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法律法规知识篇（1）

一、法律解释常识化的观念

翻阅刑法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刑法学理与司法实践两者之间，在认知范围、思维方式和理解程度等方面的差别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无论是研究领域的专著、教科书，还是实践领域中的司法解释，基本上都是在现象的范围内讨论刑法条文的内容、法律适用的条件，根据具体案件的个别特征，经验性地阐述和说明刑法规范的含义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模式。这种以常识知识为基础解读刑法条文的普遍现象，似乎使人感觉到刑法解释只关心如何才能符合“人情常理”，却不在意解释的根据是否建立在法律科学的基础之上，或许以为，经验常识与刑法理论之间原本就不像其他科学那样有着很大的差别。难怪刑法学经常会被其他学科称为典型的“实践法学”，是一种“缺乏理论思辨根基”的经验知识体系。

人们习惯于在常识的层面上分析、讨论和评价刑法条文的规定和刑法学的理论问题，原因是由于刑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对公众的社会举止提出的强制性要求，所以，只要了解汉语词句基本的使用方法和表达习惯，并具有一定的日常生活经验，就应当能够读懂法律条文，并且不辜负法律的期待实施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对刑法规范理解的正确与否，更多情况下是以符合社会一般公众的常识性认识为标准的，当然，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也会发生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司法机关或权威人士做出的解释是无可置疑的，尽管这些解释也是经验的、常识性的，但却不应当是脱离法律的客观性、科学性而随意做出的。法律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够得到普遍地遵守，而社会公众对法律规范的理解、接受，对于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护生活的稳定、有序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只要能够得到公众观念认同的刑法解释就是正确有效和无可怀疑的。[1]

条文解释的常识化和学理研究的经验化，虽然是我国刑法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我国刑法学却没有对“常识化解释”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所以，人们对这一概念可能会感到很陌生。其实，常识观念与法律观念之间的冲突一直伴随刑法学研究和发展的各个阶段。所谓“常识化解释”在刑法学中大致有两种表述形式：一种被称之为“刑法解释上的公众认同”，如周光权博士提到的，以“市民规范性意识”、“市民感觉”、“刑法的国民认同感”、“国民的经验、情感”、“一般人的常识”、“公众的一般感觉”为标准对刑法规范作出的解释。[2]这种刑法的常识化解释，就是从法律遵守的意义上以社会公众根据生活经验能够直接理解、认同和接受为标准来确定刑法规定的内容和含义的，对法律规范理解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一般国民的判断能力和水平，而违背社会生活经验的，即使是权威性的解释也毫无例外地被认为是错误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所谓的“社会相当性”。如日本刑法学教科书中提到的社会伦理规范、社会文化规范。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所谓的社会秩序，是以各个生活领域中所形成的一般妥当的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而得以维持的，而刑法所追求的就是以这种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的现实存在的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发展。[3]从这一意义上讲，刑法乃至一切法律的制定、适用和遵守，都是在常识观念指导下的经验性过程。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刑法条文规定的构成要件，是按照一般社会观念将应当处罚的行为进行类型化的东西，因此按照一般社会观念认定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并追究其责任是妥当的。[4]在这一意义上，常识化解释是从法律适用的立场强调刑法解释要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因为刑法所维持和发展的现实存在的社会秩序，是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的。所谓社会伦理规范，按照大谷实教授的理解，是以人们的智慧为基础作为社会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历史形成的。行为只要不与社会伦理规范相抵触，就不会侵害社会秩序，也不会唤起社会公众惩治处罚的情感需求。[5]因此，不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刑法解释也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

根据上述两种表述形式，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常识化解释：所谓刑法的常识化解释，实际上是指运用一般人具有的常识经验、伦理观念和通俗的生活语言，对刑法规范的内容和应用范围所作出的感性描述和直观说明；是为了使人们能够在专业性知识之外理解、接受、遵守和应用刑罚法规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作为关于刑罚法规知识介绍和说明的方法，常识化解释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通俗易懂、符合生活常识，没有概念的抽象性，不存在专业术语的障碍，对法律条文的分析、论证、推断和结论，都是在常识观念的语境中进行的。在笔者看来，常识化解释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

（1）解释者以生活常识为基础，从经验的层面勾画、描述和构建刑法规范的可感性模型。例如，刑法第三条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大多数教科书都解释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聆听者不必经过专门的法科学习，也无需了解法学原理中的专门知识，只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常识和生活经验，就可以通过这种解释在头脑中形成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象。

（2）运用通俗的语言，将条文中僵硬的文字转化成日常生活中多彩的社会现象，将单调或者陌生的法律概念演绎成具体、生动的画面。日常生活语言的普及性，使人们对所有的法律问题都可以进行交流、讨论，不必担心专业术语的障碍、法学基础理论的晦涩，以及法律思维的严谨会对他们理解法律规范带来影响。例如，将刑法中的犯罪概念解释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阐述，所以通常是抽象的、晦涩难懂的，以通俗的语言化解概念的抽象性是常识化解释的重要特征。

我们知道，一般公民与司法机关对刑法规范理解的同一性是建立在日常用语基础之上的，而汉语的特点和表意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又是耳熟能详、众所周知的。因此在常识化解释的范围内，律师、法官、学者与社会公众在条文词句的理解上应当是无差别的、平等的，在现代汉语语言表述规则的范围内，很难形成有“高人一等”或“胜人一筹”的“学术权威”。[6]作为刑罚法规的刑法，既约束一般公民的社会行为，也规范司法机关的刑事裁量活动，限制学者们对规范内容以及适用条件的认识。“常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共同经验，它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得到最直接的相互协调”。[7]正是在常识观念的范围内，刑法解释的权威性才不被少数的法学家、法官所垄断，人们对法律认识的统一性才能够得以实现。当人们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产生争论时，即使拥有最终解释权的国家审判机关或者法官，也必须对自己的决定作出符合常识观念的解释。

（3）感性直观构成要件与行为事实的符合性。常识化解释可以将案件个别事实与法律条文的一般性规定加以对照、比较，使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理解或认同该行为是否为法律所禁止，以及依法应当承担多重的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刑法解释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阐述法律条文基本含义的基础上，说明案件事实是否属于某一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刑罚法规是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客观标准，那么生活经验和常识知识就是衡量行为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尺度。脱离感性经验或者不符合常识的刑法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对广大社会公众而言，法律的公正性和效率性取决于它所作出的规定能否在经验常识的层面上得到普遍的认同、信服，而不仅在于它的强制性。因此，有助于法律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是常识性解释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4）是一种现象层面的解释，通常不涉及刑罚法规的本质、规律和价值等方面内容。犯罪构成是违法性和责任的表象，符合构成要件的现象是个别的、感性的、易变的和多样化的，对同一刑法规范的感性认识，可能会因角度的不同而得出诸多不同的结论。而违法性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则是一般的、本质的、稳定的。所以，当现象层面的解释发生分歧和争论的场合，如果不通过科学的解释，往往是无法判断其结论的正确性与客观性的。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的权威解释者是审判机关（在更多场合下是法官），它有权对争执不休的各种意见作出最后的选择。这样一来，“解释效力”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而解释的科学性、客观性只有在被效力解释接受的场合才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刑法的常识化作为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其作用是重要的、可替代的。这种方法在刑法适用和普及法律的宣传教育活动中，既方便国民对法律的理解和遵守，也便于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以及其他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和支持，从这一点上，常识化解释是合理的、正确的和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刑法学是一门法律科学，所谓科学是对事物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是“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普遍的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概念发展体系”，对法律条文含义的经验性解说应当以刑法科学的普遍性、客观性为前提，这是科学研究及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二、法律科学中常识化解释的悖论

在刑法学的学习和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有人初学法律，甚至连法理学的基本概念还没有弄清楚，就可以高谈阔论“刑法理论”中某一主要观点，指出法律中存在的各种漏洞和不足；而有人从事刑法教学研究多年，对刑法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感性经验和常识知识的水平。人们不禁要问，刑法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要回答的就是：什么是科学？在科学领域中生活常识与专业知识是不是应当有所区别呢？什么是理论？概念思维与经验知觉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应当有所不同呢？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结合是否意味着两者可以混淆或者互相代替呢？笔者不想在该文中对诸如科学、理论、概念思维、专业知识、经验感知等概念作详细地分析论证，但至少有一点应当肯定，那就是对这些概念含义的理解和解释不是随心所欲、任意性的，而应当是规范的、确定的，与之相关的基础性知识应当是统一的。并且这些内容都是作为一门科学知识体系所不可或缺的。

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刑法专业知识与生活常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常识经验与专业知识是有差别的。专业知识通常是指某一领域中所特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相关的操作程序和行业术语等方面的系统性学问，是从事某种“职业”、“业务”所必须运用，的专门化知识。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必须受过专门的培训、考核，包括法学基础知识的学习、职业技能的培训和法律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训练，因为只有通过专门学习并考试合格的人员，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和应用这些知识、技能，才能够胜任具有严格职业或职务要求的法律工作。对于一般公民来说，尽管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他们的自身安全密切相连，所以他们应当对法律有所了解、关心，必须知道遵守法律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可是他们大都并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局限于常识和经验的范围，法律对他们的要求也只限于能够对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作出一般性的判断。当然，随着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法律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加严格，但要求再高，也很难达到法律专业人士的水准。对于法律实务工作者而言，刑法是一种职业上的操作规程和制度，法律的适用有着特殊的专业要求和严格的技术规范，并非只是单纯地应合、随附社会公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心理，对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刑事案件，要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做出分析判断，要遵循司法职业技术的基本要求进行裁量，刑事法律作为司法机关和法律职业群体职务行为的操作规范，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实务工作者在履行职责的操作中违反规程，首先表现为一种渎职行为，甚至可能构成犯罪。我国在现阶段对职业法律工作者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恰恰说明了法律工作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性，而不能始终停留在常识经验的水平。

