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3-0010-08

一、 引 言

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收缩和扩张两个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h)是周期的转折点；或者划分为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四个阶段。本文要研究的经济周期阶段就是指经济位于以上哪一个阶段(phase)。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说明当前经济形势很好，但要预防经济过热；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萧条阶段，说明当前经济不景气，糟糕，政府必须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衰退阶段，则必须引起高度注意，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陷入萧条；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复苏阶段，说明经济形势好转，但也要采取适度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因此，经济周期阶段分析就是研究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其目的是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提供依据。如果经济周期阶段判断不准确或失误，就可能误导决策者做出不合时宜甚至相反的宏观经济决策，结果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从而导致经济的过热过冷、大起大落和恶性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本文提出的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周期阶段分析。国外对经济周期阶段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最早的研究始于Diebold,F.X.和 Rudebusch,G.D.[1]、Sichel,D.E.[2]，最近的成果是Guilmi,Corrado Di；Gaffeo, Edoardo and Gallegati，Mauro[3]。研究的时间跨度持续10余年，这期间陆续有些成果发表。研究成果的发表，要特别提到美国统计协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主办的国际一流刊物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该刊物自1991年以来陆续发表一些经济周期阶段、扩张与收缩阶段的论文。尤其是1994年第3期，该刊物发表Filardo,A.J.， Ghysels,E.， Sichel,D.E.[4］［5］［6]等学者的一组经济周期阶段分析的论文，总计5篇，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周期阶段进行了较好的研究。总体说来可以这么认为， 经济周期阶段研究谈不上是热点问题， 但近10余年来一直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并已进行了较多研究， 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 与总体的经济周期研究相比，其中的周期阶段研究尚是薄弱环节，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此相比较， 我国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周期虽然进行了较深入研究， 但经济周期阶段并无专门研究。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主要立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分析，同时也进一步分析GDP增长率、失业率、价格指数这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5年前笔者就对当时中国经济周期阶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8]5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经济所处周期阶段肯定也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本文旨在探讨周期阶段所发生的变化，即当前我国经济所处周期阶段。

二、潜在经济增长率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分析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工具，并且可以用来判断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要理解和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必须对潜在产出（potential output）下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潜在产出的概念由阿色• 奥肯（Okun, Arthur M.）提出。潜在产出又被称为充分就业的产出（full-employment output），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经济能够创造的实际GDP水平，或者说是与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相对应的实际GDP水平。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在不提高通货膨胀率条件下所能维持的最高的实际GDP水平。必须注意潜在产出与最大产出的区别。潜在产出不是一个经济社会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或经济的物质生产能力，而只是在不导致猛烈通货膨胀情况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潜在产出的估计值其实建立在下述假定的基础上：在经济中存在着正常的摩擦失业，同时即使在经济运行相当好时，也有一些生产能力没有被完全利用。因此，潜在产出的估计值很难确定。

分析和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时，主要是比较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经济位于收缩阶段。随着两者的缺口（绝对值）的不断扩大，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增长率，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绝对值）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经济增长率朝着潜在增长率水平接近，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并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时，两者的缺口最终变成正值，一个正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计算潜在产出，进而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对我国的潜在产出进行了估算，主要采用了线性趋势（Lineartrend）法、增长率推算法、生产函数法等方法[9］［10］［11]。本文拟采用HP滤波方法来估算我国改革以来的潜在产出。

（一）我国潜在产出的估算

HP滤波法主要是通过将(1)式最小化来估算潜在产出值 (T为样本期)：

式中Yt表示t年的实际产出，Y*t表示t年的潜在产出，并对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进行了对数变换，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通过（1）式，将实际产出的自然对数（LnYt）分解为潜在产出的自然对数（LnY*t）和产出缺口的自然对数（LnYt-LnY*t）。在统计意义上，值的选取是任意的，因为任何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都可以分解为无数个非平稳趋势成分与平稳周期成分的组合，不同的λ值就决定了不同的周期方式与平滑度。运用HP滤波法估算潜在产出之前，先对实际产出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实际产出的时间趋势是否属于随机序列，这里运用ADF检验来检验实际产出的单位根过程。

对我国1978―2005年实际产出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进行单位根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1978―2005年我国实际产出的趋势成分服从单位根过程。在运用HP滤波方法估算潜在产出时，由于我们使用的是年度数据，取λ＝100[7]。由公式（1）就得到了我国1978―2005年潜在产出的值，具体结果见表1，然后进一步计算这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二）我国未来潜在产出的预测

我们已经估算了1978―2005年我国的潜在产出，为进一步分析潜在产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变动趋势，这里运用回归分析预测法，对2006―2010年我国的潜在产出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来计算这段时期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建立如下的回归预测模型[12]：

GDPt=γ+αGDPt-1+βGDPt-2(2)

其中，t表示时期，GDPt表示当期的产出，GDPt-1表示前一期的产出，GDPt-2表示前两期的产出。现在根据模型（2），运用EVIEWS 3.1对表1估算的1978―2005年的潜在产出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GDPt=21.20＋2.01GDPt-1－1.00GDPt-2(3)

运用方程（3）对我国2006―2010年潜在产出进行预测，然后进一步计算2006―201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见表2。

为了下文对未来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再预测未来的产出与经济增长率。根据模型（2），运用EVIEWS 3.1对我国1978―2005年的实际产出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GDPt= 20.30＋1.75×GDPt-1－ 0.71×GDPt-1(4)

运用方程(4)对我国2006―2010年的产出进行预测，然后进一步计算2006―201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见表2。

这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周期阶段的变迁过程。1990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6个百分点，这说明1990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个百分点以上，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DP增长率开始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往回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已持平，1997年开始，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变为负数，1999年，两者缺口达1.8个百分点，缺口的不断扩大，表明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000年以来经济开始回升，实际GDP增长率又逐步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步入复苏阶段。2001年GDP增长率又有所下降，经济波动出现反复，体现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这也应证了笔者5年前的结论：“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7]2002年开始，经济真正开始走上稳步增长和回升之路，2003年经济增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GDP增长率高达9.5%，再次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又转变为正数。2004年、2005年GDP增长率持续上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也不断扩大，这表明2003年以来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上升至10.9%，居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上半年的潜在增长率大体等于全年潜在增长率）2.3个百分点，表明经济在持续扩张，繁荣的大好局面得到进一步稳定和巩固。表2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进行了预测，根据预测的结果，2007―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保持在9％以上，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表明，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很有可能持续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

三、总需求分析

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图1的总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来加以说明。

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图1中的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ASL不同于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 。如果经济（即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位于ASL曲线的右边，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即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位于ASL左边，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推动经济在ASL曲线左右两边移动的力量是总需求。前文已述，1997年开始，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1.8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不断扩大，这表明当时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在图1中，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进入2000年以来，总需求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AD―AS模型来看，AD′又开始右移，经济（即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逐步向ASL 线移动并靠近，进入复苏阶段。到2003年、2004年，总需求继续增加。尤其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开始高速膨胀，增幅一度达到40％左右，推动AD′线继续右移，经济回升到ASL 线附近，步入繁荣阶段。尽管2004年4月份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下半年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得到遏制，投资增长有所降温，但整个2004年投资总规模仍然偏大，增幅仍在高位，并且这种趋势延续到了2005年。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8 604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增幅仅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75 096亿元，增长27.2%，农村增长18.0%。[13]2006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 371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14]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6 368亿元，增长31.3%。总需求持续增长的另一重要表现是，2004年消费实现了显著增长，长期以来消费不足的局面有所扭转。200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万亿元大关，达到53 950亿元，增长13.3%，增长速度比2003年提高了4.2%个百分点，增速提高幅度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2005年我国社会消费延续了这一快速增长势头，全年消费品零售总额67 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0%，实际增速比上年加快1.8个百分比。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6%，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5％。[13]2006年上半年消费需求稳中有升，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 448亿元，同比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15]

