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的方式汇总十篇

时间:2024-02-17 11:24:27

国际投资的方式

篇(1)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9-0009-03

收稿日期:2008-06-20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各国经济自由化加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存量和流量规模日趋庞大,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FDI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逐步从宏观国际经济研究领域向战略管理学拓展,更主要探讨跨国公司在以国际直接投资方式进入别国市场时,如何针对自身的竞争优势、国际经验、学习能力、资源特征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市场结构等因素,动态选择最优的模式,实现国际化发展的最优边界以及国际核心竞争的长期保持。这已成为当代国际商务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命题。本文将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问题的最新理论及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述。

一、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理论的最新发展

(一)资源特征论

这派研究认为最佳的跨国投资应能使外国企业在东道国利用现有优势资源和获取互补资源,提高企业价值(chang,1995)。能否实现这一效果决定于海外投资目标资源的互补性、可模仿性、稀有性和吸收性等产业技术特征。该领域研究主要融合交易费用和投资战略等理论,探讨企业资源特征与FDI模式的相关性。具体而言,跨国投资的目的是使这些优势能在国际市场上充分发挥出来。这些资源通常具较强的隐含性和专有性,因此不易在不同的组织间转移扩散(如生产组织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等)。同时,由于市场不完备性(如信息不对称、交易者机会主义、有限理性等因素),这些资源在外部市场交易中又面临低估贬值的难题。最优的FDI方式应使这些资源在外部交易和企业内整合中的成本最小。

Hennart(1998)证明,跨国公司特有技术决窍的比较优势愈明显,愈倾向于以等高控制程度的模式进入东道国,从而把优势资源保持在国际经营体系内部。如果双方企业的资源因其主观性、不可剥离性等特征难于通过市场交易定价,同时通过并购实施内部化的整合成本和难度又较大,则通常采取合资形式。如果外国企业具有某些特殊优势资源,为防止合资存在的技术揭露和潜在的道德风险则会选择独资新建。

(二)组织能力论

这派研究认为企业在国外市场经营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受其组织结构、历史经验及目标资源的技术特征等因素制约,最佳的市场进入模式应能使企业最有效地运用现有优势资源和获取东道国的目标资源。

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目标资源隐含性较高(如高技术含量的无形资产),或跨国公司本身业务技术特性决定了在国外经营时适应东道国市场环境的能力已超出现有经验时,以合资方式进入该市场比建立并购或新建子公司更合理。这不仅可以减少因组织能力缺陷造成的内部化成本和潜在整合难度,还可以避免独资新建因运作上的路径依赖而难于灵活适应新环境。另外发达国家在初次开辟文化差异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时。也会首先选择实施合资新建;而文化相似的国家之间企业的跨国收购会更频繁。随着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外部环境的了解加深,将通过收购合资企业股份及独资新建等逐渐提高进人方式的控制度。

另一些学者把动态学习能力加入FDI模式选择研究(Winter,2003),认为,并购与新建投资的基本差异是,企业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股权将其纳入自己的经营体系,比新建企业增加了双方企业文化的融合,因而可以促进跨国企业向东道国合作者吸取和补充经营经验。而绿地投资只是在利用企业既有的知识和经营模式,容易形成认知学习惰性和日常运作的路径依赖。研究表明。并购双方所在地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与并购后的绩效呈显正相关关系。两地的文化意识差异大、并购后企业需要双重文化适应的情形下,通过跨国并购比新建投资成立的企业存活率更高。

(三)公司战略论

这派理论把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分成两种一国际本土化或全球一体化的选择问题。采取何种战略即决定于投资母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所有权优势类型,也会受东道国制度监管环境的约束。从系统论角度看,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可视为相互关联的组织集合,跨国公司子公司面临着内部与外部同化的双重压力,前者指遵循母公司总部的组织惯例,后者指与东道国相关利益群体相融。同时,适应于这双重压力的国际化战略决定了海外分支的类型和国际市场的进入模式。如果跨国公司实施全球一体化经营战略,海外分支面临的主要是与总公司同化的内部压力,将会采取独资新建的方式发展进入国外市场:反之。根据国际本土化战略,需要海外分支更充分地适应东道国环境以获得当地合法性时,则会选择合资或收购的方式拓展市场。以便给予海外分支更高的独立灵活性。

Harzing(2002)发现,如果跨国公司各地区差异较大,则会偏重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通常将以并购方式发展海外分支,以灵活地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强调企业全球经营的整体协调性,则会采取全球化战略,保持总部的权力集中度,此时采取新建的可能性更大。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开辟海外新市场时,如当地文化差异大,则外国企业更青睐于收购,以便比新建投资更容易取得东道国合法地位。

(四)制度因素论

所谓“制度”,指一个国家的各种法律规章以及社会规范,主要包括管控制度、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三种类型。管控制度包括法律、规则、制裁等强制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制度是指社会整体的文化观念与价值标准;认知制度是组织内部的共同信仰、共享行为逻辑等。Yiu和Makino(2002)对这三个层面的制度对FDI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

首先,与本土企业相比,外国公司往往受到东道国政府更严苛的限制,即所谓外国负债。例如,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所有权份额、投资领域、控股方式等方面给予限制。这些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进入模式的交易成本及在东道国发挥所有权优势的能力。外资企业为同时获得当地合法性又保持经营效率,必然慎重选择进入模式。实证表明,东道国的政治约束越严厉,外国投资者因更易于获得合法性而采取与当地政府或企业合资经营的方式而非独资或收购;且合资办厂还有助于跨国公司从当地合作者获取本土经营的经验及与政府沟通的技巧等无形资本,进一步提高其在当地的合法性。

其次,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还受东道国人文环境的制约,如当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等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外国分支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能够发挥的企业优势及可以实现的社会合法

性。文献中通常用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或心理距离表示规范约束及国家风险。实证发现两国文化差异越大,外国企业对当地人文环境的理解程度越低,越不利于整合人力资本和提高管理效率。因此跨国公司通常采取合资或合并的方式进入文化背景较生疏或规范约束强的地区,以便于与当地居民沟通;只有在两地文化趋同的条件下才会倾向于独资新建。

最后,进入模式同样受到企业决策者认知能力的影响,即某一阶层或行业普遍认同的观念。研究发现,认知约束以两种表现形式动态影响跨国投资的方式:外部模仿和内部传承。前者指跨国企业会因循同类企业普遍采取的方式开辟海外新市场:后者指跨国公司会根据自身逐渐固化下来的组织惯例和经验建立海外分支。特别是在某个东道国成功的经验很可能被母公司重复应用到其他地区,在同一市场的投资模式因而往往具有连惯性。

(五)市场结构论

这方面文献以产业组织理论为依据,关注外国企业如何根据所进入行业的市场竞争结构和成长阶段选择进入模式,以确保在东道国的竞争地位,主要围绕跨国并购与绿地新建(无论独资或合资)的重要差异展开论述(Bell,1996)。

其一,跨国并购缩短了绿地新建所需的初始建设周期,是投资速度更快、风险更低的进入方式。因此,东道国目标行业或宏观经济增长越快,外国投资者潜在的先进优势越大。为争取市场份额会选择收购当地高成长潜力企业的方式抢先于其他竞争者进入该国。

其二,与绿地新建相比,跨国收购并不增加东道国目标行业的存量产销规模。对于新进入的企业而言,处于上升期的行业,比处于饱和状态、增长减弱的行业有更大的市场空间。Hennart和Park(1993)等发现,在经济增长缓慢的市场(如欧盟等发达国家),市场几近饱和,外国投资者通常不会选择绿地新建,而是直接收购当地限于经营困境的同类竞争者,在获取市场份额的同时,也提高了在东道国的竞争地位。因此对于东道国发展极为迅速和极为缓慢的行业,并购都是优于绿地新建的进入方式。

二、潜在研究方向

综合现有国际投资理论研究,针对中国特有国情,中国企业FDI模式选择问题有如下潜在研究方向。

首先,现有FDI模式选择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样本。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无论在成熟市场之间还是对相对落后地区的跨国投资,动机通常符合传统OIL理论的内部化假说,即通过恰当的投资方式实现最有效的内部化,将所有权和区位优势保持在跨国公司体系内部。然而,转型、新兴市场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正在兴起的海外投资大多是出于国内经济赶超发展的需要,实施的是以获取战略、提高竞争能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这与传统OIL范式下FDI动因理论的内部化假说恰好相悖,跨国投资行为通常受东道国的优势资源所驱使,实质是一种“反向内部化”(reverse internalization)。因此有必要探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赶超型或外部化海外投资的可行方式。

其次,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不同,尚不具备大规模海外投资必需的所有权优势(如企业特殊资源、能力等),而且作为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在东道国通常面临更多的非经济阻力,海外投资的风险和难度更大。但也有学者认为,经过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已形成一批具有较高经营效率的企业集团。可以借助中国独有的大国综合优势(如产业、资源、区域经济多元化等),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和范围。那么中国应如何选择恰当的投资模式,从而能依托国家宏观优势,培育企业微观竞争优势?这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时代,学术界面临的新兴和紧迫性命题。

第三,现有国内外关于跨国投资模式的研究通常对合资与独资、新建与并购或合资与并购进行比较,甚少在这三种投资方式中进行更细致的界定和选择。实际上,这几种方式从不同维度看相互之间有不同的特性与共性,这暗示了在某些情景下可能有多种可行模式。因此亟待缜密地判断各种投资模式的适用条件。

篇(2)

【中图分类号】D996 【文献标识码】A

国际税收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国际投资作为当前国际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天生就与国际税收问题自然结合在了一起。一个国家税收的相关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和国家间接投资。国际税收在本质上是国际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税收协调关系,涉及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导致三者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产生国际税收争议。按照国际税收争议主体的不同,国际税收争议一般分为国家之间的国际税收争议和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争议。文章介绍的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税收争议,在国际投资领域常见的投资者也是东道国纳税人中的一部分,因此,资本输入国(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议中也有部分是由于国际税收而引发的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下文所指的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就属于此类。

国际投资领域税收争议解决方式的双重性

TPP协定,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以下简称TPP),属于自由贸易协定范畴。2011年11月12日,TPP谈判方宣布了TPP协定的框架,TPP投资条款分A和B两部分。B部分规定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问题。在TPP 协定经贸争端解决机制问题上,美国已明确表态拒绝采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而主张外资在发生争端时可诉诸“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并且解决争议的主要方式是仲裁。在区域贸易安排中,主流的争议解决方式也是仲裁。①在国际投资领域,投资争端的解决历来是外国投资者及其母国、东道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并力求高效、公平解决的问题。当代贸易自由化国际背景下,根据近年来的实践以及相关条约的规定可以看出,美国作为双边投资协定(以下简称BIT)范本的推行者,正努力将其所倡导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以下简称ICSID)仲裁管辖在世界BIT协定中推行,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接受了国际仲裁方式,那么一项国际投资领域的涉税争议也可能面临着进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国际仲裁的可能。但投资领域的涉税争议在采用ICSID仲裁管辖之后是否能够真正能够纳入仲裁管辖还取决于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投资协定中有关税收措施的安排以及缔约国对ICSID仲裁管辖的同意方式。

