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统计学分析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人口老龄化统计学分析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2004年1月～2006年5月在我院就诊的确诊高血压的老年患者117例，其中男87例，女30例；60～69岁92例，>70岁25例；文化程度：小学7例，初中16例，高中或中专31例，大专48例，本科以上15例；干部58例，工人21例，农民13例，其他25例。选择条件：①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诊断标准。②曾进行抗高血压药物治疗。

1.2研究方法采用自行编制的高血压患者依从性问卷。在调查对象入院的48 h内，由调查者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疾病资料、服药情况及治疗依从性的评定资料：①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就医条件、社区医疗服务及服药依从性差的原因。②疾病资料。包括总病程、住院次数、疾病症状、血压分级、病情。③服药情况。服药种类、服药次数、近期疗效、药物不良反应。

1.3用药依从性评定用4个问题评价服药依从性：“你是否有忘记服药的经历？”“你是否有时不注意服药？”“当你自觉症状改善时，是否停药？”“当你服药自觉症状改善不大时，是否曾停药？”4个问题的回答均为“否”，即为依从性佳。4个问题中只要有1个及以上的回答“是”，即为依从性不佳[2]。

1.4 统计学方法运用Foxpro建立数据库，SPSS 1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显著性分析用χ2检验[3]。

2结果

2.1用药依从性分布情况服药依从性佳者为43例，占36.8％；服药依从性不佳者74例，占63.2％。

2.2影响因素分析在各个因素中，就医条件、社区医疗服务、总病程、疾病症状、近期疗效、病情分度、药物不良反应、服药次数等因素对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均有影响（P

2.3用药不依从的原因分析在依从性不佳的患者中，认为高血压病不需长期服药者占15.2％，忘记服药的占20.3％，认为无症状就不用服药者占34.9％，担心药物不良反应者占12.6％，认为太麻烦者占9.4％，经济原因7.6％。

3讨论

用药依从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医疗或健康建议的遵从程度[4]。用药依从性可通过多种方法检测，如自我报告、药片计数、医师评估、血压控制程度、患者随诊程度等，有学者认为以“自我报告”方法所获得结果的可信程度最高[5]。本文用问卷调查所得用药依从性为36.8％，与我国其他学者研究结果相似[2]。

影响高血压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原因很多，包括社会人口学因素、疾病和治疗状况、患者和医师方面及医患关系等。本文结果显示，就医条件、社区医疗服务、总病程、疾病症状、近期疗效、病情分度、药物不良反应、服药次数，这些因素是影响用药依从性的主要因素，而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住院次数、血压分级对服药依从性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

对用药不依从者的原因分析发现，患者对高血压知识的不了解是导致用药不依从性的关键。而有关高血压健康知识的了解对于用药依从性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本文结果显示，不依从的原因中，最常见的是症状好转和忘记吃药，这与其他研究是一致的[6,7]。其主要原因是患者缺乏对高血压知识的了解，故认为没有症状病就好了，可不必服药。

根据上述结果，提出几点提高高血压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建议：①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讲解有关高血压的知识，使其明确高血压是慢性病，需长期治疗，不规则治疗会造成严重的后果。②加强社区医疗服务，改善治疗效果，如医院跟踪治疗，专业护理人员开展家庭随访，社区卫生院指导用药等对促进高血压患者用药依从性有着重要的意义。③医务人员尽量简化治疗方案，用药宜简单，尽量减少用药次数和合并用药，向其耐心解释处方所开写药物的应用目的、剂量、用法及疗程，以免老年高血压患者漏服、忘服、错服和多服而影响疗效和增加不良反应。

参考文献

1黄敬亨.健康教育学.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2.8

2戴俊明，卫志华，张蓓燕，等.社区高血压患者的药物利用与依从性关系分析.高血压杂志，2001，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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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ynesRB,TaylorDW,SackettDL. Complianceinhealthcare.Baltimore. JohnsHopkinsPress,1979.1-7

5GilVal.Validityof 6indirectmethodstoaccesstreatment complianceinarterialhypertension.Med ClinCare,1994,102(14):532

篇（2）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自19世纪后期法国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开始，西方许多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等问题及其政策应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早期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为主，20世纪40年代伴随人口老龄化发展起来的老年学和其它交叉学科开始借鉴地理学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动、环境等），20世纪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为代表的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进行了老龄化地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西方老龄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学的人口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以及社会老年学的文化老年学、环境老年学等分支学科[1]，是一个跨学科（主要为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也被称为“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龄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间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研究[3]。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人文地理学研究转向和思潮有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引发的西方地理学界实证主义研究，7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从宏中观尺度描述向微观个体行为空间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出现的“文化转向”，均对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据此将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

（1） 20 世纪80 年代及以前。老龄化地理领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的开拓性工作为始，初期的研究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环境相互作用调查、服务提供的政策导向等主题的描述性分析[4]，此时期更多的是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借鉴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老龄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老龄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为社会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关于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运用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和为老服务提供等两大主题[5]。

（2） 20 世纪90 年代。地理学家在反思持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实证空间科学方法的不足基础上，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传统主题和方式逐渐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空间趋势和老年人口行为、各种老龄化设施和环境的考察、保健和护理等方面。同时，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地理学与老年学产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龄化地理研究的视角除了关注健康、医疗保健、照护等传统主题外，还开始关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经验，老龄化的研究范畴已不仅限于社会地理学，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2]。

（3） 21 世纪以来。在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总体趋势下，老龄化地理学从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中学习理论和方法论，与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联系[6，7]，老龄化的地理关注范围进一步扩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会老年学关于老年人流动性、居住、福利、护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传统经验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延伸更广泛，促进了老龄化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2，8]，如并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和社会老年学分别以各种方式批判性地与人文科学重新结合后，日益转向参与老年人个体日常现实经验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对包括传记、自传、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现代人文地理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论取向探索的兴趣与日俱增[1]。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上阶段的中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关注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等4个方面研究内容。下文将从这4个方面对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现状提出国内相关研究的可借鉴之处。

