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作思路篇（1）

一、加强落实工作要求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总体要求，紧紧围绕省、市、县、镇的工作要求，结合我镇辖区内29个村级金融扶贫服务站，建强我镇金融扶贫制度，夯实我镇金融扶贫工作，助力脱贫攻坚总任务。

二、加强政策宣讲工作

（1）个人信贷。在我镇近期组织的入户走访过程中，我镇仍存在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贫困户对金融扶贫政策不了解、不清楚现象。镇金融扶贫服务站下一步将结合各村金融扶贫服务部和包户干部，对贫困户再次进行金融扶贫政策宣讲，做到金融扶贫政策知晓率为百分之百。

金融工作思路篇（2）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181-01

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面对现实存在的金融风险,如何采取应对策略,有效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经营安全,避免因金融动荡而引发经济危机,危及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已成为金融及其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影响

对于我国金融业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其影响十分深远。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都是现实存在的。这种挑战,除了加剧国内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之外,还在于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1.在监管理念上,要求向国际惯例靠拢。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三大监管主体作为国务院下属的行政部门,自成立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目前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阶段。在国外,许多国家改变行政管制,更多地注重金融监管的安全与竞争、成本与效率的研究,由原来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的严格监管走向二者的协调配合,由行政命令式的限制性监管走向鼓励金融创新,体现市场主导和自担风险原则,金融监管也越来越借助于市场对参与者约束,即金融机构内部约束和社会外部监督约束。

2.在制度安排上要正确处理业务与创新的关系。在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下的分业监管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各司其职,分别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监管。这一体制尽管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现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国外银行、保险、证券三业的界线逐渐模糊,金融创新日益多元化、外资金融机构全方位一揽子业务服务制度将对我国金融业现行的单一服务方式带来冲击。在此背景下,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转变观念,加强协调与合作,在现有的体制下适时调整监管方法和思路,积极寻求现有金融法律、法规的支持,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以监管创新促进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分业与创新之间的矛盾。

3.在手段上要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从国外来看,西方国家监管部门越来越注重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基本实现了多种监管手段的互补和统一。同时,为适应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和处置风险的需要,监管部门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建立了以网络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在我国,金融监管手段还比较单一,电子化水平还不高,尚未做到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之间、监管对象之间信息共享。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陆续进入和金融创新向纵深推进,监管部门面临着监管对象复杂化和监管范围不断扩大的现实,因此在监管手段上必须尽快向现代化目标迈进。

4.在组织上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职业监管队伍。一方面,基层监管机构中监管人员占比过低,且现有监管人员大多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缺乏系统的专业金融理论基础,对新的金融监管理论和技术普遍缺少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复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在把目光瞄准国内金融机构的同时,也会积极争取国内监管人才的加盟。在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培训机会、诱人的升职条件面前,现在我国监管人才的流失将不可避免。面对压力,只有培养造就一支精干、高效的职业监管队伍,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改变金融监管的对策建议

1.更新监管理念,突出风险监管。做好金融监管工作,必须要有先进的监管理念做指导。理念决定思路,思路形成对策。目前,监管部门实施的基本上是限制性监管、合规性监管,普遍缺乏安全、效率观念,导致金融业整体运行效率不高,风险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监管理念问题,树立起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并重的思想,在确保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改变行政式的限制性监管,改进现有的合规性监管方式,进一步突出风险性监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断进行监管创新,创造有利于竞争、安全、效率相统一的协调环境,达到安全和效率的最佳平衡。

2.坚持人本管理,实施依法监管。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关键问题在于人才。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作效率也就上去了。金融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决策到执行,监管效率的提高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复合型的监管人才。为此,监管部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现有的监管人力资源和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求稳怕乱、瞻前顾后的思想,树立任人唯贤、用人之长、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观念,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建立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建立完善人才培训网络,适应日益复杂的金融形势,应对各种挑战。因此,对监管部门来讲,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组织监管人员集中学习新的监管法规和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增强监管人员的法治意识,牢固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依法监管思想。

金融工作思路篇（3）

【正文】

2020年，区地方金融监管局紧紧围绕市区两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促进辖内金融业稳健发展。

一、2020年主要工作

（一）贯彻融资畅通工程

一是推进银企对接交流。成立并运作金融专班，全市首个“第一时间”汇总银行、保险惠企政策并在8718等各企服平台宣传。通过“万员助万企”广泛排摸企业金融需求，组织工业、物流、外贸、中小企业等专场银企对接会，推出外贸、物流等行业专属“融资产品超市”，满足不同企业需求。二是开展“扫需求”专项行动。在全市率先试点，依托市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开展“扫需求”行动，联动各街道“扫需求”专班人员，联系指导1.1万户在册企业登录并需求，引导金融机构及时对接。

（二）优化重点领域服务

一是保障区域重点建设。围绕区委、区政府“双城”战略，主动对接“甬江科创大走廊”滨江新城、芯港小镇、凤凰城、246产业培育等重点载体，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与区投控公司、现代服务业发展公司的合作，利用多种融资工具，强化对重点项目和企业的支持。二是大力提升制造业贷款。在全市率先启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提升专项行动，争取到工农中建交市分行最低利率为3.65%的230亿元中长期贷款。出台针对大碶模具园区的金融服务方案，为企业提供整园授信、中长期贷款、供应链金融、一企一档精准对接等金融产品、服务。

（三）招商引资创新发展

一是引进保险机构。成功引进两家保险科技机构。其中，航天信德项目团队入选2020年度“泛3315计划”创业团队。二是创新两个保险项目。全国首创外聘医疗专家手术保险和体检创新保险项目。同时，重点推广政策性复工防疫保险，一般工贸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生态环境绿色保险等项目。

（四）拓展资本市场深度

一是挖掘潜力企业。结合“三服务”，联合各主管部门开展走访调研，排摸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意愿。按甬股交、新三板、A股三个层次，组织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银行等专业机构成立金融顾问团，提供全流程金融服务。二是培育后备梯队。有效运用《北仑区上市后备企业培育管理办法》，明确上市后备企业条件及上市服务流程。为企业解决上市过程中的问题，联系各审批部门为企业赴外省市办事出具证明、提供便利，切实降低企业改制成本。三是搭建融资平台。借力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产业集聚优势，举办投融对接项目路演活动，促进优质企业项目与投资机构之间的投融资信息交流合作。

（五）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一是严防“两链”风险。贯彻省里提出的“四张清单”动态管理机制，进一步摸准企业需求。排摸形成疫情初期资金困难的企业百余家，联合相关部门一对一对接，引导银行、小贷公司等不压贷、不抽贷，帮企业获取足额信贷。二是加快“不良”处置。对已出险的企业，根据企业实际，按“有保有汰”原则分类处置，“一企一策”化解潜在金融风险。多次组织召开协调会，引导银行加快不良处置。三是加强类金融监管。10月，区地方金融监管局挂牌成立，明确了对“7+4”类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职责。引导地方金融组织平稳运行、规范发展。特别是协调成立了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协助其建立内部制度，形成较完善的担保体系，助力其完成担保任务。

二、明年工作思路

（一）金融保障更加扎实，抢抓自贸区机遇

抓住北仑成为自贸区的契机，拓展金融服务功能，探索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等协同发展，着力形成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多向交流体系。一是积极配合发改局、政研室等部门，调研学习先进地区经验，结合北仑实际，为自贸区金融政策的拟定出谋划策。二是联合外汇局，以大数据为支撑，整合工商、税务、海关等的各类数据，智能化获取企业信用信息，为外汇管理便利化提供背书，使企业获得更快更好的外汇服务。三是主动配合外汇局，组织金融机构加强对自贸区政策的学习，召开培训会，引导区内金融机构推出针对自贸区的金融产品、服务及与之相适应的外汇业务办理办法。

（二）资本市场更快提升，跟进注册制改革

金融工作思路篇（4）

中图分类号:C976.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4244(2010)06-0114-04

