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1）

我国作为历史大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结合发展旅游行业。我国传统文化对旅游行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当前将自然与人文结合起来的旅游已经成为旅游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无论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还是对旅游行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结合旅游元素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经过历时的积淀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相应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人文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所以，可以影响旅游行业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通过二者的相辅相助，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并推动着旅游行业当中的人文资源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作用

 

旅游管理理念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旅游企业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同时注重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高旅游企业的管理水平，并且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旅游管理理念的当中。

 

(一)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树立正确旅游管理观念的重要思想。在旅游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应当与我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保持一致。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重要管理思想，发挥以人为本思想的注重性，提倡贵民的民主思想，从而促进我国旅游行业可以持续发展。

 

(二)以和为贵的管理模式

 

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和为贵，只有在旅游企业的管理模式当中注入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才能提高旅游企业的凝聚力。只有打破传统的旅游管理模式，将旅游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传统的硬性管制的管理模式抛弃，采用含有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管理模式，促进旅游企业的发展。

 

(三)以德服人的管理方法

 

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德服人，通过将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与以和为贵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通过以德服人的管理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融入到旅游企业管理当中，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管理水平，促进旅游行业持续发展。

 

三、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理论构建的影响

 

(一)加强旅游资源中精神文化的挖掘

 

旅游行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概念也不仅停留在对景色的欣赏，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追求旅游区域的精神文明感受。所以，在对旅游企业管理理念的构建过程中，需要在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旅游项目投入资金，满足当前人们的旅游需求。在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注重结合当地旅游特色以及传统文化，通过不断的完善与进步，为旅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对于历史建筑，应当注重定期进行维护，在挖掘其价值的过程中，注重对其中精神文化的挖掘，将历史建筑中含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宣传与推广，带动旅游行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二)对文化旅游区域进行合理规划与管理

 

旅游行业的发展会带动当地旅游区域附近的金融、食品、商贸、住宅等多方面共同发展。在对城市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体现出当地旅游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对历史性的建筑进行规划或者扩建时，应当注重生态环境的建设，而不是对古城本身进行改造。在建设规划过程中应当注重将景区内部的绿地率与森林覆盖率设为规划建设的重点。通过科学合理的旅游管理模式，对旅游区域进行实质规划，促进旅游行业的持续发展。

 

(三)做好传统文化旅游管理理论的推广工作

 

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发展的精髓，在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时刻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对旅游地区的旅游者、居民与相关工作者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工作，提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在旅游景点的开发过程中，需要将旅游推广融入到传统文化当红总，通过开展展会、文艺活动等形式加大对传统文化的推广。同时可以利用我国传统的节假日对 我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宣传，将传统节日当中的人文文化、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元素介绍给旅游者，在提高旅游行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提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人文。

 

四、结束语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2）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06504

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漫长历史演化的民族文化，汇集历史上各种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集萃中华传统各领域特色技艺，反映中华民族自身风貌与特质，体现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持续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灵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国在国际上作为旅游目的地树立良好形象、展示独特魅力、塑造价值品牌的必有途径。

1传统文化与国家旅游形象境外推广的关联

1.1溯往：基于传统文化的差异性一直是我国国家旅游形象境外推广的核心吸引

早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地理大百科全书》就曾指出，旅游与文化密不可分，各种形态的文化均可以成为吸引旅游者的因素。我国传统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多样的形式一直是我国入境旅游中对外着意展示的核心吸引物。从现阶段国家旅游形象品牌化实施主体国家旅游局的各种外宣资料，各地各级旅游主管部门的旅游资源外宣文本、海外合作旅行经销商主推的旅游路线，无不深刻有“历史”、“文化”与“遗产”烙印。同时，国外旅游指南如《探索中国》、《孤独的星球》等，其对中国旅游的展示也无不对中国传统文化浓墨重彩，如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苏杭的亭台楼阁、保定的北方特色民居、北京胡同人家的鹦鹉笼子、妖娆华丽的丝绸、各色纷呈的小吃，无不吸引着古往今来纷呈沓至的海外游客。另一方面，境外受众的认知也对其进行了佐证，如2007年美国CNN新闻集团委托Synovate咨询公司完成的《中国旅游业全球认知》、2008年南卡罗来纳大学受中国旅游局委托完成的《美国“婴儿潮”旅游者的出境游意向对中国的印象》等调研结果表明，“历史遗迹”、“自然景观”、“艺术文化”、“传统节日”等具有较高知名度，是受访者最感兴趣的。《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3》显示，对于国外游客而言了解中国特色文化以及游览观光仍是主要目的。Google于2013年7月的《中国入境旅游白皮书》同样显示，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最让国外游客心动。总而言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性是我国入境旅游在国际视阈中一直以来的核心吸引。

1.2观今：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内涵提升是国家旅游形象境外推广发展态势的内在诉求

信息传播方式、大众获取信息媒介偏好的变迁，使旅游境外推广方式也随着发生深刻变化。当今依托新媒体和事件营销的智慧型推广已成为重点。我国旅游市场推广部门针对目前这种新态势，对于国家旅游形象的对外推广也在由粗放静态推广开始着力发展为集约动态推广。在“美丽中国之旅”的国家整体旅游形象统领下，在传统国外旅游展会和旅游推介会的基础上，一方面逐渐注重依托新媒体开展靶向度、精准度更高的境外推广活动，另一方面，在常规境外推广的同时寻找机会利用公众关注事件借势引爆，以较低成本获取国际受众的高关注度。前者如2013年启动中国旅游海外推广网站，开设Facebook与Twitter账号，上海、青岛、辽宁、新疆等地推出旅游政务网的不同外语版本。后者如较早的如基于北京奥运会开展的“2008北京：中国欢迎你”活动，近期的如2013年“诗画浙江”LOGO全球征集活动等。推广活动是一种外在的展示形式，其魅力的深层支持来自于其旅游业自身各层次各环节的内涵支撑。旅游作为一种发展和享受性消费，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消费功能，是一种生活消费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的较高层次需求消费。这种精神消费需求赋予旅游业“灵魂”即文化的特殊重要性，而基于传统文化的差异性一直是中国旅游在国际视阈中的核心吸引。因而，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赋予旅游产品传统文化魅力内涵，给予国家旅游形象境外推广的内在支撑，是当下纷繁旅游境外推广活动提升效用的内涵支撑诉求，也是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驱动力来源。相反，失去文化特质内涵的推广活动就只能不断地流于形式炒冷饭。

1.3展未：传统文化将是入境旅游新常态下国家旅游形象的内核

随着“改革红利”成为新一轮旅游的主要驱动力，我国入境旅游将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迈入到稳健理性增长的新常态。未来，休闲旅游日趋发展成为全球大众的生活方式，民众更倾向于选择基于差异性的相似性旅游产品。基于此，我国国家旅游形象的境外推广在基于差异性的历史遗产展示的同时，将同时注重基于相似舒适性的社会文明、国家富足的国家旅游形象的展示。在以往的基于自然人文遗产的旅游形象宣传中，中国传统文化自然是不能缺席的，但是在未来旅游新常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角色仍然不能弱化。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继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是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内核。原因有二，其一，国外游客翻山涉水，不远千里万里远足中国，追寻的肯定不是滥觞于自身国度司空见惯的文明的重现。追踪所有文献结论或调研成果，对于所有来中国的西方人而言，在众多吸引物里面，最突出的当属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世界上幸存的最古老的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文化”，对西方旅游者最有吸引力的形象要素应该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即使是在以休闲度假为目的的旅游行程中，基于文化底蕴的舒适性休闲才能提供满足游者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消费需求。其二，“传统文化维度，打开的是旅游者重新审视中国的新视野、新的理解渠道”。入境游客通过对中华民族辉煌文明的感知，输入视阈的不仅是传统文化，还有现代文明，其给存在中西文意识形态隔阂和抗拒文化“殖民”输入的国外受众提供了可能性的中国文化进入路径。入境旅游者在审视其他民族历史上的智慧和创造时，也会激发其跨越狭隘民族主义偏见的对于人类共有伟大历史痕迹的认同。2013年“美丽中国之旅”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国家整体旅游形象，其不仅涵盖“自然美、人文美、生活美、饮食美等多个方面”，也涵盖历史美、文化美等方面。基于此，未来入境旅游新常态下，传统文化仍然是国家旅游形象的内核。

2基于旅游境外推广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国家旅游形象境外推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有深刻影响，旅游海外推广活动推动的国际视阈下国家旅游现象的最终呈现，是传者引导形成的底版形象和受众的游历修复共同作用最终形成的结果。基于此，结合旅游境外推广活动过程中的不同环节构成，基于旅游形象载体（旅游资源开发和产品塑造）、特殊传者（出境游客）、实地受众（入境游客）三个域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承继，以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协同促进国际视阈下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塑造与提升。

2.1基于形象载体的传承：旅游资源开发和产品品牌塑造

旅游文化是旅游吸引力的源泉。基于传统文化的差异性一直是我国入境旅游的核心吸引，是各种调研中境外潜在消费者对我国旅游较感兴趣的存在，也是适应旅游未来发展态势的产业内核。

（1）结合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旅游产品开发。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全球视野中无可比拟的人文遗产。其范围广博，涵盖哲学宗教、文化典籍、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社会风尚、文物宝藏，衣食住行等多个领域；其形式多样，宗教类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艺术类如兵马俑、石窟、玉雕、壁画、书法等；民艺类如福建舞龙、唐山皮影、平遥泥塑、山西面塑、北京糖人等；戏剧类如昆曲、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河北梆子等；建筑类如北京故宫、苏杭园林、徽州民居、湘西吊脚楼等；饮食类如川菜、粤菜、湘菜、鲁菜、淮扬菜等。这些我国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形式，是我国旅游产品针对入境游客开发可供依托的重要资源。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基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旅游资源开发，一方面是对长久流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及创造性地开发利用，充分发挥其效用和价值；另一方面，基于传统文化的旅游产品深层隐含的文化内涵可以赋予其于国际市场上更大的影响力和被关注度，也给纷繁多样的旅游外在推广提供内在的持续吸引力来源。

（2）结合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旅游产品品牌打造。

截至2014年6月，我国共拥有世界遗产47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项33项，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项4项。我国拥有的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整个发展历程中传统文化精华的荟萃，也是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其具有的历史记录、文化传承及价值认同等功能使其在国际上具有珍稀性与较高知名度，这使得以其作为旅游资源进行旅游产品开发对于入境旅游而言具有很好的先天条件，但同时其又具有脆弱易损性，因而在开发中必须注意方法和方式。从古村镇、历史街区、城市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视角出发，基于目前已经实施的世界遗产开发模式，如双村、轮休、台前台后、生态博物馆等开发模式，借鉴国外的分区开发、主题开发、游客感知等模式，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融合到一起，打造国际视阈内中国旅游的知名品牌。如丝绸之路、万里长城、香格里拉等经典路线，借助世界遗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承继和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我国旅游的吸引力，塑造中国旅游名片。

