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功能论文篇（1）

1什么是数学文化

文化，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按照这样的理解就可把一切非自然的，即由人类所创造的事物或对象都看成文化物。由于数学对象并非物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而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数学不仅是关于数的世界、形的世界或更广阔世界的科学，数学还是一门充满人文精神的科学。因此，数学就是一种文化。

数学是一种文化，是20世纪60年代数学教育界提出的一种新观点。最早系统提出数学文化观的是美国学者怀尔德（RWilder1896-1982)在他的著作《数学概念的进化》和《作为文化系统的数学》中从文化生成的理论、发展理论等方面提出数学文化系统的概念及有关理论。怀尔德认为数学是一个由于其内在力量与外在力量共同作用而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文化系统。数学文化即由数学传统及数学本身所组成，怀尔德在书中明确列举了影响数学文化发展的11种力量。它们是[1|:①环境的力量;②遗传的力量;③符号化;④文化传播;⑤抽象；⑥一般化;⑦一体化;⑧多样化;⑨文化阻滞;⑩文化抵制；?选择。从这11个方面可清楚地看到，数学文化的发展并非是自生自灭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社会文化为数学文化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当今世界在各门科学日益数学化的趋势下，数学作为科学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数学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数学又从一般文化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受到所处时代的文化的制约。正如音乐不仅仅是音符节拍，绘画不仅仅是线条和颜色，数学也不仅仅是一些公式、规则、方程式的堆砌。数学和其他人类创建的文明一样，也具有特定的文化价值。数学的确定性、简单性、深刻性、抽象性和自我完善性，在促进人类思想解放、使人类摆脱宗教迷信、不断创新的历史等都有许多功绩。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学教育就是数学文化的教育，在数学文化观下的数学教育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2数学教育的目的

著名的美国数学史学家M克莱因（M〇ikie1908-1992)在《西方文化中的数学》中指出12: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并驱使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也正是这种精神，试图决定性地影响人类的物质、道德和社会生活;试图回答人类自身存在提出的问题;努力去理解和控制自然;尽力去探求和确立己经获得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因此，充分认识数学文化及其教育价值，确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新教育价值观，是全面实施数学教育的崭新课题。

数学是科学发展、人类文化发展的灯塔。数学，作为各级各类学校最广泛的学习科目数学教育的意义不仅见之于物，还应见之于人。数学教育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是要把人类创立的数学文明中的精华部分，以符合时代精神的方式，构建数学课程，通过教师的示范和引导，让学生理解、吸收和掌握优秀的数学|31。数学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数学教育的价值首先应从认得发展方面去衡量。对所有研究和教授数学的人们来说，明了数学的人文精神教育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数学教育的功能和任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提供给学生一门技术性、工具性的学科，以适应今后生活及工作的需要;其次，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的科学素养。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人对数学的感悟和应用是千差万别的，那么其中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终身受益呢？

传统的数学教育，强调的是学科知识的逻辑性、科学性及完备性，让学生见到的是一个个完美无暇的果实，难有机会见到繁枝茂叶，更见不到满山遍野的鲜花。数学，作为人类社会财富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化人性、陶冶心灵的功能。

3数学文化的教育功能

“数学学科并不是一系列的技巧。这些技巧只不过是它微不足道的方面:它们远不能代表数学，就如同调配颜色远不能当作绘画一样。技巧是将数学的激情、推理、美和深刻的内涵剥落后的产物……。数学在形成现代生活和思想中起重要作用……”“数学一直是形成现代文化的主要力量”14。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教育功能，而数学文化观下数学的教育功能中除了教会学生掌握这门工具之外，还通过数学文化对学生进行其他方面的培养，使学生学会怎样做人，怎么立足社会。当然这不同于政治理论的灌输，更不是对数学知识贴标签，而是挖掘数学知识的思想内涵，将教育的内容渗透到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一这就是数学文化的教育功能。当然，这也是深层理解和消化数学知识的需要。那么，数学文化观下的数学教育包括哪些主要的教育功能呢？

3.1有利于培养创新精神

开拓、创新精神是人的创造性的体现，而数学是人类理性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体现出人的巨大的创造力。同时，数学又是人类创新的锐利工具。无论数学知识的应用或是数学知识的发展，都需要研究新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恰如其分地分析，并由此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里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循，需要某种程度上的创新，而这种创新能力的培养，正是我们的教育目的之一。学习数学知识，应用数学知识，正是一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

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是利他主义的，精力旺盛的，刻苦勤勉的，百折不挠的。创造，它能使人获得一种满足感消除受挫感，因此给人提供了一种对于自己以及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致力于创造精神的培养和教育，乃是教育工作者最大的责任和义务，而要启发人类独有的这种高贵的品质，莫过于妥善利用数学教育。

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卡皮查（KaitaPeterLenidovicji1894-1978)认为，培养学生创造精神最合适的学科是数学和物理。纵观整个数学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种创造的演化史。如果没有创造，没有数学家的创造活动，数学就不会发展，历史的时钟将会倒退数千数万年。贯穿于数学理论中的无限、非欧几何、极限、变量、微分、积分、概率等等，无不闪题为例，它向人脑提出的挑战，激发了人类想象力，是思想中任何其他单个问题都无法比拟的。无限显得既生疏又熟悉，有时超出我们的领悟能力，有时又自然而易于理解。在征服它的过程中，人也砸碎了将自己束缚在地球上的镣铐。为了实现这一征服，需要调动人的一切能力一人的推理能力、诗一般的想象力以及求知的渴望。因此，数学对培养创造精神具有独特的作用，作为数学教育工作者，只有充分展示数学知识的深刻内涵，实现对人的素质的培养，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32有利于理性思维的发展

前苏联教育家加里宁duaujiHBaHOBnqK_hmh，1875-1946)兑过，“数学是思想的体操”，说的就是数学对培养严格的逻辑思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深刻地表明数学可以训练一个人的思维。尽管大多数学生将来不会成为数学家，但是条理性、逻辑性作为一种文化素质对他们将来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是需要的。

“抛弃理性思维的倾向是群众不安定和政治不稳定的标志”理性思维是一种历史的、科学的、富有哲理的思考，是批判的思维，是求异或创造性的思维，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的道德推理。在数学教育中，数学科学是培养人们理性思维素质最有效的学科。数学是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最严谨的理性。正是通过数学，引入了理性，从此人们才有可能开始靠理性，而不是凭感觉去判断是非曲直。由数学精神产生的这种理性、确定性、永恒的不可抗拒规律性等一系列思想，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数学中理性的思维、讲逻辑证明就是要言必有据。但是，世上所谓“证明”，其目的是为了说服别人相信某个真理，而说服人的方法有许多种，不能也不必都用逻辑方法。例如

■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证明是真理。

■举例说明，使人相信。

  。以多数人的意见证明某事正确。

■用历史材料证明。

。用观察、实验证实。

。举不出反例，故而该事不能不真。

其实，大多数的“使人信服”的证明，都出自以上几种情况。这些都是有效的证明方法，只不过在数学的理性思维下，由逻辑证明得到的结论在某体系内是绝对正确的、无可辩驳的，而上述证明方法则可能出错，不能完全使人信服。“举个例子就是证行的，使用数学式的逻辑证明毕竟还是少数。

33有利于数学精神的渲染

踏实细微、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良好作风是人的高尚品质的具体呈现，而数学文化在数学科学中所渲染出的数学精神、思想和方法正是人们数学活动的延续，是培养人的高尚情操、改善人的心理素质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学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取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数学的学习来感受数学精神、思想和方法的熏陶，提高思维能力，培养意志品质，并且在学习、工作、生活等诸多领域使得数学精神发扬光大。

例如在英国的大学里，律师专业的学生被要求学习许多数学课程，这是基于经过严格的数学训练后，能够使人养成一种坚定不移而又客观公正的品格，形成一种严格而又精确的思维习惯考虑的。同样，在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也开设有数学课程，其目的不仅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更是基于使学生养成严谨分析问题的习惯，使学生具有把握军事行动的能力和适应性，从而为他们今后驰骋疆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学习数学的人都有这样深刻的体会，数学的学习常常需要对问题进行仔细分析、深思熟虑，这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热爱数学，还能够培养学生的耐心、毅力与对事业的执着精神。数学的思维方式、数学的文化精神能使人养成周密、有条理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良好的数学文化素养也为人的一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4有利于培养科学的审美观

数学文化的教育有利于美育教育和科学教育相结合，培养科学的审美观。人们对美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总之美和完善、完美、和谐、秩序等相联系。而数学及数学文化对世界秩序和内在结构的精确描述，使之成为美学四大中心建构（史诗、音乐、造型、数学）之一，具有极其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审美价值。数学之美主要体现在对称美、简单美、统一美、和谐美、奇异美，以至数学常常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形态一数学美而为人们所普遍欣赏和追求。

正如数学家庞加莱（HP〇ncr1854-1912)所说，数学中的美“就是各个部分之间的和谐、对称、恰到好处的平衡。一句话，那就是秩序井然，统一协调，……”事实上，数学发明创造的实质也就是对这种数学内在美的深刻认识。中学数学是数学学科的基础知识，虽然不能完全反映数学本质的全当充分。例如，数学符号以简洁的外形表示丰富的内涵，给人以美的感受。符号na表示a+a+…+a(nt)等，都是简洁的外形表示了复杂的内容。中学数学到处都可以发现对称美:平行四边形是中心对称的，等腰三角形是轴对称的等。实系数一元二次方程aX+bx+c=〇的判别式A=b-4&当A>0时方程有两个不等实根;当A=0时有两个相等的实根；当A<〇时方程无实根，体现了内在的和谐统一。集合论中的悖论是对奇异美的追求，而公理化方法是数学抽象美的高层次显示。因而，数学及其文化之美能熏陶人、激励人，并形成一种高雅的审美情趣。

教育功能论文篇（2）

 

 如果把数学看成是数学知识的汇集（即数学活动的结果），就会把数学教学看成是数学知识（技能）的教学。如果把数学看成是一种思维活动，就会把数学教学看成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教学。这正是近年来数学教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它已经被广大的数学教育工作者所接受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把数学看成一种文化系统，就应该把数学教育看成是数学文化教育，和前面两种数学教育相比，这是一种全新的数学教育观念。?

