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传承篇（1）

二、儒家文化的特征

1、重私德

从侠义的角度来说，儒家文化属于私德范畴。道德有公德和私德之分，但在产生儒家文化的那个奴隶社会时期，国家和社会根本就无公德和私德之分，只有到了近代和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国度才有了公德和私德之分。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我国的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新民说》中提出“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这也是公德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正式的提出来。但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公德与私德还是有一定的改变，也界定范围。所谓公德就是指在社会关系中与公共生活相关连的道德行为准则，而私德是指那些私人生活相关的道德行为规范。“纵览中国传统道德，可以归纳和概括出十八条基本规范，即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宽恕、谦敬、诚信、礼让、自强、持节、明智、知耻、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在这里除了几个像正义、礼让和公忠是公德外，其它的都是在强调私德，都注重于个体自身道德的修养与培养。

2、重义礼

中西方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中文讲究重义，而西方国家的文化重利轻义，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主要是讲礼、讲义。忠、孝、节、义是我国的传统的价值观，而儒家文化所强调的礼，重在心，重在义，重在接人待物的真心，儒家所宣扬的诚信和真心，表现在生活之中，也就是儒家所重的礼，而对于儒家所强调的义来说，从大的方面，表明的是对国忠，对友义。儒家首先是讲德，如果德所缺，就行仁，仁不在，就在礼，礼或缺，就行义。义与礼，忠与贞，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对于人的最为基本的标准和行事准则，也是当时社会中道德标准的最根本。从更为深层次来说，在古代社会中，儒家所申明的礼，就是着重指个人的明礼，知礼和懂礼，礼仪的教育在于教育人们如何端正仪容和身态，表情适当，言语适合，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君臣位份明确，父子关系和睦，家庭邻里合顺。

3、重中庸

中庸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温不火，不急不燥，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不激进，不落后，刚刚正正好好的在中间的位置，而这种态度和观点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其优点，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造成我国近代时期相对落后的原因。这种观点和态度是对中庸的误解和错解，在中庸的开篇中提出过，天命之所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着重强调的是顺应自然的规律，顺应社会规律和要求，对自身进行规范，所以中庸之中，才会有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在一定的意义上，才是中庸最为重要的基点，强调着外界与内心，形势与能力的一种平衡。虽然在当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中，有人对于中庸还是持着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庸就是不思进取，左右逢源，墙头草，两边倒，两边靠，这种错误的思想，也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庸这一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的错解和仳离。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它只是在强调人要审时度势，不强求，也不放弃，无论强弱，无论进退都应该坚持信念的一种态度和方式。

三、儒家文化在当代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我国实行以法治国治国，体现了国家和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在近几年，提出了以德治国，以德建国的方针，标志着我国道德建设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国家理论高度的层面，这也反映出当今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地位，孔子在《论语》中曾经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目格。”也就是说，国家或是政权如果只凭借着法律和苛政来维持国家，来约束百姓，那么这种方法只能在短时期内取得成效，但如果用道德来使百姓信服，使他们懂得礼仪与文明，那么这种方式才是长治久安的良策。而儒家文化与我国当下道德的要求如走一辙，如行一轨。儒家文化做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纵使有千百般的不足，但谁也无法剔除儒家思想和文化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中的作用。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国家今天，更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儒家思想，立足于本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地完善公民自身和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四、继承儒家文化，提高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策略

1、转变观念，提高对儒家文化的认识

首先，对于当代公民的道德建设来说，转化公民的观念，提高意识，是重中之重。当今社会中，我们应该认清儒家文化的本质以及其精髓，只有对儒家文化有大概的了解和整体的掌握，才能转变自身对于儒家文化的误解和错解，才能在思想的层面上提高自我的意识，虽然儒家文化形成于我国的封建社会，但是却是我国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和传承，毛主席曾经强调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阶段，它不能完全摒弃了古代和旧中国的一些优秀文化和借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下的中国，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国民党执政的中国，再到我们全新的中国，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总结和剖析，祛其糟粕取其精华，传承文化，发扬传统。

2、健全公民道德建设机制，完善制度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2）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些是历史先贤留给我们的瑰宝，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作为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是全中华民族共同的骄傲和财富。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想这“特色”要从弘扬传统文化来体现。因此，我们在今天探讨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并不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是整个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我国古代社会的进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儒家文化的先进性渐弱，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下，以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存活下来，成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因此，在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李大钊领导了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运动，然因历史原因不了了之。直至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后，官僚资本文化（儒家文化的新形式）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依然在阻碍社会的进步。到了近阶段随着“和谐社会”“弘扬传统文化”等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随着“百家讲坛”的火爆，儒家思想方有了复兴之势。

今天，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谈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呢？

一、“尚礼”“明德”“仁爱”“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评价古代圣贤的标准

儒家思想还倡导“人以群分”，其中的“群”字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阶级性，也就是说“尚礼”“明德”“仁爱”“至善”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对象是在社会中拥有相同利益的阶级群体。这是儒家思想的鲜明特征之一，它将人群划分成一个个圈子，在这样的圈子里，不知不觉中就积淀了过多的、历史的腐朽。这些毫无疑问将要制约国家的创新与社会的发展。

因此，对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我们从批判的角度来继承，

从发展的角度来创新。就说这个“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平等，那么，“群”应该泛指广大人民群众，“尚礼”“明德”“仁爱”“至善”的对象应该是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那些曾经带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繁荣的传统文化，我们更加迫切要“重新发现”“重新认识”，让传统文化、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焕发新的生机。

二、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丰富公民道德教育与和谐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兴盛，而当代和谐文化建设和公民道德教育，就必须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与和谐文化资源。

儒家思想指导公民的道德教化与社会的和谐需要“互动”。儒家伦理以人为本，认为道德是人与人互动的产物。孟子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仁、义、礼、智“四德”，这就为每个人的道德成长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搭建起心灵的桥梁，使道德教化成为可能，也为中华后世道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国际儒联顾问徐惟诚教授强调研究道德环境，他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受不断变化着的环境所制约，在没有“熟人”的环境里，不道德行为更容易发生。

孔子还认为，“吾道一以贯之”，什么是孔子的“道”呢，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陈瑛教授就此给出了新的解读，他认为孔子主要用“仁义”之道或“忠恕”之道来成己、成人、成物，这“仁义”“忠恕”就是孔子的“道”。今天，我们仍可以借鉴“一以贯之”之道，在思维方式上，要善于把握和发展“一”，用“一以贯之”的思想来落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全过程；在内容上当前讲“仁”就是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而“成己”，益于社会而“成人”，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而“成物”。

以上仅是儒家伦理道德智慧中的“冰山一角”，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对丰富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与和谐文化资源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近代以来，囿于现代与传统对立的思维偏见，国人对传统文化否定多于肯定，很多人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全部归因于祖先，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身上。岂不知，中华文化曾支撑中华民族领先世界达千年之久。直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主张弘扬传统文化，这才给了传统文化复兴以政治保障。

弘扬传统文化，首先要认同传统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领悟儒家核心价值追求。国际儒联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的钱逊教授曾经就“儒家价值追求与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这一问题提出看法，他认为无论是共同理想、民族精神，还是核心价值体系和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每一样都要扎根于儒家伦理的沃土，都需要研究儒家核心价值——仁、义。

