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实践篇（1）

（一）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高中政治哲学课程的兴趣

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一般都贴近现实生活，这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将课堂所学知识应用于生活的机会，在教学情境中吸收知识，自身得到全面发展。而高中政治哲学课程也从干巴巴的知识灌输变得具有生活气息，生动有趣了起来，这让学生对于课程内容的学习产生了兴趣。此外，高中生对于社会的认知非常匮乏，对于未接触到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情境教学的应用为学生打开了这扇大门。通过创设贴近现实生活的情境，让学生认识到了课堂多姿多彩的一面，同时也对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即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又对其思维进行了启发。由此可知，情境教学的运用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对于高中政治哲学课的兴趣。

（二）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于高中政治哲学课程的理解能力

在高中政治哲学教学中，教师往往是生硬地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接收这些知识，学习效率低下。高中政治哲学课程中的内容大都贴近社会与生活，恰恰学生对于社会和生活的了解是极少的，学生的社会经验极少，而课本中的知识在学生眼中就是空洞和抽象的。情境教学通过将学生自身代入所设情境之中，让学生亲身感受所处的社会和生活环境，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的记忆，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在此基础之上还能丰富学生的生活经验，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吸取知识的能力。学生在社会与生活环境中进行自主学习，这也成为了学生学习知识的一种方式，学生对社会的认知也更加全面，思辨能力得以增强，在教师的指导下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实现了思政课程的德育目标。

（三）有助于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首先，情境教学如果在课堂上进行应用的话，可以培养学生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能力。而教师在创设情境时也要根据教学内容以设问、模拟、想象、真实情境再现等方式进行教学，选择情境时也要慎重，因为每一次情境的使用都是给了学生一次了解现实社会的机会，也是教育和指导学生的好时机。其次，情境教学法在课堂上的运用还能提高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能力。学生在情境中激发出了自主学习和探究的意识。在情境中，学生会产生情感共鸣，随后会在脑海中形成疑问，问题的生成就会促进学生去寻求答案，这大大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而如果学生拥有对知识渴求的欲望，那么就会拥有学习的动力。这时情境教学法的运用就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求知欲，同时学生在自我探索书中知识时也会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自学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四）有助于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思想政治课相较于其他课程而言除了传授知识还有一点是德育，能够引导学生在心理和情感层面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情境教学恰好就是从学生认知水平和心理特征出发，这更加符合学生身心特点，让学生学习时不再排斥，而是不知不觉中完成对知识的吸收。情境教学法的四大基本原理是暗示加引导、情感作为驱动力、角色代入和心理整合，而所有的原理都包含了一点，那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的心理特征出发，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让学生从内心去相信政治哲学知识理论，进一步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正确的引导。虽然高中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但是这在高中政治哲学课程学习中依然是不够用的，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认知是匮乏的，平时接触到的内容也很少与政治哲学挂钩，更不用说去理解其中所传递的德育内容。情境教学更多地运用暗示和启发的方式，这可以引领学生形成一定的思维方式。利用暗示对学生进行一种思维的诱导，进而去影响学生行为上的变化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逐步实现德育目标。而此处所指的暗示便是创设的一种情境，合适情境的创设可以更好地让学生融入情境中，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去理解和接收其中所传达的价值观念。此外，情境教学法还给学生提供了实践机会。实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产生深刻感悟，进而去理解课程中所传递的思想价值观念。就目前教学来说，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室内学习，学生缺少走出教室的机会，去进行更多的生活实践。情境教学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模拟真实社会情境的方式，将学生引入到从未接触过的环境中，让学生能够在接触社会的同时也产生思考，拓展政治哲学课堂空间，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情境教学法在高中政治哲学教学中的运用措施

（一）在课堂导入环节应用

情境教学的应用，可以让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整个课堂充满活力，同时也可以展现出教师的教学智慧。以哲学课程中的《价值与价值观》为例，笔者是这样创设情境的：将弗罗斯特的诗《未选择的路》读给学生听，然后进行设问：“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为什么“荒草萋萋”“幽寂”却显得“诱人”“美丽”？“人生之路，曲折而漫长”，那么本诗中的“路”中蕴含着什么人生哲理呢？进而引导学生去思考人生的价值，由此导入本节课的话题，引导学生去进行自主思考，自然而然地去关注和了解价值与价值观的知识。

（二）在课中讲授环节应用

在讲述政治哲学课程内容时，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由于其具有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如果将书中的哲学知识直接对学生进行讲授，学生往往无法理解其中的内容。此时，情境教学法的引入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新的知识点。依然以《价值与价值观》为例，当教师需要从哲学角度解释书中所讲的价值时，可以以身边的物品为例，对学生提问，身边这些物品有没有价值，有什么价值，引发学生思考之后再进行归纳，得出结论：人的需要与事物属性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这就是价值，也就是事物对人的积极意义。学生通过这种情境的设定，产生疑问，随后进行自主思考，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很容易理解了价值的哲学概念。教师在讲授“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统一”时也创设一个情境：我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研发了杂交水稻，进而解决了我国14亿人的温饱问题，因此他获得了首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未来科学大奖等众多荣誉奖项，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国家又为袁隆平颁发了“共和国勋章”。如此看来，袁隆平的价值如何体现呢？请学生对这则材料展开讨论探究，这时学生会得出结论：袁隆平对社会拥有巨大的贡献，充分展现了其社会价值。同时，他也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尊重和敬仰。随后教师趁热打铁，在此基础上创设一个新的情境：介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事迹，引发学生思考，告诉学生这些人才是我们该追的明星，由此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时，还能启迪学生思考自身的贡献，如何展现对社会的价值等问题。

（三）在教学过渡环节应用

在政治哲学课堂上，由一个知识点过渡到另一个知识点，这时除了需要教师运用专业的教学技能外，还需要巧妙运用过渡语言，以此来吸引学生紧跟课堂节奏。由此可见，高超的语言技巧也是教师要掌握的重要手段，在教学中，语言的巧妙衔接可以很好地把握教学的节奏，使学生在学习热情高涨时不会因为知识点的转变而降低积极性。比如在人生价值的内容教学完毕后，教师设置一个新的提问：秦玥飞为什么会选择去农村当村干部？承上启下过渡到第二目教学任务：价值观及其导向作用。期间学生并没有停止思考，课堂的节奏也没有被打断，学生的注意力依然专注在课堂中。

政治哲学实践篇（2）

高中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本文由收集整理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高中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

 

政治哲学实践篇（3）

马克思持续思考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利益相关问题，把现实与理论之间更大的思考空间留给后人。哲学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跟现实政治状况进行思考、评价的基础，但马克思并没有将哲学用系统的文本形式表达出来，于是哲学思想的实践在当前得到展示的机会，演变成当今马克思思想的关键特征。

一、实践――现实的人获取物质利益的途径

现实中的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是衣食住行，人们通过实践活动认识并改造自然界，同时从中获取赖以生存的物质利益[1]。随着人们改造自然界的能力逐渐变强，从自然界获取的物质利益就越来越多，从而在物质方面享受美好生活。这是在物质利益获取方面实践所具备的政治哲学价值。

