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变量选取本文选取了中国31个省(市、区)2001至2012年的面板数据,其中各地区少儿抚养系数、老人抚养系数、家庭规模和性别比数据取自2002至2006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2007至2013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定义说明如下:农村居民消费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值表示;少儿抚养系数用少年儿童(0~14岁)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之比表示;老人抚养系数用老年(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的比例表示;农业经济增长以人均第一产业产值的对数值表示;农村居民收入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值表示;通货膨胀以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率(消费物价指数-100)表示;城乡消费比以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来表示。表1给出了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二、估计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估计方法与模型估计由于在估计静态面板模型时,通常考虑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方法,故本文将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法来识别模型(1)至(3);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形,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使用了以省份为聚类变量的稳健标准差,相关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并不存在明显差异,由模型(1)至(3)可知,F统计量及Wald统计量整体依次增大,说明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显著性有所改善,并且F统计量及Wald统计量的P值均为00000,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模型设定较为合理。因此,本文的分析将根据拓展模型(3)的估计结果展开。至于依据模型(3)的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则需要通过相关检验来进行取舍,传统的做法是进行Hausman检验,其假定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随机效应模型是最有效率的,这意味着模型中的复合扰动项是独立同分布的。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素,本文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差,这时便无法进行Hausman检验,于是,我们采用了与Hausman检验等价的Xtoverid检验来验证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Xtoverid检验显著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相应地,本文还将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给出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及农业经济增长等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散点图(图2至图5),从图上可以发现,老人抚养系数、人均农业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关系,而少儿抚养系数和总抚养系数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反向的变动特征,有关它们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接下来将结合模型识别结果进行详细论述。
(二)实证结果分析第一,少儿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负向影响。具体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上升00466%,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子女的教育更加受到重视,从而使得家庭少儿总抚养支出对家庭抚养孩子数量的弹性增大。长期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抚养的孩子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在抚养的孩子较少时,父母往往倾向于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生活环境。加之子女教育成本的不断增加,希望子女“跳出农门”的农户家庭,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数量换取质量。也就是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而上升了,这一结论与生命周期理论不一致,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少儿抚养系数与居民储蓄水平负相关,而与消费水平正相关,但是生命周期理论的假设条件,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生命周期理论中,居民要以一生为跨度做出消费和储蓄决策,据统计,2012年底中国农村仍有9899万贫困人口①,如果加上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村居民,这一数字将大大增加,对于这些居民而言,暂时性收入是其当期消费的主要来源,较低的收入使居民没有足够储蓄来实现消费在不同年龄段的优化调整。同时,在面临传统的自然风险、家庭内部风险,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引发的市场风险时,农村居民往往难以准确预测未来收入与支出状况,只能依据现期收入与财产状况进行“阶段性”决策,其消费和储蓄行为具有典型的“短视性”特征。第二,老人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不显著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老人抚养比每上升1%将引起农村居民消费上升00439%。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逐渐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农村老年人便无法从事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其只能获取微薄的收入或者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农村老人将成为净产出为负的消费群体,并需要成年劳动力为其提供食品、医疗等消费品。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会加大农村居民家庭的抚养负担,另一方面,在农业技术条件不发生改变或进步缓慢的情形下,还会引起社会总产出水平的下降,这两方面的作用会使消费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例上升。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并不会将储蓄存款作为其养老的保障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因为现阶段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也许是唯一)选择,老年人的生活、医疗等消费需求,可以依靠子女和自己来满足。同时,中国老年人比较关心下一代的生活,往往会选择节衣缩食来减少当前消费,以便能为子女遗赠更多的财产,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因而,在农村居民较弱的谨慎的养老动机和较强的关心子女的遗赠动机共同作用下,农村老人抚养比将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农村少儿抚养系数呈现不断下降态势,而老人抚养系数在逐步上升,少儿抚养系数下降幅度超过老人抚养系数上升的幅度,从而人口总抚养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的共同作用将使总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如图4),从而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即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第三,人均农业产值与消费支出显著正相关。农村居民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统一体,农业经济增长将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直接和间接效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农业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会提高农户家庭的农业经营性收入,从而引致农户通过市场购买来满足其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更多的剩余农产品,农户可将剩余农产品转化、加工后进行消费,从而提高农户消费水平,而不是将仅有的农产品进行出售以换取生活补贴,或作为来年的生产资料储备起来。第四,首先从少儿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和农村居民消费间关系来看,模型(2)中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居民消费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在模型(3)中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老人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在模型(2)与(3)中均表现为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对消费的偏效应为α3+α4Youthit+α5Oldit,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上升的贡献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被强化,而随着老人抚养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其中,少儿抚养比的强化作用更为明显。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对居民消费贡献的偏效应分别为α3+α4Agriit和α3+α5Agriit,表明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农村居民消费提升的贡献被强化,而老人抚养比上升对居民消费的贡献被弱化。第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系数远大于农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与居民消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说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城乡消费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城乡消费差距越大,表明全社会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份额越小,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占分配份额过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将直接制约我国居民整体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内需的扩大。
三、主要结论和启示
贵州省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省份。尽管如今与东、中部的省份相比还处于欠发达的水平,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综合实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人口与经济的结构与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1.贵州省人口增长状况分析(1)人口总量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人口总量由1978年的2686.4万人增长至2008年的3793万人,绝对增加人口达1106.6万人。而年均自然增长人数约44.05万人,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55‰。但就其本身变化走势可知,贵州省人口总量的增速呈现递减的趋势,由1978年的最高增幅人数56.57万人到2008年的年增幅人数仅为25.37万人,而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则有1978年的最高值21.24‰减少到了2008年的6.72‰。人口的增长表现出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而这又得益于全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2)人口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生育率和死亡率下降,贵州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以2000年至2004年短短四年时间老年人口系数(65+)就增长了1.58个百分点,年均递增0.39个百分点,并且以后的时间里贵州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将不断加强。人口性别结构是反映人口内部生态平衡的一项重要指标。贵州人口性别比偏高虽比全国来得晚,但速度快于全国,呈逐年递增之势。由1978年的103.27%开始,至2008年的108.19%,其中尤为突出的是2000年的最高值110.1%,该值严重偏离了平衡值。2.贵州省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巨大努力,全省经济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不断改善,但同样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1)经济总量的变化。贵州省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46.62亿元增长到了2008年的3333.4亿元,增幅达71.5倍,综合实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省经济呈现大好发展的趋势。这无疑为全省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和健立覆盖全省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在追求“量”的同时更要注意“质”的提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给人们带来长久的利益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使全省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缩小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差距,实现经济的真正飞跃。(2)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是一个动态的行为,指对某一地区的资源配置进行调整并使其效率到达最优,目的主要是形成经济增长的强大内在动力,获得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高效化。由表1可知,贵州省产业结构已经从“一二三”向“二三一”转变,实际上当前贵州已经到了以结构调整促经济进一步加快发展的阶段,即向“三二一”型产业结构调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调整,而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一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面调整。
实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人口经济学刚刚在国内兴起。由于处于初创时期,学界多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以对人口经济的理论研究为主,注重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结构体系等。吴忠观(1981)在对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与人口变动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王向明(1982)更是直接对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做出了解释,认为在中国应要高度重视两种生产之间协调性的调整。张国平(1984)从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角度,谈论了人口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张文贤(1985)从人口投资与物质投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并将人口投资区分为积极的人口投资和消极的人口投资。彭松建(1987)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理论和人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做出了总结。
