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1）

1994年6月26日,深圳市佩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奇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依法注册成立。1998年9月29日,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股东发生变更,佩奇公司注册资本从1800万元增加至6600万元。其中,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诚公司)应注资3300万元,持有佩奇公司50%股权。但华诚公司资本金并未足额到位,实际只投入1900万元,欠缴注册资本金1400万元。

2000年4月3日,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宜中经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佩奇公司等向宜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湖支行(以下简称南湖支行)偿还本金及利息。2000年7月28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宜中执字第110号民事裁定书,责令佩奇公司等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债务。2001年9月4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宜中执字第11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追加华诚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其应在1400万元投资不实的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2008年5月19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佩奇公司破产申请。2008年9月2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8)深中法民七清算字第5-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宣告佩奇公司破产清算。2008年7月28日,华诚公司出具《关于对偿还财物通知书的复函》,载明:“……二、我公司向深圳佩奇公司应投入的注册资本为3300万元,实际投资1900万元,尚有1400万元注册资本未能实际投入情况属实。我公司尚欠的1400万元注册资本金事项,贵管理人可在我公司实施政策性破产时予以债权登记。”2009年5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华诚公司破产申请。同年6月29日,该院以(2009)二中民破字第11094-2号民事裁定,依法裁定宣告华诚公司破产。2009年6月,南湖支行向华诚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华诚公司管理人依法审核并确认南湖支行债权12360939.06元。2009年8月6日,佩奇公司管理人向华诚管理人申报债权33539111.01元。其中,包括华诚公司欠付佩奇公司注册资金本金1400万元及利息10015775元。

2009年11月20日,华诚公司管理人出具债权复核意见书,确认佩奇公司债权金额为本金1400万元,利息债权为5479775元(按中国人民银行五年期存款利率计算),合计19479775元。华诚管理人在扣除确认的南湖支行债权额12360939.06元后,确认佩奇公司债权为7118835.94元。

2010年3月,佩奇公司管理人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讼,请求增加确认被扣除的债权。

【审判】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本案纠纷属于股东出资纠纷立案,经审理认为,根据宜昌中院作出的(2000)宜中经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及(2000)宜中执字第110-4号民事裁定书,华诚公司应在其投资不足的范围内向南湖支行承担责任。根据上述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该案在华诚公司、佩奇公司破产清算前已经进入到执行阶段,故南湖支行系华诚公司的债权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被执行人的开办单位已经在注册资金范围内或接受财产的范围内向其他债权人承担了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得裁定开办单位重复承担责任。华诚公司在其出资不足的范围内已对南湖支行承担了12360939.06元的债务责任,故佩奇公司主张华诚公司应增加确认佩奇公司破产债权12360939.06元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佩奇公司的诉讼理由及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第82条之规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佩奇公司的诉讼请求。

后佩奇公司管理人代表佩奇公司依法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案由应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对于华诚公司管理人在欠缴出资1400万元范围内认定南湖支行破产债权金额12360939.06元,余额认定为佩奇公司破产债权的确认意见,二审法院认为,(2000)宜中执字第110-4号民事裁定将佩奇公司的债务人华诚公司追加为被执行人,并未改变华诚公司向佩奇公司因出资形成的法律责任关系。现佩奇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故包括未足额缴纳的公司注册资本在内的所有公司财产均应归入佩奇公司破产财产,向佩奇公司所有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不应以公司资产对公司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一审法院判决关于支持华诚公司管理人在扣除南湖支行债权额12360939.06元后,确认佩奇公司享有7 118835.94元欠缴出资债权的认定,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该1400万元欠缴出资所产生的破产债权应当由佩奇公司享有,归入佩奇公司破产财产后,公平分配给包括南湖支行在内的所有佩奇公司的债权人。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述一审民事判决;并确认佩奇公司对华诚公司享有欠缴出资债权14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债权。

【评析】

一、本案的案由确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由股东出资纠纷所引起,佩奇公司要求增加确认的破产债权实际上是对华诚公司欠缴的注册资本金进行追缴,本案的案由应当为股东出资纠纷。

二审法院认为,案由是案件法律关系的综合归纳,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本案系华诚破产清算过程中债权人与管理人因破产债权金额确认引起的纠纷。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佩奇公司对华诚公司管理人出具的债权复核意见书中的破产债权金额有异议,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确认。故本案的案由应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笔者认同二审法院的意见。佩奇公司因对华诚公司管理人出具的债权复核意见书中确认的佩奇公司破产债权额有异议,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讼”之规定依法提讼,案件争议的焦点及法律关系的实质均在于破产债权确认,故本案的案由应当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二、佩奇公司对华诚公司享有的破产债权金额

本案中,南湖支行地位的确定对佩奇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案争议解决的关键在于确认南湖支行是否能向华诚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及华诚公司欠缴的1400万元注册资本金是执行财产还是破产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及追加华诚公司为被执行人的裁定书,华诚公司应在其投资不足的范围内向南湖支行承担责任。根据上述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该案在华诚公司、佩奇公司破产清算前已经进入到执行阶段,故南湖支行系华诚公司的债权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被执行人的开办单位已经在注册资金范围内或接受财产的范围内向其他债权人承担了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得裁定开办单位重复承担责任。华诚公司在其出资不足的范围内已对南湖支行承担了12360939.06元的债务责任,故佩奇公司主张华诚公司应增加确认佩奇公司破产债权12360939.06元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认为: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将佩奇公司的债务人华诚公司追加为被执行人,并未改变华诚公司与佩奇公司因出资形成的法律责任关系。现佩奇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故包括未足额缴纳的公司注册资本在内的所有公司财产均应归入佩奇公司破产财产,向佩奇公司所有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不应以公司资产对公司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该1400万元欠缴出资所产生的破产债权应当由佩奇公司享有,归入佩奇公司破产财产后,公平分配给包括南湖支行在内的所有佩奇公司的债权人。

笔者完全认同二审法院的意见,理由如下:

(一)华诚公司欠缴的1400万元注册资金属于佩奇公司的破产财产。

1.本案无争议的基本事实包括:(1)华诚公司欠付佩奇公司注册资本金1400万元。(2)2008年5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佩奇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08年9月宣告佩奇公司破产。(3)2009年5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华诚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09年6月宣告华诚公司破产;佩奇公司破产申请受理时间先于华诚公司。

2.企业破产法第四章“债务人财产”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第一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债务人称为破产人,债务人财产称为破产财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称为破产债权。从上述基本事实可以看出,佩奇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及破产公告在先,则根据法律规定,完全可以认定,从佩奇公司破产申请受理之日开始,华诚公司欠付佩奇公司的注册资金1400万元属于佩奇公司破产财产。

在法院受理佩奇公司破产申请后,该破产财产依法属于佩奇公司所有,应由佩奇公司全体债权人平等受偿;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华诚公司破产后,应由佩奇公司管理人向华诚公司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其他人无权进行申报。

(二)南湖支行不能直接向华诚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1.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所确定的债权人为南湖支行,债务人为佩奇公司等民事主体,华诚公司并非南湖支行的债务人。

2.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只是裁定追加华诚公司为被执行人,在其投资不实的范围内,向南湖支行承担责任,并未确定华诚公司是南湖支行原债权的债务人,且案件尚在执行过程中,并未执行终结,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之规定,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佩奇公司破产申请后,南湖支行作为佩奇公司的债权人,其依据追加被执行人民事裁定书对佩奇公司股东的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即南湖支行据以向华诚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在效力上已经中止,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不能作为债权申报依据。

3.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之规定,南湖支行应当向佩奇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且事实上法院受理佩奇公司破产清算时间先于华诚公司,在法院受理佩奇公司破产申请后,南湖支行不仅不及时向佩奇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反而依据已经中止的执行裁定书向后破产的华诚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企图将属于佩奇公司全体债权人所有的破产财产用于对自己债权的个别清偿,明显不当。

因此,南湖支行并不是华诚公司破产债权适格的债权申报人,南湖支行应当向佩奇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而不是向华诚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三)华诚公司管理人确认南湖支行申报债权并在佩奇公司破产债权中予以扣除于法无据,损害了佩奇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如前所述,华诚公司欠付佩奇公司的注册资金1400万元属于佩奇公司破产财产,应由佩奇公司全体债权人共同受偿。南湖支行虽在先向华诚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但这并不能改变华诚公司欠缴的注册资本金属于佩奇公司破产财产的事实,华诚公司管理人将属于佩奇公司全体债权人所有的破产财产确认为南湖支行的债权,并在佩奇公司破产债权中予以扣除,实际上是将佩奇公司全体债权人所有的财产用于对南湖支行个别债权的清偿,侵犯了佩奇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公平受偿权,损害了佩奇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华诚公司管理人不应确认南湖支行债权,更无权从佩奇公司管理人申报的债权额中扣除南湖支行债权。

(四)对佩奇公司的执行案件并未执行终结,华诚公司在其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未对南湖支行承担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对以破产案件的债务人为被执行人 的执行案件均应中止执行的批复》【法复(1993)9号】明确指出,“执行法院虽对该债务人的财产已决定采取或者已经采取了冻结、扣留、查封或扣押等财产保全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的,仍属于未执行财产,均应当依法中止执行。”《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法司法解释第68条的请示的答复》【(2003)民二他字第52号】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针对债务人的财产,已经启动了执行程序,但该执行程序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仅作出了执行裁定,尚未将财产交付给申请人的,不属于司法解释指的执行完毕的情形,该财产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应列入破产财产,但应注意下列情况:1.正在进行的执行程序不仅作出了生效的执行裁定,而且就被执行财产的处理履行了必要的评估拍卖程序,相关人已支付了对价,此时虽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且非该相关人过错,应视为执行财产已向申请人交付,该执行已完毕,该财产不应列入破产财产;2.人民法院针对被执行人财产采取了相应执行措施,该财产已脱离债务人实际控制,视为已向权利人交付,该执行已完毕,该财产不应列入破产财产。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执行案件司法实践及其他学者对于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论述,一般认为:(1)如果只是对债务人财产采取限制措施,包括冻结、扣留、查封或扣押等,则不属于执行终结的情形;(2)对于货币及不需要产权登记的一般动产,如果已经完成财产移转,财产脱离债务人实际控制,比如将债务人货币财产或其他动产划转脱离债务人实际控制,则可视作执行终结,该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3)对于股权、车辆、不动产,如果已经完成财产变价手续,相关人已支付对价,即使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或是接收手续,该财产也不属于破产财产,视作执行终结。

结合本案情况,虽然华诚公司被裁定追加为被执行人,在其出资不实的范围内承担债务,但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并未对华诚公司财产完成任何移转或是财产变价处分行为,华诚公司并没有丧失对其财产的实际控制,南湖支行并未从执行过程中获得实际财产利益,该执行案件并未执行终结,不能认定华诚公司在其出资不实的范围内中已对南湖支行承担了债务,否则,将存在逻辑错误。如认定华诚公司在其出资不实的范围内中已对南湖支行承担了债务,则南湖支行的债权已经得到实现,则对华诚公司的执行案件应当是执行完毕,其不应当向华诚公司申报债权。

