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核心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产品质量控制

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采用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1992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以GDP作为核心指标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作为改革目标。针对中国的GDP统计数据，在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中，有些认为中国官方统计的GDP数据偏高，有些则认为偏低。

本文主要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人手，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最后讨论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引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中。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

相对于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因私人不愿意生产或无法生产而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包括国防、公务员、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是非竞争性，二是非排他性。前者是指一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减少或不影响其他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若增加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零。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中获得利益，意味着消费者可能做一个“免费乘车者”，免费享用公共产品。

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属于公共产品。同时，从使用范围上看，国民经济核算是世界性的或部级的；从形态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又是一种非实物性的知识型、信息型的公共产品；从使用者数量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对使用者数量没有上限-1J。以上三点构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公共产品的特殊性。邱东(2004)提出SNA本质上属于全球通用的制度性知识，属于全球公共品。

总之，从核算的制度、方法上讲，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手段性的公共产品，它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的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核算类别、方法、规则等。从核算的结果上讲，国民经济核算向各级政府、社会公众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系列的统计信息产品，如GDP及其增长率数据等。

就现状而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供给属于“政府生产”，即通过各级统计局来核算并提供国家和地方的核算数据；从公共产品的需求来看，一部分核算数据作为“最终产品”直接提供给社会公众，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统计信息的需求，另一部分则提供给各级政府部门，服务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决策需求；从统计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上看，GDP核算数据是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生产(调查、收集、整理、计算、分析)出来的信息，属于全体公民所有，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政府有义务向全体公民提供；从外部性理论上分析，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具有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当核算数据被准确、及时地提供时，它能够向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产生较大的社会收益；否则，会误导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决策，造成全社会的损失。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以GDP为例

从MPS到SNA，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无论是统计的口径、方法，还是统计的质量都在不断改进之中。而统计体制上的欠缺与方法上的不足是国民经济核算质量问题的两大原因l3_。以经济核心指标GDP为例，其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GDP地区核算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统计误差

1．“生产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

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1地区GDPr-总数与国家核算数的差异表

表1给出了生产法下1998～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J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5．66％，超过了一般统计上允许的5％的差异，到了2002年，差率已经扩大到12．63％，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表2国家核算GDP增长率与地方

从表2可以发现，1999年生产法下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高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在以后的连续三年中，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都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两个百分点左右。

(3)GDP三大产业构成上的差异

从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在地区核算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逐年扩大，地区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比重小于国家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核算数一直都高于国家核算数，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

2．“支出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4给出了支出法下1998年到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且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4．64％，到了2002年，绝对差异达到了10376．58亿元，差率已经扩大到9．65％，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在1999-2002年中，2001年的GDP增长率国家核算数略大于地区汇总数，1999、2000、2002年都是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1～2个百分点(详见表5)。

(3)GDP支出构成上的差异

表6列出了各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地区核算数和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净出口比重的差异并不大，但是最终消费比重的差异和资本形成总额比重的差异比较大，其中在最终消费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小于国家核算数，而在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大于国家核算数，其差异的程度从1998年以来有逐年减小的趋势。

(二)国家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7中可以发现，在国家核算GDP的前提下，2000年用生产法核算的GDP高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而在其它年份则是用生产法核算的GDP低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从两种方法的差异程度上看，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1998年的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扩大到了2002年的2．53个百分点。

(三)地方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8可以看出：将全国各省的GDP汇总的前提下，GDP数据无论是用生产法核算还是用支出法核算，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四)对于我国GDP数据真实性的讨论

国内外学者一直都关注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真实性，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整体指标的GDP自然成了关注的焦点L5J。罗斯基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1997～2001年的GDP增长率被普遍高估，每年平均高估2-3个百分点[6I。国内经济学家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认为中国统计数字有一定的水分。例如，1998年中国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令人费解的是除了一个省以外，所有省份的农业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再者，由于中国官员政绩考核与激励方面的原因，人为统计造假时有发生，也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官方GDP的数字的怀疑。任若恩(2002)针对罗斯基关于中国官方GDP的置疑进行了分析与评论，认为“罗斯基采用了错误的方法，错误地推算了中国的GDP”。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靠的是经济发展的支撑，而不是虚假数字。”吴敬琏在《人世后的中国经济》演讲时也明确表示：“海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些质疑并无太大根据。”另一方面，有学者从电力消耗或投资的一致性计算，认为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存在低报的可能。且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统计上看，绝对水平的低估是服务业增加值估计中的最大问题。

三、产品质量控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

虽然国家统计部门为提高和改进核算质量，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在我国仍存在着明显的产品质量问题，在国外，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早已从最初的工业产品、农业产品等有形产品扩展运用到包括统计数据在内的服务领域，瑞典、芬兰、挪威等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全面质量管理(TQM)”项目，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机构，成为加强和改进数据质量的重要组织保障。国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有：

(一)建立完善的数据质量综合管理体系

在统一的组织框架下，对整个统计机构的数据进行全面的质量评价，如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统计机构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数据质量评价和管理机制。

(二)建立单项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制

对某一具体统计项目如国民核算、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的质量进行评价和管理，如，美国的波斯金(BOSKIN)学术委员会，专门对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质量进行评估，美国商务部分析局定期评估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质量。

(三)建立专门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构，定期进行质量检查

美国的BOSKIN委员会，专f-IxCN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准确程度进行评价。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工作组，每年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情况进行独立评估，并对外公布评估报告。加拿大是由国家审计总长负责统计局的数据质量评审工作。

经济核心论文篇（2）

品牌的竞争力已不容忽视。在日益动荡多变的市场条件下，品牌已经成为赢得顾客忠诚和企业求得长期生存与成长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要重新审视其品牌管理策略。特别是对于国内的企业，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不断创新的压力已经直逼本土的企业必须将竞争的水平提升到国际水准，而不是“窝里斗”。

在全球环境下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越来越多地和产品品牌的竞争力联系在了一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制约、相互依存的，这是加入世贸之后的中国企业必须要保持清醒的一点。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比如某些技术、技能和管理机制。一个连续成功的企业必定有其核心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开发、培养、不断巩固以及更新，因为即使建立了核心竞争力，也还有可能再瓦解。如何保持企业的竞争力就成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品牌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在市场上的商品化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企业竞争力物化的表现。

2002年元月12日，在第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谈道，中国企业过去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能吃苦耐劳；二是具有廉价的资源；三是有限的产品优势；四是关系网络优势。中国企业目前所具有的竞争力只能保持3～5年的时间。加入WTO之后，企业品牌的寿命周期将会大大缩短，这不能不说对现在的本土企业生存来讲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由此看来，与跨国公司相比本土公司最缺乏的就是品牌竞争力，品牌能不能在市场上立得脚，决定着企业在全球化范围内的盈利能力。要建立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先建立企业的竞争力。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必须具有独特性，按照张维迎的观点，即“买不来”、“偷不走”、“拆不开”、“带不走”、“溜不掉”，也就是说，企业所拥有的核心资源要有这样的特点：没有市场可以买到；要有法律保护；资源本身与能力有互补性；具有组织性，不属于个人；有持续竞争力。品牌作为一种独有的无形资产，具有特殊的附加值它隶属于一定的组织，并且有相应的专利和法律保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品牌的竞争力也代表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满足客户需要??品牌竞争力的核心

未来竞争优势来自于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而不是市场营销。其实，客户关系管理（CRM）的实质就是在努力维系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关系，其最终目标也是为了企业的品牌得以延续和持久。品牌作为一种关系，是基于企业和客户之间相互信任的前提条件下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品牌管理的策略应该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化的。与客户培养和塑造一个感性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品牌关系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要有知名度，让客户获得足够的信息能够充分地了解品牌；其次，要获得客户对品牌的尊重，和客户建立起友谊关系，进而赢得客户的信任；最后，由信任而生成对品牌的忠诚，客户和品牌之间转变为水融的合作伙伴关系。

