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1）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学所规定的对象“如何选择”。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2）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3）

中图分类号：A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261-02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理论经济学，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是两种基本立场对立的基础经济思想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9 世纪40 年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主要最激烈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以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历史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段矛盾，阐明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派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对象，通过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从这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水火不容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对立的阶级性。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因而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做出不相同的解释，提出不相同的政策主张，得出不相同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层次、国家和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研究经济理论。与此相反，大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其实，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公开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惟一可能的生产方式。

（3）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看法相异。

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所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涉及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于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哲学教科书所认为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其中的一个部分。

（4）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看法相异。

从研究内容上看，西方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计量和实证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定性，规范分析。如有关工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购买到工人劳动力后，就取得劳动力使用权，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工人的劳动能创造出新价值，新价值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和剩余价值，工人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资本家则得到剩余价值。这就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西方经济学认为劳动的价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即是工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这就是说，资本家雇用的最后一个工人所增加的收益等于应付给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这一本质。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上的，更具有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大体上来说，是以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迄今为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数学分析，一种是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多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偏重分析经济运行，就像萨缪尔森的规定，其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总体上说它着重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要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得用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

2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只要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弄清了经济学的实质，就可以更全面地更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一套研究规范。这些经济理论由于在研究规范上的基础相同，使得他们同列入西方经济学的门下。马克思提出的很多理论思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存在一些交集的。比如说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劳动价值论为例，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价格理论并非与此完全矛盾。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有关福利经济学，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它们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商品经济具体机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与市场的运行等，其真正的目的是如何使微观经济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关“经济人 ”的假说 ，通过数据的计量检验，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以达到特殊个体的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建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作为重点，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来推理、预测未来社会的生产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有反映各自特性的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一般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西方经济学也是处在不断演进和不断发展中，经济学体系的演进其实质上也是一个综合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被兼收并蓄地容纳进西方经济学框架里，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浅显的说，政治经济学就如同一个大厦，各个经济学家的不同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同具体意义上的建筑材料，其中合用的材料常常被用于其中。有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本来就是大夏具体的建筑材料。也可能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同时又被分解成各种素材后又重新建构成新的大厦，从而形成了更加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他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组合构建最著名的就有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所以说从研究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的共性。

3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关系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可行的吸收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运用一些共性的范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从而创立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新范畴。比如我们可以从私有剩余价值和私有资本中抽象出剩余价值一般和资本一般，把它们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创造共有剩余价值和公有资本的新范畴。我们可以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置于一个统一的一般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待，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起具有科学，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两个异质的机体。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同时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体系，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仔细地把西方经济学中可资借鉴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系

Keyword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estern economicsrelations

作者简介:朱黄莉,女,出生年月:1983年2月,土家族,籍贯:湖北省恩施市;学位:经济学学士,工作单位: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职称:助教。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学生在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上往往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政治经济学受意识形态影响,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已经过时,而西方经济学对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是真正的经济学。因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应以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二是,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是“庸俗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不能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1、阶级性上的差异

从阶级性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

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虽然双方都会从对方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自的阶级立场和本质属性。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

2、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引用

美国当代经济学权威代表萨缪尔森在他那本广为流传的教科书《经济学》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1]简单的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中对稀缺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类的无限多样的欲望和需要的一门社会科学。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论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存在差异的的。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条件来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它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力而不是研究生产关系。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解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它是一门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学科。

3、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将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稳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终究会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而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坚持了唯心史观和理性主义。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建立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地存在。

另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规范分析,采用抽象的方法进行定性分析,研究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侧重于实证分析,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推理、计量、检验,探索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运行机制、运行规律、资源配置、分配制度、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为政府和经济主体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

4、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1)价值理论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格不过是商品价值在货币条件下的外在表现。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商品的价格还受到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但是,市场供求力量只是一种“干扰”性力量,它只是使价格暂时偏离价值,围绕价值波动,决定商品价格的还是商品的价值。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供求均衡价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一种商品与另一商品的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就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并不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

(2)收入分配理论的差异

因为将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工人的工资只是工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所得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均来自对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样,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就体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以及土地所有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仅仅当作生产要素的一种来进行研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该理论运用要素边际生产力理论以及供求方法分析得出,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要素市场的供求均衡来决定的,这一价格就构成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它可以被看成是要素对生产做出贡献而所获得的报酬。这样在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中,工人的工资如同利息、地租一样,都是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是生产要素在要素市场供求作用下的价格,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因而并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问题。