国际税收涉及一个国家的税收,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方式要受到一个国家所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关于国际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的约束。从现有的国际税收协定规定的争议解决机制来看,国际税收争议解决主要还是以相互协商机制为主。纵观世界各国,国际税收争议的仲裁机制适用顺序都有一定的附属性―即都是在相互相商程序未能解决该争议或该争议未能解决之后才可以启动。换句话说,国际税收协定下国际税收争议解决的第一方式仍然是相互协商程序。

这样一来,在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将可能面临着国际投资条约争端解决机制和双边税收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双重调整。而这两种协定下税收争议解决的主要方式又有很大差别,国际投资条约以ICSID投资仲裁为主流,税收协定以相互协商为主流,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的争端解决机制方式选择不同会给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主体的利益保护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在TPP背景下ICSID国家仲裁成为了国际投资领域的主要选择方式,虽然仲裁全辖权同意的开放度有所不一,但对于这种争议解决方式基本认同。中国经过最终的利益权衡之后,于1990年2月9日签署了ICSID公约,公约自1993年2月6日起对中国生效。两套完全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背后是对国际利益和海外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不同平衡,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可以纳入国际投资ICSID国际仲裁呢?因此,需要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正确处理国际投资条约中税收争议的路径选择问题。

国际投资领域税收仲裁的可仲裁性

国际投资协定中关于税收措施规定之类型。世界各国对外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对税收措施规定的不同情形,决定了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可仲裁性.目前,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存在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全盘肯定式。这种模式是指把税收措施全部都涵盖在国际投资协定中。1992年美国一俄罗斯BIT较为典型,该条约中没有提到税收措施条款。这种规定使得可以理解为所有税收措施均被涵盖该条约调整范围之内。

全盘否定式。这种模式是指把税收措施全部排除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例如:1999年阿根廷―新西兰BIT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本协定规定不适用于任何缔约方领土内的税收事项。此类税收事项应当由各缔约方的国内法,并按缔约方之间缔结的任何涉及税收的协定的规定调整。”②

有限度例外式。第一,投资待遇条款的例外。这种模式中税收措施例外条款在投资待遇条款下存在,投资待遇条款对税收事项的适用作了例外规定。从条约来看,这种税收条款一般是直接存在在投资待遇条款中作为例外情况而规定。实际上,这种安排是将有关税收措施的安排纳入国际投资协定之中,只是在投资待遇条款上进行例外,使其肯定后之否定。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二章规定了投资保护,其中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了投资保护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第二章第十条规定了投资保护例外:“第三条和第四条不得被解释为缔约一方有义务将该国由于下列原因授予的待遇、优惠或特权方面的利益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及其投资:或(二)由全部或主要涉及税收的国际协定或安排或任何国内法律而产生的缔约一方的任何权利和义务。如果本协定与其他有关税收的国际协定或安排不一致,以后者为准。”中国的大部分BIT协定中采用了这种模式,包括中国与古巴、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等BIT。

第二,全部条款的例外。这种模式中税收例外条款从形式上来看不仅仅是针对投资保护中税收措施进行例外,而是在整个投资协议适用中进行例外存在。这种有限度例外中的全部条款例外不同于全盘否定式。因为它首先明确规定协定中的所有条款原则上不适用于税收问题,然后通过肯定方式列举出缔约方允许适用于税收的事项。可以理解为它采用的是先将有关税收措施排除在国际投资协定之外,然后再有条件将其纳入,是否定后之肯定。如2004年《美国BIT范本》第二十一条规定:“除非本条款另有规定,协定的所有条款均不适用于税收事宜。同时,条款又规定,征收、业绩条款当中的第24 款、投资合同或投资授权之违反可适用于税收事宜。”③

国际投资协定不同处理方式下的争端可仲裁性评析。在国际税收仲裁的可仲裁性一般与仲裁庭管辖范围和仲裁程序紧密相关。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如何对这两方面进行规定直接导致了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可仲裁性。本文仅仅从国际投资协定关于国际仲裁争端解决管辖范围来进行研究。

从国际实践来看,大部分国际投资协定对于仲裁庭管辖范围都会作出规定,国际投资协定规定的可以适用仲裁解决的争端类型主要分为三类:可仲裁的事项范围仅包括与征收补偿额或转移支付有关的争端;可仲裁的事项范围包括因履行投资协定下与投资有关义务而产生的争端;可仲裁的事项范围包括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端。

可仲裁事项仅包括与征收补偿额或转移支付有关的争端。这一仲裁庭管辖范围相对非常有限。按照国际投资领域税收条款安排模式来分析,全盘肯定式的情况下当然已经将其纳入了国际仲裁庭管辖范围;全盘否定式的情况下当然也已经将其排出了国际仲裁庭管辖范围。关键是,在有限例外模式情况下,这种情况下的国际投资税收争议是否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庭则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有限例外模式下,如果采用投资待遇条款例外模式,如果在投资待遇条款例外中规定了征收补偿额、转移支付等不适用税收措施,那么该国际税收争议则不再具有提交国际仲裁的可能;如果投资待遇例外中仅就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规定了税收措施例外,而没有就征收、转移支付等不适用税收措施进行例外规定,那表明由征收补偿额或转移支付有关的税收措施引起的国际税收争议也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如果采有全部条款例外模式。如果采用全部条款例外模式下,基本又再次将征收、转移支付有关的税收措施已经纳入了投资协定范围,当然由此而引起的国际税收争议也可以提交国际仲裁。

可仲裁的事项包括因履行投资协定下与投资有关义务而产生的争端。这一仲裁庭管辖范围较第一种情形已经有所扩大。按照国际投资领域税收安排模式分析,全盘肯定式的情况下同样也将其纳入了国际仲裁庭管辖范围;全盘否定式的情况下与将于税收有关的投资义务也已经排除了国际仲裁庭管辖。在有限例外模式下,如果采用投资待遇条款例外模式,除了投资待遇中的税收义务不适用排除外,其余投资义务中的税收义务并没有排除,则除了投资待遇引起的税收争议不能提交国际仲裁外,其余与税收有关的投资义务所引起的争议均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如果采全部条款例外模式,也就是将大部分的税收引起的争议排除了国际仲裁,而仅有少部分的投资引起的税收争议可以提交国际仲裁。

可仲裁的事项范围包括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端。这一仲裁庭管辖范围较前面两种范围可谓是最大。按照国际投资领域税收安排模式来分析,全盘肯定式情况下同样也将其纳入了国际仲裁庭管辖范围;全盘否定式情况下则将与税收有关的投资义务也已经排除了国际仲裁庭管辖。在有限例外模式下,如果采用投资待遇条款例外模式,虽然税收措施已经排除在投资待遇条款外,但是由于是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端,而税收争议完全可能由立法、执法、司法等多环节的过程中带来,单纯将税收措施排除并不能完全消除投资领域的任何税收争议,给此类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如果采用全部条款例外模式也可以同样得出一个结论,此类情况同样给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但相对于投资待遇条款例外而言范围还是较小。

国际投资协定税收措施安排下仲裁解决方式评析

全盘肯定式下争端的可仲裁性。这种将税收措施安排在常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规定下都全盘将国际投资领域内的国际税收争议肯定在了国际投资协定之下,也就是说一项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此时也可以纳入了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国际仲裁方式。换句话说,此时的该项国际税收争议纳入了国际投资协定和国际税收协定两种协定下的争端解决。国际投资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做法是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而国际税收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方式是相互协商或者是国际税收仲裁。如果是相互协商程序,那就完全与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仲裁相冲突。即便是采用国际税收仲裁方式,由于国际税收仲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国际税收仲裁也是完全不同于国际投资领域仲裁方式。正是因为此情况下争端解决机制的巨大差异,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中,给投资者争端解决带来了更优的选择性。投资者可以将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国家的税收必然受到影响。投资者选择不同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方式必然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增加了争端解决结果的不确定。

全盘否定式争端的可仲裁性。这种将税收措施安排在常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规定下都全盘将国际投资领域内的国际税收争议否定在了国际投资协定之外,也就是说一项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此时已经不能在国际投资协定争端解决方式下解决,也就不可能诉诸于国际仲裁机构。这种情况下,该项国际税收争议一般是按照国际税收协定之争端解决条款规定,将此争议提交东道国国内解决或者是通过相互协商程序或者是国际税收仲裁。

有限度例外式争端的可仲裁性。这种将税收措施有限度例外式规定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一项国际投资领域内的国际税收争议是否可以适用仲裁方式解决又开始具有模糊性,需要结合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程序条款方能确定。从上述分析来看,这种税收措施安排中将国际投资领域的税收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的情况也比较多。投资保护待遇例外安排模式较全部条款例外模式安排更容易将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纳入国际投资仲裁管辖。

如果国际投资协定采用了全盘否定式的税收措施安排模式,那在国际投资领域国际税收争议没有提交国际仲裁解决的可能性。全盘肯定和有限例外模式下此国际税收争议无论在各种国际投资争议争端解决程序的规定下均有一定程度的国际税收争议会提交国际仲裁。晚近各国的投资缔约实践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可仲裁事项仅包括与征收补偿额或转移支付有关的争端类型的规定,而转向普遍接受国际投资仲裁庭的管辖权。这也就极大地扩展了可仲裁税收争议的范围。而国际投资条约实践中,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全盘否定国际税收措施的投资协定已经越来越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将国际投资税收争议交由国内法解决已经不适应当今为投资者提供国际法保护的趋势,不符合现代国际法理念,已经为大多数国家所鄙弃。绝大部分国际会根据自己国家的投资状况和税收利益等因素,将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安排采用有限例外模式。这样一来,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可仲裁趋势明显加强。

综上,通过对国际投资仲裁庭管辖方式和我国国际投资协定对税收措施安排的实践可以得出,我国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税收争议纳入CISID国际仲裁管辖的概率相对较高。随着这种涉税争议的增多,将本来属于国际税收协定下的税收争议介入了国际投资争议领域。这必然对我国税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会影响我国政府的政策空间,这也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机构在国际投资领域队发展中国家的反复告诫。在《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和2004年的《圣保罗共识》都反复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根据自己的国际投资协定目标、结构、方式等确立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框架,必须在权利义务框架中保留足够的政策空间,使政府能够在这一框架下灵活运用这些政策维护国家利益。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博士研究生、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讲师;本文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一流学科―国际法(国际税法)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注释】

