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篇（1）

中图分类号：A811；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9AZZ00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KS040）

作者简介：邓伯军(1967-)，男，河北高阳人，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史又称为历史，其在英语中是History，在法语中是Histoire，都源自于希腊文historia，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是“对过去真实的事情的记录”的意思。在汉语世界，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1]（P65）也就是说，从广义上讲，史是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从狭义上讲，史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构成史学的研究对象。史学又称为历史学，“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2](P1)史学之所以是史学，是其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而史学史则是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史学本身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历史学科。史学史一般包括史料整理、历史编纂、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等内容。作为史学编年体体例，研究史是对历史过程中研究的研究。研究史既涉及到史学研究，也涉及到史学史研究，从总体上讲，研究史属于史学的范畴。就“《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后文简称为“《形态》研究史”）而言，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阐释、创新的研究；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做出哲学层面的反思；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新任务、新目标和新问题的前瞻。“《形态》研究史”试图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文献把握规律、理论运思规律和实践诠释规律。从根本上讲，是要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研究史的性质和特征

历史只是对过去的史实记录，而史学要研究人们怎样研究历史。就学科性质而言，研究史属于史学的范畴，可以上升为历史哲学，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为人们总结、反思和前瞻历史提供借鉴。因此，研究史不仅有对历史事实陈述的总结性反思，还要有兼指得失、征信求实的史学批评，对历来的研究遗产、研究事件作深入细致的清理和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梳理研究发展的过程和脉络，总结研究发展规律，为研究的发展、完善和创新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从学科性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二级学科，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是三级学科。“《形态》研究史”无疑是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态》研究史”研究，要深入阐明其研究的各种论著的版本来历、体例归属和解读模式；要深入阐明其研究的各种论著学术观点、历史渊源和社会影响；要深入阐明其研究的各种论著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还要在论从史出的原则基础上，对各个阶段对其研究颇有建树的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学术思潮和流派，予以恰如其分的史学评价，既张其功，又指其过，既明其势，又点其憾。也即“《形态》研究史”研究，既要研究其翻译、介绍和传播的外在性历史过程，又要注意其阐释、创新和应用的内在性过程，尤其是要高度关注其研究规律的扬阐发。

与研究史学科性质相联，研究史学科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学术性和政治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特征，要求研究史学科潜心发掘史实，克服浮躁风气，杜绝功利主义，彰明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要求研究史学科以史义补考据之不足，从而杜绝一切史演之学；要求研究史学科通过对历史的清理，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服务于现实的社会实践。学术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特征，要求研究史学科的研究，扬弃史料整理学的观念与方法，从其必备的学术良心出发，以不卑、不亢、不猥、不亵的学术勇气，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为路径，对研究做出恰如其分的学术评价。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要求研究史学科从前人历史研究的资料中，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历史哲学高度提炼出研究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求研究史学科将研究置放于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等广阔的视野加以透视，获得具有实践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史学研究成果。

就“《形态》研究史”研究而言，其研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特征。在此研究中，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既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其翻译、注释、介绍、阐释、创新、应用的历史过程，又要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强烈的现实性，通过对其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反思和前瞻，提出有益现实生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形态》研究史”研究，还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特征。此研究的确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但并不是脱离现实政治的文牍考证工作，其始终要在现实政治的框架下才能得以运行，因为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经典著作，其范围的阈限、概念的诠释、思想的解读，无不触及当前政治的许多敏感话题，通篇饱蘸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因此，我们要胸怀一颗学人必备的学术良心，从历史事实与发展过程出发，才有可能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从简单的政治辩护进入科学的学术研究层面。“《形态》研究史”研究，还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此研究的理论性，是指面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性质、状况、阶段、结构关系、内在矛盾、外部环境、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和规律等一系列彼此相关的问题所构成的问题体系，并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做出回答，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发展。此研究的实践性是指，面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系列问题域，不是去死记硬背关于问题的历史结论，而是从中悟到对现实实践有什么启示；不是精确重建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话语，而是结合新的语境做出合乎现实的实践诠释。

二、研究史的对象和方法

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对研究历史的研究。研究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涵。其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出发，对史料进行耐心细致的清理考证，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澄清隐晦于史实之后的“史义”。其二，要“总结出从古到今的‘研究史’发展规律与特点，研究史学研究的现状、倾向以及发展方向。”[3]（P40）其三，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在学术范围内积极开展兼指得失、恰如其分、健康积极的史学批评，对研究史中的隐恶虚美的浮华之风予以纠偏，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感书写历史。其四，要研究其社会作用的历史发展过程，主要看其研究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研究者是否重视研究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也就是说，研究史不仅要具有历史的品格，而且还要反映史学的时代精神。总之，研究史要有史料学的梳理甄别、辟谬正讹，要有历史编纂学的连点接线、连横合纵，要有史学思想的精神统帅、方向引领，要有史学方法的视角折射、范型诠释。

“《形态》研究史”研究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也就是说，是要通过历史考证的方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史料进行梳理甄别，厘清《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真实历程；是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尽可能多的史学方法，采纳尽可能广的研究视角，提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是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成败、得失、优劣、经验教训做出兼指得失的史学评论，并以史为鉴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史的理论和方法；是要以研以致用的实践精神，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做出实践诠释，以此推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具体来讲，“《形态》研究史”要研究对其研究的译家、注家、史家、史著、史论、学派、团体等等；要研究对其研究的理论内涵，如其所蕴涵的新哲学世界观，如实践观、生存观、交往观、历史观、异化观、发展观、自由观、价值观、文化观等等；要研究对其研究所运用的新的方法论，如历史哲学方法论、考据学方法论、史学编撰学方法论、史学批评方法论、解释学方法论等等；还要研究包含《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过程，也即研究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根本任务、战略策略、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对外关系等等的实践诠释过程。

对研究史的史学学科定位，决定了其研究方法既要对史学理论及方法做出继承，又不要拘泥于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而要引进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开辟出新领域、新课题、新范型，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就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继承而言，是要用古代研究史研究的成果滋养当代研究史的成长。在史学理论方面，如关于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关于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史法、史意，关于书法和信史，关于史实采撰，关于史论艺术，关于史文表述，关于史学的社会功能，关于史学批评的标准和史学批评的方法论等，都是宝贵的史学理论遗产。[4]（P285-353）在史学方法方面，“如直书、曲笔、采撰、史法、史意、会通、断代等范畴，都有丰富的含义，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发掘和阐发。”[5](P14)应该承认，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是史学研究花圃中最瑰丽的花朵，有待于人们对之做深入细致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就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的引进而言，史学研究要获得重大的发展和突破，就要提倡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丰富、充实和改造，将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历史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比如历史考证方法、历史编纂学方法，历史解释学方法、历史批评方法，历史比较学方法等等。史学研究新视角的扩展，可以向史学遗产投射新的光束，再经多棱镜的分解，获得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譬如，人类学视角、文化学视角、民族学视角、传记学视角等等。史学研究新思路的引进，可以推动历史解释的模式、视域、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上做出超越和创新。新方法、新视角和新思路的引进，使研究史在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中，对新的课题做出新的开拓，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新的范型，从而使研究史研究在更高的层面上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模式。

“《形态》研究史”定位于“史”，就决定了本论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的方法。要在研究中承继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史学理论书写其研究的历史，尽可能地复原历史之真实发展历程；以不卑、不亢、不猥、不亵的史德精神，尽可能地揭开伪装，昭示历史本来面目；以严肃的史学方法，尽可能地阐明隐晦于史实背后的历史真义。要在研究中以史学评价的优良传统去评判其研究的历史，在信而有征的叙述中，做出一出己见、切中肯綮的史学评价；要在研究中不断引进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从而开辟出史学研究新领域，提出研究史研究的新课题，最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范型。因此，“《形态》研究史”是通过史的研究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去探求当代社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这才是研究的根本目的。

三、研究史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史的首要目的是彰新。研究史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学术发掘、清理、考订、甄别、批评工作，彰明研究发展进程中的创新性成果，使之以较为系统的理性见解实现于社会。史学研究的根本精神是自觉地追求理性认识的真理性和创新性。因此，研究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总结理性认识逐步深化、日趋真确与形成体系的发展历程，彰明各个历史时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评析学术事业的社会影响与发展的方向，分析某种可能存在的误区，特别是要清算因盲从、迷信与追逐某种直接利益而伤害学术真理性的倾向。”[6](P2)“《形态》研究史”是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历程的发掘、清理、考订、甄别、批评，彰明代表性的创新性学术论述，贬抑谬论，杜绝随风炒作，以匡正学术风气，更重要的是为后人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最新的理论基础。

研究史的学术目的是阐明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探索学术研究自身发展规律，不仅可以提高学术研究工作的自觉性，而且有助于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和完整学科体系的建构，从而推进研究史学科稳健有序地发展。就学科建设而言，“《形态》研究史”要有新型版本学的视野，通过建立发达的版本比较学，奠定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一块基石。要有新型文本学的视野，通过文本考据学的路径，建构起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二块基石。要有新型解释学的视野，从文本解释学角度建构起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三块基石。要有新型实践论的视野，通过实践诠释学的路径，建构起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的第四块基石。也就是通过对以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学术研究的探本、考据、解释、应用的研究中，要从历史的高度，以史的特征、史的脉络、史的架构，找出尚未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指出亟待开发的理论和实践境域，指明应坚持的学术方向，最终找出新的学术生长点。这对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史学科的建立和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史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总结治史发展经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史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研究”发生、发展、完善的经验教训，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和方向。“《形态》研究史”作为对马克思恩格斯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的翻译、注释、介绍、阐释、创新、应用的历史过程的历史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无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起到了特殊的历史作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史研究，对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掌握发展规律，明确前进方向，少走弯路陡路，提升实践水平，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

四、研究史的超越和创新

“《形态》研究史”采纳研究史编年体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所谓“研究史体例”，是通过大量的史料钩沉、收集、整理，通过前后因果关系的历史比较，通过对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的纵横思考，来展现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史学思潮和流派，从而揭示该领域研究史的特殊规律，达到研究研究史的理论与实践之目的。“《形态》研究史”最突出的创新之处是“史”，由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具代表性的专题文本进行研究史研究尚无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由于受《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研究资料的制约，笔者所揭开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理的冰山之一角，相信伴随更多研究者的加盟，通过学者的阐释和揭明，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出离遮蔽状态，从而敞开其对于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

创新，寓于温史之中。创新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吗？不是。创新，只能来自于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寓于社会实践的历史之中。人所皆知，新与旧是相互对立的，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温故而知新”吐露出了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在中国的译介、注释、解读、创新、应用的历史过程的发掘、清理和考证，在论断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历史认知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超越和创新。实事求是地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艰辛的探索、反复的思考、失误的痛楚甚至鲜血的代价。正是在这历史的探索与耕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地走向了睿智、拥抱了真理，走向了价值、拥抱了德性，走向了成熟、拥抱了文明。