1 对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方面议题一直是人文地理学者和社会老年学者等对老龄化地理的研究焦点，包括老年人口空间分布、老龄化地区成因和老年人口迁移等核心内容。

1.1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

老龄化空间格局作为地方、国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扩散的例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环境、财政、卫生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典型的如联合国每几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龄化》系列报告，提供了对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龄化：成功的挑战》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的基础[10]；Mccracken 等学者通过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变化，运用汇集人口、流行病学和老龄化转变的模型描绘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地理-历史进程[11]。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机构和学者对这些区域老龄化空间分布、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家庭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点关注[12，13]。老龄化空间研究通常还包括对隐含老龄化负面含义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绘制地理范围图[14]，对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间环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复能力特征的分析[15]，纵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发展促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认识[16]，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的多层次模型绘制人口趋势地图[17]等方面。

学界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展开实证描述老年人口空间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较多。学者对欧美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较大差异，如，早期对美国巴尔的摩、费城和匹兹堡三大城市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间分布呈分散趋势，反之则呈集中趋势[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东北部等9个州集中分布了全国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纪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区及郊区吸引了较多老年人[20]，对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加拿大城市系统老年人口空间集聚模式和趋势的审视[21，22]也说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区、特定区域（如类似州、城市之间）等。在城市层面，对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研究显示内城老龄人口密度较高而郊区和新建城区较低[23]；美国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显集中于都会区的核心区，从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认为，老年人大多青睐大都市区，其中一半的人首选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区[25]；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城市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结论[26]说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会区的中心地带和偏远的乡村区域，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而郊区老龄化程度逐渐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龄化地区成因

对于城市内部老年人口多为集中分布于旧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龄化地区的研究结论，学者们进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扩张引起的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迁率、城市核心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阶段等对城市老龄化地区形成区域的影响[16]，但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对人口老龄化空间不均衡起普遍影响作用的[27]。Golant指出，复杂的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模式说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区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也都具有不尽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亚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的人口分布后发现，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设年代越久远的地区数量越多，这是由于城市居住区向郊区扩张带来大量年轻人口从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导致的[29]。在美国的研究则发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老年人口增长较快地区为非都市区，但70～80年代末出现了老年人口逆向迁移，从非都市区或乡村转向城市地区，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转向郊区化迁移趋势。由此说明，老年人口分布状况随时因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影响而出现即时的变动，城市老年人集聚区也随之发生变化。

有学者进一步探讨老龄化地区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个老龄化地区的发展过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迁移还是当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结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区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不同地区人口迁移率是对老年人口集聚差异影响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学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产生和从外迁移来的人口都对区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30]。对此，比较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解释是美国学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间集聚学说”，他在对美国20世纪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人口的动态迁移归纳出3种老龄化地区类型：①美国在50年代经历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下非老年人迁出和老年人残留的非都市区老龄化的“残留集聚（accumulation）”过程；②60年代经历了郊区化趋势下退休老年人迁入郊区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迁移的郊区老龄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过程；③70年代经历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时迁入但老年人迁入比例相对较高的郊区老龄化“汇合集聚（congregation）” 过程。可见，各地区老龄化的过程和结果会因其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迁移

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老年人的迁移，因此，对老龄化空间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学者对老龄化和移民长期关系研究的兴趣[32]，20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对此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家、区域和城市内部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展开。

对一国范围内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多为利用普查数据，探讨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变，如退休、丧偶、再婚、重病伤残等发生时，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行为。如对美国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老年人口移动的数量和比例增加，多数是由北部各州迁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阳光地带（the Sunbelt）[33]，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迁入数量逐渐减少直至变为净迁出区域，原来为净迁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迁出数量出现下降趋势[34]。在这些老年移民中，年轻时因为工作离开故乡而退休后选择回乡养老的迁移称为回归迁移，同样较多的回归迁移是趋向阳光地带或者退休者地带[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或失偶而回迁，还可能因为更进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养老机构迁移，这样一个迁移周期体现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阶段的迁移模式[36]。同时国家尺度的研究出现了少量的关于老年人季节性迁移和跨国迁移的文献，研究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后分析认为，季节性迁移的经常发生可能预示着老年人会发生居住地的迁移[37]，如果老年人经常进行季节性迁移且滞留迁移目的地时间较长，超过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时间时，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义[38]。

基于都市区与非都市区和城市内部空间尺度的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显示，这一尺度的迁移是老年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群一样从农村向大都市迁移，此后又从同一个都市区内部大规模稳定地迁出到非都市区[39]，同时迁入都市区、尤其是中心市区的老年人数量逐渐减少，都市区成为老年人外向净迁出的区域[40]，整体呈现老年人口从都市区向非都市区扩散迁移的趋势。同样的对美国城市内部的老年人迁移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从城市中心CBD到郊^的离心迁移大于从郊区到CBD的向心迁移[41]。

关于老年人迁移动因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老年个人属性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特征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Walters探讨美国退休老年人群迁移影响因素并划分3种迁移类型：第一类老年迁移者具备较好的经济、身体状况，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迁往具有宜人气候和居住环境舒适的地区，属于享乐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类老年迁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经济和身体条件较差者，由于经济和居住的依赖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迁移或是寻求成年子女照顾而选择和孩子居住，属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类老年迁移者通常是不与配偶同住的严重伤病者，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专业的陪护和护理，因此会迁向医疗设施较好的地区，这类老年移民属于严重伤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见，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经济、家庭特征和社会环境特征等导致老年人发生迁移行为的原因不同。