(3)对资本理解的差异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对资本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或资本品包括那些生产出来的耐用品,它们在进一步的生产中被作为生产性投入。”[3]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作为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认为这种要素是和劳动、土地一样,都是生产的必要条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不是具体的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4]资本虽然也以物的形式存在,不断交替地成为商品和货币,相继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并进行不断循环,但资本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是能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殖的交换价值或货币。资本的本质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其次,在对资本作用的认识上,二者也存在分歧。西方经济学用资本边际生产力来证明资本的作用。在其它生产要素不变的假设情况下,通过增加或减少资本的投入来分析资本投入对产出和收益的影响,由此衡量资本的作用,计算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经济学论证了资本在生产中的贡献与资本的收益是相对应的,说明企业获得收益与资本有关,资本家通过资本来获得收益不是剥削,而是正常的经济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资本的生产性,认为资本代表生产力的一个方面,但是资本生产力并不是资本本身带来的,而是劳动生产力的另一种体现。资本靠对劳动的雇佣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占有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收益,资本的收益来源于对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不合理的。

在研究内容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只是列举一二。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共性探讨

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

者同属经济学范畴,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是存在很多的共性的。

1、二者拥有共同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而西方经济学学者也同样将古典经济学作为其来源。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比喻为由古典经济学“这棵大树”分出的“两个枝干”[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拥有共同的起源,即古典政治经济学。

2、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共性

前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共性。

抽象演绎法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则继承和发展了因果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后,很多人对其进行了评论。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认为,“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拥有的。”[6]

另外,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也不可能是站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角度上提出来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经济规律,尽管他们在对经济规律本身的具体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3、二者在研究内容上存在着共性

首先是在生产力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很重视生产力理论。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经济学也有生产力理论。例如熊彼特的创新生产力理论、贝尔等人的知识生产力论,李斯特所论述的生产力的体系。西方生产力理论注重的是生产力的技术方面。

其次是在有关市场经济规律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对象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他在该书中详尽研究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现象和规律有全面而深刻的剖析。而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进行的研究。同时,对市场经济的特征,二者有着相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着是独立的法人,是市场的主体;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的。

三、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作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要引导学生理性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1、引导学生认识二者的科学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是必须使学生认识到,二者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都具有科学性。另外,二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劳动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其指导意义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和立场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对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转换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资本市场,政府对资本市场进行调控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引导学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互补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对经济本质的揭示,而西方经济学往往注重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能够更好的完善经济学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质的分析,西方经济学注重量的分析,我们在具体研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注重质的分析,也要注重量的分析。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规范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注重实证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研究了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现象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回避作出社会评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砸揭露现实经济中的缺陷和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更有利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3、引导学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借鉴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过分侧重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规律性,对市场经济的具体运行研究不足。而西方市场经济是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市场经济。所以,研究西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必然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另外,西方经济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比如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

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同样需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份。西方经济学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对表层现象进行解释,而忽视了揭示经济发展的本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历史的、发展的角度进行本质的、内在的分析。另外,西方经济学过于侧重于单纯的资源配置或者是人的选择行为,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而经济活动最终是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始终关注人的解放,立足于研究生产关系这一主体,立足于整个社会在经济力量推动下的形态变化和结构变化。因此,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也数需要借鉴的。

总之,在对待二者的关系上,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4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8

[3]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204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5）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的关系，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本末倒置”。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只能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明显缺陷，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饥不择食”。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须知，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的限制，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其中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始终存在的理论盲点甚至误区了。比较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忽视了实践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失灵”，常常使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往往视农业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起来的现实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等等。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不分优劣正谬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崇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也看成金科玉律。事实上，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论及，前人没有实践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更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善于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筛选。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6）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5-085-07

吴易风教授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吴易风教授的研究工作起始于60年代初，他的第一部著作《空想社会主义》完成于1965年，经过长期精心的修改，于1980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他的另一部经济学著作《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于1988年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为开端，吴易风教授完成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一、对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

1 科学界定古典经济学。关于如何界定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外经济思想史学者们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争鸣和论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直拒绝接受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转化为庸俗经济学的论断。吴易风在《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古典经济学范围的窄、中、宽三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地批判了西方经济学有意抹杀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界限，拒绝承认庸俗经济学的客观存在，揭露了西方经济学替资产阶级辩护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于1830年从古典经济学转化为庸俗经济学。当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吴易风教授根据马克思对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划分的理论的论述，在经过长时间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分为产生、发展和完成三个历史时期，确定了配第、洛克、诺思、康替龙、范德林特以及“斯密的那位匿名前辈”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时代的经济学家；确定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的经济学家；确定了李嘉图以及威斯特、巴顿、琼斯、拉姆塞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时期的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为后来国内出版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所普遍接受和推广。