创新，来自论从史出。论从史出、史由证来、证史一致、史论结合是研究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也即研究史研究必须在充分尊重客观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总结、提炼概括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读和阐释，并且在上升到历史哲学层面得出具有时代性的史学评价。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题文本在中国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本着德、才、学、识的路径，对其做出了兼指得失、恰如其分的史学评价。这种史学评价既继承了传统的直笔征信、敬重伦理、资治经世的史学精神，又不拘泥于传统，使其在批评方法、批评视角、批评主旨、批评风格上，变得新颖而不猎奇，广博而不泛泛，深刻而不尖刻，平实而不清淡。这种史学评价有文本学的视野。消除了传统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的先在性逼迫，通过对第一手文献的真实解读，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创新的逻辑起点。这种史学评价有历史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和意义，在于经典文本，也在于经典文本的历史注解。单纯地回到经典，不是尊重经典，恰是将经典孤立化，因为，真理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史学评价有时代的视野：经典的活力在于现实的需要，经典只有直面现实，捕捉时代的根本问题，提出现实的解决方案，这样的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创新，出于多角思维。视角问题是创新的主要问题。人的思维经过岁月的消磨，世故的摧残，逐渐磨去棱角，变得钝化、飘零甚至虚无。保有思维的锐性，克服思维钝化，是一个深刻的文化问题，当然视角的转换对于克服思维的钝化惯性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对这部专门著作在中国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从纵向、横向、顺向、逆向、旁向等各个角度对研究史进行考据、整理、解读和评价，运用抽象思维、比较思维、联想思维、发散思维、综合思维对研究史进行介绍、分析、解读和诠释。“《形态》研究史”是把各种角度的思考化合成对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变成全面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就是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对其进行深度的理论思考。

创新，贵在实践诠释。史学研究的特征是“以研究过往的社会为起点，而以服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宿”。[5](P13)从这个角度讲，史学研究的最突出的创新乃是实践诠释。就“《形态》研究史”而言，其创新之处就在于，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在中国译介、考证、整理、解读和诠释，始终置放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历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的每一个阶段，学人们都是从其时代特征、时代要求、时代趋势出发，针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新方法、新领域，对这部经典文本做出新的考证、新的探索、新的解读，做出服务于时代需求的新判断、新结论、新成就。这就彰显了史学的时代精神。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精神实质，不在于文本，而在于实践。正如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哲学箴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P57)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 吴泽.史学概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3] 桂遵义.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略论[J].历史教学问题，1985（6）.

[4] 瞿林东.史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 瞿林东.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J].史学月刊，2003（10）.

[6] 乔治忠.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责任编辑：彭介忠)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to the Research of Marxist Classic Texts

――Taking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German Ideology in China as an Example

DENG Bo-ju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 541004,China)

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篇（2）

比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就是从两种以上的事物之间找出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使得事物的规律性显而易见。比较研究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古今中外运用者不计其数。近些年来,鉴于宏观综合研究历史的需要,历史比较研究法又重新得到重视,并在一些国家流行且有所发展。这一研究方法也日益引起了我国治史者的兴趣和重视,对此,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在研究实践中广泛运用。中国

一

比较法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历史教学常用的基本方法。因此,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把比较作为一项重要的能力要求提出来。科学地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教学,对深化历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学生全面地认识、深刻地理解历史现象,有利于学生发现和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有利于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学会学习。而在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时所建立的思维模式,即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类型,具体的方式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比较对象的选择十分宽广,可以纵横驰骋于世界各国的历史之间,因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的法国学者马克·布洛克把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比较”,另一类是“历史的比较”。他通常将历史比较法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历史类型性比较,如国家发展道路、国家制度差异性的比较;第二类是历史“渊源”上的比较;第三类是历史上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比较。

其次,从时间范畴来分,有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比如把发生在同一时期内的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加以比较,就属共时性比较;而对同一民族、同一区域、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即属历时性比较。如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比较,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俄国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比较,印度近代史上历次民族解放运动的比较,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等等。

再次,从空间上看,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如中国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与印度1857—1859年民族起义的比较,中国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17—18世纪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改革的比较,美国废除黑人奴隶制和俄国废除封建农奴制的比较,二战后德、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比较,等等。同时,可以有宏观的比较,也可以有微观的比较,还可以有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比较。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宏观比较是站在历史整体角度,对不同历史现象进行贯通的或者高度概括性的比较,其目的是获得对历史系统的规律性的认识。如中西方封建制度的比较,鸦片战争前二百年中国和英国历史的比较,中国旧民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比较,等等。微观比较是站在历史的特定角度,对各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或局部的、个体的历史问题进行具体的比较。对具体历史过程从经济、政治、思想各个不同侧面的比较,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历史观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比较都属于微观比较。如希特勒和拿破仑的比较,德、日法西斯专政建立的比较,等等。

最后,采用事实比较和反事实比较。这是从比较对象的历史真实性角度分类。事实比较是对已经发生的真实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历史比较都应是事实比较。反事实比较是在比较命题中假设一部分与史实不符的因素,然后进行比较。常用的技巧是增加或减少某些因素,创设“虚拟前提”。如,增加某些因素:如果西方大国有力地制止了法西斯国家局部扩张,就有可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事实上,西方大国并没有制止,增加这一前提是为了分析其作用,通过反事实比较,认识绥靖政策的危害。减少某些因素:如果没有天京变乱,太平天国本可以成功;如果不存在黑人奴隶制,就不会发生美国内战。这些命题人为地取消了历史上实际作用的因素,目的是为了证实和衡量该因素的作用,通过反事实比较,深化对历史现象的认识。

转贴于中国

二

有比较才有鉴别,鉴别的知识靠比较来获得。因此,历史的比较研究要求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历史知识,对所比较的事物,要清楚其产生、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搞清基本史实,这是一个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问题。第二,所比较的事物必须是可比的,不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拿到一起进行比较。拿来作比较的事物,其材料必须是同类的、同一范畴的、采用同一标准的,处理方法也是相同的。第三,必须有正确的观点进行指导。在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与人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紧密联系的,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搞好科学的历史比较研究。我们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方法,总结、归纳出一系列历史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

如在向学生讲清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概念、意义、范围、条件、目的之后,以秦、隋二代的比较作为实例进行研究和讲解。两个不同朝代的比较研究,秦、隋两代可以作为一对典型的范例。它们都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它们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秦、隋两朝都是我国历史上比较短命的王朝;(二)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大统一;(三)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统一;(四)都兴建了巨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五)都实行了残暴的统冶;(六)都因暴政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因之而灭亡;(七)秦、隋二朝灭亡之后,继其后建立的汉、唐二代之初的统治者都接受了它们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其后不久出现了盛世时期,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虽然秦、隋二代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它们到底是两个朝代,不同的地方也是很多的。其一,秦在统一前,面临的是七国争雄的割据局面,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经济、军事实力增强,超过东方六国,在秦王赢政时,消除了东西的对抗,灭掉六国,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隋在统一前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经济、军事实力超过南方。隋朝在建立后,灭掉南朝陈,结束南北对峙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大统一。其二,秦朝实行残暴统治的,主要是开国皇帝秦始皇本人,而隋朝实行残暴统治的,则主要是第二个皇帝隋炀帝。其三,秦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是暴政压迫激起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而隋朝时与炀帝的暴政同时存在的,还有三征高丽的对外战争和连年严重的天灾,等等。对秦、隋二代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从中可以归纳出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通过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所研究的事物,进行比较分辨异同,从而总结规律,有利于学生更加清楚地认识和理解一系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同时,运用比较法进行历史教学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大致说来,应包括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命题,选择类型。比较首先要有命题、有中心。确定命题应以存在可比性为前提,以命题在实现教学目标中的价值为标准。第二步:分别加以研究,对应进行比较。比较要以分析为基础。个案分析是对“单位”历史现象的分析,即对被比较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历史现象分别逐一进行分析。第三步:综合比较。要求能从彼此相似的比较对象中找出不同点,从彼此相异的比较对象中找出共同点,然后得出结论。第四步:揭示规律。通过过对异同点的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转贴于中国

中国当然,任何比较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比较法绝对化,要善于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取得最佳教学效果。在运用比较法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比较对象应具有可比性。可比性指被比较的历史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联系,它是比较的前提条件。如果把没有可比性的历史现象硬凑在一起比较,就违背了逻辑,必然得出荒谬的结论。(二)要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是最科学的历史观,是中学历史教学总的指导思想,也是比较教学的行动指南。(三)把握比较教学的特性。历史比较教学和比较研究的方式、步骤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目的看:比较研究是为了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比较教学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培养思维能力并进行思想教育。从内容看:比较研究需要大量的历史材料,特别是新的原始的材料;比较教学主要依托历史教材,把教材内容比较清楚即可。从主体看:比较研究过程主要是史学家的事;比较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双边活动过程,学生的主动参与显得特别重要。只有牢牢把握自身的特性,比较教学才能真正实现教学目标。

三

科学的历史比较研究是正确发现和深刻阐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具有重要的功效,主要表现在:(一)比较研究历史有助于克服历史研究中的狭隘性和孤立性,把研究的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为探索历史规律、研究宏观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认识手段;(二)历史比较研究可以增强历史论证的鲜明性;(三)比较历史研究法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弄清比较研究的对象,对要研究的双方或各方要有一定的研究,这有助于研究者突破局限、开拓视野,产生新思想,提出新观点。而且由于比较研究方法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因此相对于一般历史教学方法来说,它的优点更多,可挖掘的潜力更大。用于中学历史课的国情教育中,有其独特的作用。它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史比较研究法除了反映历史教学过程的表现形式之外,还揭示了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模式——把比较研究方法传授给下一代,对引导学生通过学习历史来认识国情,了解历史现象,把握历史规律,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历史比较方法是研究历史十分有用的一种方法。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不同文化、历史文物制度,历代治乱兴衰之道与成败得失之故,等等,都可以由此真正地表现出来。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己的独特性和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其深远的渊源和深刻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来分析问题,透彻地了解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在历史比较中展望历史潮流的发展和前进方向。

中国

参考文献:

[1]历史科学规划小组,史学理论组编.史学理论探索丛书·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10.