尤其是农村市场消费增速加快，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2006年前5个月农村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11.7%，增速提高近1个百分点。[16]

以上分析表明，近3年来总需求确实是进一步持续增加，推动AD′线进一步右移， 推动经济跨越ASL 线，使得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位于ASL 曲线的右边。就周期阶段而言，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位于繁荣阶段。

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分析

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这里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和总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变量进一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而为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周期阶段提供佐证。

(一) 经济增长率的新特征

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走出1999年的低谷，逐步复苏和回升，由此开始了新的一轮经济周期。这一轮经济周期从2000年开始至今，也有观点认为，新一轮经济周期始于2002年。已近7年，2000―200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8%、7.5%、8.3%、9.5%、9.5%、9.9%，2006年上半年的GDP增长率居然高达10.9%。从这组数据来看，这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平稳和快速增长。平稳体现为波动幅度小，这期间GDP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落差仅为2.4个百分点。快速增长体现为GDP增长率相当高，2000―2005年间平均增长率达8.8%。注意这里说的是快速增长而不是高速增长。高速增长一般是指增长速度高达10%以上乃至15%以上的超高速度，往往超出一国人力、物力、财力的承受能力，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多次出现高速增长。而快速增长是指增长速度已足够快，但又低于高速增长。就增长质量而言，快速增长优于高速增长。平稳和快速增长这两个特征在以前的各轮经济周期中很难出现。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50多年中，按照“谷―谷”法划分，我国经济增长已呈现出10次周期，目前正处于第10轮周期中。这10轮周期可以以1981年为界区分为改革前时期和改革以来时期，改革前历次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是波动幅度大，多次“大起大落”，从未出现过平稳特征，当然多次出现高速度，但往往持续一两年，高速度就迅速下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后时期，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由剧烈转向平缓，周期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但是整个时期并未出现平稳和快速增长的特征。如1987年―1990年这一轮周期，1987、1988年经济高速增长，但1989年、1990年增长率就迅速下降。1991―1999年这一轮周期，1992年GDP增长率高达14.2%，但从1993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就持续7年下滑。真正首次出现平稳和快速增长特征的时期是1982―1986年这一轮周期。就速度而言，1982―1986年周期的增长速度还高于2000年以来时期，这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1982―1985年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2.2%，明显高于2000―2004年时期。但是就平稳程度而言，1982―1986年周期低于2000年以来时期，1982―1985年最高点与最低点的落差为6.1%（还不考虑1986年的低谷）。因此，1982―1986年周期的特征准确说来应该是较平稳和高速增长。可以这么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10轮周期，经济增长质量最好的是1982―1986年这一轮经济周期和2000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但是新一轮周期与前者相比，增长质量更高，因为增长速度更加平稳，并且实现了高速度向快速增长的转变。

新一轮经济周期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扩张的持续性强，2000年以来至今一直都处于扩张阶段，2001年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不能算作扩张阶段，因此新一轮经济周期从2002年算起也是合理的。扩张的持续程度是以前各轮经济周期所没有的。改革以前时期扩张持续性最强的一轮周期是1963―1968年，其扩张年份是1963―1965年，扩张长度为3年，但是1966年爆发了“”，经济扩张的势头嘎然而止，GDP增长率由上年的17%下降为10.7%，1967―1968年更是负增长，国民经济陷入大萧条的深渊。改革前后过渡时期的那一轮经济周期是1977―1981年，其中扩张阶段是1977―1978年，这两年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增长，但是1979―1981年实行调整政策，各业增长速度升降不一，这三年经济步入周期的收缩阶段。改革以来的1987―1990年周期，扩张年份是1987、1988年，扩张长度为2年，但是由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治理整顿，1989―1990年经济又步入收缩阶段，并陷入深深的波谷之中。1991―1999年这一轮周期，扩张年份仅是1991、1992年这两年，1993年就开始步入收缩阶段，此后持续7年下滑，这一轮周期成为扩张与收缩比率最低的一轮周期。能与2000年以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持续性“抗衡”的惟一一轮周期是前述的1982―1986年周期，该轮周期的扩张长度长达4年（1982―1985年）之久，只是由于1985年2月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1986年经济增长率才下降，步入收缩阶段，1986年2月中国发生引起举国关注的“工业滑坡”。但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持续性比1982―1986年周期更强，2000―2005年已整整6年处于扩张阶段,即使不算2001年经济的回落,也有5年处于扩张阶段。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明显的三个特征：平稳、快速增长、扩张的持续性强，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增长质量明显提高。就经济周期阶段来看，足以证明目前中国经济正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

（二）失业率

从理论上说失业率也是判断周期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高增长率导致失业率下降，而低的或负的增长率伴随失业率的上升，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这种关系。奥肯定律将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其实也为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该定律虽然并不是很精确，但它提供了由经济增长到失业的一种实用性的转换方法。根据奥肯定律，降低失业率要有高增长率与之相配合，也就是说低失业率伴随着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高失业率伴随着周期的收缩阶段。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失业率也往往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动而变动：经济收缩阶段失业率上升，经济扩张阶段失业率下降。

在我国，失业率这个指标有些特殊和复杂。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十分明显，但是就业率高度稳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基本无任何关系。但是改革以来（准确地说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大体吻合的趋势，这里对改革以来的几轮经济周期进行简要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5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1977―1981年；第二个周期是1982―1986年；第三个周期是1987―1990年；第四个周期是1991―1999年；第五个周期是2000年至今，尚未完成。现在按周期顺序，分别予以分析。

改革以来第一轮周期尚深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失业率反常地呈现与经济增长率同向变动关系，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不能用来说明问题，这里不作分析。第二个周期的扩张阶段是1982―1984年，收缩阶段是1985―1986年，失业率与周期阶段基本呈反向的关系。1982―1984年的扩张阶段，失业率一路下降，1985年降至失业率的波谷，仅1.8%，这是改革以来时期我国最低的失业率记载数字。1986年是经济增长的波谷期，失业率略有上升。这一轮周期中，失业率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第三轮周期的扩张阶段是1987―1988年，收缩阶段是1989―1990年，失业率的变化趋势有些特殊。在1987―1988年的扩张阶段，失业率本应下降，但实际上没有下降而是固定不变，维持在2%的水平，1989―1990年的收缩阶段，失业率上升，这才呈现出它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第四轮周期中，扩张阶段是1991―1992年，收缩阶段是1993―1999年，失业率的变动趋势有些复杂。在1991―1992年的扩张阶段，失业率在上一轮周期的波谷的基础上略有下降，由1990年的2.5%降至2.3%，但是扩张的这两年，失业率并没有进一步下降，而是固定不变。[17]在收缩阶段，失业率与经济周期阶段又恢复反向的变动关系，1993年始，失业率逐年攀升，并持续几年相对稳定在3.1%的水平。第五轮周期正在进行中，一直位于扩张阶段，GDP增长率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失业率本应是下降趋势，但却与经济增长率呈正向变动关系，逐年攀升，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示了我国失业问题正日益严峻。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以来失业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吻合程度最高的是第二轮周期，即1982―1986年周期。第三、四轮周期中，失业率变动趋势与周期的收缩阶段也是大体吻合的，不吻合的就是失业率变动趋势与周期的扩张阶段：第三轮周期的扩张阶段，失业率没有下降而是固定不变；第四轮周期的扩张阶段，失业率在上一轮周期的波谷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是扩张的这两年，失业率则是固定不变。第三、四轮周期失业率不随周期的扩张阶段而下降，显示了从这时开始我国就已受到失业问题的困扰，结合第五轮周期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失业正日益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突出问题。失业问题的严峻性，确实具有中国的特殊性，直接原因是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所致，这样使得失业率难以像西方国家那样灵敏地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况，也难以灵敏地反映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也使得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关系比较复杂。不过尽管如此，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或者经济周期阶段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失业率高低。

