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谋求发展战略新常态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高。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尤其是国际资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

篇（2）

三年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国际比较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基本的判断或者结论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10%左右高增长以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

提出这个判断的理由首先是国际经验，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转型的经济体经过高速增长以后均会出现增速回落。二战以后，成功转型的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达到1万1千国际元，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是30-40%。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与这些经济体相当的类似，中国用上述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在2013年会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如今中国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

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等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创新对经济增长提升的潜力更是不可限量。看过去一年多中国网上购物爆发式的增长就很清楚地显示出经济增长推动的潜力非常大。

最近两年，一些学者从人口、劳动力要素供给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更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我们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住宅、基础设施中的高速公路，以及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历史需求峰值已经或者接近出现。这些领域和产品过去一些年是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他们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从实际情况来看，近两年来，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南沿海一些省市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速，这六个省区GDP占到了中国近一半。这也说明增速回落的规律在中国是有效的。

篇（3）

二战以后，先后有许多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但只有少数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从中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一种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超过六七千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增长速度回落，陷入增长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困境。这些经济体大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抑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借用大量外债，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有的迫于民粹主义的压力，实行难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终导致高增长难以为继。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国家。

另一种是经历了一个更长时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增长速度出现回落，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跻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有发展导向的强政府，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了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体上相当于11000国际元，增长模式和轨迹与东亚经济体显示的增长规律较为相似。从长期增长框架看，我国已经成功利用了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的潜力；当前经济增长条件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构成经济发展的新困难，经济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应该认识到，我国现在达到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已经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

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从需求侧看，以往长时期带动高增长的低成本出口、大规模开发建设、排浪式消费等主要需求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在供给侧，由于重化工业调整相对较慢，部分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扩大。但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业品价格有所回升，工业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如果去产能到位，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供给侧也有望调整到位。随着供需两侧达到新的平衡，我国经济将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高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8000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四五万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果说以往高速增长期主要是数量追赶，今后将更多地表现为质量追赶。在这一阶段，创新活动比重将有所增大，但大多数还是追赶型的，仍然需要重视向先行者学习，并要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向“上台阶”。与数量追赶相比，质量追赶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纠正资源错配。目前，行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依然较大，这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不仅可以使传统行业继续释放出可观的需求，而且能够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产率，化解潜在风险。

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既包括发展新兴产业，也包括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同时还表现为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注重设计、研发、品牌等。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将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全面推动精致生产。

营造创新环境。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和政策条件，使创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流动，聚集到创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创新效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将为我国加快质量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目前，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放宽准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近年来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现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这些垄断行业的投资看起来已经不少了，但其实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资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资效率。应进一步放宽这些领域的准入条件。

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城市发展从以往的孤岛型转变为网络型，带动大城市之间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为此，应下决心打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模仿具有实质性差异。在模仿阶段，政府职能主要体现为指定技术路线、做好规划。在创新阶段，政府职能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预期，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深化各项改革，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和优化配置，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时，还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篇（4）

一些研究机构认为，未来几年，中低速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国内有研究认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增长的常态主要情况是：1979-2013年，贵州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特别是2003年以来，贵州经济连续11年保持了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这在贵州经济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在过去36年里，贵州经济增速低于8%的只有6个年份，低于7%的只有4个年份，其他各年均保持了高速甚至超高速的增长，全省在这一时期创造的国民财富（以GDP衡量）相当于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这30年里创造的国民财富的总和的20倍，比1413年建省以后至改革开放前这565年里创造的国民财富的总和都还要多好几倍。因此我们可以说，高速、超高速增长是这一时期贵州经济增长的常态。

但是我们也观察到，贵州经济增速在2011年达到15%这一新的高点后，却呈现出逐年回落的情形：2012年13.6%，2013年12.5%，今年上半年10.8%。于是有人开始担心，贵州经济增速会不会一路下滑下去，同全国一样进入“中高速”的新常态呢？

