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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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指导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农业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11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 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篇（2）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参考文献:

[1]BelaBalassa1TheTheoryofEconomicIntegration,Allen&UnwinLondon,1962121

[2]樊莹.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171

[3]MaurriceSchiff,L1AlanWinters.区域一体化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41

[4]邓力平,陈涛.国际税收竞争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

[5]田青.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421

篇（3）

优化发展论：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都是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是资源得到更充分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政治地位的稳步上升。

一．发达国际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但是彼此互补性很大，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融合后，会导致两国需求大幅度增加，而供给在短时间内增加较少，随着经济的不断深化调整，需求增幅会放小，而供给增幅会放大，与此同时，价格的增速会由快到慢，最终趋于稳定，同时，两国的福利水平是不断增加的。

如图，两国经济一体化后，需求由D1移动到D2，供给由S1移动到S2,此时价格由P0上升到P1，接着随着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生产力逐步提高，需求也不断增加，因此需求曲线又由D2增加到D3，但幅度减少，供给由S2增加到S3，幅度增大，此时，价格上升到P2，幅度减少，随着经济的发展，最终D与S趋于稳定，价格通胀率逐步减小直至稳定，社会总福利水平稳定提高。

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

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相近，资源互补性也较相近，因此两国经济一体化后，会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时会刺激需求的快速增加。需求与供给的同步性增长使价格基本上保持不变，同时，社会福利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并且增长幅度大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增长幅度。

如图，两国经济一体化后，需求会由D1增加到D2，供给由S1增加到S2，两者增加幅度相近，随着资源的优化配置，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需求不断提高，会由D2增加到D3，供给由S2增加到S3，在此过程中，价格增幅较小，社会福利水平大幅度增加。

通过以上两种情况的分析，得到一些结论：

1.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越大，价格线越高，即通胀率越高。

2.社会福利水平不仅来源于价格优势，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更取决于均衡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商品多样性的精神满足。

3.两国经济发展水平越相近，社会福利水平增长越快。

篇（4）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近两千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四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其中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与以往相比,第四次全球化浪潮具有新的特点。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其次,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19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再次,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水平,以降低经营成本。最后,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发达国家通过进口最终产品、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来移民等,利用这些不断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应。劳动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报酬。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二重性:既有积极有利的一面,也有消极不利的一面;既是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提供了机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可能给我国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对我国的、经济安全、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主要有:

第一,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资和资本外投的机会。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吸引外资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外企的进入可有效地解决部份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第二,经济全球化加快我国的产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

第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有些跨国公司的发展甚为迅速,已从贸易活动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并开始参与国际竞争。

第四,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然而经济全球化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导致我国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挑战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外资投入大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好、回报利润率高的地区和项目,将造成我国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我国外贸出口主要是靠低价竞争和大量低附加值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特点,却为之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和消耗宝贵矿产资源的沉重代价。外资垄断性并购和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优势,极大地冲击了民族工业与农业。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的不利地位。

第二,世界经济一体化,我国更多承受非公平待遇。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远远大于我国。它们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以跨国公司为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施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不公平分配,致使南北差距继续拉大。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和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多数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利益,有的还是在我国缺席的时候制定的。往往某种产业发展规则是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发展此产业的时候就制定出来了,从而使我国遭受不公平待遇和巨大损失。

第三,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看,发达国家收益远远大于我国。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一直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资源配置向其有利的方向发展,成为最大受益者。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这种不均衡的要素流动,使得发达国家和我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三、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策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和质变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及矛盾运动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第一,完善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商品化、国际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为此,我们应加大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打破一系列国有垄断领域的垄断局面,全面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同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融、证券和投资等有关配套的法规和制度,强化工商、税务和技术监督等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构建一个体系完整、机制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篇（5）

（一）专业实训课程落后、培养目标不明确高职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存在这共性，但更应突出自己的特色，高职教育的优势在于实践性、实用性、操作性，但是在凸显高职毕业生就业优势的实操方面，却发现存在严重问题。首先，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培养目标不相适应。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注重实训教学，但实训教学中仍然使用着传统的实训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以传统的口头传授、板书演示为教学手段，首先大大量的理论灌输给学生，老师演示操作，学生进行模仿实践，学生们基本上能学会、学懂，或者有一部分能学精，但这样培养出了的学生创新性不够。其次，高职院校的教学设备跟不上教学目标要求。高职院校教学仪器和设备与企业第一线存在很大程度差距。学生通过学校教学很难了解最新的专业发展动态和先进技术，学生学到的技术一到社会上就是落伍的技术，或被淘汰的技术，这样不仅造成了教学资源的浪费，也严重影响到了学生的顺利就业。最后，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合作不够深入，主要停留在毕业实习，并且毕业实习的岗位往往和所学专业并不吻合，甚至还有的学校到企业参观，也美其名曰校企合作，校企合作应该融入到学生在校专业学习的尽可能多的环节，让学生能时时的感受到来自社会和企业的信息。

（二）毕业生指导工作不到位，学生就业心理还不成熟现在电子信息专业毕业生人数增长，不仅是包括高职高专毕业生大幅增长，还有本科层次毕业生人数、硕士研究生。这对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增加了很大压力。于此同时，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不均衡也造成了一定的就业困难。另一方面，毕业生不成熟的就业心理，不合实际的高期待也造成了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不尽人意。就业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扭转，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毕业生应当改变自己的求职心态，以市场为导向，避免就业地区和就业领域过于集中，还要认识到，中小企业和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却求贤若渴，毕业生大有用武之地和发展空间。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提升高职毕业生就业水平的思路

（一）高职院校教育应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高职院校在教学中，应结合区域特点，明确培养目标，结合办学特色，进行合理的定位。教师应能传授行业发着经济发展的新内容和新技术，这就要求教师要站在行业发展的前沿，熟练掌握本教学专业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正确认识本专业发展方向，在实际教学中把新的教学内容融入进去。这就要求教师努力提高业务技能，充分利用学习资源，认真设计教学情境，切实提高教学水平，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对学生的学习和实训给予针对性的引导和具体的帮助。同时，要加强区域合作，加强校企合作，在具体教学中还可以要求企业人员参与到学校的实训教学中来，把企业一线的技术要求展现给在校生，并在实训中学到和掌握本专业领域先进的技术和职业技能，避免出现学生所学和社会需求脱节的现象。

