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篇（1）

前言

广义的文化指的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专属品，由人创造，同时为人所特有[1]。先有人类社会，随后才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翻译是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产物，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同时又以文化为基础。

1.藏汉翻译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共由56个不同民族组成，所以，我国的繁荣、稳定与发展需要各个民族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和维持。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刚刚起步，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文化基础，均相当薄弱，这给我国整体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在此背景下，促进民族大融合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翻译属于不可或缺的工具。以藏汉两族交流为例，积极而有效地落实藏汉翻译工作能够促进两族交流的高效进行。

2.藏汉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2.1生存环境造成的文化差异

我国中原地区地处亚洲东部，主要位于北温带以及亚热带，属典型的季风气候；而藏族人民主要集中在广袤的青藏高原，属典型的大型性高原气候，不仅气温偏低，而且降水偏少，还存在空气稀薄的问题，但具有日照充足的优点[2]。基于空间分布这一角度对文化进行审视，会发现什么样的地域环境将会孕育什么的文化，换而言之，不同的文化将会展现出与之相应的地域特色。受沼泽湖海等自然因素的隔离，地理环境也会因此迥然不同，人们对周边事物的认知和表达也会存在差异，不同的文化由此形成。不同生存环境下的不同民族纷纷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与此同时，他们本身也在潜移默化中被自己创造的文化所改变着。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通常体现在多个层面，有可能是物质层面的，有可能是制度层面的，还有可能是文化心理层面的，正是上述差异的存在，使得一种文化形态有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而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

以心理层面的文化差异为例。汉族长期受儒家文化浸染，热衷于功利主义的世俗生活，对家族财产尤为重视；藏族长期受藏族佛教的影响，热衷于亦幻亦真的彼岸世界，对个人尊严极为尤为重视。如“放屁”这件事情，对于汉族人而言，在众人面前不小心“失误”了一次，无伤大雅，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藏族人而言，在众人面前“放屁”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因此而轻生的例子并不少见[3]。

不同地域环境，不同单位语词所传达的信息也存在差异。藏区黄河由于纯净湛蓝，因而被称作“蓝色的玛曲河”；中原黄河由于浑浊且外观呈黄色，因而被称作“黄河”。由此可见，同一实体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可能会以两种不同形色状态而存在，因而在当地族群心目中的形象也便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在藏汉翻译中，应重视生存环境不同而造成的文化差异问题。

2.2生活习俗造成的文化差异

不同民族在生活习俗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生活习俗往往在民族语言中有所反映。由于其他民族对此通常并不熟悉，因而很容易为本民族以外的人所误解。某些看起来几乎完全相同的事物，在不同民族眼中甚至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如藏族谚语“sngs-rgys-la-ka-kha”，其字面意义是“给佛陀字母”，若如此翻译，读者将会一头雾水，因为在汉族文化中“佛陀”和“字母”是两种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物，而在藏族文化中，“佛陀”被认为是“智者之王”，字母和“智者之王”放在一起，能够让人隐约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教“智者之王”学习字母，那不就是所谓的鲁班门前弄斧吗？所以，可将该谚语翻译成“班门弄斧”，不仅契合本意，同时也能够为读者理解提供便利。所以，在藏汉翻译中，应重视生活习俗不同而造成的文化差异问题[4]。

2.3 造成的文化差异

对于人类文化而言，宗教属于重要组成部分，给人类以及人类社会施加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所谓信仰，其实质是同一宗教之下的族群，对宗教本身性质以及宗教术语有着大概一致的理解，如藏语中的“gshin-rje-chos-rgyl”以及汉语中的“阎罗王”均源自于佛教教义用语。研究佛教经典发现，“阎罗王”属于阴险之神，手中权力非常之大，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死，与此同时，也会针对鬼魂生前所作所为做出严格的、公正的判决，该词只是一个中性词，而西方社会则有着不同的理解，“阎罗王”等同于他们眼中的“魔鬼”（Satan），《圣经》给出的解释是，专门和上帝作对的恶魔，贬义色彩十分浓烈[5]。上述二者分别源自于一种宗教，因而在形象上有所不同，各自所蕴含的文化自然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在翻译工作中恰恰需要重视并处理好这种差异。

2.4思维方式造成的文化差异

各民族均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成长环境，因而各自均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典故。典故虽然结构简单，然而蕴藏深刻内涵，带有明显的文化色彩。这一文化色彩往往只能运用此文化内涵下的思维方式予以解析。思维方式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如个人知识储备、生活及工作环境、民族文化渊源等[6]，所以，来自不同民族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将会给交流形成阻碍，所以，在翻译及理解某些典故或者特殊词汇时，不可仅仅注意到字面意义，更需要关注其丰富内涵。如藏语习语“pha-na-ning-shi brng-da-lo-brdung”，如果直译，则得到如下汉文翻译“去年父亲去世，今年捶胸大哭”。这句汉文往往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当借助译者特殊思维方式，将其翻译为“悔之晚矣”时，才能更加方便读者理解。这样翻译失去了对原文形式的保持，然而其真正含义却得到了有效表述。又如“bshd-sa-bu-mo phog-sa-mna-ma”，如果直译，则得到如下汉文翻译“教训女儿，实指媳妇”。这种译法不仅字数较多，而且失去了原有的鲜活形象，若意译成“指桑骂槐”，不仅符合原意，同时也能够让读者一目了然[7]。所以，在藏汉翻译中，应重视思维方式不同而造成的文化差异问题。

3.结束语

除了生存环境造成的文化差异，生活习俗造成的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差异，思维方式造成的文化差异之外，接受心理以及价值观的不同也会直接造成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差异对翻译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可能导致信息失落，也可能造成误导现象。无论是文化，还是翻译，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只有深入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并异中求同，才能最大程度保障译语和原文的共通性，如此才能推动和加速不同文化之间更快更好地交流。（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

参考文献：

[1]尼玛卓玛.藏汉民族的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J].文学教育（中），2012，07：59-60.

[2]洛松泽仁.藏汉互译中的文化差异的探讨[J].青年文学家，2011，18：185+187.

[3]郝红英.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D].河北大学，2009.