我们具体来看：1.儒家主张“仁以为己任”“居仁由义”，以仁和义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2.儒家主张“志于道”，将精神生活放在首位；3.儒家主张“修己以安百姓”，将个体放在群体之中；④儒家主张“养浩然之气”，具备“大丈夫”精神，由此构成民族精神的基础。不仅如此，若能将儒家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见义勇为”，它的最高境界毫无疑问是“舍己救人”“成仁取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3）

党的十报告鲜明地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认为“在新历史时期的战略布局和战略部署中，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文化成为炙手可热的关注点，“文化走出去”“加大文化投入比例”“设立全民阅读节”“保护文化遗产地”……这些提案议案代表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们对文化强国的殷切期盼。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些是历史先贤留给我们的瑰宝，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作为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是全中华民族共同的骄傲和财富。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想这“特色”要从弘扬传统文化来体现。因此，我们在今天探讨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并不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是整个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我国古代社会的进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儒家文化的先进性渐弱，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下，以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存活下来，成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因此，在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领导了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运动，然因历史原因不了了之。直至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后，官僚资本文化（儒家文化的新形式）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依然在阻碍社会的进步。到了近阶段随着“和谐社会”“弘扬传统文化”等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随着“百家讲坛”的火爆，儒家思想方有了复兴之势。

今天，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谈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呢？

一、“尚礼”“明德”“仁爱”“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评价古代圣贤的标准

儒家思想还倡导“人以群分”，其中的“群”字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阶级性，也就是说“尚礼”“明德”“仁爱”“至善”的对象是在社会中拥有相同利益的阶级群体。这是儒家思想的鲜明特征之一，它将人群划分成一个个圈子，在这样的圈子里，不知不觉中就积淀了过多的、历史的腐朽。这些毫无疑问将要制约国家的创新与社会的发展。

因此，对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我们从批判的角度来继承，

从发展的角度来创新。就说这个“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平等，那么，“群”应该泛指广大人民群众，“尚礼”“明德”“仁爱”“至善”的对象应该是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那些曾经带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繁荣的传统文化，我们更加迫切要“重新发现”“重新认识”，让传统文化、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焕发新的生机。

二、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丰富公民道德教育与和谐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兴盛，而当代和谐文化建设和公民道德教育，就必须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与和谐文化资源。

儒家思想指导公民的道德教化与社会的和谐需要“互动”。儒家伦理以人为本，认为道德是人与人互动的产物。孟子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仁、义、礼、智“四德”，这就为每个人的道德成长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搭建起心灵的桥梁，使道德教化成为可能，也为中华后世道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国际儒联顾问徐惟诚教授强调研究道德环境，他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受不断变化着的环境所制约，在没有“熟人”的环境里，不道德行为更容易发生。

孔子还认为，“吾道一以贯之”，什么是孔子的“道”呢，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陈瑛教授就此给出了新的解读，他认为孔子主要用“仁义”之道或“忠恕”之道来成己、成人、成物，这“仁义”“忠恕”就是孔子的“道”。今天，我们仍可以借鉴“一以贯之”之道，在思维方式上，要善于把握和发展“一”，用“一以贯之”的思想来落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全过程；在内容上当前讲“仁”就是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而“成己”，益于社会而“成人”，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而“成物”。

以上仅是儒家伦理道德智慧中的“冰山一角”，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对丰富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与和谐文化资源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近代以来，囿于现代与传统对立的思维偏见，国人对传统文化否定多于肯定，很多人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全部归因于祖先，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身上。岂不知，中华文化曾支撑中华民族领先世界达千年之久。直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主张弘扬传统文化，这才给了传统文化复兴以政治保障。

弘扬传统文化，首先要认同传统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领悟儒家核心价值追求。国际儒联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的钱逊教授曾经就“儒家价值追求与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这一问题提出看法，他认为无论是共同理想、民族精神，还是核心价值体系和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每一样都要扎根于儒家伦理的沃土，都需要研究儒家核心价值――仁、义。

我们具体来看：1.儒家主张“仁以为己任”“居仁由义”，以仁和义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2.儒家主张“志于道”，将精神生活放在首位；3.儒家主张“修己以安百姓”，将个体放在群体之中；④儒家主张“养浩然之气”，具备“大丈夫”精神，由此构成民族精神的基础。不仅如此，若能将儒家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见义勇为”，它的最高境界毫无疑问是“舍己救人”“成仁取

义”。这些在利益至上，仿佛一切都可以明码标价的今天，无疑是我们最缺乏也最需要的。认同传统文化，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最重要途径。

另外，在弘扬传统文化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的人文科学学者李汉秋教授认为应当重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传统节日，他主张要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民族节庆的作用。如：李教授建议以七夕节作为中国的情侣节、以孟母生孟子之日即农历四月初二作为中华母亲节、以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作为教师节，加上已确定的重阳节为中国老人节，这些就构成了一个完善的中华节日体系，以利于弘扬儒家伦理道德、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十已经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四个字，早就被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不能丢弃，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面对各种文化潮流的冲击，我们一定要站稳脚跟，秉承传统文化，坚持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才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之路。

参考文献：

[1]张伟.儒家道德思想及其现代意义[D].山东大学，2008.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9-0085-03

自文化这个概念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对文化的定义从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取得过完全一致。但是从一般层面上讲,文化学者都比较倾向将文化的概念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这也是通常人们提及的文化。

善德文化,湖南常德一张得天独厚而又极富特色的文化名片。文化视野下的善德,位居意识形态领域,是崇高的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显现。笔者以为,善德文化与其后2000年形成并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儒家文化间有着极其紧密的传承关系。

一、善德文化的内涵解读

“常德德山山有德”,善德文化发源于常德德山,因善卷先生而成名,其源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比肩同步。

从历史渊薮的角度讲,善德文化是毫无争议的传统文化;从受认同程度的角度讲,善德文化是少见的为所有朝代、所有种族、所有宗教、所有社会层面、所有学术流派都尊崇和推行的优秀文化。

什么是善德文化的内涵?

从字面上看,善德文化可分解为“善”、“德”两个方面。

“善,吉也。”(许慎《说文解字》)“善”字的构造属于汉字六书中的会意,从言,从羊。言是讲话,羊是吉祥的象征。善的本义即是吉祥,引申为美好,慎重,高明,熟悉等义。

“德,升也。”(许慎《说文解字》)我们今天看到的“德”字,是现代楷书的写法。在甲骨文中,“德”字也是个会意字,它的左边是“彳”(chì)形符号,它在古文中是表示道路、亦是表示行动的符号,其右边是一只眼睛,眼睛之上是一条垂直线,这是表示目光直射之意。所以这个字在甲骨文里的本义是:行动要正,而且“目不斜视”,能做到这点即可谓之“德”,也就是道德、品行。

经过汉字的演变,“德”字逐渐成了形声字,从彳(chì),(dé)声。从

「彳,表示与行走有关。本义:登高,攀登,所以许慎解释为“德,升也。”

德字引申为恩惠、仁爱、心意等义。

由是观之,善、德,几乎涵盖了人类一切高尚美好的品行。

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史书典籍对善卷先生的记载和评介上,善德文化的内涵就应该呼之欲出了。

善卷先生为武陵人氏(常德始于西汉初年设武陵郡),有大量历史记载可资佐证:

南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载:“武陵县东十五里,枉山之上有善卷坛,古传善卷隐此山。”上古时德山称为枉山,屈原在《涉江》中留下了“朝发枉渚兮,

夕宿辰阳。”的句子,“枉渚”即德山,尽管有人对此质疑,然而紧随其后的“入溆浦余徊兮,迷不知吾所如。”一句清晰而又无可辩驳地指明了当年三闾大夫从位居沅水下游的德山溯江而上的行踪。到了隋初,朗州(常德隋唐为朗州)刺史樊子盖因善卷曾隐居枉山,将枉山改为善德山,藉此感念、弘扬善卷先生的善德精神。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据此设常德府,从此,善德山便以德山名,德山亦成为善德精神之象征。唐咸通元年(860),朗州太守薛廷望重修“善德观”,清嘉庆三年(1798)常德知府胡文铨主持重修“善卷祠”,千百年来,善卷先生与善德文化互为表里,交相辉映,长存此间。沅水汤汤,德山苍苍,香火延祚,万众景仰。

善卷先生之品,善德文化之魂,堪与日月同辉。

其一,修身立德,孜孜求道。民间数千年来口口相传着善卷先生的善举,据《左传》记载,常德一带在善卷先生所处的时代“辟在荆山、荜露兰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实为僻远蛮荒之属。善卷先生一是以开启民智为己任,主动承担起对乡邻的启蒙教化、习作农耕之职,使其民风淳朴、勤谨有礼。二是公而忘私,敢于舍小家为大家,传说他在引领民众防汛时命其子以身堵堤,百姓无不为之唏嘘,善卷垸之名即由此而来。《吕氏春秋・下贤》中提到:“善卷,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意即善卷先生虽为人微言轻的一介布衣,却因为德行高远,修得了天地间至高无上的“道”,便使得王权富贵、功名利禄相形见绌、黯然无光。用今天的话来讲,即善卷先生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非权威影响卓然存世,虽则桃李不言却也下自成蹊。

其二,为帝者师,为黎民谏。据《吕氏春秋》慎大览o下贤记载:“尧不以帝见善卷,北面而问焉。”此举缘于“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此之谓至公。”(《吕氏春秋》慎大览o下贤)相传善卷先生藉此对尧帝灌输了许多爱民务实的道理。

其三,坚辞帝位,道法自然。据《荀子o成相》记载:“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庄子o杂篇・让王第二十八》记载:“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

由是观之,善德文化的内涵即为: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心系苍生的人本精神,鼎故革新的开拓精神,内外兼修的尚德精神的集中体现。

二、善德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根基

儒家文化即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文化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丘所创立,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因儒家学说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推崇,被尊为主流文化以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不断为后学继世传承发扬光大,因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

儒家文化的思想根基即是形成于上古时期的善德文化,以下几个方面足以为证:

其一,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发源于常德德山的善德文化,因善卷先生而成名。我们从上述《吕氏春秋》、《荀子》等典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其源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其资历几乎与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同样久远。而儒家文化形成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距今仅2000多年的历史,较之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是不折不扣的”新生代“。

其二,从创始者的角度比对。善德文化的创始者为善卷先生,善卷先生视王权富贵为粪土,终生一介布衣,以引领乡邻筚路蓝缕开垦农耕文化以及开坛授徒传道教化为要务,为乐事,《吕氏春秋・下贤》论及帝尧拜善卷为师事时提到”尧,天子也;善卷,布衣也。“在他的努力下,昔日的荆楚蛮荒民风淳朴,勤劳善良,知书达礼,以至英明睿智的尧为其”德行达智“深深折服,自愧弗如,虔心求教。

儒家文化的创始者为孔丘,《史记o孔子世家》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他一生主要精力都是从事教育,弟子三千人,贤人七十二,其中不乏治国栋梁。孔丘在世时已声名鹊起,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和万世师表。

穷则独善其身,把治世经国的理想和主张寄托在对教育对象的细心培育教导上,为帝者师,为王侯将相师,为教化生民而皓首穷经,此为二者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天纬地之举,而善卷先生生于上古时代,其壮举无疑为后世孔子追随仿效之表率楷模。

其三,从两种文化的涵义分析。善德文化之魂惟”德“一途,儒家文化之神在”仁“一义。

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道德经第四十九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从”德“字的结构进行分析,认为它不仅表示看得见的行为正直,而且也潜藏着内在的心之正直。因此,德代表了一种最为高尚美好的内在的品格和价值观。几乎涵盖了公而忘私、先人后己、自律修身、以人为本、改革创新、淡泊名利等所有的美好情操,又外延至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德“堪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

“仁,亲也。”(许慎《说文解字》)仁是会意字,从人,从二。本义为博爱或人与人相互亲爱。儒家经典对此解释为“上下相亲谓之仁。”(《礼记・经解》)

在孔子看来,“仁”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伦理道德,透过《论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仁”的解读:“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可见,“仁”乃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最高道德规范准则。在儒家著述中“仁”的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以仁为本体”。坐实在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上,“仁”表现为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孟子把“仁”推及为“仁政”。

可见,“德”与“仁”除了字形上的差异外,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人类最美好的道德情操,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广阔无垠的外延,都寄托着圣人的人生社会理想,都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依据。从“德”到“仁”,可谓一脉相承。

三、儒家文化对善德文化的集大成

“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孟子・万章下》),“集大成”是孟子用来颂扬孔子且为古往今来有识之士高度认同的溢美之辞,意即孔子的儒家文化集古圣贤之大。这句话恰到好处地阐明了善德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善卷先生当之无愧跻身古圣贤之列,晋朝皇甫谧编撰的《高士传》不但将善卷先生收录其中,并且还给以了极高的评介“善卷者,古之贤人也。尧闻得道,乃北面师之。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许由善卷不降节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义,礼有玄之制。”儒家文化集古圣贤之大成,其中自然包含着对作为其根基渊薮的善德文化的集大成,这种承继,在以下方面尤为明显:

其一,系统性。如前所述,文化特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方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体系乃是题中应有之义。由于善卷先生处于洪荒蛮古时代,人们囿于物质条件的制约,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无法对自然社会作更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因而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善德文化,都是散诸后人的零星记载和民间的口头传说,给后人在微观层面上认识善卷先生和深入细致地探讨研究其思想体系带来了较大的难度。而儒家文化则完全自成体系,其代表人物为孔孟,其传世经典为《十三经》,其核心思想为“仁”并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其实践意义为强调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并成为指导性的原则。儒家文化这个理论体系所寄寓的儒家理想,综合起来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横渠语录》)

其二,深刻性。牛顿有句很富哲理的名言:“如果我比笛卡尔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肩上的缘故。”这里不妨藉此说明善德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的承继关系问题:善德文化如同奠基者,从无到有劬劳开垦,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备的道德文化思想体系架构并将之高高矗立在了思想的荒原上;儒家文化继往开来,站在巨人的肩上登高望远,发现了更为瑰丽的景色并将之整理、拓宽、深化。

正如当代大学者冯友兰所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1961年)这句话恰如其分地印证了儒家文化的“为往圣继绝学”,善德文化就是最重要的“往圣”,儒家文化在对往圣绝学的承继中,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张力,通过不断挖掘深化,开拓了中华民族尚德文化的新境界。譬如作为儒家思想体系核心的“仁”,其核心地位的确立,即是孔子将其从美德行列中中超拔提升,并一再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乃成。