常识性认识是零散的、模糊的、个别的和自发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则是系统的、确定的、普遍的和自觉的。专业人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通常是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展开的。例如，造成他人伤害、死亡的行为，无论是从常识的角度还是站在专业的立场上，一般被认为是构成犯罪的。但是，与一般公民的常识观念不同，专业人员能够较为准确地说明，在哪些情况下行为虽然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但行为人却不构成犯罪；在哪些情况下行为造成同样的危害后果会减免或者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能够判断该行为在何种情况下符合伤害罪或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何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其他的罪名；根据专业知识区分何种情况下是一罪、何种情况下是数罪等等，这些通常是一般公民所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在犯罪性质认定和刑事责任判断等重要问题上，仅依靠公众的常识性观念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排除缺乏专业知识的人也能讲出符合“人情事故”的道理来说明该行为事实违法、犯罪的性质，甚至十分的生动感人，而且谁也没有权利禁止他们这样理解和解释法律，但在涉及如何公正、合理地行使国家刑罚权力、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上，常识化理解必须让位于专业化解释。

常识化与专业性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两者之间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具体案件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究竟是以专业化解释的规范性、确定性为指导，避免常识观念的任意性、变化性，还是以常识观念为标准衡量专业化解释的合理性、有效性。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实务部门的一些同志存在模糊的认识，而且在学理研究领域也是“见仁见智”。一方面强调要尊重国民法律情感和规范性意识，主张“刑法解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一般国民的判断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根据“违法性意识不要说”，行为人对法律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影响法律的适用，强调法律规范的内容及适用应当以司法机关的专业性认识为标准来确定[8]。刑法不仅是一般的行为规范，作为制裁法的裁判规范，它的遵守和适用直接涉及对法益保护的有效性、及时性，也关系到规范司法、保障人权的公正性、正义性。由于专业与常识之间的差别使得法律的遵守和法律的适用在某些场合下不相一致，这种情况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刑法功能的发挥。因此，刑法解释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将专业性的知识转化为一般公众的常识观念。

常识化解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刑法学的理论问题。理论是任何一门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理论，或者相关的知识体系不能被称之为理论，我们就不能将其视为科学。人们通常将书本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或者学者们的某些学术观点称之为“刑法理论”是有道理的，这是由于书本上的内容和学者们的观点通常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中的特殊问题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从一般性的角度说明这类问题所对应的基本原则和普遍原理，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例都是偶然的、特殊的”，而理论只关心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在我国，刑法学书籍基本上都是从经验或者技术性的层面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围绕具体案件的事实情节讨论行为所构成的个罪罪名。例如，关于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是否要求有暴力行为的实施、是否要求当场劫取财物的争论；企业改制后国家工作人员性质认定中的“委派”应当如何理解；预谋绑架，采取先杀人后勒索财物的行为究竟是认定绑架罪还是认定故意杀人罪、是一罪还是数罪等等。还有一些书籍采取的是望文生义的解释方法，例如，对刑法中犯罪故意的解释：在认识方面，必须是明知，所谓“明知”是对自己行为和结果可能发生或者必然发生有认识；在意志方面，必须持有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希望”就是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放任”就是对结果的发生听之任之。又如，对“共犯”的解释：共同犯罪也称“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对“重罪”的解释：是指法定刑在三年以上的自由刑、死刑的犯罪；对法条竞合的解释：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法律条文等等。从这些书籍中我们不但找不到理论性的表述，甚至找不到专业化的痕迹。坦诚地说，笔者并不认为立足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对刑法条文作出通俗的解释有什么不当之处，然而，单就这种解释来看的确毫无理论性可言。

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说：“理论不能脱离实践经验”或者“理论来源于实践经验”这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那就是理论不是实践。理论与实践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不是感性认识，不是可以直接操作的技术、技能，更不是生活经验，如果不明确两者之间的界限或者将他们混同起来，至少是一种误解。应当看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研究中十分注重理论的严谨性，尽管那些国家的刑法学者们也是以自己国家的刑法典为特殊研究对象，但他们是站在刑法的客观性、规律性和目的性立场上阐述法律规范的社会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我们经常以法律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为借口拒斥外国刑法理论研究取得的科学成果，甚至以极为轻蔑的态度歪曲刑法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可是这些我们始终在不断批判的基本原理，却时时刻刻地涉及我国犯罪构成学说和刑罚论的知识领域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例如，我国刑法学肯定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却不赞同结果无价值学说的有效性；承认主观故意或过失与客观危害行为的统一是成立犯罪的基本条件，却否认心理责任的合理性；拥护在无责任能力、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不能成立犯罪，却拒绝接受期待可能性学说和规范责任的客观性；坚持刑事责任是法律对犯罪人的谴责和否定，却无视有责性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等等。在与外国刑法学研究方法的比较中会发现，我国刑法学领域缺乏的是在概念思维指导下的理论研究，而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是刑法科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别导致了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在实践中，刑法作为行为规范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所以，对刑法条文的注释和对法律规范内容的说明应当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生活，以方便人们的普遍遵守；另一方面，作为法律科学的刑法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作为裁判规范的刑法是针对法律职业群体而言的。对刑法条文的“熟知”与对法律规范的“真知”之间是有区别的，检察官、律师和法官们对刑法作出的解释并不局限于法条文字的常识性注释，还要对刑法适用的目的、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等专业性问题有较为清楚和准确的认识；以刑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们，还要对刑法的“概念框架”、“体系结构”、“价值评判的标准”、“罪刑关系的理论根据”和“刑法发展的一般规律”等方面的问题作出分析、评价和诠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刑法理论的魅力不在于它对刑罚法规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作出如何生动的经验性表述，也不在于从现象层面对个案事实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演绎多么合情合理，而是集中地表现在它对刑法概念框架的逻辑建构、对罪刑基本关系的思辨和对刑罚价值判断标准的反省。质言之，在刑法的遵守和适用等实践的层面，刑法学中的法条解释只能是常识化、经验性的，而在刑法科学的层面，理论作为条文注释的科学根据、解释规则和客观标准，则应当是抽象、思辨和超验的。

三、常识化的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

刑法教科书根据解释主体的不同，将刑法解释的种类划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这种划分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考虑解释效力的权威性。在司法实践中，当人们对刑罚法规的理解和应用发生争论和分歧时，尤其是分歧发生在刑法专业知识的范围时，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为标准理解和适用刑法的规定，将效力解释视为对法律条文的正确答案似乎是一条普遍的真理。同时，检验各种意见或观点是否正确，不仅以法律条文的规定为尺度，而且必须与效力性解释相一致、相符合。然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肯定和支持刑法规范解释的效力性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还必须以理论的科学性为根据对效力解释的合理性、客观性做出分析、评价和判断。因为在科研领域中，只有客观、合理地理解和运用刑法规范，才能真正地实现刑罚的目的，才具有权威性。由于刑罚法规的客观性、真理性并不自发地包含在效力性解释之中，所以解释的效力性绝不能代替或者等同于“刑罚法规”自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当然，效力解释与科学解释并不是对立的，笔者也无意否认效力解释中的科学性成分，但是科学性与效力性毕竟是有差别的，刑法解释的效力性与科学性之间，既有相互联系、统一和谐的一面，也有相互区别、对立冲突的一面。刑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实现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的统一。无需讳言，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未必合理，而科学的解释因不具有效力而被否定”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刑法解释中，“效力优先”原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常识性解释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够使得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认识和理解统一起来，而效力解释的重要作用恰恰业也在于此。法律作为社会行为规范，能否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理解和接受，直接关系到法律社会功能的实现，然而，刑法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不仅在于人们对法律认识的一致性、无差别性，更在于社会公众能否准确、客观地认识和遵守刑法规范提出的各项要求。对法律的任何理解都是基于认知主体的利益和需要而产生的，都会融入认知主体的目的和愿望。刑法解释的科学性并不在于排斥这些主观因素的存在，而是要认真探索和努力实现对刑法理解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效力性解释首先解决了法律认识的统一性问题，而科学解释则更加关注如何引导社会公众在正确、客观的基础上统一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刑法的效力解释只有建立在法律科学的基础之上，才能不但在实践中而且在科学领域具有真正的权威性。质言之，引导人们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地理解、遵守和应用刑法规范，是效力解释的基本方向和重要目标。刑法的效力解释通常是建立在常识或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作为经验和常识中的法律是一种表象，现象是不断变化的，除非能够把握它的本质。在经验范围内解决对刑法认识的分歧是难以得出确定答案的，唯一的方法是依赖解释的效力性。而在科学范围内衡量法律解释合理性的方法却有所不同，既可以通过程序的合法性来保障实体的合理，也可以通过理论的科学性检验解释的客观性。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之间的矛盾是常识化解释必须回答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笔者看来，刑法解释有广狭二义之分，狭义的刑法解释是对法律条文的注释和说明，主要是解决具体事实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问题；广义的刑法解释除了对刑法条文的注解之外，还应当包括对刑法的逻辑结构、概念框架、本质特征、基本原则、客观规律、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内容的建构、辨析、整合、诠释和探索。任何科学都是关于其研究对象的分析和解释，离开了对研究对象的科学分析和解释，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科学领域。换言之，所谓刑法科学，实际上就是对刑法规范整体作出的解释和说明，从这一意义上说，刑法学实际上就是“刑法解释学”。刑法科学不但要对具体应用法律条文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更要对刑法规范在适用中的规律性问题与目的性问题作出确定的说明。针对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而各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又统一于刑法科学的客观性和目的性之中。