当前总的说来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是自2004年开始，就业形势一定程度上出现好转迹象，该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是近13年来首次出现下降。2005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与上年持平。就业岗位增加了，2005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970万人。2006年上半年就业问题继续有所改善，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0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900万人）的67％。2006年6月底，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3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2%，与上年底持平。以上指标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就业形势确实出现有所好转的迹象，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景气繁荣在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体现。根据奥肯定律揭示的内涵，就业形势有所好转可为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繁荣阶段提供佐证。

（三）价格指数

判断经济周期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价格指数，因为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正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已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

1997年10月，物价开始负增长，此后我国出现长达6年的通货紧缩，物价总水平一直在低位运行，直到2003年，全年的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仍然负增长（-0.1%），居民消费价格仅上涨1.2%。但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物价出现了近些年来少见的上涨，并且上涨趋势持续到现在。2005年物价涨幅虽然回落，但物价总趋势还是处于上涨中，只是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相对温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都还比较高。2006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7%；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6.1%。[15]这些数据显示，2006年上半年市场价格是温和上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观察物价不能囿于传统的一般的市场价格，还要密切关注房价，也就是说分析价格指数，不能忘了还有一个房价。[18]目前我国还没有一种综合考察消费物价和房价的价格指数，因此必须同时关注物价和房价。在经济学中，购买住房虽然是一种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但住房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房价的高低牵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因此房价是反映价格指数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一旦将房价考虑进来，物价涨幅就不再温和了。2005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7.6%，2006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6％，11月同比上涨5.2%，涨幅虽然有所回落，但还是很高，给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带来很大压力。一些大城市房价上涨尤为显著，如北京住房价格一直在加速上涨，2006年一季度北京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7.6％，二季度同比上涨9.5%，7月份达到11.1%，11月份达到10.3%，这是北京2006年度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其加速上涨之势不言自明。不仅房价没有包含在一般的物价指数中，由于统计的原因，我国的油、电、水、气的价格上涨也都未从CPI中反映出来。如果综合考虑消费物价、房价以及油、电、水、气的价格，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是很明显的，并且上涨趋势还很有可能持续下去。因此从价格指数来看，这一轮物价上涨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阶段已出现明显变化，已从前几年的复苏阶段进入繁荣阶段。

五、结 论

本文从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等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进行了分析，其重点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和分析。2003年经济增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GDP增长率高达9.5%，已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又转变为正数。2004年、2005年GDP增长率持续上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也不断扩大，这表明2003年以来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AD―AS模型分析，也证明2003年以来经济已步入繁荣阶段。2003年总需求继续增加，推动总需求曲线AD′右移，经济回升到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附近。经济增长率的平稳、快速增长，扩张的持续性增强，这些特征也足以证明经济位于繁荣阶段。此外，物价的持续上涨，就业形势一定程度上出现好转迹象，也为经济位于繁荣阶段提供了佐证。因此，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已彻底从5年前的不稳定的复苏阶段走出来了。当然，这只是就宏观层面周期的阶段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说繁荣并不意味着各行各业都蒸蒸日上，其实宏观层面繁荣的背后依然隐藏着种种问题，诸如农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但是，宏观经济指标的分析显示，当前我国经济确实正位于繁荣阶段。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所处阶段，下一步中国经济的目标和任务是两方面：一是继续保持经济繁荣的大好形势，努力延长扩张阶段；二是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实现这个目标和任务，目前来说主要是要保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总需求的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投资膨胀，消费增长则相对慢一些。延长扩张阶段，主要是继续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主要是控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相对说来比较容易，短期来看主要是依靠政府实施宏观调控，长期来看是要建立起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投融资体制。目前的难点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如果消费持续保持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就能延长我国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确保经济持续位于繁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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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2）

按可比的购买力平价口径衡量，我国目前人均GDP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后期、韩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根据这些国家的经验，我国经济增速在今后五年左右很可能明显下个一个台阶。

最近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占全国GDP一半的几个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增速、工业生产增速和投资增速，均已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企业效益开始下滑，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财政收入增速也开始放缓。这些新近的情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增长阶段转换的窗口期，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性转换很可能已经开始。

国际经验表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增长阶段转换，将发生两方面重大变化。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台阶。第二，经济结构将相应发生转折性变化：工业占总产出的比重达到峰值后开始降低，一些重要工业产品产量也相应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投资占总需求的比重达到峰值并开始降低，消费比重则呈现相反的变化；从城乡结构角度看，城市化推进速度明显放缓。

由此可见，增长阶段转换期间要面临一系列挑战。从微观层次讲，一些产能要被淘汰，一些企业会关门或转产；从宏观层次讲，财政收入增速会放慢甚至绝对减少，而社会保障性支出需求却会增加；金融体系资产质量会降低；从社会层面看，一些劳动力将会结构性失业并需要转岗培训等，不稳定性因素增多。

这些挑战应对得好，则增长阶段转换能够争取到理想型态，即经济增长速度由原来“高速增长期的常态”水平，如10%，逐步递减到9%、8%等，最终平稳过渡到7%的“新的阶段性常态”，筑起新的“底”。这个过程中增长速度没有大起大落，局部的和系统性的风险都处于可控状态。

倘若挑战应对得不好，则增长阶段转换型态会非常不利，在“筑底”过程中，会过度下探，先达到比“新的阶段性常态”更低的“底部”之后，再缓慢回升到“新的阶段性常态”。比如，经济增长速度由原来“高速增长期的常态”水平，如10%，在短期内快速地、大幅度地滑坡到6%或者5%；之后再缓慢地回升到7%的“新的阶段性常态”。这种不利的型态意味着经济增速大起大落；更严峻的是，一旦过度探底，则很可能陷入通货紧缩和各类资产价值大幅度缩水，各类主体资产负债表状况急剧恶化，经济活动过度萎缩等被动局面。这种情况下，要使经济恢复到“新的阶段性常态”，需要花费更长时间，过程也更加艰巨。力避过度悲观的预期对增长阶段转换的不利影响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3）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会逐步下滑？

原因之一，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这是各种资源环境和生产要素能够支持的最优增长率。过去由于资源环境约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变革释放的生产率较多，故可以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制度变革释放生产率的空间也相对缩小了，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

原因之二，我国开始进入到经济大调整时期。要进行持续若干年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必须在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下进行。因此从经济调整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也存在下降的需要。实际上“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增长目标只是7%左右，2012年确定的GDP增速目标只有7.5%。