 

2 把数学教育看成是文化系统，是从社会—— 历史 的角度，即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数学的结果? 

 

众所周知，数学活动不仅仅是个人的活动，它还打上了社会的历史的烙印，因此还必须对它作宏观上的考察和分析，这样就产生了数学是一种文化的认识，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现代 数学已经 发展 为一种超越民族和地域界限的文化。数学文化是由知识性成份（数学知识）和观念性成份（数学观念系统）组成的。它们都是数学思维活动的创造物。数学家在创造数学文化的同时，也在创造和改造着自身。在长期的数学活动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共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数学观念成份所制约的），并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化群体——数学共同体（数学文化的主体）。? 

 

3 一般地说，数学教育的价值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实用价值——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 

（2）形式训练的价值——提供了一种思维的方式和方法；? 

（3）文化价值——提供了一种价值观，倡导一种精神：它集中地表现为数学观念在人的观念以及社会的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知识型的数学教育看重数学的实用价值，能力型的数学教育看重数学的能力训练价值，而文化型的数学教育则在注意到数学教育的实用价值和形式训练价值的同时特别看重数学的文化教育价值。? 

（4）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从爱因斯坦学习平面几何的感受来体会一下数学的文化价值。爱因斯坦说：“在12岁时，我经历了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惊奇，就是在一个学年的开始时，当我得到一本关于欧几里德平面几何的小书时所经历的，这本书里有许多断言，比如，三角形的三个高交于一点，它们本身虽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可以很可靠地加以证明，以至任何怀疑似乎都不可能，这种明晰性和可靠性给我造成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印象 ……如果我能依据一些其有效性在我看来是无容置疑的命题来加以证明，那么我就完全心满意足了……对于第一次经验到它的人来说，在纯粹思维中竟能达到如此可靠而又纯粹的程度，就象希腊人在几何学中笫一次告诉我们的那样，是足够令人惊讶的了。”爱因斯坦说，正是这种“逻辑体系的奇迹，推理的这种可赞叹的胜利，使人们的理智获得了为取得以后的成就所必需的信心”。 爱因斯坦的感受，体现了欧氏几何所蕴藏着的文化价值，而这正是文化型的数学教育所致力开发的。? 

 

4 数学的文化教育价值集中地体现在数学观念的价值之中? 

 

数学观念是数学文化的核心，它是数学共同体（数学文化的主体）在长期的数学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数学精神、数学意识、数学思想和数学思维方式等等都是数学观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文化学认为：观念系统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它是文化特质的最深刻的体现。不论是文化对特定的社会成员的影响，还是文化对社会的影响，都是通过观念系统的作用来实现的。具体来说，数学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通过数学观念对学生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来实现的；数学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则要通过数学观念对社会观念的影响来实现。由于人的观念是构成其心理素质的核心要素，而社会观念又是构成民族素质的核心要素，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数学文化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 

 

5 除了数学观以外，数学文化教育观念的形成还受到了人本主义的教育观的影响? 

 

人本主义的教育观以人为本，把促进人的发展，提高人的素质看成是教育的最终目标。显然，这和数学文化教育观念的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由于数学观念实际上是数学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数学活动中形成的深刻而稳定的人格模式，表现为一种心理和行为的倾向性，处于心理结构的最深处。因此，重视数学观念系统的发展就成为促进人的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 

 

6 十分重视数学观念特别是数学精神的教育价值，就成为文化型的数学教育的一项根本特征? 

 

当然，能力型的数学教育也十分重视数学观念的发展，但是它的着眼点却是和文化型的数学教育不同的。在能力型的数学教育中，仅仅把发展学生的数学观念看成是提高数学思维能力的手段（尽管是一项重要的手段）。但对于文化型的数学教育来说，发展数学观念系统就不仅仅是一项手段，而且是数学教育的一项重要目标了。因此，文化型的数学教育不仅要充分发挥数学观念的智力教育价值，而且更注意充分发挥数学观念，特别是数学精神在促进学生的人格发展方面的巨大作用。? 

 

7 能力型的数学教育和文化型的数学教育的差别还表现在前者看重数学观念在方法论方面的意义，而后者则更看重数学观念系统在价值观方面的意义? 

 

能力型的数学教学和文化型的数学教学都希望通过数学教育促进学生心理的发展，因此都重视迁移，都提出了为迁移而教的口号。但是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侧重点还是有差别的。和能力型的数学教育相比，文化型数学教育更追求数学活动的成果向非数学领域的迁移。因为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培养数学家，并不一定企求学生具有很强的数学能力，只希望学生能通过数学学习掌握一定的数学知识，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和良好的精神品德。显然，这后两项任务只有通过这种大范围的迁移才能实现。这样，文化型的数学教学就表现出如下的特点：? 

（1）更注重数学和其它学科的联系，特别是数学和生活的联系。注意从生活的例子中找到数学知识、方法、思想和观念的胚芽。? 

（2）适当地降低“硬数学”（数学知识、数学技巧、数学能力等）的要求，提高对“软数学”（数学思想、数学观念等）的要求。? 

（3）降低形式化的要求，注重理解和应用。? 

 概括地说，文化型的数学教育具有“泛数学化”的倾向。? 

（1）数学观念和能力都是在数学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论是能力型的数学教学，还是文化型的数学教学都十分强调过程。但是，即使在这个方面，这两种形式的数学教育也是有区别的。能力型的数学教育特别强调数学思维过程。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从本质上讲，数学活动确实是一种思维活动，数学思维活动构成了数学活动的主体。但是，文化型的数学教学在重视思维活动的价值以外，还注重情感活动、审美活动的教育价值，并且认为即使在数学教育中，这种价值也可以独立于思维活动而存在。这样一来，文化型的数学教育就突破了“数学教学是思维活动的教学”的框架。? 

由此可见，今天，我们已经不能把数学教育仅仅看成是“能力的教育”、“思维的教育”了，应该看到数学教育同样具有文化教育的性质，这样的认识可以为数学教育开辟出更广阔的空间。  

（2）即便在思维活动中，这两类不同的数学教学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为了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和求真意识，就必须突出逻辑和演绎的地位，这往往会过分地加大教学的难度，过分地增强数学 教育 的专业色彩，造成学生学习的困难，这就违背了数学文化教育的初衷。因此，在文化型的数学教学中，必须根据文化教育的价值取向，采用一些策略，以取得两者的平衡。如：? 

①要坚持数学的严谨性。要让学生体会到，原来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价值观和思维方法，是十分强调严谨的（以至于在数学证明中只承认演绎的结果）认识到经验、观察和直觉往往是不可靠的，因此我们不能相信它们！让学生认识到演绎思维的价值，认识到对演绎方法与理性精神间的关系，并自觉地接受数学对证明的要求。?

②当然，这里所说的“超出想象的严谨”，是以学生的眼光为参照系的，追求过度的严谨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事实上，只要能让学生感觉数学是严谨的，而且这种对严谨的要求是有道理的，就基本上达到了文化教育的要求。为此，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重视提出问题的思维环节，注意介绍问题的背景。让学生从中感受到数学的理性探索精神；重视问题的概略性解决的思维环节（即大思路），以突出数学观念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淡化问题特殊性解决的环节，淡化特殊的技巧，避开对解题细节的纠缠，降低教学的难度。? 

（3）适当降低形式化的要求。注重实质，注重理解，追求“悟”的境界。必须在重视逻辑思维和演绎推理的同时，注意直觉思维和合情推理的作用。要严格地区分猜想和定理，做到“大胆猜想，小心求证”。注意对直觉进行逻辑的分析，追寻导致直觉产生的原因。注意对逻辑过程进行“直觉的浓缩”，实现逻辑与直觉的转换。? 

（4）重视对思维活动的反思，自觉地分析思维过程，加强对思维过程的监控和评价，这应该是在文化型的数学教学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5）适当采用局部公理化等方法，在不增加难度的前提下达到严谨的要求。? 

（6）文化的养成，观念的养成，主要是对文化的继承，这反映了文化教育的社会性。数学观念的形成主要是一种“文化继承”行为，和技能与能力不同， 现代 的数学观念并不是通过训练（那怕是强化训练）就能建立起来的，它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具体的文化继承行为又是由每一个个体完成的，因此，文化型的数学教学十分注意尊重学生的个性。? 

