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畜牧业主要特征篇（1）

1.1规范饲料的质量

饲料是畜禽生长和发育的主要营养来源，规范饲料的使用和注重饲料的营养和安全是确保畜产品安全生产的第一步。饲料中的添加剂是饲料的核心，在饲料中加入营养性添加剂可以确保饲料的营养性和安全性。但是要避免使用一些非营养性的添加剂，如抗生素、益生素等，它会影响畜禽的生长，并且还会危害人类的健康。在饲料中加入营养性添加剂，不仅要考虑添加剂的营养价值，还要考虑饲料中的养分是否均衡，从而来调整日粮的配方。维生素是动物日常代谢所必须的，可以通过氨基酸来调整日粮的配方，根据不同的畜禽种类进行调配，如，鸡可以利用低分子有机物来调整代谢，牛可以采用酶、催化剂等来参与体内代谢。维生素不仅能够促进动物的生产，还能够增强动物的免疫力和消化吸收能力。

1.2完善疫病的防控体系

在当今社会中，由于经济的发展使得商品流通的渠道增多，尤其是进口畜产品增多。因此，这就使得我国的畜产品质量和安全面临着更大的问题，为了确保我国畜牧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必须要完善我国的动物免疫体系。

1.2.1加强和完善动物的进口检疫环节由于近几年我国进口的动物增多，只有加强对进口动物的检疫，杜绝其他国家的不健康的畜产品的进口，这样可以确保进入我国的畜产品的安全质量。

1.2.2规范和完善兽医的管理体系为了能够强化和完善动物疫病的防治工作，必须要建立完善的、规范的、科学的兽医管理体系，完善执法管理系统，重视各项防疫制度的实施情况和进度，并要强化和监督，防止外来病毒或疫情入侵，并建立重大疫情迅速反应机构，增强对突来的疫情的处理能力，从而确保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和畜产品的安全生产。

1.2.3建立疫病研究室它主要是以分析国内及周边国家的疫病的发病趋势，并能够快速的研制出治疗疫病的试剂，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来提出相应的防疫措施，此外，疫病研究室可以将中、西兽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生产出药效好、见效快的新型药物。

2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2.1世界生态畜牧业的生产模式

生态畜牧业的主要特征是农牧结合。发展生态畜牧业可以治理动物污染，能够使得畜牧业稳定、持续的发展。目前，世界各国依据本国特点来发展生态畜牧业，主要有4种生产模式。一是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农牧结合型的生态畜牧业，其主要特征是集约化发展。二是以新西兰、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草原生态畜牧业，它的主要特征是草畜平衡。三是以日本、中国为代表的小户型饲养的生态畜牧业，其主要特征是以农户小规模饲养。四是以德国、英国等为代表的自然畜牧业，其主要特征是绿色、无污染的天然畜产品。

2.2我国的生态畜牧业发展

在我国发展生态畜牧业，首先要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来发展循环畜牧业。坚持政府领导，企业为主体的原则，建立“公司、基地、标准化”的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模式。

2.2.1增强政府对生态畜牧业的政策支持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支持和保护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增强对生态畜牧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并加强畜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科研的进行、技术改进和推广等，从而形成良好的科技兴牧、依法治牧的氛围，促进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2.2.2进行标准化的生产要充分利用资源来发展生态畜牧业，如，利用农作物秸秆作为畜禽的食物，利用畜禽的粪便来生产沼气或有机肥，降低污染。同时，按照标准来建设畜舍，并规范药物、饲料等使用，使得畜牧业实现生产标准化、产品绿色化和管理科学化。

现代畜牧业主要特征篇（2）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　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　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　The  economy,culture  and  environment  of  Zhu  Kai  Gou  site  

阶段

年代

环境

生产工具

猪：羊：牛

第一段　相当龙山文　木本花粉很少，主　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

要为草本花粉，其　磨石、骨镞、骨凿、

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　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　相当龙山文　木本花粉中出现了　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

少量的胡桃和漆等　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　石纺轮、砍砸器、石

  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　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　  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

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　相当夏早期　草本蒿、藜花粉继　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　器、陶器与前段相差

  1:1:0.27

花粉的90%以上。　  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　相当夏晚期　木本花粉中出现了　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　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

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　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

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　相当商二里　木本以松、杉针叶　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　林为主，草本蒿、　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　都有所减少。骨镞的

  1:1:1

粉的93%。

  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　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　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　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　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360～377.

[2]　［日］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承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3～6.

[3]　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tety,

[4]　Carl  Sauer.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5]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4～48.

现代畜牧业主要特征篇（3）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现代畜牧业主要特征篇（4）

畜牧业是特定的、传统的产业，发展现代畜牧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比重，目前，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在70——80%，荷兰丹麦在80%以上，欧、美、日、韩都超过了60%，而我国仅占33%，没有高比重的畜牧业就谈不上有现代化的农业。世界各国根据各自资源条件，在生态畜牧业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但综观世界各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现状，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集约化发展为特征的农牧结约型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代表；二是以草畜平衡为特征的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典型代表；三是以农户小规模饲养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这种模式以日本和中国为典型代表；四是以开发绿色无污染天然畜产品为特征的自然畜牧业，这种模式以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为典型代表。

新疆发展畜牧业潜力巨大。从国内外看，畜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畜牧业要有自然、地理、人文条件。新疆有7亿亩草原，4.5亿亩优良草场，人均土地3.11亩，地理环境相对独立，三山夹两盆地，自然防护区，建立无规定疫病创造了良好条件，从畜产品生产指标看，我国肉类人均占有量为52公斤，世界人均占有量为42公斤，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丹麦、加拿大、美国分别是468、399、137、100，我国禽蛋人均占有量为19公斤，世界人均占有量为10.2公斤，我国牛奶人均占有量为27.5公斤，世界人均牛奶占有量为100.6公斤，最高的新西兰高达3450公斤，荷兰约600公斤，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肉类生产的结构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由此可见，发展畜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一、__畜牧业发展现状

我市畜牧业近几年发展较为迅速，20__年全市年末牲畜存栏达到63.15万头（只），出栏各类牲畜40.2万头只，出栏率达到63%，商品率85%肉类总产量2.16万吨，产绵羊毛1355吨，牛奶产量1.66万吨，畜牧业总产值达到3.83亿元，牧民人均收入达到5350元，人均增收248元。

在看到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的看到，我市畜牧业依然存在着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比重较低（畜牧业产值仅占农业的20%左右，农民来自畜牧业的收入占20%），农民与牧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拉大，以水利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牧区生产结构单一，农牧结合不紧密，良种化繁育体系不健全，动物防疫体系不完善，饲草料地建设规模不足，畜牧业生产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畜牧业提融资源道不畅等突出问题，制约着我市畜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20__年8月2日，自治区畜牧厅召开了第三次畜牧业工作会议提出：把农区畜牧业作为重要产业，提到与粮食、棉花、林果业同等重要的位置，以畜牧业的发展带动和促进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改造和提升传统畜牧业，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20__年1月12日，__市召开三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了“推广高新节水、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提高农牧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陈地建设”农村四项重要工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现代畜牧业工作，以发展农区畜牧业为突破口，不断改造提升传统畜牧业，开拓创新现代畜牧业，全面振兴我市农村经济。

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改造传统畜牧业，紧紧围绕农村农牧民增收，树立发展现代畜牧业为中心种植业，围绕畜牧业来发展的思路，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效益为目标，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畜牧业结构，突出两大（奶类、肉类）一强，（优质肉羊）发展战略，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突出地域特色，加快对畜禽结构和区域布局的调整。

二、加快我市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布局

我市现代畜牧业发展着重突出两个“重点、实现两个转变”的原则，一以完善饲草饲料地为重点，实现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向农区畜牧业转变；二以发展农区畜牧业为重点，实现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

草原畜牧业以配套饲草料地为突破口，实现传统畜牧业向农区畜牧业转变，加快饲草饲料地建设力度，落实牲畜饲草饲料需求，加大牧民定居力度，提高入住率，以饲草料地建设为依托，加大草原保护力度，变四季放牧到两季放牧，加大品种改良力度，发展优质高效畜牧业。

到2013年出栏优质肉羊达到40万只，肉牛2万头（羊肉25元/公斤）年创产值2.4亿元。

以发展现代农区畜牧业为重点，实现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

布局、奶业片区到2013年全市优质高产奶牛存栏达到2万头，日产鲜奶240吨，（按每公斤2元计算，每月产值为1440万元，十个月产奶期）年创产值1.44亿元，企业加工鲜奶每公斤增值4元，企业年创产值2.88亿元，农户与企业共创产值4.22亿元。

生猪养殖，生猪养殖情况到2013年优质生猪出栏达50万头（每公斤15元计算100公斤的猪出肉60公斤，每头猪为900元）创产值4.5亿元。

牛、羊育肥到2013年牛羊育肥出栏20万头，（2万头牛、18万只羊每公斤25元计算），年创产值1.5亿元。

家禽养殖业，到2013年家禽达到1000万羽，蛋鸡存栏达到50万羽，年产鲜蛋8000吨，（禽肉15元/ 公斤，鸡蛋每公斤3.5元计算，禽肉创产值1.5亿元，禽蛋创产值0.28亿元，养禽业总产值为1.78亿元，畜牧业累计总产值达到4.575亿元）。