其三,广泛性。自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的地位不断攀升,儒教逐渐成为传统的国家宗教,也成为传统文化的灵魂和象征。由于历朝统治者的推崇重视,儒家文化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始终一枝独秀引领,未曾遭遇陷其他文化于灭顶的文字狱、查禁、兵燹之祸一类厄运。儒家思想被视为治国安邦的理论指导而不断发展,儒家经典保存完好,儒家学者才让辈出,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傲视群雄并随着文化的交融交流远涉重洋,名动海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仁并茂,日月同辉。善德文化亦藉此载体的宏盛而发扬光大,源远流长,避免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烟消云散,泯然湮灭。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5）

追求、崇尚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谐”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及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学派之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信念。在中国悠久历史中，这种信念对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浙东学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更是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文化的内容，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从梁启超到当代学者，都认为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那么这个“经世致用”的“用”落实在哪里？我们若以“和谐”的观点来看，就可以别见境界：南宋以后，浙东学术走向繁荣，从杨简经王阳明、再从刘宗周经黄宗羲，下传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他们经世致用的学术虽各有所专，但都可以用追求“和谐”将他们贯通起来，或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和谐、或是为了寻求社会的和谐、或是为了寻求宇宙万物的和谐。可以说，“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基本学术精神，而追求“和谐”则是浙东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念。

用“和谐文化”的观点来解读浙东学术文化，可以看到浙东学术文化在传承中华和谐文化中同样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涵。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王守仁和黄宗羲，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万民之忧乐”的道德良心，体恤民生，为实现社会和谐，终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他们的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从而也使以他们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在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一、王阳明对于儒家和谐文化的传承和革新

以往，人们以唯物唯心的观点来评判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将其归之于唯心主义而加以否定。所以，阳明心学在当代人的视野中是变了型的。其实，阳明心学作为儒家文化在明代的重要学术文化的流派，其最大的成就在是丰富和发展中国儒家文化的“和谐文化”上。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王阳明曾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而“万物一体之仁”是最能表现其学说的儒家“和谐”文化特色的。王阳明在其阐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的《大学问》中，开篇即说：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就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①

《大学》作为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一部经典，阳明之前的论者常以“大人之学”为解，把“大”解释为“正”，即标准、楷模之意；“大人”即为人们的楷模。王阳明则解《大学》的“大人”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人，以为“大人”即圣人，圣人以万物为一体，天下为一家，国家为一身，而不“间形骸”、“分尔我”。他这种解释，表达的正是儒家自孔子以来以“仁”为核心的社会“和谐”理念。王阳明生活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明代中叶，提出所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是儒家“大同”思想在当时的一种新说法，其指导思想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寻找道德教化的新途径，不仅要“破山中贼”，而且更要“破心中贼”，实现社会和谐，意欲在多灾多难的明代社会推行和创新儒家的“和谐”理念。

王阳明的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就是视天地万物为一生命整体，将自然界的万物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它，保护它，不要使它受到伤害。因为每一物都体现了天地之“生意”、“生理”，每一物都有自身的价值，因而应当受到尊重，受到爱护。人类自身不仅要生存，而且要使物物“各遂其生”、“各顺其性”，这才是仁的真正实现，才是“天地万物一体”境界。

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说法虽然是从宋学家这里接受过来的，但他要把它来作为自己推进“社会和谐”的指导工具，是需要对它作理论改造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使命是大不相同的。宋儒所面对的是如何维护既定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长存久安，所以他们的学说重心是在说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如何的不同，论证社会阶级分层的合理性，从而保持所谓的“社会和谐”；而王阳明面对的则是明代社会各阶层对立日趋激烈、社会动荡的严酷现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他要倡导社会和谐，就不能把自己学说的重点放在论证阶层等级差距的合理性上，而是恰好相反，要竭力说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如何的相同，从而淡化这种区隔，调和这种对立，实现所谓的“社会和谐”。

正因为有上述所说的差别，所以，王阳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针对程朱理学在维护封建“和谐”秩序上的失效，为了重建封建统治秩序，他对“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作了新的诠释，在“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等儒学“和”文化的基本观念上，形成了和程朱理学绝然不同的思想学说，在传承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文化中创建了以“致良知”为核心概念的心学理论体系。

首先，王阳明以“致良知”来阐发体现“万物一体之仁”精神的“人我”关系，对什么是理想社会“和谐”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见解。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对于理想社会“人我”关系的基本看法，都是以先秦儒家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作蓝本的，但如何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呢？王阳明和宋儒有不同的解答。

宋学认为，理想社会的人际关系是这样的：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②

他们把天地比作父母，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自应把万民看作同胞兄弟，把万物视为同伴和朋友。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尊长慈幼，同情、爱护病苦、残疾、鳏寡、孤独者；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没有矛盾和争讼。显然，在宋儒们看来，人类社会和谐的根据不在人自己身上，而在外在的“乾坤”即“天理”这里，因此，和谐的社会是依靠君主和大臣按照“天理”来精心治理的结果，所以，要实现太平盛世，就要“存天理、灭人欲”。

王阳明对理想社会的“人我关系”是这样描绘的：

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亲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蘷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③

在王阳明看来，天下要“亲如一家”，人们能“各效其能”，虽然需要“大人”的有效统治，但“大人”(圣人)之所以能视天下如一家，并不是由于外在的“理”对他提出这种要求，而是他的内心具有“仁”的本质，“大人”具有视人如己的崇高情怀和“博施济众”的社会责任感，是出于他的“良知”。而这样的良知不只“大人”之心有，即使平民百姓也有这样的良知；天下人都有良知，所以心是息息相通的。这就是“万物一体之仁”的根据。这样，就在道德人格，或者说在人伦关系的根本问题上，缩小了圣人与平民也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距。从而在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着眼点上，王阳明从宋儒的诉诸于君臣的善治转变为诉诸于人们良知的发现。

王阳明是位富有忧患意识的思想家。本来，封建道德以“三纲”“五常”来维系社会统治秩序，区分人的身份贵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命根子，也是封建社会不能实现社会广泛和谐的要害所在。而王阳明认为，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有共同的“本然良知”。“良知”的显露发用，就是“天道”的贯彻流行。由于人人都有共同的“良知”，因此人与人，不论是富贵贫贱，也不论是古今远近，以“良知”为融汇点，就可以凝成一体。他的“良知”学说，正好抓住了这个要害，以“致良知”学说突破了封建等级制度对于社会各阶层的阻隔，在人伦观念上为实现封建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和谐开拓了渠道。这是阳明心学在传承儒家社会和谐文化中既能超越前人，又能启迪后人的重大贡献。阳明学说之所以在东亚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启蒙中能发生影响，原因也在于此。

其次，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万物一体”的心学体系，在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和谐观念方面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王阳明认为，不仅世上不同的人都有共同的“良知”，而且宇宙天地、世间万物也具有人的“良知”。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发源处都是“良知”，“良知”又把人与天地、万物凝为一体。他论证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因此“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④从而把宋明理学中的本体论哲学推向顶峰。“心之灵觉”，即“良知”，既是“造化的精灵”、“万物的主宰”，又是“天理”、“至善”和学问。在这里，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都以“良知”即“吾心”为源头、为基点统一起来、同一起来，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人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以及关于万事、万物之理，都统一到、同一到我的心中。王阳明从“良知”是宇宙本体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整体观，把先秦以来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和谐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必须看到，在王阳明“万物一体”的和谐观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厚薄亲疏的，物与物之间也是有等差的。