如果实践单指人们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利益，那这样的实践并不完全是追求幸福的，它的对象仅是自然界。虽然站在思辨理性的角度看，现实的人认识并应用自然规律，同时进行对自然的认识及技术改造，以达到控制外部自然界的目的，促使自然界为人类所用，但是这只会将现实的人的本质对象转化成自然，且最终被自然代替。因此，这种把人的本质反映在自然界里的方式是不正确的，不把人看作是感性活动，只是感性对象，依然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对现实的人展开社会联系，也没有从人们现实生活条件的角度去观察他们，没有看到实际存在的、活动着的现实的人。该理论直接用自然代替现实的人，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因而无法对社会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马克思曾说：当一个人变成唯物主义者时，他的视野里就看不到历史;当他对历史进行探讨时，他就不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这个人看来，历史跟唯物主义之间是完全脱离的。

后来人们进一步总结了实践概念：认识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这一实践概念认为自然界本身存在其独特的规律，且自然界会一直依据其固有的规律发展、运动，现实的人可以认识这种自然规律并加以利用，并以自然规律为基础去改造自然，与自然界发生各种关系，最终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正是后人总结的马克思思想哲学的理论实践，为现实的人获取物质利益提供有效途径。

二、实践――现实的人形成各种社会关系的途径

现实的人在实践中获取物质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关系同样是实践的产物。社会关系被政治化、系统化之后就成为社会制度，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随着现实的人获取物质利益的过程而不断发展着，经历家庭、部落、城邦、氏族、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等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我们在思考自然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同时看到了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才促使我们对人的本质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因此，对实践的正确理解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对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实践[2]。

马克思思想的生产劳动概念实际上蕴含着两个不同的维度：当人们站在人类改造自然并控制自然的角度进行问题考察时，生产劳动就转变成上文所说的认识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让人们站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甚至是整个社会关系及政治制度的角度进行问题考察时，生产劳动就转变成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即面向社会关系的实践。

三、实践――形成物质利益和各种社会关系，映现人的本质

在《问题域的转换》中，俞吾金先生指出马克思的本体论应当被表述为：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3]。俞吾金先生从两个层面对该表述进行阐述：其一，站在感觉经验或现象的层面，马克思本体论就是实践本体论，马克思探索其他所有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基础都由实践构成。正是该实践――理论基础得到确立，所有的传统哲学跟马克思思想哲学才从根本上被区分开。其二，马克思的本体论并没有在感性实践的层面做停留，而是从研究经济哲学的角度出发，对实践的生产劳动的基本形式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发现了超出感觉范围的社会生产关系拥有的源始性作用、地位。如此，马克思思想才在超感觉的、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显现出本体论的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维度。只有对马克思思想哲学做出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才能说明我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改造自然的过程，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劳动关系才不至于在持续变化的历史中重犯把人对等于自然的错误认识。

至此，人们在政治哲学领域追求美好生活的语境里将进一步解释实践的本体论意义。现实的人的本质并不是由自然界来映现的，而是在人们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实践当中来映现的。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人是社会动物，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现实的人通过改造自然界而获取丰盈的物质生活并不是人们美好生活的全部，只有以物质生产为依据凝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并以伦理道德为基础论述出好的指引，在社会关系及物质上朝着更好的方向改善，这样的实践才能够给予现实的人美好的生活愿景。俞吾金先生恰到好处地在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中描述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而做出的自然、社会层面的努力。在这样的努力中，人之所以为人，是为了在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实践中去改变自然、改变社会关系，是作为现实的人而存在的。其一，当人们在政治哲学那样的美好生活的追求语境中从马克思思想的角度去考察实践，我们就会发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语境里，人们通过革命将不正义的统治阶级，并建立全新的政权，设计制定出新的利益分配制度，从而让无产阶级人们在实践中把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其二，当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语境中去发展生产力时，就是为了追求更多的现实利益，从而促使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促使人们通过实践把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其三，当人们站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语境中考察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各种改革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重新建立利益分配制度，并促使利益分配实现制度化，帮助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4]。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中，实践促使人的本体论意义进一步得到明确，因此革命实践、改革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同时指向了物质实践活动及社会关系实践活动，最终映现出现实的人的本质。

四、结语

马克思思想政治哲学理论帮助人们去思考并努力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遇到的具体问题，促使马克思思想政治哲学被作为一门专业的理论得到讨论、建构，拥有理论研究的合法性。同时，无论是西方的古典主义政治哲学重视追问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是自由主义政治科学对人们获得美好生活的技术实现方式的追问，均促使马克思思想的现实实践在理论里得到统一的可能。

[参考文献]

[1]颜显能. 马克思毕生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马克思思想创构类文本写作目的初探[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5）：32-34.

[2]郭咔咔.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式解读――以《保卫马克思》为例[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82-86+108.

政治哲学实践篇（4）

在这一哲学传统中，哲学与政治之间产生必然的二元论划分和实践中难以解开的纠结。既然哲学事关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政治是统治的技艺，政治中的艺术和经验就只是某种不确定的意见，没有真理性。而且权力可能干扰人们认识真理，只有在没有政治权力的地方才有真理性的认识，因此哲学高于并且远离政治。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管理城邦是从理念世界下降到经验世界，被理解为一种牺牲和贡献。柏拉图的哲学王，并不是说当上了统治者是哲学家的荣耀，而是说政治只有服从哲学提供的绝对原则才是好的政治。而近代的康德认为，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很显然，不论是柏拉图的哲学王还是康德的哲学家不能为王，都是肯定了哲学优先于政治的绝对地位。在西方认识论哲学传统中，哲学和政治是两回事情，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制。

然而，这个认识论哲学传统无可挽回地终结了。关于它的终结，我们已经在不少的地方谈论过，核心的问题是自在概念和绝对概念的瓦解。存在是在实践与认识中与我们相关联的对象性存在，现实是实践中的生成，而不是自在存在和自在运动。因此我们只能形成对象性的认识，而不是无时间的绝对真理。知识是被构成的，而且知识的对象也是在实践中被构成的。在这样一种思想视域中，哲学不是现实之外对现实的理论直观，而是在实践中面对现实并且超越实存的那样一种批判性的思想维度。它要反思的是人作为存在怎么存在，并且怎么样去存在，因此是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存在智慧，是我们应该依循它去生活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即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再被把握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科学。哲学从来就在生活世界之中，并且要自觉地立足于生活世界。洞穴之外的理念世界诸如绝对正义、理想城邦等等只是观念的幻想，存在的异化。

在自觉地以生存的实践为基础和目的的哲学中，不再有关于经验和现象之外的关于存在的冥思（本体论问题），也不再有内在的意识如何可能抓住外在对象的思辨困境（认识论问题）。关键的是：在物性世界生存的人作为个体和作为类如何面对现实并且超越他的实存。哲学就是超越性的批判和建构。诸如正义、平等、自由、至善、良知，乃至于宗教的上帝、天堂、来世等等本质上只是超越实存的观念建构，虽然对于生活实践具有根本的导向意义，使存在超越单纯的物性成为人的世界，但是，它们本身不是自在存在，也不是绝对的生存原则，而是历史性的思想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种发明观念的活动。有一本政治哲学导论的书名就叫做《观念的发明者》，这一书名恰当地表明了哲学的功能和性质。实证的真理让渡给了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发明观念、创造意义、思考价值，自觉地将自己看成超越性实践内在的构成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指向异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然，问题在于不要将这样一种实践的理论阐释为脱离时间的绝对真理和抽象教条，而是以实践思维为基础，将思想导向生存的世界。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思想趋向现实的同时，现实也要趋向思想。这是一种存在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有哲学，当然有政治。由此我们能够理解，“革命”乃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

