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1-02 20:26:24

儒家文化论文

儒家文化论文篇(1)

2儒家文化的传承方式较为单一

调查发现护生对阅读儒家文化的原著缺乏兴趣和积极性,仅对大众传媒所传达的儒家思想比较关注。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应从娃娃抓起,潜移默化,从孩童儿时耳濡目染接触的环境、事物中,点点滴滴,不断积累,从而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3讨论

儒家经典思想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精华[3],对高职护理专业学生思想教育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就调查研究现状而言,目前高职护理学生对儒家文化认知程度较低,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及学习背景是相关的。首先,21世纪以后,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外交流日渐频繁。西方文化的侵入使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以往地位,而退居历史的舞台。在青少年义务教育中,中文的比例在慢慢缩小,外文的比例在逐渐扩大。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淡化。其次,调查的高职护理学生中82.7%均为理科生,其对儒家文化的兴趣与了解程度是有限的,因此导致对人文课•程的不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高职护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充分发挥儒家文化在护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引导作用。

3.1加强“仁爱”教育

“医乃仁术”是千百年来我国医学界所崇尚的行医信念[4],也是医者通过行医施药实现仁者爱人、济世救人的高尚理想。“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根本,其中最突出一个内容就是“爱人”的思想。高职护理学生人文素质的核心即是‘仁爱’,护士如果缺乏爱心,就不会全心全意地满足患者的需求,更加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当今社会中因为重疾病、轻情感;重科技、轻沟通;重效益、轻人文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这些都足以说明,爱心教育在医学教育中何等重要[5]。目前,在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工作中,要大力加强“仁爱”教育,把“仁者爱人”的思想植根于学生的心灵深处。

3.2深化“礼仪”教育

礼仪是中华儿女世代相传的美德,是一种敬人、律己的行为规范。孔子提出“不学礼,无以立”的观点,礼仪教育的重点是意识和品格的培养,具体体现在儒家的“内仁外礼”和“仁者爱人”的观点上。“礼”在医德规范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尊重病人、尊重同行上。医学教育中,应努力构造医院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实际感受医疗环境的严谨氛围,自觉运用适宜的言语行为来为患者服务。护患沟通时我们应认真倾听,充分了解患者需求,让患者有被接纳、被理解、被关怀的感觉,从而自觉接受医护帮助,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护士礼仪的学习不仅要使高职护生具有独立完善的人格、全面发展的优良个性,又须具有气质优雅、仪表得体的外在表现。

3.3强化“诚信”教育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每个公民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品德要求,是一切美德的来源。作为医护工作者,担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特殊使命,诚信就显得格外重要。高职护生应借鉴优秀的儒家德育思想,积极摄取营养,切实提高诚信意识,争取为每位患者提供纯净的医疗空间。

儒家文化论文篇(2)

(一)儒家的社会秩序性与庞德的史诗架构

秩序论是指人类社会与自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相通性、肯定性和连续性。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为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不断奋斗。思想家哲学学者们究其一生探究和平秩序的理论原则,为人类社会奉献了可贵的文明遗产。孔子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苦心孤诣创建的儒家学派一向将建立一个和平有秩序的世界作为自己奋斗的最终目标。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新旧秩序交换更替的时代。孟子曾称那个暴行有作的时代为混沌的时代。旧秩序未曾完全摒弃,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处于动荡不安,混沌无序的状态,这个时候迫切需要一个理论去打破这种局面,从而创建出新的秩序,这个时候,儒学思想应运而生,成为清除社会毒瘤,创建社会新秩序的一剂良药。《礼记•礼运》篇中勾画了这样一幅画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7]44庞德对此儒家思想甚为推崇,在《诗章》第十二、十三章中他阐释了儒家的秩序性思想,并揭露了他生活的年代的西方社会秩序的不和谐、混乱的状态,指出西方社会要学习儒家的秩序思想,彻底消灭社会毒瘤,并称中国的儒家文化是治疗西方混沌社会秩序的一剂良药,并在第五十四章中明确指出:孔子之于中国犹如水之于鱼。其实早在1915年庞德刚刚着手准备创作《诗章》时,他就把孔子和但丁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作品是必读的经典之作。二战期间,庞德由于了对美国不利的反动言论被捕,被投进了比萨监狱,由于美军突然到庞德家中逮捕,他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被逮捕的当日只带了两本书:《孔子文集》和《汉英词典》。在艰难的牢狱岁月里,他笔耕不辍,仅凭借《汉英词典》他翻译出了《孔子文集》中的《中庸》和《大学》,成为他艰苦难捱岁月的强心剂,伴随读过那段烦郁的时光,他将那段时间的作品汇集成册,即是后来享誉世界的《比萨诗章》。庞德对儒家文化的《大学》篇如痴如醉,他曾说他在这部分篇章中找到了灵感,可以指引美国走出混沌的社会状态,走向光明的未来。而这些灵感即是秩序和和谐,他尤其推崇《大学》中关于下面这段社会统治的描述: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8]34。庞德认为,要想治理好个人的家庭和家族,首先要注重自身品格的修为;要想修为自身的品格,必然要端正自己的心态;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态,先要拥有诚心的意志;要想使自己的意志诚心,先要找到获得知识的途径;而获得知识要通过认知和探究。通过认知和探究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才能拥有诚心的意志;有了诚心的意志后心态才能端正;心态端正后才能修为自身的品格;有了一定的修为才能治理好家庭和家族;治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才能天下和谐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修为个人的品格。《大学》中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秩序性是实现天平盛世的要素,而《诗章》开篇便为我们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诗章》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内容繁复庞杂,结构变化多样,其活跃的思绪、断续的叙述、破裂的诗篇给人以巨大的冲击,加上庞德在《诗章》中运用了成语、神话、故事、寓言、政治、经济、建筑、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多种文学表现手法,为这部著作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一度被美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誉为“天书”。但是看似破裂的诗篇却自始至终贯穿着统一的核心思想———孔子的儒家思想,虽然孔子的儒家思想这一核心并未改变庞德一贯的文风,但它却如废墟中巨大的砾石,独自屹立于一片残垣断壁之中,为《诗章》这部鸿篇巨制勾勒出宏伟瞩目的线条。庞德推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并提倡美国社会借鉴这一思想,他在《诗章》第十三篇的著文可以看出,他对这一思想透彻深入的感悟:这段文字是庞德对苟日新,日日新的翻译和理解。如果说“明德”是对发扬人类正义的品格的要求的话,那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强调不断革新的动态问题了。这里的革新不仅仅是思想的革新,还包括社会秩序的革新。这使人想到基督教的每日忏悔和宗教教义的自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观念,促使国家摒弃旧的理念和腐朽制度,建造新的有生机的社会秩序。在庞德的其他散文著作中也反复提到儒家的社会秩序性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此可见,庞德对儒家的社会秩序性的理解可谓深入骨髓,透彻淋漓。

(二)儒家的正名论与庞德的功能论

在庞德最早提出“意象主义者”之前,休姆就已经开始倡导意义深远的意象派运动了。休姆是探究美国现代诗歌理论的先驱,他的诗学理论是二十世纪初英美诗歌发展的航向标,有力地打击并淘汰了腐朽落后的传统诗歌理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深受其熏陶,后来的诗人学者也以他为榜样。“休姆热衷于日本徘句,对东方文化也相当痴迷,他激烈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诗歌模糊抽象、矫情雕琢,主张诗歌应该写得‘硬朗、清晰、严谨’。”[10]5791908年,著名的“Poetry Club”就是由休姆与他的志同道合者们齐心协力创建的,在这个诗歌俱乐部里面,他们集思广益,提出了许多至今对英美现当代诗歌影响深远的诗学理论,而后以休姆为首的诗人学者们又创建了另外一个著名的“Thursday Club”[11]。庞德受邀欣然加入这个俱乐部,并在一起探讨诗学的过程中与休姆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相似的诗学理论,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上也有很多共识,一拍即合。庞德认为其个人的诗学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如实描述所见所闻;第二,大胆表现美丽的东西;第三,避免使用陈腐的教条文字;第四,适当重复别人描述的美好的句子[12]。在这里,庞德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和理想。这些主张可以借以实现他比肩大诗人荷马、但丁之属的宏大抱负,可以让他治疗美国新文明所患的贫血和营养不良。在探索诗歌语言精确性的过程中,庞德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孔子的研究,并且在儒学经典著作中探究出“正名”二字。“正名”二字最早出现在《论语•子路篇》中,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3]、[14]、[15]54在孔子的世界观里,名分不正当,说话就没有理据;说话没有理据,就无法完成事情。无法完成事情,人们便会没有法律意识;没有法律意识,就没有公正的法度;没有公正的法度,百姓就没有生活的保障。所以说话做事都要名正言顺,行得通,绝不能敷衍了事。孔子的正名言论体现在诸多儒家教义中,比如孔子认为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死亡应用不同的委婉表达方式。天子死称之为驾崩、山陵崩;诸侯死称之为薨;士大夫死称之为卒;士死称之为不禄;庶人死称之为死;僧尼死亡则称之为圆寂或涅槃。庞德对孔子正名论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社会身份的正名,还将其发展成为语言功性的言论,他将孔子的正名论进行创译,将其译为:“If wordsare not precise,they can not be followed out orcompleted in action according to specifica-tions.”[16]204(如果语言不精准,就无法被读者了解,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为也无法实现。)只有精准的使用语言,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从而实现既定的目标。庞德认为使用语言是否精确关乎诗人的作诗态度,更与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但是庞德年代的某些诗人只会刻意仿效,人云亦云,没有个人的语言特点,也不会追求诗歌语言的精确性,这也是很多哲人对诗人的诗歌理论不屑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诗人的语言毫无精确度可言,无法细致的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更没有能力把握事物之间的微妙联系,也就抹杀了语言原本的意义和价值。庞德对诗人充满自信,他认为诗人不应自暴自弃,应当勇于使用凝练精致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将语言从模糊堕落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而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庞德认为文学的作用并不在于利用强制的或情感胁迫的手段使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而在于废除臃肿变质,累赘腐烂的语言,用凝练清新、简洁明快的语言去说服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语言变质会影响社会的健康运作,从而崩溃社会体系,诗人应当担负起“正名”的使命,救日益腐烂的语言于水火之中。汉字“正名”多次出现在庞德的史诗当中,儒学的“正名观”成为庞德“正名论”的理论基础。

