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社会论文篇（1）

清代中叶是否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这在学术界争议非常之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由于在对人口压力的分析上不够科学和全面，因而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所谓人口压力，简单的说就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状况。由于不同的时代资源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分析不同时代的人口压力，涉及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分析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至少应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人均耕地、人均产值等一系列指标。而在对清中叶人口压力强度作判断时，既要有纵向的比较，即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比较；更要有横向的比较，即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比较，尤其是与工业化前后的西欧的比较。

1.清中叶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

清代是中国人口飞跃上升的时期。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历了先秦、汉唐和宋明三个梯级。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又使中国人口发展跃上了第四个梯级——清至民国梯级。其中，清代中叶的人口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人口总量上，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关口，到1851年达到4.3亿，在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了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量，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次在增长速度上，年均增长率达到1.0％。其中，1741—1751年和1771—1781年两个时段，分别高达2.40％和2.68％。虽然中国历史上个别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远较清中叶高，但没有一个朝代能在一百年间维持1.0％的年均增长率。同时期的欧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64％。而处于工业化时期（1700—1850）的英国，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0.8％。总之，清代中叶的人口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比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还要高。人口绝对数量的剧增，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反映在人口增长率上，就是人口增长率的递减。由表1中可以看出，1801年后人口增长率逐渐递减，1741—1791年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51％，而1791—1851年降为0.58％，其中，1831—1851年间仅为0.44％。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率还要更低（注：参见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根据这一动向，可以推断出清代在18世纪末已存在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过去有的学者常以清中叶后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否认当时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其实，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是当时人口过剩产生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早在18世纪，马尔萨斯就曾指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

2.清中叶的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面积

人口密度反映人口同土地的关系，是分析和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压力的重要指标。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密度就比较高，而到了清中叶，人口密度就更高了。据赵文林、谢淑君的研究，清中叶中国的人口密度1787年为31.29人／平方公里、1812年为38.25人／平方公里、1830年为39.64人／平方公里、1850年为45.45人／平方公里（详见表2）。而据国外学者的研究，14世纪上半叶是西欧封建时代各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时期，当时法国的人口密度为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2人／平方公里（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分别为120人／平方公里和263人／平方公里，则是西欧一些国家工业化之后方才达到的水平，有的国家甚至迄今尚未达到这一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达地区在清中叶的人口压力之重。

但人口密度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对比关系，要准确地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尚需对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前工业化时代，耕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清中叶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人均耕地数量的急剧下降。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清中叶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776年为3.30市亩，1800年为3.19市亩，1848年为2.70市亩（注：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3—154页。）。吴慧则认为清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2市亩左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而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统计计算，1753年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为4亩，以后历年递减，1766年为3.75亩，1784年为2.66亩，1812年为2.36亩，1822年为2.03亩，1851年仅为1.75亩（见表3）。根据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这表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负载力，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已处于“饥寒界限”以下。3.清中叶的人均产值与人口结构

人均产值，尤其是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是评价清中叶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的锐减，清代中叶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与以往相比，也有所减少。据吴慧研究，清代中叶人均占有原粮为638市斤，人均占有成品粮为350市斤，数量都只及明代的1／2（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乾隆年间，粮食短缺已成为全国性问题。各省常平仓贮谷量日渐减少，乾隆中期各省常平仓缺额即已达326万石（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迨至道光年间每年差缺都在1000多万石，“几及储额之半”（注：《清宣宗成皇帝圣训》卷121《仓储》。）。连产米之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亦出现了粮食不敷的现象。乾隆命朝廷内外就粮食短缺问题进行讨论，各封疆大吏一致的看法是“百病以人多为首”。

至于人口结构，我们这里主要是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何炳棣曾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某些府县史志中有关人口结构方面的材料综合制表（参见表4），基本反映了清中叶的人口结构。从性别比率方面看，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性别比率都高于105，有的甚至高过150，显示出清中叶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从年龄结构看，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都超过30％，有的高达42.4％。未成年人口比例过高，就意味着家庭和社会经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清中叶的人口结构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旗人问题。作为统治阶层的旗人因生齿日繁引起的“生计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矛盾日趋尖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达饱和状态；18世纪末叶，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渐为消极作用所取代；到19世纪上半叶，人口压力几乎达致极限，由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资源短缺的危机逐渐变得尖锐和突出。

二、人口压力导致的经济社会病变

清代中叶的巨大人口压力，不仅激化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而且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使清中叶的经济与社会呈现出种种病变。

首先，人口的高度增长直接导致生活资源的极大消耗，致使物资短缺、物价腾涨。

由于粮食的短缺，粮价和田价扶摇直上。据乾嘉时期的钱泳记载，苏、松、常、镇四府，“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米价》。）与钱泳同时代的洪亮吉也说：“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价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者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又须一二百矣。”（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可见米之常价，乾嘉间已升至四五倍矣。关于田价上涨的情况，钱泳亦有记载，他说：“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三十年左右），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田价》。）从康熙年间的每亩四五两，到嘉庆二十年的每亩五十余两，一百五十余年间田价增长十倍。而其中从乾隆三十年到嘉庆二十年的五十年间，田价就增长了六七倍。

第二，在人口膨胀和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各地疯狂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各种自然灾害连年发生。

从18世纪初发现人口问题后，清代历朝统治者均把鼓励垦荒、发展生产作为应对之策。这虽然在短时期内缓解了人口的压力，但也带来严重后果。在内地山区地带（主要是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及闽浙赣交边山区），由于流民的大量涌入，已是“老林无多”，“山渐为童”（注：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6。），森林资源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漫，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溉无由，山有石而无泥。”（注：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道咸同光奏议》卷29。）严重的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首先是使垦殖的山地“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甚或“有石无泥”，“山形骨立”，无法耕种；其次是流失的沙石祸及近山平地，致使良田变为硗确沙瘠；再次，泥沙淤积江河湖泊，破坏水利设施；另外，森林资源的急剧萎缩，自然植被的破坏，还削弱了对气候的调节功能，导致“雨旸不时”，使水旱灾害增多。在平原湖河地区，盲目围垦河湖陂塘海涂的活动也非常严重。江河洲滩大多被垦种，河道被严重挤窄，陂塘堙废围垦的更是不计其数，水面积迅速萎缩，以致遇洪涝无地蓄泄，有旱年无水灌溉，水旱灾害明显增多。在北方地区，过度的垦殖，特别是在农牧交错地带盲目地毁草开荒，以农侵牧，引起大面积的土地沙漠化，使得本就干旱少雨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总之，在生存压力下的盲目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得当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据陈高佣先生统计，1794—1853年的60年间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88次，平均每年高达8次之多（注：参见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历代天灾人祸统计表”，上海书店1986年版。）。

第三，人口的高度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导致流民数量急剧加增，整个社会日趋动荡。

乾隆中叶以后，生齿日繁，人多地少、无田可耕的矛盾日趋尖锐。在内地平原地区，人口密度高度集中，但“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注：《清高宗圣训》卷80《爱民》。），土地开发已达饱和点，现有土地已不足养活当地人口。官僚、地主、商人受粮价、田价腾涨的刺激，乘机疯狂兼并土地。早在乾隆年前期，“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七，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注：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清经世文编》卷39。）。嘉道时期，土地集中的情况愈益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嘉庆时，大学士和珅占地达80万亩，就连他的两个家丁，也占有土地6万亩。广东巡抚百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兼并土地50余万亩。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拥有土地高达256万余亩，占地之广超过和珅三倍。至于千亩万亩的地主，更是比比皆是。土地的高度集中，更进一步加剧了当时人多田少的矛盾。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成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而绝大部分沦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无业游民。为了谋求生路，他们纷纷向外迁徙。一部分流入城市以乞讨为生或进入工场作工，一部分流往海外侨居谋生，而大部分涌向深山老林或海岛边疆垦荒。内地省际边区，如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闽浙赣交边山区，以及边疆的云贵、台湾、海南、蒙古、东北等地区，无不有流民垦殖的足迹。除了流向上述地区外，各地的帮会组织也吸收了大量的流民。各种帮会组织在乾、嘉以后迅猛发展，以致当时的中国社会“伏莽遍地”。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五六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且往往是此伏彼起，连续不断（参见表5）。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些农民起义大多爆发在流民集中的边远山区，帮会组织则充当着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1-0009-07

人类总是处在动态发展的状态之中， 这种动态发展着的社会过程， 则是社会变迁的历程。“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1]（P.2）。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调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大环境中各种文化现象裂变、分离、聚合、再生， 社会关系发生重组、社会群体发生演变、社会生活发生转向、社会制度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等，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文化不断适应的过程。一、文化适应理论回顾在全球化现代化形势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国家的各文化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临文化适应的问题。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 其文化适应和认同问题尤为凸显。文化适应研究成为当今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文化适应理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集中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研究， 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心理学家则更加注重个体层次， 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 以认同、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改变的研究为主。不同学者虽然研究取向及进入路径有异，但在理论的包容面及解释力上仍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早于1880年首次出现在英文文献中，美国民族事务局的鲍威尔（Powell）将“acculturation”界定为“来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2]（P.24-31）。随着文化适应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经典定义是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36年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这一研究报告中给出的界定：“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 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 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3]（P.11）。该定义首次系统地明确了文化适应的内涵及外延，为随后的文化适应研究奠定了基础。西格尔（ Siegel ）和沃格特（Voget）于1954年又提出了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 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结而发生的文化变迁”[4]（P.3-37）。文化适应理论提出后，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不断从各个方面得以深化。文化适应最初是作为一个群体层面的现象得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后来， 它越来越多地被心理学者当作一个个体层面的变量来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 西方研究者已提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适应理论和模型，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Oberg的文化冲击模型； Lysgaard 提出的 U 型曲线假说；Adler 提出的文化适应五阶段模型；Gordon 的文化同化模型；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Danckwortt的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 Berry的跨文化适应模型等。与前面几种相比，后三种理论对文化适应的类型、过程和影响因素做出了更加全面和细致的分析， 影响也更为深远，它们基本上涵盖了国际上有关文化适应问题的核心性理论思考和模型建构[5]（P.45-52）。在后三者中，前两者更偏向于个体层面的心理学研究范畴，最后一种理论不仅对个体心理研究有较强的针对性，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群体研究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因而本文主要着重对贝瑞（ Berry）的理论进行介绍。