①杨海涛:“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人民论坛》,2015年第2期。

篇(3)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高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教学模式的探讨较多,如卫慧平(2010)认为高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教学模式按实验内容划分,可分为自主型、合作和研讨型实验教学模式三类别,按实验技术层次划分,可分为传统的实验室教学模式,网络实验教学模式,社会实践教学模式[1] 。吴凡和潘峰(2012)提出了国际商务实务模拟课程的4Cs教学模式,即Case study案例教学法,Computer support电脑辅助教学,Counseling instructing校外实务导师咨询性指导,Cooperation &Competition合作与竞争互动[2]。NS Cardell,R Bartlett(1996)探讨了大学本科经济学的实验教学模式[3],Gyorgy,K.研究了企业金融课的实验教学方法[4]。

国际投资实验或实践教学模式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南雪峰(2013)提出除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可以尝试让学生投入最低限度的实际资金进行阶段性国际投资实战,或组织专题讲座(由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的专职人员讲解现实中国际的流程和注意事项),或进行分组小论文写作等形式的实验教学模式的创新[5]。李辉,侯志铭,高嘉琳(2014)等提出了利用最新国际投资案例设计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或由学生分组自选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案例制作PPT进行课堂演示和讲解等方法[6]。程金亮(2014)提出国际直接投资部分的实验教学可以尝试体验式教学,让学生通过角色体验来了解国际投资的真实过程,打破传统的以老师和黑板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探索师生互为主体的新型模式,尊重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7]。Chen Xiaoying,Yur-Austin Jasmine(2013)探讨了国际投资学课程中模拟投资组合项目的教学意义[8]。

总之,国际投资实验和实践教学模式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和全面,也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因此需要结合国际投资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上升和投资形式不断创新的背景,积极创新相关实验实践教学模式。

二、传统的国际投资课程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国际投资学课程地位低导致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不受重视

国际投资学作为证券投资学、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和国际贸易学等多学科相关的交叉学科,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的一门重要选修课。但根据笔者抽样调查,发现一些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30%的方案并没有把国际投资学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常用投资学、证券投资学、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等课程代替。即使是在纳入教学计划的方案中,只有40%左右的高校单独开始国际投资实践课或实验课,且国内现有经典的《国际投资学》教材体系偏重理论性和学术性,体现了国际投资学教学重理论轻实践的特征。

(二)教学项目定位不明或内容不全面

其一,根据对相关教学大纲的抽样调查,已经开设的国际投资实验或实践教学课程中,大部分仍然存在教学项目定位不明确或内容不全面的问题,如有的教学大纲强调一般性的国内市场证券投资和金融投资项目,没有国际证券市场或国际投资的内容,国际化环境模拟的特色没有体现出来;而有的教学大纲的实验实践项目和内容虽然体现了国际性特色,却片面的退化为外汇投资实验课程、国际金融与外汇投资实验课、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实验(跨国公司实物资产的取得方式-跨国并购、国际投资环境评价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等)或国际直接投资案例教学课(招商引资策划方案和投资环境分析)等项目,忽视了如美股投资,国际指数期货,黄金交易等国际间接投资项目和内容。其二,根据对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软件或教学系统的抽样调查,笔者发现有的国际投资实验实践课程使用网络版金融实验室,提供的实验项目只有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投融资等相关内容,实验项目只有公司风险和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融资及财务管理,金融投资行业专业课程等。某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课程只使用一套外汇交易模拟系统从事国际金融外汇模拟实验,或利用某金融软件高校金融实验室进行国际金融与投资模拟实验,实验项目只有股票、商品期货、外汇模拟交易、黄金等间接投资内容,而且股票和商品期货产品类别只限于国内证券市场等产品,没有国际化特色。其三,根据实验内容的语言环境而言,多为中文,缺乏双语甚至全英文的实验环境。因此,现有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课程存在国际化特色不明确和内容不全面的问题,且缺乏教学内容全面的国际投资实验教学软件。

(三)实验项目创新性不足

篇(4)

引言

随着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格局都在不断地调整,国际投资规则内容及结构正在经受着深刻的变革,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发生变化。在新的国际投资规则影响下,世界主要国家竞争也相继提出了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投资规则主张。面对这一趋势,中国在国际投资规则建设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随着中国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中国面临着改善在国际投资规则中立场的重要问题,以切实保护对外投资安全及国家经济的进步。所以,本文对基于国际投资规则演变的中国国际投资对策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国际投资规则的演变

1.1以欧式BIT为代表的国际投资规则

全球投资规则雏形最早出现于二战后各国签署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但是因为该条约内容比较复杂,并非专门的国际投资条约,所以无法更好地满足当今迅速进步和变化的全球投资环境。所以,部分欧洲国家开始对外缔结专门的双边投资条约(BIT),并形成了以欧式BIT为代表的第一代国际投资规则。

此阶段的国际投资规则重点是进行外资保护,而非投资的自由化,具体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对外资采取准入后国民待遇,东道国有权自由处理外资准入,只在投资准入后及设立阶段采取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此外,东道国有权监管外资准入后的经营运作,外资也要严格履行东道国的相关规定;二是投资规则更多的保护了发达国家的利益,重点保护外资,避免本国投资资产的国有化或者被征收;三是在国际投资规则中增加了国家与国家间争端的解决机制,肯定了东道国司法在解决投资争议中的重要性,维护了东道国在解决投资者争议的权力。总之,因为此阶段的国际投资规则充分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问题,所以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肯定。

1.2以美式BIT为代表的国际投资规则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球化投资迅速发展的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逐步提升,政治稳定性也不断提高,开始积极加强外资保护。同时,发达国家对外资的需求也不断提升,开始不满于现有国际投资规则。于是,以美式BIT为代表的第二代国际投资规则应运而生。

此阶段的国际投资规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再强调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更加重视投资自由化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点特征:一是对外资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东道国对外资的管理权,同时更广泛的推动投资自由化;二是在继承前一阶段国际投资规则中的保护核心外,加强了对外资的投资保护标准,并要求东道国能够履行外资的相应要求;三是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既保留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又增加了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后者主要是允许投资者遵循相应的条约规定,免于请求东道国当地法院救济而直接采取国家仲裁。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一方面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行双重开放标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主动让渡部分外资管辖权的基础上吸引外资。

1.3新国际投资规则

金融危机结束之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国家投资规则的制定上加剧了竞争,发展中国家开始强烈要求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及全球治理的公平性,而发达国家则通过各种方式维护其规则制定者的优势地位,在各方的激烈角逐中,逐渐显现出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雏形。

此阶段的国际投资规则表现出三种趋势或特点:一是更加注重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是在上一阶段国际投资规则提出的高标准投资自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投资定义,要求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法开放市场;二是注重投资保护的同时,也注重东道国对外资的管理权力,并试图处理好两者之间利益的平衡;三是进一步限制了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发达国家不再使用或限制使用该机制。较之于前两种国际投资机制,新的国际投资规则的谈判议题、新规则议题都更加宽泛,标准也在不断提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并不再一味的重视外资保护,开始更多的注重对本国利益的保护及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引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在主观上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积极性在不断提升,但是新国际投资规则中对竞争中立规则的强调及一些透明化要求的提出等都十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占据优势地位。

2.中国国际投资对策

从国际投资规则演变的三个阶段来看,中国的外商投资管理长时间以来都坚持遵循的是以欧式BIT为代表的国际投资规则,对外资实施正面清单和准入后国民待遇管理。目前,新的国际投资规则的提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接下来,中国外商投资管理改革应主要在于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推动外资自由化。

2.1逐步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由于受到国际方面的压力,中国外商投资管理从准入后国民待遇和正面清单模式向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的转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具备大范围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的条件,不管是在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是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及外伤投资管理手段与方式方法等都还有待提升。所以,中国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态度,由点向面逐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2.2提高国际投资保护待遇标准

结合我国实际来看,我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增长的高峰期,扩大投资在增加我国能源、资源供给方面将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机遇。中东、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地区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区域,投资风险较大,因此,在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方式来避免和减弱投资风险的基础上,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投资规则来保护对外投资的安全完整。因此,提高国际投资保护待遇标准是我国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实践的重要选择,同时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及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都是一致的。

2.3参加多边投资协议谈判

单纯地由发达国家谈判制定出的多边投资协议是无法更好地适应于全部国家的,他们所强调的全面根本性的投资自由化,实际上并未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在投资和金融监管方面的落后性,这样就很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由于短期资本的投机性而不利于其国家金融安全。随着时代的进步,由于我国的经济、政治实力也在不断提升,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也不断改善,我国应积极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主动参与多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在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发挥自身作用。在参与谈判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国际投资规则的演变趋势分析,还要从根本上维护本国利益,严格制止投资者的不正当行为,制定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权威投资协议,切实保护东道国利益。

2.4完善条款保障国家安全

外资自由化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并非是表面意义上的开放,切实保护好本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才是外资自由化的真实目的。因此,从国际层面来讲,中国在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开放模式时,还应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各项条款,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具体来讲,笔者总结为三点:一是全面引进国家重大安全利用条款,并要求中国可以对重大安全进行自行决定;二是进一步改进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保留国家对外资管理的更多合理权力;三是关于负面清单,条款措施要做到宽泛灵活,并通过第二类负面清单来积极保护产业安全。

3.结论

综上所述,国际投资规则通过各国对外资政策的分析整理,在国际谈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利于保护和推动国际投资顺利开展的基本原则与相关规定。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及国际投资的频繁,国际投资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我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不断变化,对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积极主动性也不断提升。但是,面对新国际投资规则的形成,我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调整好本国在国际投资规则中的立场和态度是我们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我国应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及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提高国际投资保护待遇标准,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

参考文献

[1]宋瑞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国家利益博弈研究[D].云南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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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2―0079―05

旅游活动的国际化是国际投资全球化的结果之一,它鼓励饭店企业寻求新的目的地,以尽力使其服务多元化和更具灵活性。跨国饭店的竞争优势在于它能够建立全球营销和购买网络,并拥有良好的专业技能来满足现有顾客及潜在顾客的需求,特别是就产品质量、价格和一贯的服务方式而言(Chuck YGee,2002)。饭店集团走向国际化的决策一经做出,就必须决定是采用管理合同、特许经营、租赁经营还是技术服务协议的运营方式来拓展业务,还要决定公司是否参与饭店的股权投资。

1 跨国饭店市场进入方式

联合国(UNCTC,1982)在《国际旅游业中的跨国公司》报告中对跨国公司的界定为:跨国公司不仅包括在某一东道国直接拥有的外国公司,还包括那些在东道国拥有各类主要合同契约和企业的外国公司。报告把跨国饭店的研究对象限定在与国外两家或更多饭店有联系的公司。奥尔逊等(Michael DOlsen.etc,1998)把跨国饭店界定为“把总部设在一个国家,而在两个以上国家有业务和联营往来的公司”。根据饭店之间的联系方式可把跨国饭店分为3类:公司型饭店联号――有自己的品牌或品牌谱的饭店组织,其饭店可以由联号或一家集团企业管理,如雅高(Accor);自愿联合体――独立所有及运营的饭店,出于营销原因形成的饭店组织,如最佳西方(Best Western);集团企业――管理着品牌饭店或独立的、无品牌饭店的公司,如胜腾(Cendent)。