2 恢复亚当‘斯密比较优势原理首创者地位。西方经济学家和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普遍坚持这样的观点：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原理，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也就是说李嘉图是比较优势原理的首创者。吴易风教授根据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认真研究，提出了亚当·斯密不仅有绝对优势原理而且还有比较优势原理。“比较优势”在亚当·斯密著作中是以相对优势概念的形式论证的。这样，吴易风教授就指出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与亚当·斯密相对优势原理的一致性和继承性。不仅如此，吴易风教授还进一步分析了约翰·穆勒以及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马歇尔、艾奇沃思、哈勃勒、米德、赫克希尔、俄林、萨缪尔森等人对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发展”不过是对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庸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一步一步地去掉了作为比较优势原理的劳动价值论基础。吴易风教授还站到了一定的理论和历史高度，指出了比较优势原理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是为英国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现代比较优势原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武器。吴易风教授批评某些国内学者迷信比较优势原理，主张接受现行国际分工模式，认为今后我国仍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继续为外国打工。吴易风教授指出：“我们在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方面是有优势的，但绝不能只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也不能只满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要成为社会主义大国不能指靠人家，要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独立自主地加强科学研究，加强前沿性技术研发，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进入科技经济先进的行列。”吴易风教授关于比较优势原理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一国如何独立自主地建立本国的经济体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对于国内一部分没有深入研究过经济思想史的人来说，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往往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同的现代经济学。面对学术界存在的这种混乱，吴易风教授引用西方有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同一门学科领域里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的两种对立的经济思想体系。

陈岱孙先生晚年曾题词“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对此吴易风教授十分认同。国内许多经济学家都不主张全盘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而是要吸收借鉴其科学成分。但关键问题是确实有人以吸收借鉴其科学成分为名，行盲目照抄照搬其理论体系之实。那种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宝库的人，在口头上也称自己是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有用成分和全盘照抄照搬其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吴易风教授用一个医学例子予以说明。吴易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机体，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手术那样把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来。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有用的东西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只有这样，才能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在这里，吴易风教授事实上为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理论问题：即使是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我们对它进行吸收借鉴也不能够没有革命性改造。这与吴易风教授批判学术界有人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性，主张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的价值体系是相一致的。

19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二者谁应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实践的基础理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范式危机”的争论。一方认为西方经济学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另一方认为目前正处于危机之中的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吴易风教授对此发表文章支持前一种观点，他提醒国内学者和广大读者，不要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基础理论，更不要盲目地把连西方学者也批判和否定的洋教条当作真理在中国广为宣传。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理论。他指出，“必须记住，西方经济学并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象逻辑学或语言学那样的社会科学，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大量的意识形态成份。”他还系统地引证西方学者沃伦·萨缪尔森、彼得·怀尔斯的观点证明经济学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并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学改革不坚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就可能成为西方经济学洋行的小贩，我们的经济学领域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4 如何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教授和王健教授合作的《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一文，为科学地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众所周知，在数学领域里数学家用函数表示集合之间的映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把函数关系应用于分析生产领域里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应关系。吴易风教授肯定西方经济学家对函数关系的这种运用。他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能够用于描述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但是，吴易风教授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的生产函数是以萨伊的生产要素论为理论基础的。吴易风教授秉承唯物辩证法的辩证否定观，一方面肯定了西方经济学家运用函数关系描述生产中的投入产出关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否定西方经济学家以生产要素论作为生产函数的理论基础。在该文中，吴易风教授建立了奠定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全新的生产函数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按照这种对待西方经济学的辩证否定观，吴易风教授分别在经济增长理论、产权理论和宏观调控理论等重要理论方面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并进一步进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易风教授长期耕耘在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教学领域，早年他和高鸿业教授合作在《教学与研究》上连载它们的西方经济学讲稿，后来分别于1998年和1990年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下）两册教材。这部教材为后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织编写的《西方经济学》统编教材奠定了基本的范式基础。2009年吴易风教授和颜鹏飞教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率领课题组全体成员共同编写了《西方经济学》教材。该教材不仅坚持了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对许多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沿理论也做了最新的介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一部优秀教材。