品牌就等于客户，拥有客户才意味着拥有品牌，满足客户需求和维系客户关系的能力是衡量企业品牌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按照国际著名的普华永道咨询公司的指标，一个企业是否具备客户关系管理（CRM）能力，可从六个方面来加以衡量：（1）企业是不是把客户的信息作为战略性的资源来管理？（2）企业是否评估客户持续的价值？（3）企业如何定义和满足客户的期望？（4）企业的发展战略是否与客户的价值相匹配？（5）企业是否进行了跨部门的集成？（6）企业是否主动地管理客户的体验和感受？显然，这种能力与最终反映在企业品牌竞争力上的满足客户需求的程度是一致的。

为什么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会转向以满足客户需求程度为归宿？如今每一个竞争者都具备了模仿其竞争对手产品、服务、系统甚至整个过程的能力，持续保持一个品牌的差异性市场定位再也不像以前改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分销推广那样简单，更不能靠广告就可以长期维持一个品牌的形象。即传统的、单一的营销策略已难以奏效，而客户关系的培植具有惟一的不可替代性。

国内刚刚开始流行的CRM管理还只是停留在IT行业进行广泛宣传和市场培育阶段，部分企业已经逐步认识到CRM和品牌竞争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习惯将客户服务和品牌管理分开来的传统观念，将随着CRM软件的普及和推广应用、尤其是境外跨国公司的促动而转变，能否利用CRM满足客户需要将是衡量和提升本土品牌与跨国品牌竞争实力的指标之一。

三、信守承诺??中国企业品牌竞争力建立的关键点

如何给一个品牌建立一种信用，并进而转化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此而付出比竞争对手高出数倍的价格？世界著名的品牌与识别顾问公司亚太区域(EnterpriseIG)的CEOMikeMurphy这样认为：你的客户就是你的品牌，品牌是一种感觉，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种无形资产，而不是产品本身。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购买产品的附加值，而不是商品的金钱价值。品牌在今天已变得日益重要。一方面，商业社会品牌具有天然的所有权属性，它可以转变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而产品则不能；另外，在信息化的社会，品牌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电子商务环境下，只有强势品牌才能生存下去，而强势品牌则可以创造品牌忠诚。建立强势品牌依赖的基础就是信用。

刚成长起来的本土品牌如何保证消费者对我们品牌的忠诚、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客户资源被跨国品牌掠夺？反思成长中的中国品牌，其致命弱点就是“轻于承诺，耽于信守”。加入WTO之后的本土企业，要增强自己品牌的竞争力，首先要遵循基本的商业游戏规则,这是我们企业与国际企业接轨的第一步。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中有一句话：“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信用经济，而以商业承诺为基石的品牌竞争力核心也必然是信用。入世后的中国市场，最终是一场没有终结的信誉的较量和品牌的角逐。张维迎教授曾多次提到，缺乏信誉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四、管理??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现代企业品牌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单一的品牌架构向多元化转化，因为企业面临的品牌生存环境已经是变化莫测、难以控制的复杂多变的市场。新的市场营销和品牌化的挑战使得企业品牌的再定位和二次品牌化策略成为一种必然。我们看到许多国内企业已经完成了建立品牌知名度和单一品牌成长的过渡阶段，如联想、海尔、TCL、科龙、海信、美的等，基于单一产品结构成长起来的品牌已经延伸到多元化的产品结构中，形

成以母品牌为主体的品牌架构，原有的品牌识别体系和管理体系都发生了相应的变革。每个企业都在努力寻求一种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而重新建立和监管一套新的企业品牌架构体系，则更具实质性的意义。包括改变企业的品牌观念，依据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界定企业品牌和专业品牌、事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以及产品品牌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整合企业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品牌资产价值的最大化。

虽然目前这些品牌管理深层的问题在国内还没有成为企业考虑品牌战略的焦点，但中国入世之后企业品牌管理的重心将从视觉转向核心主体。从核心竞争力理论来分析，这是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一项长期考验。企业长盛不衰的根本性要素是企业自身的素质，内部条件比外部条件更具决定性影响，企业依赖强势品牌获取超额利润和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就在于企业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

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或者说品牌竞争力的提升，决定了我们的企业在核心技术、核心产品、资金以及生产规模等被动性核心资源方面需要有一个综合平衡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企业里，科学的决策、科学的管理尚未真正形成。据国外一项调查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国际竞争力在47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29位，管理水平居第36位。管理，这个处于主导地位的核心资源正是中国企业最为欠缺的，而管理能力的缺乏，尤其是品牌管理经验和理论的欠缺所导致的能力的低下，更是阻碍中国企业品牌竞争力难以形成的关键。

五、专业化??增强品牌核心竞争力的路径

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后，企业品牌面临着一个如何重新定位和资源整合的管理课题。根据《财富》杂志的统计，全球500强企业中，单项产品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比重95%以上的有140家，占500强总数的28%；主导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70%～95%的有194家，占38.8%，相关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70%的有146家，占29.2%。这说明500强企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最擅长的行业，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多元化品牌。

当然这经历了一个过程。美国企业大规模实行多元化经营是在20世纪60年代，但是这并没有给这些企业带来满意的结果。事实上，不少500强企业因盲目多元化而一度危机重重，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索尼美国分公司、西尔斯、惠而浦、施乐等,多元化发展导致公司资源分散，运作跨度和费用加大，产业选择失误增多，结果致使公司顾此失彼，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受到极大的挫伤。70年代，美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中，从事多元化经营的占94％，然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跨国品牌竞争力最弱的阶段。

自80年代末开始，一些著名的公司纷纷改弦易辙，开始调整自己的发展路径。韦尔奇即是在此时接任GE总裁职位并开始了对GE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之一便是进行业务重组，即缩减多元化领域，回归专业化，在要做的领域中争取最优，树立世界性的品牌竞争优势。进入到90年代，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扩张，资源相对短缺，特别是高科技产品更新换代的加速，以及企业之间兼并潮流的兴起，促使各国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多元化和经营规模的扩大，相反，通过拆分、重组，将不相关的业务出卖，或变成独立的公司，缩小企业经营范围，使经营业务专业化，品牌单一化。

中国也一样。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投入了多元化经营，如今天在国内地产行业被称为第一品牌的万科地产，从创业初期直到最终将地产作为自己的主导行业，也曾经涉足过贸易、模特经纪人、广告业、展览业、服装、葡萄酒等十数种行业。我们看到，在经历了多元化发展之后，国内本土留存下来的都已经是在某一专业领域独具竞争优势的品牌。所以，无论是新兴的海尔、联想，还是百年老店同仁堂、张裕葡萄酒，它们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和跨国企业在自己家门口摆开擂台一比高低，中国武术对西洋拳，走专业化经营发展之路，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增强品牌竞争力的惟一选择。

六、长期发展利益??保持品牌竞争力的源泉

经济核心论文篇（3）

一、人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要素

从理论上讲，经济的安全程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成正比，经济越发展，安全系数就会越高，而经济的发展程度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总的来说，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有两个方面：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物的要素主要是指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等；人的要素主要是指处于物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等。上述两方面的要素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结合共同起作用。在一般情况下，物的要素是生产力中的基础因素，不可或缺；而人的要素是生产力中的主体性因素，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物的要素只有被人所掌握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关于人的因素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列宁早有明确的论断：“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也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说明人的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从生产过程来看，提高生产能力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效组织生产，把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有效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物的基础作用和人的主导作用，充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依托科学技术的进步，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因此，优秀的管理人才、科技人才以及市场营销人才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物资本、货币资本和人才资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经济的初期阶段，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实物资本。在工业经济时期，主要依靠货币资本。在知识经济时期，人才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按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也认为，人力资本能力建设是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是可持续发展最关键和最核心的问题。

目前，以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为主要内容的人才安全正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所谓人才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用人单位人才队伍在国际、国内人才市场的竞争中不会引起无序或过度流失而使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发展受到损害和威胁”。[1]人才安全作为一个国际化的普遍性问题，是由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决定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在经济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世界范围的人才争夺发展到了更为广泛更为普遍化的程度，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这是因为在当今时代，国家“人才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2]中国入世后，随着外国资本、外国企业和外国人才中介机构的涌入，我国面临的人才竞争将更加激烈，这对于我国的人才安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二、人才安全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措施