三、加快我市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措施

1、标准化规模化

以发展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和专业村队为重点，加快推进养殖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转变，实行统一良种、统一饲料供应、统一疫病防治、统一饲养管理和统一市场销售结合，我市畜牧业产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规模化集中养殖，重点抓好哈图布呼镇、百泉镇、四棵树镇、吉尔格勒特乡、甘河子镇和八十四户乡两个1000头牛八个500头高产奶牛养殖小区（场）和四个奶牛专业村队建设，甘家湖牧场铁架子、古尔图牧场车达、赛力克提牧场查干奥娃，巴音沟牧场、塔布勒合特、西大沟镇和吉尔格勒特乡七个肉羊集约养殖小区建设，八十四户乡、夹河子乡及周围乡镇五个牛羊育肥区建设，西大沟镇、百泉镇、甘河子镇等十个生猪养殖基地（场）规模化建设，到2013年规模化养殖户占养殖总户的比例达到40%，牲畜养殖数量占养殖总量的比例达到60%以上，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养殖户采取统一标准集中饲养，在土地、资金、技术、服务、项目等方面给予倾斜、扶持、积极完善养殖小区、水、电、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规模化养殖发展。

2、种植业结构调整

把草料基地建设作为饲草料业发展的重点，提高饲草料有效供给和储备能力，要围绕畜牧业发展调优种植业，次易棉区要坚决退出棉花种植，大力推进种养结合，积极发展草国轮作、复播、间作套种，扩大青贮玉米，饲料玉米和苜蓿等优质饲草料的种植面积。推广优质高产牧草种植技术加快建设高标准的饲草料生产基地，牧区围绕牧民定居建设，依托水利工程开发建设10万亩人工草地，农区玉米种植面积要达到20万亩，苜蓿推广种植面积达到2万亩，推动饲草料种植业快速发展。

3、状大畜牧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外向型畜牧业。

优化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国内外企业集团进驻__，组建大型良种繁育，饲料加工、现代化屠宰、肉类精深加工、皮革制品、乳制品的产业集团，发展面向国内外市场的畜产品加工和贸易形成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商一体化，有影响力、有牵引力的产业群体，把我市建成为牛奶、优质牛羊肉、猪禽出口加工基地，企业实行畜产品高起点、高标准开发，扶持企业树品牌、创名牌、开拓区外市场和国际市场，提高产品占有率，力争用3—5年时间创建出2—3个自治区级知名品牌，1—2个国有牧场绿色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证，引导企业建设好畜产品生产基地，稳定的原料供给，积极推行企业集中开发，农户分散承担经营的模式和企业与农户以资产、资源入股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模式，现顺企农关系，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有效连接企业和农户，提高农牧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围绕产品营销，扶持组建直接面对向市场，这行独立的畜牧专业合作社，创立自有品牌，提高专业合作组织的竞争力。

4、进一步加大对畜牧业的财政金融保险支持力度，完善畜牧业发展扶持措施。

加大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不断增加财政投入，从20__年起，每年安排畜牧业发展资金800万元，并逐年增加，各乡场镇每年安排畜牧业发展资金10—20万元，用于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养殖小区建设品种改良，村级防疫员补助及畜牧业抗灾防灾等，科技三项费、抗震安居、农村道路建设、农村沼气、水利建设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项目资金，要向畜牧业倾斜。

加大对畜牧业的金融保险支持力度，吸引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现代畜牧业建设，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牧业信贷力度，建立多元化的提融资渠道，农村信用联社要进一步加大农牧民小额养殖贷款力度，延长贷款期限，生猪养殖贷款为1—3年，牛羊育肥贷款为2-3年，奶牛养殖贷款为5—8年，采取农户联保，财产低押、按揭贷款、保险公司保险担保等形式，对农牧民信用户开通信贷绿色通道，支持农牧民发展畜禽养殖，市农业发展银行要对畜牧产化业龙头企业及生产基础建设要给予重点支持，形成由银行贷款、保险公司保险担保，政府赔息、企业帮扶、农户发展的五位联动的信贷新模式，保险公司要根据国家政策不断拓展畜牧业政策性保险实施范围，提高畜牧业保险覆盖面，增强畜牧业抵御市场风险，疫病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加大牧民豁居扶持力度，市财政每年从畜牧业发展资金中拿出250万用于牧民定居住户、暖圈、草料地建设补助，对牧民划拔的定居饲草料地，又没有一帮一帮扶的市财政在前三年每亩补贴100元土地改良费。

鼓励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建设。由各乡场镇政府解决小区用地及水、电、路等公益设施，市财政每年从畜牧业发展资金中拿出200万元对养殖小区中存栏30头奶牛，年出栏400只肉羊或400头生猪，5000只家禽以上的规模养殖户，新建标准化圈舍（300平米以上给予每栋补助1—2万元）。

继续加大奶价补贴政策，20__年起将吉尔格勒特乡、八十四户乡纳入到补贴范围。

稳定村级防疫员队伍，市财政每人每年补助20__元，用于缴纳村级防疫员养老统筹。

现代畜牧业主要特征篇（5）

[关键词]农业史；伏羲；神农；草地农业系统

starting point of agricultual history in China and backing to

the original pastoral-agronomy system

Abstract：Agriculture was initiated from pastoral land during Fuxi’s period in China and followed with the grain oriented production during Shengnun’s era. Between the two eras there was a transitional phase with its length varied in accordance to geographic features of regions. For instance it might be shorter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se and Yellow Rivers ， while the length might increase along to direction towards the West and North and even being dragged in the pastoral-animal system for a long time. Fuxi era not merely indicated a particular format for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but also had the nomadic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a geo-historical phenomenon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erms of its spatial and time features. Shengnun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symbol of initiative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this view is bias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idea regarding that farming means only land plough and planting. This biased view has not only totally ignored the whole Fuxi’s era but detached the integral agro-ecosystem and finally resulted in mono agricultural system with grain production as it core. Furthermore it has resulted the unbalanced land use and damaged cultural persity and both ecology and production being suffered and leading to the nation-wide worries in terms of farming， farmers and farms. The very nature of agriculture is natural ecosystems in agriculturalized process with multi stages and follows certain rules. With the rapid social development we have gradually comprehended the integrity of ecosystem of agriculture from the defects embodied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arming culture of mono grain production， is undoubtedly a sign for Chinese agriculture returning back to its pastoral-agronomy system originally. We seems near to the dawn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nature and human being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history；Fuxi; Shengnun; agricultural system of pastoral land

农业的起源，是人类内在的创造力形成的重要标志，人类由此开始进行真正的生产活动，因此，农业起源的，是近年来考古学、学、人类学、学、农史学的重大研究课题之一，主要探讨的是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和原因等。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多种农业史都是以神农氏为中国农业的起源。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一、农业发轫于伏羲

古代先民抽象思维不足，对历史事件往往给以拟人化的诠释。伏羲是传说中华夏最早的始祖，他的夫人女娲氏炼石补天，表征了人类社会“开天辟地”的萌芽阶段始于伏羲时代。而农业是人类社会最初的特征之一，因而农业应该发生于此时。

农业的本源是以采集渔猎为特征的原始农业系统。由此衍生不同的农业系统分支。农业系统分化的原因，其初始阶段的决定性因素应为环境条件。人类出现的初期，采集、渔猎而衣食，几乎完全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天然组分。这时自然生态系统所依存的生境就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的基础。

人类的农业活动既然依存于自然生境，并且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加工过程，当然随着自然生态系统分布区域的分异，而呈现不同的农业生态系统。

其中一支，生活区域以干旱草原带为中心，草原广阔，牧草丰美，形成依靠畜牧业为生的传统，饲养的家畜以牛、羊、马等有蹄类草食动物为主，因地区不同，也广泛分布骆驼、山羊等。这一时期人类维护畜群的正常繁衍，使之免受野兽的侵袭，而畜群供给人类衣食所需。可以认为草地、家畜和人之间组成了草-畜-人系统，做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组分而存在，保持了相对和谐的生存状态，于是出现了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这就是畜牧区的由来。这时人类跟随畜群，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茹毛饮血”、“穴居野处”。这时与其说是人放牧家畜，不如说是家畜引导着人的适应性生产行为。

所谓适应性生产，就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因势利导以获得生产效益，而不作特殊农业投入的生产行为。由此发生自然和人类结合的游牧系统，即最初的草地农业系统。畜群依照草地牧草与水源的分布状况而不断转移，人跟着自己的食物源——畜群而游弋。这种“草地-畜群-人群系统”与狼群跟在畜群后面的“草地-畜群-狼群系统”没有实质性差别，它是一条自然食物链。可能这是人类最早的仿生学。传说中的伏羲氏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在适应性游牧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生产实践，发现并实施驯化家畜和种植牧草。正如恩格斯所说种植业始于种植牲畜需要的饲草。[1]（P36）20世纪50年代在新疆还存在牧民在离开冬季放牧地，春季走上游牧的漫长道路以前，在冷季牧场植被被践踏损坏的草地上，补播当地牧草然后出外游牧。待冷季来临返回驻地时，这里已经生长成丰美的人工或半人工草地，供给家畜度过寒冷的枯草季节，人畜在此安居，这就是游牧过程的冬营地。

现代畜牧业主要特征篇（6）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500（2012）05-0090-07

1 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态文化

1.1与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1.1.1牲畜的分类放牧 哈萨克族能根据不同的牲畜选择不同的放牧方式。马、牛放牧在高山牧场。针对冬、夏季牧场的产草量和枯草质量的不同，盛行分类放牧。牧民在不同时间将牲畜放牧到不同的区域，畜群在各时期都能吃到最好的草。3月底，春牧场主要进行接羔、育羔工作。在进入夏牧场之前进行剪毛、羔羊去势的生产活动。6月底，是羔羊断乳和大畜配种的时节。由于畜群中除马能自动避免近亲繁殖外，为保证牲畜的质量，对其他种类的畜群，则靠经常换种畜的办法进行。到9月，给羊群剪秋毛、配种。这一系列生产技能是哈萨克族牧民在长期的游牧实践中，为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生存的有效手段。客观上保护了自然环境和他们赖以生息的牲畜和草地。

