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与探讨篇（1）

关键词 物流 区域经济 发展

一、前言

放眼世界，我们可以看到物流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这样的贡献被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爆发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让人们看到了以物流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国家，例如新加坡、香港等，表现出的抗危机能力强于其他国家，这让物流在经济发展中被人们所了解[1]。尤其是近几年，现代物流的集约化、系统化还有其环保度高的特点也让其受到了更广泛地关注。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物流也开始逐渐出现在我国经济领域中，但由于我国的物流行业开始得较晚，因此还存在许多不足。这些不足表现在物流经营不够集中；物流布局不够合理；物流行业的技术含量较低；现代化程度低。但目前一些沿海发达城市已经开始建立现代物流中心，在将物流行业规模化等，开始尝试着用优秀的物流手段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不同的区域甚至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在对物流行业起着一定的影响，物流行业随着经济发展已经开始优化产业结构，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现代物流与区域经济关系

1.区域经济推动现代物流发展

1.1区域经济一体化

众所周知，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是这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它承载着一个区域的商品集散和商品加工[2]。在区域中心，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优势相当突出，因为区域中心的各种物流设备设施齐全，流通量大，人力资源丰富且消费较为集中，并且拥有交通发达和各种人才优势，这便使得区域中心城市成为了经济中心地与经济增长点，利用其核心优势来带动周围地区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现代物流发展。

1.2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促进物流发展

在某个经济区域内，往往会因为其拥有各种优势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条件，从而与其他区域区别开来，吸引着区域内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的投资。而企业为了加强自身在行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则会将一定数目的资金投入到区域内有竞争力的优势业务来，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会产生区域内产业布局相对集中的情况，如此一来物流行业会因其在区域内的优势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得到发展。

1.3区域经济面临的显示问题促进区域物流发展

根据区域协调理论，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会由第一产业占较大比重逐步转变成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重大，并且经济结构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重大转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占比重大，而城市物流行业正是适应了此理论，满足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2.现代物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2.1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现代物流降低了营运成本，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物流行业是通过物流主体所占有的多节点还有多路线的网络化的优势来降低交易成本。物流运营时将原先松散的网点变为了点与点、线与线之间的连接。如此一来各运营点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在运作时就有了稳定的结构保障，使得物流运行起来更快捷更有效率。因而减少了各个环节之间原本的成本损耗，放大各要素之间的功能和优点，利于提高整个物流网络的经济收益。

2.2第三产业的积极作用

物流行业是现代经济分工和物流专业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其本质是第三产业。物流产业不断地发展对第三产业的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因物流行业需要大量人力资源，便需要吸收大量人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区域内的就业问题，且推动了区域内的经济，又为当地增加了税收，进而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此外，物流行业为区域带来的商机、资金、信息、技术的聚集，让区域内的其他行业也都能够得到发展机会。

三、现代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对策

1.加快物流基础建设

物流基础建设有硬件基础建设和软件基础建设两个方面[3]，软件方面又包含有法律法规及各项政策的建设，和物流标准化体系的建设等一些用于规范管理方面的建设。而硬件基础建设包括支持物流运行的各项基础设施，比如道路网、港口、信息网等。国家应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交通特点来建立符合区域要求的港口和各种运输中心，如今，物流行业发展逐渐壮大，物流行业更需要加强物流综合园区的建设以及对现有业务管理规划，如此一来才能够形成足够的交通地理优势，让物流行业发展更顺利，只有物流行业发展顺利才能够进而带动其他行业如服务业和商品零售业等。只有建立在坚实的物流基础建设之上的物流行业才能够更具发展实力，带动区域内其他行业的经济发展。

2.推动物流企业转型

物流企业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转变为绿色运营[4]。在物流企业转型中，首要任务是让企业围绕可持续发展以及环保等绿色理念进行相关改造，从而突破旧的营运模式，用更和谐的营运模式来创造利润，政府应适当引导物流企业进行转型。其次是推进物流企业中的科学技术发展，引入第三方物流对现有的物流流程进行更彻底的优化，提升物流营运中的机械设备等硬件设施和软件等，从而提高物流企业的营运水平，让物流营运更为绿色环保，降低其中不必要的物流和能耗的损耗。只有物流企业进行转型，才能够更有效地控制运营成本，从而能将资金用于更有效益的投资。

3.带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由于现代物流行业的操作性极强，因此可以利用物流行业来带动区域内的产业聚集，形成具有经济实力的产业群。在产业群内，有两个方面需要升级创新，第一个方面就是基础层面的物流技术需要创新。创新是指物流企业要通过创造自主知识技术体系来开发各种新技术和新产品，提供更先进的经营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 第二个方面便是物流要素方面的创新。包括下列几个要点：

（1）基本要素的创新。传统的基本要素被分割成不同的政府条块，因此管理起来难以协调。这便导致了物流资源无法进行很好的整合。这种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因此要运用改革创新来对基本要素进行调整，才能够建立起良好的物流发展格局。

（2）高级要素的创新。因高级要素是竞争的优势，因此企业要想拥有区别与其他的竞争力就要靠创新高级要素。高级要素的范围十分广泛，大到社会文化小到管理制度和人才的运用或是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因此高级要素的创新也不可限制在单方面创新，必要要多元化，全方位的创新。企业在发展时保持好多元化的创新内容，才能为现代物流发展还有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打好坚实的基础[5]。

四、结语

要想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只能够从区域内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入手，而物流行业正是具有经济实力的行业。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区域内物流行业的优势，加强物流行业内的技术和要素创新，寻求与培育物流需求。因此采取正确的战略措施提高物流行业的发展水平，才能够带动区域内其他产业群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最后推动区域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包纪平，王静.基于物流产业集群的区域经济发展策略.现代管理科学.2008（11）：80-81.

[2]刘明菲，李兰.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互动作用机理分析.工业技术经济.2007（03）：41-42.

现代经济与探讨篇（2）

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经济的发展也走向现代化，而管理经济的手段也应该与当前的发展形势保持一致。运用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使用计算机等现代的先进工具，对经济发展开展合理的管理措施，是我国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在管理经济中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管理体制，保证我国的经济活动科学有效，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使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差距缩小。对经济进行必要的管理。符合我国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是我国在科技发展下的产物。

1 经济管理现代化表现形式

1.1 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艺术性

在对经济管理中，现代的管理经济手段有一个特殊的性质就是艺术性，从概念的角度来说，经济与艺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经济属于物质，而艺术属于精神，经济与艺术的发展领域不同，对社会的作用也不相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与艺术也是相同的，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在互相的影响中，共同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需要艺术的支撑，而艺术也离不开经济的作用。从两者在各自的领域发展来说，经济与艺术只是形式上的区别，对于人以及社会的作用都是同等重要的。经济的发展，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条件，也能提高人的社会地位，最终促进国家的发展壮大。而艺术的发展，能满足人的精神世界，美化人们的生活环境，使人们的情感更加丰富多彩。在现代物质和精神都在发展的年代，对经济的管理带有一定的艺术色彩是有必要的。

1.2 经济管理能动性与创造性

对经济的管理不能只有艺术的特点，还要有人性化。对经济的管理需要人来制定政策。而在实际的管理中，运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实施经济管理也是由人来实行，由此可见，人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人是经济管理活动的核心。所有的经济管理都要围绕着人来展开，因此，现代管理的经济要具有人性化，发挥人的作用，解决经济与人之间的内部矛盾。

1.3 经济管理民主性与专业性

西方的发达国家在对经济进行管理中发展早，在多次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科学管理方式，在这一点上需要我国有关部门的学习。发达的国家早管理经济的时候，管理技术科学，管理理念先进，在对经济进行管理的时候，征求全员的意见，使管理的决策更加科学民主。与发达我国家相比，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的国家在对经济管理中，民主程度化弱，因此，在现代实行经济管理中更加注重民主化。对经济进行管理，要有具体的管理措施，而管理者在制定管理措施的时候，一旦措施有误，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求管理者具有良好的素质和专业的知识，并且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在对经济进行管理的时候，能够保证措施的准确性，维护经济的发展形式。因此，经济管理的专业性也是我国现代经济管理的另一个表现形式。

2 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2.1 人性化管理思维和管理制度的优化

在我国，传统经济的管理模式只重视经济发展的速度，重视企业效益，却忽略了生产本质“人”的管理。发展到今天，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已经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维，确定要在工作中做好员工的心理、生活和生理等多方面的因素分析。这种经济管理思维可以有效激励工作人员的态度，能够自发的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创造性。从现阶段来看，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可以弥补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缺陷，实现工作目标，使所有员工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中，提高企业与组织的经济效益。

2.2 民主化管理

我国传统经济管理的体系基本不存在民主化内容，也没有民主化管理方式。发展到现阶段，我国企业和组织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开始追求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方式，把民主化的内容增加到经济管理的模式中，实现管理者与工作人员的关系透明化，防止的情况。企业或组织对于上任人员的选择可以采取民主化的方法进行判断，在一定时间内，确定民主化决策结果。需要时间对基层工作人员任命进行基本的判断，才能确定是否会影响企业未来，造成不良的影响，使企业经济效益蒙受损失。所以，要使企业得到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一定要留出判断的时间，确定基层工作人员真的可以胜任工作，才能为企业创造效益，实现企业核心的价值。

2.3 以客户作为导向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把客户作为导向，将传统卖方市场的主导地位转变为消费者作为主导的市场格局。由买方市场主导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这是现代经济管理在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企业终极目标的必然过程。所有企业都需要高科技和高技术的应用，而现代社会的经济价值已经由买方市场决定，所以，一定要实行以客户为导向，一切以消费者的利益出发，了解买方市场具体情况，才能开展一系列行动，使企业实现最大化经济效益和最终目标。

2.4 网络式沟通

现在的社会属于网络的社会，互联网逐渐普及，而互联网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的壮大，网络的发展前景好，因此，在对经济的管理中也可以利用网络。运用网络在对经济进行管理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方面便捷，网络可以快速的传递信息，不分时间的限制，还可以跨地域。在现代的经济管理中，需要不断的沟通，以企业为例，企业在发展中，要与员工进行交流，了解员工的想法，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在下达任务的时候，利用互联网传递消息，节省了工作的时间，也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同时，网络也可以帮助企业获得一些有效的信息，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促进企业的发展。

结束语

由上述可知，对经济进行现代化的管理，是我国的发展经济的必要手段，而经济管理的形式也在不断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管理的也更加专业民主，在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下，利用网络提高管理的效率，以客户为中心，实行民主化的管理，促进经济的发展。参考文献

现代经济与探讨篇（3）

物流观念的起源是在二战时期的美国，主要作用是进行美国的后勤管理，以满足战时军备的需求。这种理论随着战争的发展传入日本，而我国物流概念的形成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留学生带入的，将物流第一次引进中国，促进了我国物流产业的不断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的加快、物流产业不断的进步，形成了现代的物流管理体系。物流管理理论的形成，将传统意义上被动、从属的物流管理进行总结和上升，使其发展到管理学层次，形成系统的理论。现代物流管理学理论就是指为了实现既定的物流目标，将物流系统进行规划、指挥和控制，以此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增加工作效率。在物流管理过程中，企业主要对物流管理进行总体的规划，统一指挥，提高资源利用率，对商品进行全面科学的管理。