我国是“人口大国”，但却是“人才小国”，我国高层次人才不足，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人才流失“是指对国家、区域或组织而言，由于人才流动而导致的人力资本的损失”。[3]如上所述，经济全球化必然引起全球性的人才大流动，而问题在于目前的人才流动呈现南北极不对称。以美、日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放宽移民、重金聘用、资金支持、科学考察等各种手段，吸引和网罗全球人才，而人才资源本来就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却大量流失人才。我国作为已经参加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保证经济良性发展、安全运行，就必须洞悉国际人才竞争的新特点，高度重视人才安全问题，制定并实施人才安全战略措施。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加强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党管人才，就是“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4]建立重要人才管理的沟通机制和协调机制，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对重要人才管理的联动机制，着重加强地方政府人才管理的力度。在人才管理中，往往存在两头重、中间轻的现象，即党中央、国务院和具体用人单位特别重视，地方政府重视不够。因此，地方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必须真正树立人才观念，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加强人才工作，分工明确，责任清楚，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才能防止和克服人才工作政出多门、管理混乱、无人负责的现象；才能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根据国家安全特别是经济安全的需要，加强对重要人才的宏观调控和管理，确保人才安全。

第二，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创新人才汇集机制。为了适应现代人才管理的客观需要，必须深化人事制度改革。首先，建立人才评价机制。传统的人事管理只是按专业和等级的管理，缺乏应有的客观化的评价标准和机制，在人才的评价方面人为的因素过大，往往造成良莠不分，甚至存在“劣币”挤兑“优币”的现象，真正的人才难以脱颖而出，甚至受到挤压，最后被迫“出走”。其次，要破除一切影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陈旧观念和制度障碍，特别是要克服论资排辈和“官本位”思想，扫除任人唯亲及对人才缺乏信任和尊重的现象。社会职位要向公众开放，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让每个符合职位要求的人都有均等的竞争机会。另外，建立人才汇集高地，增强人才竞争能力。利用京、津、沪、粤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吸引人才的优势，集聚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和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发挥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吸引外流人员和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第三、建立相关法律制度，防止重要人才流失。按着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人才管理应当制度化、法律化，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运用法律手段，防止人才流失，维护人才安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方面的立法尚不完善，因此，中央《人才工作决定》强调指出，要“通过立法维护国家重要人才安全，有效防止重要人才流失”。我国人才安全立法应当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制定法规，明确规定涉及国家安全人才的范围，特别是对承担国家重点工程的人才以及涉及重要机密的人才实行保护措施；二是依据WTO的规则，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设立竞业禁止条款，规范人才流动秩序。三是抓紧制定实施技术移民法，建立中国“绿卡”制度，千方百计地吸引和留住人才。四是探索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资本认可及激励机制，充分保障高级专业人才的经济利益。进一步改革国家奖励制度，重奖有杰出贡献的科研人员，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形成一流人才、一流回报、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林泽炎．构建国家重要人才安全管理体系[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3。(4)．

经济核心论文篇（4）

二、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现状

通过对一所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调查发现，当下的高职院校学生在职业核心能力方面普遍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学生在职业核心能力方面的认知水平不高，也就是说对于职业核心能力的没有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对于实用经济数学来说，学生的学习兴趣普遍不高。因为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没有认识到实用经济数学的重要性，以及其实用性，在实用经济数学的教学中，学生没有感到该学科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的用处。因而，严重的缺乏积极性。

三、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模式在实用经济数学中的建立

由上述可知，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对于学生，尤其是高职类的学生发展就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调查研究，当下的许多高职院校内，本应该具备较强的职业核心能力的学生都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欠缺。所以，在实用经济数学中应用职业核心能力是十分有必要的。然而，如何建立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模式却成为了一个难度较高的问题。笔者在此对该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希望能够为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模式的建立而做出一些贡献。

1.数学知识与职业核心能力的结合

就笔者看来，要想提高实用经济数学中职业核心能力的运用，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模式，首先就要将实用经济数学中的知识与职业核心能力有效的结合起来。如在教材中，或者是教学的过程中，添加关于数学的职业方面的实例，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教学中，时刻的渗透职业核心能力的思想。

2.职业核心能力中的“数感”的训练

“数感”，即对数学的感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具体地表现为对日常生活中的数和运算有敏锐的感受力，有意识地从数学的角度去观察、解释和表示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数据特征和空间形式，善于捕捉一般问题中潜在的数学特征。数感是人对数与运算的一般理解，这种理解可以帮助人们运用灵活的方法做出数学判断和为解决复杂的问题作出有用的策略。在职业核心能力不同等级标准的训练中，培养一个人的数感是指能够从数字信息中以数学的思维模式，通过对数字以及数量关系的把握，筛选适当的方法，对数字实施运算，从而得出结论并展示运用于实际工作问题的一种思维策略。实用经济数学是一门比较奇妙的学科，它能够使得生活中、工作中，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有序，并在经验的积累中形成一定的规律。而数感的培养，能够很好的将职业核心能力运用在实用经济数学的教学中，进而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将职业核心能力很好的应用在实用经济数学的教学中还涉及到许多方面，如学生、教师、校方等等。以上只是对职业核心能力几个方面且比较浅显的研究。所以，以上所提出的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模式的建立以及相关的改进措施对于提高职业核心能力在实用经济数学中的应用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还需要高校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士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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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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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核心论文篇（7）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渊源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它是与经济学研究和企业能力理论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企业能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企业内部分工的性质和程度是限制规模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进而决定了企业规模成长的界限。大卫•李嘉图1817年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指出，组织特定的资产、技巧和能力对分工效率影响很大。在此基础上，192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了“企业内在成长论”，指出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分工”，这种分工与其各自的知识和技能相关，这种知识和技能可以被看作是企业的能力。“企业内在成长论”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雏形。

20世纪50年代末，菲利普•塞斯内克（p•selznick，1957年）在《行政管理中的领导艺术》一书中指出，一个组织的发展历史造就它具有“特殊的缺陷和能力”，并用独特的竞争力表示企业与其它竞争者相比做得较好之处。随后，林内德和安德鲁也分别得出结论：拥有独特竞争力的组织有望获得更高的经济绩效。

1959年，潘罗斯发表其经典著作《企业增长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企业内部的资源。潘罗斯将企业定义为“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并认为企业的增长源泉是企业的内部资源。潘罗斯是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第一个强调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是企业增长源泉的经济学家。按照她的逻辑，对生产性资源的使用产生生产，生产发挥作用的过程推动知识的增加，而知识的增加又会导致管理能力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她所说的从经验中产生的知识是独特的，也即后来被概念化的独特的或难以模仿的企业能力的最初理论表述。

受潘罗斯的启发，第一个提出“企业能力”概念的经济学家是理查德森（richardson，1972）。他在《工业组织》一文中，使用“能力”（capabilities）概念来指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对现代大企业诞生、发展和变化的研究支持了能力演进的理论（chandler，1992）。他早期在对美国组织结构演变的研究中（chandler，1962）提出了与潘罗斯相似的分析框架。而在他后来出版的《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chandler，1990）一书中，则使用“组织能力”这一中心概念对现代大企业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向管理型大企业过渡创造了组织能力的基础，由此发展起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工业甚至国民经济持续竞争优势和持续经济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