当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可采取的模式主要有贸易式进入、契约式进入和投资式进入3种。对于以服务为最终产品的企业,因其无法在国内生产,所以一般都采取第二、第三种直接进入模式。就跨国饭店而言,进入方式可分为五类:①确保一定管理控制权(例如100%或大部分所有权)的股权投资,可以通过绿地投资或并购实现;②少数股权投资,包括合资(例如10%―49%的所有权);③租赁协议;④管理合同;⑤特许经营或一定形式的营销协议。其中①和②属直接投资(FDI),③―⑤属于非股权投资形式(Dunning,Matthew,1982;Kumi Endo,2006)。通常,跨国饭店会根据东道国的情况把以上几种方式结合起来,使之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然而,因为旅游业对外投资的独特性在于其所有权和控制权经常是分离的,所以饭店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远不如非股权投资方式普遍(Rodriguez,2002;Brown,CS Dev,ZZhou,2003)。虽然国际饭店遍布全球,但旅游业没有多少对外直接投资,因为非股权投资不纳入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

根据需要投入的股权水平,我们可以把跨国饭店的股权投资和非股权投资视为非股权介入战略的一种拓展,这些非股权介入战略的一个极端是特许经营和管理合同(低水平的控制和资源承诺),另一个极端是全资附属公司和长期租赁公司(相对高水平的控制和资源承诺),中间部分是合资经营和战略联盟(控制和资源承诺的各种划分)(Michael DOlsen.etc,1998)。

2 跨国饭店市场进入的一般分析视角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框架是用于分析跨国投资最为广泛的分析工具之一,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分别决定了跨国公司凭借什么、在哪儿和以何种方式进行跨国经营这三个问题。

生产折中理论广泛地应用于饭店业的跨国投资研究,如邓宁和马修(Dunning,Matthew,1981)、邓宁和昆度(Dunning,Kundu,1995)以及巴克利等(Buckley P J,Geyikdagi N V,1996)对该理论在国际饭店跨国投资应用中的可靠性和适用性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其后,奥格曼等(Colin O‘Gorman,Lorraine Mc Tiernan,2000)就影响爱尔兰中小饭店国际化选择的因素,普塞尔和尼古拉斯(Purcell,Nicholas,2001)对日本旅游企业(饭店和旅行社)在澳大利亚的市场进入方式,约翰逊和法乃提(Colin Johnson,Maurizio Vanetti,2005)对跨国饭店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战略等问题以邓宁折中理论为框架进行了实证研究。

邓宁和马修(Dunning,Mcqueen,1981)认为,总部在某个国家的国际饭店集团,是选择充分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还是与其他公司共享,抑或是租赁给其他公司,决定了其介入其他国家饭店业的投资方式。乌太(Dave.Uttam,1984)在研究美国饭店公司的国际投资时认为,饭店公司进行快速扩张和其所采用的最终形式的原因,粗略地分析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饭店公司的扩张欲望;其二是吸引这种发展的不同市场、经济和商业政策因素。

而邓宁和昆度(Dunning,Kundu,1995)的实证研究表明,影响连锁饭店集团国际投资方式选择偏好的主要因素有四个:①质量控制;②协调母公司的能力;③东道国吸引外资的政策;④饭店决策者所感知到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性。其中第四个是影响采取不同组织形式的最显著因素。除此之外,国际饭店集团的投资历史和投资经验、国外业务的国际化程度等,以及东道国对投资方式的政策等也是国际饭店集团国际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康楚克特和昆度(Contractor,Kundu,1998)把交易成本理论、理论、公司知识和组织能力理论组合起来形成新的调和理论(new syncretic theory),用于回答国际饭店市场进入方式最优选择的决定因素。他们把影响国际饭店集团选择投资方式的因素划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为国家层面的特定变量,包括国家风险、文化距离、发展水平和外国企业渗入度;第二层为公司层面的特定变量,包括规模、国际经验和国外业务程度;第三层为公司战略和控制层面的变量,包括规模经济、质量控制、规模需要、全球预订系统和培训投资。对每一因素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后表明,拥有更长国际经验和更广经营地理范围的饭店偏向于采取更高的股权投资和控制模式;在风险大的国家公司会规避股权投资模式,而代之以管理合同和特许经营,这样相对于红利而言可以获得较稳定的特许权使用管理费(royalties and fees);就 人均收入这一变量而言,如其他条件均同,公司看来偏爱在低收入国家采用股权投资。

以上研究为跨国饭店企业市场进入方式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架构。本文希望从跨国饭店和东道国对各自风险和收益权衡及双方力量相互博弈的视角来分析跨国饭店市场进入方式的选择问题。

3 跨国饭店市场进入方式选择:风险与收益的权衡

国际饭店集团国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发展,实质上是东道国与投资主体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通过谈判协商达到双方利益基本协调的结果,是国际资本需求与供给均衡的表现,也是东道国ESP系统(环境、体制与政策)与国际饭店集团的OLI优势(所有权、区位和内部化优势)相互博弈的结果。

跨国饭店谈判力来自它所贡献的资源或者特有的所有权优势,而一个东道国的谈判力则来自它能够控制的市场准人权或者特定的区位优势。目标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对博弈过程和结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克里斯托弗等,2004)。跨国饭店和东道国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互相依靠的过程,跨国饭店市场进入方式的选择,可视为跨国饭店和东道国各自对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以及最终双方相对讨价还价能力的对比与消长的结果。

3.1跨国饭店对所有权和日常经营权控制的权衡

对饭店投资方式的分类,可以根据饭店对所有权拥有与否和对饭店日常经营权控制强弱两个维度来进行划分。按照所有权完全所有、部分所有、合同管理和特许经营的顺序,跨国公司对投资企业的控制权是逐渐减弱的(Contractor,Kundu,1998)。如在选择饭店特许经营方式时,不论是特许经营商还是内部公司,要监督其服务质量代价是高昂的,因为特许经营商或当地子公司比母公司拥有更完善的信息(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和不同的信息(可能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可能会导致机会主义的商“忽视”服务质量,从而使得母公司和其他商的品牌质量贬值。因此,国际饭店集团选择投资方式时必须充分考虑自身对所投资企业的控制能力,确保服务水平的质量,以防经营效益和管理水平失控。

邓宁和马修(Dunning,Matthew,1981)通过对1025家跨国饭店研究指出,跨国饭店集团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投资形式有相当大的差别。发达国家的外国饭店客房有48%为跨国公司完全或部分所有,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只有18%,他们认为这与感知到的投资的风险密切相关。在发展中国家,不低于63%是采取合同管理的形式,而特许经营形式的比例很低,这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质量的控制问题。

就单个企业而言,在历史上总是规避非股权投资形式的香格里拉饭店及度假集团,其2003年自身拥有的饭店占90%,但其在2003年年度报告中表示,公司计划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扩张将大量采用非股权投资方式;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确表示在执行该战略时将极力确保质量和声誉不至于受到损害(UNTCT,2004)。又如,西班牙的饭店企业进行国外投资时,倾向于在以下3种情况下进行更多的资源投资,以便对所投资饭店享有更大的控制权(Purcell,Nicholas,2001):①文化不同的地区,倘如难以适当地衡量合作伙伴的行为(其他条件相同);②那些不存在任何高政治、经济或金融风险的国家,因为直接投资的灵活性很差、需要很多的资源投入(其他条件相同);③基础设施完善和直接投资的安全性高的目的地(其他条件相同)。

3.2跨国饭店对自身转移能力和资源的相对成本与获取收益的权衡

国际饭店集团转移能力和资源的相对成本对其投资方式的选择甚为重要。在分析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时,资源依托理论强调的是公司的能力和资产,而交易成本与委托理论强调的是能力和资源转让合同的签署、监督及执行的相对成本。如果通过市场出售资源或通过中间契约(包括特许经营、许可证和联盟)进行资源转移时交易成本太高,国际饭店集团就会选择内部转移或产权所有的形式进行投资。如果交换涉及的是国际饭店集团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包括管理技能、服务知识、品牌和母公司的声誉优势时,资源进行内部转移就会特别有效。一般来说,当企业采取横向一体化经营时,专门知识将会在内部进行转移;当采用纵向一体化经营时,投入和产出将会在内部进行转移(Purcell,Nicholas,2001)。虽然进行国外投资所获得的很多好处通常被认为是股权投资的独特特性,但也可以通过明智的非股权投资方式来获得。至少在饭店这个行业,为了攫取所转移资源和能力的经济租,并非总是要拥有国外实体(Dunning,Kundu,1995)。

3.3跨国饭店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风险的权衡

国际饭店集团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公司的所有者优势与所选区位的投入要素相结合,将比与其他区位的投入要素相结合要更加有利可图。所涉及的区位因素包括生产成本(工资率/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投入要素的可获得性及价格、税率)、转移成本(关税和非关税限制、交通成本)、来自中央和当地政府的财政资助、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以及政治和经济稳定性。

国际饭店所面临的风险可划分为四种,即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经济风险和投资风险。投资风险指其他因素可能会如何影响投资现金流的稳定性,其稳定性越大,有关资本的风险贴水就越低,调查表明,风险贴水需要格外考虑政治的稳定性,尤其是战争和的可能性,较温和的风险只需较低的风险贴水(Michael D Olsen.etc,1998)。就政治和经济风险而言,国际饭店集团决策者所感知到的东道国政治和经济风险越小,则他们在发达国家越倾向于特许经营,而在欠发达国家,他们则越倾向于股权投资,以确保对质量的控制;所感知到的政治和经济风险越大,则越倾向于采取合同管理的方式,这样一旦出现危机,在其撤离时所受损失就很小。

齐可坦等(Chekitan.etc,2002)在分析选择管理合同和特许经营方式的影响因素时认为,东道国如果缺乏优秀的管理人才则会倾向于选择管理合同,以避免特许经营造成的管理不善对企业形象造成损害;东道国如果有可以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必要的资金投资于设施设备,则更可能采用管理合同;东道国如果有良好的商业环境、较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则更倾向于采用特许经营。