2 90年代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90年代,人口经济学的视角逐渐聚焦于微观层面,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与80年代大为不同。李建军(1992)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的关系,论证了建国后不同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人口素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李涌平(1995)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口数量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认为消费人群会通过市场供应弹性影响需求,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消费品计划;并分析了供应弹性在人口与消费关系中的作用。宋楚珠,张友干(1996)利用对陕西农村的调查数据,结合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对被调查地区孩子的历史成本变化做了分析,并得出孩子的效益观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的结论。郭志仪,卢平(1997)运用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西北地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人口素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3 进入21世纪后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人口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涉及领域也得以扩展。姜向群(2001)根据我国1990年简略生命表的人口结构,估计出我国人口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并通过建立模拟量表的形式,观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经济价值,揭示了老年人的价值特征,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等一系列观点。陈楠,林宗坚(2006)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的方程组模型,并引入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探讨了人口数量、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张新平(2008)对传统的效用函数进行改进,建立了一个循环经济效用分析模型,通过分析环境资源状况和物质产品与人们获得的效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技术进步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循环经济带来压力等结论。李通屏,郭熙保(2011)从人口与内需关系的角度,对人口因素变化的内需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和国际银行2008年的数据对消费率的基本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扩大内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有较大影响。蒋伟(2015)利用1991-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能够对通货膨胀率作出解释;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通货膨胀会受到抑制。
四、结论
(一)主要成就。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献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人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学科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的变化特点。首先,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初创时期我国的人口经济研究多集中于对理论的探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对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人力投资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其次,研究方法更为多样。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人口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采取了实证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工具更为先进,研究更加具体。再次,研究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许多人口经济方面的研究是结合实际问题开展的,应用性更强。
(二)主要问题。虽然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忽视了理论研究。人口经济学是建立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而近些年研究过于注重实证和模型,忽视了对理论的探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支撑而显得苍白,这也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次,对人口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关注度不高。虽然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著作和成果,但从整体的研究情况看,大多数还局限于对现象和问题的探讨,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因此,未来我国对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和学科建设的系统论证,弥补发展过程中暴漏出的问题,使之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
参考文献
[1]吴忠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人口经济学[J].西北人口,1981,(3):41-47.
[2]王向明.两种生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两种生产的比例是最基本的比例、更高层次的比例[J].人口研究,1982,(2):27-28.
[3]张国平.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问题[J].学习与探索,1984,(4):101-104.
[4]张文贤.人口投资·物质投资·智力投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6-10.
[5]彭松建.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J].人口与经济,1987,(5):55-61.
[6]李建军.我国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2,(5):6-9.
[7]李涌平.论市场经济下人口规模对市场需求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1995,(5):35-39.
[8]宋楚珠,张友干.中国咸阳部分农村孩子成本与效益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6,(5):13-22.
[9]郭志仪,卢平.人口因素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济管理研究,1997,(2):32-34.
[10]姜向群.对老年期价值变化的人口经济学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7(4):1-8.
[11]陈楠,林宗坚.人口总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动力学研究[J].测绘科学,2006,31(4):14-16.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2.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
3.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本文试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首先,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上看,该学科主要由原来的人口经济学学科发展而来,而非从经济学内部分化而来。从事人口经济学的大多是当前活跃在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而随着很多大专院校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博士学位点的建立,一些环境学科和经济学科也都出现了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队伍。这些学者研究背景差异很大,而真正从事经济学主流方向研究的学者反而较少涉足这个新的学科领域。
第二,学科涉及的领域跨度过大,学者受学科背景局限对该学科比较难以驾驭。如前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横跨人口学、经济学、环境学、资源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因此从事该学科的者需要具备或基本具备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基础。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学者能同时经受这几个方面的专业培训,或有精力同时对几个学科进行潜心深造。因此,这是阻碍该学科发展的一个现实原因。
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几大学科之间的真正交流和沟通远远不够,尤其是经济学界对本学科的关注、实际参与比较缺乏。从国务院学位办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以后,由一些著名大学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过四次本学科的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
组织者邀请了全国范围内主要博士点和部分硕士点单位参与,对学科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就会议参加者而言,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资源环境学领域的学者,真正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见。除了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以外,该学科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就很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专家,很少能一起对有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更别论展开争论了。
三、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视角思考
1.关于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表述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或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应当是本学科的研究客体,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再说,这也不是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很难将这样的两维交叉的关系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因此,需要有一种经济学视角的表述,将人口与资环境关系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视野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该有一定的抽象过程。尤其是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
2.关于用经济学外部性原理来分析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矛盾与问题的思考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客体即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能否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分析呢?本文认为,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
四、基本结论及探讨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3.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中图分类号:X-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255-01
我国资源总量丰富,生态类型多样,然而生态环境基础总体比较差,同时由于人口规模众多而且增长幅度大,因此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并不高,且出现持续下降趋势。此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较大的威胁。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和问题就开始引起国家、政府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7年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在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并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这一学科的设立,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将人口、资源与环境要素共同纳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来重新构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设立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学科点几乎遍布全国各重点院校,学科队伍迅速壮大,这一切都说明了该学科这些年来的昌盛和繁荣。然而,由于学科建立时间短,学科跨度大等多种原因,到目前为止,许多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还都没有形成共识,尤其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支,目前本学科的发展缺乏经济学的范式,也未能得到主流经济学学界的重视和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存在,非常不利于该学科的进一步健康顺利发展。
本文在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进行了浅显的分析和探讨。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3)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还有其他一些表述,不一一详述。
总的看来,目前学科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表述,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而且严重缺乏经济学特色和范式。
(二)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一些学者建立的体系,绝大多数内容是属于环境经济学或者资源经济学的内容,增加了少量的人口学或人口经济学的内容;也有一些学者是在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之外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更有学者的体系干脆就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体系一致。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体系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缺乏一个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相对统一的学科体系,而是把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几门学科硬性捏合在一起,进行简单加总,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一个统一的学科割裂开来。
(三)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四)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庞大但质量不高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版了近10本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专门教材或以此冠名的著作。而相关的研究著作与论文无法计数,因为本学科涉及领域特别宽泛,很难分清楚哪些是真正属于本学科的研究成果。总之,围绕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多的。但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对问题和现象的描述多,理论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社会学、系统学角度研究的多,经济学角度研究的少。很多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对一些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上,或者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描述性分析上,难以体现出这样一个高度综合,横跨文、理的学科所应该具有的水平。
二、 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浅显分析和探讨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三)采用经济学的外部性基本理论,对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与矛盾加以分析,不仅是可行的,也是该学科今后逐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
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1]杨云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吕红平,王金营.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思考[J].人口研究,2001.