尼尔森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nelson and winter，1982）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能力和行为的演化理论。为了理解企业的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企业的能力如何发展变化，以及企业怎样改进寻求利润的方法，他们把企业定义为一个由组织惯例所构成的层级结构（a hierarchy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核心竞争力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的《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正式提出。他们认为，核心能力也称为核心竞争力，就是指“组织中的累积性学识，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整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这是一种基于技术观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此外，众多学者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关于核心竞争力的不同理论。以巴顿（dorothy leonard barton）为代表的基于知识观的核心竞争力，认为核心竞争力是指具有企业特性的、不易外泄的企业专有知识和信息。以克里斯汀•奥利佛(christine oliver)为代表的基于资源观的核心竞争力，强调资源和能力对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和持续竞争优势的作用。以库姆斯（coombs）为代表的基于组织和系统观的核心竞争力，主张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不同的管理系统、目标和价值系统、结构系统、社会心理系统的有机结合。以拉法（raffa）和佐罗（zollo）为代表的基于文化观的核心竞争力，指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积累蕴藏在企业的文化中，渗透在整个组织中，它是技术核心能力、组织核心能力和文化核心能力的有机结合，不可能在企业里分散开来加以定位。

由此可见，核心竞争力理论尚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集体认同的分析框架，对其基本概念和内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该理论还没有形成严密的体系。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局限性

在20世纪90年代中，全球的企业经营环境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也没有发生革命性的政治事件，行业的惯性和渐进性的管理变革应不会在短时期内使之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核心竞争力理论自身具有局限性。

（一）核心竞争力理论隐含技术发展的线性假定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认为，企业通过对现有技术的强化，能够保证企业持续地拥有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这一判断显然是建立在技术的线性发展假定之上的。即认为核心技术的发展是渐进的，后面的成果是前面成果的延续和进步，不存在技术的突变和间断。但是纵观技术发展史, 技术发展的总体轨迹是非线性的，线性特点仅仅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的。

技术的发展只是在其走向完善的过程中是线性的。而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技术，其发展轨迹往往是跳跃性的和间断性的。技术发展的这一特点使得核心竞争力理论所倡导的发展战略难以成立。企业依靠对现有技术上的强化和领先，并不足以保证企业一直领先，新进入某一业务领域的企业，完全有可能利用技术的革命性变化，超越产业内现有的巨人，实现超常规的跨跃式发展。

（二）核心竞争力理论否定比较竞争优势

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比较竞争优势只是企业活动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竞争能力，是一种相对的、短期的竞争优势。而核心竞争力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和较高的稳定性，能使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得稳定的超额利润。因而，比较竞争优势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就在其经典巨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对这种只重长期、轻视短期的做法给予猛烈抨击，他有一句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趋向死亡。纵观全球市场可以发现，许多成功企业都是在一个虚拟的长期曲线下做连续的短期最优化经营。可以说，企业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短期竞争。比较优势正是基于这个理论。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比较优势也是竞争力》一文中指出，竞争包括 “生产要素”和“比较优势”两方面的内容。竞争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展示过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导致这些要素成本在各地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从而使得比较优势的作用更加凸显。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核心竞争力理论否定比较优势,就相当于否定竞争力本身。

（三）核心竞争力理论忽视核心能力培育的外部因素

核心竞争力理论与其它企业理论相比，更为关注企业自身素质的提升，认为企业的成长不是靠外在的力量，而是靠精心编织“组织中的累积性学识”，很少或几乎没有将目光投向企业外部去寻求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外部环境似乎是已知的固定因素因而被舍弃了，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正是核心竞争力的生命力所在。

有代表性的情形通常是，信服于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决策者们完全陷于“内省型”的思维模式中，完全依靠自身的核心能力来组织企业的生产经营，而不是追求其他的新事物以抓住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增长机会。因为忽视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以产品特征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会引导企业以“完全是理性的，且符合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方式自然地做出不利于企业成长的决策。实际上，核心竞争力远非仅仅是做自认为擅长的事情，而是要做消费者看重的事情。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竞争基础改变时，要保持竞争优势必然要求企业具有学习新事物的决心和能力，反之，无视外部环境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的影响，过分专注于组织内部的精耕细作，会形成“过剩的竞争优势”。

有学者指出，日本企业之所以竞争力衰退，并不是因为背离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倡导的原则，而是过分拘泥于这些原则。例如，20世纪90年代数字技术取代模拟技术，成为了核心技术，所以日本20世纪80年代在模拟技术的领先地位，丝毫无助于它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反而起了阻碍作用，并最终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企业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动态地审视核心竞争力的内涵，这是企业寻求未来利润增长点的关键。

（四）核心竞争力理论缺乏广泛的解释力

根据该理论，核心竞争力不是指单纯的市场占有率、品牌知名度、企业的生产规模，甚至不是指营销渠道、商业模式、物质资源、企业文化、管理水平等。通常认为应把核心竞争力视为一种合力，它是企业所有资源充分整合的结果，是企业驾驭内外环境的能力体系。其中有某一两项因素比较突出，它们构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部分。那么，企业该选择哪方面因素去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呢？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该理论并未对此展开深入的探讨。同时，是不是任何企业都必须具有核心竞争力？该理论对此也未作出回答。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大量的中小企业并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但是他们仍然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求得了发展；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拥有核心竞争力，却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独领。在解释企业长期竞争优势源泉的时候，它没有给出可行的识别核心竞争力的方法，也没有对如何积累和使用核心竞争力进行有效管理提供操作性的途径。概念的不确定性和内涵的模糊性，使得核心竞争力理论缺乏广泛的解释力，从而限制了其对企业管理的指导作用。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研究展望

（一）基于顾客价值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界定核心竞争力，首先必须明确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是什么？从其根源着手，确定什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目前的研究对核心竞争力形成机制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对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普遍具有明显的事后追溯的特性。凯恩斯曾经说过“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消费为目的”，而消费的主体是顾客，可见顾客的需求是企业经济活动的源泉，培育核心竞争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顾客价值。基于顾客价值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就是要以顾客为中心，通过考察向顾客传递价值的过程和环节，来寻求企业的竞争优势。顾客价值的研究视角，包括五个基本方面：研究顾客需求、分析和评价自身的能力、确定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包、选择高效迅捷的渠道传递价值包、信息的回收反馈。只有基于顾客价值，企业的思维模式才能从关注自身的“内省”型转向关注竞争对手和消费需求的“外审”型，才能避免由于忽视外部因素而陷入“竞争优势过剩”的误区，也才能抓住市场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发展机遇。

（二）基于相对优势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

相对优势是指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的，具有超越竞争对手且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竞争优势。基于相对优势的核心竞争力研究有两方面特征：一是相对优势的立足点是顾客价值和市场环境，其参照系是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二是相对优势认为，有效益、有市场的竞争力才是企业所需要的竞争力，因而更加重视考察企业成本。相对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是从市场需求入手，通过对自身和对手竞争优势的评估及成本考察，寻求企业相对竞争优势的领域，抓住研发、设计、生产、营销、服务等企业价值链中的一个或几个突出环节，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培育企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和战胜竞争对手。从追求绝对优势转移到追求相对优势，企业才能从关注自身转向关注竞争对手和顾客，才能使核心竞争力满足企业最大化的利益要求，企业也才能够通过培育核心竞争力发展和完善自己。

（三）基于量化分析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

由于学术界和企业界对核心竞争力的内涵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所以核心竞争力的评估、构建和应用，至今为止缺乏一种微观的理论基础和应用的实证基础。在核心竞争力理论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抽象的理论的研究太多，而操作层面的研究太少，造成大量企业在实践上无所适从。长久的经济绩效能够量化企业的竞争优势，它是论证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可见单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何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片面的，核心竞争力的研究有必要进行方法上的创新，可以借鉴新的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在定性的同时引入定量的模型分析；同时，这种量化的研究方法还可以为企业的战略管理开发工具提供新的思维。

（四）基于学科综合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

国内有学者指出，如果对核心竞争力追根求源，就会一直追溯到能力、知识、创新、学习等心理和文化的因素，而在现有的分析框架中，这些因素是很难纳入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的，因此，在回答是什么因素最终决定了企业的持久竞争力这个问题上，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是有限的。