(三)儒家的因材施教与庞德的推陈出新

《论语•先进》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众弟子有的长于“德行”,有的长于“言语”,有的长于“政事”,有的长于“文学”,这就是所谓的孔门四科。因此,北宋理学家程颐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朱熹注解:“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小成,大以大成,无弃人也。”于是有了“因材施教”的说法。因而,因材施教就是根据人们不同的素质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材”的含义是指每个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和特点。学校要将各个学生不同的特质作为出发点,分别采取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措施。孔子依据学生的智力水平,把学生大致分为“上智”“中人”“下愚”[17]406三类。孔子弟子中,智力水平参差不齐。针对不同智力的学生,要给予不同的指导方式。以每个人不同的特色为划分基础的“因材施教”思想体系对庞德影响至深,他尤为推介儒家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理论。他认为孔子的教育对一个国家社会政治乃至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庞德还有力地鞭笞了当时美国社会的落后腐旧的教育理念,认为该理念古旧过时,没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也没有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特点将学生进行划分教学,完全达不到教育的最终目的。从教育理念的角度来讲,庞德自始至终欣赏“推陈出新”的理念,即根据实际条件和情况采用人性化的创新的政策。联系儒学的“因材施教”,有机的将“学”与“思”这两个元素巧妙连接,孔子云“学而不思则周,思而不学则殆”,在思考中追求不断的变化。这点在法律学院课程设置方面体现的尤为突出,庞德对法律学院的课程编排进行了因地制宜的革新,他大胆提出了一个设想: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教育不要分割成两个阶段,应当将这两个阶段合并为一个完整的阶段,有学习才能的学生可以一起修研究生的课程。因材施教,适合其特殊需要[18]57。教授也要积极的投入到本科和研究生这个完整阶段的教学,不必将本科阶段的教师跟研究生阶段的教师分开。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庞德推行的“推陈出新”的教育理念。

(四)儒家的格物致知与庞德的道德仁爱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9]579格物,即经过事物的表面追求至真的道理,可见,格物乃促成万事之基石。庞德认为:科学家研究自然界奥秘的途径是执着探索自然的规律,社会学家和文学家也应通过学习赏鉴历史思想和文化以获得永恒的为人[20]102。格物寓指道德仁爱。其中仁爱正义乃格物之核心。庞德在其巨著《诗章》第八十七章中发出了这样的呼喊———“让我们的君主也能说出‘道德仁爱’吧,这些才应是唯一的主题。”[21]庞德提倡遵循事物客观规律,保障社会利益。他认为:“正义仁爱,亦即法律的目的。”[22]3仁爱所追求的是平衡,“仁爱”在英语语词中,与平等,公平,正义等词意义甚为接近,可以互相解释。庞德还指出:道德仁爱是社会的人应当具备的美德,是保证人们意愿和利益的体制,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正确方式。不得不说,在这个问题上,庞德是极具远见的。纵观上下五千年,我国人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崇尚仁义道德,成功步入现代化的文明社会。人们拥有了很多财富,社会地位也得到提升,但是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某些人的贪得无厌也逐渐显露,他们一味追求资本、财富和权力。某些人逐渐忽视了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兄弟阋墙,为争遗产斗得你死我活,医生收受红包,商家为了降低成本使用劣质原料,对消费者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少数人游弋于名利场,逐渐丧失了自我,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所以,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庞德倡导的“道德”在现代社会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庞德对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诗化解读

《诗章》中最能凸显儒家思想文化的篇章是著名的《比萨诗章》,仔细研读本部分不难发现,庞德并非一五一十地照抄儒家思想文化的内容,而是经过自己的创译和再加工,将他理解后的儒家思想文化转化成诗歌的形式著于《比萨诗章》当中,通过意象、联想、情感与审美四种形式解读了他对儒家思想文化的独到理解和探究。

(一)意象解读

意象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当中有不同的理解。意象的内涵即是不以人的情感为转移的客观物体,但是,物体融入诗人的构思之后,经过诗人本身思想的渗透,就不可避免的打上了诗人的主观烙印,融汇了诗人本身的情感和思想,这种融汇了诗人本身情感和思想的物象就是诗歌之意象。诗人若要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必须依托意象这个客观载体。意象就好比是建筑时的材料,是基础,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托诗人的言语表达出来。如中国著名诗词“小桥流水人家”中包含三个意象,分别是“小桥”“流水”“人家”。再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中出现了月、乌、霜、天、枫、火、寺、钟、船诸多形象,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寄托在这些意象当中。

(二)联想解读

诗是许多意象的联合体,这并不意味着意象构成诗歌的主旨。一首诗歌是由有限的意象和特定的主旨构成的。如果要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解诗歌,就必须充分发挥想像力,巧妙运用诗歌的意象,构建完整的诗歌主旨。庞德在解读儒家思想文化的时候,就运用了庞大的想象力,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性深入探究儒家经典的主旨。古代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唐棣的花朵啊,翩翩地摇摆。我岂能不想念你吗?只是由于家住的地方太远了。”这里的友人指的是庞德的好朋友雕塑家布尔热斯卡,庞德用“山雾缭绕”来追忆友人的魂魄,故人已逝,生者死者有着遥远的距离,但庞德运用“何远”二字,拉近了生死的距离,表明虽然友人不在,但是生死无法割断友谊,他仍与友人有着灵魂的沟通和交流。当然,庞德的用意不仅仅在于此,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庞德《比萨诗章》的写作背景,二战期间,由于散布对美军不利的言论,他被关押在比萨监狱,在那期间完成了《比萨诗章》的写作,这段时间对诗人而言是黑暗阴郁的,他生活的惴惴不安,时刻有生命的危险,于是不难推断,这里还表达了庞德的那种对死亡的恐惧,这在“看到绞架的阴影,比萨上空的云变幻莫测”这句里面可见一斑。

(三)情感解读

文学作品是作者抒发胸臆的载体,有生命力和思想的文学作品才可以经久不衰,文学作品的存在离不开人的思想和情感。文学的存在是因人而宜,有了人才能有故事,有了故事才能有文学的存在,文学的存在也是因为社会变革而存在,社会状态决定文学作品的内容,继而涌现什么样思想和情感。由此可见,文学的存在是有社会原因的,文学要以思想为依托,诗歌更是符合这个原则,无论是哪种诗歌体裁,诗人想要表达的无非是个人情感,思想领域,个人嗜好,生活情趣等。鲁迅也曾说:“拜读别人的著作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读者跟作者的生活经历不同,阅历不同就无法有十足的契合度。故而在文学作品中经常会有一些精彩的片段,如果未曾经历过,就无法深入理解和探究,直到在今后的岁月中自己也有了这样的阅历,思路才逐渐明晰起来。”这里以儒家“孝悌”为例,“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者,即孝顺父母,孝乃至圣先师孔子育德内容的重要部分。孔子推崇孝顺父母的仁爱。人们若都能孝父母,则以怀有仁义之心待他物,终使老有所养、长有所敬,若君王能以仁孝治天下,则民忠而拥戴之。故曰:“孝古之大义也。”悌者,敬悌也,即兄弟姐妹之间互敬互助之情。推广之,朋友之间也要讲义气,重情义。庞德在解读“孝悌”二字时,说到:孝悌乃情之根本。其最终的着眼点是“情”字,既包括兄弟姐妹之间的互敬互爱,也包括朋友之间的深厚友情。庞德为什么将“仁”与“情”结合在一起?这里与庞德的亲身经历有关,这里的“情”有两种版本的解释,第一种版本是庞德与艾略特的友谊。庞德与艾略特邂逅于英国,正值意象主义发展澎湃的阶段,庞德对艾略特的作品评价颇高,极为赞许,曾慷慨地帮助他发表了《普鲁洛克斯的情歌及其他观察》(1917)。艾略特对庞德的知遇之恩一直心怀感激,并称庞德为恩师。之后,艾略特编著了《Ezra Pound:Tempo and Poetry》一文,并编著了《Selected Essays of Ezra Pound》,他指出现代文艺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文艺批评论即是庞德的文艺批评理论,其在英美文学史上具有经久不衰的意义。可见,艾略特对庞德的诗学理论甚为推崇,在《荒原》的引文中,他把庞德与诗神但丁相提并论,并给予庞德最具匠心的艺人的美誉。而庞德也毫不保留的倾其精力为《荒原》做修改和指正。对此,中国学者赵毅衡在其论著《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中就认为:“通过细读庞德,艾略特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中国诗的感染。”[28]154在《荒原》的原稿中,艾略特曾称:“我应该从下面两点上感谢吾之挚友庞德:第一,在文艺批评方面他的理论对我的帮助,第二,他在我批评理论最有成果的创作初期对我进行谆谆教诲。后来,艾略特在多部作品中指出诗人都应当广泛借鉴庞德的诗歌理论和批评理论:“正是吾师吾友庞德,给我提出了新颖的诗歌理念,使我果断改正传统诗歌理论的弊端,不断进步。依我的观点,后世的年轻诗人们,你们如果要想在诗歌创作上有所造诣,必须学习庞德的作品和理论,否则不会取得任何成绩。”[29]44艾略特认为通过庞德对古典诗歌的创译,我们得以领悟诗作的精髓[30]29。艾略特本人对中国古典诗歌以及现代文学作品也有着极大的贡献,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庞德的熏陶。庞德又对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推崇备至并从中获益良多,故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不朽的影响。第二个版本的解释是威廉•卡洛斯(1883—196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一直被奉为诗坛的大师级人物,为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二十世纪初,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和里程碑,因为在这里,他结识了对他一生的事业转折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希尔达•杜利特和埃兹拉•庞德,三人自此成为一辈子的朋友。他把创作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都以庞德的名字命名:“庞德之前期”和“庞德之后期”。在文学史的划分上,他没有被划分到意象派诗人的行列,但是他却终其一生,始终如一的坚持意象派诗歌简洁、明了、严谨的文风,在其鸿篇巨制《帕特森》的序言部分,他不遗余力的表达庞德对他一生的转折的影响和对庞德崇敬,而庞德也很看重这段友谊,在《诗章》第六十七章节,他曾经说到:“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情感的质量。”[31]64说的就是他与威廉•卡洛斯之间笃厚的友情。

(四)审美解读

“审美”的概念最早是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通提出的。美是能够使人们感到愉悦的一切事物,追溯到词汇学的起源,审美一词的含义是一切可以通过人类自身察觉的东西,东西的价值可由人类自身鉴定得出[32]78。审美是作家审美体验审美标准的理性体现。在《比萨诗章》中,庞德在解读儒家文化时,采用了“示现”的修辞手法,“示现”又称“形诗”,就是把实际不见不闻的事物,说得如见如闻,活灵活现,利用想像力,将过去、未来或无法亲眼目睹的事物,凭藉文字的描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诗章》第八十三章有这样的一段描述:“Itflourishes by its decent,has no harm,towers theland,it endows the land with nine skies.”这段文字是庞德对《孟子》中关于浩然之气的解读。孟子对浩然之气的理解是要依赖正直感去捍卫,而不是以暴制暴,用邪恶遏制邪恶。而经过庞德的创译,变成了诗歌的第二行中所描述“doesno injury”,意即用正义来养育浩然之气,没有伤害。诗歌的第三和第四行是对“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的解读,他成功了运用了“示现”的修辞,在诗中加入了“nine fields to heaven(九重天)”的描述,把九重天这个原本不见不闻的飘渺物象加入到他对儒学的理解,神韵流动,气势恢宏,使原本抽象难懂的“浩然之气”蒙上了一层空灵、立体的色彩,使原本的哲学思想变得灵动流转。

