言学转向”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也从根基上动摇了西方的传统文化。

5 结语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有人甚至认为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暂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全面,是否能代表整个学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很明确而且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学以及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哲学,这显然是一个双向研究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把这样一个双向研究的方式展示给世人, 为二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更为今后哲学及语言学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驰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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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提 要:综观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语言研究,“语言哲学”作为重要术语,随处可见。但是,无论它作为术语还是学科,都亟须厘清。文章紧紧抓住“语言”和“语言哲学”两个关节,将语言界定为一种特殊实在;把语言哲学的主要流派区分为分析性语言哲学和本体论语言哲学,进而提出,语言哲学是以语言这一在者/是者为对象,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的科学。文章特别指出,与一般本体论相比,本体论语言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除了须要研究语言的在和是以外,由于在者/是者不确定,还须要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通过追问语言本质、反思语言哲学以及界定语言哲学三个环节,初步呈现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语言;分析性语言哲学;本体论语言哲学;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1)06-0001-4

The Trend for Philosophy ofLanguage in China

Li Hongru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as pervaded all the parts of the modern linguistic studies. As a concept and a disciplin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be explained clearl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language is a special BEINGS. Meanwhil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Furthermor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human’s world by means of linguistic analysis. The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demonstrate the language is a special kind of BEINGS scientifically. The article points to the trend for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China by reflecting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its realm.

Key words:languag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 引言

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作为一门处于时代前沿的学科,受到广泛关注。但是,何谓语言(language),何谓语言哲学,其研究方法和学科目的是什么?学术界迄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本文从“语言是什么”和“语言哲学反思”两个维度出发,探索语言哲学的界定、学科目的和基本任务,以此探索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

2 语言是什么

语言简单吗?语言的构造简单吗?语言的运作机制简单吗?语言所显现出来的生活世界(lifeworld)简单吗?创造语言并通过语言获得形式标记的人(human being)这一现象(phenomenon)简单吗?一句话,追问“语言的本质”简单吗?对此,人们见仁见智。纳博科夫(V. Nabokov)警告自己的学生,“请记住,认为‘简单’,只不过是胡说、瞎扯。著名艺术家不简单,思想家更不简单……简单的是大众性的新闻传播语言、通俗故事(digests)和骂人话。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点都不简单”(Nabokov 1981:238)。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在哲学研究对象和本质的不断追问中发展着哲学。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在语言本质的追问中推动着相应学科向前迈进。回顾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结论:语言不仅仅是任何意义上的工具。那么,“语言是什么?”

无论语言学还是语言哲学,它们都是在对自己研究对象的不断追问中获得发展的。尽管它们的研究目的不同,却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语言。于是,我们进一步追问:语言或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应该如何确定?

近年来,我们梳理自己搜集到的语言定义,发现有129种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中,始于亚里士多德,经过穆勒(Mill, J. S.)、列宁等人流行开来的语言工具论――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影响最大。不过,就语言本质而言,工具论并不是最深刻、最准确、最全面的界定,而且这一语言观已经到了应该突破的时候。时代呼唤语言本体论(ontology of language)的建立。

让我们看看以下语言观(陈嘉映 2003:1-2):观点1:“语言是一种‘心灵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在所有心灵活动和社会现象里,语言是最系统的,最适合成为系统思考[episteme]的对象的”(索绪尔)。观点2:“语言是世界观……是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就是其语言”(洪堡特)。观点3:“人们以为心智指挥语言,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语言控制着人们的心智”(培根)。观点4:“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

其实,关于语言的认识,见仁见智;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索绪尔1999:28)。第一种语言观是费. 德•索绪尔(F. de Saussure)提出的。他针对历史比较语法关注语言的时间,忽视语言的空间(结构),通过历时与共时的划分,凸显共时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系统性,认为语言是一种“心灵活动”和“社会现象”。从索绪尔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聚合与组合、内部与外部等二元对立的语言观出发,也许可以窥见语言本体论的端倪:语言不是自在的世界,也不是人本身,而是自在世界和人的“形象”(образ)、“图景”(картина)(Дмитровская 1985, 1987, 1988; Арутюнова & Левонтина 1999; Шмелев 2002a, 2002b; 维特根斯坦 1992)甚至“地图”(梁瑞清2008)。也就是说,语言处于人与世界之间,属于多元世界的一元,可以叫做中间世界。

第二种语言观是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它昭示人们,语言的产生并不是人对世界和人自身的镜像反映,而是人对这两类对象的认知、思考和加工的结果,即世界观。既然“我们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洪堡特 1999:49),那么它既与人的心智行为(认知、思考和加工等)密不可分,又与这些行为的对象血肉相联。如果换一种考察角度,那么可以说,语言将世界和人联系起来,将人和世界内聚于自身。同时,语言除具有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点之外,还具有民族个体性。这就为我们展开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突破对比语言学难以突破的瓶颈,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当然,这与本文的主题联系不那么紧密,因此不予细述。

至于第三种语言观,它充分说明,语言不仅仅是被动的交际工具,就像暖水瓶可以保温,但保温本身却绝对不是暖水瓶,语言虽然因人而生,但是一旦生成,它就可以控制和塑造人的心智。语言是什么?

作为第四种语言观,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既然“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那么完全可以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本身和人赖以存在的家园――人的世界。须要提请大家注意,此处的限定成分“人的”极其重要,因为语言只与人的世界有关!

从上面的语言观及其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就本质而言,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于是,我们要问:语言是什么呢?第二,语言中既有世界因素又有人因素,是这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体。第三,语言中的世界因素与人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语言是如何运作的?其实,第一个问题已经有不少人提出自己的答案,本文作者将其界定为特殊在者/是者(beings);第二、三两个问题属于形而上学范畴,也就是研究语言如何在如何是(being)的问题。这样,语言的本体论研究就聚合为两个论题:第一,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第二,研究语言如何在如何是。这是语言哲学的两个核心课题,它与哲学中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含义不同。这种不同就体现在此处的第一个问题上。一般哲学在研究对象确定的前提下,比如人、世界、社会和文化等,只研究它们的在与是。因此,哲学家不讨论对象“是什么”的问题。这样,研究这一问题的跨学科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交叉点就在对“什么是语言”和“语言如何是如何在”的探讨上。同时,对象及对象的客观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对此处第一个问题的研究,是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得以存在的前提,极其重要。

然而,语言哲学的情况如何呢?