2.2基于特殊传者的传承：重视个体符号“人媒介”，规避分裂性表演

国家旅游形象的境外推广中，出境游客个体境外有意无意的与国家旅游形象基调不符的不当表现，会使我国旅游的境外推广活动苍白乏力，缺乏内涵支撑。如中国游客在境外于公开场合大声喧哗、在地铁进食、在博物馆触摸文物或展品等行为，很影响国外受众对我国国家旅游形象的感知与形成。出境游客“人媒介”作为传递国家旅游形象的信息符号的中介物，其重要性一方面体现在其是戈夫曼拟剧论视角下国家旅游形象“剧班”中出场频次最高的“表演者”，另一方面，人媒介在信息符号的互动中不是简单的信息传达与接收模式，而是“在人类行动的刺激与反应之间插入了一个解释过程”，淡化了有关国家旅游形象本身客观信息的重要性，对国家旅游形象的对外展示起到建构和重构的作用，而不是普通的呈现。随着2012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客源国，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这个数量庞大的形象信息传递者群体“分裂性表演”现象的存在会使国际旅游整体形象的海外推广面临巨大挑战。针对部分中国游客境外不文明现象和违反约定法规的行为的频繁发生，仅仅依靠《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等法规制度来强制性解决是远远不够的，应从全社会的角度，承继中华民族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传统道德素养和文明礼仪，对整体国民素质进行提升。

（1）出境者个体符号的传统文明礼仪传承。中华民族向来对文明礼仪比较注重。“不学礼，无以立”，“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权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这些存在于《论语》、《晏子春秋》、《荀子》等古籍对于礼的重要性的描述无不证实着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礼仪之邦。而对于文明礼仪的具体表现，《弟子规》指出“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管子》指出“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礼记》指出“忠信，礼之本也”，《论语?子路》提出“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学而》提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礼记》中认为“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些表述有的涉及衣帽服饰，有的关乎言行举止，有的论及礼尚往来，从不同角度对文明礼仪的外在表现形式进行阐释。当然，外在形式可以随着具体时间和情景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文明礼仪的内涵属于中华民族遗传不变的基因编码，即尊重他人，包括他国的风俗和文化。因此，我国部分出境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诸如2013年韩国济州道警察厅通报的横穿马路、在禁烟区吸烟、乱扔烟头、随意丢弃垃圾、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耍酒疯等，大可避免与自省。而另一方面，我国传统文化里有“入乡随俗”的说法，宋代王安石也曾言曰“礼贵从宜，事难泥古”，礼仪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地域表现形式不同，不同拘泥于刻板旧制，要根据具体情境进行实时变通。如我国出境游客广为诟病的“大声说话”、“聚众拥挤”等现象，基于跨国度跨文化的差异，在争取旅游目的地国民众对我国习俗的理解尊重和避免目的地对中国游客双重服务标准的基础上，我国出境游客也可适当节制，适应目的地的民俗乡风。

（2）社会民众的道德素养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修身的重要性，儒家经典《大学》把君子人格的修养制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自我的“修身”排在首位，认为只有“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注意日常言行的“修身养性”。对于个人为人道德素养要求的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陈弘谋更是提出“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责己要厚，责人要薄”，孔子提出为人的标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些内容围绕的宗旨无不是要求个人要具有良好的修养和美德，宽人责己、谦虚谦让、乐于助人、刻苦自强等，其也正是我们中国民众的优秀品质和魅力性格特征。具备这样修养的人呈现在入境旅游者视野下才于国家旅游形象的建设有益。再者，我国目前国家旅游形象的对外推广是政府主导模式，近年“人媒介”的个体符号作用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其狭义上意指出境旅游者，广义上涵盖中国作为旅游目的地所有于当地生活的中国居民。无论是广义的民众还是狭义的出境旅游者，都应该“修身养性”、“见贤思齐”、“有德有礼”。而出境者作为形象“演出”出镜频率最高、与国外受众直接接触，对于“建构”“重构”国家旅游形象具有重要意义的群体，更是责无旁贷。

2.3基于实地受众的传承：入境者第三只眼视野下的中式生活文化传统承继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6-0023-04

《全国导游基础知识》课本中有关于“中国旅游标志”的解释:“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早有各种旅游图形标志,用以塑造和传播某个国家和城市的旅游形象。中国国家旅游局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和研究,于1983年确定选用马超龙雀作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马超龙雀曾命名“马踏飞燕”。后经历史学家考证,东汉张衡的《东京赋》云:“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后汉书》也有“明帝至长安,迎娶飞廉并铜马”的记载,故正名“马超龙雀”,简称“天马”,俗称“铜奔马”。选择马超龙雀作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其涵义是:天马行空,逸兴腾飞,无所羁缚,象征前程似锦的中国旅游业;马是古今旅游的重要工具,奋进的象征,旅游者可在中国尽兴旅游;马超龙雀的青铜制品,象征着中国数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历史,显示了文明古国的伟大形象,可吸引全世界的旅游者。

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在世界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和震憾力,是中国青铜艺术的奇葩。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旅游大国,中外旅游文化的频繁交流,使铜奔马越来越多地以中国旅游大国的形象展示在世界各国人民的面前。

“天马”凝聚着中国人天马行空的最深层次的民族记忆,饱含着最具民族特色的古朴、典雅的传统美学追求,体现出人类的创造精神、审美理想,展示着人类的生命记忆与精神源泉,是一件空前完美的艺术杰作。

有专家说,文物工作者不应只停留在考古、研究之上,而需要更多地考虑文化遗产的推广、宣传,让看起来高高在上的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大餐,从而实现古老文化的形象传播。

中国出土的文物浩如烟海,惟独铜奔马出土时本身没有名字,由于地位特殊、万众注目,所以,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

“马踏飞燕”与“马踏匈奴”近似。“马踏飞燕”中的“踏”字,有敌视、征服之意。匈奴是汉朝的敌人,可以踏。鸟是“天马”的良友,不是敌人,没有敌意,岂能踏?专家们仔细观察铜奔马后发现,“天马”的蹄子与鸟之间其实是半蹭,并不是踏。

“马超龙雀”中的“龙雀”即“飞廉”,有专家、学者质疑到底是人是神,是兽是禽,古人也无定论,现在争议较大。另外,许多人不知道“龙雀”、“飞廉”为何物。

中国旅游标志是中国旅游文化的图腾,是权威性的形象标志。中国旅游标志有一个寓意深刻、富有特色、简单响亮的新称名和清晰的象征意义,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旅游界、文物界、文化界的热望。只有解决了中国旅游标志的正确称名,挖掘出其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才能把中国独特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传播出去,中国旅游标志晋升世界旅游标志才有竞争力。

一

中国人凡事讲究名正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笔者认为,中国旅游标志需要一个古今中外相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称。

铜奔马是古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古代艺术家创造出了一件极具浪漫主义的、空前完美的艺术杰作,其称名却不具浪漫主义,也不完美。如果没有无名艺术家大胆的想象和夸张,没有天马行空的思维和理念,就绝对没有这件绝世的魂宝。而我们的思路只有小心求证,却没有大胆假说,没有天马行空、风神飞扬的思维结果。

对于这件珍奇国宝的称名,既要忠实于原来创作者的本意,又要赋予符合时代的新含义,要与时俱进;不能拘泥于教条的思维方式和纯考古的观点来命名。

中国旅游标志应该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奥运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之后,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对中国旅游标志的准确称名有着十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奥运会在中国举行是暂时的,中国文化、旅游、体育走向世界,却是长期的。要使中国旅游走向世界,申请世界旅游标志,没有一个美好浪漫、雅俗共赏的准确名字和象征意义是不行的。

笔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认为比较准确的新称名应是“天马赛风神”。

“天马赛风神” 的新称名能准确、完整、传神、科学地体现这件绝世瑰宝的特征,前后贯通、上下完整、浑然一体地反映出“天下第一马”这件稀世国宝的神韵。

天马赛风神是一个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吉祥如意、中外皆宜、极具浪漫色彩的名字,可以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有“天马”、“风神”的形象和描写。“天马”、“风神”的称谓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世界的文化背景是近似的。

“天马赛风神”这个称名是在尊重了几十年来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以及国家旅游局当初选择该文物原意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富于神话传说的浪漫主义的国度,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天上神、人间神、冥间神。中国古代人民不仅生活在现实里,也生活在神话里。神话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具有永恒的魅力,不会因现代科学的进步而减退。审美的魅力来自对源于生命深处的神秘事物的感受,即荣格所说的幻觉型作品。

天马赛风神的称名承载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历史、历史事件和神话传说。“天马”、“风神”、“赛风神”都会给人许多美好、丰富的联想。从《山海经・大荒北经》的“蚩尤作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算起,关于“风神”的神话传说已有5000年了,比天马行空的故事早3000年。

“天马”让人首先联想到天马奔腾神速,像是腾起在空中飞行一样,比喻诗文气势豪放、不拘一格、流畅自然,也指思维的不同寻常的跳跃。“天马行空”这个成语,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深入人心,激发了多少中国人的想象力。

“天马”还让人联想到《西游记》中孙悟空当弼马温在天庭管理天马的神话故事。

“风神”可以让人联想到龙王、风神、雨神、雷公、电母、天神、地神、日神、月神等中国天上诸神的很多神话传说。

“赛风神”象征着胜利,寓意“马到成功”。

二

笔者认为,“天马”是“天下第一马”、“天下最有名的马”、“天下最好的马”的广义概念,不是狭义概念。

“天马”是过去存在的现实主义之马,“风神”是神话传说中的浪漫主义之神。“天马赛风神”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称名。它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谁也未见过“天马”,“天马赛风神”就是“天马行空”的再现。“天马”就是汉武大帝、张衡和李白等历代文人骚客赞美过的“天马”,就是郭沫若、徐悲鸿、常书鸿、臧克家等著名大师、画家、诗人心目中的“天马行空”的形象。

笔者认为,“天马”蹄下的鸟,不是一个具体的鸟,而是“风神鸟”,其实就是风神的化身。中国古人以为“风神鸟形”,故一开始把风字造得像一头美丽的凤凰。风神中国古代亦称风伯、风师,其信仰起源甚早。《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蚩尤作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之句。春秋战国以后,风神信仰逐渐统一,中原一带信仰的风神为星宿,南方一带信仰的风神则为鸟形。风神之职,就是“掌八风消息,通五运之气候”。风是气候的主要因素,事关济时育物,秦汉时就已列入国家祀典。《风俗通义》的《祀典》称,风神“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养成万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报功也”。东汉蔡邕《独断》称,“风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风”。箕星是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之一,此当以星宿为风神。风神现在是旋风的中国名称之一(2000年国际气象组织采用中国气象局提供的十个新的热带气旋名称是:风神、电母、龙王、悟空、玉兔、海神、海马、海燕、海棠、杜鹃)。

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人类在较大程度上仍然受自然界的控制。在观念中,对自然界的力量是敬畏、崇拜的。把自然界的力量偶像化,认为雨有雨神,风有风神,旱有旱魃,火有祝融,这也是宗教的起源。

世界各国崇拜风神、雷神等的例子比比皆是。风神、雷神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日本画家手下,随后成为日本人信仰当中重要的神话形象。印尼巴厘岛因历史上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居民主要供奉三大天神(梵天、毗湿奴、湿婆神)和佛教的释迦牟尼,还祭拜太阳神、风神、水神、火神等。