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 Berry）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根据自己对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模型”。在他看来： 完整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的变迁； 另一个层面是指心理或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 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6]（P.201-234）贝瑞（ Berry）指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过程中将面临两个主要问题： ①是否保留本民族的原有文化特色和民族认同。②是否愿意发展与主流文化成员密切的关系， 并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对这两个维度的肯定与否，将会产生4 种文化认同策略： ①整合： 既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采用主流文化。②同化： 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 完全融入主流文化。③分离： 个体希望保留自己原有的认同， 限制自己与新文化发展紧密的关系，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之中。④边缘化： 个体既不能认同主流文化也不能完全认同本民族文化， 处于两种文化边缘地带。在这四种策略中“， 边缘化”是最不利于文化适应过程的策略，而“整合”的适应策略被认为是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最佳模式，它能够在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间构建起一种平衡关系。Berry 的文化适应模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用于分析各种民族群体的文化适应现象。随着实践与研究的深入，贝瑞逐渐意识到该二维模型忽视了主流文化群体对民族文化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此后，贝瑞在双维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 即主流文化群体在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主流文化群体通过种种手段来促进少数民族的同化时， 采取的就是“熔炉”策略； 当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与非主流群体的“分离”时， 其采用的就是“种族隔离”的策略； 当“边缘化”这种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体强加于文化适应中的群体时， 就是一种“排斥”的策略； 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对等重要性， 追求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时， 就出现了与“整合”相对应的“多元文化”策略[7]（P.1-9）。如图1所示：图1民族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群体使用的文化适应策略①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历程不断凸显的过程。国外相关理论为国内少数民族的适应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但它们毕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衍生于西方文化的产物，在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研究中，我们在借鉴其合理性的同时，应当立足本土实际辩证地看待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过程。 二、布朗族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适应“文化适应过程，在特定意义上就是文化的特殊进化过程。文化的特殊进化是指文化在控驭能量的总能力不作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由于其生境的导向作用，为更好地利用生境条件而进行的发展，目的在于使该种文化更加适应其生境。”[8]（P.96）民族生境不仅包括了该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该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二者的统一体才构成为特定文化的民族生境。[9]（P.1）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与自然界和其他文化发生相互联系的开放系统。它的地域特征会影响它的技术成份，并通过技术成份再影响到它的社会成分和观念成分。[10]（P.38）

布朗族的形成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在自然与社会的变迁中寻找适应生存契机的过程。为了生存，他们形成了一套适应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为了发展，他们吸收兼容了傣族汉族彝族的文化精华。他们从采摘狩猎走到了农耕，从大山走向都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断调适自己的文化，使之在不断适应中寻求发展。

布朗族的文化适应，是在与自然的调适及与周边其他民族的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过程中进行的。随着社会变迁与调适， 布朗族本土文化会失去原来的一些特质， 获得一些新的特质。就是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变迁—调适—变迁的过程中，布朗族社区逐步改变着本土文化并向前发展。

（一）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布朗族居住地多为山区。双江的布朗族多分布在县城东南小黑江沿岸山区地带，这里地处北回归线，拥有优越的气候条件，自古就是多种生物繁衍生长的地方。施甸布朗族主要居住在摩苍山与碧霞山一带的山区和半山半坝地区的木老元、摆榔一带。木老元乡地形大致为三山两凹，地势西高东低，区域内山高坡陡，河谷深切，最高海拔2895.5m，最低海拔860m，具有云南典型的卡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及典型的立体型气候，年平均气温18℃，年降雨量1292.15mm，森林覆盖率53%。生活在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下，布朗族衍生出一系列与之适应的本土文化。从生计方式看，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布朗族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来源，解放前很长一段时期，狩猎和采集是双江及施甸布朗族村民重要谋生手段，同时，一些布朗族区依然是刀耕火种、轮歇耕作的山地农业文化。解放后，随着与汉族互动的增加而逐渐进入锄耕和犁耕阶段。此外，这些地区气候适宜，土地资源丰富，自古盛产茶叶，茶在当地人民生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茶文化在布朗族文化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从衣食住行看，施甸布朗族衣饰材质厚重，形制基本为了适应山间劳作的需要，男女多为宽裤装，且还备有绑腿，以防山间荆棘刮划及虫蛇叮咬，妇女的围腰较大，不仅是美观饰品，更多是作为一种功能性用品用来装兜东西及照顾小孩。双江由于地处温热带之间，气候相对炎热，所以这里的服饰以筒裙为主。布朗族的食也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由于布朗族大多居住在亚热带地区，气候相对炎热，所以他们的菜肴以酸性为多。味道酸辣、凉拌腌渍为主的烹饪方式较好地反映了他们居住的地域特色。传统的布朗族民居更是一种自然生境的直观反映，双江布朗族传统住房为“鸡罩笼”，这种民居结构布局简单，以木、竹、茅草为建筑材料；建筑艺术也相当简洁，多以捆、绑、扎为主。多以椿树、麻栗树作柱，架三道梁，木椽长5米左右，出水较陡，中柱高3米以上，屋顶多为茅草。屋檐以下部分，用木板或土基做墙壁。门多以竹片编制而成，这种房屋较好的适应了当地气候特征，既防热又透气，冬暖夏凉。施甸布朗人传统居住的是一种依山势而建的木结构的干栏式的房屋建筑，称之为“一步楼”。这种民居较好适应了当地山区地势，依山而建，有效利用了有限的宅基地，且做到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由于布朗族居住地山高坡度，解放前布朗人出行基本上是肩挑背驮，富裕人家靠马驮。现在，随着道路状况的逐渐好转，许多人拥有了摩托车、拖拉机，但却绝少见到轻便实惠的自行车。在宗教习俗上，布朗族也发展出一套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信仰体系，万物有灵及竜神崇拜，均较好体现了布朗族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依赖及敬畏。

（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布朗族的传统文化也相应地发生了变迁。社会制度的变革首先对布朗族的生计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民族政策的不断推陈出新，国家行政力量的不断参与，布朗族由原来的刀耕火种及狩猎采集逐渐变成与主流民族同步的农耕生产方式，近几年更形成舍弃农耕、走向城市谋生的热潮，生计方式日益多元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物质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衣食住行越来越呈现现代化的特点。首先，服装已经由传统民族服装逐渐过渡成汉装甚至洋装，男性的变迁更为明显，如今走进布朗族社区，除了见到几位年老的女性还身着民族服饰，年轻人及男性几乎全部是汉装或西装夹克装扮，从服饰上已经辨不出布朗族的痕迹。食品也已经呈现多元化特色，乡村小卖部里可以轻易买到山外各地制作的小吃及零食；食物烹调设施及方式已经逐渐现代化，几乎见不到在传统的火塘及大铁锅上烹制食品，同时菜肴的制法也糅合了一些城市餐馆的成分，我们在木老元调查时，李祖芹家宽敞明亮的厨房正热火朝天的在做红烧鱼，以备明天邻居结婚宴请之用，这一做法便是借用了城市餐馆里的厨艺。住所的变迁更为明显，无论是施甸还是双江，走进布朗族村寨，几乎见不到传统的“鸡罩笼”或“一步楼”，汉家房已成为普遍的民居，更有几栋充满现代特色的钢筋混泥土“洋楼”矗立期间，显得分外醒目。马驮人挑的出行方式已几乎绝迹，通往山外的道路上见到大多是满载的摩托车或农用机动车，木老元乡甚至已经开通了农村公交车。非物质文化变迁相对平缓一点，也就是奥格布所说的“文化惯性”，它们往往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它们的变迁往往是为了调适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大部分非物质文化本质上是调适于物质文化或自然环境，或者是调适于二者的方法。行为方式概括了大多数非物质文化的特征。社会组织、风俗、道德都是对自然环境和物质文化的集体行为方式……如果自然环境或物质文化发生变迁，这些行为方式也要变迁。”[1]（P.140）随着社会的发展，布朗族社区家庭结构、婚丧习俗、传统伦理道德等正在发生悄悄变化，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传统家庭规模日益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几代人同堂情形日益少见；新生代女性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中逐渐取得了与男性同等重要的社会地位。随着对外交往辐射半径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外嫁或娶入冲击着传统婚俗的复杂规矩及礼仪，原来禁忌及礼仪繁多的婚丧习俗逐渐简化；传统礼仪习俗也随着年轻人大批出外打工而变得日益模糊而淡化，这些见过“世面”的人已经更喜欢“不拘小节”“直奔主题”的生活。在双江邦协，每年的祭竜仪式依然庄重地按期举行，人们对竜神依然顶礼膜拜，竜林依然郁郁葱葱较好地调节着当地的生态。有所不同的是，随着地方精英的大力推介，国家话语逐渐涉入这一神秘领域，祭竜仪式较往昔少了几许封闭性，多了几分开放性。施甸布朗族民族意识在后沉寂了一段时间，随着近年来当地政府以地方特色带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的倡导，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各种习俗传承人被挖掘和调动起来，传统节庆在当地政府的推导下开展得红红火火，传统文化事项在活动主旨的规范下重组及创新，虽然少了些原味，多了几分表演，然这不失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环境的一种积极调适。正如吉登斯所说：“一种类型的人围绕一组固定的承诺来建构他自己的认同，这就像一个过滤器，在通过它的时候，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受到抗拒或作了重新的解释。”[11]（P.244） 三、变迁与适应的现实差异：一个比较分析在社会的变迁中， 在不同的条件下， 文化适应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便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同文化现象变迁速度也会不同。