[4]宋小琴.试论文化差异对翻译工作的影响[J].中学生英语（高中版），2014，01：96.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篇（2）

引言

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不仅是相关研究者重点关注的事情，同时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际交际必须要面临的重要问题。跨文化交际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双方的意见，去除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障碍。因此，在新时期下，探究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是一件极其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研究剂量。

一、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

翻译是一项跨文化交际中的基础性工作。如果各国交际之间缺少了翻译，那么文化交际势必不会成功。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差异是指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多种差异问题。从历史层面分析，一是各国长久以来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背景，导致各国交际翻译中的差异性；二是跨文化交际翻译差异还能够体现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也会成为翻译中的阻碍因素。例如汉语与英语之间存在着差异；汉语与日语之间存在着差异；英语与日语之间存在着差异。不同语言都融入了各国的文化背景，而文化背景的差异势必会造成语言上的差异。

二、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融合

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强了各国之间的联系，这也使得各国文化呈现出趋于统一的态势，也就是所谓的文化融合。跨文化交际翻译融合得益于国家之间的交际发展。虽然各个国家都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化差异要远远多于文化共同点，但随着国家之间的交际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文化也出现了彼此融合现象。国际交际势必会设计到各国文化，如果某一国认同了他国的文化背景，即会产生文化融合。例如在中英跨文化交际中，可以发现很多用汉语发音来表达英语的形式，例如“饺子”在交际中会直接说成“jiao zi”，翻译过程中很少用“Dumplings”。当然，去年非常流行的“NO ZUO NO DIE”也是文化融合的产物，成为了非常流行的跨国语言，既有汉语词汇读音，也有英语词汇的含义。“NO ZUO NO DIE”不仅成为了当下的流行词，同时也走出了我国大门，在16年被美国放入到《城市词典》中。

三、跨文化交际翻译中差异与融合和谐统一原则

1.语境原则。是指根据两国语言所处语境不同，在翻译中通过语境构成因素来增删完成交际意义传递。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的翻译，更需要注重语境原则。例如《红楼梦》中，书中人物都称呼贾政为“老爷”，当贾宝玉也同样喊贾政为“老爷”时，如果用“father”对译显然是不严谨的。小说里所要表达的敬畏之情，而这种敬畏之情就需要应用语境原则。

2.意义原则。翻译工作就是为了让对方了解双方的意思，因此，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必须要贯彻意义原则。也就是说，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实现对译，同时也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交际背景，双方所表达的意义是否准确。各国语言表达形式是不同的，只追求词汇对等并不意味着意义相同。因此，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各国的语境，灵活运用词汇在表达对方法的含义。

例如“sleep like a pig”，如果采用直译的方式会翻译成“睡觉像一头猪”，这很显然是一种脏话，但其实际的意义是“睡的像死猪一样”，主要为了表达水面状态。再如“teacher”一词，在汉语中所表达的是“教师”，同样也是对“教师”职业的尊称，但在美国“teacher”只代表“教师”。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意义原则，能够有效降低跨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实现意义上的融合，减少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阻碍。

3.禁忌原则。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其中都存在着不同的禁忌事项。如果在翻译活动中为了表达双方意义，而说出了禁忌词汇，不仅会影响双方意义表达，更会影响双方的情感表达，对两国交际极为不利。例如翻译者想要表达“落后国家”的时候，通常会将其表述为“发展中国家”。英语中 “less developed country”、“developing country” 这些词汇在国际交际中应用非常广泛，由于这些词汇不仅能够表达落后国家的劣势事实，同时也能够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出现尴尬现象。

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的禁忌原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意义上的融合，即能够避免错误表达两国想要表述的含义，进而实现突破跨文化交H翻译中的差异，进而保障跨文化交际翻译能够顺利进行。

四、结束语

总之，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是永恒不变的矛盾体，想要彻底消除这中矛盾是不现实的。但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文化融合已经成为一大趋势，以文化融合为基础，再采用一些翻译技巧，会有效的突破文化差异瓶颈，进而实现文化交流。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篇（3）

一、引言

翻译属于一种交际活动，它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翻译的目的不仅是完成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完成文化的转换，使翻译后的语言仍能展现原有的社会特征。因翻译活动具有上述特征，导致翻译家及众多翻译人员就语言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存在严重分歧。奈达谈及语言和文化差异时，曾作出这样的结论，翻译人员在翻译的过程中，因文化差异会造成较语言结构差异更复杂的情况。因此可知，在奈达看来语言的不可译性在于其自身是复杂的和抽象的。“可译性”是指运用翻译手段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从而使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环境的人群能够对同一种事物产生相同的认知。而“不可译性”和其正好相反，即就是翻译手段不能使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环境的人群对同一种事物产生相同的认知。不可译性主要是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其主要为外来词汇中较为顽固、未充分物化及还未扬弃的一部分。

二、词语和文字尚存在差异

（一）文字上的差异性

汉字主要是由表意汉字和声调汉字构成；而英语则是拼音文字，多为语调语言。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中重视对民族语言的应用，如汉字中常见的同音异义字、拆分字以及象形字等，这也为翻译工作造成了很多的不可译问题。

如，以赵元任的文章《施氏食狮史》中一句“石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为例，该句是十一个同音异义字构成，而四个声调与卷舌音等属于汉语所独有的特征，该句就属于非常典型的不可译类型。例2：我的张，是弓长张的张。在以上例子中作者运用拆分及象形的方式，巧妙的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但却为翻译工作带来很大麻烦，英语很难做到表情达意。

（二）语汇层面上的差异

量词属于汉语特有的词汇，因此在翻译时英语中很少有词和其对应。常见的翻译方法就是应用冠词代替量词。不仅仅是量词，四字成语也属于汉语所独有的语汇现象。四字成语的应用能增加文章的音韵美，也是汉语言特有的韵律。所以四字成语在汉语文章里应用的非常广泛。这也为翻译工作带来很大难度，翻译人员在翻译时只能就成语的比喻含义及引申义进行阐述。而有的四字成语若仅将其涵义译出，不仅会造成原文音律美遗失，更会使读者产生云里雾里的模糊感，进而引发文化冲击，使译者和读者不能产生共鸣。造成不可译性存在的另一大原因则是不同语言存在的词汇不平等性。通常来讲每种语言多同一种事物都会具有一定的符号描述，因此可以进行互换，但在实际翻译时就会发现理论和现实具有很大差距。以“cousin”为例，这个词能够代表汉语词汇中的哥、弟、姐、妹，及堂哥、弟、姐、妹，再比如翻译“你吃饭了没有？”时，饭能够表示“break-fast”，也能表示“lunch”和“supper”或“dinner”。同时汉语言中有的词汇因具有浓厚政治意味在进行翻译时也具有一定的不可译性，如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及“和平演变”等词汇不能简单的译为“Capitalist Freedom”，和“Peaceful Evolution”，就连对“干部”这个词汇也存在很多翻译争议。

三、形式及表达方面存在差异

（一）因形式引发的不可译性

汉、英两种语言因形式存在差异使双语翻译难度增加。汉语中存在大量意合语，而英语则主要由形合语构成。根据音系学的解析可知，英语中常见的修辞多为头韵之类的音系手法。与之相反的是，汉语主要采用音调作为表意方式，语调手段在汉语文章中也很常见。双语翻译时音韵美和音调美之间无法起到代替作用。由此可见，双语翻译的难度在于目的语不能表现出源语言的某种特征，这也使双语翻译存在形式上方面的不可译性。如下例：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sting day /The t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tea /The ploughman home ward plods his weary d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

暮钟鸣，昼已怠，/牛羊相应，迁回草径，/农人荷锄回，蹈姗而行，/整个浩瀚世界仅存我与黄昏。

分析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源文章运用节奏美展现出庄严凝重的氛围。这正是诗人想传达给我们审美信息。而郭沫若先生在翻译时已尽可能依据汉语音韵安排语言，但因汉、英语音存在形式差异，使得译文很难为读者营造出源文章的氛围。