原因之三，外需下降了。这次国际经济危机来了，所以外需下降了，那么等国际危机过去了，外需是不是会大幅度回升呢？当然，国际危机过去后有一部分外需会有所回升。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外需永久地消失了。因为美国等也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反思其过去的以“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是他们今后不再搞这么多的高消费、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了。这意味着即便是国际经济危机结束，有一部分中国的出口需求永久地消失了。

原因之四，我国的工业化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总体上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即中期的后期阶段。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根据我在2003年前后对工业化国际经验的研究，“重化工业阶段”长则持续上百年，短则持续三五十年，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不需要持续那么长时间，但是再短也要20年左右。现在已经发展1 0年左右了，我最近的判断是，“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将要结束了，正在迎来“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下半场与上半场有所不同，上半场是量的扩张阶段，下半场则是质的提高阶段。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后，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重化工业阶段结束后，就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因此2020年后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因为重化工业对GDP贡献比较大，产业链也比较长，因此在“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经济增长速度会比较快。为什么过去1 0年经济保持那么快地增长，这不全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也不全是我们追求GDP的结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化工业的拉动。但是，现在上半场结束了，开始进入下半场了，下半场结束还有后化工业时期，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要下滑。

原因之五，城市化开始进入到加速阶段的下半场。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30%～70%时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1.27%，正处于加速阶段上半场向下半场的过渡阶段。与工业化一样，上半场也是量的扩张阶段，到了下半场，尽管速度还是比较快，但已过渡到城市化质量提升阶段。城市化进入新阶段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就会相对减少。大家知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们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现在基础设施在很多地方已建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超前了。事实上我国的高速公路、机场和高铁，在硬件上比发达国家还要现代化，还要先进。未来肯定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再像过去那样突飞猛进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缩小了。同时，房地产也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发展空间了，高房价抑制了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且房地产空置率已很高，有的地方把未来10年需求的房子都提前建完了。而且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以后的小孩会从长辈那里获得多套房子，10年或20年后，对房地产的需求可能进一步下降。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4）

我国的合意增长率与结构变化

合意增长率对应着自然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是在产出、资本与储蓄比率已知的情况下，将全部储蓄转变为所需投资增长率，等于是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的比值。随着不断进步的计量方式，已经能够在理论层面对合意增长率进行度量。本文主要利用合意增长率对经济结构领域进行理解，认为合意增长率是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相一致或是对经济结构优化有利。合意增长率就是在经济结构变化较快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也较快，反之，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合意增长率也会较低。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的经济结构变化，其合意增长率一直无法提高；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变化逐渐迅速，合意增长率也逐渐提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的不同时期，合意增长率的表现也将各有差异。本文主要结合我国从“一五”开始到“十二五”的近60年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合意增长率、红利释放及结构变化的规律进行探讨。依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可以看出我国从1953年至2012年的劳均GDP增长率、人均GDP以及GDP增长率均出现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及规律。以经济波动及增长速度为主，同时全面考虑到这一期间我国经济的制约条件、因素以及实际情况，对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经济结构特征进行分段描述。在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8年），该阶段我国主要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依靠。1953年的人均GDP仅为121元，到了1976年，人均GDP为318元，在24年中，劳均GDP增长率为3.6%，人均GDP增长率为4.2%，GDP的增长率为6.3%。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情况，按照钱纳里等就业份额与农业产值的标准来看，其水平极低，远远低于起步阶段的人均GDP100美元，到1976年，其人均GDP依然没有超过200美元的水平。但是，我国的工业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重工业投资作为导向驱动，加之城乡日益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计划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逐渐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缓慢发展。在转轨时期（1978-2000年），也就是我国进入了由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迅速变化的经济结构，转变工业化战略，迅猛发展经济的工业化推进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逐渐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在轻重工业之间，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并在三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在转轨时期逐渐引入市场因素，成为计划与市场并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之一。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政府投资是核心，忽视了需求、城乡差异过大等许多不协调的经济结构而进行的工业化模式。但在转轨时期，这样的传统模式正逐渐被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兼顾，需求与供给并重，逐渐缩小城乡差距，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的工业化模式所替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转轨时期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快速变化，并且符合了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促进了合意增长率。随着转轨时期市场因素的不断作用，逐渐增加的私人投资，促进了农村适度开放，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逐渐增多了物质文化生活等多样化需求。这样迅速且良性的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极大程度地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转轨时期的20多年里，劳均GDP增长率为20.1%，人均GDP增长率为14.1%，GDP增长率为15.8%，较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当属奇迹。在持续稳定增长期（2001年以后），这也是我国加入WTO以来，进入了全新工业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逐步走入成熟，甚至迈向了高级工业化的持续稳定增长阶段。2000年时，我国人均GDP为7858元，到2012年已经高达38354元，也就是由800美元提高至6000美元。依据钱纳里标准，中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过渡的加速发展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巨变的阶段，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自从我国进入持续稳定增长期，伴随着空前增长的外需，随之而来的是相对不足的内需，由于我国各地逐步开展重型制造业，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政府投资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在持续稳定增长期，由经济增速层面看，我国具有相对较小的经济波动，并且呈现迅速增长且平稳的态势。这一时期的劳均GDP增长率为14.6%，人均GDP增长率为10.1%，GDP增长率为11.7%。人均GDP增长率比转轨时期更高，而GDP增长率则与转轨时期相同，劳均GDP增长率较低于转轨时期。由产业结构层面看，第三产业份额正在不断提高，第二产业份额没有太大变化，而第一产业份额正在不断下降。另外，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我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持续超过第二产业，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主导型产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60年的工业化发展进程，符合结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前工业化进程起步时期，带着强烈的随意性与主观性的战略计划，在配置资源中发挥着绝对的作用，形成了重视供给轻视需求，重视城市轻视农村，重视投资轻视消费，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重视工业化轻视服务化，重视政府投资轻视私人投资，重视国内市场而轻视国际市场等问题，存在许多非优化经济结构，但这一时期的非优化经济结构，仍旧起到了优化结构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在转轨时期，是体制转型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时期，在配置资源中，计划逐渐被市场所替代，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不断优化城乡结构，轻重工业化结构也逐渐合理。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且迅猛的结构变化，释放出了庞大的结构红利效益，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可持续且迅速的提升。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是我国后工业化进程走入成熟与高级阶段的发展时期，强劲的外需与低人力资本有效结合，让全世界关注焦点落在“中国制造”上。在该时期中，经济结构的改变，既体现出优化趋势，同时也存在些许恶化因素，从根本上说，一方面持续推动经济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增速的放缓以及对结构进一步调整又意味着巨大的结构红利还未释放。