（一）不同地域同一文化现象之间的比较

同为布朗族，施甸木老元与双江邦协的布朗族文化现象表现出明显差异，我们以几个显著文化事项为例来分析不同地域同一文化事项的文化变迁速度的差异。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显著的符号特征，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两地的布朗族语言面临着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困境，然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二者之间还是有不少区别，总体而言，两地的布朗族日常用语都已出现汉化倾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渐不会讲本民族语言，汉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语言。然而两相比较就会发现：施甸木老元布朗族文化变迁的速度快于邦协布朗族，或者说邦协布朗族对本民族的语言保持得更好。在木老元，除了年龄较长的老年人之外，60岁以下的人全都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与我们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在入户走访时发现，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也用汉语，没有出现用本族语的情况；而在邦协，虽然大多能讲汉语，但即便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表达时也会出现磕磕碰碰我难以听懂的情况，村支书及俸老师均对此作出解释：“我们讲汉话还是觉得有些别扭，好像舌头不那么好使”，无论在俸老师家村支书家还是入户走访的几家，只要他们家人之间一交流，几乎全换成本民族语。因而，这里能讲汉话的人，几乎都是学龄以上进过学堂的人，像俸老师还没有上学的侄孙那样的小孩，几乎听不懂我的问话，无怪乎在小学访谈时，一些教师表示低年级的学生很多不能听懂授课。

另一显著文化事项是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市场经济大潮也波及到地处边疆的布朗族山寨，两地布朗族外出打工者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布朗族中青年舍弃传统农耕、走向城市谋生。两地比较之后发现，施甸布朗族外出打工情况更甚，有的村子走了近一半劳力，村里几乎只留下老人与小孩，出现大量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而邦协村近年打工者虽然越来越多，但在全村所占比例还不是太大，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在家里耕地或制茶，对学校问卷调查也看出，邦协小学全校160名学生中大约只有3名留守儿童，而木老元小学的比例则大得多。

出现以上状况的原因主要是邦协的布朗族对外交流尤其是与汉族交流相对晚且少，他们受傣文化的影响更大些。而施甸布朗族地处南方第二丝绸之路附近，很早就有对外交流历史，与汉族互动频繁，这应该是二者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同一地域不同文化现象之间的比较

在文化的变迁中，物质文化变化得更频繁一些，而非物质文化则相对缓慢一些，有时如果文化的两部分变化不一致，不能保持原有关系，产生失调，这时就发生了文化滞后。[1]（P.205）奥格布所提及的这种情况在布朗族社区也时有发现。

在邦协村，布朗族的传统服饰与语言均已经或快或慢逐渐退出日常生活，生计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如祭竜、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相关节日依然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现象有力地印证了奥格布的提法“物质文化变迁快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与此同时，布朗族社区也存在文化滞后现象，这在纺织工艺、寺院教育等文化事项变迁中能够找到印证，一直以来，纺织在布朗族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全家人的衣着全靠妇女手工织布缝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尤其年轻人对衣着的数量及样式要求与日俱增，传统织机的及手工缝制的效率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这一要求，于是传统服装日益淡出人们视野，纺织技艺也慢慢后继乏人。现代学校教育引入布朗族社区之前，寺院教育一直是邦协布朗族社区比较重要的教育形式，是布朗族男性提高社会地位向上流动唯一途径，寺院教育在这一时期发挥了较好的选拨、筛选、教化功能，随着现代教育的介入，寺院教育这一功能逐渐弱化，尤其是教育法的颁布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邦协寺院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要想像从前一样在寺院接受长时期的教育已经不太现实，然邦协布朗族男性并没有彻底放弃寺院教育，因为传统观念中如果一个男性没有当和尚的经历意味着今后将低人一等，在这种失调状态下，他们想出种种方式来巧妙地协调这二者的冲突，比如通过缩短在寺庙学习的时间来完成人生这一重要历程，文化惯性的张力在这里得到较好诠释。

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文化传统、特定文化和特定因素或性质都具有持续性、‘生存力’或‘惯性’，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原则，即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改变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 [10]（P.44）四、传承与发展：在文化调适中寻求社会发展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调适与前进的过程之中，各国各民族都无一避免面临着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挑战。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文化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民族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文化适应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必由之路，尽管这条路变得日益困难。理论上讲，文化适应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也就是接触的两个群体的文化模式都要发生变化。但在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适应的现实境况中，更多的是处于非主流方去适应主流文化，因而更多的变化往往发生在弱势群体一边。在这种情境下，少数民族选择何种策略、社会主体采用何种态度就显得无比关键，贝瑞所提出的“整合”策略及其所对应的“多元文化”举措不失为一种明智之选。

在文化变迁中，“很多情况下都是物质文化变迁在先，所引起的其他变迁在后……社会运动相对于物质文化变迁的滞后引起社会失调。[1]（P.144）”“特定的文化变迁不仅需要个人与之调适，而且更需要文化的其他各部分与之调适[1]（P.65）”。生活在这种文化转型中的人们，必将经历剧烈的文化冲突及失调，免不了会陷入迷惑、彷徨之中甚至迷失自我。当布朗族面临新的文化环境时，如果完全抵制主流文化，即贝瑞所指的“分离”模式，则必然与社会脱节，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如果消极地全盘接受主流文化，即贝瑞所提的“同化”模式，则完全有可能丧失原有文化，失去立身之本。如果面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没能及时调整好“文化震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既对本民族文化失去信心，又不能认同外来文化，处于认同虚无状态，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即处于文化“边缘化”之中，必将渐渐失去自我，严重影响着本民族的长远发展，这是最为不利的文化适应结局。因此，创造出新的文化来适应主流文化，成为布朗族既保持原有文化又能融入主流社会发展的最佳方式。这个“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调适中的“整合”过程。这个过程是对自己文化的再认识，它意味着对原有文化和信仰的重新解释，意味着对行为价值规范的再取向。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对这一文化“整合”过程做过精要描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人们从周围地区可能的特质中选择出可能利用的东西， 放弃不可用的东西， 人们还把其他特质加以重新铸造， 使它们符合自己的需要。”[12]（P.36-37）因而，文化适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学习和扬弃的过程， 也是产生新文化和建立文化模式的过程。文化持有者就在这一整合过程中，不断调适自身的文化因子，在保存自身精华的同时适应主流文化，以期求得长远发展。只有保存本民族文化的精华，才能够树立民族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够自立，有了自立，才能够谈发展；只有适应主流文化，才可能被主流文化所接纳，才不会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与外界脱节，才可能跟上主流社会发展的步伐。有鉴于此，我们在面对布朗族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时，必须意识到，本土文化的生存和延续的实质是其在文化的变迁中与其生境进行不断调适和发展的过程， 即：在文化调适中寻求发展，这应当是布朗族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最佳途径。

注释：

①图片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1]-[7]中的相关信息.

参考文献：

[1][美]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F. W. Rudm in，“Field Notes from the Quest for the First Use of ‘Acculturation’”，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7， 2003.

[3]D. J. Sam， J. W. Berry，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F. W. Rudm in，“Critical History of the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of Assimilat ion， Separation， Integ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Review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 7， 2003.

[5]孙进.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西方的理论与模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5）.

[6]J. W. Berry， “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 in J. J. Berman （ ed. ） ，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89： C 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s， L in 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7]杨宝琰，万明钢.文化适应： 理论及测量与研究方法[J].世界民族，2010，（4）.