人们常用风神字眼形容艺术家文采斐然,如风神遗韵、风神超逸、风神萧逸、风神俊朗、风神俱全、风神意蕴、风神气度等。“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师法古,三纸笔佳”。东晋书家王羲之出身门阀世族,风流潇洒,不拘世俗,曾坦腹东床,他的书法亦是“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初唐王勃名文《滕王阁序》千古传诵,传说风神曾助其及时赴会。书画艺术,各有千秋,“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天马行空”比喻文学艺术家诗文气势豪放、不拘一格、流畅自然,也指不同思维。“天马”、“风神”二词都与文学艺术有密切的关系。

许多形容“天马”的文字,都用一个成语“风驰电掣”。《现代汉语词典》中“风驰电掣”的解释为:形容像刮风和闪电那样迅速。“风驰电掣”就是“风神”、“电母”的写照。笔者收集的古代50个骏马的名称,都与风、云、雷、电有关。著名诗人臧克家等人认为“铜奔马”是“踏燕追风”、“天马追风”。“追风”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要追风?追什么风?“天马”追的是风神,“风神鸟形”,才是有形的。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如果离开“风”,就不是飞天了。

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对“天马”称名的认同度较高。争议较大的主要是马蹄下的那只鸟。无论是什么鸟,当初创作者的本意是衬托“天马”的神速。

笔者认为,只有非凡的风神能配得起伟大的“天马”。

“赛”在当今是一个非常时尚的字。每天的电视、广播、报纸、网络都有大量的体育比赛新闻,国内外各种频繁的体育赛事,如“赛马”、“赛车”等等。

“天马赛风神”中的一个“赛”字,把它的古今之义,把“天马”与风神的关联关系表达得完整无缺!

三

《辞海》对“象征”所下的定义为: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要领或思想感情;文艺创作中的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感情。因此,可以说,象征是具体事物与抽象思维之间的一种桥梁,是智力活动(尤其是联想)的结果,是人类具体地、形象地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感情的一种方法。我们只有了解了一个民族对一定事物所赋予的象征意义,才能加深对这个民族的了解;只有了解了一件作品所表现的事物的象征意义,才能深刻地理解这件作品。

马和鸟到底象征什么?我们首先从马说起。马雄健、善良,性温顺而敏捷,善奔跑,马的出现与人类几乎同时或更早,已有近百万年的历史。马分布于世界各国,自古是世界各国用于军事、农业、交通的好帮手。古代人民对马有一种特殊感情,马对人类有独特的作用。根据伦理观点,马是“人最高尚的征服”,马是与众不同的动物,马是坐骑、车辆、船只的象征,所以,它的命运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自古以来,巫术、占卜、炼金术、秘教以及各种神秘主义,都跟象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使象征带有迷信色彩。惟其如此,人类文化才显得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对同一件事物往往赋予不同和相同的象征意义。专家认为,世界许多民族都有共识,马是冥神的象征,因此,具有最积极的意义,冥神象征的消极意义使马成为阴间权力的表现。在农业文明史里,马由冥神变成农神、水神的象征,马作为力量、创造力和青春的意义。所以,在象征意义方面同时属于阴间和天国。马的象征意义延伸到宇宙的两个极端――天上和地下(天堂与地狱)。马轻而易举地从黑夜到白昼,从死亡到复生,从情感到行动。因此,马在一种连续的表现中连接对立国,它实质上是有形的,代表生命和继续,摆脱了生命和死亡中的间断。

马又是和平的起源,在马与人两者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辩证关系,那是精神与心理的辩证关系。这也令人想起希腊神话中“天马”(珀伽索斯)的象征意义,不仅出现全部“天马”,而且还有马、鸟结合体。假若我们进一步去类比,根据马属于上苍的含义,马行动迅捷常使它成为风神的象征。在古希腊神话中,风神(波瑞阿斯)变成了一匹马。在阿拉伯故事中,四匹马代表四个方位。在印度,马是“风神和空气之神”(代由)的坐骑。在中国,穆天子的八匹骏马与八面风相吻合。这不是简单的巧合。

众所周知,古代陵墓雕塑与皇权思想及宗教结合较为紧密。中国的厚葬习俗历史悠久,汉朝最盛。古代人们关于灵魂不死的信仰,使陵墓雕塑产生了非凡的想象力和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构思巧妙、技艺高超、气韵生动的作品。毋庸讳言,铜奔马是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的一件明器。这匹马不是用于战争、农耕和交通,而是作为协助死者灵魂升天的神灵之兽被雕塑的。马与鸟是墓主灵魂的守护神,其作用是超度亡魂,负责将墓主的亡灵从冥间快速超度到天国。在古代的中国和外国,马和鸟都是灵魂脱离身体的象征,是灵魂不朽的象征,是智慧的象征,在天地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

笔者认为,“天马赛风神”有六个文化象征意义。

“天马赛风神” 象征世界各国的旅游者自由、快捷、尽兴、平安;象征世界旅游业兴旺发达、前程似锦;象征中国5000年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古国的伟大形象;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传统文化精神;象征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象征中国和世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更高,中国和世界的物质文明发展速度更快,中国和世界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的能力更强。

中国旅游标志造型之精美、力度之均匀,其天马行空、自由自在、一日千里、风行天下、“以游无穷”,充分体现了中国2000多年前的先哲庄子《逍遥游》所渴望和描绘的高度自由、超越一切束缚的理想境界。

每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风貌,有区别于其他民族而为自己所特有的气质,这便是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当然也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最突出的中华民族精神。《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精神动力。《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就是宽容、宽厚的精神。我们要以开放的胸襟,兼容并蓄、热情好客的态度对待来华的友好人士。

“天马”象征、开放进取、自强不息精神,“天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拥有不畏强敌、不怕牺牲、拼搏进取的无比勇气。风神象征忍辱负重的厚德载物精神。身体长度只有四五个马蹄大的风神,被高大的“天马”在蹄下一踩就是近2000年,“天马”的全部重量集中在半个蹄子上,十几个平方厘米的面积,学过物理学力学原理的人都知道风神承受的压力有多大。风神为了衬托“天马”的伟大,默默地做无名英雄,依然无怨无悔。如果没有忍辱负重的精神,如何“载庞大的天马之物”呢?

天马赛风神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无名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天马”嘶鸣着,额鬃、尾巴都迎风飘扬,充满了天马行空的骄傲;风神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天马”的比赛结果。这简直就是古人“扬鞭只共鸟争飞”诗句的真实再现。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动物比赛的传统和习惯,如赛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天马赛风神的造型就是一个体育比赛的生动造型。“天马”与风神比赛,各显神威,风神以为“天马”不是自己的对手,正在洋洋得意,回头张望之时,“天马”已风驰电掣般地赛过了风神,使风神惊诧不已,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

“天马”是动物中的运动健将,以它所蕴涵的强劲的速度表达了“更快”的奥运精神,展示了中华民族腾飞的愿望。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4）

1、界定

旅游文化作为旅游学科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旅游文化的研究也由起始阶段过渡到发展阶段[1]。陈传康（1996）指出：当今旅游开发的本质是旅游文化开发[2]。旅游文化既涵盖旅游主体的文化，同时也包含旅游客体与旅游媒介的文化。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旅游文化的研究表现在理论与应用两大方向上，但是与国外的旅游文化研究一样，国内研究也存在着轻理论重应用的倾向[1]。旅游文化理论研究涉及旅游文化的概念、基础、特点、传统以及结构体系等内容；而旅游文化应用研究主要指旅游文化开发研究，赵飞等（2004）认为旅游文化开发研究包括对旅游文化应用理论、旅游文化开发实践以及文化开发研究方法的研究[3]。

2、旅游文化开发研究历史沿革

2.1旅游文化开发研究评述

国内学者对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始于1978年，而对于旅游文化应用的研究是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以旅游文化开发为主的旅游文化应用研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喻学才，毛桃青（1994）以南京为例，认为旅游历史文化开发必须解决好今人和古人对历史遗迹的争议问题[4]。束有春，焦正安（1998）提出可以围绕佛教等宗教文化开发一些旅游文化项目[5]。彭欢首[6]等对长沙市以及泰山地区的旅游文化资源开发进行了相关研究。对于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于文脉开发、旅游文化开发策划以及近几年被学者普遍运用的文化人类学以及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或视角。

2.2文脉的旅游文化开发研究

文脉（context）一词，最早源于语言学范畴。它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其上延下伸包含着极其广泛的内容，是集综合性、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积淀以及自然环境为一体的四维时空组合。

陈传康（1996）在国内首次将文脉引入旅游开发中，他认为旅游开发规划应当充分重视对文脉的发掘，景区开发规划既可以顺应当地的文脉，也可以突破文脉，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2]。张国祥，杜强（2012）认为成功的旅游规则，一定会对当地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形成交化脉络，并将其融入项酋的主题定位、产品谱系之中，形成差异化品牌，最终在良莠不齐的旅游产品中脱颖而出。他们从涉县娲皇宫规划中，提炼出女娲文化的主脉，从而打造了全窗顶级的女娲文化体验境区。

3、旅游文化开发研究

3.1旅游文化开发策略研究

旅游文化开发策略研究对于旅游文化的开发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作为旅游文化开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文化开发策略研究占到了整个旅游文化开发研究的较大比重，其中旅游文化开发策略相关研究所占比重在不同年份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上普遍较大。邵永平（2012）通过对察布查尔县发展民俗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提出了察布查尔锡伯族民俗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即：制定民俗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创造民俗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培育民俗旅游文化创意行业、开发民俗旅游文化新产品以及引进和培育民俗旅游文化创意人才。

3.2区域旅游文化开发研究

旅游文化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空间分布的变异性特征。旅游文化区划的主要依据是作为文化内涵丰富的人文和社会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区域旅游文化开发要着力于不同地域的人文和社会旅游资源，对其进行开发要把握主导因素原则、相似性原则以及地域完整性与区域集中性原则。以湖北鄂州为例，从旅游文化视角出发，就区域旅游文化的表现形式、空间格局及其行为趋势，探讨了其旅游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区域独特性，从而揭示其丰富的旅游文化内涵。

3.3基于人类学视角的旅游文化开发研究

目前，国内基于人类学视角的旅游文化开发研究正逐步开展起来。如探讨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学术渊源、研究立场，揭示其对建构中国旅游文化研究的启迪意义，认为在制定旅游文化开发策略的同时，要采用人类学研究方法中被称为“影响分析”的方法，将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相关因素都放在一起考虑，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旅游失控或者旅游资源的过度利用。

3.4基于符号学视角的旅游文化开发研究

l9世纪以来，符号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使许多相关的学科发生了变化。国外许多学者尝试运用符号学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符号学是作为跨学科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为提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提供了更加理性、明晰、规范的原则。旅游主体文化包括旅游者自身的文化素质、兴趣爱好、性格心理、行为方式等内容；旅游客体文化包括旅游历史文化、旅游饮食文化、旅游建筑文化、旅游宗教文化等内容；旅游介体文化包括旅游商品文化、旅游服务文化等内容。将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旅游文化开发上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基于符号学的旅游商品文化研究、旅游建筑文化研究以及旅游行为方式研究等方面。

4、结论与展望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旅游文化研究，尤其是是旅游文化开发研究还不够成熟。从国内学者对于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定性分析方法被普遍采用，涉及到的研究方向主要为基于文脉的旅游文化开发、旅游文化开发策略、区域旅游文化开发、民族旅游文化开发等内容。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开始逐渐从人类学以及符号学角度出发对旅游文化进行研究，但是对于旅游文化开发的相关研究还很少，人类学以及符号学作为与文化联系较为紧密的学科有着较为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旅游文化开发研究来说具有很多可借鉴之处，在研究趋势上也会逐渐成为旅游文化开发研究的新视野。

参考文献：

[1]沈祖祥.旅游文化学导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陈传康.城市旅游开发规划研究提纲[J].旅游学刊，1996（5）：31-34.