以上两方面都要求我们为需要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和宽松的环境，具体地，它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出如下特征：①淡化目标。这里要淡化的是“目标管理”式的，功利主义的目标，而不是数学教育的总目标。文化型的数学教学的总目标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通过教育来影响学生的观念（特别是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以达到提高其素质的目的。这个目标必须通过长期而复杂的心理过程才能实现。因此那种目标管理式的教学方法不仅不适用于文化型的数学教学，而且是有害的。 

②重过程，重体验，轻结果，淡化功利色彩，不以成败论英雄。③尊重学生的个性，淡化教师的主导作用。④重视范例的作用。著名 科学 哲学 家库恩把“科学传统称之为范式”。他说：“对于科学传统的继承而言”，“具体的范式比抽象的道理更重要，也更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在教学中，教师要提供这类范例，让学生认真学习、欣赏这些范例，并仿照它们进行自己的工作。值得指出的是，教师的行为也应该具有范例的作用。⑤重视学生的潜意识活动。⑥注意师生间、学生间的情感交流，注意建立课堂文化的新规范，形成宽松、自由、热烈的氛围。⑦文化型的数学教育对数学教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文化型的数学教学中教师是作为现代数学文化的代表参于教学活动的。教师的价值观念在他的教学活动和日常言行中会得到充分的反映，并对学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正如美国数学教师全国委员会（NCTM）的《教师规范》中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希望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们能由教师而感染到对数学的热爱以及体会到数学是人类思想的一种创造。”? 

教育功能论文篇（3）

1.社会行动理论

帕森斯把社会行动系统作为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基本单位，“分析社会系统可以分为四个范畴：界定组织目标，并使用其合法化的价值系统、关系到资源流通的适应机制、与目标实施直接过程机制有关的工作法则以及整合机制”。也就是在行动系统中，有四个因素发挥着影响，即行动者、目标、限制条件以及价值规范。其中，行动者代表在行动单元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或组织系统，其主要特征是“自我”，而不是人的个体，是主观的意识。目标，指行动系统本身期望达到的未来的状态，并由行动者通过意识和行为去实现。限制条件，是行动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其又分为两个方面，行动的条件和手段；其中，条件是行动者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环境，它通常在目标之外甚至在与目标相反的方向存在；而手段是可以通过行为者的主观意向予以抉择。价值规范主要涵盖了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通过合法性引导行动者选择自己行动的目标和手段。这四个影响因素中，限制条件和价值规范影响着行动者对于目标的选择。在帕森斯唯意志论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规范比限制条件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影响力也更大。帕森斯在这一早期的理论中，将外在的环境与价值规范内化成行动者的主观意志，并通过主观意志来影响整个行动系统的发展。在以上四种因素的影响下，任何行动系统包含着四个子系统，即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和行为有机系统。文化系统指系统内人们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如、语言、民族习俗等。当全社会的价值观被其成员所内化，就产生了“社会化”，从而形成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聚合力。社会系统是由多个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组成，其基本单元是角色而不是个人。社会系统是帕森斯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重点描述的概念，社会系统中各个不同角色发挥的作用，也突出体现了一个系统中不同角色之间功能的区分，它论及不同人们之间的互动，是指人们的相互依赖。人格系统指系统中的个人所拥有的性格和社会属性，从而决定个人的需要、动机和态度。行为有机系统是后期添加进来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拥有生物特性的行动系统单个组成体-个人。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帕森斯侧重描述四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当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和谐而稳固，就形成了行动系统的制度化发展模式。这种制度化是在文化系统的内在作用下，其他三个子系统合法存在的关系。

2.模式变量分析法

在分析行动系统及其子系统时，帕森斯提出了“模式变量”的方法，用于剖析行动系统。这一方法类似于“二分法”，也就是非此即彼的方法，当行动有机体面临选择时，其价值取向会发挥引导作用，使其在两个极端中间做出选择，最终决定行为的方向。这五对模式变量包括：情感中立性-情感性，表示在行动中，行为体需要表达自身感情还是去除自己的情感因素。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或父母对子女需要表达情感性；在医院或学校中，医生和教师的工作需要不添加个人的情绪，公平地对待其服务对象。自我取向-集体取向，是指在选择过程中，首先考虑个人因素还是集体的利益。在商业行动中，行动者首先会考虑个人的商业利益，人们也普遍期望公务员在其工作和决策过程中，能够以广大人民的集体利益为出发点。普遍性-特殊性，指行动中以普遍的一般性规范为基础，还是以某人的特殊社会关系或者以具有某个群体的成员资格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避免特权阶级，从而用普遍的规范约束其行为是对这一变量的体现。自致性-先赋性，指人们的发展道路是以起先天赋予的性别、年龄、种族、家庭背景等的因素为主要基础，还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后天取得的成绩来进行发展。专一性-分散性，指人或者行动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在某一特定领域还是可以在广泛的基础上建立。如朋友关系是一种分散性的关系，而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则具有专一性。帕森斯上述五种模型因素是其唯意志论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表现了他的潜在意识是将社会看成是向着普遍论、表现、特定关系与情感中立的方向发展。行动系统中的文化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有机体系统，在相互影响和选择的过程中，都需要用到以上五个变量来进行决策，这构成了帕森斯行动系统理论中分析框架的重要维度。

3.AGIL模型-交换模型

在社会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帕森斯在理论发展后期，提炼出了一个更加抽象和简明的理论模型。他将行动系统的四个子系统赋予了不同的功能，用以维持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这四个方面代表了与思想关系和物质关系不同的接近程度，意义在于以最有效和可能的方式综合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传统。这一模型被帕森斯称为交换模型，后被他的学生们命名为AGIL模型。这四个方面的功能包括：适应功能(A:Adaption)，指适应并利用外部环境以从中获得工具和资源来实现系统自身的目标，外部系统是一种客观存在，积极乐观地或消极被动地适应环境都是必须的。在行动系统中，适应功能对应行为有机系统。达鹄功能(G:Goal)，指明确系统的目标，并利用资源达到这一目标。在行动系统中，人格系统通过其具有的性格和社会价值观来确定系统的目标以及通过不同途径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达到这一目标。整合功能(I:Integration)，指在行动系统中协调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使系统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社会系统通过制度和规范协调不同方面的关系和利益，达到行动系统中不同因素的团结，来发挥整合的作用。维持模式功能(L:La-tence)通过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来维持现有系统的运转模式。在行动系统中，文化系统通过最主观的方法发挥着维模的作用。但是由于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界物质条件的支配，所以这一功能也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AGIL模型除了在宏观层次对行动系统进行分析之外，也可以被用来分析每一个子系统，即子系统内各因素之间，也存在这一种四分法的功能划分。帕森斯在他的理论中，重点分析了行动系统中社会系统内部的AGIL功能。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组成部分通过具体的表现形式对应了这四种功能，分别是：经济发挥适应功能，政治发挥达鹄功能，规范用于整合，价值观可以维持模型。在社会系统的这四个子系统都生产明确的产品-金钱、权利、法律和。这些产品作为输出品，被输入其他系统发挥作用，从而使四个子系统之间存在边际交换资源的现象，一个子系统同时接收其他三个子系统的输入和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其他三个子系统。只有这种资源交换达到和谐状态，整个系统才会发展和进步。因此，帕森斯将这一理论称为交换理论。

4.社会进化理论

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架构里，着重讨论了行动系统或社会系统的均衡状态，将系统看成是静态的、以主观导向为主要发展动力，却忽视了社会冲突和进化的一面。面对这类批评，帕森斯在理论发展的后期，在AG-IL模型的指导下提出了社会进化理论，分析社会的变迁。根据帕森斯的理论，四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能量交换的关系，如果子系统之间能够达到能量供求的平衡，系统处于稳定的状态。但是，如果一个子系统不能够得到自身发展充足的资源供给，其在整个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将不稳固，同时其内部子系统之间也会产生不稳定的情况，从而引起冲突，引发系统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的变迁。帕森斯将社会进化分为四个过程：分化、适应力提高、包容和价值普遍化。分化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单位或结构分成两个以上的单位或结构，其特点和功能意义与原来不同”。适应力提高是子系统分化的结果，分化是适应外部环境和对资源不均衡状态而做出的反应，合理的分化是为了使系统更具适应性。包容是系统发挥了整合功能，接纳新的子系统和组织，使基础更加稳固、效率更高。价值普遍化是将新的单位和组织的存在变得合法化，使社会和个体接受并发展出一套新的社会价值观，从而使进化后的社会变得更加稳固。帕森斯的理论使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系统化并且完整地进行呈现，可以算作世界社会学的开端，他将相对来说彼此隔离的经典欧洲社会理论揉合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框架，他在半个多世纪里都居于近乎统治地位。“在分析和意识形态方面，帕森斯的模型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每一次主要运动参照点”。他改变了以往社会学注重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传统思路，转而注重经验与理论相结合，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相结合，使社会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批判帕森斯理论的观点和声音逐渐兴起，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帕森斯普遍行动理论的模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图示，而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这一模型虽然易于实用且简单明了，但是说明力相对较弱，涵盖的层次也不够全面，容易被证伪。第二方面，帕森斯的理论过分注重分析社会和谐与均衡发展的因素，而忽略了社会的冲突、失衡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60年代，美国社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与繁荣之后，社会各阶层的冲突逐渐显现，帕森斯之前基于社会和谐所提出的理论逐渐受到挑战。虽然在理论后期，帕森斯致力于发展社会进化理论，但仍然没有脱离其结构功能理论和行动系统理论的基础，因此，对于社会变化仍然不具备特别的说服力。第三方面，在社会进化理论中，帕森斯对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概念区分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这一理论仍然被帕森斯头脑中深刻的意识形态理念和道德文化所影响。他一直认为，美国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因此用美国的标准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这些缺点在经过默顿功能分析和中层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之后，在美国社会学界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二、默顿的功能分析理论

1910年7月4日，罗伯特•金•默顿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俄罗斯裔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裁缝，母亲是崇尚自由思想的非犹太教社会主义者。高中时，默顿经常在图书馆、音乐厅及博物馆中接受艺术的熏陶。1931年，默顿从坦普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那里接受了社会学的启蒙教育。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索罗金、帕森斯等知名社会学家，从事社会学研究，并于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1939-1941年，在图兰恩大学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1941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任社会学系主任、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另外还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79年，从哥伦毕业大学退休并被授予荣休教授，2003年在纽约逝世。默顿一生中因其杰出的社会学理论贡献，获得了许多至高的荣誉。其主要的理论为中层理论、功能分析理论、失范与越轨以及科学社会学理论。文章主要关注结构功能主义的相关理论，因此重点阐述默顿思想中与功能理论相关的理论。