三、佩奇公司要求华诚公司支付欠缴1400万元出资的利息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佩奇公司请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8号】,按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计算华诚公司向佩奇公司支付欠缴注册资本金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现华诚公司认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华诚公司向佩奇公司应缴出资部分的利息,法院不持异议。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上述意见没有异议,但认为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除法律特别规定外,破产申请受理后新发生的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因此,按日计付的逾期给付利息应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即华诚公司向佩奇公司支付的逾期给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期限为自1998年9月30日起至2008年5月19日止。

佩奇公司章程中没有约定股东欠缴出资应当向公司支付利息,法律也没有类似规定。公司法最新司法解释【法释(2011)3号】第13条也只是明确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未规定未足额出资股东须向公司承担未缴出资资金利息。两级法院也对此作出了相同的认定。华诚管理人自愿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向佩奇公司支付应缴出资部分利息的行为系民事主体对其民事权利的自行处分,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处分行为就应当有效。二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可,并根据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判决利息计算至佩奇公司破产申请受理之日止。

四、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均破产时的破产财产确定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2）

    一、税收债务与税收责任

    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对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全面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对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主要集中在税收法律关系究竟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的问题上。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正式形成于1926年3月在明斯特召开的德国法学家协会上。权力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行政法学家奥特。麦雅，他认为应把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在其关系中，国家以优越的权力的意志主体出现，所以税收法律关系是以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债务关系说是以 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的制定为契机，根据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尔的主张所形成的学说。亨塞尔把税收法律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

    这样的不同理解实际上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双重性质，这是由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双重身份决定的。国家征税权力源于国家所有制，而产生国家所有制的基础又是国家政治权力，以国家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国家所有制作为私有制的对立物，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产权差异，当国家通过法律将部分私有财产的占有关系确定下来后，就形成了产权有别的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作为经济主体，同时享受债权人资格，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本质上就是向国家履行偿债义务，与私法的债权债务关系相比，它属于公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当然不同的税收法规，其法律关系性质的重点有所不同，税收实体法规定着税收法律关系实质性权利义务，通过制定各种税制要素来确定税收职责，这种税收职责在性质上同民商法中的债权债务规定相近，区别在于税收债务是法定债务，而私法债务是承诺债务，所以税收实体法的核心是债权债务关系。而税收程序法是以规定税收实体法中所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履行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它主要明确实现税收职责的程序和手续，因此税收程序法属于行政法规性质，核心是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的权力关系。这样的具体差异正如金子宏所认识到的，由法的技术观点看待税收时，把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单一的权力关系性质或债务关系性质可能是不妥当的，还不如理解为它是性质各异的种种法律关系的集中，但其基本的和中心的关系仍是债务关系。

    将税收法律关系在总体上确认具有债权债务性质，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税收观念的形成，也有利于将其与私法中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适当的对比。因此在法律适用上，除有明文规定或虽无明文规定却有需要另行解释的合理理由之外，纳税义务可以使用私法中有关债务的规定。

    在民事关系中，责任与债务概念是相互联系的，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即债务），而当债务人不履行其义务时，债务人必须以自己的财物为债务履行作担保，此即为责任。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都将债务和责任在民事立法中进行了确认。如法国民法第1142条规定，一切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当债务人不履行时，则转变为赔偿损害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也将侵权行为和合同债务的不履行一并列入“民事责任”一章。所以一般而言，两者是相伴而生的，负有债务也就负有了相应的偿债责任。如果税收法律关系总体上不能回避税收债务问题，那么税收债务必将会对纳税人带来税收偿债责任。

    二、税收当事人的税收责任区分——自己责任和他人责任

    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是以国家和纳税人之间货币支付（货币税）、实物支付（实物税），以及相关联的附属支付项目（如滞纳金、罚款等）为具体内容的。当纳税人不履行其支付义务时，债权人（国家）可以对其财产予以强制方法进行执行，即纳税人应以自己财产作为其税收债务的担保，就其应负担的税收债务，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这是税收当事人的自己责任。例如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后简称《税收征管法》）中，赋予了税务机关可以对税收当事人的存款、财产、商品和货物进行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的权力，这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税收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履行税收债务的义务。税法中强调自己责任，必须体现税收公平原则的量能负担，也就是说，税收在立法阶段必须考虑到纳税人（债务人）的负担能力，使得税收债务在不同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使其能够更加合理地被纳税人所接受，税收债务的清偿过程更加便利。

    虽然税收债务与私法债务相比更加具有国家强制性，但其实质是一致的。所以，税收债务也采取了债务和责任同时认定的方法，负有税收公法债务的税收当事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这种法律责任都是通过税收法定主义加以强制的。在倡导民主法治的国家中，都将税收法定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税收立法时都强调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例如，美国宪法规定，征税的法律必须由众议院提出。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征收新税或改变现行税收，必须以法律定之”。意大利宪法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个人税或财产税”。其中，纳税义务法定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重要内容，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律确定的纳税义务必须履行，否则，纳税义务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纳税人应当履行的纳税义务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的依据，公民和法人不应承担或有权拒绝承担缴纳税款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纳税人自己负担税收债务的法律责任都是确定的。

    但是由于现代法制国家大都采用日益复杂的复税制体系，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伴随着整体税收负担的不断加重，纳税人通过各种方法规避税收债务的愿望与可能性也日益增强，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从而直接影响到国家债权的实现。为了回应纳税人对自己责任的逃避，在现代税收立法过程中，税法也开始强调税收债务的他人责任，即为了保证税收债务的清偿，从而规定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某税收的纳税主体还应该为他人的税收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在我国的税收强制执行中就包括了纳税担保人的财产。

    从税收当事人的自己责任到强调他人责任，无形之中扩大了税收债务人的范围，也扩大了税收债务受偿财产的范围，使得国家债权可以获得更多的财产担保。相对于自己责任，税收债务人不仅包括以自己全部财产为自己税收债务担保的纳税义务人，也包括以自己的财产为他人税收债务担保的其他负税人，如纳税担保人等。这种变化并未违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因为，在进行征收税款之前，这些变化也应该是法定、确实的，但有可能会对税收公平原则的量能负担有所冲击。一般认为，税法中追究他人责任，并未违背税收公平的量能负担原则，原因在于根据私法的追偿权，这些负担税收债务的其他当事人，在国家向其履行税收债权后，可以依据有关法律向初始税收债务人进行追偿，因此，他人责任的履行也是以自己责任为基础的。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引入税收的他人责任，不应该加重“他人”的税收负担，而尽可能按照所依据的税收当事人的自己税收责任为基础来实施。

    三、我国现行税法中他人责任的运用

    1、扣缴义务人的责任

    扣缴义务人是按照法律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他负有税款的代扣代缴义务，应当按照税法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在规定期限内足额缴库。扣缴义务人并非原始税收债务人，但为了加强税收源泉控管、防止税款流失、提高征税效率而由国家依法授予其扣缴权力的，并遵循法定主义原则予以确认。国家一般在收入分散、纳税人分散时，采用源泉控制的征收方法，在税法上明确规定扣缴义务人，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防止偷漏税，简化纳税手续。《税收征管法》第30条规定“扣缴义务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负有代扣、代收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税务机关不得要求其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税务机关处理。”

    扣缴义务人的设定，将原有的国家债权人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划分为两个环节，其一是国家和扣缴义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二是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义务人之间的关系。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有一些具体规定值得商榷。

    第一，《税收征管法》第30条规定第2款规定“税务机关按照规定付给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手续费”，《个人所得税法》第11条规定“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这样的规定很明显并未按照公法性质的债权债务关系来处理国家和扣缴义务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此时的扣缴义务属于公法性质的法定义务，而非选择义务，对于扣缴义务人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支付手续费不仅混淆了公法和私法的义务差异，也不利于税收法律意识的树立。金子宏在《日本税法原理》中曾指出，对于法定纳税人之外的其他人设定税收义务而不给予经济补偿并不违宪。因此国家并无需要对扣缴义务人支付手续费。因此，从经济角度分析，由于扣缴义务人能够防止偷漏税，简化纳税手续，给予相应的部分报酬是应该的，但从税法债务角度，可能存在争议。

    第二，《税收征管法》第69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究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以应扣未扣、应收而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该规定与原征管法47条“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扣缴义务缴纳人应扣未扣、应收而未收税款”相比，明显取消了对扣缴义务人的赔缴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税收债务关系得到扩展，从而强调了税收自己责任，但又规定了对扣缴义务人未履约的法律责任。本来这种责任追究无可厚非，但考虑到税收债务关系有可能实际履行（税务机关向初始纳税人追缴），从他人责任应以所依据的自己责任负担为基础角度考虑，则最高达3倍的罚款有些不合情理。

    2、纳税担保人的责任

    担保制度可以提高债务人的信用，一旦债务人难以履行偿债义务，债权人可以向担保人请求履行担保责任或通过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我国现行税收法规中所规定的担保具体分为一般保全和强制保全。一般保全规定以税收担保为主要形式，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61条规定，税收担保包括经税务机关认可的纳税保证人为纳税人提供的纳税保证，以及纳税人或者第三人以其未设置或者未全部设置担保物权的财产提供的担保。其具体形式是提供保证和保证金，保证是指纳税人之外的第三人向税务机关做出的履行纳税义务的承诺，属于人的担保，将第三人的财产作为履行税收债务的担保。由于保证中的保证人是税收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自然构成税收债务的他人责任。保证金是指纳税人为保证履行纳税义务而支付一定数量货币的担保形式，它属于物的担保，它是以纳税人或第三人特定财产作为履行纳税义务的一种担保形式。当纳税人无力履行或不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可将其变价而优先受偿。很明显，提供保证金会形成自己责任或他人责任。强制保全包括抵押、质押、留置等，从法律形式分析，不同的形式之间还是略有差异的。留置由于是以自己的财产为担保，债务和责任负担主体相同，从而形成税收的自己责任。而抵押、质押则视不同情况而定，当抵押人、质押人是税收债务人自己时，形成自己责任；当由税收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提供抵押物或质押物时，则构成税收他人责任。

    《税收征管法》中规定的关于纳税担保的具体条款包括：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在实施税收保全措施之前，如在限定的纳税期限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转移、隐匿其应纳税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收入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担保；第44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之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担保等。对于这些措施的运用，在《税收征管法》第44条、45条，《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第61条、62条等相关税收法规中均有详细规定。

    3、连带关系人的责任

    连带责任是民法中为了确保债权获的偿还而设定得到一种责任确定方法，即在多数债务人情况下，各自都负有全部债务的支付责任。这种私法的处理被税法所借鉴，可以更加有效地保证税收债务的履行，但与前两者相比，更加反映出与量能负担原则的矛盾，因此在运用中争议比较大。

    在某些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等）对税收连带责任持积极态度，如德国的《税收通则法》第44条规定如果发生数人共同实现某一税收要件、发生税收担保责任、发生合并征税等情况，则形成连带税收债务。在我国中在税法中对此并无直接规定，但在某些具体规定中，却可以找到一些处理思路。《税收征管法》第48条规定“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这是在我国税法建设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连带责任的处理，但该规定主要适用于税收程序法中，对于直接影响纳税人税收责任的实体法，还是更加倾向于划分税收责任，由不同纳税人各自负担债务，以合理平衡税收负担的做法，最为明显的就是《印花税暂行条例》中，对于应税凭证、合同是由纳税人就自己所持部分分开纳税。