3 对语言哲学的思考

“在20世纪,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某些观察家甚至说,语言已经成为哲学的中心主题。”(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 2006:465)由于语言地位的凸显,语言哲学成为20世纪以来的当红学科之一(Lycah 2000)。当今语言哲学的主要流派是从地域上区分出来的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至于前者,大多数语言哲学研究者狭义地把英美语言哲学界定为语言哲学。不同之处在于,一部分人把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合称为语言哲学,例如卢康(Lycan2000)、马蒂尼奇(Martinich2001)和徐友渔(1994)、陈嘉映(2003)、王健平(2003)等;另一部分人则把分析哲学排除在外,他们认为语言哲学只包括日常语言哲学,例如阿鲁秋诺娃(Арутюнова 1999)和艾耶尔(2005)等。阿鲁秋诺娃指出,“语言哲学又叫日常语言哲学,它以用严格方法分析自然语言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其基本任务可以一分为二。一是分析处于使用语境中的日常语言词语,旨在确定重要的哲学概念,例如‘善’、‘恶’、‘责任’、‘知识’和‘意义’等。二是揭示语言在日常交际条件下行使功能的‘逻辑’、规则和规约。前者叫做概念分析,后者叫做言语行为逻辑分析”(李洪儒 2009:40)。我们建议将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统称为“分析性语言哲学”。它以分析为方法,以科学为理念,或者以建构科学语言进而消除哲学问题为目的,或者以概念分析和逻辑分析去建构人类普遍知识系统,寻找日常语言的适用规则或模式。至于后者,也就是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从整体出发,将语言视为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当成人思想的组成部分。

人们一般只借助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来间接界定语言哲学,很少见到直接界定语言哲学的情况(王建平 2003)。涂纪亮的定义是,“语言哲学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王建平 2003:3)。这个定义基本上代表了目前语言哲学界的普遍看法,王建平的评价是,“此话应该说是切中了语言哲学的关键所在”(同上)。对于上述界定,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首要研究任务是“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对此,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异议。然而,另一方面,把语言哲学的目的定位于“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却让人难以接受,这显然是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的目的,不应该是语言哲学的目的。

现在看看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有人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及其影响下的布拉格功能学派和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甚至乔姆斯基(Chomsky, N.)的转换生成语法等都纳入语言哲学范围(陈嘉映 2003,王建平 2003,涂纪亮 2007)。如果因为乔姆斯基强调人的语言能力的生成,语言能力属于人的重要特征,而将其划入语言哲学范畴,尽管有些勉强,但还说得过去。可是,将在语言内部开展研究工作的索绪尔、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纳入语言哲学之中,不要说根据,就是借口都难以找到。其实,如果你随便翻开一本语言哲学著作或教材的目录,就会发现书中的内容各不相同。这说明这个学科虽然已经引起人们重视,但是其基本定位、主要任务和研究范围等都没有定论。因此,我们尝试着界定语言哲学,就其学科目的和主要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

4 语言哲学的界定、目的和基本任务

目前,语言哲学的主要流派是英美分析性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本体论语言哲学。我们从界定这两个流派开始,在此基础上力争给语言哲学一个整体性的定义。

分析性语言哲学:我们把以科学主义为理念,以分析为方法,通过语言分析揭示外在物理世界和语言使用规则的科学叫做“分析性语言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本体论语言哲学:与分析性语言哲学对应,把语言视为在者/是者,探讨语言如何在如何是,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包括人生活的外在物理世界)的科学叫做“本体论语言哲学”(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是一种特殊实在,其本身是一种特殊在者/是者。同时,语言本体论并不意味着语言研究只能在语言内部进行,也不意味着只能考虑语言内部的因素。相反,要洞见语言的本质,须要在充分考虑语言内部因素的同时,考虑语言同其他实在,例如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以及主观创造世界之间的联系。此外,还须要发掘促使语言运作起来的动因。显然,内在世界是人的标志性特征,主观创造世界是人的杰作,两者都是人的典型存在方式。即便是外在物理世界,要进入语言,成为语言的组成部分,也离不开人。所以,某些哲学流派,比如分析哲学,只考虑外在世界而忽略人的作法不可取。

语言哲学:以语言这一在者/是者为对象,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的科学叫做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显然,这一界定的语言观是语言本体论。尽管许多学派或者学者没有明确提出语言本体论,但其相关研究已经蕴含着这种语言观。要突破局限于具体语言材料分析和瞎子摸象的语言研究弊端,要在语言工具论基础上进一步洞悉语言的本质及其运作机制,要研究人及人的世界,就须要把分析性语言哲学对语言现象的分析纳入本体论语言哲学之中,在有机整合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语言哲学。

学科目的:根据这一新的定义,语言哲学的学科目的是:揭示人及人的世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人性、发展人性和完善人性,具体体现为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

基本任务:从总体上说,语言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两项:一项是语言是在者/是者的科学论证;另一项是从语言的在和是出发,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的在和是。就第一项任务来说,如上文所述,语言哲学中的语言本体论与一般哲学上所说的本体论不同:哲学家一般都是在在者/是者确定的情况下谈论本体论,也就是讨论相应在者/是者如何在如何是,此时因为在者/是者确定而毋须论证;然而,语言哲学不同,它的研究对象――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须要对“语言是在者/是者”,换言之,对“语言是实在”进行细致有效论证。至于第二项任务,一方面须要将语言哲学与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甚至心理学、神经科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语言学家对大量语言现象的分析成果,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由于材料数量巨大,所以计算机科学和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的语料库语言学就成为语言哲学家开展自己工作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语言哲学家用什么去分析语言现象?这须要敞开自己的怀抱,充分吸收现有一切学科的有用方法和思想。比如,从宗教切入,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时,神学和宗教哲学是必须借鉴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第三方面,分析和解释语言现象的目的何在?人是目的性动物,建立和发展语言哲学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目的。它的目的是洞悉人和人的世界。这样,就把语言哲学纳入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体系了。不过,其切入维度和研究对象是语言罢了。这样,语言哲学涵盖分析性语言哲学和本体论语言哲学,它以后者为基础,同时吸取前者对语言现象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成果,逐渐整合,推动整体性语言哲学的发展。