（二）汉语模糊表达的不可译性

不仅是形式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很大障碍，很多非形式差异也是翻译难点。汉语言喜欢运用模糊的语言表达方式引起读者的思考想象。而重视形合的英语则喜欢运用句法结构及形式标志使读者体会到语言的完整性。所以，汉语文章中的模糊表达将会给英汉翻译带来很大障碍。翻译人员采取措施克服这种障碍将会有两种后果出现：对模糊语言的翻译会导致不清，另一方面则是会使源文章原有的模糊美被破坏。非形式差异将给翻译工作带来很大的客观制约性。因英汉文化存在差异性，译文将难以体现出源文章的意境美，这是由于英语重视逻辑性及形合性，读者缺乏可以想象的空间。

四、中西方在文化上存在差异

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可译性就像巴斯内特所说的，翻译工作不仅局限在语言行为上，其更多的是一项文化行为，原因在于语言自身就属于文化，“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可译性，将会成为双语翻译不能解决的问题”。

（一）中西方关于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

汉英双语翻译的另一问题是，双方语言不能直接在对方语言中展现出完整含义。这也是引起不可译出现的重要原因。如：Whats black，white and red all over？

这是一则采取双关手法的谜语，它的谜面是由read谐音red而形成。若将其翻译为“有个东西身上有黑、白及红三种颜色？”，猜谜人将很难猜出“newspaper”的谜底。

（二）中西方在文化衡量上存在标准差异

作者在阐述及记录一件事物时，会按照自身常用的衡量标准进行遣词造句，这个标准与他周围大部分人的标准是一致。中西方存在文化差异，看待事物的衡量标准自然有差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不可译问题，大多是为防止衡量标准冲突而产生的。如将“哈大办学史已经持续九十年，历史悠久。”这句话译成“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of 90 years”九十年办学史相对于其他中国大学属于历史悠久，但却不能和西方有的大学作比较。如，牛津大学已经拥有八百多年办学史。上述译文可能会导致西方读者出现误解。

五、小结

不可译问题不止在汉英翻译中出现，其存在于各种双语翻译过程中。但随着世界各国联系的不断加强，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语言差异不断缩小，不可译问题也在逐渐减少。用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越来越多，汉语中融入了很多具有西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及思维方式。翻译人员为解决不可译问题而付出的努力将会被更多的读者理解。译者在解决不可译问题前要对源文章作出充分理解，并不断增强自身驾驭汉、英双语的能力，并尽可能的发挥自身创造力，在此前提下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品。（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篇（4）

中图分类号：DF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1-0177-01

[Abstract]field inspection found the variation of fingerprint， must study the causes and regularity of its formation， to analyze and judge the details of differences， restore its true colors， which can not only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fingerprint test， but also for the investigation to provide valuable clues and evidence.

[Key words]public security； trace； fingerprint

1.前言

变异指纹是指纹在形成过程中，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发生外形和特征的变异，而外形和特征的变异具有非本质差异的特点，能作同一认定的指纹。由于现场指纹形成的复杂性，往往与正常的平面捺印产生较大的差别，反映在指纹的几何形态、乳突线的弯曲程度、粗细、密度及细节特征都会产生较大变化形成了变异指纹。在对变异指纹进行认定的过程中，痕迹人员把握的往往是细节特征的表现形态相近，既现场特征表现为一种类型，样本特征为能够解释的类型。怎样判断和识别指纹是否为变异指纹，其产生了哪些变化，是正确进行指纹鉴定的前提条件。

2.变异指纹的形成原因

2.1 现场变异指纹

这类变异指纹在现场勘查中最为常见，是在造成痕迹客体与承受痕迹客体接触过程中，由于两种客体所含物质的不同和作用力的运动变化，使得在承痕客体上形成的印痕发生纹形的变化和位移而导致一些特征变异，这些指纹往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易被人发现。

2.2 样本变异指纹指纹

在采集样本捺印过程中，由于力的作用，造成捺印样本指纹上的特征发生一定变异。造成这些变异的往往与捺印前，手是否清洁、油墨浓淡、捺印时的动作和压力等方法有关。

2.3 生理性变异的指纹

因人的年龄增长、劳动生活、病理等出现的生理变化而形成的变异指纹。人类指纹在生长发育及生活实践等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如随着人的生长发育，在指纹的中会出现小线、伤及真皮而形成的疤痕等。

3.变异指纹的特点

变异指纹还不易察觉，变异指纹是由于其纹形、形态等方面没有什么大的明显变化，不像变形指纹那样有明显的纹形、乳突线粗细、稀密的变化，所以往往不为人所察觉，从孤立的单枚指纹看，与普通指纹无明显差异，如果没有样本比对，有时很难发现是变异指纹，因而很容易产生漏查和误查。对生理性变异的指纹，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在检验工作中要格外引起注意，有时往往会出现漏查和误查。非生理性变异指纹，往往与形成指纹时手上的附着物、力的大小，方向等有关，它具有不稳定性，相对较为特殊，具有偶然性。变异指纹还有差异性。指纹细节特征发生一定的变化和差异，但这些差异却不是本质的，因为它们无论在间隔线数、位置高低、部位等方面都有特征反映，虽然特征名称会不同，但它们却由于某种原因会互变。这些差异相对集中，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因而这些特征差异，是表面的差异，并非是本质的差异。

4.变异指纹的检验

实际工作中在检验各类指纹时不能大意，严格按检验程序对指纹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无论现场指纹还是样本指纹。根据指纹所反映的特征进行比对检验，检验两者所反映的特征是否吻合，特征数量、位置、间隔是否一致。寻找特征点，可采用实际工作中常用的方法，如：先重点后一般法，纹线追踪法，先易后难法等，进行综合论证。在对特征进行比对检验时，观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点，如存在差异点，则必须结合现场指纹提取的部位，分析、判断形成差异的原因，可采取逐个排除法；如排除了造痕客体、承痕客体和提取方法等方面的原因时，就要对力的运动进行分析，是否由于力的作用而使指纹的特征发生了变异，寻找到指纹变异产生差异点的真正原因，然后对指纹进行综合论证、判断，看差异点是否本质的还是非本质的，可否合理解释，从而得出准确的鉴定结论。

5.结语

因此基层痕迹人员在对变异指纹检验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指纹检验程序对现场和样本全面分析，以稳定、可靠的组合特征为中心向四周进行查找，如发现差异时，应结合现场手印提取的部位、方法等综合分析，看差异点是本质还是非本质的，从而得出准确的鉴定结论，为侦查破案提供有利线索。

参考文献

[1] 刘少聪.新指纹学[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346.

[2] 张凤忠.犯罪现场勘查技术实务全书[M].安徽：安徽音像 出版社，2004：1551.