经济学的前提是理性人假设，但人在经济学上的理性主义行为是以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所观察和研究的非理为条件的，所以企业行为实际上也是有限理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企业核心理念的认识和描述，必然涉及对企业以及构成企业实体的个人实际行为的研究和分析，这样对竞争力的研究就具有超经济学的跨学科性质。因此，今后对核心竞争力的研究一定会出现学科综合的趋势，会涉及到更多学科的理论，比如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使其他学科与经济学相融合，探寻理念、价值、文化、伦理等心理层面的因素。

参考文献：

经济核心论文篇（8）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渊源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它是与经济学研究和企业能力理论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企业能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企业内部分工的性质和程度是限制规模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进而决定了企业规模成长的界限。大卫•李嘉图1817年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指出，组织特定的资产、技巧和能力对分工效率影响很大。在此基础上，192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了“企业内在成长论”，指出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分工”，这种分工与其各自的知识和技能相关，这种知识和技能可以被看作是企业的能力。“企业内在成长论”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雏形。

20世纪50年代末，菲利普•塞斯内克（p•selznick，1957年）在《行政管理中的领导艺术》一书中指出，一个组织的发展历史造就它具有“特殊的缺陷和能力”，并用独特的竞争力表示企业与其它竞争者相比做得较好之处。随后，林内德和安德鲁也分别得出结论：拥有独特竞争力的组织有望获得更高的经济绩效。WWW.133229.COm

1959年，潘罗斯发表其经典著作《企业增长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企业内部的资源。潘罗斯将企业定义为“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并认为企业的增长源泉是企业的内部资源。潘罗斯是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第一个强调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是企业增长源泉的经济学家。按照她的逻辑，对生产性资源的使用产生生产性服务，生产性服务发挥作用的过程推动知识的增加，而知识的增加又会导致管理能力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她所说的从经验中产生的知识是独特的，也即后来被概念化的独特的或难以模仿的企业能力的最初理论表述。

受潘罗斯的启发，第一个提出“企业能力”概念的经济学家是理查德森（richardson，1972）。他在《工业组织》一文中，使用“能力”（capabilities）概念来指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对现代大企业诞生、发展和变化的研究支持了能力演进的理论（chandler，1992）。他早期在对美国组织结构演变的研究中（chandler，1962）提出了与潘罗斯相似的分析框架。而在他后来出版的《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chandler，1990）一书中，则使用“组织能力”这一中心概念对现代大企业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向管理型大企业过渡创造了组织能力的基础，由此发展起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工业甚至国民经济持续竞争优势和持续经济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

尼尔森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nelson and winter，1982）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能力和行为的演化理论。为了理解企业的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企业的能力如何发展变化，以及企业怎样改进寻求利润的方法，他们把企业定义为一个由组织惯例所构成的层级结构（a hierarchy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核心竞争力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的《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正式提出。他们认为，核心能力也称为核心竞争力，就是指“组织中的累积性学识，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整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这是一种基于技术观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此外，众多学者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关于核心竞争力的不同理论。以巴顿（dorothy leonard barton）为代表的基于知识观的核心竞争力，认为核心竞争力是指具有企业特性的、不易外泄的企业专有知识和信息。以克里斯汀•奥利佛(christine oliver)为代表的基于资源观的核心竞争力，强调资源和能力对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和持续竞争优势的作用。以库姆斯（coombs）为代表的基于组织和系统观的核心竞争力，主张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不同的管理系统、目标和价值系统、结构系统、社会心理系统的有机结合。以拉法（raffa）和佐罗（zollo）为代表的基于文化观的核心竞争力，指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积累蕴藏在企业的文化中，渗透在整个组织中，它是技术核心能力、组织核心能力和文化核心能力的有机结合，不可能在企业里分散开来加以定位。

由此可见，核心竞争力理论尚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集体认同的分析框架，对其基本概念和内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该理论还没有形成严密的体系。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局限性

在20世纪90年代中，全球的企业经营环境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也没有发生革命性的政治事件，行业的惯性和渐进性的管理变革应不会在短时期内使之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核心竞争力理论自身具有局限性。

（一）核心竞争力理论隐含技术发展的线性假定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认为，企业通过对现有技术的强化，能够保证企业持续地拥有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这一判断显然是建立在技术的线性发展假定之上的。即认为核心技术的发展是渐进的，后面的成果是前面成果的延续和进步，不存在技术的突变和间断。但是纵观技术发展史, 技术发展的总体轨迹是非线性的，线性特点仅仅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的。

技术的发展只是在其走向完善的过程中是线性的。而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技术，其发展轨迹往往是跳跃性的和间断性的。技术发展的这一特点使得核心竞争力理论所倡导的发展战略难以成立。企业依靠对现有技术上的强化和领先，并不足以保证企业一直领先，新进入某一业务领域的企业，完全有可能利用技术的革命性变化，超越产业内现有的巨人，实现超常规的跨跃式发展。

（二）核心竞争力理论否定比较竞争优势

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比较竞争优势只是企业活动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竞争能力，是一种相对的、短期的竞争优势。而核心竞争力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和较高的稳定性，能使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得稳定的超额利润。因而，比较竞争优势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就在其经典巨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对这种只重长期、轻视短期的做法给予猛烈抨击，他有一句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趋向死亡。纵观全球市场可以发现，许多成功企业都是在一个虚拟的长期曲线下做连续的短期最优化经营。可以说，企业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短期竞争。比较优势正是基于这个理论。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比较优势也是竞争力》一文中指出，竞争包括 “生产要素”和“比较优势”两方面的内容。竞争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展示过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导致这些要素成本在各地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从而使得比较优势的作用更加凸显。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核心竞争力理论否定比较优势,就相当于否定竞争力本身。

（三）核心竞争力理论忽视核心能力培育的外部因素

核心竞争力理论与其它企业理论相比，更为关注企业自身素质的提升，认为企业的成长不是靠外在的力量，而是靠精心编织“组织中的累积性学识”，很少或几乎没有将目光投向企业外部去寻求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外部环境似乎是已知的固定因素因而被舍弃了，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正是核心竞争力的生命力所在。

有代表性的情形通常是，信服于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决策者们完全陷于“内省型”的思维模式中，完全依靠自身的核心能力来组织企业的生产经营，而不是追求其他的新事物以抓住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增长机会。因为忽视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以产品特征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会引导企业以“完全是理性的，且符合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方式自然地做出不利于企业成长的决策。实际上，核心竞争力远非仅仅是做自认为擅长的事情，而是要做消费者看重的事情。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竞争基础改变时，要保持竞争优势必然要求企业具有学习新事物的决心和能力，反之，无视外部环境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的影响，过分专注于组织内部的精耕细作，会形成“过剩的竞争优势”。

有学者指出，日本企业之所以竞争力衰退，并不是因为背离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倡导的原则，而是过分拘泥于这些原则。例如，20世纪90年代数字技术取代模拟技术，成为了核心技术，所以日本20世纪80年代在模拟技术的领先地位，丝毫无助于它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反而起了阻碍作用，并最终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企业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动态地审视核心竞争力的内涵，这是企业寻求未来利润增长点的关键。

（四）核心竞争力理论缺乏广泛的解释力

根据该理论，核心竞争力不是指单纯的市场占有率、品牌知名度、企业的生产规模，甚至不是指营销渠道、商业模式、物质资源、企业文化、管理水平等。通常认为应把核心竞争力视为一种合力，它是企业所有资源充分整合的结果，是企业驾驭内外环境的能力体系。其中有某一两项因素比较突出，它们构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部分。那么，企业该选择哪方面因素去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呢？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该理论并未对此展开深入的探讨。同时，是不是任何企业都必须具有核心竞争力？该理论对此也未作出回答。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大量的中小企业并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但是他们仍然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求得了发展；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拥有核心竞争力，却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独领风骚。在解释企业长期竞争优势源泉的时候，它没有给出可行的识别核心竞争力的方法，也没有对如何积累和使用核心竞争力进行有效管理提供操作性的途径。概念的不确定性和内涵的模糊性，使得核心竞争力理论缺乏广泛的解释力，从而限制了其对企业管理的指导作用。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研究展望