    相对于连带责任，采用债务划分方法分别纳税虽较为清楚，但税收债务的履行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就前文的企业分立而言，如果强调分开纳税，一方面加大了税务机关征税成本和确认难度，另一方面也为纳税人之间的相互推诿制造了机会，因此，确定连带责任是较为可行的操作。

    在我国税法中，是否需要全面确认连带税收债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从理论上看，当发生数位纳税人共同实现某一税收要素时，如果税务机关可以要求连带税收债务人全部纳税，也可以要求其中部分纳税，这种选择是有利于税收债务的高效履行。当然对于后者，还应明确最终纳税人对于其所负有其他纳税义务人的已纳税款具有请求权，有权向其他纳税人索回，当然这属于私法问题，可直接按照有关民法规则处理。但正如所认识到的，这种方法对于纳税人负担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建议现阶段还是通过特例列举的方法实施较为妥当。

    四、值得研究的其他税收他人责任

    针对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和纳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复杂，借鉴其他法律中的若干处理方法，对于以下几种税收他人债务问题应该加强研究。

    1、 税收责任的代偿

    税收债务能否由不存在税收法律事实的第三人代为偿还，我国税法中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就国家债权的履行看，只要税收收入得以保证，在法律中似乎并不应该禁止这种代偿行为，其他国家（如日本）对此也持肯定态度。换个角度理解，如果纳税人通过其他债务方式向第三方融通资金，再用于偿还税收债务，税务机关也不应该进行干预，从某种角度上看，似乎还应该支持。

    这种情况存在的最大争议在于，原有的税收负担确定原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实施中应该注意到第三人代替原纳税人纳税，并不能改变税收法律事实中原税收债务人既存的法律地位，换言之，原纳税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能因此免责。这一论点类似于《海关法》第69条，“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不免除被担保人应当办理有关海关手续的义务”。也类似《税收征管法》第50条第2款的规定 “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所体现的观点。并且，如果第三人未能代为清偿或全部清偿税收债务，税务机关并不能强制第三人履行，即第三人对税收债权人不直接负有偿债责任，而只是依据税收代偿协议对原税收债务人负责。

    2、 第二税收债务人的纳税责任

    为确保税收债权的实现，当原纳税人不能缴纳或全部缴纳税款时，税法能否将与其存在人身或财产关系的其他人列为第二税收债务人，并由其履行纳税义务。这种他人责任是税款征收的防范手段之一，对于国家而言，这种税收债务仍是一次受偿，而并非重复征税。由于第二税收债务人是依法设定的候补纳税人，对于其应纳税款应负有完全纳税义务，同时由于它的履约是以原纳税人不履约为条件的，所以最终清偿的税款也可以向原纳税人追偿。伴随着我国企业合并、分立、破产、清算等经营行为的日趋复杂，应尽快对第二税收债务人进行确认。在现行的《税收征管法》中，对于上述责任人有相近的规定，例如，第50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这里的代位行使的对象（即次债务人）就具有一定的第二税收债务人的特征，当然，与严格意义上的第二债务人还存在差异，它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其税收债务责任，而且也不是对主税收债务人的税收债务负全部责任。

    3、 税收债务的继承

    税收债务属于货币支付，按理可以继承，但纳税义务的法定性对于这种继承不以支持。虽然，在现行税法中对于税收债务的继承没有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4条规定“执行遗嘱不得妨碍清偿遗赠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见我国法律中是承认税收债务继承的，这也会形成税法的他人责任。借鉴其他法律规定，税法应对此尽快确认，同时对于被继承人的税收债务偿还，是限于继承人接受的财产还是扩大到继承人可以使用的全部财产，税法也应尽快确定。从他人责任应以所依据的原有的自己责任负担为基础角度考虑，笔者倾向于以被继承的财产为有限偿付。

    「参考资料

    1、许建国等：《中国税法原理》[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

    2、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M]，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

    3、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M]，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

    4、吴炳昌译：《日本地方税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5、徐志：《韩国国税基本法的内容与借鉴》[J]，《税务研究》，1997年4月。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3）

一、税收债务与税收责任

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对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全面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对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主要集中在税收法律关系究竟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的问题上。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正式形成于1926年3月在明斯特召开的德国法学家协会上。权力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行政法学家奥特。麦雅，他认为应把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在其关系中，国家以优越的权力的意志主体出现，所以税收法律关系是以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债务关系说是以 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的制定为契机，根据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尔的主张所形成的学说。亨塞尔把税收法律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

这样的不同理解实际上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双重性质，这是由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双重身份决定的。国家征税权力源于国家所有制，而产生国家所有制的基础又是国家政治权力，以国家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国家所有制作为私有制的对立物，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产权差异，当国家通过法律将部分私有财产的占有关系确定下来后，就形成了产权有别的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作为经济主体，同时享受债权人资格，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本质上就是向国家履行偿债义务，与私法的债权债务关系相比，它属于公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当然不同的税收法规，其法律关系性质的重点有所不同，税收实体法规定着税收法律关系实质性权利义务，通过制定各种税制要素来确定税收职责，这种税收职责在性质上同民商法中的债权债务规定相近，区别在于税收债务是法定债务，而私法债务是承诺债务，所以税收实体法的核心是债权债务关系。而税收程序法是以规定税收实体法中所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履行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它主要明确实现税收职责的程序和手续，因此税收程序法属于行政法规性质，核心是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的权力关系。这样的具体差异正如金子宏所认识到的，由法的技术观点看待税收时，把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单一的权力关系性质或债务关系性质可能是不妥当的，还不如理解为它是性质各异的种种法律关系的集中，但其基本的和中心的关系仍是债务关系。

将税收法律关系在总体上确认具有债权债务性质，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税收观念的形成，也有利于将其与私法中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适当的对比。因此在法律适用上，除有明文规定或虽无明文规定却有需要另行解释的合理理由之外，纳税义务可以使用私法中有关债务的规定。

在民事关系中，责任与债务概念是相互联系的，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即债务），而当债务人不履行其义务时，债务人必须以自己的财物为债务履行作担保，此即为责任。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都将债务和责任在民事立法中进行了确认。如法国民法第1142条规定，一切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当债务人不履行时，则转变为赔偿损害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也将侵权行为和合同债务的不履行一并列入“民事责任”一章。所以一般而言，两者是相伴而生的，负有债务也就负有了相应的偿债责任。如果税收法律关系总体上不能回避税收债务问题，那么税收债务必将会对纳税人带来税收偿债责任。

二、税收当事人的税收责任区分——自己责任和他人责任

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是以国家和纳税人之间货币支付（货币税）、实物支付（实物税），以及相关联的附属支付项目（如滞纳金、罚款等）为具体内容的。当纳税人不履行其支付义务时，债权人（国家）可以对其财产予以强制方法进行执行，即纳税人应以自己财产作为其税收债务的担保，就其应负担的税收债务，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这是税收当事人的自己责任。例如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后简称《税收征管法》）中，赋予了税务机关可以对税收当事人的存款、财产、商品和货物进行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的权力，这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税收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履行税收债务的义务。税法中强调自己责任，必须体现税收公平原则的量能负担，也就是说，税收在立法阶段必须考虑到纳税人（债务人）的负担能力，使得税收债务在不同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使其能够更加合理地被纳税人所接受，税收债务的清偿过程更加便利。

虽然税收债务与私法债务相比更加具有国家强制性，但其实质是一致的。所以，税收债务也采取了债务和责任同时认定的方法，负有税收公法债务的税收当事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这种法律责任都是通过税收法定主义加以强制的。在倡导民主法治的国家中，都将税收法定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税收立法时都强调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例如，美国宪法规定，征税的法律必须由众议院提出。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征收新税或改变现行税收，必须以法律定之”。意大利宪法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个人税或财产税”。其中，纳税义务法定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重要内容，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律确定的纳税义务必须履行，否则，纳税义务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纳税人应当履行的纳税义务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的依据，公民和法人不应承担或有权拒绝承担缴纳税款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纳税人自己负担税收债务的法律责任都是确定的。

但是由于现代法制国家大都采用日益复杂的复税制体系，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伴随着整体税收负担的不断加重，纳税人通过各种方法规避税收债务的愿望与可能性也日益增强，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从而直接影响到国家债权的实现。为了回应纳税人对自己责任的逃避，在现代税收立法过程中，税法也开始强调税收债务的他人

责任，即为了保证税收债务的清偿，从而规定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某税收的纳税主体还应该为他人的税收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在我国的税收强制执行中就包括了纳税担保人的财产。 从税收当事人的自己责任到强调他人责任，无形之中扩大了税收债务人的范围，也扩大了税收债务受偿财产的范围，使得国家债权可以获得更多的财产担保。相对于自己责任，税收债务人不仅包括以自己全部财产为自己税收债务担保的纳税义务人，也包括以自己的财产为他人税收债务担保的其他负税人，如纳税担保人等。这种变化并未违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因为，在进行征收税款之前，这些变化也应该是法定、确实的，但有可能会对税收公平原则的量能负担有所冲击。一般认为，税法中追究他人责任，并未违背税收公平的量能负担原则，原因在于根据私法的追偿权，这些负担税收债务的其他当事人，在国家向其履行税收债权后，可以依据有关法律向初始税收债务人进行追偿，因此，他人责任的履行也是以自己责任为基础的。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引入税收的他人责任，不应该加重“他人”的税收负担，而尽可能按照所依据的税收当事人的自己税收责任为基础来实施。

三、我国现行税法中他人责任的运用

1、扣缴义务人的责任

扣缴义务人是按照法律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他负有税款的代扣代缴义务，应当按照税法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在规定期限内足额缴库。扣缴义务人并非原始税收债务人，但为了加强税收源泉控管、防止税款流失、提高征税效率而由国家依法授予其扣缴权力的，并遵循法定主义原则予以确认。国家一般在收入分散、纳税人分散时，采用源泉控制的征收方法，在税法上明确规定扣缴义务人，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防止偷漏税，简化纳税手续。《税收征管法》第30条规定“扣缴义务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负有代扣、代收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税务机关不得要求其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税务机关处理。”

扣缴义务人的设定，将原有的国家债权人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划分为两个环节，其一是国家和扣缴义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二是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义务人之间的关系。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有一些具体规定值得商榷。

第一，《税收征管法》第30条规定第2款规定“税务机关按照规定付给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手续费”，《个人所得税法》第11条规定“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这样的规定很明显并未按照公法性质的债权债务关系来处理国家和扣缴义务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此时的扣缴义务属于公法性质的法定义务，而非选择义务，对于扣缴义务人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支付手续费不仅混淆了公法和私法的义务差异，也不利于税收法律意识的树立。金子宏在《日本税法原理》中曾指出，对于法定纳税人之外的其他人设定税收义务而不给予经济补偿并不违宪。因此国家并无需要对扣缴义务人支付手续费。因此，从经济角度分析，由于扣缴义务人能够防止偷漏税，简化纳税手续，给予相应的部分报酬是应该的，但从税法债务角度，可能存在争议。

第二，《税收征管法》第69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究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以应扣未扣、应收而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该规定与原征管法47条“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扣缴义务缴纳人应扣未扣、应收而未收税款”相比，明显取消了对扣缴义务人的赔缴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税收债务关系得到扩展，从而强调了税收自己责任，但又规定了对扣缴义务人未履约的法律责任。本来这种责任追究无可厚非，但考虑到税收债务关系有可能实际履行（税务机关向初始纳税人追缴），从他人责任应以所依据的自己责任负担为基础角度考虑，则最高达3倍的罚款有些不合情理。