一、金融危机对甘肃就业形势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业形势严峻

经济增长是劳动就业的源动力。只有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劳动就业才能得到切实保障。2009年第一季度甘肃省GDP同比增长4.2%,相比2008年同期下降6.1%,经济下行趋势明显,这是自2006年以来甘肃省GDP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并有可能导致全年GDP增速低于10%。居民消费能力不强,消费倾向偏低,消费信心不足,这是导致内需不振的重要原因。由于劳动力需求是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派生需求,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必将通过就业弹性带来就业水平的降低。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多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2009年第一季度需求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5.4万人,下降了3.3%,本季度求职人数则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2万人,增长了10.9%,就业形势严峻。

(二)就业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日益凸显

首先,劳动者权益受损情况增多。随着部分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业形势趋于严峻,社会保障面临新的困难,劳动争议和举报投诉案件数量上升。一是企业关门拖欠职工工资情况增多;二是因企业无力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而发生争议。一些企业为了逃避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以其他裁员方式规避解除劳动合同。其次,社会贫困问题逐步加重。甘肃省属于我国西部欠发达省份之一,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比较低,贫困问题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比较突出,而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加重了甘肃省的贫困。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矛盾突出

甘肃省2009年共计有16.8万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今年上半年,全省新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1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幅度增加,但就业率没有显著提高。受金融危机影响总体需求减少,7月中旬全省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仅为45%,同比降低15个百分点。这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

(四)农民工就业难度加大,农村面临返贫压力

金融危机引发农民工失业的基本路径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萎缩――外部需求萎缩产生企业经营困境――企业经营困境造成农民工失业。甘肃省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返乡农民工较往年大为增加。虽然2009年前两个月劳务输出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由于用工单位经费状况的不稳定,企业工资普遍降低,可能导致农民工务工时间、务工收入受到影响。根据统计分析,甘肃省农村富余劳动力目前约在350-4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果不能保障农民工较好就业的话,农村发生返贫现象的可能性非常大,甚至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农民工的务工去向已经成为了摆在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金融危机下国外就业政策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

为了拯救深陷金融危机泥沼的就业市场,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未就任,就于2008年12月6日提出一项经济振兴计划,试图通过政府投资新能源、改造联邦政府办公楼、改善全国医疗系统与医院设施、升级学校硬件设施等措施,为美国创造400万个就业机会。奥巴马政府还将在未来的10年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这将在研究、制造和建筑等领域创造500万个新工作岗位。

一是扩大教育规模,反周期应对劳动力市场波动。美国将掀起新一轮“高等教育运动”,与美国历史上大萧条期间的高中教育运动、20世纪40年代的退伍军人返校运动异曲同工,都是反周期应对就业危机的重要战略,意在为经济发展准备强大的动力。二是强化职业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为应对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计划创立“弹性教育账户”,资助失业者进行再就业培训;扩展学徒计划,帮助劳动者获得执业资格和技能。

(二)英国

首相布朗公布一份雄心勃勃的救市计划,承诺将在英国创造10万个工作岗位,以缓解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在该计划中,布朗拟通过修建学校和新的公路等公共设施,以及投资环保项目和高技术项目等方式创造大量工作。据预计,2009年英国失业人数将达到300万人左右。创新、大学与技能大臣约翰・德纳姆办公室提出了专门针对18至24岁年轻人的相关建议,其中包括一项实习计划:学生减薪实习,以获取工作经验。包括巴克莱和微软在内的四家公司已同意参与这项称作“全国实习计划”的行动。

(三)俄罗斯

为缓解全国失业问题,俄罗斯政府拨款437亿卢布促进居民就业,并推出缓解失业问题的一系列新措施。按照政府推出的新措施,从2009年起除失业者外,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待岗人员和即将失业的居民也能够获得政府救助。俄罗斯政府非常关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俄劳动部和教育部联合制定了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和帮助他们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纲要。在促进就业的种种项目中,效果最好的是“青年实践”项目。主要操作方法是,由政府劳动部门出面帮助大学毕业生与企业签订一年或半年的实习合同,实习期间的工资和费用一半由企业出,另一半由劳动就业部门出。

(四)韩国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韩国的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韩国政府决定从2009年的财政预算中拨款5.45万亿韩元(约合40.6亿美元)用于稳定就业市场。政府决定,2009年将对稳定雇佣状况投入5兆4千亿元。还决定延长非正规工作岗位的雇佣期限。韩国劳动部在向总统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说,上述40亿美元将用于在2009年对15.2万名求职者进行培训。此外,为向老年人及职业母亲提供帮助,韩国政府还计划用上述资金在社会服务领域创造1.5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政府还计划在今后失业者超过100万的情况下延长失业津贴期限两个月,并对雇佣状况困难的行业和地区给予补贴。现行为期两年的非正规工作岗位雇佣期限将有可能延长到3至4年,还将扩大允许派遣的业务范围。

三、甘肃省应对金融危机的就业政策建议

(一)建立并完善失业预警、失业动态监测报告制度

失业动态重点监测报告制度,主要通过对重点监测企业和城镇中小企业行业用人情况的监测分析,及时掌握经济波动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就业状况的变化,并进行追踪监测,分析其原因,研究其变化趋势,以进一步制定针对性较强的预防和调控措施,并为建立失业预警制度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持。

建立失业预警制度是我国《就业促进法》赋予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通过掌握本地区不同时期社会失业率、登记失业率以及超过24个月未就业人员比例、失业人员增幅、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人数等相关数据,明确不同时期失业预警主要指标,界定失业预警安全与风险区,制定其失业预警操作规程和相关处置措施;在出现区域性突发事件影响就业局势时,特别是针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加重就业严峻形势时,适时启动应急预案,把不利因素和影响减少到最低。

(二)出台积极政策,稳定企业就业

采取积极措施稳定就业局势。鼓励和引导职工与企业依法平等协商,采取多种措施共渡难关。一是引导企业尽量不裁员。企业生产任务不足,可采取轮岗作业、待岗培训等方式,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作业班次。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的企业,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可以适当降低职工工资;特别困难的企业,也可以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停产、半停产企业的待岗人员,经平等协商后可以按不低于最低工资的70%发放生活费。待经济效益好转后再及时恢复或提高工资标准。二是企业采取多种措施后仍然需要裁员的,要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用人单位一次性裁员40人以上的,应事先通知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一次性裁员20人以上,或虽然不足20人但占职工人数的10%以上的,应当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向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报告。三是企业规模裁员解除职工劳动合同的,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并做好职工安置、社会保险接续、失业保险待遇享受、再就业培训等各项工作。

(三)加强政策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进一步明确目标和责任,加大对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力度。迅速建立务实高效的协调促进工作机制,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加强协调,紧密配合,努力营造有利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各高校要顺应形势,紧盯市场、企业和社会需求,切实增强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要齐心协力、千方百计的促进甘肃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一要全方位开拓就业渠道。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要发挥带头作用,力争招聘人数不低于去年。要鼓励和引导重大科研项目单位和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聘用或吸纳高校毕业生。要鼓励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和应征入伍报效国家。二要全面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有关配套政策和具体实施办法,确保各项政策具有可操作性,使高校毕业生真正享受到政策的实惠。三要全面开展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高等院校要做好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政府有关部门要不断完善公共就业服务。要加快实施毕业生见习计划,认真做好困难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援助工作。要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严厉打击以职业介绍为名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欺诈、传销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造良好环境。

(四)拓展培训内容,实现就业、创业多元发展

劳动力技能总体水平偏低是甘肃省产业结构调整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这一机遇,大范围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以做好人力资源储备工作。劳动力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尤为重要,既可以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同时也可以缓解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技能培训以满足实际需要为目的,注重实践,能切实提高参训人员的技能素质。培训所需经费由财政负责,个人无需承担费用,可由政府提供就业培训券。另外,还可在全社会组织开展大规模的职业培训,将更多的城乡劳动者组织到职业培训中来,使得劳动者在提高就业能力和素质的同时,能够使失业找工作者处于一个积极准备就业的状态。同时,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法》和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指导意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和服务业更好发展,从而更多吸纳就业。应届大学毕业生和返乡农民工是创业的主力,建议相关优惠政策的重心应以他们为主,充分考虑到其群体特征和实际需要,尤其要在资金上提供支持。可考虑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和创业风险担保基金,前者直接为创业者提供资金资助,后者为创业者申请贷款提供担保,以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机制和引导作用,实现就业、创业的多元发展。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失业救济与促进再就业相结合