[3]赵飞，彭华，姚静.国内旅游文化开发研究综述[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4（16），2：48-52.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5）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的，其内容随社会物质的生产而发展，具有很大的内涵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变迁。文化与旅游密切关联，旅游活动的每个过程与内容，都与文化发生密切接触，可以说有旅游必定要有文化，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

一、钦州市旅游文化建设必然性的理性分析

1845年，英国的托马斯·库克成立了世界第一家包括食、住、行、游等旅游活动在内的旅行社，标志着近代旅游业的诞生。旅游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实践作用，使旅游业发展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旅游产业的发展出现的诸多新的特征。文化将成为21世纪旅游的灵魂，旅游文化建设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理论及实践作用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研究。

（一）旅游文化建设是旅游文化实践应用研究的必然

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旅游文化，20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旅游文化的理论，涉及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旅游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的挖掘、旅游文化学科体系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文化的研究则显示出与旅游产业结合、与旅游教育结合的显著特点，反映出旅游文化研究的应用性特点。旅游文化的研究理论体系逐渐完善，旅游文化实践应用的研究在国内部分旅游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功，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山东曲阜“孔子文化节”等传统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促进北京、曲阜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实践表明“凡举旅游业昌盛之国，莫不以旅游文化取胜”。世界上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旅游文化的建设，通过实施“文化经济”的战略，使旅游文化与现代旅游业紧密结合，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奥地利的旅游活动与施特劳斯等音乐大师密切相关；法国巴黎街道的名称具有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意大利每年对文化性旅游业收缴增值税是保护费用的27.5倍。据美国旅游部门1997年6月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化旅游是美国旅游中“增长最快的项目”，仅纽约市的文化活动就产生了近1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文化旅游的发展带动了美国30多个州竞相开拓文化旅游项目。

（二）旅游文化建设是满足旅游需求的必然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旅游需求属于高层次的需求，旅游者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更注重精神方面的享受。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旅游者的文化背景对旅游需求影响较大。据统计：在美国人中，27%的人每年要把数十亿美元花在文化旅游上。另外，日本人来华旅游的兴趣分类大体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古迹的占49%，体察民俗风情的占22%，观赏文艺美术的占7%，品尝风味佳肴的占17.5%，其它的占4.5%。吸引国际游客的主要不是观光型的旅游产品，而是具有我国独特的文化魅力的文化旅游产品。据1996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旅游者大专及以上人员占31.9%，中专及高中占35.8%，初中占22.1%，且与往年相比，大专以上人员出游的比重呈显著上升趋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大学生入学率逐年增加，大学教育平民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晰。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完善各种培训机构，国民的文化修养与文化素质普遍提升。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旅游者文化素质的提高，无论是国际旅游者，还是国内旅游者，旅游需求中文化的成分会越来越高。

（三）旅游文化建设是钦州旅游经济蛙跳发展的必然

钦州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中心地带，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城市。区位优势有利于钦州在旅游区域经济格局中定位发展，有利于旅游客源市场的开拓、旅游区域经济的联动，有利于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产业优势。近几年来，钦州市委、市政府围绕大旅游的发展目标，加强对景区、景点和旅游线路为重点的项目建设，延伸、调整和优化旅游产品，不断建设、完善旅游产品体系和目的地体系，全市旅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07年11月28日，钦州市成功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钦州市旅

表.1钦州市旅游核心企业一览表（2009年）

旅游景区

旅游饭店

旅行社

    4A级3个、3A级2个、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1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1个、广西工业旅游示范点2个、广西农业旅游示范点7个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6）

文化和旅游是构成文化生产力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相互联系，彼此交融，共同发展。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的一种生活文化现象。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是当今旅游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本质，不包含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旅游是以一些事象为主体内容的旅游活动，其核心内容即为文化，文化是旅游活动中最富内涵、最为生动、最具魅力的部分[1]。文化旅游已成为当前旅游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协同发展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旅游协同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中在文化旅游领域有了很大的建树。国内很多学者对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机理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季玉群、黄鹍[2]从旅游业系统经济—文化特性协同关系方面进行了研究。朱文林[3]对扬州历史文化特色旅游的协同学进行了思考。白长虹等[4]对京津冀区域旅游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作了研究。顾艳芳[5]对河南焦作地区民间文化与旅游的协同整合进行了研究。曹晓鲜[6]从协同论的视角对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方面进行了阐述。侯国林、黄震方[7]对长三角地区旅游业与数字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与模式方面进行论述。王斌、陈慧英[8]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方面和旅游全要素协同发展体系进行了研究。

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文化和旅游之间的协调发展予以高度重视，不过他们从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机制上以实证研究为主，没有给予一般性的理论探讨。本文尝试从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含义、理论方面及其机制问题进行探讨，以便更好地实现文化与旅游协同发展。

二、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相关理论及其实践意义

著名物理学家哈肯1974年于西德斯图大学创立了协同理论，它又被称为协同论或协同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描绘出它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规律，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与演化的机制。协同理论与耗散结构论、突变论一起被称为新三论[2]。文化和旅游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在协同发展中运用一定的理论予以支撑。

1. 比较优势理论及实践意义。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其理论开始是用于两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之中，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在生产技术方面存在相对差别以及它们相对成本的差别。该理论对文化和旅游结合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化和旅游相结合具有比较优势，在文化和旅游的开发中如何进行文化创意是重点和难点，同时欠发达地区文化和旅游开发如何发挥自己比较优势，增强旅游竞争力也是个问题。

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在他《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即一种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到被市场淘汰的整个过程，它是市场营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20世纪80年代该理论被引入旅游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它是一个客观规律，有一个探索、参与、发展、巩固、停滞、衰退或复苏的过程。其核心思想是企业和政府根据市场需求和旅游业发展阶段开发和推出不同旅游产品，实现旅游业突破发展，文化旅游是一个关键点。

3. 可持续发展理论。20世纪80年代，世界环发委员会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其核心是经济发展要和资源、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经济的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等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于1995年4月在西班牙召开“世界旅游可持续发展会议”，其内涵是既满足当代人的旅游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旅游需求能力的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属于生态和资源依赖型产业，一旦开发不好，会对生态和资源形成很大破坏。

4. “增长极”理论。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提出了增长极概念，主要观点是把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使其具有支配效应、乘数效应和极化与扩散效应。文化和旅游协同开发“增长极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把文化和旅游重点培育成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血液。优先选择文化和旅游条件好的地区，集中开发，使其成为极核，而后带动其他边缘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

5. 系统理论。1968年美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发表了《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一书，确立了系统理论的地位。系统论认为，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是其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该理论核心思想是，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和旅游在一个系统中两者共同发挥着作用。

三、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机制

1. 在工作机制上，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相互合作共同协调。文化和旅游属于两个不同部门职权管辖范围，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属性和特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都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综合性产业，它们也都具有地域性、消遣性、经济性、传承性等特征。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协同配合制定工作机制，加强对文化旅游工作的指导。发展文化旅游的地区都相应制定了规划，加强了该地区文化和旅游的紧密合作，开创了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2. 在互动机制上，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互相促进彼此发展。文化具有很强的渗透性，一般与旅游产业结合延伸为文化旅游产业，由此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文化是旅游的根和魂，旅游是文化的形和体。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为文化的竞争力。用文化包装旅游，用旅游承载文化，能使文化和旅游相得益彰，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各个地区发展旅游，都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提升地区的文化品位，丰富和保护了地方文化，也给旅游带来了极强的体验感。

3. 在两者联系上，把握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功能。文化和旅游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方面从旅游资源开发来看，其具有极高的文化含量。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传播渠道，经过开发后，旅游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其内在价值。旅游是文化兴旺重要支点，它能为文化产业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促进文化大繁荣。另一方面，从文化资源开发来看，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支撑，旅游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过程也即是寻找文化差异的过程。

四、案列：云浮区域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思考

（一）云浮区域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条件

云浮虽然是个年轻的地级市，但文化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云浮有禅宗文化、石材文化、南江文化和温泉文化等，将其与旅游产业相融合，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文化旅游对地方经济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有着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目前，云浮政府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都认识到协同发展文化旅游的重要性，并积极发展各县区文化旅游合作。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互合作为云浮文化旅游提供了协同发展的客观条件。

（二）云浮区域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现状分析

云浮位于广东西部，连接着珠江三角洲和大西南，是著名旅游风景名城，“城中有山，山中有水，绿树花香，山水相映”是它的特色。其旅游佳景不胜枚举，佛教禅宗圣地——新兴国恩寺、闻名遐迩的龙山温泉、风景秀丽的蟠龙洞名胜区、历史悠久的罗定摩岩石刻等，令人流连往返。云浮市喀斯特地貌发育良好，无山不石，无石不洞，无洞不奇。云浮区域文化也有众多的表现形式，如佛教文化、古建筑文化、节庆文化、饮食文化等。尽管云浮区域有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但其协同发展起步较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和近年来全国范围的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大环境的影响，云浮地区也逐步建立了一些产业协同发展的试验区，特别在文化资源开发和旅游资源开发上通力合作，产业协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云浮地区一直重视区域文化和旅游之间的协同发展工作，加大文化和旅游的深度开发，努力将文化旅游打造成为广东省、全国甚至世界的文化旅游品牌。一是禅宗文化和旅游的协同开发。云浮成功落户广东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进一步扩大了禅宗六祖文化在国内外的社会影响力，带动了文化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二是南江文化和旅游的协同开发。云浮南江流域地区保护其历史文化遗产，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南江历史文化资源，将其与旅游结合发展，构建成了和谐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提升了云浮社会文化旅游整体竞争力，为其协同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和动力。

2. 云浮地区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云浮文化旅游的协同一般只是对现有文化的展现和保持，区域障碍没有突破，共同的协同发展目标很难树立，这严重阻碍了云浮文化和旅游的发展；云浮文化和旅游的内容较为丰富，但没有进行系统地规划，导致它们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地；云浮文化旅游协同开发仅停留在表层，缺乏深层次的表达，因此也降低了其自身应有的价值；云浮一直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外界对其文化和旅游的协同开发缺乏兴趣，因而导致云浮地区缺少高水平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云浮区域文化和旅游协同空间建设较为落后，未能形成快捷畅通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体系，从而导致该地区可进入性较差。