随着哲学从认识论路线向实践论路线的转型，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既然不是实践之外的理论直观，而是生存的智慧，哲学不在政治之外而是在政治之中发生。不是说哲学只有远离政治才能发现真理，政治只有远离哲学才能抓住现实。正好相反，哲学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形成，政治权力应该在哲学理念的引导下运行。政治与哲学相互规定和相互构成。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变迁意味着哲学存在论必须具备政治的维度。今天关于哲学存在论的谈论远离了这一维度，将退回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辨。

只是从哲学形态和哲学性质的变迁来看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还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它讲的还是思想史内部的事情。真正说来，思想发展不是思想史内部自我推动的结果，而是思想与现实交汇作用的产物。今天，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不仅是哲学形态变迁的结果，而且是政治作为社会历史维度的当代转型在思想上的一种体现、一种要求。随着政治内涵和功能在当代的变化，政治不再是社会历史的附属结构，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构成维度，日益发挥着维系人类存在和推动人类发展的存在论功能，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哲学高度的政治理解。关于政治的谈论离开了存在论的高度，将变成一种关于统治的技术科学，难以理解政治的现实和意义。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讲的是适应政治变迁的当代趋势，将对政治的理解提升到社会历史的存在论高度。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说的是人天生地要过一种社会性的生活，并且天生地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当我们今天来谈论人的政治性的时候，其广度和深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甚至与启蒙开启的现代都不可同日而语了。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政治已经真正地成为了普遍的政治，成为人类存在基本的构成维度。所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传统对于政治的理解立足于公共与私人、国家与社会等等二元论结构，好像政治仅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块，可以并且必须划定自己的边界。但是，如今政治具有越来越强劲的渗透力，已经作为一种基本的力量构成生活的内在维度，我们的呼吸、我们的饮食乃至于我们的都在政治中被构成。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都有政治因素的中介。我们生活在政治之中，政治构成生存的条件。这种政治的普遍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在政治成为普遍政治的同时，政治也成为总体政治。过去的政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因此主题是对内统治和对外关系，核心是权力的实现。进入现代之后，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类进入了世界历史时代，跨越民族国家和血缘地缘的限制成为总体性的存在。政治第一次获得了人类作为总体性存在的背景。在政治叙事中，人类作为主体，人作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主题。政治本身成为总体性的政治，而不再只是局部的政治，诸如阶级的政治或民族的政治等等。赵汀阳先生提出了一个“天下体系”的概念，并依此谈论当代政治。很有意思。我想，核心就是人类存在的总体性进入政治意识。政治的理解具备了人类总体性的存在论意识和存在论背景，将意味着政治概念逐渐超越利益纷争和权力斗争的“厚黑学”层面。

政治要处理的不外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问题和人类存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按照我的说法，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触及到了生存的社会底线和自然底线。也就是说，社会内部的斗争和冲突完全具备了多次毁灭整个人类的力量，人类生存的需求已经日益迫近了自然环境本身的承受能力。一句话，人类已经生存在一种自我发展的自我毁灭之可能性中。在这种语境中，政治的本质任务不再只是维系社会秩序，或者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挽救人作为类的继续存在。政治对人类的存在必须具有根本的担当，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可能完爆地球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不再只是一种自由解放的政治，而且是一种救亡的政治。关于政治这种担当意识的日益突出，不仅可以从政府间的正式会议，而且可以从许多民间的和平运动、环保运动中看得到。如果对政治的理解还是停留于天赋人权的解放话语中，将远离人类生存的现实和需要。救亡已经并将根本地成为政治实践的基本主题。

进入现代以来，由于批判传统政治的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现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是一种消极的政治。主张弱化政治的职能和限制政治权力，政治被看成一种不得不忍受的恶的力量。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发展，公共生活日益复杂化，私人生活越来越社会化，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也越来越多，这就迫切地要求政治承当更重要的使命和职能。除了强制性的政治力量，道德约束、宗教精神当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不是根本性的。随着政治的功能不断强化，一种积极的、能动的政治形态正在日益成为现实。建立在权利捍卫和利益瓜分基础上的政治模式和政治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政治发展趋势。只有强大的、积极的政治才能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

面对政治领域中的这些巨大变化，应该从存在论的高度重新领会政治的内涵及其意义，形成一种积极的政治概念，重塑政治的基本形象。离开了存在论的高度，仅只是在技术操作的层面难以把握政治的功能及其当代变化。从回应政治的实现和深化政治的理解上来看，政治哲学应该成为第一哲学，成为后形而上学视域中哲学存在论的基本形态。

简而言之，哲学不再是在沉思中直观不变的真理，而是生活实践中如何面对现实与超越实存的存在智慧，因此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政治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而是构成生活实践的内在维度，是我们面对现实与超越实存的基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双重意义上，我们说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这个命题除了说哲学具有政治性，政治是理解哲学的一个基本视角以外，主要说的是，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视域中，立足于生存实践的哲学作为关于人如何存在，不仅事实上如何存在，而且价值上应该如何存在的存在智慧，它规定着理解政治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政治是人类自我维系和自我超越的基本存在方式，因此是哲学存在论的基本维度。面对现实与超越实存的存在论在本质上指向政治实践，它以作为“应在”和“实在”之统一的“能在”概念为政治实践奠定存在论的基础。我们说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是政治哲学的，或者说政治哲学是后形而上学思想视域中的第一哲学，讲的就是哲学存在论的这样一种基本性质和基本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并不是政治和哲学的简单交叉，就像所有新兴的学科一样，是两不管或者相互兼管的中间地带。通常所说的政治哲学概念就是立足于这样的现代学科建制，不外乎两种情况：其一，政治哲学是应用哲学之一种，就像管理哲学、科技哲学等等一样，是以哲学的方式研究政治，政治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成为研究政治的方法论工具。政治哲学就是哲学地把握政治，以便为政治提供抽象的教条。其二，政治哲学是政治地理解哲学，政治成为一种方法论，成为理解哲学的一个视角，一种方法，哲学倒过来成了政治理解的对象，是政治视角下的一个领域，比如说在斯特劳斯那里就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哲学与政治二者是领域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只是搭配方式和起点不同而已，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哲学概念。政治哲学同时是政治学和哲学的下位概念，是政治与哲学交媾的产物。很显然，由此而言，政治哲学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第一哲学。

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视域中，政治是事关人类如何面对现实从而超越实存的实践，因此是存在论的；而哲学作为构成现实并且超越现实的精神要素，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在这种双重意义上，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政治不是技术管理，哲学不是绝对知识。政治哲学是关于人类存在的真理，因此是事关人作为类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的存在智慧。简言之，政治哲学是实践存在论基础之上关于人类共同体可能生活之哲学思考，它穿行在实然与应然的中间地带，创造和发明共同体生活的基本观念并为这种观念进行辩护。哲学走出知识论路线，政治走出单纯的技术管理，曾经被分开、并且被对立的政治与哲学进入一个统一的、综合的思想视域。这就是政治哲学，就是成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在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阈中，关于人类生存智慧的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而本质性的政治思想也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是哲学性的。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不是将政治和哲学看成两同事情。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理解政治和哲学的变迁，不同的历史将变成统一的历史，因为“存在

政治一哲学”已经在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中共属一体了。政治哲学就是思考人作为类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的存在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引用尚塔尔・墨菲的说法作为结束：“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政哲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维度上思考政治，思考哲学，思考二者内在的统一性。

我曾经说过，哲学洞穿历史，政治成就现实。今天我愿意更改我的说法为：离开政治的哲学无法洞穿历史，因为政治是构成历史的实践维度；离开哲学的政治难以成就现实，因为哲学是超越现实的精神环节。

参考文献：

[1]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罗骞.哲学的自我主张[J].江海学刊，2011（4）：17―23.