[3] J.D.Kinder，M.Bonfant i， Automated comparisons of striations based on 3D topography，Forensic Sci .Int .1999（101）：85 -93 .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篇（5）

俄汉两个民族都是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两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俄汉两种语言分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语言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俄汉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也渗透和反映在翻译之中。原文语言所包含的各种文化信息能否准确地反映在译文中，直接影响着译文能否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意思，是一个译文是否成功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

一、俄汉民族的文化差异

（一）历史文化差异与翻译

由于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不同，因此在其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历史典故。历史典故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最能体现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要对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进行恰当的翻译，就必须了解它们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二）地域文化差异与翻译

俄汉民族生活的地域不同，气候特征、自然环境、动物种类的差异使得人们对周围的世界的认识和感受也不同，因此即使描述同一件事物的语言表达也不尽相同。在俄罗斯，皑皑的白雪、高大的白桦、辽阔的原野构成了俄罗斯独特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也反映在语言中，如：как снега на голову（突如其来）， как грипы после дожля（雨后蘑菇）。而汉语则为“雨后春笋”，这是而我国盛产竹子，因此汉语中与竹子相关的成语有很多，而俄罗斯雨后大量生长的则是蘑菇。

地域文化的差异，使得俄汉民族在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差异。有些事物在一种文化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且能引起美好的联想，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不具备这种文化意义。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牛是勤劳的象征，人们常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为具有老黄牛精神。而俄罗斯古代主要靠马耕，牛则很少干活，因此他们视马为吃苦耐劳和勤勤恳恳的象征，所以，汉语说的“老黄牛”译为“ломовая лощадь”；“他像牛一样干活”译为“Он работает как лощадь.”等等。

（三）习俗文化差异与翻译

习俗文化是指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恭维、称谓、婚丧嫁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习俗。倘若不了解该民族特有的习俗文化，就无法正确地进行翻译传达原文信息。比如，在俄罗斯人喝晚茶的时候，一般同时吃一些点心。这与中国的喝茶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翻译“чай”这个词时，就应该考虑到这点，把它和中国的“茶水点心”或“夜宵”联系起来。

禁忌、征兆也是不同民族生活习俗的一个写照，反映在语言中，形成各自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习语。如俄罗斯人，认为левый（左边的）表示不好的意义，因此清早起床若左脚先下地，表示一天都不吉利。右脚先下地才是好的兆头。翻译时要考虑到这类的文化习俗因素，并将词所蕴含的民族文化语义传达出来，才能更准确、更巧妙的传达原文的意思。

（四）宗教文化差异与翻译

不同的民族信奉不同的宗教，并将各自的宗教语言、行为反映到作品中，在翻译中应准确地译处这些宗教行为与观念，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性，避免张冠李戴。如“龙”在汉文化中具有“神圣、高贵”的象征意义，在中国古代龙作为皇帝的象征又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在西方人眼中，“龙”是一种凶恶的怪兽。俄罗斯人对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常常无法理解。所以，大家所熟知的“亚洲四小龙”不能译为“четыре драгона”，而是译为“четыре тигра в Азии”。

除了以上几种因素，思维与表达习惯、社会制度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俄汉翻译。而恰恰是这些给翻译增加难度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内容使原文作品充满了异国文化气息。所以，当原文出现以上内容的描写时，应仔细体会其中的文化内涵并尽可能地传达出来，使译文起到交流文化的作用。

二、翻译中俄汉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

（一）修辞色彩不相同。即译文的修辞色彩和原文的修辞色彩不一致。比如在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中有这样一段话“Что вы,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продолжал он отрывисто “Незнаете порядка•••”在这里，如果把“вы”译为“您”表面看起来是正确的。但如果考虑到文化现象，即在俄语中，通常用вы表示对不熟悉、关系一般的人的称呼，而用ты来称呼关系密切的人，但在汉语中却用“您”表示客气尊重，就会发现，此处“вы”译为“你”才是恰当的。

（二）联想意义不相同。即原文中的语言所表达的事物或行为在译语中不具备相似的联想意义。如俄语中гусь（鹅）的联想意义是“滑头”、“不讲信用的人”，这些联想意义在汉语中是不存在的，如果只是简单的直译这类词汇或句子，它的联想意义即文化内涵就不能被传达出来，同时也容易引起读者理解上的偏差。

（三）指称意义不相同。即原语中所指称的事物在译语中不存在。如самовар，这一词在汉语中并没有对应物，这时就要采用“音译”、“直译”、“意译”等方法，尽量的传达原语的指称意义。译为“茶炊”即“烧茶的炊具”基本传达了самовар的内涵。又如，汉语中的“太极拳”、“功夫”等指称意象在俄语中也不存在。

三、翻译俄汉文化差异词汇的原则

特有的文化环境赋予词汇特有的文化意义，认识这种差异对翻译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由于文化差异对翻译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是翻译的一个重要任务。处理俄汉文化差异词汇通常可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是代换法，即在保留原语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意象相近的词代替原词。当无法在译语中再现原语的文化意象时，可用符合译语表达习惯并为译语读者所熟悉的词汇来替换原语词汇。

其次是直译。词汇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惯，直译能保存词汇的文化内涵，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融，并能加强译文语言的表现力。

第三是意译。一些词汇包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直译不能准确地传达出这种信息，而更换又容易破坏这种民族气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意译，即用译语中文化意象较弱的词汇去传达原语中所传达的信息。

总之，俄汉民族在语言文化上存在很多差异，这些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困难，不了解俄汉民族文化的差异就很难进行准确的翻译，因此在进行俄汉翻译的同时，要翻译出原文特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巧妙地传达信息。（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篇（6）

一、引言

习语是经过长时间的使用而提炼出来的固定短语或者句子，闪烁着民族的智慧，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就广义而言，习语包含成语、谚语、俗语、惯用语、俚语和典故等(张安得；杨元刚,2003)。它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意象，其表达结构简洁，形象生动，意义深刻。由于不同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形成背景和发展历程，习语承载的文化意象就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似乎成了翻译中的拦路虎。如果转换不当，就会出现要么对源语文化意义传达不完整，要么转换后的源语文化形象缺失或与源语文化形象格格不入，相差甚远，甚至造成跨文化冲突，等等。由此，要实现源语与译语中“意”和“象”二者完全或基本对等，我们必须从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原则人手，对这种“意”和“象”的文化现象进行重构。

二、文化翻译论

1990年，Susan Bassne~和Andre Lefevere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标志着文化翻译观理论的正式形成。他们认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对等，最根本的是源语和译入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2004)。受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来研究翻译。Christiane Nord认为翻译就是“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Holz-Mannari干脆就用“跨文化合作”(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来替代“翻译”；而R.Daniel Shaw创造了“transcuhuration”(跨文化交际)这个词；王佐良先生认为，翻译工作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连淑能(1993)则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移植，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人们不再把翻译看作是静止、纯语言的行为，而是把它看作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过程；翻译已不再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这一点在学术界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共识(郭健中，1998)。

