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发展篇（1）

一、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完全掌握着经济的发展命脉，形成一种垄断性的控制模式，这样就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并最终造成了几近经济崩盘的局面。经过不懈的摸索努力以及对国外成功经验的借鉴，我国转变了经济的发展模式，由原来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将政府的经济职能与市场的调节作用二者相结合，之所以要加入政府的调节控制，是因为市场的调控功能并不是万能的，首先，市场机制不能够使宏观经济的总量保持平衡，并且，面对通货膨胀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波动问题，也是毫无办法的；其次，虽然市场机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效率问题，但是却没有办法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政府的调控手段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针对社会公平问题进行的，缩短居民的收入差距；最后，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还提供了法律保障，维护了市场秩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政府的经济职能的定位是很正确很具有科学性的。事实也证明了的确如此，政府进行职能的转变后，我国的经济迅速的发展了起来，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二、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调控的必要性及作用

宏观调控，指的就是在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下，政府对其进行调节和控制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关系。我国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主要调节手段就是宏观调控。对于其具体的措施以及必要性，我们通过2007年的通过膨胀问题进行分析。首先，我们要了解引起这次通胀问题的原因。对于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有很多方面，这里我们只列举其中的几点进行说明：

  （一）、物品的供给不足。对于一些必需品，像是食物等，这些刚性需求的供给不足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近几年，猪肉粮食等等食物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对我国低收入水平的人群来说，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生产资料的价格提升。对于生产资料的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直接导致了生产成本的增加，这必然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

  （三）、国际因素。这主要是指国际上的一些初级产品的价格的上升，例如石油、粮食等。对于这些初级产品来说，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直接影响了我国的进出口量。改革开放以来，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逐渐的开始依赖于对外贸易。因此，这次国际性的金融问题可以说是对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的促发因素。

  对于此次通货膨胀问题，国家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控措施，有效的解决了通胀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政府利用经济政策加强了宏观调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一）、指向性强。通过经济政策的下发，政府直接出面干预，对市场的运行以及商品的供应量进行控制，整个过程的时滞短，并且对市场的运行指明了方向，这是抵抗及融危机、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市场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

  （二）、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严重受损。对外的贸易受到抑制，就必须要扩大国内的需求。因此，政府实施了积极的经济政策来刺激国内的社会性需求，像是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有全国各地都在搞建设，建工路，这在消耗过量钢铁等建筑材料的同时，大大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而没有收到金融危机的太大影响。

  （三）、货币紧缩政策是西方国家用来抵抗通货膨胀问题的主要手段，但是这种政策会使得融资受限制，这样一来，就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我国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政府对中小企业专门下发了一些优惠政策，像是对中小企业进行财政补贴，或是在税收方面进行优惠，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安全的渡过难关。

  三、总结：

几年来，我国的财政一直保持了平稳快速的增长，这与国家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的的调节是密不可分的。政府投资进行的土地的开发和改造以及农田水利的建设，使农业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了，在促进农产品的生产的同时，保证了市场的供应，维护了市场需求的稳定。除此之外，政府还出台了关于完善了对自然灾难的应急处理预案。政府提前预备了大量的资金以保证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确保了粮食的供应速度，并对于那些乳类、肉类的行业进行财政补贴，来降低这些行业的生产成本，用来降低此类产品的出厂价格。不仅如此，像是帮助中小企业的度过难关、控制物价上涨、缓解就业难题、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等等，这些利民惠民的政策都保证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十二五”规划又把科学发展观加入了国家的发展规划中，要发展，就不能固步自封，只有不断的学习借鉴，才能使自己进步；另外，规划中特别的强调了“强农惠农”这一项内容，这也是“民生”政策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2）

总体来说，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完善和发展阶段均对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分开来说，财政政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促进我国经济、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本文按照以上两种思路剖析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具体如下。

1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1相互促进

首先，财政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基本的法律保障和发展方向，经济发展获得明确的目标和动力，自然会有所提升；其次，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也非常大，通常情况，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财政政策走势越好，利益分配也更加均衡，社会也会更加和谐、稳定。

1.2相互依存

首先，制定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的平稳、健康、快速、可持续化发展，这也是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因此财政政策要以经济发展为依托，突显其社会价值；其次，经济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国家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手段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经济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可以说，财政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1.3相互协调

首先，随着财政政策的不断调整，经济发展方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虽然社会的整体经济走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的财政政策是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推动着财政政策的不断完善和优化，同时也为财政政策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两者在发展道路上相互协调。

2综述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1财政政策的制定阶段

财政政策在制定阶段就已经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作了科学、合理、详细、完整、具体的评价，所以财政政策在制定初期就影响着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更可以让整体的经济发展态势获得一个好的“开端”，避免发展过程中产生诸多不可控制的情况。

2.2财政政策的实施阶段

财政政策的实施阶段是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难的阶段。这一阶段中，文字性的规定将落实为具体的经济手段和市场调控方法，借助市场经济的内部调节和政府的“第二只手”的作用，实现市场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

2.3财政政策的完善阶段

即使再精细的财政政策都有不可避免的漏洞和不足，因此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就成为了今后财政政策的完善方向。如今，我国的财政政策以“平、顺”为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因此在完善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的调控手段不能靠“堵”，而要靠“疏”，让市场经济在和谐社会中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2.4财政政策的发展阶段财政政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内部规律相符，因此在财政政策的发展阶段，必须要立足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做好合理规划的前提下不断提升财政政策的实操性和稳定性，将财政政策的健康发展作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深化落实改革举措，助力社会经济发展。

3试论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各项作用

3.1对我国经济的作用

(1)财政政策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引导作用：在我国，像西部地区等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要实现快速、平稳发展，就必须要紧跟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的引导下深入落实经济发展措施，始终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在新一轮财政政策改革下积攒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2)财政政策对经济发达地区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像北京、上海、广东、深圳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其经济水平已经赶超某些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属于国际型大都市，其经济发展不只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影响，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大。这些地区的财政政策相对完善，我国也始终以这些地区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3.2对世界经济的作用

(1)“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我国财政政策的发展是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的重要助力，是维护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利益的重要保障。(2)继续深入推进世界经济的和平、稳定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股新生力量，继续深化改革我国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3.3财政政策的核心作用

(1)指向性作用：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指向性作用，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勾画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壮丽蓝图。财政政策的指向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2)使经济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旦经济发展失去控制，则会对社会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即控制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在“保质”的基础上求“保量”，在“保量”的基础上求“效率”。

3.4财政政策的其他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财政政策的好坏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首先，一个好的财政政策可以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经济必将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一个好的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保证经济发展不偏离轨道；最后，一个好的财政政策必然会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2)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个好的财政政策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财政政策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财政政策也越来越合理、完善，新一轮财政政策改革下，其必然会成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4新时期如何贯彻落实我国的财政政策

4.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切跟着党走”才能真正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财政政策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政策，是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保障，我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党的领导，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4.2严格贯彻落实我国的财政政策

一个好的财政政策只有严格贯彻落实，才能发挥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在科学发展观下，我国需要进一步严格贯彻落实财政政策，继续深化改革，将制度创新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持之以恒，艰苦奋斗，攻难破难。

4.3以集体利益为主，努力兼顾个人利益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3）

1．1稳定性

在中囯的宏观调控和其他政策的支持下，中囯的GDP增长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10％左右，并且长期保持稳定的趋势。但是，随着囯内经济市场投资行为与消费者行为的不平衡加剧，中囯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大幅波动。目前，一些行业受到高价值货款的影响，表现出生产能力小而盲目扩张的矛盾局面，可能导致未来经济市场产品发展问题。与此同时，虽然中囯的绿色生产模式已经做了很长时囘，但许多企业仍然采用高消耗、高污染、高负荷的传统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甚至是不可修复的破坏性影响，不利于中囯经济的可持续了健康发展。因此，囯家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加以调控。

1．2公平性

经济发展既要兼顾发展水平也要兼顾社会公平，公平性是中囯经济健康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中囯正致力于通过政策支持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例如对低收入预期居民提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扶持等多项社会保障服务。但与此同时，由于一些中小企业缺乏内部控制，内部员工和工人无法充分享受到中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整个囯家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1.3不平衡性

政府投资是中囯实施的诸多财政政策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政府干预市场过度或投资过度可能导致社会投资和私人投资能力将被削弱，市场竞争环境相对紧张，将导致恶性竞争和高市场准入门槛，不利于中囯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公民收入的不平衡等也会影响到囯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影响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2．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的关系

2．1相互促进

财政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保障措施和基本发展方向指引。同时，经济发展一旦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内在动力后，财政政策自然会为了更好的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而进一步完善。而且，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多领域和多层面的，对财政政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促使财政政策制定的更加科学合理，促使财政政策更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2．2相互依存

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稳定、健康、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这是中囯走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根本要求。因此，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二者相互依存，经济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也离不开经济发展，脱离了经济发展谈财政政策就是空谈，脱离了财政政策谈经济发展就是纸上谈兵。财政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经济发展是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使命。