二、对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最新研究

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有两件大事影响世界经济：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另一个则是始于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吴易风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别对这两大事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

1 关于全球化本质的理论阐释。吴易风教授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首先从全球范围内推行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两种运动考察开始。通过对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起，至2002年6月八国峰会在加拿大举行止这样一段时间反对全球化运动的考察，揭示了推行全球化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则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各阶层人士。他们之所以反全球化，据说是因为全球化加大了贫富之间的不合理分配、剥夺了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就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资本主义。

吴易风教授进一步考察了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概念。在讨论全球化的问题时，人们大都只从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现象出发来理解全球化。西方学者通常把全球化定义为：“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针对这个全球化定义，吴易风教授用大量事实证明：“发达国家的资本或资源这种生产要素确实在世界范围内无拘无束地自由流动，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却不能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可见，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这个定义，并没有反映当前现实的经济全球化的实际。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全球化呢？吴易风教授以他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和宽广的视野提出，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全球化：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和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过科学地证明，得出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最终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将是无阶级的、大同世界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和共产主义全球化。至于“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作《共产党宣言》时，就已经做出了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目的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吴易风教授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企图使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演变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吴易风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时期的全球化和我们今天现实的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全球化。资本增殖，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是全球化最深刻的动因。”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化。

吴易风教授认为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涉及经济、技术、民主和人权、法律、文化、语言等在内的全面的全球化。这些全球化内容既有反映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的合理成分，更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妄图推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同化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使世界成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图谋。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于经济全球化，吴易风教授提到要反对以私有化、自由化、非调控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要反对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

当前，一方面，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当前现实的全球化的利弊问题呢？吴易风教授认为，全球化的“利和弊都是对特定的主体来说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对谁利大于弊，对谁弊大于利。”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和利益，全球化还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吴易风教授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在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第二，在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时，一定要反对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图谋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特别是图谋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第三，在扩大对外开放时，一定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反对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有效的斗争。

2 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跟踪研究。2007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吴易风教授撰写了系列文章跟踪研究这一轮危机的文章，并于2010年把这些论文整理成册，出版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一书。

首先，吴易风教授用详实可信的资料阐述了从次贷危机到信贷危机，再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演进过程，深入探索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起因和根源。他指出起因于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与美国经济中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以及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这一金融衍生产品有直接关系，这类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制造了次贷泡沫，其实质既是满足政客们建设“所有权社会”所需要的手段，更是金融寡头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次贷泡沫的破灭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很快发展成为信贷危机、银行危机以至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由于美国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迅速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危机。针对这场危机根源究竟是什么？吴易风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因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可离异的终身伴侣。只有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只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预防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有那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才会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终结而终结。”

其次，吴易风教授以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视角分析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次经济危机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公认这次危机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吴易风教授分析指出，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上升到主流地位，主导着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这一轮危机固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这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转而寄希望于新国家干预主义，以确保类似危机不再发生。对于新国家干预主义，吴易风教授的看法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比较，国家干预主义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局限性，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失业、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等等的可能性，并认识到政府调节的必要性。这些是国家干预主义超越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所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充其量只能减轻危机的破坏程度，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或者暂时推迟下一次危机的发生，而决不能根治和预防危机的发生。这已经为危机的历史和现实所充分证明。”

最后，吴易风教授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他指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普及到哪里，美国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通过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传染途径输送到哪里。越是“体弱多病”的经济体，就越是容易被美国金融瘟疫和经济瘟疫传染，而且病情越重，损失就越大。吴易风教授深刻地指出了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后，为什么美国经济恢复相对较快，而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却在很长时间内很难走出危机的原因。

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

1 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新阐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理论任务，我国经济学界围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展开了又一次大讨论。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围绕着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何理解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等等，学术界已经进行过多次讨论。然而，这一次讨论的问题却和以往有所不同。这一次讨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直接背景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主要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否包含资源配置问题。当时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一部分人彻底放弃以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直接导向西方经济学，他们把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另一种观点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吴易风教授于1997年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第2期）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吴易风教授坚持《资本论》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所说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但是，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只规定为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吴易风教授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概括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原理：“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第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第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暂时性。”他认为，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在于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一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易风教授将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置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之中确实有新意，对中国经济学界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以至于此后国内很多学者沿着吴易风教授所提出的这一研究思路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吴易风教授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属于西方学者所说的“逃避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配置一般，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的、具体的资源配置及其特征。这样，吴易风教授就以一个更宽广的视角重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对于拓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 对马克思产权思想的理论阐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着如何改革的问题，此时，科斯的产权理论在中国大陆甚为流行。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无产权理论，因而主张要用西方的产权理论指导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1995年吴易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1期发表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主张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指导中国国企改革。

