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1）

城市旅游即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旅游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始，城市旅游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作用也愈发显著，已经成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以接待入境旅游者为例，我国2000年接待人数超过20万人次的24个城市和另外接待超过10万人次的12个城市共接待2369.73万人次，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次的76.1%（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统计年鉴）。由于城市旅游在城市复兴、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市就业、满足居民游憩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过度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环境的绿化、亮化，而忽视城市特色的塑造和自身优势的挖掘的弊病逐渐显现：城市旅游产品雷同，缺乏个性，导致城市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特色丧失。其结果与城市旅游忽视发展动力机制的培育和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滞后不无关系。

城市旅游成为近年来旅游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备受关注，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国外Page（1995）、Dennis（1995）、VandenBerg（1995）和Pearce（2001）都对城市旅游进行创造性地研究；国内，1999年保继刚、朱竑对珠海旅游发展驱动机制模型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是国内较早探索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学者；2000年彭华借鉴利珀（Leiper，1990）提出的人的需求+吸引物+信息的旅游吸引系统，提出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条件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城市动力系统结构模型；2002年保继刚、刘雪梅对广东海外旅游发展作了定量化分析；2005年龙江智、保继刚运用“推——拉”（Push-PullModel）模型分析深圳、珠海两市旅游发展动力。但是，总体上目前关于城市旅游动力机制（DrivingMechanism）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

二、基本理论

（一）城市旅游动力系统结构模型

按照“推—拉”模式（Push—PullModel），城市旅游发展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其一，旅游体验本质所决定的需求结构；其二，旅游城市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城市旅游引力优势）。同时，要实现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中介系统和支持系统的作用，形成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动力系统所推动的城市旅游发展动力系统（图1）。

（二）旅游动力系统分析

1．需求系统

人对城市旅游的需求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原始推动力，旅游消费的推动,主要是研究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及其未来趋势,以便制定城市旅游开发战略和促销战略。

2．引力系统

旅游活动具有资源指向性，旅游资源（旅游吸引）是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基础。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复合型旅游资源，具有综合性、营造性的特点。城市旅游引力系统主要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部分组成，物质性吸引系统有：景观与环境吸引、设施吸引；非物质性吸引系统有：形象吸引、活动（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吸引、氛围（苏州的江南风情、深圳的现代气息等）吸引和服务（旅游信息、接待等服务）吸引。

3．中介系统

中介系统是一个联络城市产品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它一方面把城市产品推向市场,引导消费,将旅游需求转化为旅游行为；另一方面又将需求信息反馈给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指导其制定城市旅游开发和促销战略。中介系统主要是指由各种传媒、宣传品、旅行社以及旅游交通等要素组成的，沟通城市旅游生产与消费的网络系统。

4．城市旅游支持系统

支持系统即城市旅游发展的大环境,它由硬环境（城市建设、交通、环境卫生、公用设施等）和软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公共服务、城市管理、旅游政策等）构成。城市旅游支持系统是构成城市旅游形象的重要因素,对城市旅游吸引的营造具有很强的辅助作用，是实现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障。

（三）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由于旅游需求的多样性，城市旅游应根据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和产品供给情况，结合自己实际，抓住动力系统中的主导因素和优势，寻找适合自己的旅游发展模式。

1．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因素

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因素有主导因素和辅助因素构成。主导因素是指在推动城市旅游发展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因子，是实现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源泉。辅助因素是对城市旅游发展起辅助推动作用的因素，它们不是吸引旅游者的主要吸引物,但对旅游者的决策和旅游体验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城市旅游的主导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城市旅游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时期，其主导因素和辅助因素之间可以发生转化。如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经济特区之一，特区优势是其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吸引力；20世纪90年代初，特区优势已经不明显，主题公园成为深圳城市旅游新的主打吸引力；由于主题公园特殊的生命周期，使其吸引力下降较快，深圳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具备发展商务、会展旅游的基础，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深圳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机制。

2．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城市旅游动力模型是一种主导动力驱动模型，根据城市旅游主导因素不同，城市旅游动力模型可分成四种类型：资源驱动型、经济吸引型、需求推动型和综合驱动型（表1）。

三、桂林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

（一）桂林城市旅游的现状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就明确了桂林市作为风景游览城市的定位，对桂林风景营建和旅游的发展进行了总体规划。桂林市旅游经历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1973~1977）以接待为主阶段、向经济产业转化的发展阶段（1978~1987）、低谷波动的停滞巩固阶段（1988~1996）和二次发展阶段（1997~）的曲折过程。现在通过旅游资源的整合、大桂林旅游圈构建、可进入性的提高等措施，实现了桂林旅游的二次发展（图2）。2002年桂林市共接待旅游者1095.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8.58%。其中国内游客997.37万人次，增长8.89%；入境游客98.43万人次，增长5.54%；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49.33亿元。

（二）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1．桂林城市旅游发展模式

桂林市的旅游发展模式以“新桂林、新旅游、新享受”为主题，围绕以城市观光、休闲度假、会议会展商务等活动为内涵的“主题城市”旅游核心，发展民族风情、生态旅游、观光农业为重点，以加强桂南北旅游区、泛珠江流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旅游合作为辅助的旅游发展模式（图3）。同时，桂林市作为桂北旅游区的核心城市，其旅游发展应加强与自治区内桂南、桂东、桂西旅游的合作，特别是与南宁旅游圈在游客互送、会展商务旅游等方面的联动机制创新。

从桂林市旅游发展模式框图中，可以看出：城市主题（山水观光、休闲度假、会展旅游等）是桂林市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形象招呼，“山水甲天下”仍是桂林市吸引海内外游客的核心力，同时，由于游客需求的多元化，桂林休闲度假、会展旅游也具有强劲的发展趋势；城市环境的改善、旅游资源整合、旅游形象的塑造以及居民和旅游从业者素质构成桂林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辅助和有效补充；为把桂林建成国际性风景旅游城市，离不开良好的城市区域环境，桂林市旅游的客源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大部分国家：山水风光、休闲度假具有全球性，会展商务旅游主要为国内和东盟国际客源，民俗、生态旅游主要以区内和国内游客为主，因此良好的城市区域环境是桂林城市旅游发展重要影响因素，桂林城市旅游发展应充分重视区内、泛珠江流域和东盟之间的区域旅游合作。

2．驱动机制模型

（1）桂林旅游发展初期动力机制。桂林旅游发展初期，以政府促进型的山水观光旅游为主导因素的动力模型（图4）。桂林作为一座以秀丽的自然山水风光而著称于世的旅游城市，凭借桂林山水独特的风光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山水风光的垄断性旅游资源成为桂林城市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桂林市凭借独特的旅游资源，塑造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城市旅游形象，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成为游客梦寐的旅游胜地。桂林市独特的山水资源、形象鲜明的旅游形象同时也迎合当时的国外旅游者观光、寻祖探亲的主题旅游需求。另外，桂林城市旅游在建国后迅速发展，与国家的支持政策休戚相关。建国后，中央就明确了桂林市作为风景旅游城市的定位，并给予桂林市旅游发展的政策等支持。因此，桂林旅游发展初期，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为主导的动力机制。

（2）二次发展阶段动力机制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经济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时，中国经济异军突起，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这种状况改变了旅华游客的主要动机：来我国的商务、会议、展览旅游迅猛发展。1996~2000年间，商务、会议游客占入境游客比重的平均为37.9%，仅比同期的观光度假游客比重少3.26%。同样，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民也由温饱步入了小康，随着老百姓经济条件的宽裕及空闲时间的增多，旅游不仅成为老百姓生活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人们的旅游消费观念也不断成熟，旅游需求结构走向了多元化。综上，国内外旅游需求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深刻变化：观光、寻祖旅游观光、商务、会议、休闲度假，旅游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使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旅游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此期间，武汉、天津等城市表现明显优于桂林）。

然而，面对国内旅游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桂林并没有及时成功地实现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转化，支撑着桂林旅游业继续进一步发展。由于桂林单一的山水观光旅游产品无法满足旅游者休闲度假、商务、会议等旅游需求，同时一些新兴旅游城市的兴起，加剧了城市之间的竞争，最终使部分游客专项其它城市，导致桂林市入境旅游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处在低谷波动的停滞阶段（1988年~1996年），在第10名左右徘徊。

经过近10年的停滞，桂林城市旅游的管理者开始反思自身旅游发展模式，并不断进行新的发展动力机制探索。纵深发展和丰富以桂林山水为特色，以百里漓江画廊为主题的观光旅游业；加快桂林市周边休闲度假产品的开发和建设（桃花江旅游度假区、灵湖休闲度假中心、青狮潭旅游度假区等度假产品）；保护、开发文化旅游，形成自然与人文的融合（靖江王诚、阳朔西街等）；丰富民族风情产品系列（龙胜民族风情旅游区）；完善城市休闲、娱乐系统；加强区域合作，构建桂林—柳州—南宁—北海黄金旅游廊道，加强桂林和南宁之间会展旅游合作，客源共享；加快融入泛珠江流域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间的区域旅游合作。桂林市通过整合旅游资源、加快城市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加强区域旅游合作等措施，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休闲度假和会展旅游为主题的城市旅游体系，山水观光、休闲度假、会展商务旅游成为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新的动力机制（图5）的形成实现桂林市旅游的二次发展。

（三）启示

桂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和优美的城市环境，这些优势恰恰适合国内外旅游者的新需求，因此，桂林旅游仍具有相对的优势和无尽的发展潜力。要桂林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如下方面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1．桂林旅游形象定位问题。旅游形象作为吸引游客的决定性因素，它不是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化（受本底形象的强弱，传播中的形象以及传播的强度等因素的影响）。而“桂林山水甲天下”形象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面临老化的威胁，应尽快对桂林旅游形象重新定位，实现旅游形象的升级更新。

2．坚持环境整体优质提升的原则，继续加强市内景区、休闲娱乐设施建设，完善市内游憩系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出具规模的“两江四湖”夜间游览和游憩功能，加快城市会展设施的建设，与南宁实现南北联动，做活会议会展旅游项目。

3．城市旅游动力模型是一种主导动力驱动模型。不同时期同一城市主要旅游动力机制也可能完全不同，主导动力机制的转化与演变模式决定城市旅游发展模式。桂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挖掘桂林旅游发展的主导驱动力，对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不断探索和创新，适时培育桂林市旅游发展的驱动机制。