儒家文化论文篇(3)

二、要学会向大自然学习

人生是短暂的,不要把它充满着火药味,充满着嫉妒和恨。要知道人和人比最终会逼死。生活本来应该是幸福的,爱情本来应该是甜蜜的,然而何必将这些美好的东西被房子碾压,被汽车撞碎,被钞票拐卖呢!要学会和大自然做朋友,风和日丽的时候要听听天空里的鸟叫声,夜深人静的时候学会对着星空思考。也要学会向古人学习,古人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高楼大厦,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有电有车,但他们依然能够生存,依然能够快乐,依然能够度过他们的一生,因此很有必要和大自然做朋友,学会心地善良且懂得“爱”。电影“天仙配”和“马路天使”就是一个纯朴自然的缩影,也是我们儒家文化的缩影。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回答宋勾践“怎样才能安详自得?”时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这不仅反应了一种道德和修养,同时也反应了一种心灵的境界,也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看过“天仙配”的人都记得那个大树旁的田园,看过“马路天使”的人也都记得那个拉二胡的青年和他的情侣对唱的情景,无论是田园还是都市,无论是农民和还是市民电影里他们都散发着一种粗朴自然,天真可爱的自然景象,这正是反应了我们东方人特有的含蓄,这就是东方文化。没有这种自然的“爱”,就没有那种真实情感的流露。电影的成也在于此。遗憾的是现在屏幕却很难看到这种纯朴而动人的情景。所看到的却是长刀子捅进胸膛血溅屏幕。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享乐主义思想,他们过分追求金钱和自我享乐,不把人的情感当回事,甚至把玩弄感情当成聪明,从而导致情感危机,爱情危机,婚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提倡传统的儒家文明,使人们懂得任爱,珍惜爱,并树立“推己及人,仁爱待人”的好品德。

三、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学

其实,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是个很好的社会学。什么叫社会学?社会学(sociology)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从某种特有的角度,或侧重对社会,或侧重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侧重对社会和人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虽然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最后还是回到社会,孔子研究的就是人和社会的关系。人,之所以“人”就在于他完成了社会化变化,这就是与动物的差别。人既然从自然人转化成社会化的人,那就应当具备社会化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即至少互相尊重,以礼相待,也就是说要遵从做“人”的原则。否则,岂能成为社会,相反成了兽群。孔子强调的就是这个做“人”的道理,而且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做“人”原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人就应当遵从这个规律。遗憾的是,虽然孔子2000多年就已经提出这个做人的道理,但却一直没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进入真真意义上的“智”的境界。“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即把对自己的爱,对亲人的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论语》中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博爱思想,已经囊括了现代的人权理念。无论是西方的“人权”也好,还是孔子的“仁爱”也罢,他们都是以“人”为基础的,然而孔子更加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因素,即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社会人,因此,不难看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个和好的社会学。

四、儒家思想与治国

治国的根本就在于治人,治人的核心就是治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使人明白“什么是羞耻”,“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从而使人的言行有所收敛,有所约束。会约束的人,也就是说会“克己复礼”人,他的责任性相对高,至少懂得不能伤害别人,也不会有违背道德和世俗的行为,这样的人越多,社会就越安宁,越和谐。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但是要说构建和谐社会,仅靠法律是不够的,更重要是治人的心。法律是套在人身上的缰绳,是人的警戒线,它虽然套住人的两条腿,但它套不了人心。其实可怕的不是这两条腿,而恰恰是控制这两条腿的人的“心”,因此,与其套腿还不如去套心,用绳人会反感,用心人会感动,这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管理学原理。随着人的自觉性,责任性降低,就算一千条法律,一万条法律,这些人却想的不是遵纪守法,而是如何去“对策”。社会上懂法律,讲法律的人不多,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也不例外,他们认为权利比法律大,很少有领导去学习和提高这方面的知识,一般老百姓那就更别提了。大多数基层领导和干部他们都自我感觉良好,很得意,很牛,基本上没有服务意识,相反“威慑”他人意识到很浓,认为“握拳”在手,理所当然要吓唬人。有意思的是大部分老百姓也心甘情愿被这个“拳”吓到,也认为理所当然,且会说“我当官也会这样,这才有本事!”,并把钱和色源源不断的送给这个官,当这个官最后露了馅被法院带走的时候他们又骂他“贪官!贪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所以“贪官”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官”儿本身,其实也和老百姓有关。归根结底和老百姓的素质有关!因此根除,净化社会环境,提高正能量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提高国民素质。那么如何提高国民素质,这里单靠法律是不够的,因为老百姓懂法的不多,不懂法就不存在守法意识。因此,要提高社会正能量净化社会空气,必须做到法制要结合德治并把教育提到议事日程来,遗憾的是教育基本上被边缘化,政府谈教育一般都是投入和改建校舍等问题,至于“什么叫教育,如何搞教育以及教育对社会的潜移默化作用”等要害问题无论是领导还是老百姓都不知道,也不去关心,甚至连教育工作者本身也漠不关心,学生的素质和教学质量也因此而令人担忧。为什么会这样那呢?教育不但对社会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被房子和车子埋没,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但缺乏正能量而且严重缺乏“千里马”,这涉及到我们国人的素质更涉及到我们官员的素质,说是我们的官儿是“考”上的,那也无非是做了个文字游戏而已,说是被“选”上的,那也只是被一帮像“球迷”,“歌迷”一样的人起哄而上的,这些“迷”哪里知道他们选出的人肚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货,也不知道他是“半斤还是八两”,这是官员的情况。至于老百姓,情况更不用说了,他们目前很单纯只是想挣钱。因此,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对他们来说“教育”是学校的事儿,与他们无关,他们只关心票子,房子,车子,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任何人的一举一动,一句一话不但影响着家庭和孩子也影响着周围,影响着社会。因此提高国民素质,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并把它放在突出位置,这对社会的治理至关重。这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另外,净化社会,提高正能量同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作用,孔子的“仁爱”,“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德治的基础。中国是个讲情义的国家,自古以来如此。尤其是自孔子,孟子以来的两千多年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无论发生什么变革,人们却始终没有放弃骨子里那种“亲亲”,“长长”,“仁爱”等道德观念。“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意思是说,亲近孝顺自己的父母,就是仁,尊敬自己的兄长,就是义。而仁义是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追求和提倡的目标,就象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一样。正因为不和谐,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正因为缺少仁义,所以要提倡“仁爱”。我们说“尊老爱幼”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年长的称“兄”,年少的称“弟”,德高望重的人不但受到尊重,也自然成了一种权威,左邻右舍,父老乡亲遇到什么困难和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向他们请教,因为年长的不仅德高望重且总比年少的见多识广,农村里的刘家营子,王家村就是这么过来的,之所以人们以“刘”或者以“王”命名他们的村落是因为这个姓刘或者姓王的人他们不但德高望重,而且无意中成了他们的权威,因为他们经过自身的修养已经具备“内圣外王”的高尚品德。他们没有文凭,也没有被上级委派,但他们照样主持公道,为人厚道,使所属社会井然有序,村民们也相互尊重,互相关心并遵从他们根深蒂固的“亲亲,长长”原则来服从他们的“官儿”。相比之下,现在我们的社会一贯提倡“年轻化”。的确,年轻人有文凭,年轻人有朝气蓬勃,但管理社会方面却不如长辈,因为,至少,一个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年长者在他面前,他怎么好意思向他发号施令;相反一个见多识广的长辈又怎么好意思去听一个孩子的教诲。虽然现实中都这么做着,但心里还是不服,从而避免不了冲突,因为,归根结底这种做法违背了传统的“亲亲”,“长长”原则。总的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儒家文化,懂得儒家文化的人才算是有文化的人,才知道需什么叫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什么叫“克己复礼”,什么叫“己不所欲,勿施于人”什么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思想。知道“克己复礼”的人,他不会有极端的自私自利,他会克服自己的欲望遵从社会道德的;知道“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的人,他会尊重别人,饶恕别人,不会强求别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从而能做到“推己及人”;知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他懂得不管怎么穷或者不怎么如意且能把精力倾注于自己身上,提高自己的修养,相反不管怎么富或者做官且忘不了继续努力为天下人造福。一句话懂得儒家文化的人,他们都’能“内圣外王”,使自己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品德。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提倡的“社会正能量”。去年,也就是刚刚过去2013年11月26日来到曲阜孔府考察时表示说,“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要以为过着现代化生活,也不要以为进入了21世纪,且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统统放弃,要知道改善中国人的思想灵魂就得从传统文化开始,就像说的那样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人毕竟是东方人,东方人有东方人的思想和特点。其实,根深蒂固他们还是摆脱不了200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儒家文化,因此要改善国人的思想修养就得结合儒家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果,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安宁,得到和谐,从而才不会有五花八门的违法违规事件。

儒家文化论文篇(4)

一、韩国当代影视的发展与流行

韩剧从20世纪80年代舶来中国,从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到本世纪初的《大长今》,随着中国电视受众群体的增多而迅速在国内流行。

韩剧对于中国的观众可谓深入人心。大街小巷从音像店到商铺和手机铃声到处响起的《大长今》的主题歌,随处可见的某方便面的韩女广告、某矿泉水的韩星广告,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韩国影视剧给国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如韩式餐饮生意兴隆,韩服婚纱摄影成为很多年轻人结婚相册中的一部分等等。韩剧不仅丰富了国人的业余生活,而且影响甚至左右了很多青年尤其青年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价值判断。

韩剧在国内的流行主要由于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曾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的转型期国人的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但都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人们。从韩国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久以来被忽视的纯净和温暖。而且儒家思想在现在的韩国依然保存得很好,这些都会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韩国影视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儒家文化

1、积极进取、达己达人的人格精神

韩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著名的粟谷先生即李琪把儒家的“仁义”“忠信孝悌”规范进行系统化,上升为为人处世之道上之君子人格,从伦理层面升华扩展到宇宙人我,即所谓“民族志向”。民本、为民思想,才能产生好效果。他主张利与义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与道德的进步密切相关,即使在儒家经典里也毫不回避这些:“徒以利害为急,而不顾是非之所在,则乖制事之义;徒以是非为急,而不究利害之所在,则乖以应变之权权无定规,得中为贵;义无常制合宜为贵得中而合宜则义与利在其中矣”这种文化内涵在韩剧中就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内化举手投足的细节在韩影视剧作中随处可见。在《大长今》中,徐长今从宫女到医女,从母亲被迫害致死到师傅郑尚宫被迫害致死,剧作者刻画长今的悲痛不是怨天尤人,不仅没有自暴自弃,没有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而在放逐中找到了方向,潜心向学,用不可替代的精湛医术战胜了小人之困扰,从而获得精神的力量。《大长今》最后以长今为一高危产妇剖腹手术成功,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结局,让观众始终沉浸在她的欢乐之中,让我们久久停留在她执著奋进、积极进取的精神之中而深受鼓舞和感染。