在法律遵守和法律适用中，对法条文字的原本含义作出（典型性）的说明，按照法条文字、词语的一般意义对刑法规范的内容和适用范围进行经验的、通俗的解释，无疑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然而，一旦进入更为广阔的领域，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就会明显地暴露出来。

正如恩格斯在评价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时候曾经指出的那样：常识在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是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惊人的变故。……一旦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并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9]由于立法技术、社会发展以及立法者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疏漏、空缺和滞后性等问题会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出现，给刑法的适用和遵守带来一定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结合特定的背景环境和具体的行为事实，对法律规定作出相关的解释和说明时，如果完全从文字的一般含义、条文词语的日常理解来解释法律规范的要求和应用，就会陷入各种疑惑和困扰。也就是说，由于法律规定无法避免的缺陷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刑法规范在其具体应用的过程中，法律解释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会超出刑法的目的和功能的范围，更不能改变刑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质言之，解释的变化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具有确定性、客观性。倘若从常识知识或者感性经验的角度出发，解释的变化性就可能导致对法律条文理解的任意性和解释的随意性，因为脱离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标准，就无法检验我们认识的合理性、正确性。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者的主张就是最正确、最合理、最具有权威性的，而在民主制度下，法律的终极目标、客观规律和价值观念决定着裁判者应当如何作出选择。

刑法，是对司法机关和法官追究、裁判犯罪人责任等司法活动的规制和限定，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的司法机关和裁判者，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必须根据基本的刑事政策和专业性技术要求解释法律、适用刑法。无论从法律专业知识的掌握，还是司法、审判经验的积累，或者是对刑法的整体性了解以及对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领会，以法官为代表的法律职业群体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与社会一般公民的法律意识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差别不但要反映在专业知识的系统性与技术规范的确定性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认知与反省。引导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这是法律专业化、规范化解释的一项重要任务。

人们对法律的认识通常取决于他们对法律的需要，希望法律给他们带来安全、保护他们的权益。所以，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从整体上看，对法律的需要大致可以包括三个层次：（1）在行为规范的范围内，一般公民从守法和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立场上形成的对法律认识和理解的需要，所追求的是自我利益的保护；（2）在裁判规范的适用中，作为法律职业群体的实务工作者，根据各自的诉讼地位从法律应用的角度产生的对法律规范解释和说明的需要，期盼的是解决“定罪量刑”的合理性、均衡性问题；（3）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内，理论工作者从法学基本原理的视角所萌发的对刑法规范诠释和构筑的需要，探寻的是刑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途径和实质。正是由于对刑法规定理解的各种不同需要，决定了刑法解释层次划分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三种需要是相互联系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别性是显而易见的，要实现在对法律规范理解、遵守和应用上的一致性，应当有一个统一的基础和相互融合的条件。片面地强调效力解释的权威性是不妥当的，尽管这是一种客观现实。在笔者看来，真正满足社会整体需要的基础和条件应当是效力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效力性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以客观性与目的性结合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性则是永恒的、无条件的、绝对的。

四、常识化解释的合理性认知

刑法的常识化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一点是有目共睹、无可置疑的，但是在刑法知识的常识化普及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无论在法律实践的范围还是在学理研究的领域，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这种理解上的偏误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刑法解释中存在的“专业知识常识化的倾向”，即将常识性认识与刑法专业知识等同起来不加区分，把符合常识观念视为刑法解释的唯一标准和途径，以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和社会经验为基准，统一人们对刑法规范的理解和认识，以行为规范的标准指导裁判规范的应用；二是混淆刑法学中职业技术知识和法律科学之间的界限，将感性经验等同于科学理论，坚信“理论”的唯一价值就是直接对应个别现象，解决具体问题。刑法理论应当与生活实践一样，具有直观性、可感性和可操作性。

（一）常识性认识的专业化反省

刑法的专业知识与“人情常理”都具有可感性、直观性的特点，在对具体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时，两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密切联系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常识观念中的故意和过失与刑法主观要件的含义十分接近，甚至在典型案例中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理解上并不会出现什么障碍。然而，当出现复杂情节的时候，故意、过失作为构成要件与日常生活用语两者的区别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例如，在防卫过当中，防卫人存在着符合构成要件的故意要素，同时又存在着防卫不法侵害的故意。符合构成要件的故意作为犯罪成立的条件，防卫不法侵害的故意，则作为阻却或减免责任的要素，如果不具备后者则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存在与日常生活中故意的不同，还存在着构成要件故意与责任故意的区别。由于我们将常识中的词汇与专业术语相混淆，那么，由于常识性认识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必然会导致法律解释出现分歧和争论。这些问题不但困扰着司法实务部门，而且经常成为教学科研领域的主要话题。因此，无论专业知识与常识性认识在某些方面如何接近，两者的界限必须明确。在教科书和司法解释中，或许是为了方便人们对刑法规范的理解和接受，并没有对两者作出严格地区分，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原来所谓的专业人员、学者也是在常识层面上理解法律规范内容的呀！那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与社会一般公众是不应当有什么区别的啊！所不同的就是由于职务或职业的特殊性，使他们对法律条文更熟悉一些，接触的案件更多一点、相关的司法解释了解得更多一些、更早一些而已。这样一来，就会经常出现没有学过法律的人，从常识的立场反对和批评熟悉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和“资深的学者”对法律问题作出的判断和观点（当然他们是有权利这样做的），尽管这些批评和反对意见有许多是错误的、可笑的；法律专业人员、学者有时也会脱离专业知识的基本规范，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观点，在不同的场合下对法律规范作出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

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混淆了刑法双重规范之间的界限与差别。

刑法首先是作为行为规范而发挥作用的，是对社会公众行为提出的要求和限制。刑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不同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对国民行为的限制和要求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隐含在刑法条文的规定之中，即只要刑法规定以刑罚方式加以处罚的行为，就是禁止人们实施的行为，要求国民以刑罚法规的存在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得实施法律以刑罚方式所禁止的行为”。例如，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表面上看，条文只规定了刑罚适用的条件和范围，但是其中包含了“不得杀人”这一行为规范的前提。

从行为规范的立场出发，刑法必须符合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和国民的法律意识，这对于公民接受、遵守法律和预防犯罪是极为重要的。日本学者曾根威彦认为：作为行为规范，刑法基本上与社会伦理规范相一致，所以不在刑法规定中明文显示，而只规定有关裁判规范的内容。行为人在意图作出某种行为的选择时，必须能够判断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为刑法所允许，只要不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就绝对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刑法保证国民行动自由的重要方面。作为行为规范；从一般人的立场以及根据行为时的事实理解和解释刑法规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刑法更重要的是作为裁判规范约束和规制法官审判行为，从裁判规范的立场出发，刑法具有命令法官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裁判的作用。作为规制社会手段的刑法，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约束实际适用刑法的法官的判断和行动，防止根据国家刑罚权任意地适用刑罚，而单纯强调刑法行为规范的特点就会忽视刑法的这种存在的意义，这是值得提防的。[10] 从行为规范的立场，任何背离国民意识、公众观念的法律解释都将被认为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或者其他法律职业群体要放弃专业知识和技术规范，无条件地服从公民对法律的常识化认识。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常识化主要是从法律遵守和刑法应用的实践出发的，将专业知识和技术性问题转换为公众语言或常识观念，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普遍地接受和认同刑罚法规，引导公民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法律提出的要求，自觉地遵守法律规范，实现法律对社会公众行为的规制的有效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常识化解释才是正确的、有意义的，而不是为了将人们对法律的理解限制在常识化的认识水平，或者片面地追求专业知识常识化，将法官的法律素养等同于一般老百姓的常识观念。

（二）感性经验的理论批判

刑法专业知识在许多方面并不属于理论的范畴，确切的说在这些知识中绝大部分属于未加概括和归纳的感性经验，尽管这些感性认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可能会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但我们还是不能够将这些内容称其为理论。

当代法学研究成果认为，法学和法律科学不是同一逻辑层面上的概念，法学既包括法律科学又包括关于法律的学问。而法律科学与关于法律知识的学问，起码有两个方面的不同：[11]