1.中层理论

中层理论是默顿在批判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找到的一条构建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实质性理论研究的途径。默顿认为，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依靠唯心的理论逻辑分析，得出的宏大的、试图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分析方法，对于社会事实缺少足够的解释力。中层理论试图解决社会学理论中的几个逻辑层次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介于小的工作假设与试图说明一切的社会现象的总体理论之间的中层设想。它“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这一理论能够使我们“超越那种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在一般与完全特殊之间、在概括性社会学理论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的虚假问题”。从这一点来讲，中层理论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功能主义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论，从而将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局限于理论方面的逻辑假设与推断，还注重在经验与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理论建设。默顿的社会学理论因此也被称作为“经验功能主义”。

2.功能分析范式

默顿在以往功能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创新了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他对传统功能理论的三个假设提出了修正：第一，传统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功能具有统一性，即社会中的各种社会活动与文化项目都和谐地相互联系着，并且对整个社会整合与运行做出贡献。默顿认为，社会中的各个部分对整个系统或其他部分是否起作用，或者起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都是需要通过实践证明的。第二，社会功能的普遍性，认为普遍存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都会对整个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默顿却认为，从经验的立场出发会发现，某些功能的存在有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适应性起到消极作用，同时也需要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待一个功能的存在是否会长期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三，社会功能的不可或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即认为在一个整体中，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默顿认为，这个假设同样不能被实践经验所检验，正如一个角色可以拥有不同种社会功能一样，一个功能也可以由社会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承担，因此当一个部分不能适应整体发展时，也许会被其他可以发挥同样功能的部分所替代。默顿对功能的概念和角色进行了个体适应模式的类型更加详细和新颖的阐述。他认为，功能是指一个结构要素或者一个行动对社会调适做出的贡献，是可以观察到的客观结果。在这一概念框架下，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从11个方面对功能进行分析：功能的归属、动机和目的、客观效果、功能在社会单元系统中的效果、功能需求、赖以实现的机制、功能选择、结构制约、动态和变迁、功能分析的有效性以及功能分析的意识形态含义。从客观效果的角度，他提出了有关功能的以下几个著名概念：（1）正功能与负功能“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有助于一定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负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削弱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还有那种非功能后果的实际可能性，即后果与所考察的系统完全不相关”。这是为了建立多重后果和总后果的净差额的概念。正功能与负功能的提出，修正了传统功能主义中将所有社会结构要素都视为对系统发挥有效作用的存在，而是从相反的角度对现有的许多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指导社会研究者从正负功能相抵之后的功能净差额的角度评价社会系统的运转，同时也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学理论支持。（2）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有助于系统调试、为系统参与方期望和认可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无助于系统调试、系统参与方不期望也不认可的客观后果。”这一对概念是为了区分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一致和不一致的情况。通俗来讲，显功能是指系统中有意安排的、显而易见的且外在的客观功能；潜功能是指未认识或预想到的后果。默顿重点强调了潜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他利用这一概念分析了美国社会一些普遍存在的现象，以及西方国家政治机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功能分析范式下，显功能有正负之分，潜功能也有积极与消极的不同。这两对概念互相补充和支撑，为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较为明晰的、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3.越轨与失范

负功能和潜功能的提出，挑战了传统的乐观、宏大的功能分析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的不同角度。在默顿“社会结构与失范”和“社会结构与失范理论中的连续性”两篇著作中，他利用功能分析范式和中层理论指出，社会的变迁和转型，通常是由于社会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脱节而导致的，并提出了越轨与失范两个概念。“文化结构是指普遍适用于某一特定社会或群体之成员的指导行为的规范性价值标准。社会结构是指一整套把这一社会或群体之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失范被看作是文化结构的瓦解，尤其是当文化规范和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此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严重脱节时。在这方面，文化价值标准可能有助于产生与这些价值自身的要求相违背的行为”。“大规模的越轨行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一个文化价值系统将某些人人都有的共同成功目标实际上完全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而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社会结构却严格限制了或完全堵死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得到认可的途径”。在失范模式的情况下，越轨行为的发生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结构的适应。默顿将这类适应情况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型：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抗。他用简明的表格，分析不同的适应行为对文化和制度的反应情况。遵从行为服从于文化目标和制度化的手段，通常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而得到较高社会地位或财富的人群。创新是指文化上服从而制度上却拒绝，通常指采用非法手段获得财富的行为。仪式主义指采用制度化的手段，但拒绝承认文化目标的存在，这通常指社会的中下层阶级，父母通常会给孩子施加压力，使其遵守社会制度却突破现存的生活状态。退却主义指既拒绝文化目标又拒绝社会制度，通常指精神病患者、孤僻者等逃避社会的行为。反叛是对现存文化和制度的否定和拒绝，并以新的目标与手段取而代之，例如革命者。默顿的功能主义理论在批判与修正的基础上，为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更加细致和谨慎的经验性分析模式，是对现代功能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在对社会现象即功能方面更加具有解释力。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一度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以帕森斯和默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以生物学理论为基础，将社会系统看成是有机统一体，在宏观和微观的层次上利用意识形态逻辑分析和经验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西方社会，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发展现象。这一理论既关注对结构、要素的剖析，也重视对功能、关系的考察，把对社会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起来，也包含着辩证思想的要素。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反对的声音逐渐出现，结构功能主义忽略对社会现象的历史分析，过于强调社会和谐与均衡忽略矛盾、冲突和过分强调文化和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忽略经济利益等因素对社会的作用等理论缺陷被指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继承了该理论的精髓而建立和发展起来。

三、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简言之，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任何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结构；每一个结构都具有自己的功能；任何结构都是一个系统，系统下还包含不同的子系统；系统的四个功能即整合、适应、达鹄和维持模式。在分析社会系统时，也包含了对现代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角色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当今教育社会学中，许多研究都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教育中的现象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本节中，笔者重点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教育思想和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教育研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

教育社会学理论中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视角重视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要与政治阶层、经济制度和职业技能的需要相联系，揭示出家庭、大众传播工具和社团与专业教育机构的关系。帕森斯认为，学校教育有两个主要的功能，即选择和社会化。他通过AGIL模型，阐明社会平衡取决于贯穿社会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普遍相关性。例如，教育可以看作是来自L向A和G的输出。孩子们被教授相应的价值观，然后被输入劳动力市场，最终接受承认的组织责任位置。学校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分工细化所带来的对职业技能需求进行满足的功能。一个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类型，直接影响到其未来在社会的职业和地位。从社会层面上来讲，社会系统的发展需要将哪种价值观进行社会化，也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通过学校里的氛围和师生关系，社会需要的普适的价值观会逐渐被学生接受，以达到文化目标社会化的目的。“在帕森斯看来，学校属于社会系统中具有文化、教育和解释功能的模式维持组织，是维护社会共同价值观并使之制度化的组织。”高等教育在维系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中，起到了将价值体系制度化的功能。

教育功能论文篇（4）

《全日制小学教学大纲》指出：“小学语文是义务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不仅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既如此，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就应该充分挖掘语文教材中的思想性——人文教育因素，把传授知识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格和美好的人文情操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美好品格。

一，充分发挥语文教材中环保类文章的人文教育功能，培养学生珍惜资源、爱护地球、保护环境的高尚的道德责任感和美好的人文情操。

大自然向世间万物无私地奉献着万物赖以生存的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空间和能源。如果没有大自然，人类就无法呼吸空气；如果没有大自然，人类就无法沐浴阳光；如果没有大自然，人类就无法饮水；如果没有大自然，万物将无法生长，人类也必将灭亡。可见，大自然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胸怀博大、无私奉献的物质载体，是比人类的智慧更高级的生命载体。

为了让每个青少年都明白上述道理，为了培养学生最起码的环保意识，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入选了许多文质彬彬的环保类文章——《只有一个地球》、《鹿和狼的故事》、《这片土地是神圣的》《青山不老》等。教学上述课文时，我们如果在引导学生掌握语文知识的同时将环境保护意识也渗透给学生——让学生明白：爱护自然，爱护地球，爱护我们身边的动植物等，就是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是爱护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和无法替代的生存空间，就是爱护我们自身的健康和生命等道理；让学生明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将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甚至给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等道理；引导学生深刻地意识到：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珍惜资源、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等，完全可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比如尽量不使用一次性物品、实行垃圾分类、注意节水节电节约纸张等。

二，充分发挥语文教材中关爱他人、感受真情等内容文章中的人文教育功能，培养学生同情、关心、帮助弱势群体、助人为乐等高尚的人文品格。

同情、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助人为乐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早在唐代，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曾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雷锋就曾用自己微薄的津贴支援灾区人民；而今，被誉为“全师学雷锋标兵”的郭明义始终以雷锋为榜样，把扶危济困、播撒爱心当成毕生天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被人民群众亲切的誉为“爱心使者”、“雷锋传人”。为了将上述美好传统代代相传，为了培养学生从小就具有悲天悯人、兼济天下的高尚品格和美好情操，我们有必要在教学下列课文——《穷人》《唯一的听众》《用心灵去倾听》等时，充分挖掘上述文本中所蕴含的同情、关心、帮助弱势群体、助人为乐等高尚道德素养和美好的人文情操之精髓，将传授语文知识与培养学生同情、关心、帮助弱势群体、助人为乐等高尚道德素养和美好的人文情操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倡导、鼓励学生在学校时帮助家庭条件困难的同学排忧解难，出门在外时帮助盲人、老人等过马路，公共汽车上为孕妇、老人、身患残疾等旅客让座等；教育学生当家人、同学或朋友心情不好、需要找人倾诉烦恼时，要学会倾听、学会安慰并尽量抽出时间真情陪伴家人、同学或朋友，给他们以温情和关爱。