3．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3．1制定基本的财政政策阶段

在起草财政政策的初始阶段，通过对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具体、完整的评估，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之囘的关系，财政政策将以微妙的方式影响囯家经济的未来发展。同时，财政政策可以在整体经济发展中取得良好的开端，并尽一切可能避免囯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无｝＇去控制的局面。

3．2财政政策的实施阶段

囯家颁布的所有财政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实施阶段，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文字形式的法律法规逐渐成为具体的经济，财政政策逐渐成为市场调控的手段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引者。经济市场的内部调节和政府的第二个作用是实现囯内市场经济的稳定、快速和良好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均衡和较快发展水平。

3．3改善财政政策阶段

由于制定和实施的所有财政政策，都会有不可避免的漏洞和弊端，财政政策实和完善。目前，中囯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势头稳中向好。因此，有关部门在修改完善财政政策的过程中阻碍经济监管是不明智的，不建议采取“稀缺”措施，应制定更加优化的，具有前瞻性的财政政策，使得市场经济得以更快更好的发展。

4．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

4．1财政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落后的中囯西北地区，实施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区域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财政政策，在其正确指引下，积累新的发展力量，不断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快速发展。在北上广深等地区实施的财政政策比西北地区的财政政策更加系统性更加灵活性，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模范带动作用。目前，北上广深作为囯际大都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一些发达地区。财政政策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使得我囯的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区域均衡发展。

4．2财政政策影响世界经济发展

近年来，中囯的经济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丝绸之路”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囯家的经济领域都得到了深入合作和长远发展。中囯财政政策的稳步发展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保证，为了维护中囯和其他囯家的经济利益，随着中囯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囯经济”将成为一个不可低估的强大新生力量。财政政策不仅会影响中囯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会影响到世界的经济发展。

5结语

总之，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深远的，多方面的，包括影响中囯囯内经济的发展和影响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考虑到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中囯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可通过制定并完善技术创新投资、企业补贴、减税等相关财政政策，提升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调整市场供给和消费需求，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中囯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注释：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4）

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政策实施现状

财政政策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主要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等途径来实现。2005年，辽宁省政府提出“五点一线”的沿海开发战略，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雏形，并开始从财政资金投入和相关配套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因此，我们以2005年为起点，从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等角度分析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财政政策效果。

（一）辽宁沿海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建、扩建、新建等活动，是反映财政政策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和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都得到国家和地方财政政策的有效支持，并成为这些地区开发中的主动力。因此，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表1的统计数据发现，固定资产投入是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动力。自2005年以来经济带的固定资产投入占辽宁省的比重在40%以上，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到2009年其比重提高到44.34%。在经济带的六个地市中，大连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占辽宁省的比重最大，2005年大连市固定资产投入占辽宁省的比重为24.80%，到2009年该比重缓慢提高到25.33%，虽然大连市的固定资产投入占全省的比重提高幅度较小，但其总量较大，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 113.7亿元。除大连外的其他五个地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占辽宁省的比重都在10%以下，其中营口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占辽宁省的比重相对较高，2005年其比重为5.05%，到2009年该比重提高到6.20%；其次是盘锦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所占辽宁省的比重在4%上下波动；2004年，丹东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辽宁省的比重虽然较低，仅有2.77%，但增长较快，到2009年该比重提高到了4.00%，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92.02亿元；在经济带中锦州和葫芦岛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最少，这两个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辽宁省的比重都维持在2%的较低水平，其中锦州市的投资占全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葫芦岛市占全省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总体来看，辽宁沿海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占辽宁省的比重较大，达到44.34%，2009年经济带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1.23万亿，但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地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差别极大，大连市投入最多，其他地市投入过小，地区间固定资产投入极其不平衡。

（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收入情况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公共基础设施等投资主要来自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因此，深入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以及各地市的财政收入状况，是选择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带建设的基本前提。本部分主要从财政收入（见表2）和财政支出（见表3）两方面分析财政收支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影响。

稳定的财政收入是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物质基础，是财政政策实施的前提。自2005年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收入由304.8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36.27亿元，增加1倍多，沿海经济带财政收入占辽宁省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46.68%缓慢上升到2009年的47.47%，总体来看沿海经济带的财政实力在不断增强。从经济带各地市分析，沿海经济带各地市的财政收入分布极不均匀，大连市的财政收入最高，2009年大连市财政收入达到400.23亿元，占经济带总量的近2/3，2005—2009年大连市财政收入占辽宁省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而丹东、锦州、营口、盘锦和葫芦岛市2009年的财政收入基本在40亿元左右，这些地市的财政收入基本差别不大，其占辽宁省的比重也基本维持在3%~4%。总体来看，2005—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其占辽宁省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提高，但经济带各地市的财政收入差别极大。

（三）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支出情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其中的基本建设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研究财政政策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就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支出是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形式，经济带的财政支出由2005年的412.7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976.0亿元，在这五年期间辽宁沿海经济带财政支出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基本上在43%以上，经济带的财政支出占辽宁省的比重略低于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从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地市的财政支出来看，各地市财政支出额极不均匀，2005年大连市的财政支出为218.42亿元，到2009年增长到471.16亿元，其所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1%~23%之间波动；而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市的财政支出相对较少，其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基本在4%左右。2005—2009年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市的财政支出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略呈现上升趋势，而葫芦岛市的财政支出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略呈现下降趋势。总体来看，2005—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支出数额不断加大，其占辽宁省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提高，但经济带中各地市的财政支出差别极大。

（四）辽宁沿海经济带利用外资情况

外资是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充分利用辽宁省沿海的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提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对外开放既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出发点，也是经济带发展的落脚点。经济带的对外开放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源动力，因此深入分析沿海经济带的利用外资情况，是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内容之一。

利用外资水平是反映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由表4可知，自2000年以来辽宁沿海经济带利用外资基本呈增加态势，由2000年的164 404万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775 123万美元，沿海经济带利用外资额占辽宁省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34.8%上升到2009年的50.19%；从沿海经济带各地市看，大连市利用外资方面呈现一枝独秀的态势，2005年以来大连市利用外资额占全省的比重由2005年的27.89%上升到2009年的38.86%，在沿海经济带的六个城市中占有绝对优势；丹东、锦州和营口利用外资的数额远远低于大连，这三个城市利用外资额占全省的比重在2009年都达到2.5%左右；盘锦和葫芦岛市利用外资水平最低，其利用外资额占辽宁省的比重都在1%以下，是沿海经济带中各城市利用外资水平最低的地市。总体来看，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区利用外资占辽宁省利用外资的一半以上，但各地市利用外资方面发展极不平衡。

从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和支出、利用外资等方面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投入是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力量，辽宁省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入以及利用外资额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地市情况差别极大，大连市在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入以及利用外资额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而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市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入以及利用外资额等所占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比重都较小，地区间财政投入极不平衡。因此，平衡区域发展，缩小沿海经济带各地市间的地区发展差距就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

三、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措施

辽宁沿海经济带被确定为国家区域开发战略以来，该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但也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渤海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在今后的开放建设中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政策目标是：缩小辽宁沿海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利用辽宁省沿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将辽宁省沿海打造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我国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资金来源应该坚持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的基本原则，用足多方面的国家政策，争取更多国家相关财政支持政策。按照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经济成分划分，辽宁省属于沿海省份的地理区位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成就，使得辽宁省在经济成分上同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浙江、广东和福建等一起成为“富人俱乐部”，辽宁省在“区域经济”成分划分上也处于尴尬局面。在开发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过程中，福建积极改变其所属“经济成分”，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时，福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参照执行中部地区政策，福建原中央苏区县参照执行西部地区政策。辽宁省应当借鉴福建的经验，积极争取区域经济“成分”的转变，辽宁省置身于老工业基地的特殊区域，为共和国的重工业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在沿海经济带的开发过程中应当力求全部或部分比照中部或东北地区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一）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中央财政政策

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和建设过程中，应该积极争取区域开发建设的中央专项补助、各种税收优惠和土地使用政策，同时充分抓住财税体制试点改革的有利时机，争取辽宁沿海经济带作为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第一，充分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区域开发建设的中央专项补助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重要资金来源。上海浦东新区开发所形成的浦东发展基金是由财政部拨给上海市财政局作为中央投资，专门用于浦东新区重点项目建设；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中央财政也每年给予10亿元的专项补助；海西经济区的建设，中央也通过转移支付每年多给福建几千万元以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同时适当降低中央投资项目地方投资比例，对海西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专项补助。辽宁沿海经济带要借鉴这些地区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经验，通过适当方式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第二，积极争取优惠的土地使用政策。土地转让收益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土地出让收益就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被称为“第二财政”。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要积极争取优惠的土地政策，通过合理方式将土地转让收益转化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第三，积极争取增值税全面转型试点。当前增值税改革是不彻底的，固定资产应该全部纳入抵扣范围，辽宁省应充分发挥作为老工业基地和沿海省份的特殊身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兼顾发展方面急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形成必要的投资洼地，因此，建议将增值税改革试点放在辽宁省以支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和建设。