其一，从方法上看，法律科学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法律现象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法律知识进行准确（尽量科学化）地表述，而关于法律的学问则不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概括和总结。比如古代社会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我们很难称之为科学，但我们谁也不否认古人关于法律的知识具有一定程度的学问。其二，从研究的结果上看，法律科学得出的结论应当是规律性的东西，因为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但是我们看到的大量关于法律研究的成果，几乎都是仁智之见，究竟哪些成果属于科学的范畴实在难以定论。甚至有学者认为，谁也不能否认法律科学的存在，但谁的研究成果是科学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而多数法学著作都可被视为关于法律的知识和学问。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者通常将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来研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刑法学者，他们对刑法学体系的构造、基本概念的逻辑关系所作出的阐述和理论思维的方法，完全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的；而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则更多是将法学视为一种职业技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多人将法学院的法学课程视为一种高级的职业技术训练，也有一部分学者把法学视为关于法律的知识和经验的学问。[12]我国有学者指出，英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验，价值目标是实用；大陆法系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是概念，价值目标是完善。[13]由此可见，刑法学本身存在着专业经验和科学理论两个不同的层面，它们在刑法学中有其各自的地位和特殊的功能。从法律遵守和应用的角度，刑法学侧重于实用性、操作性、具体性和经验性，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从法律科学的立场，刑法学研究的问题则是刑法的客观性、合理性、目的性和普遍性，是一种建立在基本概念和逻辑思维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由于两者在刑法学研究中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从当代刑法学研究的发展趋向上看，大陆法系国家以较为成熟的刑法理论为基础，更加关注实践操作中具体问题的讨论，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以普通法为根基，愈加注重刑法理论层面的研究。[14]刑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学科，既是一门科学理论又是一种职业技能，所以，对刑法的解释既有常识化、经验性和可操作性的一面，同时又具有科学性、概念性和客观性的一面，两个方面既是紧密结合、相互联系的，又有严格的界限和不同的功能。

刑法学作为职业技术、专业技能方面的知识，在常识观念的领域内是极受欢迎和尊敬的。在这一范围内，刑法条文、司法解释与常识知识是一致的、无差别的，任何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的人都能够理解法律或司法提出的要求和限制。“不因不知法而免责”的法谚甚至要求文化水平更低的人也必须知晓法律的内容不得违反规范。在大多数刑法条文中，法律规定是用通俗化的语言表述的，诸如“故意杀人”、“窃取财物”、“放火”、“伪造货币”等等，这些在立法时已经考虑到社会公众接受和理解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无需进行解释。有一些规定虽然条文表述使用了行业术语，涉及某些专业或技术等方面的知识，由于是对某一特定领域中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所以，尽管一般社会公众可能在理解上会有一些困难，但行为人通常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认识能力的人员，对于他们来说也无需做出特别的解释。例如，经济犯罪中关于违反公司法、金融法规；违反商标法、专利法；违反税法、工商管理法规等规定，对这些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仍然是现象的、经验性的，并不具有理论的普遍性。[15]

作为操作规则和专业技能方面知识的刑法学，具有实用性、直观性和可操作性，会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经验、方法和技巧，例如，具体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上，经验可以帮助我们通过个别事实的对照比较，提供曾经被使用过的各种选择方案，推测该案最终的判决结果；或者可以通过法院以往判决的经验性分析，衡量当前案件事实是否可以适用该法条的规定，甚至将过去的“判决理由”作为该案定罪量刑的依据；其次，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要密切关注司法解释的新动向、新内容，有哪些“司法解释”可以为我们在分析个案与法律条文时提供帮助。经验会告诉我们，司法解释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经验还可以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在何种立场上如何变换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更有利于自己目的和需要的实现等等。但是，经验总是具体的、特殊的，经验会使概念表象化，混淆现象与本质的区别。

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是对刑法规范和刑法思想的诠释与建构，它不但要分析和说明刑法条文中含蕴着的规范内容，还要阐述和论证刑法的本质特征、运作规律和可罚性根据。刑法学关于刑法所有问题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对刑法的解释展开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刑法学是关于刑法解释的科学，是一门以刑法规范为解释对象的法律学科。刑法科学的要求是：关于刑法条文的解释应当是实证的、经验性的，作为条文注释根据的刑法理论则应当具有思辨性、先验性的特点。在科学的领域内，常识化解释的客观性、普遍性是受到怀疑的，多变、不真实的经验表象是不能被当成真理而成为科学中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内，科学解释的权威性高于效力解释，对概念普遍性的理解精确于对经验特殊性的直观，刑法规范和法律事实的客观性优先于“专家学者”们经验认识的主观性。混淆经验性认识和刑法理论的界限，并将此误认为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十分有害的。

【注释】

[1]陈兴良主编：《法治的界面——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法论坛》，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页以下。

[2]前引[1]，第426．428、434、435页。

[3]（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82页。

[4]前引[3]，第162页。

[5]前引[3]，第69—70页。

[6]在司法实践中，社会公众确信自己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是正确的，对法官、学者所作出的解释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错误的、不合理的。这种现象说明，常识观念是人们认识统一性的基础，在经验范围内，法官、学者的解释如果不能被常识观念所接受，其正确性就会被否认。

[7]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以下。

[8]关于法律认识错误的问题，究竟以谁的认识为标准来判断对法律认识的正确与否呢？教科书认为“行为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通常不影响法律适用”的主张，而行为人作为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识能力和水平大多表现为常识化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错误并不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法律的认识错误呢？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10]（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

[11]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2]前引[11]。

[13]储怀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常用法律法规知识篇（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推进建设法治中国的决定，全会提出了坚持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国家的一体化建设。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反腐败的持续高压态势说明当前社会的反腐败形势已经刻不容缓。针对当前职务犯罪的层次高、数额大、串案多等特点，且多数都是具有高学历的高层管理、公务员、领导干部，其作案方式和犯罪手法更加复杂化、智能化、隐蔽化、高科技化。尤其是面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干警的职业素质和法律素养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因此，加强反贪干警的理论学习、提高职业素养、促进反腐工作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1新常态下反贪干警具备深厚广博法律知识素养的重要意义

1．1具备良好的法律理论素养

作为一名反贪干警做好反贪工作的根本，首先要熟知法律，对各种司法解释、法律法规和相关刑事政策熟记于心。对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新法律法规的立法意图、具体规定等进行全方位的掌握。全面的了解人情、社情、国情和具备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功底，还要具备良好的法律理论基础和良好的法律观念、系统的法律哲学知识。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系统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良好的法理学素养，深刻领会法律的价值和精神。才能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真正做到高效公正、规范执法，才能正确地把握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1．2懂得和熟练地掌握相关部门法的知识

面对新常态环境，作为一个出色的反贪干警，绝不仅仅是简简单单地将法律规定与贪腐案件对号入座的“工匠”，而是要密切结合本职工作熟练的掌握最基本的法学理论知识，并着重地研究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刑事法律，做到既要掌握其内容真谛，还要深刻领会其理论依据，力求能够准确、完整并全方面熟练运用刑事法律知识，并尽可能成为对法学理论造诣颇深的法学专家．作为反贪干警只有不断的钻研学习，并尽可能的掌握相关部门法的理论知识，才能适应新常态下反贪工作中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

1．3能够运用法律提升反侦察能力

当前科技的日益发展和知识的更新迅猛快速，各种职务犯罪的水平和学历越来越高，有的甚至是在官场混迹多年，深谙法律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其犯罪手段高端隐蔽且形式变幻莫测。作为反贪干警对新法律法规和新的社会形式的发展等知识更新落后，就会被狡猾的职务犯罪分子蒙混过关，甚至会被他们利用法律空白钻法律的空子。所以要求反贪干警就要不断地深入学习来丰富自己的侦查反贪经验和提升办案时的反侦查能力的运用，才能厘清事实并识破犯罪分子的真相。

2新常态下反贪干警对知法、懂法、正确合理运用法律提高职业素养的构建

2．1做到全面熟知和掌握法律知识

作为一名新常态下的反贪干警，就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和熟练掌握相关法律知识来提高法律素质。侦查意识和能力的提高就要求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既要熟练掌握刑诉法、刑法，还要熟悉民法、经济法、民诉法、赔偿法、行政诉讼法、检察官法等法律知识。注重自我学习和法律知识储备，熟记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能够做到全面熟悉理论知识，才能在办案实践中做到“游刃有余”的运用法律知识对相关线索进行价值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反贪干警的法律素养，为惩治犯罪打下良好的基础。

2．2加强培训能够熟记法律和懂得运用法律

建立完善的培训制度，采取不同形式进行交流和学习，作为反贪干警务必做到熟知法律规定，全面深刻理解和准确运用相关政策依据和法律法规以及党的条例管理制度的规范准则。精通和熟知《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以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对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贿赂、贪污腐败犯罪案例的相关司法解释。对反贪干警要做到重点讲求侦查策略、转变侦查观念，改变心理战术、变换取证侦查技巧，懂得运用法律寻找案件突破口，在查办违法案件时明辨真假是非、懂得运用法律定性量刑的标准和依据，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2．3准确适用法律提高侦查能力

常用法律法规知识篇（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推进建设法治中国的决定，全会提出了坚持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国家的一体化建设。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反腐败的持续高压态势说明当前社会的反腐败形势已经刻不容缓。针对当前职务犯罪的层次高、数额大、串案多等特点，且多数都是具有高学历的高层管理、公务员、领导干部，其作案方式和犯罪手法更加复杂化、智能化、隐蔽化、高科技化。尤其是面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反贪干警的职业素质和法律素养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因此，加强反贪干警的理论学习、提高职业素养、促进反腐工作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1新常态下反贪干警具备深厚广博法律知识素养的重要意义

1．1具备良好的法律理论素养

作为一名反贪干警做好反贪工作的根本，首先要熟知法律，对各种司法解释、法律法规和相关刑事政策熟记于心。对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新法律法规的立法意图、具体规定等进行全方位的掌握。全面的了解人情、社情、国情和具备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功底，还要具备良好的法律理论基础和良好的法律观念、系统的法律哲学知识。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系统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良好的法理学素养，深刻领会法律的价值和精神。才能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真正做到高效公正、规范执法，才能正确地把握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1．2懂得和熟练地掌握相关部门法的知识