三，充分发挥语文教材中古典诗词中的人文教育功能，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努力学习、立志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的高尚的道德责任感和美好的人文情操。

诗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它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感情、丰富的想象，高度集中地、艺术性地表现社会生活和诗人的精神世界。我国素有“诗国”之称，素有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小学语文教材入选了许多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古典诗词，表明古典诗词在语文教育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入选的古典诗词，在语文教材中犹如一颗颗在苍茫、深邃、广袤的夜空中闪耀着奇光异彩的明星，释放着神秘而又巨大的人文教育能量，为我们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素养和美好的人文情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本资源，教学时，我们必须加以充分利用。比如：在六年级上册第六组的综合性学习《轻扣诗歌的大门》这一教学活动时，我们可以在引导学生反复吟诵、具体赏析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创作的吟咏田园风光的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意境及这首词表现的作者对丰收之年的喜悦和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之情的同时，将引导学生感受作者笔下所描绘的自然美景结合起来，引导、鼓励同学们展开丰富的想象与联想，用自己的语言或手中的画笔描绘《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所表现的优美、恬静之画面，也可以引导、鼓励学生用文字或图画或音乐的形式表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夏夜美景画面，并引导同学们呼吸、徜徉、陶醉在自己所描绘的、所展现的神异、宁静、甜美、丰收等自然风光图画中。如此，则既可以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美的体验和熏陶，又可以激发学生对幸福、甜美、宁静的田园生活的向往，还可以激发学生对祖国优美、恬静等田园风光的无比热爱之情，更可以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将来建设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的豪情壮志。

这就是小学语文教材中所蕴含的人文教育功能。

参考文献：

教育功能论文篇（5）

一、高校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类自国家起源以来,有国就有防,无防国不立,国防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安全需要的产物,它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和荣辱兴衰。高校国防教育,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教育在整个高等学校的教育体系中,属于基本素质教育的范畴,不仅具有“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重要功能,而且对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整体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校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但要有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本领,而且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国防安全意识,而这种精神和意识的培养,既是国防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赋予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任务。

二、高校体育文化的内涵

体育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肌肉活动,它已经成了既是体育又是文化,既是锻炼又是娱乐,既是运动又是教育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体育文化是在增加健康、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及规范体育活动的各种思想、物质、伦理道德、审美观念,还包括为达成目标的各种改革举措以及相应的成果。”

高等学校不仅是一个教育环境,而且是一个文化环境。大学校园文化活动中,体育文化活动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明显,它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体育素养、综合素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校体育文化是指一所大学在体育活动方面养成的带有普遍性、相对稳定的一种集体体育文化活动,是一种洋溢着浓郁体育特色气息的氛围和环境,它以整个校园为空间,以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参与为主体,以运动为手段,以各种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是独具特色的一种群体文化。它倡导积极、健康的文明行为,激发大学生拼搏进取、努力向上的竞争意识,培养大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是反映校园精神和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三、高校体育文化的国防教育功能

1、高校体育文化塑造大学生的优良品质

国防教育坚持全民参与,提高全民的优良品质应该放在首位。体育锻炼能够培养大学生的勇敢、顽强、机智、灵活、果敢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与精神。这些品质对于国防教育来说,尤为重要。体育锻炼是人们征服自然,战胜和超越自我的过程,通过对躯体的摔打,意志得以磨练,精神得以净化,境界得以升华。这对其适应未来可能出现的艰苦的战斗环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军事训练有句俗话:“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战争是对人的体力、智力、意志力等方面的综合考验,体育锻炼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在信息化条件下,军人的大无畏精神仍然是打击一切外敌的首要条件。

2、高校体育文化促进大学生国防意识提高

国防意识是一种自觉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群体意识,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体现。全民国防意识的增强是建设强大国防必不可少的一环。校园体育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它有赖于群体的共建,同时又反馈作用于每个个体,使个体把这种集体的行为风尚内化为自我要求。在学校体育活动中,无论是体育课,还是课外体育锻炼,以及参加小型体育比赛等,学生的体育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自己所在班级、寝室、自由组合运动队的得失和荣誉,因此,校园体育文化可以教育、感染、培养学生爱集体、关心集体、服从集体、维护集体的群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群体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会潜移默化地升华为国家利益观和民族精神,对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增强具有显著作用。

3、高校体育文化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无防不稳,民无防不安。国防后备力量直接关系到国防的强大和国家的安全。在现代化战争中,后备力量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的战略作用。高校是青年人最集中的地方,青年人朝气蓬勃,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青年人都是自然的接班人。为了强化大学生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依靠短暂的军事技能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大学生在校园文化氛围中接受长期的国防意识、国防观念教育。体育文化作为校园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是最积极主动的。多次指示:“战士的身体要很好,体力要好”,作为强大国防后备力量的当代大学生,其身体素质对于国防建设致关重要,体育活动的开展不仅能够巩固和加强军事技能训练对大学生的体质锻炼,促进大学生体质进一步增强,而且能够长期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爱国奉献、勇于牺牲,勇敢顽强、坚忍不拔的优良品质。高校实行选项体育课制度后增设的一些新兴国防体育项目还能够培养现代战争中的实用军事技术。在欧洲的瑞典,由于国家实施了完善的国防体育活动,使得瑞典国民在军事体育方面训练有素。通过普及国防体育教育,瑞典国民的军事素养长期稳居欧洲之首,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后备役人才。国防体育的广泛开展,不仅可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振兴科技,而且能为国家培养大量现代化国防后备力量和军事技术人员。因此,发展高校体育文化能够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奠定坚实的“人力”基础。

四、结束语

高校体育文化具有教育、凝聚、规范、激励等功能,可以在更大的领域里为国防教育提供观念、价值、精神表现的形式与载体。以高校体育文化为切入点,在营造高校体育文化氛围,引导体育行为,弘扬体育精神的过程中贯穿国防教育工作,是促进高校体育文化发挥国防教育功能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 廖大干.高校国防教育内容的拓展与形式的创新[J],盐城工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92-94.

[2] 杨文轩,陈琦.体育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 孙金波,周新.高校体育文化的内涵、作用与建设[J],滨州 学院学报,2007(2):72-74.

[4] 秦长辉.再探体育与军事、国防教育的关系[J],南京体育学 院学报,2003(6):56-57.

教育功能论文篇（6）

一、高校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类自国家起源以来,有国就有防,无防国不立,国防是人类社会发展与 安全需要的产物,它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和荣辱兴衰。高校国防教育,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教育在 整个高等学校的教育体系中,属于基本素质教育的范畴,不仅具有“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重要功能,而且对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整体素质的 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校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但要有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本领,而且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国防安全意识, 而这种精神和意识的培养,既是国防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赋予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任务。

二、高校体育文化的内涵

体育早 已不再是单纯的肌肉活动,它已经成了既是体育又是文化,既是锻炼又是娱乐,既是运动又是教育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体育文化是在增加健康、提高人们 生活质量的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及规范体育活动的各种思想、物质、伦理道德、审美观念,还包括为达成目标的 各种改革举措以及相应的成果。”

高等学校不仅是一个教育环境,而且是一个文化环境。大学校园文化活动中,体育文化活动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明 显,它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体育素养、综合素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校体育文化是指一所大学在体育活动方面养成的带有普遍性、相对稳定的一种集体体育文化 活动,是一种洋溢着浓郁体育特色气息的氛围和环境,它以整个校园为空间,以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参与为主体,以运动为手段,以各种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是独具 特色的一种群体文化。它倡导积极、健康的文明行为,激发大学生拼搏进取、努力向上的竞争意识,培养大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是反映校园精神 和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三、高校体育文化的国防教育功能

1、高校体育文化塑造大学生的优良品质

国防教育坚持全民参与,提高全民的优良品质应该放在首位。体育锻炼能够培养大学生的勇敢、顽强、机智、灵活、果敢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与精神。这些品质对于国防教育来说,尤为重要。体育锻炼是人们征服自然, 战胜和超越自我的过程,通过对躯体的摔打,意志得以磨练,精神得以净化,境界得以升华。这对其适应未来可能出现的艰苦的战斗环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军事训 练有句俗话:“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战争是对人的体力、智力、意志力等方面的综合考验,体育锻炼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在信息化条件下,军人的 大无畏精神仍然是打击一切外敌的首要条件。

2、高校体育文化促进大学生国防意识提高

国防意 识是一种自觉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群体意识,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体现。全民国防意识的增强是建设强大国防必不可少的一环。校园体育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它 有赖于群体的共建,同时又反馈作用于每个个体,使个体把这种集体的行为风尚内化为自我要求。在学校体育活动中,无论是体育课,还是课外体育锻炼,以及参加 小型体育比赛等,学生的体育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自己所在班级、寝室、自由组合运动队的得失和荣誉,因此,校园体育文化可以教育、感染、培养学生爱集体、关心集体、服从集体、维护集体的群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群体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会潜移默化地升华为国家利益观和民族精神,对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增强具有显著作用。