2、纳税担保人的责任

担保制度可以提高债务人的信用，一旦债务人难以履行偿债义务，债权人可以向担保人请求履行担保责任或通过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我国现行税收法规中所规定的担保具体分为一般保全和强制保全。一般保全规定以税收担保为主要形式，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61条规定，税收担保包括经税务机关认可的纳税保证人为纳税人提供的纳税保证，以及纳税人或者第三人以其未设置或者未全部设置担保物权的财产提供的担保。其具体形式是提供保证和保证金，保证是指纳税人之外的第三人向税务机关做出的履行纳税义务的承诺，属于人的担保，将第三人的财产作为履行税收债务的担保。由于保证中的保证人是税收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自然构成税收债务的他人责任。保证金是指纳税人为保证履行纳税义务而支付一定数量货币的担保形式，它属于物的担保，它是以纳税人或第三人特定财产作为履行纳税义务的一种担保形式。当纳税人无力履行或不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可将其变价而优先受偿。很明显，提供保证金会形成自己责任或他人责任。强制保全包括抵押、质押、留置等，从法律形式分析，不同的形式之间还是略有差异的。留置由于是以自己的财产为担保，债务和责任负担主体相同，从而形成税收的自己责任。而抵押、质押则视不同情况而定，当抵押人、质押人是税收债务人自己时，形成自己责任；当由税收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提供抵押物或质押物时，则构成税收他人责任。

《税收征管法》中规定的关于纳税担保的具体条款包括：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在实施税收保全措施之前，如在限定的纳税期限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转移、隐匿其应纳税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收入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担保；第44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之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担保等。对于这些措施的运用，在《税收征管法》第44条、45条，《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第61条、62条等相关税收法规中均有详细规定。

3、连带关系人的责任

连带责任是民法中为了确保债权获的偿还而设定得到一种责任确定方法，即在多数债务人情况下，各自都负有全部债务的支付责任。这种私法的处理被税法所借鉴，可以更加有效地保证税收债务的履行，但与前两者相比，更加反映出与量能负担原则的矛盾，因此在运用中争议比较大。

在某些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等）对税收连带责任持积极态度，如德国的《税收通则法》第44条规定如果发生数人共同实现某一税收要件、发生税收担保责任、发生合并征税等情况，则形成连带税收债务。在我国中在税法中对此并无直接规定，但在某些具体规定中，却可以找到一些处理思路。《税收征管法》第48条规定“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这是在我国税法建设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连带责任的处理，但该规定主要适用于税收程序法中，对于直接影响纳税人税收责任的实体法，还是更加倾向于划分税收责任，由不同纳税人各自负担债务，以合理平衡税收负担的做法，最为明显的就是《印花税暂行条例》中，对于应税凭证、合同是由纳税人就自己所持部分分开纳税。

相对于连带责任，采用债务划分方法分别纳税虽较为清楚，但税收债务的履行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就前文的企业分立而言，如果强调分开纳税，一方面加大了税务机关征税成本和确认难度，另一方面也为纳税人之间的相互推诿制造了机会，因此，确定连带责任是较为可行的操作。

在我国税法中，是否需要全面确认连带税收债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从理论上看，当发生数位纳税人共同实现某一税收要素时，如果税务机

关可以要求连带税收债务人全部纳税，也可以要求其中部分纳税，这种选择是有利于税收债务的高效履行。当然对于后者，还应明确最终纳税人对于其所负有其他纳税义务人的已纳税款具有请求权，有权向其他纳税人索回，当然这属于私法问题，可直接按照有关民法规则处理。但正如所认识到的，这种方法对于纳税人负担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建议现阶段还是通过特例列举的方法实施较为妥当。 四、值得研究的其他税收他人责任

针对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和纳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复杂，借鉴其他法律中的若干处理方法，对于以下几种税收他人债务问题应该加强研究。

1、 税收责任的代偿

税收债务能否由不存在税收法律事实的第三人代为偿还，我国税法中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就国家债权的履行看，只要税收收入得以保证，在法律中似乎并不应该禁止这种代偿行为，其他国家（如日本）对此也持肯定态度。换个角度理解，如果纳税人通过其他债务方式向第三方融通资金，再用于偿还税收债务，税务机关也不应该进行干预，从某种角度上看，似乎还应该支持。

这种情况存在的最大争议在于，原有的税收负担确定原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实施中应该注意到第三人代替原纳税人纳税，并不能改变税收法律事实中原税收债务人既存的法律地位，换言之，原纳税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能因此免责。这一论点类似于《海关法》第69条，“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不免除被担保人应当办理有关海关手续的义务”。也类似《税收征管法》第50条第2款的规定 “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所体现的观点。并且，如果第三人未能代为清偿或全部清偿税收债务，税务机关并不能强制第三人履行，即第三人对税收债权人不直接负有偿债责任，而只是依据税收代偿协议对原税收债务人负责。

2、 第二税收债务人的纳税责任

为确保税收债权的实现，当原纳税人不能缴纳或全部缴纳税款时，税法能否将与其存在人身或财产关系的其他人列为第二税收债务人，并由其履行纳税义务。这种他人责任是税款征收的防范手段之一，对于国家而言，这种税收债务仍是一次受偿，而并非重复征税。由于第二税收债务人是依法设定的候补纳税人，对于其应纳税款应负有完全纳税义务，同时由于它的履约是以原纳税人不履约为条件的，所以最终清偿的税款也可以向原纳税人追偿。伴随着我国企业合并、分立、破产、清算等经营行为的日趋复杂，应尽快对第二税收债务人进行确认。在现行的《税收征管法》中，对于上述责任人有相近的规定，例如，第50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这里的代位行使的对象（即次债务人）就具有一定的第二税收债务人的特征，当然，与严格意义上的第二债务人还存在差异，它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其税收债务责任，而且也不是对主税收债务人的税收债务负全部责任。

3、 税收债务的继承

税收债务属于货币支付，按理可以继承，但纳税义务的法定性对于这种继承不以支持。虽然，在现行税法中对于税收债务的继承没有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4条规定“执行遗嘱不得妨碍清偿遗赠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见我国法律中是承认税收债务继承的，这也会形成税法的他人责任。借鉴其他法律规定，税法应对此尽快确认，同时对于被继承人的税收债务偿还，是限于继承人接受的财产还是扩大到继承人可以使用的全部财产，税法也应尽快确定。从他人责任应以所依据的原有的自己责任负担为基础角度考虑，笔者倾向于以被继承的财产为有限偿付。

「参考资料

1、许建国等：《中国税法原理》[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

2、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M]，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

3、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M]，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

4、吴炳昌译：《日本地方税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5、徐志：《韩国国税基本法的内容与借鉴》[J]，《税务研究》，1997年4月。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4）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大集团高管的高薪为人们所诟病。笔者对英国《破产法》第214条和《公司董事丧失资格法案》第10条进行介绍,并分析它们对公司拯救文化的促进作用。

1.如何判断公司破产

在拯救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破产并不意味着清算,那么如何判断公司已破产?在英国司法实践中,一般有两种判断方式:一是现金流(cash flow test)测试法,二是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 test)测试法。根据方法一,在某一时间点,如果公司不能清付到期债务,则被判定为破产。这种方式的缺点在于,公司的预期收益不能被考虑在内,如一个公司在某一时间可能资不抵债,被判定为破产,可是该公司在其后的短期内就能获得使其盈利的回报。目前,实践界通用的是第二种测试方法。如果法院认定公司的资产(现在的和合理预期的)不抵公司的债务(现在的和将来的),那么将被判定为破产。

公司一旦被判定为破产,就可以依据英国《破产法》进入相应的公司拯救程序。《破产法》第214条对破产公司的董事提出了行为指引。

2.决策和公司拯救的关系

公司董事的决策水平将对整个公司拯救的成功有重大影响。谨慎、勤勉、诚实并具有较高经营水平的公司董事更有可能在拯救程序中带领公司走出困境,使更多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群体获益,同时也有可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当然,每个公司走入困境的原因不同,立法不可能以高标准的姿态要求每个公司经营者,理想的立法结果只能是法律为这些困境中的公司董事划出一个不能涉足的雷区,并且通过法律为董事们提供一个最低行为准则。如果公司破产后,董事不能满足立法最低的要求,那么这些公司董事将招致个人责任,为公司的损失付出代价。公司董事的个人责任似乎突破了公司有限责任原理,但是这种突破对于规范经济秩序、增加破产公司资产却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其他的公司负责人敲响了警钟。如果公司董事提高对公司的负责程度,那么在公司拯救中,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将势必增加。

3.构成不当经营的要点

一般来说,依据《破产法》第214条,当公司董事没有适时使破产公司进入监管、接管或者清算程序,而是继续以损害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为前提进行交易的话,该董事就会极有可能因为决策不当而招来个人责任。根据英国相关学者的论述,构成在公司董事在公司拯救中的决策不当一般由以下条件组成:

(1)公司资不抵债。

(2)在公司终结之前的一段时间内,该人已经知道或应该判断出,没有对于公司能够避免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可能性预期。

(3)该人是公司董事。

(4)公司董事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债权人的损失。

关于英国《破产法》第214条,应作以下理解:不当经营,并不是指公司高管的不当决策使公司进入资不抵债状态,而是指公司在进入困境后,董事们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最小化债权人的损失。在上述罗列的四类构成不当经营的条件中,首先,对于如何判断公司资不抵债,在英国相关法律中,一般通过了解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所反映出的公司财务状况来决定;其次,在公司终结前的一段时间,它限定了不当经营发生的时间阶段;最后,如何判断公司董事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最小化债权人损失。根据英国《破产法》第214条第四款规定:“公司董事应该知道或了解有关公司的状况,达到或采取其他合理性的措施。公司董事应该具有一个合理、勤勉的人成为公司股东时可以被合理期待所具有的一般尝试、技能和经验;同时具有根据该公司董事本人的背景所可以对其产生的合理的知识、技能、经验的预期。”英国法律学者一般认为,相对之前的英国其他类似法律,《破产法》第214条采取的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测试标准。法庭将根据该条法律,面对一个涉嫌不当经营的公司董事,通过测评另一合理勤勉的公司董事所应具备的水平,同时测评该问题董事本人的背景为其带来的合理判断水平,二者相结合,从而判断在公司负债表出现资不抵债情况之后公司董事有没有不当经营的嫌疑。例如,对公司的财务董事,对公司的财务管理上的要求应该比公司的金融董事更高。这样更利于区分公司不同董事之间的责任。同样,对于法庭这样的条款也更具操作性,对大公司乃至跨国集团的公司董事的 “一般性的知识、技能、经验”要求自然比小公司高得多。在第214条之外,英国《破产法》还为公司董事们设置了一些强制性的要求,如妥善保管公司账目,保持账目的明晰等。

