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的国家治理：1979--2013
摘要：1979--2013年，刑讯逼供的国家治理模式经历了几番变更：从“犯罪控制压倒人权保障”背景下的政治性宣言与口号式治理，到严酷刑讯现实逼迫下的集中性与运动式治理，再到频频曝光的错案引发国家刑事司法“合法性危机”而催生出的制度化的程序内治理。至今，经过30多年的努力，国家已初步建立起“过程一结果”的双重控制机制、“权力-权力”单方制衡的治理格局，从而使契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大幅度降低。然而，虽然国家治理刑讯逼供的态度决绝，但因法律制度自身的缺憾，特别是嫌疑人权利对审讯权力制约的严重不足，将很难使中国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被彻底遏制或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私法自治
摘要：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我国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负面清单奉行“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私法自治精神。作为一种市场准入管理模式,负面清单既是私法自治精神的具体落实,又是私法自治精神的重要保障。另外,负面清单模式有利于减少市场主体所面临的新业态准入风险、降低市场主体的创新风险、化解市场主体在法律空白领域的风险及减少法律行为效力的不确定性。“失败者正义”原则与弱者权益保护
摘要：“失败者正义”原则是在“选择的多样性”及“失败的可能性”的前提之下,通过为弱者提供一种重新出发的“第二次机会”,使其能恢复到社会上正常人的能力与地位的法律制度安排。从弱者权益保护的角度而言,失败者正义提供了“潜在弱者”对于正义的一般期望,织造了“可能弱者”的安全网络,刺激了“现实弱者”的重新选择。对于“失败者正义”原则以及“第二次机会”必须进行基本的法律规制。从适用对象来说,该原则仅适用于依法作出选择但最终没有成功的社会人士;从适用条件而言,必须强调国家救助与个人责任的结合;从适用手段来说,是要提供基本的可行能力保障。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既需要借助“失败者正义”原则建构“第二次机会”的施行条件,同时还需要在“第一次机会”的补足上再行努力。法律方法视域下的人民法院改革
摘要：我国当前的人民法院改革面临着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具体表现在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司法民主化还是司法职业化、司法能动还是司法克制这三个问题上。以法律方法为进路的司法改革,正是化解我国当前人民法院改革所面临冲突的良方。它主张法官通过对法律方法的运用而实现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的职业化和民主化的融合,并建立法官能动和法院克制的审判管理体制,保障法官对法律方法的运用。以法律方法为进路的司法改革在我国会遇到更小的阻力,因而发展前景良好。这种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保障和制约法官审判的制度,而且它需要由最高权力机关主导和推动。论行政许可中保证金的设定问题
摘要：保证金原本为民事担保的一种形式,现今被移用到行政法领域,行政相对人通过向行政机关提供一定数额的保证金担保自己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这成为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新型手段。与民事担保不同,行政许可领域中相对人交纳保证金一般具有强制性,虽然不转移所有权,但转移占有,构成了对行政相对人所有权的限制,在设定上应适用法律保留原则。我国行政许可中保证金设定依据混乱,应该加强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取消违法设定保证金的依据。反面的构成事实错误之辨伪
摘要：德、日刑法通说关于构成事实错误与不能犯之间是正反面对应关系的传统命题存在重大问题。要维持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必须剔除打击错误、因果历程错误、主体不能等不应属于构成事实错误或不能犯的内容。不能犯的独特结构决定了它不具有可罚性,德、日刑法在不能犯立法例上的不同不是关于可罚性的差异,对此我国学者存在认识误区。不能犯不可罚不等于不能犯行为人必定不犯罪,以此来解释和指导我国司法实践,才能实现逻辑周延和体系协调。非罪加害行为的事实认定与制度建构
摘要：非罪加害行为是指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因特定缘由法院没有判决认定有罪并追究刑事责任的非法侵权行为,包括实体非罪、证据非罪、程序非罪三种类型。刑事司法性与民事违法性是其典型特征。在司法实践中,非罪加害行为在事实认定与责任追究上存在以刑否民、程序缺失、模式单一等问题,非罪加害情形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问题常常被忽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理念上要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注意刑民差别,对“先刑后民”的传统司法模式进行反思和重构;在制度层面,要建构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程序制度,包括民事诉权告知机制、权利救济建议机制、证据效力、事实认定复核机制等,建构保障被害人实体权利的程序制度,包括直接决定赔偿机制、涉案财产追缴保全机制和推进既判力制度,深化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论刑事诉讼当事人辅助制度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有20个条文规定了当事人的监护人、近亲属、法定人可以在刑事诉讼中陪同当事人在场、陈述意见、代替当事人为一定诉讼行为,帮助当事人防御或攻击,维护其合法权益。这些规定与、辩护不同,但它们属于什么制度,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本文认为,按照这些条文的实际作用,应当将它们整合为“刑事当事人辅助制度”。这个制度与德、日和台湾地区的“刑事辅佐制度”,是性质相近但内容不同的制度。刑事诉讼当事人需要辅助,仅有辩护和制度是不够的。在实践中应当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当事人辅助的内容落到实处;刑事诉讼法应当确立刑事辅助制度,明确辅助人的诉讼参与人地位,规定担任辅助人的条件、程序,科学设定辅助人的权利、义务,把刑事辅助作为与辩护和并列的第三个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现代民法典编纂的沿革、困境与出路
摘要：近现代法典编纂运动发轫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自20世纪中叶以来,民法的法典编纂陷入了困境,这尤其表现在现代民法的“非法典编纂”现象。现代民法典被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等民事特别法律所补充是正常且必要的。法典编纂最重要的功能是其系统化。通过创制基本民法概念和制度,民法典为民事特别立法提供了概念性背景;通过清除过时的规则,并借助于“再法典编纂”将新形成的规则纳入到民法典的既有系统中,民法典使法律体系被定期整理。现代立法机关需要进行自我约束,在相当程度上把“续造”民法的任务交由司法机关和民法学者去完成。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将是中国对世界范围内的法典编纂运动的突出贡献。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摘要：技术侦查纳入法律规制是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一大亮点。技术侦查在提升侦查效率、助推刑事侦查从重主观证据向重客观证据模式转变的同时,具有公权滥用侵犯公民隐私、危及社会互信等潜在风险。美国“棱镜计划”和王立军滥用技术侦查措施等事件的曝光,也引发了公众对技术侦查侵犯人权的普遍担忧。本文在肯定技术侦查的积极作用及国际通行法律规制原则的基础上,立足实践层面,从实体、程序和证据可采性等三方面探讨进一步完善我国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措施,以期实现技术侦查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大刑事诉讼价值上的总体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