篇（6）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与风险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巨额游资充斥其间，如果某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有可能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给该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较大的风险，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东亚任何一国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2)作为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浪潮过渡和补充的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汹涌澎湃，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它们对区域合作的信心。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该地区形成了约3.6亿人口的大市场，内部贸易额达到225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而东亚地区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形成约19亿人口的更大市场，内部贸易额必定会大幅度上升，运行良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取得超过NAFTA的成就，这极大地诱惑了东亚各国。

在外部因素驱动的同时，东亚各国自身对区域合作意识的加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东亚整体意识”在区域内达成了共识，寻求区域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东亚被“割裂”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两者之间来往很少，个体意识较强，东南亚国家更多的是寻求内部合作。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92年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如今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内部贸易确实做得不错，但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却十分有限，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发现东北亚国家也被波及，这让它们了解到东亚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其实是较高的，加上中国在危机期间毫不犹豫地向东南亚受灾国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现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让东盟国家转变了地域观念，将自身置于东亚整体区域之内，转而谋求区域合作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这种主观意识的转变奠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由于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以及操纵IMF对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条件的所作所为，让受灾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意识到必须依靠东亚内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上述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才造成了如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

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问题的分析

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交互合作方式，但这仅仅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过渡阶段，并非真正地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假使这一阶段过渡得很成功，区域经济合作要朝着一体化层次发展，那么可能会表现为哪种一体化形式呢?

区域经济一体化按层次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不同的形式会给成员国带来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让渡不同程度的国家，因此，各成员国会谨慎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协调以做出抉择。由于在东亚区域内，既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有东盟的一些小国家，况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上述X指标在东亚各国间差异很大，因而可以认为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各国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东亚区域内采取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各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如果自由贸易区能够建立，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取消了关税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内部贸易额肯定会大幅度上升，这样就能够通过促进各国外贸额的增长带动其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该形式并不妨碍各成员国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采取其它的贸易政策，即没有要求各国进行国家的转让，这使得东亚国家比较容易接受。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阻碍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论上建立自由贸易区给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较容易实行，但来自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却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篇（7）

《欧盟条约》第87条至89条对国家援助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该条约第87条第1款指出，“除与本条约相反的规定外，国家给予或者通过国家财源给予的援助，不论方式如何，凡优待某个企业或者某个生产部门，以致破坏竞争或者对竞争产生威胁，从而对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有不利影响时，被视为与欧盟市场相抵触。”可见，这一条款的规定并未对国家援助给出明确的定义。在1961年一次判决中欧洲法院指出，国家援助是“国家用以减少一个企业在正常情况下所承受负担的各种措施。”此后，随着欧盟统一市场的发展，法律实践的不断深入，国家援助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学术界对于国家援助的定义众说纷纭，有些定义着眼于援助对象得到的好处，其重点在于援助是成员国无代价的给予；有些则从国家援助的目的入手。上述种种观点虽然在表述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成员国所承受的负担和企业得到优惠两个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同[8]。根据条约第87条第1款、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和欧洲法院的判决，一项国家援助应该包括以下事实认定①：国家援助的主体是成员国政府或者国家资源；援助的对象为特定企业或者特定商品的生产；破坏竞争或造成对竞争的威胁，对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措施引起国家财政负担；援助的措施必须具有优惠性和特殊性。

《欧盟条约》对国家援助的方式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这使得国家援助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灵活性的特征。因为不同的国家可以根据具体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选择援助的方式，所以国家援助的表现形式就出现了多样化的特征，但从欧盟竞争委员会的统计来看，成员国最常使用的方法包括补贴和税收优惠、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资本参与、低息贷款以及提供担保。

国家援助的基本制度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由三个部分构成，被禁止的国家援助、与欧盟市场相协调的国家援助和被豁免的国家援助。按照《欧盟条约》的规定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并非成员国政府采取的任何国家援助均被认为与欧盟市场不相容，因为成员国政府实施援助计划必定出于对成员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以及区域政策上的考虑。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成员国实施的援助计划能够得到委员会的豁免。《欧盟条约》第87条第2、3款就分别规定了与欧盟市场相协调的和被禁止的国家援助。除了被禁止和相协调的国家援助，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在执行援助政策的过程中，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指南，用以豁免某些援助的实行，其目的是为了促使国家援助政策更好地发挥正面作用，减小负面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和欧盟统一大市场的完善。

欧盟竞争法中的国家援助政策的实施从本质上可以看作一个资源分配问题，迄今为止，对援助政策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尚不明确，理论也不成熟。当衡量一项援助政策是否扭曲竞争的时候，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界定。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基本框架来分析这一问题。

一、文献综述

对于国家援助政策的经济学分析，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模型。由于各自的前提条件不同，所以得出的结果往往只在自身模型中有一定作用。而且两种模型都提出了“国家竞争”（政府之间互相竞争以吸引企业到本国生产）的思想，但国家未必只依靠国家援助来扶植企业。

1.战略性贸易政策

第一种模型被称作“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TradePolicy）”模型。在这一类模型中，国家都是个体理性，市场非完全，产生零和博弈问题（ZeroSumGame）。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放弃补贴等援助措施，那么大家的境况都会得到帕累托改进。在这一类模型中，企业（固定位置）不需要进行选址，所以政府也不需要彼此竞争来吸引企业。

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新贸易理论的重要部分，为解决新的国际贸易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它已经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贸易政策，而是贸易措施与产业措施的结合。战略性贸易政策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兰德和巴巴拉•斯宾塞（JamesBrander&BarbaraSpencer,1983，1985）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2］［3]

布兰德-斯宾塞模型建立在强有力的假设基础上，即两家厂商——一家奥地利厂商和一家玻利维亚厂商，使用古尔诺竞争向第三方市场出口，生产同质产品，两个厂商都出口到第三国市场且不存在国内需求。由于在这个局部均衡分析中只存在行业垄断下的扭曲，所以每个企业的边际成本也是其所使用资源的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利润就可以用来衡量国家的福利。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给定玻利维亚厂商的产出水平，奥地利厂商将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对玻利维亚厂商来说，情况相似。这就会导致出现两条反应曲线，它给出了每个厂商对其他厂商产出水平的最优反应，古尔诺均衡点由反应曲线的交点决定，如图1所示。均衡时，没有一个厂商有改变自己产出的动机。但如果给定布兰德-斯宾塞均衡时玻利维亚厂商的产出水平，那么奥地利厂商就会有生产更多水平的产出、进一步提高自己利润的动机，那么在此处就会出现“斯塔克尔贝里双头垄断”的均衡。