[8]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9]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3）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4）

一、引言

首先，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其中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心理相对。认知心理属于内在论的一种，是内化的认知的过程，它将人类思维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是单向的关系。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社会与思维之间的双向关系，是内化认知与外化社会的融合。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是人们从事复杂、抽象的外部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标志，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二语学习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任何第二语言(L2)的学习，要不作用于学习者置身的自然母语环境中，要不发生在外语课堂条件下。我们学习和研究第二语言目的在于为教学实践服务，平衡理论学习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和作用(贾冠杰，2003)。选择英语的外语课堂作为二语学习的语言，原因在于英语是世界普遍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符号其普遍性、流传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口语输出是日常交流活动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语教学广泛认知和使用。无论是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口语交流，在语言学习特定的“社会”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同样需要口语去交流与互动，口语交际无处不在。本文从另一种理论视角去探究成人英语口语的学习，为提升口语交际意义和效率另辟蹊径，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二、社会文化理论相关核心概念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学说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学说，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实现人的全身发展。

(一)中介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作用在外在的社会环境之下，通过使用工具进行外在与内在的双向传递与互动，这种间接使用工具的行为就是中介。中介是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这种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书本、电脑或是学校课堂。通过这些物理工具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号工具，即是语言。人们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进个人自身认知发展。

(二)最近发展区

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衍生于维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发展区”(ZPD)指个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提高。这种情形又被称之为搭“脚手架”，即在能力比该学习者强的人的帮助下使学习者从当前的能力水平达到潜在的能力水平。这种方式需要学习者参与到人际互动中，并且学习者需要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寻求他人帮助，通过这一过程学习者的认识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内化

内化与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号工具，ZPD即能力较强的人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会。内化则是指向内部、个体自身的心智发展。作为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思想之一，高级心理机能形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内化(Lantolf，2006)。维果茨基通过内化这一概念将外部与内部进行联系。这种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变成了双向交际，即社会交际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语和内部语言都是内化的机制和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四)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关注在环境中人类活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类活动通过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语言符号)所引发的中介过程。活动理论强调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研究重点是人类认知的社会起源以及导致认知形成的实践活动(Lantolf.J.P.&S.Thorne，2006)。系统中有主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体)；客体(活动对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职责与任务)；规则(制度、规范)。

三、对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课堂成人口语的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发生过程是动态、非线性的，其中各个环节不是单向输入输出，单纯的语言学习并不能使知识有效内化和应用，要求我们在语言学习时要考虑外在因素和内在条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受母语正负迁移和目的语影响，同时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其次课堂环境下的二语学习与二语习得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语言授课；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际的师生言语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语言是课堂语言教学的目的所在。自从中国成功加入WTO后，许多外企相继注入，对国内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国教育得到与世界接轨的改革，对外语教学的重视遍及各个教学阶段。一些毕业很久的成人为了与时俱进走入课堂学习外语。成人掌握口语交际技巧为更好的工作或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打下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应用在成人英语口语的课堂上更好的指导成人英语口语的交际活动呢?本文认为从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概念出发，从成人学习特点、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着手，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弄清语言与认知的实质关系；第二，弄清中介语的可变性对成人学习者的影响；第三，弄清母语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扮演着什么独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语言应用的环境意义；第五，弄清社会文化理论对外语教学有何积极的启示与作用，外语教学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环境便于成人学习者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输出的效率和意义。

四、总结

从以上对社会文化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活动关系来看，社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二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原来的内在个体与外在社会的相互独立到相互包含，语言学习与社会环境是积极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外语教学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缺少真实的外语语境和资料，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从某种程度上固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一般喜欢有章可循、中规中矩并且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交际问题，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语国家人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在外语教学上不知不觉地禁锢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思想。与此同时，外语课堂互动质量也是决定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这就要求一线外语教师能更好的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方式、学习动机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究，从而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EllisR,Instruc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Cambride,MA:BasilBlackwellInc.,1990.

[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5）

    一般而言,流动人口子女大体有两类:一是流动人口留守子女,即为留守在家里,远离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家长的子女;二是流动人口随迁子女,顾名思义,就是跟随着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家长的子女。本课题研究对象所指正是后者。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球化速度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需求也不断得到强化。在人口流动中,“流动困惑”随之而来:“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流动人口往往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难以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从而形成与流入地户籍人口相对应的两类人群:常驻的‘外来人’和候鸟式的‘迁徙人’”[1]。随着人口流动大潮的到来,由此引起的流动人口子女城市融入问题表现愈加突出。对此,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曾做过探索,大致可从以下两方面做一梳理: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最早的社会融入研究是从西方社会融合理论开始的,用来理解和解释西方移民在社会的经济成就、行为适应、文化融合、身份认同的过程和结果。综观诸多理论流派,以“融合论”、“多元文化论”和“区隔融合论”较具代表性。

    (一)融合论

    该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派。该学派代表人物Park和Burgess认为,融合就是“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2]。该理论把融合过程和内容系统地划分为四种互动:经济竞争、政治冲突、社会调节和文化融合。可是,这种不分种族、民族差异,也不分移民社会经济背景的做法一味地认为,随着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延长、语言的适应、经济的整合、文化的认同,移民终将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样的论断显然不能完全符合事实。而且,融合是一个长期、世代、累积的过程,“既包括个体自觉的行为,也包括自发的日常生活的决定;融合过程是不同层面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3]。所以这种理论后来遭到广泛质疑。

    (二)多元文化论

    多元文化论源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起初,其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目的是为对抗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具有明显种族歧视的、以欧裔白人为中心的“同化论”。后来,这一主张就逐渐应用到了国际移民领域,此时的多元文化论就开始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同时他们也会在新的定居地重新塑造其身份认同、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4]。

    (三)区隔融合论

    其实,区隔融合论是对上述传统融合论的补充和发展。该理论考虑到了不同民族、种族以及流入地所处的不同社会经济背景,进而认为,“移民的人文资本(比如,教育、技能、文化)及他们在流入地最早遭遇的对待与融合模式之间存在互动。流入地公共政策和社会成员表现出来的敌意、漠不关心或诚心接纳对融合的过程及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5]。因此,出于成人所处角色、进城目的、生活经历等的不同,子女在流入地的文化融合、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的路径和机制都与亲代存在很大差别;其社会融入问题难以完全从父母的融合经验中找到答案。

    以上三种理论从各自不同的宏观历史背景解释了各自时代移民的融合现状、过程和结果。尽管我国现实情境与国外存在差异,我国流动人口与国际移民在社会经济背景和流入城市的客观环境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即在流入地,他们均属弱势群体。因此,对解决以流动人口子女城市融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键抓手。而对于其研究现状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流动人口“本体”关注较多,对其子女关注较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对流动人口生存现状关注较多,对其社会融入的发展问题关注较少。综观当前国内理论和实务界,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上,笔者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

    (一)身份融入的研究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首先表现在身份的融入,即流动人口的称呼、地位和作用逐渐被社会确定并认可下来。近些年,学界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特别是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身份问题,亦产生不少学术成果。较具代表性的有:郑杭生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陆学艺研究员的《“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地调查》、《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李培林先生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陈文科先生的《中国农民问题》等。在此推动下,2004年9月,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层的新成员”[6]。这表明我们正式承认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属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重要地位,对农民工来说无疑是种鼓舞。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尽管如此,这仅仅是其社会融入的一个起步阶段。

    (二)融入认知理论的研究

    事实上,我国的流动人口主要是以农民工一类的弱势群体为代表。近年来,学界针对其社会融入的研究理论,为数的确不多。在诸如“再社会化说”、“新二元关系说”以及“融合递进说”等假说推动下,产生了较为典型的两种融入认知论:“两段论”和“两化论”:

    1.“两段论”

    该理论认为,我国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入可分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两个阶段。“社会适应”是农民工为改变生存状态而单向努力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农民工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卫生礼仪等内在的自身条件是关键影响因素,外部环境在这一时期作用有限,并不对其社会适应产生实质性影响。“‘社会融入’是农民工与迁入地社会实现较好融合的过程及状态,这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生存下来后所面临的如何发展的问题”[7]。在这一阶段,外部环境就成为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而自身条件就处于次要位置了。“农民工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谋求在城市中永久居住和生活,必然要考虑到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依靠农民工自身努力是难以有所改善的,环境必须回应才有助于消除农民工融入的障碍”[8]。

    2.“两化论”

    该理论认为,“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因此需要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来解释我国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9]。目前来看,“农民非农化”阶段,即从农村到城市转移的过程已无障碍,而“农民工市民化”阶段,即从农民工到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进展举步维艰。本课题所研究的也正是这一阶段的问题。该理论因此主张应从具体的制度创建上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阶段的障碍。为此,“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在农村退出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农地征用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户籍制度的转型、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变革、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以及农民工城市安居工程的构建;在城市融合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10]。

    结合以上理论,笔者认为,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主要体现为身份融入、心理融入和文化融入三个层面。身份融入是起点,心理融入是升华,文化融入是核心。而教育在其中起到了贯通上下的作用。因此,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教育融入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基本途径,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内容。

    课题:本文是省社科联2012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合问题研究》(课题编号:20121s1ktzixxjc-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9]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2]Park,R.E.and E.W.Burgess.1921.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ety(2nd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Alba,Richard,Victor Nee.2003.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6）

二战以后，面对世界人口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人口学者指出了不同的解决理论与方法。美国刘易斯（W•A•Lewis）提出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理论；前苏联人口学家乌尔拉尼斯（B•IS•YpnaHuc）也提出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罗•埃里希教授提出“人口零增长理论”，在美掀起了一场“人口零增长”运动。后来的梅多斯也持这一观点法国的人口学家朗德里（A•Landry）提出人口转变理论；法国人口学家索维（Sauvy）提出了著名的“适度人口论”，为后期的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理论前提。上世纪70 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人口生产普遍下降，各国学者在寻找人们生育行为动因时提出了各种解释理论，赫茨勒认为：“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家庭经济”理论，索维等人的“生育率因素论”则从多种因素分析人们的生育行为及人口增长。