5 结束语

语言不仅仅是人的交际工具,而是人的符号性存在。语言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揭示外在物理世界,而应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后者包括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因为“我(人――本文引者)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 1992:79)。于是,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研究方法是分析和解释,而非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学科目的则是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

这样,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就在语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目的的厘定中呈现出来。中国语言哲学须要引进和诠释,也须要借鉴,但更须要开拓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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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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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4(2012)01-10052-03

哲学语言是关于人与世界及其关系最一般问题研究中的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是哲学思维的主体根据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及其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创设出最适宜表述它们的语言符号系统。然而。哲学语言又是一个有着巨大潜髓的开放系统,它不只是既定的工具,而是本身有着内在的“冲力”,具有创造性和开放性。正是由于哲学语言的创造功能,从一个层面上引领着哲学思维主体之“思”的运行,引导、促使着哲学思维的不断深化与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内在生命运动”的哲学语言、概念支撑起哲学的历史。哲学语言历史地沿流,它作为哲学思维行程的“向导”和“标记”反映和印刻在哲学的历史中。人们并不满足于仅用哲学语言符号去简单地重复或复制前人的思维成果,而哲人们会意识到他们有责任发展哲学语言,把掌握哲学语言过程中所特有的能动创造性的潜在力量变成可能的现实,变成“现实”的哲学语言,从而促使哲学思维的前行。一个新的哲学概念、命题等总是在旧语言材料使用上有些勉强或扩大了的时候预示出来。“但是这概念、命题在具有明确的语言形象之前是不会获得个别的、独立性的生命的。”而当它们一经被确定之后,必然会影响到其语言符号的生命,促使哲学语言的进一步成长。在哲学语言生长的过程中,哲学思维也就参与其中了。哲学语言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人们思维能力的提高和深化。它们往往每时每刻地都在相对独立的创生出新颖的表述思维成果的可能性。哲学语言和“一般的语言”一样,其语言的形式和构成以及语义等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就“语义”方面而言,常常历史地延续为同一种语言形式,可是又往往会以新的内涵赋予其语言形式之内,并未改变其语音、语形及规律。但它却获得了另外之意,使语义不断地更新,这种语义的变化是一个流程,犹如“存在”,被人们一直探讨着,但内在的含义却不断地变化着,就像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一个流动、生成的过程,而不是被规定了的“在”者。在哲学语言流动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了哲学思维不同层次的提升和深化的过程。这就是哲学历史中拥有的事实和“文献”。因此,哲学语言形式、结构、语义及相关因素的无限变异。也影响着哲学思维及其思维方式的无限变异。

哲学语言不仅从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而且从人类社会范围的横向上看都是开放的,它从纵横两方面引导和促进着哲学思维的行进。

1.从纵向上看:每一历史阶段的哲学语言是开放的。哲学观点、理论在相互批判或对话的过程中,都在克服着每一种僵化而被推进。哲学的历史之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哲学的概念史,就是要通过这些“固定的”术语让人们晓知和把握由这些“网上的纽结”联系起来的哲学理论。这些“固定化”了的概念、术语引导着相应的哲学思维运行,同时也使之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在开启“哲学之风”,确定哲学时代的主题时,固定在了“水”、“气”、“活火”、“数”、“无限”、“理念”、“原子”等这样的概念、术语之中。在希腊的哲学中,充满着语言的事实性。于语言中反映出了自然世界的经验,从中寻求着世界的本原,把世界设想为“存在”,并使包罗万象的存在物的“总体”,“听从于‘逻各斯’”,上升到抽象的语言世界里,进入哲学语言世界的视阈中,它同具体经验与陈述的“事实”区别开来,由此,古希腊本体论的哲学思想在建构的哲学语言、概念框架引导下,在人类的思维中得以表达,使其真理性获得显现。尽管“本体论”的思想主要表现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其哲学语言既有相对的“凝固性”,但叉不是完全封闭的,在近代和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哲学理论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其相应的“固定化”了的哲学概念和术语,但是,哲学语言的生命并没有止息,它不断地冲破“禁锢”,打破“僵化”,促使哲学思维乃至哲学又在不断地前进,由古希腊哲学直至如今的后现代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说明不同时期的哲学概念、术语在相对固定的过程中,仍然保有自己的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表现了哲学语言于发展过程中的间断性与连续性,无论是在古代、中世纪,还是在近代和现代等阶段都有一些所谓“固定化”了的哲学语言和前人的思想,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哲学“航行”,而新的哲学语言又在“连续过程”中生长,它的质变也促成哲学思维的飞跃。如,证明古希腊哲学家抽象思维的“高超”之处,并具有永久价值的一大贡献,就是他们发现了数学和演绎推理法。这使得近代科学的出现成为可能。其中也同样离不开“确意”的哲学语言的规范和引导。如“理论”(theory)这个字,原来是奥尔弗斯教派的一个字,有人释为“热情的动人的沉思”。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这种“热情动人的沉思”乃是理智上的。而结果是得出数学的知识,这样,通过毕达哥拉斯主义,“理论”就逐渐地获得了它的近代意义。这里应该看到语言的启示、规范与导向作用。又如古希腊的“逻各斯”已成为了引导西方哲学思维前行的“关键词”。直到现在,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后形而上学的哲学中仍有久远的古希腊哲学中启用的语言概念的“阴影”,古希腊的语言、概念及思想的“胚芽”在黑格尔所说的“规定了否定”中,在德里达所说的“涂抹”中更新、变化,从而不断地发展与成长。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哲学语言概念的否定是一个“规定了的否定”。其中包含了新的内容,“它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比先行的概念更高、更丰富;因为它由于成了先行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而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它包含着先行的概念,但又比先行概念更多一些,并且是它和它的对立物的统一。――概念的系统一般就是按照这条途径构成的,――并且是在一个不可遏制的、纯粹的、无求于外的过程中完成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思想,突破了前人语言“内在的僵化”,在其语词、言说的背后,其意向所指不断地被超越。即使一个像康德那样拘泥于形式的思想家,尽管刻意追求拉丁文的学院术语,但仍然找到了“自己的”语言,虽然他力求避免构成新词,但却使传统概念获得了许多新的变化或新的用法。与当代和以往的新康德主义相反,胡塞尔的地位就在于他那充满精神的直观力量把传统的艺术表述和他使用的语言词汇所具有的描述性的灵活性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风格。海德格尔则完全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榜样,去证明他创造的新颖的理性,而人们在追随他时走得更远,已经超出最初的震惊和期待。与科学和生活实践不同,哲学处于自身的困难之中。我们说话的语言不是为哲学思维的目的而创造的。哲学陷于一种构