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常态，虽然会考虑外在因素和短期变动，但主要看的是内在因素和长期趋势。根据近年来我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经济运行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以往的较强韧性，可以看出，“十二五”以来贵州经济增长的基础与内在动力不是弱了而是大大增强了。

从发展阶段看，贵州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2013年工业化率为33.6%、城镇化率为37.8%；根据工业化、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在这种情形下，以贵州已经具备的发展基础、态势和潜力，只要不出现不可控的巨大外部冲击或持续的天灾人祸，贵州在今后几年要实现高速甚至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仍有可能。

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看，现阶段贵州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前几年虽有所降低，但仍然超过12%，这说明贵州高速超高速增长的长期趋势并没有改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指一国（或地区）在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它表示一个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术语叫适度增长区间，它表示实际经济增长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而波动的可接受的幅度，在这个波动幅度内，既不引起资源的严重制约，也不引起资源的严重闲置，既无通缩也无通胀。目前贵州经济基本上仍在适度高速增长区间的下限内运行，并没有继续下滑至“中高速”的明确证据。

篇（5）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这个判断倒是说得通的。不过说不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回归到3%左右的“均值”上来。或许，他是因为终究没能明白，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篇（6）

潜在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增速进入新的阶段

1．投资拉动河南省潜在经济增速不断走高(1)河南省投资增速走高带动潜在GDP增速走高。1981～1992年河南省从GDP增速10．1%、投资增速18．6%;分别提高到1993～2003年的11．3%、20．3%;又分别提高到2004～2012年的12．7%、30．9%。(2)河南省GDP增速越来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根源在于投资增速比全国越来越高;GDP增速每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需要投资增速高于全国约2．5个百分点。2．全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由高速向中速过渡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曾根据我国1978～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计算得出改革开放30多年潜在经济增长率中线为10%，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的区间内。由于资源紧缺，资源价格成本上升，环境容量接近极限，约束刚性化显现，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人口红利趋弱，我国经济增长正在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过渡，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十二五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8%～10%，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为9%。［4］3．河南省潜在经济增长率由高速向次高速过渡从河南省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来看，三十多年来不断抬高，比全国越来越高，当前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加速增长阶段，处于加快赶超全国平均水平阶段，所以河南省经济增长率将由12%～14%的高速增长阶段，向10%～12%的次高速增长阶段转换，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为11%，约比全国高出2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2～2011年近10年的平均投资弹性系数2．33计算，河南省的潜在投资增速约为25%，适度投资增长区间约为23%～28%。

篇（7）

中高速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会经历一系列演变，比如说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按照意愿和可能性来说要把整个社会发展成“枣核形”的结构，就是中产阶层要不断地培育、成长，变成社会中间的主体。现在中国社会结构如果从收入不同阶层来看总体来说还像个金字塔形，以后底座的部分要慢慢收拢下来，所谓弱势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少，特别成功的富裕阶层比重也不能够多么超乎一般经济体的常规，两头比较小的同时，中间的中产阶层一定会按照成长的趋势提高它的比重。

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常态”要“常”在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提高中高速增长质量的平台上。这个增长平台对接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一直延伸到现代化“中国梦”的战略目标上。

新常态的三个关键词

新常态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中高速”。认识宏观经济层面从这样直观的角度再往下看就要说“常”。“常”是要在阶段转换之后完成一个探底，然后使整个增长态势企稳，企稳之后对接的应该是一个尽可能时间段比较长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学界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最乐观的林毅夫教授仍然在坚持，他更强调的是如果中国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做得好，中国经济应该还有20年8%左右的增长期，他用的是国际比较，也有一大套他的论据。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不能乐观，看低的也有认为中国几年之内就要跌落到5%～6%区间的看法。我倒不太看重到底是6%左右、7%左右还是6.5%左右，关键是速度稳住后一定要有增长质量提高的“升级版”特征。