2 对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与照护

地理学者从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视角持续而深入关注老龄化领域的研究聚焦于医疗、保健、照护和空间的关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学主要集中于在较小的单位区域对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集合成诸如社会健康图集的文献[44]，或是绘制具有老龄化负面含义如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剥夺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范围图[14]，以及大量关于老人护理的研究文献如关注于发展良好的社区护理实践模式和在这些模型后面的理论框架、正式和非正式护理之间的关系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影响、增长的社区护理对家庭的影响等主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者一直致力于关注健康地理的演变和扩展合作，专注于把地方（place）当做一个健康老龄化决定因素的研究任务，即空间和地方影响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径[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学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从局部或微观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入手，揭示在此语境下照护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内容涉及理解老年人与家及周边环境契合的状况及体验，这些空间情景的社会、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这些空间、距离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给老年人的照护[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别是家）是如何和为什么对老年人口照护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环境

地理学家持续关注人类经验中环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护理的地点、空间和时间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关于地点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重要观点[47]。随后对环境和设施的深入关注使地理学家进一步理解了社区、城镇、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环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护理环境和医院[49]等支持或挑战老龄弱势群体[50]的方式。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老年人面对的挑战继续吸引少数地理学者的特别关注[51]。

地理学者从社会老年学角度长期关注老龄化和空间、地点之间联系及扩展[52]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环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对住宅设施设计的影响、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等，这些研究为应对以现行政策和规划为导向的 “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区”主题做出了贡献[53]。学者们关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变换，晚年住房选择形式不断地受到结构约束，老年人面临的多种住房选择依赖于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不平等持久影响晚年住房机会的分化，且通过政府住房政策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也影响老龄化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影响的研究方面，对某些特定环境如住宅[56]、封闭的退休社区[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们生活其中变化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的研究出现了批判性地评估社会和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倾向，揭示种族、性别和阶层的空间绑定定义[58]，探索老年人的空间和社会分异，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龄的社会和空间隔离背后的现实[59]，Laws的研究通过追踪年龄关系的城市历史来反映代际关系与城市建设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60]，Rogerson运用GIS空间技术比较了美国15个最大城市地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隔离状况[61]。

3 对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

由于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西方国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社区建设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但随着越来越增加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和服务需求，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遭遇了“福利危机”，政府为了减轻沉重的养老负担，实施了以私营化占相当重要地位的各项社会福利改革方案，与官方和民间达成的将家庭及社区当作最佳养老地点的共识――“就地养老”相关的照护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国的“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服务”和欧盟的“长期照护制度”方案等。对此，许多西方地理学者对老年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造成了卫生服务重组，导致了服务设施区位变迁，从而影响了老年人获取、使用卫生保健服务的方式[62，63]。

学者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长期护理服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服务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观点，结果显示在特殊的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务供给模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对老年人使用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导致更大的潜在的脆弱性[64]。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影响也波及到更广泛的空间：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兰的研究揭示，长期护理提供的私营部门转向已经导致在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较少的服务，尽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住在农村社区[65]；Fortney 等对美国社区服务方案的研究表明，农村老人因为居于地理可达性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获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务，他们可能面临在医院或养老院接受照护的困境[66]。针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区服务缺乏的农村地区的状况，很多学者强调需要为此考虑解决的策略。所有这些地理学者探讨的焦点是，要想保证服务供给分配的相对公平，该如何规划布局服务设施的区位和寻找适宜的服务提供方式。

4 对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的研究

欧美国家的地理学者认为，老龄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义传统提供了许多了解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关系的新视角，从人的层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研究一定环境条件下其对空间和地方在身份、意义、满意度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与老年人的生活和经验之间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断交织发展的多层次、动态过程，从而完整理解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效应。这方面研究的独特视角是关于地方（场所）的研究，以美国地理学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区变化中老年人的地理体验[52]为始，持续在微观尺度上关注老年人对各种地方（如家庭、社区、村庄、城镇、养老院等）的主观体验，多运用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回忆录等参与性、质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边生活环境对其地方依赖、身份认同及身心照护等的影响[67]。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较大部分是关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环境的体验。Rowles持续对阿巴拉契亚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探索，使用充满地方感和农村环境生活感觉的定义和概念评论老龄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详细研究芝加哥入住单人间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经验时，采用民族志传统，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争的细节，并发现他们的“街道危险故事”加剧了穷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会隔离[69]。Harper利用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和民族志材料来探索老年人与他们生活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亲属发展的相互关系[70]。Elder的研究明确指出老年个人生活中历史（时间）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地理学者以生命历程线索重要性的启迪[71]。近来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题是与家的意义相结合的研究。随着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时间增加，老年家庭逐渐变成保健和社会照护的一个站点，家居空间日益呈现复杂性质[72]。地理学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间影响生活和经历的复杂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义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48]。此外，家居空间被看作是这样一个地点――一方面，它使人产生舒适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惧和失落或提供脱离接触和撤离的地点[73]。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时有影响力的“精英”式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对生态学的先驱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讨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对Uvedale Price（1747-1829）――一个英国风景画作者的研究通过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评论年老和疾病对他的影响，他对于老龄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够保持体力和智力活动，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的年龄增长的[75]。Said 关于“晚期风格”的工作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晚年创造的音乐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相协调而以平静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结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断裂和充满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辉煌和富有影响力[76]。

