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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 1978年到 1992年,中国宏观经济思想完成了从“综合平衡”到“宏观调控”范式的转换,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治理三次经济过热的实践。 1993 年到 1997 年,中国宏观调控的思想基本形成,并成功运用于经济“软着陆”。 1998年到 2012年,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充分展现,突出表现为应对两次外部经济冲击。 2013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调控的新亮点。中国的“宏观调控”这一概念,在内涵上远大于宏观经济学中的“需求管理政策”。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也都被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当中,这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最典型的特征。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有利的一面在于,当面临外部冲击时,政府可以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政策工具,将外部冲击导致的总需求下滑迅速调整到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水平,甚至超过潜在增长率水平;不利的一面在于,以牺牲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新的亮点。
摘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与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的走势出现了明显分化,直观上说明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本文基于产业链价格的传导视角,利用非线性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对比分析新常态前后中国 PPI 与 CPI 传导机制的变化。研究发现,新常态之前中国 PPI 与 CPI 之间产业链价格的传导机制较为通畅,主要表现为上游生产环节的价格变动可以有效传导至中游流通环节进而带动下游消费环节的价格变动。新常态以来,中国 PPI 与 CPI 的传导机制不通畅,主要是由产业链的中游流通环节向下游消费环节的价格传导受阻引起的。其直接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增长乏力;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低端化,这导致中游去产能进程缓慢,进一步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由于产业链价格的传导机制失效,未来中国 PPI 与CPI 走势的分化可能是长期现象,因此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时就不能只关注 CPI,应将 PPI 等其他重要的价格指数也纳入指标体系中,确保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摘要: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金融体系是提高“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效率,有效防控项目风险的根本。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动态面板广义矩回归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沿线国家金融包容性对收入差距和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包容程度的提高加大了收入差距,对金融稳定有消极作用,其中信贷扩张是风险增大的主要因素,但存款基础增大对金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影响。因此,在建设“一带一路”项目的同时,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以推动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
摘要:本文首先合成中国各省普惠金融指数,随后在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双重视角下,通过系统GMM方法逐步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够直接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也会通过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两个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间接的减小效应。为此,政府不仅要关注金融发展的深度,更要注重金融发展的广度,进一步打造更具普惠性与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体系,从而促进全社会共享经济金融发展的成果。
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工业化与信息化、智能化加快深度融合,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加快创新成果转化成为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现实中,与技术创新相匹配的高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作为关键要素,却出现了严重短缺,制约了企业技术创新。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证明,存在随机匹配问题和不稳定雇佣关系的情况下,政府培训补贴能够有效提高高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存量,进而提高企业使用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的能力,增强企业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的意愿,从而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企业在职培训对高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的作用不显著,一定程度上会挤出其他创新投入,不稳定雇佣关系的加剧对企业技术创新会产生负向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为提升企业创新意愿,政府应加大对企业培训的补贴力度,设立职业技术技能培训基金,通过专项基金专项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培训进行成本补贴或成效奖励,帮助企业克服培训外部性,有效提升劳动力的技术技能,以满足发展创新经济的需求。
摘要:本文从家庭收入的角度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行研究,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 年数据,实证检验配偶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配偶收入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即配偶收入增加1%,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增加1.7%,且当配偶收入达到当地人均收入9.88倍或人均支出11.58倍时,随着配偶收入的增加,“收入效应”会导致女性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区分低、中、高配偶收入组发现,随着配偶收入的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经历先快速上升之后缓慢上升再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配偶收入的提高对低技能、家中有1个子女、无学龄前子女以及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均有显著影响。
摘要:资产定价是现代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而信息的充分流动和有效传播构成了资产定价的前提基础。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信息不对称与投资者非理性认知是扭曲资产定价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高铁开通这一外生事件,考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软信息”流动的加快对资产定价偏误的缓释效果。双重差分模型(DID)结果显示,高铁开通能有效缓解所在地上市公司的资产误定价现象,并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信息透明度低的公司中。进一步地,高铁开通的效果在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均存在,但对非省会城市的影响显著强于省会城市;同时,高铁开通后显著增加所在地上市公司被实地访问的频次。这表明,高铁开通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得其可以方便地对企业进行实地访问和调研,掌握更多的内部信息,进一步降低信息不对称。本文实证检验交通发展对市场定价效率提升的影响效果,揭示高铁开通对市场定价效率提升的作用机制,以期丰富高铁开通经济后果和资产误定价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空间视角,从“晋升锦标赛”的现实出发,将地方政府债务竞争内嵌于一个三部门均衡模型,剖析了地方政府债务竞争对私人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之间策略性的举债博弈,不仅挤出了本地私人投资,而且通过空间溢出对竞争对手地区私人投资产生间接挤出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平均而言,相邻地区地方政府债务每上升1%,本地私人投资下降约0.17%。应当重视地方政府债务和私人投资之间的空间联系,从全局视角出发,统筹协调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促进私人投资回暖的政策体系,改革现有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标准。
摘要:衍生企业的初始商业模式一般传承于母体企业,独立性相对较低;在自主成长过程中,有必要对初始商业模式进行创新,构建适合自身独立发展的全新商业模式。本文基于嵌入与脱嵌的二元动态平衡视角,选择上海思芮和东软控股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旨在探讨衍生企业在动态成长过程中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发现,衍生企业在创建期,通过行政嵌入、市场嵌入和角色嵌入的形式嵌入在母体企业内部网络中,提升了存活的概率;进入成长期,内部网络嵌入导致衍生企业商业模式出现刚性特征,且商业模式刚性的消极作用逐渐显现,阻碍了商业模式创新;而通过内部网络脱嵌降低商业模式刚性,并维持嵌入与脱嵌的二元动态平衡,可构建创新型的商业模式,这也标志着衍生企业进入了成熟期。
摘要:财务柔性在为企业创造有利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投资不经济、持有成本和协调困难,因此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可能是非线性的。基于2006—2016年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财务柔性与企业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表现为先增长、后下降的变化趋势。此外,考察融资约束和成本对于财务柔性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显示,融资约束越高,财务柔性对绩效的促进效果越明显;成本弱化了财务柔性与企业绩效的曲线关系。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财务柔性部分地通过增加投资支出而间接影响企业绩效,投资支出在两者之间起着非线性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