王阳明认为爱之所以有厚薄，这不是人为刻意要这样，而是先天注定的“道理合该如此”。他举例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救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⑤而这个“合该如此”的“道理”也就是封建伦理道德义礼智信。按照这个“条理”，得不到爱，甚至作出牺牲的人或物，就要“忍得”，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对此从哲理的高度上比其前辈作了更完整、更严密、更巧妙的回答。他确信，只要贯彻“以万物为一体”，就可以把整个社会凝聚成既有秩序、有等差，又相亲相爱、不分彼此的和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由于人人都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⑥，因此便可实现天下大治。当然，王阳明倡导“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和谐观念，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其所憧憬的这种美好的和谐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他的心学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进步性的。特别是他的“万物一体”论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整体和谐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哲理高度，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二、黄宗羲对儒家和谐文化的终结及创新

黄宗羲生活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穷途末路。虽然这时满清王朝入主中原，汉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儒家文化在这时还是作为主流文化存在着，儒家文化中以“仁”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和谐文化”为凝聚中华民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黄宗羲作为当时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传承儒家和谐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如果说，程朱理学是以论证封建等级差别的合理性为主题，以巩固封建宗法秩序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话；而阳明心学以论证人性的平等为主题，以缓解封建阶级冲突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话；那么，黄宗羲则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是以批判封建专制统治的不合理性为主题，是以探索社会和谐新出路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黄宗羲学说的根虽然是儒家文化，但是他的学说充满了批判精神和革新精神，从而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中，既对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社会价值观作了全面的检讨，又着眼民生对儒家文化作了重新的设计，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理论学说。

从和谐文化的意义上来解读黄宗羲学说，可见他在看待宇宙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心灵的和谐等方面有不同于前人的新思想和新论点。他的学说，既具有对儒家传统和谐文化终结的意义，也具有开创民族的新和谐文化的意义。

（一）黄宗羲提出了理气心性合一的本体论，在论证儒家“和谐”观念的哲学理论上开拓了新境界。

在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理和气谁先谁后的问题，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了说明是以封建伦理纲常来约束百姓生活、还是从民生实际出发来改善社会治理的问题。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以其哲学本体论为一切立论的根据。对此，他继承了老师刘宗周的“理不离气”的观点，坚持天道以气为实体。黄宗羲明确反对朱子的理先气后之说，明确地坚持了理依于气而行的观点。在黄宗羲这里，理气与心性同一序列，是同一的气的不同表现，这一点也不同于王阳明。与王阳明相比，黄宗羲在本体论上有一宇宙始基的观念，而王阳明则没有。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黄宗羲比王阳明具有更多的实证论成分，而王阳明则完全是境界论。

黄宗羲的心性论，由其理气论派生，提出了“盈天地皆气”的观点，所以他论心性，皆以气为根据，他在《孟子师说》中对理气心性诸概念及其关系作了明确界定：

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犹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则为夏，温衰而凉则为秋，秋盛而寒则为冬，寒衰则复为春，万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⑦

黄宗羲的理气论，一本其师刘宗周，是他的心性论、功夫论的学理基础。因此，他的理气论与张载、罗钦顺、王廷相也不同，认为他们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不能归一。可以说，在气一元论的彻底方面，在以气为根据解释心性诸范畴方面，黄宗羲的理论是包容性最广、最能融通、最少隔碍的。

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主要表现在“盈天地皆心”一说上。他说：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殊，非穷万物之殊也。⑧

所谓“盈天地皆心也”，正是王阳明“充塞天地”的灵明之说的活用。在黄宗羲“盈天地皆心”这一套理论中，把宇宙间万事万物看做气而同时又看做心，因为人赋予天地万物以意义，天地万物对人而言是一种有意义的存在，使其成为“在我之物”。所以黄宗羲既可言“盈天地间皆气也”、“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亦可言“盈天地间皆心”。这二者在他这里并无矛盾。

“盈天地皆气”和“盈天地皆心”这两个观点是黄宗羲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他由此而构建了理气心性合一的哲学本体论。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展示了黄宗羲作为大思想家，具有超乎前人的杰出的哲学思辩才能。在他的这个哲学本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融合：

一是他的理气心性合一的哲学本体论，把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气）、事物发展规律（理）、人类社会的感性世界（性）、构成人们知识体系的理性世界（心）很好地融合起来了，并且将这四者的本末、因果、体用的关系十分清晰地揭示出来，开辟了儒家哲学本体论的新境界；这不仅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恰当的。

二是把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世界本体论的各方面的合理思想融合起来了，无论是心本体、气本体、理本体，黄宗羲将它们中的合理内核都游刃有余、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包容在自己的这个哲学本体论中了，这是一般的思想家所难以做到的，也是其后的思想家很难超越的。他的这个本体论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儒家的“和谐文化”的意义上来看黄宗羲这个理气心性合一的世界本体论，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就是为诠释“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的“和”的世界观提供了一个精致的哲学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说，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既是对儒家“中和”哲学最好的终结，又为构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和谐”哲学理论体系开启了大门。

（二）黄宗羲提出了建立“天下为主，君为客”社会改革方案，在建设“和谐”的政治制度上提出了新设想。

黄宗羲是明亡的亲身经历者。作为士族子弟，他在一系列抗清活动失败后，从总结明亡教训的角度写成《明夷待访录》。在这部著作及前十年所写的《留书》中，他对专制政体作出了初步的反思，对封建帝王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未来社会如何建立和谐的政治体制作了有益的思考。

首先，黄宗羲对为君之道进行了论述，说明了君主在保障社会和谐中的基本职责。黄宗羲从人的本性与国家起源的角度分析了君主设立的社会原因。他认为君主产生于人脱离了动物式的蒙昧走入初民社会时期公众兴利除害的需要。他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⑨这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因而就会造成社会各方面关系的不和谐，君主的产生正是为了克服人自私自利的本性，从而为保持社会和谐服务的。君主的职分，是为群体谋利益而不是为一己谋利益。后来人争君主之位，是因为君主的职分改变了：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⑩

今世的君主，为得到君位，不惜毒害天下百姓为其争夺权位；得到政权后，也不惜毒害天下百姓去保有其政权，因此，黄宗羲愤而抨击曰：“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B11

其次，黄宗羲对君臣之道进行了探究，提出“在万民之忧乐”是保持君臣和谐关系的准则。他认为：因为天下国家之大，非君一人所能治，必须设官分担治国之责。人之为臣，是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所以，着眼于天下万民，于天下万民为不义不利之事，即使受君主强迫，臣下也不应去做。黄宗羲对于所谓治乱有一个非常卓越的见识：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B12

作臣子的，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从万民之忧乐着眼，即使能辅佐君主而治，或为君主死节，都不合于臣道。