就国外的研究来看，他们很关注人口对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的相互关系，在探讨人口生产行为时，许多学者注意到了经济因素对人口生产的影响。但除人类学家之外他们都很少谈及文化对人口生产的影响，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生育文化。他们的研究对分析我国人口生产的动因，控制人口，实施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二、生育文化

生育文化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它是在家庭中，在特定的人口生产关系下，围绕人口的生育行为所形成的文化，它具有广泛而丰富的内涵：

张纯元在《走计划生育的治本之路》中界定：生育文化就是人类关于生育活动的思想、观念、理论、传统、习俗、道德以及与其相关的法规、制度的总和，也就是与生育活动有关的意识形态及其凝结物。生育文化属精神范畴，而不属物质范畴。

赵文深在《论生育文化》一文中提出：所谓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之上的生育观念文化与建立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学文化的合称。

三、生育文化的历史类型及产生背景

人类自产生以来，经历了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发展时代.与时展相适应，人类的生育文化也大体经历了三种类型的变迁，即：经历了古代型(或原始型)生育文化、传统型生育文化和现代型生育文化的变革。

古代型或原始型生育文化，其特征就是属于接近原始的本能状态的生育文化。当时，对两性结合、怀孕和生育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完全受自然的生理运动规律支配，对子女的养和教也处于一种原始的蒙昧状态。另一方面，生殖崇拜是这一时期生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原始人类的一项重要的意识活动。古代先民的生殖崇拜现象，应视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起源。生殖崇拜作为人类自我肯定的努力和种族缔造欲望的展现，对古代人口繁衍、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都曾具有深远的影响。原始社会的生育状况及后人们所谓的原始型的生育文化，是由当时极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之所以崇拜生育，就是因为生育对每个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的生存尤为重要，它是生产力的象征，是生存和血脉延续的需要。

传统型生育文化是早生、多生和“粗放式”养教的生育文化。其经济基础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为了增加劳动力，每个家庭都具有增殖人口的欲望和内在动力，加之奴隶主和封建统治者出于军事、政治和赋税等的需要，也极力主张增殖人口。因此，在整个传统社会，生育文化的特征就具体地表现为早婚、早育、多育、重男轻女及粗放式养教后代这样一种模式，目前，我国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人们的生育文化仍表现出较强的传统生育文化的特色。

四、生育文化的发展现状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要求“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作为人口文化核心的生育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自此逐渐被肯定，随之其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也逐渐被认知。目前，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计划生育的基础、整合以及中介作用不容忽视，同时对于推动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亦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释之后，新时期新农村建设问题日渐提到议事日程，作为人口文化核心的生育文化建设同时也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C9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136-006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在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上面。人民的富裕、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强大、人类的进步必需有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人口，一定数量与质量的人口有助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改革开放让我们融入了外面的世界，开始尝试从世界大背景下思考中国的婚姻家庭、生育、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人口变迁以及人口发展等人口学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着国人科学把握人口自身发展规律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之间的互动规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分析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促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框架。这为建立中国特色人口学理论及其学科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现实可能。

一、建立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必要性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乃至每一种社会形态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会走出独特的人口发展道路，形成具有独立性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规律，凝聚成各自的人口学理论。同时，各民族国家的人口制度及人口政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某种人口思想或理论，把它们当作该国人口政策实践的前提和依据，从而不断深化和丰富已有的人口学思想及理论。因此，人口学理论内在地规定着人口制度及人口政策设置的原则与要求、目标及任务、途径及方法。16世纪以后，人口数量的增长引起了人口学家们就人口生殖力与土地供养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逐步建立了人口生产、人口保障、人口教育、人口就业、人口迁移以及婚姻家庭等制度，以便提升人口质量，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政府出台了以控制人口增殖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完善了优生优育、婚姻家庭、养老医疗以及人口就业、人口迁移、人口分布、人口教育等政策，这为建立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一，打造本土人口学话语体系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人口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及表达方式，展示出人口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质，进而形成了体现人口学科理论体系与思想内容的概念逻辑、知识体系及话语方式，彰显出人口学科自身所具有的性质与地位、对象及任务、功能与目标，这是人口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重要之处。同时，各国人口学科的发展也会形成为其他国家人口学科所接纳并共享的概念范畴及理论命题，这是各国人口学科得以便利交流、展开学术对话、形成学术共识、推进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前提，它体现出人口学科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以及各国人口学科共同遵守的学术话语体系。但是，应该看到，任何一种话语方式实际上都是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外在表现或表达习惯，人口学科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以及不同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与行动中也会赋予其特殊内涵，形成了具有各民族国家及各种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特色的话语体系，体现出本民族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表达方式，它意味着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受到各民族国家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文化及思维方式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建构中既要看到人口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注意到各国人口学科所面临着不同的主题、任务及战略目标。既不能因为人口学科的一般共性而否定各国人口学科及人口学发展的独特性质，也不能因为人口学科的特殊性而忽视甚至抛弃人口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吸收以往人口学科及人口政策实践基础上扎根于本民族国家的人口学发展实际建立起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系统而科学地回答本国人口生产与再生产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促进本民族国家人口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进而为其他国家的人口学科建设及人口学理论发展开启另一扇窗户，这是文化多样性、社会多元性、生活多彩性的集中体现与内在使然。

第二，突破传统学科话语体系的局限性需要建立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对应着人口实践探索与理论建设的文化及思维系统，具有民族性、文化性以及历史性特征，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在人口领域内的反映与折光，蕴含着各国对人口与婚育、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地理环境、人口与教育及人力资本、人口与保障等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等相互关系的认识与态度。不同的民族特别是不同的种族对人生的看法不同，他们的婚育观念、婚育行为及家庭与社会观念自然就会有所差异，不同的国家及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面临的人口生产及再生产的任务与目标不尽相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人口政策实践并为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繁荣人口科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人口学理论不断推向深入的前提与可靠依据。可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依仗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吸引一大批学者开展学术研究，这些学者依据发达国家的实际构建起较为系统的人口学科话语体系，提出了一整套人口学科的概念范畴及命题原理，强调发达国家人口学理论的普世性、普适性与真理性，试图统治人口学科的话语权，居高临下地推广自己的人口学理论及学说，主导其他国家的人口学科体系建设以及人口学理论研究，而不去考虑他们的人口学理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条件性与适用性。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实施赶超战略往往把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当成解决本国人口问题的依据，直接简单地套用发达国家自己都不用的概念命题，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科话语体系来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果非但不能有效解决本国人口问题，而且产生出许多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本国实际，扎实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形成可解释性以及全面性的人口学理论，建构起能够有效指导本国人口政策实践的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着力突破发达国家人口学科话语体系的单一性与狭隘性，寻求更加丰富、更为科学的人口学理论体系，扎实推进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

第三，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生育文化及生育政策有所不同，各省的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以及收入结构差异较大，面临的人口矛盾与问题、需要实现的人口目标不尽相同：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早已进入老龄化乃至高龄化时代，这些省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已超过16%[1]，而部分西部地区尚未出现这一问题，但面临着未富先老、先老还穷问题的威胁。就人口红利而言，中国正面临着低生育率陷阱而出现的人口红利日益减弱、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明显等问题；就人口就业来说，我们面临着将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压力，以及促进就业方式的转型以及就业质量的提升等问题；从流动人口角度看，中国每年产生的流动人口达到2.5亿左右，比俄罗斯的总人口还要多，接近美国的总人口数，众多流动人口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问题运用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理论、手段及方法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实际上，西方的人口学理论甚至在数十万非洲难民潮面前都显得相形见绌、难以奏效，更遑论解决数以亿计的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在这种情境下，简单地采取同一种人口学理论，特别是套用西方国家的人口学理论显然是不科学、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这就需要站在世界人口第一这个基点上重新审视古今中外人口学思想观点，“重建中国人口学理论”[2]，揭示出人口问题的本质与实质，形成自己的人口学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增强中国人口学理论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中国人口学理论建设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立足于人口总量世界第一的国情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等政策建议，以便使我们的人口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将人力资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本强国，实现人口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统一。反思中国人口学理论40年来的建设，我们尽管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人口学领域尤其是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等领域近年来出现的矛盾折射出现行的人口学理论建设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简单地套用西方人口学理论的建设基础。人口学理论是人口学家关于人口变动与人口发展规律的学说，人口变动与发展总要受制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特定的社会形态。然而，每一种社会形态乃至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其特有的人口发展方式，形成不同的人口变动规律，这就为产生不同的人口学说、形成不同的人口学理论派别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不同的人口学家因其自身的认识程度以及所处的时代不同也会产生相异的人口学理论，形成丰富的人口学理论资源及理论派别。从学术史上看，无论是主张人口自然生产说、人口社会再生产说，还是基于经济增长、生育率或死亡率视角的总人口发展过程理论，乃至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老龄化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城市化理论、增长极限理论以及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实际上都是把人权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与前提，特别强调人口的自然再生产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不仅如此，凭借先发优势，借助计量技术，抓住后发国家急于赶超的心理，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们的人口学理论，进而润物无声地输出了这一理论赖以存在的人权基础，试图把后发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及人口政策依附于发达国家，全然不顾后发国家的生育观念、生育文化、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基数与人口结构，全然不顾人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别性与民族性差异，凡是采取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人口政策就被打上侵犯人权的烙印，凡是与发达国家相异的人口学理论观点则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殊不知，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人权本身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涉及温饱权、健康权、福利权、民族权及发展权等，而不仅仅只是西方学者所鼓吹的选举权与政治自由权；人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存在唯一正确的人权观以及由此演绎而来的人口学理论；人权也是历时性的而不是即时性的，它与各民族国家的生育文化及生活态度有关，是各民族国家生活史的写照与延续；它涉及的层面是复杂多样的而不是简单划一的，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人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各个层面。西方人权观的这些缺陷决定了简单地套用它不可能有效地指导中国人口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人口政策的科学设计。