（三）优化云浮区域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思路

协同相关理论认为，在客观世界中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系统，这些系统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同，实质上却存在着深刻的相似性，各系统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合作，导致了各不同系统之间产生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了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据此，云浮区域文化和旅游的协同发展思路很多种，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1. 促进云浮文化与旅游产业互动发展及融合创新。地方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发展旅游必须依赖地方文化。推进云浮旅游发展，要与云浮文化相结合，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加快使文化资源向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优势，以此促进旅游发展，进而提升旅游核心竞争力。云浮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因此提炼资源的文化元素，以此提升旅游品质，旅游发展了，更进一步加强文化的发展。

2. 推广云浮文化与旅游宣传。在协同相关理论看来，文化和旅游是两个分开的系统，要想使它们得到进一步宣传推广，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统一宣传。“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而旅游业是“战略性支柱产业”，将两者结合起来宣传是进一步挖掘地方文化、完善旅游产业的需要。因此要打造宣传平台，弘扬文化旅游，普及文化旅游知识，必须充分利用和整合云浮现有的宣传设施，来挖掘云浮文化旅游的宣传品味、质量、影响力。

3. 推进文化旅游品牌建设。目前，云浮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水平较低，竞争力和吸引力比较弱，要使云浮文化旅游得到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推进其文化旅游品牌建设。品牌是一种知名度，是一种无形资产，它能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会提高云浮文化旅游品牌的吸引力和美誉度。文化产业具有高附加值、强融合性、高品牌影响力和永续更新性等特征，它为旅游产业提供了新的增值点，极大丰富了旅游的文化内涵。云浮文化企业品牌和旅游品牌的深度融合，是推动广大旅游者出游的重要动力。

4. 重视文化旅游人才战略。云浮必须要充分认识文化旅游人才的重要性，将人才战略作为文化旅游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要实行“人才兴旅”战略，旅游行政部门、文化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要建立文化旅游发展小组，加大文化旅游人才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需要文化和旅游各方面人才，培育文化旅游人才是促进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重点所在，特别要制定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等高端人才引进的政策。

五、结语

文化旅游成为新世纪旅游发展趋势和潮流，文化和旅游的合作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对文化旅游协同发展机制等进行研究，对文化旅游发展有着非常重要意义。云浮以后必须要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利用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彼此的协作。发展文化要运用旅游产业这个平台开拓文化市场，发展旅游需要文化提供动力，将旅游和文化协同结合起来，才能促进云浮文化旅游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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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艳芳.焦作地区民间文化与旅游的协同整合研究[J].焦作大学学报，2008，（2）.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7）

[作者]李伟，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昆明，650092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72－008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直是时髦的学术词汇。在文化学的视野里，共时态的“全球化”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由多维文化组合而成的特殊文化景观。在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旅游作为文明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世界各个角落蔓延开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当人们开始广泛购买由旅游过程所带来的人生体验时，就表明社会已从实用性的物质消费时代转向了享受性的精神消费时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见一斑。作为一种被深度认可的社会现象，“旅游”具有全球共性化的发生动因、发展规律以及衍生问题，从而为旅游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融会贯通的语境前提。

一、旅游人类学的建构

旅游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指导弱势文化地区的旅游发展为己任。因此，运用“文化”工具，追索旅游现象的本质(包括旅游影响的文化本质)就成为研究者的目标。西方学者为此所做的大量研究及其理论成果，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产生的巨大学术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要达到指导旅游地发展的目的，仅仅依靠“解释”或“认知”依然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旅游人类学的学科属性要从“人类学性质”转向“交叉学科性质”，在此思想指导下，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需要予以重新考虑。

(一)研究范畴

旅游行为是人的行为，个体行为的加合成一种社会性的常态，成为社会现象；而人类学的研究宗旨则是以文化理论为利器，破解繁杂的社会表象，揭示其文化内涵，进而发现人类社会的演替规律。所以旅游人类学研究也应以“人”为主线，探索旅游现象的文化内涵、发现旅游的文化影响并揭示这种影响产生的社会推动作用为其研究的主要范畴：

1、旅游现象中的“人”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在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中，各种人群按照参与行为的不同功能进行角色分类。即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管理者”。

旅游者是一次旅游活动中的行为主体，是旅游行为的具体实践者，在其行为过程中，牵引出了其他角色行为；旅游服务者是旅游活动能够实现的具体保障者，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直接参与旅游保障行为的各种从业人员，为完成行为主体的活动而提供各种功能；二是并不直接参与旅游服务的当地社区，其具有两个方面的保障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旅游景观背景，另一方面提供了环境保障。旅游“管理者”并不为一次旅游活动提供具体的服务，但却从整体上监控旅游现象的产生、规模与节奏，协调旅游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维护旅游交易行为秩序等。在社会发育较为成熟的区域，旅游“管理者”以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面目出现，而在社会发育程度不高的区域，旅游“管理者”的功能通常由政府或政府的职能部门承担。

根据经济学中的供需理论，一次完整旅游活动的各种人群可依照交易行为中的状态进行分类：即消费者、供给者和“保障”者。

消费者即旅游需求者，也就是旅游者。在旅游研究中，往往依据旅游消费行为的特殊性揭示旅游者的文化内涵。供给者即旅游相关行业经营者，也就是在旅游活动中提供各种服务的职业性人员。在旅游交易中的各种职业行为特征，是旅游从业人员共性文化的外在表现。“保障”者主要是指旅游地社区，它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是旅游活动完成的基础。而旅游行为的后果在保障者行为中得到不同体现，或增强了保障功能，或削弱了保障功能。这事实上就是指旅游的“双刃剑”效应，或区域旅游发展中自我制约的文化内涵。

2、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

如果认定旅游是一种“异地性”的特殊消费行为，那么“异地性”特征就成为研究的基点，这往往造成了旅游研究中的困惑。如宗晓莲所介绍(宗晓莲，2001)，西方学者从三个切入点对旅游进行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游客和客源地，这显然是在早期“旅游系统”的基础上所做的形象性分解，并按“异地性”的理念，划分出“客源地”和“目的地”，从而进行两地的文化对比。理论上客源地可以是任何人类聚居地，那么，在旅游人类学中的“客源地”的所指是什么?是否泛指城市或现代社会?若果真如此，那么“旅游人类学”就可以转化为“城市人类学”或其他人类学了。需要说明的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可以成为旅游目的地，但按照目前旅游发展的实际及旅游研究中约定俗成的观点，旅游目的地是指那些社会认可度较高，现实旅游流较大的地域。因此，“异地”理念所造成的研究困惑表明旅游人类学需要新的研究“着眼点”。

如果一个人从A地去B地旅游，那么其旅游的特殊消费行为、及其完成这种行为的各种“保障”事实上只发生在B地。因为旅途中(即A地到B地)的各种消费行为是消费者与社会公共服务的交易行为，其性质与非旅游者并无差异。由此可见，旅游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及文化现象均表现在B地。因此，旅游地(或称旅游目的地)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具体“着眼点”，对旅游地区域内所表现的各类人群行为的文化解释与探究，也就成为旅游人类学的具体研究范畴。

(二)研究立场

旅游是现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层面的分析与研究必然纳入到旅游学者的视野。但泛化意义上的社会研究囊括了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由此导致了旅游研究中百花齐放的缤纷“场面”。故而旅游研究中的学科“交叉性”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旅游现象是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时代性成果，其产生及演化具有跨地域、跨民族的共通性动因。因此，社会学、人类学似乎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旅游的发展规律，以及旅游的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契合性。尽管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视角具有差异，但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二者逐渐融合共通。均从注重宏观层次的社会、文化演变，转向个体的、心理的、主观层次的、微观层次的研究。虽然社会学强调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的研究，人类学强调文化符号解码、文化体系及其文化特征的探讨，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社会行为、关系及其结构的产生离不开文化背景的分析，并且文化体系及其特征也因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而显现其差异性。

社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社会的表征，研究对象本身的交叉性，导致社会学、人类学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上存在着天然联系，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二者的交叉融合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我国人类学一开始就与社会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老一辈人类学家如林耀华、吴文藻、费孝通等都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恰恰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才使他们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出现了《江村经济》、《金翼》、《凉山彝家》等经典之作。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他的小城镇研究、社区比较、协调发展等成果为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费老将人类学和社会学交叉结合，其研究才能够卓有成效。这种研究理念与范式为我国旅游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成为旅游人类学实际研究中所依托的立场。

由以上分析可见，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事实上是介入到当今社会的一种特定“社会事实”的研究。旅游人类学的建立，是因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天然联系而产生，是人类学自身学科性质使然，也是时代、社会、旅游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所谓“旅游者与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具有行为过程和表现的相似性”，并不能成为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的真正理由。

因此，旅游人类学应以文化理论为工具，以旅游现象中的各类人群为主线，以社会学理论、方法为借鉴，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社会现象(旅游)研究，探讨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群的行为、关系和区域旅游运行机制的文化内涵，揭示旅游对社会的互动影响规律，为旅游发展及区域社会进步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没有必要区分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人为设置本来就较为薄弱的学科藩篱，二者应结合起来共同对现实社会中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

(三)理论框架

旅游“认知理论”需要解释旅游现象中的两种关系，其一为“人――地关系”，其二为“供――需关系”。所谓“人――地”关系是旅游系统中的基本关系，“人”指的是旅游者，“地”指的是旅游目的地，包括旅游产品及其旅游环境。这是从宏观层面上、粗线条地将旅游现象中的对应双方规定为“主体与客体”(与旅游系统中的三分法相对应)。旅游人类学应被视为“旅游认知理论”的一个分支，客观上要求将其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化，即以解释旅游现象中的“人――人关系”作为研究基点。这就需要将“地”中有关“人”的要素提取出来，从而能够探讨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管理者”在行为、关系、制度三个不同层面上的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形式，及其文化动因和文化后果。具体地说，旅游人类学就是研究在一次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的一定的行为如何表现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又如何造成一定的制度，进而研究行为、关系、制度三者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以及旅游与社会的互动功能。

事实上，这种“人――人”关系仍然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情感内涵。即主、客体的情感的交流；其二，交换内涵。即主、客体的交换行为与关系；其三，制约内涵。即主、客体在行为过程、关系建立中生成的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制度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反映出的文化内涵。

鉴于以上认识，可概括出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如下(图1)：

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

总结近20年的中国旅游研究，可发现其困境在于多学科交叉后的逻辑线索紊乱与其理论建设参照坐标的匮乏。所以，最好不要急于按照主观的臆想去赋予它一种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中的“指导性”。实际上，在旅游理论范式与观念结构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还没有厘清之前，过于强烈的“科学理论情结”是要不得的。很多貌似科学的旅游研究成果要么是以偏概全的结论，要么是“话语霸权”的结果，譬如南开大学的余书炜对旅游研究的质疑就很令人深思。另外，很多以“科学决策依据”面目出现的研究成果，其在实践中是否具有指导意义?有多大?都值得反思。事实上，在真正认识、理解、把握某种自然或人文现象并建立一门科学的理论之前，“理性思维逻辑”都要比那种看似“科学”的“研究结论”更真实有用。因此，旅游研究的科学性辨识，要以某种理论作为参照，通过“批评式”的讨论，才能具备对旅游现象的客观理解与把握能力。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所引进的“旅游人类学”思想，可以对国内前期的旅游研究做出审视，从更为宏观的文化层面承担“批评”任务；而人类学研究中的弱势群体立场及非功利性传统，也使旅游人类学具有“公正性批评”的职能。可见，以“旅游人类学”作为旅游理论建设的“参照系”，可以促使各学科的旅游研究更加深入与合理。