面对新常态环境，作为一个出色的反贪干警，绝不仅仅是简简单单地将法律规定与贪腐案件对号入座的“工匠”，而是要密切结合本职工作熟练的掌握最基本的法学理论知识，并着重地研究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刑事法律，做到既要掌握其内容真谛，还要深刻领会其理论依据，力求能够准确、完整并全方面熟练运用刑事法律知识，并尽可能成为对法学理论造诣颇深的法学专家．作为反贪干警只有不断的钻研学习，并尽可能的掌握相关部门法的理论知识，才能适应新常态下反贪工作中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

1．3能够运用法律提升反侦察能力

当前科技的日益发展和知识的更新迅猛快速，各种职务犯罪的水平和学历越来越高，有的甚至是在官场混迹多年，深谙法律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其犯罪手段高端隐蔽且形式变幻莫测。作为反贪干警对新法律法规和新的社会形式的发展等知识更新落后，就会被狡猾的职务犯罪分子蒙混过关，甚至会被他们利用法律空白钻法律的空子。所以要求反贪干警就要不断地深入学习来丰富自己的侦查反贪经验和提升办案时的反侦查能力的运用，才能厘清事实并识破犯罪分子的真相。

2新常态下反贪干警对知法、懂法、正确合理运用法律提高职业素养的构建

2．1做到全面熟知和掌握法律知识

作为一名新常态下的反贪干警，就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和熟练掌握相关法律知识来提高法律素质。侦查意识和能力的提高就要求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既要熟练掌握刑诉法、刑法，还要熟悉民法、经济法、民诉法、赔偿法、行政诉讼法、检察官法等法律知识。注重自我学习和法律知识储备，熟记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能够做到全面熟悉理论知识，才能在办案实践中做到“游刃有余”的运用法律知识对相关线索进行价值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反贪干警的法律素养，为惩治犯罪打下良好的基础。

2．2加强培训能够熟记法律和懂得运用法律

建立完善的培训制度，采取不同形式进行交流和学习，作为反贪干警务必做到熟知法律规定，全面深刻理解和准确运用相关政策依据和法律法规以及党的条例管理制度的规范准则。精通和熟知《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以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对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案例的相关司法解释。对反贪干警要做到重点讲求侦查策略、转变侦查观念，改变心理战术、变换取证侦查技巧，懂得运用法律寻找案件突破口，在查办违法案件时明辨真假是非、懂得运用法律定性量刑的标准和依据，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2．3准确适用法律提高侦查能力

我国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能够严格的执行好这些法律法规并做好司法解释，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地办好反贪案件是作为反贪干警的神圣职责。只有深刻理解其法律精神才能够真正掌握和准确适用这些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但是，面对新常态下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下的各类新型案件中也会遇到不少法律空白。特别是面对一些高学历、高层次、高职务的犯罪分子，熟知法律经常利用法律空白进行垂死挣扎，掩盖犯罪事实和反侦查能力极强，就需要反贪干警头脑清醒、心思缜密善于与犯罪分子周旋，提高反侦察能力，真正做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3结语

在当前科学技术发展日益加快，知识体系更新迅猛的新时期，为了适应新常态下社会形势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反贪干警的培养要与时俱进，紧跟时展的步伐。除了具备知法、懂法、准确用法等专业法律素质外，更要谨记:“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严格遵守《检察官法》，恪守检察官职责，做到公正、公平、廉明合理运用法律不亵渎法律，恪守反贪干警的职业道德。不断加强反贪人才的培训培养，构建结构合理的反贪队伍才能适应反腐败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郑锴，庞玮，马艳君．检察改革背景下检察官素能建设刍议［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02):61～64．

常用法律法规知识篇（4）

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教育的中心任务培养医学人才，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服务。在当前社会医患矛盾紧张的状况下，医学生除了需要具备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之外还需要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医学生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的，一方面可以降低医疗法律纠纷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是对患者负责。所以医学院校在培养医学生学习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应结合专业特点，充分利用社会实践的多样性，提高医学生的法律意识。

一、转变思政课社会实践形式，提高医学生法律意识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思想政治课是对学生系统进行公民品德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的必修课程，是高等学校德育工程的主要途径。它对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要提高学生觉悟、规范和训练其行为，做到“知行合一”，就必须组织大学生深入社会实际，了解社会生活，参与社会实践锻炼，在社会实践中去比较、去检验，真正的把所学习的知识和实践相结合。

在教学中，医学院校的思政课教师不仅应将法律知识和医学知识进行有机地整合，使学生掌握扎实的医疗法律知识的同时还应改变传统的思政课社会实践形式，结合医学实践性强的特点，在实践教学中进行法律意识的渗透。如：依据学生的实践，指出学生在实践中存在哪些医疗法律问题，如何在日常中避免这些医疗法律问题。

二、充分运用实践案例进行教学，提高医学生法律意识

思想道德观与法律基础课程纯理论式的讲述，不但抽象难懂并且脱离实际，这使得学生认为课程空洞乏味，也不利于学生知识的掌握。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讲述的过程中应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医疗法律纠纷案例，专门开展课堂讨论环节。教师可选派学生对案例进行实际模拟，然后让学生充分讨论，使学生明确案例中人物哪些环节做得较好，哪些环节不足，存在着什么问题，导致医疗法律纠纷的产生，在今后的职业活动中应该如何避免此类问题，使学生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充分让学生通过教学实践案例讨论，提高自身法律意识。如：抑郁症病人自杀案件。医生在执业过程中常遇见一些病人伴有一定程度的抑郁症，那么医生在进行常规的诊疗过程中，对于伴有抑郁的病人应当做到哪些注意事项，如何避免抑郁症病人在医院自杀所引发的相关医疗法律纠纷。

三、充分发挥附院医院的实践教学作用，提高医学生法律意识

高等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在临床实践教学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学生在学习了医学专业知识后，进入医院实践，临床教学教师的率先示范作用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临床教学教师在诊疗过程中，行为和举止往往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临床教学教师通过实践教学对学生进行法律意识的渗透，使学生通过观察、了解规范的诊疗过程，自然而然的做到规范、合法的诊疗。

医学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除了掌握医学专业知识达到规范、合法的诊疗外，规范的书写医疗法律文书避免医疗法律纠纷也是其实践所要学习的重要内容。病历作为医疗法律纠纷的重要证据，对举证起着重要作用，医学生在书写病历时往往忽视其法律性和证据性，由于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往往使医院在诉讼中承担不利的后果。日常工作中，医学生在书写病历时存在着病历书写不规范、缺乏科学性、完整性、准确性等问题。这就要求临床教学教师在实践中不断的指导和完善医学生病历的书写同时组织医学生认真学习《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这既是对医学生法律常识教育渗透的坚实基础，又是培养医学生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所以在注重培养医学生法律意识的同时也应切实提高教师自身的法律意识和业务素质，真正做到以身示范，教书育人。

总之，高等医学院校应当在培养医学生法律意识的教学中，充分利用实践教学的多样性，在把握时代脉搏， 与时代同步的基础上，使学生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通过多种实践形式，将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充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成为具有扎实医学的理论知识、良好的道德素质、深厚的法律知识的医疗卫生人才。

参考文献：

[1]刘铁，武丹枫.增强医学生法律意识，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现代预防医学.2008年15期.

[2]邱萍.采用典型案例教学 提高学生法律意识.护理教育.2005年5月.

常用法律法规知识篇（5）

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教育的中心任务培养医学人才，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服务。在当前社会医患矛盾紧张的状况下，医学生除了需要具备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之外还需要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医学生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的，一方面可以降低医疗法律纠纷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是对患者负责。所以医学院校在培养医学生学习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应结合专业特点，充分利用社会实践的多样性，提高医学生的法律意识。

一、转变思政课社会实践形式，提高医学生法律意识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思想政治课是对学生系统进行公民品德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的必修课程，是高等学校德育工程的主要途径。它对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要提高学生觉悟、规范和训练其行为，做到“知行合一”，就必须组织大学生深入社会实际，了解社会生活，参与社会实践锻炼，在社会实践中去比较、去检验，真正的把所学习的知识和实践相结合。

在教学中，医学院校的思政课教师不仅应将法律知识和医学知识进行有机地整合，使学生掌握扎实的医疗法律知识的同时还应改变传统的思政课社会实践形式，结合医学实践性强的特点，在实践教学中进行法律意识的渗透。如：依据学生的实践，指出学生在实践中存在哪些医疗法律问题，如何在日常中避免这些医疗法律问题。

二、充分运用实践案例进行教学，提高医学生法律意识

思想道德观与法律基础课程纯理论式的讲述，不但抽象难懂并且脱离实际，这使得学生认为课程空洞乏味，也不利于学生知识的掌握。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讲述的过程中应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医疗法律纠纷案例，专门开展课堂讨论环节。教师可选派学生对案例进行实际模拟，然后让学生充分讨论，使学生明确案例中人物哪些环节做得较好，哪些环节不足，存在着什么问题，导致医疗法律纠纷的产生，在今后的职业活动中应该如何避免此类问题，使学生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充分让学生通过教学实践案例讨论，提高自身法律意识。如：抑郁症病人自杀案件。医生在执业过程中常遇见一些病人伴有一定程度的抑郁症，那么医生在进行常规的诊疗过程中，对于伴有抑郁的病人应当做到哪些注意事项，如何避免抑郁症病人在医院自杀所引发的相关医疗法律纠纷。