5 对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启示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之间相互关系为核心，从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3个基本视角[8，77]，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模式（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和政策评估、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等方面展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化转向的影响，由之前宏观层面研究探讨老龄化社会演化的自然规律转向对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进行理解和诠释，研究方向越来越趋向于从中观和微观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环境和个体生命体验，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数理统计定量分析方法转向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方法，质性分析和个性化案例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西方老龄化地理研究分阶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图1所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1999 年60 岁以上人口超过10%，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稹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老年学、医学、建筑规划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演变趋势预测及生育政策调整、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养老保障和养老保险、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等领域。中国地理学界对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步丰富，研究内容涉及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和区域差异[78-80]、老年人日常活动和流动迁移行为[81，82]、老年公共服务需求和老年社区建设[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环境[85，86]、养老服务空间组织和规划[87-89]等，多为运用定性描述分析、统计分析和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法来刻画宏观的老龄化空间格局，以及对老年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总体来看，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龄化较多方面，研究体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论、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议题方面还较为薄弱，老龄化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借鉴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拓展研究视角。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偏重于区域空间视角的老龄化区域空间差异和老龄化设施规划等少数方向，较多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城市规划等学科交叉融合而较少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融合，因此地理学在面对老龄化影响地域空间的实际问题时缺乏多维度多空间尺度的综合应对。今后老龄化地理学应注重拓展社会、经济和文化视角的研究，加强与社会、经济、文化、管理、技术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中汲取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学科持续发展。

（2） 扩展和深化研究内容。虽然中国地理学已经从多角度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围绕老龄化与空间、地方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各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来越趋向于注重中微观的地方与老龄化关系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则更多偏重宏观和中观尺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对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社区和家庭照护的现实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对老年社区建设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老龄化地理学在地方和老龄化关系方面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同时加强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及心理情感等微观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围绕老年人养老照护的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规划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转向运用民族志、口述历史、传记等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中国地理学研究老龄化问题仍多采用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了在描述社会空间格局演变和机制的同时深入细致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未来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应该对质性研究、关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视，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进学科领域内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并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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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篇（3）

【中图分类号】R54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5-0301-01

慢性心力衰竭在临床中是慢性原发性心肌病变与心室长期压力或容量负荷过重，使得患者心肌收缩减弱，不能维持心排血量?依据患者的临床现象通常分为左心衰竭?右心衰竭以及全心衰竭[1]?从文献报道中了解到，慢性心力衰竭的患者每年都在以不同速度增加，死亡人数与致残人数也在增加?实践研究数据说明，全球患有慢性心力衰竭的人数超过1500万?我国该种病症的发病概率大约在10%?导致该种病症的原因有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以及肺源性心脏病等等?针对不同的病症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从当前慢性心力衰竭发病的情况可以看出，防治该种病症的措施特别重要?本文选取我市两家基层医院于2012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1620例为研究对象?研究探讨基层慢性心力衰竭病因，对药物应用的状况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市两家基层医院于2012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1620例?其中男962例，女658例?慢性心力衰竭的诊断标准主要包括：首先，具有心脏病基础性疾病?其次，具有慢性心力衰竭症状，按照按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标准，出院诊断心功能II-IV级?最后，经检查患者至少有一项达到相应的标准，包括病因学?心脏形态学及心脏功能性指标（X线胸片和?或心脏超声心动图和?或心肌灌注扫描等）?

1.2方法

选取我市两家基层医院于2012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慢性心力衰竭1620例?研究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两家医院在慢性心力衰竭的病因与药物治疗的状况?

1.3统计学分析

对实验中的所有数据都采用了SPSS17.0 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比运用t的检验原理，计数资料主要采用X2进行检验，以P

2 结果

通过分析了解到，两家医院在诊断慢性心力衰竭原因方面并无差异，两家医院均认为慢性心力衰竭的病因为风湿性瓣膜病?高血压?先天性血管病?冠心病以及其他原因?病因基本相同?而在药物使用种类方面，钙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ACEI?多巴胺类?AngⅡ受体拮抗剂，醛固酮拮抗剂使用比例不同，数据符合统计学差异（ P

3 讨论

通过对比两家医院检查慢性心力衰竭的原因得出，冠心病是慢性心力衰竭的主要原因?其次为高血压?风湿性瓣膜病以及先天性心脏病[2]?这与国外的研究报告类似?针对慢性心力衰竭的用药状况，两家医院的用药情况并不是完全一致?从相关的医学资料与临床诊断可以看出，神经内分泌治疗模式，其主要有用于血管紧张转酶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对患者病情改善具有显著的效果?也有文献说明，美托洛尔?比索洛尔和卡维地洛对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效果较为明显，有效降低临床该种病症的病概率20%左右?但是我国在药物应用的过程中针对该类药物的使用状况并不是很清晰?本次的研究活动也只是证明该类药物降低患者病死概率的30%左右?在本次研究活动的过程中了解到，临床医师用药认识的提高，可以促进患者早日使用正确的药物进行治疗?

现如今，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心力衰竭已经成为卫生组织共同关注的问题?并且慢性心力衰鸡的发病概率每年都在以不同速度上升，病死概率依然较高?从相关的研究中了解到，临床慢性心力衰竭发病人数与病死概率持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以一定的速度增加，同时心血管疾病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在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增加的现象来说，研究?分析?探索治疗慢性心力衰的治疗方案对我国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3]?现如今，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基层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疾病诊断与疾病治疗的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老龄人口的到来需要从各方面保障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针对慢性心力衰竭的这一应先老年人健康的因素，需要谨慎对待?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结果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相符，基层临床医师提高药物使用的正确性，采取有效的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措施，早期使用明确降低心衰病死概率，促使患者早日收益?