3、高校体育文化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无防不稳,民无防不安。国防后备力量直接关系到国防的强大和国家的安全。在现代化战争中,后备力量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的战略作用。高校是青年人最集中的地方,青年人朝气蓬勃,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青年人都是自然的 接班人。为了强化大学生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依靠短暂的军事技能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大学生在校园文化氛围中接受长期的国防意识、国防 观念教育。体育文化作为校园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是最积极主动的。毛泽东多次指示:“战士的身体要很好,体力要好”,作为强大国防后备力 量的当代大学生,其身体素质对于国防建设致关重要,体育活动的开展不仅能够巩固和加强军事技能训练对大学生的体质锻炼,促进大学生体质进一步增强,而且能 够长期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爱国奉献、勇于牺牲,勇敢顽强、坚忍不拔的优良品质。高校实行选项体育课制度后增设的一些新兴国防体育项目还能够培 养现代战争中的实用军事技术。在欧洲的瑞典,由于国家实施了完善的国防体育活动,使得瑞典国民在军事体育方面训练有素。通过普及国防体育教育,瑞典国民的 军事素养长期稳居欧洲之首,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后备役人才。国防体育的广泛开展,不仅可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振兴科技,而且能为国家培养大量现代化国防后备力量和军事技术人员。因此,发展高校体育文化能够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奠定坚实的“人力”基础。

四、结束语

高校体育文化具有教育、凝聚、规范、激励等功能,可以在更大的领域里为国防教育提供观念、价值、精神表现的形式与载体。以高校体育文化为切入点,在营造 高校体育文化氛围,引导体育行为,弘扬体育精神的过程中贯穿国防教育工作,是促进高校体育文化发挥国防教育功能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 廖大干.高校国防教育内容的拓展与形式的创新[J],盐城工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92-94.

[2] 杨文轩,陈琦.体育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教育功能论文篇（7）

传统的教材内容对学生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单一的“打基础”的作用。对于创新教育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从创新的角度考虑，以往中学生物教材在内容上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知识相对陈旧。因为传统观点的影响，教材更新周期长的影响等原因，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很难纳入中学教材。尤其是有争议的新观点更不可能编入教材，可是生命科学大量的创新经历表明，创新不仅需要“公认无误”的经典的基础知识，更需要最新的知识进展作为基础，那些“不确定性”较强的有争议的结论或观点往往给创新带来契机。第二，教学内容组成单一，仅仅包括本学科的“双基”。科技创新的实践告诉我们，仅有本学科的“双基”是绝对不够的，还需要大量跨学科的东西，需要大量实践的东西，比如需要科研、产业、市场的知识与实践等，再如需要许多通用的或学科专门的方法技术。此外创新所需要的怀疑、批判等创新精神，直觉、求异等创新思维能力，都不是单靠“双基”的传授就能培养的。所以创新需要更为广阔的教材内容作为基础，作为保障。由此可见，实施创新教育首先要改革教材内容。应该说人教社新版高中试验本教材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有益的尝试。从内容上考虑，适应创新教育的教材应该具备如下功能：

1．基础功能

即给学生提供创新所必须的基础知识和方法技术，特别是对创新起着直接推动作用的新知识、新技术。实现这一功能就要求教材能够及时跟上学科发展的步伐，及时更新陈旧的教学内容，补充必要的新知识。这么做，即便学生不直接参与创新，对其较好地理解和适应科技、经济、社会的有关创新也是大有稗益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解放思想，打破陈规旧习的束缚。比如，在美国能源部（DepartineniofEnergy）等单位的赞助下，美国课程研究机构BSCS从1992年至1998年先后设计了四个相互补充的“基因组（教学）模式（GenomeModu1eS）”，把科学家正在进行的“人类基因组计划（ThehumanGenomeproject），一个宏伟的著名的科研项目的最新动态和相关内容及时纳入了中学生物学课堂，使学生跟上科学创新的步伐。如果按照我们过去的习惯，这种正在进行之中的、尚无最终结果的研究根本不允许编入中学教材，显然我们在教材内容的选择处理上过于保守。只有彻底摒弃这些保守的思想，教材才有可能真正帮助学生打好创新的基础。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课程的设置和各门学科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更新内容，使课程内容能够跟上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并且要考虑到21世纪科学文化发展的趋势，才能跟上发展的步伐。”

2．素材功能

即能够给学生的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素材。实现这一功能就要求教材能依照不同年级学生、不同层次创新活动的目标、特点和规律，选编相关的内容。1996年出版的美国《国家理科教育标准》明确提出“学习科学是要学生做什么，而不是把什么做好了提供给他们。”既然要学生做什么，那就不仅要布置做的任务，还要提供做的素材。

例如人教社新版高中教材（试验本）编入了植物的向光性与感应性实验设计的内容，首次将设计教学引入中学课堂。以向光性实验设计为例，提供的素材，包括有关向光性的一些实例和概念、实验材料和用具，如幼苗和锡纸、不透光的纸盒。应该说教材的这一改革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开了个好头。但遗憾的是在创新素材方面，个别地方有越俎代庖之嫌，个别地方又显得不足。例如，不透光的盒子完全可以让学生自行设计，以提供创新的余地，又可检验其实验条件设计的严谨性，而在方法步骤的提示上又太简单，部分学生可能无从下手。笔者看到美国文献介绍高中的同一设计，盒子就要求学生自行选择或制作，但要求不透光，故有人选择装胶卷的塑料盒，因为它们已被证明是不透光的，这一选择过程锻炼了学生严谨的科学思维能力。所以提供创新素材是教材改革中值得研究的问题。

3.样榜功能

即能够给学生的创新活动提供典型的样榜或范例。学生进行创新活动是培养其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由于缺乏经验和必要的技能，必须给他们提供样榜，使其从仿效创新开始，逐步发展到独立的原创创新。为此，教材应能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一个个创新活动的基本过程，特别是创新要素如何重组，新构想、新观点、新方案如何闪现等。诸如DNA双螺旋发现的过程、克隆羊诞生的过程等就可以经过恰当简化处理，编入中学教材。过去的教材也有科学史的例子，但多数侧重于宣传科学家不怕困难、刻苦钻研等精神，创新过程体现较少或体现的力度不够。人教社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教材和新版高中教材（实验本）都编入了一些体现创新过程的实例，值得提倡。当然还应有更多的不同的方式。例如，能否提供范例后再安排相应的仿创活动，以真正发挥范例的作用。

4．引导功能

即能够引导学生对特定课题进行探索，实现创新。学生创新当然是要他们自己独立提出先前从未有过的想法、观念、方案、模型、实物等，但学生的创新能力毕竟是从零开始，从低到高逐步发展的，决不可能指望他们在某一天内突然具备高超的创新技能。要想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尽快发展，就需要加以引导。中学教材也应该具有这一功能。比如上述植物向光性实验的设计，美国高中通过一定提示，要求学生不能仅用一侧小孔做出的结果得出结论，而要用前后左右四个孔做四组或先后四次实验，才能综合得出实验结论，最后还要再在盒子顶端开孔，把四个侧孔全封闭加以验证。由此锻炼学生从一组实验现象才能得出实验结论，通过验证加理性思维才能从实验结论得到一般结论的科学思维。创新能力也从朦胧的原始意识发展到能实用的阶段，无论是对学生今后升学，还是对学生走向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

二、改革教材内容的表述方式

我国传统的生物学教材之所以是结论式的教材，另一重要原因是教材的表述方式。首先，重要知识概念均以不容置辩的定义形式出现，遣词严谨，似乎滴水不漏，其结果教师只能死扣字眼地教，学生只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别无选择。这种貌似严谨的表述方式带有很大的副作用，严重阻碍了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发展。例如人教社1997年新版高中生物（实验本）在谈到细胞核核孔时写道“大分子物质可以自由通过核孔而进入细胞质内”，这种绝对结论式的表述，有可能误导学生认为大分子物质都可以自由通过核孔，必然影响他们今后对核孔选择性运输功能的理解。显然这样的表述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十分不利。笔者曾从一所农业大学聘请一位博士生导师给中学教师迸修班讲学，学员竟以他对一个概念前后三次表述所用词语不同为由，认为他“教学水平太差”，可见传统教学模式危害之深。其次，以往中学生物学教材都习惯于知识概念的罗列，很少考虑知识发现或发明的过程，更谈不上对学生自身认识过程的引导、启发和促进，这是教材表述方式的第二个缺陷。这样除去深度广度上的区别外，大、中、小学的生物学教材、自然教材几乎一个模式，忽略了中、小学生发展的迫切切需要，当然也无从谈起创新。笔者曾看到国外一本生物学教材以活动定位的方式表述“脉傅”的概念，从搭脉、测量脉博等一系列活动的指导开始，引导学生认识理解脉搏概念及其产上的机理，进而掌握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形中发展了探索、创新的能力。国内有些教材也借鉴了类似的做法，但在“看一看，想一想”等活动之后，紧接着又是明确严谨的结论式表述，似乎舍此不能让学生掌握知识概念。其结果是很多教师根本不要学生看和想，很多学生也根本不愿去看去想，依然以直接背诵结论定义取代之。由此可见要实行创新教育，教材的表述方式非改革不可。笔者认为下列表述方式值得参考借鉴。

1．不同观点对比表述

学生的创新离不开批判性思维，求异思维，但是学生不可能天生具备这些能力。同样要从仿效开始。教材如何才能提供仿效的样板和“批判”、“求异”的途径呢？较好的办法之一是适当引进不同观点间的争论，让学生体会科学家是如何提出不同观点，如何进行科学争论的，科学真理是如何从争论中诞生的。这是对传统中学教材编写观的挑战。传统观念认为中学教材只能收入得到一致公认的结论，避免搅乱学生的思想。其实这恰恰是把科学教育当成科学知识传递过程的错误观点的典型反映。历史上高中生物学教材曾经有过尝试，虽然不够彻底，但毕竟是一次良好的尝试。1964年版高中教材曾同时介绍了有关遗传机理的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孟德尔—摩尔根理论和米丘林理论。事实表明这一做法并未引起学生思维混乱。再如以后的教材同时例举了有关生物进化的拉马克理论和达尔文理论（虽然在处理上尚待改进）。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一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改革，创出教材的全新局面。问题是要注意选择一些并非全对全错的对立观点，注意体现观点与证据之间的联系，不要急于在文字表述中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