在论证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相关关系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注: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1期,第8-P16。)这样,在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便缺少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人多一定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吗?仅从人口密度上来讲,根据资料(注:《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国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韩国469人,英国239人,德国230人。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国家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妨碍是不科学的。
在讨论印度人口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可考虑:人口与消费、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分配、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本文主要从需求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妨碍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是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通过如下途径实现: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杜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按照这样的途径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二、对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选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数据,是因为1991年6月拉奥上台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印度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1991年7月了“经济改革计划”,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口与投资的实证分析。
按人口对经济增长妨碍的这条途径看,人口增长压力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集中在消费品生产方面而不是生产资料生产方而。同时人口增长会减少个人储蓄,特别是用于投资的储蓄更加困难。这就妨碍生产的改进和增加,限制经济增长。这样来看人口增长应该与储蓄和投资增长的受阻有一种强相关关系。现将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长与投资及储蓄联起来分析:
表1:(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1、表格中①、⑤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统计基数不统一,这里对①做了一下处理,(⑤1994年数据缺失,为了计算的方使估计为19.0)。
2、②③④数据见"Im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②1998年数据缺失),第513页,并进行了计算。
3、⑥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从表1的数据可直观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长率(Pr)、投资率(Ir)、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私人存款增长率(PDr)定其存款增长率(TDr)的年度变化轨迹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整体回落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大,这应该说是七十年代以来印度推行“国民节育”人口政策的结果,当然也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子女抚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不过至少可以判断人口增长率下降带有极强的外生性。而投资率(Ir)尤其是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经历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稳定回落,带有极强的内生性。而对经济发展后劲很重要的储蓄的变动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表1中数据可看到经济增长(GDPr)与投资(Ir、GFCr)的关系比校紧密,但人口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并不明显,储蓄(PDr、TDr)的变动甚至与投资的关系都不明显,人口增长、储蓄、投资都有各自独特的变动途径,这是一个与前面的推断很矛盾的结果。为更好地验证这个结果,以下先取表1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投资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分析(注:本文中的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是用SPS510。0软件做出来的。)。
附图
据此也可以得到结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很差;人口增长,储蓄存款和投资形成各有自己特殊的途径。
从另一角度来,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社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一条途径要发挥作用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印度经济发展是“投资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这一条件在“短缺经济”成立。但“短缺经济”只是“转型经济”国家特有的现象。且对印度来讲经济发展没有“投资瓶颈”的问题。这里有三个表现:(1),对外开放,外资大量涌入(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自己不搞封闭,如果存在良好的投资机会,不会没有投资资金的涌入,全球仅游动资金就有10几亿美元)。(2),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3),外汇储备增加。见表3:
表3。(单位:DI和PD为亿印度卢比,FR为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见"Int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其中的数据同"World lnvestrnent Report",UN,1999,有所不同,不过并不影响问题的析。
这样看来,印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到了现在不是缺少资金,而是常常缺少投资机会,告别“投资饥渴”,挑战“需求不足”。这可能是印度经济以后所需要接受的更大挑战。
三、印度1991-1998年人口、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学中有“乘数原理”,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通过如下渠道由“乘数效应”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1),新增人口增多—消费人口增多—消费需求增多~经济增长。(2),新增人口增多—对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住宅投资增多—经济增长。1998年印度个人平均消费支出为287美元,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很容易看出来。
在论述印度人口压力时往往从人口 和投资的关系出发强调对投资的妨碍性,其实只要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结论。看这样一条途径:人口增长—总体消费增加—刺激内需—乘数效应(同时对投资乘数效应)—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如果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便涉及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这是典型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积累与消费应该有一个最佳比例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仅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人能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从根本上讲无法判断出增加投资或是增加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各国具体经济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需要较高的投资率,有的需要刺激需求,而更多国家要在需求上下工夫。现把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
表4: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单位:%)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总投资(I) 2.65 -1.02
4.13 4.52 -0.34
1.80
1.84
总消费(C) 3.03
3.74
5.42 5,88
5.60
4.82
8.01
净出口(E) -1.01
0.02 -1.18 0.75 -0.54 -1.08 -1.29
GDP(GDPr) 5.4
5.0
8.1
7.4
7.4
5.0
5.8
资料来源:1,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2,GDP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通过观察表四中的总投资(I)、总消费(C)和净出口(B)对GDP增长(GDPr)的贡献可以看到,在印度总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而投资对GDP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净出口更是发挥了反作用。这和中国比较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就90年代以来,总投资在经济的增长中大体起到了50%的作用,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大体起到了10%左右的作用(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刚好印证了前面的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发挥作用的那条途径。
为更好地验证,对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和CDP增长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相关分析。
表5:抽出表4总投资,总消费的增量结果(注:这里做增量的分析是因为投资(Ir),消费(Cr)对GDP的贡献是从总量的角度来统计的,而GDP是增量结果,这里需要统一。实际也对表四的数据直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但是结果并不显著,这也就验证这里这样处理的合理性。)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Ir
-3.67
5.15
0.39
-4.82
2.14
0.04
Cr
0.71
1.68
0.46
-0.28
-0.78
3.19
GDPr
-0.4
3.1
-0.7
-2.4
0.8
表6:线性相关分析结果
附图
据此可得结论:无论单独做一元线性相关分析还是做二元线性回归分析,需求中的总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之间具有比投资更好的相关性(表6中的b和R[2]很明显);消费对经济有更强刺激作用。这样人口规模如果能够刺激消费,再由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则印度人口问题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实际上就需求理论而言,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总是第一位的,资本需求是不能脱离消费需求而独立存在,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影响,消费会引导投资,投资收入刺激消费,如此循环。正如伊斯特林指出“已建立的居民户的户主或成员从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中已经获得收益。获得收益的居民户将可能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和新的消费支出,也可能导致新的工商业投资。”(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84页。)单独而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只有在“转型期”国家才表现得特别突出。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和动力,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人口增长放慢,消费减少,如人们生活水平没有很快提高,就容易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不能创造出足够就业机会和产品市场,造成资本闲置和产品过剩,这就是凯恩斯和汉森所提出的“停滞理论”(注: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36-142页。)。从这一角度来讲,印度人口所带来巨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后劲很足。当然,这一理论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否定,如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罗宾逊指出,“有可能利用的劳动的增加,确实能使人的必需物品增加,但是能不能使有效需求增加呢?”(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4页。)。这些批评认为,人口带来的消费欲望不一定会形成消费需求,实际上有效需求问题是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解决好公平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在别的领域探讨的问题,而且,人口规模的巨大从需求的潜力来讲,谁都不会否认。
另外,从印度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积累(见下表),可以说正是第三产业巨大的从业人口数量才托起了印度经济的起飞。这一点中国有所不同,90年代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第二产业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70-80%的贡献率(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这一区别是有很大的意义的,第三产业看消费,第二产业看投资。第三产业是直接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说明了在印度的经济增长中,居民消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印度而言经济增长的重心是在于总需求中的消费。
表7:印度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第一产业
1.63 1.04 1.49
0.06
2.36 -0.25
1.83
第二产业
0.95 1.41 2.18
2.90
1.49
1.44
0.98
第三产业
2.11 3.11 3.40
3.94
3.25
3.39
2.66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的统计基数不统一,但是从相对指标来讲不影响分析问题