红利释放、合意增长率同结构优化

以事后的观点层面来看，若是将合意增长率看作与经济结构优化一致的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则可以看出，在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其合意增长率也极低，人均GDP增长率基本等于零。在工业化时期，由于整个过程中，如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以及需求结构等经济结构快速的优化，其结构红利效应由于结构变化的释放极其明显，大幅度增加了合意增长率。在后工业化时期，由于时间较短，所经历的国家也较少，该时期逐渐趋于稳定合理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与层次逐渐提高的需求之间，所形成的高供给能力水平与高层次需求相对不足，这样的不断调试以及不匹配的供求关系，极可能降低合意增长率。就我国现阶段来说，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以“一五”计划为开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8年，扭曲的结构变化虽然提高了合意增长率，但是，却对国民经济原有的发展潜力造成了阻碍，降低了红利释放与结构优化的潜力。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0年，该阶段结构优化持续且健康，将结构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出来，大幅度的促进了合意增长率提高。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该阶段的工业化逐渐成熟，并且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在不断优化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的同时，却对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造成了恶化。一方面促进了合意增长率的提高，有利于红利释放和结构优化。而另一方面又对结构红利效益的有效发挥造成了阻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首先，应该积极促进劳动力进行跨区域与跨产业的流动，充分促进劳动力将应有的结构红利效应发挥出来。建立起全国一体化、进退自由、规范有序以及鼓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以促进劳动力由效率低下的第一、二产业，向效率较高的第三产业移动，将劳动力的结构红利效应最大化释放出来。其次，应该引导合理消费，促进我国内需消费逐渐替代外需消费，释放需求结构红利效应。引导合理消费的宗旨在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发展，以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同时需要对社会保障系统不断健全完善，引导公民进行适度合理的消费行为，以提升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最后，应该将政府投资规范化，鼓励私人投资，最大限度地激发投资结构的红利效应。政府的投资领域以及规模需要规范化，对民间投资门槛逐步降低，增加民间投资的领域，使市场为主导逐渐替代目前的政府投资为主导，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作者:高玉莲 单位:广州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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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5）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诸多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指的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变化关系，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来表示。需求结构演进相应指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①。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相应形成了“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的需求结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担忧。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态性”特征充分显现：2003―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稳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出口需求锐减，造成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增长速度下滑（见表1）。因而，如何通过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目标的必然选择。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进行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主要有：（1）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何种逻辑性？（2）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关系？（3）中国应该如何对需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我们利用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事实，从两个维度进行统计性描述：一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工业化不同阶段7个国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个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一）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考察

依据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界定的相关研究结论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页。，本文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本文主要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依据，同时参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工业化阶段。这种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Ⅰ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Ⅱ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Ⅲ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阶段。

本文分别对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共7个国家在1970―2008年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工业化不同阶段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依据1970―2008年间7个国家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等经济运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个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出的相关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或查询《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基本判断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新加坡和韩国则由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德国和英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

由表2和图1、图2、图3可见，1970―2008年，7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说明：（1）不同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异较大，这一事实说明，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由各自经济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收入分配、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及经济增长速度及目标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即如果仅仅依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断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颇；（2）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不同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共同的变化规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3）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至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至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

（二）基于37个不同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为减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了5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用以统计分析。

表3和图4、图5、图6、图7分别描述了2006年37个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不同工业化阶段：低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不同，37个不同国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

1、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消费率水平差异较大，消费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柬埔寨，达到86.9%，最小值出现在新加坡，只有49.7%。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国、英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率水平相应较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会不断下降，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低点，随后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上升，即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中等，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高收入国家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有些高消费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反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消费率提高而下降（详见图5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2、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不同国家2006年的投资率水平差异较大，并无较强的收敛趋势。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虽差异较大，但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家投资率水平较低，多在20%以下。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相应较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高点，随后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则最低；虽然有些高投资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投资率提高而上升（详见图6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3、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净出口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最大值达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8.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值为41.3%。从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高；净出口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从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净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净出口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净出口率为负且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均相对较高（详见图7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基于37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2006年横截面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水平差异较大，并无明显的收敛现象，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呈现出相同的演进逻辑（详见图8）：（1）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会相对较低；（3）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时期，经济波动相对较大，即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会影响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与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的关系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虽然都是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力，但由于其性质不同，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何种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的演进逻辑：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仅仅能够用于消费，产品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消费需求相应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次之，净出口需求水平较低且一般为负，因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低，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积累较少，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投资需求相应取代消费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因而必须依靠产品出口（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进行化解，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水平会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会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高；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长变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需求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相应变弱，消费需求会重新取资需求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产品出口也相应变缓，相应地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有所下降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明，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相比较而言，不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应概括为：“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稳定器，投资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启动器和加速器，净出口需求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补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器。”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

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结构变动符合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其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切换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同时避免需求结构在短期内剧烈变动。即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关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应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快速增长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应地应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来完成，消费需求次之；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经济增长率持续，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应依靠消费需求扩张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必须注意的是，需求结构短期内剧烈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而，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又一重点是避免需求结构短期内变动幅度过大。

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图9和表4分别描述了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从需求结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波动中阶梯式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阶梯式上升。分阶段来看，1978―1992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下降，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上升，净出口率接近于零且变化趋势不大；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净出口率小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大；2001-2010年，消费率快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国内一些学者如：郭克莎、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金碚、简新华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978―201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1993年左右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因而，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趋势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趋势也相应反映了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演进趋势：伴随着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详见表4）。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详见图9）：1978―1992年，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并无较强的相关性；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呈现较强的镜像关系，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相应有所下降，2001年以来，消费率波动中大幅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不断提高。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GDP年均增长率关系来看（详见表4）：1978―1992年阶段和2001―201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上升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下降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只有12.9%。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此处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指的是：与前文中1970―2008年7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37个国家2006年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以来，需求结构变动过于剧烈，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同时使经济易受外部冲击，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常态性”，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一定威胁。

五、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现实战略选择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关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论述来看：一般说来，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依赖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较好地遵循了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高。但国内诸多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刻不容缓。依据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张。有鉴于此，努力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政策设计机制应主要包括：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

2、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张以维持适度的投资水平，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启动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投资需求迅速扩张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应地，长期高投资率、依赖投资需求扩张驱动经济增长致使当前某些制造业产能过剩及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际，保持适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当前，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居民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政府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应特别加大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3、适度控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程度，扩大服务贸易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6）

就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来判断，中国经济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不会平坦，中国经济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中国工业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脚步，但工业时期的经济结构也构建了现在的城市化增长减速的通道，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收敛一致性的问题和存在的风险等因素也可能是造成经济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方式由资本驱动模式转变为资本效率驱动模式，是我们要探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中国经济也在不断发上变化，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体现在城市建设上，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改革是经济转形的基础，因此需要推进城市化结构，中国城市化阶段结构性特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口结构转型。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据数据统计中国的非农部门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率由以往的47.03%增长到现在的63.43%，城市人口对非农就业支撑率虽由82.1%降低到目前的72.3%，但比例仍不可忽视，城市化率由以往的33%增长到目前的50%，专家预测在未来会增长到58%。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在1985年～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10.1%，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8.54%，在2008年～2012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3%，劳动生产率增长率8.86%，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有小幅度的上升，但GDP增长率却下降了0.8%，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结构转型与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总人口的变动这三个因素相关联。根据蔡P的研究，人口红利是中国持续30年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快速提高的关键，一旦人口结构有了变动，人口红利消失，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人口红利消失直接导致潜在增长速度下降。②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1985年～2012年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维持不变，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涨。中国现阶段资本驱动模式与于日本高增长时期的情景十分相似，会出现工业资本被迫流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致使对国内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急剧降低。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依靠国外的技术设备进行投资，会缩小劳动生产率的改进空间，出现投资减速放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尽管城市化不断推进，经济结构服务化在迅速发展，也不能保证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能超过以往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快速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压制未来经济的增长速度。③收入分配调整。中国是依赖资本驱动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弹性与投资回报率成正相关，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转型，城市化建设要以增进国民福利为最终目标，逐渐将资本弹性向下逆转，与工业化阶段相比，城市化阶段的收入分配要在人力资本上加大投资力度，分配政策要向劳动力倾斜。④城市化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高速阶段和成熟城市增长的稳速阶段。经济转型期间资本驱动模式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进入一个成熟阶段后，制造业投资成本低于高速阶段的成本，从而放弃成长逐渐被发展起来服务业取代，这是第二产业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原因。二是虽然服务业扩大了规模，但是无法与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繁荣景象相比。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有拉动经济发展的效果，但不具有长期增长的效果。纵览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发展历史，服务业发展的高速增长都是昙花一现，成熟城市增长的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所投资的增长率处于一个下滑增长并维持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水平上的景象是常见的。⑤资本效率递减。资本深化速度降低和资本回报率的减少会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了避免劳动生产率的过快下降，需要社会进行有质量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性投资，抑制资本效率过快下降或促使其上升，是城市化阶段经济政策的重要条件。⑥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通过技术的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可以看出，产出的资本弹性基本稳定地维持在0.6，技术进步的速度值也稳定在2.5%。整体而言，技术进步在GDP增长率的份额大约为1/4。这表明了在资本驱动增长模式下，投资增长挤压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如果无法改变现有资本驱动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过于狭窄，投资减速，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降低。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面临的风险