他认为，马克思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在揭示经济领域中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对立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阶级对抗性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权制度将被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和法权关系所代替这一历史必然性和长期发展趋势清晰地呈现出来。据此，吴易风教授证实了佩乔维奇的论断，指出马克思早于科斯等西方学者以前一百多年就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他还认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特别是关于产权的性质、关于权利统一与分离的理论，是指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唯一正确的理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吴易风教授指出西方产权理论是适应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理论，决不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的理论依据。吴易风教授对我国理论界有些学者主张照搬西方私人财产原则及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的几种错误的产权改革方案，进行了有理论深度、有说服力的批判。

针对以科斯等人的产权理论为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为充分论证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科学性，吴易风教授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了比较。2007年，吴易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一文，从学术背景、方法论、理论体系、政策含义、历史地位等方面对马克思和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证明了马克思产权理论是迄今为止真正科学的产权理论。他指出，“马克思证明，法律科学所研究的财产关系，实质上就是经济科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科斯没有生产关系概念”，从而“根本不可能揭示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本质”。吴易风教授以大量的史实证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及产权明晰的私有化方案，即使是在她的故乡即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界也遭到许多人摒弃和唾弃的。这对那些不明真相的年轻学者无疑是一种警示，而对那些执迷不悟地贩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无疑是当头一棒。吴易风教授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出了榜样。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7）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真正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8）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153-02

金融危机给国际金融乃至国际经济提出了创新和监管之间乃至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张力的新课题。这一新课题的普遍性必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中以特殊性的具体历史形式表现出来。当下中国经济，就形态而言，已经走上新常态，就运行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走上市场决定阶段。这些情况必然向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因为完全回避当下问题的教学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其教学中对这些问题做出或多或少的思考。

一、教学目的：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

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教学目的是什么？这是思考《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前提。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先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培养品行良好的资产阶级社会公民或新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人，这一见解合理地提出了培养品行良好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的教学目的。

不仅《西方经济学》教学有其前提，而且《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只有明了《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前提，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保罗・萨缪尔森在《一个折中主义者的宣言》中称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是“有限的折中主义”，这一“有限的折中主义”的前提是“现代混合经济”[1]21，23，这就是一个证明《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的证据。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漫游了经济学领地之后，我们的心得是，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为经济史所证实。”[1]22同样地，根据社会存在是历史的产物的原理，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第一，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证明的一个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而表明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经济学理论的资产阶级立场。第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认为，传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而做出的选择，这就证明了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①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实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在生成之中。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了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工业生产力和城市生产力有了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没有可供减轻甚至避免这些问题的措施可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人们没有彻底学会。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一定要着眼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即我们生产和生活于变化中的经济制度，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从人类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比较起来，显然是初升的太阳。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意义在于，人们在见证了西方经济学在预防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缺陷之后，开始了进一步创新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机会。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传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大学生，只有明了人们生活于或者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即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性），从而有历史感；只有明了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对新一代经济学人创新思维的挑战，从而有创新能力，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才能实现其教学目的。

二、教学内容：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学内容构成教材，教材内在地有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和内部逻辑的一致。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教材”也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当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正经历着变化的经济制度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们借以分析这些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

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之后，我们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问题。在《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据历史的顺序考察，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就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而言，这第一手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如此，这三个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成的前提，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挑战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这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

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为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又是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所以，我们要选择借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的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现为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体系的分析。显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的教材，在研究和叙述这一主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应对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分析。这样的教材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有学者研究认为，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改革有的问题，特别地，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丰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使西方经济学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科学。而笔者认为：第一，以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展开《西方经济学》教材；第二，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同于欧美的经济问题，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同于欧美的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可以直接选用引进版的欧美《西方经济学》教材[2]。

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创新思维

提高中国学生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的能力，就不能不从中国的当下经济社会实践的方向――科技创新――出发。科技创新的经济社会实践方向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如下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即社会生产力创新的问题；第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问题，即社会生产关系创新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必须主动地回应这些问题，这就必然引起《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创新。只有创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我们才能培养出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一代经济学人，从而回应当下中国以科技创新为方向的经济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