人口增长放慢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近邻日本。日本人口总量已经由停滞到下降,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并没有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带来推动,相反,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成为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印度人口规模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总需求也进一步扩大。随着私营经济发展,印度出现了一批大垄断财团,具有极强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印度众多中小企业家,拥有相当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大批暴发户,积累了数亿卢比财富,也具有很强购买力;长期以来印度对
机关公务人员及知识分子实行较高工资政策,使其成为具有一定购买力的庞大群体;60年代中期以来的“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和“蓝色革命”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庞大的农村富裕阶层。上述种种人形成的中产阶级队伍逐渐扩大,据估计其人数超过2亿(注:文富德:“世纪之交的印度经济发展及其前景”,四川大学南亚所,http//搜索所得。),这些阶层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印度经济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印度市场潜力极大,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强后劲,而这种市场潜力是由印度人口规模所提供的。
表8:印度消费品普及率
乘车普及率
传真机
移动电话
(辆/千人)(1996)(部/万人)(1995)(部/千人)(1998)
世界
90.4
93
55.3
印度
4.4
1
1.2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0)。
目前印度人口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还不高,因此市场潜力巨大。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来讲,这是极大的机会。西方跨国公司已注意到这点,尽管印度投资环境还不尽如人意,然而它们都开始纷纷进入印度,这些跨国公司以及印度本国的民族企业未来的发展,乃至印度经济的增长都要依靠这个巨大的市场。
最后说明一点,本文提出的对印度人口问题的乐观分析,做出的这些解释都只是在对已经存在的人口规模找到经济发展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第一版。
2、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一版。
3、戴维·罗默著,苏剑、罗涛译:《高级宏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一版。
4、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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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中新:《西方人口思想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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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01,P8-P16。
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繁荣被认为得益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城市发展面临二元经济结构难题,比如频繁出现的民工荒、社会保障缺乏与紧张的劳资关系等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带来劳动人口的变迁,李新平、徐睿(2010)认为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带来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必将引起人口红利再分配,这样就必须及时调整农村就业政策,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到底人口红利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具有怎样的变化和意义?罗丽艳(2012)运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互补原理,分析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两者不同比例情况下人口红利和就业压力,认为中国目前总体上处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资源约束对人口红利产生“挤出”效应,人口红利更多的表现为就业压力。这个问题也称“民工荒和就业难”悖论命题,这种现象在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表现得尤为明显。
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悖论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治理重点。有学者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这些问题,郭友群、潘琦(2011)认为劳动力大量流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后人口红利”期,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口红利问题是否有关,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需要用刘易斯拐点(也有学者称为“刘易斯转折点”)来分析,刘易斯拐点被认为是衡量人口红利阶段的重要指标,学者普遍认为如果一国或地区进入刘易斯拐点,那么未来这个地区的人口红利将不断减少,直至消失殆尽。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是否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刘俊杰、张露(2011)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第二种观点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这表明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严格定义和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统一认识。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以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广州作为实证对象,从不同视角来认识广州人口红利问题,使广州能够更好地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以及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各种准备,实现广州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新一轮的升级转型。
文献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目前中国学者分析人口红利问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一是中国现在是否已经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正如前面所论述的,不同学者的意见都能找到合理解释。人口红利所处的阶段固然重要,但是不管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人口红利从来就不会消失,这也是本研究一直坚持的观点,因为人力资本是无穷的。对于当前中国部分沿海城市所面临的“用工荒”,刘怀宇、马中(2011)认为是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作而出现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是金融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短缺引起家庭实施风险规避的结果。“用工荒”和“招工难”实际上是人力资源分配不均不能被合理配置的一个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是否进入到刘易斯拐点?袁霓(2012)认为当前中国并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但是中国面临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人口转变问题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强国措施得到解决。这样的观点比较能解释目前沿海城市的一些人口问题,但是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存在怎样的机理,这些机理与产业结构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则论述较少。
二是人口红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怎样?这方面的论述在相关文献中都有论述,比如唐代盛、邓力源(2012)认为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长期以来,对人口红利的研究集中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速度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认为开拓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综合性人口红利测度模型等,将是人口红利理论未来研究的重点。尹银、周俊山(2012)认为人口转变带来较轻人口负担,中国现在的政策体制下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张新起、景文宏、周潮(2012)通过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人口结构提升会明显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结构比例下降会抑制经济增长。都阳(2010)也认为在合宜的经济制度下,人口因素可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以上文献表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繁荣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鲜有学者分析人口红利的传导机制,要么从一个角度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进入到哪个阶段,要么直接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则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切入,并认为人口红利先是通过刘易斯拐点得到显示,然后通过刘易斯拐点传导,使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升级,进而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直接影响经济绩效。因此本文并不重复前面学者的研究路径,而是建立一个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人口红利与经济绩效内部传导路径,通过建立“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绩效”的研究框架,重新考察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
2012年11月21日,在全国11个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参加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中,国务院副总理不完全赞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并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还有9亿人,但承认劳动力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他认为“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为此,必须研究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之间的关系,比如廖海亚(2012)从“人口红利”的最初含义入手,厘清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内涵的误读。对“第二人口红利”概念提出了质疑,分析兑现“人口红利”成果的现实困境。
为此,本文构建一个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纵轴代表工资率w,横轴代表劳动力数量l,曲线s代表劳动力供给曲线,e代表刘易斯拐点,w*和l*代表刘易斯拐点前的工资率和劳动力供给。图1说明在刘易斯拐点前人口红利是无穷的,也就是说,在保留工资率水平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是无穷的;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刘易斯拐点后,工资率水平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也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过程,也应对了当前副总理分析的观点,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与实际情况相符。尽管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不断激增,广州这几年的劳动工资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那是否意味着现在广州还在享受着人口红利的好处呢?其实,广州目前可能并没有发生刘易斯拐点阶段,还在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这种好处并没有体现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升上,因此出现劳动者因为工资低的“就业难”和企业提供不了高工资的“用工荒”两难问题。
在现有的研究中,部分学者的研究验证了上面的逻辑机理,蔡 (2010)认为当前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以及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从理论上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为了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经济绩效,尽早将中国建成小康社会,缩小“未富先老”缺口,关键和唯一途径是利用目前的人口红利优势,同时利用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做好产业结构的改革与升级。必须进一步厘清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机理,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必须依靠转变产业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繁荣的源泉和力量。
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