政治哲学实践篇（5）

当前，学术界就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边界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要想厘清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边界，就必须加强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特质的研究。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政治哲学因其不同的方法论、实践旨趣和价值诉求实现方式而表现出与其他政治哲学不同的理论特质。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科学性和价值性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理论问题之一。一般来说，人类考察社会生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认知性的考察进路和规范性的考察进路。认知性的考察进路主要是以科学认知为目的对社会生活进行描述性的实证分析和陈述，而规范性的考察进路则是以价值评价为目的对社会生活进行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和评价。前者以事实性问题为核心，后者以规范性问题为核心。当代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他们认为马克思将事实与规范问题对立起来，马克思哲学是建立在历史决定论基础上的，是典型的机械决定论，根本就不存在作为规范维度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化诠释与政治哲学的规范性评价是不兼容的。这其实是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一个重大误解，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总方法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内在地包含着认知的真理尺度和道义的价值尺度。这两种尺度是内在统一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考察社会政治生活的进路。将两者割裂开来或者仅从一个维度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是片面的，这只会得出“有两个分裂的马克思”或者“有两种共产主义理论”的结论。显然，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它只是一种片面化的图景。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既不存在纯粹的规范性问题，也不存在纯粹的事实性问题，毋宁说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高的关联度，甚至它们是彼此融合、相互会通在一起。”[1]（P329-330）那么，使两者相互会通的依据何在？卢卡奇的观点很有启发意义。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2]（P791）这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总体性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总体性的方法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卢卡奇从方法论的角度给我们理解事实与规范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历史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要探求事物的客观确定性基础，另一方面又要对事物的暂时性和相对性给予肯定。正是这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才克服了黑格尔以思辨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唯心史观无法解决的难题，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何为历史主义？“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历史主义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此只有通过追溯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得到理解；二是指，所有的人类思想和价值观念都是历史性的，因此不能以我们所持有的信念和普遍原理为依据考察历史事件。”[3]尽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思想来源于黑格尔，但马克思对历史主义的理解要远远超过黑格尔。黑格尔假设了一个理论前提，即理性统治世界历史，而他所认为的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从精神的自由的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从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4]（P399）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主义是理性各环节在观念内的绝对运动。他在其思辨哲学内部通过观念的先设性将历史主义的内在矛盾加以解决。但实际上，这只是虚假的解决，只是在思想内部克服了这个矛盾，使现实统一于观念。这是一种把自然或理性的秩序作为消除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依据的非历史主义的解决思路。而马克思却通过对生产方式的解释，即对历史条件的认知性考察来试图解决这一矛盾。马克思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5]（P526）马克思正是凭借历史主义的方式超越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弥补了观念和现实、理想与必然之间的断裂，建构了认知的真理尺度和规范的价值尺度相统一的社会历史理论。

马克思将历史的维度加入到了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之中，“以绵延的时间性消弭了事实性和价值性在平面关系上的二元对立”[6]，为两者的统一提供了可能。在历史主义视野中，现实历史的客观现实性和必然性主要体现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在对象性的物质活动中。“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5]（P196）通过认知性的考察进路，我们不仅可以把握现实的人活动的历史规律，而且还可以获得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价值规范的历史条件的理解。正是历史性向度的介入，才为消除事实与价值间的鸿沟提供了可能。此时，永恒发展的历史性取得了自然或理性的秩序成为实现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客观依据。

与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将伦理应当作为解释社会政治问题的起点不同，马克思则是在超越应当逻辑的基础上，将生产劳动作为解释社会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规范性的价值尺度并不是独立于生产方式之外的抽象规定，它是在对生产方式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来阐述其价值意义。价值尺度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标准，但特定价值尺度产生的历史条件却是确定的，是可以被人类所认识和把握的。人类可以通过对历史条件的科学认知考察来把握价值尺度的客观性。因此，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考察是在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相互结合中进行的，而使两者相统一、相结合的关键就是其超越应当逻辑的历史主义方法。这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差异所在。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和实践性

“哲学的变革归根到底是哲学观念的变革及由它所决定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7]（P4）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主要是指其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史观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观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新哲学观。“马克思并不是在同等程度上来批判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实际情况是他对唯物主义的批判要远甚于唯心主义的批判。”[1]（P33）尽管费尔巴哈已经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并把人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但他所理解的人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感性直观的人，而不是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5]（P499）所以，费尔巴哈并未真正解决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学术界，很多学者总是倾向于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当然，这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认为旧哲学只是在理论视野中探讨人的认识问题，是离开实践思维的认识路径，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地处理好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02），马克思以感性的人为基础主张通过人的具体的感性实践活动去改变现存的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此处“现实的个人”是指“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的一定的个人。”[5]（P523-524）“现实的人”成为了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的逻辑起点。那么“现实的人”的现实载体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而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说是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手重要资料。“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8]（P591）市民社会正是“感性的人的活动”的现实载体。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将思维的触角深入到了更深层次的市民社会中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从而形成了以实践为根本特征的唯物史观。作为世俗基础的市民社会是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重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从政治哲学的维度，在市民社会的问题域中理解实践的概念才能获得更广阔的理解空间。

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实践劳动的观点是沿着洛克以来的理论路标确立的。洛克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对劳动进行了界定。“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9]（P18）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对劳动的认识，“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形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5]（P205）另一方面，他从劳动生存论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劳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与以洛克及其后继者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个不同点就在于两者的立脚点方面。“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P502）马克思正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由此可见，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而非市民社会。但不可否认的是，市民社会仍然是理解马克思实践观，尤其是实践思维方式的重要问题域。

从市民社会问题域的角度来看，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根本特性，正确理解实践概念是当前构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前提。实践思维方式与传统的思维方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践思维方式是一种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来把握思维对象的“关系思维”，而传统思维方式则是一种从主体或客体来把握思维对象的“实体思维”。第二，实践思维方式是一种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和把握思维对象的“主体性思维”，但这里的主体并非上帝、绝对理念、自我意识等，而是处于一定生产方式中的现实的人。传统思维方式则是一种从客体方面去认识和把握思维对象的“客体性思维”。第三，实践思维方式是一种在主客体的矛盾运动中来把握思维对象的“辩证的思维”，而传统的思维则是一种仅以形式逻辑为工具来认识和把握对象的“直观形式的思维”。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开启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新的阐释路线。正是在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才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是澄清马克思有没有政治哲学问题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上面的论述涉及到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实践哲学的关系。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其实践哲学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因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确立是以人类社会立脚点的确立为前提条件的。与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主张在政治正义视野内寻求人类生存与解放的解释体系不同，马克思是在超越政治正义的视野内立足于人类社会的立脚点上，为实现人类解放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也就是说，正是在人类社会的立脚点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才具有不同于其他哲学的实践特性。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内在地包含两个层面，即超越性层面与现实性层面。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既具有批判性的维度，又具有建构性的维度。“如果说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层面是批判性的，那么其现实性层面则是建构性的。这就是说，其超越性层面是依据超越性理想对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批判，而其现实性层面则是关于现实政治秩序应当是怎样的理论建构。”[10]（P68）仅从一个维度来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看法是片面的，这也正是其他政治哲学方案无法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原因所在。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民性和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其学说的最终归宿是共产主义。而作为规范性理论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则是其学说政治旨趣的集中表达。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在继续，贫富差距过大的趋势仍在愈演愈烈，实现公平正义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这些客观的现实迫切需要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场”，需要以追求全人类解放为价值诉求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来为世界合理秩序的建构和人类如何过上良好生活的期待提供意义支撑。如果仅从道义规范或者价值性的维度来看，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缺少了对现实社会的经济分析（事实性维度），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的解释就与乌托邦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区别。”[11]那么它们难道是相同的理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到底是什么促使我们能够将其区别开来呢？我们认为，正是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主体和现实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人民性和革命性的特质。

