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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时期,产业结构失衡对经济增长的阻碍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周期明显加快,外部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产生了非线性的调控效果,导致以往常参数计量模型研究的货币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长期不变的调控效果严重缺乏实际意义。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因子扩展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应用该模型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经济下滑时期,量化宽松的短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和紧缩的长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宽松的短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紧缩的长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辅的货币政策操作组合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经济上升时期,紧缩的短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和紧缩的短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宽松的长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和宽松的长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辅的货币政策操作组合更能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
摘要:中国经济放缓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现象。关注中国经济增长源泉与动能转换对于有效治理经济减速、促进结构转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1952-2015年数据,运用历史比较法就当前中国经济减速背后的成因进行了客观分析,在可变要素弹性下测度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并将其TFP(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进一步挖掘TFP黑箱。最后本文建议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动力转换的制度障碍;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需求侧管理;构建TFP考核指标,保障要素的自由流动等。
摘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是促进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选取1985-2015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人力资本水平、R&D(研究与开发)强度、对外开放水平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变迁逐渐成为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驱动因素;人力资本水平对中等收入群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呈现持续地弱化趋势;对外开放水平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拉动作用趋于强化;R&D强度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弹性为负值,亟待提高R&D投资效率和投资规模。
摘要: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是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文章从人口因素、宏观经济因素、房地产行业因素、市场需求因素四个方面,收集2005-2015年与商品房价格有关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房地产施工面积与商品房价格呈负相关,并非推动房价上涨的因素;城镇化水平、房地产国内贷款额和城乡居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与商品房价格正相关,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其中城镇化水平影响最显著。
摘要:国际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旅游经济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本文就国际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发展有着拉动作用,能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品牌和知名度,提高旅游管理水平,并能带动GDP、增加旅游收入和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也给所办城市带来物价上涨、交通拥挤等问题。由此而提出大型赛事提升旅游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以期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摘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对于云南省来说,提前部署面向后工业社会的产业体系,从而大大地缩短工业化的进程,减少历史转型中的震荡,是超越工业化,直接迎接后工业化进程的历史选择。正如西方国家没有一个发达的农业社会却通过工业革命而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一样,虽然云南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如果提前根据后工业社会的要求去建构产业体系,也就能争取到后工业化进程的主动权,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
摘要: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区域间有偏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差异对区域政策效果的影响机理。将包含资本和劳动效率的CES生产函数引入中国八区域CGE模型,模拟区域间有偏技术进步、资本-劳动力替代弹性差异与区域政策效果之间的数量关系。结论为有偏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对区域政策效果影响很大,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投资需求增加对东南沿海、北部沿海、西南和京津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但是,对东北和中部经济增长没有明显带动作用。研究结论为“新东北现象”和“中部塌陷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思路。并提出使东北和中部地区的投资政策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提高东北和中部地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从培育东北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入手,鼓励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创新活动,促进技术进步,进一步研究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影响因素,促进东北和中部地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提高的政策建议。
摘要:文章以京津冀地区2000-2014年间生产性服务业行业为例,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转移与空间结构变迁。从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情况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向北京,其它五大行业主要向天津转移,而河北主要呈现转出的迹象;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来看,不同行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空间结构布局比较分散,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三大行业呈现空间转移的趋势,6个行业组合形成的21个行业组合属于高度集聚状态,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转移的影响来看,不同行业影响因素不一样。
摘要:本文采用2005-2014年全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了财政支出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财政支出和区域创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基本一致的集聚特征。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总支出、财政科技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周边地区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即周边地区的财政总支出、财政教育支出与本地区的创新产出正相关,而周边地区的财政科技支出与本地区的创新产出负相关。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周边地区财政总支出、财政科技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会表现出一定的规律特征,当超出这一区域时,周边地区的影响就不再显著。