（二）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地方财政政策

根据我国财税体制和辽宁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现状，地方财政政策应该定位在配合、支持中央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中央财政政策的空缺，在以中央财政为主的基础上实现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政策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第一，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制定相关的金融支持政策，包括发行地方债为经济带建设融资，建立产业发展基金支持经济带建设等。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上海和深圳利用资本市场，组建各类股份公司，募集大量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也要充分利用金融手段，借助金融市场进行融资，还可以建立开发性金融融资担保平台、试行资产证券化等，不断开拓财政融资渠道。第二，通过税收优惠、税收返还（包括：所得税、营业税或土地增值税返还）等措施支持经济带建设，发展地方财政功能，延长省财政税收增量返还政策的时限，确保政策的连续性、时效性。第三，大力推行BOT（建设、经营、移交）、PPP（公用事业市场化）经营模式，运用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实现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等问题，在国内外的实践中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实现形式，目前营口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就采用了BOT的建设模式。在今后的开发建设中探索市场化的运营机制，通过市场力量整合资源，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成为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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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王岩云

Financial Policy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stal Economic Belt in Liaoning Province

Han Jiabin1， Xi Chunyou2， Wang Cunhua3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iaoning Project Technology University， Huludao 125105， China；

2.Comprehensive Office， Liaoning Project Technology University， Huludao 125105， China；

3.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5）

有效财政支出政策对推动国家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增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美国为源头爆发了世界范围内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影响力较大，影响范围较广，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全球各国家均不同程度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和金融领域所受影响最为显著。我国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初期没有及时做出有效应对措施，导致我国国家整体经济呈现下滑的趋势，之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处于跌宕起伏的变动状态，此行为不仅尚未能够稳定市场，反而，进一步经济的下滑。基于我国具有较为廉价的人力资源成本，并且，一直以来致力于主张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再加上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因此，其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受国外经济状态的影响较深，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整体水平的增长。

一、我国学者关于财政支出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观点

在诸多知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通过多年的研究证明：有效的财政支出政策是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政策对推动国家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下将从四个方面对财政支出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进一步的认证，即财政支出总量的有效论和无效论、财政支出具体项目的有效性和无效性、财政支出效果地区的差异论以及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论。

1.财政支出总量的有效论和无效论

知名学者李永友(2005年)在开放经济下IS―LM模型的基础之上，对财务支出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做出了定义;之后，李永友和周达军(2007)以凯恩斯和新古典模型为模板，构建起了财政政策对利用作用的模型，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同年，胡毅和周彬利用财政支出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VAR和向量误差修订模型对财政支出政策下的宏观经济系统的动态效应做出了有效研究，并初步确定了财政支出总量存在着有效性和无效性两种关系。

2.财政支出具体项目的有效性和无效性

著名学者刘小勇(2008)将教育、科技以及社保归结于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范畴之内，并以此为基础，对自分税制以来财政人力资本支出的动态变化过程做出有效分析，并总结得出：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起着无效性作用，教育和社会支出对经济增长起正效应作用;之后，王凯和庞震(2010)针对于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并充分掌握到财务支出具体项目的有效性和无效性。

3.财政支出效果地区的差异论

我国地域广阔且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财政支出政策产生的效果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著名学者(2007)以北京地区为例建立起VAR模型，即针对于社会保障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挖潜改造支出以及科学文卫支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做出思考，结论显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挖潜改造支出对经济增长呈逆周期变化，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呈现顺周期变化;之后，李妮(2010)以深圳为例，针对于改革开放之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出研究。

4.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论

财政支出结构直接影响着财政支出政策的高效性，进而，对国家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顾严(2006)在“巴罗法则”的基础之上，初步研究了我国财政支出政策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武普照和王耀辉(2007)构建了内增长模型，确立了财政支出与社会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之后，杨有才(2009)进一步验证了财务支出分类与国家GDP的关系，得出：高效的财政支出政策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增长，反之，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增长。

二、加强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建设的有效对策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有上述验证可知，财政支出政策最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经济增长水平，因此，现阶段，我国政府部门应不断加大对财政支出政策建设的人力、财力以及物力资源投入，力求构建去切实可行的国家财政支出政策，为推进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1.确立市场主导机制，促进市场化改革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其影响迅速波及到整个全球，尤其是发展中第一大国的中国受其影响最为严重。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予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害。中国政府部门为抵制金融危机的影响，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结合，在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主导地位的基础之上，实现国企体制转型，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确保传统国企逐步向现代企业集团转变，进而起到优化市场的作用。

2.不断提高科教文卫支出，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医疗、科研文卫和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我国尚未构建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上学难、看病难以及养老难等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此状况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增长，因此，国家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不断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切实最大程度上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进而，实现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完善与成熟，确保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又好又快的持续增长。

3.完善现行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继续改革

我国税收体制，对具有收入分配作用的税种进行优化。一是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模式选择上，要将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模式转变为综合税制;申报方式上，增加联合申报方式，允许纳税人自行选择申报方式;费用扣除上，应根据家庭情况设计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并实行综合费用扣除办法。二是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在实际税负上，要进一步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在税制协调方面，要尽快解决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所得上重复征税的问题。三是适时开征遗产、赠与税和物业税等其它调节税种，以尽快建立起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辅之以遗产税、赠与税、物业税等税种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节体系。

4.规范税收优惠项目，建立税收支出预算

一直以来，由于科学的税收支出理念在我国有所缺失，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庞杂无序，税收优惠范围广而缺乏针对性，规模大而缺乏计划性，导致在本就存在税收征管不力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出现一定程度的流失，并且较为随意的收税支出也缺乏实际效率，并未对居民收入分配调节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应尽快树立科学的税收支出理念，清理与当前经济形式、宏观政策不相适应的税收优惠项目，并确定税收支出的调节目标，所涉及的税种以及具体的优惠措施，建立起完善的税收支出体系。同时，应加强对税收支出的管理，尽快建立税收支出预算，让税收支出的运行具有公开性、公正性和规范性。这样可以减少税收支出的随意性，让税收支出有标准可依、有计划可执行。并且还应注意对税收支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检查这项工具在调节收入分配目标方面发挥的作用，适时根据税收支出体系运行的情况作出调整，以求发挥更大的功效。

5.强化政策性补贴支出工具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国家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方式给了政策性补贴工具较大的发挥空间，计划经济的时代的政策性补贴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就比较高。当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策性补贴工具逐渐减少了其发挥效用的空间和使用频率，因此，90年代开始，我国政策性补贴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持续下降。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能说政策性补贴工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策执行以及改革进程中维持稳定的需要，政策性补贴工具对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对政策执行和体制改革过程中利益损失者进行适当的补偿，也起到了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并且，政策性补贴工具具有政策性、灵活性、时效性和可控性的特点，通过运用财政补贴手段可以较为准确地达到政策制定的目标。通过上一章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即使在政策性补贴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连年下降的情况下，政策性补贴在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中仍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什么经济体制下，无论在任何经济发展时期，我们都要强化和利用好政策性补贴支出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和作用。

新时期中国财政政策与经济的发展研究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开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时，我国经济就在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并逐渐赶超一些欧洲国家。但是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国内还没有形成浓厚的氛围，相关的配套改革和措施没有协调发展，同时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没有掌握好开放力度，从而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并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从1998年开始，为了转变这一尴尬的局面、为了让改革开放政策在更为良好的环境中成长，我国政府开始全国范围内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今，该政策已经在我国实行了14个年头，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近年来，由于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化，现行政策已经出现了一些滞后的弊端，改革和调整势在必行。

1.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财政政策的绩效评价

(1)取得的成绩

根据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的时候主要以扩大投资力度以及扩大消费和促进出口为主要目的，为了实现这一宏观目的，政府动用了所有的经济手段以及经济力量。而这些政策在当时确实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并且也为我国后期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有效带动了投资的增加。增加投资本身是该财政政策主要目的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政府向社会增发国债，以转移企业支付，为投资筹集更多的资金;同时，受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有很多的项目都是在政府出资或者政府补贴的形式下得以开展的。从我国坚强地挺过了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相较于98年以前的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的颓势，自从采取这些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走向了上坡路，并开始逐渐增长。

第二，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产品出口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形式，通过将产品销售到更多其它国家可以让世界认识中国，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刺激中国本土的经济增长。而为了促进出口量，我国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比如调高了出口产品退税率。出口产品退税率的提高可以说是提高了我国产品在世界上的价格竞争力，从而更加有利于我国产品在外国的销售。

第三，居民收入有所增加。在一系列财政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外贸行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制造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这些都为我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解决了一部分地区的就业压力。同时，由于政府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我国有能力为一些下岗职工提供一些保障，比如最低保障线的补助以及提高退休养老金等。通过各个方面的积极政策的促进，我国居民的收入在一定的程度上来看还是有所增长的。