四、结论

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往往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硬件环境的改善，忽视了城市旅游特色和形象的挖掘和塑造（即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培育），造成城市旅游特色趋同，特色不断丧失。然而，如何去挖掘和培育城市旅游的动力机制将成为城市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根据城市旅游动力系统结构模型（图1），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培育：首先，认真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的环境和旅游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把握旅游发展的主体趋势，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其次，深入了解城市的文脉和地脉，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现状，挖掘特色和主导驱动力，培育城市旅游动力机制；最后，塑造城市旅游形象，创建城市旅游品牌，对接市场需求和城市旅游供给，并不断发展城市旅游动力机制。

本文选择以桂林市作为案例，是因为桂林市作为国内典型的传统旅游目的地，其城市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他传统旅游城市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保继刚，朱竑．珠海城市旅游发展[J]．人文地理，1999，14（3）．

[2]彭华．旅游发展区动力机制及动力模型探析[J]．旅游学刊，1999，（6）．

[3]彭华．关于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初步思考[J]．人文地理，2000，15，（1）5．

[4]保继刚，刘雪梅．广东城市海外旅游发展动力因子量化分析[J]．旅游学刊，2002，17（1）．

[5]吴志才，彭华．汕头市的旅游发展模式和驱动机制[J]．热带地理，2004，24（3）．

[6]龙江智，保继刚．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5（1）.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2）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01-0113-02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产物，其形成与发展会对其所在区域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群兴起，而在每个城市群发展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

1、城市群概念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以来，’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城市群体组织。我国学者姚士谋认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生与发展纯属于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综合体”。崔功豪等认为：城市密集区是城市低级阶段，当城市密集区的城镇密度以及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一定阶段，出现一体化发展的状态时，城市，密集区便实现了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跨越，成为城市群。城市地区的空间序列的演化发展过程为：一般城市一都市区一城市密集区一都市圈与城市群一大都市圈一都市连绵区一都市带。由此可见都市群是城市地区发展过程的一种状态，它是由一个连续的空间范围内的若干不同等级的城镇，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下形成，并具有便捷的内部及对外交通运输系统，社会经济联系密切，产业分工协调的一种复杂城镇体系。

2、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促进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城市群作为一种复杂的巨系统，每个城市群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1)集聚效应

在工业化的初、中期，一些铁矿、煤炭、石油等资源蕴藏量丰富的区域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发展重化TT业和能源工业，伴随着区域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同时发展了其上、下游产业及相应的服务性产业；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不同等级规模的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域大量集聚，区内城镇之间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产业关联或其他方式逐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形成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如德国的鲁尔区域城市群，我国的辽中南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

(2)扩散效应

随着技术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城市规模不断膨胀，产业迅速集中，并进一步促发了人口的大量集中，从而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城市产业扩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产业扩散的结果是在一个城市周围，形成联系若干个中小城镇，这些城镇之间由于存在着密切的产业联系(或劳动地域分工联系)而联系紧密，最终以这一特大(大)城市为核心形成城市群(或都市圈)。

(3)区域网络化组织发展

区域内的网络化组织包括由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等物质性线路组成的物质性网络和由市场中各种要素资源流动形成的非物质性网络两种。

物质性网络组织对城市群形成的促进作用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在一些交通运输业发达的港口城市，凭借其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发展如石油、化工、钢铁工业等相应的传统产业，大量的不同规模的产业包括其配套产业、前后相关联产业和服务产业受集聚效应的作用而在某一区域集聚，导致了区域大批城镇的迅速发展，这些城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最终形成城市群。

另外一种情形是相互邻近的城镇之间，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由铁路、公路、管道、通讯线路、电力等各种线路形成的物质性网络组织，借助现代化的网络组织各城市之间既可以沿相应的轴线进行产业布局又可以开展分工合作，增加区域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

3、呼包鄂城市群概况分析

3.1　区域背景分析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的核心区，是内蒙古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工业中心。其形成与发展是内蒙古近几年取得飞速发展的最强动力，而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与内蒙古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明显加快。2000年至2008年，内蒙古经济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17.6％，增速快于同期全国水平7.4个百分点，并连续7年增速居全国第一。2008年。全区完成生产总值7761.8亿元，位于全国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截至2008年底，全区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2214元，按2008年年平均汇率折算，为4638美元，居全国第八位，连续6年保持西部第一位。2008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431元，位于全国第九位，西部第一位。2008年末全区城镇人口1248.26万人，城市化率达到51.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并且城市化水平仍在稳步增长。

3.2　呼包鄂城市群发展现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由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三个地级市组成，下辖9个市区、2个矿区、15个旗县、81个建制镇、223个乡镇苏木。三市总面积13.2万km2，总人口670万(20D8年)，域市化率达到67.2％(2008年)。2009年，呼包鄂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呼包鄂经济发展水平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3项指标来看，呼包鄂大部分已经达到或接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水平；从衡量现代化主要标志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三组指标来看，无论是三市GDP、恩格尔系数还是人均居住面积都已经达到或接近基本现代化的水平。

4、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城市群在起步阶段对自然因素的依赖较强，因此城市群往往形成于自然条件良好、地理位置优越、资源富集的地区。而在城市群的发展壮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地位，产业分工协作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将不断加强。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国家方针政策，城市化水平等社会因素也是重要的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城市群的形成离不开大量人口的集聚，而国家政策如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引导等对城市群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多种动力机制的共同影响，而同一机制在不同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有不同的外在表现。

4.1　自然因素

4.1.1　区位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中部，是连接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重要节点，也是我国西部开发出海通道。与京津塘和关中城市群相邻，靠近西北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北部与蒙古国接壤，有方便的对外贸易口岸。位于众多城市群和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内是呼包鄂城市群最大的区位优势，与周边经济实体的相互作用也必将加快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速度，并提升呼包鄂城市群在区域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

4.1.2　资源条件

呼包鄂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探明煤炭储量为1592亿吨。占自治区已探明储量的70％，拥有东胜、准格尔等我国著名的大型煤田。天然气总资源量4.57万亿m3，探明储量为7000亿m3，其中苏里格天然气探明储量已达6026亿m3，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气整装气田。稀土储量居世界首位，白云鄂博稀土总储量就达1亿吨。约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50％以上，占全国储量的800以上。已探明铁矿保有储量17亿吨，占自治区保有储量的70％，其中以自云鄂博大型铁矿最为著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蕴藏极为丰富。主要非金属矿产储量为，天然碱6000万吨、芒硝70亿吨、高岭土65亿吨、石膏35亿吨、方沸石5000万吨，并且匹配条件好，靠近煤源、靠近黄河水源、靠近电网。黄河贯穿“金三角”腹地近千里，多年平均径流量250-350亿m3，土默川平原是优质富水区，相对充足的水源为呼包鄂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

4.2　经济因素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呼包鄂城市群依托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9年，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无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相比，但在人均水平上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呼包鄂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城市群起步阶段的原始积累，为城市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4.2.1　产业结构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演进到4.0：52.1：43.9，形成了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形式，按照C，克拉克和A.G.B，费希尔的区域产业机构理论的描述，呼包鄂城市群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三市主导产业各有偏重，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首府城市，是自治区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艺术、文化中心，第三产业较其他两市更为发达。包头则是偏重工业的传统工业城市。鄂尔多斯偏重于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能源产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呼包鄂三市之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产业趋同，重复建设的现象，而是形成了优势互补、分工写作的良好局面。

4.2.2　特色产业

呼包鄂能源化工产业，在产业链方面不断延伸和拓展，在科技含量上不断提高创新。正逐步成为我国现在化能源基地。此外，畜产品加工业在全国处于领先行列，呼和浩特作为我国乳都，拥有伊利、蒙牛等乳制品行业的领军企业，在乳制品加工制作方面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鄂尔多斯的羊绒制品加工行业在国内处于先进行列。包头拥有世界第一的稀土储量，稀土产业的研究和开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另外，呼包鄂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以蒙古族风情及草原文化作为特色的生态旅游，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4.3　社会政治因素

4.3.1　人口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广人稀，截止2008年，三市总人口达到690万人，其中呼和浩特260万人、包头251万人、鄂尔多斯159万人。三市总面积13.2万km2，城市化率达到67.2％。虽然人口规模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处于劣势，但在人均经济指标上已经达到国内发达城市水平。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素质相对较高，三市集中了全区60％以上的科研开发机构，75％的科技人员和大部分自治区重点高校。人口分布方面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其中，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为160万人，包头市区人口为180万人，鄂尔多斯市区人口为60万人。旗县人口分布较少，人口密度偏低。

4.3.2　政策条件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一系列优惠政策及大量资金的投入，在加快呼包鄂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步伐的同时也加快了呼包鄂城市化的进程。呼包鄂城市群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结合自身优势，在短短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4.4　交通条件

呼包鄂城市通联系主要以公路铁路为主。公路方面，有G110、G109、G210、G209等交通干线与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地区及蒙古、俄罗斯等国相通。三市之间基本形成了便捷的高速公路环网，城市群内部实现了三小时内互通。铁路方面，京包、包兰线横穿呼和浩特和包头，包神线(包两线)、纵贯包头和鄂尔多斯。另外还有丰准线，集二线，集通线等铁路与自治区内其他盟市连通。航空客运方面，三市各有机场一座，分别有呼和浩特的白塔国际机场、包头的二里半机场和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机场，其中呼和浩特的自塔国际机场是首都机场的最大备用机场，开通国内国际70多条航线，可通达国内各主要城市和欧洲、亚洲主要城市。

5、总结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已成为内蒙古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西部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板块和全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之一。呼包鄂地区虽然发展较快，但是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呼包鄂城市群总体实力还不强，与长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市群内的中小城镇发展相对滞后，还未形成完善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另外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低水平的同构发展、恶性竞争现象却相对严重。

与国内其他大型城市群相比，呼包鄂城市群人口总数较少，且分布不均。约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旗县人口数量少、人口密度低、发展动力不足。城市群首位度较高，城市群内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应着力发展人口较多，经济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加强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劳动就业岗位，加快中心镇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将条件好的中心镇发展为县级市，并逐渐发展为城市群次中心，再利用次中心带动周边旗县发展，最终完善呼包鄂城市群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