[2]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

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篇（3）

比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就是从两种以上的事物之间找出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使得事物的规律性显而易见。比较研究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古今中外运用者不计其数。近些年来,鉴于宏观综合研究历史的需要,历史比较研究法又重新得到重视,并在一些国家流行且有所发展。这一研究方法也日益引起了我国治史者的兴趣和重视,对此,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在研究实践中广泛运用。

一

比较法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历史教学常用的基本方法。因此,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把比较作为一项重要的能力要求提出来。科学地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教学,对深化历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学生全面地认识、深刻地理解历史现象,有利于学生发现和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有利于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学会学习。而在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时所建立的思维模式,即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类型,具体的方式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比较对象的选择十分宽广,可以纵横驰骋于世界各国的历史之间,因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的法国学者马克・布洛克把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比较”,另一类是“历史的比较”。他通常将历史比较法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历史类型性比较,如国家发展道路、国家制度差异性的比较;第二类是历史“渊源”上的比较;第三类是历史上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比较。

其次,从时间范畴来分,有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比如把发生在同一时期内的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加以比较,就属共时性比较;而对同一民族、同一区域、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即属历时性比较。如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的比较,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俄国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比较,印度近代史上历次民族解放运动的比较,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等等。

再次,从空间上看,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如中国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与印度1857―1859年民族起义的比较,中国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17―18世纪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改革的比较,美国废除黑人奴隶制和俄国废除封建农奴制的比较,二战后德、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比较,等等。同时,可以有宏观的比较,也可以有微观的比较,还可以有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比较。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宏观比较是站在历史整体角度,对不同历史现象进行贯通的或者高度概括性的比较,其目的是获得对历史系统的规律性的认识。如中西方封建制度的比较,鸦片战争前二百年中国和英国历史的比较,中国旧民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比较,等等。微观比较是站在历史的特定角度,对各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或局部的、个体的历史问题进行具体的比较。对具体历史过程从经济、政治、思想各个不同侧面的比较,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历史观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比较都属于微观比较。如希特勒和拿破仑的比较,德、日法西斯建立的比较,等等。

最后,采用事实比较和反事实比较。这是从比较对象的历史真实性角度分类。事实比较是对已经发生的真实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历史比较都应是事实比较。反事实比较是在比较命题中假设一部分与史实不符的因素,然后进行比较。常用的技巧是增加或减少某些因素,创设“虚拟前提”。如,增加某些因素:如果西方大国有力地制止了法西斯国家局部扩张,就有可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事实上,西方大国并没有制止,增加这一前提是为了分析其作用,通过反事实比较,认识绥靖政策的危害。减少某些因素:如果没有天京变乱,太平天国本可以成功;如果不存在黑人奴隶制,就不会发生美国内战。这些命题人为地取消了历史上实际作用的因素,目的是为了证实和衡量该因素的作用,通过反事实比较,深化对历史现象的认识。

二

有比较才有鉴别,鉴别的知识靠比较来获得。因此,历史的比较研究要求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历史知识,对所比较的事物,要清楚其产生、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搞清基本史实,这是一个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问题。第二,所比较的事物必须是可比的,不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拿到一起进行比较。拿来作比较的事物,其材料必须是同类的、同一范畴的、采用同一标准的,处理方法也是相同的。第三,必须有正确的观点进行指导。在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与人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紧密联系的,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搞好科学的历史比较研究。我们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方法,总结、归纳出一系列历史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在向学生讲清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概念、意义、范围、条件、目的之后,以秦、隋二代的比较作为实例进行研究和讲解。两个不同朝代的比较研究,秦、隋两代可以作为一对典型的范例。它们都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它们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秦、隋两朝都是我国历史上比较短命的王朝;(二)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大统一;(三)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统一;(四)都兴建了巨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五)都实行了残暴的统冶;(六)都因暴政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因之而灭亡;(七)秦、隋二朝灭亡之后,继其后建立的汉、唐二代之初的统治者都接受了它们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其后不久出现了盛世时期,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虽然秦、隋二代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它们到底是两个朝代,不同的地方也是很多的。其一,秦在统一前,面临的是七国争雄的割据局面,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经济、军事实力增强,超过东方六国,在秦王赢政时,消除了东西的对抗,灭掉六国,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隋在统一前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经济、军事实力超过南方。隋朝在建立后,灭掉南朝陈,结束南北对峙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大统一。其二,秦朝实行残暴统治的,主要是开国皇帝秦始皇本人,而隋朝实行残暴统治的,则主要是第二个皇帝隋炀帝。其三,秦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是暴政压迫激起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而隋朝时与炀帝的暴政同时存在的,还有三征高丽的对外战争和连年严重的天灾,等等。对秦、隋二代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从中可以归纳出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通过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所研究的事物,进行比较分辨异同,从而总结规律,有利于学生更加清楚地认识和理解一系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同时,运用比较法进行历史教学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大致说来,应包括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命题,选择类型。比较首先要有命题、有中心。确定命题应以存在可比性为前提,以命题在实现教学目标中的价值为标准。第二步:分别加以研究,对应进行比较。比较要以分析为基础。个案分析是对“单位”历史现象的分析,即对被比较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历史现象分别逐一进行分析。第三步:综合比较。要求能从彼此相似的比较对象中找出不同点,从彼此相异的比较对象中找出共同点,然后得出结论。第四步:揭示规律。通过过对异同点的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

当然,任何比较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比较法绝对化,要善于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取得最佳教学效果。在运用比较法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比较对象应具有可比性。可比性指被比较的历史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联系,它是比较的前提条件。如果把没有可比性的历史现象硬凑在一起比较,就违背了逻辑,必然得出荒谬的结论。(二)要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是最科学的历史观,是中学历史教学总的指导思想,也是比较教学的行动指南。(三)把握比较教学的特性。历史比较教学和比较研究的方式、步骤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目的看:比较研究是为了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比较教学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培养思维能力并进行思想教育。从内容看:比较研究需要大量的历史材料,特别是新的原始的材料;比较教学主要依托历史教材,把教材内容比较清楚即可。从主体看:比较研究过程主要是史学家的事;比较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双边活动过程,学生的主动参与显得特别重要。只有牢牢把握自身的特性,比较教学才能真正实现教学目标。

三

科学的历史比较研究是正确发现和深刻阐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具有重要的功效,主要表现在:(一)比较研究历史有助于克服历史研究中的狭隘性和孤立性,把研究的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为探索历史规律、研究宏观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认识手段;(二)历史比较研究可以增强历史论证的鲜明性;(三)比较历史研究法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弄清比较研究的对象,对要研究的双方或各方要有一定的研究,这有助于研究者突破局限、开拓视野,产生新思想,提出新观点。而且由于比较研究方法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因此相对于一般历史教学方法来说,它的优点更多,可挖掘的潜力更大。用于中学历史课的国情教育中,有其独特的作用。它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史比较研究法除了反映历史教学过程的表现形式之外,还揭示了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模式――把比较研究方法传授给下一代,对引导学生通过学习历史来认识国情,了解历史现象,把握历史规律,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历史比较方法是研究历史十分有用的一种方法。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不同文化、历史文物制度,历代治乱兴衰之道与成败得失之故,等等,都可以由此真正地表现出来。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自己的独特性和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其深远的渊源和深刻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来分析问题,透彻地了解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在历史比较中展望历史潮流的发展和前进方向。

参考文献:

[1]历史科学规划小组,史学理论组编.史学理论探索丛书・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10.

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篇（4）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115－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和史学实际。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综观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理论成就值得关注。

一、对唯物史观内涵和外延的新阐发

史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并不相同，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学术创新历程。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90年代的学术创新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术反思和展望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把唯物史观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克服了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理解，恢复了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由从过去主要关注阶级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关注阶级斗争史发展到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关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充分肯定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者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从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开始。史学界出现了编写历史学概论的热潮，其实质乃是主张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研究工作自身理论进行探索，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认识和解读。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情况，可视为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前者着重历史科学理论的探讨，强调社会矛盾运动、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民族关系等历史科学的理论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遍指导作用；后者则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梳理总结出中国史学的基本范畴。在同样强调唯物史观指导作用的同时，更强调了史观、史料、文献学、目录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等颇有中国色彩的基本史学理论范畴，其实质同样是探索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从过去过分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转向重视考察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但是，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方法并未见根本改变，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仍不免存留着“左”倾思潮的痕迹。冰河已经解冻，史流继续向前涌动，史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等文献作出了新的诠释和解读，主要提法有：1、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历史一元论。2、人类历史始终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前进的；这种矛盾运动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则表现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3、尽管人类历史的内容和现象纷繁复杂，但它却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的；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理论，不仅指明了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途径，而且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1984年9月，全国唯物史观形成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黄山市举行，该会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理论探讨的热烈情景。吕振羽、谢本书、蒋大椿、叶汝贤、郑观卫、苏凤捷等人的观点值得关注。

在第二阶段的认识过程中，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问题、人民群众、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等，这些学术问题的热烈争鸣，反映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丰富内涵的深入挖掘，新见频出。蒋大椿在《唯物史观与史学》一书中对唯物史观及其与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将唯物史观的核心归纳为：1、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2、人类社会及其构成部分均以总体的体系的方式存在；3、在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中，一切社会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4、人类社会是运动的、发展的，显现为历史过程。构成历史过程的各种社会现象，也是运动的、发展的；5、社会历史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进化的和革命的两种形式；6、社会历史事物发展的根源，在于它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7、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创造了人，人又创造了环境；8、社会历史研究不是一个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此外，宁可、林甘泉、漆侠等学者均对唯物史观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再认识。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已成学术界的共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被放在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不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而是作为一个体系，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全面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运动变化过程，成为此期理论创新的亮点。

第三阶段唯物史观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反思和展望。步入新世纪以来，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理性化。已不再局限于经典文献的个别章句及其诠释，也不再引经据典地打经典仗，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问题。更体现出了一种发展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如李文海考察了唯物史观给史学带来的巨大转变：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斫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和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瞿林东认为人们坚持唯物史观是因为它的真理性优势，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历史；(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是个有序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才成为可能；(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

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于沛在《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指出：“加强唯物史观的研究，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对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直接关系到历史学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实现的程度。重视历史资源的开发，认真研究和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时代的呼唤。这是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和文化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前提是这种学习和研究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一切就都会走向反面。”朱佳木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则指出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严重理论缺陷，必须被超越，这一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2001年11月，“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002年4月，“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07年10月，“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学术对话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开掘。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多重含义。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并进行创造性地发挥，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态度。

二、历史理论的探讨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认识

随着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认识的深入，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区别开来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进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建国后到‘’结束这段时间内，史学界(含史学理论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严重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等于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这种认识上的自觉直接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理论方面探讨的主要问题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问题大部分承续了1949－1966年间史学界的老问题，但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行了新的阐发，推动了对中国历史进程中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自1983年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先后出版以来，至1999年陈启能等所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出版，其间出版的同类著作或教材近20种。这些著作几乎涉及到史学领域的所有理论问题，史学理论大有形成一门学科的趋势。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一股“史学概论”热潮。质言之，此期有关史学理论的探讨大都集中在对客观历史发展中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问题，而对历史认识、历史研究过程中涌现的以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理论，则是下一阶段的主要课题。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又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理论的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问题不断涌现，“史学概论”概论什么，成为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这说明历史学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系统构建，而史学理论与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是长期交错的问题，实际上成为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系统构建历史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新时期以来，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提出许多新论点、新命题，拓宽了研究领域，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把握更加深化。在古代史方面，白钢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龚书铎任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多卷本《中国社会生活史》、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晁福林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等，涉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诸多新领域，视野开阔、结构新颖、方法创新构成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在近代史方面，如罗尔纲、黎澍、陈旭麓、金冲及、胡绳武等人对太平天国史、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进步意义、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和革命党人中不同政治倾向人物的分析，胡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力量”及其思想文化上代表人物作用的分析，刘大年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分析等，都是大手笔之作，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启入以深沉的历史智慧。革命与改良、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都因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困惑而备受关注。在中国通史研究领域，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其《导论卷》所探讨的历史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水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㈣则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三、以历史认识论研究为重点构建史学理论体系