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分析人口红利的经济绩效问题,比如钟水映、李魁(2010)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但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王朝明、马文武(2011)认为“民工荒”从表面来看是由于局部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导致的供不应求的短暂现象,但“民工荒”产生和持续出现的缘由,更多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诸如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等的演变和调整相关。这正是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必然反映,应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整,积极发掘现有“人口红利”,横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纵向实现产业的垂直升级,改革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真正实现农村劳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广州2000-2010年产业从业人员的数据可以找到部分原因,如图2所示,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多年间,广州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上升,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13.62%,2010年为 6.99%;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41.47%,2010年为39.2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2000年为44.91%,2010年为53.72%。人口红利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人口红利向刘易斯拐点的演进,并带动第二和第三产业工资率的提升,从而带动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老龄化问题。腾菲(2011)认为在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于1999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不仅如此,中国在“婴儿潮”时代(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老龄阶段,届时将出现中国第一个重度老龄化高潮。高建昆(2012)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有利契机,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如图3所示,广州人口自然变动情况有一些有规律的变化,1978年的总人口出生率为15.46%,死亡率为5.32%,自然增长率为10.14%;2010年的总人口出生率为12.47%,死亡率为5.69%,自然增长率为6.78%,符合前面学者的论述。在这样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经济发展将对老龄人口带来一定的社会福利。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对劳动力供给影响最为深刻,意味着中国将无法继续利用充足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就业结构、分配领域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冲击着产业结构。因此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优化。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能通过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红利,近几年,“民工荒”使得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巨额人口红利,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本文提出有利于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措施,并认为短期内在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应充分利用人口红利。
一个综合的增长框架
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的长期绩效与稳定增长。蔡(2011)把增长理论与二元经济理论相结合,回答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通过图4回答前面分析的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和人口自然变化情况。图4显示,改革开放初,广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907元,到了2010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7458元,30多年间翻了很多番。正是人口红利充分利用以及利用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工资率变化,引导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人口红利期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崛起”的机会窗口,广州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初就已经开始出现,进入21世纪,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红利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初,广州能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大调整,但是广州地区生产总值依然能够持续增加,说明人口红利及刘易斯拐点的引导对广州经济增长依然有效。但是当前经济结构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从刘易斯拐点重新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促进广州经济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综合的促进经济绩效的过程,必须综合研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内部机理,实现人口红利从量向质的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反而意味着人口红利质的改变,只有充分利用这个过程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转型升级;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通过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和人口自然变化率的变化过程得到体现,正是刘易斯拐点的作用促进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加速经济的转型,影响人口的自然变化率;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综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通过1978-2010年的数据得到体现。
经济绩效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追求目标,通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得到量化和体现。这些指标数据的来源只能从产业发展的指标中获得,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充分分析这些问题,才能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更好地促进经济绩效。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广州又是广东的省会和核心城市,广州的人口红利问题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必须得到充分研究,才能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更多经验,实现改革开放的又一次大转变和社会福利的升级,更好地惠及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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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 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 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 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 1983;冯立天 1982;李竞能等 1982;梁文达 1980;曹明国 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 1982;王向明 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 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 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 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禁区”,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 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 1981;曲海波 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因此,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必须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村人口增长和经济运行的特点、机理和方式。人口增长是以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构成了中国解放以后30几年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约束条件,并受制于这一“资源”的情况进行的。①根据1949~1979年的农村人口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资料,张志刚(1988)详细地分析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道路、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结构、人口增长与农业技术结构和人口增长与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四个方面,结果发现:①中国在资金匮乏和劳动力充裕两种不同资源状况压力下,选择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粮食产量增长中的70%归结于劳动的增长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②造成现有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畸形的症结是在人口过快增加的压力下通过一系列政策因素而作用形成的;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症结是农产品商品化低,从而制约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同时,农业经济运行对人口增长的反馈也是该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在现阶段条件下,中国农业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来向工业化“贡献”,结果客观地导致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总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翟振武 1991)。如果仔细分析现有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就业政策、户籍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大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着农村人口增长。例如,人们通常感到,从宏观上看,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无疑减少,农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这种人口压力显然对人口增长是一种负效应;然而,从家庭层次上看,已经形成的农业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刺激人口增长的正效应通过全部自然就业的杠杆传递到家庭,因此也就只剩下鼓励生育的正效应了。 为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强度,张世晴(1992)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 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压向零,使经济增长水平降低强度。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
与改革初期的研究内容相比,注重区域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李竞能(1993)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人口密度、按社会劳动者平均的生产性积累、工业总产值等人口、经济指标对14个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了分析②,研究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同国民收入总量、劳动生产率是正向变动的,而同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是反向变动的,这种变动关系在序数的最高和最低两头最明显,如序数排最前面的上海、天津以及序数排在最后面的四川和贵州;一般来讲,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影响,但相对而言,国民收入变动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主动,作用也更大;从长期来讲,人口因素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动态影响不如人口增长率变动的作用明显。这些研究结果无疑在提醒政府,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也开始思考导致人口转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就有关学术界在探讨人口下降原因时,人们总是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所起作用的现象,顾宝昌(1987)利用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如何影响各个省区生育水平的。他认为,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单纯计划生育的效果,低估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因为像人均工业生产率、产业多样化程度、企业平均生产率等指标构成的结构发展指数对生育水平同样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文是国内最早利用规范性的定量方法来界定经济因素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作用的研究之一,因此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明显的贡献。 彭希哲通过对1957、1965和1978年3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引入程度。在人口转变之前,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因为这一时期的生育转变是自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生育变化的决定因素;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行政性的作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导致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像转变前那么强烈,不过也不应该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客观地讲,彭希哲的论著在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经济因素分析上是国内至今最系统、最全面的。
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
在深化改革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当时,学术界所指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劳动力资源,即由全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所组成的①。理论界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还取决于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存在的重要矛盾:一方面,劳动数量多,安排就业存在着极大困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熟练劳动者和科学技术人员。