4.《破产法》第214条在实践中的适用

经过第214条的规制,英国的公司董事如果想避免个人责任,就必须关注公司财务数据,并依据该事实作出合理判断,当公司资不抵债并且没有合理预期公司一定能避免清算时,就要谨慎作出使公司增加债务的决定。那么如果公司董事确实对公司避免清算抱有“合理预期”而继续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结果却不如人意,公司高管能否以他做出决策时所抱有的良好目的而免责呢?这就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然而,英国《破产法》并未给出答案,法院却通过一个案件的判决表明了些许态度。在Re Produce Marketing Consortium Ltd案件中,大卫先生是一个陷入资不抵债困境的公司的董事,并且坚信公司将通过一次交易摆脱困境。证据也证明大卫先生确是出于良好目的,想为广大债权人争取利益而继续交易,但是却又使债权人增加了新的债务。审理该案的法官Knox. J对于公司董事在这种情况下的不当经营能否免责采取了否定态度。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公司董事将公司进入困境的情况告知了债权人,而所有债权人同意并支持公司董事继续交易的主张,这种情况下,公司董事将不会有不当经营的责任。但是如果即便是小债权人(例如讨薪的员工)不同意该继续交易的计划,并诉诸法律解决问题,根据《破产法》第214条的规定,公司董事依然有招致不当经营惩罚的可能。因为大债权人(如银行)一般会以更高的回报作为条件支持公司董事继续经营,而此时小债权人利益就成为第214条的重点保护对象。

5.为避免不当经营所采取的步骤

在了解公司状况后,按照第214条的要求,公司高管应该采取尽可能的措施来减少债权人损失,同时也可以避免承担个人责任。对于如何判断何谓采取每一步措施,英国的成文法没有相应的规定,案例法也没有类似的报道。英国相关学者认为,相关立法应当增加指引性的规定。由于不当经营条款的目的是为了在公司资不抵债后,避免公司继续产生债务,在发生这种状况之后立刻停止经营当然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简单地停止交易并不利于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这时如果简单停止了交易,同样能导致不当交易的嫌疑。英国著名《破产法》学者R.GOODE为董事提供了一些行为参考,这些建议包括:保证公司账目及时更新、在可能的情况下听取专家关于补救措施的建议、组织公司商务评论、申请法庭的监管令或邀请对公司有浮动抵押权的银行聘请监管人参与公司管理、经常性召开董事会对公司补救措施进行讨论。这些建议对于公司董事很有实际意义。如果问题中的公司董事对与这些措施能够认真考虑并按情况执行,则可以成为今后避免个人责任的重要理由。同时,专家还建议董事在召开董事会时做好记录,以作为今后呈堂证据,因为证明已经采取了所有措施的举证责任由相关公司董事承担。

6.能够依据第214提起不当经营诉讼的群体

英国《破产法》学家对第214条的批判还在于能够依据第214条提讼的群体十分有限。第214条规定,只有清算者才能请求法庭发出赔偿令,而实践中一般出现清算者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而不能提起该项法律行动。资不抵债后的公司极少有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采取法律行动,而清算者只能与债权人协商,希望债权人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而公司大债权人――银行――一般很少支持这项法律行动,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实现债权清偿(如实现抵押权),而小债权人则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实践中,经营不善的公司的财务报表都没有得到妥善保管,而相关财务文件的缺失为法律诉讼的提起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爱尔兰《公司法案》第204条对此进行了规范,如果公司的账目不能妥善保管,该公司的高官则对公司债务负有各人责任。

如果公司董事被判定有个人责任,法庭就会作出针对性的赔偿法令,赔偿法令的本质并不在于惩罚董事本人,而在于赔偿公司的损失。所以,赔偿法令的数额是根据不当经营给公司带来的财产损失来判定的。至于赔偿数额的分配问题,相关学者也持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相关公司董事做出的赔偿不能直接归于任何一般债权人,而必须归于公司财产中。但是在Re Produce Marketing Consortium Ltd案件中,法官认为公司的浮动抵押权人有针对公司董事的赔偿进行优先受偿的权利。而R.GOODE则认为赔偿应首先用于清偿无担保债权人,这是因为无担保债权人一般处于弱势地位。笔者认为,类似于银行的大债权人一般都可以依据抵押权获得优先清偿;而无担保债权人一般是员工等弱势群体,法律应本着关怀的精神,使无担保债权人可就赔偿部分有限受偿。

第214条的进步还在于幕后董事也难逃不当经营责任,同时,如果被依据第214条认定为不当经营的董事,便难逃《公司董事丧失资格法案》(1986)带来的其他惩罚。依据该法案第10条第一、第二款规定:“一,如果法院依据《破产法》第214条作出裁决,认定董事应该对公司赔偿,那么,即使无人申请,法院认为有必要时,也可同时对该董事做出失职法令;二,该丧失资格法令的最长时效为15年。”这意味着,该董事不但要赔偿公司损失,而且在一段较长时间内无法参与其他公司的管理。在Re Purpoint Ltd案件中,公司董事被告知公司已近资不抵债并且如果继续交易将招致个人责任。然而,公司董事决定继续交易,最终在公司清算终结时,债务达到63000英镑。审理该案的法官就在作出赔偿裁决的同时作出了失职裁决,该董事在两年内不得参与公司管理。相关学者认为在作出失职裁决和赔偿裁决的同时,法院还应当在相关报告中通过不同形式公开失职董事的相关信息,对其他的公司董事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据统计,在公司董事失职法案出台十年后,依然有58%的英国公司董事对该法案知之甚少。所以,如何有效增加这些法令的公开度,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7.结语

不当经营条款和董事取消资格条款对于提高公司陷入困境后公司董事的行为标准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公司拯救程序比较发达的英国,法律要求公司破产,就必须引起公司董事的高度重视,继而采取谨慎措施,包括积极进入拯救程序,至少减少公司债务继续增加的可能。虽然英国《破产法》案第214条仍然有一些改良空间,但是对不断修订《破产法》的我国,它对公司拯救文化的积极作用依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坎贝尔・安德鲁.不当经营和公司拯救[J].坎伯兰法律评论,1994,(69).

[2]梅尔曼・大卫.个人责任和董事失职:一些新,一些旧[J].北爱尔兰法律评论,1992,(43).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5）

两种不同的做法实际上反映出了法院在处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发生的债务的清偿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利益保护侧重点：前者只有在执行依据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下才追加执行，更倾向于保护非举债的配偶方的个体利益；后者则更侧重保护交易安全和债权人的利益，通过执行听证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直接追加执行，提高执行效率，减少了债权人的讼累。

笔者以为，由执行机构直接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追加执行，不仅具有法理和法律上依据，同时也更符合节省司法成本、侧重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和交易安全的立法潮流，体现了民事执行的效率优先价值。

一、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基础

（一）理论基础

1、执行力的扩张理论

民事执行的依据是生效法律文书，其中大多数是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当事人以生效的法律文书为依据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依据该法律文书的内容行使权力，实施执行和履行义务。因此执行主体原则上应当限定在执行依据明确的主体范围之内，然而基于民事执行的效率原则，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降低司法成本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的考虑，生效法律文书效力的主观范围会产生一定的扩张性。这种扩张可分为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和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两个方面。

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是指执行依据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或者一定范围内对于那些生效法律文书主文没有明确的主体产生赋予力和规范力。这些主体可以不需要经过实体审理程序，被追加为赋予承担被执行人的应尽的义务。执行力的主观范围扩张为没有实体权利义务裁判权的执行机构和人员裁决变更或者追加执行当事人奠定了基础，即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是民事执行过程中变更或者追加当事人的程序法理基础。

执行效力主观范围的扩张除了程序法的原因（如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继受人等可以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实体法的原因同样会导致执行效力主观范围的扩张。从实体法的角度，如果案外人与执行名气确定的义务主体之间存在法定的连带责任关系，即使作为执行根据的生效法律文书没有明确案外人担连带责任，但只要法律明确规定执行依据中的债务人应当与案外人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案外人就有义务与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由于连带责任的不可分割性，案外人即使没有被纳入裁判程序，也可在执行程序中将其纳入程序，责令其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法定连带责任的不可分割性是执行承担的实体性原因之一。而根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发生的债务，除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外，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只要是夫妻共同债务，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执行机构有权追加依法追加其配偶为被执行人并依法强制执行其财产。

2、责任财产的恒定性

责任财产的恒定性是指生效法律文书在确定债务人财产责任的同时，其实也明确了承担该裁决义务的责任财产。就法院裁判而言，其对责任财产的判断具有对世的效力，未经法定的程序与方式，责任财产的属性不会发生变化。在法院判决的债务被清偿前，除非该财产依法失去责任财产的属性（该财产已经不是责任财产）均得用于清偿债务。因此，即使责任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发生变化（如被继承或者被赠与），只要其没有失去责任财产的属性；同时裁决确定的债权没有实现，就应当被用于清偿债务。责任财产的新的所有权主体拒绝以该责任财产清偿债务的，执行机构可直接裁决变更或者追加该新主体为执行当事人。因此，无论是夫妻任何一方以个人名义所欠的债务，如果债务的性质是夫妻共同债务，其共同财产就是责任财产，不论该责任财产在夫妻哪一方的名下，都可以依法强制执行。从责任财产的恒定性的角度分析，只要所欠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执行机关有权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并依法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

（二）法律基础

1、执行机构的执行裁决权

在传统观念中，执行权与审判权是截然分开的，执行机构只能有“纯净”的执行权，对当事人实体争议的判断只能是审判机构的“业务”。事实上，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在执行工作中会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把执行权与审判权完全分开，执行机构不应具有一定程度可以对当事人实体争议进行裁判的权力不能很好地解决实际生活中面临的诸多法律问题，因而不具有科学性。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3条赋予了人民法院执行机构一定程度的裁决权，即执行机构有权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对是否追加被执行主体作出审查和判断，在程序上也是由执行机构对追加被执行主体作出裁定。因此执行裁决权决定了执行机构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有权对夫妻共同债务予以认定和判断。

2、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18条、第24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权人就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只有两种情形例外：（1）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且债务人或债务人的配偶对此能够证明的，应当由债务人本人承担清偿责任；（2）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的，如果债权人事先知道该约定，并与夫妻中的一方建立债权债务关系的，应当认定为个人债务，用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清偿。根据此规定，可以发现：（1）夫妻对共同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是一种法定的连带清偿责任，这种连带清偿责任不论执行依据是否明确都是存在的；（2）在涉及到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下，法律对婚姻债务的性质采取的是“共同债务推定”的标准，即原则上都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只有在法定例外情形下才能认定为个人债务。因此，在执行程序中，有关执行依据确定为夫妻一方的债务，除了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外，都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负连带清偿责任，并与夫妻之间是否已离婚或对夫妻共同除财产作出分割，以及离婚后另一方是否再婚无关。执行机构可以在执行程序中应执行申请人的申请，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

（三）现实基础

民事执行程序的价值目标在于以低廉的成本高效地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人权利由法定状态转变为现实状态，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民事执行程序偏向效率价值。为了高效地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除了要求执行机构及其人员迅速地采取执行措施并穷尽一切执行措施迫使债务人履行义务，还应当赋予执行机构在一定范围内追加执行当事人的权力，使应当承担义务的主体加入执行程序履行义务，尽快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实现民事执行的效率优先价值。

此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力义务关系，尤其是明确了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中责任财产的范围，必须确保其权威性，维护其稳定性。如果一旦当事人所变化，就简单地将案件推回裁判程序，必然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如果在符合法律和法理的范围内，由执行机构通过一定的正当程序，直接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必然有利于一次性解决纠纷，节省社会成本、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二、程序构建——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程序及其救济