新时期以来，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推动史学理论的整体建设，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特色。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对史学理论的体系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1、把史学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历史哲学、史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历史学的技术学科或辅助学科所涉及到的各种理论。2、把历史认识分为三个层次：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3、认为广义的史学可包括历史哲学、具体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历史辩证发展问题、史学流派研究、史学认识论、史学评论理论和史学编纂的理论等七个问题。4、认为史学理论应包括客体论、主体论、主客体关系论、方法论四部分。这些观点和分歧促使史学界对“史学理论”问题作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历史、历史科学和历史学的概念的认识、历史学科的属性、结构、研究对象、历史认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的功用、史家修养等等。这些都为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取得较大突破的领域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成为研讨热点。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认识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历史认识的认知结构，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方法与检验等问题。张帆、刘泽华、张国刚、姚志安等人较早对历史认识论进行研究。史学界对这场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和讨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看作是“最能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此期，陈启能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阐发具有典型性，该书作为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包括历史规律问题、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观、从直觉到科学、辩证的历史思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展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该书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思考。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张耕华将历史认识论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部分。张剑平指出：“新时期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过程以及历史真理的检验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探讨；二是对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流派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述，如对兰克学派年鉴学派，西方人文和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等的研究；三是对如何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认识论的思考。有的学者在对西方历史认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任务；也有学者根据西方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较为深入地论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思维的特征，提出较为深人地阐发了科学的辩证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研究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理论色彩，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澄清了一些错误的史学观念，活跃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规范了历史研究的过程，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是，众多史学家亦坦然吐露心声，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四、史学方法的更新和多样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

史学方法的研究历来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新时期以来，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运用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日渐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三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特别是金观涛、刘青峰的代表作《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曾经掀起了史学方法热的滚滚浪潮，也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吸引了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家的加盟。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一方面得益于史学内部的积累，这包括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阐扬；另一方面也受惠于中外史学交流的深入发展。

关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法的总结和发掘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上百篇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由于是连载文章的结集，故其文短小精悍、文笔隽永，不少中青年学者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浓厚兴趣。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是否可以认为，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换言之，不能脱离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史学批评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范畴提了出来。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总结和继承，充分体现出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特色，主要有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对于历史主义的总结，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值得关注。乔治忠指出：“在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应当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令思维方式具备深刻、准确的逻辑性，唯物辩证法还具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主张事物发展的前进性、阶段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等等思想原则，从而使历史主义具备完整的历史观、方法论和鲜明的立场。”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比较”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法被史学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史学界关于比较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著作约有20部。庞卓恒的《比较史学》、范达人的《当代比较史学》、范达人、易孟醇的《比较史学》、刘家和的《史学、经学与思想》等著作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杜维运在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中这样看待比较的研究方法：“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只有在历史全球化以后，整个世界人类进入历史之中，才有出现的可能。所以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在走向全球化的路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更有学者相信比较方法将引导中西史学走向更高的层次。这种比较研究的发展，无疑将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境界。有的学者还把比较方法看作是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之一。史学对系统方法、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的运用也是值得注意的。程洪、霍俊江、赵吉惠、赵轶峰提出了重视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观点。

五、对历史学功能的新探索

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新时期以来。史学价值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以关注现实著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期，由于“影射史学”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日趋狭隘。“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观点，这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在“拨乱反正”思潮和“史学危机”思潮中重点反思的问题之一。80年代初期史学界重新兴起的“古”、“今”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把史学价值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刘大年、黎澍、苏双碧、孙思白、田昌五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用力颇多。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随着自由化思潮和思潮的泛滥。学术界对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史学无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促使学者对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价值作更深入的思考。白寿彝就历史教育功能阐发尤多。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价值论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的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些史学价值观点加以总结，王斯德指出：“历史是一部社会教科书，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化和思想滋养功能，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超越自我的强大武器，其核心是启迪心智、智慧人生，使人变得清醒、理智和成熟。以史为鉴，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知社会兴替之道……学习历史可以使我们掌握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增强历史洞察力，以历史的纵深感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领悟历史的真谛，

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发展大趋势，确立科学的理想和信念。”吴怀祺则指出了在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以正确的历史知识、历史思维方式总结历史，认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以安邦兴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史学更广泛更深刻的价值体现于民众之中。因为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与民众素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史与文化能否高扬，直接关系民众自身素质的提高、民族自身凝聚力的增强。”史学价值是历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将随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下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的重要理论成就之一，史学价值论的探讨仍将继续得到史学界的关注。

六、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于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去裁减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

其二，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有全球视野。在这方面，有学者集数十年的心血，致力于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和多重背景下观察与思考，还把它们置于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与联系中进行探索。”《古代中国与世界》是刘家和这方面的代表作。2005年，“《经济一社会史评论》首发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侯建新、马克、刘新成、齐世荣、于沛、李文海、龚书铎等学者畅谈了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问题。在他们看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同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历史的角度，去寻找对某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将会更加有助于接近真理。”

其三，突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对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白寿彝进行过长期思考，他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瞿林东谈到如何建设2l世纪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时指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还要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可以用来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封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有一种信念，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厚重。”

其四，强调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完善了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进程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实为“”破坏以后的恢复和充实阶段，90年代以后，现代史学史研究形成全面铺开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开创性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具体在如下领域有所进展：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全面深入研究史学的社会作用、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面貌、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关于易学与中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史学史对历史教育的意义、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史学等。蒋大椿则把1984年以来连续召开的十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及其取得的成果作为史学理论学科取得整体建设进展的重要标志。

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篇（5）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一、史学本体论

史学本体论核心问题在于回答“历史是什么”，这是进行历史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以兰克学派代表的传统史学延续了长久以来历史研究中政治史趋向的传统，把政治史、事件史和杰出人物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注重精粹之辈的思想和行动。这种唯心主义的史学本体论造成了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历史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的题材十分的陈旧，而且也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因为传统史学始终专注于一个角度的研究，忽视了影响历史发展的其他因素；对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事件和杰出人物进行研究，片面的强调了特殊性和具体性，个别性的研究同样无法从整体上去把握总体发展的脉络，也就无法得到历史运动背后的普遍性的规律。

以布洛赫的年鉴学派代表的新史学把人类的全部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去把握人类历史活动的轨迹，主张研究普通大众的历史，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的历史，注重普通人和处于历史底层的力量，主张从下往上看历史。布布洛赫认为，传统史学把历史归结为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政治史是片面的，这样只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历史学应该全面研究包括经济、文化、社会、宗教、心态等方面组成的社会总体的历史，应当把个人行为和具体事物放在社会整体的关联性中才能被理解，才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去把握历史运动背后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年鉴学派认为的历史知识应该是个别包含一般，特殊蕴含普遍，从个别去发现一般，在普遍中理解特别，兰克学派则将特殊和普遍对立起来，认为历史知识仅是个别的、特殊的和一次性的现象，这也直接导致了两派对历史发展有无规律的问题理解的不同。要从总体的角度去看待历史运动，要发掘历史运动背后的发展规律，必然不能像兰克学派那样封闭孤立的去苛求特殊性和个别性，必然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利用其他的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来协助历史研究。

二、 史学认识论

史学认识论核心问题在于回答“历史认识从何而来”。按照《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提到的，应该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如何看待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第二是如何认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兰克学派受到19世纪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其认识论重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强调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让史料本身说话”，反对缺乏实证研究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学家在经过史料的批判考据之后就可以得到客观的历史事实，这样的历史事实是不参杂任何主观成分的，是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终点，历史研究在这里嘎然而止，至于历史事实背后普遍性的规律和法则充耳不闻，认为这些都属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职责范围，都是形而上学的，史学家没有必要也可以安心理得的放弃剩下的工作。这就是兰克学派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客观主义的认识论，造成的结果就是传统史学认为客观的历史事实而事实上却参杂着浓厚主观成分的历史事实成为研究的终点，真正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历史认识无从谈起，历史学家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被压抑，历史研究完全是为了历史而研究历史，历史学完全成了史料学，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被割裂开来。

年鉴学派指出兰克学派客观主义认识论的弊病，认为世界上并没有客观的和现成的历史事实，兰克学派唯心主义认识论正好就说明了这一点，其认识对象是杰出精英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对象本身就带有主观性，何况在传统史学就史料进行考辨和描述时不可避免加入了个人的主观思想，所以传统史学得出的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不存在的。年鉴学派认为历史认识应该是史家和史料之间进行的一场永无休止的积极的、反复的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的始终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整个过程的起点来源于现实，现实是历史认识的源泉，具备敏锐的现实感和深沉的历史感的历史学家从现实中获得探究历史的灵感，获得只能从历史中才能得到答案的问题，史家带着问题寻找与此问题相关的素材，并经过反复的选择、考证和分析，把历史素材提升为历史事实，然后再历史事实基础之上进行综合和比较分析研究，得出历史事实背后的普遍性的规律用来指导现实，从而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历史学家工作的好坏同提出的问题的质量高的有直接关系，要想理解过去历史学家首先要理解现实，从现实中得到高质量的问题，才可提高自己研究的价值；要想理解现实历史学家就有必要理解过去，从历史中寻找智慧，如果在历史认识中出现了对现实的曲解则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如果出现了对历史的曲解则往往源于对现实的漠然无视。由古至今，由今知古，这是年鉴学派史学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全面阐释了现在和过去的辩证关系。

三、史学方法论

史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回答“用什么方法认识历史”，兰克学派和年鉴学派因其对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观点的差异也导致了方法论上的迥然不同。

在前文已经叙述了兰克学派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和客观主义认识论，其认识历史的过程只是为了还原历史，传统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批判的研究史实的基础上忠实地再现过去，为此史学家只要按编年顺序对历史事实逐一进行叙述就行，因为他们认为不参杂任何主观成分得出来的历史事实就是客观的。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提到，历史学的宗旨是再现历史还是分析历史？再现历史只是将历史的本来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即将历史通过史料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分析历史则是在再现历史的基础上，对历史中的一系列要素作出深入分析，探究历史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所以再现历史三历史研究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的结束，而更深的层面则是分析历史。如何分析历史？采用综合和比较的分析方法，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就是运用综合和比较研究的经典之作。综合和比较都是出于把握历史总体的需要，只有经过广泛的综合比较研究，才能得多更客观准确的普遍规律性认识。

从《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不仅可以看到布洛赫为史学辩护的忧患意识和对年轻一代史学家的殷切期望，也可以看到其一生总结的史学思想。以布洛赫的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应时代的发展而生，取代了深处危机之中的传统史学，对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篇（6）

一、全球史观是当前研究世界史的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

（一）全球史观的含义

全球化浪潮已经深深影响到世界各个国家的每个领域，以势不可挡的趋势逐步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全球化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史观应运而生；全球史观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史学研究新观点，强调用一种宏观的视野从整体上去研究世界历史；全球史观是完全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包含多层次、多领域的全新视角和研究方法。

（二）全球史观能成为当前研究世界历史的一种全新方法和视角的原因

全球史观之所以能够成为当前研究世界历史的一种全新的观点和方法，是因为它强调在研究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更多的是突破民族和地区的限制；毕竟世界历史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的任务，更多的是研究世界如何从整体上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进程；同时全球史观强点在研究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用全局化的视角去综合考察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发展历史，揭示人类历史的演变和规律。用全球史观研究世界历史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俯瞰世界区域历史之间的联系。

（三）全球史观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全球史观兴起于上世纪末期，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演变阶段。

第一个阶段：全球史观是建立在二战以后世界历史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反映了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全球整体变化的趋势；开始之初是明确反对在世界历史研究中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主张将研究的视线放到全球领域，打破传统模式下在特定区域、特定时间段的限制，将世界历史研究放在特定的系统之中进行研究。

第二阶段：继上世纪50、60年代之后，从构建现代体系出发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萌芽重新审视的过程中，认为这并不是单纯孤立的现象，是作为世界性的一个整体出现的。在这个阶段基于对资本主义重新审视的角度，把世界历史研究的实现引向全球，更加关注全球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整个区域。