在论述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已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王浣尘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变动与经济剩余的模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均经济剩余之间关系为正值时,人力资源数量的供给才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他计算的人力资源增长率的最优点是-0.6%,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这一水平。与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探讨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关系时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供需平衡(蒋正华等 1993),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力资源数量高或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人口自身再生产与经济发展是两个具有拓扑结构和联系的开放系统,人口自身再生产系统同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态势场一起形成了国民经济空间的复合态势场。在特定的国民经济时空间,人力资源可供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经济空间人口总量和抚养系数。抚养系数越低,人力资源可供量越多,反之亦然。在特定时空间,过剩的人力资源要么缘于人口过多,要么是社会经济发展不足,要么是与劳动力与产业配置结构不佳密切相关。区域个案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越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就会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增长,形成人口对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劳动力资源就不可能与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达到有效的配置(王秀银 1993)。
如何解决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学术界提出通过改变劳动力结构,改善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以便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也是人力资源开发应该包涵的主要内容(张文贤 1987)。
(三)人口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在谈到中国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学者认为,中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如198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仅为6.03,另外职业培训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荣志刚,郝福庆 1991)。
许金声(1991)通过研究15个国家人口密度和人均GNP 之间关系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中国,而且人均GNP水平同样高于中国,即使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32倍,人均GNP也超过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数量多并非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通过利用PQLI①指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NP却远低于世界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国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同时也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并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人力的智力素质。许金声通过对比研究推断,世界上其他国家PQLI保持在中国的水平,其人均GNP 应达到1345美元。此外,该文也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地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喻以加强非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不过,这一时期在生活质量方面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应该是冯立天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该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指标体系完善和数据资料翔实,其中以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9项指标构建了中国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省际间和国家间的实证比较分析。从学术价值上讲,这是国内在定量测定人口素质方面比较具有权威的成果之一。
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注重人口投资的实证分析。劳动力培养费用大小不仅与人力资源数量相关,也与增加人力资源存量紧密相连。个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用于培养劳动力的费用在逐步增加,其中尤其教育费用随年龄提高而增加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家庭用于文化教育的费用仍然很低,仅占家庭全部生活消费的9%,这与发达国家的20%水平相差甚远,这无疑在暗示我们,要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我们的文化教育投入必须超前(刘铮,段成荣 1989)。未成年人口投资个案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投资的主体是家庭,分别占到80%和86%,而社会投资所在的比重比较小(冯立天等 1987);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未成年子女的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用于子女的投资份额就相对比较大。
(四)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承载力不仅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资源环境条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融入了资源环境的因素。从总体上讲,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较早地定性地考察了中国人口、经济与资源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指出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涉及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产服务体系。“P-E-R”(即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的建立,对定量性地分析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P、E、R三个量值的对比关系,区域匹配模式可以主要分为四大类:A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富裕;B类,经济承载力相对富裕,而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C类,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而资源承载力相对富裕;D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不足。其中上述A大类和D大可分若干亚类(朱宝树1991,1993)。
中国省区实证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北、新疆省区为A类;B类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辽宁、广东、福建三省,这些地区的特点表现为实际人口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但经济容量相对而言却颇为富裕;江西、安徽、湖南和宁夏省区为B类,它们的特点是实际人口相对于当地资源容量而言尚未超载,但相对于经济容量而言却已超载;D类的省区最多,有贵州、广西、西藏、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南、河北等余下的13个省区,这些地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
1987至1993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时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强调研究的实证性。相对改革初期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以实证研究为主,即从现实问题出发和以理论框架为先导,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料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性和可信性,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农村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研究、区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人口投资与人力资源素质研究、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等都是实证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正走向成熟和规范。
二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方面由于海外学子的回国以及国内众多中青年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沟通的加强,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如统计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应用,都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美中不足的是,相对于前一个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缺少不同观点的论争,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另一个局限是缺少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三、市场经济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94~1999年)
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就明确地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上述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样带动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探索。我们这里之所以将起始时间锁定在1994年,主要考虑虽然学术界在这之前已开始注重有关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如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宏观运行模式研究、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但是大量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在1994年以后公开发表的。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如前面所述,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改革以后各个时期最为关注一个研究方面,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张世晴的博士论文《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与前面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该项研究更加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2~1989年间中国人口—经济增长①的动态过程,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人口增长在人口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范围和强度;二是人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生成机制和根源;三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过程、理想状态以及人口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在将定性和定量方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人口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边际人口对边际差额人均收入的减损强度很大,差额人均收入减损系数βⅡ②达0.58,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差额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有着很强的阻滞作用,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根源是“人口膨胀资源约束”的非均衡状态,认为人口增长、资源约束、经济体制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生成机制。三是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农业部门人口和非农业部门人口)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农业部门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学术贡献上看,上述研究为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毛志锋(1995)以研究适度人口为基本思路,从中国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诸方面研究了人口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平衡关系。与前面有关适度人口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从国民经济空间大系统的拓扑结构和联系入手,根据物质生产、生活消费和人口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演变机理、规律和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的结构模型,这是国内较早地论述适度人口的定量模型。通过对人口增长、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历史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不能同步增长缘于人口增长的强度大小。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即使国民收入增长较快,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也会受到直接影响。此外,该研究还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不同方案的预测和比较。但上述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没有将各种制约适度人口的因素综合地放在定量模型中,而是分别地考察经济、资源环境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经济发展了,人口增长就自然减慢了?为了客观地回答上述问题,李竞能(1999)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了四种人口经济类型:A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而人口增长较慢的类型;B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类型;C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但人口增长也较慢的类型;D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而人口增长仍较快的类型①。根据1992年的相关资料,属于A类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和吉林9个省区;进入B类的有广东、福建、新疆和海南4个省区;河北、内蒙古、湖南和四川属于C类;D类则有湖北、山西、青海、西藏、宁夏、江西、陕西、云南、甘肃、河南、安徽、广西和贵州13个省区。这些研究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的热门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既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所要做的是不失时机地转变原有的计划生育控制机制,建立起由行政调节机制、经济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为主体的新的工作思路。