在跨文化交际中，两个民族由于地理、历史、政治、风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诸方面原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既有共性也有不同，语言体系之间往往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其负载的文化信息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语码转换时给译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为了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译者必须谙谐双方文化。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出，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源语和译语在文化功能上对等。当然，这里的对等并非数理概念上的绝对对等，而是在形式、意义、形象、意境等方面相对对等。因此，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必须注意源语的确切语用意义，并充分考虑源语和译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在两种不同的认知环境中寻找最佳关联，才能使我们的翻译最大值语用等效，达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目的。

三、文化重构策略之争

奈达(1993)认为，翻译中出现的最严重的错误往往不是因为语言表达不当所造成的，而是因为错误的文化背景所导致的。由此可见，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是何等重要，翻译就是要处理文化差异问题。而在译界，对文化差异的处理通常有两种策略――归化和异化。至于用归化还是异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学者认为是异化译为好，如韦努蒂(1995)就认为，翻译中必须要表现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主张用异化法来实现文化交流平等；近代的鲁迅是国内异化译的倡导者，主张“拿来主义”，不能“削鼻剜眼”；现代的王东风认为，归化译法会掩盖原文的文化与艺术事实，实际上是对读者的蒙骗；刘英凯(1987)也提出“归化――翻译的歧路”。有些学者则主张归化译，其代表人物当属奈达。他指出“所谓翻译，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接近而又最自然地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1993)；傅雷主张译本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译语要最大限度地接近汉语的语文习惯；钱钟书也认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林纾则采用改译，完全忽视了异域文化，把归化派的主张发挥到了极致。归化与异化之争由来已久，由于出发点和历史背景不同，以上观点完全相斥，出现了二元对立。其实，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策略，不存在孰好孰坏，它们应该互补。内容是归化还是异化应以文化为判断标准(蔡平，2002)翻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方方面面，怎么翻译完全要视其情况而定，这里包括文体、读者对象、作者意图、翻译目的等。译可译，非常译，译无定法。单凭某种策略来解决文化的转换问题是不现实的，做不到的。我们知道，异化派的归宿点是，要让译语读者接受异域文化熏陶并丰富译语文化，而归化派则要让译语读者能够读起来通俗易懂，尽量减少异域文化的陌生感。而在翻译实践中，这两方面我们都得兼顾才能真正称得上翻译，否则，就会走向极端，要么是编译、乱译，要么是硬译或死译，达不到跨文化交际目的。近来，这在译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四、习语的文化意象重构实践

英汉习语浩瀚如海，其文化形象生动，涵义深刻，是各自民族文化的精髓。由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各不相同，其表现的文化形象和负载的文化意义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也就不尽相同。因此，怎样转换“意”与“象”便成了棘手的问题。译者往往由于担心“捡了西瓜，丢了芝麻”而陷入“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为难境地。在实践中，完全对等重构文化意象确非易事。学者们也早已注意到，两种语言在意义和形象上想完全对等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翻译家R，Jakobson就认为含有差异的等效是语言中的基本问题，也是语言学关心的基本问题。因此，没有差异的对等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认为，习语的文化意象重构应根据习语的表现形式及双方的文化认同感和接受度来进行，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中寻找最佳关联。

(一)文化意象相同

世界文化是个大熔炉，尽管各民族文化存有差异，但总的文化认知是相同的。在英汉习语中，我们发现有些习语的起源、联想、涵义等是惊人的相似。比如，“burn one’s boat”与“破釜沉舟”，前者是指罗马的凯撒在他的部队过河以后将船烧掉，后者是指三国的项羽在他的部队过河以后将船毁坏沉入河底，两种皆喻义“断掉后路，有去无回，抱着必胜信念”，联想的形象含有“部队一打仗一毁船一血腥拼杀”，此可谓如出一辙；再如，凯瑟琳女王为偷听他人隐私而特制的墙与管仲《君臣下》里说的：‘墙有耳，伏寇在侧’”也不谋而合。

由此，英语里有了“walls have ears”，汉语有“隔墙有耳”的说 法。类似的还有，add fuel to the flame(火上加油)，Give somebodv a11inch and he will take an ell(得寸进尺)，put one’s cards on the table(摊牌), out of sight，out of mind(眼不见，心不烦)，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血浓于水)，as cold asice(冰冷) as white as snow(雪白)，等等。它们的比喻、联想或内涵基本相同，这是英汉习语所反应的共眭特征，采用借用法翻译，意义和形象都可以完全保留，语用几乎可以等效。需要说明的是，英汉习语的这种文化意象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况是非常有限的，而差异才是主要的。

(二)文化意相同象相异

一种民族语言的语词、语句涵义或表达习惯是有理由和来源的，它们的产生、变异和发展都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化意象，而这种意象在另一民族语言里只能找到意的对等信息而象是不对等的。

比如，在做事中遇到难于克服的困难时，汉语说“拦路虎”，英语却用“alionintheway；”在表达岁月过得很快时英语用“Timeflies!”，汉语用“光阴似箭”或“时光如梭”。这样的比喻也许是源于我们的古人认为“箭”和“梭”是飞行很快的东西；汉语里把脱离实际、无坚实基础的事物比作是“空中楼阁”，英语却用castles in the air来表达。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英汉习语所表达的涵义相同，但文化形象迥异，出现了文化意相同象相异的情况。对于这种文化差异的翻译，我们以为，为了有效交际，可以对其形象进行归化或异化处理。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应以文化形象相似点的多少而定。如果习语间所呈现的文化形象相似点不多或相差甚远时，我们最好采用归化形象(domesticating image)来处理等效问题。所谓归化形象是以译语读者为中心，将源语中对泽语读者产生认知障碍的文化形象以译语文化形象所取代的一种翻译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更利于跨文化交际。

比如说，a cat on hot bricks，其语义是“行走在热砖上的猫”，喻义是“痛苦、焦急而狼狈”的样子，这与汉语习语“热锅上的蚂蚁”喻义相同，但在形象上存在较大差异，毫无相似点。一方用"cat“和"hotbricks"，另一方用“蚂蚁”和“热锅”来比喻。因此，为求得语义对等和有效交际，只能求其意而舍其象进行重构，对形象进行归化处理，将原文套译为“热锅上的蚂蚁”。如果异化形象(foreignizing image洧可能造成理解障碍，即便译作“热砖上的猫”，汉语读者也无其图式，很难理解其涵义。

再如，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 boy，如果同样按异化法译，一是文化形象词boy难译，二是整句文化涵义也难于传达，即便译出，汉语读者也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这里最好归化译了，译作大家熟知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虽然译语掺入了中国文化形象“和尚”，但无论是语体还是文化涵义都基本等效。这样的异化翻译既不妨碍交际也可以使译语读者接触更多异域文化，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归化或异化形象外，我们还可以采用仿拟(analogy)手段来实现习语文化的语用等效。