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史观作为一种研究世界历史的全新方法被广泛应用和采纳。在这个阶段，世界史观认为研究世界历史必须要体现各种各样的人类发展痕迹、体现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历史进程，坚决抛弃以某个区域为中心来研究世界历史的做法，构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的、全球性的、整体的世界史观和世界历史研究方法。

二、全球史观视野下的世界史研究更加突出多样性以及多样性之间的联系

全球史观强调在研究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要更多的关注世界历史多样性以及多样性之间联系的研究，只有弄清了世界历史多样性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才能更好的从整体和全局上去把握世界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强调在研究历史进程中要突出多样性，弄清历史进程中的共性与个性、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世界历史的多样性是相对于单一性来讲的，研究世界历史所用到的单一性，主要强调的是揭示世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共同特征；而全球史观视野下的研究世界历史的多样性，强调的是揭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殊性。世界历史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并且是在多样性基础之上的统一性，这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本原面目。世界历史正是由于多样性，才使得世界多姿多彩，孕育了不同区域之间繁荣各异的文化。

全球史观更加突出世界各国区域之间的联系，突出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反应的是世界发展过程中多样性之间互相依存和互相联系。纵观全球化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生事物越来越多，多样性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因此，在研究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全球化史观下的多样性，运用多样性的视角和观点去考察世界历史、去研究世界历史。在研究某个区域、某个民族的历史中，要善于用多样性的思维去考察这个区域、这个民族的历史对其他区域、其他民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区域、这个民族的发展历史是否从横向上与其他区域、其他民族有着必然的关联，等等。只有将世界历史研究中突出多样性、发现探究多样性之间的联系，才能更好的从整体上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内在规律。

三、全球史观视野下的世界历史研究更多是强调研究中心的多元化，反对世界历史研究中心的一元化

全球史观视野下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就是要建立纵观世界整体的角度，从多样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特殊性。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史学家来研究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坚持以某个区域为中心，或者是以欧洲为中心，或者是以美国为中心，建立在这种一元化基础之上的世界史研究的结果必将是片面的。例如，一些抱有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研究学者，当在研究非洲历史的时候，仍然运用研究欧洲历史的方法和视野，将非洲历史当作欧洲历史案例来分析。实质上，研究世界历史以某个区域为中心的一元化思维只承认世界上仅仅有一个中心，对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持否定态度。全球化史观正是主张在研究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摒弃以某个区域为中心的一元化思维，强调世界历史研究坚持多元化；全球史观主张全世界历史长河中存在多种文明，谴责一个中心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四、结语

伴随着上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史观对研究世界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已经以更加势不可挡的态势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变迁。在世界史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对全球化这一现象高度重视，在研究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要坚持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坚持全球史观视野下的世界史研究的多样性以及多样性之间的联系、坚持全球史观视野下的世界历史研究中心的多元化，反对世界历史研究中心的一元化，在21世纪推动世界历史研究进程中不断分析和借鉴全球化视野下的全新范式和全新方法，促进世界历史研究的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1]黄安年.论多样性统一的历史观[J].史学理论研究,1999(3).

[2]徐轶杰,朱涓.世界历史专业建设研讨会综述[J].世界历史,2008(4).??

[3]陈衡哲.西洋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篇（7）

一、以问题为中心：教学指导思想和内容的转变

“问题意识”是研究生阶段学生必须培养的一种思维能力、一种实践能力。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目标是科研型人才，其教学目标不再是知识的灌输，更重要的是研究能力和理论素养的培养，它更加强调创新意识，而要体现创新意识，首先要具备“问题意识”，尤其是历史学这样一门人文学科，更加重视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PBL教学模式恰恰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对实现研究生由以学为主到以研究为主以及由应用型人才向科研型人才身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强化问题意识，培养研究生提出问题的能力。PBL的认知范式为“知识是可以在原有认识基础上建构的”［4］，在PBL模式研究生历史教学中，师生成为“知识建构的共同体”［5］。在这个知识建构的共同体中，学生居于主体地位，教师更多充当参与者、引导者和促进者。在具体教学中，教师不再是按图索骥般地照着历史教科书的白纸黑字进行讲解，而是结合研究生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较高的特点，打破固定思维模式，挣脱僵化的意识形态，让学生真正思考历史是什么、历史的意义是什么这类本质性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史料的堆砌和简单论述的层面。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历史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资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它既有知识性又有价值意义。既然历史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那么，用教条式的语言来讲授的历史就不是真正的历史了，而至多只能算是历史事件的堆砌。”［6］在师生共同探讨这类历史本质性问题的过程中，他们通过平等地交流、磋商、分析研究，在对历史的认识上“学有所思，学有所得”，在这样一个师生互动的共同体中，研究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以激发，在高水平的思维运作中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何为“问题意识”？赵世瑜先生曾说：“通常所说的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理论素养的表现。……这个（理论素养）提高是历史认识层面的提高，不是说只增加一些历史知识。我们现在教给中学生都说知识很重要，但知识不是唯一的目的，在于你在历史的认知上有多大提高，有多大创见，这才是重要的。”［7］在PBL模式主导下，山西大学中国史硕士生课程体系中设置了《史学理论与方法》和《中国近现代史重要问题专题研究》等主干课程。我们经常会看到研究生们围绕一个问题，展开热火朝天地讨论，他们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为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不同观点进行批判思考，想方设法寻找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也正是在这问题讨论的过程中，不同观点相互碰撞，产生出新的思想火花，促进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新理论层次上又产生新的问题，促使他们进一步思考，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在这一围绕问题的反复循环、不断上升的过程，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又提出新的问题，促使他们历史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认识深度的不断加深，在拓展知识的同时增强了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素养。其次，淡化学科界限，培养研究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指在研究具体的历史对象时吸收、借鉴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获取新的视角，拓展新的思路，以开阔视野，深化理解，促进历史重构与历史阐释的深入发展［8］。以社会历史学为例，它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对于研究生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深入挖掘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历史是不可重复、不可复制的，从研究的对象和手法来讲，历史学家面对的历史是“过去的他者”，与其他学科不同，它要从横向和纵向出发考虑发展脉络、社会变迁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时段、广范围的研究对象。从方法上来讲，为了了解过去，它只能依靠残缺不全的材料，主要是文献，而历史的文献却是经过人为选择的“历史”，已经不能揭示一个完整的全貌，如何还原客观的真实，一个重要的方法是通过与其他学科对话，使我们在认识过去时多一点手段。对于以科研型学习为目标的历史研究生而言，他们不仅要重构历史，还要阐明历史，不仅要叙述历史，还要揭示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系统性的有机结构，具有复杂的层次与丰富的内容，包括过去社会的方方面面。要深入到过去的社会中去开展研究，需要借助不同学科的概念和分析工具。这就要求研究生具备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多学科复合知识结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改变传统那种“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的教学方式，将PBL模式运用于研究生历史教学中，让具有不同认知水平、不同专业能力的研究生展开讨论和探究，在这种广泛的互动中，开阔他们的视野，促使他们把视线从传统历史学的政治史领域转向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还可以借鉴其他专业和学科的方法为历史研究服务，为研究生提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多样的视角和方法。

二、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学习主体积极性的提高

在知识呈爆炸性增长的互联网时代，教师作为“知识权威”和“知识源泉”的固有形象受到挑战，再加上研究生的思想业已成熟，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已满足不了其需求，他们渴望在平等互动中学习，在问题导向的实践中感悟知识。时代的发展要求教学重心必须从“授人以鱼”转向“授人以渔”［9］。“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教学模式，在PBL模式教学中，学生不再被视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一个自主的学习个体，是“基于问题的学习”过程中的主角。霍华德和安凯尔森教授认为：PBL既是一种课程又是一种学习方式。作为课程，它包括精心选择和设计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学习者能够获取关键的知识，具备熟练的问题解决技能，自主学习的策略，以及参与小组活动的技能；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学习者要使用系统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以及处理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难题［10］。因此将PBL运用于研究生历史教学中，有助于使学生由被动变主动，成为自主的学习者和积极的思考者。

（一）成为自主的学习者

研究生阶段是学生思想逐渐成熟、思维方式逐步成型的关键时期。该时期的学生思维活跃，具有一定的理性批判精神，主动学习、主动探索、进行探究性学习的欲望较强，很适合进行高水平的探究性学习和创造性思维。在历史教学中将PBL模式运用于具体的研究生教学实践中，正是与研究生阶段特征相适应、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模式。兴趣是研究生成为自主的学习者的首要条件。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兴趣？葛兆光先生曾讲过：“历史教学恰当的途径，应当是通过写作者或讲授者的叙述，来‘激活’读者或听众的记忆、体验与经验，调动心底的‘储备’，唤回心中的‘记忆’，重新建构并认同这一历史和传统的过程。……学生想听的，是与他们的生活相关、并能唤起他的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或者是机械教条的文本。”［6］。因此将PBL模式运用于研究生历史教学中时，首先改变了传统的师生关系，研究生由被动变为主动，成为学习的主角，成为自主的学习者，而教师则变成他们学习过程中的指导者；其次打破了传统的教学内容，与传统“课本式”教学不同，在研究生阶段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将具体的知识、概念融进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今天与未来的时空中，构筑一个让他们主动性充分发挥的空间，让他们从教材视野走进生活世界，体验历史情境，并构建对过去、现实和自我的理解，进而使之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

（二）成为积极的思考者

葛兆光先生曾说过：“历史研究是要有想象和经验的掺入，对历史总是要重新解读的。”［6］因此作为有独立意志、以探究性学习为目标的研究生来说，他们要透过历史的帷幕，通过想象和思考，重新让“死的东西”复活，重新解读史料，建构历史。这就要求研究生成为一个勤思考、会思考的个体。PBL模式正是一种能够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教学模式，具体到研究生历史教学中，它通过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在教学中开展师生互动的探究性学习，让研究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追根溯源，思考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层历史”，从而实现研究生从“学”的层面到“思”的层面的飞跃。此外，PBL模式对于解决历史专业研究生面临“选题难”的困境具有积极作用，它通过在平时的教学中培养研究生“爱思考、爱提问”的思维创造能力，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为选择论文方向和撰写论文打下基础。总之PBL模式在研究生历史教学中鼓励学生多提问题，勤与老师、同学探讨交流看法，是一种激励学生勤思考、多钻研的教学模式，有助于使研究生成为一个积极的思考者。

三、田野情景法：教学方式多样性与灵活性的增加

PBL是指“把学习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情境中，通过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共同解决复杂的、实际的或真实性问题，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发展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3］“把学习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情境中”具体到研究生历史教学中，即为“田野情景法”，亦称为“走进历史现场”［11］或“走向田野与社会”［12］，是一种从课堂走向田野、博物馆的教学模式，是一种在真实的田野实践中进行教学的方法，是一条教学相长、“实践育人”的较好路径。它不仅实现了教学重点由知识到技能的转移、教学方式由单一到多样的转型、教学地点由书斋到田野的转换，而且田野情景法强调从各类材料的搜集到资料的分析鉴别，再到资料的深入解读的实践过程，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在激发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同时，使他们学会了从课本上永远学不到的操作方式，在以老师引导的集体协作的实践中掌握文献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循序渐进的层层实践中增强搜集资料、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其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锻炼［13］。