在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可以将中心市区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周边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镇，以带动中心市区周边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加大对于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的投入，一方面积极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为承接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条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岗位，提高流动人口数量，加快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另外还应注重高科技人才的引进，提升能源产业科技创新水平，提高产业附加值，拓展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

在呼包鄂城市通网络建设中，应加强城市群内支网建设，提高城市群网络密度，为城市群内各旗县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抓住国家大力发展高速条路的时机，建设连通包头至西安、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高速铁路，形成京津唐城市群一呼包鄂城市群一关中城市群发展轴线，缩短三个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与自治区内周边各盟市的交通联系，形成网络结构，为呼包鄂城市群发挥区域带动作用提供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姚士谋，中国的城市群[M]，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

[2]崔功豪等，当代区域规划导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3）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0-0-01

前言

基于之前的研究，推进黔中城市群的动力因素可分为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力、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和以农民为主体的推动力。[[]]各动力主体间需要形成系统性的合力才能有效地促进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因此，本文就推进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各动力主体间的机制构建进行研究。

一、动力机制构建

1.完善政府的政策机制

首先是制度的完善。城镇化建设增加城镇土地用地就免不了要征用农民的土地，而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破，因此最大的潜力来自于征用农民的宅基地，而征用农民的宅基地对农民的补偿安抚工作必须做到位。其次是社保制度的完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目的是为了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社保服务、医疗服务，甚至是一视同仁的接受教育的机会。第三是财政扶持政策的完善和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块的投入力度需要加强。在城镇道路的修建、城镇化形象的提升改造、城镇居民居住环境方面都需要政府的财政资金的扶持才能有效实施。第四是奖惩制度的完善。贵州省自然资源丰富，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对生态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对于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应设立严格的惩罚制度；而对于有益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建设项目，应采取优惠扶持的政策。

2.加强政企间的合作机制

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需要依靠企I的有效实施。要让一个地区的市场充满活力，必须依靠企业对当地进行投资经营。在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需要本土有实力的企业，比如老干妈、苗姑娘、黔五福、茅台、天刺力等这些企业与政府共同合作，激发黔中城市群主要城市的地方市场经济活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因此，政企间的合作非常重要。

3.向农民市民化后投入更多的关注

往往农民在向市民化身份转变过程中，因受失去土地、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因素的影响，首先在心理上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担心能否适应城市化的发展，能否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能否融入到社会中去等。其次是习惯上的改变。尽管政府提出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改造是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的，但是，由于过去一些农民过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突然没有了土地耕作，要换一种谋生的方式可能一时还不能够适应。因此，政府和社会应给予这类人群更多的帮助与关注。

二、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优化策略

1.发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策略

首先，要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特别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村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从而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身份的城镇化”。其次，力争城市常住人口公共服务的公平和均等化。社保方面，对于被排除在社保供给体系范围之外、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教育方面，实行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义务教育制度。第三，要革新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民的承包耕地实行确权制度，真正落实农民事实上的土地产权，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利。第四，通过增加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和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等加强对农村落后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将强农惠农政策全面落实，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实行有效的改革办法。第五，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2.产业转型升级，协同新型城镇化共同发展策略

在今天，人们渐渐意识到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意识到了一座城市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提倡：一是企业要向低碳绿色转型，即要求农业、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实行“低排放、低污染和低能耗的生产，依托新技术大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二是向规模集中型转型，倡导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现代服务业向城镇各级中心集中；三是向高品质、高效率的方向提升，即农业现代化、工业集群化和现代服务业规模化的协同升级。黔中城市群可以依托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山地高效农业、休闲农业、生态旅游业，发展以中草药种植为主大健康产业和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大数据产业。

3.实现人口与城镇化相协调的改革策略

人口问题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根本问题，如今的城镇化率已不能简单的包含城市常住人口了，还应把城镇人口的生活质量水平、人民素质水平等考虑在内。要真正实现农民工或失地农民向居民的角色转变，具体还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社会组织、企业通过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系统性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比如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能培训班等，提升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知识涵养，技能水平。二是给予失地农民更多的关注与帮助。一方面，因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原来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突然转变让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太适应；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因土地征拨获得的高额补偿款促使他们变得成天游手好闲，高傲自大，自以为是的变成了比城市中普通工薪阶层还有钱的“富人”，便在社会上横行霸道，实施一些恶劣行为，甚至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失地农民城镇化的问题，应通过社区加强对他们失去土地转向城市后的生活进行心理辅导、就业指导，帮助和鼓励他们多学技能，提升个人修养，寻找就业机会，改善他们如今的生活现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转变。

参考文献：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4）

摘 要：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战略和历史性任务，是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向标，是扩大内需的长期动力之源泉，是我国全面促进建成小康社会和转变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城乡一体化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宿州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并重点对城镇一体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与探讨，从而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宿州市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86-03

基金项目：2014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4A396)

1 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及发展过程

1.1 “城乡一体化”的内涵

要理解“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有必要弄清“城镇化”和“城市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少数情况下，这两个概念容易被混淆和误读.“城镇化”是城市化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发展过程，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的总体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它主要侧重于建制市与建制镇，相比较而言，“城市化”的侧重点在于建制市，包括大、中、小城市.城乡一体化与城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城镇化阶段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城乡一体化又是城镇化的最高阶段.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城乡一体化概念含义，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城乡一样化”，同时也不代表“转乡为城”.它是针对我国城乡之间的地域差异、交通条件、资源分布、人口结构、劳动力状况、社会经济、医疗保障、教育模式以及土地使用制度等方面而提出的.其目的主要在于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完善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配比融合机制.从现阶段看，城乡一体化需要进一步把农民从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目前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面进行剖析与实施，它不是在农业和农村的层面上解决农民问题，而是在城乡一体化的范围内实现系统规划和完善，统筹农业、农村、农民与城乡一体化之间的矛盾与不相适应的地方.

1.2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过程

从历史和实践的过程中可以清晰的认识到：城乡一体化不仅仅是一个政府引导与自身发展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发展的目标.这是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格局，需要合理考虑和统筹各个发展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的部分，同时也要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明确各个因素的作用及对总体发展规划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城乡一体化表现为地域社会经济不断地朝着区域内城乡要素优化组合方向迈进.这是一个不断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改变自身发展轨迹的动态过程，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要求；这种轨迹或许有章可循，但必须要始终注重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避免照搬照抄异域的发展模式.就当前看来，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的最理想的发展目标.

2 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

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上分析推动城乡一体化发生和发展的诸多因素，其动力机制是维持和改善城乡之间相互联系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是由内外动力共同构成的作用有机体.以下从三个角度分别论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动力机制.

2.1 地域角度

我国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研究主要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其中以定性分析为主，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专家是结合特定的城、镇进行定量分析.在定量分析中，有学者采取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法，对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进行探讨，其主要观点是：经济水平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和社会人口动力状况是城乡一体化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模式下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城乡融合程度的主要力量[1].

不同学者一致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化这些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地域特征与阶段特性，使得各地域之间的发展现状及发展程度没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也就反映了各地域之间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在相关联的前提下带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但毫无争议的是：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各城市的城乡一体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2.2 主体角度

城、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两大主体，有学者[2]将统筹城乡发展的动力机制归纳为三种基本模式：自下而上型、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型.现结合学者三种模式并根据当前情势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自下而上”的动力，首先重点分析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继而说明小城镇在带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并提出要加强小城镇的规划与建设，以实现由小城镇聚集发展以促进城市发展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这种模式充分肯定了小城镇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自上而下”的动力强调以“城”为主体，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中心城市所固有的向心力和聚集作用，可以吸引周边小城镇向中心城市聚拢，具有引导城乡资源和生产要素流动与重新配置的功能，此外，中心城市相对基础设施和科学视角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态势，两者在地域上具有紧密的联系，可根据中心城市的发展需求选择周边小城镇所能提供的资源，如土地、原料、劳动力、技术等，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最大程度的优化配置，从而达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双向互赢”的科学发展模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模式主要涉及的是城、乡在众多领域可以相互结合的发展模式.其实际意义即把前两个模式加以综合汇总，也就是对前两种模式的概括与总结.在实际过程中，三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交集的，可以归结为“以城为主，辅之以乡，审时度势，以优治劣，协调发展”.

2.3 动力角度

2.3.1 内外部动力因素

内部动力因素主要指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区域内部能够根据自身已有条件因素，在外力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推动和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因素.因为区域内部本身就有发展的需求和要求，所以区域内部就会产生一定的内部动力，主要表现在：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劳动力的来源、城市工业企业的发展竞争需求、农村对城镇化进程的期望等等.来自不同主体的需求使得各个相互独立的因素不约而同的产生共同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了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伴随着各种因素的深入和发展，这种内部动力愈加发展壮大，成为推动各方面因素互取、互补不可阻挡的共同倾向.在这些因素中，乡村城市化的发展是首要因素，因为其发展的过程和最终成果是历史的必然性，只是时间先后不同而已.此外，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幅度提高，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居民已经深入认识到这一点，明确现代化、机械化能够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改变过去以人力为主的农业生产风貌，代之以机械化大生产，这正好顺应了国家农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与此同时，被解放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恰好可以填补城市劳动力需求的缝隙，形成理论上的完美结合.

2.3.2 外部动力因素

外部动力因素是指相对于内部动力因素的来自区域外部能够推动、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影响因素.例如：外资的引进、资本的流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政府部门的强制干预与指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等等，它们能够相互作用而产生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外部推动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成果能够提高地域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可以拉动地域外部的资源，对区域内的乡村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外资的引进与资本的流动是解决城乡一体化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全国闻名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成功典范，它利用自身的优势结合政府的指导与财政帮助，使得美国GLG产业成功入驻，为小岗村的后期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3 宿州市城乡发展一体化实例分析

宿州市位于安徽省最北部，素有安徽“北大门”之称，与苏、鲁、豫三省十一个县接壤，北邻江苏徐州市和山东菏泽市，西接河南永城市，东连江苏淮阴市.区位优势明显，交通通讯发达.宿州地近沿海，北倚中原，是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过渡地带，为东进西出、南下北上的交汇点，具有比较优越的区位条件.宿州市目前已形成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种方式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铁路有京沪、陇海两大干线纵横全境，符夹线在市内腹地迂回，沟通京沪、陇海、京九铁路，并拥有数条煤炭铁路专用线；高速公路纵横贯穿我市.