第四，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国民经济有所好转。这两个方面的转好发展是有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我国从实施财政政策以来，通过增发国债带动了国内需求，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其次，在经历了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低迷期以后亚洲经济环境逐渐复原，并且亚洲各国都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这一良好环境既拉动了我国的出口，又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广做好了铺垫。

第五，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本轮财政政策实行的初期，我国将国债投资主要放在对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以提高公共环境为主要目的，重点是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整治。但是随着该政策逐步推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渐完善，我国政府开始将投资方向转向了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以及开发上，并通过加大技术支持以及奖励力度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不仅如此，政府也开始注意到平衡发展问题，已经对西部开发的问题引起了重视。

(2)存在的问题

虽然说从实施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的经济状况得到了较为显著的改善。但是这一局面不能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现状，也不能从全方位来反映该政策的利与弊。站在投资与消费角度而言，该财政政策并没有带动我国投资与消费的增长，从而也就没有在我国形成足够良好的内在动力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由于我国投资力度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扶持，所以没有从根本上遏制投资增长逐年下滑的趋势;其次，虽然我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并没有有力地促进我国消费环境的形成;最后，政府对项目的支持源于国债发放数目的增加，让这一做法给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2.对财政政策的反思与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国际愈来愈激烈的经济竞争环境，现行的财政政策已经逐渐显现出其越来越多的弊端，并对该政策的持续推广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新时期下，作为宏观的经济政策制定部门，不能只着眼于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更要把注意力放在全世界的经济变化上，应该从全球范围内定位我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因此，在新时期下应该对我国现有的财政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第一，国债投资与社会投资相结合，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增加。

采取单一的融资模式可能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些隐患，所以在原有基础上应该更多地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模式以增强我国经济模式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可以加大民间资本的投入，以减少政府对投资力度的参与度，增加参与者的多元化身份，以保证投资项目进展的平顺性。同时，在投资结构上也应该进行一些改革，现在的社会更加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更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所以政府应该更多地将投资方向转向于高新科技的研发上。政府投资既要体现宏观政策的引导性，又要让利于民，让民间资本在更多的经济领域唱主角，从而改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第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与刺激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

从金融危机开始至今，世界各国都对自身的经济体系进行了反思，我国也不例外。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主要表现在国内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上。为了更好地促进各社会阶层的消费需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包括通过提高收入以提高人们的购买能力，从而拉动内需;完善现有的保障体系，主要包括退休养老金的提高、医疗保险体系的覆盖率以及社会低保的最低标准。这些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力度还远远不够，提振居民消费信心的措施还缺乏。

第三，财政政策的实施与税制改革相结合。

过去为了促进出口量以及提升制造业水平，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所以在保证政府财政收入以及居民生活保障基础上，继续进行减税政策不太可行。因此，应该对我国的部分税收政策进行改革，这方面要从我国整体税务情况着手。首先，应该对不同领域的税务采取不同的税务政策，以支持相关政策的推广，例如为了体现“科学发展观”应该对存在严重污染的行业进行增税业务，以控制它们的发展;其次，由于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司在我国内地开办企业，由于先前针对这些外资企业设置的税务政策是以鼓励扶持为主，较之国内企业有很大的优惠，这样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发展显得越来越不公平，也严重制约了本土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应(下转第208页)(上接第205页)该尽快地实现公平税负和公平竞争。

3.小结

其实，由于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情况不断出现，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长期有效和长期正确，必须要根据经济的实际发展而主动调整，只有这样，才能让经济少走弯路，才能让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目前，在新时期下我国的财政政策应该与时代主题相结合，充分体现“创新”精神。这里所说的“创新”不光是进行政策上的调整，也包括经济结构上的转变、经济体制上的改革，以及行业之间的均衡协调发展，民间广泛投资的信心和多种渠道的通畅，这是一连串的动作和系统化的工程。只有兼顾了这些，才能保证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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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发展篇（6）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7-0059-05

一、引言

辽宁沿海经济带由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6个沿海市所辖的21个市区和12个沿海县市组成，长约1 400公里，宽30~50公里，土地面积约占辽宁省的1/4，人口约占1/3，地区生产总值占近1/2。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处环渤海地区重要位置和东北亚经济圈的关键地带，作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桥梁和纽带，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可以充分释放东北产业基础雄厚和人力资源成本低的潜在优势，增强对国际国内产业资本吸引力，带动东北地区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由此被列入国家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财政政策可通过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改善经济空间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有效带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向辽宁沿海经济带聚集，使经济带能有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经济带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经济带经济布局，形成面向沿海的发展模式，全面提升经济带的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跨越式发展。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政策，不仅能提升经济带的产业水平，加快经济带的对外开放，实现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跨越式发展，打造我国北方新的经济开放热点和经济增长点，还能加快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东北地区经济布局，提升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从而全面提升东北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全面带动东北振兴。

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政策实施现状

财政政策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主要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等途径来实现。2005年，辽宁省政府提出“五点一线”的沿海开发战略，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雏形，并开始从财政资金投入和相关配套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因此，我们以2005年为起点，从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等角度分析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财政政策效果。

（一）辽宁沿海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建、扩建、新建等活动，是反映财政政策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和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都得到国家和地方财政政策的有效支持，并成为这些地区开发中的主动力。因此，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表1的统计数据发现，固定资产投入是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动力。自2005年以来经济带的固定资产投入占辽宁省的比重在40%以上，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到2009年其比重提高到44.34%。在经济带的六个地市中，大连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占辽宁省的比重最大，2005年大连市固定资产投入占辽宁省的比重为24.80%，到2009年该比重缓慢提高到25.33%，虽然大连市的固定资产投入占全省的比重提高幅度较小，但其总量较大，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 113.7亿元。除大连外的其他五个地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占辽宁省的比重都在10%以下，其中营口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占辽宁省的比重相对较高，2005年其比重为5.05%，到2009年该比重提高到6.20%；其次是盘锦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所占辽宁省的比重在4%上下波动；2004年，丹东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辽宁省的比重虽然较低，仅有2.77%，但增长较快，到2009年该比重提高到了4.00%，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92.02亿元；在经济带中锦州和葫芦岛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最少，这两个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辽宁省的比重都维持在2%的较低水平，其中锦州市的投资占全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葫芦岛市占全省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总体来看，辽宁沿海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占辽宁省的比重较大，达到44.34%，2009年经济带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1.23万亿，但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地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差别极大，大连市投入最多，其他地市投入过小，地区间固定资产投入极其不平衡。

（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收入情况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公共基础设施等投资主要来自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因此，深入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以及各地市的财政收入状况，是选择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带建设的基本前提。本部分主要从财政收入（见表2）和财政支出（见表3）两方面分析财政收支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影响。

稳定的财政收入是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物质基础，是财政政策实施的前提。自2005年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收入由304.8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36.27亿元，增加1倍多，沿海经济带财政收入占辽宁省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46.68%缓慢上升到2009年的47.47%，总体来看沿海经济带的财政实力在不断增强。从经济带各地市分析，沿海经济带各地市的财政收入分布极不均匀，大连市的财政收入最高，2009年大连市财政收入达到400.23亿元，占经济带总量的近2/3，2005―2009年大连市财政收入占辽宁省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而丹东、锦州、营口、盘锦和葫芦岛市2009年的财政收入基本在40亿元左右，这些地市的财政收入基本差别不大，其占辽宁省的比重也基本维持在3%~4%。总体来看，2005―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其占辽宁省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提高，但经济带各地市的财政收入差别极大。

（三）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支出情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其中的基本建设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研究财政政策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就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支出是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形式，经济带的财政支出由2005年的412.7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976.0亿元，在这五年期间辽宁沿海经济带财政支出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基本上在43%以上，经济带的财政支出占辽宁省的比重略低于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从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地市的财政支出来看，各地市财政支出额极不均匀，2005年大连市的财政支出为218.42亿元，到2009年增长到471.16亿元，其所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1%~23%之间波动；而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市的财政支出相对较少，其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基本在4%左右。2005―2009年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市的财政支出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略呈现上升趋势，而葫芦岛市的财政支出占辽宁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略呈现下降趋势。总体来看，2005―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支出数额不断加大，其占辽宁省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提高，但经济带中各地市的财政支出差别极大。

（四）辽宁沿海经济带利用外资情况

外资是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充分利用辽宁省沿海的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提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对外开放既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出发点，也是经济带发展的落脚点。经济带的对外开放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源动力，因此深入分析沿海经济带的利用外资情况，是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内容之一。

利用外资水平是反映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由表4可知，自2000年以来辽宁沿海经济带利用外资基本呈增加态势，由2000年的164 404万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775 123万美元，沿海经济带利用外资额占辽宁省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34.8%上升到2009年的50.19%；从沿海经济带各地市看，大连市利用外资方面呈现一枝独秀的态势，2005年以来大连市利用外资额占全省的比重由2005年的27.89%上升到2009年的38.86%，在沿海经济带的六个城市中占有绝对优势；丹东、锦州和营口利用外资的数额远远低于大连，这三个城市利用外资额占全省的比重在2009年都达到2.5%左右；盘锦和葫芦岛市利用外资水平最低，其利用外资额占辽宁省的比重都在1%以下，是沿海经济带中各城市利用外资水平最低的地市。总体来看，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区利用外资占辽宁省利用外资的一半以上，但各地市利用外资方面发展极不平衡。