(一)旅游研究批评的必然性

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其研究的多学科的介入理所当然，但正缘于此，不同学科立场的研究成果，一旦纳入“旅游学”整体框架，就显现出其概念的分歧与理论逻辑的混乱，譬如对于旅游概念的认识就莫衷一是：地理学立场重视其人的空间位移；经济学立场强调人的消费及其后果；管理学立场关注人的数量统计；文化学立场则看重人的行为意愿等，皆因学科立场不同而出现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犹如盲人摸象，导致了后续研究中一系列概念的随意性及“旅游学的结构散乱、功能低下”，由此也使旅游研究陷入“奢尚空谈、不务实际的学术风气，影响着旅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境地。

“概念”作为科学的研究范畴规定了我们的想象和思想资源，也规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当一门学科的概念严谨并发挥强有力的学术统一功能时，概念在学科研究整体中的存在就是结构性的实体存在。而目前旅游研究中几乎所有概念都因不严谨而不具备学术的统一功能。旅游研究中概念的基点在于“旅游”，或许由于旅游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状态，其概念定义和理论研究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目了然、无须证实、无须论证、无须解释的常识性的知识形态，因此对“旅游”的不同专业背景的理解，必然导致旅游研究领域出现“大杂烩式”的混乱局面。

此外，“旅游资源”作为我国学者旅游研究中的常用概念，在新近出版的《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中就列举出了郭来喜、陈传康、周进步、保继刚、Houoway J C、及国家旅游局等多种定义。而在不同版本的《旅游学概论》、《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规划》等教材及一些论著中，其定义不下几十种，显示出作者不同的学科立场。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具有地理学专业背景，其定义强调“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直接用于旅游目的的人工创造物”。后续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根据自身主观理解对“自然存在”、“历史文化遗产”、“人工创造物”等用词进行了替换。“旅游资源”这一概念对旅游研究影响很大，并延伸出一系列的学科及理论，如“，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开发与规划”等等；以及所谓“旅游资源调查”、“旅游资源评价”理论等。该类定义的关键词在于“吸引力”，这是一个极端模糊的、大众性语言的限定词汇，无法用学术标准予以衡量。事实上，任何存在(无论实体还是精神)都无法运用科学手段判定其是否具有“旅游吸引力”，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学科及理论研究的科学

性，或称客观性难道不令人质疑?与此相类似的概念在旅游研究中比比皆是，如旅游市场、旅游产品、旅游开发等“核心概念”，以及其延伸性的概念如生态旅游、体验旅游、休闲旅游等。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群，加之研究者不同专业立场的理解，导致了旅游研究的无边界性、无逻辑性、无统一性特征(当然，也可美名其曰为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特征)，进而导致旅游学研究不能真正深入到旅游现象的本质层面上进行剖析，并提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来。

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可谓旅游学中“较为成熟的理论”，在我国旅游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和推崇，但我们显然忽略了中西旅游产生的背景与旅游发展道路的不同，使这一“理论”的中国式分析令人啼笑皆非。西方国家旅游属“自发性”旅游，多数旅游地是在“需求者”的推动下产生并发展，因此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规律；中国旅游的“政府主导性”，使多数旅游地是在“供给者”的建设中产生，加之我国旅游层次的时代特征，使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并不存在所谓的“巴特勒规律”。因此，生硬套用所谓理论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旅游发展现实。

从旅游经济角度看，旅游因其经济作用而最早被经济学界关注，从而形成了整个旅游学界的研究偏向，使得主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都更接近产业经济学。然而，旅游业是否是一个产业?已故美国学者托马斯・戴维森(Thomas Davidson)认为，旅游业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个产业组合，因为旅游需求方实际创造的价值与所谓的旅游产业(旅游供给方)可观察计算到的产值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旅游者所有的支出产生的效应，而不仅仅是某一部门的收入效应，即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支出推动型”，而非“收入推动型”。因此，将旅游定义为产业是不正确的，是有悖于旅游的真实情况的。旅游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既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力量。这就对传统的旅游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这里没有否定一切旅游研究成果的意图，只是欲通过以上分析，表明不同学科背景下所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需要在更高层面上予以审视和批评，才能整合各种专业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使之能够形成旅游学整体框架下的有效成分，有机组合形成一个更加符合旅游实际的学科门类。我们需要对2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做出深刻反思，并需要一门学科以对抗“传统的旅游理论”，从而为新的建构奠定基础。

本学科内的学术批评与反思很难超出其范畴而在根本上实现理论突破，反而会演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制。因此，“旅游研究批评”的外延要大于经济学、地理学及管理学对旅游研究的想象，要有一门学科能够通过回溯“研究历史”以争取到合法化的批评地位，“历史”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下所讲述的历史，也就是旅游研究自身演变的文化历史，因而旅游人类学理所当然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客观而言，或许旅游人类学本身并没有强大的理论力量，但其批评性立场与职能，却可以监督和制约其他基础性学科对旅游研究的逻辑上的混乱和理论的无效。

(二)作为对抗模式的旅游人类学

特殊时代性背景下，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使旅游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也显现出急躁性特征，于是发展的迫切性与旅游研究的急切性相对应，现性即产生出旅游研究的“实用性”目标。全国各类学校旅游专业的兴建要求旅游教学的体系化，导致各类旅游教材纷纷“出笼”，呈现出“乌托邦”式的旅游理论体系。在这种趋势召引下，本为揭示旅游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旅游各类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追随“教学需求”进行着“实用性”的功能转换。在“利益”趋使下，“旅游研究”的现实目标本身就与其理想的研究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在数以千计的各类论著中，相互“借鉴”和重复的内容屡见不鲜，各种观点的主观性与随意性不胜枚举。中国的旅游学研究表象上已经“枝繁叶茂”，但是支撑这些枝叶的树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培育。所谓“重实践、轻理论”已为学界所诟病，急切中拼构而成的“旅游**学”或“**旅游学”等“理论”，不仅远离旅游现象本质，而且误导了青年学者，从而导致学界发出了“旅游理论研究在研究什么?旅游理论学习是要学到什么?”的呐喊。

90年代后期，由于张晓萍等一批学者的引介，西方旅游人类学理论旋即在中国旅游学界流行开来。检索21世纪以来的国内旅游研究论著，大多引用了西方人类学者的理论或观点，如“神圣旅程”、“人生礼仪”、“舞台真实”、“旅游地文化涵化”等。这种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立场、视角和独特的叙事风格，使旅游人类学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旅游研究的“对抗模式”存在，解构了原有旅游理论中的概念体系，使旅游研究在宏观上具备了文化理论的坐标，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批评”角色、承担了“批评”任务、显示了“批评性”的职能。

旅游人类学借助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对旅游现象进行分析，并建构了自身理论。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它对旅游研究有两个方面的贡献：

其一，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性”剖析。旅游人类学避开了对旅游现象的表面性描述，如人的空间位移、交易行为及其影响等，而借助“社会表象理论”，利用人类学的经验和知识作为参照物去解释旅游现象，将旅游现象具体化和形象化，出现了所谓“神圣旅程”、“人生礼仪”等认知视野。事实上，这本身也是人类学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其对以往旅游现象研究的启示在于：

1、旅游现象的认识是有关生活的复杂的知识体系，其解释包括研究者的价值观、信仰、态度等要素；

2、认识到旅游现象的内容和过程的重要性；

3、旅游现象的文化内涵能帮助定义旅游事实；

4、旅游行为包括群体与个体间文化的沟通和互动；

5、通过运用暗喻、类比以及与原型的比较，将新的或抽象的概念、事件整合到原有的知识框架体系之中；

6、旅游现象的文化解释能对其行为及其影响研究加以指导；

7、社会现象的解释将社会事实与其发生的文化环境联系起来。

简言之，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思维逻辑是：研究者(或文化背景)――社会事实――内容分解――要素关联――文化内涵――影响后果。这种思维模式有利于人们理解旅游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旅游行为特征的文化内涵；有利于人们探讨旅游行为方式的稳定性与动态性；有利于人们对旅游发展的社会后果做出科学预设和响应；也有利于从研究者的立场判断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一般认为，旅游发展会对旅游地社区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假设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在实际调研中社区人们也会受这种判断影响，而将社区一些问题归咎于旅游发展，但事实上，需要考虑各关联要素的文化内涵，使旅游发展与旅游影响实现“对接”，将“干扰因素”与“旅游发展”相剥离，才能得出客观而科学的研究结论。

其二，运用人类学中的“符号理论”对旅游系统进行阐释与理论建构。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强调，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进行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

将旅游理解为个体与自然和异文化社会相互沟通的互动过程时，旅游体验就带有鲜明的文化特

征和符号意义，而旅游行为并不是简单的“异文化”间符号传递，而且还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建构行动。旅游主、客体行为在各种具体的旅游环境与过程中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对这种符号的文化解读，既诠释了旅游系统的文化内涵，也建构了旅游人类学的理论。

西方学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把符号学思想引入旅游研究，麦坎内尔(《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1976)、库勒(《旅游符号学》1981)及格雷本(《旅游人类学》1983)等都是旅游符号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国内学者杨振之(2006)、谢彦君(2005)、彭兆荣(2004、2005)等也曾对旅游符号理论做出研究。这些研究内容涵盖了旅游吸引物的符号解码、旅游者行为的符号建构、旅游动机、旅游决策与旅游影响等的符号认知等等。

运用符号理论解读旅游者、旅游供给者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对研究者而言，无论是想象的满足，还是异文化的驯化，都表明了对旅游现象及其影响的深度认识，更贴近旅游的文化本质。因为其思维逻辑是：发现符号――解读符号――揭示其文化内涵――寻求对策。

当旅游人类学以旅游地为基点进行主、客体行为研究，并揭示旅游系统的文化关系时，其立场总是在“现状批评”的模式中表现出“自我反省”的思维状态，在人类学语境中一次次挥起对旅游实践和“传统”旅游理论挑战的长矛，从而形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对抗模式。马狲炜先生在其“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旅游研究批评并不意味着旅游研究的终结，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旅游研究的“隔音密室”状态，消除具有垄断性的“话语霸权”或者是已成定论的某种观点，将研究思维本身纳入思维与反思的过程之中。旅游人类学在我国旅游研究早期的缺席使之具有了后期批评的机会，是现代旅游研究进展的必然性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清场作用”。

旅游人类学与我国前期旅游研究所形成的差异与裂隙，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批评能力，但其自身发展仍需要一种学科的整合，需要具备自我完善和自省意识，需要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实现有效结合，消除自身的局限和任何“终极性”的思想。作为一种批评模式和对以往研究的“反思”，旅游人类学是旅游研究中的一面“镜子”，使其他所有学科的旅游研究能够检审自己，从而推动现代旅游研究更加深入并逐渐科学化。