1.1.2草地游牧 哈萨克族俗语说：“草地是牲畜的母亲，牲畜是草地的子孙”，“草肥则牲畜壮”。正是由于对草地的重视，哈萨克族对草地使用有一定的规则与习惯，解放前草地划分都是以部落和阿吾勒（牧村）为单位，“由部落和阿吾勒头人、元老和比官会议协调划分，因而他人不能插手更不能随意改变，是固定的”。哈萨克族长期以来习惯于游牧生产，常年在草原上随四季的变化流动放牧。一年转场有2～3次。3月底把牲畜赶往春牧场；6月底，畜群进入高山夏牧场；到9月，牧民将畜群赶到秋牧场；入冬，牧民又迁到冬牧场，利用那里冻干了的牧草过冬，补饲少量储备的干草。游牧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合理地利用草地。同时，对草地的选择也要依地形、气候、水源等而定。不同的草地放牧不同的牲畜，草甸草原适合于饲养牛马等大畜，典型草原则宜于放养绵羊、山羊等小畜，荒漠草原多放养骆驼。

1.1.3狩猎中的规矩 狩猎业一直是新疆游牧民族的副业之一。狩猎业的存在一方面补充了人们的衣食，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草原生物的多样性。哈萨克族狩猎时，不同的猎物要采取不同的猎取方法，如在猎取黄羊、狐狸、狼、野猪、兔、貂、鹿、虎时，所使用的方法就不同。从事狩猎生产应当遵守规矩，如打猎日期的选择、保护猎物幼仔、迎猎、分配猎物等。至于狩猎工具，大致有动物类的（鹰、犬）、人工制造类的（弓箭、扎枪、铁夹子、签子、猎刀）。为了使狩猎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哈萨克人还形成了一些相关的禁忌，对狩猎行为做了规范，避免了盲目的不必要的滥杀。

1.2哈萨克族的草原游牧生产特征

游牧民族自身既创造了一整套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技能，又使得自然环境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的存在状态。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技能是以与自然的适应作为前提条件。但是适应是通过对牲畜及产品的利用来体现的。适应的目的在于利用。二者是辩证关系，对牲畜及产品的利用体现了对自然的有效适应程度。对牲畜及其产品的利用行为实质造就了游牧文化中的物质生产的特征，进而决定了整个生产、生活方式的某些基本特征。

1.2.1游移性 哈萨克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最基本的特点其实质是凭借天然牧场饲料资源进行畜群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必然建立在对天然牧场适应性利用基础上的生产经营方式，牲畜需根据气候、地形、水源以及草原牧草生长季节性的周期变化而迁徙。哈萨克族有句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游牧民族四季游牧的原因：“开春羊赶雪，入冬雪赶羊。”从根本上讲是人随牲畜移动，以畜群的活动为中心，牲畜到了哪里，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也随着到哪里，人的自主性要服从于畜群的生存需要，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降至第2位。

1.2.2适应性 从人类自身的短期利益，尤其是从生活的安乐舒适来看，游牧的生活方式是不适宜的。但如果从生态以及从人类生存的长远意义着想，以迁徙来适应的生活方式有其积极和科学的依据。游牧民周期迁徙活动一方面满足了畜群的多样性和足够的食物量，另一方面也保存了地表植被的覆盖面。从亚洲干旱草原相对脆弱的生态状况来看，不是游牧民自愿选择了“迁徙一适应”行为，而是环境促使游牧民做出了“迁徙一适应”的举动。游牧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对西北地区生态系统的维持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适应性是游牧民族在这一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前提与基础。不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生产生活技能，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有意主动地创造出来，其中充满了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存智慧。正是由于游牧文化杰出的适应性特征及游牧民族非凡的适应能力，才使得这片神奇珍贵的土地得以保留至今天。当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重，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盲目的改造自然，“人定胜天”所带来的恶果时，古老的哈萨克游牧文化愈益显示出了它的可贵与难得，其适应特征也愈益显示出其科学与合理之处。

1.2.3实用性 哈萨克游牧文化在生产领域，将与生活有关的物资利用达到了极限的程度，从而无论是在物质生产还是精神产品的创作上都贯穿着一种实用化的原则。在牧区，以对一只羊（物质产品）的处理过程为例，羊皮当作产品卖掉，换急需的生活用品。剩余部分的加工过程是本着“好吃”和“物尽其用”的原则来进行。哈萨克族这种生存方式，体现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特征，保护了生态环境，为自己谋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同时有效地保持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果说适应性特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么实用性特征则是对人自身而言，前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技能都体现了这一特征。而且我们以后将要看到，正是由于哈萨克族生态文化的这种实用性，才为其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打下了一定的实用性基础。实用性的最大收获就是节约了自然资源，而这恰恰是这片土地最宝贵、最珍稀的东西。

1.2.4简约性 哈萨克游牧民在一年四季里逐水草而移动，经常处于运动状态中，这种生活方式不利于大量积累固定资产。若把棚圈、牲畜当作固定资产看待，那也同现代经济学所指的工厂化的固定资产有所不同。因为游牧民的棚圈、畜群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生态状况中，而且就游牧经济而言，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划分也是相对困难。例如，牲畜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工具（牛、马都是交通和放牧的工具）.与此同时牲畜也是牧民生产出来的产品。因此，游牧文化中的资产都具备综合功能。这种综合功能在物质生产方面蕴涵了简约特征。一定资产功能的多样化和材料的简约化是辩证的。就一种产品而言，只有具备多种实用功能才能简约生产材料。根据简约材料原则设计的一项产品，只有具备多项功能时才能做到物尽其用。

1.2.5稳定性 这是就其所具有的影响、意义或历史价值而言。稳定性的存在对自然环境来说意味着被保护和良性循环；对人来说意味着生存权的被保证及可持续发展；对生态文化本身，则意味着发展进程不至于被生硬地打断而得以保持下去；对人类文明，则更是意味着与生态多样性同样重要的文明多样性的被尊重与保证。这里讨论的哈萨克族生态文化的稳定性，并不是说这里就没有“变化”的因素，实际上文化的变迁是时时存在。这里所说的“稳定性”只是就其核心部分而言，因为环境的变迁是“长时段”性，因而人类为适应这一环境而采取的手段在本质上是一贯的，变化的只是“量”而非“质”。在此讨论的角度是从“能指”出发的，即“应该”是如此，这是因为在现实中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与这片土地的生态环境同样脆弱的游牧文化已面临着太多的生硬、不合理甚至粗暴的干扰，生态文化所具有的一贯的稳定性面临严重威胁，而这种稳定性，对人、对环境都不可或缺。

1.3与环境相适应的生活用品

1.3.1适应游牧的衣物 哈萨克族人冬天戴两面有两个耳扇，后面有能够遮风雪、避寒气的长尾扇的尖顶帽子。这种帽子是用羊羔皮或狐狸皮做的。而夏天则戴很薄的平条绒做的颜色各异的尖顶帽。克宰部落和阿勒班部落男子夏天戴的用山羊皮做的轻便的“克宰卡里帕克”，基本上继承了古代先民的特色。哈萨克男子采用柔软、轻便的白布缝制衬衣。哈萨克人的袷袢大皮衣实用且最具“生态”特征。袷袢即长外衣，有单棉之分。袷袢与生活的环境相适应，白天日照强烈，温度较高，夜晚气温降低，寒气袭人，一日之间温差很大。长至膝盖的袷袢穿脱方便，既可以抵御风沙，又可作为夜间的铺盖，极为实用。

1.3.2适应游牧的食品 传统的哈萨克人的食物分为肉食、奶食、面食和蔬菜类食品，其中，以肉食和奶食、面食为主。肉食的来源主要是牲畜和猎物，其食用方法很简单，多以煮食为主，剩余部分晒成肉干备用。奶食的来源主要是饲养的各种牲畜，有鲜奶、各种奶制品（酸、奶皮子、生奶油、乳饼、酥油、酸奶疙瘩、奶酪液、酸凝、黄奶疙瘩、奶豆腐等）、马奶酒、发酵的驼奶、奶茶等，是牧民日常饮食中绝对不可缺少的部分。哈萨克牧民为了适应牧业生产的需要，便于迁徙，十分注意贮藏，常常把奶疙瘩和奶酪晾干晒透，长期保存，作为冬季口粮，也是招待客人的食品。把酥油装进刮净、干透的羊肚子里，然后把口扎死，既不渗油，也不走味，放上数年也不变质。“长期过游牧生活的哈萨克牧民的乳食种类非常多，他们善于做各种各样的乳制品。这些乳制品，都是根据畜乳的性质（马奶不能干储）与需用的目的（即时饮用、久储、携带、调换口味等）而制作的。”至于植物类食物，在传统哈萨克人的饮食中是作为辅食物而存在，主要有馕、油炸的“包吾尔萨克”、馓子、油饼、面条等。另外，季节性差异在传统哈萨克人的饮食习惯中也存在，如夏季以奶食为主、冬季以面食、肉食为主。

1.3.3适应游牧的毡房 传统哈萨克人的居所主要是毡房。哈萨克毡房是先民们对大自然天然选择的结果。哈萨克草原上的芨芨草、柳条、兽皮、畜毛是大自然无私的馈赠，哈萨克先民对自然原料进行艺术般的加工，精心构思，形成了哈萨克毡房这种居住方式。毡房的构件除了支撑架子用木头制作外，其余部分全部用毛毡、毛绳、毛带等畜产品做成，并且符合游动生产生活方式的需要。哈萨克毡房以其易于搭卸、携带方便、坚固耐用、居住舒适、防寒、防雨、防震的特点而沿用至今。