从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和支出、利用外资等方面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财政资金投入是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力量，辽宁省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入以及利用外资额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地市情况差别极大，大连市在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入以及利用外资额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而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市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固定资产投入以及利用外资额等所占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比重都较小，地区间财政投入极不平衡。因此，平衡区域发展，缩小沿海经济带各地市间的地区发展差距就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

三、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措施

辽宁沿海经济带被确定为国家区域开发战略以来，该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但也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渤海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在今后的开放建设中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政策目标是：缩小辽宁沿海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利用辽宁省沿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将辽宁省沿海打造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我国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财政资金来源应该坚持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的基本原则，用足多方面的国家政策，争取更多国家相关财政支持政策。按照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经济成分划分，辽宁省属于沿海省份的地理区位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成就，使得辽宁省在经济成分上同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浙江、广东和福建等一起成为“富人俱乐部”，辽宁省在“区域经济”成分划分上也处于尴尬局面。在开发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过程中，福建积极改变其所属“经济成分”，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时，福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参照执行中部地区政策，福建原中央苏区县参照执行西部地区政策。辽宁省应当借鉴福建的经验，积极争取区域经济“成分”的转变，辽宁省置身于老工业基地的特殊区域，为共和国的重工业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在沿海经济带的开发过程中应当力求全部或部分比照中部或东北地区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一）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中央财政政策

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和建设过程中，应该积极争取区域开发建设的中央专项补助、各种税收优惠和土地使用政策，同时充分抓住财税体制试点改革的有利时机，争取辽宁沿海经济带作为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第一，充分利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区域开发建设的中央专项补助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重要资金来源。上海浦东新区开发所形成的浦东发展基金是由财政部拨给上海市财政局作为中央投资，专门用于浦东新区重点项目建设；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中央财政也每年给予10亿元的专项补助；海西经济区的建设，中央也通过转移支付每年多给福建几千万元以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同时适当降低中央投资项目地方投资比例，对海西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专项补助。辽宁沿海经济带要借鉴这些地区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经验，通过适当方式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第二，积极争取优惠的土地使用政策。土地转让收益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土地出让收益就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被称为“第二财政”。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要积极争取优惠的土地政策，通过合理方式将土地转让收益转化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第三，积极争取增值税全面转型试点。当前增值税改革是不彻底的，固定资产应该全部纳入抵扣范围，辽宁省应充分发挥作为老工业基地和沿海省份的特殊身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兼顾发展方面急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形成必要的投资洼地，因此，建议将增值税改革试点放在辽宁省以支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和建设。

（二）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地方财政政策

根据我国财税体制和辽宁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现状，地方财政政策应该定位在配合、支持中央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中央财政政策的空缺，在以中央财政为主的基础上实现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政策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第一，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制定相关的金融支持政策，包括发行地方债为经济带建设融资，建立产业发展基金支持经济带建设等。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上海和深圳利用资本市场，组建各类股份公司，募集大量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也要充分利用金融手段，借助金融市场进行融资，还可以建立开发性金融融资担保平台、试行资产证券化等，不断开拓财政融资渠道。第二，通过税收优惠、税收返还（包括：所得税、营业税或土地增值税返还）等措施支持经济带建设，发展地方财政功能，延长省财政税收增量返还政策的时限，确保政策的连续性、时效性。第三，大力推行BOT（建设、经营、移交）、PPP（公用事业市场化）经营模式，运用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实现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等问题，在国内外的实践中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实现形式，目前营口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就采用了BOT的建设模式。在今后的开发建设中探索市场化的运营机制，通过市场力量整合资源，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成为主要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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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振宇，王晓哲.支持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2009，（12）：19-21.

［9］韦宁，卫韦瑞，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8，（6）：19-23.

Financial Policy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stal Economic Belt in Liaoning Province

Han Jiabin1, Xi Chunyou2, Wang Cunhua3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iaoning Project Technology University, Huludao 125105, China；

prehensive Office, Liaoning Project Technology University, Huludao 125105, China；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7）

一、地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区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我国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及经济体制转变这三个重大问题。地区差距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低，交通运输条件差。所以，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为突出。东部沿海属于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中部属于经济次发达地区，西部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而且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还在继续扩大。我国不发达地区又主要是在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我国的边疆地区。所以，发展地区经济，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1、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发挥各地区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利用各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物质技术条件加速地区经济发展，从而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各地更好地互相补充、互相协作，协调发展，发挥国民经济整体优势。

3、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消灭贫困，使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4、加快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保持社会安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其后果

1、自然原因

首先，我国人均土地资源太少。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由于人口众多，造成人均土地资源非常少。而且，东西部农业资源和条件差异大。其次，我国水资源差异大。东部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而西部干旱贫瘠，人畜饮水困难，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最后，海洋资源差异大。东部地区有良好的海洋资源，这为其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中西部由于缺少这一因素，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

2、社会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制订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东部，给东部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而拉开了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而且东部的基础设施明显优于东部。这一切都加大了东西部地方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3、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原因

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最早是从东南沿海省份开始的，因此，这些地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和建立也就早于北方省份。整个南方地区的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转变也快于北方地区。如今科学的管理模式、激烈的竞争意识、全新的市场观念，都早已深深扎根于南方地区的人们的头脑中。而我国北方地区，由于长期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再加上后期又缺乏必要的外来意识、观念的冲击，仍存在许多过去那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等、要、靠”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正是这些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差别，不但过去造成南北双方因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而形成的地区差距，而且今天还在继续拉大南北双方之间的地区差距。

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的扩大，会造成一系列不良的后果。比如，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等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三、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

财税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对经济景气及经济波动起到调节和“熨平”作用，而且对经济空间结构的改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利用财税政策对区域经济干预并不是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着眼于对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失灵领域进行调节与引导，保持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促进落后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及经济空间结构的改善。下面我浅谈以下我对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些财政税收政策。

1、促进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向中西部倾斜

我国目前的财政优惠政策依然是倾向于东部。虽然我国制订了四种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对于老、少、边、穷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明显不足，而且实际执行后效果并不明显，政府应该加大干预，使得税收优惠政策得到切实的落实。

2、制定配合中西部发展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最近几年，国家开始着手西部开发和中原崛起，而我们的财政税收优惠也应该随着国家的方针的改变而进行调整，而现存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只是单纯的东部优惠政策的转移，并不适合中西部发展的形势，因此，在那些落后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西部地区的税负依然重于东部地区。国家在建立和完善地方税体系的前提下，应逐步扩大中西部各省区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赋予一定的减免税权力。这样，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对意欲鼓励发展的对象和领域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同时为促进中西部地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中央政府应适度提高西部地区共享税中的地方分成比例，建议增值税由现行的中央与地方75%对25%分成调整为60%比40%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

3、严格落实区域财政税收优惠制度

目前的财政税收优惠制度依然存在涉及范围窄，税种单一等问题。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其税收优惠政策也只是涉及到企业所得税，而其它小税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西部地区较为落的发展环境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在东北地区，税收优惠也只限于在增值税转型的改革试点，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逐渐开始推广以后，这样一来东北地区就相当于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税收优惠。税种优惠类别单一不仅不利于经济落后地区的企业参与公平竞争，就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税收优惠政策没有了优势，就不可能有效地达到招商引资、发展区域经济的目的。税收优惠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政府必须加大监督管理，确保税收优惠制度能够派上真用场。

4、加强征管，提高征管绩效

要调控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就对政府财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中央政府只有拥有了足够的财力，才能有效的加大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从而协调社会财富；地方政府只有拥有了足够的财力，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税收是筹集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所以就必须要提供资金担保，并且征收到足够满足中央财政税收，满足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的需要。因此，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税务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5、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宏观调控首要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为此，如何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最优的配置，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资源配置有两个基本手段：一是市场机制配置，二是政府财政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而不仅仅是跟在市场调节后面的“拾遗补缺”。对于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产品诸如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卫生以及公共工程建设项目等，完全或主要由政府财政来提供，这也是财政最基本的职责所在。但在我国，财政配置资源的任务决不仅仅限于此。对我国整体产业布局的形成、宏观产业结构的调节、国家主导产业及其支柱产业的选择等，仅靠市场机制是不行的，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特别是通过政府财政的税收、投资、补贴、贴息等财政手段加以扶持。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客观上具有经济建设职能，需要参与经济领域的调控，这是未来我国政府财政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政策取向，也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一个必要条件。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8）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及意义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不断降低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使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尽可能的达到排放与生态环境转化平衡，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最早是在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的，作为第一期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英国首先认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而且随着发展的逐步加快，对矿产资源的消耗也在快速增加，致使目前英国消耗的能源，大部分都要依靠进口，而且，温室效应的变化，对英国产生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增大。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性的、关乎全人类的经济理念，在不同的区域和领域内理解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低碳经济的本质就是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开发更多的清洁能源，在生产和发展中，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频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促进生态环境系统平衡。低碳经济的发展核心，是通过相关研究部门，开发更优质的技术，降低矿物资源和高碳资源的使用量，尽可能的维持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吸收平，保持平衡。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持，通过减少矿物资源的使用量，能够有效的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清洁能源的可再生和温室气体的含量，对于低碳经济的推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低碳经济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消耗速度快速提升，各类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而且，我国本身的矿产资源状态，呈现明显的“富煤、少气、缺油”的状态，大量的矿产资源消耗，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近年来，世界各国对于矿产资源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地提升，“碳关税”不断地提高，已经成为很多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对传统优势产品贸易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因此，为了巩固我国的经济地位，必须强化低碳经济的深化，提高我国的发展潜力。