（二）现代物流管理的目的

提高顾客满意度：经济竞争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重视自身权益的实现。现代物流管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顾客满意度的管理。传统的物流管理对顾客满意度较为忽视，甚至完全没有考虑顾客的感受。在货物配送的过程中没有对顾客的需求进行了解，在配送完成以后也没有对客户的满意度进行调查，造成顾客信心的缺失。现代的物流管理对满意度重视程度较高，售后的服务也较为到位。合理利用信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物流企业对信息重视起来。现代的物流管理对信息的利用较为合理，许多的物流企业建立自己的网站，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对企业信息进行宣传，而且可以使顾客随时了解物流配送信息，增加顾客的信心。同时，网站上设立专门的平台收集顾客的反馈意见，使企业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调整企业发展方向，促进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提高工作效率：传统的物流管理较为松散，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造成团队协作过程中工作的重复和不合理，工作效率低下。提高工作效率是节省成本的关键，在相同条件下工作效率的提高可以为企业节省大量的资源。现代物流管理在进行人员安排和科学化管理方面取得了进步，与传统物流相比在企业责任落实和成本控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管理方式。

二、现代物流管理建议

（一）加强体制创新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管理分工较为细致，在物流管理方面也设置了一些部门和体系进行指导，造成一些管理上的混乱。因为物流本身就是综合性比较强的行业，涉及到各个不同的部门，如果因为部门分工过于细致造成协作的中断对企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各个物流部门只服务于本部门或者是本区域，只是对其上级本部负责，这样就造成各部门之间横向和纵向的交流沟通较少，使得整个管理体系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加强各个部门的协调，制定相关的措施将物流相关行业进行合并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在进行现代物流管理的过程中，要建立全国的流通网络，对物流的横向网络的建设要重视。最后就是政府对物流产业要进行扶持，在基础设施的规划上进行侧重发展，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合理利用资源。

（二）提高认识，重视信息化

中国的物流管理，现阶段来讲还是较为粗放的管理模式。为了追求效益，多数的企业将重点放在了降低销售成本和增加利润上，对管理的认识度不够，对信息的利用程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我国物流管理明显滞后于销售管理，长此以往对我国的物流管理发展较为不利。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要不断加强自身的管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这其中不仅包括物流体系的建立，还包括管理方法的借鉴。通过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提高自身在物流管理方面的竞争力，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防御风险的能力。

（三）重视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的管理是当今社会综合竞争力的体现，也是企业重要的职能。资金、物流、信息流是相辅相成的，越来越受到企业的关注。只有将三者结合才能真正达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信息化是企业的重要资源，也是物流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的物理管理在信息收集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缺失，信息的收集和利用效率较低，流失了大量的资源，除了经济上的直接损失，还造成人力、时间和效率等方面无法估量的损失。因此，企业为了自身发展要对信息化建设进行重视。相关的组织和机构为了现代物流管理的发展也要大力推动物流管理信息化发展。对现代物流管理理念进行传播，推动信息化进程的发展，促进全国物流管理理念的深层次提高。

（四）重视人才的培养

人才是现代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源。国际上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国内，为其垄断经济做准备。我国目前是人才的需求高峰期，人才的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物流方面的人才，毕业生的数量和社会的需求存在比例的失衡。但是许多的企业为了自身成本的考虑往往拒绝引进人才，造成物流管理方面的人才在毕业以后往往没有专业对口的工作，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企业应该不断的改变自身观念，人才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具有较高专业能力的人才在进入企业以后，可以及时发现企业管理中的不足，并且提出自身的建议，及时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避免发生更加严重的后果。同时，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让企业的发展更加专业。

三、现代物流管理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一）与区域经济格局的关系

因为物流产业的不断发展，现有的服务市场格局不断被打破，各区域内的运输公司和仓储已经和区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政府因为自身发展需要，对区域内物流产业进行收购，使得物流管理更加科学规范，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现代物流管理体系的建立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增加了区域经济的收入和经济结构的转型。而区域经济中，物流产业要想长远发展并且和本土产业形成竞争就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建立自身的供应链系统，增强信息共享水平，和本土产业保持战略合作的关系，使自身具有更高的竞争能力。

（二）与区域信息的关系

信息的共享对物流管理非常重要。区域经济中，企业经营优势非常重要，因此如何在本土企业中脱颖而出，就需要与区域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形成合作关系，形成自身的供应链体系。在体系中的企业都可以及时地获取信息，实现信息的共享，提高工作的效率。因为本土企业，特别是本土的物流企业，本身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资源，对于配送等物流管理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果能够合理地利用区域经济的资源，对于物流管理中信息的建立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与当地税务关系

传统的物流管理在纳税方面只需要缴纳营业税即可，但是随着课税制度的改革，按照行业的不同将营业税分成了不同的税目，采用了不同的纳税比例，而且每个区域纳税的标准也不尽相同。例如运输业统一执行的是3%的税率，而其他服务业就需要5%的税率，物流产业是集仓储物流和配送为一体的综合项目，因此在税费缴纳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因为地域的差异，各地对物流配送中各个环节的税费缴纳标准存在差异，给物流管理带来一定的问题，在进行物流管理的过程后中对税务的核算要变通，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税务的核算，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代经济与探讨篇（4）

人类在几千年经济活动中，天生俱来式地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经济文明，18世纪工业革命后，技术发明领引人类渡过了色彩斑澜数百年工业经济文明。上一世纪初，一场新的产业变革悄悄兴起，在北美与欧洲大陆漫延。20世纪30年代在新西兰任教的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A·G·B·Fisher)首次提出三次产业的划分理论，并用Tertiary Industry（第三次产业）范畴概括一种新的产业。[②] 这种以财富价值开发与增值层次区分的产业划分，后来被经济学吸收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广泛运用。第三次产业迅猛发展期最初在服务行业，以至于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以“服务经济学”来概括新的产业。上世纪后半叶，计算机、信息工程、网络通讯技术大发展，第三次产业终于找到了产业支撑的科技基础。一时间，纷纷纭纭的“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等等说法，都渐渐融归为一种现代概念：网络经济（或曰互联网经济）。[③]近20年以来，基于计算机技术发展起来的国际互联网，经过一次次技术创新积累之后在全球的迅猛展开。全世界亿万个终端同在一个互联网上传递交流信息、运作种种事务，煞时间，前所未有的网络企业、电子商务、网上销售、网络教育、电子货币、网上资讯等核爆炸式地在互联网上展现，形成一种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壮观经济现象，真可谓石破天惊。由于计算机网络、光缆通讯多种技术的不断创新，一切变得日新月异。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料到，它的出现使得世界经济发展如此快捷提速。[④] 在15世纪，全球人均收入年增长仅0.1%，在此后5个世纪中人均收入小有上升，在20世纪下半叶接近3%，而去年在美国一年就上升22%。事后美国经济学家才恍然大悟，所谓“克林顿时代”的经济辉煌，就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辉煌，就是计算机网络时代的辉煌！戴尔（Dell,硬件商代表）、微软（Microsoft,软件商代表）、思科（Cisco,网络商代表）与雅虎（Yahoo,运营商代表）几乎都是在几年中就成百亿地累积。事实上，世界正在进行一场计算机网络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给予了每个国家、每个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千载适逢的挑战与机会。然而，人们震惊地看到：科学家在短短的年代中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上给予了世界一个互联网络，给予了经济运行的电子商务平台，网络经济基此迅猛在全球展开，并且日新月异地、持续地更新着其技术基础，然而经济学家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那怕是粗浅地研讨！我们这样讲似乎有些言重，因为人们或许还能够通过世界著名搜索引擎雅虎(yahoo!)、google、excite，以及国内知名搜索引擎搜孤(sohu)、网易(163)、新浪(sina)等搜索到大量的有关文论，也有一些以网络经济研讨与介绍为重点的的个人主页与经济类网站。然而，如果细究这些文论与网站的内容，从总体上说多属于对网络经济进行一般性介绍，研究水平目前仅限现象描述、一般介绍与个别探讨。目前面临的最大弊端在于：计算机网络专家大多从技术角度、从信息传递与实现角度对网络经济其进行探讨；而经济理论工作者多因不熟悉互联网技术，不熟悉网络运行的内在机理，诸多思考与论述远离互联网经济运行的实际。对网络经济的系统深入研究，呼唤具备上述这两方面的知识、素养与实践的专家介入、参与。§1.3 深入研讨网络经济，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具有价值对网络经济的研究，在理论上具有开拓价值：其一，我们知道，基于计算机、互联网基础上的经济新机制，是一片在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理念之间的“空白”地带，从经济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与深入探讨，在中国学术界几乎还没有展开，在世界学术范围也应属启步阶段。对一个人类未知知识领域进行探讨，其成果创新价值不言而喻。其二，进一步讲，对于迅速来到的网络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与抽象，必将为这一发展提供理性指导思维，同时，对网络经济新现象进行系统分析，由此在理论上提出一整套范畴体系，也将为他人研究与探讨提供一个理论参照系。其三，对网络经济的理论探讨，还有一个中国特色问题，尽管网络无疆界、无差别，但不同管理体制下，不同文化背景下，其网络经济必然具有自身特色。我们深信，深入研讨网络经济现象，不仅会为经济学理论增添时代新内容，而且可能会引起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经济基本理论上的重大变革。在实践上，其一，不仅为中国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为“经济发展新引擎”提供理论指导，而且特别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崭新的战略新思路；其二，这一研究特别为中国西部大发展、中西部战略发展，对如何在与世界同步的同一技术平台上，利用互联网这一丰富资源的“信息矿”，提供可操作性方案；其三，这一探讨的理论成果，必然会引出政策建议成果，必然会为管理网络经济的法规制订提供依据；其四，从根本上说，最终会使得经济学更具有“经世致用”功能。

现代经济与探讨篇（5）

(一)唐及五代盐业史研究

1．唐代盐业史研究

[日]古贺登《唐代井盐考》(日本《史观》)958年第53期)与《续唐代井盐考——再论关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记事》(日本《史观》1960年第57、58合期)、[日]腾泽义美《唐代云南史上的盐井》(《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社会经济史诸问题》，1969年)、吉成名《唐代的井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文均探讨了唐代井盐生产问题。学者们还对《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的盐井数提出了疑问。古贺登指出，《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盐井数有可能是根据宋初盐井数量情况类推而成。吴天颖《有关盐井记载释疑》(《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则认为是客观反映了唐末盐井的分布情况，郭正忠也同意吴天颖的看法。吉成名《唐代盐产地的研究》(《温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则探讨了唐代盐产地的分布情况。马新《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比较了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并详细论述了唐代的海盐生产。陈国灿则探讨了唐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和生产状况。陈衍德也探讨了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①。