中国经济由资本驱动增长的工业阶段向造成效率驱动增长的城市化阶段发展，蕴含了经济过快减速的风险。①收入格局再调整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增长曲线弹性参数逆转和向发达经济增长阶段的收敛是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此消彼长相关联，收入分配比率向人力资本倾斜，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投资能力减弱，导致经济过快收敛。②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收入分配格局在调整带来的居民收入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企业和润空间的缩小和再投资能力的减弱，但不可能维持投资的高增长速度，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的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③杠杆率持续拉升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过度无效投资的存在引发生产效率低、赚钱能力低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的存在挤占着生产资源，严重影响着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和生产更新的步伐。大量的低效率企业的存在，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有持续拉高杠杆率的作用，一旦出现经济减速，低效率企业的借贷受到阻碍，会极大地加剧经济持续减速。④产业结构服务化调整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中国第三产业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提升生产效率的空间会逐渐变小。实现工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均衡发展和抑制持续几十年的部门生产率失衡态势持续扩大，是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下要面临的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7）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跨区域相关研究；澳门；珠海；实证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5-0015-08

一、引言

澳门与珠海一直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两地地理位置也极为接近，最近几年，随着CEPA协定和横琴大开发战略以及港珠澳大桥工程的实施，澳门与珠海以及香港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澳门仅约30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是典型的微型经济体。澳门作为微型经济体，其经济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包括，人口少、经济活动规模小、经济运行体制相对独立、产业结构对外部具有较高的依赖性。珠海作为当初定位带动澳门经济发展的内地经济承接体，其产业发展也受到澳门经济发展的显性影响。由于澳门与珠海房地产市场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中，因此，受到经济发展直接影响的房地产产业在两地的发展也可能存在差异和联系。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澳门与珠海房价之间的相关关系，从产业层面来研究两地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内在影响机制，分析澳门和珠海房价的内在联动机制，试图厘清澳门与珠海房地产市场联系的内在机理。

 

二、两地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构成的比较

任何地区房地产产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房地产业的业态形式。从理论上来说，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李萌、张佑林，2005）[1]。从澳门回归祖国之后，澳门经济呈现持续增长趋势，除了在金融危机期间出现小幅回落之外，其余年份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0%，这个增长速度甚至快于珠海。尤其是在近两年，受到澳门赌权开放和横琴大开发等因素的刺激，澳门实现了GDP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澳门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也呈现上涨趋势。但是，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在澳门房屋均价上涨的同时，珠海房屋均价也出现了快速上涨的局面，这种局面一致持续到珠海“双限”时期。显然，经济增长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基础，以下部分本文将从宏观层面分析珠海与澳门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及其产业结构构成的比较。

 

（一）澳门与珠海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房地产发展阶段比较

经济发展阶段的比较主要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和GDP增速三个方面来进行比较。

澳门与珠海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关系，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澳门回归后实施“一国两制”，澳门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减速，而是一直呈现良好的上升势头。从两地的经济总量水平来看，澳门经济总体水平一直高于珠海，在两地人口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澳门人均GDP水平更是远远高于珠海人均GDP水平，两者之间的落差大约达到5倍左右（如图1～图3，表1）。

 

从GDP增长情况来看，珠海市GDP增长速度总体高于澳门GDP增长速度，人均GDP增速珠海也在大部分年份领先于澳门，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澳门业迅速发展，2010年后其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都明显超过了珠海，其中2010年澳门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都超过珠海水平的两倍以上，显示了澳门经济强力的复苏和增长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澳门和珠海实际上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按照钱纳里对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的标准，澳门2011年人均GDP达到66 300美元，处于发达经济阶段中的高级阶段，是经济发展的最高层次，处于此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制成品收入弹性减少，制成品在国内需求中的份额逐渐降低，要素投入的综合贡献率逐渐减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珠海2011年的人均GDP为14 208.73美元，处于工业化阶段的高级阶段，处于此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经济重心逐渐向高级产品制造业转移，资本积累贡献率较高，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增加。

 

按照房地产产业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第一阶段，是在人均GDP 8 000美元以前，这时市场上所谓的房地产问题都是住宅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人均GDP从8 000美元到25 000美元，这时市场上的房地产问题就升级为商业不动产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人均GDP达到25 000美元以后，此时房地产问题就是商用不动产和金融配合，逐步形成金融引导、支持高端的商用不动产长期持有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金融产品交易（冯仑，2011）[2]。按照这样的标准，澳门房地产市场应当属于第三阶段，即商业不动产和金融配合形成的金融产品交易问题。珠海房地产市场应当属于第二阶段中的早期市场，即从住宅逐渐向商业不动产升级，但此时的商业不动产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社区商业。待人均GDP增长到15 000美元之后，则进入商业不动产的高级阶段，即由社区商业向CBD核心区的投资性商用不动产、商用物业升级（如表2）。

 

（二）澳门与珠海的产业结构比较

澳门产业结构单一，主要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主要的产业形态为建筑业。从建筑业和业的关系来看，具有一定负向关联关系，在澳门业陷入衰退的2003—2006年，建筑业呈现上行趋势，但当业从2007年开始快速增长后，建筑业在澳门产业中的比重就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澳门的第三产业主要包括业、房地产业和银行业，这样的产业结构符合澳门经济发展阶段对产业结构的要求，但是，由于业的“一业独大”，使得澳门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单一性，业在众多产业中无论是总产值还是贡献度都远远领先于其他产业。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8）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291-02

一、引言

随着世界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水平也逐渐居于世界前列。自从我们国家进行了改革开放这项举措，我国的经济就开始飞速发展，这样的发展趋势持续了很久，直到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国内经济呈现出了速度缓慢的情况，而且在速度放缓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特点。比如在速度放缓的同时，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在国家经济驱动力的方面也在逐渐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新常态，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状态。

针对于现在的大环境，国家的经济模式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在经济大环境，应该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找到并摸索出一个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做到国家经济能够创新稳步有效率的进行发展。