比如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可仿拟英谚“When the cat’saway，the mice will play”译为“When the tiger is away from the mountain，themonkey will play”。虽然“cat”和“mice”的形象都被替换，但文化涵义相等，带给译语读者的是耳目一新的异域文化。如果译作Among the blind the one-eyed man is king或直接套用When the cat’saway，the mice will play，原习语的文化意象或多或少都有所缺失。在有些情况下，我们还可采用仿拟加注释来弱化译语读者的文化陌生感。

例如，“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如果套用英谚“Two headsare better than one"来译，两者涵义基本相同，但联想对象完全不同，这样译会失去原语文化特色，使译文读者失去应有的异域文化感受。若能译作“Three cobblers’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Zhugeliang’s(Zhugeliang，a mastermind in ancient China)”效果会更好，而前句则译为“一人不及两人智”为佳。

需要提醒的是，无论是仿拟还是仿拟加注释都只是异化策略的具体实施手段，在翻译实践中，我们要以双方习惯表达中有相同或相似的联想形象或文化涵义为条件，注释也不能过于冗长，否则会破坏原习语的特有风姿。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篇（7）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operation(跨文化合作)”、“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或“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P277)。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Iseeasilver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handsmakelight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timidasa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

如鱼得水likeaducktowater

多如牛毛asplentifulasblackberries

一箭之遥atastone’sthrow

水中捞月tofishintheair

身壮如牛asstrongasahorse(陈安定,1998,P271)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P65)。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P67)。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as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郭建中,2000,P63)。再如,英语成语“springuplike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P67),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thinksbyinfection,catchinganopinionlikeacold.”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1998,P122)

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

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三、异化和归化

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异化,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或foreignization,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即译作在风格和形式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语,且忽略目的语读者是否接受源语的文化意象。

对于赞成异化理论的译者而言,翻译的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是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

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在《红楼梦》的英译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理论,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Truly,stormsgatherwithoutwarninginnature,andbadluckbefallsmenovernight”(郭建中,2000,P281)

此处,杨先生直接将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转换到了英语中。“storm”和“luck”两个单词在汉语中就是“风云”和“祸福”,在英语中却失去了对等的含义。但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杨先生采用了异化的理论来处理不同的文化意象。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郭建中,2000,P628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一句源于英语的成语。

在英语国家的背景知识中,只有“神(God)”,没有“天”。然而,《红楼梦》是一部贯穿了中国佛教和道第5期廖红如何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457?1995-2004TsinghuaTongfangOpticalDiscCo.,Ltd.Allrightsreserved.教思想的中国古典小说。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氛围,杨先生在翻译时根据异化的理论将“天”译作了中国人信仰中的“Heaven”,而不是西方人所信仰的“God”。

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即adaptation或domestic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郭建中,2000,P79)。对于赞成归化的译者而言,翻译作品时应排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翻译的责任就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郭建中,2000,P279)。大卫·霍克斯(DavidHawkes)在翻译《红楼梦》时使用了归化的理论。例如,霍克斯直接将英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成语本身的风格,即“Manproposes,Goddisposes”。他将带有佛教色彩的“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神(God)”。在翻译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英语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时,译者也使用了归化的方法来处理文化差异。“Lyceum”的本意是指在希腊人们观赏戏剧、歌舞或交流学术经验的地方。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为满足中国读者的习惯将其译为“兰心剧院”。“兰”源于中国文化中的“梅、兰、菊、竹”,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底蕴的词汇,远比直接将“Lyceum”译为“剧院”意义深刻得多;其次,四字词组属典型的汉语特征。因此,“兰心剧院”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汉语作为归宿的。

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之,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认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P137)。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例如,诗人惠特曼认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翻译的德语版的《草叶集》远远地胜过他自己的原作。

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例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小说LaCousineBette和LePereGoriot直译为汉语应是《表妹贝德》或《堂妹贝德》以及《高里奥大伯》,但是为了缩短目的语读者和原作之间的距离,翻译家傅雷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作品独特的背景将这两部作品译为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贝姨》和《高老头》。傅雷的翻译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以至原作的法语标题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二是用强行的方式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例如:在翻译T.S.艾略特的《J·阿尔弗雷得·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歌》中的:“ShouldI,afterteaandcakesandicesHavethestrengthtoforcethemomenttoitscrisis!”(谢天振,1999,P150)译者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欧化句型,将其译为:“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谢天振,1999,P150)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

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动态对等,钱钟书的“化”等;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另外,译者应记住滥用创造性叛逆会导致对读者毫无益处的“坏译”、“误译”或“错译”。

从以上所分析的,我们得出结论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的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参考文献:

[1]埃斯卡皮1文学社会学[M]1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

[2]陈安定1英汉比较与翻译[M]1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1

[3]郭建中1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1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

[4]郭建中1文化与翻译[M]1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1

[5]刘宓庆1当代翻译理论[M]1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91

[6]刘宓庆1问题与翻译[M]1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1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篇（8）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 跨文化合作) ”、“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 ”或“t 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 ”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 , P277) 。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 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 。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 ”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 , I see a silver 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 timid as a 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

如鱼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

多如牛毛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一箭之遥at a stone’s throw

水中捞月to fish in the air

身壮如牛as st rong as a horse (陈安定,1998 ,P271)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着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 P65) 。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 , P67) 。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郭建中,2000 ,P63) 。再如,英语成语“spring up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 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 , P67) ,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a cold. ”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1998 ,P122)

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

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三

、异化和归化

近20 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异化,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 或foreignization ,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即译作在风格和形式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语,且忽略目的语读者是否接受源语的文化意象。

对于赞成异化理论的译者而言,翻译的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是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

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在《红楼梦》的英译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理论,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Truly ,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郭建中,2000 ,P281)

此处,杨先生直接将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转换到了英语中。“storm”和“luck”两个单词在汉语中就是“风云”和“祸福”,在英语中却失去了对等的含义。但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杨先生采用了异化的理论来处理不同的文化意象。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 Heaven disposes”( 郭建中,2000 ,P628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一句源于英语的成语。

在英语国家的背景知识中,只有“神( God) ”,没有“天”。然而, 《红楼梦》是一部贯穿了中国佛教和道第5 期廖 红 如何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457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教思想的中国古典小说。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氛围,杨先生在翻译时根据异化的理论将“天”译作了中国人信仰中的“Heaven”,而不是西方人所信仰的“God”。

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即adaptation 或domestic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郭建中,2000 , P79) 。对于赞成归化的译者而言,翻译作品时应排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翻译的责任就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郭建中,2000 , P279) 。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 在翻译《红楼梦》时使用了归化的理论。例如,霍克斯直接将英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成语本身的风格,即“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他将带有佛教色彩的“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神( God) ”。在翻译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英语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时,译者也使用了归化的方法来处理文化差异。“Lyceum”的本意是指在希腊人们观赏戏剧、歌舞或交流学术经验的地方。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为满足中国读者的习惯将其译为“兰心剧院”。“兰”源于中国文化中的“梅、兰、菊、竹”,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底蕴的词汇,远比直接将“Lyceum”译为“剧院”意义深刻得多;其次,四字词组属典型的汉语特征。因此,“兰心剧院”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汉语作为归宿的。