布兰德和斯宾塞指出，政府的政策可以起到使承诺可信的作用。假定本国政府对该产业制定了一个出口补贴计划，则该补贴将使本国反应曲线向右移动，并因此使外国的反应曲线向左下方移动。由于该补贴具有减少外国出口的阻碍作用，本国企业利润的增加将超过补贴额。因此，本国的收入得以增加，福利得到提高。最佳的出口补贴，应当是能够使反应曲线向外移动恰好达到斯塔克尔贝里点。

通过布兰德-斯宾塞模型（补贴手段的分析），不难得出，一国政府可以利用各种援助手段来增加本国企业的利润，并通过转移利润的方式来增加社会福利。但总体上来看，世界总福利受到了损失，因为一国政府的政策对其他国家的企业产生了负外部性，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和国内的企业进行谈判，而国外的企业则不在考虑范畴之内。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国企业和政府的谈判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企业只会考虑其生产决定所产生的外部性对东道国政府的影响，而不会考虑对其他国家中生产类似或相同产品企业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假设并不合理，即使一个企业位于一国之内，它的目标也是要成为跨国企业。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其他国家政府的政策同样也会对它们产生很大的影响。

其后，一些学者对吸引企业的方式作了深入研究，邦德、萨缪尔森（Bond&Samuelson，1986）和道尔、温京伯根（Doyle&Wijinbergen，1996）研究了免税期在吸引企业到特定区位的作用。布莱克和霍伊特(Black&Hoyt，1989)分析了共用品在吸引企业中的作用。肯恩和马肯德（Keen&Marchand，1997）探讨了公共支出在吸引国外投资中的影响。利亚和涅瑞(Leahy&Neary，1996)和阿普、皮尔罗夫（Karp&Perloff，1990）则以一种动态的视角分析了政府对全局问题的考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9003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4JJD790007）

迪克希特和凯尔（Dixit&Kyle，1985）得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补贴政策，那么两个国家就会陷入囚徒困境，第三国的福利得到增加。乔纳森·伊顿和吉恩·格罗斯曼（JonathanEaton&GeneGrossman，1986）分析了相同架构内的伯川德类型的价格竞争，得出与布兰德和斯宾塞相反的结论，即在更一般的环境中，最优政策建议取决于战略替代品（出口补贴）或战略互补品（出口征税）的选择变量。迪克希特和格罗斯曼（Dixit&Grossman，1986）认为，布兰德-斯宾塞模型中的出口补贴起作用，是因为它能减少受补贴部门的边际成本，这阻止了其他国家对第三方市场的出口。霍斯特曼和马库森（Horstmann&Markusen，1986）通过允许厂商进入扩展了布兰德-斯宾塞框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1987）开创性地将博弈论运用于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分析，提出了飞机制造行业中美国波音公司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经典案例，并得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信息、对于竞争对手将要采取的对策的估计以及寡头垄断的形式。

2.新经济地理模型

第二种模型被称作“新经济地理模型（NewEconomicGeography）”。在这一种模型中，区位理论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政府竞争吸引经济体会更加有益还是有害则取决于具体状况。企业选址和生产的决定对于一国经济有巨大的外部性，所以政府总是试图通过税收、补贴或其他方法使这种外部性内在化。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些外部性的影响并不意味着自由的区位竞争总会得到正的外部性，所以利用一些约束协议（BindingAgreements）来限制这些行为也许更为有效。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比较久远，但在政府竞争中应用经济地理模型来分析却并没有很长时间。从政府竞争的角度来看，新经济地理模型的核心结论就是企业区位和生产决定会对其所在国家产生外部性（正外部性或者负外部性），外部性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企业的行为，还取决于企业的区位。比如企业选在了一个已经过分拥挤的城市，那么这一决策就会使当地的住房和交通更加紧张。但同样的企业选在一个存在大量失业人口的城市，那么它就会产生增加劳动力需求的正外部性。更微妙的来说，如果一个企业把某种高技术人员调配到一个这种技术被广泛应用的地区，那么这一决策会进一步提高技术人员的水平。这一思想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首先提出，克鲁格曼（1991）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外部性的影响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揭示了经济体的区域分布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以及为什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并不总会得到有效率的产出的原因。如果可以找到一种方法使企业将外部性内部化，那么经济体考虑到空间分布所制定的决策就会比忽略这种区域分布时更有效率。

使企业将其外部性内在化需要一种有效的机制来实现。对欧盟来说，一个仁慈的、万能的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的政策来达到这种目的。这一观点的缺点就像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运用梯伯特模型（TieboutModel）来分配公共资源一样，理论上可行，但无法操作。对于新经济地理模型来说，一国政府在吸引外国企业的时候，必须要明确企业到来所产生的外部作用，并且政府的激励措施必须和外部性组合起来进行权衡。

可见，新经济地理模型解释了政府给企业提供激励的原因，以及政府竞争中需要权衡的问题。它不仅强调了一定区域内外部性的影响，而且还涉及到区域间的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会从其他地区配给资源，但这种情况很难定义是产生了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

对于以上两种模型的分析，从理论上来看都比较成熟，但都不全面。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内，从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包括不具有政府承诺的动态过程和具有政府承诺的动态过程）两个方面进行初步分析，并将外部性作用和政府之间的竞争纳入到考虑的范畴之内。外部性和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对竞争产生扭曲，但在适当的条件下，这些负的外部性可以被内在化。从欧盟的实践来看，虽然对外部性和政府竞争影响的考虑少之又少，但其重要性却丝毫不能忽视。在具有政府承诺的动态分析中，政府的承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的决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一个经济分析框架

我们把政府竞争的过程看作一个“私人价值”拍卖（Private-valueAuction）问题。政府被看作投标人，产品即企业选址和生产的决策。这一产品会对东道国产生私人价值，对其他国家产生外部性，并且假设每一政府都知道产品对自己的价值，但并没有其他政府的任何信息。在本文的分析框架内，提出以下四个前提：

（1）企业自主决定厂址和产出。尽管企业可以选在某一国内生产，但从本质上来看，其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这可以看作由全球化竞争所导致的结果。

（2）企业的选址和产出决策对东道国会产生外部性。外部性包括税收的增加，失业人数的减少，技术溢出效应，马歇尔外部性（MarshallianExternalities）等。当然，更一般地来看，还包括政府关心的任何市场失灵问题，如市场失灵会产生拥挤和污染等问题，企业选址和产出决策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外部性效应。从一个更加现实的角度来看，企业自身并不会考虑外部性的影响，因为其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3）企业并不会转移出所有获得的收益这一事实激励政府之间进行竞争来吸引企业。政府可以通过给予企业提供补贴、减免税收、放宽环境管制和雇工标准等各种优惠来吸引企业，但在本文中，假定政府提供补助只允许通过现金转移（CashTransfer）的形式进行。