二、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支出政策

2007年，加拿大政府提出了“让科技成为加拿大优势”，在2008年，政府对此发展政策进行了细化。加拿大政府每年在环境科技上，拨款6600万支持，在低碳技术上，加大开发研究力度，并且，不断极大技术研究的投入。加拿大政府计划在2020年，将电力需求转变为零排放。而且，加拿大政府还拨款3亿支持核能发展，包括有先进重水反应堆和更新实验室的技术设备。

（二）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收入政策

1990年，芬兰在全球首先实施了碳税，然后其他多个国家也开始征收了碳税。碳税，是根据化石燃料排放的碳量的多少，进行征收的。这种碳税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实行，通过征收碳税，来提升一些矿物资源和高碳能源的应用成本，逐步提高低碳经济的发展，对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征收碳税。

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

我国为了推动低碳经济的深入发展，建立了一系列的经常性预算，安排相应的财政支出预算，通过强化低碳经济的发展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政策导向，促进低碳技术的提高与进步。开征碳税，对碳排放量较多的单位，征收适当的碳税，采用量计征方式，采用定额税率形式，引动企业技术改造，提高我国工业的能效和竞争力。结束语：综上所述，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对于低碳经济重视程度正在不断地提升，相关的财政政策应用不断加深。建立完善的低碳采购制度，加强对低碳科技研究的相关投入，开征碳税，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9）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1-151-02

2003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的题为《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概念。

作为率先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转型期，发展低碳经济有益于缓解对石油等能源的依赖，降低碳排放量，减少环境污染，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发展低碳经济的理论依据，并针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状，提出相关的财政政策建议。

1 基于庇古税理论，减少企业碳排放量的税收政策

产品具有外部性，表现为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不一致。在没有外部性时，私人成本就是生产或消费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当存在正外部性时，由于某一厂商增大碳排放量，导致另一厂商为了维持原有产量，必须增加一定的成本支出（如安装减排设施），这就是外部边际成本。私人边际成本与外部边际成本之和就是社会边际成本。

假如完全竞争厂商的私人边际收益为PMR，私人边际成本为PMC，社会边际成本为SMC，由于厂商增大碳排放量所引起的外部边际成本为XC，那么，SMC=PMC+XC，这种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偏离可以用图1表示。

图1（a）和（b）的区别在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代表性厂商的私人收益PMR与需求曲线是重合的，并且是水平的；在不完全竞争下，代表性厂商的私人边际收益PMR处在需求曲线之下，并且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在没有环境污染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的产量决策按照PMC=PMR的原则确定，即e1点所决定的产量Q1水平下。由于厂商增大碳排放量导致了XC的外部成本，使边际成本曲线由PMC移向SMC。这时，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量决定应按照SMC=SMR的原则来确定，即图1的e2点所决定的产量Q2。可见，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使完全竞争厂商按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的产量Q1与按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确定的产量Q2的严重偏离。（Q1-Q2）的产量就是企业增大碳排放的低效率产出。这部分产出既不符合效率最优的原则，又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

基于上述情况，需要针对企业的碳排放量征税，以减少企业碳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具体分析如下：

图2与图3分别是完全竞争条件下和不完全竞争条件的征税模型。（a）图用来表示供求均衡的变化，（b）图用来表示定产决策的变化。图2与图3的唯一区别在于代表性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PMR）的斜率。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代表性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落在需求曲线下方，并且是向右下方倾斜的。由于征税，边际损害成本（MDC）事实上由厂商以付税的方式支付。由于厂商考虑到税收并因此而衡量损害成本后，厂商的产量决定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q0（根据PMR=PMC的原则而定）减少到q1（根据PMR=SMR的原则而定）。厂商产量的减少导致整个行业的均衡价格发生变化，即由p0上升到p1。在新的均衡价格p1处，生产者和消费者支付的货币数量足以抵补全部资源成本和厂商造成的损害成本。q1数量的产出是有效率的。值得注意的是，行业供给曲线就是单个厂商边际成本曲线的总和，这意味着行业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抬高了均衡价格。

并且，

2 基于政府转移支付、政府支出等财政补贴政策，发展低碳经济

发展低碳经济的政府补贴一般表现为多种形式，如设立可再生能源生产企业时的资金支持，产出环节的成本补贴（有时亦被称作价格补贴）以及消费环节对消费者的补贴等等。

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途径之一，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鲜明的正外部性特征，但在现实中，常规能源的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并未计入其产品最终的成本核算；相反，可再生能源在产生社会性环境益处的同时，其高额的初始成本却由个别企业承担，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两种外部性效应的鲜明对比使得可再生能源产业往往居于劣势，影响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国家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对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提供政府补贴是必要的。

政府补贴实际上是新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有益补充。新能源价格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价格的激励机制，国家利用价格杠杆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充分地实现激励作用，从而引导资金流向刚起步的新能源产业，鼓励企业投入、参与；(2)价格行为的规范机制，国家通过规制不正当价格行为，从而有效地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保护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发展新能源最终是为了节约甚至替代传统能源并降低碳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从而保护环境。因此，新能源通常是负载于一定的技术之上，以不同的产品形式体现，并转化为一定的经济效益，周而复始，形成良性循环。实践中，如利用一定的技术通过新能源发电，从而产生了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发电等，而由于这些发电的技术手段不同，因此它们最终以商品形式表现出来的价格也就有所不同。然而价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谓价格即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部门之间的竞争和利润的平均化，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品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那么在其中，有学者对市场作出了精到的评价，即“在价格理论中，竞争市场的平衡被设想在这样一种时候出现：很多各自推进他们自己利益的人相互让步，以便他们能最好地一起让步得到他们最想要的回报。”

价格主要由成本、税、费以及利润空间组成，其中，相关的税、费由国家制定，同种产品在生产企业无特殊税费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可假定此种产品的价格将直接决定于成本。因此，在不考虑其他因素与变量的条件下，成本的高低与市场需求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价格的形成。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需求法则不容忽视，一般情况下，当市场价格上升时，需求数量会下降；而当市场价格下降时，则需求的数量会增加。以常规能源为例，尤其是用于生产能源的自然资源，由于受到“市场失灵”的影响，通常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如石油、天然气等一些可能具备不动产特征的资源，在缺乏政府监管时，这些特征妨碍了一定的市场供应。而电力和天然气输送的其他行业的结构决定了公司具有对消费者施加市场支配的力量。当市场中缺乏竞争时，政府可以通过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恢复有序的市场竞争。

新再生能源所遭遇的境地却恰恰相反，例如，太阳能发电与风电相比，它的成本较高，成本问题成为了制约太阳能发电推进的最大制约因素。新能源的发展所面临的是技术的相对滞后、成本较高、市场竞争不充分，这使得从事新能源生产与经营的主体不仅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更缺乏市场发展所带来的正效应。如果仅依价值规律调整，则生产主体入不敷出、消费主体也无力承受，市场培育更无从谈起，因此，为了最终能够实现以市场调节进行资源配置的目标，政府补贴实属必要。

3 基于产权理论的低碳经济政策

3.1 产权理论

产权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明确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产权界定不清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在产权经济学家看来，权利无非是一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确定规章制度，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从而改善资源配置和福利分配，促进经济增长。如果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使产权从低效率人的手中转移到高效率人手中，那么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这种有效的产权制度建立的关键是解决产权明晰、交易费用和产权保护问题。

3.2 碳排放交易的产权理论

科斯认为在处理外部性问题中的庇古传统是不够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市场失灵是与产权紧密相联的，社会最优化的实现依赖产权的分配与界定。基于这种理论的排污权交易（或可交易许可证TEP）有助于消除环境“公共物品”外部性特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排污权交易项目就是基于《京都议定书》跨国间的碳排放交易，根据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三机制”，即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ed, 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和“碳减排”贸易(E-missionTrade, ET)。率先履行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允许采取以下减排方式：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欧盟排放交易系统在2005年1月1日正式挂牌营运，为现今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配额型交易市场，涵盖超过12000个固定源，约占欧盟25国全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5%。另据国际性的非盈利组织气候集团(the climate Group)报告《赢余：低碳经济的成长》(In the Black: The Growth of the Low Carbon Economy)指出，2006年全球碳交易项目总金额高达300亿美元。