这一时期的研究，盐政仍然是重点。唐初不课盐税，这是研究者的共识。陈衍德、杨权认为，盐税至迟武周初已实行。鲍晓娜则认为，无税制行至开元间。李锦绣还探讨了唐前期的盐池管理、盐监作用、盐课用途等问题②。关于专卖制实行的原因，傅举有认为，盐专卖的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根源却是当时：仁地所有制的变化③。陈衍德《唐代专卖制度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及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也认为，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唐代税盐和榷盐主要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其次才是抑商。齐涛除了论及以上原因外，还指出均田制被破坏后，传统的赋税制度失去了基础④。吉成名指出了榷盐制对除陌钱的继承和发展⑤。前引鲍晓娜文则认为，禁榷的目的首先在于抑商。前引傅举有文论述了唐代盐政由税盐向榷盐的转变，并探讨了盐茶专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陈衍德《试论唐代食盐专卖法的演变》(《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认为，因海、池、井盐的生产特点不同，专卖控制的方式和盐价也不尽一致，并探讨了三种盐制的具体方式及其变化。前引陈衍德、杨权文认为，唐代划区运销、人纳折博法及便换(飞钱)手段成为引钞盐制的起源。吴丽娱则认为，五代折博方式明确成为专卖制中官商交易的新形式，为宋代钞引制奠定了基础⑥。郭正忠认为，折博法见于五代后唐，钞引盐制见于宋庆历年间⑦。吉成名论述了唐代盐政从征税向直接专卖和间接专卖的演变。[日]金井之忠也探讨了唐代盐法。齐涛则论述了盐产的管理、榷卖、招商、榷利管理等问题⑨。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及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齐涛《汉唐盐政》都论述了食盐专卖机构问题，并分析了盐铁、度支的关系及地方榷盐机构的演变。王林善也论述了榷盐机构，但在盐铁、度支的管理方式、巡院是否粜盐等问题上提出了与陈衍德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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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见陈国灿：《唐代的盐户》，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陈衍德：《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分见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改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傅举有：《唐代盐和茶的专卖》，载《史学月刊》1960年第3期。

④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载《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⑤吉成名：《论唐代盐业政策与王朝兴衰》，载《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

⑥吴丽娱：《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⑦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⑧分见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载《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载《文化》第5卷第5期。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载《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同的观点①。齐涛《唐代四川诸巡院设置时间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探讨了四川榷盐机构。[日]妹尾达彦《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与流通——河东盐税机关的地址与机能》(《史林》1982年第6期)则探讨了河东池盐的生产情况。杨权《论销盐分界制起源于唐》(《玉珠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则探讨了运销制度问题。

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唐代盐利收入作了概略论述。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和陈衍德《唐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分析了海盐和池盐的收入，并推算了全国的盐利总数。陈衍德《唐代中央与地方争夺专卖收入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则探讨了中央与地方的盐利之争。前引王林善文论述了榷盐制下的官商关系，并分析了有盐籍的盐商与私盐商的有关问题。陈衍德《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也论述了盐商及盐商与官府的关系等问题。郑海峰、王力平《唐后期盐政的演变与盐商势力的消长》(《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探讨了盐商与盐政的关系。

吉成名、齐涛、陈衍德等学者还研究了盐专卖制度与唐王朝兴衰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吉成名、[日]金井之忠、齐涛等都认为，唐代从征税到专卖以及专卖的兴废都与唐王朝盛衰相关②。齐涛《汉唐盐政》还分析了专卖盐利对中央及地方财政的影响，又指出了盐专卖对中央与地方政体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陈衍德探讨了地方对盐利的争夺及宦官对盐政的干预，认为专卖制激化了唐后期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吴丽娱还论述了大中两池新法的有关问题③。陈明光、陈丽菲、秦永洲、刘荣春、朱睿根、吴丽娱、唐任伍、杨健、马林涛等则探讨了刘晏盐法④。

2．五代盐业史研究

由于资料匮乏的原因，五代盐业史的研究困难较大，但成果仍然可观。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认为，五代盐法对唐代相沿未改，除榷盐外，自后唐还配卖蚕盐。郑学檬认为，后梁虽未实行统一的榷盐制，但仍有局部地区的榷盐，而后唐榷盐制比唐代苛严，蚕盐则是专卖制的一种形式，后晋、后汉、后周都行榷制⑤。穆祥桐则认为，后梁虽无统一榷盐制，但设有盐铁转运使，他还论述了五代蚕盐、随丝盐钱等，并比较了唐代与五代盐法⑥。郭正忠专门探讨了五代蚕盐，认为蚕盐制确立于后梁与后唐之间，是政府干预丝蚕业的产物，特点是榷卖，并辨析了日本学者对蚕盐的若干误解⑦。前引吴丽娱文也认为，五代盐法基本继承唐代，并分析盐的官销与商销、城镇和乡村的粜盐方式，还专门探讨了屋税盐、表配制等问题。吴慧《五代盐政述略》(《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指出，五代中原政权由于疆域狭小，各代虽宽严不一，但总的盐税苛重，专卖严厉。[日]清木场东《关于五代的盐贩卖制》(《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的诸问题》，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87年10月版)则论述了五代时期的盐贩卖制度。[日]吉田寅《五代中原王朝的私盐对策——以盐禁为中心》(《东洋史论集》(4)，不昧堂书店1955年版)则探讨了私盐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

(二)宋代盐业史研究

宋代盐业研究的成果颇丰，三四十年代就有赵靖《宋代之专卖制度》(《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戴裔煊《宋代食盐生产及统制方法之研究》(《中山文化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中国经济》1936年第4卷第5期)等文刊布。在宋代盐业生产研究方面，关于中国海盐晒制的起源问题，以往学者多认为晒法起源于明代。近年来，学术界郑志章、白广美等日渐主张元代始晒⑧。但郭正忠则认为，海盐晒法的创始时间可以上溯到宋金时期。林树涵也认为，我国沿海晒盐的产生应推至宋代⑨。周炸绍《略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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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林善：《唐代后期榷盐与盐商》，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前引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

③吴丽娱：《略论大中两池新法的来源、内容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载《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分见《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之《试论唐代刘晏理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之《刘晏盐法中“官粜”、“亭户粜”考辨》；《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之《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江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之《试论刘晏的盐业管理思想》；《浙江商业经济》1995年第2期之《唐代刘晏对食盐流通体制的改革》；《平准学刊》第三辑之《唐代的榷盐和刘晏的改革》；《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之《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河南师大学报》t994年第5期之《论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4期之《谈唐代刘晏的盐政改革》；《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之《刘晏榷盐法与中国古代商业政策之转型》等。

⑤郑学檬：《五代盐法勾沉》，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⑥穆祥桐：《五代盐政与唐代盐政之比较》，载《平准学刊》第4辑。

⑦郭正忠：《五代蚕盐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⑧分见郑志章：《板晒海盐技术的发明与传播》，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⑨林树涵：《我国海盐晒制产生年代考》，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谈宋代盐户的身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盐户不同的身份地位，认为宋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十分低下，但就整个盐业来看，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盐户的身份也存在着封建国家的工奴、小生产者和封建性的雇工等三种不同情况。郭正忠《古代的解池与池盐生产》(《盐业史研究》)988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解盐生产的主要特点、人工种晒步骤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钱公博也探讨了宋代解盐的生产、运销及财政收入等问题①。此外，郭正忠、贾大泉等还探讨了宋代解盐、井盐的产量问题②。程光裕、许肇鼎、贾大泉、林元雄、宋良曦、钟长永、吴天颖、许世融等则专门论述了有关宋代井盐的问题③。特别是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问题一度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郭正忠《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和《关于筒井风波的考察——宋代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和夭折》(《中国盐业史论丛》，1987年12月版)、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论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等一致认为，在宋代四川井盐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中的社会经济性质》(《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上引吴天颖文和《井盐史探微》(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1992年8月版)等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不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林文勋论述了解盐在四川的营销。梁庚尧探讨了广南盐政，对广东和广西的盐法作了比较研究，并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和实质，他还论述了宋金战争影响下的川盐管理制度的变化④。1933年盐务稽核所编《中国盐政实录》、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及郭正忠的有关论著则讨论了南宋福建盐政问题。

在专卖史方面，早期比较著名的成果是戴裔煊完成于四十年代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中华书局1981年再版)，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钞引盐制的有关问题。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吉田寅、河原由郎等也探讨了有关宋代的盐政、盐法问题⑤。八十年代以来，尤以郭正忠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对宋盐生产技术和体制、盐户身份管理和负担、收贮体制、销售体制等作了系统论述，将宋代盐法演变的过程分为八个阶段，并对折博盐、钞引盐、扑买、合同场、蚕盐、食盐“过剩”等问题作了独立探讨，

并分析了各地盐法的差异⑥。漆侠在论述宋代食盐产销和盐政时，认为宋代盐制屡次变化的原因在于钞盐法⑦。

入中和钞引盐是宋盐研究中有特色的问题。林文勋指出，食盐入中在宋代中期取得主导地位，盐政也过渡到以间接专卖为主，盐钞又具有了货币的职能，对宋代信用和财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聪明探讨了盐钞在北宋西北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姜锡东论述了交引买卖市场和交引铺的情况⑧。郭正忠、漆侠、汪圣铎等还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宋代盐利的问题⑨。史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钱公博：《宋代解盐的生产和运销制度》，载《大陆杂志》1964年3月15日28卷；《北宋解盐的生产、运销和财政收入》，载《宋史研究集》第7辑，1974年9月。

②分见郭正忠：《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载《文史哲》1982年第3期。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③分见程光裕：《宋代川盐之生产与统制》，载《海疆季刊》1948年第1期。许肇鼎：《宋代四川井盐概述》，载《井盐史通讯》1981年第1期。上引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井盐与宋代四川的政治和经济》，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林元雄等著：《中国井盐科技史》，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12月版。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钟长永：《论宋代卓筒井的卓越成就》，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载(文史哲)1964年第1期。许世融：《井盐对宋代四川地区国防、财计、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影响》，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94年9月版。

④分见林元勋：《北宋解盐人蜀考析》，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2期。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载《大陆杂志》1994年第1、2、3期；《南宋四川的引盐法》，载《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11期。

⑤[日]吉田寅：《关于北宋的河北榷盐》，载《东洋史学论集》第3卷，1954年版。[日]河原由郎：《北宋时期河北路盐政之考察》，载《史学杂志》第73卷第9期。

⑥分见郭正忠：《北宋前期解盐的“榷禁”与通商》，载《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上引《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宋代官民联营运盐及其经营方式》，载《江淮论坛》1989年第4期；《宋代食盐政策的历史变迁》，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l期；《宋盐管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5月版；《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分见林文勋：《宋代盐钞功能试探》，载《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高聪明：《北宋盐钞与西北货币体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宋代交引市场的形成、分布和政府的干预》，载《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

现代经济与探讨篇（6）

2.论多元方法论框架下的计量经济学观

3.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

4.计量经济学局限性研究

5.观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望大数据背景下的计量经济学

6.关于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创新与思考

7.经济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发展前景

8.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革命

9.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思考

10.计量经济学中的潜变量模型:一个方法论角度的考察

11.论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的能力培养

12.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若干新近发展及展望

13.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14.计量经济学精确性研究

15.我国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现阶段的三项任务

16.中长期负荷预测的计量经济学与系统动力学组合模型

17.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体系解析

18.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应用

19.基于WinBUGS软件的贝叶斯计量经济学

20.再谈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论研究

21.中美计量经济学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

22.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研究——兼论探索性实验教学方法的运用

23.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24.国外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回顾、进展与述评

25.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功能与局限

26.注重创新能力培养的计量经济学教改方案研究

27.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综述

28.本科计量经济学“问题导向型”教学模式研究——基于问卷调查的教学效果实证分析

29.健康计量经济学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在我国卫生领域的应用展望

30.关于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31.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基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

32.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33.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解析及其展望