3.1 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及目标

总体战略：利用宿州市原有的区位优势，实施工业强市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基础设施，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依据科学发展观，紧跟时代潮流，又好有快发展.

总体目标：全市国内GDP由2002年的196亿元到2020年700亿元；2007常住人口617万，预计在2020把人口稳定在690万以内，其中城镇人口将达到300万.

3.2 城乡发展一体化体系

城镇一体化水平预测：据相关资料统计2005年22％，2010年28－30％，预计在202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40－45％.

3.3 城乡发展一体化空间结构

依据城乡动力机制中的地域角度的分析原理，宿州市城乡一体化进程正逐步由集聚-扩散过渡，已基本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一体化格局.以宿州市为中心，砀山、萧县、灵璧、泗县县城为次中心，扩散至各县城周围的乡镇，充分运用各乡镇之间的发展优势来促进宿州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实现“以城带乡，协调发展”，形成“南部老城区-中部新城区-北部符离集区”的空间结构形态.

3.4 城镇发展的新动力

结合我国其他地域城镇一体化发展的先例及经验分析表明，宿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将来源于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小城镇联动机制的形成.20世纪末以来，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协调运转与高速发展，就农业领域而言，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导致出现了农产品生产相对过剩的局面.全市以农业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数量大大提高，其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农村工业的支柱产业.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发展相辅相成，自成体系.

3.5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突破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又是城市发展过程中追求的最终目标.城乡一体化随着经济总体水平的发展反过来又推进城乡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向新世纪的道路发展.而发展必将和原来条件产生冲突，如何科学、合理地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就宿州市现状而言，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政府的政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和制约着城乡一体化发展，这就要求宿州市政府决策者和相关部门根据宿州市的发展状况制定出城乡发展战略，实事求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制定出合理的发展规划.

（2）随着城镇一体化进程加快，在这个阶段当中农村人口较以往会稍大规模的涌向城镇，而这必将导致住房、治安、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对此政府应当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引导、协调各方，统筹发展.

（3）以宿州市五大中心城市为中心的扩散效应、乡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小城镇发展是目前宿州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源泉，在扩散中会产生相应问题，必须对症下药，及时解决.

（4）空间地域的合理规划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和要求，宿州市要根据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对用地规划做科学的分析，进而进行决策，以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宿州市经济又好有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果，任平，周介铭，等.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以成都市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06）：35-37.

〔2〕胡金林.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2009（12）：30-33.

〔3〕李同升，厍向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变分析——以宝鸡市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3）：256-260.

〔4〕李长坡，李青雨.半城市化地区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以许昌市城乡一体化推进区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9067-9069+9323.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5）

城市旅游即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旅游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始，城市旅游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作用也愈发显著，已经成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以接待入境旅游者为例，我国2000年接待人数超过20万人次的24个城市和另外接待超过10万人次的12个城市共接待2369.73万人次，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次的76.1%（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统计年鉴）。由于城市旅游在城市复兴、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市就业、满足居民游憩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过度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环境的绿化、亮化，而忽视城市特色的塑造和自身优势的挖掘的弊病逐渐显现：城市旅游产品雷同，缺乏个性，导致城市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特色丧失。其结果与城市旅游忽视发展动力机制的培育和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滞后不无关系。

城市旅游成为近年来旅游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备受关注，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国外Page（1995）、Dennis（1995）、VandenBerg（1995）和Pearce（2001）都对城市旅游进行创造性地研究；国内，1999年保继刚、朱竑对珠海旅游发展驱动机制模型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是国内较早探索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学者；2000年彭华借鉴利珀（Leiper，1990）提出的人的需求+吸引物+信息的旅游吸引系统，提出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条件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城市动力系统结构模型；2002年保继刚、刘雪梅对广东海外旅游发展作了定量化分析；2005年龙江智、保继刚运用“推——拉”（Push-PullModel）模型分析深圳、珠海两市旅游发展动力。但是，总体上目前关于城市旅游动力机制（DrivingMechanism）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

二、基本理论

（一）城市旅游动力系统结构模型

按照“推—拉”模式（Push—PullModel），城市旅游发展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其一，旅游体验本质所决定的需求结构；其二，旅游城市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城市旅游引力优势）。同时，要实现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中介系统和支持系统的作用，形成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动力系统所推动的城市旅游发展动力系统（图1）。

（二）旅游动力系统分析

1．需求系统

人对城市旅游的需求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原始推动力，旅游消费的推动,主要是研究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及其未来趋势,以便制定城市旅游开发战略和促销战略。

2．引力系统

旅游活动具有资源指向性，旅游资源（旅游吸引）是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基础。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复合型旅游资源，具有综合性、营造性的特点。城市旅游引力系统主要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部分组成，物质性吸引系统有：景观与环境吸引、设施吸引；非物质性吸引系统有：形象吸引、活动（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吸引、氛围（苏州的江南风情、深圳的现代气息等）吸引和服务（旅游信息、接待等服务）吸引。

3．中介系统

中介系统是一个联络城市产品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它一方面把城市产品推向市场,引导消费,将旅游需求转化为旅游行为；另一方面又将需求信息反馈给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指导其制定城市旅游开发和促销战略。中介系统主要是指由各种传媒、宣传品、旅行社以及旅游交通等要素组成的，沟通城市旅游生产与消费的网络系统。

4．城市旅游支持系统

支持系统即城市旅游发展的大环境,它由硬环境（城市建设、交通、环境卫生、公用设施等）和软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公共服务、城市管理、旅游政策等）构成。城市旅游支持系统是构成城市旅游形象的重要因素,对城市旅游吸引的营造具有很强的辅助作用，是实现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障。

（三）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由于旅游需求的多样性，城市旅游应根据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和产品供给情况，结合自己实际，抓住动力系统中的主导因素和优势，寻找适合自己的旅游发展模式。

1．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因素

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因素有主导因素和辅助因素构成。主导因素是指在推动城市旅游发展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因子，是实现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源泉。辅助因素是对城市旅游发展起辅助推动作用的因素，它们不是吸引旅游者的主要吸引物,但对旅游者的决策和旅游体验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城市旅游的主导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城市旅游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时期，其主导因素和辅助因素之间可以发生转化。如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经济特区之一，特区优势是其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吸引力；20世纪90年代初，特区优势已经不明显，主题公园成为深圳城市旅游新的主打吸引力；由于主题公园特殊的生命周期，使其吸引力下降较快，深圳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具备发展商务、会展旅游的基础，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深圳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机制。

2．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城市旅游动力模型是一种主导动力驱动模型，根据城市旅游主导因素不同，城市旅游动力模型可分成四种类型：资源驱动型、经济吸引型、需求推动型和综合驱动型（表1）。

三、桂林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

（一）桂林城市旅游的现状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就明确了桂林市作为风景游览城市的定位，对桂林风景营建和旅游的发展进行了总体规划。桂林市旅游经历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1973~1977）以接待为主阶段、向经济产业转化的发展阶段（1978~1987）、低谷波动的停滞巩固阶段（1988~1996）和二次发展阶段（1997~）的曲折过程。现在通过旅游资源的整合、大桂林旅游圈构建、可进入性的提高等措施，实现了桂林旅游的二次发展（图2）。2002年桂林市共接待旅游者1095.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8.58%。其中国内游客997.37万人次，增长8.89%；入境游客98.43万人次，增长5.54%；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49.33亿元。

（二）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1．桂林城市旅游发展模式

桂林市的旅游发展模式以“新桂林、新旅游、新享受”为主题，围绕以城市观光、休闲度假、会议会展商务等活动为内涵的“主题城市”旅游核心，发展民族风情、生态旅游、观光农业为重点，以加强桂南北旅游区、泛珠江流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旅游合作为辅助的旅游发展模式（图3）。同时，桂林市作为桂北旅游区的核心城市，其旅游发展应加强与自治区内桂南、桂东、桂西旅游的合作，特别是与南宁旅游圈在游客互送、会展商务旅游等方面的联动机制创新。

从桂林市旅游发展模式框图中，可以看出：城市主题（山水观光、休闲度假、会展旅游等）是桂林市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形象招呼，“山水甲天下”仍是桂林市吸引海内外游客的核心力，同时，由于游客需求的多元化，桂林休闲度假、会展旅游也具有强劲的发展趋势；城市环境的改善、旅游资源整合、旅游形象的塑造以及居民和旅游从业者素质构成桂林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辅助和有效补充；为把桂林建成国际性风景旅游城市，离不开良好的城市区域环境，桂林市旅游的客源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大部分国家：山水风光、休闲度假具有全球性，会展商务旅游主要为国内和东盟国际客源，民俗、生态旅游主要以区内和国内游客为主，因此良好的城市区域环境是桂林城市旅游发展重要影响因素，桂林城市旅游发展应充分重视区内、泛珠江流域和东盟之间的区域旅游合作。

2．驱动机制模型

（1）桂林旅游发展初期动力机制。桂林旅游发展初期，以政府促进型的山水观光旅游为主导因素的动力模型（图4）。桂林作为一座以秀丽的自然山水风光而著称于世的旅游城市，凭借桂林山水独特的风光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山水风光的垄断性旅游资源成为桂林城市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桂林市凭借独特的旅游资源，塑造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城市旅游形象，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成为游客梦寐的旅游胜地。桂林市独特的山水资源、形象鲜明的旅游形象同时也迎合当时的国外旅游者观光、寻祖探亲的主题旅游需求。另外，桂林城市旅游在建国后迅速发展，与国家的支持政策休戚相关。建国后，中央就明确了桂林市作为风景旅游城市的定位，并给予桂林市旅游发展的政策等支持。因此，桂林旅游发展初期，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为主导的动力机制。

（2）二次发展阶段动力机制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经济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时，中国经济异军突起，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这种状况改变了旅华游客的主要动机：来我国的商务、会议、展览旅游迅猛发展。1996~2000年间，商务、会议游客占入境游客比重的平均为37.9%，仅比同期的观光度假游客比重少3.26%。同样，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民也由温饱步入了小康，随着老百姓经济条件的宽裕及空闲时间的增多，旅游不仅成为老百姓生活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人们的旅游消费观念也不断成熟，旅游需求结构走向了多元化。综上，国内外旅游需求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深刻变化：观光、寻祖旅游观光、商务、会议、休闲度假，旅游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使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旅游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此期间，武汉、天津等城市表现明显优于桂林）。