其三，黄宗羲对治国之道进行了批判，提出应当以“藏天下于天下者”的原则来建立国计与民生的和谐关系。黄宗羲对封建专制的批判矛头也指向古今法制。他所谓法，不限于法律法令，也泛指国家制度设施等。黄宗羲比较三代之法和后世之法时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为公法，后者为一己之私法。一己之私法，创法者固为私，变法者亦未始不为私。在私法之下，即使有能治之人，其所治亦在私法的范围内。黄宗羲指出，法之为公为私是最大关节，“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为公之法，法之外另有大空间。在公法下，正确的行为固为法所许，不正确的行为也不致招致罪名，为法所害。

（三）黄宗羲倡导“切于民用”的经济观念，为构建“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提出新见解。

黄宗羲谋求社会和谐的思想，表现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围绕变革经济结构、土地制度和赋税体制而展开。在黄宗羲看来，理想的国家政治，还要通过经济措施，才能使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明夷待访录原君》）。

黄宗羲以“切于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明清时期，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国策，规定“各守其业，不许游食”，严禁弃农从商。自明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人们改变了重农抑商的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要求对传统的农本主义重新进行审视，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在工商业与农业的关系上，真正从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的传统模式中解脱出来，充分地反映市民阶层利益与愿望的思想家，在清初当推黄宗羲、唐甄、王源等人。黄宗羲上承宋代叶适的“抑末厚本，非正论”的进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是否“切于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提出了“工商皆本”论。在重农抑商思想仍然占居主导地位的清朝初年，黄宗羲明确地提出了“工商皆本”思想，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启蒙思想。

明朝的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特别是亲王、勋戚和宦官的庄田更是多得惊人。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的口号，以及清初南方各地广大佃户纷纷组织“田兵”，以武装夺取地主田产等行为，都是十七世纪广大贫苦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疯狂兼并土地的强烈反映。针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初的一批进步思想家便提出了各种各样解决土地问题的改革方案，试图解决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这一顽症。黄宗羲企图通过恢复井田制来解决土地高度集中这一社会问题。在他看来，农民的痛苦主要是由井田不复所致，他指出“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後之为民者日困於前。……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B13但他并不主张笼统的去恢复古代八家共井的井田制，因为现实的情况已不可能倒退回去，只能取古代井田的遗意，实行均田，打破疆界，“授田于民”。

虽然，黄宗羲有些关于经济制度改革的思想是粗糙的，但是贯彻着使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经济理念，目的也是为了能建立有利民生的社会和谐的经济生活制度。

注释：

①《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

②《正蒙乾称篇》，《张载集》

③《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④《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⑤《阳明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⑥《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⑦《孟子师说卷二》

⑧《明儒学案自序》

⑨《明夷待访录原君》

⑩《明夷待访录原君》

B11《明夷待访录原君》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6）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在当今社会更是海外流传，受欢迎程度不容小觑。正因如此，当代学生更应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了解儒家文化的内涵，并把它传承下去。

一、儒学的传承与发展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被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文字是重要的载体，文字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文字的使用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古有夫子教学，现有语文课堂来传承中华文化，而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不变的精神信仰。提到儒家文化，我们最先想到的便是圣人孔子，现在海外已有2000余座孔庙，而在国内就有1600余座。设孔庙的意义由数量便可浅显看出孔子对儒家文化的贡献，对中华文化甚至全世界文化的影响是多么深远了，现如今不是也有来山东首选曲阜的说法吗？当然了，这也只是就表面现象得出的结论，谈起儒家文化，虽不是只有孔子一人，但孔子却早已成为儒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征。

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学说并未受到太大重视，直至汉朝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想法，儒学的影响才一发不可收拾，逐渐地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支柱。孔圣人留给中华子孙的精神遗产是不可磨灭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学说是中国学子教科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就连高中的语文课本里都设有专门空间来学习儒学。其实，真要仔细探究，儒学的发展也是一部曲折的历史，从春秋时期不被重视到秦朝焚书坑儒，儒学的发展遭受重创，再后来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占据中华文化主流地位。

后来出现的新儒学，程朱理学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儒学的批判。儒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改造创新，经过一个又一个儒家学者继承与发扬，使儒学得以传承千年而不失其主流地位，可以说发展到今天，儒家文化是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国人的精神信仰。现如今的中国发展腾飞，国力强盛，已经成为世界认可的经济强国，更加是一个文化大国，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文化教育发展史，而相适应的，现代语文文化课程也是沿袭了这一优秀传统。所以，儒家文化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让儒家文化浸润学生心灵

在学生学习历程中，最能体现儒家文化的便是语文课程，语文课程从我们刚上学起就是一大主科。由于在学术界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说法，许多同学平常都是一头钻进数理化的题海当中，但却从未做到对语文课程如此重视和执著。

但我们知道语文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文学素养，人生价值，因为语文的学习，我们有了自己的思维，有了自己独特的说话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交流，如若你有很好的语文功底，没聊几句便能体现出来。有些人说话是粗大条的，一条信息的传达需要好几句话才能表达出来，而且表达过程话语只是很粗浅的话，而语文功底较好的人却可以用极尽简洁的话语将同样的信息传达，并更好的让别人理解。其实大家应该能发现这种情况，并司空见惯了，和一个陌生人谈话，有时候会发现两个人很能聊到一块去，而有些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就像两个高级文化知识分子聊天，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高度，谈话内容必然比语文功底相对较低的人之间的谈话内容要更体现文明一点，当然这没有诋毁和低估任何人的意思，只是表达语文的重要性，更加体现儒家文化的重要性。

笼统的来讲，儒家文化并不是口头风标，它是生活的向导，教会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事，而语文课程只是传承儒家文化的载体，但语文课在多数人眼中，是一门很浅显的学科，好像并不用费多大功夫就可以取得高分，这便大错特错了。语文是无时无刻陪伴着我们的，说话体现了语文，写作体现了语文，所以我认为，想要更好的传承儒家文化，就必须先改变对语文的看法。相应的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方式，让语文课不再只是围绕高考题型来按部就班地进行，因为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就可以通过语文课来让儒家文化浸润学生的心灵。

三、用实际行动传承儒家文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7）

同样都是儒教经典，看看韩国人是怎么继承、光大的：“718部书籍和文献创作于1460年至1956年”，“这些木刻板在原作者家族代代相传，少则60年，多则550年，有序传承确保了文物的真实性。”儒家文化传播竟然496年都没间断，这个漫长的时间跨度，最能证明传承者的真诚和虔诚度。如此多的家庭将雕版印刷世代保存，儒教敬畏感达到了“庄严”和“膜拜”的程度。儒家文化已深刻印到了韩国人的内心深处，“做到了在思想上沟通前人、启发后人的作用，使朝鲜儒家思想得以有序传承和发展。”

一则新闻也证明了这一点。面对韩剧在中国的热播，说：韩剧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回归的升华。韩剧中的韩国人，多儒雅，友善，敬老，敬业，彬彬有礼，无限谦恭。他们真心把儒教文化融化到了生活和思维的每一个细节中，在文化无国界的当下，人家拿儒教文化进行“本土化申遗”，让儒家文化走向世界，有何不可？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8）