(三)文化研究――向着存在论与人类学的辩证综合

在当今旅游理论研究及旅游实践的场域中，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开展与实现，不仅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视界，打开了旅游研究与旅游叙述的多元的呈现方式与阐释向度，而且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广泛的意义关联，同时也找到了人类学话语方式对旅游研究的切入点。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其他学科旅游研究与文化场域的生态构成，因此，旅游人类学一出现就引起了旅游学界的广泛兴趣。

目前旅游研究所面临的现状是所谓基础性的学科划分(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造成了对于真正深层次问题的遮蔽。文化本是旅游的内在动因，也是旅游的存在方式，但当下时髦的不着边际的泛化，使“文化”过分抽象化和概念化了。旅游研究中的文化是一个近似于本体论的虚指，由于旅游人类学“缺席的原因”，因此在以往的旅游研究中，“文化”不是作为原因和定义在起作用，而是作为效果和影响在起作用。

在新近出版的《旅游文化学》最后一章中，专门讨论了旅游文化研究的难题。我们事实上不可能接近那个叫做“旅游文化”的存在，我们不可能先把什么是“旅游文化”界定清楚了再去搞“研究”。

一方面，旅游的文化研究需要超越“旅游文化”本体论的预设来展开。在今天，商业性大众文化正在发挥着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们与传统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人的控制似乎更加直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生活中符号与文化、价值与反价值、现实与虚构被大量复制，旅游事实上就是生活的复制形式之一，在旅游中人们达到一种抹平差别的神秘化效果。因此，从需求角度看，旅游的“生活复制”与“消除差别”成为“消费者”的文化主题。

然而，传统的旅游文化研究模式受制于美学的思路与规制，总是从旅游客体对象的角度对单个的“景观”进行审视，倾向于不置可否的说明与描述，或者将其作为旅游审美的例证，形成对旅游文化的单向度解释。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是长期困扰旅游文化研究思维的枷锁，我们总是抽象地、先验地设定一个“旅游文化”研究客体，而真正的“旅游文化”作为一个经验性的研究对象始终被排除在思考之外，研究者的思维也因此处于一种“悬空”状态，无力澄明研究客体。鉴于此，文化研究就需要从“美学”的思维模式中退出来，寻找旅游中的文化经验事实，建立一个全然不同的理论视野。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出发，旅游的文化研究就是以可感知的经验事实为基础，探讨其文化意义与文化关系。如此，旅游的文化研究将从根本上超出美学视野限制，逼近“旅游事实”的真相。

另一方面，旅游文化研究也可依托人类学理论而展开。人类学经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成熟的基础理论，这种理论使旅游文化研究从根本上依托人类学的“整体观”视野，避免重走形而上学的老路，而具备了深沉的经验主义品质与活力。比如，旅游文化研究的范畴除了大众文化之外，还涉及民族、阶层、性别、地域等等领域。按照传统的研究思路，这些领域分属于不同学科，但从人类的视野看，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学的文化表达范畴，并且人类学的话语构成与表现方式也为旅游文化研究提供了样板，而人类学在文化研究中的“经验逻辑”，也会使旅游的文化认知更加全面。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8）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在近年来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通过将旅游与文化进行有效结合，不仅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并且也能感受到人类发展的伟大，是促进我国社会文明建设以及不断发展的关键。通过有效的将旅游与文化向结合的形式，从而真正的发挥“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的优势以及其不同的意义，从而明确“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的理论，为其良好的实践提供坚实基础。

一、“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的概念及领域出现困惑和混淆的现象

对于我国的旅游界来说，在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概念进行研究时，很容易将两者混淆，甚至出现疑惑的现象，这一直是旅游界所重视的部分。对于“旅游文化”，其是人们一听就非常熟悉的内容，但也还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概念；而“文化旅游”是近年来才运用开来的名词，可是其内涵与外延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界定。现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其两者从字面意思上看是非常相似的，但从其内在进行分析，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却有很大人并不能分清楚两者的区别。所以对于这两个概念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业界，都是时常被混淆的概念。只有将两者概念和理论以及实践形式进行明确，才能更好的将其优势与作用发挥出来，并真正能够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稳定发展。

二、关于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的概念的界定

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这两个词语在实际的语境运用当中很容易会弄混乱，导致语境意义完全改变。通过从语言的构词法角度进行分析，对于旅游文化其中的核心词是文化，那么可以看出旅游文化主要表达的就是涉及到旅游方面中的文化内容，其属于文化研究的领域范畴。而对于文化旅游来说，其核心词在旅游，其主要的含义就是通过旅游的形式，有效的感受和了解人类文化，从而深刻感受人类在大自然当中所留下的文化遗迹等。通过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的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是相对比较简单辨别的。可是从实际角度出发，在实际运用当中，还是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而影响到两个词组的运用。并且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产业当中包含旅游产业，由于文化中所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旅游产业属于文化产业中的内容。可是实际并不是这样的，并且对其进行深度分析发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两者是相互并列的内容。首先，对旅游文化进行有效分析。其属于文化领域范畴内的概念，但是对于旅游来说属于文化中的限定词，其展现的是文化行为的表现。在旅游文化概念形成当中是要有几个元素组成的，其包括旅游主体、旅游媒介以及旅游客体三个环节。在其中所提到的旅游主体属于旅游文化的研究核心环节，也就是旅游者。由此就可以看出旅游文化从实际角度就是研究旅游者的一种文化体系。其次，对文化旅游进行全面分析。其被归结为旅游研究范畴内人，主要就是旅游者通过自身的旅游活动形式，以此来满足自身对文化需求。对于文化旅游来说其展现的是一种经历，旅游者在享受旅游的过程当中，会打从精神上获得愉悦心理。由此就可以看出文化旅游注重的是一个过程，其表现在旅游者在进行旅游过程中，根据自身主观意愿对旅游文化进行有效感知。最后，对于两者的密切关系分析。对于旅游文化是文化研究范畴，而文化旅游属于旅游过程中所感受的文化，可是其两者概念中的内涵以及外延，却并不是两个词语在不同形式下的简单分析或是研究。也可以说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两者间有着密切联系的内容。对于旅游概念自身进行分析，属于人们的一种生活形式，更是展现文化的一种表现。无论是什么样的旅游，都会从中感受到不同的文化。由此可以看出，旅游文化多以人的精神境界进行表达；文化旅游则表现的是旅游参与者，在良好的旅游过程当中，来对其文化进行理解。

三、对于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概念的区别以及关联分析

1.区别首先，其两者的侧重点有一定的不同，由于旅游文化以旅游为限定词，而文化是核心词，那么可以看出其侧重点为文化，属于文化范畴，对于旅游文化的广义，其中包含了文化在旅游业当中的不同展现，并且也能表出旅游与文化间关系。而从其狭义角度进行分析，旅游文化所表达的就是旅游者在活动当中所引出的文化现象。对于文化旅游来说，穷核心词为旅游，而“文化”是限定词，由此可以看出旅游是其侧重点，属于旅游活动与旅游产品当中重要内容。其次，两者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对于旅游文化的研究来说，其广义角度，不仅注重旅游活动基础理论的研究，其中就包括旅游活动属性、特征以及影响等问题内容，而从穷狭义角度分析，其重视的是旅游业与旅游活动当中的文化内容；而对于文化旅游的重点研究的内容，是旅游活动对象，也就是旅游产品的开发以及其经营管理的问题研究等，更加重视其文化旅游活动特点、管理体制以及文化旅游市场需求特征的研究等内容。最后，两者的学科归属不同，通过对我国现今的学科划分体系进行分析，旅游文化的主体是旅游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伦理学范畴内的，也有部分内容是管理学范畴内的部分；而对于文化旅游来说，其主体是旅游管理学以及旅游开发规划学当中的范畴研究内容。而从西方学术界角度进行分析发现，旅游文化属于基础性的学科，文化旅游则是应用性的学科。2.关联首先，通过以概念的范畴进行分析，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都是对当前旅游以及文化的结合点进行全面的研究与分析，其两者有着一定的交集，就包括文化旅游资源以及趋向文化景观旅游活动的开展。其次，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来说，其包含旅游社会学、旅游心理学以及旅游人类学等非常多的理论与结论参与到研究当中，这对文化旅游的实践以及理论研究都有着极大的作用。并且文化旅游的发展和理论研究，也能够科学有效的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促进两者更好发展。

四、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实践情况进行明确

对于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其两者间是有着很大的联系的，其两者的交集点是对旅游以及文化间的良好结合点，以此来进行有效的研究与分析，主要就是对旅游资源以及文化景观进行分析，从而明确其特点。这样使得旅游文化更加重视理论的研究，因此可以保障其对文化旅游起到理论和借鉴的作用与优势，并且也能够突显文化旅游重视实践以及丰富旅游文化意义的优势。对于我国来说是拥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古国，由此能够看出中国的文化历史是非常悠久和深厚的。这就给我国当前旅游业的开发通过了越来越多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优势，并且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方向也要靠着文化优势来稳定发展。对于我国旅游业开发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还处在起步时期，我国属于新兴旅游大国。由于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利的基础，虽然我国有很多旅游项目还并没有被开发出来，但是却已经受到世界各地的关注，而真因为这些现象从中出现很多问题。如果将与旅游相关的不同资源良好的挖掘出来，并将其与社会实践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这是一项需要深思的话题。其中就包括不同的旅游产品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促进旅游业的稳定发展；在旅游业中出现很多旅行团服务，这为旅游者带来非常多的便利，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名目收费以及游客消费产生矛盾等问题的出现，会对旅游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这也是一个需要重视和深度研究的内容。对于旅游地来说，其中不仅包括自然遗产，并且也有当地的文化遗产，而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时，如果只是想单纯地迎合旅游业发展，而对自然和文化的发展带来影响，这样会失去旅游业发展的价值。所以在旅游业发展中也要重视当地自然以及文化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五、结束语

通过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两者的概念进行有效分析，发现其两者很容易混淆，因此在实际当中必须要对两者进行明确，并对两个概念进行清楚的界定，只要这样才能将两者优势和作用展现出来，从而科学有效的促进我国旅游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9）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10）

一、旅游学术研究轨迹

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出现，通常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之加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问题，探讨规律，提出假说，形成理论以至创建学科。旅游现象也不例外。旅游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在欧洲出现以来，也引起了各科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不同深度和广度研究旅游问题。既然科学研究是创建学科的开始，因此，我们似应首先追踪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轨迹，了解学者们的工作和成果。