第二个关键词应该是跟着中高速强结构优化。在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之后，这个“常”要落到增长状态上最关键的结构优化。后面跟着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质的追求在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落到人文主义立场上就是要使社成员、老百姓生活追求中，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得到实惠，而且这个实惠可持续。这第二个关键词，显然会带来一定的挑战。结构优化谈何容易，市场怎么样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政府怎么样更好地发挥作用？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打造升级版的过程中间处理好。

跟着就要延伸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创新驱动”。我的理解，服务于新常态的“常”能够形成，要依靠现实的创新驱动，功能就是对冲下行压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稳的过程中间，通过创新形成结构优化，打造升级版中一系列上行因素的组合。新的动力、新的上行因素在对冲下行因素之后，不光是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而且使结构优化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解放，能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上，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潜力、活力的释放，使整个宏观发展态势带有升级版的特征。

这方面如果再简要概括一下，我认为有3个层次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全面改革顶层规划――三中全会60条中336项具体的改革操作任务对接到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化、现代化特征。在顶层规划布局下能不能攻坚克难、推进改革，这叫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打开的是另外两个层次――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空间。

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并不完全依赖于制度创新，但是从宏观层面上我始终强调中国因为经历的是经济社会转轨，在决定意义上是以制度创新打开潜力、活力释放的空间，使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的过程中间还能够守正出奇，能够在中国和社会其他经济体良性互动中寻求命运共同体式共赢，在多赢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中国的后发优势――在一系列的领域里争取通过一步一步的追赶，最后走到前沿。

中国还有很多张“好牌”

我认为中国现在手里可以打的牌，还是有多张好牌的。比如说有效投资，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现在大量的从基础设施到服务业发展，到民生改进、公共工程等一系列的具体事项。现在正积极推进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实际上是把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一起拉在和政府合作的范围内，用政府之外的，或者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社会资本来一起做公共工程，做民生改进的硬件支撑，它会在中长期支撑中国发展的后劲和升级版的打造。

如果这些项目稍微选择一下，比比皆是，如中心区公共交通体系的升级，各种各样功能区改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新中心区建设里边大量的事项。它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过剩产能代表性的领域：钢铁和水泥。当然还需要有劳动力和基本的管理力量及技术力量。

篇（8）

“新常态”下，经济的发展较以往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与此同时，经济新常态环境下，对于提升我国经济质量问题上也有不同的关键点和着手点。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特点

由世界银行网站数据统计显示，2010～2015年，全球GDP年增L率由4.34%下降为2.47%，中国GDP年增长率由10.40%下降为6.90%，如表1所示。并且世界重大的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还呈现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态势。然而，我国确实已经从2011年开始步入新常态经济环境下，并预测这样的经济环境将一直持续到2025年。

（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速度由前32年9.9%的高速增长转变为维持在6%～7%的中高速增长，大约回落了2%～3%，这是一个正常现象。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任首席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看来，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只有7%左右，但在全球范围来看也是很好的表现。由此可见，尽管增速放缓，但与全球经济增速比较起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领先。

（二）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前一阶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消耗的资源较大，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加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展也比较滞后，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上一阶段呈现出粗放性、污染性以及透支性的发展特点。然而，我国步入新常态经济，其经济发展方式也开始发生转变：由以往粗放性、污染性以及透支性的发展方式转变为科学性、可持续性以及包容性的发展方式，在发展经济时遵循了经济规律、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规律。

（三）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具体体现如下。

1. 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

2. 消费比重超过投资。

3. 城乡区域差距缩小。

4. 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5. 由于我国劳动力、土地和环境要素成本以及汇率的上升，引起了出口竞争力的变化，我国出口增速由20%下降为5%～10%。

（四）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1. 全球经济的供给能力尤其是中国制造业竞争的供给能力的加强。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市场需求的不足。