参考文献

篇（4）

近年来，脑梗死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可能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存在较大关系[1]。在临床中，脑梗死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病，多发于老年患者中。而在急性脑血管病中，脑梗死就占了70%左右[2]。脑梗死不仅具有极高发病率，还有极高的致残率与死亡率，这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存在严重威胁。为了进一步探讨老年脑梗死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检测特点，分析老年脑梗死患者与健康老年人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差异，本次研究利用病例回顾性分析方法，将在我院于2011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诊治的总计317例老年脑梗死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的研究和比较分析，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现在就将分析探讨的临床经验总结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利用病例回顾性分析方法，将在我院于2011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诊治的总计317例老年脑梗死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的研究和比较分析，将这317例老年患者作为观察组，将同期体检健康老年人总计456名作为对照组。观察组中有男性患者为165例，女性患者为152例，年龄跨度为55～85岁，平均年龄为（67.8±2.4）岁，其中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病理诊断为脑梗死患者。而且对诊治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P值>0.05），表明相互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对本次研究结果不存在影响。对照组中有男性为232例，女性为224例，年龄跨度为56～83岁，平均年龄为（66.3±3.1）岁。而且对对照组老年人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P值>0.05），表明相互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对本次研究结果不存在影响。

1.2方法 对两组老年人分别取空腹血9 mL分别注入1 g/L肝素抗凝管，109 mol/L构橡酸钠抗凝管中[3]。

1.3观察指标 纤维蛋白原、血浆粘度、全血高切粘度、全血低切粘度、红细胞压积、血沉等血液流变学指标[4]。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用（x±s）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疗效比较采用成组设计两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选用Z统计量，构成比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所有数据经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P

2结果

观察组患者纤维蛋白原、血浆粘度、全血高切粘度、全血低切粘度、红细胞压积、血沉等血液流变学指标均比对照组健康人群数值要高，组间每项指标比较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近年来，脑梗死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可能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存在较大关系。在临床中，脑梗死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病，多发于老年患者中。而在急性脑血管病中，脑梗死就占了70%左右，脑梗死的主要临床症状为语言障碍、运动障碍、面瘫和吞咽困难等[5]。脑梗死的发病原因主要是由于患者血管内膜损伤、痉挛以及血小板凝集从而导致其形成血栓，进而引发血管狭窄甚至闭塞。脑梗死最终能够导致患者的动脉血流逐渐减少，严重情况甚至中断，使患者脑组织发生软化或者缺血性坏死，是一种十分严重的脑血管疾病[7-8]。

本次研究结果中观察组患者纤维蛋白原、血浆粘度、全血高切粘度、全血低切粘度、红细胞压积、血沉等血液流变学指标均比对照组健康人群数值要高，组间每项指标比较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异常变化是引发老年患者脑梗死的重要因素，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定期检测在老年脑梗死患者治疗中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能够早期预防、诊断老年脑梗死患者的发病，降低了老年脑梗死患者的发病率，对我国治疗老年脑梗死患者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值得临床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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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lderly peptic ulcer endoscopy and clinical features. Methods Our hospital in December 2014～December 2015， 106 patients with peptic ulcer trea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control group is 46 cases treated peptic ulcer of middle-aged and young patien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60 cases anti peptic ulcer treated elderly pati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groups of endoscopic and clinical featur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patients with upper abdominal pain，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anceration， perforation， obstru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such 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Key words：The elderly；Young and middle-aged；Peptic ulcer；Endoscopy

消化性溃疡属于内科临床上一种常见的疾病，诱发此病的原因为：患者体内胃酸分泌过多或者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胃粘膜防御能力降低，从而引发此病[1]。目前，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较快，导致此病在老年群体的发生率逐渐上升，影响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生活质量。本文针对老年人消化性溃疡内镜及临床特点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4年12月～2015年12月收治的消化性溃疡10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46例患者（中青年组），男性25例，女性21例，年龄20～57岁，平均年龄（34.5±0.3）岁；实验组60例患者（老年人组），男性46例，女性14例，年龄60～78岁，平均年龄（68.3±0.5）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需要进行常规检查，实施内镜检查、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和病理活检等。针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表现、内镜特点以及并发症发生率进行对比，并根据内镜检查，对患者的溃疡程度以及面积进行统计分析[2]。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7.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运用（x±s）表示，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患者临床病症对比分析 实验组患者出现上腹疼痛、消化道出血、癌变、穿孔、梗阻以及并发症等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2.2两组患者内镜观察情况对比分析 观察组巨大溃疡发生率（33.3%）明显高于对照组（17.4%）；其小溃疡发生率（13.3）明显低于对照组（32.6）；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3结论

消化性溃疡是一种常见的内科疾病之一，主要是由于患者体内胃酸分泌过多或者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胃粘膜防御能力降低，从而引发此病。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此病在老年人群体中发病率较高，同时由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个功能出现衰退，其临床表现不具有典型性，病情恢复速度较慢，所以老年人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特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3.1临床症状方面 同中青年患者相比，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出现退化现象，所以临床表现不具有典型性，通常表现是患者出现腹胀、体重减轻和贫血，而腹痛症状多无规律性，直到出现穿孔或者是出血之后才来就诊，导致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给治疗增加了难度[3]。所以，针对老年人存在消化性溃疡疾病的风险时，应在患者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对患者实施内镜检查，及早发现病情，并实施针对性治疗。

3.2内镜观察方面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巨大溃疡发生率（33.3%）明显高于对照组（17.4%）；其小溃疡发生率（13.3%）明显低于对照组（32.6%）；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3.3并发症发生率方面 本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患者出现上腹疼痛、消化道出血、癌变、穿孔、梗阻以及并发症等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综上所述，老年人消化性溃疡的临床表现不典型，同时发生并发症的几率较高，对病情的控制难度较大，应该加强内镜检查，以便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参考文献：

[1]陈锐，朱尤庆.老年消化性溃疡230例临床与内镜特点探讨[J].心血管病防治知识（学术版），2011（6）：5-52，54.

[2]曹绍岐，孟小芹，甘爱华，等.老年消化性溃疡129 例临床与胃镜特点分析[J].临床医学工程，2012，19（2）：237-238.