在历史励志剧和青春励志剧中,我们最容易被震撼的就是主人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不畏艰辛、勇于克服小人设置的种种陷阱和障碍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泣血奋斗史。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很少人生来就在富宦之家,所以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发展,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靠个人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目标。在这个奋斗过程中,默默承受来自权势斗争和阴谋陷害等带来的压力,常常把一颗充满愤怒的心调节到平常心的状态极为难得和重要。同时还要宽恕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小人,用包容的心去感化邪恶的心,用正直的信念去影响卑鄙低俗的权欲,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性命去成全坏人的欲望以达到劝诫惩恶的境界。这种人格的高尚和人性的升华是韩剧中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和完美人格。

这种人格精神在韩剧创作者们所表现的韩国历史中,通常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人物,换言之,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灵魂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历史或者引发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人物。比如《大长今》中的医女长今引发的男尊女卑传统之变、《商道》中的19世纪初朝鲜巨商林尚沃的“商而优则宦”,都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与革新。《商道》描写19世纪的韩国商人林尚沃的奋斗历程,作为一个商人,林尚沃是成功的。他是一个以“赚取人心比赚取金钱更重要”为宗旨的商人。林尚沃从小就有个要当“译官”的心愿,但眼看考取功名无望。他只好和父亲一起弃文从商。面对商场上的钩心斗角。他始终如一地以“经商就是做人”的观点,跨越国界,历尽艰险,艰苦创业,最后成为商界奇才。这种人格的修炼与升华带着儒家思想特有的烙印,激励着困境中的青年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在困境的磨砺中保持正直上进的品质,在面对明枪暗箭和委屈甚至精神的欺凌折磨中涅更生,从而感天泣地,止于至善。同时在韩剧中令人回味的是那些曾经超出伦理道德底线的人,曾经陷害别人、背叛朋友、爱情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因果相报的临终救赎,因对别人的罪恶感和被以德报怨的感召,这种救赎宣扬了邪不压正的人间天道。

2、长幼有序、谦卑、礼让的人伦观念

在韩剧中,亲情比如手足之情、舐犊之情、反哺之情都描摹得浓郁深厚。在《大长今》中,长今之母病逝山坳,小长今采来野果喂到奄奄一息的母亲嘴里并反复的忏悔请求母亲对自己贪玩任性的原谅;《黄手帕》中尹紫英对年少失怙的弟妹无私的照顾、对年迈外婆的赡养;还有《小妇人》中母亲为了惠得、未得等四姐妹的成长忍辱负重、忍受丈夫的打骂、外遇和抚育四个女儿的劳累。这一幕幕,都反映和折射出东方伦理的礼、孝之义,无不感人至深,令人扼腕。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作为小人物出现的老人家,嘴里老是骂骂咧咧,骂儿女、骂老伴、骂街边不守礼仪的小青年,看来熟悉又亲切有趣,一如我们身边的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父辈们。大多数韩剧并不展示历史风云的波澜壮阔和社会进程的纵横捭阖,而是倾力于对纷繁陆离的现实生活进行工笔素描和对平凡人物进行特写放大。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物的悲喜交加都会在电视剧里得到淋漓尽致的细微表现。大到财产婚姻的争论,小到锅碗瓢勺的碰撞,家长里短与儿女情长在平淡烦琐的纵横交织中尽显人生的无际无涯、不可捉摸。平实而又复杂的人生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全景化、立体化、人性化的展示。同时,韩剧通过这些小角色的言行把普通人、平凡人的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展现给我们,不仅使剧作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而且还以大众化的审美趣味赢得了观众。

齐家是儒家思想的美好愿景。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一国之基。所以,家庭被置于首要地位,家庭中的伦理秩序被一再强化。在韩剧中,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与亲情,对家庭秩序的关注也是其特点。所以,关注家庭、家族,将表现家庭成员的情感世 界作为电视剧表现的中心,是韩剧的一大特色,也是吸引众多青年、中年甚至老年观众的看点。“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道德品行之一。孝是尊重父母与祖先。心存爱与尊重,对父母、对祖先尽最大情义的一种习惯或行为举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发扬光大了。不仅在中国,在韩国“孝悌”的思想也被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小到维护家庭大到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石。洪日植说:“孝作为韩国人的观念文化,几乎是我们的信仰。”不论是“孝”是“悌”,在每一部韩剧中都有表现。如电视剧中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上级的毕恭毕敬都体现了韩剧对“孝”的提倡。至于“悌”,我们可以看到韩剧中,弟弟、妹妹必须对哥哥、姐姐用敬语,夫妻之间在公开场合也使用敬语,男女之间使用敬语称呼对方为“小姐”或“先生”,即使在学校、工作单位,也要对比自己早入学、早进单位的人用敬语称呼“学长”或“前辈”。

总之,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仁”――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而构成这个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四大要素是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基础含义。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又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这一模式日益渗透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它终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三、当代韩国影视与当代中国影视

对当代韩国影视的激烈抨击时有耳闻,而这些否定性评价也并非中肯,韩国影视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毫无理由。这种文化冲击,说是乘虚而入并非无稽之谈。反观当下中国,在当代的中国传媒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转型期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中电影电视人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信仰和价值的迷茫与失落,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混乱,对利益的偏重而本末倒置表现出华丽的形式与内容的空洞苍白的不足。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没有自己的“根”,不能把握历史的主流从而引导现实主流文化,不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当今社会,从而弱化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之责,让人深思。

当代中国影视不乏优秀作品:《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但极度奢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所表现的空洞浮华却也尽显文化的虚无和严重的形式化。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文化市场上的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最终形成核心传统文化的普遍缺失。这种缺失还有文化政策和利益的原因。

儒家文化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所谓“文化软实力”指的是“依靠文化、价值观念等建造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是根本性、长期性、广泛性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内容博大精深,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坚实根基和思想源泉,只有在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建设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儒家文化中体现的人文关怀以及伦理道德,对于当下社会人们的迷惘以及道德的缺失有着警醒和正本清源的功能。因此要想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必须要借助于儒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充分发挥我国儒家文化的优势,使我国的文化能够感召世界并被世界认可,从而振兴繁荣祖国,为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作出贡献。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在迅速繁荣的经济背后却存在诸多的问题,诸如文化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对社会缺乏安全感,幸福感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滞后,文化建设的脚步已经落后与经济建设的脚步。现存的文化机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文化创新力不足。另外,对于我国几千年所积淀的儒家文化存在着严重的文化浪费甚至是厌恶情绪。一方面,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做得不足,另一方面,许多优秀的文化资源得不到开发,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况。而更为严重的是国人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一种不屑的态度,认为传统的文化封建、迂腐、愚昧,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当下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已经成为亟待要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将助力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一、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中中庸思想中的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可以理解为一种和谐的观念,从第一个层面上来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的是人要顺应自然界的法则,只有在遵守自然界的法则的基础上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界面前无能为力,人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从而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这表明要实现“天人合一”得靠每个人自身的奋斗,每个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去追求“天人合一”。在当下社会中,我们不仅要做到爱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生,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建设更加美好的自然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二个层面上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的“中和思想”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在人际交往中,要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一方面要求个人积极努力、勤勉奋进,一方面要宽厚待人,谦逊容人。对待事物有一个尺度和界限,不偏不倚,在事物的发展中寻求平衡和矛盾双方的统一。正是在儒家这一思想的孕育下,培养出了我国人民谦虚、仁爱、包容的性格和以“和为贵”为主流的价值观。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三个层面上所体现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人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首先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时,必须要把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只有社会利益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个人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妥善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才有了实现的基础性条件。在当代,儒家文化中有关“和谐”的观念,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强调众生平等。现如今,我们要充分发扬儒家文化中的和谐观,向世界展示一个友好合作、爱好和平、积极进取的文化形象,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塑造良好的国民形象。

二、儒家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有利于文化多样性

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强调中正、协调、均衡。但不是代表要消除一切的矛盾和差别,其前提在于承认一切矛盾和差别的所在,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和谐,是求同存异,是和而不同。只有善于协调、在统一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意见,最终达成一种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盲从和附和。真正的“同”并不是意见上没有任何的分歧,而是通过不同意见之间的对话、讨论、切磋和交流,从而达到彼此之间的互相容忍、互相理解、和谐互动、协调统一。

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给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世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承认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并包容各国文化的差异性。以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来对待和学习外来的文化,但不是盲目地学习外来文化,而是要取长补短。在保证自身文化的自觉和独立的基础上,有效的汲取外来文化的精髓。在开放的环境下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消化并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在时代背景下实现我国儒家文化的重新构建。

三、儒家文化中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质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做人的准则。“仁”即“仁爱”、“以人为本”,。儒家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价值和整体利益,而不是一己私欲,立足于广阔的视野,追寻安贫乐道、自在自足的旷达的人生态度。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在处理人与自身、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中起到一种正确的规范作用。

“义”即公平正义,坚守原则。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义”的具体体现有其延续性和共性但也会有所区别,伴随着人类之间日渐频繁和密切的交往,人类在道德原则上逐渐人达成了更多的共识,即被绝大多数人类普遍认为的“适宜”的道德原则,也即所谓得“天下之公义”。确立一个社会的“义”,是当下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今天,我们要在儒家的“义”的基础上赋予“义”以时代意义,比如凸显社会公平、公正、公益等,另一方面要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义”的自觉和信念,也就是要树立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

礼即恭敬尊重、礼仪文明。礼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尊重原则,在人际交往中,以互相尊重为前提,在尊重对方,不损害对方利益的同时,又要保持自尊。遵守原则,遵时守信、真诚谦虚、友善随和,遵守社会公德。适度原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要遵循适度的原则,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对不同的对象,应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落落大方,把握好分寸。自律原则,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之前,首先要做的应当是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要求。礼维护着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促进着人际关系的和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提倡言行举止的文明礼貌,礼的这些功能和作用,在当代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智”即“智谋之力”。是指明辨是非、知晓善恶以及知己识人。在儒家文化的不断发展中,“智”成为了一种道德规范。在现今社会,我们迫切的需要国民获得“智”,不盲目跟风,不被邪恶势力所煽动,拥有能明辨是非的本领,在不损人利己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信”即“诚信之品”。是指信守承诺、以诚相待、诚实不欺的道德准则,是社会和谐有序、繁荣富强的基本保证。在现今的中国,诚信意识淡薄,无论是社会的诚信、政府的诚信、企业的诚信,还是个人的诚信都面临着时代的考验,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全社会范围了积极弘扬儒家的“信”,唤起人们对于诚信的重视,重塑社会风气。