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之,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认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 , P137) 。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例如,诗人惠特曼认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 翻译的德语版的《草叶集》远远地胜过他自己的原作。

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例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小说La Cousine Bette 和Le Pere Goriot直译为汉语应是《表妹贝德》或《堂妹贝德》以及《高里奥大伯》,但是为了缩短目的语读者和原作之间的距离,翻译家傅雷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作品独特的背景将这两部作品译为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贝姨》和《高老头》。傅雷的翻译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以至原作的法语标题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二是用强行的方式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例如:在翻译T. S. 艾略特的《J ·阿尔弗雷得·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歌》中的:“Should I , after tea and cakes and icesHave the st rength to force the moment to it scrisis !”(谢天振,1999 ,P150)译者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欧化句型,将其译为:“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 ( 谢天振,1999 ,P150)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

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动态对等,钱钟书的“化”等;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另外,译者应记住滥用创造性叛逆会导致对读者毫无益处的“坏译”、“误译”或“错译”。

从以上所分析的,我们得出结论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的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参考文献:

[1 ] 埃斯卡皮1 文学社会学[M]1 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

[ 2 ] 陈安定1 英汉比较与翻译[M]1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公司,19981

[3 ] 郭建中1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1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

[ 4 ] 郭建中1 文化与翻译[M]1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1

[5 ] 刘宓庆1 当代翻译理论[M] 1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91

[ 6 ] 刘宓庆1 问题与翻译[M]1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81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篇（9）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语言与该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为渗透,相互依存。语言文化的差异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生态和自然环境下习惯养成的语言、知识、信仰、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语言中一个丰富多彩,又广为流传的形式便是“名言警句”,又称“习语”。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是语言文化的结晶, 一般具有生动形象、喻义明显、富于哲理的语言特征,同文学作品、诗歌一样,它概括了人类文化经验的精髓。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习语。它们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妙趣横生。然而,由于中西文化形形,语言多种多样,在进行习语翻译时,我们有必要了解双方的语言文化差异及其对习语翻译的影响,从而更好的掌握习语翻译的原则方法。下面分别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方面探讨文化差异对英汉习俗翻译的影响。

一、生存环境的差异

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差异必然造成中西生存环境的差异,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例如:英国四面环海,是一个岛国,雨水较多,航海业比较发达,所以英语中出现了许多和船、水相关的习语,如all at sea(不知所措spendmoney likewater(花钱如流水)、a drop in the ocean(沧海一粟)。而中国在亚洲大陆,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因此习语很大一部分与农业有关。例如:瑞雪兆丰年(Snow estuary)、拔苗助长(Destructive Enthusiasm)等。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又如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和“西风”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因素,被赋予了比喻意,“东风”代表革命的力量, 而“西风”代表反动势力。而英国地处西半球,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与赞美。

二、风俗习惯的差异

中西国家的风俗差异,也可以反映在语言和文化当中。最典型的是人们对狗的不同看法中国人喜欢养狗,认为狗是忠实的。但是,在语言中的狗与人们的态度却大不相同。汉语中凡是带“狗”字的词语基本上都是贬义词。如: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等等。但是,在英美人看来狗是一种忠诚善良的人类好伙伴。中国人说“幸运儿”,而英美人却说“a lucky dog”。 “Top dog”(最重要的人物)。

三、历史文化的差异

英汉习语中有很多历史典故,结构简单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们体现的历史事件向我们呈现了生动的社会文化画面。例如: 守株待兔: Stand by the stamp to wait for the hare to dash themselves against it-trust to chances and windfalls. 此地无银三百两: a saying thatmeans a guilty person gives himself away by conspicuously protesting his innocents在说英语的国家中,圣经故事、希腊神话、莎士比亚著作是英语习语的主要来源,例如: A Pandora’s box (潘朵拉之盒,是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 The Trojan house (特洛伊木马,喻指内部颠覆集团,起内部破坏作用的因素) ,All’swell that end’swel.l (结果好就是一切都好)

四、宗教文化差异

中西方语言文化差异也体现在宗教对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的重大影响上。西方崇尚自由平等、民主制度和信奉上帝造人,所以其精神文化都源自于古希腊文化和《圣经》。如:As old as Adam(与亚当一样老) , 因为亚当是最早的人类,所以这一习语译为“很久以前的”。又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上帝帮助自助的人), 而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 有很多做人方面的习语,如: “借花献佛”、 “闲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吾师”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进行习语翻译的过程中,要注重英汉语言文化差异的影响因素,应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和语言个性,充分理解独特的文化意味,保证原文隐含意义的准确传达,也才能够在没有文化冲突的情况下兼顾形象意义和字面意义。尽可能结合原文的文化背景,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语言形式及艺术特色。这样,只有这样,译文才会达到较高的境界。从而使译文既准确,生动,形象,又不失本国文化色彩和寓意。

参考文献:

[1]BassnettS,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Literary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杨蒙.语境顺应与文化翻译[J].外语教学, 2006, 3.

[3]李芳,索凯峰.试论英汉翻译中习语的文化语境及其差异[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2008(7).

[4]张 宁.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J].中国翻译,1999, (3): 23-25.

[5]刘 川,段跃萍.跨文化差异与词汇翻译[J].中国翻译, 1996: (1): 30-31.

[6]郭荣义.英语习惯用语手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

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篇（10）

 

1. 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性

生存环境的不同使习语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本土人能轻易明白的习语内涵，外国人却会不知所云。语言学家伊思·罗伯逊在其《社会学》中指出：语言是文化的根本，没有它，文化就无法存在；而习语又是语言的精髓，所以习语更加能够折射和反映文化。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错综而又复杂的体系。如果不了解习语的文化背景，及易造成对习语的错误理解。例如：在不了解英汉文化差异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将汉语中“龙”错误等同于英语中“dragon”。因此，在英汉习语的翻译中，必须对英汉文化差异有所了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地理环境

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其日常生活与海洋密切相关。所以，英语中出现了大量有关海洋的习语，例如：He is all at sea as to what to do next.（他惘然若失，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all at sea”指在海上漂泊，以致船上的人都不知身在何处。如今这一习语意为“不知所措”。此类短语在英语中大量出现，如 “a drop in the ocean”, “plainsailing”,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feel under the water”。而中国自古以农业为主，对航海知识所知甚少，却有很多习语与农业相关。例如：“瑞雪兆丰年”、“枯木逢春”、“拔苗助长”、“顺藤摸瓜”、“瓜熟蒂落”。

1.2. 风俗习惯

习语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与民族的风俗习惯紧密相关。英国人饮食和养宠物的习俗就对英语有很大影响，一个典型例子是对狗的态度。人们对狗有深厚的情感，“狗”在英语中没有任何贬义色彩。，归化异化习语翻译。在习语中，人们常以狗喻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Old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等等。而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在习语中多含贬意，如“狐朋狗党”、“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等。虽然近些年养宠物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其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文化中。如此看来，英汉语中狗的形象差距甚远，这给英汉习语的互译造成一定困难。如长期来很多译者将“走狗”译为 “running dog”，这必定在英汉语读者中引起截然不同的感受。