（一）基于顾客价值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界定核心竞争力，首先必须明确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是什么？从其根源着手，确定什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目前的研究对核心竞争力形成机制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对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普遍具有明显的事后追溯的特性。凯恩斯曾经说过“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消费为目的”，而消费的主体是顾客，可见顾客的需求是企业经济活动的源泉，培育核心竞争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顾客价值。基于顾客价值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就是要以顾客为中心，通过考察向顾客传递价值的过程和环节，来寻求企业的竞争优势。顾客价值的研究视角，包括五个基本方面：研究顾客需求、分析和评价自身的能力、确定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包、选择高效迅捷的渠道传递价值包、信息的回收反馈。只有基于顾客价值，企业的思维模式才能从关注自身的“内省”型转向关注竞争对手和消费需求的“外审”型，才能避免由于忽视外部因素而陷入“竞争优势过剩”的误区，也才能抓住市场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发展机遇。

（二）基于相对优势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

相对优势是指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的，具有超越竞争对手且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竞争优势。基于相对优势的核心竞争力研究有两方面特征：一是相对优势的立足点是顾客价值和市场环境，其参照系是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二是相对优势认为，有效益、有市场的竞争力才是企业所需要的竞争力，因而更加重视考察企业成本。相对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是从市场需求入手，通过对自身和对手竞争优势的评估及成本考察，寻求企业相对竞争优势的领域，抓住研发、设计、生产、营销、服务等企业价值链中的一个或几个突出环节，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培育企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和战胜竞争对手。从追求绝对优势转移到追求相对优势，企业才能从关注自身转向关注竞争对手和顾客，才能使核心竞争力满足企业最大化的利益要求，企业也才能够通过培育核心竞争力发展和完善自己。

（三）基于量化分析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

由于学术界和企业界对核心竞争力的内涵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所以核心竞争力的评估、构建和应用，至今为止缺乏一种微观的理论基础和应用的实证基础。在核心竞争力理论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抽象的理论的研究太多，而操作层面的研究太少，造成大量企业在实践上无所适从。长久的经济绩效能够量化企业的竞争优势，它是论证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可见单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何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片面的，核心竞争力的研究有必要进行方法上的创新，可以借鉴新的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在定性的同时引入定量的模型分析；同时，这种量化的研究方法还可以为企业的战略管理开发工具提供新的思维。

（四）基于学科综合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

国内有学者指出，如果对核心竞争力追根求源，就会一直追溯到能力、知识、创新、学习等心理和文化的因素，而在现有的分析框架中，这些因素是很难纳入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的，因此，在回答是什么因素最终决定了企业的持久竞争力这个问题上，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是有限的。

经济学的前提是理性人假设，但人在经济学上的理性主义行为是以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所观察和研究的非理性行为为条件的，所以企业行为实际上也是有限理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企业核心理念的认识和描述，必然涉及对企业以及构成企业实体的个人实际行为的研究和分析，这样对竞争力的研究就具有超经济学的跨学科性质。因此，今后对核心竞争力的研究一定会出现学科综合的趋势，会涉及到更多学科的理论，比如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使其他学科与经济学相融合，探寻理念、价值、文化、伦理等心理层面的因素。

参考文献：

经济核心论文篇（9）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渊源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它是与经济学研究和企业能力理论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企业能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企业内部分工的性质和程度是限制规模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进而决定了企业规模成长的界限。大卫•李嘉图1817年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指出，组织特定的资产、技巧和能力对分工效率影响很大。在此基础上，192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了“企业内在成长论”，指出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分工”，这种分工与其各自的知识和技能相关，这种知识和技能可以被看作是企业的能力。“企业内在成长论”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雏形。

20世纪50年代末，菲利普•塞斯内克（P•Selznick，1957年）在《行政管理中的领导艺术》一书中指出，一个组织的发展历史造就它具有“特殊的缺陷和能力”，并用独特的竞争力表示企业与其它竞争者相比做得较好之处。随后，林内德和安德鲁也分别得出结论：拥有独特竞争力的组织有望获得更高的经济绩效。

1959年，潘罗斯发表其经典著作《企业增长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企业内部的资源。潘罗斯将企业定义为“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并认为企业的增长源泉是企业的内部资源。潘罗斯是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第一个强调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是企业增长源泉的经济学家。按照她的逻辑，对生产性资源的使用产生生产性服务，生产性服务发挥作用的过程推动知识的增加，而知识的增加又会导致管理能力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她所说的从经验中产生的知识是独特的，也即后来被概念化的独特的或难以模仿的企业能力的最初理论表述。

受潘罗斯的启发，第一个提出“企业能力”概念的经济学家是理查德森（Richardson，1972）。他在《工业组织》一文中，使用“能力”（capabilities）概念来指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对现代大企业诞生、发展和变化的研究支持了能力演进的理论（Chandler，1992）。他早期在对美国组织结构演变的研究中（Chandler，1962）提出了与潘罗斯相似的分析框架。而在他后来出版的《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Chandler，1990）一书中，则使用“组织能力”这一中心概念对现代大企业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向管理型大企业过渡创造了组织能力的基础，由此发展起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工业甚至国民经济持续竞争优势和持续经济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

尼尔森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Nelson and Winter，1982）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能力和行为的演化理论。为了理解企业的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企业的能力如何发展变化，以及企业怎样改进寻求利润的方法，他们把企业定义为一个由组织惯例所构成的层级结构（a hierarchy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核心竞争力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的《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正式提出。他们认为，核心能力也称为核心竞争力，就是指“组织中的累积性学识，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整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这是一种基于技术观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此外，众多学者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关于核心竞争力的不同理论。以巴顿（Dorothy Leonard Barton）为代表的基于知识观的核心竞争力，认为核心竞争力是指具有企业特性的、不易外泄的企业专有知识和信息。以克里斯汀•奥利佛(Christine Oliver)为代表的基于资源观的核心竞争力，强调资源和能力对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和持续竞争优势的作用。以库姆斯（Coombs）为代表的基于组织和系统观的核心竞争力，主张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不同的管理系统、目标和价值系统、结构系统、社会心理系统的有机结合。以拉法（Raffa）和佐罗（Zollo）为代表的基于文化观的核心竞争力，指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积累蕴藏在企业的文化中，渗透在整个组织中，它是技术核心能力、组织核心能力和文化核心能力的有机结合，不可能在企业里分散开来加以定位。

由此可见，核心竞争力理论尚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集体认同的分析框架，对其基本概念和内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该理论还没有形成严密的体系。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局限性

在20世纪90年代中，全球的企业经营环境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也没有发生革命性的政治事件，行业的惯性和渐进性的管理变革应不会在短时期内使之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核心竞争力理论自身具有局限性。

（一）核心竞争力理论隐含技术发展的线性假定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认为，企业通过对现有技术的强化，能够保证企业持续地拥有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这一判断显然是建立在技术的线性发展假定之上的。即认为核心技术的发展是渐进的，后面的成果是前面成果的延续和进步，不存在技术的突变和间断。但是纵观技术发展史, 技术发展的总体轨迹是非线性的，线性特点仅仅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的。

技术的发展只是在其走向完善的过程中是线性的。而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技术，其发展轨迹往往是跳跃性的和间断性的。技术发展的这一特点使得核心竞争力理论所倡导的发展战略难以成立。企业依靠对现有技术上的强化和领先，并不足以保证企业一直领先，新进入某一业务领域的企业，完全有可能利用技术的革命性变化，超越产业内现有的巨人，实现超常规的跨跃式发展。

（二）核心竞争力理论否定比较竞争优势

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比较竞争优势只是企业活动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竞争能力，是一种相对的、短期的竞争优势。而核心竞争力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和较高的稳定性，能使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得稳定的超额利润。因而，比较竞争优势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就在其经典巨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对这种只重长期、轻视短期的做法给予猛烈抨击，他有一句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趋向死亡。纵观全球市场可以发现，许多成功企业都是在一个虚拟的长期曲线下做连续的短期最优化经营。可以说，企业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短期竞争。比较优势正是基于这个理论。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比较优势也是竞争力》一文中指出，竞争包括 “生产要素”和“比较优势”两方面的内容。竞争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展示过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导致这些要素成本在各地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从而使得比较优势的作用更加凸显。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核心竞争力理论否定比较优势,就相当于否定竞争力本身。