四、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有助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感,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对于安顿国人的心灵、实现社和谐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下,国人普遍缺乏信仰,重新扛起儒家文化信仰的大旗,对于当下的国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为基石,重新打造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增强国人对于本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凝聚力。

自“中华民国”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地位下降,惨遭抛弃,大多数中国人一时难以找到新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同信仰来填补思想上的空缺。在现今,意识形态领域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马克思但是在精神文化领域上,国人的信仰则有所缺失,没有主导的精神支柱,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错误的信仰以及不正确的价值观,社会关系变得冷漠疏远,低俗文化盛行。儒学中的人文信仰,为当下我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普世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忠、孝、悌思想所体现的在道德上的约束力,对于当下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中以道德约束家庭、维持社会稳定以及调节利益关系的思想,对于拯救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增强文化软实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儒家文化论文篇(6)

二、儒家文化的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一)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执政之要,它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也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紧迫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坚持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又赋以新的价值内涵,加入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课题。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3]同志的讲话充分说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儒家文化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历史积淀,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需要。

(二)有利于坚定“三个自信”

党的十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人民的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带领人民不断实践探索的结果,是被实践证明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国家富强之路、人民安康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理论结晶,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党领导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思想,必须坚定不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带领人民治国理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光辉制度,必须坚定不移。坚定“三个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教育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坚定“三个自信”。同志指出:“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历来有很强的文化自豪感,只是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自信被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我们不仅要坚定‘三个自信’,也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增强文化自信。”[4]我们要坚持“三个自信”,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自然发展起来的,符合中国的实际,也符合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加深对儒家文化的了解也就会加深对中国实际的理解,从而就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另一方面来说,加深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就会加深对东西文化差异的理解,从而也就明白东西方有着不同文化和历史道路,破除对西方道路、西方制度、西方理论的迷信,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

(三)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等力量属于硬实力,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则属于软实力。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关乎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提高综合国力,世界各国都在纷纷打造自己的软实力。全球化的领导者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不断进行文化和价值观输出,企图用美国文化影响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观走向,同化我们。面对美国文化的流行,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巨大威胁,我们必须加快文化软实力建设,提高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保障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武装人们的头脑,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抵御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腐蚀,抵御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渗透。同志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5]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对于构建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对内来说,儒家文化可以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尤其是增强对于海外华人的吸引力,营造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化归属感。对外来说,儒家文化可以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亲和力、影响力,有利于构建和谐世界。东亚许多国家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至今有着东亚儒家文化圈之称。要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就要继续发挥儒家文化巨大的感召作用,过去我们怀柔远人,万邦归化,儒学传遍东亚世界,今天我要继续发挥儒家文化的作用,在国际上倡导和谐,倡导大同。儒家文化毫无疑义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重要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三、发挥儒家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路径

(一)转变对儒家文化的认识,高度重视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儒家文化不是封建文化,不能与落后划等号。“儒家是中华民族根源意识。它的历史比封建社会悠久,它的命运比封建专制长远,专制君主选定它作为意识形态,并不在于它与封建君主专制配套,而是借用民意,打着儒家的旗号而已。即使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也不过是历史上某一个历史时期而已。儒家学说广大悉备,包罗万象。不能将儒学等同于封建主义,更不能简单地将儒学简约为封建意识形态。”[6]我们要重新认识儒家文化,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化不自信根源就在于落后挨打,今天我们已经走上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强国之路,理应有自己的文化自信,也理应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过去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判断是处于国家不正常的状态下做出的,知识分子们义愤填膺,希望能够赶快救国救民,错误的把板子打在了儒家文化身上。今天我们以一个大国应有的正常心态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一味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围着洋人转,这是,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要坚持古为今用,高度重视对儒家文化现代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否开发利用好儒家文化资源与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成败息息相关。理论界、学术界要自觉挖掘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为儒家文化的现代开发利用提供前提条件。宣传界要为开发儒家文化的价值摇旗呐喊。教育界要把儒家文化传承落到实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政府部门要为儒家文化的开发提供政策扶持和经济支持。

(二)加大对儒家文化的宣传力度,重视儒家文化的教育和传承

要发挥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就要加大宣传力度,把儒家文化的精华讲给大家。指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7]对儒家文化的宣传首先要坚持正面导向,传播正能量,尽量选取儒家文化中精华的因素进行宣传报道,树立大家的文化自信。要宣传报道儒家文化的光荣历史,让大家认识到儒家文化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几千年来为中国的大统一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儒家文化对世界文明贡献良多,尤其对于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儒家文化对于世界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而是举足轻重,影响既深且巨。要宣传报道儒家文化的光辉成果,让大家知道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是地球上唯一一个经过几千年时光而不减损其价值的文化,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不是负担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要把儒家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讲清楚,把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讲清楚,把儒家文化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讲清楚。要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价值必须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把儒家文化纳入教育教学体系。要把儒家文化看成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儒家文化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世界各国都注重用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培养他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我国在这一方面严重滞后。费孝通先生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历史已经证明,不顾一切的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既不可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也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相反可能走向。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建设事业不仅没有阻碍作用,反倒能为被工具理性压抑的现代人提供一点精神的慰藉。要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必须把儒家文化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快建设儒家文化的传承机制。把儒家文化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可以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里面增添儒家文化的内容,把儒家文化的元素融入当前已有的思想理论教育课程,也可以把儒家文化单独列为一个思想理论教育的课程,还可以单独开设儒家文化修养方面的选修课、通识课。

儒家文化论文篇(7)

我在2006年7月1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了《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7月21日谭中先生在《环球时报》同一版面发表了《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一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在这里,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对儒学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对儒学的研究十分肤浅,今天就谭中先生所提问题,围绕儒学与诚信建设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与谭先生商榷,与大家共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完成现代的市场诚信体系应该是举手之劳。但经过千年的苦苦探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这个五千年的诚信大国,至今还是没有找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那些被我们一直称之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西方世界,反而把中国纳入不诚信国家的“黑名单”之中。

隋唐的鼎盛源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底蕴和超强的凝聚力,而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的力量正在瓦解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大的主流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其本身也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凝固思想的力量。儒家文化一家独霸天下历史,也是中国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市场经济越走越近,但其实质内涵却越来越远,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理论家要探明的真问题。

一、传统文化再遇市场尴尬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西方舰船礼炮洗礼后,对外傲慢的习性稍有收敛,对内依然张牙舞爪,但是,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而是去宗统地位。最原始的文化论战可能就是这种“兵器交锋”,“五四”后,中国人自己拿起手中的笔,用自己的大脑,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对中国人进行现代的“文化洗脑”,建国后,国人再次经历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清洗”,此时的孔家店只剩下残砖烂瓦,儒学也早失魂落魄,体无完肤。

当我们谨慎的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导入个体的主体意识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经济活力,也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政府鼓励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

这些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社会公害。面对教育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我们真的开始担心我们的传统“礼仪”是否依然具有现代市场活力。我们会扪心自问,再也不敢妄谈用“礼仪之邦”的普适价值观念改造西方的诚信体系了。

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也不知不觉地从支持、鼓励,最后干脆直接加入了欺骗潮流。据新华网消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靠谎言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国长寿第一岛’”[1]现在,这几任领导倒是升官了,给当地政府留下了永远也洗不干净“骗子”的骂名。

在我国出现的诚信危机,一度引起世界市场的恐慌,但并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市场本身就是“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有了合法化基础,个人、企业和政府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被认为是“不诚信”行为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尽管大家深受其害,也激烈地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全社会都不以为然的时候,法当然不能责众,道德,更何况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接着,他又举证说:“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谭先生一方面批评中国现在的不诚信源于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举证上的自相矛盾,难免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到底搞不清楚是“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中国向美国学市场经济时,没有学到市场信用,反而学到不诚信,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

在谭先生的文章中,他在美国长大的侄女实际上已经给了谭先生答案,因为他的侄女宁愿在日本或美国,或西方各国搞展出,在那里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他的侄女相信这些国家的市场诚信程度较高,能保证她的市场和良好信誉,不至于被“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既然谭先生的侄女相信西方市场的诚信,谭先生也说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但为什么谭先生却说中国因“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在市场氛围内,处于统治地位的显学处境尴尬,显得手足无措,人们在无奈中,想起了曾经令国人痛心不已的“儒学”,于是,振兴中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选项,着实地掀起了“儒学”救国的热浪。谭中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对当前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伤透了脑筋,从谭先生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儒学是最讲“诚信”,他相信儒学也许它能够成为我们抵挡“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向世界传播“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生活方式的武器。

二、“儒学”的自恋情节在市场迷途中萌发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市场,无论在意识形态、法律理念、文化渊源和政治取向上,还是在市场机制、游戏规则、信用规范和市场责任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时,有识之士学到了一些概念,忽视其本质内涵。

早期的资本主义,其罪恶滔天不容回避,但早期的启蒙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修复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沿着“人本”基点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

中国时后发国家,我们学习西方也经历了百年历史,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段中,西方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以野蛮、侵略的手段追逐利益的不光彩历史,建立在强盗逻辑之上的市场经济,诚信建设当然不是主流文化。中国学习市场经济的短暂过程,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清王朝主张新政要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前提与主张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能改,这些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学习不彻底的结局。

49年后,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转向学习西方的计划经济,我们遏制住“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扼杀了效率与人性。在一个权力、利益高度集中的社会里,诚信不存在大问题,但也不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历经百年艰辛,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

但此时的西方,市场经济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如果用我们传统的观点去看待它,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缺陷和不足,如果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去学习它,也可把市场经济最肤浅的、最原始的、最野蛮的东西学到手。例如,市场经济是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而我们只学到了放纵人性,追逐效率,忽视构建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结果权利就围绕利益,就滋生腐败,就滋生出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的“文化与市场”怪胎。

个人不诚信、企业不诚信可以解释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但政府的公信力缺失以及地方政府默许、支持和保护地方企业的非法逐利性,甚至于直接参与其中,分享权利与市场合作的美味佳肴。这在现代社会中十分罕见,也是令世界各国不能理解的,这可能就是那种“文化与市场”怪胎的表现。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批判、指责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甚至拒绝与我们合作时,国民还会在媒体舆论诱导下,掀起一点“爱国”热潮,以保护政府的非法牟利行为。这种文化现象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不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而当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但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具有法治的、信用的、开放式的经济形态。如果今天我们还把当前诚信缺失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遗毒,那可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人就提出用儒家文化改造和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有人说要挖掘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泥土里,与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意识进行跨文化的嫁接,既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集体的、爱国的”国体的意识形态,又体现出个人的主体利益的追求;既有团结奋进的局面,又有活泼祥和的氛围。

儒学家推销治国之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今天的儒学奇思构想和几千年前一样,都是建立以“仁”治天下的臆想之上,这些观点既忘记了儒家礼仪的本质,又模糊了西方诚信内涵,是典型的井底之见。这种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用宗亲礼仪规范个人、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其潜在的、长远的社会危害性比儒家礼仪本身的能量要大得多,也是标准的“儒学”自恋情节。

三、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

谭中先生说:“儒家伦理最讲诚信,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

对于“儒家伦理最讲诚信”,谭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礼”与“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即爱有厚薄,有先后,有层次,有等级.视血缘亲疏,往来多寡,地域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儒家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2]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由此可知,儒家的“诚信”伦理是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等级的、狭隘的诚信。

谭中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并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为佐证。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下之意,陌生之人,不可信也!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由于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调节君臣、父子、夫妻等血亲礼仪,它自然把“无商不奸”作为商品贸易的代名词,君子不齿于经商,但又认可了经商的者“奸”是聪慧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对上的“忠”于对下的爱,对朋友的“厚”与对市场的“奸”只不过是诚信等级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大意是:做臣子的只要对皇帝忠诚,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就叫诚信,做商人的欺诈就是你的职业。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不正是在这种“爱有等差”光环笼罩之下吗?