3.4东道地区对引进外资的收益和成本的权衡

一个地区的饭店业引进外资往往会有利于当地饭店业的发展,例如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对当地饭店企业形成示范效应,有利于提升当地饭店业的竞争力。但与此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例如国外强势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可能会导致传统文化的逐渐丧失。因此,东道地区的政府应该对外资的利弊进行权衡,选取最有利于当地饭店业发展的投资形式。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制定跨国饭店的投资政策时,库斯路凡等(Kusluvan,Karamustafa,2001)认为,跨国饭店公司通常与客源国和接待国的包价旅游经营商、旅行社和其他工商企业进行一体化运作,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旅游业发展和连续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充分利用跨国饭店公司介入所带来的好处和使不合意的不利影响最小化,发展中国家需要对引进外资的收益(提供金融资本投资、专门知识和管理技能的转移、市场联系、效率、提升竞争力和服务质量、对当地企业的示范效应,以及保证服务质量、安全和正面的目的地形象等)与成本(经济收益降低、不适宜的开发规模和开发形式、沉没成本和投资风险、对跨国公司的过度依赖、外国控制及负面的环境和文化后果等)进行权衡,确定对外资的需求和选择合意的外资介入形式,并有针对性地设计外国投资的鼓励和管制政策,从而使饭店业外资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话,东道地区在制定吸引外资的政策时,有可能会拒绝或限制某几种形式的投资。

3.5跨国饭店与东道地区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

由于跨国饭店和东道国从各自利益出发,这就往往导致他们所希冀的市场进入方式难以统一。跨国饭店作为一个盈利企业,必须为股东或业主最大限度地创造利润,但是这种优先目标经常与东道政府的优先目标背道而驰,因为政府负责老百姓的福利以及得到同等机会、商品和服务的权利,他们主要关心就业、外汇、税收和增加本国货币流通等方面的问题。这种在理解、价值观上的差异以及不能理解和接受彼此的动机,往往使他们不能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Chuck Y Gee,2002)。

因此,跨国公司最终所采取的投资方式并非哪一方一厢情愿的方式,而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相互博弈的结果。跨国公司分析投资形式时,除了从己方角度来考虑外,还必须顺应东道国的观点和政策,否则国际扩张将不可能实现。

国际饭店集团和东道国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决定着最终的投资形式。一方面,东道国为实现自己雄心勃勃的增长和发展目标,需要大量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技能的注入,而这些技能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国际饭店集团手中。另一方面,国际饭店集团已经认识到公司技能包(skill package)的输出可以不受公司资本和控制的约束,这些因素的作用已经在改变着跨国饭店介入东道国饭店业的形式。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东道国寻求对外国投资者控制权退让的最小化及技能获取的最大化。由于东道国控制了跨国公司寻求经营的环境,跨国公司必须认识到东道国迫切需要增加技能转移和降低外国控制权的要求,并对之作出回应。反过来,跨国公司控制着东道国所急需的技能资源,因此东道国必须认识到跨国公司对控制权的合理要求,并对之作出回应。

以非股权投资方式为例,乌太(Uttam Dave.1984)认为,从国际饭店集团的角度来看,饭店合同管理和特许经营非常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允许在快速扩张的同时最小化资本投资、行业风险及在不确定环境中的经营风险。而从东道国的视角来看,国际饭店集团的这种投资方式也是合意的,因为饭店合同管理和特许经营使技能转移最大化,同时降低了跨国企业的控制权。根据乌太所构造的由控制权、风险和技能转移三个维度组成的“合作空间”理论:从东道国的视角来看,是在一个简单的控制――技能转移平面上来感知“合作空间”(venturespace),而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是在风险――控制平面上感知“合作空间”。基于这一理论,国际饭店集团的合作倾向是降低风险和/或增加控制,因而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合同管理或特许经营。而欠发达国家的合作倾向就是增加技能转移和降低跨国公司的控制权,因此其所采取的形式就是特许经营或合同管理。根据这些现实,双方合作就是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得到赞同的饭店投资形式。

4 跨国饭店市场进入方式的动态调整

当然,一个国际饭店集团所采取的投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会根据投资区域环境和自身发展战略的变化,以及随着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讨价还价力量的对比变化而进行动态的调整。例如,印度曾经一度将外国饭店公司的参与仅仅限制在采取技术服务协议的合作方式,随后允许采取特许经营协议方式,再后是扩展到同意使用管理合同,在20世纪90年代时允许外国饭店运营者在新建的企业中持有相当高比例的股权。现在,外国投资受到印度政府的欢迎,并为吸引投资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激励措施。这一系列的调整都是双方不断博弈的结果。

另外根据母公司的控制愿望和其国际经验之间的“U”形关系(Erramilli,1991),当饭店获得更多的国际经验和品牌知名度提高时,由于国际管理技能的动态变化,影响饭店选择投资方式的因素也会随之改变。一般来说,饭店集团刚开始进行国外投资时,倾向于对国外子公司采取完全控制的方式;但当集团变得更为国际化时,它就倾向于与当地合作伙伴分享控制权。康楚克特和昆度(Contractor,Kundu,1998)在回顾影响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和相关理论时指出,全球化饭店公司既是资金密集型企业,也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在早期,由于饭店的无形资产难以衡量和转移困难,大多数国际饭店集团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采取股权投资形式。然而到现在,采取合资方式已非常普遍。

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模式而言,不同的跨国公司遵循不同的战略。康楚克特和昆度(Contractor,Kundu,1998)在对世界上1131家饭店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进入方式进行研究后指出,37%的跨国饭店采取合同管理的形式,使得这成为国际饭店企业最为常见的投资形式;34.6%的跨国饭店是部分或完全所有的形式,而剩下的28.4%采取的是特许经营的形式。虽然饭店合同管理在所有的主要地区都很盛行,但股权投资和特许经营在不同地区差别较大。在北美,股权投资比重较低,而特许经营更为常见。相比较而言,在亚洲,特许经营不很普遍,而股权投资形式最为普遍。例如,洲际酒店集团(IHG)在美国主要采用特许经营方式,在欧洲主要采用股权投资方式,而在亚太地区主要采用合同管理方式。比较起来,雅高在美国更多依赖于股权投资形式,在欧洲更多采用特许经营的形式,在拉美地区,最常见的是通过合同管理方式进入(UNCTC,2004)。

5 结束语

篇(6)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12-0007-02

根据教育部文件《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应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以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教育教学改革,具体到“国际投资学”课程,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应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转型发展的需要。

一、重新定位“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目标

贯彻(教发〔2015〕7号)《指导意见》,应用型本科的课程教学应为生产服务一线培养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具体到“国际投资学”课程,由于“国际投资学”知识主要应用于国际资本运用和国际投资管理,因此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的目标就是在国际资本运用和国际投资管理方面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对“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使学生具备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分析能力

不同类型的国际资本其国际投资具有不同的动因,相同类型的国际资本的国际投资在投资规模、投资方式与管理风格等方面也往往差异较大,其对东道国的经济带动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往往很不相同。因此,要使学生具备国际资本运用能力,就要使学生具备相应科学分析不同投资类型、不同投资主体、不同投资规模、不同投资方式、不同管理风格的国际资本对东道国经济与社会的正负面影响的能力,以满足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人才需要。此外,“国际投资学”知识不仅可以应用于利用外资,还可应用于国际投资,而具备国际投资分析能力是做好国际投资的前提与基础。实践中,国际直接投资分析主要包括东道国投资环境评估、跨国经营企业的竞争力分析等;而国际间接(证券)投资分析包括基本面分析、技术面分析、资金面分析和行业面分析等。因此,使学生具备国际投资分析能力就是要使学生掌握不同方式国际投资的分析方法和技巧。

(二)使学生具备查阅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

英文信息的能力

做好利用外资与国际投资除了要具备国际资本运用能力与国际投资分析能力外,还要及时掌握国际资本与国际投资方面的充分信息。这要求应用型本科培养的人才具有较强的获取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信息的能力。实践中,国际资本运用、国际投资决策与管理对信息的及时性要求比较高,而这些及时的信息大多是英文的,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的应用型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人才就须具备查阅英文相关信息的能力。应该强调,查阅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信息不仅要有好的英文基础,而且要掌握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跨国公司等方面的专业英文术语以及查阅上述信息的途径、方法等。对此,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应该对学生在这方面的学习与训练做出安排。

(三)使学生初步具备良好的职业习惯

国际资本运用、国际投资决策与管理都是实务性非常强的工作,做好上述工作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习惯。以投资为例,投资行业的良好职业习惯通常体现在“对投资信息与数据的高度敏感、对投资风险控制的高度警惕、对恰当投资时机的耐心等待”等具体事情上。因此,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应该在课堂授课中向学生渗透、传递养成良好职业习惯的重要性,传授相关的隐性知识,使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习惯。

二、优化“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内容

“国际投资学”课程内容一般包括国际投资理论、国际投资主体、国际投资方式、国际投资决策、国际投资管理等。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也应该传授这些知识,但基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考虑,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在上述知识的传授中应与一般的本科院校有所不同。

(一)侧重国际投资理论的应用阐释

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的内容应该包括国际投资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的学生进行国际投资理论的讲授。基于培养学生不同能力的需要,任何一门课程的理论讲授都可以分为偏于理论创新的理论阐释和偏于应用的理论阐释,偏于理论创新的理论阐释主要讲授理论的产生背景、理论的内容、理论的假设条件、理论假设条件的改变对理论创新的启示等;而偏于应用的课程理论阐释主要讲授理论的产生背景、理论的应用环境、理论假设条件与实践的吻合与背离以及就如何应用理论对学生进行启示等。由于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国际资本运用和国际投资管理方面培养应用型人才,因此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国际投资理论的讲授应当是偏于应用的理论阐释。

(二)介绍实用的国际投资管理技巧

与一般的投资一样,国际投资也是需要大智慧才能做好的工作。要做好国际投资,不仅需要国际投资理论这种“道”层面的知识,还需要国际投资管理技巧这种“术”层面的知识,而且绝不能轻视这种“术”层面的知识。例如,在国际股票投资中,操盘技巧就很重要。在股票投资实践中,不同的操盘手根据同样的股票投资分析报告进行操盘取得的投资绩效往往相差很大,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应重视实用的国际投资管理技巧的介绍。值得强调的是,不论是国际直接投资还是国际证券投资,抑或是国际另类投资都有相应的投资管理技巧。积极学习投资成功人士总结的经验和积极参与投资实践是获得国际投资管理技巧的重要途径。

(三)注重即时国际投资信息的解读

“国际投资学”课程课堂授课应该与学生分享并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理由有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由于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国际资本运用和国际投资管理方面培养具备实践能力的人才,这要求“国际投资学”课程课堂授课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与习惯,而如何理论联系实际是“国际投资学”课程在课堂授课中必须做出引导的。无疑,教师可以引用案例来实现理论联系实际,但案例往往较陈旧,对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实践的价值不大。相反,如果在课堂上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则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上述信息对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实践的价值,从而使学生间接地得到实践能力的培养。第二,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是活跃“国际投资学”课堂的需要。应用型本科学生对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抵触较大,很多学生甚至觉得“国际投资学”“无用”(钟生根,2014)[1],这极易导致“国际投资学”课程的课堂氛围沉闷。如果在课堂上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学生会因为对即时的信息感兴趣而将注意力及时转回到课堂上,如果教师针对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对国际投资实践的价值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课堂的气氛就能很快活跃起来。