（三）核心竞争力理论忽视核心能力培育的外部因素

核心竞争力理论与其它企业理论相比，更为关注企业自身素质的提升，认为企业的成长不是靠外在的力量，而是靠精心编织“组织中的累积性学识”，很少或几乎没有将目光投向企业外部去寻求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外部环境似乎是已知的固定因素因而被舍弃了，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正是核心竞争力的生命力所在。

有代表性的情形通常是，信服于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决策者们完全陷于“内省型”的思维模式中，完全依靠自身的核心能力来组织企业的生产经营，而不是追求其他的新事物以抓住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增长机会。因为忽视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以产品特征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会引导企业以“完全是理性的，且符合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方式自然地做出不利于企业成长的决策。实际上，核心竞争力远非仅仅是做自认为擅长的事情，而是要做消费者看重的事情。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竞争基础改变时，要保持竞争优势必然要求企业具有学习新事物的决心和能力，反之，无视外部环境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的影响，过分专注于组织内部的精耕细作，会形成“过剩的竞争优势”。

有学者指出，日本企业之所以竞争力衰退，并不是因为背离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倡导的原则，而是过分拘泥于这些原则。例如，20世纪90年代数字技术取代模拟技术，成为了核心技术，所以日本20世纪80年代在模拟技术的领先地位，丝毫无助于它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反而起了阻碍作用，并最终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企业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动态地审视核心竞争力的内涵，这是企业寻求未来利润增长点的关键。

（四）核心竞争力理论缺乏广泛的解释力

根据该理论，核心竞争力不是指单纯的市场占有率、品牌知名度、企业的生产规模，甚至不是指营销渠道、商业模式、物质资源、企业文化、管理水平等。通常认为应把核心竞争力视为一种合力，它是企业所有资源充分整合的结果，是企业驾驭内外环境的能力体系。其中有某一两项因素比较突出，它们构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部分。那么，企业该选择哪方面因素去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呢？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该理论并未对此展开深入的探讨。同时，是不是任何企业都必须具有核心竞争力？该理论对此也未作出回答。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大量的中小企业并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但是他们仍然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求得了发展；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拥有核心竞争力，却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独领风骚。在解释企业长期竞争优势源泉的时候，它没有给出可行的识别核心竞争力的方法，也没有对如何积累和使用核心竞争力进行有效管理提供操作性的途径。概念的不确定性和内涵的模糊性，使得核心竞争力理论缺乏广泛的解释力，从而限制了其对企业管理的指导作用。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研究展望

（一）基于顾客价值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界定核心竞争力，首先必须明确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是什么？从其根源着手，确定什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目前的研究对核心竞争力形成机制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对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普遍具有明显的事后追溯的特性。凯恩斯曾经说过“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消费为目的”，而消费的主体是顾客，可见顾客的需求是企业经济活动的源泉，培育核心竞争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顾客价值。基于顾客价值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就是要以顾客为中心，通过考察向顾客传递价值的过程和环节，来寻求企业的竞争优势。顾客价值的研究视角，包括五个基本方面：研究顾客需求、分析和评价自身的能力、确定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包、选择高效迅捷的渠道传递价值包、信息的回收反馈。只有基于顾客价值，企业的思维模式才能从关注自身的“内省”型转向关注竞争对手和消费需求的“外审”型，才能避免由于忽视外部因素而陷入“竞争优势过剩”的误区，也才能抓住市场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发展机遇。

（二）基于相对优势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

相对优势是指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的，具有超越竞争对手且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竞争优势。基于相对优势的核心竞争力研究有两方面特征：一是相对优势的立足点是顾客价值和市场环境，其参照系是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二是相对优势认为，有效益、有市场的竞争力才是企业所需要的竞争力，因而更加重视考察企业成本。相对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是从市场需求入手，通过对自身和对手竞争优势的评估及成本考察，寻求企业相对竞争优势的领域，抓住研发、设计、生产、营销、服务等企业价值链中的一个或几个突出环节，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培育企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和战胜竞争对手。从追求绝对优势转移到追求相对优势，企业才能从关注自身转向关注竞争对手和顾客，才能使核心竞争力满足企业最大化的利益要求，企业也才能够通过培育核心竞争力发展和完善自己。

（三）基于量化分析的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

由于学术界和企业界对核心竞争力的内涵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所以核心竞争力的评估、构建和应用，至今为止缺乏一种微观的理论基础和应用的实证基础。在核心竞争力理论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抽象的理论的研究太多，而操作层面的研究太少，造成大量企业在实践上无所适从。长久的经济绩效能够量化企业的竞争优势，它是论证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可见单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何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片面的，核心竞争力的研究有必要进行方法上的创新，可以借鉴新的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在定性的同时引入定量的模型分析；同时，这种量化的研究方法还可以为企业的战略管理开发工具提供新的思维。

经济核心论文篇（10）

一， 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

自去年的郎顾之争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遭遇了国人空前激烈的批判，因为我们的产权改革似乎已经滑入一个错误的方向：官商勾结窃取国家财富。象“MBO”一样，“产权改革”一词也仿佛成了一个令人忌讳末深的盗窃国有资产的代名词。为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出谋划策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深深陷入了被纷纷指责的尴尬境地。中国开始了对以往改革历程的大反思。是的，我们的确要深深的反思了。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做？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中国企业改革的失误也是源于指导理论上的失误。

以往中国企业改革政策设计凭借两个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而在中国诠释这个两个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也许是偶然，这两位教授均执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厉以宁的对中国企业的新古典诠释体集中现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新古典理论把经济行为主体分成两类：消费者（个人）和厂商（企业），并假定个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消费者和厂商以价格为决策变量，采用边际原则，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为目的，去决定自己的产品或要素的购买或生产量。从而，从总体上来看，价格机制就是构成配置社会资源的体系。当社会达到充分竞争状态（价格机制充分运转），社会经济也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一般均衡状态，即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一般均衡状态只是一种理论上假设状态，由于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等现象的存在，市场常常陷入失灵状态，价格机制将无法运转，所以社会经济往往达不到帕累拖最优的一般均衡状态，这就是厉以宁所说的市场经济所存在的第一非均衡状态。厉教授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国经济除具备一般市场经济所拥有的第一个非均衡之外，还存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第二个非均衡。第二个非均衡是由于中国的企业并不满足新古典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引起的。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隶属单位，它们的管理者是政府委派的官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非这些管理者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它们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这些特征导致它们的采购和生产决策对价格完全是不敏感的，麻痹的，也就是说采购量和生产量的价格弹性几乎是零。所以，价格机制几乎完全失去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所以，厉以宁当时认为，中国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企业改革，而非价格改革，应该首先把中国的企业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这也是早期中国经济理论界著名的“吴厉之争”，因为吴敬琏先生主张以价格改革为重心。厉以宁为捍卫自己的主张，为当时的“吴厉之争”下了著名的评断：中国的改革将不会因为价格改革的成功而成功，却会因为企业改革的失败而失败。

新古典把厂商看成投入产出的黑箱，把他们抽象成一个生产函数，假定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不影响生产效率。这种假设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科斯愤怒地将武断无视现实的新古典称为黑板经济学。正是为弥补新古典的这些缺陷，使其更能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上世纪科斯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这就是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就是为减少交易费用而对市场的替代，或者说是指令机制对价格机制的替代。而指令机制也是有成本的，这就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当企业内部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便达到最优规模。科斯的追随者干脆把《社会成本问题》浓缩成一个科斯定理。