篇（6）

中图分类号：R73-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2）2-374-03

恶性肿瘤是上海市居民死亡原因之一，占全死因构成的31%，自1962年以来一直仅次于循环系统疾病居第二位。向化镇是崇明县18个乡镇之一，位于崇明岛东部，与上海长江大桥相邻，十个行政村、一个居委，常住人口3.2万，人口密度相对较大，肿瘤粗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为进一步查明向化镇恶性肿瘤现患特点，我们通过对2002-2008年向化社区肿瘤新发病例随访数据分析,了解社区肿瘤发病的基本特征,为有效开展肿瘤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来源于《上海市恶性肿瘤登记报告系统》，由全市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病例报告，崇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总后由向化镇医生进行入户核实随访，并且与《上海市死因登记报告系统》进行核对，每年进行数据清洗。

1.2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统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①粗发病率：新发病例数除以相应的人口数发病，统计时间为2002年至2008年，单位是10万分之一；② 标化发病率：为消除年龄构成不同对粗发病率的影响，使用年龄标化的发病率进行比较，率的标化以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人口进行标化。③APC：年度变化百分比，发病（死亡）率的时间趋势分析中采用对数刻度，来表达相对变化的程度。用y表示率的自然对数，即y=ln（r），以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年份或年份段的组中值），配合下述线性模型y=α+βx+ε，式中α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从回归系数β可以估计APC，并用百分数表示APC=100*(eβ-1)。④用Poisson分布分析比较男女发病率，用SAS软件进行数据汇总分析。

2 结果

2.1 肿瘤发病情况

2002-2008年度崇明县向化镇共登记报告恶性肿瘤（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良性肿瘤）701例，恶性肿瘤发病粗率为314.71/10万，去除人口变动和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标化发病率为157.61/10万。0-64岁发生恶性肿瘤的累积危险性为9.94%，0-74岁发生恶性肿瘤的累积危险性为17.76%。与2002年相比，2008年总发病率上升了0.90%，总标化发病率上升了0.86%（见表1）。

表1 2002-2008年崇明县向化镇肿瘤发病情况

2.2 性别分布

报告的701肿瘤新发病例中，其中男性395例，占56.35%，女性306例，占43.65%，男女性别比为1.29：1。Poisson分布比较男女发病率 (P

表2 2002-2008年崇明县向化镇发病性别分布

2.3 年龄特征

分析不同年龄组发病率变化情况，发现4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开始大幅度上升，男性高于女性，80岁组达高峰。男、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分别达到2177.07 / 10 万和765.39 /10 万。而且男女间恶性肿瘤发病率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明显增大。见图1。

2.4 发病顺位

七年间恶性肿瘤发生率前5 位的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结肠癌，占全部恶性肿瘤的60.06%。其中肺癌发病率62.85/10万、构成比为19.97%居首。其次为肝癌：发病率50.73/10万、构成比为16.12%。胃癌：发病率36.81/10万、构成比为11.7%；乳腺癌：发病率22.45/10万、构成比为7.13%；结肠癌：发病率16.16/10万、构成比为5.14%。

2.5 恶性肿瘤的发病趋势分析

我们对2002-2008年崇明县向化镇全部恶性肿瘤（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良性肿瘤）的发病率进行趋势分析（表3）。

表3 2002-2008年向化镇全部恶性肿瘤发病情况趋势分析

从表3男性数据分析：APC为6.581％(P>0.05)，显示七年间男性癌症粗发病率趋势平稳；APC为5.921％(P>0.05)，显示七年间男性癌标化发病率症发病趋势平稳。女性数据分析：APC达11.923％(P

3 讨论

文中显示向化镇2002―2008年恶性肿瘤粗发病率、标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男性发病趋势平稳，而女性发病呈上升趋势，提示本镇居民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女性）致癌症发病率呈持续增长。而导致癌症发病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其他危险因素可能变化不大，或有升、有降，在所有癌症相关危险因素中，女性的总体暴露及其受危害程度可能高于男性[1]。肺、肝癌、胃癌、乳腺癌、结肠癌是危害本镇居民健康最主要的恶性肿瘤，其中肺癌和肝癌居前两位。向化镇恶性肿瘤的发病顺位与徐汇区居民恶性肿瘤的发病顺位[2]有所不同，向化镇居民的肝癌发病排名第二，提示崇明肝癌的发生可能与当地的生活习惯有关[3]。本文结果还显示，男性肿瘤发病率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的不良生活方式较女性多有关，如吸烟[4]、酗酒；从年龄分布看发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肺癌是向化镇居民恶性肿瘤发病首位，提示肿瘤防治的重点人群为中老年男性[5]，应大力开展社区肿瘤防治知识普及、宣传及健康教育。

今后要重视开展社区恶性肿瘤的三级预防工作。一是完善社区恶性肿瘤登记，肿瘤登记是掌握某一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率及其变化规律的唯一手段[6], 从而为卫生行政部门制订肿瘤防治计划和开展肿瘤防治研究提供科学依据。二是制定各种恶性肿瘤健康教育促进计划，在居民中大力开展“防癌抗癌”健康教育，把肿瘤一级预防工作放在改变居民的行为生活方式上，控制吸烟、饮酒和提倡合理的饮食结构。从而增强社区人群防癌意识，自觉遵循健康的行为方式，积极参与肿瘤筛查和普查活动，以常见肿瘤为目标，开展“四癌”早发现等二级预防项目。三是加强社区全科医师社区肿瘤知识培训，运用早期发现肿瘤的有效措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四是建立恶性肿瘤防治网络系统，肿瘤条线医师通过网络系统了解患者在社区康复的情况并给予指导，提高社区肿瘤防治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本文承蒙上海市崇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唐明、陈伯铃的审阅和指教，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郑 莹,吴春晓等.上海市区1973至2005年癌症的发病趋势.诊断学理论与实践.2009,8(l).

[2] 刘华,倪红伟. 徐汇区恶性肿瘤现况分析.中国肿瘤2001,10(3).

[3] 曹卫中,陈勇.崇明县居民肝癌死亡分析.中国公共卫生2000,16（7）:634.