（4）企业生产和选址决策的外部性不仅对东道国产生影响，而且对其他国家也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地理上的原因造成的，比如一个中国企业在英国生产电视的决策会影响法国电视机生产商的利润、税收和法国工人的就业。

本文所提出的以上四个前提假设扩充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研究范围，从一个更加宽泛的领域内对援助政策进行分析，并将政府竞争中产生的外部性问题纳入到模型之内。从一般直觉意义上讲，这种外部性必然会产生非效率。伯恩亥姆和温斯顿（Bernheim&Whinstion，1986）从拍卖理论的角度出发，提出菜单式拍卖模型（MenuAuction），并得出只要竞价策略真实地反映了产品对投标人的真实价值，那么即使存在外部性，也会产生有效率的分配。

在此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外部性的存在不会产生非效率。举个例子来说，假设只存在政府1和政府2，政府1如果赢得企业的选址和生产决策这一产品，那么其净收益为100，如表1所示。如果政府2赢得这一产品，那么其净收益为120，还会给政府1带来50的净损失。假设不存在其它的外部性影响，那么政府1竞价的选择就不会是100而是150，在此可以把50看作机会成本。这样政府1赢得竞价。进一步来说，这种选择是有效率的，其总的得益（100）大于政府2获胜的得益（70）。

以上这一简单的例子说明了仅仅存在外部性并不能导致无效率的原因。政府竞争的过程会产生很多的非效率，我们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来分析非效率问题。

1.静态分析

在静态分析的框架内，政府的竞价策略没有任何限制，伯恩亥姆和温斯顿的菜单式拍卖模型可以直接应用。如果政府出价都反映了其真实偏好和价格，那么政府竞争就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对于一国来说，企业的选址和产出决策这一产品的价值由私人价值和产品产生的外部性价值两个部分构成，二者之和最大的买主获得这一商品。考虑到静态模型中国家补贴的问题，企业从一国获得补贴的数额等于政府获得产品的价格减去竞争过程中次高的价格。这个竞争结果就好像维氏拍卖一样，获胜的买方出次高价格获得物品。当补贴政策与产出水平相关的时候，政府补贴的数量要达到边际补贴的效用与边际外部性的收益相等的水平才能均衡，这一均衡价格也反映了次高价格的竞争者的出价水平。

在静态分析的框架内，限制一国的国家援助政策，产出仍是有效率的，补贴政策的实施并不能让企业有更优的选择。在这种前提下，实行援助政策最好的效果就是和自由竞争达到的效果一样，这时的补贴水平要很低才可以。补贴政策的成本则与其他机制相关，这些机制使得厂商考虑其决策对东道国产生的外部性的影响。总体来看，国家援助政策的基本原理就好像是要限制公共支出的一种政策，这种限制的成本则依赖于在相同的效率水平下，通过其他方法达到同样收益的机制。在实践中，对于这些机制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一个拥有超国家权限的权力当局（比如欧盟委员会），了解所有区位和产出决策产生的外部性的收益和成本，那么它就能够指导一国政府采取恰当的税收和补贴制度来吸引企业。在欧盟内部，这种权力机构已经存在，但它并未获得完全信息，也就是说，它在成员国签订的限制国家援助水平的协议中只是担当了经纪人的角色。成员国之间签订的协议目的就是在边际水平上保证激励措施的有效性，但是从现实中很难看出其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总之，如果静态分析足以说明现实中的真实状况，那么欧盟的国家援助政策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但现实往往都是不完美的，国家援助政策作为一种政府间的合谋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一种低水平的公共支出。

2.动态分析

动态分析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具有政府承诺和不具有政府承诺的动态分析。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政府承诺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正是因为存在政府违约的情况，才使得原本清晰的分析框架变得更加复杂。静态分析作为动态分析的基础，和具有政府承诺的动态分析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并为不具有政府承诺的动态分析做了相应的铺垫。

（1）具有政府承诺的动态分析

静态分析中的假定并不能分析企业在连续的时间段里做出决策的行为。外部性对企业影响的程度不仅依赖于本期的决策，还依赖于前期的产出和区位决策。在这里，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两种效应——滚雪球效应（snowballeffect）和拥挤效应（congestioneffect）。滚雪球效应是指通过小的资本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在这里是指企业决策所形成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拥挤效应即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会吸引更多的经济体，而且会造成各种成本的增加，使各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

尽管企业的收益取决于连续时间内相互依赖的决策组合，但这些决策并不能影响有效率的分配，在此我们可以把不同时间内的相互依赖转换为在只有一期情况下不同地域的相互依赖。如果一国政府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一项政策不变，那么这就完全可以把时间上的相互依赖转换为地域上的依赖。那么也就是说，静态分析中的Bernheim-Whinston模型完全可以在此应用。

在实践中，因为作为决策者的政府承诺一项政策在一段连续时间内始终有效，所以无论这项政策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政府在规定的时间段内都不能有所改变。可见，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层面上看，这一政府失灵都会导致很多决策的非效率。

（2）不具有政府承诺的动态分析

在前面的分析框架中指出，政府根据企业过去和现在的产出和区位决策决定转移补贴的数量。但是，我们并没有假设政府的决策会考虑企业未来的行为。政府当然可以空口承诺将来的某项政策，但是当企业的未来决策对政府利益有所改变的时候，政府也会改变自己的态度。

贝斯利和斯布拉特（Besley&Seabright，1998）指出在不具有政府承诺的多时期模型中，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帕累托非效率。在政府竞争中，最显著的就是会出现规制勒索问题（hold-upproblem）。在此，规制勒索问题是指企业在签订一份协议的时候，往往会担心后续谈判会强制将此协议中的大部分利润转移出去，导致企业利润的大量丧失。即使企业和政府在都遵守原始协议的时候对整个经济更有效率，企业也往往不能避免某些后续谈判的产生。

在政府竞争的文献中有一个问题经常被阐述：政府在吸引企业的时候并不能承诺将来的政府行为。政府都了解当期所作的决策也许会在将来迫使自己进行某项支出，政府对未来的预期往往会扭曲当前的竞争，导致无效率结果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潜在企业的决策对政府产生的收益取决于早期企业的产出决策。举个例子来说，考虑一个高科技产业的企业，第一个企业的选址决策会对后续企业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某国已存在此产业，且雇佣后续企业带来的更加娴熟的劳动力，那么必然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政府对第一个企业的竞争则必然会被扭曲。