目前,甘肃省还没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就业的角度出发,政府要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就业网络体系,加强失业保险制度、再就业培训制度、再就业服务制度建设,使失业人员有较为稳定的生活保障,并能提高其知识素质和技能水平,保障其拥有再就业的机会。

促进再就业对于失业者的自救尤为重要,这是由输血功能向造血功能的转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各个产业中的广泛运用,结构性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职业培训和转业培训是解决结构性失业的主要措施。失业保险不能只满足于使失业者有一定的生活保障,还应当积极促进和帮助他们经过培训实现再就业。失业者只有实现了再就业,才能在社会上得到真正的“保险”。失业救济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暂时的手段,再就业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因此,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拿出部分用于失业者的再培训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而要想做好这个工作,用好、用活这部分资金,关键是加强再就业服务体系的联合运行。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还在加深。从甘肃省来看,受金融危机时滞传导作用的影响,经济运行困难明显增加,企业经营难度加大,在原有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三峰叠加”矛盾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又面临着稳定企业就业、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和安置大学生就业的新问题。全省城乡就业新旧矛盾相互交替,扩大就业和稳定就业的双重任务异常严峻。因此,积极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采取行之有效的促进就业的措施,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家制定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各项政策,才能将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昌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09,(2).

[2]栾茂峰.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

[3]刘燕斌,陈玉萍.应对金融危机各国促进就业新措施[J].职业,2009,(13).

[4]李德,郝秋华.对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就业问题的反思与探索[J].南方论刊,2009,(1).

[5]陈冠群.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就业市场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9,(6).

金融工作思路篇（5）

1、从物业管理工作的角度出发，提前掌握物业的情况，做好以下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1)根据公司相关销售承诺内容，制定《业主临时公约》、《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业主手册》，并与公司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对集团公司售楼承诺文书从物管视角给予评审，避免入伙后口实不符导致纠纷;

(2)对园林布置及景观设计方案、园林绿化，从物业管理工作角度提供专业建议;

(3)参与项目组的工程例会，适时提出物业管理工作的专项建议;对智能化系统提出专项建议;对大厦的给排水、电力供应、电梯、消防、安全防范、水景、标识系统、管送煤气系统、公共配套设施、管理用房的规划与施工，从物管专业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

(4)收集工程图纸，建立设备档案，参与设备的安装调试;

(5)对设备设施及各类管线的隐蔽工程进行跟踪并建档管理;

(6)配合拓展部进行物业管理咨询，同时与拓展部人员进行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服务内容、契约的互动沟通;

(7)业主入伙前，先行参与大厦的验收过程，发现问题及时汇总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8)收集装修、装饰材料供应商，以及相关设备厂家的信息(厂家联系人、联系方式等)，以满足日后维修中的材料供应;

(9)与总公司工程部协商建立维保机制，力求在维修管理流程等方面建立有效的措施以确保维修的高效率，使业主在售后质量维保方面的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

(10)建立与社会专业机构的联系，开展如通邮、通水、电、气、电话申请等准备工作;

(11)与总公司协商确定管理处办公场所以及安防人员的宿舍、食堂等生活场所的配置，确定装修方案;人员配置、培训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12)拟定物业管理工作服务各项流程及与业主相关的各类资料，并印刷装订成册(业主入伙时发放给业主)。

(13)针对未来需要完善的物业管理工作问题建立专项档案。

2、开展业主服务需求调查

积极参与总公司开展的业主联谊活动，集中收集了解业主反馈的信息，在拓展部帮助下，在入住前开展业主需求调查，以求了解业主的公司业态、人员年龄结构、文化层次、兴趣爱好及各类服务需求，通过分析，确定管理服务标准及各项服务收费标准，使今后的物业管理工作服务更加贴近业主。

金融工作思路篇（6）

金融系统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金融系统运作是否高效、顺畅，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金融系统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应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精神，一方面这是响应中央有关群众路线教育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这也是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举措。本文主要就金融系统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群众路线贯彻和落实问题展开一些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群众路线在金融系统政工工作中的特殊性

群众路线精神是我党致胜的法宝之一，也是新时期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体现。金融系统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中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系统本身的特殊性。金融系统维护国家经济运转，在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金融系统又是服务性行业，需要具有服务精神，必须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金融系统的服务对象，正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呼声，必须得到金融从业者的重视。从社会责任承担的角度来看，金融系统不能将赚钱和营利作为首要的目标，而是应以是否做好服务，作为检验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与金融系统的行业特点、服务内容，存在密切的关联性，或者说，金融系统有必要比一般的企事业单位更加重视群众路线。

第二，新时期做好金融工作的特殊要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金融系统也在不断的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国家放松了金融管制，金融行业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金融产品不断推陈出新，传统的经营方式受到了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人民群众有着更高的金融消费需求，传统的工作思路已经难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甚至导致金融行业饱受诟病。这一背景表明新时期做好金融工作存在很多特殊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加强金融创新，满足消费者的新型金融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重塑金融行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二、金融系统政工工作中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

金融系统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中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对社会、对金融系统、对消费者均产生积极意义。

首先，对社会的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金融系统在信贷服务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优质服务的供应必须建立在对消费者需求的有效把握基础之上，否则很难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群众路线精神要求金融系统密切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倾听消费者的呼声，在此基础上开发新型产品，提升服务品质，使金融系统更好地介入社会生产链条中，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高速发展。金融系统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群众路线精神的贯彻落实，将有助于我国金融行业的革新和开拓，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其次，对金融企业的意义。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对金融系统的意义表现为能够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促进品牌维护、品牌提升。一方面，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能够使消费者对金融企业产生信任感，这对于品牌信赖力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能够使金融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能够极大地提升金融企业的品牌亲和力，使更多的社会公众愿意接受该企业的金融服务。可见，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并非金融企业的一项负担，相反，金融企业应利用这一契机做好品牌维护和提升工作。

最后，对消费者的意义。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将在根本上要求金融系统必须将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追求目标，因而对消费者利益的促进也具有积极意义。群众路线精神在金融系统中的贯彻是金融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金融企业必须将消费者视作上帝，而自己仅仅是服务者，从而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形象，消费者在金融消费关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根本的提升，有助于消费者权益的实现。

三、金融系统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精神的具体措施

金融系统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中群众路线精神的贯彻和落实需要通过一定的技巧和手段得以实现，同时还应注重创新性，而不能因循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结合工作实践，笔者就金融系统贯彻群众路线精神的具体方略提出一些建议：

（一）端正态度，热情服务

金融系统职工首先应在态度上进行端正，以热情服务、微笑服务为根本的工作方法。在工作中遇到难题，应不骄不躁，本着客户利益优先的思路，以维护客户的根本利益为己任。端正态度、热情服务，将在思想观念上倡导职工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对于职工思想境界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积极进取，善于开拓

当前金融服务创新趋势有所加强，以互联网金融为典型的新型金融产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喜爱。传统的金融企业应认识到此类新型金融产品的杀伤力，同时也应认识到正是由于某些互联网企业对群众需求的深度把握，才产生了此类新型金融产品。金融企业职工也应做到积极进取，善于开拓，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守成，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此过程中，把握群众想法，琢磨群众心理，发掘群众需求，应成为职工的基本功。