然而，面对国内旅游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桂林并没有及时成功地实现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转化，支撑着桂林旅游业继续进一步发展。由于桂林单一的山水观光旅游产品无法满足旅游者休闲度假、商务、会议等旅游需求，同时一些新兴旅游城市的兴起，加剧了城市之间的竞争，最终使部分游客专项其它城市，导致桂林市入境旅游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处在低谷波动的停滞阶段（1988年~1996年），在第10名左右徘徊。

经过近10年的停滞，桂林城市旅游的管理者开始反思自身旅游发展模式，并不断进行新的发展动力机制探索。纵深发展和丰富以桂林山水为特色，以百里漓江画廊为主题的观光旅游业；加快桂林市周边休闲度假产品的开发和建设（桃花江旅游度假区、灵湖休闲度假中心、青狮潭旅游度假区等度假产品）；保护、开发文化旅游，形成自然与人文的融合（靖江王诚、阳朔西街等）；丰富民族风情产品系列（龙胜民族风情旅游区）；完善城市休闲、娱乐系统；加强区域合作，构建桂林—柳州—南宁—北海黄金旅游廊道，加强桂林和南宁之间会展旅游合作，客源共享；加快融入泛珠江流域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间的区域旅游合作。桂林市通过整合旅游资源、加快城市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加强区域旅游合作等措施，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休闲度假和会展旅游为主题的城市旅游体系，山水观光、休闲度假、会展商务旅游成为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新的动力机制（图5）的形成实现桂林市旅游的二次发展。

（三）启示

桂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和优美的城市环境，这些优势恰恰适合国内外旅游者的新需求，因此，桂林旅游仍具有相对的优势和无尽的发展潜力。要桂林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如下方面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1．桂林旅游形象定位问题。旅游形象作为吸引游客的决定性因素，它不是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化（受本底形象的强弱，传播中的形象以及传播的强度等因素的影响）。而“桂林山水甲天下”形象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面临老化的威胁，应尽快对桂林旅游形象重新定位，实现旅游形象的升级更新。

2．坚持环境整体优质提升的原则，继续加强市内景区、休闲娱乐设施建设，完善市内游憩系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出具规模的“两江四湖”夜间游览和游憩功能，加快城市会展设施的建设，与南宁实现南北联动，做活会议会展旅游项目。

3．城市旅游动力模型是一种主导动力驱动模型。不同时期同一城市主要旅游动力机制也可能完全不同，主导动力机制的转化与演变模式决定城市旅游发展模式。桂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挖掘桂林旅游发展的主导驱动力，对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不断探索和创新，适时培育桂林市旅游发展的驱动机制。

四、结论

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往往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硬件环境的改善，忽视了城市旅游特色和形象的挖掘和塑造（即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培育），造成城市旅游特色趋同，特色不断丧失。然而，如何去挖掘和培育城市旅游的动力机制将成为城市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根据城市旅游动力系统结构模型（图1），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培育：首先，认真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的环境和旅游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把握旅游发展的主体趋势，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其次，深入了解城市的文脉和地脉，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现状，挖掘特色和主导驱动力，培育城市旅游动力机制；最后，塑造城市旅游形象，创建城市旅游品牌，对接市场需求和城市旅游供给，并不断发展城市旅游动力机制。

本文选择以桂林市作为案例，是因为桂林市作为国内典型的传统旅游目的地，其城市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他传统旅游城市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保继刚，朱竑．珠海城市旅游发展[J]．人文地理，1999，14（3）．

[2]彭华．旅游发展区动力机制及动力模型探析[J]．旅游学刊，1999，（6）．

[3]彭华．关于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初步思考[J]．人文地理，2000，15，（1）5．

[4]保继刚，刘雪梅．广东城市海外旅游发展动力因子量化分析[J]．旅游学刊，2002，17（1）．

[5]吴志才，彭华．汕头市的旅游发展模式和驱动机制[J]．热带地理，2004，24（3）．

[6]龙江智，保继刚．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5（1）.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6）

中图分类号：F06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055―03

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互动发展机制

创新型产业集群是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以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带动各种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集聚，形成以创新型企业和创新人才为主体，以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内容，以创新组织网络、商业模式和创新文化为依托的产业集群。创新型城市（innovative city）是指在城市创新战略和创新目标的指引下，依靠科技、知识、人力资源、文化、体制机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城市的发展，在集聚和配置创新资源、不断形成自我平衡调整和发展功能的基础上，形成创新体系健全、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效率高、创新效益好、辐射引领能力强的竞争优势，对其他区域具有高端辐射与引领作用的城市。

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建设存在着很强的互动性，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创新资源、创新主体、创新机制和创新环境等方面。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是一种双向的、互动的、紧密关联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共同形成一种城市发展的正反馈系统（如图1）。一方面，创新型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创造、扩散和应用知识的体系，从本质上讲其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创新体系，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支撑。同时，创新型产业集群提升了集群内部的持续自主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是创新型城市发展最根本的内在动力，推动了城市创新系统的升级；另一方面，城市创新是城市组织的自我升级和变革，可反过来大大促进城市内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成长与良性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建设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形成了一种因缘合和的互动发展模式。

（一）创新型产业集群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推动机制

创新型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把产业创新与城市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型产业集群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创新型城市集聚创新要素与产业，通过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是创新城市建设的基础和活力所在。

1.新型产业集群为创新型城市集聚创新要素与产业。创新型城市是创新要素及各类经济活动在地理上规模集中的产物，创新型产业集群为创新型城市提供了创新要素与产业的集聚力与承载力。在外部性的作用下，创新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有着更高的比较优势、要素回报率，高的回报率吸引着创新要素向产业集群地区流动和集聚，同时对于企业来说，由于外部性的作用，企业可以共享创新型产业集群的专有劳动力市场、专业化的中间投入品，以及技术外溢，即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外部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的存在和产生，直接吸引大量创新企业的进入，甚至催生相关创新企业的诞生。大量创新企业的进入与产生最终导致更强的外部经济作用，从而对企业、生产要素产生更强的吸引力，并最终导致创新型产业聚集的形成。创新要素、产业在城市集群的过程当中，创新组织形式发生了变更，人们的创新理念产生了变化，从而推动城市文化、习惯、规则以及法律的产生与演进，从而形成了城市创新制度，为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创新型产业集群作为创新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强大载体，已经成为驱动创新型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动力。

2.新型产业集群通过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在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内产业、供应商、知识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及用户之间形成的群体的紧密程度。创新型产业集群体现的就是一种要素集中和集约化的经营方式。创新型产业集群使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共享外部经济、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的利益，从而提升集群内企业的竞争能力。产业是创新型城市经济的主体，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存在必定提升产业竞争力，为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创新型产业集群所根植的城市将形成一个经济增长极，不仅可在全球范围内吸纳资金与技术，还对周边地区的增长起了推动刺激的作用，这样就有利于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提高过程也是创新型城市的推进过程。

图1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互动发展机制

3.创新型产业集群通过增强城市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是实施自主创新的最大依托，一个城市的创新型产业发展水平，集中体现了这个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特点决定了不断创新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特性决定了其比传统产业集群具有更多自主创新资源的优势，包括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充足的科技财力资源、充分的科技信息资源、良好的科技中介机构、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等创新资源优势；同时，创新型产业集群具有更高的学习与创新效率。在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创新资源高度聚集和素质不断提升的条件下，使得创新型产业集群往往成为城市创新的重要力量，有力地促进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过程也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推进过程。

（二）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创新型产业集群的促进机制

创新型城市的建设为创新型产业集群创造了有利的创新环境，使各创新主体结成更为密切的关系，在这样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创新氛围中，创新型产业集群不断创新，从而发展壮大。

1.创新型城市为创新型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创新要素。创新型产业集群进行创新活动所依赖创新资源，源于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市建设高度依赖人的创造力，创新型城市建设中随着对人才需求的增加，必然会使国内外各类创新型人才集聚，并且发展至一定规模的城市往往也集中了一定数量的大学或科研机构，汇集了大量的高级人才，为产业集群提供大量丰富稳定的高级研究和管理人才以及大量的创新成果。丰富的人力资源将对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正反馈，将带来资金、技术的集中，带来新的信息，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创新型产业集群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公共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通讯、教育、信息基础设施、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基地、虚拟科技园、孵化器等设施，往往在一定规模的城市中才能得到满足。同时，随着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必然会得到加强，就能有力促进创新企业集群形成和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企业向城市集聚，增强了城区的凝聚力和承载力，为创新型产业的集聚提供良好的条件。

2.创新型城市创新环境为创新型产业集群良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城市创新环境是创新型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创新型城市建设中一系列创新氛围必然推动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首先，创新型城市创新环境是本地化的一种网络结构，它可以减少创新型企业经常面临的各种静态或动态的不确定性，使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各种中介机构、当地政府等行为主体之间在功能和信息方面结成密切的稳定关系，降低了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的成本。其次，创新型城市创新环境是从外部的学习和企业内部创新相结合的逻辑来制订经营、创新战略的各种组织体的集合，从而使得网络通过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过程中的学习和不断创新的这种学习系统的不断集聚而得到发展，为创新型产业集群创造了有利条件。再次，创新型城市创新环境是动态的学习过程，它使得各行为主体依据环境变化调整自己行为，同时也保证了创新的聚合、扩散与辐射，以及创新环境本身的更新。

3.创新型城市的自我平衡发展机制为创新型产业集群奠定了重要基础。

创新型城市由创新资源、创新主体、创新机制、创新环境四个要素构成。创新资源、创新主体、创新机制与创新环境共同作用，协调互动，有机配合，形成创新型城市的自我平衡发展机制，推动城市形成持续创新能力，为创新型产业集群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城市中的物质能量与时间空间的组合为“创新型产业集群”提供了创新资源；创新主体，即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各种中介机构和地方政府，它们在社会资本(通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资源，包括能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和资金成本的保证下，大力投入研发，通过外向关联(嵌入全球价值链)达到集成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同时提高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资源利用效率；在创新机制的保障下和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管制和引导着“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创新体系有效运转，并在创新环境中维系和促进技术进步，向着优化创新的方向演进。