(二)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从改革初期到市场经济体制,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便一直是人口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不过,早期的研究要么侧重于人口质量的一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缺乏全面地认识人口质量构成的各个要素。朱国宏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在系统地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全面的分析。该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人口质量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口质量投资的结果,由于这种投资是一种聚集性投资,因而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2)无论从家庭消费、家庭人口投资还是劳动力培养费用考察,中国家庭人口质量具有投资水平低、提高较慢等特征,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资相对增长较快,而健康投资则相对增长较慢,甚至停滞;(三)虽然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质量投资增长较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率较低的状况,其中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份额仅为5.16%,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四)中国人口质量存量不够并不仅仅是投资不足所造成的,它还同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经济体制落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改革不合理体制是提高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作用的关键。客观地说,上述研究成果对开拓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有别于其他国家。周天勇(1994)发现,中国受教育者的资本价值量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如中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所含的资本价值量分别为1920元、3447元、9678元和34426元,但由于现行体制结构的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经济收益率却远没有所含的资本价值量的差别那么大,这是造成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主要症结。在解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原因上,李建民(1999)认为,制度性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教育投资水平低的关键因素,其中这种制度供给短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和政策缺乏对教育投资的刺激;二是存在着对教育投资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此外,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包括健康存量、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水平)无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微观的家庭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陆杰华 1999)。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只重视物资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现状。
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较,这一时期在对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主要成果体现在由冯立天和戴星翼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他们包括:一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把它分为经济生活质量(人均家庭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教育生活质量(识字率、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6~24岁人口在校率)、健康生活质量(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和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居住水平),这一人口生活质量指数既可以较为全面地测定中国小康水平,同时它将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利用上述综合指数,对中国各省2000年实现小康生活质量的可行性进行了前景分析,认为只要注重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实现预定的小康生活质量目标是可能的。 (三)人口变动与市场需求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人口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变化对市场经济也有着重大的反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人口学界开始注重对人口变化和市场需求机理的研究。
从1994年开始,众多有关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论著相继问世(吴忠等 1994;田雪原 1994;李竞能 1995;林富德,陆杰华 1995;陆杰华,于学军 1995;吴忠 1995;张纯元 1996;李涌平 1995;楚军红 1997;涂平 1999),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1996年出版的分别由张纯元、曾毅主编《市场人口学》和郝虹生、刘金塘、高凌编著《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学术界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人口总量的变化对人们生活必需品市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人口收入和支付能力、购买力的变化是界定潜在目标市场的重要依据;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标志及其变化要求商家必须根据上述特征以及变化作出及时的市场策略,以求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人口的产业、职业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影响着房地产、交通工具市场的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诸多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化;人口的社会构成、科技构成和文化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制约着科技、教育、社会服务等设施市场的供求,而且也影响着日用消费品的档次高低;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城乡构成变化,不但直接制约着商业、服务业网点的设置,而且影响着生产、生活所需各种商品供应数量及其构成;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大小,对交通、旅游、服务和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有重大影响等。 随着人口老化进程的加速,学术界又把关注的热点放到老年市场以及老年产业并提出,在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老年化加速的时期,商家需要及时识别老年市场的巨大潜力,重视老年人特殊消费群体的市场需求,发展适合老年人口特征的老年产业,引导老年消费,完善老年市场。 不过,学术界迄今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在测量人口变动对市场需求的作用缺少科学的量化方法,这至少不能为商家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提高可靠的依据;二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数据资料和人口分析方法来分析人口变化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工商人口学不能普遍被工商界人士所认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与深化改革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利用学术界的多学科优势从不同视角上分析中国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的有限资源可以支撑多少亿人?蒋正华(1995)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觉发现,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食物供给,即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即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资源的需求过度,引起生态恶化,并有可能占用有限资金,从而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人口控制在最大容量内。同时,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①。 不过,一些学者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则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是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决不是一国发展的唯一因素(蔡方 1996)。事实上,上述观点隐含着,中国在探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的作用,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更新。
田雪原(1995)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质量与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清楚把握上述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此外,这一时期也十分关注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人口与粮食问题的研究,对中国人口与粮食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人口与粮食未来走势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除了对上述四个问题关注以外,学术界在这一时期还对亚人口群体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于学军(1995)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1998)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1991、1996)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本书其他篇章有可能覆盖,在此就不多叙述。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如对适度人口的研究将人口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特别突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并对此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此外,学者对工商人口学的探讨也充分反映了多学科研究的突出特点。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宏观性研究,还是微观性研究,这一特点一直贯彻于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
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面展望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口学的恢复、繁荣与发展都是与对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密不可分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年中,学术界在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性或者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可以从前面的文献回顾和评述中充分反映出来。不过,面对中国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对中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概括地讲,我们需要对下列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的分析:
第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其中衡量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究竟如何,尤其是学术界需要从宏观上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量化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另外,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各行业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也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虽然学术界在过去10年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全部内涵而言远远不够。例如,从微观上,我们对健康投资收益研究、人口流迁的经济收益研究以及技能水平与个人收益水平关系等方面还缺乏合理及可信服的实证研究结果。从宏观上,我们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从动态上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第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将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口与经济关系是可持续发展全部内容的基础和核心,更主要是因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将是人类社会关注的重点。由于各地区人口、经济、自然等方面条件的差异,我们对于人口、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突出区域性的特征,即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来确定区域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借以指导实践。 第四,人口发展与市场变化关系研究。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还需要对人口亚群体和其市场需求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利用人口数据和方法进行市场变化分析上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实用人口学能否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当然,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中国未来人口经济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叙述。此外,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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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