摘要:本文基于2013年CHIP数据库,研究了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在测算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协调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两者协调发展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幸福感达到最高点时对应的城镇化率为58%;(2)公共服务发展与城镇化的协调度越高,幸福感达到最高点时对应的城镇化水平越高。从样本看,2013年东部大部分地区已跨越城镇化水平阈值,进入幸福感下降期,而中西部还处在幸福感上升时期。但是,大部分地区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协调度偏低,基本处于中度协调阶段,发展公共服务业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空间较大。政府应积极引导人口向二线城市流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镇化与公共服务业协调互动发展。
摘要:国际农产品价格对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存在阈值协整效应。本文通过平滑机制转移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际农产品价格对我国农产品价格影响的阈值效应,得出主要结论:一是我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是国际农产品价格与我国农产品价格呈现阈值协整关系的重要原因;二是国际农产品价格对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始终为正向,但正向影响的强弱依赖于阈值效应的变化,且我国农产品价格受此影响体现了暴涨缓跌的特征;三是农产品需求、农产品生产成本和国际原油价格对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也随阈值变量不断变化。当国际农产品价格过低时,农产品需求、农产品生产成本和国际原油价格的正向影响将被显著弱化。本文在以上结论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稳定农产品价格的问题。
摘要: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本文利用中间服务投入模型证明使用进口服务比例增大能提高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利用我国2004-2013年的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计量分析了服务进口对服务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服务进口显著促进了服务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同的服务进口对我国服务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同。信息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租赁和商业服务进口对我国服务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摘要:本文采用新近发展的异质性面板协整估计方法,利用130个国家1970-2010年最广泛的跨国数据,研究了出口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较好地克服了传统研究方法的诸多计量缺陷,从而为这一研究话题提供了最新的可靠证据。结果表明,出口多样性从长远看将抑制而非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未有差异性。但与投资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相比,出口结构的角色相对微弱。因此,一国政府在考虑出口多样性作为政策目标时仍需谨慎。
摘要:文章基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从金融集聚的角度阐释了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关系,城乡金融资源分布差异导致城乡劳动力报酬的不同,最终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存在双门槛效应,金融发展效率存在单门槛效应。一味地扩大金融发展规模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提升金融发展效率则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摘要:本文对目前我国金融集聚的发展现状及其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进行了背景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房地产价格空间相关项、房地产供给和需求等因素的计量模型,并选取2001-2013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面板数据,全面客观地考察金融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并采用工具变量和系统GMM方法解决有关变量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且银行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保险业集聚次之,证券业集聚影响最弱。通过引入房地产价格省际交叉影响项进一步发现,我国房价的变动受到邻近区域房地产价格的正向冲击。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时期,政府应该通过对金融市场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
摘要:本文运用金融市场化指数衡量金融发展,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对省级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能促进省级区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不显著,无论是高收入区域还是低收入区域,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表明我国金融抑制使得省级区域依赖投资。投资增长、非农产业发展与对外开放程度对高收入区域与低收入区域的经济增长作用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应该继续硬化财政预算约束,发挥省级政府的援助之手,继续加快金融发展,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提高投资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战略目标。
摘要:环境保护和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是我国“新常态”发展模式的应有之义。基于2001-2014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全国层面上,严厉的正式环境规制与较强的公众环保意识均有利于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进一步发现自主创新水平的系数不显著,而自主创新与环境规制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二者的交互作用才能显著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分组层面上,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倒逼作用呈现明显的省际差异,在区域创新能力强的地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在区域创新能力较弱的省份,环境规制反而抑制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最后,从建立差异化环境规制长效机制及其如何与创新驱动政策有效协同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制造业对稳定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受到各国普遍重视。面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与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不断攀升的双重挤压,中国制造业是否仍具备竞争优势、竞争力如何变化,成为近年来新的研究热点。通过构建FRIT分析框架、借助熵值法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竞争力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竞争力最强、西部次之、中部地区竞争力略弱但上升势头平稳。就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而言,要素价格与制度贡献最大,技术创新稳中有升,环境规制则是一个短板。因此,为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竞争力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环境治理投入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确实存在显著“U”型关系,验证了“波特假说”的存在性。最后,从合理利用环境规制措施、鼓励技术创新及完善制度环境等方面总结了进一步增强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