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4]

四、中国人恨自己的文化劣根性,但绝不允许别人揭短

谭中先生认为:“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谭先生把美国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都归结为“伪善”,反而成为社会楷模的现象十分不解。说明谭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是人的本性显露,也是人作为个人的权利。人的本性有“伪善”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掩盖的问题,西方文化正是发现和正视人性的“伪善”,才在法律上允许个人隐私,允许你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但又在法律上约束行为、规范行动。

为什么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人又成为社会的楷模呢?因为在法律上夫妻和政客都有明确的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职能性责任。作为夫妻、总统你只要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履行法律上的手续,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你已经是社会的楷模。不需要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也不需要像圣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更不需要全社会成员的摩顶礼拜。难道我们还以儒家的“忠”与“义”要求夫妻、政客们把他们的隐私公布于众吗?在这里,谭先生用儒家蔑视个人权利观点,把中国儒式“仁政”的“满嘴讲的礼仪道德,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移植到市场诚信之中,得出了西方人依法维护个人权利与履行职业职责不同表现方式是“伪善”的结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五、西方学者理论上可能不完善,但也不至于成为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谭先生说:“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在20世纪初期,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5]

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这不是谭先生的发现,因为任何社会理论家,包括儒学在内都因时间、条件和社会实践差异,存在许多不适应或根本不适应的问题。但马克斯·韦伯基于东方人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的文化基因,作出东方人在经商时把礼仪、忠义和义气作为准则,将导致最终的不诚信的结论。实际上,礼仪、忠义和义气本身就是守规者和打破规则的矛盾体,即“忠义”悖论,它实际上是构建市场诚信的大敌。

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祸害而痛恨不已。

由于诚信标准不一,政府的施政行为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群众痛恨的人还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的功臣和英雄。政府打击外地企业造假与支持地方企业造假,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和对富人的敲砸勒索的事情,在同一个社会里,都能同时赢得不同群体的唾骂和掌声。潭中先生不会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没有标准的、蔑视法律的行为也划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吧。

六、在西方的语境里,“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

谭先生认为:“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

谭先生把诚信看作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是,谭先生所开出构建诚信社会的药方是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进行持久的“义”与“廉”教化,反对“利”与“贪”行为。而且要求领导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出表率,人民才会跟着学好,才能形成“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全民诚信的社会。

谭先生用“义”与“廉”,反对“利”与“贪”行为,在中国实践了千年的历史,如果在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尚不能有效的遏制人的“利”与“贪”行为,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利益,实现人性“贪利”本性的权利,如果仅靠“义”与“廉”教化,而没有法律约束和规则的限制,就会出现上好信,则民敢不用情,上失信,则民也无可奈何的结局。

但谭先生一方面说“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搞好诚信建设,必须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谭先生相信圣人的“忠信”,但也担心“圣人”的人性发作,他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用“圣人”的“忠信”教化民众,用民众的眼睛监督“圣人”的人性。在这一点上,谭先生不是完整地宣扬用传统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卑劣手段,忽悠民众,而是主张给与民众的监督权利,这是儒学的进步,但这距离现代诚信社会还差之甚远。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批判宗法“礼仪”一直是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的主要手段,从打烂“孔家店”的文化怒吼,到“”期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中国社会的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

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现代版的诚信等级。中国传统诚信的市场尴尬和诚信迷途,是宗族等级诚信与契约平等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的表现,从血脉级差演变为阶级级差,从经济级差上升到政治级差,最终体现在法律条文和法律执行的反差上。这些现代中国式诚信的建设,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脱离儒学的文化辐射,最终成为儒学的现代祭品。

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正好相反。如果把最会骗人的民族、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与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放在一起,我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曾经讥笑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中华民族特质联系起来。但在我们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血脉“礼仪”与西方的法条诚信的的确确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条件下,我们的那种自己人的“诚”与“信”,主体之间的诚信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你能说你构建的诚信体系不是“骗子”的代名词吗?

七、五千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梦幻绕梁不断

谭中先生说: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我们从这个现代版的儒学“仁政”中看到谭先生的良苦用心,也看到谭先生把“诚信”的回归,完全寄托于“上好信”教化天下。其实,谭先生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上,主流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看看《汉武大帝》,后看看《太平天国》,中间看看《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版的“大儒”,他们遵循儒家学说,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独尊中华两千年。我们真的不敢想象13亿中国人,还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掀起一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新文化运动。

道德诚信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权利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缺失、法律缺位的表现,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诚信中最为匮乏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至上观念,还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至上观念,两者和都与我们所着力打造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我们正在构建的“以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文化的发展逻辑,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构成了社会自发演变的逻辑链条,如果把不同文化发展逻辑上的文化精髓缝补在一起,就有可能繁衍出“文化怪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天天都在感觉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我们个人也天天也在不讲诚信,我们天天在被人骗,但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我们不知道诚信的标准为何物,也搞不清谁“不诚信”,有时自己也感觉别人“诚实守信”吃亏,有时感觉到对领导“忠诚”有利可图,但是忠于领导就必须服从领导,服从领导也就要“内外有别”。

儒学家们梦想把儒学中最完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缝补在市场经济个体权利上,不知是出于要改造个人权利的目的,还是要与精神相吻合,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出于通过道德自律的“慎独”精神,修炼完美自我,还是通过后天道德教化,实现塑造个人的典范。实际上,儒家文化从起点的“自我修养”到终点“仁者爱人”的文化逻辑,反映在社会演变逻辑上表现出一种靠人类自己难以规避的抹煞个性、侵吞个人权利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点被“五四”以后,乃至于今天,所有的思想颤变、凝固的历程所证实施。

八、在哪里找到架构市场诚信的逻辑起点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谭中先生在为之感到痛心的同时,还向全社会呼吁“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否则,“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诚信人类的共同向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谭先生这里所指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提倡用“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是用那些被人类各国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去反对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甚至于背离与人类发展的理念,还是指用儒家礼仪去改造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价值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将不可估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内涵。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成功的范例已枚不胜说,它表明儒文化与市场经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交融是相形不背的。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不是政治,这将有力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市场的繁荣。

在儒文化圈的国家里,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导致文化的衰亡,文化的进步也没有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轨道递进。无论从哪个角度,凌驾于个性之上的,具有某种支配性的文化主导力量,最终都不能造就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采用西方的技术、规范、标准改变我们的产品性能、提高市场能力,但对于那些演绎出来现代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文化理念却嗤之以鼻。

实际上,“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四大原则之一,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至上原则”。诚实信用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法典的原则,是因为它高于法律,是人类本性的自律与他律结合点,是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逻辑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人类最脆弱、最需要上帝的抚慰,最需要相互遏制的正是人类自己。

对于现代中国的诚信建设,首当其冲的是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我们把诚信建立在法的精神之上,使之在契约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发芽;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现代民法典中的独立民事责任分离开来,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

注释:

[1]《“中国长寿第一岛”真相:政府虚报年龄制造寿星》新华网武汉4月14日电

[2]《论语》[M]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儒家文化论文篇(8)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对大学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目前,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实效性低迷,大学生不守诚信、挥霍浪费、个人主义等违反公民道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引起了政府、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随之出现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衡等一系列现代问题,使儒家文化又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目前,韩国是世界上儒家文化传统保留最多的国家,韩国将其作为自己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韩国对儒家道德思想的发展和实践,不仅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促进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完善、提高大学生道德规范和道德水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

由于儒家文化存在某些封建思想等消极因素,致使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儒家文化被多次批判,几乎被全盘否定在现代韩国社会,传统悠久的儒教道德思想至今还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例如爱国守法、敬业奉献、孝敬父母、尊重他人、遵守秩序、注重礼仪等。同时,儒教文化主张仁政,强调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威,宣扬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励民众为集体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些都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韩国对儒家文化的实践表明,儒家道德思想在规范人们道德行为方面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我国高校应该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挖掘其丰富内涵,并与高校德育工作相结合,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儒家文化在我国近现代史上遭到多次批判,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文化存在消极的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从社会宏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伦理关系虽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社会缺乏以法律为基础的制约力量,并且监督机制不完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品行和才能;从社会微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注重家庭生活,强调上下的人际关系,这些思想淡化了公平和法律意识,无视平等的人际关系,导致了社会各项活动中“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等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效率。韩国推行“文化立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们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我们在肯定其德育价值和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时,要正视其时代局限性。同样,我国高校在积极发挥儒家文化道德规范作用的同时,一定要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采取有效的教育措施。

三、汲取韩国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

韩国在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时,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方式,这为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3.1德育内容具体化

目前,我国高校德育工作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育内容过于抽象和理想,脱离现实生活,这一方面使受教育者不容易理解德育内容,另一方面更不利于他们去实践。韩国政府开展道德教育的内容都注重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面对个人生活,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深思、创造”的教育;面对社会,主要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面对国家和民族,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德育内容的具体化有助于大学生的理解和接受,也有助于他们进行德育的实践。

3.2德育工作层递性地展开

韩国的道德教育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并且层递性地开展。小学道德教育包括“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初中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的教育,提倡学生之间互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思想;在高中,主要教育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培养“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精神;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也应该遵循这种层递性,根据不同年级学生不同的心理和思想状态,设置不同的德育内容,逐步帮助大学生建立起全面的道德情操。

3.3形成社会道德教育氛围

道德教育是一个民族问题,只有得到整个民族的支持,才可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在现代韩国社会,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昔日儒家道德文化的统治地位正受到严峻挑战,为继承传统,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比如在儒家学术界和民间,设立了很多研究儒家文化的学会、研究所和研究院等,这些组织经常举行年会和各种研讨会,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他们以弘扬和实践儒家文化为己任,对推行儒家文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韩国整个社会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形成了整个民族的道德基础,有助于整个社会道德取向的形成。所以,我国社会应该努力形成浓厚的德育氛围,这对高校的德育工作的开展无疑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

高校德育工作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新时期背景下,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实践和发展,为我国高校开展德育工作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我国高校要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努力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建设者。

参考文献:

[1]杜成辉.韩国儒教的历史和现状.大理学院学报.2006,11(5).