34.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比较

35.计量经济学的应用及其反思

36.我国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问题探讨

37.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法及小而精案例探讨

38.提高“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的几点思考

39.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探讨

40.中国计量经济学发展之路

41.基于计量经济学的陕西省建筑企业经济分析

42.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分析

43.计量经济学研究范式:批判与超越

44.关于计量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思考

45.论PBL教学方法在经济学各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以计量经济学课程为例

46.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总体回归模型设定

47.文科背景下计量经济学教学的问题与改革

48.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研究型教学模式改革

49.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50.本科计量经济学“任务驱动型”教学改革探讨——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51.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论文教学模式研究

52.省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扩展及其决定因素——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

53.计量经济学探索性实验教学研究

54.国内计量经济学的文献计量分析

55.打破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迷思

56.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57.计量经济学课程理论和实验教学改革实践

58.《计量经济学》课程中“最小二乘法”的教学方案研究

59.应用蒙特卡洛方法辅助理解计量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基于Eviews程序设计的两个实例

60.本科计量经济学案例库建设研究

61.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学特性

62.案例教学法在《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应用探讨

63.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案例分析的整合

64.财经类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研究

65.注重应用能力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及反思

66.《计量经济学》本科课程“三维”教学模式的构建及实施

67.对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

68.应用型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以三亚学院国贸专业为例

69.诺贝尔经济学奖、计量经济学与现代贝叶斯方法

70.我国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改进与探索

71.计量经济学高级课程的设置与内容体系研究

72.从本科毕业论文看《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方向

73.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

74.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视角下的线性回归模型——再议线性回归模型的设定

75.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汇率预测的综述

76.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

77.论大学本科教育中计量经济学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78.关于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探讨

79.灰色计量经济学模型在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80.基于“学、拓、化”架构下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探索

81.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文献可视化分析看计量经济学的演进

82.《计量经济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刍议

83.本科与研究生课程的教学衔接问题探讨——以计量经济学为例

84.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非均值模型:一个方法论角度的理论综述

85.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86.本科学生计量经济学教学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87.计量经济学实证项目的设计与案例分析

88.计量经济学课程论文的教学设计

89.网络环境下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研究

90.合约计量经济学研究综述

91.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新思考

92.计量经济学在中国服务业生产率测度中的应用

93.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

94.研究型大学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95.简述现代计量经济学及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96.关于案例教学法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的实践的研究

97.结合应用软件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初探

现代经济与探讨篇（7）

[11] 张国庆.基于生态论的系统法学：法律精细化研究[EB/OL].（2014-11-08）[2016-10-27]..

[12] 国庆.减熵化理论及其应用[EB/OL].（2015-10-25）[2016-10-27]..

[13] 张国庆.发展学基本理论研究[EB/OL].（2013-07-18）[2016-10-27]..

[15] 张国庆.复杂系统生态论方法及其应用[J].现代农业科技，2013（11）：190-193.

[16] 张桢.潜山县松毛虫病调查分析及精细化预防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5（15）：148-150.

[17] 张国庆.森林健康与林业有害生物管理[J].四川林业科技，2008，29（6）：77-80.

[18] 张国庆.基于和谐论的企业和谐化[EB/OL].（2016-06-15）[2016-10-27]..

[19] 张国庆.试论和谐林业[J].世界林业研究，2003，16（6）：45-49.

[20] 张国庆.从发展学观点探讨中国和谐林业建设[J].世界林业研究，2006，19（1）：153-157.

[21] 张国庆.论和谐发展与和谐林业[J].绿色中国（B版），2003（3/4）：79-83.

[22] 张国庆.从林业系统的自组织探讨生态林业的设计[J].华东森林经理，1990，4（3）：37-41.

[23] 周伟娟.基于公共管理理论的我国林业公平发展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2014（13）：192-194.

[24] 张国庆.基于系统健康理论的企业管理[EB/OL].（2016-06-15）[2016-10-27]..

[25] 王灿国.基于发展学基本原理的我国林业生态化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2013（20）：156-158.

[26] 王武斌.能流分析方法在营林中的应用[J].现代农业科技，2013（10）：156-157.

[27] 张韩林.从PDCS理论探讨我国林业行政工程化管理[J].现代农业科技，2014（12）：179-180.

[28] 张国庆.系统法学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2013（10）：160-161.

[29] 张国庆.论标准化原理[J].现代农业科技，2011（21）：37.

[30] 张国庆.试论复合生态系统与按需育林[J].安徽林业科技，2001（2）：39-41.

[31] 张国庆.生态健康评价及生态系统管理方法[J].现代农业科技，2012（11）：247-248.

[32] 张国庆.林业标准化原理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2（1）：225-226.

[33] 张国庆.生态环理论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224-225.

现代经济与探讨篇（8）

(一)元代盐业史研究

元代盐业史的研究除了几部盐业和盐政通史外，专题论文不多。[日]田山茂

(二)明清盐业史研究

明清盐业史的研究在三四十年代就已出现了不少的成果⑥。此后至八十年代以前，仍有一些成果，如徐泓的《明代前期的食盐运销制度》(《台大文史哲学报》1974年第23期)、《明代前期的食盐生产组织》、《明代中期食盐运销制度的变迁》(《台大历史系学报》1975年第2期)、《明代后期盐生产组织与生产形态的变迁》、《明代后期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台大历史系学报》1977年第4期)等系列论文及杨德泉《清代前期两淮的盐商》(《扬州师院学报》1962年第16期)等。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仍然是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最系统的明代盐业研究成果是刘淼的《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该书探讨了明代盐业的生产技术、产权形态、灶户组织及赋役形态、引盐运输体制、开中制、票盐制、食盐配给制等问题。

陈诗启《明代的灶户和盐的生产》(《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论述了灶户和封建主的生产关系，并从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论述了这种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盐业的生产和组织变化，推论出在后期灶户急剧分化的条件下，已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薛宗正《明代灶户在盐业生产中的地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第5期)探讨了封建国家严密控制下的盐业生产、灶产人身解放的历史过程、灶户生产的发展及其性质等问题。薛宗正《明代前期封建官府统制下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86年第1辑)还论及了明代的盐政管理机构、封建官府严密统制下的盐业生产与灶户等问题。此外，藤井宏、佐伯富、徐泓等也论及了明代灶户问题⑦。刘淼《明代海盐制法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从明代海盐生产工序的角度探讨了明代海盐主要产区的生产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史继刚：《浅谈宋代私盐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宋代私盐贩阶级结构初探》，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4期。前引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姜锡东：《关于宋代的私盐贩》，载《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罗益章：《宋代官吏的私盐贩卖》，载《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②分见郭正忠：《契丹盐业及盐务管理》，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论辽代盐体制的变化》，载《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金代的盐司与分司体制》，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金代食盐业的经营体制》，载《河北学刊》1997年第2期；《西夏地区古盐产资源考辨》，载《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王兴文：《金代盐业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吴慧：《辽金元盐法考略》，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③[日]宫崎市定：《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载《东亚经济研究》1934年第18卷第2期。[日]小幡信一郎：《青白盐与乌池、白池》，载《京城帝大史学会志》1936年第10期。廖隆盛：《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载《食货月刊》1976年第5卷第10期。马淑琴：《西夏与北宋的青白盐贸易》，载《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杜建录：《宋夏青白盐问题》，载《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

④林文勋：《宋代食盐与周边民族关系》，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张秀平：《宋代榷盐制度述论》，载《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略论宋代的榷盐与边防》，载《浙江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

⑤[日]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1月版。

⑥何维凝：《明代盐务概观》，《明代盐军与灶勇》，《明代之盐户》。分载《人文》1933年11月刊，《益世报》1937年3月21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4年第2期。朱庆永：《叶淇与明代的“开中纳粟”制度》，载《大公报经济周刊》1935年3月13日。刘厚泽：《明盐杂考》。载《中和》1943年第2期。吴云瑞：《明代之盐法》，载《中央日报》1947年11月12日。日本学者藤井宏、左伯富等刊发于四十年代的一批论文。

⑦ [日]藤井宏：《明代盐场的研究》(上)(下)，分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3期，1952年、1954年；《关于明代的户口食盐法》，载《社会经济史学》1943年第13卷第3期。[日]佐伯富：《关于明代的灶户》，载《东洋史研究》第43卷第4期，1985年。徐泓：《明代前期的食盐生产组织》，载《文史哲学报》第24期，1975年版；《明代后期盐业生产组织与生产形态的变迁》，载《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1976年版。

李三谋《明代万历以前制盐业的非官业性》(《江汉论坛》1986年第3期)对学术界关于明代前中期盐业生产形式是官营性质提出质疑，认为正盐中既有纳税的内容又有交换的性质，还有应役的因素，灶户虽受国家一定程度役使，但不能因此抹杀盐业的私营经济性质。方志远《明代的户口食盐和户口盐钞》(《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探讨了户口食盐法的推行及其向户口盐钞的演变、食盐与盐钞的分离等问题。李珂探讨了开中制下的盐商守支及报中不前、商灶购销脱节等对灶产状况和对明代盐制的影响①。黎邦正《试评明代叶淇的盐法改革》(《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则探讨了叶淇的盐法改革，认为叶淇改革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盐法变革，为清代盐制奠定了基础。林枫《明代中后期的盐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以两淮盐利为例，探讨了明中后期开中制下的盐税，分析了三商的经营成本及官盐销售量。刘淼《明代召商运盐的基本形态》(《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论述了在开中法条件下的“召商运盐”基本形态，对“中纳盐粮”制度的基本内容、开中则例及其确定，以及朝廷“召商”参与盐粮交易的性质诸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张丽剑《明代的开中制》(《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2期)论述了明代开中制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剖析了开中制与移民及屯田的关系。李龙华及日本学者藤井宏、中山八郎等也论及了明代开中法②。李绍强《论明清时期的盐政变革》(《齐鲁学刊》1997年第4期)分析了从明到清榷盐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必然性、盐商资本流向及与封建官府的各种厉害关系，指出了盐政变革的局限性和循环性。吴慧《明代食盐专卖制度的演变》(《文史》1984年第26辑)则论述了食盐专卖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余三乐《明庞尚鹏疏盐对策浅析》(《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探讨了明嘉靖、隆庆之际的盐政状况及庞尚鹏疏盐对策。

薛宗正、张皓、张正明等探讨了明代盐商问题。薛宗正《明代盐商的历史演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探讨了开中制与开中盐商、内商和边商的分化、纲运制与包销商人等关系。张皓《略论明代盐商资本的形成与发展》(《青海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论述了明代盐商资本的来源和积累过程，并分析了盐商资本转为产业资本的方式。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晋阳学刊》1991年第2期)探讨了明清时期山西盐商的构成、经济状况、经营方式等。王振忠《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江淮论坛》1994年第5期)探讨了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的一些情况。此外，朱宗宙、藤井宏、寺田隆信等也探讨了明代的盐商问题③。转贴于