金融工作思路篇（7）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决策。在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挑战的背景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可以转移过剩产能、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还能帮助中国更好地借力经济金融渠道加深同周边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获得周边国家更大的理解、认同和尊重，并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影响力向政治影响力的转换，提升中国在周边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惠及我国企业和普通民众。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能享受到更现代、快捷和高效的生活方式，还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福利水平有望明显提升；伴随着互联互通的深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都将获得更广阔的业务发展空间，企业做大做强将更有底气，协作共赢将更有契机；伴随着“一带一路”融资需求和服务需要的不断增加，中国金融机构不仅将邂逅一片充满各类机会的业务蓝海，还有望通过“干中学”的持续推进，加快金融创新和国际化发展的步伐，进而实现中国现代金融力量的长期培育。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抓手，而发挥金融引领作用，是切实破题、趋利避害的关键所在，需要在“一带一路”国策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安排中，确保强国思维和底线思维，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合作共赢。

然而，一带一路建设如何破题，的确是一个难题。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沿线国家呈现多重分化。表现为：第一，沿线60多个国家大部分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发展阶段有所不同，且面临着政治转型、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变的不同挑战；第二，“一带一路”处于东西方多个文明交汇的地区，不同信仰、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的矛盾与冲突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长期化和易突发的特点；第三，“一带一路”覆盖的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中东欧是政治角力的焦点区域，世界大国在伊朗、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上深度博弈，导致地缘政治分歧和动荡不断发生，甚至出现政权意外更迭现象；第四，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历史渊源、经济联系和地缘关系也各有差别。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所涉区域金融力量相对不足。表现为：第一，“一带一路”沿线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发展较为缓慢，金融对外开放却过快，国内优质企业缺少安全和高效的直接融资渠道；第二，沿线国家总体金融实力有限，建设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缺乏资金和融资支持；第三，“一带一路”涉及多个国家、多个币种的广泛跨境金融合作，目前却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框架；第四，由于地缘政治、经济博弈非常复杂，建设并完善区域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还存在一些现实困难。

值得强调的是，这两方面困难都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来具体应对。通过金融手段，引导资本先期投入，同时坚持商业运作原则，既可以给予沿线国家金融助力，也可以淡化“中国色彩”，打消沿线国家的政治疑虑，换取沿线国家对中国更加认同的良好效果，是破题“一带一路”的“牛鼻子”。

金融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

当今社会，金融不仅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手段，还对产业变革、社会演化、文化传播、信息交互和国家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金融不仅是经济的血液，更是时代的灵魂。此时代背景下，金融不能仅仅定位于“服务”“一带一路”，更应该积极发挥四种引领作用，成为“逐梦”的急先锋和“圆梦”的主心骨。

金融应发挥经验引领的作用。“一带一路”是一个复杂体系，必须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特质，实行“规则统一、形式各异”的区别推进政策。制定和实施有所区别的个体政策，需要充分掌握信息、合理把握尺度，而中国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适应各国政治、文化和法律框架并有效开展务实经济合作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据商务部统计，2004至2013年10年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年均增长19%；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6%，大幅高于同期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年均总增速。2013年，与沿线国家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6%；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营业额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一半。应该说，在过去与沿线国家的经济、金融往来中，中国金融机构始终是直接的参与者和实质上的主力军，积累了大量因地制宜开展合作的经验，理应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深入发挥经验引领作用。

金融应发挥专业引领的作用。“一带一路”是个系统工程，内涵丰富，金融作为全方位的资源配置手段，不仅能满足多样化需求，还能通过“以点代面”式的业务引领，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在具体实施路径上有序推进。具体而言，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先导，初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紧接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心将转移到资源能源的合作开发利用上；随后，全方位贸易服务往来有望成为主题，从而带来多产业链、多行业的投资机会，并为实现“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注入强大动力。在这种分步走的推进路径上，金融不仅可以满足建设资金需求，还能提供融资顾问、投行财务顾问、融投方案制定、股权债权产品、投资、租赁、风险管理等综合化服务，并通过这些服务引导“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实现稳健的阶段转换，进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有条不紊地推进、循序渐进地拓展、集约高效地深化。

金融应发挥模式引领的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绝大多数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更是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实现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可持续增长，经济规模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和谐稳定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实体企业不断做大做强，金融机构则飞速发展并在各类国际同业排名中位居领先。中国模式是一种已经取得成功、并可以被广泛借鉴和复制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沿着“一带一路”进行扩散和传播，不仅有利于消融中国崛起压力，也有利于沿线新兴市场国家少走弯路、借鉴中国模式取得快速进步，最终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形成一个基于中国模式共识的有机整体。金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中国金融机构对中国模式更是十分了解，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金融理应发挥模式引领作用，在业务合作的同时向沿线国家广泛传播消化西方智慧、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发展的中国经验。

金融应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一带一路”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势必要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充分体现以我为主的强国思维和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金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使其具有充分体现强国思维和底线思维的机会和可能。一方面，在金融投资过程中，中国应审时度势、注重保持相对优势，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作为金融实干“主力军”，引导沿线国家产业发展；积极果敢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占据金融主动来体现强国思维。另一方面，金融作为经营风险的专业行业，应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风险识别、预警、评估和管理作用，避免由于各种原因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危机，通过守住金融底线来体现底线思维。

金融引领“一带一路”建设需加强顶层设计

加强顶层设计，需要正视中国的优势和劣势。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金融是“牛鼻子”，发挥着调节资源配置和优化投资效果的引导作用。目前，中资商业银行已深入沿线大部分国家，积累了大量金融合作经验，并计划大幅加强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在国际化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提出“未来一段时期，争取境外机构覆盖‘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达到50个左右”。2014年底，丝路基金注册成立，标志着金融破题“一带一路”上升到国家层面战略；2015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工作也进入一个高潮阶段，标志着金融主导“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务实、高效的细致落实阶段。

金融引领“一带一路”建设，是个大命题，是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业已取得的“短胜”尚不足以保障“长胜”。因此，进一步稳健、有序、高效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迫切需要进一步充分发挥金融的引领作用，而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加强针对性的顶层设计。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顶层设计要基于国情、基于趋势、基于现实。当下，就发挥金融引领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而言，中国的优势和劣势都非常明显。优势在于：我们拥有充足的物质积累，包括大量的可用资金、成熟的市场运作、强大的金融机构、广泛的合作经验、先进的项目技术、高效的建筑施工、优质的装备实力等。

而我们的劣势，现阶段集中体现为“五个不足”：一是人才不足。各类技术人才、科技人才、项目人才广泛缺乏，特别是具有国际背景和金融专业能力的领导人才极端稀缺，无法满足“一带一路”深入推进和“走出去”扩容增质的客观需要，无法满足以中国为主导的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长期发展需要。二是信息不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其人文、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和地缘关系都有巨大差别，走出去企业往往难以掌握足够相关信息以区别对待、趋利避害。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对东道国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商业制度惯例等掌握不充分，投资方向选择存在一定盲目性，常出现多家中资企业竞相加价和溢价过高的情况。对外投资只偏重政府关系，忽视与当地NGO（非政府组织）和GCS（Global Civil Society，国际公民社会）打交道，导致项目因环保、民生等问题受阻频频。在国家层面上缺乏一个统一、集约的信息研究和情报分析系统，无法满足走出去企业日益攀升的信息需求。三是深度不足。“走出去”没有“沉下去”“融进去”，存在“建完即走”的现象，虽然企业和资金“走出去”了，影响力却没有真正跨出国门。从结构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直接投资比重相对较低，所以，走出去走得并不扎实，也不深入，许多走出去的企业未能实现从工程承包商到境外经营者的身份转换，未能通过长期经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进而未能与当地社会实现更加深入的融合。四是安全不足。由于全球地缘政治动荡日趋激烈，恐怖主义气焰持续嚣张，“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企业经营、人员生活、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安全需求势必会不断增加，而目前不仅安保方面缺少统一安排和特别保障，而且国家层面上与动荡国家的沟通也不充分，未能以我为主提出各项安全政策要求。五是模式不足。由于长期外汇资金短缺，企业对境外市场缺乏真正了解，导致信心不足，以及企业自身短期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存在统一协调等问题，“走出去”企业在模式上更适应“承包主导型”合作，对具有一定商业风险的“投资主导型”合作模式不够适应，这势必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多样化需要。