（一）加强历史考察，提升研究生的历史领悟力

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篇（8）

中图分类号：K512.5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73-04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苏联历史科学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的确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也不能对其取得的成绩完全抹杀。认为苏联史学实现了全面繁荣，或者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联史学一方面呈现逐渐发展的趋势，计量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涌现了一批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佳作；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仍然制约着历史科学的发展。

一、如何评价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

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史学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遭到全面否定，60―80年代亦被称为史学研究“停滞期”。一些人甚至强调，苏联史学是极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对其评价，不仅应该作为体制的批评者，更应该是社会主义、苏联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的声音中既有以往的苏联史学反对者（所谓的“修正主义者”），还包括曾经立场坚定的苏联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者），其中不乏苏联时期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对苏联国家的全面否定，同样在史学界上演。除了以时局和意识形态的激变来解释这种现象外，历史学家的科研工作长期受到限制，形成的鄙视和厌恶心理也是这种非此即彼的评价的一个原因。面临如何重建俄罗斯史学，评价这一时期苏联史学的时候，人们还未来得及深入了解和把握这20年的史学研究的得失。这种缺乏理智思考的评价一方面源于剧烈的时局变换，同样带有政治色彩；另一方面缺乏对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过程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缺乏理性分析所取得的成就、不足、失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显然，用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来彻底否定苏联史学是不足取的。人们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不可能完全自由发展，总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和影响，诸如科研投入、社会需求、出版条件等客观因素，甚至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察：1.国家意志和相关文教机构多大程度上左右了历史科学，这种影响的结果如何。2.历史科学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契合现实需求、苏联史学发展方向以及史学现代化的可能性。3.形成了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相关概念和观点以及重建史学的尝试。4.历史学家之间，学术团体之间，一般研究者和学术精英之间，历史学研究者和出版机关、信息服务部门（档案馆，图书馆）之间的关系问题。5.学术精英、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反响。

战后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盛行，哲学、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批判运动使学术活动严重停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和禁锢，理论探索和科学创造的精神受到压抑和摧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历史科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研究一方面呈现恢复和重建的趋势，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60―70年代，指令性的科研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影响很大。在苏联各高校的历史系，科研能力参差不齐的“职业历史家”主持科研工作；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其分所主导本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国家文教机构的意识形态和监督检查职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史学研究也不例外：研究项目和研究方法都受到限制，20世纪党史、社会思想史、革命运动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除分析影响史学发展的社会因素外，还有一些更为重要和复杂的因素，即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关于史学研究的观念问题，正是评价苏联史学最为棘手的问题。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等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经典著作中提炼出解读社会发展进程的方法论，开始应用于史学研究。30 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之后，苏联开始了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成为苏联史学中以论代史和公式化、简单化的重要思想来源。意识到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存在问题之后，6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开始指责以往史学的缺点，认为应该以“客观性”、“ 历史主义”、“党性”为原则治史，尤其是有关20世纪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到重建和革新史学。30年代史学面临的这些观念问题和理论问题，60―80年代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历史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利用新的档案资料和外国文献研究具体问题。遗憾的是，尽管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论及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然而依旧极少有人进行深入探讨。面对俄罗斯学者对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种种评价，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当时的历史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今还在从事历史研究，有些人还是学术精英，享有很高声望。这种情况下，无疑更要慎重对待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赞誉和指责。我们评价这一时期的苏联史学，必须避免简单的照搬和模仿。

二、20世纪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的得失

60―80年代中期，苏联建立了许多新的史学研究机构，出版了一批多人参编的大部头著作。为加强史学研究机构的建设，苏联先后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年)、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66年)、军事史研究所(1968年)、美国研究所（1968年，1974年更名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远东研究所 (1966年)等。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为苏联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2］。在这一阶段，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多卷本的集体著作相继问世，是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如12卷本的《苏联史》、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史》、《卫国战争史(1941―1945)》、《二战史(1939―1945)》、《苏联历史科学文集》、《历史百科全书》等。80年代中期前后，对这些史学著作的评价也是从完美无瑕到一无是处。这些史学著作显然带有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史学的特点，但是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其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在国家拨款资助下，一些历史学杂志相继创刊，如《苏共党史问题》、《近现代史》、《苏联历史》等，政治书籍出版社、思想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和一些高校出版社也增加了资金投入，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阵地，这一时期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著作和文章数量很多，其中不乏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论文。这一时期苏联出版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俄罗斯20世纪各个发展阶段的认知和具体的科研实践。对20世纪历史的许多问题的阐述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学者们在科研活动中有意避开诸多敏感问题，关于苏共党史、工业化、集体化、政治文化的研究无疑存在失真现象，缺乏客观真实的评价。8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苏联史学研究的评价，缺乏批评的声音，是否符合“总路线”成为当时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的评定标准，史学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国家对史学发展的关注和支持，然而事实上，正是科学部的建议、指令和规定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受赞誉良多的史学作品恰恰需要重新评价。相反，许多创新性的、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富含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却未能受到重视。对苏联史学研究夸大其辞的颂扬，同时忽视对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的客观评价，严重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80年代中期“改革与新思维”和“历史热”兴起之前，全面否定代替全面肯定评价之前，苏联史学并不是完全停滞，也不是全面危机，而是在困境中前行。

苏共二十大之后，即结束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之后，认为苏联史学迎来了春天，或者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史学界为了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加强了对列宁思想的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1957 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强调历史科学应以客观性和党性为原则。苏联史学界出现了相对自由的研究氛围，在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60―80年代，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的频繁召开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纪念三次革命、列宁诞辰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以及一些大型专题会议，议题包括历史编纂学，苏共党史，工业、农业发展史等。会议资料和论文集表明，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无疑对苏联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得学术氛围更加自由，对苏联历史学家们交流学术思想、探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不无益处；另一方面，尽管一些苏联历史学家意识到历史科学的困境，尝试寻找史学发展的道路，但是时代特点决定了他们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必须遵从早已教条化了的原理和原则。

50年代中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并引发了一次新的大争论。这次大争论，从世界范围来说，在60年代趋于高潮，而在苏联讨论的规模最大，仅1964年与1965年里就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其中，瓦尔加撰写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1964年)一书，对司徒卢威等人所持的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理论提出异议；戈杰里耶撰写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公式》(1965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从没有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它在世界各个地区都经历过；瓦西里也夫等撰写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进化的三种模式》(1966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亚细亚公社”发展而来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社会［3］。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显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程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

60年代中期，“新方向”史学家试图重新解读列宁著作及其形成过程，探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状况，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和农民等一些具体问题。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一些现有观点，质疑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70年代初，这些“新派”史学家的代表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学说”。不仅从事科研受到限制，禁止公开发表著述，而且部分人受到行政惩罚，比如调往别的科研部门甚至是开除。由于未能意识到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许多人忽略史学发展的继承性，批评苏联史学一无是处，苏联史学家在面对困境时毫无作为，因为“方法论”上的错误，导致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值的庆幸的是，这种简单而草率的虚无主义评价没有得到职业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认同。

在深入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问题上，鲍维金、沃洛布耶夫、塔尔科夫斯基、西多罗夫着手研究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关于俄国财政资本的研究取得很大成就。安菲莫夫、杜布罗夫斯基等人关于帝俄时期农业制度、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如何解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阿夫列赫、帕夫洛娃、波克罗夫斯基、特罗伊茨基等人就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特点展开争论，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应运而生。

70年代以后，苏共中央加强了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限制，提出加强苏联史，尤其是党史问题的研究。同时，苏联科学院发起批判“新方向”史学家的号召，揭露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危害，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研究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德鲁日宁、鲍维金、萨哈罗夫、特罗伊茨基、特拉佩兹尼科夫、赫梅列夫、切列普宁等人受到批判。关于俄罗斯金融资本的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专制制度演化及特点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归于平静。苏联史学研究队伍的大部分力量用在诸如关于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等20世纪的重大事件的研究上。应该说，70―8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和欠缺理论深度，但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探究苏联史学的发展过程，对如何保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尤为值得吸取教训。与此同时，关于20世纪以前的历史研究虽然科研投入有限，但是很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奥克拉德尼科夫、雷巴科夫、托尔斯托夫、利哈乔夫关于古罗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研究，阿尔齐霍夫斯基、亚宁关于诺夫哥罗德考古研究，诺索夫、斯克伦尼科夫、季霍米罗夫、施密特关于俄罗斯中世纪社会结构和中央集权形成问题的研究。

1964年1月3―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会议的主要报告人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波斯别洛夫、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科德罗夫、古雷科、格列泽尔曼、斯捷潘宁、约夫丘克、卡马尔等人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是从事史学发展问题研究的职业历史学家，而是哲学家。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的报告中提出，当前苏联史学处于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最近十年历史学家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得到彻底改变，我们已经克服了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的影响，苏联史学恢复了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运用列宁主义研究现实问题，把注意力转向解决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问题。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康斯坦季诺夫院士指出：哲学需要和历史学、经济学联系起来，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密切的合作，相关学科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我们的社会学和哲学如果与历史学脱节，就不能顺利发展。历史学如果缺乏哲学的分析和指导，就无法满足复杂革命形势的需要。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的发言一方面强调了各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历史学必须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功用。关于史学发展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跳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樊篱，缺乏对苏联史学现状的客观评价，但是哲学家们的建议很快在史学界达成共识，为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

以格弗杰尔为代表的职业历史学家们对苏联史学现状和前景不无担忧。他认为，史料的挖掘和利用程度，是否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推断、新的概念是评价苏联史学的关键，只有认清史学发展的现状才能推动史学的进步［1］。类似的观点反映了苏联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注意力转向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无疑有助于促进苏联史学的发展。遗憾的是，60年代许多苏联历史学家仍然致力于同资产阶级史学作斗争，很多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仍然不受重视，学术资源浪费严重。7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科学研究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强。苏联学者开始吸取当代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成果，加强了相关学科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发展。

与此同时，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迅速发展，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史学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出现了计量史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心理历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分支学科。随着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苏联史学家也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也注意认真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尤其是苏联计量史学取得的成就，不仅在苏联史学界确立了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界得到普遍承认和重视，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亮点。 1956年《苏联历史》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专论《让新计算技术为历史科学服务》一文，肯定了计算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可行性、有效性，同时向历史学家和数学家发出呼吁，加强合作以发展这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帝俄时期的史料是极为丰富的，在十多万份规定农民摆脱农奴依附地位条件的法定文书和赎身证明中，包括地主和农民经济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在资本主义时代，俄国的统计计算已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统计材料。土地、农业、工业和其他方面的调查统计的数据资料［4］，为计量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60年代初，乌斯季诺夫开始尝试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历史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引起历史学家和数学家的兴趣。1964年以后，苏联计量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计量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对各自的史学研究领域产生影响，从而奠定了苏联计量史学全面发展的基础。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成立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苏联计量史学的发展。卡赫克、科瓦利琴科、乌斯季诺夫、利金等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尝试，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同60年代相比，70年代的计量史学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领域。60年代经济史研究领域计量方法的成功运用和扩展，涌现了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使得其他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们受到震动和启迪。1977年由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总结了这一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政治史文献基本为叙述性资料，能否运用计算方法进行研究，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是最富有争议和最受关注的问题。70年代苏联史学家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0年代，苏联计量史学进入稳定、成熟、提高的发展阶段，出版的学术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高于70年代。与此同时，苏联计量史学家更加重视理论方法的探索［5］。著名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是苏联计量史学卓越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著作反映了他对苏联计量史学发展历程的深刻理解。1987年，科瓦利琴科发表了专著《历史研究方法》。该书总结了苏联史学研究的实践和成就，着重阐述了历史科学中运用计量方法的优点和弱点，阐释了计量研究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之间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不可取代的地位。毋庸讳言，苏联计量史学的理论成就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提供了宝贵财富。

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存在的主要缺点在于：1.经济主义。热衷于研究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了对许多客观现象的研究。2.先验论。历史研究受到僵化模式的限制，比如人类历史是革命史、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等。3.僵化的唯物主义。概念和理论的僵化，导致历史学家忽视社会思想的研究，忽略历史发展进程中诸多个人因素、主观因素。4.普遍主义。因此缺乏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宗教特点的区别研究。5.意识形态和政治化意识浓烈。以致不能及时吸取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经验。80年代中后期至今，20年过去了。对苏联时代历史科学的反思和各种评价从未停息。无论对俄罗斯历史学家，还是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学都无法避开60―80年代的苏联史学留下的糟粕和财富。如何客观评价苏联史学，正确判断和选择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对于俄国史和苏联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阿列克谢耶娃.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科学［M］.莫斯科，1997：295.