关于对各区域的盐政问题研究。汪崇筧探讨了明万历时期的盐利情况及清乾隆时期盐商营运方式、江广口岸平均盐价等。赵毅探讨了明代淮盐管理机构及其职责，认为洪武三年至万历四十四年淮盐的流通为官收商运商销制，万历四十五年至崇祯十七年为商收商运商销制，明政府通过核对查验盐粮勘合、盐引和水程图格来实施管理，并分析了盐商分化和淮盐壅滞的原因。张笃勤论及了明清淮盐分销概况及其对城市经济的影响④。曾玲《明代前期的福建盐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认为，官府对食盐的垄断权贯穿了从开中到销售的全过程，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官营逐渐朝民营转变。陈铿、赵建群《明代福建盐运制度的变革》(《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3期)指出福建盐运有两种变革：运输方式由袋包制改为散装船舱，每引由二百至四百斤改为一千至一千三百斤以促进运销。覃延欢《明代广西盐法刍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认为，明初广西盐法实行开中制。但至中叶后，盐法逐年密酷，成为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重要原因。余永哲《明代广东盐业生产和盐课折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认为，广东是盐课折银最迅速的地区，这与广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激化有关。孙福海、王金令《明代营口盐业》(《营口师专学报》1991年第3、4期)论述了营口盐业的发展状况、管理形式及发展原因等问题。黄国信《明清两广盐区的食盐专卖与盐商》(《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4期)论述了明清两广盐区食盐专卖制度中的若干重要制度及其下的商人活动。黄培林、钟长永主编《滇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1997年6月版)则论述了明代云南盐产地和制度结构及清代云南盐业的发展和盐产地布局的改变。董郁奎《明代江浙盐业述略》(《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探讨了明代江浙盐业生产、盐业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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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见李珂：《明代开中制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之探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明代开中制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问题再探》，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

②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1年第2期。[日]藤井宏：《开中法的意义及其起源》，载《加藤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富山房，1941年版。[日]中山八郎：《开中法和占窝》，载《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座右宝刊行会。

③朱宗宙：《明清时期扬州盐商与封建政府关系》，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4期。[日]藤井宏：《明代盐商的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大安株式会社1963年版；《新安商人的研究》，连载《东洋学报》第36卷1、2、3、4号，1953年6月、9月、12月和1954年3月。[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明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版。

④汪崇箦：《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赵毅：《明代淮盐流通及管理机制》，载《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张笃勤：《明清武汉的淮盐市场与城市经济》，载《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清代盐法研究最系统的成果是陈锋的《清代盐政与盐税》(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对清代盐政的主要问题，如盐业的恢复与盐务的管理、销区、盐课、私盐、盐商、盐政改革等问题的沿革演变及历史原因作了系统论述。王方中《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与盐业生产》(《清史论丛》1983年第4辑)探讨了清代前期盐法的演变、盐商资本的动向以及盐业生产中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等问题。王佩环《清代前期盛京地区官盐生产供销概述》(《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3期)论述了盛京地区的官盐生产及其供销概况。洗剑民《清代广东的制盐业》(《盐业史研究》1990第3期)论及了清代广东制盐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经营方式、生产技术及本行业的特点。刘广志、林元雄、刘德林、彭久松等探讨了清代四川井盐的生产技术问题①。[新加坡]姜道章《论清代中国的盐业贸易》(《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2期)论及了清代盐业生产中心、国家控制、贸易网络、运输手段与市场区域的空间结构。有关板晒法的发明时间，学者颇有争议。郑志章《板晒海盐技术的发明与传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认为，在明代的福建首创了板晒法，康熙中期后，板晒法由闽南移民传人江浙，逐渐推广到浙江各盐场。朱去非《盐板晒盐考》(《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3期)、[日]渡边惇《板晒法的兴起及其影响》(《东洋史研究》1963年第21卷第1期)认为，浙江的板晒法始于清嘉庆年间，陈锋赞同此看法②。

萧国亮《清代盐业制度论》、《清代盐业制度论(续)》(《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2期)探讨了清代引岸制的内容、特点及运行过程、引窝的起源及其性质、盐引的管理等问题，并与明代作了对比分析。陈锋《清代盐法考成述论——清代盐业管理研究之一》(《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清代盐法考成的内容包括产盐考成、征课考成、销引考成、缉私考成四个方面，涵盖了食盐产、运、销各个环节，并通过对盐政官吏的盐法考成，以达到整肃吏治、保证盐产、疏销盐引、完纳盐课的目的。其《清代三藩之乱期间盐课岁人辨析》(《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则提出三藩之乱期间盐课急剧下降之说值得怀疑，由于这一期间清廷在盐课征收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加征，盐课的实际征收额反而空前增加。张正明《清代河东盐课摊归地丁试析》(《山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探讨了盐课摊归地丁制度产生的原因、实施办法、作用和利弊等。李克毅《清代的盐官与盐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盐官对盐政的影响。刘洪石《略论清代的票盐改革》(《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4期)探讨了嘉道之际淮北的票盐改革，认为“纲盐改票”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将官督商运改为官督民运民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孙晋浩《清代盐政专商制的危机与改革》(《晋阳学刊》1989年第3期)认为，专商制的盐政体制在前期使清政府获取了高额盐税，但嘉庆以后，由于专卖盐商经济实力的削弱和私盐的泛滥，出现了盐政危机，盐政改行了票盐制，但不久又复行专卖。石蕾《清代盐业的变迁》(《镇江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提出了与孙晋浩相同的观点。张小也《李卫与清代前期的盐政》(《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则论述了李卫在滇、浙实行的盐政措施和改革。

不少学者探讨了清代地方盐政。徐凯希《略论晚清川盐破岸行楚》(《江汉论坛》1992年第9期)指出，清初实行引岸专商制度，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淮盐阻梗。川盐进入两湖市场，推动了近代两湖行盐制度的演变。汪士信论述了徽商经营淮盐的情况③。林永匡探讨了清初长芦、两浙、山东、两广和福建盐场的分布、恢复运司盐业产销、打击私盐等措施及作用④。陈然《试论清初对自流井盐的开发》(《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论述了清初对自流井盐的整饬和恢复，指出清初对自流井盐的开发是开发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建昌《西藏盐业及盐政史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探讨了西藏盐产种类和分布，认为藏盐向为民营，清末依内地例建盐政，征收盐税。何珍如《康熙时期的云南盐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第5期)论述了清初云南的井盐生产及清政府对盐务的管理。鲁子健《清代四川的盐榷与盐枭》(《盐业史研究》1986年第1辑)论及了专商引岸制度、余盐措置与盐课归丁、封建盐务腐败与官引走私活动及四川盐枭的有关隋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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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广志主编：《中国钻探科学技术史》，地质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林元雄等：《中国井盐科技史》，四川科技出版社1987年12版。刘德林、周志征：《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研究》，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5月版。彭久松、陈然：《四川井盐史论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5月版。

②前引郭正忠《古代编》。

③汪士信：《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④分见林永匡：《清代的长芦运司盐政》，载《河北学刊》1983年第3期；《清初的两浙运司盐政》，载《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清初的山东运司盐政》，载《山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清初的两广运司盐政》，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清初的福建运司盐政》，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

现代经济与探讨篇（9）

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内容和观点来看，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前期为第一阶段，在该阶段，六七十年代留意族权问题的一些学者整理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形成宗族研究的一个高潮。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把宗族制度作为族权看待，多通论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如祠堂、族长、族田、族谱，注重族权同政权的结合，认为族权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这时也有研究者看到政权和族权矛盾的一面。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为第二阶段，宗族研究进入新时期，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对已有的宗族研究观点提出商榷，加强了断代、专题、区域和个案宗族研究。该时期宗族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把宗族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看待，在其与政治的关系上更多地注意二者的互动关系，从宗族制度的功能分析转向结构的探讨，宗族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旧有宗族几大要素之外，看到了宗族制度与商品经济和谐的一面，注意到宗族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对中国社会的适应性和其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以上两个阶段的大致划分，有助于我们把握不同时期研究者的学术倾向性。

1.宋元明清宗族的整体性探讨

农村公社和东方社会理论影响了学者对宋元明清时期宗族的研究。50年代中期，历史学界进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少学者援引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农村公社的论述，来说明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社会共同体，说明这正是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的重要特点。受这场讨论的影响，徐扬杰于1959年写了题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公社和家族制度》的论文，以这篇论文后半部为基础写作的《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上， 对宋以后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过程、形态结构、社会影响，以及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作用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并指出家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徐扬杰对宋以后宗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论文集《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中。柯昌基《宗法公社管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 期）论述了宋以后宗族制的内容、类型、族田、衰亡。

从批判宗法思想和宗法制度，批判封建主义家长制的目的出发，邱汉生的《宋明理学与宗法思想》（《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探讨了宋明理学家对宗法的论述、族谱家规乡约反映的宗法制度、祠堂读谱及乡校读约等问题，认为宋明理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宗法的理论支柱，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宗法不同于过去宗法的一个特色。

王日根对宋以后义田进行了总体论述，发表有《宋以来义田发展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义田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之社会功能浅析》（《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 《宋以来义田生成机制论》（《厦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等文。

阎爱民《宋明以来庶民始祖之祭与“一本”观念的倡导》（《东洋学研究》第4辑，韩国东洋学研究学会，1998年）指出， 宋明理学家们反复重申古已有之的“一本”观念并将其与祭祖问题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影响宗族民众化进程最重要的宗法思想。

2.宋元时代宗族研究

对宋元时代宗族进行比较全面论述的，是常建华《宋元科举制下宗族制度的发展》（《中国宗族社会》第三章）以及《宗族志》中的有关部分。徐扬杰也发表过《宋元时期地主阶级“敬宗收族”的实践》（收入《宋明家族制度史论》）。

宋代宗族方面，有几位学者进行了系统研究。朱瑞熙是这一领域较早的研究者，他在《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一书中辟有《宋代的封建家族》一章，强调宋朝家族组织的重建，提出族权是从宋代开始形成的。许怀林从事义门家族个案研究，发表了《“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门”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 期），分别论述义门陈氏家族的兴起与瓦解。前文重点剖析陈氏家法，说明大族维护政权的作用；后文探讨了宋朝政府的宗族政策以及政权和地方大族的关系问题，看到政权对大族势力的防范和抑制。他还在《陆九渊家族及其家规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 期）中指出，陆氏以经营农业和药店发家，其家规重视训诫劝说，陆氏家族面临着现实与思想的矛盾。宋之平注意探讨宋代宗族研究中不太为人注意的墓祭等问题，他在《试论宋代墓祭》（《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6 期）、《宋代封建家族的物质基础是墓田》（《江西大学学报》1991 年第6期）、《宋代的坟庵与封建家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三文中指出，墓祭是宋代封建家族收族的主要手段； 墓祭田普遍存在，它是宋代封建家族的物质基础，坟庵是宋代封建家族整合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宋以后封建家族组织形成的重要一环。宋之平还发表《宋代家族教育述论》（《南昌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一文， 论述家族教育的类型、设立方式、形成原因、学生与教师、兴学目的和效果等。从整体上全面探讨宋代宗族的是王善军，他在《唐宋之际宗族制度变革概论》（邓广铭、王云海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文中指出，随着门阀家族制度的衰落， 以“敬宗收族”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在宋代社会逐渐确立下来；《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 期）进一步论述了宋代宗族制度的政治、经济、教育职能，宗族制度与阶级协调、封建四权的关系。王善军也对宋代宗族制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探讨，《宋代谱牒的兴盛及其时代特征》（《中州学刊》1992年第3 期）一文论述了谱牒的编修与续修、体例与内容、功用等。《宋代族产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论述了族产的种类、来源、 管理与经营、国家的族产政策等。此外，家族个案研究还有不少，包伟民《宋代陈希亮家族及其迁徙考》（《大陆杂志》90卷2期，1995 年）认为，举业的成败决定着士人家族的盛衰，宋代士人宗族组织似乎还处在一个相对自由离散的过渡阶段，并对汉人宗族组织地域分布的调整变化也具有关键意义。王曾瑜《宋朝相州韩氏家族》（《新史学》8卷4期，1997年，台北）、王善军《宋代真定韩氏家族研究》（同上）均指出，科举、恩荫以及婚姻是制约大族兴衰的主要因素。柯昌基《宋代的家族公社》（《南充师院学报》1982年第3 期）论述了同居共财的家族共同体。漆侠《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知困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侧重从主佃关系和阶级矛盾把握蒲阳郑氏家族，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学术月刊》1991年第10期）论述了范氏义庄问题。王莉《对南宋福清林氏家族的几点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 期）分析了一个地方性小家族的发展动因，认为一个家族的延续发展，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实力大小、家族成员是否入朝为官来衡量，它是各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元代宗族方面，常建华发表了研究墓祠和族谱的论文。其中《元代墓祠祭祖问题初探》（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论述了墓祠祭祖习俗、墓祠祭祖观念、墓祠祭祖与宗族制度的关系。《元代族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1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探讨了元代族谱的名称、体例、书法、世系、功能、续修、采访与资料来源、版本与载体、元人对欧苏谱的评价等问题。另有学者探讨了义门郑氏及其规范，毛策《浙江浦江郑氏家族考述》（《谱牒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分上、下两篇， 上篇是“郑氏家族源流述略”，下篇为“《郑氏规范》试析”。许怀林《〈郑氏规范〉剖析——兼论义门聚居的凝聚力》（《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从宗规探讨了蒲江郑氏义门家族。