1.3.4适应游牧的家畜 哈萨克大规模牧养的牲畜有马、驼、羊、牛，统称“四畜”，马居其中首位。根据考古材料，哈萨克族大规模牧马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塞种入居住在伊犁谷地的时候。乌孙时代的“乌孙马”在中原颇负盛名。史载，“乌孙多马，其富人多至四五千匹马”，乌孙王曾以良马千匹为聘，迎娶西汉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足见古代乌孙游牧业及其养马业规模之大。古代康居的养马业也有很大规模，而且培养了优良的马种。汉文史籍多有关于康居产马的记载。哈萨克继承了古老的牧马传统。直到今天，在哈萨克的畜牧业生产当中，马的大规模牧养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传统哈萨克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骆驼以及木轮车。马是用于骑乘的交通工具，人们在迁徙、狩猎、放牧时都要骑着它，马已经成为哈萨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马是男子汉的翅膀”，人们热爱马，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来赞美它，积累了许多经验来确保马匹得到最好的照顾。

哈萨克族生活的地区干旱多戈壁，运输比较困难，在这种条件下，使用骆驼驮运最为适当，而且骆驼载重量也超过其他牲畜，一向被誉为“沙漠之舟”。不仅用于骑乘，还用于拉车、负重。因而一些有骆驼的人家，多用骆驼转场搬迁和驮运货物。驼运一般不用带草料，通常一早起身即行至午前，中午放牧，让骆驼得到休息。日落前起身行至深夜，每走一段可以稍事休整.可以说骆驼在哈萨克族人民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木轮大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独特的交通工具，游牧的先民们都曾使用过，这种车的车轮高大，结实耐用，适用于各种地形，而且载重量大，牧民们用它来拉水及各种物资，尤其是在迁徙时，已经成为哈萨克牧民“移动的家”。

每个哈萨克人家羊群里都有自己喜爱的领头羊，在转场过程中，有时遇到河流、湖泊、大雪封山或遇到险要狭窄山路，羊群迫使停留下来时，主人就会进入羊群里扬鞭大喊，这时领头羊听到主人的声音就挺身而出，勇敢地往前冲，带领其他羊群走出险要地段。如果没有这样几只领头羊，遇到这种紧急关头，就无法将羊群赶到指定地点。

2 哈萨克族牧民放牧活动的特点

2.1四季草地的利用标准

根据中国哈萨克族游牧生活区域以山区为主、平原、盆地为辅的特点，通过长期的游牧生活，逐渐掌握了自然规律，看看太阳、月亮是否有风圈，特别是细微观察有蹄类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对野生动物的迁移时间、路线以及进入期的时机进行长期观察和研究，得出这些活动规律与气候、自然界的微妙变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野生动物如果进入期的时间比较早，表明来年气候比较暖和；如果进人期时间比较晚，则表明来年气候比较寒冷（野生动物的这一活动规律，在上世纪90年代与美国专家一起研究盘羊资源的活动规律时得到了验证）。按照这一规律，哈萨克游牧民族就很好地掌握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什么时候进行转场、什么时候对羊群进行配种等等。另外根据游牧区地形地貌的特征、植被分布规律及气候特征的差异性，按照春旱、多风；夏短，少炎热；秋凉、气爽；冬季严寒漫长、积雪厚等特点，把草场以平均气温为标准具体划分为四季牧场。平均气温稳定在0～20℃划分为春季牧场。是因为这一区域的海拔比较低、低山丘陵地带，避风遮寒，气候相对暖和，比较适宜羊群保存体力和接羔育幼。植被主要以禾本科牧草为主，还杂有豆科牧草；≥20℃划分为夏季牧场。是指这一区域海拔较高，亚高山、高山草原占据优势，气候相对凉爽，牧草丰富，比较适宜各类牲畜抓膘。植被主要以禾本科牧草为主；0～20℃划分为秋季牧场。是因为这一区域以低山丘陵为主的荒漠较湿润草原为主，海拔较低，气候相对凉爽，牧草以豆科、半灌木、蒿属类牧草为主，这些牧草营养丰富，有利于牲畜固膘，为安全越冬打基础；≤0℃划分为冬季牧场。是因为这一区域以低山丘陵为主，主要利用雪水，虽然气候寒冷，但避风性很好，牧草主要以半灌木、灌木为主的山地荒漠草场，这些牧草的特点是冬季下大雪不被埋压，对各类牲畜取食有利，便于牲畜安全越冬。哈萨克游牧民族对四季草场的划分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2.2畜群结构的控制

随着历史的变迁，哈萨克族牧民们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经验积累，逐渐确立了对四季牧场的区分和利用，形成了在一定的草原范围之内，按照季节搬迁流动放牧的习俗。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草场资源，严格控制畜群结构，逐渐减少大牲畜的结构比例。优先发展小牲畜，是因为大牲畜主要用来交通、运输等，经济效益不明显，而且对草场的破坏力也比较大。而小牲畜具有的利用率很高，繁殖能力强，经济效益显著，周转快等特点，很适合畜牧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小牲畜具有发展快、损失小、管理方便、适合各类草场放牧等优点。因此，往往游牧民族严格控制大、小牲畜间的结构比例来发展畜牧业。一般把大牲畜、绵羊、山羊、其他畜种年末存栏比例严格控制为12.8：63.9：18.3：5，从这一结构比例看，大牲畜的比例远远小于小牲畜的比例，这个畜群结构符合减轻对天然草场的践踏压力和提高载畜能力的理论水平。

2.3哈萨克游牧民族的转场

在中国这块“候鸟”迁徙的大地上，哈萨克族深居大陆腹地游牧已有2000多年之久，四周高山环绕，与山脉相间或相邻的有盆地、谷地、平原等。而有限的草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关系到哈萨克族的生存与发展。

2.3.1季节转场 牧场按季节可分为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转场”，就是依牧草生长周期和气候的变化，有序地为牲畜转移草地，是按季节每年进行十几次的循环轮牧的过程。春天把羊群赶放到山坡或山下平原地带；夏天转到高山深处；秋天到山腰，然后留一片草地，打草储存让牲畜冬天吃，冬天在山脚下羊圈周围放牧。每年3月底至4月初，大批牲畜又必须从冬季牧场再次出发，开始新一年的转场生活。

2.3.2转场距离 哈萨克族地区各季草地相距各异。山区牧民每次转场路程不超过百公里，半牧半农的牧民转场路程更短，在30km的范围内。平原地区的牧民转场路程往往较远，近则几十公里，远则几百公里。有条件的地方，牧民改用汽车运输搬家，牲畜则由牧人赶着另行。由春牧场启程时，要考虑到幼畜出生的时间，看是否长结实，能否随群赶路。这时，日行程为14～15km，哈萨克语中有“羔羊程”的长度单位，指的正是这样一段距离。

转场颇具观赏性。大批牧民成群结队地如潮水般迁徙，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从夏季牧场向秋季牧场转移。在一个海拔2000m的山口观看，一家接着一家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羊群朝远方一个湖的方向前进，从早到晚的大规模迁徙场面一直会持续半个月。

有一位美国著名探险家这样描述哈萨克人的转场：“我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哈萨克人一出生就开始了转场的游牧生活。近则十几公里，远则几百公里，他们的生活处处都在转场中度过，走到哪里，把游牧文化就带到那里，传播到那里。我和他们的长老谈论了关于这次准备‘西迁’的事宜。有人怀疑哈萨克人迁徙近6000km，能否把整个家庭和牲畜一起转移到印控克什米尔？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天天就在转移，习惯了马背上的游牧生活，就转移草场一样轻而易举到达克什米尔的，但别的民族就无法做到”。

现代畜牧业主要特征篇（7）

中图分类号：F31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173-02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草原保护建设力度的增大以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草原生态畜牧业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到底什么是草原生态畜牧业以及它与传统与畜牧业以及工厂化畜牧业或者集约畜牧业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却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

生态畜牧业是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畜牧业生产，建立新型的动物生产模式。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规律和要求，把生物系统、环境系统和管理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利用，形成优化的、高效益的动物转化体系，同时实现无污染、无废物生产，通过多层次利用，多层次的增值，实现生态、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畜牧业优质、高效、持续发展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1~2]。生态畜牧业是畜牧业发展的新方向，在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目标和新方向。草原生态畜牧业是在综合草原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及各组成要素的特点的基础上，整体的保护和恢复生态，科学地利用草原，优质高效低耗地发展草原畜牧业，达到草原系统的土—草—畜—人协调统一，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集约畜牧业又叫密集型畜牧业或工厂化畜牧业，是指在一定的土地（草原）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采用新的技术措施，进行精心饲养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其实质是建造最适畜禽的生产环境，提高机械化水平，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遗传理论和育种技术、配合饲料技术、环境控制技术及机械自动化技术等）改善生产工艺，合理组织劳动，从而缩短饲养周期，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饲料转化率，力求在单位面积上获得“高产、高效、优质、低耗”的经济效益[3]。集约畜牧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现代畜牧业范畴，在中国也已经有几十年历史。

由于草原上超载过牧现象严重以及草原退化等问题，造成草畜矛盾尖锐。在草原畜牧业转型以及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中，专家提出退牧还草、季节性轮牧、休牧以及舍饲、半舍饲的饲养方式，提出通过饲养方式的改变以及补饲等方法达到草畜平衡，实现草原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与传统草原畜牧业的自由放牧相比，舍饲半舍饲的技术含量提高，集约化程度提高，因此造成了草原生态畜牧业是集约型畜牧业的困惑，甚至形成了草原上要发展集约型畜牧业的观点[4]。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解答这种疑惑，辨清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实质内涵。

的确，在很多方面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他们都注重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使用，注重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来提高效益。无论草原生态畜牧业还是集约型畜牧业都注重畜群结构的优化，注重通过科学的家畜管理技术及畜牧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高效、低耗。集约化生产无疑是获得高效低耗的经济效益的最优途径，因此，在畜牧业的现代化生产中，都会朝着集约的方向迈进。中国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效率低，因此在朝着草原生态畜牧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在生产中某个环节，甚至整个生产过程的集约化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变游牧为定居、通过土地置换来扩大生产规模、通过围栏来管理家畜、冬春季节舍饲等都可以视为集约化的表现。而在国外，也有生态畜牧业集约化程度很高的例子，以美国为例，其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典型特点就是集约化水平高 [5]。