成的语言危机之中,一个哲学家越敢于独特地超前思维,这种语言的危机就会越能被感觉到。如果一种语言方面的冒险和力量能进入这样一些人的语言中,他们能共同思维和继续思维,也就是说,它们能使交流的视野不断运动和扩展。得到照亮,那么它们就是适得其所。哲学语言概念、术语是在建造对象的过程中运动着的。犹如哲学史上的“三次转向”和有学者提出的“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因此,一种哲学思维的地位取决于它对于破除所使用的传统的哲学语言所体现的僵化程度上。哲学语言概念历史地走来,它在历史翻转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断地超越自己,或生成出新的概念,或赋予其新的内容与意向。哲学语言不断地打破自身的逻辑规定性,冲破既定的界限,故而哲学语言在“规定了的否定”中和“涂抹”掉它时,才能使它在动态中得到发展。所以,哲学语言是一个开放系统,正是由于它的“创造性”与“开放性”,促使着哲学思维的深化和进步。

2.从横向上看:每一个民族的哲学语言是开放的。对于共同的、绝对的“哲学世界”来说,它总是寓于在局部的、相对的“哲学世界”之中,它总是以局部的、相对的“哲学世界”反映和表现出来。尽管一种语言有其所表现出的一种“视界”,有着一种可理解的范围,但这范围是有弹性的,不同的哲学语言是可以通过主体相互学习、交流而达到相互理解、相互融合。伽达默尔认为,世界是独立存在的,但它是通过语言而呈现出来的。“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因为它进入了语言之中。语言之所以真实的存在,也只是由于世界再现于语言之中。每一民族的哲学语言引导着相应的哲学思维所获得的成果,即思想所再现的是某一“世界”,也可以说,这个“世界”再现于该民族的哲学语言之中。然而,每一个哲学语言的世界都潜在地包含着其他的语言世界。在哲学语言的融合中,每一民族的哲学语言世界都能够把自己的语言扩展到其他的哲学语言世界之中,反过来,每一种民族的哲学语言都在吸收着其他民族的哲学语言进入到自己的语言世界之中。同时,也促使着哲学思维方式的融合。这种融合并非是一方“吞噬“另一方,而是在哲学语言世界背后隐藏的统一性中,于保持各自相对独立性中发展自己。由于哲学语言的这种创造和发展的多样性,才形成了语言世界的统一和融合的动力,使哲学语言更加丰富,哲学思维更加深化,哲学更加深刻而高远,以至生生不息。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语言的扩延、融合,以至思维方式的“融合”现象。如,印度佛学传人中国,先行者最初接受的是梵文等其他语言文字,然后通过语言的转换,出现了许多以前中国哲学中没有过的语言概念,人们把这些新进入的语言概念融入到具有汉民族特色的哲学语言世界之中,并促使佛学思维方式融合进来,更加丰富了汉民族哲学的传统特色。也使中国哲学思维和中国哲学动态地向前发展。后来有西方的传教士和其他有关人士把西方文化(自然包括语言文字)传人中国,(中国人也走出去,把西方的文化引进来。)近代以来的中国不但有西方音译的概念被引进,也有通过语言的转换,出现了许多中国传统哲学中不曾有的概念。当然,近代以来,传人进来的西方近、现代思潮虽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还需进一步融合,但我们的语言世界已在不断地扩大,思维方式也在悄然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在西方近代以来,东方的思想通过语言的渗透与转换,从莱布尼茨到伏尔泰,从德国的浪漫派到叔本华,从爱因斯坦到玻尔,一直到当代西方许多自然科学家,都最初通过“语言世界”,而从东方思想和文化中吸收过营养和受过启发。特别是从西方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思维转向中可见,一些重要的哲学派别,如尼采的意志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等,在保持西方传统的同时,吸收了东方的思想。从而具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这种保持自己相对独立性的“语言世界”及思维的融合给西方思想、文化的创新发展同样注入了活力。