（2）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

（3）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要素成本优势相对增强。

2. 全球经济的发展受到人口老龄化的长期影响。

老龄化会导致一个经济体活跃度的降低，社会保障福利条件的刚性约束使得养老风险加大，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3. 红利的减弱。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在未来至少15年内将不及从前。

二、新常态下提升我国经济质量的建议

（一）坚持增长质量导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和金融财政风险容易被隐藏和忽视，从而造成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无法落实到位。尽管经济增长的速度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但如果继续不重视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问题，那也难于继续下去，所以在新常态下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导向是必需的。

在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环境的改变也会造成有关领域风险的累积，如房地产、严重过剩产业、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经济增速与防控金融财政风险相适应，就是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相适应的体现。经济处于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过后，无论是先崛起的发达国家还是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面临过不同类型，甚至多年以来难以恢复的金融危机。因此，防控金融财政风险这一项工作在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时期内尤为重要。尽管在短期内其他指标会相对落后，但只要守住底线，不发生系统性的、全局性的风险，从经济高速增长期平稳转入经济中高速增长期，那么从长远看，创造出有价值的、新鲜的经验的可能性对于我国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二）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第一推动力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消费的比重超过了投资。我国的消费特征从过去的模仿型、排浪式转变为现在的个性化、多样化。政府将六大领域的消费作为推进的重点，然而由于这六大领域的消费大部分属于新兴消费品类，消费者尤为关注这些新兴消费品的质量，所以这些消费品类的质量安全一旦出现问题，那消费需求必定会受到冲击。因此，为了使消费能够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继续发挥其基础作用，必须提高产品的质量，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从而释放和激发消费潜力。

（三）充分挖掘人口红利，开发利用人才红利

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人口老龄化率上升，导致我国人口红利的衰减。可通过采取相应措施，以达到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的目的，从而减小人口红利的衰减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如：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通过二胎政策达到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的目的等。

人才红利，即“人口质量红利”，以我国现有人口结构为基础，通过教育培训、人员流动和企业改革等相应措施去发现、培养、形成人才优势，从而开发、利用人才红利。

2015年年末，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为17093万人，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5年达到3647万，跃居世界第一。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我国这样的人才红利优势，使我国经济在新常态创新驱动下保证较高的增长质量。

（四）质量型、差异化竞争

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国际市场竞争愈演愈烈，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特点之一。这就要求我国由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向质量型、差异化竞争转变。这对我国企业和政府提出了以下要求。

企业：1. 关注消费者需求的变化；2. 提高产品的功能属性和质量安全；3. 品牌定位差异化；4. 重视客户关系管理，达到维护客户忠诚度的最终目的等。

政府：1. 统一国家市场，提高资源分配率；2. 向优秀企业汇集生产要素，确保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低劣产品的淘汰。

参考文献：

[1]来佳飞.新常态下消费被赋予更大预期[J].浙江经济，2015（02）.

[2]陈芬.消费拉动经济凸显[J].中国经济信息，2014（22）.

[3]李道今.释放文化消费的“口红效应”[J].投资北京，2015（03）.

篇（9）

2.公路运输的经济

在公路运输转型阶段的初长期中体现出来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路规模增长速度高于当时公路人口密度的增长速度;规律二适用于转型阶段的成长期,这个阶段是公路运输高速发展的阶段;规律三适用于转型的成熟期,因为在这个阶段,我国公路运输网络的规模已达到了一定程度,要继续高速发展公路运输,唯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手段;规律四则适用于转型的完善期,因为那时影响公路运输发展的已经不是速度、能力、范围等,而是是否符合那时的生活要求,因此要以提供更为舒适、更为方便的交通条件为目标去发展公路运输;规律五则适用于整个公路运输发展阶段,因为此规律可以作为指导公路运输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内容的理论原则，预计行业加速增长的趋势逐渐结束，行业将进入稳定增长期。对比各道路季度间通行费收入的增长率，2009年一季度到2009年四季度，除受分流影响的道路外，其余道路收入持续加速增长。2010年一季度，部分道路收入增速出现环比回落。对比各季度收入的复合增长率，2009年四季度的复合增长率在6%以内，明显低于2010年一季度的复合增长率。我们认为，2010年一季度收入、盈利增速出现环比回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低基数导致2009年四季度增速过高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未来车流量增长的动力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增长。不存在路网分流、道路维修扩建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下，高速公路整体的收入增速与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步。在2008年四季度经济下滑到2010年一季度经济恢复增长的周期中，高速公路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尤为明显。我们认为公路行业加速增长的趋势可能逐渐结束，随着宏观经济增长动量的减弱，公路行业将进入稳定增长期；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为我国公路运输行业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国内发展环境，使行业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困境中得到了缓解和恢复。我国公路运输行业也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为行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撑。