然而，即便是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其驱动机制不同。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生态与经济二者共轭驱动的发展方式，而集约型畜牧业是单一的经济驱动型。由于其驱动机制不同，也就造成了其生产方式、目的不同。草原生态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产品的优质、安全。在生产过程中尽量避免影响畜产品质量及人体健康的添加剂、兽药等的使用。尊重自然规律，保证家畜的自然生长。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要保留放牧，而不是完全舍饲。但是，在放牧过程中，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管理家畜，比如进行季节性轮牧，在保证家畜生产需求的同时，让草原得到修养生息，让草原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重建。在冬春季节的禁牧、休牧目的也是如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中，会有短期的舍饲，或者叫半舍饲，往往选择在冬春季节缺草期，其目的除了保护草原外，还可以减少冬季家畜因游走及抵御寒冷而耗费能量。尽管如此，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一个重要主张是提高家畜在秋季的出栏率，也就是尽量减少在冬春季节舍饲的家畜数量，只留基本母畜越冬。这样既降低了家畜越冬的投入，又不会减少秋季家畜出栏的数量，同时还保护了草场，也就是减畜不减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共赢。通过草原生态畜牧业的这些主张与措施，可以发现，草原生态畜牧业，不仅注重经济收入，更注重草场的保护与生态系统的保护重建。

而集约型畜牧业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效益，因此其主要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注重的是产品的量。尽管集约型畜牧业也追求优质、低耗，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高产、高收益。因此，为了高产高效，集约型畜牧业往往会割裂了动物与植物之间的自然联系，忽视了动物生长发育的自身需求，而在生产中大量使用添加剂和兽药，降低了畜产品的质量，甚至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另外，集约化生产追求规模效应，造成生产集中，而致使禽畜粪便污染土壤和水源，造成环境污染。总之，集约型畜牧业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方式。在这种驱动机制下，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都可能成为其牺牲品。但由于其高效的特点，集约型畜牧业也可能是畜牧业发展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过程。集约型畜牧业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机械化程度提高的、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体现，但当经济发展到另一定阶段，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开始注重食品安全时，单纯的集约型畜牧业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如集约型生态畜牧业，此时，“集约”只是生产手段，而不是目的。

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在中国的草原畜牧业发展中，如何把握住其中的尺度呢？

当前世界上常见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集约化发展为特征的农牧结合型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二是以草畜平衡为特征的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三是以农户小规模饲养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四是以开发绿色、无污染天然畜产品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模式 [6]。四种模式各有特点和适应发展的环境。中国的生态畜牧业从传统畜牧业发展而来，由于中国农业发展以整体、传统的小农、小牧经济为主，因此，目前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以第三种模式为主。这种发展模式以家庭为单位，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但主要缺点是效率低、风险高，因此研究者们不断致力于其他发展模式的研究。草原生态畜牧业是中国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中国北方草原退化的有效途径 [2]，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态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的草原政策是生态优先，兼顾发展经济，也就是说生态保护建设放在了经济发展的前面。其原因不是为了实现生态畜牧业发展，更多的是对过去草原退化的一种补偿，也就是说，草原生态畜牧业是在恢复草原生态的条件下的畜牧业经济，这本身就像一种夹缝中的生存，既要进行经济生产，又没有充足的资源可以利用，甚至为了保护草原生态，必须减小生产规模。在这种背景下，当前，中国的草原生态畜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求低耗、高产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李长胜，孙凤俊，王书杰，等.动物生态与生态畜牧业[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6):376-379.

[2] 侯向阳.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是解决草原退化困境的有效途径[J].中国草地学报，2010，(4):1-9.

[3] 金铁城.畜牧业集约经营[J].黑龙江畜牧兽医，1984，(2):17-18.

[4] 于铁夫，卢德勋.对内蒙古畜牧业发展战略的思考[J].内蒙古畜牧科学，2001，(5):1-11.

[5] 颜景辰.美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经验借鉴[J].世界农业，2008，(1):47-50.

[6] 颜景辰，张俊飚，罗小锋，刘歆海.世界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趋势及启示[J].世界农业，2007，(9):7-10.

An Analysis on the Defini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and Intensive Livestock Husbandry

LI Ping，HOU Xiang-yang

现代畜牧业主要特征篇（8）

一、充分认识加快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性

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优势产业。“”以来，我市畜牧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畜牧产业化经营水平不断提升，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但与先进地区相比，我市畜牧业发展速度、产业规模、现代化程度等仍有较大差距。各级各部门、单位要适应形势和任务要求，充分认识加快畜牧业发展在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和秦巴山区扶贫开发进程中的重要性、紧迫性，真正把加快发展畜牧业摆上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政策措施，加大力度，狠抓落实，努力实现畜牧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二、牢牢把握畜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

当前，我市畜牧业发展正面临难得的重要机遇。一是政策持续向畜牧业倾斜，国家的投入逐年加大。二是畜产品价格稳中趋升，需求日趋旺盛，畜产品市场潜力巨大。三是产业结构调整使沿海畜牧产业逐步向中部地区梯度转移，北方地区禁牧还草，草地畜牧业正向农区发展。四是以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畜牧业建设正在起步，为我市争先赶超提供了机遇。五是国家支持秦巴山区扶贫开发，畜牧业是产业扶贫的重要载体。我们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多方争取政策项目支持，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努力促进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

三、明确畜牧业发展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发展重点

（一）指导思想。围绕建设鄂豫陕渝毗邻地区重要农特产品生产基地的目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为出发点，以特色产业建设为主攻方向，以畜禽养殖标准化规模化建设为抓手，以龙头企业建设为突破口，以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为手段，突出山羊、猪禽、肉牛等发展重点，着力推进科技创新、狠抓加工增效、强化质量监管、保障产品安全，努力实现畜牧业规模化发展和产业化经营，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建设重要农特产品生产基地做出积极贡献。

（二）目标任务。到年，力争全市猪、牛、羊、禽出栏量分别达到200万头、12万头、150万只、4000万只，肉、蛋产量分别达到24.7万吨、7.9万吨；畜牧业产值70亿元（现行价）；生猪、牛羊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初步建成，全市畜产品加工值达到55亿元，与牧业产值比达到0.8:1，畜牧业产业化初具规模。到2020年，全市猪牛羊禽出栏量分别达到250万头、15万头、200万只、6000万只，肉、蛋产量分别达到32.5万吨、11.9万吨；畜牧业产值达到100亿元；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形成规模，加工值150亿元，与牧业产值比达到1.5:1，畜牧业产业化基本形成。

（三）发展重点。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突破性发展四大优势特色畜牧产业。一是做强山羊产业。县、县、县要集中一切资源支持发展山羊产业，努力建成全省优质山羊供应基地。二是做优生猪产业。县、县、县要发挥传统优势，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生猪养殖，建成全市优质商品猪生产供应基地。三是做大肉鸡产业。市、城区要利用区位优势和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做大肉鸡产业，满足雨润集团肉鸡加工的需要。四是做精特色产业。、县、要加大郧巴黄牛、郧阳大鸡、白羽乌鸡等特色品牌的开发力度，实现规模化发展和产业化经营，打造绿色、生态、安全无公害品牌。要通过不懈努力，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畜牧产业化发展新格局。

四、加大各项关键措施的落实力度

（一）建立和完善畜禽良种繁育体系。一是加强地方优良品种资源保护。县、县、县等主产区要建立马头山羊、郧巴黄牛、郧阳大鸡、白羽乌鸡品种资源保护场，划定保护区，开展选育提纯，提高品种质量。二是大力支持建立种畜禽场。要通过项目争取、财政扶持、民营资本参与、招商引资等措施，建立猪牛羊禽良种场，确保种源供应。鼓励支持规模养殖户建立种源供应基地，实现自繁自养。三是支持乡镇兽医站建立牲畜人工授精站、牛羊冻配罐点建设。通过努力，逐步建立和完善畜禽良种繁育体系。

（二）着力构建饲料饲草生产供应体系。饲料是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要高度重视饲料饲草生产体系建设。一是积极引进饲料品牌企业兴办饲料加工厂，完善饲料生产供应体系，保障畜牧业发展需要。二是加大农作物秸秆开发利用力度，推广普及青贮、微贮技术，确保牛羊饲草供应。三是大力开展人工种草、果园套草、天然草场改良，推广割草养畜，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

（三）积极创建畜牧强县和现代畜牧业示范区。各县市区要按照省政府提出的建设畜牧强县和现代畜牧业示范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创建活动。力争创建县、现代山羊养殖示范区，县、现代生猪养殖示范区，丹江现代肉鸡养殖示范区，县、现代肉牛养殖示范区，并积极争创畜牧强县。通过创建畜牧强县和现代畜牧业示范区，不断提升我市畜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

（四）坚定不移地抓好百万只山羊产业建设。围绕建设重要农特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坚定不移地抓好百万只山羊产业建设。要以建设山羊养殖大县、大乡、大村、大户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山羊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力争到年，全市建成60个重点乡镇养羊基地，山羊出栏量达到150万只以上，实现产值15亿元，培植1-2个山羊加工龙头企业，年加工山羊60万只，加工产值10亿元。努力把马头山羊打造成的著名商标，全国的知名品牌。