3.明清时代宗族的断代和专题研究

断代性通论。李文治发表了《论明清时代的宗族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4辑，1983年）长文， 认为宋代以后封建宗法关系具有松弛的趋势，为此，地主阶级通过修筑宗祠、修辑族谱、建置族田义庄等措施，维护宗族制，进而巩固封建统治。通论明代宗族制的有韩大成《明代的族权与封建专制主义》（《历史论丛》第2辑， 齐鲁书社1981年版）一文，探讨了明代专制主义王朝支持鼓励族权以及维护族权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等问题。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 期）是明代宗族研究的重要论文，作者认为明代宗法宗族制度化主要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宗族关系的政治性质加强。这一变化始终为中国地主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所制约。清代宗族通论方面，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认为，以族谱、祠堂、 族长三者为核心，以族田为手段，形成宋明以来的宗族制度的族权，至清发展到极盛。冯尔康在《清人的宗族社会生活》（《清人社会生活》第五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论述了祠堂及其管理下的族人生活，宗祠和政府的相互关系；《清代宗族制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一文总结了清代民众化宗族的各项特征。

专题性研究。政权与族权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众多研究者认为政权与族权互相支持，把族权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来看待。前引王思治论文指出，强宗大族与封建政权有矛盾。徐晓望《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3 期）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特别论述了宗族破坏封建法治以及官府对宗族的打击。常建华发表《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文，对左云鹏、李文治提出的明朝取消庶民不得立家庙禁限的观点重新考释，指出这是人们的误解，事实上明朝只允许庶民祭祀始祖，它是“议大礼”推恩所致，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不存在明朝鼓励民间建祠立庙以发展族权的情形。还针对左云鹏清朝设立族正标志族权与政权直接结合的观点，发表了系列论文。《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 期）证明族正属于族房长之外另立的使用职役，旨在防范宗族。《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进一步说明族正防止宗族势力膨胀的作用， 清朝对宗族的治理和在宗族问题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性。《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 期）指出左云鹏将族长混同于族正和对族正史料时间的理解错误，认为清代不存在族权一贯得到政权支持而不断壮大，并在后期完全和政权结合在一起的过程。《试论清朝推行孝治的宗族制政策》（《明清史论集》第二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论述了清朝对宗族的支持政策。

宗族经济。张研的专著《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上篇论述了清代族田的历史渊源、发展概况、管理与经营、土地增殖与租入分配，下篇就族田与社会结构、清朝对宗族、族田的态度及做法进行了探讨。论文方面，曹凤祥《论明代族田》（《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论述了族田的兴起与发展类型、 管理与经营、特点、作用以及朝廷对族田的态度。王日根《论清代义田的发展与成熟》（《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概述了清代义田。

宗族法。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系统分析了清代宗族法的内容。制定与执行、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从法律角度揭示了国家与宗族的关系。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论述了家法族规的演变、制订、范围、奖惩特性、历史作用和研究意义。本书附录55种家法族规，提供了原始资料。刘子安《论明清的家法族则》（《中国法学》1988年第1 期）探讨了明清家法族规的性质、内容和作用。许水涛《清代族规家训的社会功能》（《清史研究集》第八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探讨了清代族规的历史作用。冯尔康《族规所反映的清人祠堂和祭祀生活》（《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论述了宗约确定祠堂组织法、祭祀及其方法的族规、祠堂维护宗族等级制等问题。

族谱。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谱牒学研究》第3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探讨了明代修谱宗旨、修谱体例以及族谱功能的强化，认为明代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修谱宗旨，并把正史体裁全部引入修谱。冯尔康《清史谱牒资料及其利用》（《南开史学》1984年第1 期）论述了清代族谱的修纂、体例、史料价值以及利用的注意事项。

宗族观。笔者在《论宋濂的宗族思想》（《东洋学研究》第四辑，韩国东洋学研究学会，1998年）指出，宋濂的宗族思想是作为移风易俗提出的，即通过教化治理宗族，从而改造社会，士人应担当起“化同姓之亲以美天下之俗”的任务。这一族治思想在元末明初的浙东具有师承关系和地域特色。阎爱民《“大礼议”之争与明代的宗法思想》（《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从宗法原则之争、祭祀权之争、 宗祧问题之争，论述了大礼议中的宗法之争，认为大礼议导致了宗族史上的重大变化，尊祖观念成为最重要的宗法原则，最明显地表现在民间建祠和追祭远祖活动开始普遍化。赵园《明清之际士人的“世族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探讨了士人宗族论的一种形式“世族论”，指出其时世族论者认为明代世族更为衰落，主张重建宗法——世族，其用意的深刻之处在于它的地位确立和文化重建，强调缙绅在民间政治文化中的地位。

宗族教育。丁钢主编《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主要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闽粤商、江浙商的宗族教育问题。吴霓《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探讨了两级教育的目的、阶段， 家族教育的经费等问题。

其它。徐扬杰《明清家族的防卫体系及其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明清以来我国南方的家族械斗及其社会根源》、《明清以来内地的村落结构和村镇的祭祀与习俗》（均收入《宋明家族制度史论》）等文分别论述了如题所示的内容。此外，王惠明《明清家族社会认同准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认为， 权威神话和传说塑造着家族的始祖形象，而举族进行祠墓祭祀活动，则是崇拜祖先、积淀家族意识的重要宗教形式。钱杭《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缘性质》（《史林》1998年第3期）指出，由联宗形成的联合组织其实不是所谓“联族”，而是一个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许华安《清代宗族势力的膨胀及其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述了清代宗族的发展问题。

4.明清时代宗族的区域研究

福建。厦门大学的学者受傅衣凌“乡族”论的影响，重视福建宗族问题，使用乡族、家族、宗族的概念进行探讨。郑振满《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明清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明以后闽北乡族土地的所有权形态》（《平准学刊》第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清代台湾乡族组织的共有经济》（《台湾研究集刊》1985年第2期）的系列论文， 探讨了闽北和台湾的乡族共有经济。他还发表了《明清福建沿海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一文， 指出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事业的组织形式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种类型，而且有一个从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程，乡族内部的农田水利制度形成族规和乡约。《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 期）进一步指出，明中叶以后由于福建地方政府职能的萎缩及明中叶后的社会危机，逐渐把各种地方公务移交乡族集团，促成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倾向。他又在《清代闽南乡族械斗探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1期）中指出，乡族械斗的盛行，反映了社会控制权由官方向民间的转移。乡族械斗的根本原因是乡族内部的矛盾。郑振满通过具体的研究，深化了“乡族”论。此外，郑振满的《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一文还提出， 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甲户籍，不外是家族组织的代名词。《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是郑振满研究家族的专著，重点探讨了继承式、依附式、合同式三种类型的宗族组织形式和家族组织在福建不同地区的发展，对家庭结构、家族组织的社会变迁的记载也有相当篇幅。陈支平是福建家族问题的另一位研究者。其《近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一书广泛论述了家族问题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以往较少探讨的家族文化。《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深入分析了福建族谱修纂的历程、种类与格式、修纂与管理、族谱家法、序跋题词的装饰炫耀、祖先的寻觅与塑造、渊源的追溯与合流、异姓的联系与合谱、神明的崇拜与创造、客家族谱等问题，反映出福建族谱的真实面貌和独特风格。杨国祯、陈支平合著的《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年），从多方面阐述了土堡与家族的关系，也是“乡族”论研究的具体化和深化。王日根搜集大量地方志资料探讨了福建义田，发表有《论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清代福建义田与乡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 期）二文。此外，李明欢、周莉《闽西中川胡氏族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 期）论述了胡氏族田从清至现代由起源到消失的历史。徐晓望《试论清代闽粤乡族械斗》（《学术研究》1989年第5 期）对闽粤乡族械斗的情形、类型、社会原因作了探讨。荷兰学者宋汉理的《清代福州的大族：人口、地方行政与社会等级的初步分析》（《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探讨了19世纪福州地方士绅与宗族的关系问题。

广东。集中于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的探讨，较早开展该地区宗族研究的是叶显恩和谭棣华，主要讨论宗族经济问题。他们在《封建宗法势力对佛山经济的控制及其产生的影响》（《学术研究》1982年第6 期）一文中指出，封建宗法势力是佛山城市从经济性向政治性、从生产性向消费性转化的重要原因；在《关于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宗族的赋役征收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清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豪族赋役征解的变化，标志着宗法势力的日益强大；又于《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探讨了族田的来源、管理、地租形态、租佃关系、用途及作用。谭棣华单独发表《略论清代广东的械斗》（《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3期），探讨了广东宗族械斗的由来与发展、 械斗原因及其社会影响等问题；他还在《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研究了沙田区内的宗族占有形态以及宗族经济和宗族械斗问题。叶显恩、韦庆远《从族谱看珠江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学术研究》1997年第12期）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与商品经济互相适应。日本学者片山刚《清末珠江三角洲地区图甲表与宗族组织的改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在指明总户即宗族组织后，进而对子户的由来及其社会实体具体情况进行了论述。刘志伟探讨了赋役制度和宗族的关系，番禺沙湾何氏个案。关于前者，他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中指出，明代里甲制下“户”的衍变，主要表现为“户”由代表一个家庭变为包括两个以上的家庭以至整个家族。《清代广东地区图甲制中的“总户”与“子户”》（《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进一步阐明了不同宗族房派等社会群体在图甲中的关系。关于后者，《宗族与沙田开发》（《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从沙湾何族族产的建立和沙田开发过程入手， 考察宗族在沙田开发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沙田开发对宗族形态的影响，认为沙田的大规模开发为宗族势力的发展创造了相当有利的独特条件；《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 期）指出，编造宗族的历史和谱系，是沙湾何族的重要价值资源。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用两节的篇幅详细论述了明清两代的佛山宗族组织，着重探讨佛山社区城市化过程中宗族的历史，指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佛山宗族组织的重构和发展，是由于南海士大夫集团的兴起，在宋明理学指导下进行整合的，标志物是宗祠、族产、书院、家训等。至清代，随着佛山商品经济的迅速繁荣和侨寓人士大量移入，造成土著社会组织的动荡，佛山宗族组织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宗子制度的废止、尝产形态的变更、价值观念的演进和宗族组织的解体上。科大卫《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制度的初步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 期）反映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关家族入住权的观点引人注目。郑德华《清代广东宗族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 期）论述了清代广东宗族的发展，族产、宗祠及族谱的形成和内容，族户结构、族规和社会的功能。