二是一味地依赖西方人口学理论派别与内容。回顾建国以来的人口学理论建设，学术界基本上还停留在“两种生产理论”上面，没有自觉地将人口研究纳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3]，更多地注重实证研究特别是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人口政策研究，而忽视人口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尤其忽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在批判地继承发达国家人口学理论基础上构建起符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口学理论体系。一些学者往往照搬西方人口学理论产生的人权基础，简单地沿袭了F・W・诺特斯坦、E・坎南、A・索维、J・斯彭格勒、A・柯尔以及D・R・福尔肯伯格等人的“人口转变”、“适度人口”、“人口控制”以及“人口可持续”等理论，强调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都会普遍性地产生出生率下降幅度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情形，这种“时滞现象”是影响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关键。[4]为此，一些学者探讨中国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关系，提出最优人口数量及其因应措施，认为要实现经济强国就要将人口总数控制在7亿到16亿之间[5]，进而把17亿作为我们的生命线，并以此提出各种人口政策。实际上，西方学者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人口自然生产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的适度人口以及人口控制等诸种形态的理论隐含着“最大收益何以持续”以及“人口是产业最大收益的唯一变量”等两个“模糊性和伸缩性”问题[6]，隐含着人口惯性增长同一性以及人口变动周期相似性等理论前提，更蕴含着人口变动的跨文化性。因此，简单地依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内容与理论派别将使得我们的人口学理论研究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假设以及错误的理论前提上，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总是拾发达国家的牙慧而无法系统地提出并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口学理论体系，自然就难以有效地指导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

三是把西方人口学方法当成唯一科学的方法。人口研究方法是一种帮助人们更加精准地认识人口现象、掌握人口规律的手段与工具，注重定量研究特别是基于人口统计学的量化研究是人口科学研究的时代潮流与发展趋势。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人口数据收集、人口指标测量、人口模型建立及其人口预测等方法，不断优化生命表、人口普查和间接估计、人口发展方程预测模型以及出生性别比MFC数学模型等方法，以便于对我国复杂的人口现象进行“科学严谨的统计分析，揭示其背后的规律”[7]，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应当注意的是，国外人口统计测量、模型建构与估算技术方法都是在西方人口学理论影响下对西方人口理论的验证，它是基于本国人口变动这一“社会事实”之上的方法假设、数据模拟、数据检验与方法修正，这些方法在建立与使用中有意或无意地把西方的人口学理论以及人口变动实际特别是“稳定人口”实际当成方法论建构的“假设与条件”，运用这些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很适合这些国家的人口发展实际，可以很好地服务于这些国家的人口政策实践。但是，把这些方法移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仅失去了人口研究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失去了该方法所附有的前提、假设与条件，进而消解了各民族国家人口生活的丰富性、文化性与社会结构性。例如，以常住人口为主、以结构式访谈为主要形式的人口普查技术无法保证中国人口调查的有效性以及所获取数据的真实性，用这种结构式访谈形式虽然可以反映被访者本人的生育意愿，但并不能体现被访者家庭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数量。又如，依据发达国家关于失业人员数量及其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同样难以了解到中国“真实的失业形势和失业者的真实问题”[8]。再如，人口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周期性的人口流动等让任何一种国外人口学方法都黯然失色。然而，大多数学者往往把国外人口学方法当成分析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的方法，不仅不去反思国外各种人口学方法的理论基础、理论依据、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不去构建中国自己的人口统计与人口分析方法，不去寻找人口现象之间的相关性与逻辑必然性，甚至“误用和滥用”国外的人口统计方法描述和解释中国人口现象[9]，依据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难以科学地指导我们的人口政策实践，难以扎实推进中国人口研究的繁荣与发展。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结合本国的人口发展基础创造出适合中国人口实际的本土人口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增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理论自信。

三、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建设

我们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人口学界数百年来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也不是简单地否定中国30多年来的人口政策实践，而是强调立足中国特有的人口规模、人口特性、人口结构以及人口文化，探索并运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反思中国人口学理论建设及其政策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以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为理论依据，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进行理论概括与理论抽象，形成自己的人口学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回答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为世界人口学研究提供中国模式。

第一，探索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基础。人口学理论基础是构建人口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它内在地规定着人口学理论体系及其基本内容，体现出人口学理论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出发，反思西方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基础，立足于中国人口变迁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应该抛弃发达国家把那种简单抽象的人权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做法，采取那种能够体现人口生产权与自然生产权相统一、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的人权作为人口学理论的建设基础。这样的人权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权，能够很好地解决人口发展与物质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能够成为构建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一方面，这种人与自然及环境相统一的人权在赋予人口自然生产权利的同时尊重人口生产的社会文化性，赋予人口自然生产权利的同时体现出与物质资料的生产规律相适应原则，它强调了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辩证统一性，而不是依据抽象的人权观片面地强调人口自然生产的至上性，也不依据物质资料生产的有限性否定人口生产的能动性与选择性，特别不会依据两种生产的矛盾性去简单地控制人口生产。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权能够全面准确地揭示出它所应有的内涵与意蕴，认为人权不仅只是人口的自然生产权尤其不能等同于生命权或胚胎权，而应该包括抚养权、生存权、教育权以及发展权等，是这些权利的有机整体，它要求我们在人口学理论研究中应该坚持全面的人权观念及人权基础；同时，这样的人权嵌入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事项中，反映着特定国家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观念与行为，离开了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就无从解释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问题，无法解释中国人的居家养老观念，更无法解释农村富余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然后又季节性返乡这一独特的流动人口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的人口学理论研究要扎根于自己的社会土壤，明确人口学理论的建设重点与主攻方向，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人口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二，构建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理论基础外在表现为各种丰富的理论形态，各种理论形态之间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它扬弃了个别理论形态的具体性与生动性，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的理论框架与理论结构。由此观之，人口学理论体系是人口学理论基础的逻辑展开，是对各种人口学理论形态与理论内容的结构及建构。从结构上看，一方面，中国人口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要能够揭示出西方人口学理论的种种弊端，直面中国的人口生产、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以及人口发展问题，科学解释、准确回答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经济社会仍然蒸蒸日上的中国所形成的独特的人口发展模式及发展道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口学，推进中国人口学以及中国人口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中国人口学走向世界特别是世界人口学转向中国提供理论准备与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学理论体系是有关人口学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人口学分支学科如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以及人口生态学等二级学科理论体系，人口学分支学科构成人口学理论体系的资料与基础，人口学理论体系成为它的二级学科的指南。它以不断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人口学为指导，以提升人口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建设目标与建设任务，各种人口学理论派别特别是人口学二级学科理论都要服务于这一建设目标。从内容上看，中国人口学理论体系内容比较丰富，围绕人口研究的对象、人口学理论的主题，形成对人口生产与再生产、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人口控制与人口发展、人口与环境等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的理论概括与理论总结，实现人口学理论的抽象与升华。

第三，明确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建设目标，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建设目标。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前提，人口的数量与质量、规模与速度等都应该与物质资料的生产规模相适应，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动态平衡就构成了人口学理论研究的前提与根据，探究两者和谐统一关系与原理就构成了人口学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从这一前提出发，意味着我们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使得人口学理论的研究、人口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乃至人口政策的提出都服务于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包含着多方面、多层次的集合体，它包含基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以及人口质量在内的人口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质量的提升为人口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人口发展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了人口发展的方向。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口学理论就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掌握人口变动规律，不断促进人口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学理论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理论，人如何在与资源及环境相互关系中更好地生存，不仅是每个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更是人口学理论研究的主题，它内在地需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把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探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口发展途径与方法，于是，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口的发展程度与水平及质量就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评价尺度。同时，人的全面发展是人口发展乃至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人口的发展最终要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提供支撑，使得“每个人的发展成为他人发展的条件”，人口研究应该以此为目标顶层设计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理论，顶层设计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理论，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人口学理论顶层设计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2]穆光宗.中国人口学的理论重建[J].江淮论坛，2016，（2）.

[3]李竞能.21世纪中国人口理论研究的展望[J].人口研究，1998，（2）.

[4]Notestein， Frank W.Economic problems of population change[M].in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13-31.

[5]穆光宗.适度人口思想的反思与评论[J].开放时代，2000，（30）.