篇（7）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普外科相当多患者夹杂有心脑肾疾病， 对围手术期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充分的术前准备和术中、术后的监护， 各种并发症萌芽状态的及时处理， 往往是手术成败的关键。实践证明， MDT在术前准备， 减少术后并发症， 缩短住院时间上起到相当大的作用[1]。本文回顾性的研究了2010年1月～2012年12月期间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收治的结直肠癌患者281例， 探讨MDT在围手术期处理中发挥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回顾了2010年1月～2012年12月期间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收治的结直肠癌患者281例， 其中男162例， 女109例；年龄25～84岁， 平均59岁。根据入院后术前是否组织MDT诊疗， 随机分为MDT组和非MDT组。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构成相近， 具有可比性（表1）。

1. 2 资料定义 所有资料均来自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住院并手术的结直肠患者。纳入标准：①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结直肠癌；②首次发现并治疗者；③接受手术治疗；④肿瘤可被切除即根治性切除手术（根治性保肛手术， 排除造口手术患者）；⑤排除合并肠梗阻患者。所有术后出现肺部并发症均根据病历记录统计， 其中肺部感染根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标准诊断[2， 3]， 呼吸衰竭诊断以PO26.0 kPa为标准诊断。若患者出现了术后相应的并发症则记为“有”， 反之则记为“无”。

1. 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值资料均采用SPSS 13.0处理。连续变量采用t检验；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共有281例病例符合纳入条件， MDT 组与非MDT组之间基线一致。其中MDT组与非MDT组平均总住院时间、肺部感染发生率、呼吸衰竭发生率、切口感染发生率的P值均

3 讨论

MDT 的理念在国内外医学界已经得到广泛的倡导和尝试。研究显示， 专科的集中化的诊疗思路与MDT的群体思路的融合是目前恶性肿瘤的基本诊疗模式[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在结直肠癌患者中的比例逐年提高， 夹杂病多， 手术风险大是其特点。入院后经过组织MDT， 对患者的诊疗计划进行一个综合的讨论， 制定出合理的诊疗方案， 充分的术前准备， 可以大大减少患者的术中、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缩短住院时间， 减少患者的住院费用。本文中， 结合本院2010年1月～2012年12月期间收治的结直肠癌患者， 开展了MDT诊疗模式，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MDT制定了合理的术前准备， 同时由于多学科的参与， 对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提前进行的预防[5]， 如对营养较差的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营养支持， 术前良好的控制血压、血糖， 对肺功能不佳的患者进行专业的指导训练等， 这些MDT制定的术前准备方案被良好的贯彻到每一位患者， 从而大大减少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减少住院时间。可见， MDT在结直肠癌患者的诊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能使患者从中获益， 尤其是对夹杂病多的急危重患者， MDT的贯彻执行能大大降低手术风险， 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减少并发症的出现。

参考文献

[1] Tomita M， Sakamoto S. The role of multi-disciplinary team in the surgical area--at present and in future.Nihon Geka Gakkai Zasshi， 2010，111（4）：220.

[2] 王娟.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草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1999， 22（4）： 201.

篇（8）

居民死亡原因统计能直接反映居民的健康状况和本地社会卫生水平、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服务等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也是制定慢病工作计划,评作卫生服务效果的重要依据。为了解泉州市丰泽区居民健康状况和各类疾病的危害程度,促进各级医疗机构死因监测工作的深入开展,为制定疾病预防与控制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笔者对2008年该区居民死亡数据进行分析。

1 数据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人口数据来源于当地公安部门人口统计数据,人口死亡数据来源于丰泽区死亡监测系统,由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居民死亡医学登记”的内容。上报到丰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2方法:依据国际疾病分类ICU~10进行死因分类,以根本死因进行归类。标化死因亡率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1.3统计学分析:采用卫生部死亡医学登记系统(DeathReg 2005)软件、进行录入统计分析,率的比较用u检验。

2 结果

2.1 总死亡情况:2008年丰泽区死亡总人数为906人。死亡率为447.95/10万标化死亡率为187.72/10万,其中,男性死亡人数506人,死亡率250.18/10万,标化死亡率106.68/10 万,女性死亡人数为400人,死亡率197.77/10 万,标化死亡率 81.65/10万。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全年共出生2313人,出生率1.14%,自然增长率为0.69%。另外,新生儿死亡12例,死亡率1.32%。婴儿死亡16例,死亡率为1.77%,新生儿死亡人数占婴儿死亡人数的74.58%。

2.2年龄别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为1766.00/10万,4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率迅速上升,65岁以上人群死亡率为6456.95/10万。死亡年龄构成比为0岁组1.77%,1岁的组1.32%,20岁的组6.18%,40岁的组19.98%,60岁的组38.63%,80岁的以上为31.12%。

各年龄段主要死亡的特点分别为:0岁组主要死因为新生儿产伤和窒息,占该年龄组全死因的50%;1岁的和34岁的组以损伤和中毒列首位,占54.76 %;35岁的和64岁的组恶性肿瘤居第1位,占51.33 %。循环系统疾病次之,占20.15% ;65岁以上年龄组的循环系统疾病的危害最大占该年龄全死因的50.09%。

2.3 死因构成比及死亡率见表1。2008年前10位死因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7.89 % 。循环系统疾病是第1位死因,脑血管疾病死亡最多,占循环系统疾病的55.30%。其次是心脏病的急性心肌梗死占最多。从表1可见,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损伤和中毒、传染病和寄生虫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2.4 恶性肿瘤前10位死亡顺位、构成比,见表2。 丰泽区2007年全死因肿瘤居第2位,恶性肿瘤占98.08%,死亡率128.55/10万。

3 讨论

丰泽区2008年主要死因与国内其它地区调查结果基本一致[1~2],居民死亡具有以下特点:①循环系统疾病在全死因中居第1位;①丰泽区监测的4种慢性非传染病疾病导致居民死亡的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4.02%。