如今,“全球化”成为倍受人们注目的问题,它不仅是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其中包含语言和思维方式。当今,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与交流越来越加密切,语言的密切交流自然也在其中了。各民族的语言不断地相互吸收,甚至逐渐地“融合”,如我们吸收一些外来语,外语中也在吸收“中国式”的用语,犹如2010年的“两会”,以拼音的形式"liang hui”出现在英文中。以前在国外的报道中,经常把“两会”说成是“中国的两院”,后代之又出现了“中国的国会”(China's top Congress)和“中国的最高咨询机构”(China's top Advisory Body),这些译文使许多外国人很难搞清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方式。而lianghui”不同于西方概念,这是一个新词,外媒意识到仅用西方的那套政治词汇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民主政治运作程序。中文拼音的运用,标志着一个含义与西方概念完全不同的新词出现了。今后,像类似“两会”这样的新词用多了,会有更多的人通过这些词汇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当然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流行语的中文词汇有许多进入了“英语”之中。如今,具有权威性的牛津新词典里加进了2000多个新词,其中包括中国汉字“嗲“的拼音dia等,还包括其他民族和现代网络中的语言。这里,不仅是政治及其他类词汇的相互渗入,也包括着哲学词汇的相互渗入。形成语言的“融合”。但是这种“融合”,或说“语言的统一”,“不可能是一种实体的统一性,而必须更确切地被定义为一种功能的统一性。这样的统一性并不以任何质料的或形式的同一性为前提。两种不同的语言,无论在它们的语音系统。还是在它们的词类系统方面可能都代表着两种相反的极端,这并不防碍它们在语言共同体的生活中履行同样的职务。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手段的差异性,而是它们在目的上的一致性。”这种“融合”不一定是以牺牲民族语言为代价,而形成全世界统一的语言和“普遍的语法”,而是一则,吸收外优,发展本民族的语言;二则,各民族越来越多的人们都在扩大交往,学习外语,而且异族通婚日益增多等,不远的将来世界上多数人们至少都会两种语言,这自然会影响到思维方式的变化,或说,思维方式走向了一种新的“融合”。

各民族的哲学也是通过哲学语言而相互理解,透过“语言世界”进而了解其思维方式和思想内涵。由此人们寻找着将西方的“逻辑”和东方的“直觉”、“体验”融为一体的思维方式。人们正在突破着原有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冲破某一思维模式的“极限”和“范围”,实际上,许多哲学家正在进行着这样的实践。

篇(8)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124-05

语言哲学之于语言学的母胎关系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1]进行过论述,然而,真正实质上就语用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详细阐述的是俞东明的《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说略》一文,它对语用学的哲学背景和语用学的两大流派,“形式化”和“非形式化”方法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2](P105)此后,江怡[3](P1~9)梳理了语言哲学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的发展过程,崔凤娟[4](P67~72)的《语用学的哲学维度》一文梳理了伴随语用学诞生、发展的主要哲学思想,特别是符号行为哲学、日常语言哲学,以及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语用学思想。本文将从哲学的语言转向谈起,从“元语言”,即“自然语言”,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以及人在语言哲学中的位置入手,探寻语用学的源起。

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之对博

(一)哲学的语言转向

语言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从哲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的思考、研究是为广义语言哲学;在分析哲学框架中产生,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以建立数学、数理逻辑式的精密科学和揭示语言外人的世界为目的研究是为狭义的语言哲学。[5](P43)人们普遍认为,本体论是古代哲学的中心,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的中心,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语言转向。哲学家们发现对于存在和认识的研究的关键在于对语言意义的洞悉,正如阿佩尔的说法:“哲学归根结底是对语言的思考。”[6](P13)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都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强调语言哲学的研究。[7](P2)

20世纪初数理逻辑的迅速发展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动力。语言转向的发动者弗雷格(G.Frege) 、罗素(B.Russell) 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 都是数理逻辑学家,他们都是借助于数理逻辑方法进行推理,设计使用“人工语言”,借以排除自然语言中修辞类的内容以及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逻辑的主要目标是论证形式化,而哲学的语言转向动力之一就是对哲学问题分析的形式化程度的不足感。

(二)作为哲学语言的人工语言

1.形式化的人工语言

在中世纪,逻辑学和语法学是完全纠合在一起的。[6](P22)句法比语词意义容易形式化,所以,逻辑学从一开始就与语法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新逻辑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以数学为基础,因此,“数理逻辑”是现代逻辑的本质。语言哲学正是在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作为从数理逻辑起家的语言哲学家,费雷格的论旨同样充沛着对世界和语言的形式化。罗素的“逻辑原子论提供了一个语言和世界同构对应的模式”。[8](P57)

弗雷格和罗素均认为自然语言有着两个主要缺陷:(1)自然语言有含糊性和歧义性,认为日常语言词义含混,逻辑混乱,因而它不能成为表达思想的完善工具;(2)自然语言不清晰,它的表面语法形式掩盖了它的真正结构,即作为形式的逻辑结构。[2](P102)在弗雷格和罗素思想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前期提出了一种精密演算、以分析和解释为研究方法的人工语言哲学。人工语言学派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混乱不堪,主张抛弃自然语言,仿照数理逻辑另创一套理想的人工形式语言代替日常语言, 以根本消除科学、哲学表述中的含混和歧义。[9](P15)在这种语言中,句法均遵循数理逻辑而严谨地构成。从意义的角度来说,人工派主张“真值意义论”,“人工派的‘真值’立场是和他们要用数理逻辑来对语言进行精密的形式化研究的主张相一致的”。[9](P15)

2. 语言与世界

从费雷格(1892)的《论意义与指称》(On Sense and Nominatum),到罗素(1905)的《论指称》(On Denoting),再到斯特劳森(1950)的《论指称》(On Referring), 无一不是在追寻和探索语言与世界的对应。

海德格尔强调逻各斯、语言和存在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语言就是存在的住所。[7](P28)“语言是存在的住所”正是语言哲学所揭示的语用与世界的关系。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建构。“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语言的世界”是语言与世界关系最核心的表述,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集合。在他的哲学观念里,“命题是事实的逻辑图像”,由命题而成就的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由此可见,前期维特根斯坦关心的其实并不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是语言自身的逻辑构造问题:由于语言与实在之间具有同构关系,因此研究语言也就是研究实在。[3](P4)

(三)自然语言的哲学回归

逻辑主义在早期语言哲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此后也一直是语言哲学中的一条主线,[6](P24)但逻辑语言,或者“人工语言”,终究是人为定义的、高度形式化的、两极化的表现世界的手段,其中缺乏人的情愫、未能描述人际互动中模糊的边缘地带。