促进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互动发展

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互动发展，应当将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建设紧密结合，采取互动式的发展模式和策略。

1.集聚创新要素，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互动发展的要素支撑。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按照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金相结合的创新体系要求，引导和支持人才、技术、资金、管理、公共服务等资源要素集聚，营造有利于才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互动发展的要素环境。一是根据城市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建设如中试基地、科研成果孵化中心等基础设施，构筑良好的经济生态系统，以良好的经济生态系统，形成创新要素流动的洼地。二是发挥城市高校科研优势，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结合，培养、吸引优秀人才，加强职业培训，为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技术与人力资源。三是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的引导作用。积极帮助各创新主体降低交易费用，加快建立社会诚信系统，营造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强化技术创新，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互动发展的技术支撑。多策并举，整合重组城市科技资源，促进科技基础研发、应用技术开发、技术成果产业化的良性互动发展，完善创新链条，为创新型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和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一是加强基础研发能力。建设与二者互动发展相适应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科技领域，布局建设若干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基础设施。二是提升技术开发能力。深化产学研合作，在创新型产业领域，建设一批重点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实现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重点突破，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三是提高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根据国家高技术产业化发展战略，组织实施高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推动应用研究成果产业化。梯度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产业化效益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和骨干企业，促进创新产业跨越式发展。

3.加强制度创新，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互动发展的制度支撑。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突破制约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制度，建立公平、高效、完善的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为创新型产业集群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互动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要完善创新主体动力机制。健全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协同机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优化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打造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健全创新主体对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二要完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建立创新资源优化整合机制，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创新资源的集成与整合。健全创新资源共享机制，促进公共创新资源使用的公开、公平和社会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组织等中介机构在创新资源配置使用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产学研的紧密合作。三要完善创新激励保护机制。健全创新人才激励机制，营造广纳群贤、人尽其才、充满活力的人才发展环境。优化利益分配机制，鼓励技术、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规范市场秩序。建立信用监督机制，促进社会信用自律。

4.引导文化创新，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互动发展的文化支撑。着力培育创新文化，提升城市文明素质，推动创新要素协调发展，为创新型产业集群与创新型城市互动发展打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一要弘扬创新文化。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树立以市场观念、开放观念、创新观念和竞争观念为特色的文化价值观，着力塑造和提升城市的创新精神。二要提高公众创新素质。大力发展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科普事业，加强科普设施建设，繁荣科普创作，增强公众科学素养。注重创新人才的吸引、培养、激励、运用，发挥他们的创新潜力，为企业和社会的创新服务，以营造企业创新文化。三要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交流。与知名大学、国外著名机构共建新的研究单元；围绕创新任务组织研究组、机构之间和院内外之间开展交流合作；与国内外企业合作促进技术转移；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研讨活动等，形成创新的内外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春芝.集群式创新:以辽宁装备制造业发展为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7）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1)05-0054-03

Abstract: The article that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to build power system by the Government , busines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residents together four main elements of the results and impact of the formatio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system, community sports to build power mechanism,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urban public services, community sports development system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ir research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community sports system management innovation theory provides reference and learning.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sports; public service system; dynamic mechanism

1 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体育公共服务管理体制逐渐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1］。在我国城市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体制方面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迅速崛起。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既是城市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体育公共服务系统管理中最基层的构成部分。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是依靠管理政府和各种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一种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领域中的动力机制系统，目前，虽然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中有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等要素的存在，但其本质是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网络系统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社区居民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性，要求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必须建立多主体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供给动力机制，来构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拓展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供给渠道和形成良好的服务体系动力机制，发挥各种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合力，实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和谐发展。

单一化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难以实现体育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供给的最佳效果，只有形成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等纵横一体的多主体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构建的动力机制，实现政府引领服务动力机制、企业支持动力机制、社区居民参与內驱动力机制和非政府组织聚合动力机制形成的多元合作、良性互动发展模式，才能有效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形成的公平公正、均衡发展的运行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需求。

2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要素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以城市社区组织为基层单位，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以社区体育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满足社区组织成员的体育公共服务需求为宗旨，以增进社区组织成员身心健康服务管理创新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管理的活动过程，它是构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基地和坚实基础。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是由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主要指驻地社区的企业）、社区居民、非政府组织4大主体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系统，并通过各要素的互动合力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中发挥功能和作用，形成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作的4大动力机制。这4大动力机制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中不可或缺，并且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影响作用是深刻的（见图1）。

图1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要素的框架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是由党和政府领导、社会（主要指驻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各事业单位）各方参与、住地居民自治管理的区域性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系统［2］，它在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创新动力机制的构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整个城市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创新动力机制构建的水平，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发展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发展命运。在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和资源供给相对紧缺的情况下，决定了满足城市社区居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需求，需要由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

2.1 政府引领服务动力机制的构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统筹、组织、协调、配置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资源的运行机制及向城市社区居民提供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的供给机制，都难以适应和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3］。在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体育公共产品和体育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的情况下，作为政府工作重要内容之一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在政府由体育权力中心向体育公共服务中心职能的转型过程中，如何整合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社会资源，在保障城市社区居民享有体育权力的基础上，更好地为城市社区居民提供优质的体育产品和体育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的现实问题。

政府作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核心主体，主导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法律法规，保障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良性运行。在我国目前纯公益性较高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如大型社区体育场馆建设、城市主体体育公园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及非政府组织力量不愿意以及没有能力提供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一般都由政府提供［4］。

政府是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中的以非营利为目的的一种行政组织，是以强制性方式实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利益的一种权力机构，目的在于通过有效地配置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资源，实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利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强调的是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运行的整体性和普遍性的社会服务，让所有城市社区体育服务的接受者都能承担得起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价格和享受满意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

随着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理念的创新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在政府职能中的定位日益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更是如此。政府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引导与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中央政府应将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作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创新建设的基本内容，做好科学规划和建设，逐步加大国家财政资金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地方政府以城市街道和居住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建设作为服务的重点范围，不断完善城市社区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为城市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体育公共服务。

2.1.2 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根据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的特点，合理制定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规划与发展，指导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可持续发展，逐步完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管理组织体系，明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建立和完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参与表达机制和参与渠道，引导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2.1.3 地方政府应委托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社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等有部门和人员专门负责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管理工作。要求有条件的社区要建立体育健身指导站、社区体育俱乐部等社区体育健身服务组织，加快推进城市社区体育健身站点规范化建设，扶持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等有部门提高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能力，组织社区开展小型多样、经常性的全民体育健身活动。

2.1.4 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整合街道辖区单位的体育设施、体育人才资源的建设，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推动城市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单位职工体育的共同发展模式。

2.1.5 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创新动力机制的构建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根据公共体育经济学理论，中央政府在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中提供的一般属于宏观服务，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则属于中观或微观服务。

2.1.6 从目前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转型的实践来看，政府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准确把握自身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中的角色定位，明确职能边界，形成推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创新的主体服务动力。

2.2 企业支持动力机制的构建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存在诸多失谐现象，导致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严重失序状态，影响了整个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社会秩序稳定。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失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社区的社会体育资本的缺失。

因此，重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中的社区内的社会体育资本将成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重要路径。企业是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获得支持社会体育资本的关键要素。企业能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全方位的资本支持，包括社区体育服务的人力资本、物力资本和信息技术资本。企业以其拥有的社区体育资源优势，能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中占据独特位置，将发挥极其重要的功能。

尽管随着社会的变化，企业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中占据的位置也在发展变化，但是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物力资本和信息技术资本的社会体育资源配置不会很快消失，仍然是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动力之一。因此企业应该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中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形成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支持动力，并逐步构建企业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互动机制，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2.3 社区居民参与内驱动力机制的构建

城市社区居民是参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根本，是参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重要驱动力之源。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具有明显的区域空间特征，社区居民参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内驱动力机制有着共同的成员凝聚感和归属感，有着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城市社区居民是参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重要主体之一，是实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和自治的主角。城市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是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本质要求，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最终目标是不断满足社区居民体育需要和促进社区体育建设的和谐发展。在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非政府组织中有三种服务管理模式——街道办（社区居民委员会）为主的社区体育服务管理模式、业主管理委员会为主的社区体育服务管理模式和物业公司为主的社区体育服务管理模式，这三种城市社区体育服务管理模式是我国城市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不是政府，也不是政府的派出机关，但它与政府的关系是血肉相连、鱼水不分的。

随着人类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中的核心作用更加显著。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自治之本在于社区居民，社区居民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自治水平的高低，根本因素取决于社区居民素质和自身的高能力。广泛和有效的社区居民参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能够形成和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内驱动力，也为政府组织、驻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推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提供支持。

有效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依赖于社区内丰富的社会体育资本，就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而言，作为社会体育资本的情感、互信、公民参与网络，意味着一种更为和谐的人际关系，意味着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是一种互动共济、互惠互信、诚实公平、注重团结与参与的人文环境，同时也意味着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发展，更是一种有利的条件，它能够极大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发展，推进城市社区管理与社会和谐。

2.4 非政府组织聚合动力机制的构建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中的非政府组织，是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营利性的、具有社会公益性的，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章程开展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活动的一种社会体育服务组织。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是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社会中间力量，其存在本身就是对政府、市场的补充和平衡。非政府组织对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起到沟通、聚合的重要作用。首先非政府组织通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活动搭建起沟通政府、社区、辖区单位、居民之间的桥梁。其次，非政府组织能够通过培育社区居民的体育文化精神，强化社区居民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创新意识。再次，非政府组织是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资本的载体之一，具有凝结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创新资本的功能和作用。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志愿性的公民组织，它在参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创新中具有提升社区体育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功能和作用。但在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非政府组织尚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其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很多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官方的附属机构，在职能上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

3 结论与建议

3.1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主要通过政府引领服务动力机制、企业支持动力机制、社区居民参与內驱动力机制及非政府组织聚合动力机制等多元化主体要素形成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以城市居民社区体育服务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形成多元素参与和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发展和共建文明和谐社区体育的社会化自治管理建设与发展的创新过程。

3.2 随着我国全民健身浪潮的不断高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已成为构建和谐城市社区体育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很显然，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是多种要素集成的，是各种分动力要素组成的一种合力系统。构建多元化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系统，建立和完善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的网络合作服务体系，完善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动力机制服务系统，形成比较完善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系统，构建科学地、合理地营造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创新的良好环境，是未来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发展目标。