三、充分发挥附院医院的实践教学作用，提高医学生法律意识

高等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在临床实践教学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学生在学习了医学专业知识后，进入医院实践，临床教学教师的率先示范作用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临床教学教师在诊疗过程中，行为和举止往往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临床教学教师通过实践教学对学生进行法律意识的渗透，使学生通过观察、了解规范的诊疗过程，自然而然的做到规范、合法的诊疗。

医学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除了掌握医学专业知识达到规范、合法的诊疗外，规范的书写医疗法律文书避免医疗法律纠纷也是其实践所要学习的重要内容。病历作为医疗法律纠纷的重要证据，对举证起着重要作用，医学生在书写病历时往往忽视其法律性和证据性，由于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往往使医院在诉讼中承担不利的后果。日常工作中，医学生在书写病历时存在着病历书写不规范、缺乏科学性、完整性、准确性等问题。这就要求临床教学教师在实践中不断的指导和完善医学生病历的书写同时组织医学生认真学习《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这既是对医学生法律常识教育渗透的坚实基础，又是培养医学生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所以在注重培养医学生法律意识的同时也应切实提高教师自身的法律意识和业务素质，真正做到以身示范，教书育人。

总之，高等医学院校应当在培养医学生法律意识的教学中，充分利用实践教学的多样性，在把握时代脉搏， 与时代同步的基础上，使学生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通过多种实践形式，将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充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成为具有扎实医学的理论知识、良好的道德素质、深厚的法律知识的医疗卫生人才。

参

考文献：

[1]刘铁，武丹枫.增强医学生法律意识，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现代预防医学.2008年15期.

[2]邱萍.采用典型案例教学 提高学生法律意识.护理教育.2005年5月.

常用法律法规知识篇（6）

所谓行业法律法规，即指为保护企业与消费者的合法权利，结合行业的特性，通过法律或国家机关制定规范性的文件形式，为规范该行业的生产或服务而制定的标准。根据其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行业法律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多元性

任何一个成熟的行业法，都由不同层次的法律渊源构成。除部分行业法涉及宪法、国际法之外，很多的行业法律法规都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业自治规范、行业标准和行业习惯等几个层次。

2.政策性

行业法是针对行业的特殊性、行业标准等实际情况，结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的，因此对行业的发展更具保护和约束的作用。

3.交叉性

行业法律把法律专业知识与行业业务知识结合为一体，各类相关法律法规互为依托联结，又相互渗透交叉。

二、强化中等职业学校的行业法律教学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和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每一名职校生除了在教师的指导下苦练技能，还应强化行业法律意识，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自觉地遵守行业的法律法规。这样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才能胜任本职岗位，并善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1.立足行业的基础工作，培养职业道德

各行各业对从业人员都提出了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要把培养学生的产品质量意识作为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在现代企业中，质量是生命，没有质量就没有效益。职校大多数学生将成为生产第一线的操作人员，他们要为企业创造效益，必须在生产中注重产品的质量。因此，在技能训练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产品质量意识尤为重要。质量保证和道德养成是相辅相成的。通过职业道德教育，学生不仅强化了质量意识，提高了专业技能水平，而且体验了工作的艰辛以及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劳有所成，劳有所得，这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适应行业法律法规的约束

“有规矩才能成方圆”，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行业，要保持有序的运作和发展，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运行规则。而行业法律的教学，则是教会学生常怀“敬畏之心”，不去触及行业的高压线，以免受到惩罚。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引用一些各行各业因疏忽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例，教导学生自觉遵守行业法律法规，培养学生自觉接受行业法律法规的约束。例如对财会专业的学生进行行业法律法规教学时，可以针对纳税这一问题，举一些常见的案例，给学生讲述“合理避税”、“依法纳税”和“非法逃税”的不同处理方法及会引起哪些不同的后果，从而让学生自觉地关注《税法》《会计法》等相关的行业法律法规。

3.拓宽学生对行业法律法规的视野

由于行业法律具有多元性和交叉性的特点，因此专业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拓宽行业法律法规学习的路子。在着重讲述行业法律法规的同时，也应告诉学生应该自学哪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并讲清楚学习这些法律法规在今后就业时会在哪个环节起到什么作用，从而促进学生自觉学习。例如，在对药品经营专业学生讲授《药品经营管理法规》时，考虑到学生将来不一定只从事药店营业员的工作，还有可能应聘药厂推销员、医药代表、医药仓储员等岗位，因此，教师可以建议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药品生产管理法规》《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这样学生将来从事相关工作处理起法律问题时，就会得心应手。

4.注意职业习惯的养成

习惯不可能是一天练就的，它是日久天长、水滴石穿的积累结果，因此教师有责任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习惯，督促学生按规程办事，在进行各项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学习的同时，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因为职场有其通用的规则和要求，每个职场中人必须根据职业的规范，对自己以往的日常生活习惯做出适当的调整或强化，并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三、行业法律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行业法律法规教学有别于一般的法律、政治课，它具有很强的行业特点，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有些仅局限于行业内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使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以强化教学效果。

1.避免枯燥的纯知识灌输

法律法规教学一向是比较枯燥的。特别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中职学生来说，常规的教学方法，甚至是法律教学上常使用的“案例教学法”，都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学生往往无法理解案例的内容。

行业法律法规具有专业性的特点，要引起学生对这门枯燥学科的兴趣，就要为学生创设相应的教学情景，让学生了解他们将面对的工作环境和在各个工作场景中可能会遇到的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实用性。

2.注意正面教育，减少负面影响

由于中职学生年龄还比较小，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会出现偏差。因此，教师在教学上应以正面教育为主，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模式。例如，在对车工专业学生进行行业安全教育时，教师可运用多媒体开展教学，用生产事故图片等向学生讲解大部分生产事故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主要是生产指挥者或操作人员精神不集中、不遵守安全规程或缺乏安全意识。教师通过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安全教育，使他们完成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变，在安全意识上有所提高。教师应要求学生在车工技能训练过程中，严格遵守设备使用的各项规章制度；还可以总结历届学生在技能训练时出现的典型问题，结合操作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和讲解，帮助学生有效解决问题。行业法律课程的教师还可主动与专业技能课程的教师加强沟通，让专业教师在训练前讲解安全文明生产知识，在训练中加强巡视，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防微杜渐，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安全生产意识，提高职业道德素养。

3.采取多种教学形式，增强教学效果

常用法律法规知识篇（7）

法治教育的内容，不仅仅是传授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也就是在内心中尊重法律，把法律当作自己行为的准则。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初中生的法治教育，初中生法治教育的内容不是简单的公民教育，也不是单纯的法律常识教育，初中生的法律教育主要是根据他们的年龄、理解程度、生活环境等方面，系统地总结出符合他们身心发展的特点，能够让他们适应未来社会生活的内容。旨在普及初中生的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使他们能够维护和遵守法律行为。

1对初中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

法律意识教育是对初中生进行法治教育的前提，法律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上法律现象的一种反应。初中生的法律意识主要是初中生对法律或者说是法律现象的反映，本部分主要通过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法律意识来阐述。

1.1教育初中生树立知法的法律意识

知法，并不是简单地让初中生知道法律的规定是什么，也不是一味地给初中生灌输法律的条款和规定。知法是建立在学法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学法知法，规范自身的行为，从而达到知法的目的与效果。唯物辩证主义的观点认为，任何事物的结果，都有其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条件和原因，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事出有因。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以及犯罪越来越趋向于低龄化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说明，现在青少年还没有树立知法的法律意识。知法的必要性就在于，这不仅是自我保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途径，同时也是社会对青少年的要求。青少年知法的法律意识培养并不是一个短期就能看到效果的教育，也不是单单凭借个人或者是学校就可以完成的。一方面，社会是不断发展向前的，法律也是不断修改和变化的，随着法律的变化，青少年知法的法律意识也随着时间发生着改变。同时，青少年知法法律意识的培养是一项长期和系统性的工作，仅仅依靠教师或者是学校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学校中，初中生学到的仅仅是书本上所列出的条条框框的知识点，学校的教育工作也只是说教育学生怎么做是对，怎么做违反法律规定的，也只是简单地提供理论依据。所以说，初中生知法法律意识的树立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作，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合作和全力配合。初中生知法的法律意识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形成的，而是通过日常的生活和学习逐渐培养而成的，当然，这也少不了社会环境的熏陶。无论是内力作用还是外力作用，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希望初中生能够自觉树立知法的法律意识，以便于今后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1.2教育初中生树立守法的法律意识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过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世未有无法治国而长治久安也。守法，就是让法律在生活中得以实施，如果人人都不遵守法律，那么法律就会失去它的权威，社会也就不能保持长治久安。我们应该认识到守法的重要性，同时加强青少年的守法意识教育也是时代的需要。对于初中生自身来说，他们往往认为，法律离他们很远，初中生常常有这样一个误区，只要是不杀人、抢劫、放火等就是守法。这个说法并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只是片面的。对于绝大多数的初中生来说，守法意识的教育更主要的是让初中生遵守生活中的法律规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红灯停，绿灯行，肯定是人尽皆知吧，这不仅仅是对于司机来说的，对于行人也是如此。可是，这样看似平常的规则又有多少人能够遵守呢?记得前不久电视上有这样的一则新闻，记者在监控录像中观察一个路口行人过马路的情况，等了半个小时候才有一个姑娘是等绿灯亮时才过马路，这样的情况难道就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司机的守法可以给行人带来安全，行人守法可以使交通更加顺畅。因此，守法的意识体现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守法也要从最简单的法律规则做起，对于初中生的守法意识教育更应该如此。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法律，教育初中生树立守法的法律意识，不但能够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同时还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1.3教育初中生树立用法的法律意识