2．不强求统一结论的问题式表述

教育功能论文篇（8）

先秦文学指中国从远古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的文学，它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在此时期几乎都已孕育。散文可以追溯到甲骨文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小说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左传》等历史散文；辞赋可以追溯到《楚辞》。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先秦文学，不仅具有强烈的教育功能意识，并在政治、道德、情感和审美等方面体现出浓郁的教育功能。对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研究与分析，可为当代文学教育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先秦文学教育功能意识的凸现

先秦文人与先秦文学作品普遍具有强烈的文学教育功能意识。

孔子是先秦第一位对文学教育功能作出重要论述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家，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把诗的教育作用归为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七个方面，涉及文学的政治、审美、认识等方面的教育功能，奠定了儒家文学功利性教育功能价值论的基础。与儒家相对，道家对文学的功利性教育功能采取否定态度，老子认为“五色”、“五音”等声色之美对人无益。庄子认为“五色”、“五声”、“五臭”、“五味”、“五趣”使人“失性”，“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庄子·天地》)，从而提出了“自适其适”说与“灭文章，散五采”之说，在批判文学功利性教育功能的同时，开启了后世文学审美教育功能价值论的先河。可见，尽管儒道文人对文学教育所强调的功能价值侧重点不同，但他们都不否认文学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

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诗经》中的一些诗歌提到“为刺”、“大谏”、“以为其心”等创作动机，已包含了文学教育功能价值论的思想萌芽。《国语·楚语上》记载春秋时楚国贤大夫申叔时谈教育太子的方法和内容：“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更是将历史、礼乐、政治等教育功能与文学教育功能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文学教育功能意识。

二、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体现

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教育功能

先秦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指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首先表现为文学担当着与史书一样的重任，要反映社会现实，要褒善贬恶，要有益于教化。《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宋·李纲《湖海集序》这样评价《诗经》：“诗以风刺为主，故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小弁》之怨，所以笃亲亲之思，《鸱鸮》之贻，所以明君臣之义；《谷风》之刺，所以隆夫妇朋友之情，使遭变遇闵而泊然无心于其间，则父子、君臣、朋友、夫妇之道或几乎息矣。”鲜明地概括了《诗经》批评不良时政和过失，教育感化百姓的政治教育功能。《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简史，其中鲜明地体现了孔子维护周礼，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贬恶的思想，所以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都强调《春秋》的政治教育功能价值。《庄子》散文是先秦说理散文中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在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中，在诡谲的艺术形象和瑰丽的艺术境界中，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了社会政治批判精神，洋溢着浓郁的政治教育色彩。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品。《离骚》就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具有强烈的针贬时政的政治教育功能。

先秦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其次表现为文学必须经世致用，“学而优则仕”，通过文学教育进入仕途。《尚书·尧典》要求以乐(诗)“教胄子”，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以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已体现了先秦文学的这种政治教育功能。

由此可见，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满足某种政治教育需求或理想。由于先秦文学本身所承载的浓厚政治教育功能，使其奠定了中国文学关心社会政治与注重政治教育功能价值的传统。

(二)道德教育功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子继承了这一观点，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这里的“言”的含义包括了文学如诗歌在内。在一个人的道德功业和言辞、知识的关系上，先秦文人强调德行在先。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先秦文学的创作，从而使先秦文学承载上厚重的道德教育功能。如《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其中有不少关于“忠、信、仁、义、智、勇、孝、惠”之类较为系统的品德观念的论述，“崇德”的倾向尤其引人注目。《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散文集，其中提倡的“克已复礼”“仁者爱人”的道德修养、“杀身以成仁”的道德追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坚贞道德品质及安贫乐道的道德情怀，初步确立了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论语》之后，儒家的又一部散文集《孟子》，把孔子提倡的仁的道德追求发展为仁义，进而提出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一系列道德修养方法，其中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道德人格与“舍生取义”的道德操守的提倡，极大地激励了后代的志士仁人。而屈原《离骚》中所塑造的具有忠君爱国思想、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发自励、苏世独立人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是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为人处世、终生效仿的光辉榜样。可以说，先秦文学所承载的道德思想，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道德精神食粮，并进而直接转化为历代志士仁人的豪迈气概，构筑起人生道德志趣品格的高尚目标。后世文人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显示出这些道德思想的巨大威力，先秦文学的道德教育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三)情感教育功能

《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声，声依永，律和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它们都指出诗具有抒发情志的作用，并在志与情间，特别强调诗歌是抒发人的思想情感的。这种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流行，不仅为儒家所接受，也为道家所接受。如庄子就强调文学真情的重要性，所谓：“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言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庄子·渔夫》)荀子也十分注重文学由情而发，以情感人的文学特质。他在《乐论》中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足以感人之善心”、“其感人深”、“其化人也速”(《荀子·正名》)。先秦文学诗、乐不分，论乐的情感特质，实际即是诗歌与文学的情感特质。这一特质，使先秦文学承载了浓郁的情感教育功能。

就诗歌而言，《诗经》中的作品，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如战争徭役诗，或颂记战功，叙写军威，洋溢着战胜侵略者的激越情感；或述征夫厌战，思妇闺怨，充满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的向往以及诗人思乡自伤之情。又如情诗，《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郑风·子矜》《秦风·蒹葭》《卫风·氓》《周南·桃夭》等等，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再如农事诗，在客观反映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同时也抒发了农奴们的愉悦、哀怨和不满。《诗经》作品由于承载有这些丰富的情感内容，使其自身具有了浓郁的情感教育功能，千百年后的读者，在读《诗经》作品时，不仅能了解到当时百姓生存与生活的状况，而且能真切感受到他们的欢乐、不幸和痛苦。

就散文而言，《春秋》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作者的爱憎，开后世史传文学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先河。《老子》散文在哲学表述中体现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因而奠定了先秦说理散文注重情感的基本特征。之后《孟子》散文，在论述自我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时，总是激昂慷慨，深情无限；《庄子》散文更是多情，或苦闷，或愤怒；或孤独；或悲哀乃至悲凉，清代胡文英就说过：“庄子最是深情。”《庄子》散文因之成为先秦散文中文学性最强与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并为后世所称道。先秦散文也因其强烈的情感色彩承载上浓郁的情感教育功能。

(四)审美教育功能

尽管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中的“文学”，实际上只是泛指文化学术的，但在追求至真、至善、至情、至理、至性的文学内容时，从来也未排斥其中“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这种文彩错画之美所体现的形式美。孔子就曾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等等，都主张质文并茂，质文并美。故先秦文学无论是质还是文，普遍都蕴涵着美的无穷魅力。

就“文”而言，包括语言美、结构美、修辞美、风格美。从语言来看，《尚书》估屈聱牙，《春秋》凝练含蓄，《左传》委婉典美，《国语》平实自然，《战国策》辩丽横肆，不一而足；从结构来看，《诗经》回环往复、舒卷徐缓，《离骚》长短自由、新鲜生动，《庄子》汪洋恣肆、跌宕跳跃，《孟子》大气磅礴、严谨细密，《荀子》意脉贯通、条达舒畅，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从修辞来看，《诗经》《离骚》的比兴，《庄子》的夸张，《孟子》的譬喻，《荀子》的层递……收到化平凡为神奇的美学效果；从风格来看，《诗经》朴素自然而温柔敦厚，《离骚》瑰丽哀婉而悲壮蕴藉，《孟子》刚正不阿而气势浩然，《庄子》奇丽诡谲而飘逸逍遥等等。

就“质”而言，包括形象美、人物美、哲理美、意境美、情感美、思想美、文化美等等。美的形象、美的人物，如神话中的英雄，《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美的情感、美的思想，如儒家散文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道家散文中无功、无名、无己的自由品格；美的哲理，如《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的譬喻，《庄子》中的庄周梦蝶的人生；美的意境，如《诗经·蒹葭》凄迷恍惚、耐人寻味之境，《离骚》飘逸深邃之境，《庄子》瑰玮諔诡之境；美的文化，如神话中的图腾文化，《诗经》中的民俗文化，《左传》中的礼节文化……总之，先秦文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美的因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从而也就承载了强烈的审美教育功能。

三、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途径

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来实现。

三代学校教育已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书、礼、乐是重点。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土之适子，国之峻选，皆造焉。”之后，学校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就官学而言，周代有中央王朝和诸侯办的国学以及地方办的乡学，都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业，以诗、书、礼、乐、射、数等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受业最后走向仕途。春秋战国时，私学兴盛，孔子、孟子等都曾私人聚徒讲学。孔子收集、整理、删定“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其中《诗经》成为孔子最好的宣扬和实现修身养性、治国经邦之道的教材。家庭教育，也是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礼”时，曾多次训诫儿子要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将《诗经》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读本，通过对《诗经》的教授学习，达到其政治、道德等教育目的。可以说，先秦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性教育功能，主要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来实现的。