参考文献：

经济政策的发展篇（10）

表1 “三大地带”人均GDP及差距变动情况 年份 东部地区人均GDP/元 中部地区人均GDP/元 西部地区人均GDP/元 中部同东部相对差距% 西部同东部相对差距% 1978

1980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2

1993

1994

1995 463.7

1145.6

1683.1

1864.3

1963.9

2259.1

3032.6

4081.6

5420.8

6777.4

6777.4 310.1

386.2

771.2

1074.7

1263.8

1178.6

1358.2

1712.1

2206.8

2891.4

3690.7 250.8

313.9

616.8

881.1

967.2

1078.1

1202.9

1518.4

1886.9

2391.6

2945.3 33.1

32.2

32.7

36.1

36.7

35.6

39.9

43.5

45.9

46.7

45.7 45.9

44.9

46.2

47.7

48.1

45.1

46.8

49.9

53.8

55.9

56.5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6)有关资料计算。本表的价格均为当年价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千差万别,为慎重起见,我国的对外开放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各地全面实行的,而是采取了从点到面、逐步推进的战略。首先实行的是沿海特区,然后是沿海开发城市,再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带,现在正在向内地推进,与开放相伴随,沿海地区的对内改革也较中西部等内陆地区起步早、步伐快。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国家还对东部地区实行了政策倾斜,东部地区借助已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在政策倾斜的条件下,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拉开了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衡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指标有很多,但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发展程度的指标则是GDP。因此,我们将对各地的GDP作多视角的分析和考察,并由此判断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及走势。

1.“三大地带”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

人均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如果用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相对差距=(1-小值大值)×100%)作为衡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变动方向和强度的依据,则可以从表1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三大地带各自的人均GDP都成倍迅速增长,但中西部同东部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之差距却在急剧扩大。

从表1不难看出,三大地带的人均GDP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十分明显,而且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在1978-1995年的18年中,中部同东部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153元扩大到1995年的3987元,扩幅达20倍,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33.1%扩大到1995年的45.5%,扩幅达12.4个百分点;西部同东部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的213元扩大到1995年的3832元,扩幅达18倍,相对差距则由1978年的45.9%扩大到1995年的56.5%,扩幅达11.6个百分点。特别是1991年以后,差距扩大的态势又有所强化,仅5年内中,西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扩幅就分别达9.9个百分点和11.4个百分点。

2.中国人均GDP的地区差远高于国际水平。

为了判断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是否过大或过小,除了进行纵向历史比较与发展分析之外,还需作国际范围的比较。在进行比较时,我们虽然会遇到统计口径及总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差异较大的困难,也许存在一些误差和遗漏,但这种国际比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系。

表2 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地区差距的国际比较 国 别 年 份 最大值/最小值(倍) 相对差异系数(%) 中国

前南斯拉夫

希腊

德国

韩国

意大利

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1993

1988

1988

1988

1985

1988

1988

1983

1978

1983 9.5

7.8

1.69

1.93

1.53

2.34

1.63

1.43

1.13

5.30 70.9

53.6

10.0

13.0

14.8

26.0

15.0

11.1

4.7

45.8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人均GDP的地区差距不仅远高于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还要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对正处在经济转轨和体制变革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说,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

3.中西部的地均GDP水平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中国各地的人口密度差别甚大,所以用区域人均GDP未能全面反映我国的区域差距问题。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地域GDP时,我国区域差距的图象就更加清楚。地均GDP是一个反映产值密度及经济发达水平的极好指标,它比人均GDP更能

反映一个区域的发展程度和经济集中程度。表3反映了1995年以来中国地均GDP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

表3 中国地均GDP的差距及变动情况(1984-1994) 地均GDP(万元/平方公里) 地均增长率 1984 1994 10年(倍) 年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9.7

8.1

2.0 204.9

43.5

12.0 5.90

4.37

5.00 21.3

18.3

19.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5)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我们从表3不难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我国地带和地域间的经济集中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4年东部地区的地均GDP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4.71倍和17.1倍,差距之大远远超过了人均GDP;二是地带和区域间的经济集中程度明显扩大,1984年东部地区每平方公里GDP分别为中部地区的3.67倍和西部地区的14.85倍,1994年就分别扩大到了4.71倍和17.1倍。

4.中西部地区GDP份额在不断下降。

在全国经济都有较大增长的同时,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较好的投资环境和有利的经济政策,致使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更快,从而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又有所扩大,其典型必须就是沿海地区在GDP中的份额上升,而中西部地区所占份额下降(见表4)。

表4 中国地区间GDP份额的变化(1984-1994) GDP(亿元) 年均增长率% 占GDP份额 增减百分比% 1984 1994 1984 1994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3851

2301

1091 26608

12415

6563 21.3

18.4

19.7 53.1

31.8

15.1 58.4

27.2

14.4 +5.3

-4.6

-0.7

资料来源:同表3。

从表4中可以明显看出,尽管我国三大地带经济10多年来都在快速增长,但各个地带在GDP的份额发生了不小变化,东部地区上升了5.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分别下降了4.7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确实扩大了。

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财政因素

关于我国地区差距扩大问题的原因,国内外许多学者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如着名经济学家威廉姆逊(J·Williamson)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方面提出了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之间呈“倒U型”曲线,国内学者胡鞍钢认为是国家的宏观政策向某些地区倾斜导致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林毅夫则认为,中国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宏观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仍在起着一定作用。我们认为,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内在经济规律,市场作用和政府政策等方面,而国家财政又是履行政府政策和职能的重要手段,因此,从财政视角分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导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财政原因是什么呢?

1.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

资金投入的增长及其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人均投资水平高的地区,其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比较高;反之亦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开始东移,由此决定了国家投资的地区布局必然向东部地区倾斜。国家虽然在“八五”期间有意识地在中西部地区新建了一批重点投资项目,如京九铁路、南昆铁路和三峡工程等,但是,从国家所掌握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国家预算内和银行贷款)的地区分布来看,1981-1995年,东部地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由45.9%上升到54.27%,中部地区由27.8%下降到24.54%,西部地区由17.49%下降到14.27%。在这期间,东部地区的投资上升了8.36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下降了3.44和3.22个百分点。1995年中央在北京的人均投资达844元,而在贵州只有48元,两者相差17.6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投资和国家预算内投资份额不断下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单位的份额,由1978年的86.4%下降到1995年的54.4%,下降了32个百分点;国家预算内投资的比重更是直线下降,由1978年的62.2%下降到1995年的3.2%,下降了近60个百分点。显然,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市场化趋势有利于非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东部地区而不利于国有经济份额较大的中西部地区,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国家投资重点的东移,势必对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大又长期依靠国家资金投入的中西部地区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并将拉大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2.“两个比重”的下降直接弱化了中央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宏观调控能力。

这里讲的“两个比重”是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放权让利”为基本思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国民收入由集资于国转向藏富于民,资金配置也由财政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国家的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越来越“相对贫困化”,收入占GDP的比重一年比一年小,已从1978年为31.2%下降到1996年的10.9%,17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急剧下滑,1990年我国扣除债务收入后的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的仅为7.2%,1993年下降到3.1%,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稍有回升,也仅为4%左右。这一比重不仅远低于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一些国家1989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情况是:印度为15.4%,印度尼西亚为8.4%,美国为20.1%,法国为40.9%,德国为29%。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是中央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财政收入的匮乏致使中央政府在调控地区发展差距上缺少必要的财力基础。由于中央财政的困难,中央政府已很难运用转移支付手段在一国范围内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进行再分配,也就是说,中央财政对抑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人均GDP和人均投资额方面的巨大差距所起的作用已相当有限。这也正是我们这些所来反复强调要逐渐缩小地区差距而实践的结果又是地区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3.不平等、不规范的财税政策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1)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以前,我国财税制度既不规范也不统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赋税反而高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优惠的税收政策。中国政府在1980年设立了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 在沿海地区开发了14个城市,给了这些地区较大的财政、税收、投资决策权和利用外资审批权等。如在特区投资的外资生产性企业可以享受到“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即使征所得税,税率也仅为15%。另外,特区内外资企业还不受进口许可证管制,机器设备、其他原料的进口及产品的出口均免征关税。显然,这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强化了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积聚效应”,使得沿海地区具有了更强的比较优势,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也许在经济特区开发初期是必要的,但是,当特区已经启动并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继续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中西部地区和经济贫困地区来说就很不公平了。而且,由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使得本来要扩散的工业反而继续留在特区和沿海城市,这无疑延缓了经济扩散过程和弱化了经济扩散效应,也就是延缓了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转机。(2)平等竞争、公平税负是我国1994年财税改革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但在具体执行中又偏离了这一原则。比如,分税制改革就因为保留了财政包干体制下的地方既得利益,没有对地区横向分配作出合理的调整而未能达到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在参与地方收入分成上采取一切切的做法,以1993年为基数,每年维持1:0.3的增量返还,税收增量返还的比例没有地区差距。东部沿海地区扩张基数的能力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各省财政收入基数低、增长慢,获得的税收返还量也就小。1992-1994年,广东等三个发达地区财力年均增长33%,比增长最低的贵州等三个不发达地区高出18个百分点,比安徽等三个农业大省高出11个百分点,比全国地方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这种不合理的税收返还政策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是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