无论从范围经济来讲还是从企业的未来决策来看，导致国家援助没有效率的原因都在于连续时间内决策的相互依赖性。政府吸引企业的竞价不仅仅受企业区位决策所产生的收益的影响，还受政府投标吸引未来企业的预算所影响[8]。

在此，不同企业的决策和政府的行为不容易度量，我们仅仅假设一个给定的企业在不同时期决策的变化。第一时期首先要选址建立一个工厂。第二时期企业要做出决策是否保持企业正常运转、关闭工厂还是把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地区。不难发现，两期决策的依赖性决定了不同的收益，即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一个绿地投资同在已存在工厂状况下的再投资是远远不同的。在一般情况下，绿地投资的成本往往较高，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并非总是更换经营地点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对已存在企业的国家援助进行严格限制的原因。但是，企业的转换成本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比较低，如汇率的原因导致企业变更厂址只产生很少的资金损失等。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已存在企业可能会由于东道国员工工资上涨或更加严格的环境管制等问题引起成本的上升。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企业在还没有完全获得其应得的利润前不得不做出更换厂址的决策；东道国政府也会发现自己正在进行二次支付。对以上种种行为的恐惧毫无疑问地扭曲了当前企业的区位和产出决策。

毫无疑问，国家援助的首要对象肯定是原始投资，而对已存在企业的国家援助则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对已存在企业的国家援助的限制可以看作政府对企业只进行一次转移支付，对企业的选址决策和产出决策所产生的外部性进行了一次性清偿。这种限制作用会产生两种成本：一是国家援助政策不能对企业的产出和区位决策所产生的外部性做出相应的调整；二是这种限制会限制企业的持续发展，扭曲对绿地投资的竞争。第二种影响所造成的成本是巨大的。由此不难得出，对于绿地投资的援助应该给予适当的限制，这一问题的提出与阻止政府在竞争企业的产出和区位这一产品时扭曲竞争问题不谋而合。

在欧盟现存的国家援助政策中，普遍援助政策和特殊援助政策很容易产生上述问题。某些企业明示或默示地指出如果政府不给予国家援助，那么企业就会改变区位和产出决策。“普援”和“特援”政策使得一国政府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选择援助水平，有效地规避某些企业的不合理行为。“普援”和“特援”政策的应用在欧盟区域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国际范围内，这一政策并不合适：它并不能对政府在竞争企业时的行为进行限制，而是促使企业对国内的企业进行持续的补贴和援助。这种政策在国际范围内执行会产生政府失灵的状况。

三、结论及启示

在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下，对于连续时间内国家之间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导致非效率。这就好比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或者范围经济的作用使得后续决策的收益取决于最初的决策。但对于国家援助的限制程度在此并不清楚，也没有对具体的案例进行过类似分析，但这必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普援”和“特援”政策的实施可以看作一个更加可信的政府承诺。这两个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竞争对效率的扭曲，对中国制定自己的“普援”和“特援”政策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应该承认，欧盟对于国家援助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对被禁止的国家援助予以严格有效的控制之时，又以极大的篇幅规定了国家援助的豁免。这一做法的根本原因在于，欧盟及其成员国认识到国家援助这一把“双刃剑”的特性，虽然国家援助存在种种弊端，但却是规制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所以，欧盟只是在呼吁成员国减少国家援助的实行，积极寻找国家援助之外的方法来规制市场失灵。不可否认，在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家援助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国家援助的存在有其内在的必要性，尤其是作为一种平衡成员国之间经济水平的重要工具[9]。

中国与欧盟有很多相似之处，欧盟竞争法中的国家援助对中国有很大的启示。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协调、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浪费和产业竞争力较低等各种问题。从实际出发，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援助制度。

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能放弃国家援助这个有利的武器，应当充分利用它来增强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强环境资源保护以及鼓励技术创新活动。然而，国家援助的两面性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毕竟国家援助的实施一般都会对市场的竞争秩序和有效竞争造成一定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牺牲了部分竞争利益来换取其它政策的实现。欧盟对国家援助的有效控制，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国家援助的有利作用，同时也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中国没有自己的国家援助制度，国家扶持还未法制化，国家政府实行的援助政策很容易遭到WTO成员国的不满和抗议，所以中国应及早建立自己的援助制度。在建立国家援助制度的时候，应借鉴欧盟多年实践所总结出的经验，有效地控制和监管国家援助的实施，防止授予不必要的国家援助，力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实施国家援助是为了实现竞争政策以外的其他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实现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冲突，孰重孰轻，决定了授予国家援助时的基本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欧盟的基本立场是确定竞争政策的优先地位。《欧盟条约》第3条指出，在欧盟市场建立一个保护竞争不受歪曲的制度，较该条提出的其他任务和措施有着优先适用的地位，也就是说，在欧盟其他政策与竞争政策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欧盟的竞争政策。欧盟竞争政策的优先适用地位是由欧盟市场经济制度以及欧盟市场平等、自由等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决定的。随着贸易与经济的发展，竞争政策越来越成为各国出现问题的焦点，中国应当确立竞争政策的优先地位。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受限制的竞争必然会导致垄断，垄断会窒息和扼杀竞争，而“国家处于一个能鼓励垄断或给予垄断权力和其他竞争优势的地位”。任何国家机关的活动都必须与一个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相一致，国家援助的授予当然也包括在内。确立了竞争政策的优先地位，国家援助实施的过程就更加明朗，有了明确的方向国家就可以更好地按照国家法律的要求监督和实施国家援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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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ander,JamesA.andBarbaraJ.Spencer.ExportSubsidiesandInternationalMarketShareRivalry［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85,Vol.18,No.1/2,February:83-100.

［4］Bond,E.W.andL.Samuelson.TaxHolidaysasSignal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6,76,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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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een,MichaelandMarchanMaunce.FiscalCompetitionandthePatternofPublicSpending［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1997,66:33-53.

［7］Krugman,P.GeographyandTrade［M］.Cambridge:MITPress,1991.