一、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影响

1、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学流派。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千百年间的传承与发展一直到今天，儒家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层观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儒家思想是春秋时期的孔夫子所创，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思想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封建社会时期的发展，由于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不同，所以给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传承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在先秦时期遭到墨家、法家、道家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更是经历了“焚书坑儒”，汉初遭到了统治者的排斥，在六朝先后受到玄学、佛学的挑战，在近代出现了五四反孔非儒，但是正是这些不同的“经历”使儒家文化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做出适应，最终成就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儒家思想经历了像孟子、董仲舒等孔子后学的传承与发展，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中无不打下儒家思想的烙印。

2、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中国艺术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影响。“中和”美学思想就是指结构和谐，内部诸因素发展适应的一种美。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反映在审美和艺术上，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殊风格的形成，如艺术形象的温柔、敦厚，意境上追求恬淡、宁静、隐秀，表现形式上讲究委婉与比喻，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崇尚含蓄美的特点。艺术思想在艺术审美上主要体现在审美的功能方面，既审美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儒家文化的艺术思想在艺术评价方面左右着中国艺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礼乐”——艺术的功能；二是“成于乐，游于乐”——艺术的教育功能；三是“尽美矣，有尽善矣”——艺术的评价标准；四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艺术的尺度。中国艺术作为饱含着民族文化和情感的载体形式，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儒家文化与国产动画剧本分析

1、儒家文化对国产动画剧本创作的影响

从1926年第一部国产动画《大闹画室》出现至今有近百年的时间，而国产动画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培育大地。动画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载体形式，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动画艺术是一种全方位的艺术载体形式，一部优秀的动画作品首先需要一个出色的剧本，剧本是一部动画作品的灵魂。上个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学派”被世界所熟知，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对民族文化以动画的艺术形式成功展现。从这些动画作品故事内容来看，它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戏曲等。在造型与表现形式选取了剪纸、年画和皮影等中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所以成为了独树一帜的代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中国学派”动画。中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家喻户晓。1964年由上海美术制片厂发行的《大闹天宫》的故事正是取自于《西游记》的一个篇章。由《大闹天宫》的故事内容所展现的哲学观、美学观和道德观可以看出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影响。上一章本文提到儒家文化的艺术思想左右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四个方面分别是艺术的功能、艺术的教育功能、艺术的评价标准和艺术的尺度。国产动画《宝莲灯》和《哪咤闹海》正是体现了艺术的教育功能。“孝”作为百善之首在《礼记》中亦有记载，如“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和“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1979年由上海美术制片厂制作的《哪咤闹海》，其主要内容讲述的是陈塘关李靖之子哪吒与东海龙宫的恩怨情仇。1999年同样由上海美术制片厂制作的《宝莲灯》的剧本取自中国神话传说改编，讲的是沉香“拜师学艺、劈山救母”的故事。1960年令世界惊叹的“水墨动画”横空出世。《小蝌蚪找妈妈》因灵动而又圆融的水墨语言表达了形式尽美，内容同一，符合儒家艺术思想的艺术评价标准，此后出品的《牧笛》和《山水情》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和物我两忘”的意境，这种节制的情感与儒家艺术思想的艺术表现尺度相吻合。正是这些经典的作品体现了儒家文化与国产动画是相互促进发展的，儒家文化与国产动画在新时代结合发展是二者的共同诉求和发展必然。

2、儒家文化对国产动画片剧本创作的启迪

剧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是动画人在接受中高等教育阶段所需要学习的知识，剧本作为动画作品根本的艺术基础形式对整个动画作品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上个世纪60—80年代“中国学派”的形成，代表作品有《大闹天宫》和《宝莲灯》等，它们剧本都取自于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中。儒家文化从先秦时期一直流传至今，长时间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流派，所以儒家思想的一些思想理念可以说是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思想理念有着一致性。国产动画经历过起步、发展、辉煌、曲折、消沉等不同时期，现如今在二十一世纪初期，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对于动画人来说是幸运的，动画人有责任和义务去探索和发扬国产动画。国产动画汲取的营养来自于传统的民族文化，而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只有主动学习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才能使国产动画的创作选题视野更加开阔，创作思路更加清晰。对于儒家文化而言，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精华的部分与当代科技动画相结合，创作出带有民族标签的国产动画作品，这样既是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动画创作上一种学习和探索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赵晓鹏.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J].新疆社科论坛.2009(04)

[2]王洋.论建构儒家文化与中国动画互促发展的动态机制[J].艺术品鉴.2015(12)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9）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华夏文明渊源流长，儒家文化是其中最绚烂夺目的一朵鲜花。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物质文明建设迅速发展，而精神文明建设有待提高。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公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和发扬优良儒家文化。郑州市位居中原腹地，作为文化大省的省会，居住人口众多，因此儒家文化建设对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然而，在当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郑州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严重单调、贫乏。中华传统文明儒家文化在郑州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低下，对市民生活起居的影响日渐虚弱。然而，面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繁荣发展的浪潮，市民价值观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归于郑州市民价值观的不成熟和不统一。面对当今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现状，郑州市儒家文化建设亟待提上日程。如今，郑州市儒家文化发展中的瓶颈有以下几点：

1传播方式单一，市民了解儒家文化的来源单一

儒家文化自诞生后，能够传播到华夏各地，最重要的在于其具有开放与流动的学术品格，能不断吸引各个学派之长，随着人的流动与学术的传承而跨越时空，最终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同时，历朝历代统治者十分注重儒家文化的宣传与传承，如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先后传入越南、朝鲜、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封建王朝都设立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私人办学也普遍教授儒学，全国各地设立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大典，考试科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这进一步传播和繁荣了儒家文化。

相比中国古代，当代社会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方式单一、重视度不够。自“五四“以来，随着改革思潮的涌入和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对传统文化充满了排斥和疏离状态。市民接触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要方式即是高等教育，课本上的繁文缛节、咬文嚼字，更增加了市民对儒家文化的排斥情感。即使是市民通过高等教育获得一些心得体悟，也只是零星片叶，缺乏对儒家文化的整体把握和认同。

除了教育的传播方式之外，通过媒体传播也是当下流行的新途径。针对媒体商业化的性质，主要是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传播行为，不可避免冲淡了儒家文化自身的纯洁性、公正性。当务之急，迫切需要拓宽儒家文化传播手段，合理公正地传承儒家文化，开拓新方法、新途径、新思路，集思广益，继往开来，找出多种能让市民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

2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认识不够合理、全面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和沉淀，儒家文化本身有其合理部分，也有其不合理部分。郑州市民在对待中华民族儒家文化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态度：一是纯中国化，完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一切都是美好的，高尚的，甚至中华儒家思想中故步自封的思想和文化也不加批评地继承和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二是完全西方化，这类郑州市民可以说是崇洋，西方的文化都是优秀的、前卫的，把中国的落后和国内的社会问题完全归于中华落后的文化传统，不加批判地把西方外来文化引入中国和日常生活当中。

儒家思想精糟并存，儒家思想存在合理部分，如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倡导孝、仁义、诚信的伦理道德，坚持仁政、德治、民本思想，维护社会稳定，重视正身自省、修己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个人修养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儒家文化中也存在一定的糟粕部分，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存天理，灭人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子无才便是德”、“君权神授”、“三纲五常”、“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言行主张。儒家思想为了迎合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许多思想存在着泯灭人性，束缚人欲的狭隘观。这不但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还为统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儒家思想成了统治者钳制人性，麻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针对儒家思想精糟并存的局面，也给市民正确认识儒家文化、运用儒家文化带了诸多不便，这也导致市民对于儒家文化缺乏合理定位和全面认识。