后金融危机时代创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大体说来，有如下具体内容：（1）营造教师平等地参与和引导学生小组研讨交流的氛围。教师提前设计方案，要求学生自主阅读学术论文、参与学术论文研讨或者撰写学术论文。学生自主在课堂上交流自己的学习成果，锻炼学生的知识运用、技能训练、语言表达和归纳总结的能力，教师则以提问题的方式平等地参与和引导学生的研讨交流[3]。（2）营造教师创新教学的氛围。激励教师把精力集中于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基本思想的理解应用，激励教师把精力集中于学生质疑批判、归纳分析和概括提炼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实际指导。激励教师从理论研究和问题分析中概括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根据理论案例和实际案例设计训练方案，使学生在实践训练中贴近现实、贴近时代。一句话，营造学生创新学习的氛围。鼓励学生以小组形式创造性地研究，鼓励学生提出新问题和新见解。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2002（2）.

[3]刘志彪，王国生.美国名牌大学经济学教学的特色及启示[J].教学与研究，1999（1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9）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4-0058-04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发展阶段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皆对客观世界和经济实践活动进行了相对正确的理论分析。两者既有明显的相互对峙、相互竞争的分歧，也有显著的相互补充、相互耦合的联系。研究两者之间的分歧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结合之处，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

作为以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的经济学和作为以私有制和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本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主要观点，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具有很大分歧。

1.研究目的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目的，它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当然，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出发点，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承接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剖析的目的在于探索、研究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结合的形式，以便于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分析、研究、预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并最终为使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有反映自身经济运行特性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探索、分析、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与此不同，西方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其目的在于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及资源效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在以私有制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内在规律和根本前提的基础上，利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计量检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研究规范，它不仅对商品、市场、现代经济的微观机理进行了深刻剖析，也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机理进行了研究。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活动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生产关系极其变动的规律，例如剩余价值规律和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规律，而西方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和细致环节，其所谓建立在主观心理上的规律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规律。

2.研究方法的分歧

这一般表现在基础分析方法、一般分析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基础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例如，马克思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起点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却以“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起点对其进行分析。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矛盾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方法、强调从分析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整体的分析、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西方经济学对边际分析方法和最优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流量分析方法和存量分析方法、长期分析方法和短期分析方法等的运用明显多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叙述的研究方法，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运动规律，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大量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复杂的经济过程、微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与描述。

3.研究对象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三种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是其研究对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途径，也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它也分析经济运行机制，但其侧重点在于解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制度。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其重点研究的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西方经济学也涉及经济制度的研究，但其侧重点是研究在既定经济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深层次、本质性、实质性、原始性的问题，后者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浅层次、对策性、操作性的问题。总之，西方经济学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表层分析，其理论注重解释经济现象而非经济实体的价值度量和内在运行规律。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以物质的社会关系为起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

4.研究内容的分歧

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相互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总结，而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和细致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基础，着重经济关系本质的思考，而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的表层。因而两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在价格和价值问题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混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认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格和价值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取决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共同作用；供求只是影响价格的表面因素，而价值才是影响价格的本质因素。又如工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价格或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取前者，资本家得到后者。再如经济危机问题，西方经济学界有供给学派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引起危机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危机论”、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供应引起危机论”等众多版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和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无相似之处。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区别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找出两者的结合点，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研究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最大化地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需要，而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生产资源体现了其在经济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因此，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是对生产力的分析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一门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能动的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研究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也不能回避生产关系，因此，以生产力变化规律为研究重点的西方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研究重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彼此切入，进而构建一门集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的经济学。

其次，在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以物为载体，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而商品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价值是物品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它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两个必备条件，即只有同时具备稀缺和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通过对比可知：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当作商品必备的、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两个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共存于商品中，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的存在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价值的物品可以有使用价值，但这只是普通的使用物品，而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商品生产者要取得价值就必须生产使用价值，而购买者要想获得使用价值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价值，即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这里，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和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

再次，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进一步，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竞争和交换的市场过程中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包括竞争规律和交换规律在内的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蕴含着市场规律决定价格的思想。主流微观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在马歇尔对经济学所做的第二次综合里已有详细论述。马歇尔综合运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说明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供给决定商品价格。其中前者体现在需求方面，后者体现在供给方面，而生产费用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如此看来，劳动价值论不过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此点上的结合也是可能的。