教育初中生树立用法的法律意识，主要是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用法，也就是使用法律，使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不仅是初中生，包括很多的成年人都有这样的误区，认为只有打官司，走诉讼的道路才是使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打官司程序复杂，过程繁琐，所以，大多数人就选择了沉默。帮助初中生树立用法的法律意识，主要就是走出这样的误区，让青少年能够真正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例如在面对家庭暴力事件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作为初中生在遇到这类事件的时候并非只有打官司走上诉讼这一条解决途径，可以向有关的部门和机关请求帮助，这样也是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有80%的初中生的身边出现过在校园里遭到过校园抢劫和勒索，18%的初中生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真正告诉老师、家长、请求有关部门帮助的却很少，因为怕遭到报复，所以选择自认倒霉。以上的种种事件表明，作为教育工作者，教育初中生树立法律意识已经迫在眉睫。

2对初中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

2.1教育初中生了解宪法的理论知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教育部也要求重点做好中小学的宪法教育工作，要求有条件的地方明确中小学宪法教育的专门学时，并将宪法知识纳入中考范围。那么，青少年的宪法教育进程和效果如何呢？四川大学教授周伟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道出了现状，他说在美国，宪法就如同牛仔裤、摇滚音乐一样融入民众的生活，如果中国老百姓对如今的中小学生晨读宪法不感到惊讶，而是像麻辣烫一样熟悉，那普法就成功了。换言之，对于普及宪法教育，不仅学生本身不理解，家长和一些社会人士也持有怀疑的态度。许多初中生都认为宪法知识太“高大上”了，跟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对宪法知识的了解也仅限于“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对于宪法到底是干什么的并不知道。大多数的学生家长也认为，宪法跟孩子们的学习没有关系，宪法离自己的生活很远，生活中并不能用上宪法。所以，学习宪法，让孩子普及宪法知识也仅仅只是口号而已。教育初中生了解宪法的理论知识，就是要让学生和家长还有一些社会上的人走出这样的误区，宪法并不“高大上”，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2.2教育初中生了解生活中最基本的法律常识

法律常识也在法律知识所包含的范围内，法律知识系统庞大，内容广泛，专业性强，而法律常识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定义，但是它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含民法、刑法、合同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同时又是人人都能运用的法律，这一类的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称的法律常识。教育初中生了解生活中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就要求教育者从学生身边的事入手，让学生认识到法律常识的重要性。比如说，当学生放学时，校门口总是挤满了小摊贩而且还有违规停放的车辆，不仅给出门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还不利于出行安全。虽然许多学生对此事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往往都认为，这些事情并不是自己能够解决的，这是政府的工作，自己根本就无权过问这就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问题，虽然初中生是未成年人，但是初中生也有监督权，监督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权利，当然未成年人也不例外。初中生可以在媒体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写信、打电话等向有关机关反映情况或者直接向有关人员反映情况，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初中生也一样可以行使自己的监督权。普及法律知识教育，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适应现代生活所必需的法律知识，保护青少年的成长，同时也有利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2.3教育初中生了解依法治国与自身的联系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早在1999年，我国在宪法中就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强调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作为初中生，依法治国与自身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又要求初中生怎么做呢？在人教版九年级《思想品德》课本中的第八课讲的就是依法治国。教材主要是从行政诉讼、法律的权威性、法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法律的实施这几个方面来对初中生进行依法治国教育的。在笔者看来，这四部分的内容，与初中生关系最密切并且最重要的是最后一部分，教材中的标题是我们的共同的责任。依法治国虽然是治国的方略，但是它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联系，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依法治国就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初中生作为未成年人，可是并非都是人微言轻，就如同上文中所提到的，树立正确的知法守法的法律意识就是推进依法治国的表现，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多宣传法律知识，虽然自己不是很专业，但至少可以让人们更重视法律，这些都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依法治国虽然是一个大的概念、大的范围，但是教育者应该教育初中生以身作则，为依法治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做依法治国的积极推动者。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的一般理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常用法律法规知识篇（8）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法律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法律教育目标不断充实和发展，其分为三个阶段：

1、法律常识普及阶段198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5)23号文件发出通知，转发、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指出，“全民普及法律常识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1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指出：“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我国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和总任务，具有重大的意义。”两个文件从政策上体现了当时法律教育的目标：普及法律常识。“一五”普法规划实施后，高校法制教育纳入“向全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中”。高校法律基础课作为法律教育的主要途径，其教学目标当然地也体现了这一目标的要求。普及法律知识的实践活动很多，包括法制宣传报告、讲座、知识竞赛、辩论赛等。普及的内容是“九法一条例”等法律常识。

2、法律意识培养阶段1987年10月20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87教政字015号)，要求普通高等学校为本专科生普遍开设“法律基础”课，将其教学目标表述为：使学生懂得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掌握宪法和有关专门法的基本精神与规定，增强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正确行使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这一阶段的法律教育强调高校培养的人才应当具有法律意识，高校法律教育的目标是要为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服务。

3、法律素质提升阶段2001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的通知，2006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的通知。这一系列的文件将法制教育的目标定位为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标志着高校法制教育也逐步发展到法律素质提升教育阶段。

二、现阶段高校法律教育目标的实现途径

为适应我国高校法律教育目标的发展趋势，高校法律教育目标应定位为高校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

1、法律教育

（1）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对高校学生的主观世界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因素是学校和家庭。由于学生基数大，法律教师数量有限，高校学校对学生的引导是整体性的、普遍性的引导，而对他们进行针对性、个别性的教育则要靠家长。在配合学校法律教育的前提下，有针对性的加以引导，努力为孩子法律素质的提升营造一个积极健康、温馨和谐的环境。

（2）法律教育形式多样化。高校的教学过程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因此，法律教育的形式应该是丰富多样的，除了课堂教学，还应该充分利用其它途径，比如组织学生观看法律专题的电视片或录像资料，请法律专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为高校学生开设法制讲座，组织模拟审判等。通过这些途径，学生可以将课堂所学法律知识与实践生活相联系，巩固法律知识，加深法律观念。

（3）法律基础课程改革。现在的法律基础课主要内容是法律制度。很多学生对法律的了解局限于制度层面，对具体的法律规定，出现问题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知之甚少。因此，必须在法律基础课教材中增加与学生专业或就业相关联的法律法规。

2、自我法律修养

法律修养是指人们持续不断地将所学法律知识内化为自身法律意识，养成法律思维，提升自身法律能力的过程。法律修养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法律知识的积累、法律意识的形成、法律思维的养成、法律能力的发挥。目前关于高校法律教育的研究中，往往将这四个方面割裂开来。其实，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个合格的法治社会的公民应同时具备这四个方面。

（1）法律知识的积累是法律修养的基础。法律知识的传授是高校法律教育的途径，法律能力的培养必须通过法律知识的传授。法律知识的充实，它是大学生懂法、守法、用法的基础。但是，仅有法律知识远远不够的。有的大学生法律知识不少，但是，法律意识不强，守法、用法能力不高。

（2）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律修养的前提。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律特别是本国现行的法律的思想、观点和态度，它也称为法制观念或者法制心理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守法的动机。即在遇到某种法律问题时，首先能想到运用法律方法去解决问题，至于用什么，怎么用，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实现，在所不问。

（3）法律思维的养成是法律修养的重点。养成良好的法律思维，在遇到各种法律问题时，便能运用法律的方法进行思考，解决问题。另外，养成法律思维习惯，还能让学生明白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及如何做才是合法的。法律思维需要在各种法律教学实践活动中得以训练和加强。

（4）法律能力的发挥是法律修养的归宿。法律能力包括法律权利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高校法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大学生懂得如何发挥自己的法律能力。法律规定，公民自出生时起享有法律权利能力，即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法律行为能力是指能够以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从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资格。绝大部分大学生都达到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高校法律教育就必须使其明确应该如何成长为一名合格法治社会的公民。

三、提升法律修养的途径

常用法律法规知识篇（9）

一、学生学习物理常见思维障碍分析

笔者认为中学生在学习物理规律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思维问题。

1.缺乏感性知识储备

对于物理规律的教学，许多是从事实出发经过分析归纳总结出来的。中学生抽象思维能力不强，他们理解物理规律特别需要有充分的感性材料作基础。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够把有关的现象与现象之间的联系鲜明地展示出来的实验或学生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曾亲身感受过的事例作基础，势必造成学生学习上的困难。

2.相关知识准备不足

物理知识本身有着严密的逻辑体系，前面学习的知识要为后面的学习打基础，后面的学习要充分利用前面的准备知识，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特别是物理规律的教学，它必然要联系到以前学过的物理现象和物理概念，如果前面的知识准备不好，或者不善于引导学生利用学过的知识来研究新问题，就会给物理规律的学习带来困难。在建立、讨论和运用物理规律时，常常用到一些数学知识和数学方法，如果这些数学知识和方法准备不好，也会给物理规律的学习带来困难。

3.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错误观念的干扰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对一些问题形成了某些观念。在这些观念中，有的虽比较正确，但往往有一定的表面性和片面性；另外，学生在生活中还形成了某些错误观念。这些“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往往对学生正确地理解物理规律起着严重的干扰作用。