安徽。有数位学者长期致力于徽州地区宗族的研究，发表了系列成果。较早开展徽州宗族研究的学者是叶显恩，他在《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四章“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中主要探讨了宗族组织、祠堂族长与族权、家谱和宗法、族田等。美国学者居蜜在《1600——1800年皖南的土地占有制以及宗法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一文中，考察了宗法制度、 土地占有制，以及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又在《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兼评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江淮论坛》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徽州的宗法组织与社会结构、法律地位、租约、股役契约、宗族伦理和土地出租，强调徽州佃仆的最终性质，惟有通过研究宗族组织才能得以理解。另一位美国学者基恩·海泽顿发表了《明清徽州社会的大家族与社会流动性》（《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一文， 通过对1551年修的《新安名族志》和1829年修的《徽州府志》里的进士表比较，考察了歙、休两县的望族。唐力行的宗族研究视野开阔，将商人与宗族的关系放在地域社会探讨是其特色。他在《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中指出，明清徽商善于借助宗族势力， 建立地区性或商业性垄断。《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认为，徽州在明代后期形成小家庭大宗族格局， 徽商对家庭—宗族结构的这一变化起了关键作用，这一结构影响了徽州社会经济。《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指出，16世纪农村宗族制度的转型， 首先表现在宗族迁徙和重建方向由农村到农村变为从农村到城镇为主，宗族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认为，明清徽州地域社会形成了宗族组织、 文化科举和商业经营间的良性互动。唐氏还著有《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探讨了徽州社会的形成及其结构变迁、宗族文化、商人文化对徽商及徽州农村社会的影响，宗法制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宗法制度在徽商经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宗族文化为核心的新安文化的双重作用等。刘淼的宗族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关注族产与族会问题。他的《清代徽州歙县棠樾鲍氏祠产土地关系——以徽州歙县棠樾、新馆鲍氏为中心》（《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一文，探讨了祠产的设置、祠产结构与地权形态、租佃关系、地权分配。《清代徽州祠产土地关系——以徽州歙县棠樾鲍氏、唐模许氏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探讨了宗祠产业的来源、 结构以及租佃关系和地租分配。关于族会的探讨，《清代祁门善和里程氏宗族的“会”组织》（《文物研究》第八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研究了程氏“会”组织的情况。《清代徽州的“会”与“会祭”》（《江淮论坛》1995年第4期）指出，以祭祀和信仰为基础而组合的“会”， 意味着宗族生活开始出现分化。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也是从商业入手研究宗族的学者，她的《徽商及其网络》（《安徽史学》1991年第4 期）通过徽州商人的经营活动，从网络分析这个视角考察明清社会，认为徽商网络是构筑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徽商利用共同始祖的同一性，强化了散布各地经商族人的同宗同族关系。又在《徽州汪氏宗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1期）一文中， 依据汪氏现存族谱中的移居记载，考察了汪氏家族的迁徙及商业活动。陈柯云的宗族研究注重利用契约文书资料， 她在《明清徽州的修谱建祠活动》（《徽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明中期以后修谱、建祠的普遍化问题。《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 期）探讨了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及其结构变化，对乡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影响力，和在乡村事务中的仲裁权问题，认为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时期。她的《明清徽州的族产》（《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两文指出，明中叶以后， 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为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了众存族产和祠产并行交叉、一消一长的发展局面。赵华富对徽州宗族的研究可以分为专题和个案两方面。专题方面，《论徽州宗族繁荣的原因》（《民俗研究》1993年第1 期）论述了宗族发展原因。《从徽州宗族资料看宗族的基本特征》（《谱牒学研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认为有共同的始祖，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有明确的昭穆世次，开展一定的集体活动，有共同的聚居地点，有一定的管理形式，有宗族的族规家法，有一定的公有财产，是宗族的八个基本特征。 《论徽州宗族祠堂》（《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认为，徽州大建宗族祠堂之风，兴起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也是针对由商品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对徽州宗族统治的冲击所采取的措施。《徽州宗族族规家法》（《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论述了徽州宗族族规家法的制定、执行和特点，族规家法的阶级本质，族规家法的精华。个案研究方面，计有《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个案报告》（《江淮论坛》1993年第2期）、 《黟县南屏叶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徽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2 期）等文，分别就宗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宗族制度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论述。韩国学者朴元熇对柳山方氏进行了个案研究，他在《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中， 分析了明代宗族组织扩大的社会经济契机和原因，指出由人地矛盾产生祀产纠纷和乡村社会失衡状况是宗族联合的契机。又在《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中指出， 歙县柳山方氏的真应庙在北宋初年和清初的两次修建最为重要，前一次修庙由专祠转化为宗祠，后一次则从宗祠转化为统宗祠。周绍泉《明清徽州祁门善和里程氏仁山门族产研究》（《谱牒学研究》第2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探讨了族产的内部结构、来源、经营、管理、收益分配、作用等。他还整理仁山门东房派的族规家法，出版了《窦山公家议校注》（黄山书社1993年版）一书。高寿仙《明初徽州族长的经济地位——以休宁县朱胜右为例》（《江淮论坛》1994年第4期）指出， 明初徽州的族长并不一定由族中富户担任，一般自耕农即可，甚至具备佃人的身分也不影响他的威望和地位。栾成显《元末明初祁门谢氏家族及其遗存文书》（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从探索历史上徽州世家大族入手，阐述徽州文书的遗存与徽州大族的关系，对徽州文书的由来做进一步具体的探讨。胡槐植《徽州宗族祭祖制度》（同上）论述了祭祖的种类、祭日及祭组织、祭仪、酬功与给胙。许水涛探讨了桐城宗族，他的《从桐城望族的兴盛看明清时期的宗族制度》（《谱牒学研究》第1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一文，论述了制约宗族制度顺利发展正反两方面因素、望族形成及其盛衰的原因、宗族制度的社会基础问题。

江西。江西是宗族势力强盛地区，长期以来缺乏专门的研究，近年来这一情形有所改变。梁洪生、邵鸿对乐安县流坑村董姓宗族进行了个案研究。梁氏《家族组织的整合与乡绅——乐安县流坑村“彰义堂”祭祀的历史考察》（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论述了明代嘉、万年间乡绅通过建立“彰义堂”等措施对家族组织进行的整合、强化及影响。在此文的基础上，梁氏又发表《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以流坑村为例》（《新史学》第8 卷第1期，1997年），集中论述王门学者如何进行乡族建设， 并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探讨其成效和动因，指出嘉、万之际由于乡绅管理层的形成，流坑董氏宗族得以整合，社区秩序得以控制，基层权力让渡的社会基础是大族，让渡的客观要求是动乱的抚治。邵鸿《竹木贸易与明清赣中山区土著宗族社会之变迁——乐安县流坑村的个案研究》（《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指出，清代流坑较发达的竹木贸易经济不但不是宗族的腐蚀剂，而且为其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又在《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南昌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中指出，清代前期流坑村会社组织的显著发展，教育、经济、宗教祭祀、娱乐等各种类型的会社兴盛，主要是作为宗族的辅助性功能组织出现的，是适应社会变迁，巩固和发展宗族组织的一个重要途径和体现。许华安探讨了清代江西宗族，他在《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结构与功能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中指出， 清代江西宗族的结构特点是族产薄弱、祠谱发达，宗族的功能特点是礼法观念趋淡、社会功能上升。《清代江西宗族族产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清代江西族产来源具有大众性、平民性、普遍贫弱的特点，族产的管理、经营也有一定的民主性和功能性。

江苏（兼及浙江）。苏南是义田的最早诞生地，也是义田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明清江苏宗族的研究集中于族田方面。冯尔康《论清朝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田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 期）一文把义庄放在宗族制度中探讨。张研《试论清代江苏的族田》（《历史论丛》第5辑，1985年）比较全面地探讨了江苏族田的形态。 范金民《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指出， 乾隆、道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是苏州义庄发展的三个阶段。义田设置方向向下层宗族转移，义庄地址向城镇转移，是清代苏州义庄的新特征。朱勇探讨了江南宗族法的功能，发表了《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经济职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论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社会作用》（《学术界》1988年第4期）等文。望族的研究也受到重视， 吴仁安发表了《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望族》（《历史研究》1992年第1 期）、《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望族及其盛衰消亡探微》（《谱牒学研究》第3辑，1992年）等论文， 并在此基础上著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将望族分为官宦世家、豪门右族和文化世族几种类型，指出望族门祚在四世者居多。著姓望族大都由科举制度造成，其兴盛得力于好品行、祖宗的榜样作用、有选择的婚姻等，而良好的教育则是必备条件。日本学者佐藤仁夫《清朝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以上海曹氏为例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一文，论证了曹氏望族形成、发展的过程， 探讨了曹氏家族的婚姻网络以及社会活动的扩大和发展等问题，并由此论证了明末清初以来地区行政逐渐为地方望族和绅士所控制。王培华《明中期吴中故家大族的盛衰》（《安徽史学》1997年第3 期）使用归有光《震川集》有关资料，论述了赋役同宗族的关系。钱杭、承载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章“江南的宗族和社会生活”，对宗族的救济、教化、辖制等问题有所论述。韩凝春《清末民初学制变革中的江浙族学》（《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4 期）将学制变革以前的旧式族学与变革中的江浙族学作了勾勒和比较。

由于对南方诸多地区的宗族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学术成果，一些学者尝试进行不同地区宗族的比较研究。叶显恩发表了《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法制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 从生态条件竞争、宗法制传承的典型与宗法制的变异、宗法制功能偏重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作为传统宗法制传承典型的徽州宗族组织，其主要功能在于谋求并维护本宗族的社会地位及特权；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组织则因明代中期后商业化的发展而转向发挥经济功能，无论是宗族的普遍化还是宗族族产的多样化等方面，都显示出宗族的经济功能是商业行为，而不是徽州的道义经济。王日根《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一文，比较了福建、江南义田的设置者、不同的发展趋向和设置目的。

（五）当代宗族研究

80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宗族经过30年被打击、压制而销声匿迹后，又重新活动，主要表现在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农村乡俗活动、控制社区秩序等等。如何看待宗族的复兴或重建，关系到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问题，关系到民族文化的评价问题，也关系到社会转型及现代化问题。一般而言，如今的学人都能有分析地、辨正地看待宗族问题，避免了简单化。不过对于当今宗族活动的定位，仍具有较强的倾向性。