二、我国经济在增长中的规律

我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主要是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了中高速增长。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速度，而且一直增加的都比较稳定。直到21世纪之后，虽然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处在增长的速度之下，但是增加的速度要比以往的速度要低很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的模式逐渐转变成了中高速?l展的模式。这样的经济模式的转变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的专家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们可以把之前的高速增长模式看成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第一阶段，把后来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模式看成是第二阶段。那么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最开始的第一阶段逐渐变成了第二阶段，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一开始的经济迅猛发展，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模式逐渐处于变缓的状态。这是我们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运行中的一种客观规律，不代表任何问题。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正是处于这种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转换期，这是一个经济转型的重要关键时期，我们国家必须认清当下的经济发展形势，不能因为经济放缓就强加经济刺激，这样会对经济造成反向作用力，而应该遵循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保证国家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特点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处在关键的转型阶段，一些经济上出现的特点和以往相比将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很快。由于国家在早些年进行了改革开放，调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使经济一直处于高速的发展态势之下，以这样的高速度增长，经济逐渐出现放缓的态势。但是由于近些年一些创新性的思想和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子的出现再一次的刺激了我国放缓的经济模式，使我国的经济又一次出现了速度上的增长。其次，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驱动力因子强。在经济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经济措施，提出了新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保证了经济有了新的刺激点，不断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最后，国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只要是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进行发展，但是在现在新常态下的经济模式之下，我们开始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倾斜于第三产业的政策。因此，综上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过去的粗放型传统型的经济模式转变成了高效性集约型的经济模式。

四、保持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措施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于从第一阶段转变成第二阶段的关键时期。在第一阶段时期，我们国家主要注重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源有限，经济已经开始逐渐放缓。所以，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我们国家应该采取创新型改革发展的模式，使国家的经济繁荣富强。

1.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市场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资本市场能够给国家经济提供一定的投资途径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资本市场一直处在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重要。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现在有着一些小问题，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应该重新审视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2.科技创新。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必须保证科技的创新，创新就是要给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国家应该进行积极创新模式改革的措施，保证我国经济中的创新因子，让更多的科学技术能够在经济产业中稳步前进。我们国家现阶段很多产业都做出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是归根到底，很多产业没有自己的技术产权，缺乏一定的技术创新，所以经济仍然是受到技术创新的束缚。所以，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保证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使科学技术和经济创新改革相结合，保证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够顺利的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五、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近年来由于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国家在新兴产业的发展态势也逐步加大，比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都要提高很多。国家为了保证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提出了完整的方针政策，使经济发展中新兴产业的发展逐渐占领市场。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发展事业，国家有效的优化产业的结构，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未来发展走向。

2.增加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自从我们国家经济采取改革开放的手段以来，国家一直采取的都是“走出去”的战略，虽然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一直都很高，但是我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却一直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在整个国际经济发展的态势下，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们国家引进了很多国际经济因子，给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保证了企业在国家经济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提高了我国经济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9）

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总量关系,指的是在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比例关系,而这种比例关系,随着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不同而不同,但总体而言,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倒U曲线的关系来描述。

一、房地产业与经济总量的倒U曲线关系概述

房地产业与经济总量的倒U曲线关系,最初来自于美国的数据验证。1995年美国著名学者M.Ball和T.Morrison通过对许多国家住宅投资问题研究,详细地分析总结了住宅建设发展与各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得出结论:按照一般规律,住宅建设投资与人均GDP存在着内在关系,人均GDP在500美元以下时,住宅建设投资占GDP的比例在2%以下;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时,比例为3%～5%;人均GDP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时,比例达到最高值6%～7%。此后,住宅建设投资随着人均GDP的增加,绝对值增加,但占GDP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在国内,2001年曹振良教授在M.Ball和T.Morrison的倒U曲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倒U曲线的理解:指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时,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房地产业以高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加速增长;但是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增长,房地产业发展速度逐渐放慢,直至与人均GDP同速,甚至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其发展轨迹呈倒U曲线。

M.Ball和T.Morrison提出的倒U曲线与曹振良教授提出的倒U曲线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研究住宅建设投资占GDP比重随着人均GDP的不同,呈现倒U曲线的变化;后者研究房地产业增长速度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对变化中,呈现倒U曲线的变化。但是,无论是住宅建设投资占GDP的比重,还是房地产业的速度与人均GDP增长的速度比较,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早期占优势地位,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他产业的兴起,受制于房地产业本身的特性,房地产业逐渐丧失这种优势地位。

二、倒U曲线的验证

目前,国内对倒U曲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曹振良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其中,梁荣博士在其专著《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规模与国民经济总量关系研究》中对1947年～2002年美国房地产业增加值与GDP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首次证明了美国房地产发展“倒U曲线”存在。梁荣在美国房地产发展“倒U曲线”探讨中采用房地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转化成可线性回归的数据、再线形回归的方法,模拟了美国房地产业作为实体经济在1985年前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的强拉动效果,以及1985年后该产业增长速度开始的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却越来越慢的发展趋势。从而解释了美国在1947年～2002年阶段,房地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关系经历了一个大致倒U的曲线关系。

三、从需求层次理论看倒U曲线的形成

房地产业与经济总量的倒U曲线关系,实质上体现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人的需求也随之不断的发展变化,从而使得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的角色发生变化:在经济早期阶段,由于居住需求是一种刚性需求,而且占收入的比重比较大,因此表现为房地产业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对房地产业的刚性需求有所减弱,但改善型需求及投资需求逐渐加强,继续推动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发展速度相对早期有所减弱,而且随着其他产业的兴起,在经济总量中所扮演的作用尽管继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出现下滑。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已经得到完全的满足,而改善型的需求也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时对房地产业的需求主要表现为保值增值的投资需求,而且其他产业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因此此时的房地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开始出现下跌,出现倒U曲线的拐点。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如果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考察人的需求层次,可将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对应于经济起飞阶段,此阶段主要是基本的居住需求促使房地产业在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社会需求与尊重需求对应于经济达到中等发达阶段,此阶段刚性的居住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改善型需求与投资需求开始起重要作用;将自我实现需求对应经济发达阶段,此阶段基本居住需求完全得到满足,改善型需求也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投资需求开始扮演重要的作用,倒U曲线开始出现拐点。从需求层次理论看房地产业倒U曲线的形成,实质上是从房地产业的产业属性出发,利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层次,这种差异导致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倒U曲线关系的形成。

四、我国房地产业倒U曲线的考察

这里,我们从房地产业增加值与人均GDP的相对增长速度角度考察。我们先对GDP与房地产业增加值进行对数处理,对数处理后的散点图如下:

从上图可见,我国GDP与房地产业增加值大致呈线性关系,其中,在1992年之前这种线性关系相对较陡,而在1992年之后斜率有所下降,而1992年对应我国房地产业的一个高峰期,因此,我们以1992年为分界线,对两段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如下线性回归方程:

Ln(RE)=a+bLn(PGDP)

其中,Ln(RE)表示房地产业增加值的自然对数;Ln(PGDP)表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通过对1978年～1992年及1993年～2007年两段时间进行回归分析,并将两个时间段的数据进行转化后使用线性回归方法。结果如下所示:

对1978年～1992年进行数据处理得

图像拟合很好说明了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线性关系,表明在这一阶段,经济每增长1%,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1.53%。因此,房地产业以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

对1993年～2007年数据处理得

Ln(RE)= 1.23 Ln(PGDP)-2.70

图像拟合很好说明了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线性关系,表明在这一阶段,经济每增长1%,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1.23%。尽管在这一阶段房地产业仍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但是增速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下滑。

因此,如果从需求层次理论看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则可以初步判断,我国房地产业已经处于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基本的刚性居住需求已经得到初步满足,改善型居住需求与投资需求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促使房地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继续保持较为重要的份额,而且比重继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出现下滑。因此,在我国目前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在重视解决社会保障型住房的同时,也要重视改善型住房的需求,而不是一味的强调发展中小户型的住房。