1.日常语言学派

日常语言学派也称语言分析学派或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可见,语言分析是这一学派的重点。其实,逻辑语言学派同样重视语言分析,只不过逻辑语言学派所进行的语言分析,其分析介质为逻辑符号,以数理逻辑为手段,“往往忽视自然语言实际用法中的微妙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意义区别”。[6](P194)日常语言学派认为逻辑语言学派并没有给出日常语言中任何表达式的逻辑,因为“日常语言本来就没有这种精确的逻辑”。[10]日常语言经常出现歧义、含混和混乱,这一点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并不否认,但他们认为,日常语言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即以自然语言作为哲学问题分析的元语言。可以说,日常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是逻辑语言学派形式极化的必然反转,是对于其过度形式化而致使研究内容缺失的补充,也是在语言研究过程中的人类的自我回归。

2.自然语言是哲学的元语言

哲学与逻辑的并行致使哲学家需要一种高度精确的语言,弗雷格、罗素以及前期的维特根斯坦,都希望有一种符合逻辑的语言系统表述和分析哲学命题,以避免自然语言的“两个主要缺陷(含糊性和歧义性与不清晰性)”。[2](P102)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摩尔、赖尔、奥斯汀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批评逻辑人工语言学派,认为他们忽视了语言中包含的很多重要的逻辑差别,径自把自创的逻辑格式套用在自然语言上,从而他们的语言分析只不过得到了他们自己一开始放进语言里的东西。[6](P194)显而易见,自然语言是日常生活、工作、思考的语言,它本身就是完善的。

因此,日常语言学派之于自然语言的元语言哲学转向是必要的、必然的。这是因为在人工语言的设计和兴起以前,语言分析的介质从来都是自然语言――自然语言是哲学思考的初始语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对攻,就孰为初始的问题而言,稍加思考便可得知:人工语言作为被人赋予特殊意义的符号,其特殊意义是人通过自然语言赋予的,并需要自然语言作为介质进行解释、说明以及传播;反之,人工语言则无法作为通用语言进行解释自然语言。这是其一。其二,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维活动,是对世界的探知活动,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活动,是对所有科学的基础的探求,同时也是探求世界和科学的方法论。哲学是客观的、是形而上的,归根结底是一种以自然语言为依托的一种活动。无论是对世界的探知,还是对所有科学基础的探求,还是一种方法论,哲学的活动实施不可能依赖人工语言,究其根本,哲学活动是依赖于自然语言进行的,因为人工语言的定义介质终归是自然语言。人工语言如意欲流通而成为非某(些)人的私有语言,亦更是无法独立于自然语言的传播要通过自然语言来传递。因此,自然语言是“我们由之出发的最初之言”,[6](P205)而哲学的语言最终只能回归到自然语言。毕竟,“语言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揭示外在物理世界,而应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后者包括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11](P4)

3.人的哲学地位回归

“当我们学习语言,我们便是在不断地接近一些人所谓的‘人类的本质’,它是人脑的显著特性,是人类独有的,是与作为个体和社会的人在任何关键阶段不可分割的”。[12]当语言成为人独具的特征,语言便无法脱离人而独自同构世界,因为人是语言无法摆脱的介质,更是它发挥任何作用的主控者。日常语言才是作为分析和描述的实质性的介质,因为人具有“意向性”,因此人使用的语言同样具有“意向性”。可以说,语言即便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的启动装置仍然是“人”。

赛尔(J.R.Searle)是当今世界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奥斯汀(J.L.Austin)的学生。赛尔的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为哲学的语言回归至“日常语言”进行了有力有据的论证。

第一,语言的意向性。意向性是为许多心理状态和事件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性质,即这些心理状态或事件通过它而指向(direct at)或关于或涉及世界上的对象和事态。[13](P1)人的心灵的意向直接导致其语言对世界的组构,如果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未遇过心地邪恶的人,那么在他的世界里,就没有诸如“邪恶”这样的语言,即便在他的世界里突然出现“邪恶”,他也无法找出相应的语言去对应这种非其意向的世界。赛尔列出了一些表示意向状态的例子,如“信念、害怕、希望……热望、消遣和失望”。[13](P4)意向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因此,当哲学遇到“语言”,也同时遇到了“人”。

第二,语言的可表达性。任何意旨的内容都可以表达的原则,赛尔称之为“可表达性原则”。[14](P19)正如语言的意向性源于人的心灵的意向性,人所表达出的话语同样源于人的意旨。在实际上不可能确切地表达自己意旨的情况下,原则上也是可以确切地表达自己意旨的。[14](P19)可见,赛尔对于人与语言的关系中对人的主控地位的认可。

第三,语言的规约性。按照赛尔的观点,语言不仅与意向有关,而且与惯例或规则有关。如同象棋一样,语言涉及惯例问题;不同的人类语言,可以互相转化,可以看作同一潜在规则以不同的惯例实现。[14](P39)孩子刚学说话,会说“吃水”,会说“没怕的”,是掌握了语言规则的大人教会孩子说“喝水”“不怕的”。惯例也好,规则也罢,均为人的意向的产物。有人才有惯例,有人才有规则,因为是人能动地进行规约。

三、语用学的源起

(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转变的标识性论著。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主张,语言是世界的一种反映,即他的图像理论。而他在《哲学研究》中则认为语言是一种和其他行为纠织在一起的活动,即“语言游戏说”,这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观点。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从“图像映射论”到“语言游戏论”,维特根斯坦经历了截然的哲学观点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他从逻辑中抽离,转而力图通过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来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可以发现,维特根斯坦已经距离语用学咫尺之遥。《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提到了“意义即使用”这个观点。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15](P28)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使用比作游戏。他认为,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等一定有某种共同点,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家族相似”。[15](P42~43)“语言游戏”一词在这里旨在强调: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15](P15)各种游戏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语言游戏就是人类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也是生活方式。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排除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