实际上，马克思对人的概念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由理想的、抽象的人到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转变。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未来理想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要经过两个阶段，即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政治解放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从“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相对分离。但政治解放并非人的解放，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并未触动市民社会，其直接的消极后果就是利己主义的人。“利己的人是已经解体的社会的消极的、现成的结果，是有直接确定性的对象，因而也是自然的对象。”[5]（P46）只有变革市民社会，构建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联系共同体，才能彻底实现人的解放。因此，人的解放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资本主义，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把人从精神的枷锁中摆脱出来，从“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真正独立性。

而怎样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呢？这正是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产生分歧的地方。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缺少从事实性维度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经济分析，没有找到创造历史的行动主体，因而其对未来社会的道义设想只能是乌托邦。而马克思却找到了连接资本主义经济分析和创造历史行动的中间环节——无产阶级，主张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这样马克思就为实现人类解放找到了行动的主体和道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阐明了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哲学理论只有同群众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作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P11）当然，实现人的解放还需要一定的现实物质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否认存在历史前提的观点，提出了物质生产劳动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只有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正是基于劳动人民的立场，从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为无产阶级自己实现解放自己的目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政治哲学实践篇（6）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115-03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研究逐渐兴起，实践人学得到人们的共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文精神受到关注，这种关注的实质在于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的呼唤。任何一种哲学理念、哲学立场都蕴涵着对“人”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角度，并由此体现其特殊性质和评价标准。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区别于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在于其以实践的思维方法历史地考察“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遇和政治命运，基于政治实践视域的价值批判，其价值诉求始终指向人的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从早期带有启蒙色彩的伦理思想的阐述，到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关切、对市民社会的剖析、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造成的人的生存二重化的批判，再到寻找到人类解放的承担者，并把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演化发展历程中，人始终是马克思关怀的核心。以人学为向度来审视马克思政治哲学，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其政治理想、政治实践和政治价值，从而回归马克思的思想全貌。

一、重新审视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中的“人”

改革开放以来，在由计划经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在感受个人被压抑很久后，人的理论的复兴必然被凸显出来，这时再来重审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中的“人”，辩证地汲取政治哲学人性思辨的积极意义。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他的理论构架中，以“现实的个人”取代“偶然的个人”，同时期望“有个性的个人”的时代生成。在《导言》中，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在《1844 年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的“劳动异化的人”，在《提纲》中，马克思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化的人类，在《形态》中，马克思首次详细论述了他的以“现实的个人活动”为理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及其对人的“现实性”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充分论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人植根于经济范畴和阶级关系中，从经济角度，马克思以现实性衡量客观世界中人的主观世界，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现实境遇：“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马克思构建并实践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进入“真正的历史”（有主体的历史），使“资本统治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得以终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深切关注毋庸置疑，他拒绝将“人”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指出人们要通过革命性的变革确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任何对“个人”的发展加以抑制和扭曲的社会都是要加以扬弃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以往社会的超越在于平等地尊重人的个性自由。马克思哲学中关于人的论述，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片面地发展为所谓的“人道主义”，他们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本真视域，这个视域遭到苏联教科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遮蔽，因而应当诉求人的应然境界，虽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但这种深度仅仅滞留于理论世界，他们发展的“实践哲学”仍然是以往理论哲学的翻版，其“实践”是理论的，是他们头脑中的“实践”，而非现实的、活生生的活动。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应然诉求的方法论背离实践的思维方式，他们不是在发展马克思的人学理论，而是在片面地遮蔽，因为他们不知马克思人学理论是解放全人类的理论，人道主义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而已，当然，我们要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问题的重视与深刻的理论批判对当代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

在社会实践深入发展的同时，理论不能停滞不前，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化当代形态的确立必须综合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作为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和思想时，各种主观因素，时代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实践需要的，甚至个性的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概括地说，也就是要研究借鉴现代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为一个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在理解和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的过程来看。”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应该汲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时代的合理成分，摒弃对其教条运用的思维模式，同时批判地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探索人道主义的思想精华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回到马克思”文本中政治思想的人学理论，在对当代中国国情实践考察的基础致力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政治哲学实践篇（7）

1.政治哲学是对社会政治的理性之思政治哲学通过反思、批判社会政治而求真,具有一种追求普遍性理想社会之原型的形而上学冲动,并以此改铸现存社会政治。这种理论探索可以是传统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也可以是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微观分析,即旨在通过对政治诸范畴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正义、政治合法性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分析论证,追寻政治真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是不同的,它有很高的抽象思辨性,可以称之为政治“形而上学”或政治“形而中学”。政治哲学探讨抽象的概念和范畴,为现存的社会政治寻找理性,让政治本身产生一种说理的力量。黑格尔在政治哲学论着《法哲学原理》中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抛开这个论断保守性的一面,我们既可以说它是政治哲学为社会政治寻找理性的一个典范,又可以说它是政治哲学在为自身寻求合法性。进而可以说,规范的政治哲学研究应是在书写政治“形而上学”。在古希腊哲学到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中,哲学家们对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的地位的认识可谓一波三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居于最高峰的时期。他们遵循理性原则,在各自心中构想着理想的国家、城邦政体及其运转规则。

这一点在柏拉图哲学的坚决批判者、非理性主义者尼采的作品中也得到佐证:“柏拉图的国家是超希腊的和不可能的。作为一种按形而上学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的创设者的哲学在此达到了顶点。”中世纪时期,安瑟伦和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们抬高信仰而贬斥理性,理性只在于加强信仰。这是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居于最低谷的时期。经院哲学家们政治思考的实质是,信仰上帝第一,人的理性第二,并以全知的“神性”代替人的理性,以虚幻的上帝之城来范导封建的世俗王国,旨在为教皇统治和封建君主统治服务。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发展与思想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觉醒,信仰的权威让位于理性的权威,理性原则在政治思考中再一次进入高峰时期。一方面,近代西方启蒙理性为现当代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决定了现当代西方所谓普适性自由民主制度的运作逻辑和模式,深刻影响着当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过度张扬也导致了对理性的误解与片面使用,使理性成了片面的科技理性的代名词,“技术知识似乎是唯一满足理性主义者选择的确定性标准的那种知识”由此导致了实证主义政治哲学的困境,实证的科技的政治理性把政治简单化地视为书本政治、政治技术与功利政治。对政治问题的探究,除依靠人的理性外,还要依靠感性经验与直观。对政治的形而上学分析,借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话说:“不单纯依据概念,同时也根据直观。”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也说:“哲学不仅需要哲学的理解,即通过概念进行理解,也需要非哲学的理解,即通过感知和情感进行理解。”“在哲学上,文体向这三个极伸张:概念或新的思维方式,感知或新的视听方式,情感或新的体验方式。这是哲学的三位一体,哲学犹如歌剧,需要这三者‘产生运动’。”深入探究发现,思考政治问题很难精确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这一属人的二重性。