儒家文化论文篇(9)

二、依托亲情佑护人性的纯良

儒家文化最关键的价值是“仁”,这一价值建立在亲情感知的基础上:“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对于每一个体而言,人生在世,总是处于父母长辈、兄弟姐妹的关爱之下,亲爱之心油然而生,因此,只要能够“反求诸己”、“发明本心”,就可以佑护人性的纯良。当然,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不能仅仅局限于家庭亲族的狭隘范围之内,必须经由“忠恕之道”所要求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道德推演,方能达到“仁者,爱人”的阔大境界,这是“仁”的最高要求,也是亲情的最高升华,不过,无论如何,亲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价值来源的基础意义。上述道德实践的逻辑过程在孙惠芬的短篇佳作《狗皮袖筒》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示,该作同时也体现了当代乡土作家在此一儒家命题上已经达到的深度。小说的主人公吉宽最初作为乡土社会传统伦理价值坚守者的形象出场,他本能地拒绝着市场交换逻辑对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侵袭与“殖民”,这就不免造成主体意识与当代社会存在的紧张状态,所以,吉宽性格暴躁,“一说话就是发火”。[5]小酒馆兼营的美貌女老板二妹子以色相引诱吉宽,立刻遭到吉宽的怒斥,裸的肉体交换是对于人的情感的亵渎,这是吉宽无法宽恕的来自于时代逻辑的罪恶。但是,在整体性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变迁背景中,个体的价值坚守势必难以持久。吉宽外出打工的弟弟吉久杀了工头连夜潜逃回家,犯罪原因是工头不让民工们在寒冷的工棚里烤火,可是他“自己还在轿车里开着暖风”。[6]以性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不公,激发了主体对于自身价值坚守的怀疑与否定,特别是吉宽因为始终拒绝任何带有金钱交换性质的男女关系,从而一直处于严重的性匮乏、性压抑状况。因此,吉宽迅速认可了弟弟的行为,并以破釜沉舟的姿态准备与自己视之有罪的社会同流合污。他在二妹子的小酒馆中为弟弟叫了一个小姐,并将自己多年积蓄全部交给弟弟,暗示弟弟赶快连夜潜逃,此时此刻,吉宽其实已经陷入了深深的价值迷失之中。然而,恰恰是吉宽的行为所蕴含的亲情意义唤醒了弟弟的良知,吉久投案自首,“俺知足,是你暖了俺的心,像妈一样……这些年,俺最想要的,就是像妈那样的温暖”,[7]良知一经发现,立刻使主体摆脱了怨恨、暴戾与恐惧,平静而勇敢地承担起源于自身过失的责任,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要以认罪伏法的方式还公道于世界———因为工头毕竟罪不至死,倘若自己如渴求生命的甘霖那样渴求亲情,那么,自己的暴行给工头的亲人造成了何种致命的亲情伤害?进而,因为亲情的消毒使得吉久能够勇敢地认同正义,此种事实转而又完成了对于正处在价值迷失状态的吉宽的精神救赎,他由衷地理解并赞同弟弟的抉择:“你是个男人啦!”[8]最终,兄弟二人在派出所握紧了对方的手,此时,母亲的遗物(亲情的象征)———“狗皮袖筒”———正温暖地罩在两个人的手上。可以看到,亲情不但救赎人性,同时也不违于现代法制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它正是现代法制要求得以实现的前提。将亲情作为价值支点的作品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不胜枚举,胡学文《谎役》中赵全的女儿秀秀在城里发廊打工,遭受后跳下高塔自杀,而他的儿子却因邻村村民李文玉的女儿被判入狱。这又是一个在亲情体验的基础上将心比心的情节,赵全在痛失爱女的悲怆中,自然能够明澈了解李文玉的伤痛之深,便在儿子入狱后依然签下了巨额赔付协议,尽管收入微薄,却终于逐年偿清,以真诚的赎罪之心渐渐化解李文玉的怨恨、敌视、哀痛,重建彼此面对未来漫长岁月的价值与信念。王祥夫《西风破》的亲情叙事更其令人唏嘘不已,尽管小说未曾从价值论的高度升华亲情,但是,因为着重墨于情感强度的表达,反而更加突出了亲情之于人性本质的构成性意义。在小说中,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入狱十五年的老周,为了不影响儿子的成长,就让妻子在儿子懂事后编造生身之父已死的故事。刑满释放后,老周被诊断出已是胃癌晚期,老周于是请求妻子、知情亲友安排酒席,让自己以“继父”的身份与儿子见面。在落日余晖未尽的西风楼头,儿子刚一进入包厢,目光便越过众人凝固在全然陌生的“继父”的脸上,而此前一再嘱咐别人宴席之间不要说漏了嘴的老周,却在顷刻间之失声痛哭、嚎啕大哭。哭声中,儿子恍如梦醒,同样无法抑制地大放悲声、不可断绝。此时此刻,亲情展现了超越一切话语直达人性神髓的力量。有此慧心印照、如醉如痴的父子相认,老周死而无憾矣!小说在情感爆发的瞬间豹收全文,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相得益彰,真可谓“赋到沧桑句便工”。

三、民俗文化的价值教化功能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哲学、主导性思想,不过,其于民间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的影响方式,主要是将自身的价值内涵浸润于种种民俗文化之中,从而通过赋予日常生活以丰赡意义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并深刻作用于个体意识,最终奠定民间社会、乡土社会的价值基础。通过对于民俗文化的精细叙述,表达儒家文化之于乡土社会价值重建的意义,是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重要创作维度,特别是郭文斌的“节日”系列,在这一脉书写中就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中国社会自来儒、道、释三教并存,某些传统节日富含多样化文化意义也属正常,但是,无论如何,就像主导着官方思想一样,在民俗文化中,儒家思想价值也居于主导性地位。尽管众多论者往往瞩目于郭文斌的禅、道思想,其实,构成其作品文化价值基础的依然是儒家文化,这与来自乡土社会的郭文斌原初性文化记忆有关。在散文《大年是一出中国文化的全本戏》中,郭文斌强调大年是“孝”的演义、“敬”的演义、“和合”的演义、“天人合一”的演义,云云,演义内容,无不来自儒家价值。不过,在此命题上,郭文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创作是一系列基于童年经验体察节日文化意蕴的中、短篇小说,诸如《节日》、《中秋》、《清明》、《重阳》、《寒衣》、《吉祥如意》、《点灯十分》,等等,述及儒家文化不同层面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个体意识的塑造意义。例如,短篇小说《寒衣》对于北方地区农历十月初一为祖先送“冥衣”之俗的叙述。在飘雪的清晨,已经出嫁的大姐按习俗回到娘家,与爹、娘以及童蒙未开的妹妹五月、弟弟六月一起守度“冥节”。娘和大姐用彩纸剪衣样、铺棉花、缝制冥衣、烙麻麸馍馍作祭祀贡品。一切准备完毕,天色已经黑透,随后,一家人同去村头燃焚寒衣、寄送祖先。小说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地描述一家人从早晨到晚上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从而营造出仪式般隆重的文化氛围,正符合儒家于祭祀祖先之际“慎终追远”的文化要求。郭文斌的节日系列小说都具有此种叙事特点,便如《中秋》、《清明》、《重阳》以及《吉祥如意》所述端午节、《点灯十分》所述元宵节,等等,既通过仔细的巡礼式的习俗描摹唤醒读者对于节日的文化回忆,同时,也正是在此种特殊的仪式性氛围中,特定的文化价值方才能够深刻作用于个体意识,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社会化初始阶段的儿童而言。进而,父母长辈对于孩童就节日习俗种种典仪意义的提问所作出的回答,更显示了节日体验所具有的文化教化功能。在《寒衣》中,娘和大姐正沉浸在寒衣制作的工序中时,童蒙未开的六月突然发问:“谁能保证这些寒衣能到爷爷奶奶的手里?”[9]爹回答:“当你用心做时,你爷爷你奶奶已经穿在身上了”,[10]寒衣节本身即在于传达对于祖先的“孝”心,其意在通过仪式化的参与,将“孝”的观念深刻地写入个体的内心,所以,“当你想着给一个人缝寒衣时,那个人已经从想生了,当你不想时,他又从不想灭了”。[11]个体正是在体验节日内涵的心理过程中,成为认同特定价值的文化主体,由此,小说深刻揭示了节日此种民俗文化形式所具有的价值教化意义。刘庆邦的《黄花绣》叙述另一种乡土民俗:老奶奶将逝之时,需穿上一双由十四至十六岁、父母双全的女孩绣花的布鞋。村里三奶奶“不中了”,三奶奶的儿女委托十四岁的格明为三奶奶绣花鞋。格明可从来没拿过绣花针!但是,近乎神圣的氛围促使她硬着头皮开始绣花,在穿针引线的过程中,三奶奶的种种“好”在格明心头一一浮现。事后,格明总是懊恼于自己手艺拙劣对不住三奶奶,因而能够一改过去处处与娘闹别扭的小性儿和整天“东跑跑,西跑跑”、没一点“闺女样儿”[12]的性格,闲暇时,温顺地拿起丝线绣花。一次绣花的经历,竟然如此由内而外地深刻改写、塑造了个体的意识与行为,足见民俗文化的价值意义。此外,陈世旭的《立冬•立春》、贾平凹的《秦腔》、徐则臣的《夜歌》,等等,则事关民间戏剧、戏曲艺术的文化功能,不可否认,将核心价值附着于种种地方戏所铺演的忠臣义士、才子佳人的故事之中,通过审美途径作用于个体意识,正是儒家文化价值在民间社会的重要传播方式之一,上述作品或正面阐释民间戏护佑乡土的价值意义,或将时代性的价值混乱与民间戏的衰落相映照,在叹惋中暗示乡土价值重建的途径,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儒家文化论文篇(10)

一、相关概念介绍

文化是人们长期创造所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狭义的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具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是本能对于动物一样,都是行为的指南。

合伙企业是由几个对业务能力、个人信誉、资历经验等方面互相信任、互相认同的合伙人经过共同协商、平等参与成立的。与公司制组织形式相比,它更强调以信任为基础、相互认可、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理念。合伙企业以信任和合作作为订立契约乃至合伙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讲,建设优秀的合伙文化对于合伙企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合伙文化是人们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传统文化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合伙企业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价值观、信念、经营理念、思维方式、道德行为准则等等。

二、建立优秀合伙文化的重要性

(一)合伙文化是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员工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宗旨和信念,是其行为的指南

合伙文化把合伙企业各成员融合在一起,为其建立企业的远景,让他们为同一个目标奋斗。

(二)就合伙企业内部而言,优秀的合伙文化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的工作效率,实现价值增值

