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研究儒家谏亲思想的一般文本中,《论语》孝悌章相对于《论语》事父母几谏章、《孝经·谏诤》与《荀子·子道》更关注到谏亲与犯上之间的紧张冲突。但是多数注家以'干犯'训犯,把孝道中的'以恭敬为孝'的一般原则绝对化,取消了谏亲的合理性,容易走向愚孝愚忠的绝对服从。皇侃、焦循以'犯颜而谏'训犯的岐解则有益于申明儒家的谏亲思想,恢复'以谏诤为孝'的特殊原则。相对于《礼记·檀弓》'事亲有隐而无犯'对建构谏亲思想的阻碍,孝悌章的'犯颜而谏'岐解则有助于建构'由谏亲而谏君'的理路,有助于实现孝道从孝养、孝敬到继志、立身的层次飞跃,有助于形成对孝道的限定性,进而消除人们以'犯上作乱'错误地理解谏亲谏君行为的倾向,推动儒家孝道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