（五）扎实推进畜禽标准化养殖“四级联创”和“四大建设”。要大力推进以畜禽养殖标准化规模化为标志的现代畜牧业发展，全面开展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示范场“四级联创”（部省市县）和畜禽养殖大县、大乡、大村、大户“四大”建设。到2015年，全市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场要达到6000个以上，其中达到“四级联创”标准的4000个；建设山羊养殖大县3个（县、县、县），生猪养殖大县2个（县、县）、肉牛养殖大县3个（市、县、县）、肉鸡养殖大县1个（市）、蛋鸡养殖大县2个（县、县），规模养殖大乡80个，规模养殖大户2万户；畜禽规模养殖的比重占总饲养量的80%以上。

（六）支持移民安置点建设标准化畜禽养殖小区。为确保库区移民生存发展的需要，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库区有关县市区政府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采取国家扶持、政府补助、部门支持、业主自筹等方式，在移民安置点内统一建设标准化畜禽养殖小区，实行统一管理、集中治污、规范养殖。解决移民就业，增加移民收入，促进社会和谐。

（七）创新和优化畜牧业发展模式。要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优化发展模式，推行健康养殖，实现畜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效益并举。要大力发展生猪“150”、山羊“1235”、肉牛“165”、蛋鸡“153”、肉鸡“156”等以家庭为主的新型养殖模式，积极推广“畜-沼-茶（菜、果）”等循环经济模式，配套建设沼气设施，优化粪污处理技术，确保排放达标。库区周边适宜畜禽养殖的地区，要全面推行生物发酵床等生态养殖模式，实现粪污零排放。

（八）加快培育畜牧业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建设是实现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环节。要通过招商引资、政府扶持等形式，重点引进有实力的品牌企业，建立200万头生猪、100万头（只）牛羊以及饲料加工龙头企业。要进一步支持丹江福润肉鸡、城区伊兰清真和郧西天源牛羊、竹山鑫福和竹溪高山腊肉、郧阳松针蛋等本土生产加工企业做大做强，努力壮大龙头企业集群。

（九）大力发展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大力培育畜禽养殖合作社、畜牧行业协会等社会经济组织，把各企业和养殖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增强畜牧企业和养殖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和保护农民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

（十）努力创建特色畜产品品牌。要抓好无公害畜禽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积极申报特色产品地理标志，及时申请马头山羊、郧巴黄牛、郧阳大鸡、白羽乌鸡等特色产品商标注册，打造我市特色畜产品品牌。要加大特色畜产品的宣传推介力度，在大中城市开设销售窗口，提高我市优质特色畜产品的知名度。

五、强化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一）进一步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执行《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抓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要健全和完善重大动物疫病应急机制，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完善应急手段，提高应急反应能力；要抓好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为疫病防控打好坚实基础。要逐年增加动物防疫资金并足额列入财政预算，确保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需要；要强化动物免疫，提高质量，确保免疫密度达到100%、抗体合格率达标，把畜禽发病死亡率控制在省定标准以内；要建立完善疫情监测和报告网络，完善预警控制机制。一旦发生重大动物疫情，要按照“早、快、严”的原则，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果断采取综合措施，迅速控制并扑灭疫情。

（二）切实加强畜牧兽医执法监督。要认真贯彻执行《畜牧法》、《草原法》、《动物防疫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强化执法监督。抓好种畜禽管理，建立和完善畜禽养殖档案；加强草场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促进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强化动物防疫和检疫执法监督，确保畜产品检疫率达到100%；加强对兽药、饲料市场监管，严禁违法使用投入品；加大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可追溯体系，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确保畜产品质量绝对安全。

六、努力营造有利于畜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一）逐年增加财政投入。各级政府要按照《农业法》、《畜牧法》的要求，逐年增加财政投入，加大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市政府将整合竹房城镇带、汉江经济带、“四百万工程”建设资金，支持畜牧业产业化建设。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畜牧强县、现代畜牧业示范区创建达标单位和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建设给予奖励。

（二）加大部门扶持力度。各级各部门要从农村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的高度倾力支持畜牧业发展。各项扶贫资金、贴息贷款、科技三项经费等涉农资金优先用于支持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各级财政、发改、扶贫、畜牧、科技、农村能源等部门要积极申报畜牧业建设项目，争取国家投入；统计部门要做好统计和信息服务工作。

（三）积极争取金融支持。金融机构要加大对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各涉农金融机构要创新服务，积极发放小额农贷和联保贷款等惠农产品，支持农民发展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各政策性农业保险承办机构要进一步完善服务网络，健全服务体系，不断扩大服务领域和范围。各级政府担保机构对标准化程度高、效益好、守信用的规模养殖户要放宽条件，积极提供担保服务。

（四）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各有关部门要按《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财税〔〕149号文件规定，对企业从事畜禽养殖和畜禽（饲料、牧草）产品初加工，免征企业所得税；按国税发〔〕149号文件规定，对从事畜产品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月销售额未达5000元的免征增值税；按国发〔〕40号文件规定，开通畜产品“绿色通道”，对整车合法装载鲜活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规范和降低集贸市场摊位费和超市进场费。

（五）切实保障发展用地。经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者同意，鼓励以未利用地发展畜禽规模化养殖。临时性畜牧场、饲养场等非固定畜禽养殖场占用农用地按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用地管理，占用林业用地按林业有关法规管理。建造永久性畜牧生产设施和配套设施确需占用农用地、林用地的，要依法办理农用、林用审批手续。畜产品加工企业征用土地依法报批，除上交中央、省和补偿给村集体及农民个人的费用外，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耕地占用费等地方留成部分依法按标准下限征收，畜产品加工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土地价格给予适当优惠。制定畜禽养殖小区、规模饲养场和畜产品加工企业建设用地规划，鼓励在交通便利的畜产品集中区建设养殖小区。

七、抓好畜牧兽医管理体系和队伍建设

（一）狠抓基层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建设。各级政府要加快推进畜牧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乡镇畜牧兽医站建设，完善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健全防疫冷链体系，建立村级兽医室。要充实乡镇动物防疫和检疫执法监督人员，配足乡镇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人员和村级动物防疫员，为促进畜牧产业健康发展做好服务工作。

（二）加强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要高度重视畜牧兽医专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作，解决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县乡畜牧兽医机构缺编人员要从大专院校毕业生中选聘录用。要采取与职业技术院校联合办学的形式，为乡村畜牧兽医技术服务机构和规模养殖场培养离土不离乡的专业技术人才。

（三）改善基层畜牧兽医服务人员待遇。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人员是发展畜牧产业的中坚力量。各级政府要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要将核定的基层畜牧兽医人员的工资、养老、医保等事业补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以钱养事经费的40%以上要用于补助基层畜牧兽医站。乡村畜牧兽医人员年人均补助工资不低于2万元，并全部纳入养老、医保对象。

八、切实加强畜牧业的组织领导

现代畜牧业主要特征篇（9）

畜牧业是特定的、传统的产业，发展现代畜牧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比重，目前，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在70——80%，荷兰丹麦在80%以上，欧、美、日、韩都超过了60%，而我国仅占33%，没有高比重的畜牧业就谈不上有现代化的农业。世界各国根据各自资源条件，在生态畜牧业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但综观世界各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现状，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集约化发展为特征的农牧结约型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代表；二是以草畜平衡为特征的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典型代表；三是以农户小规模饲养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这种模式以日本和中国为典型代表；四是以开发绿色无污染天然畜产品为特征的自然畜牧业，这种模式以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为典型代表。

新疆发展畜牧业潜力巨大。从国内外看，畜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畜牧业要有自然、地理、人文条件。新疆有7亿亩草原，4.5亿亩优良草场，人均土地3.11亩，地理环境相对独立，三山夹两盆地，自然防护区，建立无规定疫病创造了良好条件，从畜产品生产指标看，我国肉类人均占有量为52公斤，世界人均占有量为42公斤，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丹麦、加拿大、美国分别是468、399、137、100，我国禽蛋人均占有量为19公斤，世界人均占有量为10.2公斤，我国牛奶人均占有量为27.5公斤，世界人均牛奶占有量为100.6公斤，最高的新西兰高达3450公斤，荷兰约600公斤，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肉类生产的结构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由此可见，发展畜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一、__畜牧业发展现状

我市畜牧业近几年发展较为迅速，20__年全市年末牲畜存栏达到63.15万头（只），出栏各类牲畜40.2万头只，出栏率达到63%，商品率85%肉类总产量2.16万吨，产绵羊毛1355吨，牛奶产量1.66万吨，畜牧业总产值达到3.83亿元，牧民人均收入达到5350元，人均增收248元。

在看到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的看到，我市畜牧业依然存在着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比重较低（畜牧业产值仅占农业的20%左右，农民来自畜牧业的收入占20%），农民与牧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拉大，以水利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牧区生产结构单一，农牧结合不紧密，良种化繁育体系不健全，动物防疫体系不完善，饲草料地建设规模不足，畜牧业生产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畜牧业提融资源道不畅等突出问题，制约着我市畜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20__年8月2日，自治区畜牧厅召开了第三次畜牧业工作会议提出：把农区畜牧业作为重要产业，提到与粮食、棉花、林果业同等重要的位置，以畜牧业的发展带动和促进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改造和提升传统畜牧业，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20__年1月12日，__市召开三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了“推广高新节水、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提高农牧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陈地建设”农村四项重要工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现代畜牧业工作，以发展农区畜牧业为突破口，不断改造提升传统畜牧业，开拓创新现代畜牧业，全面振兴我市农村经济。

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改造传统畜牧业，紧紧围绕农村农牧民增收，树立发展现代畜牧业为中心种植业，围绕畜牧业来发展的思路，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效益为目标，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畜牧业结构，突出两大（奶类、肉类）一强，（优质肉羊）发展战略，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突出地域特色，加快对畜禽结构和区域布局的调整。

二、加快我市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布局

我市现代畜牧业发展着重突出两个“重点、实现两个转变”的原则，一以完善饲草饲料地为重点，实现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向农区畜牧业转变；二以发展农区畜牧业为重点，实现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