近代英国政治学家沃拉斯曾说,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因此,政治哲学不是纯粹的理性思辨,不排斥感觉经验与直观。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除了主要依靠理性演绎和经验归纳的逻辑外,还要依靠意志、直觉、直观、灵感、顿悟等非理性因素。进一步说,怎样平衡好政治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适当地把对政治原则的理性分析同对政治过程的经验性认识结合起来,这也可以说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与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政治哲学的理性,既是一种理论理性,又是一种实践理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分类法,政治哲学属于实践性科学,是目的论和实践性品格的统一。今天,我们把政治哲学视为实践哲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范式,实践哲学的理论旨趣是要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仅要解释世界(像以往的哲学家们那样),还要积极变革世界,使理论不仅在“阿门塞斯冥国”自恰(借喻理论内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还要在定在即现实政治中发亮(借喻理论外部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们现时代的社会政治发展迫切需要这种实践的政治哲学,而那种单纯追求理论内部的理论与实践自恰的政治哲学,大有可能走充满纯粹思辨形而上学的理论危机、精神危机的道路。

政治哲学实践篇（8）

Abstract: The relative separa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is Oakeshott’s consistent viewpoint. He denotes that modern philosophy is stuck in rationalism. His critique of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is to let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abide by one's own duty. Rationalism， which is now excessively in close relation with politics， must be stripped from it.

关键词： 哲学；实践；行为

Key words: philosophy；practice；behavior

Rationalism aims at bringing the behavior into clear frame， which made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s cut apart incoherently. It wants to prove its own correctnes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akeshott’s criticism is resulted from his reflection to the modern philosoph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Oakeshott’s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le dealing with two key concepts about it.

1Philosophy and Practice as Modes of Experience

Oakeshott insists that philosophy should avoid becoming too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paganda. Philosophy should adhere to the attitude of "radical subversion". Nevertheless， his attitude of subversion is not shown in a kind of theory which would bring about political revolution， but in his view of "experience as a whole". Oakeshott does not offer this view with the mysterious vEil. He just denotes that we would recEIve more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about world in the mode of "whole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Oakeshott， the dualism about the relation of “experience” and “the object of experience” would have less acceptability than the doctrine such as “there is only an experience world as whole”[1].

There is no other work expressing philosophy of Oakeshott more directly than experience and their mode.This early work is mainly benefited from thoughts of Bradley and Hegel. It learns from Plato， Aristotle and Spinoza too. In fact， Oakeshot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search community of British Neo-Hegelian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In this book， he tries hard to show there i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itself ". Modes of science， history and practice are all different visual angles in understanding experience.Each mode of experience tries hard to proceed from its own assumption and acquires total understanding of experience. Meanwhile， every kind of mode is abstra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ole world. Due to the contradictories between various modes， people should not endorse any certain mode and deny another one absolutely.

Certainly，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survey the theory of modes of experience completely. So this paper must expressly consider the view of "the separa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 In experience and mode， Oakeshott denotes that philosophy should not criticize in an external way.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may be two different fields which discriminated against each other. Then the former should not aim at repelling the latter. Philosophy must not be interfered fundamentally by instruction from practice， and similarly practice needs not subject to the guidance of philosophy principally.

转贴于 Philosophy should not be any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extrinsic concepts. Any extrinsic concept can not defin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needs not to introduce any external concepts. Therefore， philosophy would not allow the scope and standard of itself to be provided by practice. People must keep philosophy from disturbance of feel and effect which is brought forth in practice. Except itself， philosophy can acknowledge any other authority.

However， the purpose of rationalism in philosophy is to replace all of other modes of experience and then secure a systema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But th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is unique. Practice has its external features while philosophy contends with it through critique. But the strength of critique of philosophy does not give itself right of replacing practice. Philosophy won't be able to provide any specific instruction for practice.

According to Oakeshott， philosophy is relevant to actual life， but the relation of them should not be elevated artificially. In other words， philosophy can't fundamentally control practice. Just as Franco reviews，rationalism in politics results in ruin of practice， but the latter is the inviolable fountain of politics.[2]

2Practice as "Behavior in Change"

Oakeshott argues that philosophy had no absolute relation with practice， because he believes the concrete situation in actual life can't be considered by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Oakeshott， practice is defined as the behavior in change， unable to obtain absolute consistency.[3] Practice is formed by behavior. It is action itself and total behavioral. People always try to change thEir life momentarily. Ac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ing in a kind of transition in this world. People always ask “what the world is”， but the world is unstable， transient and variable indeed. This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correctly. Oakeshott thinks that we should expect nEIther eternal truth which contained in a system of concept， nor any consistent theory which keeps up with behavior. Truth always can not catch up on behavior. Any endeavor of constructing system of philosophy to exercise control over behavior would be futile eventually.

Oakeshott has pointed out the key characteristic of practice which is composed of changing behaviors in the world. Through emphasizing practice as a behavioral field， Oakeshott wants to show that we are always demanded to take action in specific environment. Thought can be assumed， suspected， criticized and regained， but the behavior is transient and final once it has been done. It is irrevocable， unable to be cancelled. This hints that practice always submits to the sense of urgency， because problem must have been solved before it slips away.

Practice includes assumption， and has no doubt about its authenticity. There is certain tension between “ought to be” and “be in fact”. Philosopher hopes their thought has unified system， but behavior in reality is always linked to change. Attempting to dispel all contradiction and difference of practice， rational philosophy will cause disasters. We have no adequate reason to change the contradiction in present practice. Contradiction and difference can be tolerated. Further more， they are necessary for us to behave effectively. Practice and philosophy are very different in eyes of Oakeshott. Practice is in the change， and is restrained by an urgent matter. It needs not the stabilization as in the system of philosophy， but it must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a decision in the changing situation. In other words， it is inappropriate for practice to be command by philosophy. Practice is in the world filled with value. It attempts to define such concepts as “good”， “right” and “ought”. Philosophy should not construct any system of value or principle of correct behaviors， but try to understand them.

3Conclusions

Oakeshott’s viewpoint of the relation of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is the basis of his critique of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The relative separa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shows that Oakeshott keeps at a distance with a complete system of philosophy， which is feature of rationalism. As known by all， rationalism is the most remarkable fashion of modern philosophy. but what is wrong with rationalism？Oakeshott acknowledges the necessity of systematic knowledge， but he argues that it is insufficient for practice. Thus he primarily contends agains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Oakeshott thinks of politics as practical activities. Bu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tries to convert political activities into abstractions. It creates the illusion of certainty， and then leads people to believe that all problems can be solved certainly. Since it misconcEives the relation of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and so misconcEIves the relation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too， it has harmful effects on political activities. Oakeshott tries to promote the politics of civil association4. He seeks to have us cultivate our characters. Inpidual’s independence would not be product of r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but his own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hints in tradition.