篇（8）

珠江流域不但在天然河系、生物区系上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在交通运输、物质交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珠江是我国三大河流之一，珠江流域地处滇、黔、桂、湘、赣、粤六个省区，流域面积44万km[2]，河长2000km，水量丰富，年径流量为3000亿m[3]，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2.3%，仅次于长江，是黄河的5.7倍。经过“八五”、“九五”的建设，珠江已经成为带动流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从香港始发的万吨海轮可逆江而上，直达广东港，千吨级船舶可直达梧州、桂林、贵港和南宁，120吨级的机动船可进入红水河和南盘江。[2]同时，南昆铁路和成都至广西北海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使广州尤其是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对中上游地区的辐射能力增强，便利的水陆交通，加强了流域内的人员交流和物资流通。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机遇，一举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虽然1997年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近年来，经济迅速恢复。珠江流域具有优越的区位，整个流域地处我国南方，濒临太平洋，面向东南亚，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优势，又具有亚太地区中心的重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已经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之列，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拥有资金、技术、信息、国际市场营销网络等优势。中上游的广西和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山脉同缘，江河同源”，拥有我国通往东南亚的最重要的战略通道，区位优势不言而喻。因此，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加强流域的经济合作，实现流域内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集团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珠江流域揽括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它以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在我国流域开发中，特别在西部开发中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目前情况下，通过区域经济带的建立和发展，并依靠其联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条较为有效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就一直作为全国率先实行开放的前沿阵地，发展速度遥遥领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三角洲地区的深圳、珠海、广州、东莞、中山、佛山、江门等都步入全国50强的行列。据统计，1996年珠江三角洲总人口2166万人，占广东的31%，占全国的1.77%；国内生产总值4474亿元，占全国的6.6%，占广东的70%；出口总额537亿美元，占广东600亿美元的89.5%；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6.6%。但是，近年来，三角洲地区受到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一次能源和矿产资源缺乏，发展原材料和能源工业先天不足，因此目前三角洲地区某些产业和产品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其次是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价值低廉的优势正在丧失，导致企业成本迅速上升。因此，向中西部投资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产业阶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上游的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矿能资源极为丰富，如珠江上游的云南省矿藏资源丰富，并且种类比较齐全，有“有色金属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中游的贵州煤炭资源居全国第五位，居长江以南各省区之首。广西锰、锑、锡等10种矿藏的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一；水能资源丰富，如云南可开发的水能资源达7116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贵州、广西也有丰富的水能资源，红水河水力发电梯级开发是国家三大水电建设基地之一，它将是华南最大的能源基地；[3]珠江流域具有从低海拔向高海拔过渡的特征，纬度低，气候类型复杂，特有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丰富的生物资源；同时，中上游地区还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奠定了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而且也决定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由于流域地域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地理、自然条件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弱点。中上游地区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劣势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人口素质差、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通过开展流域经济合作，可以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全流域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积极开展珠江流域多行业多形式的经济合作

珠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使下游地区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经济信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经验等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与中上游地区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相结合，以实现中上游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和下游地区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就目前来看，合作应当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开展资源性合作，为下游地区建立稳定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是多年来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和产业、产品优势。相反，一些地区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资源开采企业属于乡镇企业，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大都属于基础性的上游产品，产业链短，加工程度低。同时，近年来，以依托资源优势形成的产业体系，在全国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约束增强的情况下，出现了能源、原材料工业品滞销的现象。因此，当前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广东及三角洲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资金联手开发当地的优势资源，提高产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长产业链，这样，既有助于将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又可以为下游地区建立原材料的综合加工、销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应当依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原则，调整投资方向，重点开发那些有市场、发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业。

2.积极开展资产型合作，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包括企业托管、产权转让、收购兼并等，形成新的生产组合和新的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当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土地、税收减免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经过40多年的建设，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钢

铁、有色金属、建材工业为基础和军工企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而且中上游地区腹地辽阔，已经得到了初步开发，土地、劳动力、能源和矿藏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在相应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上具备或者正在获得比较优势。通过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上下流域的产业结构都可以升级，实现结构的高度化，从而双方都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产业的转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需求。

产业的转移，必须通过企业来实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而且也应当成为流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因此，应当鼓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公司、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到中上游地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进行资源型合作。如鼓励三角洲地区的名牌企业与中上游地区的同类企业进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区的土地、部分设备和资金建立生产基地；采用技术转让、产权置换、产品调整、市场转移兴办合作开发项目等等。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合作。加强中上游地区的基地设施建设，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也是构成产业群落经济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家和中上游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鼓励下游企业到中上游地区投资不仅会有好的回报率，对于开拓市场、转移投资风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环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当前尤其应当加强在区际交通、通讯信息、江河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强化在流域整治规划上的相互衔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规模经济效益。

4.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区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学技术不发达是根本原因。要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断努力，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引进技术包括引进国外的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成本更低，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应当积极开展流域地区的科学技术合作，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科技优势，通过科技成果转让，技术、专利入股，联手进行科技攻关，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路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区传统产业升级优化。同时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5.积极开展生物资源、旅游资源方面的开发与合作。珠江流域具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近年来，流域各省区都把绿色产业、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加以发展。如云南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贵州、广西也提出加快旅游业和生物资源开发目标；广东凭借区位优势，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是，从生物资源开发看，中上游地区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开发程度比较低；旅游资源由于跨省区，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应加强流域各省区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发挥下游地区的科技、人才优势；在旅游业的发展上，流域各省区应尽量做到统一规划，搞好跨省区的流域旅游线的共同开发，加强流域内外的联合促销，实行旅游网络资源、旅游信息资源的共享。

三、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目前，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建设还处于自发阶段或者萌芽阶段，目前的合作还是零散和小规模的，流域经济合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间的政府，应当加强沟通与联系，达成共识，加强合作的规划与建设，积极引导下游沿江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通过流域经济专业化协作与综合发展，最终实现整个流域经济的统一、联动和协调发展，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创造良好的条件，真正发挥东部地区的主力军作用。

2.与行政性区域经济相比，流域经济活动是经济协作式的，而非行政行为。流域经济组织是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权组织或者部门，因而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松散性。流域经济合作的上述特点，要求在开展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要求坚持互惠互利，力争实现双赢。[4]但是，单纯的市场调节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机制上应当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部门予以积极的推动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经济合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手段，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又必须树立新型的市场观念，避免不正当的干预。

3.中上游地区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体制机制环境，对外开放程度，企业家创业精神，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珠江中上游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硬件软件都要抓，不仅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还要消除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那种不思进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钱被别人赚走、得过且过的自然经济意识。树立“以开放求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效益”[5]的新的发展观。应进一步把扩大开放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加强软环境建设，把税收、土地使用、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方面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培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通过软环境建设吸引下游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4.正确处理产业转移与接受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下游地区一些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那些高耗能产业、劳动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产业和产品将向中上游地区转移。这些产业和产品的转移，不仅有利于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中上游地区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产业的转移不应当是简单的搬迁，必须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以科技为先导，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使环境的破坏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在决策过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选择环境与发展政策，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可持续发展受损。中上游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生态脆弱，必须尽量避免那种“边开发、边破坏、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

收稿日期：2002-06-05

【参考文献】

[1]张敦富.区域经济开发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8.