加强顶层设计，需要“两种思维”和“六个结合”。基于中国的优势和劣势，在国家经略的顶层设计方面，应充分发挥金融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先行优势和引领作用，以共赢为最终目标，集中金融力量优先办好“一带一路”这件大事，用金融手段建设命运共同体，将“创新思维、创业心态”贯彻到底。在战略指导上，体现“两个思维”：一是强国思维，在机构设置、项目推广、规则制定过程中体现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选择符合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发展模式，不盲目赞成和接受国际上任何所谓的“最佳实践”，坚持走有新兴市场特色的区域发展之路，积极谋求共赢并争取战略主动；二是底线思维，将“大安全观”应用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对任何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言行保有警惕，注重把控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在最大化利益的同时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危机的底线。

在战略安排上，体现“六个结合”：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既要积极推动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也要大力吸引沿线国家企业走进中国金融市场；二是“先予”和“后取”相结合，以共赢为最终目标，短期内给予沿线国家金融助力，长期内取得沿线国家对中国“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的良好效果；三是发展与安全相结合，在谋发展、求共赢的同时，完善安全应对措施，加强安全保障工作；四是利益共享和金融反制相结合，促进沿线国家实体经济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度结合，在共赢模式下切实提升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金融控制力和政治影响力；五是宏观目标和微观利益相结合，保障宏观战略的推进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六是整体推进和机动灵活相结合，既要全面加强与沿线国家的金融互动，也要根据多重分化的区域特征区别对待。

金融引领“一带一路”建设的细化举措

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充分发挥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不仅需要在顶层设计上积极谋划、形成共识，还要从金融专业角度细化具体措施，把国家战略落到实处，把金融手段运用到各个环节。具体而言，可从“引进来”、“走出去”、双向互动、配套措施四个维度采取以下措施：

推出离岸证券交易中心，实现“四个提振”。“引进来”方面，建议在自贸区推出离岸证券交易中心（即国际板），通过相应制度设计吸引沿线国家的重点企业赴中国上市，进而实现“四个提振”：一是提振沿线国家微观经济主体在“一带一路”宏伟战略中的实际参与感，帮助其更直接地获取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融资支持；二是提振中国投资者对推进“一带一路”的主动支持，帮助其更市场化地分享沿线受益国家的经济发展红利；三是提振中国经济、金融影响力向地缘影响力的有效转化，帮助中国在处理复杂周边问题中获得更多的政策主动；四是提振中国经济“新常态”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相关性，帮助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中国梦获得更多的周边认同。

包括：第一，依托沪深交易所或者新三板，在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自贸区或深圳前海设立离岸证券交易中心（国际板），允许境外公司，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第二，该市场为离岸市场，境外公司可以普通股形式直接挂牌上市；以人民币计价，但境外投资者可以不受外汇规模、外商投资比例限制，自由买卖；境内合格的投资者也可参与该市场。第三，法规上，可以在目前《证券法》的框架下，通过国务院颁布规定的方式制定规则。第四，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先行先试，干中学，逐步调整，先开口子，再择机全面推进；先小范围，再逐步扩大范围；先小额度，再慢慢加大力度。第五，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赴中国上市过程中，积极鼓励并支持由中国券商、投行和商行提供相关金融服务。第六，政策上要将亚投行、丝路基金支持的相关项目、对所在国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沿线国家企业和中国业务往来密切的相关企业，优先安排上市。第七，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协同监管，以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并发挥中国证监会在协同监管中的核心作用。第八，该市场可以同时发行交易境外企业的债券及其他证券产品。第九，舆论引导上，建议处理好境内离岸证券交易市场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关系，强调互利共赢的关系而非零和博弈关系，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等渠道让香港共享利益。

加快培育一流金融企业，做到“四个推动”。“走出去”方面，建议加快培育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特色的，具有成熟运作理念、强大竞争实力、先进企业文化的世界型企业，特别是国际一流金融企业，提升“走出去”的整体格局；建议将创新思维运用到细节、落地到实处，充分发挥多类中国金融机构在助推“一带一路”中的互补作用，做到“四个推动”：一是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境外业务，扩大“两优”贷款规模，给予重大基建项目明确的贷款优惠政策，允许国内沿线省份开展设立区域性政策银行试点，考虑组建新疆能源开发银行。二是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走出去”，原则上在每个沿线国家都要有中资银行进入，扩大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规模；加大对绿色供应链企业的融资扶持力度，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和提供绿色贷款践行负责任大国形象，避免造成将国内重污染企业外移的印象，确保“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顺利推进。三是推动“一带一路”区域投融资平台建设，有序推进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海上丝绸之路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筹建力度。四是推动丝路基金、投资基金、援助贷款基金的投资“落地”，支持沿线国家实体经济发展和基础设置建设；在“走出去”投资方面，可以多尝试建立基于行业或基于区域的子基金，提升投资效率；建议丝路基金在第二期资本金募集时，吸纳中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加入其中，更充分地发挥中国金融对“一带一路”国家经略的引领作用。

金融工作思路篇（8）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速公路营运里程的拓展，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从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也逐渐发现，有关筹融资管理水平仍难以适应高速公路项目管理的要求。不难理解，筹融资管理作为一种系统包括了建设资金的筹集、配置、使用监管等诸多环节的工作。但从实践中所反馈出的信息显示：目前较为重视资金的筹集，而对于资金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益监管则存在不足。这也就构成了本文在挑战应对中的出发点。

一、高速公路筹融资管理面临的挑战

（一）筹融资平台管理方面

目前从高速公路的资金筹措来看，已经拓展为多元资金供给模式。即包括金融机构贷款、引入社会资金和转让经营权等模式，都较好地适应了高速公路项目单位资金投入量大的现实。但在多元投资主体存在的情况下，也因资本的逐利性使然，导致了在平台管理上面临着挑战。

1.筹融资成本方面。一般而言，筹融资成本主要由资金利息和使用资金的机会成本构成，前者成为了筹融资方面的显性成本项目，而后者则成为了隐性成本项目。特别随着利率市场化机制的逐步建立，对于单位投入资金量大、施工周期长的高速公路项目而言，则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筹融资成本约束。

2.经营权转让方面。经营权转让也可以简称为BOT模式，这在我国市级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中经常使用，并在该模式下引入企业前来投资。然而，在规定期限内的经营权转让必然提升高速公路服务性费用的金额，这样将影响到高速公路正常的运营收益。

（二）外源性资金配置方面

上文已经指出，高速公路单位资金投入量大，且施工周期长。据西部某省份的高速公路施工信息反馈，每公里施工经费达到了4000万元左右。因此，合理配置外源性资金不仅有助于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益，也能减少筹融资过程中的成本支出。然而，因在高速公路项目施工中存在着信息不完美现象，从而严重影响到资金配置的合理性。

这里的信息不完美体现在长跨期时段的项目施工，使得不确定性风险逐步增大，而这些风险又通过影响施工进度来降低资金的配置效率。具体而言，不确定风险包括地质灾害风险、土地拆迁风险等。实践表明，对于西部多山地的省份，在高速公路项目施工中往往存在着追加预算的情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地址环境的影响。

（三）外源性资金监管方面

资金监管的重点在项目施工阶段，而监管的难点则体现在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监管缺位。众所周知，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存在着施工规模大，和以项目作业为主导的特点。对于前者而言，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监管人员难以面面俱到地完成资金监管活动；对于后者来说，则因技术流的不可分性而使得难以界定施工人员在成本控制上的努力程度。这样一来，在资金使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便促使了“三超现象”的发生。

以上三个方面的挑战，需要在财务管理与成本控制契合下的模式中来给予应对，而这也就构成了下文路径思考的出发点。

二、应对挑战的路径思考

通过对三个方面挑战的认识，应对挑战的思路需要突破传统的造价管理模式。不难看出，因信息不完美和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普遍存在，基于工具理性的应对措施将难以全面完善筹融资管理活动。