三、创新“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方法

对“国际投资学”的教学方法,有研究提出“基于情景的研讨式教学”(程金亮,2014)[2]、“模拟实验教学”(吕瑛,2006)[3]、案例教学(钟生根等,2014)[4]等。笔者认为,基于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调整,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应相应做出调整。

(一)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国际投资学”课程内容的丰富性与应用型本科培养人才的特殊性要求“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要综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例如,在讲授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部分时,由于要阐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的背景,此时应用案例教学方法引用理论产生背景下的案例进行解释就比较恰当;在讲授国际间接(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时,由于间接(证券)投资对操盘要求比较高,此时采用“模拟实验教学法”就比较恰当;在讲授国际投资环境评估时,可以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研讨特定东道国(如:巴基斯坦)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这种改善对我国特定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意义,即采用“基于情景的研讨式教学”比较恰当。

(二)充分发挥教学设备与双语教学的作用

用好、用活多媒体在“国际投资学”教学界一直受到重视(李辉等,2014)[5],笔者对此也持赞同观点,因为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教学内容以更简洁、形象、富有逻辑的方式呈现给学生。此外,笔者强调微信、QQ等现代通信方式与工具在应用型本科“国际投资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微信、QQ等现代通信工具的最大特点是传输较大文件上的方便性与快捷性。在教学实践中,由于要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是来自全球的隔夜信息,教师往往很难及时将其放到课件中,而通过微信、QQ等现代通信工具可及时传输给学生,使学生在上课前对这些信息有预览与思考,这样可大大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在教学语言上,有研究认为,“国际投资学”应用“双语”授课,因为“双语”授课有助于学生在专业工作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把握在国际企业、跨国公司工作的机会(吴立广,1999)[6]。笔者认为,“国际投资学”课程双语授课对学生最大的好处在于能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能提高学生解读即时的国际投资信息的能力,进而能增强学生的国际资本运用与国际投资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4]钟生根.独立学院国贸专业强化国际投资课程教学

的必要性和对策建议[J].对外经贸,2014,(11).

[2]程金亮.基于情景研讨式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以国

际投资学为例[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6).

[3]吕瑛.关于国际贸易专业国际投资学课程建设的探讨

[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校学报,2006,(4).

[5]李辉,侯志铭,高嘉琳.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投资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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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国际投资的实践活动出现了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传统的争端解决模式难以解决新的问题。迄今为止,国际社会仍然缺乏一个内容全面、广泛使用的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这远远适应不了国际投资迅速发展的新局面。如何建立健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投资的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是世界各国持续探索的问题。

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概述

(一)国际投资争端的概念

国际投资争端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投资争端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同国家之间的自然人、法人、政府等主体之间基于国际直接投资或者国际间接投资产生的纠纷。狭义的国际投资争端仅指产生于私人直接投资的争议。

(二)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方法

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方法,既有一国国内解决方式也有国际解决方式;既可以采取法律途径,也可以采取外交途径。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实践过程中主要有谈判、调解、诉讼、仲裁等方式,综合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司法解决方式

司法解决方式顾名思义是指在将国际投资争端交由法院进行审理,由法院依据应当适用的法律对争议进行审理并做出有拘束力的判决,争端双方当事人采取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履行法院的判决。实践中司法解决方式主要有东道国法院诉讼、外国法院诉讼和国际法院诉讼。

2.非司法解决方式

在国际投资发展的实践,各国发展出了多种非司法方式来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主要包括双方协商、斡旋与谈判、调解与调停、东道国当地救济、外交保护等途径。非司法方式灵活多变,可以适应不同情况的需求,也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3.准司法方式

一般而言,在国际投资争端中准司法方式指的就是仲裁的方式,是指由与争议无关的第三方对争议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一种途径。伴随着国际投资的不断发展,仲裁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正成为最为重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

二、现行的主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分析

(一)ICSID机制

ICSID是基于《华盛顿公约》而建立的专门性的国际机构,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投资争端的国际性仲裁机构。根据《华盛顿公约》的规定,ICSID具备完整的国际法律人格,主要可以行使三项权利:一是缔约能力,二是取得与处置动产或者不动产的权利,三是的能力。同时,ICSID在行使职责的过程中在缔约国境内享有豁免权等特权。

1. ICSID机制的特色

ICSID机制的第一大特色就在于中心对于管辖权的规定,首先在主体要件上,中心要求争议当事一方需为缔约国国家或者该国派往中心的机构,另一方则需为另一个缔约国国民;其次是主观要件,中心取得管辖权必须要争议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将争议交予中心进行处理。因此在缔约国之间产生的投资争端并不必然交给中心处理;再者是客观方面的要件,中心所要处理的投资争议必须是直接产生于投资的法律争议。此外,“法律争议”是指在中心管辖权范围内的权利冲突,纯粹的利益冲突并不由中心管辖。

ICSID机制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中心的排他管辖性。公约第26 条规定,除非另有约定,双方同意提交中心管辖的仲裁案件,不得再提交其他任何程序解决,而其他任何机构也不应受理。然而,争议缔约国一方可以要求把首先用尽当地各种行政或司法补救办法,作为其同意提交中心仲裁的一个条件。第27 条规定,对于双方已同意提交中心仲裁的争议,投资者本国不得行使外交保护权或提出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要求,除非争议的国家一方未遵守和履行对此项争议所作出的裁决。

ICSID机制的第三个特色在于中心的法律适用,中心在解决争议的法律适用上首先遵循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以及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时采取的补救原则。除了这两个原则外,中心还适用禁止拒绝裁判原则与公平与善意原则。中心的法律适用规则既保证当事人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意思自治,又避免了一般的国际仲裁机构适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

2. ICSID机制的优势

《华盛顿公约》作为一个国际公约,具有国际法上的法律效力,因此中心做出的裁决具备法律拘束力,需要得到缔约国的承认与执行。就争端双方而言,在裁决作出之时起就要受到裁决的拘束,尽管实践中中心做出的裁决可能被解释、撤销或者修正,但这些需要在公约所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如果投资方不履行中心的裁决,东道国可以要求本国法院强制执行中心的裁决或者要求投资者母国协助执行中心的裁决。如果东道国不履行裁决,投资者则可以要求本国政府采取外交保护或者提出国际请求等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ICSID机制还有利于平衡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利益,既可以保护处于弱势一方的外国投资者,又可以有效避免针对国际投资争端的政治化影响,从而公平、有效地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议。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最早是建立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基础之上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内在的制度性以及程序性的设计对投资争端的解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统一性

在DSU机制确立之前,缔约成员中发生争端的双方适用GATT第22条和第23条,同时也适用关贸总协定中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但是,各协定在有关问题的规定上有时存在冲突,往往使冲突双方无法通过这些协定有效地解决争端。自从确立DSU机制以来,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形成了一套统一的机制。同时,当DSU与其他适用的协定出现抵触时,应当依据具体的协定规定,优先适用该协定。

2.管辖权的强制性

DSB对案件的管辖权具有强制性,这区别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争端解决机构需要以争议双方自愿为前提才能取得管辖权。从具体规则来看,对在WTO框架下产生的投资争端,申诉方有义务将该争端提交至DSB。只要申诉方成功提起争端解决程序,被申诉方必须接受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而机构做出的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裁决,将会被采取报复等措施。

3.争端解决机制的启动具有自主性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解决争端的程序是否开始是由发生争议的当事人自主决定的,他方不得进行干涉。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涉及程序的事项有十分详细的规定,要求争议双方严格遵守。

在长期的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制不断地发展与完善,迄今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一套制度。该机制的优势主要在于:首先,WTO机制规定的内容详实,对于程序性事项的规定十分全面,因此有利于争端双方迅速、高效地解决纠纷,极大地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其次,WTO程序中规定的交叉报复程序能够有效保证当事人履行裁决,提高了裁决的执行力度。

(三)NAFTA机制

在所有生效的国际投资条约里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NAFTA)被普遍认为是为投资者提供了最高的投资保护标准的国际条约。NAFTA机制第十一章所确立的ISDM,无论从实体规定还是程序的设计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该机制的实践历程代表了国际社会对投资者保护的一种发展趋势。

1.适用的范围十分广泛。与传统的国际投资协定相比,NAFTA机制对于“投资者”以及“合格投资”的理解十分广泛:首先,该机制将“投资者”分为“国民”以及“企业”两大类。“国民”的范围不仅包括具备了一国国籍的自然人,也包括了具有一国永久居住权的自然人;而“企业”则扩展为一切商业性质的实体。同时,对于投资者的范围也不限制与正在进行投资的人,计划进行投资的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被认为是投资者。NAFTA机制下的“合格投资”不仅包括传统的股权、债券等投资,还扩展到了房地产、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

2.对企业经营自的严格保护。为了防止对企业的经营自的不当干预,NAFTA机制明文禁止缔约国政府在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阶段对另一缔约国的投资者加以限制。这些限制包括:投资者需要出口一定比例的产品,必须优先利用东道国的资源,向东道国转移技术等。同时NAFTA机制也禁止东道国对企业提出业绩要求。

3.征收补偿标准高。NAFTA机制下对东道国征收的补偿标准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不仅东道国政府进行征收的情况加以限制,也提高了补偿的标准。这与美国一贯坚持的“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补偿标准相一致。

三、当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

(一)国际投资法体系散乱并且缺乏统一性

目前,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具有全球普遍效力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是ICSID机制以及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尽管这两种机制都在争端解决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两者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是实践中两者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冲突的情况。典型的就是在东道国既违反了WTO的义务同时也对投资者违约的时候,此时如果投资者以及投资者母国分别将争议提交ICSID和DSB,那么就会产生管辖权冲突的问题。

同时,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各个自贸区的建立,每个自贸区都发展出了自己的争端解决机制,国家之间签订的投资协定中往往也包含着争端解决的条款。因此,可以说国际社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领域的规定是十分庞杂且缺乏统一规定的。不同的机制之间往往缺乏协调,在发生管辖权冲突的时候难以调解。

(二)各种争端解决机制自身存在不足

就目前常用的几种争端解决机制而言,其自身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例,其目前适用的范围相对有限,主要限于国家之间的“有关贸易的投资措施”的争议。而对于ICSID,该机制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案件的审理效率相对较低,审理周期较长。双方当事人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时间成本来获得合理的判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心的裁决力。同时,中心的裁决经常笼统地适用国际法规则,这使得中心的裁决具有不确定性。而NAFTA机制所采用的直接诉讼的方式在实践中也经常引起争议,对于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有对投资者利益保护过重之嫌。