3.3 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体系动力机制的构建既是一项持续发展的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事业，又是一项涉及广泛的社会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系统工程，因此，构建以政府、企业、社区居民、非政府组织的聚集合力形成的动力机制，逐步形成城市社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多种资源共同支持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动力机制构建保障体系，是未来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构建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宋秀丽.新型农村社区体育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1.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8）

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或正在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长期以来，在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下，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变得不协调。这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我党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22－23。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以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形成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总而言之，通过城乡互动、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成为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政策取向。

河南地处中原，是一个农业大省，又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明显，不仅大大超过东部地区的城乡经济差距，而且同中部地区的其他省份进行横向比较也存在一定差距。城乡一体化发展更具迫切性和艰巨性，意义也更加深远。另外，河南省地域辽阔，各县、市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协调机制的研究，对于推进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层次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构建制度决策协调机制，在制度框架内实现城乡互动、统筹发展。

制度因素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具有决定性。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策制度因素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因素。

（一）构建城乡产业一体化机制，强化城乡产业结构关联性。

城乡产业一体化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基础和支撑，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承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城乡产业一体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产业发展的思路上，要改变农村只能搞农业，而城市则专门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等传统发展观念，使三大产业在城乡之间进行广泛联合，构建城乡产业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经济结构，使城乡经济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最终实现共同繁荣［2］。

1.在城乡工业空间布局方面，充分发挥城市工业的带动作用，将涉农工业向小城镇转移，引导乡镇企业调整发展战略，使其与城市工业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农村地区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对接城市工业项目向农村转移。

2.在城乡产业组织形式方面，通过“总部+基地”、“工业飞地”等思路承接一、二圈层的产业转移，发展城乡关联产业，使城乡经济直接联合在一起，优势互补，融为一体。

3.在农村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坚持以“特”当头，以“特”优先，开发郊区农业的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

4.在城乡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将现代服务业的经营思想和城市服务业的经营网络延伸到农村；发展农业文化，挖掘农业文化中的经济内涵，拓展农村第三产业发展领域，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构建城乡市场一体化机制，保护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产权利益。

城乡市场一体化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市场一体化是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1.在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消除限制资源、要素和产品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性政策性障碍。

2.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网络体系方面，加快发展和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推进中心城市的展销市场、中小城镇的专业市场、广大农村初级农贸市场间的纵向联系，形成相互依赖且等级多样的城乡网络系统。

3.在确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主体方面，赋予城市和乡村两大空间的各个经济主体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要落实农民的基本财产权，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实行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股份化，土地权益的货币化、债权化。要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4.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运行秩序方面，发展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创造城乡统一的竞争秩序和市场环境。

（三）构建城乡资本流动机制，增强支农实力。

1.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地方金融机构发展，以县域为单位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支持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放宽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制度，允许、鼓励民间金融，特别是要支持发展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规范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2.提高农业自我积累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对农业的投入能力，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

（四）构建农业技术进步机制，提高河南农业自我发展能力。

1.建立健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强化农业科研的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完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机制，重视研究机构与用户合作开展技术创新，同时要充分发挥推广体系和中介服务在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中的作用。

2.强化政府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支持机制，增加政府对农业科研、农业科研推广机构和中介服务的投资。

（五）构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

城乡经济一体化对农民而言就是城镇化就业，在城乡关系的协调中构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实现劳动力全社会的自由配置。

1.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移机制方面，发展与农业有关的乡镇企业，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2.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方面，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

3.在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方面，引导农民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各种政策性障碍，逐渐建立起城市与农村之间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村劳动力平等参与就业竞争。

（六）建立合理的城乡分工机制［3］，切实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

1.着力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总部经济。技术性较强的产业，在城市建立产业“总部”，在农村建立产业“分部”，资源性较强的产业，直接在农村建立产业“总部”，在城市建立销售“分部”，使城乡之间形成有效的分工利益联系，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使城乡之间从分割走向融合。

2.建立城乡间的双向贸易渠道，使城市生产的产品在农村有市场，农村生产的产品能够卖到城市去。

3.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促进城乡资本开放，建立倾斜的利益机制，着力促进城市的工商资本和人力资本下乡。

二、构建城乡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使全民共享城乡一体化利益。

城乡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社会整体利益增进的过程，又是涉及政府、企业、居民等利益主体利益关系协调的系统工程。城乡经济一体化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应在城乡统筹、以农为本的原则下构建城乡一体化利益协调机制。

（一）宏观上，在制度框架内构建协调城乡一体化中的利益矛盾，实现城乡互动、平等发展的长效机制。用制度创新与宏观手段推动、调控城乡一体化进程，使社会利益体系保持大体上合理与稳定的格局。

建立健全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互适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用制度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构建创新土地制度，构建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创新行政管理制度，构建创新投融资制度，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制度，构建创新财政税收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核心是解决好城市发展这条腿长、农村发展这条腿短的问题，实现由过去的亲城市、亲增长向亲农村、亲民生转变。

（二）做好城乡一体化规划。推进城乡一体化，规划是龙头。重视城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体系构建、劳动就业、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规划集中统一管理，综合部署、调控和协调城乡各项建设活动，保证城乡各系统、各地区之间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近期建设与远期发展、城乡发展与土地保护、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

（三）微观上重视农民话语权，构建农民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

农民是城乡一体化的主体，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利益，是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核心动力。

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具体操作过程中，涉及农民个人或村集体利益的所有事项都必须征求村民的意见与建议，建立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决策机制与评价机制，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让农民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确实得到实惠。充分尊重和鼓励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他们参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让他们在不断分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成果的同时，支持城乡一体化建设，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

三、构建政府宏观调控机制，保证城乡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城乡经济一体化作用的有效发挥，仅仅依赖纯粹的市场竞争利益机制是不行的，还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竞争利益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依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利率、税率、税种结构、工资水平等经济参数的作用，要对产业和生产要素的聚集进行间接调控。

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构建对策。

政府、城市和农村在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中作为不同的主体，通过选择不同的政策或措施，达到合理分工和资源有效的利用，共同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政府层面：强化责任，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是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行政主体，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与制度供给上。从我国各地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来看，推动这一工程健康顺利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强化政府责任，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保证。

政府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责任主体。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政府责任表现为规划责任、调控责任、公共服务责任、社会管理责任、利益平衡责任、财力保障责任等［4］。

（二）城市方面：强化自身功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带动作用。

城乡经济一体化，以城带乡，重点在城市。城市是资本、信息、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地，要发挥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使其对农村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就必须强化城市自身的功能。

1.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坚持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大力实施“现代城镇体系建设工程”。突出产业为基、就业为本，增强城镇吸纳和辐射带动能力。

2.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坚持产城互动、融合发展，大力实施“产业集聚区建设工程”，提高产业集聚区承载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只有实现产业集聚，才能实现人口集聚。

3.发展高新技术及高新产业依托城市现有科技优势，加强关键技术创新、技术集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推进高新技术研发、应用，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推进农村资源节约和生态科技开发，跟踪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村生产经营的专业化。

4.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带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科学发展，让群众受益，坚持“四个重在”（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民），围绕构建“一个载体、三个体系”（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自主创新体系），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带动“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着力点。

5.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机制。

对各种农业技术按产品、技术类型及其在市场上技术产权的可保护程度等进行科学、系统的分类，再由政府拨款推广或直接推向市场，采取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充分发挥城市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农村方面：强化内部动力，发挥能动作用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难点在于农村的发展。

加快农村经济建设步伐，尽管需要有外力支持，但主要还需要自力更生。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无论是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还是政策，都需要最终转化为内部的动力，才能真正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1.加强城乡统筹的意识教育。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干部认识到统筹城乡发展、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

从而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使其服务于城乡发展。

推进干部管理制度改革，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培养和提拔，加强上下级之间的干部交流。通过培训、教育、参观学习，提升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2.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主力军的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内部动力源，他们的参与和推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5］。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特别关注农民的利益，在制度保障上，要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就业问题，为其提供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从培训、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多个环节给予就业帮助。

3.发展特色产业，以“一县一业、一乡一品、一民一技”为方向，培育一批农村资源型特色产业，与城市建立良好的互助机制，相互依赖，共同发展。

4.发展“三农”经济。把解决“三农”问题变为发展“三农”经济，即把解决农业问题转变为发展“大农业经济”，把解决农民问题转变为发展“人力资源经济”，把解决农村问题转变为发展“城镇化经济”［6］。

5.建立健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保持乡村长期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是培育和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将农村的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力资源，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发展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因此，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解决技能型人才紧缺问题，提高产业的承接能力。重视非农业技术与农业技术培训。鼓励农业院校、农技学校的学生到农村实习，向农民传播农业技术。进一步加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把培育新型农民与引导人才流入有机结合起来，为农村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通过与城市的协作，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切实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后劲。

（四）机构层面：增设专门的协调机构，制定规划，协调矛盾。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涉及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和政策措施的变化，产业布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乃至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建立一个由上一级政府牵头的有权威性和执行力的协调机构，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手段。为此，建议省市政府应在积极精简闲置机构的同时，尽快增设专门的协调机构，赋予其必要的权力，使其具备打破行政区域经济藩篱的潜能。

一方面，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协调解决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严密监控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级政府责任的落实情况，督促检查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效果，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严密监控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动态与趋向，向社会及时发出利益失衡的预警，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可靠的信息与根据。

总之，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的内容包括制度决策协调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可通过设置协调机构，强化政府责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城市的功能，使其发挥自身的带动作用；强化农村内部动力，使其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总之，要通过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的构建，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黄元斌。论城乡产业一体化［J］。中国西部科技，2007，（11）。

［3］李敬。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基础与核心机制构建［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4）。

［4］王继荣。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EB/OL］。chinareform.org.cn，2010－08－05.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9）