[6]大新.我国人口的极限：十七亿[N].服务导报，1998-8-8.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8）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的转变，国家计生委提出了“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一时间国内学术界关于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社会的研究呈现出爆炸性激增的趋势。但从总的层面来看，由于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社会的概念提出不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因此为了深化和推进人口均衡问题的探讨，对国内学界有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析，就成了一项极其必要的工作。

二、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国内研究综述

在国内学界，较为系统深入的“人口均衡”的概念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94年，此后“人口均衡”的研究始终在缓慢的进展。2009年，随着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方针的制订，建设人口均衡社会的理念吸引学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截至2012年，根据现今有价值的相关文献材料，可以将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相关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同特点。

（一）早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研究的早期阶段大致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9年，在这个阶段有两个研究值得我们注意。

胡伟略在1994年发表了《市场经济与均衡人口》一文，他在这个研究中提到，西方适度人口理论或多或少地运用了均衡分析和最优理论，但是适度人口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存在着困难。因此他认为应该用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的理论工具结合起来研究人口和经济，明确建立和发展均衡人口的理论。他使用了经济学中建立在供求分析基础上的均衡分析，从微观和宏观动态的考察了经济与人口的关系，认为是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人口均衡发展的前提，最后他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提出了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的长期均衡。

李涌平在1996年发表了《决策的困惑与人口均衡政策――中国未来人口发展问题的探讨》一文，他在这个研究中从政策建议的角度出发，运用人口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人口均衡政策的观点。在这篇的研究中，李涌平敏锐的洞察出国内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贷款还债的风险的现实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人口均衡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是人口和经济的综合决策要求。

（二）中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研究的中期阶段大致为2010年至2011年。这个研究的阶段和早期研究的阶段相对比，体现出相关研究发表的多和快的特点，这和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并制定“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是分不开的。在这个阶段有一些重要的研究需要我们引起注意。

首先是2010年人口研究编辑部在《人口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社会》一文。这篇文章中包含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翟振武教授和杨凡博士、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穆光宗教授对于人口均衡发展概念从不同角度的定义和实现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观点。

接着，陆杰华和黄匡时在2010年末发表了《关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几点理论思考》一文。在他们的这篇研究中，他们从《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社会出发》这篇研究出发，认为当时的决策者和学界对人口均衡型社会概念框架大都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刻的认知；对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路径、机制和政策以及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中人口治理模式的转变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他们认为大体而言，与人口均衡型社会相关的理论框架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学领域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及内外均衡理论等；二是涉及人口、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三是人口方面的理论，包括适度人口理论、人口安全观、大人口观和两个统筹思想；四是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包括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等。同时，他们论述了人口均衡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系，认为人口均衡型社会包含了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部分内涵，并且人口均衡型社会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紧密相关和密切关联的。最后他们提出了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面临的几个挑战和几点设想。

同样在2010年，侯亚飞发表了《人口城市化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一文，他在这篇研究中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在制度上及时创新，将传统的二元化人口管理转变为一元化人口管理，主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在这篇研究中，似乎能够看到作者对人口均衡发展的认识不仅有数量意义上的均衡，还包含了结构意义上的均衡。

在2011年，穆光宗发表了《构筑人口均衡发展型社会》一文。在这篇研究中，他明确的提出和论证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不仅要实现数量意义上的供求均衡，一个更高的目标是要实现包括年龄、健康、发展和人权等结构意义上的契合均衡。可以看到，穆光宗将人口均衡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了深化。

（三）近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近期研究阶段是2011年至今这段时期，不同于之前阶段，这个阶段大量的研究呈现出更具体的特点。

2011年，茆长宝和陈勇发表了《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他们通过对西部人口数据的研究，得出主要结论有：（1）进入21世纪以来，西部人口发展、人口内部均衡度及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呈增长态势，其增速高于同期全国水平，且西部各省间发展差距较大；（2）西部地区人口发展水平较低，属由启蒙后期进入过渡前期阶段；（3）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度，，属由轻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4）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较低，属过渡阶段。在研究的最后他们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均衡发展的几点建议。

与该研究相类似的研究在这段时间居多，有章文彪2011年发表的《浙江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实践与思考》；钱芳莉2012年发表的《珠海市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实证研究》；单良，申玉侠和徐峰云2012年发表的《人口均衡发展视角下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研究》；朱海龙和刘晓凤2012年发表的《从人口结构谈湖南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研究》等。这些研究基于的地点不同，所得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一个大的层面来看，这些研究具有很多的相似点。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9）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dimensions of spatial and social distance） and CL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spatial and social distance on the OWOM usefulness of virtual community through setting up different scene by experiment method data analysis by SPSS21.0 softwar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 is near， the low construal level of OWOM is more useful.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 is far， the high construal level of OWOM is more useful. When the spatial distance and social distance interact， the main effect of social distance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psychological distance； CLT theory； virtual community； OWOM usefulness

虚拟社区是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将具有共同兴趣或需求的若干客体联系在一起的虚拟共同体。在虚拟社区中，成员之间可以实现信息或知识的共享与借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虚拟社区逐步成为电子商务领域重要的应用形式。虚拟社区的出现与发展实现了成员跨地域的互动交流，?M而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1]。社会化媒体背景下，虚拟社区在线口碑营销已成为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又一利器。

国外学者根据口碑效价将口碑划分为正面口碑和负面口碑。有研究表明负面口碑比正面口碑更易被广泛传播且为顾客所关注[2]。凯度的2015年《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中国用户开始担心社交媒体给生活所带来的影响，64.7%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带来了正面影响，与上年相比下降12.1个百分点。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动态性以及随机性，使得消费者肆意发表个人评价甚至滋生脱离实际的信息；这些负面口碑会被大肆传播并被无限扩大，从而危害企业品牌形象[3]。因此，如何为在线口碑营造一个健康的虚拟社区扩散环境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大课题。关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研究，深入分析心理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影响，对于减少虚拟社区内脱离实际的口碑信息的肆意扩散，以及帮助企业利用虚拟社区平台达到口碑营销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对于虚拟社区口碑的研究至关重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然而，目前研究多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传播学理论等层面对虚拟社区口碑进行研究，学者们多利用信息处理理论、消费者态度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从口碑属性、口碑传播及再传播等不同方面对虚拟社区口碑进行探究[8]。近些年，心理学理论逐步被运用到营销行为中，尤其是心理距离理论的应用。心理距离主要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以及假设性。由于从时间角度来看，进行有效性评价时，口碑信息已形成；所以本文将研究重点置于负面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两方面。

1 文献综述

1.1 口碑效价

依据Mudambi等人的定义，口碑效价是指口碑传播者的有利于接受者做出购买决策的在线口碑评论[4]。张敏等建立消费者冲动性消费模型，通过实验法分析网络口碑的属性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的影响，并通过Logistic进行回归分析[5]。王德胜等基于虚拟社区角度验证了抱怨反应对于负面口碑与品牌转换之间的调节效应，并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6]。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口碑营销的价值，尤其是负面口碑造成的影响，使得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口碑有效性的研究[4，7]。学者们多基于信息处理理论、消费者态度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从传播者、口碑特征、接收者等不同角度对影响口碑有效性的因素进行探究[8]。

1.2 心理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

心理距离以此刻此地的自我为参照，在时间、空间、社会以及假设性（概率）等维度上衡量了事物的认知距离[9]。心理距离主要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以及假设性。近些年国内外学者针对心理距离的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余金艳等构建时间距离地图，虚拟商圈特征并验证了时间距离对消费决策的影响[10]；张梦等基于酒店评论研究了不同时间和社会距离背景下不同类别评论对购买意愿的影响[11]；车诚等分析总结了时间和社会距离对网购决策的框架效应，为营销实践提供了参考[12]。由于从时间角度来看，进行有效性评价时，口碑信息已形成；所以本文研究重点为负面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两方面。

1.3 CLT理论

Trope和Liberman所阐述时间距离对解释水平的影响，逐步被扩展到心理距离的其他方面，并得到了验证[13]。解释水平被划分为高解释水平和低解释水平；人们往往倾向于用高解释水平对未来事件进行抽象性表征，用低解释水平对近期事件进行具体性表征[14]。解释水平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消费者评价、消费者决策等研究中，为商家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理论借鉴。柴俊武等将解释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解释水平对消费者的延伸评估的作用[15]；苏凇等基于CLT理论针对逆营销对消费者行为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x[16]；陈柏霖针对如何实现口碑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问题，结合CLT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对社交媒体口碑传播效果进行研究[17]。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2.1.1 空间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空间距离是行为人以“此地”为参照，对空间距离远近程度的个体感知。Fujita等发现空间距离影响解释水平的作用机制与时间距离相似，当空间距离较近时，人们倾向于利用低解释水平来描述客体或者事件；当空间距离较远时，人们倾向于利用高解释水平来描述客体或者事件[18]。消费者行为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距离中，为了此次研究情景的需要，本文将空间距离分为本市和外省市两类。消费者感知到的空间距离不同，并基于不同的解释水平；进而，影响不同消费者对同一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水平。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空间距离较近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具体、局部及表面）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反之，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空间距离较远时，接收者更倾向于高解释水平（抽象、总体及本质）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因此，提出假设：

H1：接收者感知的空间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

H1a：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H1b：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2.1.2 社会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社会距离即自己与事件或者客体关系远近程度而形成的个体感知。美国学者Park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距离：社会距离是个人主观意愿下，与某群体之间远近程度的个人主观感受[18]。为方便此次研究情景，本文将社会距离划分为相似他人和不相似他人两类。消费者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不同，并基于不同的解释水平；进而，影响不同消费者对同一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程度。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即具体、局部及表面）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反之，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接收者倾向于高解释水平（即抽象、总体及本质）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因此，提出假设：

H2：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的影响显著。

H2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H2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2.1.3 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交互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消费者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程度往往受多个因素共同的作用，根据以上假设可知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远近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具有交互作用。但是，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研究中的主效应哪个显著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越抽象的客体越难建立情感关系，感知到的心理距离也就越远[19]。因此，本文认为：当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情感关系造成的影响将大于空间距离的影响，即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还是外省市，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无显著差异；反之，当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尽管所生活的城市与不相似他人都很抽象，但是接收者更易对所生活的城市产生情感。因此，这种情境下，空间距离产生的作用将更大，即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的，当传播者位于本地时，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更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还是外省市，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