［2］涅齐金诺伊.苏联史学史文集［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52.

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篇（9）

一、中国历史学的内容

历史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和完整的，而是有选择的和有限度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而逐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理论方法，它们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人们和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内容的认知、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角度逐渐更新。与此相应的，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就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多元化，也更多地寻找历史的借鉴，从而使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社团史、人口史、法制史、教育史、现代化史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兴起。即使是一些老学科，也会因时代的需要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基层政权等，经济史研究中的企业、金融、商业、经济制度、原初工业化等，文化史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等，从而使各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用于历史研究。

从历史学的涵义来说，所谓历史学，就是重建历史的科学。它既要重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要重建这些事情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既要复原和描述各种历史现象，又要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各种特点和规律。如果说复原和描述历史现象，不一定需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要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则不能不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政治史从研究政权更替、政治变动进入到研究制度变革、政治效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史从定性分析、举例研究、现象陈述进入到定量分析、综合研究、规律探讨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数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从研究民众生活、风俗习惯进入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无不如此。

如果历史是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历史学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那么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和结合就是必然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除了有历史学这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但是，历史学研究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向历史的渗透，即这两者的专门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后者侧重于其学科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前者除了包括后者的研究内容外，更注重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关的社会情况的研究，对各方面的社会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意味着历史学这一本来就是社会科学之一的学科，将具有更多、更强的社会科学性，乃至成为涵盖面最宽的社会科学，也要求历史研究者除了需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还需要具有更多、更全面的社会科学知识。

二、中国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原因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因为自己的无知，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同各个学科一样，也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在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见到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之外，还可以明显地发现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就一定要放弃以经验为特征的史学方法及原则。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而非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堆砌或历史文献的积累，也不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上。这就需要揭示考实性判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于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只有传统史学的界限不断被打开、被扩展史学不再像历史学，或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先定的、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模式，就只能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三、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一）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二）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包容。第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它叙述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这就构成了历史叙事的独立性的基础。所以，从历史学的叙事性使命而言，历史学相对于各种社会科学都有其独立性，不可能以某种社会科学来完整地包涵历史。第二，历史学的独立性正是其具有包容性的基础。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即在每一个时代可以采用这个时代突出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认识历史，从而使历史叙事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或表现为历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或表现为新学科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借用。它们最终都可以从新的历史叙事方式中得到体现。第三，历史学的独立性与包容性，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科学和各种理论应保持开放头脑而不能盲从迷信。在采用某种理论得出一种历史的解释后，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解释，但不能说这是唯一可用的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历史研究者仍然可以选用其他方法来描述。套用一句老话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

四、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一）培养多元化观点。史学家长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摒除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反对用欧洲历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作为模式来匡正、臧否中国历史，主张通过本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一套真正反映中国历史本相的研究体系。在美国科学家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之后，更多学者开始思考“非中心问题”。国内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创者侯且岸教授指出，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全部解决了问题。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培养一种“非中心的意识”，而且只有在普遍问题的研究上树立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西方主流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关系，克服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突破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历史局限。

（二）坚持历史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原则。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文化的一体化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具有的不平衡、多元化、多线条、多种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历史研究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魅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形成公正合理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当然，纷繁复杂的历史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资格。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否则就会最终陷入不可知论。需求普遍主义的结构，是西方新史学甚至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多样性的历史研究就是要重建真实的历史，以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经验解决一体化产生的种种问题，消除文明单一化的倾向。因此，阐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三）与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建立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重新定向中国史学的关键不是要盲目否定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而是与这些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其传统学术借助西方的话语系统向现代转换，既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但凡生命力长久的理论都是上升到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经验的结晶。另外，当下，和传统之间隔着一个现代西方，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意义来说，西方曾经设定或正在设定的框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它，只能应对挑战，更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意识到西方的话语系统及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普遍价值的种种局限与不足，看到它的问题与危机及西方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吸取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同时消除其消极影响，不再重蹈覆辙。

（四）中国史学的研究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并求得持续的发展与进步，都不能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绝，都必须时刻关注和了解世界。从20世纪5O年代起，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范围内的史学反省活动推动着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东西方史学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与高度重视的一个误区，即视野狭窄，抛开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去片面孤立地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史学的研究尤其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重新定向中国史学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狭隘性和局限性，而且有益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和解答中国历史发展嬗变的特殊动因及其规律，以期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科学准确的定位及客观的评价，更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走向世界，加速推动中国史研究与国际史学接轨，促进和国外同行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消除长期以来在世界史研究中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与歧视。这是中国史研究真正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胸中有中国固然重要，但是绝不可眼中无世界。

中国史学要重新定向，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继承传统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信心，超越传统是为了给个性创造以空间。当然，在传统史学遗产中，有一些已不适用于今日，重要的是，在传统史学中，蕴含丰富的智慧和特有的思想，这些智慧不会因时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会因时而废，都值得史学工作者认真发掘。只要史学工作者具有这样的信念，则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会面貌一新，而且这种创新的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必将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借助和吸纳域外的一切优秀史学遗产，积极引进，“洋为中用”，密切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对话，以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流和日益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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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篇（10）

伴随着会计史学研究的国际环境的变化，自20世纪30年代起，也开始了对会计史学的研究活动，当时已有一些学界中人从事会计史专题研究，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如冯抑堂的《吾国古代之会计研究》、林道俊的《我国古代政府会计制度之演进研究》等论文见清会计刊物，成为中国早期的会计史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期间，中国的会计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7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系统的会计史学研究，迄今已经取得多方面的显著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立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

财政部领导十分重视开展会计史的研究工作，认真研究民间有关成立会计史研究机构的提议。1983年5月，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决定筹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并将研究中国古代会计史、中国近代会计史、中国革命根据地会计史、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史的工作列入中国会计学会的学术研究计划中。1989年12月，中国会计学会在天津召开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现改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成立暨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会计史学研究由分散、自发研究状态步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立后，集中举办的学术活动主要有：①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立暨理论讨论会上，以“历史上的会计变革”为主题，探讨中外会计变革历史经验与教训，会议讨论了历史上会计变革的原因、中国会计变革的基本轨迹、历史上的会计变革对当前会计改革的启示、当前会计改革的历史地位、会计史研究与会计改革等。会议确定，中国会计史学研究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史学体系，近期目标是通过广泛搜集、整理、编印会计史料，抢救中国的会计历史遗产；开展专题性、地区性和部门（专业）会计史的研究；初步完成会计史教材的基本建设。②在1991年5月召开的第二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会计发展的历史”为主题，讨论了会计发展的一般规律、会计体制沿革及其规律、会计演进及其规律、会计思想（会计理论）演变、成本会计沿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港、澳、台地区外）注册会计师职业的沿革等问题。③在1994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注册会计师发展历史过程及其运行规律”为主题，讨论了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所处阶段、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方法、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注册会计师的发展环境、注册会计师法制建设、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建设等问题。④在199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新中国会计发展历史”为主题，讨论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会计各领域或各专业方向的发展历史。

（二）会计史纳入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财经类部分高等院校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相继开设会计史专业课程，不但本科生、专科生及中央电大学生开始系统会计史课程，在少数高校举办的助教进修班上也开设会计史课程，或为青年教师开办会计史课程专修班。此外还培养了会计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为中国会计史学研究推出、积蓄新生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仍在会计史教育和研究的第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激发学生学习会计史的自觉性和学习热情，提高会计史教学的质量，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的倡导和财政部会计司、会计史专家学者、各兄弟院校的支持下，天津财经学院与原北京学院的会计系联合制作了一套“会计史教学幻灯片”，并用于一些高校的会计史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国家高级别科研课题立项及在国内具有广泛的出版社出版选题计划中，均列有会计史方面的教材，统编或推荐会计史教材的编撰及出版，反映出会计史课程在会计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稳固和会计史教育逐渐规范化的趋向。

（三）建立一支从事会计史研究与教学的人员队伍

以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的成立为标志、以高等财经院校会计史教育成果，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成果为基础，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人构成的，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成为会计史研究的主力军。

（四）具有较高水平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二十年间，中国会计史学研究取得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成果包括：

（1）关于中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著作有：《中国会计史稿》。《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中国会计简史》等。

（2）关于中国会计史分期研究的作品有：《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延安时期财会工作的回顾》。《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变》等。

（3）关于中国会计史资料汇编的作品有：《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大行政区时期）》等。

（4）兼及中国和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作品有：《会计发展史纲》、《会计史教程》、《会计发展概论》、《会计发展史》等。

（5）关于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作品有：《文明古国的会计》、《西方会计史（上）》、《简明西方会计发展史》等。

（6）外国会计史著作的中文译本有：美国查特菲尔德的《会计思想史》、苏联索科洛夫的《会计发展史》荷兰海渥的《会计史》等。

（7）关于会计史专题研究的作品有：《中外会计史比较研究》、《会计思想史探索》等。

（8）在一些大、中型会计工具书中设有专门的分部，反映会计史的，如《中国会计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大事记》、《经济大辞典·会计卷·会计史》、《中国会计百科全书·会计史》、《会计全书·中国会计史、西方会计史》、《现代会计百科辞典一国会计史·世界会计史》、《会计百科全书·会计发展史》。《会计辞典·会计史》、《会计法规知识大全·中国会计法史知识》等。

（9）除上述会计史专著以外，尚有为数众多的会计史专题论文散见于各种会计刊物，对于宣传会计史知识、扩大会计史研究的社会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3月，成圣树、丁平准曾将其中部分论文辑录为《会计史学习资料（第一辑）》，由江西省冶金会计学会等单位印行。

此外，一些尚未刊行的会计史研究成果，如历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交流的会计史研究成果，同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五）加强同国外会计史学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会计史学研究者积极开展同国外会计史学研究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向国外宣传中国会计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向国内会计界介绍外国的发展情况及会计史的研究成果，并取得了有益进展。