具体而言，路径思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筹融资平台管理方面的路径思考

根据高速公路所在区位的不同，资金筹措可以来自国家财政和地方融资两个途径。对于处于主干线区位上的高速公路项目，因受到财政拨款的支持，在筹措资金上的成本较低，并且资金供给风险也较小。然而，作为支线存在的高速公路项目，则依赖于地方政府的筹融资努力，而在其中，更多地借助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和BOT模式。可见，应对挑战的路径思考在这里主要指向地方高速公路建设领域。随着民间金融机构的陆续产生，以及地方性股份银行在资产类业务中的出色表现，使得管控以上两个途径的资金筹措变得更加重要。因此，破解挑战的思路也就从规避上述筹融资风险中入手了。

（二）外源性资金配置方面的路径思考

关于资金的配置效率问题，同时存在于主干线和支线高速公路的修建之中。传统造价管理已经从技术层面，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资金配置监管体系，而如何应对信息不完美所产生的资金配置失效问题，则构成了这里路径思考的出发点。上文已经指出，信息不完美现象广泛存在，且部分不确定风险的发生难以通过概率给予确定。因此，建立弹性的阶段性的资金配置模式，则构成了路径思考的切入点。不难看出，弹性的阶段性的配置模式体现了权变管理的思路，对此，在优化措施的构建部分还将具体阐述。

（三）外源性资金监管方面的路径思考

资金使用监管主要存在于项目施工阶段，因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影响使得监管往往处于缺位的状态。由此，建立财务管理与成本控制契合的模式，则构成了路径思考的出发点。在具体实施上，应将监管转换为项目小组成员的自觉意识驱动，即施工人员主动采取节约资金的行动来强化成本控制手段。为此，就需要构建起项目小组利益诉求与成本控制间的关联性。

三、思考引导下的优化措施构建

（一）针对筹融资平台管理的优化措施

1.主干线高速公路项目的筹融资方面。在国家加强基础交通道路建设的背景下，主干线高速公路的筹融资享受到了政策红利，但正是这种红利可能带来资金预算上的漏洞。因此，作为国资管理机构应严格审核工程项目造价，确保建设资金数额的合规性。

2.支线高速公路项目的筹融资方面。支线高速公路建设经费来源于地方统筹，而在筹融资方面主要依靠金融机构的贷款。此时，在筹融资渠道选择上就十分重要，其关系到筹融资的交易成本。笔者建议，可以挖掘地方股份制银行区域草根性的优势，以及借助政策性银行的资金供给。特别对于前者，可以采取债转股的形式来增强地方股份制银行支持地方交通建设的热情。

（二）针对外源性资金配置的优化措施

根据奈特的观点，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风险可分为确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前者可以依靠实践经验通过概率给予表达，而后者则无法利用概率给予确认。因此，在优化措施上也需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确定性风险下的优化措施。对于自然气候、地质条件因素所导致的施工进度延缓，则将增大项目建设中的人工成本支出。针对这一可以预测的风险，应在项目经费预算上给予弹性，即按照1.2的比例进行估算。其中，0.2便构成了应对确定性风险的应急资金。

2.不确定性风险下的优化措施。难点就在于不确定风险，这在很多时候是人为造成的。因此，可以引入资金配置的“滚动计划”，将施工阶段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子阶段，针对近期子项目建设给予资金配置的精细化管理，在此基础上确定下一阶段的资金配置金额。

（三）针对外源性资金监管的优化措施

高速公路项目施工过程中资金监管受到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影响，这成为成本控制缺失的重要诱因。因此，需要建立起施工人员与资金节约之间的利益关联性。

1.常规功能。上文中已经指出，需要建立施工小组与成本控制间的关联性，并为此完成了施工经费的下放，但在委托关系下，却不能排除一线施工小组成员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便需要在绩效激励和惩戒制度下，通过结算来量化项目施工的成本控制效果。

2.倒逼功能。正是通过结算量化了施工小组的整体努力程度，从而在趋利避害的人类行为选择中达到了成本控制绩效。可见，这种倒逼功能便能提升高速公路施工企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四）针对信息化平台建设的优化措施

作为大规模的筹融资项目，其在资金投放上也存在着数量巨大的特点。因此，需要强化针对资金管控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对此本文不做详细阐述，而只是强调：信息平台应能跟踪各施工段的资金流向和流量，并在剩余约束机制下确认资金使用后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诚然，本文主题还可以从其它方面进行，但笔者仍在独特的视角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实证分析

项目工程一启动，湖南宁道公司就对投资成本控制提出了严格要求，并在实践中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成本控制体系”，即高速公路建设投资控制C模型，从工程设计、施工、进度等多方面对工程实施严密的费用控制。

工程设计的水平是工程费用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不仅决定了工程费用的各种预算，如果设计深度不够，与工程所在地自然条件脱离，还会导致施工进程中大量的变更，进而影响工程进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宁道高速公路每一个设计方案的确立，都通过专家评议、多重因素权重比选，将可能发生的变更尽量控制在设计阶段，才最终选择出最优方案，确保方案合理、质量可靠、缩短工期、造价低廉。

如宁道高速的原设计中，在道县与江华两县之间规划了一条长14公里的连接线。因受湖南省整体高速公路规划影响，道贺高速公路提前建成通车，宁道若按原设计在附近修一条几乎与之平行的连接线就完全没有必要。于是，宁道高速公路取消原设计中的连接线，增设道州西互通，这一变更既不影响当地百姓的通行方便，还能省下约8000万元工程资金。

设计的优化不仅体现在线路的增减上，甚至细化到了每一根桥梁桩基的长短。宁道高速全线桥梁众多，共有81座，桩基使用量大，但每座桥所经过的地势、地貌不一样，所需长度根据实际可长可短。细心的宁道建设者将桩基顶板厚度和嵌岩深度纳入考量，进行双指标逐桩计算，为每一根桩基量身打造合适的长短。仅这一项优化就节约了投资约2000万元。此外，还有不少根据实际地质地貌所需，将天桥改为通道，将桥梁改为路基，将隧道改为路堑的地方，通过这些因地制宜的设计优化，也为项目节约了几千万元。

五、小结

本文认为，从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也逐渐发现，有关筹融资管理水平仍难以适应高速公路项目管理的要求。其所面临的挑战包括筹融资平台管理方面、外源性资金配置方面以及外源性资金监管方面。因信息不完美和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普遍存在，基于工具理性的应对措施将难以全面完善筹融资管理活动。为此，需要围绕优化筹融资平台管理、资金配置管理、资金使用监管、信息化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构建。

具体而言，作为国资管理机构应严格审核工程项目造价，确保建设资金数额的合规性，以及可以采取债转股的形式来增强地方股份制银行支持地方交通建设的热情；针对确定性风险可以预测的风险，应在项目经费预算上给予弹性；针对不确定风险可以引入资金配置的“滚动计划”； 建立起施工人员与资金节约之间的利益关联性；强化针对资金管控的信息化平台建设。

参考文献：

[1]邱亚桢.市场机制下高速公路融资方式的探索[J].交通标准化，2011（18）.