1．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毫无疑问，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早于中国，因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本身就是舶来品。国外整个旅游研究进程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认知时期、确立时期和发展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国内学者始终十分关注国外旅游研究动向，试图从国外研究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例如，南开大学申葆嘉教授1996年在《旅游学刊》发表系列综述《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申葆嘉教授认为，国外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旅游经济学研究、旅游社会学研究、旅游人类学研究、旅游的环境和生态学研究、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以及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论［1］。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张立升以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004年10年内的382篇文献作为样本，从研究热点、研究新视角和研究的薄弱环节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外旅游研究动向［2］。文献资料表明，国外旅游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者们从自身研究兴趣，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角度进行旅游研究，并非出于一个统一的组织，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因此，其研究成果是一个自发形成过程。尽管从表面上看显得较为松散，但是如果用心去观察，依然能够对研究范围、研究热点、学术研究活动的规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2．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如果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之嫌。应当说，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几乎和旅游事业同时起步。经过30年的努力耕耘，用成果卓著来形容也不过分。2010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旅游研究论文集》，包括“30年研究评论”和“旅游科学年会论文”两个部分，共收录了154篇论文，计106万字，第一部分分为旅游综合研究、旅游产业经济、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其他旅游研究等四个栏目，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产业、旅游经济与管理、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地方旅游实践等五个领域。论文作者所代表的学科包括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管理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市场学、旅游公共管理学和城市旅游等［3］。从国内旅游研究总的情况看，旅游产业研究、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旅游教育、旅游基础理论和旅游经济管理等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较大，反映出国内学者研究领域的集聚程度。相对而言，应用性研究较多而基础理论性研究较少。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是基础理论性研究的数量和研究质量都在提高。其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不能长期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上，应用研究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需要从理论研究中找到根据。此外，中国的旅游研究还有一个与国情相关的特点，这就是由于中国当下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因此，包括旅游研究内的各项旅游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规划和管理机制下进行，遂使旅游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为政府的旅游发展政策服务的，而且政策导向和相关的激励措施十分明显，例如研究课题经费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评奖以至研究人员的职称晋升等各个方面。毋庸讳言，会有一些功利主义现象存在和发展，会有一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事实上未必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而成为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注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些区域性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不顾实际情况，千方百计地论证旅游可以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3．旅游学术研究与旅游学科的建立在旅游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中，都在探讨旅游学科的建立问题。其关键性内容有:旅游究竟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框架结构如何?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关于这些问题，笔者首先注意到，国内外研究的关注点似乎有较大区别:国外学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研究兴趣，更多地关注其所研究问题本身，而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关注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文化中更重视整体而非局部、更重视综合而非分析的倾向有关。已有多名学者在其论文或著作中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例如，石培华等在《旅游学科的自省与超越》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在不断的反思中自我超越，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支撑的综合性旅游学科群，并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一个不断成长、潜力无限的新兴学科”。“针对独特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模式和方法体系”［4］。胡善风等在《关于加强旅游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设立旅游学一级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并且将建立旅游学一级学科的客观根据总结为政府对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视、旅游学科和专业建设取得的成就、旅游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学术交流的增强等［5］。曹诗图在《试论旅游学科的构建》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这一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应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不应该从属于管理学科或经济学科”。“在旅游学科体系构建上可以分为基础层次、应用层次和哲理层次等三个层次”，并且认为，“旅游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和独立的学科，必须在组织机构、概念体系、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几个方面都达到学科所要求的标准”［6］。杜江、张凌云等在《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一文中认为，“改变现有的将旅游学科设置在工商管理项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旅游学研究体系框架已日趋成熟”［7］。上述学者的研究及其结论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对旅游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这种信心行将成为鼓励学者继续从事旅游研究的较强动力;第二，看到了旅游现象运行固有的自身特点，并将其认同为旅游学科从逻辑上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第三，清醒地认识到旅游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尚有许多工作待学者们继续努力。笔者以为，从旅游学术研究的开始到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一个受其内在规律性制约的、水到渠成的，并且很可能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往日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法学等学科上百年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对一门学科发展的信心能够促进但不能代替其发展过程。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以理性思维构建旅游学科。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地确认其建立基础和客观地评价其发展现状，学科的理论框架更多的是遵循科研规律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刻意设计策划的过程。在百家争鸣和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有一些具有事实根据和科学根据的学说和学派逐渐得到公认从而被确立，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殊途同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条件下，会得出相同或十分类似的研究结论或研究成果，这是由于他们遵循了共同的旅游运行和旅游研究的客观规律。在学术研究上不能人为地、刻意地追求共识和统一，更不能借助行政手段将旅游理论统一到某一名或某几名学者的学说上，否则必然是树立学霸。方法论也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能够从本质上反映出该学科的自身规律。最后，学科建设者的科学素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科学素养的成就过程也只有在学术研究中才能实现。

二、旅游学科建立的三大基础

学术发展规律表明，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具备三大基础，这就是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在这一点上，旅游学科和其他许多学科在本质上没有明显区别，这是各学科的共性。但是，某一学科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一定有其个性，而且这一个性经常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由此看来，我们需要紧紧围绕旅游学科的个性，讨论其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现象及其运行的形态、结构和规律，因此，旅游现象运行的个性从根本上决定着旅游学科及其存在基础的个性。

1．文献基础作为旅游学科建立基础的文献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学术研究文献。这是最重要的一类，因为建立学科主要依靠学术和理论方面研究。学术研究文献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是文献的积累和积淀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是受旅游现象运行和发展进程及规律制约的，因此很难人为地扩张和拔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的旅游业是从1978年正式开始的。假设政府当年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要求科研机构研究理论问题，一年必须产生3000项研究成果。这种要求即使从形式上有可能做到，所谓研究成果的质量却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口号、空谈和脱离实际的“研究结论”之外，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其次是文献之间有一个传承、继承和不断深化发展的关系。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总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根据事实的发展变化提出，这里所称基础可以涉及数据、思路、假说、研究方法以至研究灵感各方面。新理论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过程，从哲学上看，经常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第二大类是旅游实业界的经营管理运作文献。这类文献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旅游学科并非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与旅游业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从事研究和建立学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务发展。实业界的文献涉及范围会很广，可包括统计数据、经营管理流程设计方案、业务运作情况记录、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等。这些业界的文献为旅游学术研究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素材，启发思路。第三大类是政府的相关法律政策文献。各国政府通常都会对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对旅游事业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因此，这类文献对旅游事业本身和与此密切相关的旅游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中国这样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国家，政策法律文献对旅游研究的重要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2．理论基础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科学学说为指导进行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因此作为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种学科的理论。至于旅游学科的理论基础具体会涉及多少学科，目前尚难以最后确定，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总会有新的发现。但是笔者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认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哲学基础。这不仅因为哲学是众多学科之母，不仅因为旅游研究需要哲学思维的总体指导，也由于在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过程中的确有一系列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例如，旅游发展中各要素、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和辩证关系、旅游发展规律。其二是社会学基础。鉴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和规律的发现，需要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和指导。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对旅游现象的分析和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三是经济学基础。在旅游运行中会出现大量经济现象，而旅游产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相关经济学理论应作为旅游经济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例如，市场供需理论、产业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其四是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理论。这主要是由于旅游运行中会出现不同文化类型和作为其核心的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人类学理论正是研究和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理论。其五是环境科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作用就是用以指导旅游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最后是美学和艺术方面的理论。人们的旅游需求属于一种高层次的文化需求。随着人们旅游经验的不断积累，旅游质量的不断提高，必然会有一系列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被提到日程，除了引起旅游学者新的兴趣之外，也会引起旅游学者的研究和探讨。笔者之所以将上述几个学科的理论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根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旅游的研究和认识水平推测，上述问题是旅游运行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实质性问题;二是从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现状看，也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对旅游现象展开研究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笔者以为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关于哪些学科是作为或应当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这里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例如，申葆嘉教授最初在旅游研究中主要以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逐渐进入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一些社会现象，尤其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单纯用逻辑实证主义很难得到有效的解释。因此，他注意研究和吸收西方社会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成果，例如结构功能主义、新实用主义、现象学、符号互动等方面的理论学说，用于其旅游学术研究，后来发现许多问题从这些成果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和较为满意的答案［8］。其二，在旅游学科自身的理论建立之前，学者们主要是从其他有关或可能有关的学科出发，利用这些学科的理论研究旅游问题并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各学科理论之间会围绕着旅游现象的规律发生整合，形成能够更为有效地分析、解释和说明问题的新理论。走完从借用到直接应用的过程，类似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等理论在生物研究中的形成过程。

3．人才基础

以理性思维从事旅游研究和建立旅游学科还必须有坚实的人才基础，对人才基础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需要有一支稳定的队伍。这不仅指从形式上有足够的人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旅游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这些人应当有合理的分工，例如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分工、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人才质量问题当然更是实质性问题。旅游研究的多学科性、综合性、复杂性，对研究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高尚的学术道德和为学术研究工作热诚奉献的职业精神。其中，学术道德是一个合格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必须始终坚持的第一要务。第二是科学素养。旅游学术研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必须受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系统训练，具有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论基础。能够始终如一地做到从事实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尽量坚持价值中立，较少受个人主观臆断或个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坚持逻辑思维。第三是文化素养。此包括旅游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个人文明素养和对旅游研究所涉及的文学、艺术等相关学科的兴趣、知识和能力。最后是悟性潜质。悟性潜质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知识面和理论功底的基础上，并经常与之呈正相关关系。此外，还包括对旅游中异文化事物和因素的好奇心、兴趣和分析理解能力，而这一能力对旅游研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论

旅游学科要成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科，不仅要有体现自身特点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之间不应是各自独立，相互无关的学说单体，必须构成从某些共同规律和原则出发，相互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在尝试研究和提出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笔者以为，旅游学科毕竟尚未正式形成，毕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学科，因此，不宜过早地做出结论。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一些观点和假说，经过一个百家争鸣，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使符合科学规律的结论自然形成并被公认和接受。根据笔者的理解，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应用理论三个层次。

1．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是旅游学科的核心性、根本性理论，其研究对象是整个旅游现象运行的结构、形态和基本规律，其适用范围为整个旅游学科。旅游学基础理论为本学科中各个分支性专业理论提供依据、原则和指导思想。首先是旅游学基本原理。需要说明的是，旅游学基本原理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目前在各旅游院校使用的教科书《旅游概论》，后者从总体上看只是对旅游或旅游业的一般性介绍，并未在学科意义上成为系统理论。迄今为止，国内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旅游学基础理论有三部著作:其一是谢彦君教授1999年所著《基础旅游学》，其二是申葆嘉教授1999年所著《旅游学原理》，其三是申葆嘉教授2010年的新作《旅游学原理》。两位学者在理论体系、方法论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不同，而申葆嘉教授1999年和2010年的两部《旅游学原理》尽管同属于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内的著作，但2010年的新作与1999年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进展。它是作者十余年来对旅游现象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称，是旅游现象运行及其规律的系统理论陈述。第二是旅游发展史。旅游发展史之所以列入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在于它并不是旅游发展过程的简单描述，而是运用经济史、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方法论对旅游现象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纵向研究，并且从这一研究过程中探索旅游发展规律，预测旅游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和全球的旅游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指导性理论。第三是旅游学说史。旅游学说史的作用在于对学者和学术界关于旅游问题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梳理。从这一梳理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界是如何对旅游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各种学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如何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旅游发展实践;各种学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了修正、完善，或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失去作用而被摈弃。在旅游学说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旅游学术活动自身的规律，指导学者科学地从事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

2.专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