1.视宗族为现实社会对立物，以负面评价为主的研究

一些研究是通过对不同地区宗族活动的调查，指出宗族复兴的各种表现以及负面作用。宗族活动的一些调查见诸报纸，如《法制日报》于1989年4月4日发表李雄的《农村宗族势力抬头严重冲击法制建设》一文，报道了湖南省岳阳市全市有三分之一的村成立了宗族组织，有的县群众自选族长、门长的村达到65％，造成农村族权代替政权、族规代替法规的现象日益突出。该报还于1992年1月28 日发表王学刚《宗族势力的抬头令人忧虑》一文，报道了广东的宗族活动。有人探讨不同省份的宗族问题。如浙江省，余炳辉《苍南县江南三区宗族械斗的起因和衰落》（《未定稿》1986年第3期）调查了1980年至1983 年苍南县的械斗问题，指出宗族问题作为一种封建文化的残余，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它的彻底消除只能通过经济发展的途径。朱康对《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7年第1 期）考察了温州农村宗族，认为传统的宗族组织由于其根深蒂固的血缘纽带作用，具有很强的内控力、凝聚力和强制力，而且宗族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也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对此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正确引导，很容易破坏乡村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又如湖北省，陈永平、李委莎对江汉平原上的仙桃市调查后，发表《宗族势力：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一文， 认为“宗族群体作为一种松散的利益群体，在广大农村普遍存在，而由宗族群体所形成的宗族势力，虽与过去相比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但作为封建残余仍对农村社区起着一定的破坏性作用，成为农村基层社区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的破坏力量”。再如江西省，该省械斗较为严重，谭庚炳《农村械斗何时了》（《理论导报》1992年第1期）联系吉安县的实际， 就预防和遏制农村宗族械斗作了探讨。余红等人《对农村宗族械斗的忧思》（《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介绍了江西农村械斗的形式、特征、原因等问题。肖唐镖、幸珍宁《江西农村宗族情况考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 期）提出了宗族势力已形成五方面发展趋势，即：发展区域扩张化、活动方式多样化、组织形式实体化、组织目标社会化和组织活动公开化。作者认为，宗族势力的发展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破坏性力量，它危及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稳定，抗扰了农村法制建设的进程，干扰了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落实，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制约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宏观论述当代宗族的论著方面，1990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三次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徐扬杰提交了《肃清封建宗法思想和制止家族势力复活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一文，指出：“近几年部分农村家族势力的活跃与抬头，不管披上什么外衣，本质上仍然是已被打倒的历史上的宗族组织和族长族权的复活，是历史上的沉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一次泛起。”何清涟《当代中国农村宗法组织的复兴》（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4月号）认为“宗法组织在中国农村中的复兴，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一次文化的退潮，必将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它的发展和壮大，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还有一段曲折的漫漫长路”。余红《中国农村宗族势力为什么能够复活》（《南昌大学学报》1996年第3 期）认为，从历史上的宗法制度到亘古至今的聚族而居，从家庭功能与行政功能的涨落到农村社区文化，以及农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极因素，促成了农村宗法势力的复活。

王沪宁著《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以反映中国乡村传统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家族文化为视角，探讨乡村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著者在15份社会调查报告的案例基础上进行宏观的综合分析，全书分背景、结构、功能、嬗变、选择五大方面进行论述。由于调查者和著者的专业是政治学，该书将宗族作为“农村政治文化结构”处理。著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村落家族文化的何种态度，对村落家族文化的变化，如何应变”。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村落家族文化处在消解的过程之中，但又有消解过程中的不断往复。村落家族文化向现代社会过渡，发生种种转变，从而使村落家族文化存在的理由（生产水平、资源总量、自然屏障、社会调控、生育制度、文化因素）发生了变化。对于家族代表的基层社会秩序，他一方面认为“数不胜数的小秩序，村落家族共同体的秩序，会蚕食大秩序”。同时也指出：对于巨大的中国社会来说，“如果能将人们首次纳入较小的秩序之中，社会在协调这较大的秩序，管理成本就会小得多。当然，村落共同体能否扮演这一角色还得研究，还要视社会发展水平而定。但往这个方向努力和思考问题，是合理的选择。因为村落家族共同体的存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改变的，在既存的条件下能做什么，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问题”。总的看来，该书的主调是把村落家族文化作为现代的对立物看待的。

2.视宗族为中性社会组织，对其功能做正负双重性质评价的研究。

区域和个案的调查研究。关于浙江宗族，刘小京《略析当代浙南宗族械斗》（《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通过1983年5月—1992年11月七次赴温州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宗族组织具有很强的适应力和内聚能力，这是一种中性的社会组织，并非对社会有害无益。“只有地方政府威信丧失，其社会控制能力严重衰落，并且宗族组织得到某种程度的军事化的前提下，宗族械斗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必然，而一旦当宗族械斗从偶发性事件转变为地方亚文化系统的一个组织部分之后，它就能从所在的社会环境中汲取于己有用的文化成分，从而成为系统内难以摒弃的毒瘤”。徐国平对聚居于浙江中西部兰溪市诸葛镇的诸葛亮后裔调查研究，发表《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东南文化》1997年第2 期）一文，指出诸葛氏家族文化带有不少陈旧的甚至是封建的成分，但作为诸葛亮后裔家族中特有的文化现象，毕竟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今后仍能表现出相当多的活跃成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关于广东宗族，杨平《湛江农村家族宗法制度调查》（《战略与管理》1994 年第1期）指出，家族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着天然的联系，与中国国家政权之间具有较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与现代化的主潮流并不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然而，家族组织又是一柄双刃剑，以它为表现形式的族际冲突，以及由于政府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普遍不满，很可能在家族组织复兴中成为某种破坏性力量”。龚佩华《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家族制度分析》（《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4 期）对南宋皇室宗亲的赵氏宗族进行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认为改革开放后该宗族经济多样化，且按民主、法制原则经营、管理，从而逐渐脱离血缘原则，处在转型时期，在这变化过程中，浓浓的乡情既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润滑剂，把浮石迅速推向现代化，也可能是建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种障碍。

还有一些多种学术背景的学者进行了从宏观把握当代宗族的研究。李成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将宗族作为经济社会制度分析，他在《传统农村社会宗法制度的理性审视》（《民俗研究》1994年第1 期）一文中认为：“宗法家族制度固然有其弊害，但因事实上任何一种制度供给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释放，因而也就无碍于我们在此作出宗族是传统农村社会最有效理性的组织选择的判断。”并举出宗法家族制度减缓社会震荡、节约交易费用、克服外部性的极端重要的功效。作者又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管理世界》1994年第5 期）提出，实现现代化，必须有选择地否定传统，宗法制度为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历史基础，它培育了一种社会的人格，即不把人从实际关系中孤立出来，“强调个人在共同体中的恰当地位和行为”（许烺光语），农村变革与发展必须构建在该基础之上。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 期）一文指出，早期的基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研究，时常把获致性的次级关系和先赋性的初级关系视为相互对立、排斥和取代的关系，注意到社会变迁多样性与特殊性的研究，试图寻找传统与现代化的融合及传统继续存在的理由。她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现实显示了传统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关系的并存，权力关系与象征体系的并存，它预示了传统先赋关系的衰颓在中国社会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且亲缘关系并非没有可能成为一定阶段内具有正面意义的可利用的资源。”冯尔康在《当今宗族与现代化关系》（日本《中国研究》第10期，1996年1 月号）一文中指出，权衡当前宗族活动的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其适应我国现代化初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要求，促进社会前进，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消极作用从性质上看是严重的，但当前影响面小，处次要地位。王笑天、陆玉《乡村社会重修家谱现象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4期）指出了重修族谱行为有积极、消极二重性功能。

钱杭、谢维扬著《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是又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该书采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钱杭主张：中国宗族研究应该具有“典型学”的意识，即集中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各类宗教的结构和功能特征：应该从探讨宗族的功能特征转向分析宗族的系谱性结构特质；强调采取文化人类学的“主位方式”即把被研究者移到主位，把当事人的描述和分析的恰当性作为判断的标准用主位方式进行研究，研究者用人们必须懂得的范畴和规则知识，能像当事人那样思考和行动。这样，宗族的研究就会有一个改变立场问题（《关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93年第4期）。 作者正是采取田野调查并以宗族的系谱结构及其功能为重心进行区域和个案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该书分六章论述了泰和的人文背景与宗族传统、宗族重建的环境、宗族结构的转型、谱牒的重修、祠堂的修复、宗族文化、湖南省部分地区宗族情况。在作者看来，宗族的出现与持续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汉人为满足对自身历史感和归属感需求的体现，是汉人的本体性需求。作者认为泰和农村的宗族组织，是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重建和转型进程中具有建设性特点的一个类型。他们正在努力寻求一种既合乎传统，又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适当的组织结构形式，泰和宗族活动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宗族作为一种俱乐部式的结社形式，也许是它们自身存在的最可接受的理由之一，并且也可能是它们经过转型后达到的一种能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形式。就泰和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宗族观念的更新与改造有重要影响，农民并不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汉人宗族的重建和转型，不但有可能导致血缘因素在中国现代农村生活中的作用取得某种新的形式，而且还可能有助于推动并提高乡村社会的自治程度和有序程度。似乎可以认为，宗族问题在农村生活中的意义主要是关于文化的。作者也指出，当前农村宗族活动在泰和之外的其它地区，如湖南仍具有突出的破坏性和较浓厚的封建色彩，从而与正在中国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不相符合。

以上对当代宗族的研究告诉我们，宗族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然而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采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各异，在对宗族的定性和定位上观点相差甚远，诸说并存、互相探讨有助于研究深化。而从多学科、全方位、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方式研究和认识宗族，或许应该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现代经济与探讨篇（10）

经济增长与碳强度关系实证研究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方式选择

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与对策探讨

我国技术创新地区分布的特征与机理分析

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化研究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谈马克思人本观的历史性转变

刍议经济发展的民生价值取向

人民幸福与尊严的经济学透视

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与对策探讨

统筹城乡视角下我国农村消费水平实证研究

浅议新农村建设中商品流通市场现状及发展对策

基于目标冲突和需求不确定条件的供应链协调问题探讨

供应链成员信息共享程度度量分析

竞合型城市品牌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研究

品牌内涵认知特征差异与品牌延伸模式契合探讨

后危机时代美国第三方物流企业市场策略分析

基于重心法的物流中心选址问题探讨

区域物流中心规划建设研究

物价几何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基尼系数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研究

谈“经济租”的内涵、规制及演化

论后危机背景下扩大内需战略与商业创新

城乡统筹背景下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创新研究

寡头垄断市场中跨国零售商竞争战略的经济学分析

浅析组织行为学研究视野中连锁商业企业的社会责任

DEA视角: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消费金融公司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分析

试论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的区别

城市消费空间研究综述

论服务经济到体验经济的演进及营销模式变革

商业营销“迪士尼化”的策略探析

产品线选择对企业利润影响的实证研究

谈营销策划的时代划分及后时代产生的背景

第三方冷链物流增值服务发展途径——引入供应链金融

基于VAR模型的人力资本与我国服务贸易关系实证研究

地理距离对我国加工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通知(摘要)

人梯礼赞

扩大社会就业的政策路径选择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

从经济全球化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

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对城乡统筹思想的探索

关于技术发展社会后果及其控制的思考

从家电下乡谈农村市场的开拓与发展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物流业振兴策略探讨

基于非对称信息的供应链管理研究

关于我国企业奥运营销的反思

服务接触、顾客满意度与服务企业关系研究

浅谈企业公益营销的原则

企业虚拟营销方式探析

产品成熟期的广告策略研究

基于跨文化消费的体验营销研究

从符号消费解读现代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