1、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程序的启动

（1）追加程序的启动方式

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程序的启动方式应当为“依申请启动”。因为该程序处理的是民事私权，申请执行人如果明知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情形存在，而不要求追加执行，表明其放弃了对被执行人配偶追究的权利，人民法院应尊重申请执行人对私权的处分。

（2）申请追加的主体

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实质是省略了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配偶依法应取得的执行依据。另外被执行人配偶在其后的执行异议之诉中须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因此，仅得以申请执行人为申请的主体而不允许以被执行人为申请的主体。

2、执行机构的审查

（1）审查的组织和审查的形式。由于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对有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影响重大，在对申请执行人的追加申请进行审查时应当由3名以上奇数的执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至于审查的形式，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即可，但在必要时应当询问有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为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追求的就是执行效率价值和程序效益，况且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裁定并不具有终局的效力，有关利害关系人可以对之提起许可执行之诉或执行异议之诉，所以不需要采取审理或者类似审理的听证程序进行。

（2）审查的方式。由于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被执行人配偶被追加为被执行主体时，执行机构依据的是实体法或程序法的规定。但申请执行人的主张是否成立，则需要执行机构进行审查，并在审查时要允许被执行人及其配偶对之提出抗辩。否则，虽然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并不具有终局的效力，但仍会因其不当适用甚至滥用而造成对有关当事人权益的侵害。故笔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须由执行机构进行实质审查。

（3）审查后的处理。第一，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的追加申请。经审查，如果执行机构认为申请执行人的追加理由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适用情形，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适用情形的存在，则执行机构应当以裁定的形式驳回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裁定作出经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允许申请执行人提请复议，申请执行人对之不服的，则可提起许可执行之诉。第二，裁定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主体。经审查，如果执行机构认为申请执行人提出的追加申请符合法定的情形，且证据确实充分，则应当作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主体的裁定。裁定作出经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允许被执行人配偶提请复议，被执行人配偶对之不服的，则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3、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救济程序

虽然夫妻共同债务的追加执行提高了执行效率，体现了程序效益价值，但是由于在作出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裁定时可能对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或者程序权益造成不当侵害，因此有必要从程序上赋予可能受到不当侵害的利害关系人以救济的权利。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编写的《执行文书样式》中关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异议裁定文书样式的规定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认为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裁决是程序性裁决，对人民法院的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裁决不服的，应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提请执行复议。

但笔者以为，虽然在执行复议程序中也有攻击防御等程序以保障有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但是这些程序不如审判程序中的攻击防御等程序更能保护有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容易造成对执行案件当事人和案外人权利的侵害。同时，对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要先对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认定，这本身就是对有关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进行的判断，这种裁决应是实体性裁决，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具体讲，可以采取许可执行之诉和执行异议之诉来解决。

a、许可执行之诉

（1）许可执行之诉的概念和性质。在一般情况下，许可执行之诉是指依据执行力的扩张，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为被执行主体而被执行机构驳回时，申请执行人以该第三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的诉讼。其性质有三种观点：给付之诉说、确认之诉说、形成之诉说。笔者认为，许可之诉的性质应为给付之诉。申请追加执行的实质是省略了申请执行人对第三人依法理应取得的执行依据，而许可执行之诉的实质是在申请执行人的追加申请被裁定驳回时，赋予申请执行人提讼的权利以“复圆”被省略的诉讼。故此，从本质上讲，许可执行之诉是申请执行人要求第三人对其承担清偿义务的给付之诉。

（2）许可执行之诉的程序。

第一，诉讼当事人。在申请执行人申请要求将被执行人配偶追加为被执行主体而被执行机构裁定驳回时，许可执行之诉的当事人应以申请执行人为原告，以被执行人配偶为被告，以被执行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二，管辖法院和适用程序。许可执行之诉应当由执行法院管辖，审理机构应为审判机构，适用程序与一般的诉讼案件相同。第三，期限。期限的设定是为了督促申请执行人尽快提讼，从而使法律关系处于稳定的状态。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4条之一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依据执行力的扩张提起追加申请而被执行机构裁定驳回时，申请执行人应于裁定送达后10内向执行法院提起许可执行之诉。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该规定，规定申请执行人应在收到驳回申请裁定之日起10内向执行法院提起许可执行之诉，否则不得并丧失申请对被执行人配偶进行强制执行的权利。第四，法律后果。申请执行人提起许可执行之诉并获得胜诉的确定判决后，被执行人配偶不得声明不服，也不得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如果申请执行人败诉，则不得再以被执行人配偶为被告另行诉讼。

b、执行异议之诉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6）

一、重视民事诉讼执行的特征

民事诉讼执行是人民法院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依法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特征是行使民事执行权的是人民法院的执行组织。人民法院和其他机关解决的民事案件的执行权均由人民法院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强制执行权；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执行工作，根据的是已生效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和其他机关制作的生效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是当事人申请执行和人民法院据以采取执行的主要依据；民事执行以其明显的强制性为主要特征，它表现在人民法院凭借国家强制力量，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迫使执行义务人履行义务，使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得以实现；民事执行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所进行的活动。民事执行程序是由一系列具有程序性的法律规范所组成的，参加执行程序的各个主体的行为受到法定程序的约束，只有严格依法进行，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加强参与分配的制度

参与分配制度是指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申请执行后，其他债权人发现债务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从而申请参加到已启动的执行程序中，对债务人的财产公平受偿的强制执行制度。这一执行制度是我国破产法律制度不完善的产物，我国立法内容规定的较为原则，在许多问题规定上存有模糊冲突之处，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有必要加以完善。论参与分配制度在债务人是公民或其他组织，其财产又不能清偿所有债权时，有些国家采用一般的破产主义，其破产制度普遍使用于法人、公民和其他组织，债权人可利用破产制度对债务人的总财产进行一般的强制执行从而获得公平清偿；而我国采用有限破产主义，仅法人可使用破产制度，公民和其他组织则无适用的可能。因此就面临一个问题，公民或其他组织的资产不能清偿所有债务时，其资产如何分配？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建立了参与分配制度，旨在将无从以破产制度解决的问题放置个别执行程序中解决。可见，我国参与分配制度的宗旨在于弥补有限破产主义的缺陷，在公民或其他组织资不抵债时为各债权人提供一条公平受偿的途径。从而也维护了公平原则，债务人财产应供其所有债权人公平受偿。因此，加强参与分配制度会给司法实践开辟了一条宽阔康庄的道。

三、坚定破产法是程序法

破产法首先是程序法，换句话说，程序法是其核心。我国破产法篇幅有限，制度设置上也较薄弱，造成破产程序上存在不足。这不利于人民法院审理好破产案件。举例来说，比如案件的受理。案件的慎重受理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全国法院破产案件审理座谈会上是一个重点，在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的关于破产案件审理的若干规定中也是重点。但依照我国现行破产法的规定，破产资格仅限于有法人资格的企业，自然人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均不能破产。这就限制了非法人主体的破产能力，使得非法人主体不能通过破产清算退出市场，与此同时，我国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情况复杂，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未投入注册资金或投入的注册资金未达到法定最低数额，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也不能作破产申请人。企业开办时未投入注册资金或投入的注册资金未达到法定最低数额，申请破产前开办单位补足注册资金的，一般应认定该企业具备法人资格，可以作破产申请人。但不包括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用难以变现或变现后价值显著降低的实物代替货币补入注册资金的。这样就大大降低了破产法的社会效用。因此，应当从立法的角度扩大破产法的适用对象，使绝大多数的民事主体均能通过破产清算合法退出市场，以满足社会流转关系的需要。破产清算无论对债务人还是对债权人都是会起到保护作用的，这尤其对我国的破产清算观念的转换很有积极意义。

再如破产案件审理中的审判监督。由于破产案件的特殊性，破产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审判监督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破产法对此没有规定程序上的保障。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仅允许对破产案件审理中的驳回申请的裁定上诉，其他审判监督都是事后监督，因而，对破产案件的审判监督几乎是空白的。从破产案件的特点看，破产等于宣告企业的死亡，企业一旦被宣告破产，基本上就不可逆转，尤其在破产分配开始后，如果属于人民法院错误宣告，审判监督程序也难以发挥作用，事后监督也不能让企业起死回生。因此，应当完善我国的破产法，在破产案件审理中多几个监督程序，以利于审判监督的真正开展。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7）

参与分配制度是指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申请执行后，其他债权人发现债务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从而申请参加到已启动的执行程序中，对债务人的财产公平受偿的强制执行制度。这一执行制度是我国破产法律制度不完善的产物，我国立法内容规定的较为原则，在许多问题规定上存有模糊冲突之处，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有必要加以完善。

一、我国参与分配制度与破产法律制度的关系

（一）参与分配制度是我国破产法律制度不完善的产物

和其他采取一般破产主义的国家不同，我国现行破产立法采取的是有限破产主义，包括《企业破产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有关破产的规定。因此我国破产法律制度将非法人民事主体排除在破产主体之外，适用参与分配制度。其与破产制度有一致的功能。而一般破产主义下参与分配的功能在于使多个债权人对同一债务人要求以同一程序受偿的程序操作层面上发挥作用。

（二）参与分配制度与破产法律制度的不和谐

1、从法律渊源上看，有关破产法律制度的《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属于狭义法律的范畴。规定参与分配制度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和《执行规定》均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是广义的法律。

2、执行参与分配制度的确立使强制执行制度与破产制度不能合理对接。对企业法人而言，执行制度与破产制度分别实现个别清偿和平等清偿目标；而参与分配制度作为执行制度，执行制度担负着实现个别清偿或平等清偿的目标。

3、两个制度在适用范围上缺乏周延性。《执行规定》将具有破产事由但未经清理、清算而撤销、注销或歇业的企业法人的清算问题纳入到参与分配制度中来，而破产法律制度适用范围又及于所有企业法人。

4、两制度结果不同。破产清算以后适用破产免责，参与分配后适用继续清偿。

二、我国参与分配制度的现状与不足

（一）有关法律关系主体

参与分配执行法律关系主体包括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申请参与分配人和法院。《适用意见》和《执行规定》在申请参与分配人方面规定的模糊又有分歧，执行中适用的申请主体是“已取得执行依据”。然而由于债权不以执行依据而存在，一些没有执行依据的债权就会被排斥在可参与分配债权以外。首先，可申请债权人并不仅是享有直接金钱纠纷执行依据的债权人，派生金钱债权的债权人也享有主体资格。其次，无执行依据的债权人。无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包括债权已到期未经诉讼、仲裁或公证的债权人，或虽经上述程序尚未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以及债权未届清偿期的债权人。再次，附条件附期限的执行依据的他债权人。附条件附期限的执行依据是指执行依据附条件或规定一定期限，于条件成就后或期限届至后才能开始执行。这类执行依据同样具有公力救济性，只是给予债务人能凑到款项清偿债务的机会，而不是剥夺了此类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权利。最后，已经取得执行依据但未申请执行的他债权人。债权人要求参与分配实质是主张自己的权利。