(三)投资争端所涉及的问题日趋复杂化

随着国际投资自由化程度以及各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投资不仅在投资领域不断拓展,而且投资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同时,由于国际投资的项目往往规模巨大,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因此与投资有关的争端问题也变得十分复杂与困难。现行的机制在面对国际投资争端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时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显得捉襟见肘。

四、上海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使得我国的对外开放的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实施,我国的投资规则即将与更高标准的国际投资规则相对接。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这一系列的投资新规则也将产生新的投资争端,因此需要我们创新投资制度,以应对新情况的要求。对此,笔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基于诉讼途径创新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1.尝试建立“集中管辖”制度

由于上海自贸区本身即作为一次制度上的大胆尝试与突破,在其范围内产生的国际投资争端必然会具有特殊性,因此涉及自贸区的国际投资争端可以由自贸区法庭进行集中管辖。集中管辖将有利于充分考虑案件的特殊性、提高案件的审理质量,也有利于问题的集中发现以及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不过集中管辖会突破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的规定,因此需要有权机关赋予上海自贸区法庭相应的权力。

2.在现有的法律适用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

目前我国的《法律适用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对于当事人选择法律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这些限制往往是为了考虑我国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是考虑到上海自贸区吸引外资的需要,对于自贸区产生的投资争端可以允许双方当事人在选择适用的法律上有更大的自由。

(二)基于仲裁途径创新投资制度解决机制

1.允许自贸区仲裁庭引入“友好仲裁”制度

“友好仲裁”是指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庭依据双方当事人的授权,基于公正善意原则来作出裁决。我国的仲裁法不允许仲裁庭适用友好仲裁的原则,必须严格依据我国冲突规则所指引的准据法。鉴于自贸区投资争端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我们可以考虑在涉及自贸区的案件引入友好仲裁制度,增加仲裁庭法律适用以及裁量案件的灵活性,有效应对不同纠纷的需求。

2.尝试构建特设仲裁机制

上海自贸区可以率先尝试构建特设仲裁(临时仲裁)制度,特设仲裁与机构仲裁相比较往往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可由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仲裁规则、仲裁员、适用的法律等。因此,特设仲裁可以作为机构仲裁的一种补充性的手段,在机构仲裁无法适用复杂案件时加以适用。

五、结语

在构建上海自贸区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时,我们应当充分吸取ICSID、WTO争端解决机制等制度的优越性,将其与上海自贸区的自身特色相结合,有效地解决区内、区外法律纠纷。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探索与创新将成为一块试金石,促进我国相关国内投资法律制度的创新以及与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与贸易规则的对接。

参考文献

[1] 史晓丽.国际投资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63.

[2] 金成华.国际投资立法发展现状与展望[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3] 叶兴平.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最新发展[M].法律出版社,2006.

[4] 王贵国.国际投资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 章.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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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定义及其受保护的战略意义

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是国际投资的一种,是指一国国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入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是国际间资本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国际直接投资被认为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廉价劳动力等重要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经济的重要途径。海外投资主要包括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两个方面,对于前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海外投资是为剩余资本谋出路,扩张国际资本,获取大量海外利润乃至超额利润的过程。对于后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吸收、利用外资,解决国内资金匮乏,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水平和管理知识,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关系联系愈加紧密。运用国际投资,各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是符合国际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总体要求的;并且对国际经济增长、国际分工和合作均发挥着重大作用。

由此可见,国际海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二、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保护方式

基于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战略意义,各国都积极采取各项有力措施来保障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各项有力措施中,法律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譬如税收的高低,外汇的管理和限制,特定营业活动的限制及其范围等都是通过一定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有一定的影响力,作为上层建筑部分的法律与作为基础的经济是互相影响的,任何某种法律制度的变化都可能带来相应行业具体经营方式的变化。因此,投资者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必然应该充分考虑该国法律条件的稳定性,并对可能发生的法律条件变化提前预估,综合分析对投资效益的可能性影响。所以,无论是资本输入国,亦或是资本输出国,均应积极寻求国际投资环境项下的法制保障,或防患于未然,或出于应变,从而维护国际投资环境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具体的法律保护形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方式:

(一)国内立法

1.资本输出国的国内立法

从资本输出国也即投资国投资者的国内立法看,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对投资者在国外遭受的损失,按照国内法律体系的相关规定给予补偿,即是所谓的对外投资的保证制度。二是投资保险制度,指的是投资国本国的银行或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契约事先约定的协议弥补投资者相应的损失。其特征涉及保证的范围与对象两个方面:对于保证的范围,仅限于私人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不包括其在海外的间接投资。对于保证的对象,仅限于政治风险,即由于资本输出国国内的政治或者经济原因而引起的风险,而如自然灾害、市场性货币贬值等所造成的一般性商业风险则除外。具体的损失补偿数额依契约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进行。根据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所承担的补偿份额也有所区别,比如美国法律就规定承受投资者得全部损失,而其他一些国家则规定投资者承担少量的损失,比如日本、荷兰等国就规定投资者至少承担10%的损失。

2.资本输入国的国内立法

资本输入国国内法对投资所提供的保护,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采取如外国投资法、税法、外汇法这类地域性淡化的法律。再者,有的国家会采取政策公告,或者政府与外国投资者以合作、合资的方式为特定经营对象所签订的协议等方式提供保护。这些外资立法,各具特色且具体规定各不相同,但总结起来,法律保护导向主要是对政治风险的担保,依法保护其合法的财产及其它合法经营利益,对于特殊经营产业的投资者,给予合法、适当的各类优惠措施。

(二)国际条约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于国际商业贸易交流与发展的需要,在各国经济交往中,为减少或避免因各国立法的差异性产生的适用法律上的冲突问题,开始尝试制定国际统一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的诞生对经济领域的某些方面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然而,由于投资国和接受国利益上存在冲突,目前国家间保护投资安全的主要措施是有关国家缔结的双边条约、多边协定等非同一法律规范的形式。

1.双边投资保证协定

该协定是指,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相互缔结关于鼓励与保护投资的协定,其侧重于政治风险的担保。这种双边协定,是将投资保护通过政府主体进行承认,是对双方的共同保证,是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一类重要保护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外国投资者投资地位,资金利润的自由汇出、国有化及其补偿的方式和标准,投资争议的解决机制等。

2.多国保护国际投资公约

即是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规范三国几三国以上之间投资关系的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具有代表性的协议有:《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华盛顿公约》等。这类公约涉及的范围广泛,涵盖具体投资范围的规定,争议解决程序等内容。但由于各国有着各自不同的立场,所涉国家数目较多,很难做到绝对平衡,容易产生各类争端。

三、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保护中的法律冲突与协调

(一)冲突

东道国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天然就处于不同地位,在国际投资中两者会因为地位、立场、社会制度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类别上的冲突。由于实践具有个案性与不确定性很难一一举例,因此这部分主要从法学理论之争的角度看看待关于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保护存在的冲突:

1.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

对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的争议,源于国际投资活动产生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主要有三种待遇标准,即国民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标准、国际标准。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采用国民待遇标准。该标准强调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待遇,既不应受到国内投资者的歧视,也不应享有特殊权利。这不仅直接和国内法制精神相契合,而且完全符合国家主权这一大原则。然而,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对国民待遇这一标准却持有异议。他们认为,按照国民待遇标准,对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应适用国际标准。其实质表面上看是以资本输出国的国内法为基本确认国际标准,往更深层次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给予外国投资者以特权,以期对发展中国家滥用外交保护权,进行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干预寻找潜在的突破口。然而,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不是源于国际法,而是直接源于东道国的国内法。只要东道国没有违背国际条约中承担的具体义务,就没有理由以国际标准取代其国内法确立的标准。

2.外交保护权

外交保护权是指通过外交途径对本国侨民在国外的正当利益提供保护,这种保护以侨民所在国应承担国家责任为前提条件,所谓国家责任是指国家责任是指由于国家的违法行为或损害行为一国在国际法领域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外交保护权的基本内容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本国侨民在外国的正当利益受到侵害而未获当地救济时,毋须当事人申请,国家相关的驻外机构可随时向侨民所在国提出救济或赔偿要求。二是本国侨民在该外国得不到合理、及时救济时,为保护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采取外交方式,对东道国提出相应的要求,也是合法、正当地行使外交保护权。

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无论是上述何种情况下的外交保护,均应服从东道国法律管辖,应当依据东道国的国内法的规定请求行政或司法救济。但是,在国际投资实践中,发达国家往往利用第二层次的外交保护权大做文章,滥用外交保护权,维护其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当发生投资争议时,完全无视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强行外交干预本属于东道国国内法管辖的问题。这类行为实际上是将外国投资者置于国家权利的庇护之下,导致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特权地位的行成。综上所述,在外交保护这一问题上学界也存在着大量争议和分歧。

3.国有化标准及赔偿问题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内的外国企业财产进行征收或没收,从而实行国有化是否具有合理性曾经产生过争议。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法学家认为:国有化可分为合法国有化与违法国有化两类情况。符合下述三个条件的国有化为合法的国有化:其一,国有化的实行必须是出于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二,国有化须对外国投资者实行无差别待遇,即通常所说的国民待遇;其三,国有化所造成的损失须对外国投资者予以公正赔偿。不符合这三项条件的国有化则被归类于违法的国有化,可以追究相关国家的国家责任。对于三个合法国有化的条件,因前两个条件是国际法上公认的原则,第三项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导向,也是存在争议的一项。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第三条其实质是变相的以是否公正赔偿作为区分国有化合法与否的惟一参考标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地位。

(二)协调

由于在国际投资保护中存在着上述法律冲突,为了在彼此冲突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点,应对不同国家的国际投资保护问题法律地域性特点采取限制措施,建立一种统一、协调的对话平台则显得尤为重要。而国际法是一个跨地区性的法律学科,在这个问题上借助于国际法制度,无疑是有效的。国际上通行做法主要包括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多边投资保护公约。其中,适用最为广泛的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也是目前国际投资法律协调中最主要的方式。虽然其实质是一种契约,不同的各国当事人所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内容肯定具有差异性,但双方共同承认的投资者、受保护的投资形式、投资者的待遇标准、政治风险的保证等该类基本构成要件是一致的。采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特点有两处:一是协议的当事人范围确定优先,所调整的关系仅限于两国之间,更易于从各自的国情出发,更容易在尊重彼此的法律权益并顾及各自的特殊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在协定中更利于协调一致,便于实际操作。二是在高度共识基础上所形成的双方条约,对于协定两国来说,具有高度的共同法律约束力,便于双方均完整的遵守和实际操作,降低发生争端的可能性。

然而,不同社会制度背景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两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利益立场、国家背景不同,在有关条款的订立及解释上难以达到前述的高度共识,无法形成绝对法律约束力,使双方都各执己见,造成实际执行力不足,易造成条约的形式化,无法真正意义上实现争端的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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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国际创业模式的基本分类