4.各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差悬殊。

这既是社会分配不公的表现,又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极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的财政状况也出现了分化的格局,即明显的贫富不均。财力状况决定了公共服务水平,贫富不均的财力必然使得各地对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改善及其他相关的投入存在较大的差异,致使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较过去又有了进一步拉大,地区社会成员间机会不均等、公共服务水平大相径庭的现象亦有了新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是吸引人才和资金流入,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政府提供了良的公共服务(如较高的教育水平、较发的医疗条件等)和较发达的公共设施(如通信、道路等),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东部地区越拉越大,也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地方财力匮乏而无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

5.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口太多、负担过重也在相当程度上拖累了本地经济发展。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机构重叠,“吃皇粮”者众多,增长过猛,直接导致了地方财政支出增长过快。这是地方财政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机构臃肿、负担繁重问题在全国都存在,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究其原因,一是改革以来虽一直强调机构精简,但措施不力,中央政府机构异常庞大,且要求地方与中国部门一一对应,省区政府无权增减或者合并有关对口机构,再加上大中专学生分配及业安置的压力,由财政负担的机构和人员数量急剧增加;二是中西部不少地区非国有经济不太发达或国有企业效益欠佳,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就业渠道过于单一,因此,大家拼命往行政事业单位挤,人员分流难度甚大,越穷的地方人们越不愿意离开机关;三是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好和人口稠密等原因,完成同等社会服务的单位成本较小,或已超过单位成本的边际递增阶段,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为提供大致相等的社会绝对服务水平,要占用更大的财力支出份额,并且由于自然环境、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原因,其单位成本正处在边际递增阶段,这无疑加大了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压力。由此不难理解中西部地区行政带来单位就业比重为什么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政府背的包袱为什么越来越重。

三、运用财政手段缩小地区差距的外国经验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全球性现象,无论哪个国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都十分重视财政手段的运用。

1.运用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平衡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是所有国家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基本手段。例如,美国财政由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独立财政组成。1992年,美国三级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7%、25.9%和17.1%。由于财政收入大部分集中在联邦,而许多公共服务项目如教育、公共卫生和道路建设又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因此,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州和地方政府给予财政补助,以增强州和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德国联邦政府也十分重视转移支付手段的运用,把财政支出的20%用于补助低于各州平均水平的穷州以支持其发展。

2.各国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都对落后地区采取税收优惠政策。

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意大利为推动南方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特制定了到南方新办工厂给予10年免征利润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家向南方投资。美国政府为了鼓励资本向欠发达地区流动,联邦政府扩大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豁免权,州政府也运用减免税政策,如康涅狄州对到贫困地区投资的企业减免所得税5年,再投资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法国则在洛林、诺尔-加莱两个重点地区实行“无税特区”,即到这个两上地区投资设厂创造就业机会者,3年内免征地方税、公司税和所得税外,还免征劳工税、各种社会杂税和分摊。1967年,巴西为鼓励社会各方投资开发落后地区,曾在北部亚马逊地区的玛锱斯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在特区内设厂的私人企业10年内免交所得税,扩大再生产的进口商品免交进口税,从国内其他地区购入的消费品和材料免交商品流通税。

3.对落后地区实行企业补贴制度。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企业的援助大多采取补贴的形式。包括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税收支出和直接拨款生产公共产品等。例如,意大利在1956-1965的期间,为促进南方地区 的工业化,规定对南方新办企业的厂房建设资金由政府补贴25%,购置机器设备补贴10%,并且为新建企业提供70%以上的优惠贷款。此外,意大利政府还直接拨款在南方欠发达地区兴建基础设施,改善交通条件,创办国立大学并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免收学费和提供食宿方便。英国政府自1984年起对受援地区内的公司,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补贴3000英镑,并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40%的投资补助。

4.重视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为其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到,缺乏高素质的人才是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开发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源是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问题。在60年代,美国南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比北部地区落后得多。联邦政府为了振兴南部经济,满足这些落后地区对人才的需求,大力加强这里的教育事业加强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要增加教育投资。在60年代人口不到30%的落后地区所得到的联邦教育支出竟占联邦支出的45%。无疑,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倾斜政策是美国欠发达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四、促进我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国家“九五”规划及2010年远景规划和同志在党的15大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朝着缩小地区差距的方向努力,表明中央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中西部的发展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是中央政府履行其政治社会经济职能的主要手段,那么,如何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来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目标呢?

1.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有效地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中的作用。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全国推行,为了减轻分税制改革的阻力,中央不得不采取了“存量不变,增量调整”的税收返还办法。由于税收返还额是依据基数法来测算的,这样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自然返还得多,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返还得少,所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因为这种不规范的税收返还而未能发挥它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应该起到的作用。因此,在现有税收返还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规范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当务之急。(1)提高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这是建立有效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中央财政在财政初次分配中应占有较大的比重,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才能通过转移支付逐步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中央政府在“九五”时期应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实行“完税政策”,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例。争取在“九五”期间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之比应达到6:4,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之比应达到4:6。也就是说,中央应通过转移支付把三分之一的收入拨付给地方。(2)重新核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的支付方式,按照“因素法”确定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额。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功能还在于平衡各地财政能力的差异,以保证各地有大致相同的条件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为此,对特定地区的转移支付额的多少,必须同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民族风俗、人口、教育状况和对财政支出的需求等因素相联系,按照这些因素影响程度大小确定计分标准,各地统一标准计分,从而确定财政支出水平。(3)建立以横向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一般包括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前者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则是保证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均衡而给予的补助。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其转移支付的结构也具有较大差异,国内有些学者如胡鞍钢教授认为以纵向转移为主益处颇多,更有利于从制度安排上帮助欠发达地区。但我们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似应该选择以横向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这是因为我国财政收入的集中度不是太高,中央财力十分有限。而且,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直接表现就是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充裕,而落后地区财政状况拮据。这是财政横向失衡的表现。而与此同时,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要比发达地区需要量更大。与落后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采取转移支付的方法在地区之间实现预算调剂,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增加财政资金的边际效用,以实现横向均衡目标。(4)把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否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培育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主体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对于这一点,人们已达成共识。问题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换、有效发挥转移支付作用的一个关键性举措。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中西部地区,相当一部分企业由于经济效益普遍低下、亏损严重,早已成为地方财政的繁重负担。减轻这一负担的有效途径就是明确界定国有企业的有效覆盖面,尽快退出竞争性行业。只有下决心作出这样的选择,才能从体制上解决政府经济职能转变问题,才能把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用到基础性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5)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大致均等化。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落后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水平较差,安排在这些地区的项目自然也较差,这就使得国家和其他投资主体在进行投资的区域选择时,容易向经济较发达、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倾斜。而越是如此,后进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也就缺乏推动力。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过大,不仅将造成劳动力的非正常流动,社会的不稳定,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和后果。然而,一般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大致均衡发展及在此基础上的地区间经济协调成长,不能完全视为一个应由市场力量去解决的自发过程。恰恰相反,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正是一种在“市场失效”条件下的政府责任和政府行为。只要每一个地区在依法组织财政收入时作出了同等程度的努力并具有基本相同的工作效率,那么,中央政府就应该通过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以保证自然资源、经济环境迥异的各个地区都能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水平。这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管理体制实现公平目标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至今未走出二元经济境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由于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和乡村区域发展;差别巨大,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相对匮乏,因此,目前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显然有点操之过急。既然如此,我们不得不分两步走,先是降格以求,把“公平”的目标落在各地至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上,例如普及初级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 村村通路通电并保障安全饮水、建立以保障全体国民基本生存需求为标准的社会安全网,等等。待条件成熟以后,如中央财力明显增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基本理顺,再把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大致均等化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目标。

2.改革税收制度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仍需对现行的税制和政策进一步改革和调整。(1)实行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1994年的税制改革虽然统一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但内外资企业仍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外资企业享有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外资企业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东部沿海地区从中受益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受益较少。因此,要适时合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2)税收优惠要从区域倾斜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东部沿海地区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虽然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但也拉大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激化了地区利益矛盾。为了统一税制,公平竞争,税收优惠要从区域倾斜向以产业优惠政策为主。通过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相互配合,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已明确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政策要向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倾斜,为鼓励共发展应给予所得税减免。而这些行业正是中西部地区比较薄弱的产业或资源优势的产业,产业倾斜实际上也是区域倾斜,因而是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的。

3.以重要基本建设为突破口,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增长极增长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