可见,丰泽区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慢性病,而慢性病与人口老龄化、不良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及城市日渐严重的空气污染、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等有关,同时大多数慢性病病程长,依从性较差,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低,并发症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因此,必须加强慢性病的防治工作,进行健康教育宣传,提高慢性病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降低死亡率,减少疾病所带来的各项损失。

参考文献

篇（9）

1.1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4年3月～2015年1月住院的老年病人64例，其中女性39例，男性25例。所有病人均有不同程度心血管疾病，病程3～5年，平均病程(3±0.5)年，30例患有糖尿病，病程2～5年，平均病程(2±0.3)年，55例患有高血压，病程4～7年，平均病程(5±0.3)年，以上病例均神志清醒，具有正常交流能力。将其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中男性12例，女性20例，年龄60～65岁，平均年龄(60±2)岁，接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78%，高中及以下22%。观察组中男性13例，女性19例，年龄61～64岁，平均年龄(59±3)岁，接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71%，高中以下29%。两组在年龄，病史，语言交流，接受教育程度上无明显差异。

1.2教育方法

对照组采用医护人员进行健康知识口头宣教:口头告知老年病人走动时注意安全，按时服药，测血糖，查血前禁食。观察组在此基础上，使用护理标识提示，具体如下:

⑴标识制作:采用硬质纸张，色彩鲜明，统一，字体美观醒目，配以简明易懂的图案，具有科学性及人性化。将纸张裁剪成15cmx10cm尺寸，电脑复刻标语。"空腹查血"，"按时测血糖"。

(2)标识应用:警示标识安置在湿滑，梯级等地面，提示标识可贴在床头或床尾。护士予安全防护指导，做好各项检查治疗准备方法，将标识提示给病人，跟踪病人病情变化。

(3)相关记录:记录两组患者的跌倒率，按时服药，测血糖率，空腹查血率，进行汇总，登记表格。

1.3评价标准

两组分别实施不同方法后，期间对患者的各项健康教育指标进行观察分析，2个月后，对两组病人跌倒率，按时服药，空腹查血，按时测血糖率进行统计汇总，并比较分析。

1.4统计学分析

选择spss18.0进行数据统计，计数资料的表示采用［n(%)］进行，并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数据分析，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个月后，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按时服药率、空腹查血率、按时测血糖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跌倒率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健康教育效果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篇（10）

【中图分类号】R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9―0306―0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绝大部分老年人在社会健康、心理健康以及身体健康等方面均需要得到全面的关怀[1]。通过对社区相关护理项目进行全面的了解，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以此来为老年护理科研、护理教学以及临床护理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2]。为了对社区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进行全面了解，本研究将对本社区2010年1月―2012年1月参与长期护理的778名老人的相关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社区2010年1月―2012年1月参与长期护理的778名老人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患者的护理需求进行调查。其中有341例女性，437例男性，所有患者的年龄为65―97岁，平均年龄为82.6岁。

1.2 方法

此次调查的内容主要由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与利用、养老机构的需求与利用、个体的社会健康状况、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个体的功能状况、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人口的统计学资料。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4.0软件对本研究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的对比用χ2检验，而计量资料的对比用t检验，Ρ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中有27.2%的患者丧偶，其中以女性患者居多，占到了所有丧偶总人数的76.9%左右（χ2=57.40，Ρ

2.2 身体健康情况及其功能状况

2.2.1健康情况：本研究中有77.4%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其中主要有肝胆病、关节炎、心脏病、白内障以及高血压，其中有66.7%的患者至少受到一种慢性疾病的影响，患者的年龄越大，其所占比例也就越高。（χ2=10.91，Ρ

2.2.2身体功能状况：其主要包含了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量表以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量表，日常生活活动量表的结果显示，搭乘交通工具是此类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部分，其次为购物，患者的年龄越大，其受影响的程度也就越深。

2.3 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以及利用情况

经过调查发现，社区老人对于钟点工、社区医疗以及社区护理的利用比例较大，其社区医疗服务的需求主要为医院出诊、家庭病床以及社区护理。认知水平、生活自理能力、高龄是影响社区服务工作的关键因素。由于社区护理工作未得到广泛的开展，老年人的经济条件有一定的限制，对社区服务的相关事项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也就导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需求率以及利用率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

3 讨论

3.1 社区护理以及养老模式的发展

此次调查的结果发现，老年人的数量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且表现为高龄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年人的慢性疾病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患者的认知功能逐渐减退，他们在生活自理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由于受到各类健康问题的影响，患者在社会支持、心理以及身体等方面对家庭的依赖性加重，随着家庭结构不断走向小型化以及核心化，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正在逐步减弱，这种形式的出现使得老年人的养老迫切需要得到社会服务事业的支持，以此来对家庭养老过程中的不足来进行弥补[3]。

3.2 老年人长期护理在社区卫生服务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在老年人的长期卫生服务体系中，护理所涉及到的范围主要为社区综合性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养老机构的相关服务[4]。护理的主要职能是临床医疗服务向社区或养老机构的延伸，同时也可以看做是卫生服务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部分工作向护理工作转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对老年人进行长期护理时，部分从业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5]。

3.3 遵循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

在对老年人进行社区护理服务时，护理人员一定要对患者的社会、心理以及身体健康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全面评估，并找出患者在长期护理过程中的重点内容。只有从精神、文化、社会、心理以及身体等各个方面来对老年人的行为反应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对其提供有效的护理，使其健康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患者存在慢性疾病，其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患者的社会独立生活生理以及自理能力降低，大部分患者存在社会独立生活能力低下以及自理能力低下的情况。由此可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需求率以及使用率均相对较低，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的关键部分，社区老年患者的相关护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强化社区护理来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提高社区老年人的生存质量以及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 牛惠玲，王秀丽，王晓丽等.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需求的调查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09，44（11）：1023-1025.

[2] 刘艳慧.石河子市失能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研究[D].石河子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