一、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它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城市化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在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吸引力与乡村的扩张力或称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在推力与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走过了一条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内生化道路。然而，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截然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性，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后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阶段(1949～1978年)。这一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服从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特殊的社会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动而成。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拉开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来的“三线建设”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中经济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这种依托国家投资建立起的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以及军工制造业，属于一种移植和嵌入模式，工业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联系，违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最终形成了在广大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镶嵌着“孤岛”状分布的几大中心城市和资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第二阶段:多元力量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也发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政府“自上”的动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动与区域内市场力量“自下”推动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动力仍然在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在赶超的压力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各地区都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对本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加大。尽管由于区位限制，西部地区不可能像东部地区一样靠引进外资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部省份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向西部投资、提供先进技术等方式支持本地区开发。这些，都相应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第三，推动城市化“自下”力量开始形成，两支新兴市场力量逐渐显示出对城市化的驱动力:一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迅速兴起，成为拉动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二是农民在市场力量诱导下自发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进城打工、兴办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产业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培育与重构

城市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的系统工程，不是由单个或几个因素推动的，其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微观、中观，也包括宏观动力，既有内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区位条件受限制的现实状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构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发展经济学认为，外部力量是打破区域低水平循环陷阱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内生力量比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动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国家的投资和优惠政策的倾斜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开发过程中部级大型工程项目的刺激辐射作用，由点及面，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同时，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分工、扩大开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与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形成本地区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动力。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非农产业发展，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中观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这一中观动力在城市化动力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通过产业转换来实现;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质上是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结合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状况，为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发展特色农业。农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农业承担着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产品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甚至外汇贡献的任务。但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因此，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调整现有农业布局，结合生态环境特点，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增加农业剩余，是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发展工业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状况，西部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实现资源开发和产品深加工并举，一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发展中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同时，改造传统工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最后，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吸收西部地区“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

3、合理发展乡镇企业，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微观动力。推进城市化光靠政府还不够，还要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投资理性、独立承担市场的收益和风险的企业。因此，为推动地区城市化，西部地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应该注意合理规划，杜绝东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病”。

4、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

为推进我国西部地区今后的城市化过程，必须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的创新力度。主要包括: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城市的户籍管理，取消对外来落户人口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和规定，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改革城镇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创新，使农民真正进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和医疗为主体，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担，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覆盖城乡的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应重视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减少其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10）

二、从国家战略层面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有什么重大意义

答：近年来，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引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区域经济增长格局进一步优化，特别是通过重点地区的辐射带动，推动了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时期中央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将基本建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创新区域发展制度体系作了总体部署，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并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作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条件各有特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差异。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突破之地，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中部沿江地带最主要的经济和人口集聚地带，在全国区域发展和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大背景下，编制实施《规划》，从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正当其时、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引领和带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中部地区和全国一样，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自身还面临着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双重任务，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能够实现跨区域整合优化资源要素，探索科学发展、合作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在推进中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发挥引领、带动和示范作用。二是有利于协同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本质上实现了长江上中下游的联通，为构建长江经济带打通了“肠梗阻”，形成全流域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有利于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南北、通江达海、经济高效的长江经济带。三是有利于引领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以下简称“两型”）社会建设。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有利于建立健全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发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用，共同保护长江水资源水环境，促进人水和谐、绿色发展，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做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四是有利于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协同发展，能够有效解决“城市病”、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积累经验、提供示范，使广大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三、介绍一下编制《规划》的背景和过程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等精神，深入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基础条件及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力求既体现国家战略意图，又能立足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实际，努力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积极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深化长江全流域经济合作与开放开发，共同努力把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中国经济新支撑带，并协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二是紧扣协同发展主线，把促进合作联动发展贯穿全文，着力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垄断，促进城市群合作联动、互利共赢，推动一体化发展。三是突出重点合作领域，以城乡统筹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生态文明共建、公共服务共享、深化开放合作6个方面为重点，提出切实可行的合作任务和举措。四是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在建立完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区际利益分享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城乡统筹发展机制、统一市场体系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五是坚持开放合作发展，把深化开放合作作为发展的强大动力，大力推进城市群内生产要素自由流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实现对内合作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六是加强与其它规划相衔接，重点做好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及长江中游地区已出台的有关区域规划的衔接，并广泛听取三省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的意见，集思广益、多方论证，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四、《规划》确立的发展思路和战略定位是什么

答：《规划》在全面总结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基础与一体化发展取得的进展，分析面临的良好机遇与严峻挑战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了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规划强调，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推动完善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建共享的一体化发展机制，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着力推进城乡、产业、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公共服务“五个协同发展”，积极探索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转型发展、合作发展新路径和新模式，努力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支撑、全国经济新增长极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城市群。

《规划》强调了城市群发展要坚持的5条基本原则：一是顺应规律，因势利导。遵循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客观规律，统筹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和协调作用，打破行政壁垒，优化城镇空间格局，促进城市群健康有序发展。二是优势互补，开放合作。发挥各地资源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促进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积极探索重大项目、平台共建和利益共享机制，深化向东、向西开放，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三是生态优先，永续发展。进一步强化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控制开发强度，加强开发管控，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走“两型”发展道路，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四是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面向城市和区域转型发展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打通从科技强到经济强、城市强、区域强的通道，探索城市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五是统筹推进，重点突破。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规划引领，全面推进城乡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和公共服务等对接合作，以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为突破口，不断深化改革，支持先行先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部特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规划》明确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四大战略定位：一是中国经济新增长极。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现代产业基地和全国重要创新基地，提升城市群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打造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支撑，构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二是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完善城市群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化城市空间形态和空间布局，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转移就业和人口集聚相统一，建设与山脉水系相融合的宜居宜业城市，打造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典范，促进城乡融合互动。三是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以长江黄金水道和重要交通通道为纽带，畅通内外联系，构建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深化全球合作和国际交流，打造内陆地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合作的先行示范区。四是“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加快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建立跨区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联动机制，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生态型城市群，为全国“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积累新经验、提供典型示范。 《规划》还提出了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分解为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社会事业、城镇化水平四个方面，并对2030年的发展远景进行了展望。

五、《规划》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

答：《规划》明确了推进城乡、产业、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公共服务“五个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在城乡统筹发展方面，《规划》提出要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强化武汉、长沙、南昌的中心城市地位，依托沿江、沪昆和京广、京九、二广等重点轴线，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支持省际毗邻城市合作发展，推进美好家园建设，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规划》围绕提高综合保障和支撑能力，统筹推进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水利基础设施体系、能源保障体系、信息基础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互联互通和现代化水平。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规划》强调要依托城市群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建立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共同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壮大现代农业基地，有序推进跨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在生态文明共建方面，着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健全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共同构筑生态屏障，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格局。在公共服务共享方面，《规划》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全面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文化繁荣，联合开发人力资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

六、《规划》在哪些方面体现了改革创新

答：长江中游城市群涉及湖北、湖南、江西3省共31个市，推进协同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如何破除行政区划障碍、创新协调区际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在这方面没有先例可循，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规划》把改革创新、先行先试作为城市群发展的支撑和动力，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贯穿于规划全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新城镇联动和城乡统筹发展机制。促进城市群规划统筹、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共同探索“城市病”问题解决途径，探索建立城市群管理协调机制，创新城市群要素市场管理，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和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二是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与城市交通发展改革创新。建立适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探索对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实施高效统一规划管理，促进城市群交通联动共享；探索物流管理体制改革，打破长江中游城市群物流业务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锁，降低物流企业成本；开展铁路、公路、港口投融资和收费价格改革，建立跨三省区域铁路、公路共同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三是推动水利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完善区域水利项目合作机制，探索建设水资源一体化协作平台，统筹规划区域内重大水利项目建设；建立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机制，进一步完善水利工程供水水价、上网电价和财政、金融、土地等配套支持政策；强化流域和城乡水资源综合管理，完善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四是建立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加强产业政策对接，建立健全产业转移推进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逐步统一城市群内土地、环保等政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搭建城市群产业合作平台；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建立城市群企业信用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面向市场需求，加快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作攻关创新。五是共建跨区域环保机制。加强环境污染联防联治，逐步统一城市群工业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强应急联动机制合作，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快速通报机制，共同应对区域突发性生态环境问题；共同实施水环境保护战略行动计划，推动跨界水污染防治，联手防治大气污染和重金属污染；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环境监管执法联动，建立健全跨行政区的环境治理跟踪机制、协商机制和仲裁机制等。六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动社会治理向前端、向基层延伸，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逐步推行网格化管理；支持各城市行业协会成立联盟，积极开展跨区域合作，共同维护区域行业发展秩序；开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公共服务质量评估，推进地区间检验检测资源共用共享；创新和完善人口服务和管理制度，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强跨区域联合执法、警务协作与协同处置。

七、如何通过深化开放合作来促进城市群发展

答：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东启西、连南接北，能否进一步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实现合作联动发展，对实现黄金水道上中下游要素自由流动、构建长江经济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在城市群内部要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等。另一方面，要推动对内合作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

为此，《规划》强调要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加快武汉、长沙、南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不断深化国内外区域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上实现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一是共建开放通道和平台。积极参与和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建多层次对外交通运输通道；加强沿江各口岸监管平台建设，完善口岸综合服务体系和口岸联络协调机制；推动沿江通关协作，实现区域通关一体化；在符合全国总量控制目标的前提下，支持在条件具备的地区按程序申请设立综合保税区；联手打造对外交流合作平台，实现商务信息互通共享，共同做大做强“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等会展品牌，完善城市群联合招商和贸易平台，合作开拓国际市场。二是完善国内区域合作。共建长江经济带，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加强与长三角、成渝城市群等协作联动，发挥承上启下、通江达海的关键作用，推动上中下游协调发展、沿海沿江沿边全面开放，共同构建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格局；积极开展跨区域能源合作，支持输电通道、煤运通道、油气管道等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共建，多渠道保障能源供应。进一步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合作，引导沿海地区资金、技术向城市群转移；积极开展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合作交流，共同探索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三是大力推进国际合作。加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在经贸投资、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科教文化、友好省州和城市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与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在港口建设与运营、临港经济发展、航运服务等领域的合作，开展与莱茵河流域有关国家（城市）和非政府组织在城市规划、公共交通、建筑节能、新型材料、水质保障、动物保护、防洪治患等领域交流合作，全面拓展与其他区域合作。

八、如何保障《规划》实施

答：作为国家批复的我国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组织实施好《规划》至关重要。由于这一规划涉及中部沿长江的三个省，又是以城市群的合作为主，组织协调难度较大，需要处理好国家意志与自身需要、协同发展与合理分工、政府引导与市场决定等诸多关系。各有关方面要提高认识、紧密合作、扎实工作，共同推进《规划》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