参考文献:

[1]曹振良:《房地产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0）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被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它主要包括四个要点：“创新”的定义；“纯模式”；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多种周期的由来。此外，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点进行逐一介绍与分析。

1、“创新”的定义

创新理论贯穿于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全部构架中。他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从创新理论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论证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根源于创新。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因此，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什么“病态”的表现，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通俗地说，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具有冒险精神，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2、“纯模式”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框架中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在他看来，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企业家看到创新为他带来了盈利机会，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造成了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其他较多企业，超额利润和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就收缩，走向衰退。直至另一次新的创新出现，经济才再次进入另一轮繁荣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各种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这就是熊彼特的所谓经济周期“纯模式”。

3、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正如上文所言，“纯模式”是指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重复出现的周期。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于是，熊彼特使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

熊彼特认为，在“第一次浪潮”，即创新所直接引起的创新浪潮中，创新引起了银行信用和对资本品需求的扩大，导致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从而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生产，进而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现象，这就是“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它同“第一次浪潮”有着很大区别，表现为“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同创新无关，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这样，“第二次浪潮”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现在则是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却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的逐渐消除，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阶段。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存在的。为使复苏再步入繁荣阶段，必须再次出现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循环的解释说明。

4、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模型”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有多种创新存在，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长周期根源于影响巨大、历史长久的“创新”，而短周期则可用影响较小的创新来解释。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再分析

上世纪末，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使用了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分析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特点。

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1978—2008年）GPD增长率的走势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轨迹。我国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波动区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实际GDP的平均算术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统计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性比较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张守一，1998）。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这种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以总消费扩张结束，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此阶段类似于熊彼特理论中几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模型的组合，政策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导致了波动的频繁，使经济很快经历了几次波动。有的可能时间太短只是“纯模式”，自动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完整阶段。

2、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标准差为1.96％。对比上一阶段可见，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此阶段增长率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三年的整治期后，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视察与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决策鼓舞下，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空前高涨，需求和投资的潜力被调动。这作为一个作用力比较长久的创新，实现了一个平稳持续的经济周期。3、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1）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从1997年开始，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调整要求和亚州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济萎缩压力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努力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本文将1997—2003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总需求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恰恰在最后的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所以导致了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主要原因是提升产品层次和服务层次的渠道不畅，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但是这个阶段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一轮阶段增长中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段时期比较接近熊彼特经济理论中的“第一次浪潮”。

（2）2003—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期。2003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的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为了全力控制“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通过减免税负和扩大内需等多重政策组合，提升了经济应对严重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段，甚至这期间的某些年份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经济过热”特征。2003年我国GDP增幅已达10%，而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仅上涨2.3%，经济进入了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热特征。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CPI上涨3.9%，PPI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明显增大，上游商品价格指数涨幅更大。2005年GDP增长率为9.9%，CPI上涨1.8%，PPI上涨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3%，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收敛。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9%，CPI仅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PPI也只上涨2.7%，涨幅比去年同期低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1%，涨幅比去年同期低3.8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

关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阶段的定性分析，本文倾向于该阶段具有“经济过热、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的特征。本文认为，判断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经济中是否出现过度投资，引发经济泡沫；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是否迅速上涨；是否出现经济增长瓶颈，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信贷量的增长是否过快。下文依据上述分析、判断的逻辑，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过度投资现象严重，经济中存在产生泡沫的隐患。图2给出了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数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率高位运行的态势，过度投资倾向开始显现。具体来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问题充分显露,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的预测，有形成泡沫的隐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现象明显且势头不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物价上涨趋势明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于部分行业过度投资，2003年至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PPI）持续上涨，特别是基础原料大幅度涨价。另外，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持续上涨，远高于2000年0.8%。

再次，货币供应迅速增长。2003年至2007年，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58%、14.67%、17.57%、15.68%、16.73%。流通中现金余额同比增长18.67%、13.587%、11.78%、17.48%、21.05%。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和CPI的高增速，我国货币供给量也呈现出扩张态势，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态势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CPI高速增长相互影响，协力推动经济过热的进程。

最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2003年以来，受工业超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影响，煤电油运供给紧张，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3）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阶段。近年来，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纪初“网络泡沫”带来的冲击，使经济尽早摆脱不断下滑的泥潭，不断调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试图以此寻找经济复苏的支撑。在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很多商业银行由于竞争激励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甚至不顾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大胆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不仅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气息带入房屋抵押贷款市场，而且迅速推动了次级房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分重视收益、轻视风险，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积极投身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买卖之中（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当然，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必然是掩盖了大量的潜在风险，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房价增速逐步下调之时，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开始剧增、银行信用紧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便由次引发，并迅速蔓延至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输出型”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在本轮金融海啸袭来之后，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国家决策层对此已給于了高度关注，不仅明确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时针对提高消费者信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了近期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可以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典型的经济紧缩期。

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紧缩问题作出的比较分析

由于本轮经济困难的直接诱因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对本轮经济困难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制定更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对上述现象，本文在期望以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经济运行自身的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个角度全面考察本轮经济困难的诱因，并尝试以此为依据寻找破解经济困难问题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引发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困难局面的最直接诱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萎靡。这些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冲击，在我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将问题传入我国，而这中间最主要的传输渠道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受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急剧下降，见图4。但是，2008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历史时刻又有着另外一层经济含义。正如上文所言，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或者称经济过热时期）中，我国在持续了近4年的GDP两位数增长，继续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显得乏力，一轮难以维系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也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伴随高通胀。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走出了一轮明显的上扬趋势，这种趋势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随即由于外部冲击而直线下滑，而且大有由正转负的势头。

依据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过去经济学界对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般而言，一国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经济紧缩情况，而紧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力度和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是“硬着陆”。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之前，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包括“高增长、高通胀”在内的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地表明：这种超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经济即将面临一轮新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多种渠道自行解决消化，例如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这种办法往往因为政府调控能力有限而难以有效实现）；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调节；高增长带来产能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供求失衡，经济萎缩并逐步恢复并开始新一轮增长等。

有趣的是，本轮经济调整恰好在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经济体自身有周期性调整需要的时候，一个外部冲击直接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经济供求失衡、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局面。假使没有这个外部冲击，本文认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通胀—通缩”的波动周期，但是除去外部干扰因素之后，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自然也相对缓慢。因此，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外部冲击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步伐，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低迷是由世界金融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引发的提前一轮经济调整的表现，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也即将迎来一个经济调整的周期性转变。延续上述思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应对眼前的由进出口直接引发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着眼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前期经济过热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经济发展引向良性轨道。如果当前经济政策过分注重应对外部冲击，那么当外部经济环境趋好的时候，前期中国经济过热的调整需要或许将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一轮新的原自自身调整的经济紧缩期，那无疑将延续当前经济紧缩境况的持续期，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

四、结论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变化无常。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上的复杂性。从熊彼特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析，显示了经济周期甚至是经济紧缩并不可怕，在正常的周期里，经济扩张——紧缩的反复是正常的、是经济自身调节的一种表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危机影响，加速了经济周期调整的节奏，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困难确实是“危”与“机”并存（“危”在经济增长临难困难，“机”在中国经济提前迎来了一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遇）。我国应对经济困难的思路如果能在上述双重视角下进行完善，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如果能够增长与调整并重、长期和短期兼顾，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平稳而迅速地走出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同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好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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