1.引言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热点,也是政策制定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早先的T.Maltus、P.Ehilich、D.Meadows等人认为人口增长人均资源和人均资本数量下降,因而限制经济的发展;此后的J.Simon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各方观点都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各自的观点,持中性观点的中间派也越来越多。然而这些相对较早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数量增长,David和Bloom等人重新审视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个关键变量对经济的影响,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他们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有了巨大突破,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中国在近三十几年来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也为世人所关注,其中中国学者在研究人口红利与本国经济增长方面也做出了诸多成果。
2.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撰写的《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报告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从此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使用和认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一个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的时点是不一致的,从而会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形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明显不同的人口特征:从高少儿抚养比到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再到高老年抚养比,(Williamson,1997)。其中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的阶段,少儿和老年抚养比较低,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社会负担轻和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特点,储蓄和投资也在此期间迅速增长,因此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于学军、蔡、都阳对人口红利的概念的界定都是如此。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将这种优势转化的超出稳态的额外经济增长结果。
以上所述的人口红利概念是一些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对于概念的认识,同时又不少学者提出了他们担忧。
穆光宗明确的表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他认为低人口负担创造出的机会窗口通过创富效应、投资效应和积累效应三个方面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较轻的人口负担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创造而不是分配,因此人口红利的焦点应该放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人口红利的实质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类似地,刘元春也指出将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等同是在认识上的一大误区,他认为“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结合国情考虑,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人为地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从而引致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严重的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状况才是考察人口红利的获取情况的关键因素。叶文振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人口红利除了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和充分就业,还取决于技术和国家的资源禀赋。
此外,人口红利的内涵还有进一步的拓展。Mason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归结为“第一人口红利”,在此基础上,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和“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它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进而带动储蓄、投资、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3.人口红利的测量
关于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现有文献大多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比较典型的是陈友华2005年论文中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标准人口,以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为判断标准,分别以65岁和60岁为起始老年年龄,制定了两套判别标准方案。其中以65岁为老年起始年龄的方案中,按顺序三者是否低于53%、30%、20%为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限值。另一个方案中,这三个限值分别为67%、33%、35%。在此基础上,他比较了中日法三国的人口情况,并表示中国在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开始消退,最终在2040年进入人口负债期。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
马通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他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09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步入增速急剧衰减阶段,约在2026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10.3亿,此时才停止增长。在此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减少,原因仅仅在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在急剧放缓,。蔡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4.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最开始研究人口红利,人们最关注就是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有诸多研究。
在研究课称为是“中国奇迹”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时,蔡分解分析了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发现,这一时间段内的年均GDP增长率达9.5%,其中劳动力数量增长和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分别为24%和21%,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王丰等的实证研究显示,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15%可以由第一人口红利解释,2000―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但步伐有所放慢,据他们测算,人口红利将在2014―2050年开始下降。王德文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即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0115。车士义、陈卫、郭琳等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索罗模型中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最后得到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约3%,而包含了人力资本因素的第二人口红利却贡献大约20%。陈友华明确地阐述了人口红利对GDP贡献的模型,经过他的测算,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创造了10%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占到当年GDP的13.36%。
汪小勤,汪红梅认为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说明了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高劳动参与率;(2)高储蓄率;(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样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王金营等人分别考察了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和经济总产出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储蓄方面,在过去的30年里即使居民收入不变,由于劳动负担降低了31%,也使得居民存款余额增长17.12%;并且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比每上升1%,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经济增长方面,经他的测算,在过去的30里由于劳动负担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
另一方面,与以上支持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显著的研究相对应地,有一些学者质疑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支持这些质疑派学者的较为普遍接受的证据是日本总抚养比与其“经济高速增长期”在时间上的错位。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的抚养比仅仅是略低于60年代,但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以上;而90年代的抚养比与60年代相当,但当时的日本经济却几乎陷于停滞。有学者表明,与其说人口转变推动了经济增长,不如说经济增长引起了人口转变。除此之外,在谈及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时,也有质疑的观点。
贺菊煌的研究通过运用含抚养关系的世代交叠模型进行测算,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这对储蓄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会导致资产收益率在人口转变的中后期下降,工资增长率在人口转变中后期暂时上升。她认为人口红利的最终体现在于,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引起了人均消费的永久性提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增长其主要推力在于制度变革,人口转变的时期只是恰好与制度改革契合而已。他指出,我国并没有收获人口红利,原因在于:(1)失业率高,劳动力就业不充分;(2)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的结合;(3)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黄润龙认为人口红利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消费与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有关,投资更多地与人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产业结构等有关,而进出口创造的经济红利取决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开发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相比之下,它们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性并没有上述因素大,人口红利过于简单地描述了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区域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钟水映和李魁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果。他们的几篇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效应,中西部外溢效应不显著,其中东中区际之间溢出效应明显。此外,东部地区抚养比要快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不少省份都处于强质性人口红利阶段。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显著降低了东中地区的居民消费率,这个效应对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5.简评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众多,本文在这里对一些较为有影响力的文章做了一些梳理。但从各方观点的差异性和分歧性可以看出,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空间。在人口红利的概念方面,本文认为与其细化,不如做适当拓展。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相关,并且实现人口红利并不是单纯依靠人口年龄结构构成本身自发完成,纳入考量的条件来明确确保实现人口红利的概念。关于人口红利的计算也需要更加规范,简单地以社会抚养比作为考查对象并不确切,同时,理论抚养比与实际抚养比也存在差异。正确地把握这一点才不会得出致人误导的政策建议。最后,对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实现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结合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理论、考虑产业和区域因素等,多学科交叉才能更加清晰的考察内在的逻辑,否则很可能最后只是管中窥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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