3.公路运输的发展

篇（10）

1沪蓉高速公路背景介绍

沪蓉高速公路是我国“十五”期间的重点工程，是纵贯东西和横穿我国南北的主要由高等级公路组成的国道主干线“五纵七横”的一部分。沪蓉高速公路东起上海，经南京、合肥、武汉、重庆，最后到达成都，全长约2154km。到2003年底，沪蓉高速公路已建成1700km，只有湖北省的320km和重庆150km的路段未建成。据沪蓉西高速公路项目指挥部总工程师曹传林介绍，总长度达2000多km的上海至成都的沪蓉高速公路将于2008年全线贯通。作为其中西段的宜昌至重庆段，总投资达近190亿元，将于明年上半年正式动工。宜昌至恩施段为203公里，总投资123亿元，恩施至重庆段121km，总投资67亿元，宜昌至重庆高速公路将于2007年建成通车。该高速公路为四车道设计，设计时速为80km／h。届时，宜昌至重庆仅需4个多小时，这标志着宜昌与重庆之间水运主导、一统天下的历史将由此改变。

2实现东西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曾经指出：发展中国家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这样一种发展特征，即整体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缺乏联系，运输网络不发达，或者以仅为某些地区和社区服务的方式集中起来，市场被地方化……沿海地区的经济注视国外与内地却没有来往，“飞地”经济是并列的，没有内在联系，这种经济被称为“脱臼的经济”。

20世纪70年代后，因世界人口的激增，各种资源的日益减少和匮乏使人们对生存环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进步越来越关注。协调论成为一种新型的发展观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以谋求地区和国家效率的持续稳定和适当的区域公平为目标，在整个区域或国家总体部署指导下，协调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使局部地区融入整个区域或国家发展的整体行列，并从中实现全面的区域发展。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着东西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领先于西部。改革开放后，国家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决策，目的在于缩小东西部的经济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西差异扩大的趋势，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仍在继续扩大。

因此，在进行区域开发和发展地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针对东西差异的特点，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人力资源及文化等条件，进行合理协调，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建立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产业结构，科学地制定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战略，使每一个地区都得到持续协调的发展。

东西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

第一，培育沪蓉沿线产业带，强化高速公路的“轴带”作用，进而实现“大交通、大流通、大市场、大产业、工业化”的产业布局。形成以上海为龙头，以沪蓉高速公路为主轴，以南京、武汉、合肥、重庆等城市为支撑点的沿长江大经济圈，带动东西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二，中西部地区国土辽阔，资源禀赋的优势日益突出。中西部地区是我国的能源宝库，水资源占全国的90%，中西部地区还是我国的矿产基地、农牧业集中地。沪蓉高速公路的开通将有利于中西部的资源更加便利的向东部资源匮乏的地区转移。

第三，上海作为沪蓉高速公路上东部的增长极，其资金、技术、人力资源，交通的优势明显，且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工业体系完备，服务业发达。沪蓉高速公路的开通将使得上海的优势能够更加便利地向中西部扩散。