Notes:

[1]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21

[2]Paul Franco.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chael Oakeshott [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113

[3]Michael Oakeshott. On Human Conduct[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55

[4]Michael Oakeshott. On Human Conduct[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102-108

译文：

政治理性主义旨在把政治行为纳入明确的框架之中，使得政治实践传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虽然这种理论的弊端公众都略有感知，但是它仍然要在实践中拼命地证明自身的正确性和可延续性。欧克肖特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批评源于他对现代哲学的反思。本文试图通过对欧克肖特的“哲学”与“实践”这两个概念辨析中阐明其政治哲学的主旨和理论基础。

1“哲学”与“实践”——两种经验的模式

欧克肖特认为哲学应避免沦为意识形态和政治鼓吹的工具，哲学应秉持“激进的颠覆”的态度。但他的颠覆性的态度并不表现为一种倾向政治革命的理论，而主要体现在“经验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主张中。欧克肖特并没有给予“经验整体”以神秘的面纱，他只是认为在“经验整体”中，世界将会得到更为一致的理解。他反对设立“经验”与“经验对象”相区分的二元论的观点，认为“只存在一个作为整体的经验世界”的观点更为可取。

《经验及其模式》（Experience and Its Modes）最直接地表达了欧克肖特的哲学思想。这本早期著作受益于黑格尔和布拉德雷，同时也熔合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思想，因而在20世纪初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学派中独树一帜。在这本书中，他力图表明 “世界本身”与“对世界的经验”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分。科学、历史和实践的模式都是对经验的三种不同理解视角。每一种经验的模式都力图从自己的假设出发对经验作总体的理解。同时，每一种模式也都是对经验整体的抽象理解，各种模式之间相互矛盾，故而学者不应当武断地肯定某种模式同时又贬斥另一种模式。

当然，我们不可能完整地考察欧克肖特的经验模式学说，因此本文必须重点考虑欧克肖特的“哲学与实践相分离”的观点。在《经验及其模式》这本书中，欧克肖特认为哲学批判不应是外在的，哲学包含的不是简单的对于不同经验模式的排斥。他主张哲学与实践是两个不同并且各自排斥的领域。哲学必须不受实践假设的干扰，而实践也不必谦恭地等待哲学的指导。

哲学不应当是由外在概念构成的理论体系，后者无法定义前者，前者也无需引进后者。所以，哲学不允许自身的领地要由外部实践来划定。哲学要免于在实践中产生的情绪的干扰，除了它自身，哲学不承认任何权威。

哲学中理性主义总是试图取代别的经验模式以确保对世界的系统建构。实践具有明显的外在特性，而哲学总是抓住这点不放。不过，哲学的批判力量并没有赋予其取代实践的权利。哲学也不能给予实践任何明确的指引。

欧克肖特认为，哲学虽然和实践不是全然无关，但它们二者的联系不能被人为放大。换言之，哲学不能原则性地掌控实践。正如欧克肖特研究者弗兰克所言，哲学理性主义引入政治领域的后果必然是摧毁政治实践，而政治实践才是政治的神圣源泉。

2作为“变化的行为”的实践概念

欧克肖特之所以主张哲学与实践不具备绝对的必然联系，是因为他相信实际生活中的具体情形不能被哲学考虑到。欧克肖特认为实践是变化中的行为，无法获得完全确定的一致性理解。实践由行为构成，它是行动本身，是行为的总和。人们随时尝试去改变生活。行为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不断改变之物。人们总是问“世界是什么”，但世界终究是易变的，不稳定的以及短暂的。这就是正确理解欧克肖特实践概念的关键。他认为我们不应期望任何概念式的关于外在实践的真理，也不应当尝试建构能够与行为保持同步的理论体系，真理总是赶不上行为的脚步。任何建构规范实践行为的全面性哲学体系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

欧克肖特指出了实践的关键特点：它是世界中变化的行为。通过强调实践是行为领域，欧克肖特想展示这样一个情形：我们总是被要求果断地去行动。思想可以被假定，被怀疑，被批判以及被收回，行为却是短暂且也是最终的，一旦做了，便无法撤消。行为是不可撤消的，这暗示了实践总是服从于紧迫感，因为它必须在问题溜走之前解决它。

实践包含了假设，并且还毫不怀疑的认为此类假设是真实的。在“是”与“应当”之间总是保持了一定的张力。哲学家总希望他们的思想具有系统的整体性，而现实中的行为总是与变化联系在一起。理性主义尝试消除我们实践中所有的矛盾和差异必会招致灾难。我们没有理由去改变现存的任何实践中的矛盾，矛盾和差异不只是可容忍的，而且对于也是有效行动所必须的。

因此，在欧克肖特眼里，实践和哲学是很不相同的。实践是变化中的行为，并被眼下紧急的事件所约束，它不需要哲学的稳定的体系性，但它必须拥有在不断变换的情形中做出决断的能力。简言之，让政治实践服从于哲学理论是很不合适的。实践是个充满价值的领域，它总是尝试去明确什么是“好的”，“正确的”以及“应当的”。哲学并不去构建世界的价值观或是正确行为的原则，而只是尝试去理解它们。

3结论

“哲学”与“实践”之区分是欧克肖特批评政治的理性主义的理论基础。“哲学”和“实践”应相区隔的观点显示了欧克肖特对任何完整的哲学体系的厌恶，因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往往是理性主义的特征。如众所知，理性主义是近代哲学最为著名的范式，但理性主义有什么错？欧克肖特承认确然性知识的必要性，但认为这对实践来说还不是充分的。因此，他竭力批评哲学理性主义介入政治。欧克肖特认为政治属于实践行为，而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却力图使政治行为受控于为抽象的指示。它引发了确然性的幻像，诱使人们相信所有的问题可以通过抽象的指示普遍地加以解决。由于混淆了哲学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因而也混淆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对于政治危害甚多。欧克肖特力争促进公民联合型政治，以便培育人们的德性。个体的独立性不可能是理性政治体制的产物，而是理解实践政治传统的暗示的能力之后果。

参考文献：

政治哲学实践篇（9）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含义

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如：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党的建设等，是在当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也是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从研究领域和侧重点上来说，其具有两种代表性观点：（1）“体系说”、“系统说”。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以制度体系为支撑，以目标体系为追求的结构性功能系统，其基础就是价值体系”；而应松年则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国家经济建设体系、政治建设体系、文化建设体系等在内的制度与体系总合，是主权国家治国理政制度体系的总称”。（2）“制度说”。罗自刚认为：“国家治理体系能够保证国家得到有效治理，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治理体系构成的制度体系”；而俞可平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些列制度和程序，是规范社会权利运行的一系列制度，是维护公共秩序的一些列程序”。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界定上，丁志刚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治理客体的现代化以及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治理目标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适应现代变革的本质要求而对自身进行的现代化。”而方涛则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注重治理能力建设，把各个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增强其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

（二）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在整正治理思路、健全治理制度等领域的过程中，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作用，能够顺应时代与社会的进步要求，是实现全面应对国家治理难题与治理困境，实现人民群众期待而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王胜平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价值论维度看，具有重要的动力供给和价值实现功能；从认识论维度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逻辑的确证；从实践论维度上看，其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性，通过主体间关系的调整和主客关系的和合理定位，能够直接改善治理效果。”黄秋生、罗成翼则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振兴民族，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伟大策略”。欧阳康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够帮助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能够在学术上理清与国家治理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为党和国家提供‘治国理政’的咨询报告和决策建议”。

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去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有形现代化和无形现代化，科学技术、方式方法、手段工具等现代化是有形的。而目标、价值等方面的现代化是无形的，但是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有形的现代化是一种治理现代化的体现，更多借助与积极发展电子政务、网络政治、现代化办公手段等自然科学知识，来增强改进行政方式、工具和技术等，也就是借助信息技术高速的发展，来改进行政管理，促使行政管理现代化。从政治哲学、行政哲学、治理哲学意义上来说，国家治理体系无形的现代化是另一重本质意义上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行政哲学的高度上去思考，能够进行宏大叙事，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以人文关怀。