在被执行人确定上，债务人为同一人，应是指法律意义上的一人。法院是参与分配活动的组织者、决定者和实施者，在参与分配法律关系中是一个特殊主体。应结合具体案情确定最合理的法院统一处理分配并对其分配权行使加以监督。

（二）参与分配法律关系客体

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1-223条规定，是不允许超额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查封、扣押或冻结的财产可以是被执行人的全部财产、主要财产，也可以是非主要的部分财产，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各方的权利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此外，我国的代位权制度打破了债权平等原则，未将被执行人的到期债权作为参与分配的客体，而是赋予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

（三）参与分配申请期限

与其他发达国家做法不同，我国在申请期限上未规定具体期限。《适用意见》和《执行规定》的规定分别是 “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清偿前”，“在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不利于执行程序的及时终结。

（四）参与分配程序问题

参与分配的程序包括参与程序和分配程序。前者解决在什么条件下允许其他债权人参加已开始的执行程序，包括申请、审查和处理。司法中将审查资格的权利赋予法院。分配程序是解决如果允许其他债权人加入已开始的执行程序，对债权人的债权如何进行清偿的问题。该程序中同样没有明确对分配表的审查和异议程序。

三、参与分配原则的论争与评析

各国关于执行财产分配的原则大致可分为平等主义、优先主义、折衷主义和混合主义这四种立法例。各立法例都是依据各国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系的整体性确立的，对其自身而言很难说孰优孰劣。对我国现行的参与分配制度实行的平等主义原则理论界争论颇多。在我国采取有限破产主义立法下，平等主义缺乏效率，优先主义违背社会公平，而团体优先主义取前两者之长，又补短，参与分配制度理应实行团体优先主义的分配原则。

四、完善我国参与分配制度的思考

本文从两个思路来考虑完善的对策。一是保持现有的立法格局，对现行的规定具体化，消除分歧。包括通过一定的参与程序将无执行依据、附条件附期限的执行依据以及已取得执行依据因客观原因未申请执行的他债权人纳入申请主体的范围；扩大可参与分配的客体；设置申请参与分配异议之诉和分配表异议等。二是打破现存的破产立法格局，把非法人民事主体纳入破产法调整的主体范围，同时重塑参与分配制度。在新破产法审议的最后阶段该思路是着重推荐的，这符合国际上破产立法由有限破产主义转向一般破产主义的趋势。参与分配制度的内涵和构成要件及立法目的与破产制度之间存在许多共通之处使之具有可行性。同时破产债权制度、申报债权的期限制度、破产财产制度、破产管理人制度、破产无效行为制度和撤消权制度等破产法律制度以及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审判监督程序都能克服现行有关参与分配制度的弊端。对于个人破产后的继续清偿和法人破产免责的协调，我国新破产法应建立自然人破产免责时采取许可免责制度。将非法人民事主体纳入破产法调整后，参与分配的功能也将转变到责任财产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的债务清偿上来，褪尽破产清算的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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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喜富、周刚志：《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创新与争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8月版

[3]黄金龙：《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规定：实用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4]刘汉富：《国际强制执行法律汇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谭桂秋：《民事执行原理研究》，中国法律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6]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研小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报告》，法律出版社2003年6月版

[7]潘琪：《美国破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1月版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8）

一、目前我国公司清算制度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公司清算制度已几乎成为一纸空文，公司歇业后或终止后不依法清算现象相当普遍，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更具有代表性。有相当一部分有限责任公司在经营不善或经营期满后，便不再进行年检，任其自生自灭，工商部门也仅仅是在公司两年不进行年检的情况下吊销公司的营业执照而了事，对于其他问题也不予过问。

那么，我国公司法及民法通则规定的清算制度为什么会形同虚设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立法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立法上对公司股东清算责任的不明确，使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已经成为逃避债务和风险的“合法”途径。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应当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一条及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被解散或其他法定事由出现，应当由股东成立产清算组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但是，无论是民法通则的规定，还是公司法以及工商部门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都是仅仅规定了公司股东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义务，却没有规定违反这种义务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公司破产、解散清算结束后，不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显然，这种处罚，对于公司股东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惩罚作用。这种仅有假定没有制裁的法律规范的强制作用可想而知。正是因为立法的不完善，从而造成了现实生活中公司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公司股东不对公司进行清算、任其自生自灭的现象较为普遍。

那么，有关司法解释对公司股东不进行清算的责任有何规定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1994年3月30日法复〔1994〕4号）中指出，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以其主管部门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如果企业具备法人资格的，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责任，企业的主管部门不承担责任。公司法颁布以前的所建立的许多企业，在企业被撤销或歇业后，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可以其主管部门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但公司债权人却因公司没有主管部门而陷入两难境地。由于歇业的公司往往已被登记机关吊销了营业执照，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主体资格已经消灭。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和出资者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人格，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债权人向直接向股东追索显然与现行法规相悖。

虽然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的规定，公司债权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成员进行清算，但是，该规定仅是实体法上的规定，而相关的民事诉讼法对这却未有规定，因而缺乏可操作性，虽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了企业歇业后负有清算之责的主体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的几种情况，但该条第四项又规定，“负有清算之责的主体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应责令其成立清算，对已歇业企业现有的资产进行清理，以清理所得财产对外承担责任，不应判令其对歇业企业的债务直接承担清偿责任。”依此所做出的判决，内容是责令清算义务人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但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具体能实现多少，是一个不确定的数额。这样的判决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予以明确，更为重要的是，该判决的确定的义务是为一定的法律行为，而这种法律行为从性质上讲强制执行存在着较大的障碍，最终导致该判决成为一纸空文。

总之，由于立法上的原因，加之中国尚没有建立起来完善的信用制度，使得公司已经成为股东逃废债务的新途径。

二、目前公司清算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在经济生活中，公司通过清算使公司法律人格得以消灭，实现市场经济下民事主体的优胜劣汰，也是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正是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使得公司股东在设立公司时积极主动，但在公司清算注销问题上却消极被动，这种“有生无死”的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也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大量的公司股东不依法清算，将对经济生活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立法上的缺陷，使得公司股东不进行清算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因而负有清算之责的公司股东不依法进行清算的情况大量存在。不及进进行清算的必然后果，就是公司的有效资产不断减少，公司的债权不能及时主张。这样必然影响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实现程度。公司对其债权债务不能及时进行清算，使公司本来就不多的有效资产大量流失，既使以后经过法院判决，确定其进行清算，也会由于时过境迁而使公司有效资产大量大打折扣，债权人的权利受到较大损失。

2、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清算既包括因破产而被人民法院组织的清算，也包括公司股东依公司法一百九十一、一百九十二、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主动清算。破产清算在此暂不表述。对于公司股东的主动清算，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会有两种后果，一种是公司正常的支付了所有债务，最终清算完毕，另一种则是公司资不抵债从而走向破产程序。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可以使公司大量的债权债务通过清算或破产予以解决，而不进入司法程序。而公司不及时依法清算，使得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消灭而进入司法程序，这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使得大量的案件难以及时审结、及时执行，造成了司法权威的下降。目前法院在受理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股东的起诉后，往往是判决公司股东在一定期限内组成清算组对公司债务进行清算，对实体部分却无法判决。由于该判决确定的是履行一定行为，因而在强制执行方面存在着种种障碍，最终又一次造成了公司债权人债权的落空和司法权威的下降。

三、公司清算制度的重要性

1、公司清算制度作为公司法人资格消灭的必经程序，将会使大量的债务依法消灭，必然化解大量的社会矛盾。实践中需要清算的公司，大多是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公司，往往债务纠纷比较多，因而依法定程序进行清算，将使公司法人资格以及公司债权债务关系一并归于消灭。这种情况下，既使公司债权人得不到清偿或者得不到充分清偿，也完全是商业风险造成的，对公司债权人来说也不难接受，因而及时清算是及时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2、公司清算制度是债权人对公司股东进行监督的有力途径，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公司股东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违法行为。众所周知，目前在公司设立的过程中，大量存在着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行为，这些不仅威胁着公司债权人的权益实现程度，而且直接威胁到公司制度本身的健康发展。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种种违法行为，公司的债权人难以知道。公司清算制度是在公司债权人的参与下进行的，公司债权人这时才可以通过清算程序对公司股东的出资情况予以监督。因而，公司清算制度也就成为对公司股东进行监督的最后一道屏障。

3、公司清算制度将促进我国公司制度向健康方向发展。在我国，由于在公司出资方面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公司股东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的状况比较严重，使有限公司实收资本缩水，造成了公司经营能力的下降，直接影响了公司特别是中小型有限公司的偿付能力。加之法律设定上的缺陷，使得公司债权人求偿无门，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逃债务的新途径，最终的后果是公司信用下降，业务受到影响，步入恶性循环的境地。

因此，笔者认为，作为公司制度重要一环的公司清算制度存在的问题，已经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发展，因而建立强制清算制度，让不依法进行清算的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必然要求。

四、不依法清算的公司股东对公司债承担清偿责任的理论及法律依据

按照公司法理论，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应当承担有限责任，而“有限责任是指股东对其公司或公司的债权人没有义务支付超出其股份的价值的义务，”，有限责任意味着“每个成员对其认购的股份的全部价值，在要求支付时应负出资的义务”。尽管如此，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理论上的“揭开公司人格面纱”理论也开始对此进行突破，即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公司债权人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人格，直接追究股东的个人责任，此种措施在英美法中称为“揭开公司的面纱 （Lifting the veil of Incorporation）”在大陆法中称为直索（Durchgriff）责任。笔者认为，公司股东不进行清算，也完全符合“揭开公司的面纱”理论基础。理论上认为，公司债权人可以对公司股东行使直索权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滥用公司人格，而公司股东不进行清算，其利益所在正是公司法人人格的独立性，公司股东责任的有限性。因此，股东不进清算，正是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一种表现形式。

其次，公司股东不依法进行清算的行为，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的构成要件，依法由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其理由如下：

1、公司股东负有在公司解散后依法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义务。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解散的，当由股东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由此可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公司解散后负有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如果公司股东不进行清算，显属违反了法定义务。虽然按公司法的规定及公司法的原理，公司股东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排除公司股东在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下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2、公司股东主观上存在过错。

在此，公司股东明知公司主体资格已经消灭，其基于公司法的规定，有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的义务，然而却不进行清算，其主观上的过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3、股东的不作为给公司的债权人造成了损失。

如果公司股东依法进行了清算，公司的债权得到了及时清理，公司就有更好的履行能力对公司债权人进行清偿，而且通过清算程序，还可能发现公司内部管理、公司出资状况方面的证据，从而为公司债权人实现债权提供进一步的可能性。正是由于公司股东不进行清算的违法行为，导致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无法主张、无法实现，公司股东的不作为和公司债权人的损失之间就存在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因此，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不履行其他义务，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让未履行清算义务的公司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是有法律依据的。