哲学界对于陈述之言(statement)所做的描述或陈述,一直以来,只有真实或谬误之说。在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之前,“哲学界一直认为陈述之言应该具有可验证性”,[16](P2)奥斯汀(1962)对哲学界语言研究中的这种一贯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许多陈述之言只是貌似陈述,而实际上并不是以坦直地叙述或者传递相关事实为目的。据此,奥斯汀早期把句子区分为叙事句和施为句。前者陈述事实,与真值有关;后者通过所说的话语来进行某种行为,并不描述世界,与真值无关,但可以恰当性进行区分。

奥斯汀虽然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但“未能找到区别这两类话语的句法形式上的标准”。[17]因而,他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三类: (1)叙事行为或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行为,主要是发出语音、说出单词、句子;(2)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在说话这一动作的过程中实施的行为(传达某种目的如: 警告、命令、问候等)”;(3)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动作所带来的后果。[16](P94~108)在这三层意义中, 言后行为是他的理论的核心。同时,他还强调意义对于现实语境的依赖,离开了具体语境,单纯的意图、意向不可能构成言语行为。言语得当与否不仅依赖于词语的本身意义,更加依赖于在特定的现实语境下的目的和意图。[16](P145)

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不仅把人们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作为哲学问题探究的对象,同时使“人”所想要的后果作为意义释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历代哲学家对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智慧思考中,终于“人”这一从未脱离但又从未被注意的在语言与世界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得到了相应地谙思。他的哲学研究新方法打开了语言学家的语用视野,为词语的意义注入了语境的释义,言语行为理论成为语用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可以说,是“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使语用学蛰生。

(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然而,奥斯汀所强调的并非“人”,而是人所存在的语境。真正把“人”作为思维和意义建构的主体,置回于他理应存在的位置上的人是哲学家赛尔。

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虽缺乏明确的标准,但他的“以言行事”的观点却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赛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奥斯汀的分类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类,并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赛尔(1976)指出奥斯汀的分类的不足之处,并找出了不同的言语行为相互区别的12个侧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point),适从向(direction of fit)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expressed psychological state)。赛尔(1969)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14](P16~17)根据赛尔的观点,语言实际上是“人”自行规定的活动,并且是有“人”各自的意图的活动。除表达“人”各自的意图而外,言语行为的“适从向”以及“心理状态”应充分思及“利他”的初衷和心理需求。虽然“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是‘利他’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开始讨论不同动机所产生的行为”,[18](P40~41)虽然此处的“利他”仅限于满足语言听众的心理需求,而无疑,这是语用学源起的心理需要。

(四)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

哲学家格莱斯把意义区分为“直说的内容”和“含蓄的内容”,并认为“隐含而未直白的内容”与行为有关。所谓直说的内容,是指话语的意义只需要进行表层的理解,并不传递意图;含蓄的内容是“用意”,话语的意义不能只能停留在表层去理解,含蓄的内容是传递说话人的意图。例如,“It’s cold here”,字面含义是“冷”,其“含义”可以传递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关窗、开暖气或希望离开此地等意图。格莱斯认为,说话人发出一个言说具有“含义”或“用意”, 当且只有当说话人发出的言说试图在受话人那里引起某种效果,受话人理解了说话人的意图并使该意图真正地实现。格莱斯认为,在交流过程中,交际者的交流意向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共识,具有共识是交流成功的重要前基。这说明,在日常语言中,句子的意义并不等于它们的命题内容,以逻辑语言抽象而出的真值与日常话语中的逻辑概念也并不完全对等。例如:“她怀孕并结婚了。”和“她结婚并怀孕了。”两个句子真值条件相同,但句子含义不同。格莱斯研究的重点在于“非天然意义”, 即非字面意义或字面以外的意义,需要依据语境对话语进行语用分析而得。

格莱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交际者在交谈时都遵循着一个原则,即相互配合。交际者在参与交谈时应说符合你所参与交谈的时机和公认目的或方向的话,这就是他提出的言语交际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其中包括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19]。格莱斯认为,交际者在言语互动中须互相合作,合作使交际直接而高效。然而,交际者往往在交际过程中违反某些准则。例如:“A:电话响了。”“B:我在刷牙。”B的回答听起来是所答非所问,违法了关联准则,实则是说明不能去接听电话的原因。此时,B的回答究其合作的层面来看,不合作是表相,而合作才是真象。 因此,违反了某一准则的合作方式,正是非天然意义的潜伏点,这也是推导“会话含义”的语用分析程序。

格莱斯在假设合作原则成立的基础上,效仿康德的量、质、关系和方式这四个哲学范畴,进一步区分了四项基本准则。该哲学理论启动了语用推理模式,扩大了人类语言的“意义”的范畴,进一步巩固了元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为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哲学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再转向语言从而研究语言的意义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哲学一直都在不断地追寻真理。随着奥斯汀、赛尔和格莱斯等哲学家对语言意义的不停探寻,“人”的意向因素回归哲学,语用的语义成为哲学于语义新的中心。语义的语境化、语义的意向性变成语义的真理所在,并催生了语用学。

本文对语用学的哲学源生背景进行了梳理,发现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在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探讨过程中,“人”的因素有着由缺位到归位的过程。语用学的蛰生主要源于“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奥斯汀的“以言行事”以及塞尔继“以言行事”之后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理论,语言哲学最终成为一种在哲学界可以独树一帜的学科、并独立于语言学的哲学理论, 进而直接导致了语用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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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语言哲学研究内容的转换