金融工作思路篇（9）

衍生金融工具作为防范风险的一种契约,起初并未在表内确认。我国原有会计准则体系中没有金融工具方面的准则。随着我国金融业提速发展、全球金融创新浪潮冲击以及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化,相关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便应运而生。我国近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新准则中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在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方面,不但规定了确认标准,还将确认细化为初始确认与终止确认,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但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学术界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究与思考。本文以会计的基础理论为切入点,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确认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并从经济学、哲学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财务会计理论是以权责发生制和实现原则为基础,以交易价格和历史成本为主线,强调稳健性原则,仅对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提供的是面向过去的财务信息;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签订的合约所体现的签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符合资产或负债的定义中的三个基本特征,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有着极高的风险性,一旦市场发生了不利的变动,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浮动盈亏”,会计有“反映性”的要求,如果不在报表中反映就会增加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潜在风险,而要在表内确认衍生金融工具,则会碰到两个难点:是否满足“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是否满足“该项目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可靠地计量”的问题,对传统会计要素的确认观念和确认标准产生冲击,所以在国际上无论是FASB还是IASB都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二、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的三种解决思路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所有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的争论,最终都将落脚到一些会计基本理论上,需要对会计的基本概念进行深入研究。所以,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本文强调从理论基础方面进行归结,主要有以下三种基本解决思路:

(一)第一种解决思路是“增设衍生金融工具资产和衍生金融工具负债会计要素”,即把衍生金融工具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用会计恒等式表示:“资产+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负债+衍生金融工具负债+所有者权益”,认为衍生金融工具不能满足现有会计要素的定义,那么就把衍生金融工具分为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负债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中。(二)第二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内涵”,使之能够包容衍生金融工具。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经济事项实质上已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与之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那么确认资产和收益中包括的不确定性就相对较小,高估收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因而,现在的问题是衍生金融工具具有未来性,在合约签订时交易并未发生,而传统会计要素则强调“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就不再是确认会计要素的必要条件,即会计要素定义中解除了“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 这一基本要素。(三)第三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即增加要素定义的条件,使之能容纳衍生金融工具。将资产的条件扩充为“两个固定的基本特征+一个可选择的基本特征”的方式。就是将“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这一基本特征扩充成平行的四个“相当的”可选择的基本特征,使经济业务在满足“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和“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两个基本特征下,在满足扩充后可以选择的四个基本特征中的任意一个即可确认,即:“资产是可能的未来利益,它是通过下列条件之一由特定主体取得或加以控制的:1.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包括产权交易);2.由于签订了不可更改的合约,其风险和报酬实质上已经转移; 3.由于其市场价值(有公开标价或独立公正的中介机构评估)长期高于账面价值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基本上的改变,在己取得或控制的未来经济利益上的增值部分;4.由于环境和自然原因,在可靠计量并极可能实现的前提下,未来经济利益的增值”。即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后,资产不仅包括过去交易或事项引起的资产,还包括合约产生的资产。衍生金融工具因满足基本特征的第2条,从而能够确认衍生金融工具。

三、解决思路的多视角分析

对于上述的三种基本解决思路方案,我们从经济学、哲学、会计基础理论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从不同视角进行阐述和对比,具体内容如下:

(一)经济学角度:会计学从本质上看带有经济学的属性,属于统计学,这种属性决定了会计学的改进和发展目标实质上是一个减少不确定性的过程。心理学家盖尔特分析:人们追求确定性较大的事物,并要维持确实可靠的防范措施。任何一门学科,它都经历从描述性到形式化再到精确化这么三个基本层次。会计随着法律、市场等环境条件的完善及计量手段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将衍生金融工具等不确定性经济业务有表外披露纳入到会计报表中也是“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要求,那么第三种解决思路以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或者视为确定性为理论基础,将不确定性有效地纳入到会计要素确认中来,有利于前瞻性的财务会计概念体系的建立。

(二)哲学角度:哲学原理中理论具有层次性:表层理论、中层理论和深层理论。结合会计理论的层次关系表现归结如下表:

最高理论层次 深层理论:世界观方法论理论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准则 应用层次理论:基本理论、基本结构、基本原则,深层理论的具体化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准则指南 表层理论:应用层次的理论,中层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实务 实践

因此,一种理论不仅应能指导当前的实践,而且还应该具有前瞻性,否则理论的指导作用就会被削弱。会计要素的定义作为会计基本理论的一部分,也应该能够适用于未来的业务。第一种解决思路仅靠增加新要素的方法,是一种随着经济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而不断变动会计核算体系,是一种权宜之计,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能适应未来的变化,具有"时滞性",对实务缺乏指导性。因此,不是理想之举。第二种解决思路中扩充后的资产和负债定义将资产与负债的边界模糊化,可能将一些不符合会计要素定义的项目纳入到会计报表中;对现有会计体系变动太大,不易为人们所接受,具有随意性,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支撑。

(三)会计基础理论角度: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确认,起源于应否确认履行中合约的国际理论争论,结果有三种观点:1.全面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 ;2.反对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3.只应该确认符合一定条件下的履行中合约。争论的结果本质是根据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讨 “不确定性”是否符合在现实条件下满足会计确认的“确定性”。分析认为衍生金融

工具确认满足FASB和IASB所强调的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可以在签约时可以进行初始确认:衍生金融工具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是否得到履行并完成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实践中人们为了避免这种交易结果的 “不确定性”,设计了有助于保证衍生金融工具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市场制度,如:市场上的间接结算制度和定期的保证金制度,以使合同履行受高信用担保的保障,使权利和义务具有会计确认条件的 “确定性”,所以第三种解决思路将衍生金融工具确认的“不确定性”纳入会计要素的定义中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四)国际借鉴角度:FASB在SFAS 133中主张衍生金融工具符合要素定义是在资产的三个基本特征中,突出预期“获取或牺牲未来经济” 和“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这两个基本特征,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基本特征;IASC也有相类似的见解。事实上,IASC从诠释负债的定义入手,把 “合约”列为导致法定义务的事项,以相当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特征。IASC明确地提出,合同是形成确定性义务(负债)的法定事项。IASC 在IAS37中提出“负债,是指企业因过去事项而承担的现时义务,这项义务的履行预期会导致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流出企业。义务事项,指形成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的事项,这些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使企业别无现实的选择,只能履行该义务。法定义务,指因以下任何一项而产生的义务:1.合约;2.法规;3.法律的其他司法解释。推定义务,指因企业的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其中:1.由于以往实务中的习惯做法、公开的政策或相当明确的当前申明,企业已向其他各方表明它将承担特定的义务;2.结果,企业使其他各方形成了对企业将履行该义务的合理预期。”IASC这样定义,较“周到” 的将衍生金融工具代表的义务(和权利)代表的“确定性”纳入到会计要素的定义中,第三种解决思路的指导思想与国际做法如出一辙。

四、结束语

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思路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它能有效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问题,具有理论基础和哲学指引,能够“反映”经济的变化发展,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

[参考文献]:

1.陈小悦着,《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世界银行)格鲁宁,科恩,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组织翻译,《国际会计准则实用指南[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P 116- P 122。

3.葛家澍、陈箭深,《略论金融工具创新及其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会计研究》,1995年,第8期.

4. Lil E.Crawford, Using and Accounting for Derivatives: An International Conc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 Taxation;

5.Francisco Gabriel Hernandez, Derivatives and the FASB:Visibility and Transparency ,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Accounting Recognition for the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金融工作思路篇（10）

关键词:农村金融 内生性 市场失灵制度变迁

本文以当前中国农村金融研究中存在的三种思路误区为视角,从侧面对农村金融改革的历史做简要的审视和述评,以期尽可能把握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逻辑。

中国农村金融研究中的三种误区

(一)误区一:纯金融的分析思路

关于农村金融的论著,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单纯局限在金融领域,缺乏跳出金融看金融的视野。如在叙述农村金融历史的时候,鲜有和当时经济改革背景相联系的述评,或是停留于简单论述金融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而没有从逻辑上研究经济特点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而实际上,特定时期的金融形势以及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均与经济大背景和经济发展的逻辑密不可分。回顾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笔者将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1978年改革开放前,彻底的金融控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暂的社会主义过渡期,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开始完全垄断了经济,对农村金融来说,一是国家垄断了金融业,二是通过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把农村经济完全纳入了国家控制范围。这一情况的大背景,是动员一切经济资源为国家工业化服务,在这个时期,国家通过低利率、低工资、低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等扭曲的“剪刀差”式资源配置手段,追求高积累的工业化目标。而在农村,除了具有自然经济特点的简单交换之外,市场和金融几近消亡。农村的信用社虽然具有合作之名,然而实质上无法发挥融通资金这一金融的基本功能。