H3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3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当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为便于本文假设的描述，将本文假设总结如下。详见表1。

2.2 实验对象

本文选取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从上述学校在校生中随机抽取学生参加实验，为保证实验效果，对于被试者有如下要求：被试者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被试者半年内有过4次以上、或者两个月内至少有一次网购经历的学生参加实验，且在一年的时间内未参加过相似实验。

2.3 实验设计

本文共3个实验情景，分别为：2（空间距离：本市/外省市）×2（解释水平：高/低）、2（社会距离：相似他人/不相似他人）×2（解释水平：高/低）、2（空间距离：本市/外省市）×2（社会距离：相似他人/不相似他人）×2（解释水平：高/低）。为便于实验开展及数据分析，各因素测试项见表2。

本实验采用问卷法，问卷主要围绕“近社会（空间）距离/远社会（空间）距离对消费者感知高解释水平/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以“社会距离为近时对低解释水平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为例：假设你准备买某一款短袖T恤，在某虚拟社区内看到了如下详细、具体的评论时，当口碑者是相似他人时，这些评论是否会对你的购买决策起到多大作用？

本实验共设置调查问卷16套，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试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和网购经历，采取一般性选择；第二部分为对应的实验情景设置和测量项设定，采用Liker5点评分量表。每套问卷中，针对特定的实验场景的描述?M行加粗，以便被试者对于实验场景的认知，被试者只可参与一次实验，实验地点设置在安静且学生较为熟悉的教室里展开，以排除噪音及焦虑感等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实验开始时，由实验工作人员告知被试者实验要求及相关事宜，即实被试者被要求独立作答，避免互相交流造成的偏差，从而确保问卷的质量。为保障数据分析的便利性及有效性，每套问卷随机发放给70名以上的合格被试者，共计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089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967份。为便于分析，从每套问卷中随机抽取35份有效问卷，最终用于数据分析的有效问卷共计560份。被试者中男生268人，女生292人，男女比例0.918：1，比例情况合理。被试者基本情况如下：

（1）年级分布情况：大一学生118人，大二学生128人，大三学生146人，大四学生107人，硕士研究生50人，博士研究生11人，被试者涉及各年级层次且比例基本适合。如图1所示。

（2）专业分布情况：文史类39人，法学类67人，经管类90人，理科类168人，工科类185人，其他11人，专业分布情况合适。如图2所示。

3 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收集实验数据，并利用方差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3.1 空间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由结果可见：Cronbach’s Alpha = 0.917>0.7（具有较高的信度）、M本市=3.13

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过程中，空间距离和解释水平两因素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见表5、图3。

由表5可知，空间距离与解释水平两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Sig=0.000）显著；同时可知，解释水平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造成的影响（Sig=0.000）大于空间距离的影响 （Sig=0.001）。从而可知假设H1a 、H1b成立，即：接收者感知的空间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且空间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越有用。

3.2 社会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社会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Cronbach’s Alpha =0.920>0.7（具有较高的信度）、M相似他人=3.16

社会距离和解释水平两因素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过程中交互作用显著；因此，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见表8、图4。

由表8可知，社会距离与解释水平两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Sig=0.000）显著；同时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社会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作用（Sig=0.000）大于解释水平的影响（Sig=0.001）。从而可以得知假设H2a 、H2b成立，即：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且社会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越有用。

3.3 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交互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社会距离和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Cronbach’s Alpha = 0.833>0.7（具有较高的信度）；其次，利用描述性统计对两者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M相似他人×本市=3.09，M相似他人×外省市=3.06，M不相似他人×本市=2.80，M不相似他人×外省市=2.23（即被试者对于社会距离和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显著）。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口碑信息的社会距离、空间距离及解释水平的主效应进行检验，通过数据分析可知：社会距离F（1，278）=14.652， P

社会距离、空间距离以及解释水平三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具有重要的交互作用，利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详见表12、图5。

由表12可知，社会距离与空间距离两要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Sig=0.002）；同时可知，社会距离对口碑效价的作用影响（Sig=0.000）大于空间距离以及解释水平的影响（Sig=0.001）。从而可知假设H3 、H4成立，即：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还是外省市，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当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旨在研究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及其交互作用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即空间距离（社会距离）越近，解释水平越低（具体、局部及表面），在线口碑效价感知有用性越强；空间距离（社会距离）越远，解释水平越高（抽象、总体及本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感知有用性越强；在二者的交互作用中，较空间距离的效应而言，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更加显著，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社会距离近时，无论空间距离远近，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社会距离远时，空间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因此，本研究的建议分为对虚拟社区成员、消费者以及商家三部分。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10）

一、国外流动人口研究进程

国外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类是从社会学、人口学的角度研究人口流动本身所具有的规律、人口流动的模式、人口流动的特点、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等，最具代表性的是列文斯坦，他提出了人口迁移的七大定律，还阐述了经济动机是迁移的主要原因，这为“推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到1938年，赫伯尔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推拉”理论概念，即一部分为推力，另一部分为拉力。Lee在1966年将影响迁移行为的因素概况为4个方面，即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各种中间障碍、个人因素。1969年博（D.J.Burge）将其进一步概括为人口迁移的“推—拉”模型。后来，许多学者对“推—拉”模型也进行了丰富与发展。另一类，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人口流动的动力机制，影响比较大的是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和托达罗。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下人口流动模型，被称为刘易斯模型，拉尼斯和费景汉进一步发展了刘易斯的理论。乔根森抛弃了刘易斯模型和拉—费模型中所坚持的剩余劳动和不变工资的基本假定，认为农业剩余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动因。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只有当一个劳动力估计他在城市部门预期的收益高于他在农村的收入时，迁移才会发生。

二、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研究

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研究又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现状的研究。流动人口在城市里很难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水平较低，流动人口自身收入的限制，流动人口缺乏对社会保障的认识（徐晓琪等，2007）。郑秉文（2008）认为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各地进行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试验相当混乱，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权益处于受损状态。茹克娅、曹李海（2008）认为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农民工因流动性较强而成为社会保障的一大难题，政府又缺乏这方面的社会保障政策来保障这部分人群，给其生活和社会稳定都留下了较大隐患。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参保率低，保障待遇低，退保率高。

关于影响流动人口获得社会保障的因素的研究。郑秉文认为现今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障碍根源在于“财政分灶吃饭、基金独立核算”，正是由于分割的地方财政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阻碍了社会保障的转移，使得转出地政府的“经济人”行为成为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既可以归为城镇社会保障又可以归为农村社会保障，但两者的可行性都不大，“便携性损失”依然存在（茹克娅等，2008）。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反向相关的情况，经济越发达，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越低；而在经济欠发达之地，他们与本地市民的差距较小，呈现出低水平融入的特点（杨菊华，2011）。

关于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政策建议研究。郑功成（2007）不主张各地区自主放任地进行五花八门的试验，而是急切需要中央政府统筹考虑，拿出制度框架及成熟的推进方案，然后采取切实措施快速推进。郑秉文（2008）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该具有便携性特征，或者在制度的覆盖面上应该要广，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他们的高流动性。

三、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研究

众多学者都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进行了研究，基本上都是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郑杭生等人在其著的《漂泊与寻根》中通过分析认为地缘关系是影响融合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户籍制度和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市民政策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障碍，劳动市场的分割和职业收入的差距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资本障碍，文化差异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心理障碍（范丽娟，2012）。王泽群、于扬铭（2009）认为城市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价值观很多都不同，他们较难融入都市社会。还有一些学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流动人口的融入轨迹和模式因次人群而异，但经济整合通常发生在先，次为文化接纳，再次为行为适应，最后是身份认同（杨菊华，2009）。

四、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研究

对流动人口流动的原因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张庆五（1989）认为造成流动人口数量规模不断增加的原因有农村利余劳动力的推力，商品经济的动力，乡镇企业的活力，城市功能的辐射力。李德滨（1993）认为计划经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大转变，农业向非农业、农村向城市的大转变，封闭型人口向开放型人口的大转变，这三个转变导致了人口的流动。拉毛才让（2005）认为是人本身的需求促成了人口流动。

五、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流动人口的研究比较全面，有流动人口特点研究、现状研究、融合度研究、社会保障研究还有动因研究，但是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大部分都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第二，定量研究也就是集中在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且都集中在市的级别，对省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就很少；第三、大量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比较宽泛，没有明确流动人口管理中政府的责任，将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与社会保障政策结合起来研究的也很少。

【参考文献】

[1]徐晓琪等.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与对策[J].中国城市经济，2007（2）：70-72.

[2]郑秉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发展与挑战[J].中国人口科学，2008（5）：3-17.

[3]茹克娅，曹李海.构建和谐社会下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J].新疆财经，2008（1）：65-69.

[4]杨菊华.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J].人口研究，2011（5）：8-25.

[5]郑功成.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J].理论视野，2007（6）：8-10.

[6]范丽娟.嘉兴流动人口融入城市问题研究[J].嘉兴学院学报，2012（3）：61-65.

[7]王泽群，于扬铭.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J].西北人口，2009（3）：1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