草原畜牧业以配套饲草料地为突破口，实现传统畜牧业向农区畜牧业转变，加快饲草饲料地建设力度，落实牲畜饲草饲料需求，加大牧民定居力度，提高入住率，以饲草料地建设为依托，加大草原保护力度，变四季放牧到两季放牧，加大品种改良力度，发展优质高效畜牧业。

到2013年出栏优质肉羊达到40万只，肉牛2万头（羊肉25元/公斤）年创产值2.4亿元。

以发展现代农区畜牧业为重点，实现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

布局、奶业片区到2013年全市优质高产奶牛存栏达到2万头，日产鲜奶240吨，（按每公斤2元计算，每月产值为1440万元，十个月产奶期）年创产值1.44亿元，企业加工鲜奶每公斤增值4元，企业年创产值2.88亿元，农户与企业共创产值4.22亿元。

生猪养殖，生猪养殖情况到2013年优质生猪出栏达50万头（每公斤15元计算100公斤的猪出肉60公斤，每头猪为900元）创产值4.5亿元。

牛、羊育肥到2013年牛羊育肥出栏20万头，（2万头牛、18万只羊每公斤25元计算），年创产值1.5亿元。

家禽养殖业，到2013年家禽达到1000万羽，蛋鸡存栏达到50万羽，年产鲜蛋8000吨，（禽肉15元/ 公斤，鸡蛋每公斤3.5元计算，禽肉创产值1.5亿元，禽蛋创产值0.28亿元，养禽业总产值为1.78亿元，畜牧业累计总产值达到4.575亿元）。

三、加快我市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措施

1、标准化规模化

以发展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和专业村队为重点，加快推进养殖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转变，实行统一良种、统一饲料供应、统一疫病防治、统一饲养管理和统一市场销售结合，我市畜牧业产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规模化集中养殖，重点抓好哈图布呼镇、百泉镇、四棵树镇、吉尔格勒特乡、甘河子镇和八十四户乡两个1000头牛八个500头高产奶牛养殖小区（场）和四个奶牛专业村队建设，甘家湖牧场铁架子、古尔图牧场车达、赛力克提牧场查干奥娃，巴音沟牧场、塔布勒合特、西大沟镇和吉尔格勒特乡七个肉羊集约养殖小区建设，八十四户乡、夹河子乡及周围乡镇五个牛羊育肥区建设，西大沟镇、百泉镇、甘河子镇等十个生猪养殖基地（场）规模化建设，到2013年规模化养殖户占养殖总户的比例达到40%，牲畜养殖数量占养殖总量的比例达到60%以上，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养殖户采取统一标准集中饲养，在土地、资金、技术、服务、项目等方面给予倾斜、扶持、积极完善养殖小区、水、电、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规模化养殖发展。

2、种植业结构调整

把草料基地建设作(文秘站:)为饲草料业发展的重点，提高饲草料有效供给和储备能力，要围绕畜牧业发展调优种植业，次易棉区要坚决退出棉花种植，大力推进种养结合，积极发展草国轮作、复播、间作套种，扩大青贮玉米，饲料玉米和苜蓿等优质饲草料的种植面积。推广优质高产牧草种植技术加快建设高标准的饲草料生产基地，牧区围绕牧民定居建设，依托水利工程开发建设10万亩人工草地，农区玉米种植面积要达到20万亩，苜蓿推广种植面积达到2万亩，推动饲草料种植业快速发展。

3、状大畜牧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外向型畜牧业。

优化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国内外企业集团进驻__，组建大型良种繁育，饲料加工、现代化屠宰、肉类精深加工、皮革制品、乳制品的产业集团，发展面向国内外市场的畜产品加工和贸易形成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商一体化，有影响力、有牵引力的产业群体，把我市建成为牛奶、优质牛羊肉、猪禽出口加工基地，企业实行畜产品高起点、高标准开发，扶持企业树品牌、创名牌、开拓区外市场和国际市场，提高产品占有率，力争用3—5年时间创建出2—3个自治区级知名品牌，1—2个国有牧场绿色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证，引导企业建设好畜产品生产基地，稳定的原料供给，积极推行企业集中开发，农户分散承担经营的模式和企业与农户以资产、资源入股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模式，现顺企农关系，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有效连接企业和农户，提高农牧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围绕产品营销，扶持组建直接面对向市场，这行独立的畜牧专业合作社，创立自有品牌，提高专业合作组织的竞争力。

4、进一步加大对畜牧业的财政金融保险支持力度，完善畜牧业发展扶持措施。

加大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不断增加财政投入，从20__年起，每年安排畜牧业发展资金800万元，并逐年增加，各乡场镇每年安排畜牧业发展资金10—20万元，用于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养殖小区建设品种改良，村级防疫员补助及畜牧业抗灾防灾等，科技三项费、抗震安居、农村道路建设、农村沼气、水利建设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项目资金，要向畜牧业倾斜。

加大对畜牧业的金融保险支持力度，吸引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现代畜牧业建设，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牧业信贷力度，建立多元化的提融资渠道，农村信用联社要进一步加大农牧民小额养殖贷款力度，延长贷款期限，生猪养殖贷款为1—3年，牛羊育肥贷款为2-3年，奶牛养殖贷款为5—8年，采取农户联保，财产低押、按揭贷款、保险公司保险担保等形式，对农牧民信用户开通信贷绿色通道，支持农牧民发展畜禽养殖，市农业发展银行要对畜牧产化业龙头企业及生产基础建设要给予重点支持，形成由银行贷款、保险公司保险担保，政府赔息、企业帮扶、农户发展的五位联动的信贷新模式，保险公司要根据国家政策不断拓展畜牧业政策性保险实施范围，提高畜牧业保险覆盖面，增强畜牧业抵御市场风险，疫病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加大牧民豁居扶持力度，市财政每年从畜牧业发展资金中拿出250万用于牧民定居住户、暖圈、草料地建设补助，对牧民划拔的定居饲草料地，又没有一帮一帮扶的市财政在前三年每亩补贴100元土地改良费。

鼓励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建设。由各乡场镇政府解决小区用地及水、电、路等公益设施，市财政每年从畜牧业发展资金中拿出200万元对养殖小区中存栏30头奶牛，年出栏400只肉羊或400头生猪，5000只家禽以上的规模养殖户，新建标准化圈舍（300平米以上给予每栋补助1—2万元）。

继续加大奶价补贴政策，20__年起将吉尔格勒特乡、八十四户乡纳入到补贴范围。

稳定村级防疫员队伍，市财政每人每年补助20__元，用于缴纳村级防疫员养老统筹。

现代畜牧业主要特征篇（10）

一、把握“主业”与“多业”关系，突出优势主导产业

现代畜牧业是一个多组合产业。从横向产业关联分析，畜牧业由奶产业、肉产业和蛋产业组成。这些产业内部也可细分，比如奶业分为牛奶产业和羊奶产业。根据当前畜产品市场状况和市场前景分析资料，蛋类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增长缺乏新增市场空间支撑；肉类市场有小量空间，主要分配给牛羊肉产业发展；奶类市场需求则具有较大成长空间，可能支持奶业，主要是奶牛业的长期高速发展。从理论上讲，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充足，劳动密集型畜牧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国内畜牧生产标准化程度低，与国际市场技术接轨具有一定困难，在一个时期内缺乏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再加上关中深居内陆腹地，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成本高。“建设关中畜牧大区”比较现实的思路是瞄准国内市场需求，优先发展市场增长潜力大的奶产业，重点是做大做强奶牛产业。关中平原具有发展奶牛产业的优势，（1）地势平坦，纬度、海拔、气候等条件适宜；（2）以小麦、玉米为主的种植业结构以及种植苜蓿的传统，为奶牛发展提供了优质饲料；（3）经过多年发展奶牛生产初具规模，拥有高产奶牛核心群和一定规模的乳品加工能力；（4）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西北农林大学为关中奶业建设提供技术支撑；（5）关中是城市密集区，靠近产地具有庞大的消费群体；（6）关中便捷，能够顺利通达国内主要消费中心。“建设关中奶业大区”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首要选择。以“牛”当先，以“奶”独大，将是未来“关中畜牧大区”的最重要特征。必须把有限的注意力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相对集中，优先加快发展具有广阔市场空间和竞争优势的奶牛产业，全力打造区域畜牧业发展的“增长极”。

现代畜牧业是一个高关联产业。一般认为，产业链、价值链长是畜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人们形象地将畜牧业称为“中轴产业”。从纵向产业连接分析，粮食种植业、牧草种植业、饲料（饲草）加是畜牧业的后向关联产业，畜产品物流和畜产品加工业则是畜牧业的前向关联产业。必须根据畜牧优势主导产业，协调推进纵向连接的相关产业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链条、价值链条和利益链条。如果把奶牛产业定位为“首位产业”，就应该与之配套发展纵向连接产业。在种植业上突出饲用玉米、优质牧草（如冬牧70、紫花苜蓿等），在饲料加工上突出作物秸秆青贮、黄贮、氨化等，在产品加工上突出各种乳制品工业以及相配套的包装材料、物流配送等。

当然，以“牛”当先，以“奶”独大，是对一个大的经济区域总体而言的，并不排除局部地方选择其他优先发展的产业。肉牛业、生猪业、禽蛋业，甚至鹌鹑、鸵鸟等特色养殖业，都可能成为小区域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同样，把畜牧业作为关中发展的重点，并不是说关中每一个县都把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更不是说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都把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规划、来发展。必须强调，较小的区域一定要突出特色，突出优势。经过长期发展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不仅决不能放弃或轻视，而且要加大支持，加快发展。