最后，在平均利润论和正常利润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部门之间的竞争是部门内部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与扩大。由于不同的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存在明显的差别。竞争的手段则是资本的转移。结果是，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资本增量很少，资本存量大量转移，生产大量缩减，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使利润率提高，而利润高的部门恰恰与其相反。资本在各个部门不断涌进涌出，直至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大致相等即趋于平均化时才会暂时停下来，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企业只能获得收支相抵的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利润，而不能获得由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产生的超额利润。稍微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平均利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正常利润是趋于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部门之间的竞争导致平均利润的形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中的供求导致正常利润的形成。实质上，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都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可以在此点上实现结合。

三、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

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并非完全对立，在一些方面存在结合的可能，这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经济理论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解释经济现实和预测经济未来。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经济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道路，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难以很好的解释中国出现的问题，中国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以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为此要处理好“既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也不能完全丢弃西方经济理论”和“既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两方面的问题。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因为经济科学是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而意识形态体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和诉求。众多事实表明，经济学家在分析、研究、解释、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正统西方经济学是反映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它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和力图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基于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而只能给予主观、片面、肤浅的解释。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虽有阶级性、辩护性、庸俗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工具性的一面。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不断革新，这有利于对经济现实做出相对精确的研究和预测，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不能对其持完全丢弃态度，而应持批判性的态度。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的经济学，其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着重探讨不同阶级的行为和利益矛盾，而疏于对具体经济行为研究。另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已不相符合，难以用马克思主义现成理论解释。然而，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国家，经济理论和实践当然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丰富的科学内容，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都应坚持，因此，完全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应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具体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逻辑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篇（10）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8-0008-03

西方经济学自15世纪以来一直是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并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完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及完善逐渐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三个重要阶段，每个理论阶段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行并且相互相应的，逐渐形成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产生了高度渗透和深刻的影响。因此，在当前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状况下，如何正确的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影响，进而通过有效的分析和研究来定位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且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来预防资本经济的高速渗透带来的经济威胁，这对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门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一直是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轨迹与我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学生在学习以及知识接受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的困惑。当然，随着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课程的深入，学生能够逐渐了解和掌握整个理论体系。随着高校课程的进一步改革，如何更好的凸显教学效果，已经成为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将西方经济学课程本土化教学可以有效的帮助学生认识和掌握课程内容，这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已经被多次提出。因此，本文将针对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教学进行深入的探讨，主要分析和研究本土化教学的主要途径和方向，为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内容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当前，诸多学者针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提出了本土化教学的概念。本土化的概念是在中国教学改革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将先进的教学思想内涵与中国实际的教学情况相适应，从而使得教学效果最大化体现。但是这一概念被大家所接受需要注意以下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实际的教学效果体现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避免教学内容理论化较重

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建立在实际环境下的经济理论。在实际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加注重的是理论的教学，对于实际的理论建立背景以及经济发展的运作形式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渗透。偏重理论教学已经成为大学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这样的问题是的教学只停留在表面，学生实际得到的知识仅仅是一种偏重理论化的内容，对于实际的西方经济发展规律性问题并没有了解。偏重的理论化教学容易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学生对于知识的接受较为困难。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非常庞大，通过简单的理论教学不可能很好的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因此，无法体现良好的教学效果，不利于学生学习；其次，使得西方经济学成为纸上谈兵。偏重理论化的教学使得课程完全浮于表面，整体教学成为纸上谈兵，学生在今后的运用时也仅仅停留在纸面的理论化内容，不利于学生的个人发展。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避免过重的理论化教学。

（二）杜绝内容体系构建的不完整

西方经济学的整体教学内容非常庞大，它几乎涵盖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理论内容，因此，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将所有的内容讲授完毕，并且让学生消化吸收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省略了很多教学内容，仅仅按照考试的内容进行课程教学，整体的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完整的框架体系，使得教学内容较为凌乱。这样的教学对于教学以及学生个人而言都有一定的影响。首先，不利于课程改革的推进。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发展和改革也在持续，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所限删除的教学内容，使得整体构建不完整，会极大的影响整体教学课程的改革；其次，对学生学习和后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建立完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可以帮助学生构建合理的知识框架，对于学生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理论体系内容构建的不完整，使得学生无法系统的获得理论内涵，从而导致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产生障碍。因此，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内容可以简略，但是绝不能破坏整体的教学框架，导致教学体系的不完整。

（三）预防教学本土化体现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