[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体开发的战略思考[J].热带地理，1996,(1):27.

篇（9）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一个有销售力的品牌，往往就是将某种精神和生活方式揉进品牌文化，通过长期不懈的演绎，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品牌而不是冷冰冰的产品。当一个品牌成为某种文化的象征或者在生活中形成习惯的时候，那么它的传播力、影响力和销售力是无法估量的，并且这个品牌就将与它所代表的文化共浮沉。而文化本身具有极强的地域性限制，因此，在开拓新的市场时，品牌需要融入当地的文化特色，在原有基础上对品牌文化进行延伸和扩充，从而适应并满足变化了的消费群体。如国际知名腕表品牌欧米茄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选用具有地域性明显、针对性更强的代言人，如在香港分别有首位华裔F1试车手董荷斌、影星任达华等，皆为在香港本地人中耳熟能详，并且形象良好的知名人物；又如针对迅速崛起的中国奢侈品市场，选用今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大增的华人女星章子怡为其代言，不难看出，品牌在制定其销售策略时，融进了更多不同特色的文化内容，从而达到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步进行。

当今社会是一个商品极度丰富的社会，市面上的商品林林总总，消费者必须借助于产品的品牌来识别和挑选自己喜爱的商品，因此一件质量好的商品的品牌要对消费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从而树立购买的决心。而超市的出现给商品销售方式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带来新的特点，由于无人售货，消费者完全采取自选的方式购买商品，因此，品牌本身就担当了推销员的任务。

一、销售市场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

约翰・奈斯比特在《2000年大趋势》一书中写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变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中最惊人的变化也许是全世界正迅速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现在我们恐怕再也不能谈什么美国的经济了，因为它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已经密不可分。今后也不会再有什么欧洲的经济、日本的经济或第三世界的经济。”

由此可见，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劳动力、资本、商品、服务等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比如，美国的公司在日本生产、提供和销售货物与劳务价值，土耳其在伦敦购买韩国股票，非洲成为世界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这一切都昭示了世界都属于一个经济体，即新的全球经济体。

全球经济一体化要求世界各国经济之间彼此相互开放，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在这样的经济浪潮发展下，各大国际知名品牌的国际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迅速蔓延的趋势，包括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在内的世界超级巨型零售企业的跨国销售额，每年都以百亿美元计。由此可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世界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日益形成一个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世界，将是未来是最大最有前途的市场，跨国经营也将成为各大品牌商家持续发展并争取市场主体地位的必由之路。

二、销售方向的转移―消费者的需求决定品牌文化

20世纪50年代，美国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第一次提出品牌概念。品牌是消费者与产品有关的全部体验。品牌是一个符合概念，它是由品牌外部标记（包括名称、术语、图案等）、品牌识别、品牌联想、品牌形象等内容构成。

品牌是作为产品出售给消费者的企业“象征”，也是消费者购买心目中的精神“象征”，品牌属于消费者，而非企业，消费者拥有选择品牌的权利，消费者拥有品牌的体验，消费者拥有对品牌的忠诚，企业品牌推广和维护的一切行为都应该考虑到：如何尊重消费者，如何满足消费者需求，如何获得消费者的美誉才是建立品牌的最佳途径和方式。

品牌的知名度与品牌的美誉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品牌认知是推动品牌延伸并持续发展的坚实后盾，因此，良好的品牌形象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产品质量，如此相得映才是一个完整的品牌文化。相信如果可口可乐没那么可口，我们也不会愿意为了品牌去饮用，如果消费者没有使用奢侈品的需求，所谓的奢侈品牌也就不会成立。

此外，品牌还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广告宣传模式和营销渠道与价格，最重要的是品牌所涵盖的品牌文化。很多学者都将品牌文化定义为凝结在品牌中的价值、情感、观念等文化因素的总和。品牌文化虽由企业组织实施，但由消费者需求决定，不是生产主导而是消费主导，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认同你的文化，并产生购买行动；同时，品牌文化不仅要随着消费者的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也要随着不同文化人群的需求的变化，品牌文化也要不断地调整与创新，这样，品牌文化才有更大的生命力。

三、销售的新趋势―品牌文化的全球化传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的日益丰富，人们的消费水平逐日提高、消费需求也不断提高，人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已经摆脱了国货的束缚，眼光已经颇具全球化趋势，人们对商品的要求不仅包括了商品本身的功能等有形表现，也把要求转向商品带来的无形感受，也就是品牌可以显示人们的身份、地位、心理等个性化要求。而品牌的选择范围更是广泛，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品牌文化的全球化传播。人们在挑选商品的时候，只选择对的，不受品牌文化和地区的限制。而企业市场和投资活动的日益全球化，传统的传播范围、手段和渠道已经远远不能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品牌文化的传播也势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全球化传播就是信息资源的全球化流动和共享，它扩展了全球化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以及共享，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人类互动的一种沟通方式。

我们上网，看电视、报纸和杂志等任何信息传播途径，得到的是路虎新款刚刚问世的信息，看到的是爱马仕新款香水上市的消息，看到的是娇兰新款散粉的试用报告，看到的是可口可乐新饮料推出的广告，这些都是全球化传播的成果。我们足不出户，全世界的品牌信息都向我们涌过来。不止是国外品牌对我们的侵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开始走向海外，联想、海尔、TCL，联想和IBM的合作，海尔在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广告，TCL找韩国女星金喜善做代言，这一切都预示了品牌文化的全球化传播的趋势。

四、总结

品牌形象是由产品的“品质形象”、“价格形象”、“广告形象”、“促销形象”、“顾客形象”和“企业形象”所共同创造的。而人们对品牌形象的认识刚开始是基本着眼于影响品牌形象的各种因素上，如品牌属性、名称、包装、价格、声誉等。品牌形象是存在于人们心理的关于品牌的各要素的图像及概念的集合体，主要是品牌知识及人们对品牌的主要态度。从品牌策略的角度来讲，品牌形象是在竞争中的一种产品或服务差异化的含义的联想的集合。品牌应像人一样具有个性形象，这种个性形象不是单独由品牌产品的实质性内容确定的，还应该包括其他一些内容……虽然对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品牌文化的全球化传播现在还只是一个愿景。但这些企业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握好全球化销售的心趋势，将眼光放长远，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便拥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有力武器。

（作者：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视觉传达和艺术设计）

参考文献：

[1]魏中龙，郭小强编著. 品牌形象与设计[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12.