4.思维定势带来的负迁移

迁移原理是教学中的一条重要原理，正迁移有利于学生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掌握新知识，但思维定势所引起的负迁移却干扰着学生对物理规律的理解和掌握，给物理规律的教学带来困难。负迁移是指已有知识对新知识的学习产生的消极影响。

5.抽象思维能力不强

在物理规律的研究和运用中，有时要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和科学的想象等抽象思维活动（包括形式逻辑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在运用物理规律解决某些问题时，要想取得正确而全面的解答，学生要具有较高的水平的思维品质。然而，中学生在心理发展上正处在思维发展转折期，由经验型的具体形象思维向理论型的抽象逻辑思维发展。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和不同的学生个体，这个发展在迟早快慢上有差异。对于不同的学生个体，各种思维品质在发展程度和水平上，也有不少差异。有些学生由于没有形成逻辑思维的习惯，抽象思维能力不强，思维品质发展迟缓，这就使他们在学习和运用物理规律时，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学生在学习物理之前，已经接触到大量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这很容易养成一种从经验出发、想当然地看问题的习惯。他们往往用事物的现象代替本质，用外部联系代替内在联系，在解释物理现象时，往往在第二个“飞跃”上困难较大。形成的原因，除了知识上的欠缺、抽象、思维能力不强和学生思维习惯、思维定势的干扰等因素以外，最主要的是学生还不了解和掌握物理学中运用知识去分析、处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就事论事，不习惯于运用物理概念和规律进行逻辑分析、说理和表述。

6.运用物理规律说明、解释现象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

常用法律法规知识篇（10）

法律意识是公民对法律的认知和评价的总和，主要涉及人们对法之存在、本性、运用及其功效所持的态度，以及按照这种态度对法律进行的总体理解和评价。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指大学生对法律的本质、作用以及法律的运用等所具有的态度和认知。只有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树立起法律权威，才能够自觉培养法律思维方式，用法律去评价社会现象或个体行为以及运用合法的方式去实践。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课题组在河南科技大学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全校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每个年级选择5个不同专业的班级，各发放问卷50份。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998份，有效问卷995份。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法律意识非常欠缺，对现行的法律法规了解程度较低，未形成良好的法律权威意识和法律思维方式，在法律实践方面更需要加强践行力度。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与分析

（一）对法律法规的认知欠缺

法律认知是形成法律情感、意志、信念、态度、行为的基础。法律认知最基本的内容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充分了解。在此基础之上，大学生才可能形成法律权威意识、法律思维方式以及进行具体的法律实践。据调查，69.57%的大学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做到了部分了解。对于和人们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仅有50%的大学生基本了解，但内容并不全面，理解程度也有待进一步加深。当问到“对于已年满18周岁的大学生是否是完全民事主体”这一问题时，只有30.43%的大学生认为是完全民事主体，有13.04%的大学生认为不是，还有56.53%的大学生说不清。而对于程序法，则有73.91%大学生不了解，这对于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及自身修养的提升是非常不利的。对于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则有65.22%的大学生不了解，这样大学生自觉遵守高校学生行为规范的基础就不牢固，行为失范的概率更大。

从调查情况看，大学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了解较好，而对于程序法和《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认知度很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课程方面涉及较早，而刑法作为一种惩戒性法律，学生平时关注度会高一些，媒体上相关内容也较多，学生通过读报纸、看电视、浏览网页都能了解到这些信息。所以，社会舆论、现代媒体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影响是很大的。程序法是保障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的权力和权利得以实现、义务和职责得以履行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学生通过社会舆论、现代媒体等手段只能了解部分情况，内容也是粗略的。对程序法的深入全面的了解，需要大学生在充分了解法律程序的知识基础上更加主动地通过法律实践去进行。而对于《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大部分学生表示“不了解”则暴露出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的被动性，在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方面，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二）法律思维方式尚未形成

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原理、原则和精神进行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和取向，其基本内容包括法律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法理意识。法律思维方式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思维方式，当法与情、法与理、法与传统观念发生冲突时，完全要以法律为依据选择恰当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在日常行为中大学生“用法”的意识和能力还是比较欠缺的。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调查情况看，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还未完全形成，部分大学生还非常欠缺。发生突发事件时，仅有8.70%的大学生经常选择用法律方式解决，仍有23.91%的大学生从没想过用法律解决问题。那么，解决突发事件的方式将可能是不被预期的，可能是暴力方式，也可能是忍气吞声、自认倒霉，这将增加解决问题的复杂性，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另外，大学生要成为法制社会的合格公民，日常行为必须与现行法律法规相符合，自觉用法律规范调整自己行为。调查显示，有77.83%的大学生能够做到这一点，有4.35%的大学生没有树立这种意识。当问到“你会用法律评价他人行为吗”这一问题时，仅有30.44%的大学生能够做到，这种“用法”“护法”意识的欠缺，反映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公众对于法律的被动学习和运用，形成了相对消极的法治文化，往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法治舆论氛围有待提升。

（三）权利和义务尚待明确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核心要素。权利指可以要求他人做或不做的一种资格，是权益和自由的体现；义务指必须做或禁止做的一种规定。作为公民，行使好权利且履行好义务是必须之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相关调查，我们发现情况并不乐观，大学生对于我国实体法中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了解以及自觉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意识都非常欠缺。具体调查结果如下表。

从调查情况看，大部分学生对法律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有了部分了解，甚至有的大学生能做到全面了解，可见，学校教育在对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方面还是有成效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仍有17.30%的大学生对这一问题完全不了解，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法律基础课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在本科生中普遍开设，其中法律部分内容占据三分之一，可是教学效果并未完全体现，部分大学生并未完全如我们所愿对法律教材内容入耳、入心，有些浅尝辄止，甚至有些充耳不闻。法律知识的掌握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但法律意识不能止于“知”，而要履行“行”，所以，具体的法律实践是养成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又一关键因素。调查显示，32.61%的大学生能够经常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另有82.61%的大学生能够经常自觉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可见，部分大学生可以做到自觉践行法律。与之相对应，仍有4.35%的大学生没有任何的法律实践。同时，我们也看到大学生在行使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性，即对于法定义务的履行比率远远大于对于法定权利的行使。这可能是受传统法文化影响所致。长期以来，人们较多关注的是法的惩戒作用，促使人们形成了履行义务的习惯和取向，而法对于“权益和自由”的保护作用却宣扬较少，权利意识没得到充分启发。建立现代法治社会必须培育新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大学生不仅要注重义务的履行，而且要关注权利的实现。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养成机制

（一）发挥高校主渠道的引导作用，调整和改进各项支撑点

1.凸显法制教育课程的专门性、专业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目前，高校的非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制教育主要体现在大一所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上，法制教育的专门性无法体现，课时安排也非常有限。鉴于此，课程体系应做必要调整，如在基础课之外，对非法律专业学生强制增选法律专门课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从业的需要选择几门课程认真系统地学习。担任法制教育课程的基础课教师，应不断提升自己的法制教育能力，多听取法律专业课教师的授课建议，只有对法律有较深刻的认知和研究，才能对法理、法律精神、法律知识、法律案例做出深刻的剖析。另外，在教学方法上应体现灵活性和多样性。法制教育课可以采用课堂讲授和课外实践相结合、理论灌输和案例分析相结合、教师主讲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等方法，从法理入手，让学生真正认识法律、信仰法律、践行法律。在法制教育课程考核上，不应使用单一呆板的卷面考核方式，可以将卷面考核和实践能力考核相结合，引导学生真正做到知行统一。

2.开发法制教育隐性课程，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隐性课程作为课程设置中显性课程的有益补充，在法律意识培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高校学生课余活动较多以及法律条文的枯燥，并不能引起学生足够的兴趣和重视。鉴于这种情况，高校要由被动变为主动，建立和扩大法学社团的规模，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更多的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参加，定期举办社团活动。另外，可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法学讲座、开展模拟法庭活动，或邀请审判法庭进学校。学生还可以走出校园，到法庭庭审现场去旁听案件的审理，到监狱去参观，真正感受法律的深邃、神圣不可侵犯和法庭的威严，增强对法律的信仰。

（二）优化社会法制环境，自觉维护法律权威

1.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建国以来，我国相继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与人们的日常需要相比，现有的法律体系仍然是不完备的，甚至在有些领域还是空白。从最近几年发生的食品、药品、交通安全等事件来看，法律的制定明显具有滞后性。对于生活于当下的大学生来讲，更希望立法机关加大立法力度，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

2.加大法律执行力度和司法适用的公平公正，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建立法制社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止或取缔一切非法活动，对违法犯罪活动，必须依法严惩，决不能让法律成为摆设，要让它成为人们手中有力的武器，成为惩恶扬善的正义天平。只有这样，大学生生活于其中，才能真切感受到法律的强大和威严，才能自觉地去学习法律、践行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否则将对法律产生疑惑、疏远甚至违背。

（三）发挥家庭和个体的互动作用，让法律永驻心中

父母是孩子心中的榜样，做好遵纪守法的模范，才能给孩子铺好守法之路。大学生也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主动地、积极地去了解法律、学习法律、践行法律，真正提升法律在心中的位置。当然，要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端正法律态度是关键。法律态度是法律意识的核心，如同德沃金所指出：“法律的帝国并非由疆界、权力或程序界定，而是由态度界定……”法律态度是我们自觉追求法律信仰、维护法律权威、提升法律修养的重要因素。积极的法律态度不仅有利于法制社会合格公民的培育，而且能形成社会良性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促使法律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