科斯和张五常均认为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科斯的意图。张五常说科斯定理就是说产权明晰是市场存在的基本前提，我同意这个诠释。《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企业不是黑箱，不是最终的经济行为主体，是可以再分的。就象分子并不是最小的物质单位，是要分成原子和电子的。或者说这篇文章是一个放大镜，教导人们去探测企业的内部结构。同时，交易费用的提出也对人们的“成本”概念和“生产性”观念产生深远的变革性影响。科斯定理则告戒人们不同产权制度的安排将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和效率。这些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凭借这些基石衍生出了企业治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约理论等分支学科。新制度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的假设，认为只有个人是经济行为主体，而企业只是个人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而签定的和约安排，也就是说企业是个人的经济行为表现。但是新制度依然采纳了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于是建立了一定产权制度约束下个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分析范式。

张维迎并没有象厉以宁一样写专著诠释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经济的新制度诠释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文集《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中。从企业治理的角度，张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剩余索取权，进而提出所有者缺位的概念。相对应，从产权理论的角度，他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仅存在理论上的明晰，而实际上是不明晰的，依据科斯定理，这种混乱的产权安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无效行为，所以，他坚决主张中国企业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产权改革。他对没有产权改革的股份制批评道：在白马的背上画道道是不可能制造出斑马来。象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一样，张教授把私有化看成是产权改革的捷径，从这一点上来说张非常象丘拜斯。他坚决主张私有化，而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家也就成了他这一理论主张上的现实行为延伸。在理论主张上，张维迎对厉以宁明显的表现出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的根源在于新制度对新古典的继承关系。

二， 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

厉以宁的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两个非均衡的理论，以新古典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微观特征，无疑，这是一次中国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经济分析上的创新，借一句套话就是把新古典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但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的理论分析是不完整的，是需要进一步延伸的，但厉教授却未能延伸，而是仓促的得出结论。

由于认为中国的的企业不是企业，这种情况导致价格机制失效，所以厉断定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把中国的企业变成企业。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不是企业？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只是一个现象，而厉却认为这是结论和原因。造成厉教授当时“理论短视”的原因在于他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新古典理论。新古典采用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把企业看成了基础的不可再分的经济单位，或者说经济原子，厉以宁也就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企业也是最小的经济原子了，不可再分了。而厉正是凭借自己并不完整的理论分析来给中国的改革提供政策建议的，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这个不完整的理论也当然地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

其实，企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按厉教授的理论，延伸下去，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个人不是“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个人并不满足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只有且仅仅“个人”才是经济行为主体，这一点也是新制度所坚持的。中国改革的中心也就应该是以“个人”改革为重心，把中国的个人变成“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要能够真正做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他的正当个人欲望是被法律承认的；他拥有为满足自己欲望而追求财富的权力，即他拥有明确的被法律所保障的产权。

我在人民大学听过一个社会学家讲课，他说张维迎所有高深的数学公式和深奥的博弈论分析可归结为一句话：把中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种评价虽然显得偏激，但却也道出一个事实，张教授把产权改革简化成私有化，依据这种简化的理论给出政策建议也当然地会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事实也证明如此。其实，不仅仅张维迎把产权明晰简化成私有化，几乎所有的主流西方经济学家都存在这种简化倾向。著名的新制度创始人之一的张五常教授甚至更为极端，俄罗斯的政策建议者显然也是简化倾向者。

这种私有化简化倾向的根源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缺陷，或者说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新制度虽然纠正了很多新古典的不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但是，依然坚持“经济人”这一新古典核心假设。而“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石性前提假设，就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也是展开于此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不是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的社会都满足“经济人”假设的。从时代上来说，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经济人特征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才在西方出现的。从地区上来说，一切非市场国家都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其实，改革的过程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由非经济人向经济人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我改革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作为前提假设的“经济人”。其实，欧洲同样存在一个改革、经济转型、市场化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比中国早了200多年而已。到亚当.斯密动手撰写〈国富论〉时，英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已经具备“经济人”特征，所以，“经济人”特征的形成过程并没有构成亚当.斯密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没有进入以后的西方经济理论家的研究视野。相反，现在的经济理论家企图用以“经济人”为假设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人类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所有社会行为！这就是目前的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譬如雄心勃勃的诺奖获得者斯诺教授，就企图以新制度分析范式去解释罗马兴衰史。尽管没有拜读诺教授的这部著作，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分析结论是错误的。因为经济人假设在古罗马时代的欧洲是不成立的。

如果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中，产权明晰可以简化成私有化，而在不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简单私有化只能制造经济灾难。俄罗斯和中国的私有化经历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三、 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

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遇激烈批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严重缺乏。把这种局面单纯地归罪于经济学家本身显然不是很公平的，这更多地是由他们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造成的。以往，我们改革的理论支持是摇摆于两个极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实，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也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的，就象吸取〈国富论〉精华一样。我们固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是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延续。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但是，网上流传甚广的流国光的文章似乎要重新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无论单纯地依赖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单纯地依赖马克思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摆脱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给我们的思想束缚，认真地深刻地研究人类制度演进历史和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探索能够为中国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

四、 制度核理论

为解释中国改革，弥补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本人在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诠释人类制度演进的一个崭新框架假设：制度核理论，期待各位理论爱好者的批评。

本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中，存在两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于欧洲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建立，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时期，第一个制度核的明显特征是在相互隔绝的东西方同时形成。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西方便进入了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基督教制度时代，即中世纪；而中国则步入了2000多年的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封建儒教时代。

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开始反思第一个制度核进而否定之，开始建立第二个制度核，这个制度核就是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第二个制度核形成的标志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中国自1840年开始，在已经处于第二个制度核下的英国的强迫下，开始了自己对第一个制度核的反思和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的艰难历程，目前，仍处于这一历程中。

人类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产生和演进过程又呈现出阶段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制度核特征，所谓制度核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制度基础，制度核形成后，人类的社会制度便以此为基础和内核进行演进，从而表现出连续性，直至下一个制度核的形成。用数学语言描述，人类历史是一个存在两个间断点的连续曲线。这两个间断点便是制度核形成时期，而这两个制度核形成后的历史时期则是以这两个制度核为核心的制度连续演进，而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之前，则是一个漫长的“制度核”前时期。

德国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了古希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及同期印度所同时出现的文明繁荣现象后，提出一个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假设（《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对这三个同期的但相互隔绝的繁荣文明的很多相似性特征进行解释，改假设认为这一时期是人类的轴心时期，此后的人类历史都是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的指引下进行演进的。雅斯贝尔斯看到了这三个地区同时的文明繁荣，但却忽略了紧接而来的历史现象，就是这三个地区在历经了当时的文明繁荣后几乎同时又进入了一个文明萧条时期：西方是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则进入了漫长的“吃人的”封建社礼教时代。人类从乐观走向悲观，从自我肯定走向了自我否定，怎么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其实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历史轴心”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对自己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大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意识到自己欲望的存在。欲望能够满足便是幸福，而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便是痛苦。人类意识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便意味着意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源。但当时，由于人类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有限，人类又意识到自己无力去满足自己仿佛无限的欲望，欲望不能够满足便是痛苦。规避痛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获取财富去满足欲望，另一种便是否定欲望。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人类不得不采用后一措施，即通过否定自己欲望去规避痛苦，这就是第一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是人类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便引申出对人类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的权力进行否定。这里作出定义：能够满足欲望的东西是财富，获取财富的权力是产权。那么第一个制度核的特征便是：第一、对个人欲望进行否定（即对人性进行否定）；第二、对个人产权进行否定（从而导致对个人人权的否定）。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人类制度便以此为核心基础进行演进。尽管在不同低于有不同表现形式，如欧洲表现为基督教制度、中国表现为封建礼教制度、印度则是佛教等级制度。这些不同制度现象的最深处都是第一个制度核。以第一个制度核为内核的人类制度又有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可把这些共性特点称为“制度次核”：1）繁杂的礼仪；2）强调集体，否定个体；3）个体不具备“经济人”特征，表现为“非理性”；4）强调节欲；5)重农抑商；6)集权等级制；7）财富按特权标准分配；8）零和搏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