另外，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还可以通过大众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如观乐、赋诗等方式，在乐舞、外交等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得以实现。这是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最普遍的一条途径。先秦的各个阶层，常常通过这种社会教育的途径接受文学的教育。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的史实，因为诗、乐不分，因而季札观乐也就包含了观诗。当季札听了《郑》乐，评论说：“美哉，其细己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听了《陈》乐，评论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齐》乐，评论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在观的过程中，季札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可以鉴往知来、有助于政治修明和风俗净化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教育，另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情感与审美教育。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国子展等七位大夫在郑国国君为晋国大夫赵文子举行的外交宴会上赋诗言志的例子，子展等七位大夫采用赋《诗》的方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来宾的情感和态度，在接受、领悟《诗》所蕴涵的思想意蕴的同时，还对诗歌原作进行了创造和发挥，这是春秋时期盛行的一种偏于实际应用的文学接受方式，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通过这一方式得以发挥与实现。

四、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特点

首先，先秦文学教育功能观的意识非常强烈，先秦文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或鉴赏都相当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教育功能观的基础。

其次，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丰富而复杂。先秦文学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先秦文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先秦的文学教育实际就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教育，很难独立存在。

再次，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乐舞、外交等社会活动，在侧重鉴赏(观乐)与实践(赋诗)中得以实现。并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接受，从而开创了包括培养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内的语文文学教育传统。

教育功能论文篇（9）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功能的体现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功能内涵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人的文化判断和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影响，来作用于社会结构的不同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功能从社会的物质、精神以及制度层面得以显现。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物质文化的激励者

思想政治教育是上层建筑的范畴，反映了某一个阶段的社会经济基础，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了先进阶级的意志，先进阶级结合对社会发展方向的预期，总结出一套符合自身阶层利益的核心文化，形成文化动力，影响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认同并形成合力，推动物质基础的发展。纵观世界历史，社会的更替和发展，总有大思潮在前方披荆斩棘，引领生产力提高和发展。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叩开了世界文明的大门，我国实践检验真理的大讨论也是文化激励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表现。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利用自身意识形态的先导地位，为物质文化的发展提供创新环境。

(二)思想政治教育是精神文化的导航者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有属于其自身独有的发展史，因此对于精神文化来说，因为意识形态不同，所以才使得精神文明差异化。西方一再强调霸权主义，而我国则高于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思想政治教育倡导积极和先进的文化，摒弃腐朽落后的文化，整合形成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主流意识形态，充分调动一切精神资源，为阶级利益服务。

教育功能论文篇（10）

在我国，很少有学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与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资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笔者以为，采用资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强调的往往是经济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逻辑更多体现为一种救济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务的责任担当，这远远不足以涵盖教育福利的核心要义。

福利经济学派的开创者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福利由效用构成，效用就是满足，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说是追求最大的福利。从经济学视角看，教育本身具备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与福利密切相关。所谓教育福利，是指以促进和保障教育权利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为扶持和发展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从而达到提高国民素质、推动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效用。

从功能主义观点出发，有学者将社会福利分为“补救型”的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的社会福利两种类型[①]，前者的服务目标主要是针对“弱者”，后者则强调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据此，作为社会福利重要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种类型的教育，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维护其受教育权利或机会，如向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二是“选择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状态和促进教育的整体效用考虑，倾斜性地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保障其受教育权利落到实处。社会学理论一般认为，所谓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碍或缺乏经济、政治、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爱和照顾的人群共同体[②]。

与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③]的根本观点相契合，所谓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公平问题，为调节和满足社会或特定群体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制定并颁布实施的系列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从动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盖政策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的全部过程；从静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关法律、条例和措施等具体表现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标社会群体，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选择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种教育福利政策，往往与一定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特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推动社会协调全面发展。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教育福利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学机会公平、受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层面。与此相呼应需确立三项基本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即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机会升入教育系统某个特定学习阶段；过程公正原则，即学习者在大致相当的环境和条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规则要求开展竞争；结果补偿原则，即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教育群体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参与学习和竞争，共享教育发展成果。诚如罗尔斯主张：“为了平等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④]。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受过教育的公民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其个性、尊严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⑤]通过制定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种途径对教育资源进行调节和再分配，为贫困学生、残疾学生、流动人口、女性群体等常常处于教育困境的人们提供必要补偿，可以有效地维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公平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比如随着教育主体多元化，公立、私立学校以及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异，在不同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往往会导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办学校学生助学贷款难即是一例。从更深层次分析，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后，如何均衡资本逐利本性与教育公益属性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福利政策来加以和统筹发展。

（二）经济功能：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知识（人力资本），这些知识一方面可以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会通过溢出效应增加社会的知识总量，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间的共变关系越来越密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将直接决定其工作机会的选择和工作报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与经济收入相关度的重要指标，表示社会成员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经济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学岳昌军教授基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简单明瑟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现出明显的递进规律。相对接受小学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过完善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为人们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有助于缩小社会教育差别，进而弥合日益拉大的社会收入差距。事实上，也惟有均衡发展教育，才能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永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高于诸如资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形态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⑦]

（三）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流动，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核心内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极少数位于塔尖的群体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大部分群体居于塔基，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话语权，生活状况常常处于贫困线和温饱水平之间；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群体只占社会的少数。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高度相关。从事较高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从事较低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较低；不同的职业选择本身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和资源拥有程度。

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前提是有开放的社会空间、合理的社会流动，尤其底层成员能够有机会向上层流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社会化，二是社会选拔。柯林斯曾尖锐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数量的筛选工具，帮助那些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占据这些职位。[⑧]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在社会差别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赋予处于社会底层而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人们以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必要的救济支持，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顺利流动到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从而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现状。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贫困家庭“缺乏知识和技能”的素质缺陷就会如同疾病基因一样代际相传，世代沉沦于社会的底层。（四）文化功能：消除“贫困文化”，促进社会融合

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观念认为，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的穷人，会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这一“贫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续，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穷人的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代际相传。处于“贫困文化”体系保护下的穷人群体，彼此之间维系着简单的人际关系，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半径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小，社会资本质量低。而且，由于“贫困文化”的阻隔，穷人与主流社会的接触机会很少，无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贫困文化”现象割裂了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并极有可能造成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与建设和谐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哈夫曼和沃尔夫认为，教育具有积极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穷人的知识贫困状态，改变观念、行为、意识与精神面貌，增加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意愿和机会，增强社会参与能力，扩大其人际交往的范围，从而提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纽带；教育可以增加医疗卫生知识，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减轻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等等。诚如郑杭生教授所主张：“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改造贫困文化……而要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就应当增加他们及其后代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教育，即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

任何时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上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下滑，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开始更弦易辙，大力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庞大公共开支，一些学者也开始鼓吹“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和“市场机制的高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将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哈耶克则认为片面强调社会正义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市场和竞争原则才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并主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而一个社会如果要从有限的教育投资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就应该将投资集中于少数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免费加助学金”的福利教育模式，与西方许多所谓“福利国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当中产生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观点成为共识。基于这一逻辑假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内的社会福利领域逐步退隐。“教育不是免费午餐”成为改革时代的流行语。直至上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公平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渐次认识到公共服务对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大意义，“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关注民生”等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并引领政府职能转变的努力方向。随着政府角色转型趋势的日益显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趋势更加清晰。

（一）从消极走向积极

传统社会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种权利为理论基础，如社会权或公民权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极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碍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开始重新检视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家庭生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迫切要求改变旧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为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增加个人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而减弱对一般性社会福利的依赖。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简单的社会再分配方案，而是变被动恩惠式福利为主动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偿利为事前预防利，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这也有助于增强整体社会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并推动教育福利政策的关注重点从扶助弱势群体的“选择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普惠型”福利。我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渐进路程很好地阐释了这一趋势：由少数贫困地区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再到全国农村地区，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铺开，最终实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同在一片蓝天下”。

（二）从济贫走向发展

传统的教育福利政策，关注的往往只是少数贫困特殊群体，以致人们似乎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教育福利是社会的善义之举，仅与救济经济贫困学生相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逐步认识到贫困不只是物质和经济的匮乏，更是一种“能力的剥夺”，“社会排斥”的概念由此开始纳入对贫困的阐释当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路径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福利的供给对象开始逐渐覆盖贫困群体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女性群体、有残障者、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就此而言，教育服务的性质已经具备更多的公共特征，即从基于救济的目标向发展的目标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财产背景如何，尽量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现实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此，一方面要营造积极的公平教育环境，实现教育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要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特别保护措施，以弥合现实中存在不同群体间的教育不平等鸿沟。事实上，通过必要的帮扶措施，帮助教育弱势群体及个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共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选择。

（三）从单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国家，教育福利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国家”流行时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强化。国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领域，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教育服务质量欠佳、效率低下、严重、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场化”呼声鹊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义”日渐占据主流观点：强调教育福利服务可由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与社区共同来负担，政府角色逐渐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与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国家─单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揽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内容。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退民进”的角色变迁过程在教育福利领域同步上演。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视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视了对教育福利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费制度和准入制度政出多门，缺乏科学统一的规范；四是个人及其家庭负担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我国政府推进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国家”逐步演变成“福利社会”是促进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从过去的直接提供者变成主导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导决策者、教育福利资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务质量的监控和评估者、教育福利社会组织的扶持者，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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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士桢，常晶晶．简论儿童福利和儿童福利政策［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1）：1－2．

[②]李永生，高洪源．美国解决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政策与实践［J］．基础教育参考，2007年（3）：43．

[③]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分化、弱势群体与政策选择［M］//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

[④]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96．

[⑤]张维平．维护教育的公益性［J］．求实，2005（14）：34．

[⑥]岳昌君．教育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4年10月（第三卷增刊）：142－144．

[⑦]王超，罗然然．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4）：77．

[⑧]Collins，Randall．FunctionalandConflictTheoriesofEducationalStratifica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J］，1971（36）：1002－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