二、构建会计史学体系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如前所述，近二十年来，中国会计史学研究迅速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应看到，在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的稳定、研究条件及经费的保证、会计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尚需要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和会计史研究人员共同思考，积极创造一切条件，合力解决存在的问题，以便促进会计史研究的更快发展。本文仅就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供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和会计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按照历史学科一般结构的特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们从事的会计史研究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尚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会计史学的全部内容，亦即目前的会计史学研究及其成果仅属于完整意义上会计史学研究的部分内容，距会计史学的体系化建设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我们已经取得现有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适当地回顾和总结研究会计史的经历与经验，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思考并提出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可发挥规范或指导作用的方案，以使会计史学研究更顺利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会计史研究过程中，应开始考虑并着手建立会计史学的体系，明确或规定会计史学体系中应独立存在的不同学科及其各自性质、不同学科在会计史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各学科包含的内容、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科学界定，以便为会计史研究人员提供确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任务，明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性质和各自分工。

（二）建立会计史学体系的必要与可能

（1）建立会计史学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①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是会计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按照历史学科的普遍规律，研究会计历史问题，其主要目标在于理清人类社会会计发展历史过程的客观真实，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会计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即在观念层次上“真实地再现”逝去的会计历史，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会计史学研究，属于会计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为了“真实地再现”逝去的会计历史，便需要对会计历史研究的对象、会计历史研究的技术等提出有关的要求，即建立会计历史研究的规范，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会计史学研究，属于会计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提出并完成会计史学的基本任务可以为完成会计史学的根本任务提供保证，也是会计史学自身的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②会计史学在会计学学科体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是会计专业学科与史学学科交叉生成的边缘学科。由于会计史学的特殊性，决定了进行会计史学研究既不能单纯采用会计专业的理论与方法而取得成功，也不能依样照搬史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取得成功。因此，总结适用于会计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指导会计史学研究的实践，降低会计史学研究的成本，提高会计史学研究的效率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是会计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亟需。③目前从事会计史学研究的人员，基本上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会计专业人员，他们既不具备会计界前辈们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史功底，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的史学专业训练，仅仅依靠对会计学科的深厚感情和专业自觉性从事会计史学的研究并取得成果。因此，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总结会计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上可继承会计界前辈从事会计史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和学术精神，养成现有会计史研究者的学术技能，下可熏陶会计史研究后来者的学术作风。

（2）建立会计史学体系具有客观可能性。①历史学科关于史学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探讨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提供了“范式”，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可借鉴历史学科史学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②会计历史研究的现有成果已经具备一定的数量规模，达到了相应的质量水平，奠定了建立会计史学体系的基石。③在会计史学研究中，资深的会计史学专家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其卓越的学术建树树立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楷模，一些中年研究人员也对自己进行的研究工作颇有心得和体会，他们共同积累了从事会计史学研究工作的宝贵的实践经验。（三）“会计史学体系”的涵义及其结构

建立会计史学体系，首先要明确“会计史学”的涵义，而理解“会计史学”又必须明确“会计历史”的涵义。

人们对“会计历史”具有多重理解，其中主要的观点有：①会计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会计事实；③会计历史是对过去会计事实所作的记录；③会计历史是会计事物已往的发展过程；④会计历史特指“会计史学”。

因为人们对“”的理解不同。所以“会计史学”也就具有多重涵义。最广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会计历史的全部工作及其成果；广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以人类会计历史的过程及其为研究对象的；狭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人们对会计发展所形成的有关历史和的系统认识。最广义的、广义的和狭义的“会计史学”只是因研究范围、所处层次的差异而不同，其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基于对“会计史学”的理解，可将会计史学体系定义为：会计史学内部不同层次的、相互联系的若干分支学科构成的有机整体。完整的、学科齐全的会计史学体系可以依照学科门类和知识单元的双重标志进行架构。

1、会计史学体系的学科门类结构

会计史学体系从学科门类的结构来，可以分为主体学科、辅助学科、理论与方法学科和反思学科。其中；主体学科是以综合地研究会计历史的整体或局部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辅助学科是以研究会计历史所需要的辅助知识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理论与方法学科是以会计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反思学科即会计史学史，是以会计史学的发展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

（1）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主要研究为会计通史。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内部结构按照空间标志可以划分为洲别会计史、地区会计史、国别会计史、地方会计史、部门（行业）会计史等等。按照时间标志可以划分为古代会计史、近代会计史、会计史等；或可划分为原始会计史、奴隶社会会计史、封建社会会计史、资本主义社会会计史（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会计史）、社会主义社会会计史等；或可划分为依帝王、朝代顺序分隔的断代会计史等等。按照会计学术、业务、管理工作等内容标志可以划分为会计思想和会计理论发展史、会计事业发展史、会计出版事业发展史、会计学术团体发展史、会计方法发展史、会计工具发展史、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会计法制建设发展史、会计组织机构发展史等等。根据需要，将上述划分标志相互交叉后，还可以派生出木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会计史，如“13世纪欧洲会计史”、“美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复式簿记发展史”等。

（2）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研究会计历史所需要的辅助知识，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内容结构按照研究历史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等等。按照理解历史文献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年代学、历史地。古文字学、谱谋学等等。按照研究遗迹、遗物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考古学、古器物学、断年法等等。

（3）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历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广义的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包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和规律解决会计历史不同层次具体的理论与方法、从其他社会科学和科学移人和借用的理论与方法、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会计史学本身运用的理论与方法等。狭义的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仅指会计史学自身的理论与方法。此外，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还包括研究编撰会计史书知识的会计历史编撰学、研究会计史学工作组织与管理的知识、研究会计史学研究规划的知识等等。

（4）会计史学反思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一般包括：会计史学发展的过程及特征、会计史学的时代变化与社会条件的关系、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变化、会计史学流派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会计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重要的会计史学家、重要的会计史学著作、中外会计史学的比较研究等。反思学科的重点是会计史学思想的发展。

2、会计史学体系的知识单元结构

会计史学体系按照知识单元的结构来分析，可以分为会计历史事实、会计历史记录和会计历史认识三部分。其中：会计历史事实是会计的客观历史存在；会计历史记录是反映会计客观史实的文字记载；会计历史认识是关于会计的历史评价与历史理论。

（1）会计历史事实的构成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特定的人物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为一定的会计目的进行活动的结果便成为会计历史事实。会计历史事实以时间连续性的形式表现为一种过程，该种过程具有“一去不复返”的性质。因此，进行会计历史研究既不能对会计历史进行直接观察，也不能复制出已逝的会计历史事实，只能借助会计历史记录进行间接的研究。

（2）会计历史记录包括会计史料和会计史著两种类型。会计史料是前人会计思想或行为留下的痕迹，包括会计实物史料和会计文献史料两种。会计史料来源于逝去的会计历史事实，不能凭空杜撰，故具有客观属性；会计史料尤其是文献史料系前人遗存物或当时对会计客观事实的记录，故其又含有主观成分。研究会计历史依赖于会计史料，而会计史料的是非真伪则决定着会计历史研究的质量。进行会计历史研究必须搜集、整理会计史料，审查会计史料的真伪，评定会计史料的价值，正确解释会计史料的涵义，这些以会计史料为对象的全部工作即形成会计史料学。对会计史料按一定原则进行排比和编纂的知识体系，成为会计史料编纂学。会计史著要在恰当地运用会计史料的基础上，归纳会计历史事实的发展过程，探索会计历史事实间的内在联系，并将研究结果编撰成书，以发挥会计史学的社会职能。编撰会计史著要解决好编写体裁、体例问题，还要解决科学性意义上的文字确切与性意义上的行文生动之间关系的问题。利用会计史料，反映会计史学研究成果并编撰成书的知识体系，成为会计历史编纂学。会计史料与会计史著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史书，会计史料编纂与会计史著编纂是任务不同、编纂要求不同的两种史书编纂工作。会计史料编纂要将会计史料搜集得尽可能完全，并对其进行科学分类，依时序排列，其任务是储存史料信息，为史学研究者提供研究的材料；会计史著编纂要恰当地运用会计史料，全面反映会计史学的研究成果，其任务是还原会计历史的真实，揭示会计发展的内在规律。

（3）会计历史认识要从真实、可靠的会计历史事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畴、方法分析会计历史事实，提出假说，再用历史事实论证假说，从而形成会计历史理论。会计历史认识约有三种层次：第一层次为阐明会计历史的本质、关系或联系以及真伪判断，即通过历史现象揭示会计历史本质的逻辑评价；第二层次系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道德规范的标准对会计历史事实进行道德评价；第三层次为发挥会计历史社会职能，以会计历史经验作为借鉴，指导现实的会计实践。上述三个层次历史认识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在研究具体历史事实时常结合在一起。

（四）“会计史学体系”的基本学科

基于建设会计史学体系的认识，根据会计史学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在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研究工作已取得明显进展的前提下，探讨建立会计史料学、会计史方法学、会计史学史等会计史学基本学科，构建会计史学科学体系的框架是促进会计史研究更快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推动力。

1、会计史料学

会计史料学是关于会计史料的本质、源流、整理、鉴别、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会计史料学奠定了会计史学研究的基础，通过会计史料学研究会计史料的源流、真伪判断、史学价值、使用方法等问题，为会计史学研究提供物质前提。会计史料学的理论一般应包括：“会计史料”的定义，会计史料学与史论、史学的关系，会计史料在会计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计史料学与其他会计史学学科之间的关系等。会计史料学的方法一般应包括会计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鉴别、考证、训诂等方法。

2．会计史方法学

会计史方法学是关于认识表述会计历史所采用的工具和手段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会计史方法学提供了会计史学研究的技术条件。通过会计史方法学研究，解决认识和表述会计历史的方法论指导问题。会计史方法学的理论一般应包括：“会计史方法”的定义，会计史学方法的内容结构，会计史方法与会计史学的关系，会计史方法学的会计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作用，会计史方法学与其他会计史学学科之间的关系等。会计史方法学的方法一般应包括：①普通方法，如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等；②一般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微观与宏观等；③专门方法，如比较研究法、系统研究法、计量研究法、心理分析法等。

3、会计史学史

会计史学史是关于探讨会计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通过会计史学史廓清会计史学的发展线索及其规律，明确著名会计史学家和著名会计史学著作的历史地位，据以把握会计史学发展的趋势和走向，促进会计史学的健康发展。

（五）会计史学体系建设之初步——创建独立的“会计史学概论”

建立完整的、学科齐全的会计史学体系，需要一个由理论设想到具体实施的操作过程。在实现这一设想的初期，可首先考虑创建一门独立于现有的“会计历史”课程以外的“会计史学概论”课程，将上述设想中会计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此课程中，以便在会计历史的同时，介绍会计史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俟条件成熟，再逐步进行会计史学体系各基本学科的建设。“会计史学概论”课程的主要任务在于解决会计史学的一般理论和基本方法问题，借以增强学习会计历史的自觉性，为研究会计历史提供指导。“会计史学概论”应包括下列内容：

（1）会计史学一般。它主要介绍会计史学的一般理论，分别明确会计史学、会计历史的定义；说明会计史学的对象与范围；会计史学的性质与特征；会计史学的目的、社会意义；确定会计历史的分类与结构；规定会计史学工作者的任务等。

（2）会计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主要介绍与会计史学研究相关的一些学科情况，通过了解其他学科的情况，开阔会计史学研究的视野，把握会计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中借鉴其他学科有益的研究方法，促进会计史学不断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和研究成果的质量。

（3）会计史学史。主要介绍会计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线索。经历过程和发展趋势，了解、把握会计历史观的变化。

（4）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主要介绍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据以分析、解决会计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强调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密切结合。