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外语界相关学者在语言哲学方面对西方主流思想研究比较清晰,阐述也足够详尽,应该说对语言哲学问题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但由于研究目的等范式的转换,要求后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应开拓视野,逐步丰富,并且应该体现我们本国的研究特色,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语言哲学的特有魅力。从我国的语言哲学研究来看,语言哲学既重视语言形式,又比较看重语言的功能,注重语言中内含的哲学思想表达。春秋时期墨子就十分强调并重视言语的成事作用,主张“取实予名”,即把名称这样的概念推及现实的思考,注意事物变化及其他因素的逻辑关系。另外,儒家的孟子就十分重视语言的伦理意义,注重语言表达的道德哲学功能。孟子曾经指出: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说明语言不详实、没有好的内容,没有达到内容充实饱满,是语言表达的不当。这里就传递了语言哲学中的伦理问题。如果语言缺乏道德标准,所以表达的涵义不会深远。我们总是倡导学以致用的理念和为我所用的方法论,这与西方的语言哲学观有所不同。这也必然在语言哲学研究方面要与西方的发展方向分道扬镳。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后语言哲学应该体现语言哲学功能和中国特色,体现中国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应该是开放和多元的,既要立足语言学的本身,又要关注语用学发展;既要关注语法逻辑,又要分析推论反映出的哲学问题,并且要继承和借鉴已有的优秀研究成果。如对于语用研究中语言的伦理研究,就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有学者用语言哲学视角分析了礼貌用语表达方式,既以后现代视角指出礼貌的动态性和两面性。语用语言礼貌(pragmalinguisticpoliteness)独立于语境(context-free),主要包括句法、词汇、语义、音系特征等语言选择,礼貌表达就是如何使用它们,这属于语用学与语言学之间的问题;依赖语境(context-sen-sitive),这是在社会文化语境下因人际距离、受益与受损、权力与义务等因素影响下语言选择的恰当性,涉及一定的社会规约,这属于语用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问题。

以上研究说明作为哲学伦理学层面的礼貌问题的语言现象具有多维性,存在与我国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契合问题。另外,要注重古代语哲思想的探究,把英语语言现象与中国的哲学很好地结合。如英语字母本身就隐含中国传统的五行八卦原理。英语中元音字母A、E、I、O、U代表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模式;中文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分类组成世界的物质,正与英语元音字母相对应。这种研究紧贴哲学源头,有内涵、接地气,意义深远。

三、后语言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

语言具有共融性的特征,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尤其现代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语言成为了重要的信息载体为人们广泛使用,那么语言哲学涉足的范围会不断扩大。相应地,语言哲学研究也会随着这种发展趋势,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成果对某一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即跨学科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就是语言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合璧与贯通。如从语言哲学及翻译的契合点寻找新课题的跨学科研究方面,朱志方教授从语言进化论视角重新审视了蒯因的翻译不确定理论,提出了异族语言不可能没有指称个体的语言手段的论断,证明了蒯因翻译的不确定理论存在缺陷。进化理论为此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佐证,这也表明了多学科参与语言哲学研究可以使问题的解决更有说服力。一般认为,语言哲学研究就是涉及语言学和哲学理论,没有机会运用其他方面的学科理论。但哲学作为解决人类一般问题的学科,给我们以整个世界及人生之解释,仍然可以有机会与其他学科结合,提高语言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各个学科有各个不同的视角,可以提供语言哲学开放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准备。其实学科划分以人的认识对象为依据,事物存在的本身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一定的事物需要多学科的解释。我国以往的各级各类教育在人文精神方面有所欠缺,缺乏开阔的视野。也就是说,研究语言哲学必须掌握其他跨学科理论,打破学科封闭,这可以为语言哲学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根基。

四、后语言哲学研究思维的转换

(一)坚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我们知道,语言哲学兴起和发展于西方,大量已有研究成果含有西方的思想基因,其中,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对于语言哲学研究本身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也提醒我们,在后语言哲学研究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用科学的逻辑方法解决问题。费尔克劳福(Fairclough.N.)认为:“话语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的使用的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话语即社会实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还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语言同样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样,我们就必须紧跟实践的发展,深刻认识和辨别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用好语言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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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在规模和效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高度。“信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而信息的运行和交流无论采用何种传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的,因而又称这个时代为“语言的时代”。

一、产生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特点是要求排除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尤其强调以数学和逻辑作为研究的基础与规范。

二、发展

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说,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都植根于语言学中。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等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作家的写作相当于进行语言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把文学看成一个类似语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把研究的目标从个别文本转向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符号象征意义等。结构主义文艺学可以说是和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最密切的产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芦,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都因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而有利于它们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与此同时,过分地看重了语言因素机械地搬用语言学模式,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几乎在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划了等号,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把生动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规则;把文学封闭成孤立的自足的现象,就语言本身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动力,切断了它与现实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就等于切断了文学的源泉和生产线,使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海德格尔的语言论所标明的方向,在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语言学转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线人本主义思想的亮光,对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折

1966年,德里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他那篇引起轰动的《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在其走向高潮之后开始走向瓦解。德里达破坏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激烈地否定结构主义者苦苦追寻的元语言结构的存在,开创了全新的否定思维方式,他不仅将语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构主义的颠覆策略在知识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结构主义阵营内徘徊的大师们一夕之间纷纷倒戈,罗兰·巴尔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被成为“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出现了四个特点

:语言学模式、解构思维、跨学科实践和政治化倾向。解构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各种批判性文学研究方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构方法在批判过程中的显着效果又使各理论批评派别对它情有独钟,受现代语言学革命的影响,广大人文学科纷纷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寻新的研究范围,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语言学为桥梁,各学科间的融合成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个交往对话的时代,文学研究日益要求扩展其视野,打破学科间的垄断状态,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

四、阶段性

关于“语言论转向”,多数论者是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解释的,认为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时期为: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本体论时期,从近代到现代的认识论时期,从现代开始的语言论时期。两次转向为:近代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的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笛卡尔的怀疑论哲学揭开了第一次转向的序幕,现代分析哲学揭开了第二次转向的序幕。从第一次转向到第二次转向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会讲话的人,与这个顺序相应的哲学过程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

可“语言论转向”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发生了? 20世纪的哲学之所以由认识论转向语言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语言的时代,语言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论转向”体现了20世纪哲学对“语言”这个时代课题的积极的回应和主动的承担,标志着哲学在现时代的重大进展,尽管要解决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

既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语言的时代,既然在这个时代里,语言学以其划时代的空前进展而成为领先的学科,哲学中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那么,受这一切的影响,在文艺学、美学领域里出现了对语言的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当然也就出现了文学语言的研究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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