行政学说具有科学与哲学的双重本质，是一门治理社会的科学和学问。当社会处在不同时期中，治理社会就发生了变化，如：革命时期、变革时期以及稳定常态发展时期。行政学得研究随着时代的需要不停的发生着变化，如：在现代社会进入未定发展常态以后，政治科学、法学等获得了极大的繁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哲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变革时代中，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哪些价值和意义？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其方向在哪里？动力在哪里？这些为行政哲学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都需要行政哲学做出回答。行政哲学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 都有无所谓谁优谁劣，如：市政研究、哲学思辨等等，有助于对社会治理变革的思考，其繁荣和运用取决于社会治理和解决问题的现实需要。对于我国来说，从长期的革命战争到建立国家，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建设时期，我们逐步由建设国家阶段进入了治理国家阶段，建设起了繁荣富强的国家。建设国家需要更多的治理社会的科学。但是我国国家治理需要行政哲学的滋润，具有特殊性。

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科学的技术细节和社会治理技术是否符合公共价值、满足社会治理需求的追问，是关于未来社会应是什么的追问。行政哲学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理想、方向、标准，体现了人民对于更好生活的追求，为人民的行政实践提供激励。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应然”目标，本身就蕴含着在行政实践中实现现代化治理的目标，如果没有行政哲学，人类的行政实践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在好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良好治理，首先表现为一种制度安排，注重对科学和事实的追求与崇拜，如：法律制度的建设。长期以来，行政科学的发展关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而作为一个科学精神根深蒂固的领域――公共行政是行政哲学的重要问题，公共行政的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需要行政哲学做出回答。科学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上，必须通过追问“什么是最好的治理方式”和对现有治理制度提出批判性的思考，只有通过行政哲学的思考，才能构建更好地制度和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建立一个让人民满意、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是公共行政的至高使命，这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美好目标。为了达到人民的期盼，改革和创新政府是人类世世代代美丽的期盼，因此，政府改革要不断的进步，要朝着“人民政府”的目标进行永无止境的改革。在行政实践和研究中，“变革是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社会治理不能缺少哲学思考，要通过哲学思考对社会变革做出科学研究，促使社会变革为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好的结果。

目前，我们的时代需要对变革进行哲学拷问和反思，作为一个社会常态的时代，通过以行政改革为途径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行政改革成了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途径，而行政哲学主动承担起研究行政、社会变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为了使国家治理体系在现代化和科学化的道路上不会迷失方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行政哲学的人文滋润，需要行政哲学来引领改革的正确方向，解决宏观、根本性改革问题，并且为改革注入精神动力和元素。

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行政哲学的使命

为了探求人类行政活动的本质，行政哲学是以哲学的理念与方式，来说明人类行政活动的规律，并且通过反思推行行政理念与行政认识发生跃迁与创新，反思现存的行政理念与认识，从而形成新的行政理论。行政哲学担负着行政知识建构的重要使命，成了行政的重要知识基础。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行政哲学的担当与使命，在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不是行政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实际上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以及实现体系现代化，是以公共价值和利益的实现为目标，是维人民谋福祉的。而公共行政的价值问题一直都是行政哲学研究的主题，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赋予了行政哲学研究重要的担当与使命，其研究主题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是一致的，那么行政哲学必须要回答国家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是什么？如何发展这种价值？是否符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如何实现现代化目标？这些问题是行政哲学的责任与担当，是行政哲学研究的范畴。政府的改革、社会的革新等都离不开公共行政，公共行政需要科学化、技术化的加工，业需要公共行政哲学的回应与关怀。目前，由于我国很多制度还没有定型，为了使人不至于丧失道德本性，在制度和程序定型之后，还需要继续探讨新的行政价值。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科学是促成技术革新的重大力量，行政哲学给予制度成长与变迁以养分。但是同时技术也有可能侵蚀人的道德。并且在政治和行政实践中，科学不能解决人来面临的文化难题，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哲学的使命就是解决在科学行政中的文化难题，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发展行政哲学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正确道路，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这种改革的先导恰恰就是现代行政哲学的建构。为了构建新的适应国家治理的行政范式，我国需要行政哲学承担起为上层建筑改革做好先导的功能，需要行政哲学对原有的管理主义行政范式进行反思，必须加强行政哲学的研究，从而从哲学上，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理论基础。

四、国家治理体现现代化加强行政哲学的有效措施

（一）关注行政实践的发展，以发展行政哲学知识来指导行政实践

政治哲学实践篇（10）

对实践经验的重视，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本质精神。当然，重视经验一般来说是人类各民族，尤其是古老民族普遍具有的一种倾向。这是由于经验运用的便利性或可能性，亦即经验在人类思维与认识的基础地位所使然。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实践经验的重视特别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对于实践经验的重视，首先表现为对于实践意义、价值或越性的认识。古代中国人不像希腊人那样简单地将经验与感受划等号，而是初步认识到实践对于经验及知识形成的意义。这正如辩证唯物论所指出的，实践具有明确的目标、具有反复的过程，通过实践可以检验认识的合理程度，又可以对人类原有的认识加修正。这些都促使中国古代哲学逐步向前发展，但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面向现实的特征，使得中国古代哲学没有古代西方哲学那样浓重的理论色彩。

本文通过对儒家实践理论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来阐述中国的哲学从产生到后来的发展一直离不开实践，实践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中国哲学最后的落脚点。中国哲学犹如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那样博大精深，他的魅力不仅体现在他指引着人们如何做一个君子，而且希望国人学习哲学，理解哲学更重要的是应用哲学，使“知”

与“行”有机的结合，最终人类共同的进步。

二、儒学实践理论

自先秦起，古代学人们极力倡导“求实”精神，这是以他们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为基础的。儒家创始人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在这种求实的精神影响下，中国人无论进而庙堂从政为官，也无论退而山林著书授徒，他们始终不渝地恪守“求实”的观念。具体表现在重视社会实践，并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的实行、践履。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篇》）又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学而篇》）此处所讲的“躬行”，即身体力行；“行”，即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活动。一个人在思想上的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少的，但把道德意识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则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凡思想家、大学问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种认识和做法是科学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显著效果的。儒家学说中的“学”、“思”、“行”说明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这当然与他们重实践、重现实人生的积极入世思想紧密相连。

儒学的实用性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在治国这一方方面尤为突出，而在治国上主要应用儒学体系中的“仁”。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达：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为何我们可以这样说：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总结

我们从孔夫子的儒学中的实践论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可以看的出，他是如此的重视知与行，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要做行动的巨人，而不是一味的在里空谈，有言道“我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这些不仅思是我们当代人所追求的，也是古代哲人所想达到的境界，甚至是贯穿于中国哲学的主线。

从对以上两人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们非常地注重现实，注重实用，另一方面，他们的哲学也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其哲学思想服务于政治目的，哲学是为现实服务的。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哲学有着较强的实用性倾向。这种倾向性甚至可以说覆盖了古代中国文化生活的大部领域。他们重视实践和实践经验，关注现象，注重现实，有着较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这样，就使哲学服从、服务于其现实目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倾向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版社，1986：15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人民出版社，1960：19

[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4]张汝伦.中西哲学十五章.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