本文根据大量文献研究,并结合当前形势下对国际创业的新要求,将我国的国际创业模式分为四种类型即贸易型创业模式、契约型创业模式、投资型创业模式和联盟型创业模式。

(1)贸易型创业模式。贸易型创业模式是指企业将母国境内的产品向目标国境内销售的模式。主要包括间接出口和直接出口两种方式,贸易型创业模式是大多数企业进行国际创业的初始策略选择。

(2)契约型创业模式。契约型创业模式是指公司在目标国的公司中不参与股份,通过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各种资源与目标国的公司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而进入国际市场。它又分为许可经营、特许经营、管理合同、合同制造、国际分包合同、一揽子合同等方式。

(3)投资型创业模式。投资型创业模式是指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直接建立公司进行国际创业。投资型创业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股权参与。因此对目标国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市场开发有更大程度的掌控权。投资型创业模式所形成的企业可以分为独资经营企业和合资经营企业。

(4)联盟型创业模式。联盟型创业模式是指两个或多家企业为了实现优势互补、扩大国际市场、实现共赢的目标而制定的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协议。联盟伙伴必须坚持平等互惠、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原则。与合资企业相比,联盟型创业更偏重于战略。它并不以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而是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相一致。战略联盟模式已经成为国际创业的新兴方式。

2.不同国际创业模式的特性分析

不同的国际创业模式具有不同的内在特性,公司根据自身对特定环境的判断选择不同的国际创业模式。

(1)资源投入。企业进行国际创业时在数量和结构上的资源投入会影响投入成本和其他因素的作用空间,也会构成企业的退出障碍。在贸易型模式中,资源投入最低;在契约型创业模式中,产品生产到销售的一系列过程中建设和经营这一最大的费用支出由被许可方承担,则许可方的资源投入也比较低;在联盟型创业模式中,由于企业之间是相互合作关系,其资源投入大多数都在合作中己方的义务的行使以及维系联盟的关系中。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联盟合作中资源投入较低。而在投资型创业模式中,企业在目标国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因此具有最高的资源投入水平。

(2)掌控程度。在国际创业过程中,对企业的掌控权是企业运营必不可少的。中小企必须对具有相对优势的资源拥有一定程度的掌控权。加强对企业的掌控程度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获得资源和市场的最大回报。不同的创业模式有不同的掌控程度。对于贸易型创业模式,企业所能控制的资源相当有限;在联盟型创业模式中,企业一般仅对自己的部分具有掌控权;在契约型创业模式中,企业对于国外的实体有一定的掌控权;而在投资型创业模式中,中小企业的控制权则更强。

(3)风险水平。任何创业型的投资活动都具有风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进行创业活动时面临的风险会更大。不同的国际创业模式具有不同的风险水平。在契约型创业模式中,企业的专有技术有可能泄露给竞争对手,或者由被许可方不规范使用,这将直接损害许可方的利益。联盟型创业模式中,由于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合作关系,运营中的风险可控性比较好。企业而在贸易型创业模式和投资型创业模式中,由于目标国企业很难接触到企业的核心优势和有效资源,风险变得很小。

(4)应变能力。应变能力是指企业迅速地改变国际经营方式或地理区域的能力。不同的创业模式意味着企业在国际创业中不同的灵活性。企业的资源投入将影响到企业迅速做出市场调整的反应能力。企业在目标市场的投入资源和面临的应对风险的应变能力成反比关系。贸易型创业模式在目标市场投入的资源最低,其应变能力就最高;而契约型创业模式和联盟型创业模式则介于贸易型创业模式和投资型创业模式之间。

根据上分析,我们对不同创业模式的内在特性做表格表示如下:

3.不同国际创业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不同的创业模式具有其本身的优势和劣势,这也将影响企业针对自身状况进行国际创业模式的选择。本文通过对不同模式的分析,列出优势和劣势及适用企业类型。

(1)贸易型创业模式。贸易型创业模式具有低成本、高效率以及人员配置、产品供给和资金运用的提供便捷、控制成本低、风险水平低、反应能力强等方面的优势。但会受国际市场影响波动大,公司无法全面了解产品的市场状况;也会受到贸易壁垒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规模小、资金缺乏、海外市场经验不足的中小企业会首要选择贸易型创业模式。因此,贸易型创业模式一般被公认为是新兴企业开始跨出国门,实现国际化的第一步。

(2)契约型创业模式。契约型创业模式可以节约除了合约所规定的任务外的一切成本,风险水平较低;同样,也会失去同等的市场掌控权,利润回报率较低。一般意义上讲,拥有专利技术或特色服务的无形资产但是却缺乏资金支持,国际营销经验少的中小企业会采用契约型创业模式。研究表明,高新技术、餐饮、旅游等产业趋向采用契约型创业模式。

(3)投资型创业模式。投资型创业模式可以得到对目标国生产经营和市场活动的最大掌控权。随着掌控程度的增强,企业会加大资源投入,从而面临的市场风险会加大,面临风险时的应变能力也会减弱,这种模式的利润回报的周期也较长。对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或中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发展战略选择此种创业模式。

(4)联盟型创业模式。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因此可以通过开展合作,达到优势互补的目的。联盟型创业模式不仅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还可以共同进步,提高生产力水平。但是它仍然具有结构松散、边界模糊、交流成本增加的劣势。当前,网络或组织已成为企业组织发展的一种趋势,战略联盟正是具备网络组织的特点。

4.总结

本文在分析了四种基本的国际创业模式的基础上,对比了它们在资源投入、掌控程度、风险水平和应变能力等四个方面的内在特性;分析了这四种国际创业模式的优势与劣势;并据此提出不同的国际创业模式适应的企业类型。总而言之,企业在进行国际创业时需要根据每个模式的内在特征,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国际创业模式的选择。此外,由于企业的外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不断变化,企业应该及时调整国际创业模式,做出最优决策,才能推动企业国际创业的不断发展。(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 范家琛.河南民营企业国际创业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9,01:227-228.

[2] 甘碧群.国际市场营销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篇(10)

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是中国企业必经之路,大体经过了由出口贸易贸易与投资并存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其中国际投资在跨国公司对外扩张方式中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的金融活动主要有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投资风险管理。本文从这几方面对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进行论述。

一、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决策

跨国公司在投资前,须对所投资项目的未来经营状况进行预测分析,以选择最佳的投资方案。这里,本文主要论述跨国公司投资的资本预算(投资决策分析)及跨国公司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跨国并购的运作方式。

(一)跨国公司投资的资本预算

公司的项目投资具有不可逆的特点,因此在项目投资之前,需对所投Y项目的未来经营状况进行预测分析,判断该项目投资所产生的未来经营收益是否能够收回期初的投资,即投资决策分析,称为资本预算。

(二)跨国并购的运作方式。

1.现金收购。它是公司并购活动中最清楚、最迅速的运作方式,在各种运作方式中占很高的比例。2.股票收购。股票收购是指收购方通过增加发行本公司的股票,以新发行的股票替换目标公司的股票,从而达到收购目的的一种出资方式。对兼并公司而言,这种方式的不利影响是股本结构会发生变动,如逆向收购等等。3.其他方式。主要有混合证券收购、杠杆收购、企业剥离等方式。

二、跨国公司国际投资的融资及其决策

(一)跨国公司国际投资的融资

跨国公司的融资包括国际股票融资、国际债券融资、欧洲票据融资以及国际银团贷款(又称辛迪加贷款)。国际股票融资具有不还本付息,不增加债务负担,灵活控制海外经营,增加国际市场知名度等优点。其发行上市要求企业财务状况良好,资本结构稳定,具备足够的实力,并按照上市发行地点的法律规定准确披露公司的财务信息。国际债券融资在减少企业筹资成本,控制股权,调整资产负债率等方面具有优势。欧洲票据融资融合了银团贷款和债券的优点,具有成本低和灵活性强等特点。

(二)跨国公司的国际融资决策

跨国公司在进行融资决策时,应当考虑各方面因素,主要有:

1.选择适当的融资策略,减少融资成本。包括对融资货币的慎重选择,降低融资风险。此外,通过选择融资地点,跨国公司还可以降低融资的税后成本。

2.发挥公司筹资优势,绕过信贷管制。为了鼓励投资方向,稳定利率和汇率,当前各国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国金融市场实施干预。当一国发现资金流出过度时,外资企业在当地金融市场筹措资金便可能受到政府信贷配额管理的限制。跨国公司一方面要和有关当局协调好关系,争取尽可能多的信贷配额,另一方面,还可利用其筹资渠道多样化、内部资金调度灵活的筹资优势绕过信贷管制。

3.建立最佳资本结构。由于财务杠杆利益和财务风险并存,跨国公司在筹集资金时,根据公司具体情况作出权衡,正确安排权益资金和负债资金的比例。跨国公司应当找出一个最适当的负债比率,使公司综合平均资金成本率最低。实际上,跨国公司的负债率都高于母国的国内企业,由于跨国公司规模巨大,总体现金流量稳定,投资者易于接受其较高的债务比率,所以跨国公司可以在不影响其筹资能力的情况下,利用更多的债务资金,获得更多的利润。

三、跨国公司的投资风险管理

(一)汇率风险管理

1.期外汇市场,进行远期的本外币的外汇买卖或进行外币掉期交易,以避免会计折算风险。

2.向外国银行贷款,用投资收益来偿付贷款,以避免由于货币冻结,资金兑换的限制。

3.提前或推迟支付,以实现支付时间上的风险转移。

(二)利率风险管理

由于利率在不同市场和不同币种中的变化对投资效果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利率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不易被人察觉的,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必须要分析多国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化,进行综合分析,规避利率风险。

(三)经营风险管理

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的主要是经营风险,跨国公司必须要对其加以特别的关注。投资者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便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以对经营风险进行管理。对跨国公司经营风险管理可采取风险适应策略、风险控制策略、风险分散策略、风险回避策略等策略规避风险。

(四)国家风险管理

1.正确评价投资经营的政治环境。跨国公司在作投资决策时,最为敏感的是东道国政局是否稳定,这关系到能否在某国作长久而稳妥的投资。因此,投资者在作投资计划前会认真研究东道国的政治、政局是否稳定,战争、内乱是否会出现等问题。因为政局不稳定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从而会影响每个投资者的投资收益。

2.投资分散化策略。主要是指在投资时选择少数几个自己熟悉的投资品种在不同的阶段分散资金投入。然而,由于存在风险反感,跨国投资者会要求超过资金时间价值,用于回报承担投资风险的那部分额外报酬。在进行投资风险决策时,跨国公司的重要原则是既要敢于进行风险投资,以获取超额利润,又要克服盲目乐观和冒险主义,尽可能避免或降低投资风险。在管理决策中要追求的是一种收益性、风险性、稳健性的最佳组合,或在收益和风险中间让稳健性原则起着一种平衡器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葛亮,梁蓓.国际投资学[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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