3发挥沪蓉高速公路的纽带作用，促进东西部经济的协调发展

3.1着力培育沪蓉高速公路上的增长极，以沪蓉高速公路为轴，采用点轴发展模式

在新的世纪里，中西部地区应该努力培育其增长极，采用据点开发模式。首先选择符合区域条件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城市，建立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促使区域内的要素和经济活动向优势区位聚集，在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群内合理配置，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然后通过增长极的作用，较快地启动区域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区域经济总体上的快速增长，建立起具有自我增长能力的区域发展机制，逐步带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沪蓉高速公路上应主要培育合肥、武汉、重庆、成都等城市作为增长极。这几个城市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有能源、钢铁、有色金属、汽车等为支柱的工业体系，利用其工业优势，在改造传统工业的同时，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化，增强产品在省内、国内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新兴的服务业。从而快速发展起来并带动区域的发展。在增长极形成后，在若干极点内就容易产生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集聚，随着沪蓉高速公路的建成，以及其他交通方式的完备，动力供给线路、水源供给线路、信息传递线路和各种经济社会联系的建立，便产生了相对密集的商品流、资金流、人员流和技术流等，从而形成区域内的相对发达的轴线。这些轴线的形成一方面可以产生扩散效应可激活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产生集聚效应，吸引区域内其他地区的要素，经济活动向此聚集，在原增长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增长极。

3.2加强东西部产业方面的合作

（1）实行梯度型产业结构。东部地区经济正面临产业的升级换代，由于东西部经营成本（工资、地价等）差异，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西部地区转移。

（2）专业化分工的合作。开始时可实行垂直型分工，待达到一定阶段时，可向水平型分工或混合型分工过渡。

（3）搞好沪蓉高速公路沿线的发展极点与周围地区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以交通通道为发展轴线的发展模式，逐步形式区域产业特色和优势，以取得产业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双重效应。

3.3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从经济发展进程分析，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其中东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部地区基本上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而西部地区则处在工业化的初期。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水平的提高、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第三产业的发展等，都必须以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为基础。中西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推进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在加强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在沪蓉高速公路的轴带上的中西部增长极如武汉、重庆等城市，要高质高效建设基础设施网络，优化发展环境；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吸引并吸纳高密度聚集优质要素资源；大力促进产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速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成为区域性“窗口”。使增长极成为融流通中心、金融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信息中心等功能于一体的区域性中心。进一步发挥增长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其他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以沪蓉高速公路为轴带，构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并存，布局优化、分工合理、协作紧密，充满生机的城市群和多层次的城镇体系。

4促进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对策建议

4.1必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建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新体制，通过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做到权利和责任相统一。

4.2处理好行政区划的省区与大经济区的关系

大经济区是由相邻区域经济密切分工协作发展起来的跨省区经济联合体，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大经济区的形成有利于促进横向经济联系，发挥和放大区域优势，加快区域共同发展。但经济区缺乏相应的行政行为能力。省级地方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中间层次，掌握着行政指令、经济杠杆、政策法规等调控手段，与大经济区对经济活动的协调相比，更有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大经济区有必要建立一些协调组织机制，以加强对有关地方政府经济管理活动的协调。

4.3合理运用各种调控手段

（1）计划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手段应以指导性间接管理手段为主，重点是科学制定实施国民经济和地区发展战略。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通过计划手段优先安排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西部的发展。

（2）经济手段。经济手段主要是中央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地区产业结构，地方政府主要是保障中央经济手段在本地区的合理实施，或在中央授权下有限度地运用地方性经济杠杆。经济手段的主要任务是，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提高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西部的比重；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用于中西部的比重，引导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引导和鼓励沿海与内地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等。

（3）法律手段。主要是采取法律形式调节经济关系和活动，保护合法权益，保证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也可以用于调节地区产业结构。

（4）行政手段。通过政府行政部门和经济管理机构，制定颁布有一定约束力的规定和指示，即采用一定行政手段来调节地区经济活动和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法］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r）著．张宁等译．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王小鲁，樊钢．中国地区差距：20年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