1.3 文学

一个民族的文学是该民族语言的精华，是民族精神的外在体现。文学巨匠们锤词炼句，使文学作品中的精彩语句在民间广泛流传，最终形成习语。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妙语连珠，许多语句脍炙人口，逐渐成为习语，例如《奥赛罗》中“green-eyed monster”。“green”的概念意义与中文“绿色”含义相同，但联想意义却与中文大不相同，含有“嫉妒”之意。如：Robert is a green-eyed monster but he tries to hideit.（罗伯特是一个嫉妒鬼，但他总试图掩饰这点。）

1.4. 社会历史

英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历史典故形成的习语。这些习语往往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如英法在历史上曾发生百年战争，法国在历史上曾是英国的死对头，很多习语反映了英法曾有的矛盾。如“take a French leave”意指“不辞而别”，类似习语如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a Dutchtreat（各自付费，AA制）。而汉语中的习语很多来源于中国经传典籍、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例如“守株待兔”、“愚公移山”、“黔驴技穷”等源于寓言故事，“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画龙点睛”等出自神话传说。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古代文化，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等的习语。

1.5. 宗教信仰

宗教对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许多习语带有深厚的宗教色彩。英美人信奉基督教，《圣经》中一些故事和人物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逐步形成了习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又如“as old as Adam”，因为亚当是最早的人类，这一习语译为“很久以前的、极古老的”。而在中国，佛教传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佛”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习语很多，如“借花献佛”、“五体投地”、“大慈大悲”、“不看僧面看佛面”、“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等。，归化异化习语翻译。

2. 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

2.1. 归化与异化

所谓归化，即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言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派代表人物奈达 (Nida) 提出了“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主张。他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并仔细分析源语信息的意图，采用“功能同构”策略以寻求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的同等反应。其功能对等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交流，翻译过程注重人们从译文中获得什么，译文的表达方式是完全自然的。通顺的归化翻译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消除文化障碍，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所谓异化，即是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采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美国解构主义翻译家韦努蒂 (Venuti) 主张异化译法。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他提出一种反对原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即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韦努蒂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在翻译中表达出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简言之，异化就是承认并容忍差异，并在目的语中表现该文化差异。

2.2. 习语的翻译策略

总体来说，归化法以译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主张使用读者熟知的译语表达方式，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完全相同或相近的认知和感受，从而克服文化障碍，避免文化冲突。异化法则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在翻译中表达出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异化法无疑更能表现异域文化的不同，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此笔者认为翻译过程中应以异化法为首选考虑。当然，作为不同的翻译手段，归化与异化都有其优势和不能尽善之处。因此，在对英汉习语的翻译过程中，要综合考虑习语的特点及人们的心理接受程度，灵活使用翻译策略。具体说来，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2.2.1. 异化直译法

异化直译指在不违背目的语规范和不引起错误联想的前提下，在译文中尽量保留原习语中的比喻、形象、民族和地方色彩，同时又传达了原文的内容，不仅保存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而且在修辞作用与风格上与原文相符，即目的语的习语可用与源语相应的习语来翻译。例如“失败是成功之母”译为 “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祸不单行”译为 “Misfortunes never come singly”。，归化异化习语翻译。这样即保留了字面意义，又生动形象。

2.2.2. 异化直译加注法

翻译中，原文中的一些喻体的内在含义是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的，仅仅直译会造成理解困难。但是在直译的基础上对典故、喻体加以注释说明，既不会歪曲原文的形象，又有益于文化交流。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译为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equal ZhugeLiang the master mind.” 对中国人而言，诸葛亮是智慧大师，但英美人未必知道这一点，译文中以the master mind加注，使译文含义一目了然。有人认为，加注会影响阅读，但既然读的是外国的作品，肯定有不懂之处，通过加注可以更好了解外国文化，因此是一种必要的手段。

2.2.3. 归化意译法

英汉习语毕竟属于不同语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有时过分强调异化法，会加重读者对译文的陌生感，使读者难以接受，最终妨碍文化交流。故根据目的语的民族心理，在异化译法无法表达的情况下，可采用归化意译法，即舍去形象而重在喻义的表达。比如 “lucky dog” 只能译为“幸运儿”。如果对国人说“你是一只幸运狗”，料想会遭来一场争吵。，归化异化习语翻译。再如：“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给玉山捎个话。”译为 “If any thing should happen to me,let YuShan know.”

2.2.4. 归化解释性翻译法

由于汉英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因此汉英的很多典故习语必然带有强烈的历史文化色彩。，归化异化习语翻译。翻译中如舍弃原文中富有民族特色的形象而代之以平淡的概念，不仅译文单调，失去原汁原味，更无特色可言。而解释性翻译可解决上述矛盾，即在译文里既保持原文的典故、喻体，又加上简要的解释，以突出其形象特征。这样可省去繁琐的注释，使译文读者获得鲜明的印象，抓住原文中所用典故的精神实质。如 “This hopeful young person soared intoso pleasing a Cupid as to constitute the chief delight of maternal part of the spectators.”(Dickens,Hard Times) 译为“这个很有希望的年轻人就扮成极其讨人喜欢的插着双翅的爱神丘比特”译者在保持形象的基础上加一些注释性的词语，既完整地表达了原意，又增强了修辞效果。，归化异化习语翻译。丘比特的形象是个手挽弓箭、长着双翅的美貌男青年。如译文只直译其名，则显得枯燥，读者也许还得查看注释。

2.2.5. 异化归化结合法

由于英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种种差异，有的习语在目的语中难以找到和源语中相对应的喻体，译文难现原文含义。即使用异化法保留了原文的文化色彩和形象，但显得生硬，且容易造成语用失误；如完全采用归化译法，则牺牲了原文的生动形象和异域文化色彩。因此可采用异化归化结合译法，即在直译的基础上意译，这样既保留形象，又为读者所理解。例如 “He is wealthy. To give him money issimply carrying coals to Newcastle.” 可译为“他很富有，给他钱简直是往纽卡斯尔运煤——多此一举。” (纽卡斯尔是产煤盛地，往纽卡斯尔运煤无疑是多此一举。)

3. 结语

文化的交流最终是为了增进不同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习语作为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其翻译尤应表现出民族特色。笔者认为，在英汉习语的翻译中，考虑到习语的特殊性及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其原有特点。除忠实表达原义外，还应尽可能保持它的形象比喻、丰富联想及民族特色。译者须深入全面地把握习语文化内涵，灵活运用异化归化翻译理论和技巧，才能实现准确而得体的翻译；而同时进行长期扎实的翻译实践，努力提高译者自身的双语能力和双重文化能力亦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谭载喜.新编奈达翻译理论.[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2]费小平.翻译的政治.[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罗开成.谈英汉习语的互译.[J],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