合伙文化是否和谐直接关系到合伙人和员工的工作效率,而工作效率的高低是合伙企业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优秀的合伙文化可以培养出员工的团队精神和主人翁意识,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优秀的合伙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优秀的合伙文化对外能为合伙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良好的声誉资本,增加企业的影响力。

因此,建立优秀的合伙文化对于合伙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优秀合伙文化的特点

(一)合伙人是优秀合伙文化的领导者、传播者

他们首先要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且具有共同的追求,这些是能够达成协议、共同合作的基础。合伙人还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并具备一定的领导才能,才能够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带领员工通力合作,不断进取。

(二)强烈的凝聚力、向心力

西方企业受民主制的影响,成员之间注重交流和合作,员工在企业中有一定的发言权。而我国的合伙企业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各种组织等级森严,人们推崇权力,强调社会等级观念。员工对于领导的意见往往持遵从的态度,很少提出反对意见,成员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真正融入企业中还有待时日。

任何一个企业缺少了团队精神都不可能获得高速发展,也不会有组织成员自我价值的实现。优秀的合伙文化要有较强的凝聚力,强调协作与团队精神。成员们有共同的追求,对企业有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成员之间彼此尊重,建立起信任情结,充分了解和沟通。互相协作,互助互爱。只有在互相关爱的企业氛围中,各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应用到生产经营中去,实现企业和成员的共同进步。

(三)高水平的工作效率

高水平的工作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促进企业的发展。因此,合伙成员要具备业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讲究分工合作,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

(四)形成学习型企业的氛围

学习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建立起一个学习型组织是合伙文化得到认同和执行的有力保障。合伙企业内部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业绩,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力。

四、儒家传统文化对我国合伙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底蕴厚重,博大精深。思想文化以凝练、严谨的理论形式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本质,内容丰富、学派众多,其基础部分是儒、道两家思想。有人说,儒家文化是合伙文化的天敌,实则不然。

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孔子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规范。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和“仁”,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政治伦理学说。“礼”的基本精神反映了建立在宗法关系之上的、与宗族血缘亲疏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有两个作用:一是分辨血缘的亲疏,并以此为依据确定某个人的贵贱等级;二是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借以增强国与家的内在凝聚力。孔子“礼”的思想旨在维护旧的宗法观念和等级制度,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性。从这一点看其对于合伙文化的影响,虽然有助于维护合伙人的绝对领导,保证个人利益服从合伙利益,但不利于形成优秀的合伙文化所倡导的民主、平等的精神。若据这一观点的引导。台伙员工很难跨越其所强调的等级观念和血缘关系,压抑了员工的个性,不利于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员工并不能真正地融入企业,不能将个人的才能充分地加以释放。

如果说“礼”的思想反映了孔子思想保守的一面的话,“仁”则体现了孔子思想创新的一面。“仁”是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仁者爱人”,“仁”是关于个人道德修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仁”是一种包含和统帅各种美德的最高道德品格和道德境界。从《论语》看,包含着“恭”、“宽”、“信”、“敏”、“惠”、“勇”、“智”、“孝悌”、“刚毅”、“木讷”、“敬”、“忠”、“恕”、“直”、“逊”、“义”、“好学”等品德。它所体现的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而这些高尚的道德品质特征是办好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特征。如“宽”、“信”。合伙企业成员之间待人以宽、彼此诚信。才是维持良好的企业氛围的基本前提。才能有助于企业形成通力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又如“忠”,成员对企业忠诚、有归属感,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与企业命运联系起来,为实现企业的目标和利益尽心尽力。再如“好学”,成员之间互相形成好学的气氛,有助于其个人能力的提高,进而带动起企业的进步,形成互助互爱的气氛,也有益于形成学习型组织。由此可见,在孔子“仁”思想的熏陶下,合伙文化会愈发和谐。

另一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他的“仁政”思想。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种“以民为本”的主张,以“性善论”作为伦理基础。他还提出“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理论,即通过“内省”式的道德修养方式,寻求、认识自己内在的“善”和“良知”。以人为本,体现了重视个体成员的观点,关注合伙成员的利益。这种思想与合伙文化强调的着眼于人的管理方式相吻合,要求把人当作企业里的主角和首要因素,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在经营管理中,合伙人和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互相信任、互相沟通,以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性善论”则提醒大家时常自省,提高自我修养和道德品质,这些都有助于良好的合伙文化的形成。

另外,儒家文化讲究整体和谐的思想。集中表现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要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它既不是简单的折衷,也不是庸俗的中间路线。其追求的目标是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尽善尽美与无可奈何之间的最佳方案。将中庸之道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合伙文化中,可以引领合伙企业在不同的环境下,不以僵硬的、停滞的眼光看待事物,而用发展的、和谐的态度作出最佳的选择。通过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的原则,依靠智、仁、勇处理好人际关系,用诚实、善良的品德来加以巩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合伙企业应当吸纳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来建设和发扬合伙文化,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交流中,形成优秀的合伙文化,以引领合伙企业不断和谐发展。

摘要 本文通过对晋商顶身股制的分析,认为顶身股制的会计分期使得人力奖杯的价值计量具有可操作性,为企业人力资本的衡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当今的企业改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晋商;人力资本;顶身股制;人力资本会计

马克思说过: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力资本是增加价值创造财富的可变资本,物质资本是转移价值消化成本的不变资本。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已经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从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的竞争推向人力资源的竞争。人力资本作为企业重要的价值源泉,影响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和管理过程中,不能回避人力资本价值管理方法――人力资本会计。关于人力资本会计,前人已有很多探讨,本文拟借鉴晋商顶身股制对人力资本价值会计进行探讨。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意义

人力是人通过消费进行自身生产的产品,但这种自身生产形成的人力只是作为经济资源的人力的自然基础,只有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才能够形成人力资产,从而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开发形成的人力资产就形成了企业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会计学中的一个特有概念,与管理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略有不同。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具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侧重反映的是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收益,它是可以作为获利手段使用的“资本”,着重反映人的社会属性和质量,是一种无形形态(王丽娟)。

人力资本会计重视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力资源的内部差异性的影响,通常采用现值来计量,着重对人力资源权益的所有者――劳动力进行监督与激励。在同等的物质条件下,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及职工间和谐的人际关系能使企业创造出高于其他企业的效益。我们在研究一个企业组织机构、企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同时,有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人力资本”。对这种人力资本来说,无论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还是一个普通的员工,都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物质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而在人力资本中,其技能和本身是不可分离的。

人力资本具有特殊性,虽然企业可以获得职工在企业服务期间由人力资源提供的效益,但企业并不因为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投资而取得对人力资源增值的所有权。正是由于富有一定创造力的人力资本的参与,非人力资本的增值才成为了现实(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才呈现出几何增长。不少企业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最终却流失了这种人力资本,归根到底,是不能够很好地体现这种人力资本的价值。20世纪60年代,T・w・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力资源是一种人力资本,员工和企业问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何使委托关系更为有效,实现双赢或多赢;如何用会计的方法来计量被雇佣者的价值,是人力资本价值会计亟须解决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可以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后期的晋商身上得到一定的启示。

二、晋商顶身股制的概念

顶身股,即人身顶股制,是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种劳资组织形式,指商号中人凭自身才能、工作关系与业绩经过评定而获得的顶生意股份,即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份)俸,按股额参加分红。它是晋商的一大创造。这种形式不同于西方原来意义上的股份制,它体现的是儒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顶身股制就是股东出资:经理和员工出力。股东们出资本,即银股,是开设企业时股东们投入用以增值的货币资本;经理和员工为资本负责,股东允许经理和高级员工以个人劳动顶身股。身股,也称人力股,俗称“顶生意”,与银股相对。身股是经理人等以人力所顶的股份,不交银两,但与股东们投资的银股一样,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不论是经理人员还是一般员工,都可以根据其表现和对资本贡献的大小顶一定的股份。银股所有者,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用、夫亡妻继,但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负有无限责任。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

山西商号的员工身股是有起点与上限的。在很长时间内,身股的起点为1匣,上限为10厘即1股,俗称“一俸”或全份。顶1股者,多限于企业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者。凡商号员工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三个账期的时间,工作勤奋,无有过失,才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后,才算正式顶上身股。员工顶身股最初不过一二匣,优秀员工的身股以后每遇账期可增一二厘,增至一股(全份)为止。每届账期结束,根据赢利多寡,股东的银股与员工身股共同参与红利分配。票号对顶身股人员,每逢3年(或4年)的一个账期结算时还要进行一次赏罚,工作较好的酌加顶身股1厘,优秀者加2厘;日常表现较差者,不但不增加身股,还要降职处分。顶身股者死后,各商号、票号一般仍给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这种优惠期根据顶身股者生前所担任的职责不同,可分别享受2~8年的红利。如有特殊贡献者,还可延长分红期。

勤劳朴实的晋商,凭借信用之道,从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为平民提供金融服务,为工商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开展汇兑业务,降低远距离交易的风险,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其经营谋略至今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尤其是晋商的东掌合作,银股身股股份合作、更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三、顶身股制对人力资本会计的启示

(一)人力资本产权化,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由受托向合作关系转变

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可以改善和提高人力资源的价值。般来说,人力资源在其使用年限内,其价值是不断增值的。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是可以累积的,这就意味着这种资本也应该像其他投入资本一样能使企业得到投资回报。人力资本会计除了计量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八之外,更注重的是人力资本对企业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因此,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在此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我们需要采用现值的方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衡量。在这里,顶身股制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晋商商号的顶身股制实际上是人力资本产权化管理的制度安排。人力资本产权化后,资本投入者“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不再是委托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股东们之所以愿意把一部分或一半以上利润让渡给部分员工,是因为股东们还可以获得更长远、更多的利润,以利润赢利润,股东们也非常情愿。“顶身股”不论对已顶上身股的员工或没有项上身股的员工,都具有诱惑力、推动力和凝聚力,其核心在于员工顶身股份额和分红数额都是在不断增加的。顶上身股者希望身股份额能持续增加,没有顶上身股者企盼着未来某一年能顶上身股,以此来推动 或激励着员工的进取精神。从委托的角度来看,晋商的顶身股制有效地避免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企业人力资本的产权化使经理人员和高级员工成为企业现实的所有者,企业现在和未来的繁荣、成长都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收益,而企业的任何挫折、不利同样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在商号的治理结构中,企业经营者具有了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作为企业所有者,无论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还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其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所享有的剩余收益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企业剩余的多少,企业长久、稳定的发展和繁荣才能给所有者带来长期的利益。任何有损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决策行为,最终都会损害人力资本所有者自身的利益。因此,经营者在进行经营决策时将会从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从维护所有者的利益出发,既避免了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倾向,又克服了经营者侵犯所有者利益的败德行为。内部人与外部人利益的高度一致,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治理结构中的问题,降低了成本。

(二)顶身股制对现代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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