二、把握“大家畜”与“小家畜”关系，重点发展大家畜

根据家畜个体大小，一般将畜禽分为“小家畜”和“大家畜”。“小家畜”主要指生猪、家禽、羊子等，“大家畜”指奶牛、肉牛、驴、马等。这好比工业中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小家畜”个体较小，属于多胎多仔或卵生动物，繁殖能力强，投资规模起点低，投资回报周期短，能够实现快速增长；“大家畜”则个体较大，属于单胎单仔动物，繁殖能力差，投资规模要求高，投资回报周期长，增长速度比较慢。也正因如此，（1）“小家畜”市场波动频繁，波动也大，“大家畜”则市场比较稳定，波动不大；（2）“小家畜”规模扩张容易，持续时间短，“小家畜”的规模扩张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大家畜”规模扩张比较困难，持续时间长，“大家畜”规模扩张仍在进行。如果说20世纪后20年是“小家畜”规模扩张的，那么21世纪前20年则是“大家畜”规模扩张时代。“建设关中畜牧大区”必须紧跟国内“大家畜”规模扩张进程。

根据家禽的采食结构，一般将畜禽分为“草食畜”和“粮食畜”。“草食畜”指牛、羊等，“粮食畜”指猪、鸡等。“粮食畜”以采食农作物籽实为主，而“草食畜”既采食籽实，又采食作物秸秆，且以采食秸秆为主。在传统畜牧业时代，“粮食畜”采食农作物籽实后，剩余的农作物秸秆是农民家庭能源的重要来源。而到现代，随着农村能源革命，农作物秸秆不再是家庭能源的主要来源，反而成为农业“排放”的“垃圾”。发展“草食畜”，对作物秸秆进行青贮、黄贮、氨化等饲用处理，使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更符合“循环经济”的思想和的发展观。再者，中国土地资源稀缺，以土地密集为主要特征的粮食短缺将是“常态”。因此，发展畜牧业必须走草食节粮、资源循环利用的路子。完全可以预言，21世纪是“草食畜”大发展的时代。

奶牛产业具有“大家畜”和“草食畜”的一般特点。而且，由于“生奶”必须经过加工“熟制”才能进入消费市场，要求奶品生产者与奶品加工者具有更为紧密的纵向产业连接，更紧密的产业关系，即较高产业化经营水平。挤奶站是奶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一头连着奶农，一头连着乳品。挤奶站可以由奶农合作建设，可以由乳品企业投资建设，也可以有其他投资建设形式。要大胆探索奶农组织合作社，合作社兴建挤奶站，合作社横向联合组织合作联社，合作联社投资或控股乳品企业，乳品企业面向市场经营的奶牛产业化经营新机制。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以奶牛业为首位产业的“建设关中畜牧大区”，必须坚持“速度”与“效益”并重，注重有效益的增长。在具体政策措施上（1）注重打牢基础，循序渐进（因畜群结构差异，一般奶牛的自然增长率为13-15%，肉牛只有5-6%），切勿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提出一些不合自然的高指标；（2）注重良种。优良种牛是基础。种牛如同工业工厂的仪器装备。只有“仪器装备精良”，再配合优良工艺、农艺等措施，生产优质产品，取得较高效益；（3）注重产业化经营，尤其是挤奶站建设。使草料、繁殖、养殖、加工、流通等产业各环节要环环紧扣，节节相连，配置得当，协调发展；（4）注重资金支持。注意各种融资手段配合，增加资通能力，满足“大家畜”的较大资金需求。

三、把握“人力”与“畜力”关系，着重提升人力资本

畜牧产业竞争力的因素可以列举很多。比如，饲料供给、饲养条件、疫病防治、畜群结构、产业组织、产业习惯以及气候、交通等区位因素，等等。但最基本的，可归结为“畜力”和“人力”两个方面。

“畜力”是由畜禽品种的“基因”决定的生产力。改良品种在本质上就是提高由“基因”决定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一项长期任务。这方面的潜力很大，能够做的工作很多。不同畜种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不同，提高“畜力”的任务不同。生猪、家禽等“粮食畜”已基本实现良种化，今后主要任务是选育新品种和推行经济杂交。奶牛、肉牛和肉羊等“草食畜”良种化水平低，“畜力”潜力大，要坚持引进高产优良纯种、精液、胚胎并举，多条腿走路，加快纯种繁育速度，加大品种改良力度。从目前情形看，直接引进国外高产纯种冷冻精液，大力改良本地品种，是费省效宏之举。

与“畜力”相比，“人力”更重要，关键在人。所谓“人力”，简单地说，就是由人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决定的生产能力。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人力不足”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大。“人力不足”也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农民在由以种植业为主的生产转向现代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知识和技术结构存在明显缺陷：（1）农民只有从事传统畜牧业生产的简单经验，缺乏现代畜牧知识和技术；（2）普遍受年限短，虽具有一定的模仿能力，但对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差，农村的知识和技术传播效率低；（3）长期的单家独户经营，独立意识强，合作素质差。一盘散沙，不抱团。无论是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横向合作”（自愿组成合作社），还是农户与公司之间的“纵向合作”（实行定单生产、产业化经营），都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

“人才是市场竞争的第一资源”。市场竞争在表面上是产品竞争、产业竞争，在本质上则是人的竞争。农村是“穷人扎堆”的地方。农民既缺乏对“畜力”的投资，又缺乏对“人力”的投资。这种“财”与“才”的“双短缺”局面，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农户资金短缺，可以通过多种融资渠道解决，而知识和技术必须由农民通过自己掌握（当然，如果有发达社会化服务体系或发达的合作社组织，农民也可以从中“融通”一部分知识和技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就是把政府拥有的人才资源优势，以及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科研教育优势，迅速地转化为农民畜牧业生产中的科技优势。要在畜牧专业基地、片区，组织农民畜牧科技状况调查，开展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培训。要顺应农民知识和技术接受能力差而模仿能力强的特点，大力推行畜牧业标准化生产，向农民提供“傻瓜化”的畜牧技术产品，加快现代畜牧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与传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从根本上增强市场竞争优势。 四、把握“集中”与“分散”关系，优先集中产区

任何活动都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上进行。由于地理空间的非匀质性，造成不同地理空间的经济成本差异，进而形成空间效率的差异。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总是不断从低效率地理空间向高效率地理空间集中（聚集）。因此，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总是呈现出了“集中”和“分散”两大特征。

“分散”是传统畜牧业的基本特征。“分散”是效率释然。传统畜牧业依附于种植业，是家庭种植业的“配套”产业，其生产“原料”来自家庭种植业剩余，其产品“市场”在于家庭消费。因此，传统畜牧业不仅受限制于家庭规模，也受限制于种植业规模。由于种植业的特点是分散利用土地，以种植业为谋生之道的家庭和村庄，在地理空间上也就接近均匀分布。因此，以家庭为单元的畜牧业自给自足，分散独立存在，如星星点灯。

“集中”是畜牧业的重要特征。“集中”的根据依然是“效率”。由于社会分工发展、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深化，地理空间的效率结构发生变化。原来难以利用，缺乏效率的空间，开始变得容易利用并富有效率。随之，经济社会活动空间结构和布局发生“趋利性”演变。这种演变经济表现明显，农业有相同趋势。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畜牧业逐步由“面向家庭”需求到“面向市场”需求，“产品”在市场销售，“原料”从市场采购，逐步超越了家庭和种植业（养畜的农户数减少，农户的养畜数增加，少数农户养了多数畜禽，畜禽向专业农户集中），呈现专业化、基地化、集约化，“集中”连片发展的趋势——专业户专业村专业小区（园区）专业乡大型畜牧产业基地。正象工业经济中的“块状经济”、“园区经济”一样，畜牧业“集中”带来了“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集中”能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和庭院空间资源，能促进养殖信息、技术传播，能共享防疫、配种等公共基础，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集中”连片发展，发挥“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必然选择。“集中”有不利于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有利于知识、信息传播和进步；有利于实行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农户分享公共设施和合作闯市场；有利于紧密衔接产销关系，促进产业成长。要实施畜牧业的“集中”战略，设想未来的“关中畜牧大区”是由若干大型奶牛专业生产基地和众多肉牛专业片区、生猪专业片区、禽蛋专业片区共同组合而成。要规划和建设若干畜牧业专业基地、集中片区（组团），由专业大户而专业小区，而专业村、专业乡，直至专业县，终成“星火燎原”之势。陕西省宝鸡市已经着手在陈仓区渭河南岸的蟠溪、天王、钓渭三镇建设奶牛产业区，实行基地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强力推进畜牧业现代化，计划用3年时间建设30个奶牛小区、60个挤奶站，奶牛数量由1.25万头增加到3万头以上。可以采取措施，支持宝鸡市陈仓区三镇奶牛集中产区建设，使其成为“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中建设高效集中畜牧产区的探路先锋。

“合作社”是农业中的现代制度。每一个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户都是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合作社是社员（即加入合作社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代言人”，是“集中”社员实现市场需求（而不是代替农户）的组织。合作社的“第一要务”是为社员提供“服务”。在“建设关中畜牧大区”过程中，要发挥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使“合作社”成为“关中畜牧大区”的重要组织载体。要在发展专业户、养殖小区、专业村、专业乡的同时，注意引导农户发展合作经济，自愿组成“合作社”，由合作社为农民开展“原料”采购，“产品”销售以及防疫、配种和信息、技术服务。通过合作，增强农户的市场地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就农业产业组织形态而言，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称道的是家庭承包经营，90年代称道的是公司与农户的纵向连接（是经济合作的一种）的产业化经营，那么在21世纪初农户与农户的横向合作将登上前台，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农户+合作社+公司的农业组织体系。

五、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注重发挥政府功能

从上讲，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经济，政府的职责是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市场是“无形的手”，政府是“有形的手”。一般而言，只要“无形的手”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就不需要“有形的手”参与。否则，就是政府越位、错位，这将会降低市场运作效率，损害市场经济主体利益，损害国家或区域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