3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中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反思，而且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也都在反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笔者深深感受到：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在思想上的困惑――对传统文化，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摒弃的没有彻底摒弃；对西方文化，该引进的没有深入的引进，该排斥的没有严正地排斥。同时，“五四”以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结构――即文化传统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启蒙心态，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科学、民族、自由、人权这些西方的价值观念，也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导致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随时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崛起，信息时代如何正确传播传统文化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许多网络媒体平台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传播西方文化，在新一代青年和市民中形成了过“七夕”是守旧，过“情人节”是潮流的不正当观念。市民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一直抱着“五四”以来留下的“臭老九”、“四旧”、“老封建”的狭隘文化观念。加上网络媒体对外来事物的不加取舍的“拿来主义”，导致市民更是崇洋，对传统儒家文化情感大大降低。加上许多网络媒体为了谋其暴利，不惜歪曲传统儒家文化，诋毁孔孟之道，颠覆传统文化价值，甚至利用儒家文化为其牟利服务，妖言惑众，造成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4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资源利用不足

儒家文化的传承篇（10）

（一）儒家文化在婺州的植入与传播

早在春秋战国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已经被称为“显学”。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明显表现在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在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儒家文化是何时进入的呢？在吴越贤者的《越绝书》以及赵晔的《吴越春秋》中都提到了子贡这个人物，二书称赞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并认为“子贡被认为和孔子是唇与齿的关系，相去不远，其角色就是亚圣”[3](135)。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早在春秋时期已经进入了浙江一带，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宋时期，孔子后裔的一支定居婺州榉溪，由此奠定了中国孔子的第三圣地——婺州南宗。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建立对儒家文化在当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直接的联系，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潜移默化作用。婺州南宗确立之后，孔氏后裔们秉承孔氏家族的理念，传承孔子儒学文化，对内忠孝持家、教儿育孙，对外开办学堂，教授邻里。据《榉溪家谱》记载，“杏园书塾当时由山东曲阜携带的书籍文物均珍藏于此，评事公端躬和松阳县丞孔挺公曾在此开檀教学”。[1](65)此外，婺州南宗的孔子后裔们还以儒家精髓思想命名建造了多个建筑，警醒自己和后人们谨记先人教诲，如“九思堂”“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九思堂”取自《论语•季氏》，孔子所倡导的“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榉溪建的九思堂以及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均是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仁”、“义”、“礼”、“孝”等儒家文化的精髓。孔氏后裔们以“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治隆平”[4](170)为宗旨，人人都恪守着儒家的“礼”，传播着“仁”，促进了南北的区域认同，促进了社会和谐。

（二）吴越文化语境下，婺州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变异

吴越文化指有人类活动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主要是存在于江、浙、沪地区及皖赣之一部分。吴越文化的地域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河湖海润泽了江浙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主要特征是“工商皆本、求新求变、崇文重教、务实趋利”[5](1170)。而儒家文化则是存在于北方的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其文化特征是：“重农抑商、尊礼重教、守成求稳、重义轻利”。[6](74)两者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交流，而随着孔子后裔的南迁于婺州、衢州，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开始更加密切的联系，碰撞和融合。婺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学术繁昌之地。宋元以来，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都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过深远影响。[6](74)孔氏南渡使之得以“近圣人之居”[7](519)。榉溪孔氏与婺州学者的交游广泛而密切，他们对榉溪孔氏十分敬仰、评价很高，对婺州南孔士人的学养、品行、忠义精神与诗礼文化推崇有加。据《磐安县文化志》载作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宋濂为丹山书院山长孔克英（榉溪人)撰写墓志铭。孔克英系孔子55代孙，元朝学者，宋濂曾在金华山听其讲学，并说道“缙绅方满座，而府君扬擢古今，陈义甚高者，盖忻然无倦色”[1](65)。在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相濡以沫的几百年间，它们相互影响具有吴越特色的大儒辈出还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多个学派与学说体系。他们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已经不是儒家文化或者是吴越文化的单纯体现了，而是在吴越文化语境下儒家思想文化在发展传承的同时也经历文化的变异。这种变化更适应吴越的文化语境，更符合当地民众的精神诉求，同时这种变化何尝不正是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婺州南宗不但克服了文化横移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现象，也没有产生“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的现象，同时儒家传统文化在保持正统性的同时又表现出与吴越本土文化和谐共荣的独特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体系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儒家文化和吴越文化这两支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它们互相存在，互相撞击、互相融会、互相补充，从而成就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刚柔互济、绚丽多姿、绵延不绝的特性。[8](70)

（三）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曲阜阙里的区别与联系

曲阜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婺州南孔与衢州南孔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南迁的，孔子四十八代嫡孙衍圣公孔端友受封定居衢州，而因为父守墓的孔端躬定居婺州榉溪。同为孔子圣地，为什么衢州南宗被人广泛关注而婺州南宗却鲜有人知呢？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强调“礼”，且“礼”在国家秩序方面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家族中表现为长子嫡孙制。孔子的嫡派后裔们有一个世袭封号，世袭封号西汉元始元年开始，当时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到宋仁宗至时期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而历代衍圣公都成为孔氏家族的核心。同为孔氏后裔的两支孔氏族人分别定居衢州与婺州，而衍圣公孔端友无疑是朝廷与社会认同的儒家的核心。南宋时期从孔端友到孔洙衢州共有六位衍圣公，他们希望南宋统一国家、收复失地，“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耻，图复故疆之意”[9](91)，可见其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衢州南宗的这种重要地位在元朝建立之后、孔洙让爵时期发生改变，之后衢州南宗经历了200年之久的家道中落，直至明初南宗复爵。但是衢州南宗始终与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也还衢州南宗一个倍受关注、广为人知的南孔圣地的盛名。除了身居深山、地理交通不便等自然条件之外，婺州南宗的孔氏后裔们恪守“礼”道，恪守“兄友弟恭”的先人教诲，不争名夺利，儒家思想的“谦”、“和”或许是婺州南宗不被人知的深层人文原因。婺州南宗如榉溪的流水一般默默地流淌，传承着儒家文化，默默地支持衢州南宗的孔氏正统。正如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对联中所说—“支无异派”，同是孔氏后人的婺州南宗和衢州南宗两支派系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同时也与曲阜阙里保持着血脉相连的沟通。据记载，“榉溪孔氏曾先后6次前往曲阜谒林，清朝乾隆皇帝赴曲阜祭孔，衢州婺州也各派代表参加大典”（见榉溪孔氏家庙内前言介绍）。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孔济中一行北上谒林，曲阜宗长孔思凯《赠孔济中还南稿》诗云：“派出尼山本一宗，孙枝绍祖德修同。金衢岁久成家业，湖海心诚谒圣容。祖宴醉归槐市月，春衣香惹杏檀风。还期南北同思勉，宦泽书香万古隆。”[9]婺州与衢州的孔氏后裔们不仅在孔氏家族事务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学方面也有着深刻广泛的交流。其中许谦、吴师道、黄溍、胡翰、宋濂等婺州的名儒们与衢州的学者最为密切，他们的交流推动了儒家文学在江浙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以及曲阜阙里的频繁交往，促进了南北文化之间的融合，同时也密切了同宗共祖的孔氏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