五、公司强制清算制度的意义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仅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让未履行清算义务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是否违反公司法的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让未履行清算义务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推翻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责任有限的基石，而是通过对股东设定一定义务，进一步规范这种企业制度。市场经济是有风险的，公司经营的好坏，与多种因素有关，因此，公司经营不善亏损、资不抵债甚至最终破产都是市场风险的具体体现。公司法不可能设立一种制度，保证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一定能够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主要也是商业风险）。然而，公司法律人格的消灭，只有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最终实现其人格消灭的目的，否则的话，将对市场经济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公司强制清算制度的设立，将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影响，从而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9）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轨道，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在此新形势下，如何避免出现财政危机，以及财税法治改革应当何去何从，是我们在进行财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新课题。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财政危机的讨论一直未停。特别是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国家曾一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使财政支出大涨，赤字与国债规模激增。通常，评价一国财政运行状况的指标，主要有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通过这些指标的变化轨迹，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一国的财政运行是良性状态还是危机状态，以及这些状态的转化趋势。财政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债的多少和偿债能力的强弱。因此，如果政府的负债过多，就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近几年来，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一直很大，每年都有数千亿元①；与此相适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这几年，已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000亿元②，国债发行总额累计已经达到26000亿元。这只是最为直观的政府负担的国家公债的数额。有些学者正是以此作为计算债务依存度、国债负担率等指标的依据。除了上述以发行的国债数量作为衡量政府负债的依据以外，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测度方法，较为重要的是把政府负债分为四类，即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因此，上述的国债发行规模，只是一种显性的负债或直接的负债，如果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政府的负债，则政府的债务负担应当更重。例如，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拖欠的工资、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国家来承担经济责任，或者最终承担责任，这些“实质上的债务”，都是导致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政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值得关注，因为金融危机也会转化为财政危机，并最终由财政来“买单”。

由此看来，无论对影响财政风险或财政危机的指标如何确定，也不管对政府的负债如何量化，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国家的债务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大量债务负担的积聚，至少已构成发生财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由此产生一系列需要研究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如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增发国债的做法，是否会给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并影响到“代际公平”，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和精神，等等。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探讨产生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

二、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由于专业分工等诸多原因，传统的法律界往往对财政问题少有问津，但财税领域恰恰是体现近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园地。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财政危机，如果没有财税方面的分权及具体制度安排，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可见，财政危机作为财政运行的一种极端状态，作为一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危急情势，同宪法、宪政也有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财政直接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宪政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财政权和财产权做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以有效地平衡和协调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冲突。这些法律精神，应当贯穿于相关的财政法、税法、民法等领域的具体立法之中。上述的法律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精神，即通过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分权，综合协调、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以及实现其良性互动。如果不能有效地贯彻这种精神，就不仅可能侵害国民的财产权，也可能使财政权的行使受到损害，并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从现实情况来看，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具体法律原因，最为显见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法形同虚设

在预算法上，类似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非法律化、国库收付制度的不严格执行、对预算收入征收的随意性所导致的收入流失等，都是无视预算法规定的重要现实问题，都是将预算法束之高阁，使其形同虚设的问题，也都是衍生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二）国债法有待完善

（三）税法刚性不足

从总体上说，在与财政危机相关的各类法律规范中，税法规范的数量最多。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下，我国虽然没有完全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但还是做到了最基本的“一税一法”原则，从而使现在开征的各类税收，基本上都能有至少相当于国务院行政法规级次的立法与之相对应。由于大量税收立法主要都采取了行政法规而非“法律”的形式，税收立法层次相对较为低下，在执行过程中有法不依的问题突出，因而税法的刚性明显不足，这也使得税法的执行弹性较大。其具体表现是既存在“征收过度”的现象，也存在“应征未征”的问题。而“应征未征”既可能是放弃国家的税收征收权，也可能是应征的税款无法征收或无力征收。“地下经济”、税收逃避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会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从而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能力，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税法的刚性不足，与我国税收优惠过多过滥有关。大量的税收优惠使得“税式支出”的规模十分巨大，从而人为地减少了应入库的财政收入，影响了对财政赤字的弥补，这同样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税法的刚性不足，还与某些国家机关对法定课税要素的非法变动有关。总之，税法刚性不足的表现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少税收基本法、税收立法层次低、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以及在实践中不依法办事，则是导致税法刚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全面提高立法层次，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切实在执行中做到有“法”可依，对于防范财政危机尤为重要。

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法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只是选择了与财政危机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几个领域来探讨，从中不难发现这些领域所存在的许多立法和执法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状况。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所涉及的制度内容并不限于市场制度本身，市场制度、财政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国社会不可能在进入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却排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财政模式与政治模式（宪政制度）。因此，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财税法学而言，建立一种合理的财税法律体系和推动已经制定的财税法规范的准确实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完善财税法律体系是促进财税法治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完善财税法律体系的思考

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既能够从总体上体现宪法的精神，又能够在具体的分税制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宪政制度。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财政危机的主体承担者是政府，所以，政府承担规避财政危机的工作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建议修改现行宪法，建立财政法立法依据

目前，我国财政法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单行法，尚无一个可供共同遵循的统一的财政法典。因此，建议在宪法中增加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明确各财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界定各财税部门的职能、权限、义务和法律责任。各财税单行法都必须以财税基本法为依据，不得与其相抵触。这就要求在财税基本法的统领下，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对现行财税法律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将财政税收等涉及国家和社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内容在宪法中做出规定，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依法治税。

（二）建立健全国债法律环境

全面清理现有的国债法规，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在全面清理现有法规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已经完全不适用和部分不适用的法规，该废止的废止，该部分失效的失效，该修改的修改。我国尽管多次颁布《国库券条例》和《特种国债条例》等，但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国债法》。即使是这些已颁布的法规中，也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中国国债市场日益与国际接轨，今后境外资本也将进入国债市场，这将为国债市场带来更多的机遇。起草一部完整的《国债法》，规范国债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设定制约手段，规范国债的发行、流通、使用、管理和偿还全过程，是健全我国国债市场的迫切需要。

（三）加紧修改《预算法》，推进各类相关体制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

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问题，中国预算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一直都在低水平上徘徊。结合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世界财政法治发展的潮流，以规范和保障政府财政行为为己任的预算法应当予以积极的回应。无论是预算编制、预算审批还是预算执行，都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做出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这是从源头上防范财政危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四）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法

在完善税法时，要注意税法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立法的配套，特别是与相关财政立法的配套。否则，税法再完善，也可能会存在许多因制度不协调所造成的成本问题。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基础，税法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影响同业竞争的纳税人在同一市场中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制定、变更税法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款给付义务，而且当国家以征税行为介入市场运行以后，税法的制定和执行更会影响纳税人的预期和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五）尽快拟定和颁布《财政监督法》

从法律上确定财政监督的地位，增强财政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法监督体系中的地位。通过法律程序明确监督机构的职权、责任、监督程序、监督方法、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反财政法规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为财政部门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加强执法力度、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财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的随意性。既抓立法，又抓执法，真正把财政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健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总之，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科学、协调有序的财税法律体系，使之既有分权，又有限权；既有自由，又有约束，从而在财税法制中，通过法律的全面制定和有效实施来体现宪政精神，形成宪政秩序，这样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而只有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解决财政赤字、债务风险和财政危机等问题，才能形成良好的公共经济秩序，推进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10）

1、进入执行程序后，涉及被执行人离婚逃债的情况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1）债务产生后，未进入诉讼程序，债务人便和其配偶离婚，以逃避债务；（2）执行法律文书诉讼过程中债务人和其配偶离婚逃避债务；（3）执行法律文书生效后未进入执行程序，债务人离婚逃债；（4）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离婚逃避债务。

2、离婚逃债途径主要有：（1）通过法院（本院或其它法院）调解离婚，双方达成和解协议。（2）通过婚姻登记机关离婚。（3）通过公证机关分割财产后，再通过婚姻登记机关离婚逃债等。

3、离婚逃债行为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离婚逃债行为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点：1被执行人必须有离婚逃债的行为存在，即被执行人实施了旨在逃债的违法行为,它是一种违法行为。2、该行为发生在债务产生后，包括（1）债务产生后诉讼前。（2）执行法律文书诉讼过程中。（3）执行法律文书生效后。3、该行为必须是被执行人故意所为。（1）在离婚时向有关机关隐瞒债务。（2）分割债务未征得了债权人的同意，是在暗中对可供被执行财产进行处分的。（3）财产分割明显不公平。有的将被执行人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分给被执行人配偶，有的被执行人配偶分得全部夫妻共同财产，被执行人仅分得少量随身物品，债务都由被执行人承担，以此逃避债务。4、行为人必须是实施离婚逃债行为的人。5、其处分财产尚未被明确为执行标的，即不是法律文书中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也不是已被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是蒋来可能成为执行对象的财产。

二、我国对离婚逃债强制执行制度现状

现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宏观上对恶意逃债问题，已明确了打击力度。2002年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立法解释列举了拒不执行的五种情形，第（一）为“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各级法院领导多次强调：执行工作是确保债权人的债权能够真正得到实现的重要法律保障，法院要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及时执行各类案件，特别是对恶意逃债的典型案件进行曝光。但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对接收逃债财产人或恶意串通协助逃债的人，能否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21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至第27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追加、变更被执行主体的条款，对此类问题都没有涉及，在执行程序中未明文规定对接收逃债财产人或恶意串通协助逃债的人的强制手段，对被执行人躲避执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各种情况在法律规范方面缺乏相应的对策，只是有关实体法规定了逃债行为的无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第2款规定，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约定（财产分割约定）其约定无效。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第四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第七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例合同纠纷，债务人通过离婚逃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在离婚逃债问题的处理上，从我国离婚逃债强制执行制度现状看，被执行人通过与其配偶离婚逃债后，造成债权人的财产损失，现还不能通过执行程序迅速解决。因法律还未明确规定在执行程序中裁定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或接收逃债人财产人为被执行人，如果适用《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条款，通过诉讼行使撤消权，不但给债权人造成了很多不便，易造成债权人财产损失，使逃债的人越来越多，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信用环境。

三、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离婚逃债如何处理

在执行程序中，发现被执行人离婚逃债的情况，笔者认为，如果被执行人是在执行法律文书诉讼过程中或执行法律文书生效后与其配偶离婚逃债的，应直接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被执行人，体现执行工作“效率优先”的特点，体现公平原则。具体处理，可分两种情况：一是通过婚姻登记机关或通过公证机关分割财产后再通过婚姻机关离婚逃债的，应根据有关实体法认定被执行人与其配偶分割财产的行为无效，再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二是利用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离婚逃债的，不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而是按审判监督程序先撤销被执行人有关财产分割协议后，再裁定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被执行人。

在执行程序中，虽然目前根据有关强制执行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离婚逃债的情况下可根据实体法裁定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被执行人，但离婚逃债实属一种无效民事行为，其行为应始终无效。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已明确规定：如果依有关实体法的规定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可以裁定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行人。从以上法律规定可看出，现有关强制执行法已规定了某些方面可依据实体法裁定追加被执行人。依据实体法行使裁判权，法学理论界原争议很大，现观点基本超于一致，承认在执行程序行使裁判权时，可根据实体法作出裁判，在目前情况下，在执行程序中，可根据实体法认定（离婚逃债）被执行人与其配偶财产分割协议无效，裁定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此做法已在执行实践中得到一致赞同，也得到法学理论界的支持。在执行程序中，裁判权可由执行局裁判庭行使（未设裁判庭的由综合科行使），应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实行听证制度，在目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救济手段为允许当事人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体现“公正、效率”主题。对债权人前，债务人便离婚逃债的，笔者认为，不能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被执行人，应根据不同情况，当事人向法院提讼，法院则根据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的实体法，保护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例如，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就规定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无效。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