2.1978-1994年,国家主导下的金融抑制。1978年之后,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弱化财政大一统的经济管理方式,同时恢复重建金融体系,但是,一直到1994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前,中国金融一直是国家主导的特点,是以四大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该体系一直延伸到民间最基层的部门。但是,相应的金融服务却并没有同时延伸到最基层的民间,相反,在“储蓄转换为投资”的工业化理念下,农村不仅没有成为基层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反而成为了金融资源的供给者,农村金融机构非农化特征明显。

3.1994年至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失灵导致农村金融的持续凋敝。从1994年开始,国家开始探索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农村金融发展的问题,在1993年底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一方面明确了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角色,另一方面明确了农村基层金融机构的合作制性质,其中包括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肯定与定位。1996年8月,国务院再次以文件形式明确了合作金融、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至今农村金融改革思路也没有超越当年拟定的这一框架。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出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失灵”的弊病。一是四大银行在商业化转制之后纷纷从基层撤并了网点,使农村的基础金融服务大规模缩减。二是农发行的商业性业务由于经营混乱被叫停,长期内只能在粮棉油的流通领域办理简单的资金融通业务。三是农村合作基金会由于发展失序和高风险暴露,被强制清理整顿。随后不久,国家又以文件形式明确限定了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金融活动为非法。至此,农村的金融服务已基本被农信社所垄断。而基于农信社垄断、治理缺范以及资金逐利本性的多重因素作用之下,农信社对三农的金融服务效率也相当低下,整个农村金融呈现出供给不足和金融抑制的形势,与之同时,民间高利贷和非法金融活动则日益膨胀甚至猖獗。

本文认为农村金融困境的根源所在是:一方面国家经济政策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市场失灵在农村金融领域的体现。而对后者的认识在当下更为重要,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农村金融表现出的风险经营、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弱势性质,仍是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只有尝试从市场经济深层去认识“市场失灵”的根源,才有望予以针对性的解决。

(二)误区二:资金流供给的外生性思路

农村金融困境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农村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民贷款困难。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多,但大多走向一个误区即将供需的缺口简单等价于资金流的不足。这种思路的主要佐证和原因分析主要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机构上: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随着商业化改制的进程,经营战略随之调整,大规模撤并农村网点,即便有所保留,多数也只到县级支行。并且在经营上实行集中化管理,信贷营运资金、管理权限和贷款投向全面集中,严格授权授信制度以及资金全国统一调度等措施,使得大量资金向大中城市、大中型企业、优势地区、行业和企业集中,县及县以下的经营机构基本没有贷款审批权,这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的机构成了单一的组织存款机构,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而邮政储蓄机构长期以来“只存不贷”的特殊性质,也使得该机构成为农村金融的“抽血机”。

基于此,一个相应的思路就是增加农村地区的资金流,其逻辑的理论基础是可贷资金理论(loanable funds)和金融抑制理论(financial repression)。在理论上注重金融机构可贷资金量的扩张,认为资金供给不足以及政府的利率管制造成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抑制,政策结论一是政府通过提高实际利率和金融自由化的方式推进金融深化,二是增加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关于资金流的要求虽然在短期内对农村金融困境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没有从机制上解决农村资金外流的根本问题,存在不足:一是强制供给的资金流的投向存在结构性偏差,会偏向农村企业,难以实现普惠的目标,不能解决农户尤为迫切的资金需求;二是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假农贷等道德风险,大大削弱了这些政策的效率;三是关于资金运用的过多干预,使基层农村金融机构的定位长期以来模糊不清,无法形成明晰的定位和发展思路。

资金流供给思路在实践上的低效率源于其理论上存在着简单化的误区:其忽视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特质,只具有局部合理性,而不能作为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全面判断。其一,在应用可贷资金理论时,分析对象往往是整体的农村金融市场,而忽略了农村金融市场分割的特质,不能对“资金供给函数”作出确切的说明,很多只是从存在需求缺口出发,含糊的认为“资金供给”一定是短缺的,实是以现实中的实际供给量替代了理论分析中的供给函数,仅靠两条供给和需求曲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其二,可贷资金理论的静态均衡分析易忽视市场的动态演进,把金融市场抽象为资金的流转过程,舍弃了金融中介,忽视了其间金融中介与市场的互动效应,有关政策建议多从资金平衡的角度单方面强调要建立资金的良性循环,而没有考虑到市场失灵和金融中介功能发挥的效率问题。其三,金融抑制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发展,虽然较关注金融中介,但由于忽略了一些现实因素,其着眼点最终仍归于资金的供求分析。 Stiglitz等(1981,1994)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批评,认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会削弱金融中介的功能发挥,造成金融市场的内生约束进而导致市场失灵。该批评针对的是盲目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本文认为,其逻辑结论同样适于对增加资金供应量政策建议的批评。基于有关分析的局部合理性,本文也认为有必要增加资金供应量,但农村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会大大限制增加资金供应的效率,因此应在对此充分认识的前提下谨慎设计,而不轻率的操作以及依赖于此。

(三)误区三:金融组织供给的外生性思路

由于强制性资金流外生供给的低效率,另有一种金融中介论的思路,其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增加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打破农信社的垄断地位;二是对农信社的机构改革,努力打造真正具有合作制内涵或能够较好发挥支农作用的农信社;三是发展新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这种金融中介论强调了资金流供给的效率问题,抓住了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逻辑,其政策建议具有足够的合理性。但是,现实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却往往流于简单化,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农村所需要的金融组织的内生性,相反是采取了简单的外生供给的思路。

多年来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研究,常表现出“两多两少”的习惯倾向:一是论述正规金融机构的多,论述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少,即便论述非正规机构,多数也是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二是在正规金融机构中,农信社占绝对优势地位,研究农信社改革发展的多,而研究其他金融组织形式的明显偏少。这种“两多两少”的倾向就是金融组织外生性供给思路误区的体现。

事实上,金融组织的形式虽然可以由上而下地被政策“催生”,其职能可以被政策“赋予”,但是其功能设计能否理想发挥则仍然是市场内生决定的。这种外生性思路的一个不足就是难以充分认识到金融组织功能发挥有可能低效甚至失灵,从而不能从市场演进的角度分析金融组织的功能发挥。另外,对合作制的简单设计以及对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简单否定,都是因为没有深入认识市场的规律,从而导致了不理想的结局。在2003年之后,国家的政策思路已经有所改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事实上基本否定了农信社走合作制道路的前景,开始尝试设计一种新的激励机制,选择了地方政府(重点是省政府)代表出资人的管理体制;二是以完善农信社的法人治理结构为重点,致力于提高农信社的效率;三是鼓励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

笔者认为,这些新举措一方面是政策逻辑的自然演进,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值得充分肯定;但另一方面仍然隐现了外生性供给的思路,其关键在于忽视了制度变迁中政府角色的特殊性,从而难以规避政府僭越市场的恶果,从目前改革进展来看,已经浮现出了一些负面迹象。一是全国不分地域全部采取了省联社以及票据兑付的模式,这较为显著地体现了地方政府利益函数的支配性影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虽然是此轮农信社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和关键逻辑,但是如何控制地方政府对于市场的僭越尚未有机制上的保证。二是从鼓励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以来,全国各地明显偏好于具有较强融资功能的村镇银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再次显示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偏好。为避免类似20世纪90年代农村信用社的变异以及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失败等事件的重演,必须杜绝对金融组织供给的简单的外生性理解,如果依旧沿袭政府自上而下的外生性供给思路,那么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成效和前景值得忧虑。

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逻辑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具有天生的弱势性,这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矛盾,这使其在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中常显出左右为难以及在政策上捉襟见肘的态势。在弱势性的制约下,制度博弈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的弱势,外生思路的组织供给和资金供给往往是低效率的,使得政策往往在现实面前低效。因此,应在充分尊重市场的前提下,深入认识市场失灵的根源,以市场内生性演进和制度变迁的分析方法,为农村金融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周小川.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几点思路.经济学动态,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