篇（10）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8-0294-01

国际税收筹划是基于目前高度发展的国际经济贸易背景下所产生的，其主要指的是在跨国经营的企业中，应纳税人利用符合跨国企业所涉及国家的相关税法，对其所应缴纳的税金进行规避或减免等行为。

1.国际税收筹划的意义

国际经济市场变化很快，涉及的国家也涵盖了全球所有的国家，而涉及的行业领域涵盖目前人类已知的全部经济形式，国际税收筹划不仅仅是涉及到了各国家间的税收环境，还涉及到了各国家间税收政策和法律的层面。因此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运作过程也较复杂，而该过程所产生的税收问题也较复杂，国家税收筹划工作便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在应纳税人缴纳税款时，其应该遵照东道国的宪法精神，但对纳税行为进行合法规避是在国际上被认为合理的行为，但该行为确实是需要利用法律的漏洞来进行，因此也是违背东道国宪法精神的。在2001年的11月，我国正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成，正式稳固了自己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地位。由于我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较晚，因此我国目前的跨国企业规模比西方发达国家各知名企业的规模小，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较为薄弱。因此，为了取得更高的经济利益，各企业都会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其不仅要进行国际税收筹划，还应该积极利用企业业务涉及国家的相关税法进行税收规避。

2.产生税收筹划的内因和外因分析

2.1 内部原因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税收筹划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其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减小赋税所带来的压力，同时也可以增加企业在跨国经营中获得的利润，而这也就成为了国际税收筹划形成的内部原因。企业的经营目的就在于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这也是企业运营者的核心目标。而对于人来说，其难免会产生减轻自身税收压力的方法来增加企业收入的想法，这是一种主观的思想状态，符合目前绝大多数企业运营者的心理状态。因此，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企业的运营者就会想办法对税收进行规避。而跨国企业与国内企业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后者只经营国内业务，其所涉及到的税款较少，税收项目较为单一。而跨国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所要承担的税款额数远超于国内企业，同时由于其需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进行经济交易，其税款项目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复杂。

2.2 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主要就是由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在两个或多个国家质检造成的。其主要表现在税收范围、各国的税收管辖权、税基、税率、税收优惠政策、反避税制度、避免双重征税方法等几个方面，下面将对这些差距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2.2.1税收范围存在差距

举例说明这个问题，例如有一部分国家仅征收企业的所得税，对于企业资产或资产转移所产生的税费则不予征收，而有些国家则征收这部分税款。另外，就算是不同国家在同一税收项目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所收税款数额不同，税款起征点不同，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法律要求标准，其税款征收的范围也不相同，进而导致了各国间税收的差异。。

2.2.2各国的税收管辖权的差距

不同的国家拥有自己不同的税收管辖权，是需要在该国家领域内经营各类业务的企业所必须遵守的权利。这个权利主要指的是各国政府在各自税收领域内所行使的法律权利，其是按照地域和人文特性所制定的，其所规范的权利范围就是该国家的领域范围。

2.2.3税基的差距

税基值得是税收金额制定的基础和依据，根据各个国家现行税收政策不同，可以将税基分为三种类型。其具体包括以纯总收入为基础的税收政策、以企业财产价值总量为基础的税收政策以及以企业经营商品的流动量和金额作为基础的税收政策。通常情况下，当税率相同时，税基的大小对实际应缴纳的税额有着直接的影响。

2.2.4税率的差距

一般情况下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其最高税率越高。在税款的征收工作中，税率的差别往往成为了各国间税收差别的主要因素。例如，最高税率具有较大的差异，例如德国的最大税率可以达到45%，而黎巴嫩则仅为10%，相差近4倍。当征收所得税时，部分国家采用的是按比例的税率进行征收，如德国、巴西等，还有一部分国家是按照累进税率进行征收，例如美国等。就算是采用统一税率模式，其所制定的税款起征点也具有较大的差异。

2.2.5税收优惠政策的差距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急需外资的引入以达到活化国内经济的目的，因此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更愿意接受大量的跨国企业进入，而且会推出更多，更具实惠性的优惠政策，以此吸引跨国企业的进驻，其中主要包括减免税收政策、奖励政策等。而发达国家这方面的优惠政策较少，这也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对跨国企业的实际收税额较小，更加受到各跨国企业的欢迎。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其对于外资的需求量也不同。

2.2.6反避税制度的差距

由于在各国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各国对于违法避税行为的处罚力度也不相同，这也就使得跨国企业在税收管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各国都会由于自身经济发展原因，需要出台一系列反避税的方案和制度，但这项制度较为复杂，所涉及的内容较多，因此是一个较大的工程。

2.2.7避免双重征税方法的差距

各国都出台相应的政策避免这种情况的发展，但由于各国政策之间具有一定的差距，使得工作执行中会带来一定的问题，而这时就需要跨过企业启动国际税收筹划工作。双重征税现象是指不同国家对同一应纳税人的同一税收款项进行了重叠式的征收，这主要是由于各国家质检税收管理法规出现了重叠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跨国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严重侵犯了纳税人的权利，同时也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

2.2.8管理水平的差距

各国间对于税收的管理工作水平差异性较大，发达国家对这方面的重视度较高，管理模式较为完善，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其税收管理工作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导致各国之间差异增大。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管理工作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管理工作无法落实到位，那么相关的法律法规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3.国际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提高企业国际税收筹划工作的力度有利于企业稳定的发展，首先应该在企业内部设立常驻的税收筹划部门，制定出相应的税收筹划方法；其次是对各国的税收政策进行有效地分析，选择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最后建立起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联系网，以保证各国间分公司的信息交流，实时更新当地税收政策数据。国际税收筹划工作对于跨国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有着巨大的影响，其直接影响着跨国企业的经济利益。

4.结束语

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不断开展，我国跨国企业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多，这些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企业的税收问题便成了相关部门的研究的重点工作内容。国际贸易中的税收筹划工作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因此各大跨国公司必须重视该项工作，企业的管理者应认真了解各国的税法差距，建立相关的国际税收筹划部门，详细分析制定出一条适合自身公司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